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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24 06: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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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辉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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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对华战略

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对华战略试读:

导论

一 选题背景及意义(一)选题背景

21世纪以来,“中国崛起”成为更为确定的趋势。“中国崛起”本质上是中国内部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结果,但必然产生明显的外部效应。即使是和平崛起也必然导致大国间权力分配与观念的变化,冲击美国主导地位以及现存国际体系。在单极体系中,霸权国的威望及其对霸权秩序的稳定最终取决于其超强的实力。作为体系中的霸权国家,美国对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变化往往比其他国家更加敏感,这为美国关注“中国崛起”提供了足够的动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美国如何看待和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日益演化为更具现实意义、更富有争议的问题,成为美国各界关注的焦点。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变化。中美关系的不稳定主要是美国的政策改变引起的。相对而言,中国对美国重要性的认识比较稳定,中美关系曾长期被中国视为大国外交的“重中之重”,这不仅是因为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更是因为这涉及中国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关系。因此,稳定合作的中美关系最符合中国的利益。冷战结束初期,中国领导人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对美外交基本原则。而美国对华政策则呈现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中美关系也缺乏清晰的定位,这与美国对中国的认知有关。对美国而言,“中国崛起”既是一个客观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主观认知的结果。在国际关系中,不同主体对同一事实往往形成不同的认知,只有被主体接受时“威胁”才是“客观的”。冷战后美国国内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并没有形成广泛共识。美国内部围绕“中国崛起”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中国是否能够崛起,“中国崛起”后是否会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其核心问题是美国最终是否能够接受中国这样一个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与美国迥异的国家在综合国力上赶超美国的现实。

美国对华战略是影响“中国崛起”进程及方向的关键变量之一。但现有研究过于关注中美力量对比、美国对华战略、中国外交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等,而对美国内部对中国认知方面的研究重视不够。迄今为止,国内外对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发展演变过程缺乏系统的研究,更没有对这一过程背后的逻辑进行深入思考。广义上讲,“认知”是非物质层面的观念范畴的概念。观念是对外政策分析框架中的一个独立变量。美国国内政治观念、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美国精英的精神世界中。观念并不能直接决定国家的政策与行为,但观念造就对世界的认知,为利益驱动的对外政策确定方向。如果把“认知”作为中美关系中的常量,利益关系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美国的对华政策,但不能因此而忽略“认知”的作用。正如冷战所生动诠释的那样,随着美苏对抗的升级和持续,对抗双方都越来越认为对方侵略成性,从根本上认为对方的目标是不可接受的,意图是恶劣的,从而变为只关注能力和决心的简单认知方式。其结果是,双方对彼此的目标和意图毫无兴趣,只剩下能力和战略决心。如果中美陷入冲突的情境之中,彼此把对方看作具有威胁的恶意国家,那么无论中国采取何种政策,美国都会进行负面的解读并采取对抗性政策,“大国政治的悲剧”不可避免。美国对中国的认知是如何形成的?认知如何发生变化?现有研究对这类问题没有回答。本书将围绕冷战后美国内部对“中国崛起”的争论而展开,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主要认知是什么;这些“认知”形成与变化的基本逻辑是什么;“认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华战略选择。(二)理论与现实意义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整体上通过“接触与对话”保持了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并“引导”中国“以负责任”的方式逐步融入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则采取优先发展经济的策略,尽量降低对美国权力地位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冲击。中美双方避免了权力政治的冲突,延缓了回答“大国崛起与权力转移”问题的紧迫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经济发展态势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整体实力相对其他大国明显上升。对中美实力分配的变化和中国战略能力的提高,美国表现出明显的“霸权焦虑”,担心“中国崛起”会威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凸显了中美间根本性的结构性矛盾。虽然中美间的冲突与对抗并非不可避免,但它依然是可能的。有学者认为,中美正在进入“权力转移”的敏感期,准确客观理解彼此的战略意图十分重要。因此,了解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崛起”,对准确客观地理解美国对华战略意图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1.美国的认知是“中国崛起”外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唯一的霸权国家,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影响亚太安全局势的关键因素。美国的判断和反应将会对“中国崛起”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对美国战略意图的误判将会导致中国对整个外部环境的错误估计。在外交决策过程中,认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决策者的认知是错误的,他的理解就会错误,从而做出错误的反应。历史上,朝鲜战争是“苏联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中国绝不会出兵朝鲜,带给人们深刻的教训。长期以来,“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存在较大影响,但其主要来源并非中国本身,而是美国对中国一种根深蒂固的主观认知。

人们常说国际环境的变化引起国家外交政策的变化,或者国内政策的变化导致外交政策的变化。但是实际上,所有这些因素本身不会自动发挥作用,影响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果。外部环境或因素都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信仰、认识、态度、个性等构成的凸镜的“过滤”才会变得有意义。换句话说,这些外在的因素只有被决策者观察到,并被决策者在决策时考虑在内,才会成为影响外交政策决策的因素,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影响对外政策的结果。实际上,无论认知是否与现实情况相符,它都是行为体进行判断和行动的基础。有时认知甚至比现实更加重要,它能对行为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因此,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框架、理论基础与思维逻辑,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2.从美国内部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差异,发现其对华战略调整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意义

仔细观察美国外交决策过程,发现美国对华政策不是简单地建立在成本和收益计算基础之上,也并非单一国家主体为“统一的国家利益”或“追求共同国家目标”的产物。“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本身也是认知的产物。政府是由持有不同观点的组织和个人组成的。政府决策时常是决策者的观念及其政策主张竞争妥协的结果。美国内部对“中国崛起”存在认知差异。这种差异并非恒久不变,而是在不同时期,随着中美实力分配的变化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这种变动能够更准确地反映美国战略界整体上对“中国崛起”的认知。美国对华战略演变必然反映美国长期的战略取向与战略目标。从“认知”演变的视角观察美国的对华战略,对我们更加客观地评估当前的美国对华战略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3.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是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

经过30多年持续高速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贸易、投资等各个方面均跻身世界大国行列,与此同时,中国的军事实力、国际影响力、发展模式、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均有了较大的提升。然而,中国“和平崛起”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业。中国“和平崛起”进程是否能够继续延续,能否破解大国崛起的困境,并非中国能够单方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国家的认知与反应。因此,了解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客观地把握其战略意图,主动地塑造和平的外部环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4.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双方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存在高度的共识。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内部面临程度不同的增长困境,担负着社会改革的重任。尽管两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的制定、地区多边机制主导权、美国强化亚太军事同盟以及扩大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等问题上分歧明显,但两国领导人不断强调双方合作的重要性和努力的意愿。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奥巴马政府尽管反应消极,但也并不反对。中美双方都注意到了历史上因大国崛起而爆发的冲突,试图避免大国冲突的历史悲剧。如何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不仅是中国的根本性问题,也是中美两国学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因此,理性客观地看待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态度,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二 研究现状与文献回顾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与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关于“中国崛起”的研究日益成为中美两国学界和战略界的一个中心议题。“中国崛起”问题越来越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直接成为影响美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研究队伍不断扩大,许多重量级学者和政治家加入讨论,研究的重心逐渐从大学转向思想库和战略界,观点也逐步趋于理性,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在美国方面,近年较为重要的新成果有约瑟夫·奈的专著《美国世纪是否终结》(2015年);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罗伯特·布莱克威尔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员阿什利·特利斯合著的《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2015年);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中美军力对比:兵力、地理、力量平衡的变化(1996~2017)》(2015年);美国国务院和国家情报委员会顾问罗伯特·哈迪克的《中美海上争锋》(2014年);罗伯特·卡普兰的《亚洲大熔炉——南中国海问题与太平洋安定局面的终结》(2014年);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和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迈克尔·奥汉隆合著的《战略安抚与决心——21世纪的中美关系》;斯坦福大学布鲁斯·琼斯教授的《美国仍将领导世界——对抗与克制的平衡》;耶鲁大学斯蒂芬·罗奇教授的专著《失衡——美中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2014年);中国问题著名学者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家沈大伟的两本专著《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2013年)和《纠结的大国》(2012年);鲁奇尔·夏尔马的《经济突破型国家:追逐未来经济奇迹》(2012年);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出版的《中国的内部困境:圆桌讨论》;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布热津斯基的《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2012年);美国匹兹堡大学威廉·W.凯勒和托马斯·G.罗斯基教授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崛起与亚洲势力均衡》(2010年);扎卡利亚的《后美国世界》(2009);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苏布拉曼宁《蚀:在中国经济主宰阴影下生活》(2011年);亨利·基辛格的《论中国》(2011年);乔治城大学教授库泊辰的《非任何国家的世界》;麻省理工学院著名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罗宾逊共同撰写的《国家因何衰落: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2012年);罗伯特·卡普兰的《地理的复仇:地图预示我们未来之冲突和命运之抗争》(2012年);美国外交问题专家伊恩·布雷默的《独自为战:G零世界的赢家与败者》等。

中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中国崛起”。阎学通的[1]《“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和黄仁伟的《“中国崛起”的时[2]间和空间》是早期的两部专著。此后,“中国崛起”的命题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美国如何回应“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也开始研究美国内部因素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从外交多元决策过程、政治制度特点、独特的价值体系等内部因素思考美国国际行为的内部根源。如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的两本专著《大国战略》(2016年)和《大国关系》(2015年)。清华大学楚树龙教授等的专著《美国政府和政治》(2012年)具有代表性,该书提出“一个国家的根本不在外部或外交,而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在于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历史、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观

[3]点。该书全面分析了美国历史和政治传统、美国基本政治制度、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结构、美国政治运行,以及美国政府外交和安全政策等。陶文钊主编的《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归纳了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一些基本特征,指出冷战后美国国内因素在美国对华政策[4]决策中作用的增强;周琪主编的《美国外交决策过程》探讨了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的决策过程,指出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决策并非仅仅是为实现战略目标而进行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而时常是受诸如国会、智库、利益集团、民众舆论等众多因素影响的一个复杂博弈的过程。[5]整体而言,从美国认知的视角研究“中国崛起”,还没有引起中国学者足够的重视。不过还是有一些学者对此做了有益的探索。陈积敏在《美国对华战略认知的演变与中美关系》一文中指出,美国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知与建构不仅是美国制定对华战略的重要依据,也是影[6]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唐彦林在《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7]知、对策及中国的应对》一文中认为中国与现行国际秩序的关系问题,是美国认知“中国崛起”的重要视角,提出“挑战论”“融入论”和“替代论”是美国认知“中国崛起”的三种主要观点。作者从权力、秩序制度以及观念和身份的角度对中国与现行秩序的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

整体而言,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近期中国不太可能成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势均力敌的对手。约瑟夫·奈在其专著《美国世纪是否终结》中指出,尽管中国近年来在经济、军事、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全球影响力日益提升,但远不足以对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构成威胁。无论从相对还是绝对意义上,[8]美国世纪都不会走向终结。沈大伟在《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9]中指出,尽管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就,但中国仅仅成功地成为全球事务的参与者,而不是全球大国。因此,只能说中国是“不完全”大国。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谢德华在2012年再版的《中国的逻辑:为[10]什么中国的崛起不会威胁西方》一书中提出,中国的发展是一种按照西方思维、融入西方体制的过程。麦克巴尔的《谁害怕中国:中[11]国软实力的挑战》一书则理性分析了西方人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心态。约翰·伊肯伯里教授认为,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不仅有利于美国地位的维持,它对中国同样存在强大的吸引力与约束力。在这种[12]条件下中美可以实现和平的权力转移。同伊肯伯里类似,康灿雄从经济相互依赖与地区一体化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其东亚地区邻国与美国的支持,只要存在广泛的经贸合作,中国就可以[13]实现和平的崛起,没有必要选择同美国发生代价高昂的冲突。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熊玠的《中国的第二次崛起:对理论的迷思、困惑、[14]悖论和挑战》一书则从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角度,诠释了“中国崛起”是历史上的中国在新时代的复兴,指出西方不必对“中国崛起”过于恐惧。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爱德华·勒特韦[15]克在《中国的崛起与战略的逻辑》一书中提出,中国经济和军事的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和阻碍越来越多,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的反对势力越来越趋向于联合起来抗衡中国,中国的未来可能会走向衰退。

第二种观点认为,美国可以塑造崛起的中国。虽然“中国崛起”将导致中美间冲突机会的增加,但美国仍有机会塑造中国的发展方向,规范中国的行为,促使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普遍认为,未来10年中美关系发展具有历史决定性意义。自现代国家体系建立以来,从未出现过像中美关系这么错综复杂的双边关系,双方保持合作的同时都对对方怀有深刻的疑虑及潜在的敌意。布鲁金斯学会的李侃如研究员认为,中美两国现在都处在关键的历史时期,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两国在各方面的互动都会对本国乃至世界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由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美国的学者和政策层都应该保持与中国的密切交往,以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前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美国驻中国大使芮效俭在《亚洲政策》期刊中的文章也认为,中美关系进入了关键时刻,双方必须保持谨慎与克制。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主[16]编的《纠结的巨人:美国和中国》,书中多位知名学者从历史、国情、双边关系、地区、全球和未来发展等多个角度对复杂中美关系做了深入的分析。作者们认为,中美关系的独特性在于“合作性竞争”,两国一方面紧密地相互依存,但另一方面双方竞争不断升级。奧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东亚事务高级主任的杰弗里·贝德2012年出版了专著《奥巴马与“中国崛起”:一个局内人论美国的亚洲战略》。[17]贝德在书中为奥巴马总统的对华政策辩护,他认为在传统的安全困境中,各方都认为实力的增长是敌意的反映,并且以行动促成这一现实。而奥巴马总统努力寻找对华政策的平衡点,既保持美国的实力优势和对华实力增长的警觉又避免陷入传统的安全困境之中。2012年,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与美国军事战争学院的安德鲁斯科贝尔出[18]版《中国对安全的探寻》,分析了中国发展的脆弱性,强调中美的良性互动可以达到双赢的结果。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在2012年的著[19]作《权力大未来》中解析未来世界权力的布局。奈认为“中国崛起”将给美国带来挑战,但美国仍具有优势。他认为21世纪,中美两国将在包括经济、战略、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文化领域等在内的所有领域展开激烈的竞争,继“软权力”之后,“网络权力”是未来双方博弈的焦点。

简单来说,这种观点认为中美两国目前正处于关键时期,如果中美不能清晰地认识到恶性军事竞争可能会对两国关系产生的破坏,且没有实施缓解这一恶性竞争的战略与政策,那么双方和平发展的前景便不复存在。但这类学者并不认为竞争必然导致冲突,两国仍有机会避免两国军备竞赛与错误知觉的产生,推动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很难避免。这种观点认为,建立并维持地区霸权是大国不懈追求的终极目标。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压力下,国家必然追逐权力,权力的冲突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大国冲突。在其2014年新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增加了“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一章,明确指出如果中国在未来数十年继续保持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其必将效仿美国在西半球的做法,谋求在亚洲建立霸权。中国与邻国存在众多领土争端。在这些争端中,中国实力越强大,就越要按照对其有利的方式加以解决。即使当前中国没有显露出改变国际秩序现状的企图,但未来还是难以预测,中美合作的前景并不明朗,美国的最佳战略选择是尽早地遏制中国,并将谋求与中国的多数邻国结成“制华联盟”。未来亚洲的政治格局将是多个大国并存、中国作为潜在霸主的不平衡多极体系,这一体系比冷战时期美苏对峙的两极体系更加不稳定。中美之间的安全竞争将日趋激烈,在亚洲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不容小觑,中国几乎不可能和平崛起。2015年3月,罗伯特·[20]布莱克威尔和阿什利·泰利斯共同撰写的《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的报告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报告认为,“中国崛起”后将在政治、军事、经济和国际规则主导权等各领域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一直奉行将中国纳入自由国际秩序的政策,但这种政策毫无效果。当今的中国已经具有采取威胁性政策的意愿与能力,对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构成了威胁,这终将危及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因此,美国必须对以融入为主的现行对华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在21世纪,美国大战略的核心目标就是维持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在中美两国激烈竞争已经成为常态的背景下,美国对华战略的主要目标就是应对中国持续崛起带来的根本性挑战。因此,防范“中国[21]崛起”应该成为美国未来的战略选择。

总体上看,中美学者对“中国崛起”的研究盛况空前,取得了较丰硕的研究成果。美国学者集中探讨“中国崛起”对美国及现有国际秩序的冲击、中国的战略意图、美国对华政策如何调整等。中国多数学者主要关注美国的战略意图是否针对中国、在美国霸权体系下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方法与策略。研究成果中的多数遵循了传统的分析框架,主要从中美间的实力对比、地缘政治、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程度等层面来分析中国长远的战略意图。不同学者从各自的视角给出了竞争性解释,这些解释准确地把握了当前中美关系中的症结,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从美国认知的视角研究“中国崛起”,现有研究还缺乏系统的把握与全面的梳理。本书以美国国内对“中国崛起”的争论为切入点,分析美国对华认知的特点,构建一个新的美国对华战略的分析框架。通过归纳美国对华认知的主要观点,辨别其共性与差异,对比其依据的各种理论模式和思维逻辑,分析其成因并评估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三 研究方法

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既需要对国际政治现实的一般归纳,也需要进行必要的理论分析。本书的研究议题涉及严肃的国际政治问题,离不开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与科学方法的支持。综合使用各种理论工具是本书方法论的一个基本特点。国际政治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往往会借助理论工具和“科学”方法,但这些理论和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理论建构中,学者需要兼顾理论的解释力和简约性。变量越多,理论建构就越困难,因此许多学者为使理论建构成为可能而不得不舍弃许多变量。但这种做法代价极大,因为国际关系是多个变量相互作用的过程,舍弃任何一个因素都是以牺牲对其充分理解为代价的。更为重要的是,任何国家的国际行为都是一个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我们无法穷尽所有的因素。目前的理论工具解释现实问题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不同学派学者的观点相去甚远,即使运用同一理论框架也常常得出不同的结论。

就本书的研究议题而言,美国对华“认知”涉及认知主体特殊的背景和偏好,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理论对此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在探索认知与外交政策结果的关系时,国际政治心理学通常使用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追踪和研究决策者认知变化的详细过程。比如决策者的信仰是什么,它是如何影响决策者接受和分析来自外界的信息的,这种信息处理方式和结果导致决策者是如何判断形势的,决策者根据这种对形势的判断在决策过程中考虑了几种可能的选择,最后为何选择了最终的政策等。另一种方法则是通过对决策者的个性的研究,建立起决策者个性与外交政策结果的关系。这种方法不研究决策过程,只需找出决策者的个性特征,以及决策的具体结果与行为。如果它们基本一致,就说明决策者个性下的认知对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影响。如国际政治心理学学者沃克利对基辛格的研究。

第一种方法通过对决策过程的详细研究能够揭示出信仰、认知过程与外交政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这种方法需要更多更详细而且难以获得的材料,并且认知过程看不见摸不着,对其发展变化很难把握。第二种方法相对可行,但是它只能回答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个性与决策结果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不能确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更不能解释外交政策决策者的个性与外交决策结果之间不一致的现象。不能解释为什么有时候决策者的个性影响外交决策的结果,而有时候则没有什么影响;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有的领导人的个性影响其国家的对外政策,而有的领导人的个性则不发挥作用。这两种方法都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中国崛起”的世界政治与全球化背景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是用历史经验还是使用单一的国际关系理论工具,都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如果仅仅使用某种特定的理论来探讨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战略选择,本身就是研究设计上的缺陷。理论模式的分析无疑有助于对现实的把握,但理论与现实之间永远存在鸿沟,理论难以约束国际政治现实。现有的理论并未提供一个用于理解国家对外行为的适用而有效的分析框架。就理论框架而言,本书并不遵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传统的分析路径,不局限于任何单一理论框架,也并不以构建新的理论为目标。另外,就研究方法而言,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探讨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所以笔者将美国内部群体内的认同作为本文讨论的预设条件。笔者认为,国家作为经历长期“我们”和“他们”对抗的个体,已经固化了对内和对外群体的认同。这深刻地塑造着我们对其他群体的看法、态度及行为,而塑造的依据则根据那些对象属于我们所认知的群体内部,还是群体外部。尽管笔者的分析暗含了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根据个体间的互动来推断国家间互动的意味,但笔者深知个人认知和“国家”认知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笔者反对使用单纯的个人层次研究路径来探讨国家间关系问题的做法。笔者大量引用学者、领导人个人的言论,是因为个体层次的某些认知能够在国家层次上得到反映。本研究不严格拘泥于个体与群体的二分法,而在分析个人的认知时将其置于群体背景之中加以考虑。任何国家行为的背后都会有多种因素起作用,要理解他国复杂的行为需要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

本书遵循现实政治中经验分析的基本路径,把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纳入政治过程,利用国际政治常用的分析性工具和政治学中的认知理论,分析“认知”对美国对华战略的影响。具体而言,以时间为坐标,通过回顾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对“中国崛起”认知的轨迹,对比其对华战略的演变,搭建“认知”与“战略”互动关系的分析框架。本书研究的问题是探讨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及对华战略的形成、变化,势必要回顾美国各届政府在当时对华认知与政策的背景及变化过程,必然使用历史分析法。历史方法为国家的战略行为研究提供了深厚的积淀,在传统的战略研究中处于主导地位,其基本目的在于描述历史事实,并根据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具体过程,归纳、分析、比较,进而揭示其发展规律。文献解读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国军力报告等政府文件、领导人讲话、学者公开发表的学术著作。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多次激烈争论,辩论中的分歧与共识反映了美国内部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差异,为本书观察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形成、演变提供了可能。本书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解读,考察这些不同的“认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战略选择。四 内容框架

除去导论和结论,本书分六个部分。

第一章:认知的概念、理论与应用。主要是对本书相关概念的界定,归纳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基本理论,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应用。第一节界定本书涉及的重要概念。第二节介绍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认知心理学基本理论及其局限性,并提出将观念因素与权力关系结合。从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视角来探究认知的形成,而不仅单纯从少数领导人心理因素来研究认知的形成。第三节归纳认知对外交决策的影响。认知是制定外交战略的基础,但它并不能简单地决定战略和政策。一般而言,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多种机制、多方主体、多项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外交政策的制定首先受到决策环境的制约,受到诸如国会等立法机构、利益集团、民众舆论的制约与影响。其次受到官僚机构的影响。对外政策并非单一国家主体为了共同国家利益的产物,而是政府机构部门激烈竞争的产物。不同政府机构对同样的事实往往形成不同的认识,外交战略受到机构的职能与利益的影响。所谓“国家认知”不过是这些多元认知的综合反映。再次受到执政团队特点的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与政府执政团队的特点、决策机制与决策风格密切相关。美国总统的决策风格和管理方式各不相同。任何把对外政策用统一方式加以解释的做法都难免片面。没有绝对理性的领导人,美国对外政策是总统个人禀赋、政治信念和每届政府特有的组合方式结合的产物。

第二章:影响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形成的因素。主要是解析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是如何形成的。对于崛起中大国的判断与认知主体的观念因素、国家身份、实力分配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一节:影响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形成的政治文化。其中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政治传统的影响至关重要。美国对自身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念有着极为不同的理解,认为自己的政治原则具有“普世价值”。民主、自由、市场经济、人权等都是美国外交政策长远的政治目标。美国往往基于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来解读对方的信息,美国将中国视为威胁西方政治文化和社会秩序的代表。第二节:影响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外交思想。冷战结束后,美国内部对其外交和全球战略产生了深刻的思想分歧。这种分歧对美国两党政治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影响着美国对崛起中大国性质的判定。新孤立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等各种思想主张层出不穷,其中“国强必霸”的逻辑对美国看待“中国崛起”产生了较大影响。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和行为的判断往往建立在霸权兴衰的逻辑之上,难以理解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第三节: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因素。美国对中国的了解是片面的,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中国观”。美国自身崛起的历史经验、中美实力分配的变化成为影响美国对华认知的重要因素。在崛起过程中统治西半球的做法,对美国看待“中国崛起”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便中国已经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在国际体系转型和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仍然对中国愿与其合作的诚意深表怀疑。

第三章到第五章,梳理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与政策的演变过程。第三章:克林顿执政时期的对华认知与战略。这个时期,美国对华认知建立在对自身实力高度自信的基础上,无论是从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上看,中国都不具备挑战美国霸权的能力。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美国始终对中国的民主变革充满期待,这成为美国形成以“融入”为主对华战略框架的基础。第四章:小布什执政时期的对华认知与战略。这个时期,尽管美国对“中国崛起”有疑虑,但美国身陷反恐战争,难以全力对“中国崛起”施加有效的影响。另外,中国经济的“崛起”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实际利益,众多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不得不寻求与中国合作,美国深感中国的重要性。美国以“利益攸关方”的表述,基本上接受了中国以和平方式实现“崛起”的路径。第五章:奥巴马执政时期的对华认知与战略。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实力对比发生较大变化。奥巴马政府认为中国在东亚地区存在挑战美国主导权的意愿与能力,威胁了其在东亚地区的同盟体系,美国必须回应“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东亚的安全环境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第六章: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逻辑。总结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特点以及认知对政策的影响。第一节: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特点。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偏见,在心理层面难以接受中国这个“他者”崛起的事实。主观因素成为美国认知中国的制约因素,难以形成一个接近客观的“中国观”。从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演变过程来看,实力与观念的互动较为明显。美国对自身实力的自信是形成“中国崛起机遇论”的重要原因,中美实力差距缩小是形成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的重要因素。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并非再现中国的现实,而是根据其自身的文化来“建构”一个“崛起的中国”。虽然“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机遇越来越明显,但“中国威胁论”“中国风险论”始终具有相当大的市场。第二节: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政策影响。错误认知严重影响了中美战略互信。即便中国已经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在国际体系中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美国仍然对中国与其合作的诚意深表怀疑。由于不能客观地看待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发展现状,因而美国也就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中国观”,美国对华战略呈现较大的不确定性。合作与防范的并用成为美国长期的政策取向。第三节:影响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思考。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主要源于美国内部。历史上,崛起中大国经常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往往对崛起中大国感到恐惧。这种恐惧是构建“中国威胁论”的重要根源。美国的决策者几乎不可能全面预见其对华战略实施后所产生的影响,其对华战略的取向高度取决于中国的反应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和平崛起战略”是影响美国对华认知与战略的基本途径。五 创新与不足

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两个。首先,梳理了冷战后美国内部看待“中国崛起”的主要观点。关于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美国学界和政界精英从来不乏“真知灼见”,但他们观点并不尽相同。他们的主要观点以及争论焦点,国内外学术界尚无系统研究。本书梳理了美国学界和政界关于“中国崛起”广泛接受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华战略的长期影响是什么?本书力求揭示和理解它们产生和变化的过程,并对这些“认知”形成的原因做出分析。

其次,为研究美国对华战略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分别在各自任期内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美国的实力地位、利益与价值取向,形成了各自的对华战略。理解美国对华战略,仅仅从国际权力分配或单纯价值观的视角是不够的,需要考察体系因素是如何通过国家内部因素发挥作用的。从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视角考察美国对华战略,能够更好地解释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及其摇摆不定的原因,更有利于我们发现其演进中的变化、特点和趋势。

任何一项研究都会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就本书而言,主要的难点在于:外交决策的过程常常被认为是一个“黑匣子”,研究者很难了解这个黑匣子内部所发生的事情。相对于决策过程来说,对决策者认知过程的研究就更是难上加难。决策者在做出对外政策决策时的心理过程属于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黑匣子”内的“黑匣子”。研究者观察到的只是他们的行为输出。出于国内政治需求的考虑,领导人经常言不由衷,有时未必反映其真实想法。

本书不足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认知这个概念是一种投射于现实的观念建构。它反映了认知主体认识世界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影响决策者的政策选择和政策取向。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一定时空内美国对华政策的含义,但难以展示其全部细节。第二,无法确定决策层的“认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或转化成国家政策。在美国政府决策中多数人行为是机制化的,而不是个人的。尽管美国总统、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等个人观点非常重要,但政府其他人员及机制本身的职能也会引导和限制领导人的作用。这种“认知”是国家“整体偏好”的反映,还是掺杂了政党政治、官僚机构、政府领导人个人因素的影响,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战略选择。本书对美国决策者与机制间的复杂互动并没有得出清晰的结论,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1] 阎学通:《“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2] 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3] 楚树龙、荣予:《美国政府和政治》,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第1页。

[4] 陶文钊主编《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2006。

[5] 周琪主编《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6] 陈积敏:《美国对华战略认知的演变与中美关系》,《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

[7] 唐彦林:《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对策及中国的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3期。

[8] Joseph Nye,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15,p.1.

[9] David Shambaugh,China Goes Global:The Partial Pow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10] Edward S.,Steinfeld,Playing Our Game: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11] Michael Barr,Who’s Afraid of China:The Challenge of Chinese Soft Power,Zed Books,2011.

[12] 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Vol.87,No.1,2008,pp.23-37.

[13] David C. Kang,China Rising: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p.342.

[14] James C. Hsiung,China into Its Second Rise:Myths,Puzzles,Paradoxes,and Challenge to Theory,New Jersey:World Scientific,2012.

[15] Edward N. Luttwak,The Rise of China vs. The Logic of Strategy,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

[16] David L. Shambaugh,Tangled Titan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 2012.

[17] Jeffrey A. Bader,Obama and China’s Rise:An Insider’s View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2013.

[18] Andrew J.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China Search for Secur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2.

[19] 〔美〕约瑟夫·奈:《权力大未来》,王吉美译,中信出版社,2012。

[20] Robert D.Blackwill and Ashley Jrellis,“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CFR,March 2015.

[21] 达巍:《建立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战略共识与长期稳定框架》,《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6期,第1~8页。第一章认知的概念、理论与应用

认知问题根植于人类复杂的心理,始于外交决策中的信息不完备。长期以来,理性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研究者的基本假定。在理性主义者眼中,国家与人一样都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政府或者其主要领导人的外交政策决策过程是一个理性选择过程。假设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能够获得所有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对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通过一个开放的过程,选择能给国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策。理性主义学者认为,个人很难对外交政策的结果有任何影响,不同个性的人在同样条件下会做出同样的决定,因为国家利益和国际体系的结构是既定的。认知学派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理性假定提出质疑,指出决策者并非始终是理性的。在现实中,决策信息并不完备而且不断变化,决策时间是有限的,决策者产生错误判断是常见的现象。认知学派认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中行为不同,即使是在相同情境中相似的人的行为也并不相同。认知的概念和理论逐渐发展成认知心理学,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主要集中于外交决策分析领域,基本路径为在特定的问题领域进行心理学的理论解释、分析与预测。第一节基本概念的界定

在国际关系研究实践中,各种概念往往交互使用,使用时要经常出现的情况是,要么没有清晰的概念界定,要么概念非常宽泛。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使用的新概念常常是其他领域内早已成熟运用的。因此,任何一项严肃研究的起点首先是对所运用基本概念的清晰界定。一 “认知”的概念“认知”是来自心理学的概念,是指通过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等心理活动来获取知识的过程,即个体思维进行信息处理的心[1]理过程。认知概念对于理解人们如何处理信息和认识他们周围的世界具有中心作用。认知主体的信念和态度常常被用来描述认知体系的这些组成部分。信念是人们在一个对象和它的属性之间所创造出来的联系。认知过程包括从知觉、记忆、注意和问题解决到信息处理、语言、思维和想象等所有事物。认知系统帮助人们把环境组织成可以理[2]解和可以认识的单位,经过信息过滤人们不必来评估所有信息。认知过程不仅取决于认知对象,也受到认知主体主观因素的影响,如信念、价值观、知识经验以及知觉对象对实践的意义认识等。“认知”的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才出现。唐纳德·布罗德本特于[3]1958年出版的《知觉与传播》一书中首次使用了“认知”的概念,提出了以心智处理来思考与推理的模式。此后,认知心理学逐渐发展起来,“输入”“处理”以及“输出”等理解心智运作方式的术语成为常用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认知被应用到政治学领域。“认知”概念解决了个体的信息加工过程不同的问题。认知因素构成了个体、组织判断和决策的基础,尤其是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由于不同的个性[4]和情感,形成不同的知觉,从而形成不同的判断和决策。广义上,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以及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权力和利益等核心概念,在本质上也是认知的。“认知作为个体的信仰和推理过程是重要的,因为它们构成了所有的政治行为的基础,以及形成了[5]权力和利益如何理解的基础。”狭义上,认知过程其实就是信息加工的过程。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赫伯特·西蒙认为,认知过程即信息加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认知能力、偏好、个性、经历以及外[6]部环境等都会影响信息选择、记忆以及决策的过程。

自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心理学兴起以来,“认知”就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常用的概念,却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由于认知具有主观性,任何时候都不能说它是完全错误的。行为体的认知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一个难以确立客观标准的变量。在涉及某一行为体的感受时,其缺乏分析应有的精确性。研究者在运用其对实际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分析时难以操作。在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进行研究时,不同的学者常常运用不同的心理学概念,如“认识”“认知”“信仰”“信息处理过程”等。这种不一致说明不同的学者在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进行研究时往往会侧重不同的方面。他们在将这些因素作为变量研究其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影响时,往往先对这些概念进行自己的界定。这些不同的概念相互关系如何,在头脑中是如何组织起来并构成人的信仰系统而发挥作用的,至今仍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概念之间不仅是互通的,而且是互相支撑的。

确定行为体的认知一般常用两种方法。一种是“指标分析”,即先对认知对象经过各种各样指标的归纳,经过判断后得出结论。这些指标是认知主体对认知对象进行认识的参考基础。这种方法是通过搜集研究对象所发表过的言论及行为进行分析,得出认知对象制定或执行某一项外交政策的意图与动机。另一种是“意象”分析,是指研究对象本身已经长期被研究者所观察,因此不需要仰赖其他特质来判断其属性后再进行好恶评价。当一种包含各种特质的事物一再出现,则之后就不需要经过对特质的分化整合,即刻便可从认知记忆库调动对此事物的认知。例如,对中国的认知就是一个已经包含了各种特质的事物,如社会主义、“集权”“人权”、人口众多等。对许多美国人而言,已经形成对中国固定而刻板的印象,因而当象征中国的事物出现时,不需要重新采证,便可判断其性质是好或坏。至于中国的权力到底已经累积到多大的实证问题,已经不再是认知主体关注的主要内容。二 认知主体

认知主体是指认知活动的承担者,是认知过程中的首要因素,对认知的形成及其诸要素的结合方式起着决定作用。在认知过程中,它最具有自主性和能动性,担负着使认知客体向“观念”转化的任务。认知主体具有复杂的社会构成形式,是个人与社会的有机统一。认知主体作为一个执行认知功能的系统,是知识、情感与意识相统一的有机整体,人的各种意识要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认知活动,并对认知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影响。主体的现实的认知结构直接担负认识功能,它是在主体先行活动的基础上建立的,一旦建立就成为相对固定的框架或模式,构成人从事认知活动的一种前提张力和准备状态。人的认知活动总是表现为把原有的认知模式延伸并运用于将要认知的客体。认知结构不同,对客体的理解就会出现差异。在人的意识中,还有各种非理性的心理因素。它们在认知活动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对人的认知能力的发挥和运用往往起到导向、选择和调节等作用。认知主体可以划分为个体主体、群体主体、社会主体等,其中社会主体是认知主体的最高形式。

具体到本书而言,美国领导人、政府机构、学者、利益集团、媒体及民众等均可作为认知主体。本书研究议题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对华政策的关联。主权国家在国际上的行为和观点,主要通过决策者表现出来。在传统的战略研究中,决策者和领导人一直是最重要的角色。但在行为主义的科学化诉求中,个人分析层次逐渐被边缘化。可问题在于,如果忽视领导人这一重要因素的作用,我们就很难理解国家的行为。毕竟,是领导人感知外部威胁,策划和决定战略。“决策者的权威性活动,无论其内容和目标是什么,都代表着国家行[7]为。国家行为实际上是那些以国家名义行事的人的行为。”决策者根据他们关于现实的意象进行决策,而这种意象是由决策者的认知过[8]程,或者说是由决策者如何认知具体的决策形势来决定的。因此本书将总统及其顾问、相关部门及主要官员组成的“美国政府”作为认知主体。而其他部门和人员,如国会、利益集团、舆论界和普通民众,他们虽然对总统的外交决策有牵制和影响,但无法取代美国总统及政府在外交领域的核心地位。并且政府的认知引导和规范着美国社会其他层面的认知方向,对外交政策会产生直接影响。三 认知共同体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日益纷繁复杂,领导者个人已经难以应对国家面临的各种挑战。随着现代国家外交决策机制的建立,集体决策模式越来越多地取代了领导人个人决策模式。对外决策不仅受到政治领导人的影响,而且受到决策环境的影响。对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而言,主要政治领导人物仍然是研究的主要对象,但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扩大其研究对象的范围。认知心理学学者简尼斯教授首先提出了“小集团思维”决策模式。小集团思维是指在一个内聚决策小组内部形成了无形的心理压力,使决策小组成员下意识地产生一些共同的幻觉,结果往往是过于自信,妖魔化对手,不能对客观现实进行充分的估计,忽视应当考虑的政策选择,从而导致决策过程的非理性和对外[9]政策的大失败。

目前彼得·哈斯提出的“认知共同体”影响最大。认知共同体是指“一个某一特定领域有公认的专长和能力、具有该领域政策上的知[10]识权威的专家所组成的关系网络”。当某些具有共同的理念和跨机构和组织的个体在共同领域的某些特定问题上“认知”形成某种共识,他们就形成了认知共同体。这些专家尽管个人信仰、教育背景各不相同,但具有一定的共识:共同的原则和理念;共同的因果分析;[11]共同的合法性认知;共同的政策规划。这些特点使认知共同体对问题的认知、信息的解读、应对的行动方案都会提出相同或相似的建议,对信息的把握趋于一致。在现实中,认知共同体可以表现为由政策专家组成的咨询机构;也可能是政策决策小组,或由专家和决策者共同组成的联合体。如对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时的肯尼迪政府决策小组。

除了将认知心理学运用于决策共同体研究,有关特定群体认知的研究也成为新的研究领域。由于学者或媒体公开发表的文章容易获得,便于操作,近年来研究精英群体在特定问题上的认知,成为认知研究学派比较流行的趋势。这种研究通常通过采访一定数量的精英,或对一定范围内精英的著述进行内容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精英在特定问[12]题上的认知。如沈大伟对有关中国精英群体对美国认知的研究。由于心理学“认知”的概念是基于个人而言,个人不同的认知能力、个性和情感必然形成不同的认知,因此极大地影响了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应用,长期被研究者排除在外。“认知共同体”概念极大地推动了认知在外交决策领域中的应用。四 “中国崛起”“中国崛起”源起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部分西方学者把此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积极而巨大的变化称为“中国崛起”。严格地说,“崛起”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也不是国际政治学科的常用概念。“崛起”一词是个相对概念,“崛起”的标准难以界定,因此“崛起”不可能纯粹是实证的。“中国崛起”意在形容中国的快速发展及其发展潜力的预期,不是一个简单的经验实证现象。在检验“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个其他国家作为参照物。“中国崛起”的客观发展必须借由观察者的诠释与选择,才能产生意义。本书是从美国视角看待“中国崛起”的,因此以美国的综合国力为参照物来检验中国的发展更具现实意义。“中国崛起”的意义显然受到认知主体对中国的认识的制约。在中国外部,有人把“中国崛起”视为威胁,有人视为机会,也有人说[13]这是一种“软实力”现象。几乎每个国家都从自身视角来解读“中国崛起”。从心理学的视角,“中国崛起”本身就是一种认知,是对中国快速发展前景的一种预期和判断。来自中国外部的观察者理解当前“中国崛起”,除了需要他们熟悉的有关历史文化脉络所形成的中国意象之外,同时还涉及他们自身的认识角度与情感。无论是“中国威胁论”,还是期待“中国机遇论”的支持者,都各自反射某种情感倾向,因而透露了观察前或行动前已经形成的动机,进而提出鼓励或压制中国的政策。美国主要关注“中国崛起”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美国是否能够继续保持经济、军事、地缘政治及影响力方面的领先优势,二是“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国际地位产生何种影响。

至于被观察的“中国”本身,不仅是一个被观察的对象,也是参与诠释与回应外界诠释的主体。对中国而言,“崛起”是一种国家目标和民族诉求,但自我的认知与他者的感知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随着国际上“中国威胁论”悄然而起,中国政府为化解外部的疑虑,2003年明确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战略构想。然而,结果并不如中国所愿。中外对“和平崛起”的解读截然不同,中国强调“和平”,国外却专注“崛起”。国外不少学者对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可能性提出质疑,认为历史上无先例,理论上解释不通。为减少误解,中国将“和平崛起”修改为“和平发展”,但国外学者并没有跟进,仍继续沿用“和平崛起”这个概念。鉴于本书主要考察美国的认知与政策,因此仍沿用“和平崛起”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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