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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其和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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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雅学史试读：

绪论

一、清代雅学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与之前的雅学相比，清代是雅学研究的全盛时期，出现了大量广雅、仿雅和注释、研究《尔雅》《广雅》《小尔雅》的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近百种，如戴震《尔雅文字考》、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王闿运《尔雅集解》、卢文弨《尔雅音义考证》、臧庸《尔雅汉注》、董桂新《尔雅古注合存》、叶蕙心《尔雅古注斠》、严可均辑《尔雅一切注音》《郭璞尔雅图赞》、钱坫《尔雅古义》《尔雅释地四篇注》、翟灏《尔雅补郭》、潘衍桐《尔雅正郭》、戴蓥《尔雅郭注补正》、无名氏《尔雅音图》、姜兆锡《尔雅补注》、程瑶田《释宫小记》《九谷考》《释草小记》《释虫小记》、周春《尔雅补注》《佛尔雅》《译雅》、阮元《尔雅校勘记》《释心》《释门》、张宗泰《尔雅注疏本正误》、严元照《尔雅匡名》、龙启瑞《尔雅经注集证》、孙步陶《尔雅直音》、徐孚吉《尔雅诂》、江藩《尔雅小笺》、李拔式《尔雅蒙求》、朱铨《尔雅贯珠》、李雱《读雅笔记》、董瑞椿《读尔雅日记》、胡元玉《雅学考》、陈玉澍《尔雅释例》、王念孙《广雅疏证》《广雅疏证补正》《尔雅郝注刊误》《释大》、吴玉搢《别雅》、俞樾《广雅释诂疏证拾遗》《尔雅平议》《韵雅》、王士濂《广雅疏证拾遗》、刘师培《尔雅逸文考》、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王煦《小尔雅疏》、宋翔凤《小尔雅训纂》、葛其仁《小尔雅疏证》、胡承珙《小尔雅义证》、朱骏声《小尔雅约注》、钱东垣《小尔雅校证》、王初桐《西域尔雅》、戴震《经雅》、史梦兰《叠雅》、夏味堂《拾雅》、陈奂《毛雅》、程先甲《选雅》、朱骏声《说雅》，等等。清代雅学著作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且除了对《尔雅》《小尔雅》《广雅》进行系统研究外，还出现了大量新的雅学著作，不论是在研究的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超越了前代。因此可以说，清代雅学在中国雅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另外，清代雅学还是中国传统语言学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清代众多的雅学著作中保存了大量的古词古语古义、方言俗语以及古代的社会文化礼俗制度，集中体现了清代学者在训诂学、词汇学、名物研究等方面的水平和成就，同时对后世辞书编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通过对清代雅学的系统研究，全面整理清代雅学著作中保存的古词古义，深入探讨清代雅学兴盛的原因以及对后世雅学研究的影响，可以进一步总结清代语言学家的治学方法和经验，全面展现清代对雅学研究的贡献，这对于中国语言学史、中国雅学史、传统训诂学、古代文献学、辞书编纂以及古代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具有积极意义。

二、有关清代雅学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从目前检索的文献资料看，对于清代雅学研究的论著主要集中在个案研究上，即对清代某一部雅学专著进行研究，其中研究成果最多的是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和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对《尔雅义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作者、体例、术语、郝懿行的训诂成就以及同族词等方面，个别文章谈到了《尔雅义疏》的失误。相比之下，对王念孙《广雅疏证》的研究成果就更加丰硕，相关论著近百篇，涉及的内容也更加广泛，专著有徐兴海的《〈广雅疏证〉研究》（2001）、张其昀的《〈广雅疏证〉导读》（2009）等，单篇研究论文和相关博硕士论文更是不胜枚举。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对《广雅疏证》的成就和王念孙的训诂学思想、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为清代雅学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少见到有从雅学史的角度对《尔雅义疏》和《广雅疏证》进行研究的成果。

除《尔雅义疏》和《广雅疏证》外，对清代其他雅学著作的研究尚不多见，目前主要有张义的《〈尔雅正义〉引“贾谊书”考》、李嘉翼的《论邵晋涵〈尔雅正义〉因声求义的训诂成就》《论邵晋涵〈尔雅正义〉的地名训诂特色》、虞万里的《谈清代两部〈小尔雅义证〉》、赵伯义的《论葛其仁的〈小尔雅疏证〉》《论胡承珙的〈小尔雅义证〉》、胡振华的《〈西域尔雅〉中的维吾尔语词》、梁晓虹的《周春的〈佛尔雅〉》、方德安的《戴震〈经雅〉手稿管见》、胡槐植的《〈经雅〉初探》、胡锦贤的《从〈经雅〉看戴震的治学方法》《论戴震的佚著〈经雅〉》《戴震名物训诂专著的新发现——从〈经雅〉看戴震研治名物的方法》、韩格平《程先甲及其〈选雅〉》、肖惠兰的《〈叠雅〉的编纂特色和训诂作用》、日本学者刚井慎吾的《关于〈广雅疏义〉》等。上述文章对《尔雅正义》《小尔雅义证》《西域尔雅》《佛尔雅》《经雅》《叠雅》和《广雅疏义》等雅学著作进行了关注和研究，但与《尔雅义疏》和《广雅疏证》的研究成果相比，却显得较为苍白。除此之外，对清代其他大量雅学著作的研究尚付阙如。

在目前出版的语言学史著作中，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1981）第三章中提及了《广雅疏证》和《尔雅义疏》；濮之珍的《中国语言学史》（1987）在“清代的语言研究”中介绍了清代研究《尔雅》的两部著作，即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和郝懿行的《尔雅义疏》；何九盈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1995）第六章“清代的语言学”在“清代辞书”一节中对《别雅》《比雅》《拾雅》《叠雅》《毛雅》《说雅》《选雅》等七种清代雅学著作作了简单介绍，举例说明其内容；李开的《汉语语言研究史》（1993）在“清代的语义学”一节中介绍了清人对《尔雅》研究的基本情况，并重点论述了《尔雅正义》和《尔雅义疏》。限于体例和篇幅，这些著作大多仅在相关章节中对清代主要雅学著作进行概述性的介绍，并没有深入展开论述，而且对清代其他雅学著作也未涉及。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30年代胡朴安在其《中国训诂学史》（1937）“尔雅派之训诂”一章中，论及了从《尔雅》面世一直到清代有关的雅学著作，其中清代的雅学著作涉及吴玉搢的《别雅》、朱骏声的《说雅》、洪亮吉的《比雅》、夏味堂的《拾雅》、史梦兰的《叠雅》、刘灿的《支雅》以及“类于雅之短篇小记”如王念孙的《释大》、程瑶田的《释宫》《九谷考》《释草》等等，这是较早对清代雅学进行专门关注的著作。

上世纪90年代，赵世举发表了《雅学与文化论纲》、《黄季刚先生的雅学研究述略》、《雅学史初探》（上、下）、《历代雅书述略》（上、下）、《雅学概论要略》等有关雅学的系列研究论文，为中国古代雅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管锡华在《尔雅研究》（1996）第六章“《尔雅》的古今研究”中从校注、资料汇集、理论研究三个方面对清代研究《尔雅》的主要著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论及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黄侃的《尔雅音训》、严元照的《尔雅匡名》、阮元的《尔雅注疏校勘记》、翟灏的《尔雅补郭》、钱坫的《尔雅古义》等等，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没有涉及其他清代雅学著作。

窦秀艳的《中国雅学史》（2004）是国内第一部对中国雅学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第六章“雅学的兴盛”专门对清代的雅学进行了论述，介绍了清代雅学著作四十余种，但由于是其中的一章，很多问题没有展开，较为粗疏，而且对于很多清代的雅学著作亦没有涉及，又把《方言》和《释名》类的著作一并归入雅学的研究范围，似欠妥当。另外台湾学者卢国屏对《尔雅》研究也有较深造诣，其博士论文《尔雅与毛传之比较研究》（1994）、专著《清代〈尔雅〉学》（2009）对《尔雅》的研究着力颇多，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仅限于对《尔雅》的研究。从目前的研究资料看，尚没有专门对清代雅学进行全方位深入研究的著作。

三、清代雅学兴盛的表现及原因

首先，雅书数量空前增加，雅学著作体式更加多样。自清代学者戴震提出“儒者治经，宜自《尔雅》始”的宣言后，以《尔雅》为代表的雅类著作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研究著作激增，仅在《清史稿·艺文志》中著录的雅学著作就有近五十种。据我们统计，清代出现的雅书近百种。清代学者对雅学著作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对《尔雅》以及前代广雅、仿雅著作进行疏证、校勘整理，如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阮元的《尔雅注疏校勘记》、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胡世琦的《小尔雅疏证》、胡承珙的《小尔雅义证》、魏茂林的《骈雅训纂》等等；第二，涌现出了大量新的广雅、仿雅著作，雅书体式更加多样化，如吴玉搢的《别雅》、洪亮吉的《比雅》、夏味堂的《拾雅》、史梦兰的《叠雅》、朱骏声的《说雅》、程先甲的《选雅》、魏源的《蒙雅》、周春的《佛尔雅》、王初桐的《西域尔雅》《演雅》等等；第三，对清以前及清代出现的雅类著作不断进行补正，如翟灏的《尔雅补郭》、周春的《尔雅补注》、王引之的《尔雅述闻》、俞樾的《尔雅平议》、许瀚的《别雅订》等等。雅书数量的急剧增加和体式的多样化是清代雅学兴盛的重要标志之一。

其次，清代学者研究雅学的方法更加成熟和多样化。清代学者进行雅学研究，重考据，重实证，反对空谈，重视校勘和辑佚，在疏证词语时强调“以声音通训诂”，注重目验。戴震在《尔雅文字考序》中还提出了“经雅互证”的研究方法，解决了古代文献中的大量疑难，使雅学研究在方法上更加完善和成熟。可以说，在雅学研究中集中体现了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和思想。

最后，雅学研究的范围更加广泛，对雅学的理论问题探讨更加深入。清代的雅学著作除了对《尔雅》进行深入研究外，对《小尔雅》《广雅》的研究也深入展开，并出现了大量考释名物的学术札记和论文。清代之前的雅学研究只是停留在对雅书进行注释和体例模仿上，而清代学者开始对雅学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如对《尔雅》的名义、卷数、作者、内容、体例、版本等等进行深入的考证；对《小尔雅》的性质和作者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新的观点；对《尔雅》和毛传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等等。这些研究都为雅学研究的理论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清代雅学兴盛的原因

清代雅学之所以兴盛，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氛围是密切相关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清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条件。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权，采取了大兴文字狱和开设博学宏词科等刚柔并济的统治手段，并组织学者整理、研究、出版各种文化典籍，因此清代很多学者只能埋头治学，不问政治。梁启超说：“诸大师始终不为清廷所用，固已大受猜忌。其后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然英拔之士，其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诠释故训，究所名物，真所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焉。”但是，通过这样的活动，也使许多学者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古典文献资料，促进了学术交流。何九盈也说：“一种学术事业的繁荣，没有一定的社会条件也是不行的。清代语言学的发展，从社会条件看，主要有以下四点：一、官方的文教政策；二、图书资料；三、学术交流；四、社会经济。”并特别提到了清代学者的籍贯问题：“以籍贯而论，清代的语言文字学家绝大多数都出生在苏皖地区，因为这里靠近运河，靠近长江下游，经济比较发达，文化教育较为普及，像《尔雅》《说文》《广韵》这样的著作，明末清初的士人已很难见到，而到了乾、嘉时代，东南地区有的乡塾就以这些书作为教科书。‘许郑之学’，风靡一时。”据不完全统计，在清代研究雅学的学者中，江苏籍学者就有三十多家，江南籍贯的学者占了很大的比重。由此可以看出，地域条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二，清代学者注重师承，具有优良的学风。清代的著名学者大都具有良好的师承关系，如戴震师从江永，段玉裁、王念孙师从戴震，而王念孙、王引之既为父子又为师徒关系，俞樾私淑高邮王氏父子等等。有些学者之间即使没有师承关系，在治学方法上也是相互影响、一脉相承的。在顾炎武、戴震等著名学者的影响下，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形成了严谨朴实的学风，他们对于一部书的研究往往穷尽毕生的精力，如王念孙用十年时间写《广雅疏证》，邵晋涵用十年时间著《尔雅正义》，郝懿行用十四年时间作《尔雅义疏》，大多遵循顾炎武提出的“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的标准去研究，学风谨严，实事求是，因此往往能够研究深入，广征博引，成绩斐然，充分展现个人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思想。

第三，清代古音学发达，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人在古音学上都有独创的见解，造诣颇深，从而使上古音系统得以逐渐确立。在对《尔雅》《小尔雅》《广雅》等雅学著作研究的过程中，清代学者能够综合运用文字、音韵、训诂各种知识，以声音通训诂，突破汉字形体的局限，“以古音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对于这一个方面，王力曾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文字本来只是语言的代用品。文字如果脱离了有声语言的关系，那就失去了文字的性质。但是，古代的文字学家们并不懂得这个道理，仿佛文字是直接表示概念的：同一个概念必须有固定的写法。意符似乎是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字如果不具备某种意符，仿佛就不能代表某种概念。这种重形不重音的观点，控制着一千七百年的中国文字学（从许慎时代到段玉裁、王念孙的时代）。直到段玉裁、王念孙，才冲破了这个藩篱。文字既是代表有声语言的，同音的字就有同义的可能：不但同声符、不同意符的字可以同义；甚至意符、声符都不同，只要音同或音近，也还可能是同义的。这样，古代经史子集中的许多难懂的字都讲清楚了。这是训诂学上的革命，段、王等人把训诂学推进到崭新的一个历史阶段，他们的贡献是很大的。”因此，清代学者对雅学著作的研究能够超越前人，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第四，清人治学以通经为根本目的，通经必须通古人语言，通古人的语言就必先通古代的字义、名物、制度，才能对古代的经传、诸子和史籍进行校勘、注释、考证，因此《尔雅》在清代学者的心中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戴震在《尔雅文字考序》中说“窃以为儒者治经，宜自《尔雅》始”，在给任基振所著《尔雅注疏笺补》的序言中也说“援《尔雅》附经而经明，证《尔雅》以经而《尔雅》明”，发出了以《尔雅》为起点进行经学研究的宣言。这种治学思想也得到了清代许多学者的认同，如严元照在《尔雅匡名自序》中说：“《尔雅》之文字正，而后可以治经。《尔雅》者，经之汇也。治经而不治《尔雅》，如矢之无的也，未有能通者也。”“治经先治《尔雅》”，成为清代学者治学的共识和出发点。因此，清代学者十分重视对雅学著作的研究，而在研究雅学的过程中也集中体现了清代学者的治学思想、方法和精神，从而使清代成为了雅学研究的全盛时期。第一章清以前雅学研究概况第一节清以前《尔雅》研究《尔雅》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按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编纂的词典，也是最早的训诂学专著。对于尔雅的作者和成书时代，古代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刘歆《西京杂记》认为《尔雅》是周公所作，郑玄认为《尔雅》是孔子门人所作，张揖在《上〈广雅〉表》中说：“（周公）著《尔雅》一篇，以释其意义……今俗所传三篇《尔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说，先师口传……疑莫能明也。”目前学界较为统一的观点是，《尔雅》大约是在战国末年由齐鲁儒生编撰的，后人又对其进行了不断增补。《尔雅》分《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计十九篇，所收词语和专用名词共2091条，4300多个词。其中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是对一般词语的训释，后面十六篇是对各类事物的分类解释。《尔雅》是先秦语言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训诂学的诞生。《尔雅》不仅在阅读先秦两汉古籍、辨识名物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后代辞书编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开创了雅书的编著体例，是历代雅书之源、辞典之祖。《尔雅》产生后，由于其内容与经典文献的解释密切相关，因此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成为注释先秦文献的重要依据。从汉代开始出现了对《尔雅》进行注释的著作。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在郭璞之前有汉魏五家注：“犍为文学注三卷，刘歆注三卷，樊光注六卷，李巡注三卷，孙炎注三卷（音一卷）。”此汉魏五家注现今都已亡佚不存，但在古代典籍中仍有不少加以引用，如《荀子》杨倞注引郭舍人注、《史记》司马贞《索隐》引樊光注、《周礼·天官大宰》贾公彦疏引李巡注等等，另外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黄奭《汉学堂丛书》中也有相关辑佚本，可以参考。汉魏五家注对后世注释《尔雅》有着重要影响，开启了注释《尔雅》的先河，为研究和注释《尔雅》奠定了基础，如晋代郭璞的《尔雅注》、宋代邢昺的《尔雅注疏》等都对汉魏五家注多有引用。由于汉魏五家注离《尔雅》产生的时间较近，可以得见《尔雅》古貌，因此对后世《尔雅》传本的校勘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最早最完整的《尔雅》注本是晋代郭璞的《尔雅注》。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郭璞博学多才，好经术，除了注释《尔雅》之外，还对《方言》《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等文献进行了注解，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训诂资料。这些注释不仅对中国注释学、训诂学具有重要研究价值，而且对汉语词汇史、辞书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郭璞在《尔雅注序》中明确指明了《尔雅》的作用：“夫《尔雅》者，所以通训诂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词，辩同实而殊号者也。诚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学览者之潭奥，摛翰者之华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郭璞通过汇集旧说、征引文献、以今释古、援据目验等方法为《尔雅》校勘文字、疏证词义、注明音读、阐明体例，做了大量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郭璞的《尔雅注》成为后代学者研治《尔雅》不可或缺的注本，如宋代邢昺的《尔雅注疏》，清代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等，大都是在郭璞《尔雅注》的基础上对《尔雅》进行补充、疏证的工作。当然，郭璞的《尔雅注》也存在一些不足，如说解较简，很多词义注明“未详、未闻”，词义的解释也有不甚妥当之处，等等。但瑕不掩瑜，这些不足都不能掩盖郭璞《尔雅注》在中国雅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除了《尔雅注》之外，郭璞还著有《尔雅音》《尔雅图》，郭璞在《尔雅注序》中说：“别为《音》《图》，用祛未寤。”但惜已亡佚。

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载，在郭璞之后，梁陈时期对《尔雅》进行研究的还有梁代黄门郎沈旋《尔雅集注》、陈博士施乾《尔雅音》、陈国祭酒谢峤《尔雅音》、陈舍人顾野王《尔雅音》等，但他们的著作也已亡佚，仅存零星佚文。从佚文看，“其主要价值是给《尔雅》注音，帮助研读《尔雅》。注音方法有直音、有反切。……从语言学角度看，这些音切不仅对研究六朝语音有重要价值，对研究上古至中古语音的发展演变也有重要价值”。

唐代注释《尔雅》影响最大的是陆德明的《尔雅音义》。陆德明（约550—630），名元朗，苏州吴（今江苏吴县）人。《尔雅音义》是陆德明代表著作《经典释文》中的两卷。陆德明能够广搜异本，博采众说，对《尔雅》进行注音、校勘、释义，保存了《尔雅》大量的异音、异字和异义，对研究汉唐期间语音、文字、词义的变化具有重要语料价值，同时也为后代学者进一步研究《尔雅》提供了宝贵资料，清代学者注疏《尔雅》就常加引用。但是由于陆德明《尔雅音义》重罗列而轻辨析，因此对于众多的字音、字形往往不加断语，让人不易辨明是非，这是其不足之处。另外还有裴瑜的《尔雅注》五卷、《尔雅音》一卷，但皆已亡佚。

宋代是训诂学的变革时期，一反唐代“疏不破注”的保守做法，往往能够创发新义，而且此时古音学开始萌芽，出现了“右文说”，注意到声音和意义的联系，这些都对《尔雅》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邢昺的《尔雅注疏》是宋代对《尔雅》及郭注进行疏证最有影响的著作，后被收入唐宋《十三经注疏》，共计十卷。邢疏的主要内容分三个方面：一、对郭注进行疏释说解，并补充大量的文献例证；二、阐述经文和注文的体例；三、校勘经文和注文文字。值得注意的是，邢疏在说解《尔雅》词义时已经注意了词的音义之间的关系，如《释诂》：“嵩，高也。”邢疏：“《释山》云：‘山大而高，崧。’嵩、崧音义同。”这也就是清人所提倡的“声近义通、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在邢昺《尔雅疏》中已经有较为广泛的使用。黄侃亦曾总结邢疏说：“以愚观之，有三善焉：所以新疏纵行，邢疏仍不能庋阁也。一者，补郭注之阙。二者，知声义之通。三者，达词言之例。”从中国雅学史的角度来看，《尔雅》邢疏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校勘文字、疏通经注、训释方法等各个方面都为后世研究《尔雅》提供了重要参考。不可否认，邢疏也有不少失误的地方，清代学者对此多有贬抑，如邵晋涵《尔雅正义序》云：“邢氏疏成于宋初，多掇拾《毛诗正义》，掩为己说；间采《尚书》《礼记》正义，复多阙略。南宋人已不满其书。后取列诸经之疏，聊取备数而已。”这样的评价其实与邢疏本身并不十分切合。《四库全书总目》从引用书证的角度对邢疏进行了客观肯定的评价，说：“昺疏亦多能引证，如《尸子·广泽》篇、《仁意》篇，皆非今人所及睹。其犍为文学、樊光、李巡之注，见于陆氏《释文》者，虽多所遗漏，然疏家之体，惟明本注，注所未及，不复旁搜，此亦唐以来之通弊，不能独责于昺。”因此，对于《尔雅》邢疏，我们要站在中国雅学史的高度上对其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有所偏颇。

宋代对《尔雅》的研究，除了邢昺《尔雅疏》之外，还有北宋陆佃的《尔雅新义》和南宋郑樵的《尔雅注》。据《宋史·艺文志》记载，陆佃《尔雅新义》共二十卷。陆佃（1042—1102），字农师，号陶山，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是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受学于王安石，与王子韶修定《说文解字》，“佃著书二百四十二卷，于礼家、名数之说尤精，如《埤雅》《礼象》《春秋后传》皆传于世”。顾名思义，《尔雅新义》以创发新义为宗旨，其中有不少独到见解，但其治学受王安石的影响，创发新义而证据不足。对于此书，后人多所批评，如黄侃《尔雅略说》云：“惟其说经纯乎傅会，展卷以观，令人大噱。”当然《尔雅新义》也并非一无是处，如清代孙志祖在《尔雅新义跋》中说：“农师之学，源于荆公，说经间有傅会，然其博洽多识，视郑渔仲注实远过之。且其所述经义，犹是北宋旧本，可以正今监本之讹谬。”从内容、版本、校勘等方面肯定了《尔雅新义》的价值。

郑樵（1103—1162），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著《尔雅注》三卷。此书是南宋《尔雅》研究的代表著作。《尔雅注》注释虽简略，但内容较为全面，包括注音、释义、校勘补正等内容，并对释词和被释词之间的通假、古今等关系予以揭示。对于此书，《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樵）惟作是书，乃通其所可通，阙其所不可通，文似简略，而绝无穿凿附会之失，于说《尔雅》家为善本。”对郑樵的《尔雅注》颇为推许，但黄侃《尔雅略说》对此有不同看法，云：“郑渔仲之书，《四库提要》颇左袒之，称其于《尔雅》家为善本。……又称其注中之善者，盖皆常义，又多因袭。不过在宋世《尔雅》家，尚为佳书耳。”周祖谟在《重印〈雅学考〉跋》中也说：“庆历以还，汉学日荒，异说间作。或废书不观，别创字说（如王安石、陆佃）；或寻绎陈编，自标新解（如程颐、朱熹）。随文附义，不核名实，望形生解，骋其玄想。雅学至此，几于费坠。其能不溺于俗，不违于古，而别有发明者，惟郑樵《尔雅注》一书而已。”这些评价是颇为允当的。

元、明时期研究《尔雅》的著作较少，主要有胡炳文的《尔雅韵语》，薛敬之的《尔雅辨音》、陈深的《尔雅解诂》《尔雅注释》等，影响不大，有些已经亡佚，兹不赘述。第二节清以前《小尔雅》研究《小尔雅》一书，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其中载有《小雅》一篇，无撰者姓名，此书现已亡佚不存。现存《小尔雅》见于《孔丛子》第十一篇，后抽出单行。对于《小尔雅》，一般都认为是《孔丛子》的作者孔鲋所著，如晁公武、陈振孙、王应麟等都持此论断。但是由于经后人考证，《孔丛子》是一部伪书，因此到了清代，许多学者开始质疑《小尔雅》的真伪和作者。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主要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小尔雅》是后人掇拾而成，以戴震为代表。戴震在《书〈小尔雅〉后》一文中认为《小尔雅》“大致后人皮傅掇拾而成，非古小学遗书也”。段玉裁在《与胡孝廉世琦书论〈小尔雅〉》中赞同戴震的意见，说“东原师意谓《汉志》所载者乃真《小尔雅》，今入于《孔丛子》者，则后人所为”。《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汉儒说经，皆不援及，迨杜预注《左传》，始稍见征引，明是书汉末晚出，至晋始行，非《汉志》所称之旧本”。

第二种观点认为《小尔雅》是王肃所伪造，以臧庸为代表。臧庸在《小尔雅征文》中说：“后考之有年，知郭璞之前王肃实首引此书。余高祖玉林先生以《孔丛子》为王肃伪作，而《小雅》在《孔丛》篇第十一，又自王肃以前无有引《小雅》者，凡作伪之人私撰一书，世之人未之知也，必作伪者先自引重，而后无识者从而群然和之，世遂莫有知其伪者矣！然则《小雅》之为王肃私撰，而《孔丛》书之由肃伪作，皆确然无疑也。”

第三种观点认为《小尔雅》是由古小学遗书采入《孔丛子》的，以胡承珙为代表，王煦、朱骏声、任兆麟、胡世琦等亦赞同此说。胡承珙虽然认为《孔丛子》是伪书，但却认为《小尔雅》并不伪。他在《小尔雅义证自序》中说：“毛公传《诗》，郑仲师、马季长注《礼》，亦往往与《小尔雅》合者，特以不著书名，后人疑其未经引及。”又说：“唐以后人取为《孔丛子》第十一篇，世遂以《孔丛子》之伪而并伪之。而郦氏之注《水经》，李氏之注《文选》，陆氏之《音义》，孔、贾之《义疏》，小司马之注史，释玄应之译经，其所征引，核之今本，粲然具存，此可见《孔丛》本多刺取古籍，而所取之《小尔雅》犹系完书，未必多所窜乱也。”朱骏声《小尔雅约注序》说：“训诂之书权舆《尔雅》，自后《小尔雅》《方言》《释名》《广雅》赓之。而《小尔雅》十三章最古，亦六籍之襟带，百氏之纲维也。《汉志》列孝经家，《隋志》附于《论语》，皆别为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艺文类聚》始引作《孔丛》。晁公武谓孔子古文，见于孔鲋书。今《馆阁书目》云即《孔丛子》第十一篇。乃皆以为子鱼所作。然《孔丛》一书不载前史，殆魏晋人依托，而摭取《小尔雅》入之。”

对于上述几种观点，胡朴安在《中国训诂学史》中总结说：“《小尔雅》一书，必谓是孔鲋所著，固无的凿之证据；即谓今之《小尔雅》，确系《汉志》所称之旧本，亦嫌证据不充分。若谓如戴氏所云，后人采王肃、杜预之说为之，则确乎其非。《小尔雅》之训诂，与毛、郑、贾、马相同者颇多，即曰掇拾群书而成，必不是采取王肃、杜预之说，至迟亦在许叔重之前……《小尔雅》所作之人，虽不能确定，其时则在《尔雅》之后，许叔重《说文》之前也。”我们赞成这种观点。《小尔雅》是现存最早的仿雅、广雅著作，主要是补充《尔雅》中漏收的先秦词语和秦汉时新出现的通用词语，共计十三篇，分别是《广诂》《广言》《广训》《广义》《广名》《广服》《广器》《广物》《广鸟》《广兽》《广度》《广量》和《广衡》。与《尔雅》不同的是，《尔雅》篇目用“释某”，《小尔雅》篇目用“广某”，“广”即广大，即扩充《尔雅》所未备。前三篇与《尔雅》篇目相同，是为了补充《尔雅》中的《释诂》《释言》《释训》而作，增加了许多新词，如《广诂》共收51条，其中15条与《尔雅·释诂》同，其余36条《尔雅》未见。《广义》《广名》主要解释古代的事义之名，为补充《尔雅·释亲》而作。《广服》《广器》类似于《尔雅·释器》，但器、服分开，广《尔雅》所未备。《广物》主要是补充《尔雅·释草》《释木》两篇。《广鸟》《广兽》主要是补充《尔雅·释鸟》《释兽》《释虫》《释鱼》《释畜》诸篇。《广度》《广量》《广衡》三篇为《尔雅》所无，这是《小尔雅》的创新篇目，分别解释了度、量、衡方面的词语，共计30条。虽然《小尔雅》中有些词条已见于《尔雅》，但其中也有大量《尔雅》未收的词条，反映了当时词汇的基本情况。有些古义古制，不见于《尔雅》而独存于《小尔雅》，这对于注解古书、编纂辞书等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同《尔雅》一样，《小尔雅》在中国雅学史和训诂学史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清代以前学者主要侧重对《尔雅》的研究，而对《小尔雅》的研究却不甚重视，这也许是《小尔雅》亡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目前的文献资料来看，最早对《小尔雅》进行注解的是东晋的李轨（字洪范），其书在《隋书·经籍志》中加以著录，但到北宋时就已亡佚。到了北宋，宋咸也曾为《小尔雅》作注，但十分简略，影响不大。在此之后，研究《小尔雅》的著作鲜见。直到清代，学者才对《小尔雅》一书加以重视，涌现出了一批研究《小尔雅》的著作，如莫栻《小尔雅广注》、王煦《小尔雅义疏》、宋翔凤《小尔雅训纂》、胡承珙《小尔雅义证》、胡士琦《小尔雅义证》、葛其仁《小尔雅疏证》、朱骏声《小尔雅约注》等等，把《小尔雅》的研究推向了高潮。第三节清以前《广雅》研究《广雅》的作者是三国魏文帝太和时期（227—232）的博士张揖。张揖，字雉让，清河（今河北临清县东北）人。关于张揖，史书记载不多，《魏书》及《南史》《北史》均不见其列传。《魏书·江式传》云：“式上表曰……魏初，博士清河张揖著《埤苍》《广雅》《古今字诂》。究诸《埤》《广》，缀拾遗漏，增长事类，抑亦于文为益者。然其《字诂》方之许慎篇，古今体用，或得或失矣。”颜师古在《汉书·叙例》中也提及张揖，云：“张揖，字稚让，清河人（一云河间人），魏太和中为博士。”《四库全书总目》云：“揖，字稚让，清河人。太和中官博士。其名或从木作楫，然证以稚让之字，则为‘揖让’之‘揖’，审矣。”除《广雅》外，张揖还著有《埤苍》《古今字诂》等，但今都已亡佚不存。“广雅”之义就是扩大、补充《尔雅》。张揖在《上〈广雅〉表》中说：“夫《尔雅》之为书也，文约而义固；其陈道也，精研而无误。真七经之检度，学问之阶路，儒林之楷素也。若其包罗天地，纲纪人事，权揆制度，发百家之训诂，未能悉备也。臣揖体质蒙蔽，学浅词顽，言无足取。窃以所识，择撢群艺，文同义异，音转失读，八方殊语，庶物易名，不在《尔雅》者，详录品核，以著于篇，凡万八千一百五十文，分为上、中、下。”《广雅》共收2343条词语，计18150字，补充了大量汉魏时期出现的新词语和名物词语。《广雅》的体例依于《尔雅》，分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十九篇，篇目与《尔雅》相同，只有个别篇目内容与《尔雅》稍异，如《释亲》包括形体，《释水》包括舟船，《释兽》又分马属、牛属、羊属、豕属、犬属、鸡属等，这些都是《尔雅》所没有的。“自汉以后，至于北魏，名物训诂，借《广雅》之记录，得存于今者矣。”因此，《广雅》也被看作是研究汉魏以前词汇训诂的重要文献之一。《广雅》是继《尔雅》《小尔雅》之后的又一部重要雅学著作。对于《广雅》的价值，王念孙曾评价说：“昔者周公制礼作乐，爰著《尔雅》。其后七十子之徒，汉初缀学之士，递有补益。作者之圣，述者之明，卓乎六艺群书之钤键矣。至于旧书雅记，诂训未能悉备，网罗放失，将有待于来者。魏太和中，博士张君稚让继两汉诸儒后，参考往籍，遍记所闻，分别部居，依乎《尔雅》，凡所不载，悉著于篇。其自《易》《书》《诗》《三礼》《三传》经师之训，《论语》《孟子》《鸿烈》《法言》之注，《楚辞》汉赋之解谶纬之记，《仓颉》《训纂》《滂喜》《方言》《说文》之说，靡不兼载。盖周秦两汉古义之存者，可据以证其得失；其散逸不传者，可借以窥其端绪，则其书之为功于训诂也大矣！”王念孙从体例、内容以及在词汇训诂上的作用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广雅》的价值。

但由于《尔雅》的影响巨大，《广雅》产生之后很长时间，并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到了隋代，曹宪才对《广雅》进行注音，著有《博雅音》四卷，主要对《广雅》中的词语进行注音，并说明字体字形。据《四库全书总目》，《隋书·经籍志》著录“曹宪《音释》四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广雅》四卷，张揖撰”，又“《博雅》十卷，曹宪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张揖《广雅》十卷”，又“曹宪《博雅》十卷”。《宋史·艺文志》著录“张揖《广雅音》三卷”，又“曹宪《博雅》十卷”。因此，在唐宋时期张揖原作《广雅》与《博雅》并称，而曹宪的注音本仍称为《博雅》，且张揖的原作和曹宪的注音本各自单行，直到明刻本《广雅》才开始把曹宪的注音附在正文之下。

从目前的文献史料记载来看，在曹宪为《广雅》进行音释之后，唐宋元明时期未见有对《广雅》进一步研究的著作，一直到清代乾嘉时期王念孙的《广雅疏证》问世，才引起了学者对《广雅》的重视，陆续有学者对《广雅》加以研治，如钱大昭的《广雅疏义》（又名《广雅疏证》）、刘粲的《续广雅》、王树柟的《广雅补疏》等。另外还有一些对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进行补正的著作，如俞樾有《广雅释诂疏证拾遗》一卷、王士濂有《广雅疏证拾遗》等，王念孙自己在《广雅疏证》完成了之后也写了《广雅疏证补正》一卷，从而使《广雅》研究在清代逐渐达到了一个高峰。第四节清以前其他雅学著作的研究《尔雅》《小尔雅》和《广雅》是中国雅学史上的代表性著作，《小尔雅》和《广雅》都是为了补充、扩大《尔雅》而作。在《广雅》之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名物的不断增加、词汇的日益丰富，许多名物训诂散见各种文献典籍，需要进一步整理研究。因此，从唐代开始，有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注意搜集相关资料，有的专门搜集各种名物，有的专门搜集故训资料，有的专门搜集专书中的名物训诂，然后仿照《尔雅》体例，编纂成书，以“雅”命名，产生了蔚为壮观的系列仿雅著作，成为中国雅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支派。

唐代出现的雅学著作，主要有刘伯庄的《续尔雅》、梅彪的《石药尔雅》等。《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刘伯庄《续尔雅》一卷，是为广续《尔雅》所作，但今已亡佚。梅彪的《石药尔雅》，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是现存最早的对某一学科门类用语进行搜集，并按《尔雅》体例进行编纂的专科仿雅著作。《石药尔雅》，又称作《药石尔雅》，专门收集和解释古代炼丹术语、药石名称，分上、下两卷，上卷释诸药隐名，下卷收集诸丹之别名异号，保存了大量唐之前的道教书目和唐代的道教服食书目，是道教炼丹方面的重要文献，同时在中国雅学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开创了专科仿雅著作的先例。

宋代较为重要的雅学著作主要有陆佃的《埤雅》和罗愿的《尔雅翼》。陆佃除前述《尔雅新义》外，还著有《埤雅》二十卷。《埤雅》初名《物性门类》，其内容主要是解释古代的名物，包括《释鱼》两卷、《释兽》三卷、《释鸟》四卷、《释虫》两卷、《释马》一卷、《释木》两卷、《释草》四卷、《释天》两卷。《埤雅》仿《尔雅》体例，但也有所不同。《埤雅》所释不包括一般词语，而是专门解释名物词语。除《释天》外，全部为动植物名称，共计287条。陆佃在考释名物时，广引古籍和先贤时哲之语对名物从性状、颜色、习性、功用等方面进行辨析，一条少则几十字，多则几百字、上千言，类似于一篇小论文。《埤雅》同《尔雅新义》类似，解说时附会之处较多。胡朴安评价说：“其释名物也，大抵略于形状，而详于名义。寻究偏旁，比附形声，求其得名之所以然。此种方法，极是考证名物之一助，但陆氏用之不慎，未免多穿凿附会之说。”如“贝（貝），背也，从目从八，言贝目之所背也”“豺祭狼卜，又善逐兽，皆有才智者，故豺从才，狼从良作也”等等皆是，这可能是陆佃受王安石《字说》的影响，往往把形声字分析为会意字，因此解说大多不甚谨严。另外《埤雅》在辨识名物时芜杂有余，简洁不足，这也是后人批评的一个方面。但是《埤雅》征引广博，释物详尽，保存了很多《尔雅》《小尔雅》《广雅》等雅学著作没有的名物词语，这对动植物学史、民俗学的研究也有重要参考价值。《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其推阐名理，亦往往精凿，谓之驳杂则可，要不能不谓之博奥也。”

宋代另外一部仿雅著作，即罗愿的《尔雅翼》。罗愿（1136—1184），字端良，号存斋，徽州歙县（今安徽歙县）人。《尔雅翼》共三十二卷，训释名物计416种，包括释草120种，释木60种，释鸟58种，释兽83种，释虫40种，释鱼55种。之所以称为《尔雅翼》，意谓本书为《尔雅》的辅翼。此书除了训释《诗经》中的名物之外，对古代其他典籍中的名物也广加搜集，对于名物的名称、形色、习性、功用等介绍较为详细，征引古籍达二百五十余种，比《埤雅》更为广赡，在名物辨识和古代文献保存方面具有较高的价值。胡朴安曾对宋代郑樵的《尔雅注》、陆佃的《埤雅》以及罗愿的《尔雅翼》比较评论说：“惟自宋以来诸儒，详于性理之谈，略于名物之辨，郑樵之《昆虫草木略》，陆佃之《埤雅》、罗愿之《尔雅翼》，皆是有宋一代名物学之著作，郑非专书，如以兰惠为一物，疏漏时有，陆多比附王安石《字说》，而罗书为善。《四库总目》称其书考据精博，体例谨严，在陆佃《埤雅》之上。”《尔雅翼》之后，元代有洪焱祖（1262—？）为其作《音释》，陈栎（1251—1334）对《尔雅翼》进行删节，作《尔雅翼节本》，但都已亡佚不传。

另外，宋代还出现了一些专门的仿雅著作。专科仿雅著作有无名氏的《本草尔雅》和何剡的《酒尔雅》。《本草尔雅》是一部专释中草药名称的著作，与《石药尔雅》近似，今已亡佚不传。何剡的《酒尔雅》是一部专释酒类词语的仿雅著作，在明代陶宗仪的《说郛》中保存了一部分词条，是研究古代酒类词语和酿酒技术的重要参考资料。专书仿雅著作有南宋赵汝楳的《易尔雅》。《易尔雅》共十八篇，仿照《尔雅·释训》体例，把《周易》中的易学名词加以搜集编排，标以“某释”的形式，如“通释、书释、学释”等等，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专书仿雅著作。另外，还有把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词语仿《尔雅》体例编纂成书的，主要有刘温润的《羌尔雅》三卷、无名氏的《番尔雅》等，惜今已佚。

由于历史的原因，元代未见有仿雅著作。明代的仿雅著作主要有两部：一是朱谋玮的《骈雅》，二是方以智的《通雅》。

朱谋玮（？—1624），字郁仪，豫章（今江西南昌）人。余长祚《骈雅序》云：“骈之为言并马也，联也，谓字与说俱耦者也。……括殊号于同条，标微言于两字。”《骈雅》主要汇集了古代文献中的双音节词语，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专门收集双音词语的仿雅著作。《骈雅》共七卷，包括《释诂》《释训》《释名称》《释宫》《释服食》《释器》《释天》《释地》《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等，名称与《尔雅》类似，略有差别。《骈雅》专收双音词，包括单纯词、合成词、叠音词等，征引广博，对古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谋玮淹通典籍，其《一斋书目》所载，往往为诸家所未窥。故征引详博，颇具条理，非乡塾陋儒捃拾残剩者可比……奇文僻字，搜辑良多，撷其膏腴，于词章要不为无补也。”在明代的仿雅著作中，《骈雅》与方以智的《通雅》俱为不可多得之书。当然《骈雅》也存在一些不足，“由于作者不懂上古音，对许多联绵字不能从语音上进行分析，对词条的排列和词的释义，也很不理想”。《骈雅》无注，后人难读，于是清人魏茂林著《骈雅训纂》一书，对《骈雅》作注，详见第五章第四节，兹不赘述。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安徽桐城（今安徽省桐城市）人。《通雅》共五十二卷，包括《序录》一卷。此书并非仅仅为补充《尔雅》所作，内容比《尔雅》更加丰富，分类也比《尔雅》更加细致，如《释诂》分缀集、古隽、謰语和重言四类，《天文》分释天、历测、阴阳、月令、农时五类，《官制》分仕进、爵禄、文职、武职、兵政等等，这反映了汉语词汇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不断增加的现状，同时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分类也更加深刻细致。对于《通雅》的特点，何九盈总结了三个方面：一、方以智在研究古汉语词义时发展了戴侗的“因声以求义”的理论，明确提出了“欲通古义，先通古音”（卷首“音义杂论”）、“因声求义，知义而得声”（卷六）的正确主张；二、《通雅》以前的雅书在释义时一般都不出书证，更没有驳议，《通雅》则着重于解释词义，而且作者在收集词条时就立意要解决一些词义疑难问题，对疑难问题往往是聚讼纷纭，就不得不产生驳议，所以《通雅》有些词条很像是词义札记；三、研究先秦词汇要读《尔雅》，研究汉魏词汇要读《广雅》，如果要研究唐宋元明词汇则不可不读《通雅》，中国的雅书最重要的就是这三部。《通雅》解释了不少从唐至明的词汇，这是一大贡献。《通雅》对清代雅学的发展也有较大影响，如戴震的《经雅》、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等都曾引用《通雅》中的资料。

除了以上两部著名的仿雅著作外，明代还有徐常吉《六经类雅》五卷（已佚）；邝露《赤雅》三卷，主要收录广西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山川物产及民俗异闻，凡197条；邝露《峤雅》三卷（已佚）。

明代还出现了一些对古代出现的雅学著作进行重新整理编排的著作，如张萱的《汇雅》、毕效钦的《五雅》、郎奎金的《五雅》、朱铨的《尔雅贯珠》等。张萱（1557—1641），字孟奇，博罗（今广东惠州）人，所著《汇雅》四十八卷。前编二十卷，汇集了《尔雅》《小尔雅》《方言》《广雅》的正文及注疏，并附有张萱的注释；续编二十八卷，主要是汇集了陆佃的《埤雅》和罗愿的《尔雅翼》为一书，每条词语之下用“佃、愿”相区别，无注释。《汇雅》的出现，为后人研究《尔雅》等著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也是中国雅学史上第一部雅学汇编著作。毕效钦《五雅》共七十三卷，汇集了《尔雅》《广雅》《埤雅》《尔雅翼》和《释名》五种著作；郎金奎的《五雅》共四十一卷，汇集了《尔雅》《小尔雅》《逸雅》《广雅》和《埤雅》五种雅学著作。虽同名《五雅》，二者所收著作略有差异。从所用版本上看，“毕氏《五雅》本优于郎刻，像《尔雅》《广雅》均出宋椠。清王念孙也认为毕本最佳，其疏证《广雅》以毕氏本为底本”。朱铨《尔雅贯珠》一卷，是将《尔雅》内容重新编排而成的。此书分释训、释亲、释宫、释乐、祭名讲武、释器、田器网罟、爻食、衣服、旌旗、圭璧金玉、弓箭羽革、释天、星名、释地、释山、丘陵、崖岸、释水、释草木虫鱼鸟兽、释畜、齸属、须属，共计二十三类。

明代出现了较多的仿雅著作，显示出明代学者对雅学研究开始逐渐重视，这为清代雅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兴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二章清代《尔雅》著作研究“清代真正开始研究《尔雅》的，戴震当为第一人。”戴震（1724—1777），字东原，一字慎修，号杲溪，安徽休宁（今安徽黄山市屯溪区）人，清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戴震是清代皖派学术的奠基人，在哲学、训诂学、古音学、文字学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并培养了段玉裁、王念孙等一大批有声于时的弟子，开创了乾嘉时期繁荣的学术局面，对晚清的学术思想和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戴震一生著述宏富，其所有著作汇集收入《戴氏遗书》刊行，近代学者张岱年主编的《戴震全书》（1994）对其著作进行了系统整理，较为全面。

早在乾隆十四年（1749），戴震就在其《尔雅文字考序》中说：“余窃谓儒者治经，宜自《尔雅》始。”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在此前的十多年就开始研究《尔雅》，后辑成《尔雅文字考》十卷（今佚），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除此之外，戴震还对《小尔雅》《方言》等著作进行深入研究，为清代雅学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戴震是清代最早对《尔雅》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戴震对《尔雅》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尔雅文字考序》和《尔雅注疏笺补序》中。《尔雅文字考》是戴震早年的一部著作，共十卷，原作现已亡佚，仅存序言一篇。根据序言，大略可以窥见戴震对《尔雅》的态度和研究方法。

据序言所云，《尔雅文字考》原是戴震读书时的随手札记，大约是对犍为、舍人、刘歆、樊光、李巡、郑玄、孙炎的旧注多所搜辑，以补郭璞注的遗漏和正邢昺疏的缺失，“偶有所记，惧过而旋忘，录之成袟，为题曰若干卷《尔雅文字考》，亦聊以自课而已”，而对于“考订得失，折衷前古，于《尔雅》七百九十一言，合之群经传记，靡所扞格，姑俟之异日”，可以看出戴震对研治《尔雅》是有许多计划的。此书戴震虽然花费十年时间研治而成，然尚非其满意之作。但此书在清代雅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一部清代雅学的奠基之作，为清代雅学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尔雅》是中国最早的训诂专著，在解释名物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戴震非常重视《尔雅》在语言研究和注释经学中的重要性，他在《尔雅文字考序》中说：“古故训之书，其传者莫先于《尔雅》，六艺之赖是以明也。所以通古今之异言，然后能讽诵乎章句，以求适于至道。”“《尔雅》，《六经》之通释也。”戴震明确提出了“儒者治经，宜自《尔雅》始”的宣言，对清代雅学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戴震认为之所以要注解古书，“盖士生三古后，时之相去千百年之久，视夫地之相隔千百里之远无以异。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更经学大师转相讲授，而仍留疑义，则时为之也”。这是继承了明代陈第“时有古今，地有南北”语言发展变化的观点。语言发展变化了，就需要借助《尔雅》来解释古代词义，最终达到通经的目的。

戴震对《尔雅》研究的最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尔雅文字考序》中，戴震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方法：

首先，要搜辑旧注，在古人注解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序》云：“是书（笔者注：指《尔雅》）旧注之散见者六家，健为文学、刘歆、樊光、李巡、郑康成、孙炎（案：郑氏无《尔雅注》，《周礼·大宗伯疏》误引之耳），皆阙逸，难以辑缀，而世所传郭《注》，复删节不全，邢氏疏尤多疏漏。”戴震不仅对汉魏古注多加搜辑，对郭注和邢疏也多所补充纠正，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尔雅》进行更为科学系统的解释。

其次，主张经雅互证。《序》云“夫援《尔雅》以释《诗》《书》，据《诗》《书》以证《尔雅》”，但因《尔雅文字考》已佚，我们见不到文中涉及的具体例证。后戴震在给清代学者任基振所著《尔雅注疏笺补》的序言中，对“经雅互证”的方法和作用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说：《尔雅》，六经之通释也。援《尔雅》附经而经明，证《尔雅》以经而《尔雅》明。然或义具《尔雅》而不得其经，殆《尔雅》之作，其时六经未残阙欤？为之旁摭百氏，下及汉代，凡载籍去古未遥者，咸资证实，亦势所必至。曩阅庄周书“已而为知者，已而不知其然”，语意不可识。偶检《释故》“已，此也”，始豁然通乎其词。至若言近而异趣，往往虽读应《尔雅》而莫之或知。如《周南》“不可休思”，《释言》“庥，廕也”，即其义。《豳诗》“蚕月条桑”，《释木》“桑、柳，丑条”，即其义。《小雅》“悠悠我里”，《释故》“悝，忧也”，即其义。说《诗》者不取《尔雅》也。外此转写讹舛，汉人传注，足为证据。如《释言》“阋，恨也”，郭氏云：“相怨恨。”毛公传《小雅》“兄弟阋于墙”：“阋，很也。”郑康成注《曲礼》“很毋求胜”：“很，阋也。”二字转注，义出《尔雅》。又“苛，妎也”郭氏云：“烦苛者，多嫉妎。”康成注《内则》“疾痛苛痒”：“苛，疥也。”义出《尔雅》。凡此遽数之，不能终其物，用是知经之难明，《尔雅》亦不易读矣。

在这段话中，戴震运用许多例证来说明“经雅互证”的作用，有“语意不可识”，检《尔雅》“始豁然通乎其词”者，如《庄子》例；有“言近而异趣，往往虽读应《尔雅》而莫之或知”者，如《周南》《豳诗》《小雅》诸例，运用《尔雅》进行解释，大多允当，因此戴震感叹“说《诗》者不取《尔雅》”，大多会出现错误。还有因为传写讹误，对照汉人旧注，可以证明《尔雅》释义是正确的。如《释言》中的“阋，恨也”，根据毛传、郑注，“恨”当作“很”，郝懿行《尔雅义疏》云：“恨者，当作很。”《尔雅》释义是对的，但文字出现了讹误。对于“经雅互证”的方法，有时需要进行详细的考证，辗转推求，不是简单的对应，所以戴震说：“凡此，遽数之不能终其物，用是知经之难明，《尔雅》亦不易读矣。”这种研究方法对以后的清代学者研治《尔雅》产生了深远影响，给后人以极大的启发，如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钱坫的《尔雅古义》等等。而任基振的《尔雅注疏笺补》更是对戴震“经雅互证”方法的实践，因此戴震十分赞赏，在《尔雅注疏笺补序》最后说：“夫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目故训之学不足为。其究也，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通，妄谓通其心志；而曰傅合不谬，吾不敢知也。任君勤于治经，盖深病夫后儒凿空之说歧惑学者，欲使本诸《尔雅》以正故训，故以是学先焉。”戴震认为治经当以《尔雅》为起点，才能通词至道，可见其对《尔雅》的重视程度。

第三，从《尔雅》扩大开去，除了《诗经》等诸经之外，“由是旁及先秦以上，凡古籍之存者综核条贯，而又本之六书音声，确然于故训之原，庶几可与于是学”。也就是说，凡是去古未远的古代文献都可以采取“经雅互证”的方法，更要进一步从字形、字音、字义上进行深入分析，探索其语源，探索字词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一个系统。

另外，戴震在运用“经雅互证”的方法时，注意到了《尔雅》的成书时代的问题。对于《尔雅》的作者和成书时代，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戴震在《尔雅注疏笺补序》中说：“义具《尔雅》而不得其经，殆《尔雅》之作，其时六经未残阙欤？”戴震发现在《尔雅》中存在的一些词义，在现存的经书文献中找不到实际的用例，因此推断说《尔雅》的成书时代当在“六经未残阙”之时，也就是当在先秦时期。这应该说是戴震对《尔雅》成书时代的一个重大发现。戴震在其《杲溪诗经补注》“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条下云：“《毛诗》以‘甘棠’为‘杜’，失《尔雅》之读也（用此知《毛诗》故训据依于《尔雅》为之。《尔雅》，周秦之际经师解释《诗》《书》者）。”明确指出了《尔雅》和毛传的关系：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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