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通史.第十卷,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9-24 07:46:05

点击下载

作者:汪朝光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近代通史.第十卷,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

中国近代通史.第十卷,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试读: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作者的话

《中国近代通史》第十卷叙述了自1945年8月抗战胜利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中国历史。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间并不长,但历史发展的进程却极为迅速,国民党统治的由盛而衰和中共力量的全面崛起直至建立新的国家政权,都发生在这一短暂的历史时期,从而表现出十分丰富的历史内容。战后中国历史不仅有国内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的参与,而且与国际格局的变动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从而又表现出非常复杂的历史内容。目前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成果还不够充分,该卷在吸收现有研究成果优长的基础上,着重探索与创新,表现出多方面的特点:

一、广泛利用各种历史资料。研究历史的基础是掌握充分的史料,近些年来,关于战后中国历史的资料有较多的整理和刊布,国内外各档案馆的历史资料也在持续不断地大量开放之中。该卷不仅大量利用了已经出版的各种档案文献、报纸期刊、历史文献汇编等资料,如《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等,而且费力搜集了尚未出版的各档案馆存档资料,其中不仅有以往利用较多的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而且还有以往利用较少的台北藏蒋介石档案、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藏国民党军政人物档案等历史资料,从而使对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建立在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

二、注意吸取前人研究成果,在继承的基础上力求创新。任何学术研究均非一蹴而就的短时之功,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着重研究者个人的创新。该卷广泛参考了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力求创新,对若干问题作出作者的判断和分析,如对战后中国历史发展线索、国民党关于和战问题的争论、国共两军军事战略战术、国共两党攻守态势的转换等重要问题的综合分析和讨论以及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都反映出作者对战后中国历史的认识、探索和创新,同时也较好地反映了该书主编的写作意图和写作要求。

三、讲求全面,突出重点。战后中国历史头绪众多,牵涉到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及各方关系,以该卷有限的篇幅,实难事无巨细、一一叙述。该卷写作讲求全面,内容尽量包括战后中国发生的大事和要事,同时,尽可能突出重点,着重研究抗战胜利后中国内外情势的变化,国共两党关系的演进和破裂,内战的重起,战争的进程及其转折等,并在突出重点的观照下,将相关的经济、外交、社会等问题纽结其中,使全卷内容翔实、层次清楚、逻辑分明,较好地反映了战后中国历史的全貌并把握住其中的关键性环节。

四、注重叙事,讲究文字。历史的重要功能在于叙事,只有建立对历史史实全面而准确的叙述,才能在此基础上对历史进行正确而适宜的解读。该卷充分反映出其注重叙事的特点,全卷对所写时段的历史事件及其发展进程和相关关系、对历史人物在其中的活动及其背景与由来,都注重翔实的叙述,并以流畅的文字,娓娓道来,使读者得到愉悦的阅读感受。

当然,该卷著作亦非十全十美,在对历史资料的掌握、历史史实的叙述、历史本质的分析等方面,也还有值得改进之处,如有些历史资料尚未充分运用,有些历史史实尚未充分叙述,对于历史问题的分析还有深入之余地。所有这些,都有待于今后修订时继续努力。第一章战与和的变奏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发展与进步的机遇。但是,当时执政的国民党与在抗战中得到空前发展的共产党对战后中国的发展道路有不同的考量与选择。国民党企图继续维持其一党执政的统治地位,排斥中共的政治参与,力图遏制中共的发展;中共提出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国家。两种不同的建国主张表现为两条不同的政治道路,国共两党在战时的合作关系亦因抗战结束而开始发生变化,对立的一面在上升,共同的一面在下降。但抗战胜利之初的国内外环境、民众对和平的渴望、美苏两强对中国政治的态度,有利于和平而不利于战争。国共两党也需要根据时局演变,决定战后政策,作出适当部署。因此,国共两党关系并未骤然破裂,而是在边打边谈的战与和的变奏曲中发展与演进,经过重庆谈判、停战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国共两党关系一度有所缓和,国内和平局面也得以暂时维持。第一节国共重庆谈判

1945年8月,中国人民历经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迎来了最后胜利。但是,胜利的狂欢过后,战时中国积累的问题,如凋敝民生的救济、残破经济的重建、文化教育的发展等亟待解决。尤为重要的是,如何整合社会各阶级、阶层及各种政治力量对建设国家的不同意见,使中国得以继续坚持抗战时期的全民族团结,是战后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中国全民族团结的基础因抗战而奠定,亦因胜利而变化,即从以抗战、以民族生存求团结而转向以民主、民生求团结。对于如何巩固抗战胜利成果,如何加速民主化进程并改善民生,以建设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当时左右着中国政局动向的两大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1945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号召“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宣言提出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和军队、承认各党派合法、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六项具体要求,从而率先公开了自己的政治立场。9月3日,国民党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对中共的政治主张并未正面回应,而着重就战后复员问题提出具体主张,如为军人安排就业的机会,为难民取得必需的救济,为城市乡村策复兴,为海外侨胞谋复业,为青年解决求学的困难,为工商各业开拓发展的道路。对于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民主宪政问题,《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加紧造成地方自治,切实保障人民权利,从速成立民意机关。但蒋介石在同日发表的广播演讲中特别强调:国家统一是民主宪政的惟一基础,而要完成国家的统一,惟一的前提就是军队国家化,在我国家领土之内,不再有私人的军队,亦不再有任何一党的军队。蒋介石的意图所向显然是针对中共。战前和战时积累的国共两党矛盾,非但未因抗战胜利而得以缓和,相反,抗战胜利更使原本潜伏的两党矛盾浮出水面,在一系列问题上国共两党的主张针锋相对,国内政治局势因两党对立而趋紧张。

国共两党在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立即以准备受降接收、确定自身战略优势为中心,作出各自的部署。日本决定投降的消息刚刚传出,8月10日晚,蒋介石即电令各战区:迅即展开接收部署,同时警告敌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的任何人投降缴械,并确保联络和掌握,以待国军到达。为不使中共因参与受降接收而得到好处,增加未来与国民党讨价还价的本钱,蒋介石完全排除了中共参与接收的权利与可能。11日,蒋介石致电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命令“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蒋介石还指示负责接收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对于非经政府指定之受降部队,如有擅自接受敌军投降,企图扰乱受降计划者,得下令惩罚之。蒋介石的命令不考虑中共部队在对日作战中的重大贡献,自然不为中共所理会。就在蒋介石致电朱德的当天,中共以延安总部名义命令:“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因为中共部队多在敌后,靠近日伪占领区,中共力图通过受降接收扩大占领地盘,尤其是将华北各主要通路与地区均划为应占领的地区,从而与国民党垄断受降接收权并恢复其对全国统治的意图产生尖锐的矛盾。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却连发三电,邀请中共领袖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时轰动中外。蒋介石的邀请虽出人意表,但究其实质,无非和战两手之不同运用。一方面,在国民党内部,以陈果夫、陈立夫等为代表的CC系党务系统,以邹鲁、居正等为代表的国民党传统右翼,以陈诚、白崇禧等为代表的军事系统,忧惧中共力量的迅速成长,主张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并为此不惜破裂而一战。8月20日,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开会讨论中共问题,其中不少人主张对中共绝无妥协余地,只有用武力对付。另一方面,国民党内以张群为代表的政学系官僚和在蒋介石身边任职的亲信部属宋子文、张治中等人则认为,单凭武力不足以压服中共,主张与中共谈和,在继续维持国民党统治的前提下,承认中共并将其约束至体制内,以求得国内和平。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者,蒋介石总是根据不同的考虑而决定和战两手的不同运用。抗战甫胜之时的国内外形势,显然不利于国民党贸然动武。不仅远在后方的国民党军队尚未部署到位,社会各界强烈主和,而且国民党的主要支持者美国也因雅尔塔体系的约束而支持国共和谈。在此种形势下,蒋介石适时运用和的一手,在部署军队向全国主要交通线和要点要地进军、抢占有利战略地位的同时,电邀毛泽东赴渝,意图在政治上占据主动。蒋介石的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在其拟订的对日本投降的处置意见中建议:邀请“中共领袖来渝共商进行。如毛泽东果来则可使其就范,如其不来,则中央可以昭示宽大于天下,而中共将负破坏统一之责。”此份建议虽出自蒋介石的幕僚之手,但显然对蒋介石的意旨有深切体认,更毋宁说是蒋介石的真实想法。为此,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致电毛泽东,言辞谦恭地表示“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并表示“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对于和战两手的不同运用,中共同样娴熟于心。日本投降之初,中共本已考虑在新形势下恢复国共谈判,但是因为国民党在受降等问题上不愿妥协,使中共估计蒋介石邀毛泽东赴渝不过是欺骗手段,对此并不积极。但在蒋介石连续电邀毛泽东赴渝并得舆论好评后,中共的态度有了重要变化。同时,与美国支持国民党谈和相一致,苏联也在毛泽东决定赴渝之举中起了重要作用。当中共对是否接受邀请有所犹豫时,斯大林两次致电毛泽东,敦促其接受邀请,赴渝谈判。周恩来1960年7月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说:"8月22日,斯大林用苏联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打电报给毛主席,要求我们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不要进行自卫反击,否则中国民族要毁灭。斯大林还要毛主席到重庆去跟蒋介石谈判,订立停战协定,成立联合政府。当时中央在讨论斯大林的意见时,没有一个人赞成毛主席去重庆。……后来斯大林又来了一次电报,仍然强调上述意见,一定要我们去重庆。他认为如果我们要对国民党进行自卫反击战争,美国就会用飞机、大炮、海军帮助国民党,苏联也得受中苏友好条约的束缚,在道义上支持国民党政府。他就是给我们这样大的要挟,硬是要我们同意接受和平谈判。中央反复讨论以后认为,苏联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也要考虑到中国已经打了八年抗战,人心向和,希望能够有一个和平环境建设国家,医治战争创伤,人心思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拒绝和平谈判,很显然是不策略的。所以中央,特别是毛主席,经过再三考虑,认为可以去谈判。”尽管中共领导层和毛泽东对斯大林的看法未必认同,但斯大林的态度对他们毕竟有重要影响。而且由于美国在华力量的增长及其与国民党的关系,毛泽东认为美国的影响对国民党能够起决定作用,美国既已对和谈表示支持,则中共自不能完全置之不理。

8月23日,中共在延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共关系及如何应对蒋介石之邀请等问题。毛泽东认为:因为国民党本身的困难(如兵力分散、矛盾很多、实力不足),解放区的存在,共产党不易被消灭,国内人民和国际上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他强调:“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各种条件的存在,他还需要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消灭我们。我们应当利用他这个暂时和平时期。”“以后我们的方针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在数量上作些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以局部的让步换取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来迎接新形势。对这种让步我们要有准备。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准备在合法工作中去进攻,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要学会作合法斗争。”与会的中共领导人均支持他的意见,认为中共应争取主动,迫使蒋介石妥协。8月25日,毛泽东将其准备赴渝的信息通过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转达蒋介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正式决定毛泽东赴渝谈判。毛泽东强调:只有去才能取得全部主动权,“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只有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妥协。”“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和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重庆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会议决定:中共在北方从陇海路到东北一定要占优势,但在南方从广东到河南、江南、江北地区,可视情形作出次第让步。同日,中共发出党内通知,认为“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但同时强调“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至此,中共确定了力争和平,但亦作好武力准备的方针。

1945年8月28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飞抵重庆。在民国史和国共关系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庆谈判由此拉开序幕。

在重庆谈判开始之前,国民党为了应付谈判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在8月25日由潘公展主持国民党中央联席会报秘书处会议,提出谈判意见,基本策略为军事拿紧,政治放松;态度上不予刺激,推诚相待;一切采取主动,应放开者先放开;将商谈情形逐日公布,充分表露我方委曲求全忍让之苦心,使中外对我同情;但随时准备破裂,同时提防各党派勾结,绝不让其他党派参与此次商谈。关于谈判的具体方案,他们提出:应以军令、政令统一为商谈之前提,军事从严,政治从宽;在政治体制上,放弃训政时期以党统政的形式,采用控制从政党员的方式,即以行政院为类似责任内阁之组织,立法、监察机关可容纳中共及各党派人员;但所谓解放区不能存在,中共之政治人员,在绝对遵照政府法令条件之下,可酌量委充地方官吏。29日,潘公展另函呈蒋介石,提出国民党可以酌量容许的解决办法为:整编后的中共军队不许特殊化,惟整编之数不妨量予提高;中共政权组织应一概取消,中共军队不听命令等行为,应一律严令停止;国防最高委员会改设政治会议,此中自可容纳中共分子;行政院设政务委员会,酌量容纳他党人士;国民政府委员会或军事委员会委员,亦可酌选中共或他党参加二三人。他认为:“钧座对此顽梗之中共问题,苦心焦虑,非常人所能想象。今幸以德威之感召,毛泽东居然来渝,此诚解决本问题之最后良机。要宜持之以坚,容之以忍,终求大功之告成,悬案之终了。万不可商谈而后,初步解决其一部分问题,而更贻将来无穷之患。”在综合党内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蒋介石指示国民党代表在谈判中采取的原则为:军事绝对统一,政治尽可宽大,不妨次第让步,以示一再容忍,务取宽大,达成妥协求全之任务。虽然蒋介石有所谓“政治宽大”之表示,但在此后的实际谈判进程中,国民党固然要求军事之绝对统一,即使对“政治宽大”也未见实质让步。

重庆谈判,名为毛泽东与蒋介石的谈判,两人亦有多次会见,并为谈判决定原则,但实际谈判主要是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等之间进行的。9月3日,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中共的谈判方案,表示中共愿“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同时表示“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方案提出国民党承认各党派合法、承认解放区政权及部队、严惩汉奸、重划受降地区、停止武装冲突、结束党治、保障人民自由等要求。方案的核心内容为提出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办法。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要求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讨论建国大计、施政纲领、改组政府、重选国大等问题;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承认中共解放区政权的地位,在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委任由中共推选之省主席,在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广东六省与北平、天津、青岛、上海特别市委任由中共推选之省副主席或副市长,中共参加东北行政组织。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提出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中共部队编为16个军48个师,驻地集中在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参加军委会及其各部工作;设立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委任中共人员为主任。

在得知中共的方案后,9月4日,蒋介石指示国民党谈判代表:(1)军队问题,中共军队最多编12个师,驻地由双方商讨决定;(2)解放区问题,只要中共做到军令、政令的统一,则对县级行政人员酌予留任,省级行政人员亦可延引中共人士;(3)政治问题,拟改组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党各派人士参加,中央政府俟国大后再予改组;(4)国大问题,已选国大代表仍然有效,中共方面可酌增代表名额。蒋介石企图以此解决国共之间的全盘问题,但归结于所谓政令、军令的统一,仍是以对中共的军事收编并交出解放区政权作为中共在一定程度上政治参与的条件,与中共强调政治民主化,同时保持对己方军队和解放区控制权的要求恰成对比。国共双方的主张距离甚远,预示着谈判的艰难。

自9月4日起,国共双方就有关问题开始正式谈判。国民党先后参加的有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叶楚伧和张厉生,中共则始终是周恩来和王若飞参加。对于中共所提方案,国民党代表认为,军队问题与前此所谈距离甚远,而解放区问题如照中共意见,非导致国家于分崩离析之局不止。中共代表则认为,要解决国共两党问题,必须承认两党皆有军队和政权的现实,否则便无法再谈。周恩来特别提出:我党对于国民党,已作重大让步,军权政权,中共皆承认国民党为中国第一大党,然国民党亦不能抹杀共产党,故国民党亦必须为我党打算,方能使我们两党各得其所。鉴于双方在有关军队和政权的大原则上意见暂无法保持一致,张群遂建议,从讨论具体问题入手,以期会谈有所进步。此建议得到周恩来的赞成。在关于具体问题的讨论中,双方先在召开政治会议和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等问题上达成了初步妥协;次在军队问题上,中共军队保留20个师成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有达成协议的可能。惟一难以解决的是关于解放区的地位问题。国民党坚持,中共只能推荐省级行政人员,由中央择予任用;而中共则坚持国民党对解放区现状应予一定程度的认可。中共总结谈判进程为:“蒋表面上对毛周王招待很好,在社会上造成政府力求团结的气象。实际上对一切问题不放松削弱以致消灭我的方针,并利用全国人民害怕与反对内战心理,利用其合法地位与美国的支持与加强他(保障美国在远东对苏联的有利地位),使用强大压力,企图迫我就范,特别抓紧军队国家化问题。因此在谈话态度上只要求我们认识与承认他的法统及军令政令的统一,而对我方则取一概否认的态度。”

为了早日达成妥协,9月19日中共主动提出,其在南方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豫南八个地区的军队第一步可以撤至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第二步再撤至鲁、冀、察、热、晋省之大部分、绥省之小部分与陕甘宁边区;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而合一,即鲁、冀、察、热省主席和晋、绥省副主席及平、津、青市副市长由中共推荐,省区数量较之原提方案大幅度减少。然而国民党仍拒作让步,甚至连一向与中共关系友好的张治中也表示政府殊难考虑中共方案,指责中共此举为割据地盘,引致双方激烈争辩,谈判气氛紧张,不得不暂时停顿。中共甚至还得到情报,称国民党中统要员私下透露,蒋介石将以常有国事咨询为由,不让毛泽东和周恩来返回延安,以动摇中共军心,以利于国民党的进攻。因此,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谈判没有结果,形势可能逆转,毛泽东再留重庆似无必要,建议毛泽东争取尽快回延安。

虽然如此,国共双方都无法承担谈判破裂的政治责任。蒋介石盱衡国内外形势:“俄是否因此借口毁灭其盟约义务?促使蒙疆内侵与久踞东北?果尔,则国际形势犹能容忍否?又美国舆论与政策,是否因之改变,弃绝我国不再予以接济乎?”在对美、苏动向尚无把握的情况下,他决定“不能不为国相忍”。而毛泽东审时度势,亦决定仍留重庆,争取社会舆论与中间派,以取得政治主动权。他特别告诉《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我们对国民党,只是有所批评,留有余地,并无另起炉灶之意。由于中共“调子低,让步大(允逐步退出陇海路以南),表示委曲求全”,9月27日谈判恢复,双方同意由军政部、军令部和中共另行讨论军队数量与整编等问题,而对解放区政权问题仍无法达成妥协。中共提出的在省级行政区划基础上维持解放区政权的各种方案均为国民党拒绝,国民党只能同意在县级,至多是地区级行政区划基础上承认中共政权的可能性。周恩来的看法是:“武装固然重要,但武装毕竟是保持根据地的工具,武装脱离了根据地就无法生存。蒋看清了这点,他也特别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他无论如何不承认。”国民党最忌讳的,也是最担心的,就是中共合法地取得政权并拥有军队。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一直无法接近,最后只能暂时维持现状,并同意先将商谈结果以公报形式公告中外。

10月10日,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纪要共12条。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又认同蒋主席所倡导的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双方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自由、承认党派合法、限制特务机关活动、释放政治犯等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在实行地方自治、惩处汉奸、解散伪军、重划受降地区等问题上,政府方面表示实行地方自治不应影响国民大会之召开,惩处汉奸要依法律行之,中共参加受降在其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双方同意提交政协解决;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提出将部队缩编至20个师,自8个地区撤出部队至陇海路北和苏北、皖北,政府方面表示此次商谈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军队数目可以考虑,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提出方案,双方同意由军令部、军政部及第18集团军各派一人组成三人小组,进行具体商谈;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先后提出四种方案,政府方面均不同意。对于未解决的问题,双方表示将在互信互让的基础上继续商谈,求得圆满之解决。协定签订前后,蒋介石与毛泽东多次相见,表示“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但蒋介石又要求中共“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惟一之出路”;“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否则不成其为国家之意,坚决表示望其了解”。可见蒋介石耿耿于怀的仍是如何解决中共的地盘与军队问题。蒋介石还以推心置腹之态对毛泽东说:我们两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都有专长;我们都是五六十的人了,十年之内总要搞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毛泽东对蒋介石表示赞成军队国家化,军队不为党派服务,党则全力办政治;解放区的努力应该承认,应该帮助。军队和根据地对于中共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也是中共和国民党相争的主要依靠,毛泽东当然知道蒋介石的心思,也当然不会为蒋介石的言辞所动。中共中央在就重庆谈判下发给各地的指示中强调:“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目前伪军未解散,敌军未缴械,解放区问题未解决,谈不到编整部队问题。即将来实行编整时,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双十协定”的意义,并不在于国共两党达成了什么妥协。实际上,由于国共两党多年的对立与分歧,两党对国内外形势与自身利害考量存在差异,双方的矛盾不可能通过一次谈判而解决,协定达成的实际妥协十分有限(最具意义的妥协是召开政协),同时具体而细微地列出了双方对于各项问题看法的异同点。“双十协定”的意义主要在于:通过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会见并发表公报的形式,中共承认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国民党也承认了中共及其军队的地位,双方都可以从这样的表述中获得己方认可并需要的东西。但因为中共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而此次会谈采取了双方平等的形式,签订了正式协定,中共的地位被首肯,因此相比较而言,中共对协定的评价更为积极。毛泽东在回延安后一度认为: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18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无论如何,“双十协定”对于国共而言,虽然形式效应远大于实际内容,双方对于诸多已决和未决问题仍是各说各话,但毕竟缓解了一度似乎迫在眉睫的内战危机,对于刚刚经历了八年抗战的苦难与艰辛、迫切期待国家重建与复兴的民众来说,这是值得肯定的。第二节边打边谈

国共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虽使大规模内战暂时未能公开爆发,但并不意味着国共军事冲突的停止。因为国共双方均企图在军事上占据更多的实地,得到更有利的战略位置,从而在政治上为未来的斗争作出对自己更有利的布局,这导致双方的军事冲突不但无法停止,反有扩大之势。一时间,中国大地呈现出一幅不相协调的画面:一方面,抗战胜利,外战已经远去,各方面忙于对日伪财产的接收、社会经济的复员与国家的重建;另一方面,内战烽烟弥漫各地,枪炮声不绝于耳,和平似乎仍遥不可期。

因为日伪占领区多在沿海、沿江、主要交通线及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其地盘和资源对国共两党争夺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日本刚刚投降,蒋介石即考虑到未来的国共争夺,首先以接收为名义,以恢复交通为主旨,命令在大后方的国民党军队迅速向全国推进,占领各要点要地,构成有利态势,尤其是必须占领及完全控制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广州、武汉、长沙、南昌、徐州、济南、郑州、石家庄、太原、归绥、张家口、山海关等战略要点。1945年9月2日,负责接收的何应钦秉承蒋介石的命令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急向所规定之受降地点挺进,并尽先以一部接收日军撤离之地区,主力迅速进驻日军投降集中地区之附近,完成一切受降准备”,“受降地点以外之重要城市之据点,应迅速以有力部队接防控置之”,“奸匪活动地域,应集中优势兵力择要封锁之”。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军对长江以南的接收与推进基本顺利,但在华北,因为中共部队“深入陷区,易制先机,控制交通,接近敌区,便于受降收械”,占据着一定的优势,国民党军的推进遇到相当的阻力。为此,一方面,国民党利用等待投降的日伪军保持其占据的地区,维持地方治安。何应钦命令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绝对不得将行政机关移交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行政官吏或代表人员”。另一方面,在美国的海、空运输支持下,国民党军运送大量军队到华北,先后接收了北平、天津、太原、郑州、石家庄、济南等城市,并控制了平绥路归绥至大同、津浦路济南至徐州的部分路段。但是,华北察哈尔和热河两省的几乎全部地方,河北、山西、绥远、山东等省的大部分地方,以及豫北、皖北、苏北等地区,均在中共控制之下。国民党军不少高级将领认为,应动用武力“剿共”,肃清中共武装,接收华北,进而接收东北,统一全国。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还布置下属拟出“防剿”共党部署,呈报蒋介石,商讨如何进行“剿共”战争。10月13日,蒋介石向各战区长官发去密电,进行“剿共”动员,要求“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为达成此目的,国民党军除在美国帮助下继续向华北进行空运和海运外,主要是沿进入华北的各主要交通要道——平汉路、平绥路、津浦路、胶济路向华北推进,从而在上述诸路及其周边地区与正着力经营华北,并确保在东北发展的中共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

中共将战后战略发展的重心放在华北和东北,尤其是东北(东北问题详见后述)。中共在日本投降之初,本拟在南京、上海、武汉、北平、天津等城市发动武装起义,夺取这些城市,并尽可能将国民党军队隔离在平汉路以西。但因形势的变化及自身力量的限制,中共无法达成这样宏大的目标,中共迅即改变方针,将工作重心置于广大乡村及小城镇,尤其是北方地区,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为此,8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陇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刘少奇也认为:苏联至少不会阻拦我们进入东北,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东北赢得战略上的胜利,即北面没有敌人,西面蒙古、东面朝鲜都是友邻,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方面的敌人。有了这样一个有利的战略地位,就有了取得胜利的基础。与此种看法相适应,中共部署华北的太行区夺取上党,太岳区出击同蒲路,冀鲁豫区出击豫北,晋察冀区出击晋北与正太路,晋绥区协助晋察冀区出击大同、归绥,尤其要求各地控制国民党军北上必经的交通要道。此后,中共华北部队率先进入东北,并不断传回有关信息。9月14日,首先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负责人曾克林和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一同飞抵延安,使中共最高领导层得以了解东北的实地情况。苏军代表在转告马林诺夫斯基的口信时,并没有提及将东北根据中苏条约交给国民党,而其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说法,实际默认了中共军队可以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入东北。与此同时,新四军第3师师长黄克诚、中共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华中局领导均有着重向东北发展的建议。向北发展已成为中共上下之共识。

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央代主席,留守延安,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9月中旬,刘少奇连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形势发展,认为须立即确定中共的战略方针。15日,刘少奇向在重庆的毛泽东等通报东北现状,认为这是中共发展的“千载一时之机”。17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因此,我们意见,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主力十万人到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十万人至十五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而华东根据地则以剩余力量加以扩大去坚持。“19日,毛泽东等回电“完全同意”。同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时提出:我们今天的方针,是力求控制热、察两省,控制东北。要下决心,坚决行动,舍得把其他地方丢掉。要赶快动作,利用时机。我们要当做全党、全军的任务提出,完成这样的计划。我们应向北发展,南面可采取防御。会后,中共中央即向各地发出指示,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指示要求,晋察冀与晋绥两区确保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山东主力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华东新四军主力一部向山东移动,江南主力撤返江北,晋冀鲁豫部队阻滞顽军北上,并准备以一部调东北。至此,“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成为中共战后总的战略方针,并成为对中共战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战略方针。10月20日,中共中央在给各地的指示中提出:“目前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期间,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中共在国统区应“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并与政府当局继续谈判尚待解决的问题”;在解放区“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及尽量扩大解放区”,“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斗争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还在重庆谈判的进行过程中,国共即在山西东南部的上党地区发生了战后首次武装冲突。上党地区位于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太行与太岳两区之间,8月11日,日本刚有投降的表示不久,阎锡山即电令其部下史泽波抢占上党,对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构成较大威胁。自9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中共晋冀鲁豫部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围攻上党,战至10月5日,阎部增援之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战死;12日,困守的第19军军长史泽波于突围后被俘。阎锡山损失兵力10个师,几近其总兵力的一半。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从此连为一体,位据华北核心位置,东对平汉路,西对同蒲路,南对陇海路,北对正太路,均可构成有力威胁,有利于中共在华北地位的稳固与发展。

国共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主要发生于平汉、平绥和津浦铁路沿线。中共为了确保“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实施,必须阻止国民党军队北上,因此要求各地“用纠缠扭打的战法”,对于经平汉、津浦、同蒲、正太和平绥等路前进的国民党军队坚决加以打击和阻止。10月中旬,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命令第40、30军和新8军,自河南新乡集结北进,企图与已占据石家庄的第34集团军李文部会合,打通平汉路北段,分割中共华北根据地,控制华北,继而北进东北。中共认为此役关系华北全局,要求晋冀鲁豫区领导人刘伯承和邓小平将主力适当集中,寻求机动,歼灭国民党军。刘、邓遂集中3个纵队的主力,在邯郸以南漳河以北地区预设阵地,伏击国民党军。北进之国民党3个军临时组合为兵团,在没有友邻支持与策应的情况下冒进,25日到达邯郸南之马头镇时,被中共部队包围。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与中共已有秘密联系,于30日率部起义;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率部苦战多日而不支,只能冒险突围,11月2日大部被歼,马法五被俘。此役中共“获得完满胜利”,而国民党“终戡乱全役,该两地之交通要冲,均未规复。东西、南北中梗,在用兵上形成极大障碍,行动之自由尽失。”

平绥路的冲突主要在国民党傅作义部和中共晋察冀部队之间展开。抗战胜利后,傅作义对借此时机自其根据地绥远向华北扩张势力较为积极,下令“绥西部队积极向东挺进”。在傅作义的命令下,傅部迅速出动,沿平绥路两侧向东推进,进展甚快。9月初,傅部已占据平绥路的归绥至大同段,进至距中共刚刚夺得之察哈尔省府、晋察冀区之中心城市张家口不过百里之遥,如此势必影响中共在华北北部的战略布局,进而分割华北与东北中共之联系。因此,中共认为平绥路作战“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极为重大”,要求晋察冀聂荣臻和晋绥贺龙两部通力合作,解决平绥路之傅作义部。晋察冀和晋绥两区遂集中了5万多人的部队,10月中旬起向平绥路出击,先后占集宁、卓资山等地,迫使傅部放弃平绥路沿线各点,向归绥收缩。由于傅部多系主动撤退,实力并未受太大损失,而中共对傅部力量估计较低,对己方实力则估计过高,遂要求前线部队歼灭傅部主力,夺占归绥、包头、五原、大同诸点。但这些城市多系深沟高垒,中共部队长途奔袭,且攻击力有限,多次攻击未果,形成僵局,不得不于12月上旬结束平绥战役,未达成原定战役目标。

津浦路为联络国民党统治中心的京沪地区和华北平津地区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沿途又经过中共华中、华北根据地,为国共双方所必争之路。中共确定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后,原以苏北为中心根据地的新四军北移山东,由陈毅任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另以江南北撤部队组建华中野战军,由粟裕任司令员,中心任务是截断津浦路,阻止国民党军北上。国共双方的武装冲突以津浦路济南至徐州段为中心,旁及陇海路徐州至海州段和胶济路。中共部队先后攻占津浦路之邹县、滕县、曲阜等地,围困临城、枣庄、兖州、泰安等地,并封锁了三条铁路的交通,致使国民党军不仅无法经此北上,而且在山东一度只能保有济南、青岛等孤立据点,并有“鲁省恐将不保”之担忧。

国共两党一方面在战场上力争己方之军事优势,另一方面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两者互为影响,互相补充。战场相争是为加强谈判桌上之地位,而谈判之讨价还价,除须战场之支持外,亦必须争取社会舆论及人心,此为战场所不能替代。“双十协定”签订后,国共双方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继续就各项未决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双方首先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有关问题达成协议,同意在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之前,由国民政府召集有各党派代表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和国民大会及相关问题,还就会议代表名额的分配与各方达成妥协。以“党治”立国、实行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本拒绝政协这样有各党参加的协商机构,而企图以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为其统治确立合法性基础。但战后形势造成国内民主呼声高涨,加上美国的压力,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同意以召开政协为缓冲,以暂时缓和国内矛盾,同时以政协促成国民大会及早召开,仍以国民党为主导实行制宪。11月2日,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最高小组举行会议,检讨局势,认为应“一面与中共继续商谈,一面就政治及宣传方面作若干措施,以击破中共假借民主企图割据之阴谋”。他们提出发动宣传攻势,催促中共速派代表召开政协,以此争取社会舆论,得到蒋介石之首肯。

中共深知国民党促开政协会议的用意,为了不使国民党以此获取政治利益,10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表示中共现对政治会议无甚兴趣。周恩来随即在谈判中提出将未决之军事和解放区地位问题商得眉目后再开政协会议,实际是以此作为召开政协会议的先决条件。但国共在这些实质问题上的分歧远非如召开政协会议那样的程序问题容易解决。中共提出,在军事上国共军队各守原防,政治上或维持现状,或进行选举,或直接由中央委任中共提名人选,并特别要求国民党停止向华北进兵;国民党则提出迅速恢复交通,速开军事小组会议,解决中共军队整编等问题,不同意承认解放区政权。双方连续举行多次会谈,提出各自的方案。中共着重于国民党军队停止前进,以利自己在东北和华北的战略部署;国民党则提出其军队通过中共控制地区时,不应受到阻碍,目的是迅速运兵至各战略要地,控制全国局势,遏制中共的发展。中共在谈判中警告国民党:现在前方交通线均在中共控制下,中央军如一定要前进,当然要起冲突,而且中央军运兵华北数额若无限制,将使中共感到威胁;还提出恢复交通的前提条件是:停止进兵,停止利用敌伪,在华北主要铁路线上双方均不驻兵,国民党如向北平、天津、青岛运兵须经过协商。国民党则强调中共部队应撤至离铁路线10公里以外,一个月内对中共军队驻地及整编商定办法,按计划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双方立场始终没能有所接近,谈判因此而停顿。

为了迫使中共让步,国民党利用社会各界对于复员、建设之期待,对中共发动宣传战,指责中共破坏交通与复员,声称“我们不能容许任何人再对这交通建设作有计划有组织的破坏,不能让国库负担的交通建设费成为无代价的牺牲,更不能坐视社会经济生命的断绝”。而中共亦发起宣传反击。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应公开承认破毁铁路是为受降、灭伪、制止内战绝对必要,毫无不好”,应“采取强硬态度”,“强调必须立即制止内战,必须先解决受降、伪军、自治三大问题,才能恢复交通”。随后,中共在谈判中向国民党提出四项要求:全面停止向解放区进攻,从进占区全部撤退,从八条铁路线撤退,取消各地“剿匪”命令。1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强调:“蒋军来势很凶,对我们压力很大,除抵抗以外,别无办法。我们不打肯定是被消灭,打顶多也是被消灭,为什么不打呢?我们打而胜之的可能性很大。”为此,在国共于华北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情况下,11月25日周恩来飞返延安,国共交涉暂时中断,国共两党几乎处于政治、军事的全面对抗之中,战后的国内政局一时出现了严重危机。

国共武装冲突激烈,国共两党剑拔弩张,使得刚刚经历了八年抗战之艰辛、亟待休养生息的各界民众颇为担忧。社会各界一致反对内战,要求以政治与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在谈话中表示:“在抗战八年以后,在全面胜利以后,假定大规模的内战终于无法避免,这不仅要为一切中国的友邦所齿冷,要为新遭惨败的敌人所窃笑,这简直是在对着整个国家的生命当心一枪,简直是对着四万万五千万老百姓瞄准扫射。国家绝对无负于任何党派,任何党派不应该这样毁灭国家。老百姓也绝对无负于任何政团,任何政团不应该这样的残杀老百姓。”民主同盟是战后活跃一时的中间势力的主要代表,他们的言论反映了社会各界对内战之忧虑与反对。中共则成功地动员了社会舆论,将反战矛头指向国民党。12月1日,国民党人员在破坏昆明西南联大的反战活动时与学生发生冲突,致四人身亡,数十人受伤,引起全国舆论的强烈抗议,锋芒直指国民党,因为“昆明学潮惨案,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既无武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这乃是证明没有武力的就得不到安全保障。假如无武力即无发言权,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来责备共产党的拥军自卫呢?”这就使在指责中共“破坏交通”、“阻碍复员”时有所得的国民党此时又有所失而处于被动地位。

战后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与国际关系和大国关系是不可分离的。美国一向是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支持者,并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使双方关系有所强化;苏联则在维持与国民党政府官方往来的同时,与中共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但是美苏两强于雅尔塔会议事实上达成了划分势力范围的妥协而形成了界定双方关系的雅尔塔体系;在中国,雅尔塔体系暂时着重于维持现状,而且刚刚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苏两强也不愿意战后中国马上发生内战,从而使他们面临因支持各自的盟友而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他们希望在雅尔塔体系之下,以继续维持国民党统治为前提,容纳各党派的政治参与,保持中国的稳定发展,并维持远东国际关系的平衡。而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出现了偏离这一方向的严重可能,从而引起了美苏两国的公开反应。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强调一个强盛、团结和民主的中国,对于世界和平是极端重要的;而一个紊乱、分裂的中国,在现在和将来都将危及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声明要求国共军队停止冲突,召开包括各主要政治力量代表参加的全国会议,筹商解决内争的办法;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国民政府,但不会进行军事干涉。杜鲁门提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应扩大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力量。当中国走向和平与团结后,美国准备用各种合理的办法协助国民政府复兴中国,并提供各种贷款。12月26日,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发表公报,重申在国民政府之下,统一与民主之中国、国民政府中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以及内部冲突之停止均属必要,并表示三国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之政策。

对战后中国的内部局势,美国更为关注。这不仅因为美国在中国有着较英苏两国更为广泛的切身利益,而且因为美国为稳定远东局势,并着眼于与苏联的长远争夺,在战后需要将中国作为其在远东的战略伙伴,而国民党政府的现实处境,距离美国的考虑相差甚远。为此,美国不能不更多地卷入中国内部事务,既支持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的亲美的中国,保持美国在中国的战略利益,同时又尽力避免中国内战而引发美苏两国的对抗。战后,美国通过承认国民党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合法性,为国民党向华北和东北大规模运兵,并提供军事援助,使国民党获得了不少实际利益。为了进一步达成美国的战略目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为其特使,前往中国调处国共冲突。

12月17日,马歇尔来华。由于美国此时的政策着重于要求国民党实现民主化改革,因此为国民党所不满,而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共所欢迎。但由于美国的重要地位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力,国共两党对马歇尔的使命都有所期待,都期待其立场于己有利。蒋介石告诫马歇尔:“中国所以不能统一,乃由中共拥兵割据,仰承苏联鼻息,其同意和谈乃在争取时间,政府必须迅速收复华北,方能促使中共言和。”周恩来则对马歇尔表示:“我们的政策是和罗斯福总统的政策相同的,即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杜鲁门总统的声明是很好的,而且是和罗斯福总统的政策相一致的。我们对其中的主要论点是同意的。”

由于国内外强烈的反战呼吁,美苏两国(特别是美国)的介入,使战后中国的国内外环境发生重要变化;而国共双方在战场的较量互有得失,使双方也都有缓和的需要,以重整部署,准备未来的角力。国民党内主张对共缓和的人士,对于国共紧张局势本有不同意见。张治中在给蒋介石的上书中认为:“盱衡当前局势,似仍宜尽量予以最大之容忍。倘问题能适时解决,固所愿望,否则亦不妨暂为等待,以俟时间之转移,不宜遽行变更方针,采取其他解决方针。”“决不能轻率从事,作孤注之一掷。”王世杰和张群也认为:“内战一发,势将不可遏止,中共或可借此机会,借苏联为暗援,夺占热察绥甚或东北三省,而自成一国。”他们的意见自不能不为蒋介石所考虑。马歇尔来华恰为国共双方的缓和提供了外部推动力,停战的条件趋于成熟。经过国民党高层的讨论,蒋介石决定:“对共方针,若准其成立地方政权,不如准其参加中央政府。只要共军受编与恢复交通,则其政治上之要求,决尽量容纳也。”而中共的目的亦为促和,因为“问题的解决系于美苏的关系和力量的对比”;“反内战求和平,是目前最得人心的口号”。国共谈判由此再度恢复。第三节国共停战与政协会议

1945年12月16日,周恩来回到重庆。27日,国共谈判重开。中共提出双方首先应无条件停战,其他一切问题则于军事冲突停止后,经和平协商解决。此意见得到了国民党的同意。1946年1月3日,国、共、美三方决定,由美方马歇尔、国方张群、共方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会议,讨论停战及整编军队事宜。在关于停战原则(无条件就地停战)及实施方法(由国、共、美三方组织军事调处执行部监督执行)的讨论中,国共双方未产生大的分歧。主要的争执是东北,国民党坚持停战令中停止军队调动的规定不适用于东北,理由是东北接收尚未完成,事关国家主权,应由政府与苏美两国协商解决。马歇尔支持国民党。中共虽以东北为发展中心,并在东北已有了相当基础,但东北问题牵涉面甚广,非此时所能解决,同时苏联出于种种原因不愿介入,因此中共同意在东北问题上让步,以使停战尽早实现。此后国共双方在东北停战问题上最终未能达成妥协,致使东北战火重起,并不能不波及关内,导致停战令因此而失效,似非当初所可完全预期。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


相关推荐

最新文章


© 2020 txtepub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