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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24 09: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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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孝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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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照亮现实

经典照亮现实试读:

前言

20世纪90年代,原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通过日本皇室成员获得一套《群书治要》,交给陕西省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进行考证、点评、标点、勘误,集结成书,名为《群书治要考译》,习仲勋在2001年为此书亲笔题词:“古镜今鉴”;2009年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西班牙期间,引用《群书治要.昌言》中的古诗“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激励华人华侨和留学生; 2011年5月,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将《群书治要》一书赠送给中国国民党民意代表;2012年7月,中共中央党校向在校学员赠阅《群书治要》,同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主办“《群书治要》与中国古代治国思想座谈会”,来自中央党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华孔子学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中央党校研究生代表50余人参加;2013年4月,香港举行《群书治要》论坛,二千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参与学习; 2015年1月3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办公室做新年献辞,有细心的观众从电视画面中发现,习主席的书架上就摆放着一套《群书治要》;人们在学习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以及他的作品时发现,其中常常引用经典古语,其中多能从《群书治要》中找到出处。近年来,国内国外民间和官方自发研究《群书治要》的越来越多;有人甚至提出“21世纪是《群书治要》的世纪”的观点;如今,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尼日利亚等国家领导人手持《群书治要》如获至宝……《群书治要》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书?竟然受到高层如此重视?

翻阅此书,查阅资料,才知道这是一部在中国失传千年后又重归本土的宝典!

据资料介绍,《群书治要》是唐初著名谏官魏徵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在贞观初年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这本巨著因雕版印刷术尚未发明而未普及,加之唐末战乱致使此书失传,幸得由日本遣唐使抄录带到日本,从此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20世纪90年代回归中国本土,在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及夫人齐心的大力关心与支持下,经几代人共同努力,《群书治要考译》于2011年7月由团结出版社正式出版;随后,中外多家出版社先后出版各种版本的《群书治要》在国内外流通。

当今许多专家学者和社会贤达认为,《群书治要》可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集成,世代治国安民的经验汇编,儒家‘修、齐、治、平’的理论大纲,大唐‘贞观之治’的施政指南,当今领导干部的从政参考,构建和谐社会的必备读本”。

人生有限,学海无涯,一生能够遇到一部好书实属不易。2014年初,笔者购买多套《群书治要考译》赠人,后又购回一套《群书治要译注》,并至诚发愿,通读全书,记下感悟,汲取智慧,自利利他。

承蒙《遵义日报》领导开恩,同意开辟专栏,每周一篇连续刊载,得以与同好交流学习心得。虽然这些感悟文章水平不高,却引起一些读者,尤其是一些退休干部和文化老人的关注、关心。他们或专门致电交流,或路遇时驻足畅谈,希望我能将文章集结成册,感召更多人学习和感悟经典。今借此书与更多读者结缘,若能得到专家和读者朋友的批评指正,必将不胜感激!修身篇谦恭有礼 喜获吉祥

吉祥平安,人人向往。那么怎样才能获得呢?《群书治要》卷一《周易治要》从某种角度说就是研究吉凶祸福的书,其中关于如何获得吉祥这个问题自然多有陈述。而在六十四卦中,唯一一个每个爻都是吉的卦,就是谦卦。这个谦,基本意思就是谦逊,谦虚,谦恭有礼。也就是说,只要做到谦,就可获得平安吉祥。

为什么做到谦就可以确保平安吉祥?《周易治要》中写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意思是说,高山藏于大地之中,象征谦恭;君子效法谦卦的精神,多的能够谦虚就会积聚更多,少的能够谦虚得到也更多,不论本来多少,都能从谦中平等受益。保持谦恭就能通达,天处于高位却下降甘霖滋润万物,这样愈加显得光明,地处于下位却蒸汽上升长养万物;天的规律是削减多余的而补益不足的,地的规律是变迁富余的而充实亏损的,鬼神的规律是祸害过分的而施福谦卑的,人的规律是憎恶骄慢的而喜爱谦恭的。谦恭的人处在高位,其道德更加光明;处在低位,其德行也是一般人难以超越的。只有君子才能始终保持谦恭。又说:“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劳谦君子,万民服也。”意思是说,谦而又谦的君子,即使涉大险、过大河,也是吉利的;勤劳或者有功劳的君子还能保持谦恭,万民都会敬服他。《群书治要》卷二《尚书治要》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傲不可长”。也就是说,自满招致损害,谦虚获得利益,这是古人观察总结出来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所以傲慢的习气不可让其滋长。这种规律自今未曾改变,毛泽东同志也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谦恭有礼的态度基于智者对宇宙人生真相实情的清醒认识:不论一个人的地位身份如何,外在形象怎样,他们在本性上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有别人不具备的特点和长处,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与尊重,所以明智的人对任何人都不敢轻慢,都能保持谦恭有礼的态度。正如《群书治要》卷七《礼记治要》中说“毋不敬”,又如佛家经典《普贤行愿品》中讲“礼敬诸佛”,就是说对一切人、事、物都以恭敬之心去对待。这种态度使他们能够顺利地实现与他人的沟通,改善与他人的关系,避免与他人的冲突,获得学习与进步的机会,促成事业与人生的成功。不仅如此,现代量子物理学和心理学研究证明,人的心念好坏对物质环境也有一定的影响,最浅近的影响就是对自己的身心,谦恭有礼的人往往心态平和,身心康泰,也不失为一种吉祥之兆,而身心健康又是成就一切事业的基础。纵观古今历史,从尧舜禹汤等圣明君主,到历代大儒大贤,乃至当今各行各业成功人士,大都具备谦恭品格,也正是他们的谦恭品格,帮助他们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与成功的人生。而那些凭借种种因缘虽然盛极一时、权倾一方乃至统摄天下的人物,一旦丧失谦恭品格,便会肆意妄为,做出种种违背人伦天理的事情,最终落得一败涂地乃至遗臭万年的下场。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时常看到,凡是谦虚恭敬、礼貌迎人的,大家都欢迎,他们若遇什么困难,人们也乐意帮助;相反,凡是傲慢无礼的人,处处招人讨厌,不仅办事多有不顺,还有可能招致灾殃。三省吾身 超凡脱俗

一天忙碌之后,夜深人静之时,不少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涌起一些念头,也有人什么也不想,倒头便睡。

都有些什么念头涌起呢?或者发了一笔意外之财,欣喜若狂,难以入睡;或者丢了一单厚利生意,后悔不已,辗转反侧;或者被人白了一眼,骂了几句,寻思报复;或者受人捧了一回,夸了一番,暗自高兴;或者为配偶子女的不争气而懊恼,或者为待遇薪酬的不如意而郁闷;或者为过去的失误而后悔,或者为将来的成功而盘算;也可能在考虑如何隐瞒掩饰自己的过错;还可能在回味白天尝过的美味佳肴,见过的帅哥靓女……

那么古代的圣贤君子们也有夜深人静的时候,这时候他们在想什么呢?《群书治要》卷九《论语治要》中有一段这样写道:“曾子曰:吾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可能会涌起念头,但不完全是那种不能自主、纷繁复杂的念头,而是有意识地从三个方面自我检点和反省:替人办事谋划是否尽心尽力了?与朋友交往是否言而有信了?老师所传授给我的道德学问,是否都落实了?

比较一下凡夫俗子跟圣贤君子的所思所想,我们立刻就能见出各自人生境界的高低。凡夫俗子总是在为那个自私的小我而斤斤计较,为那些身外之物而念念不休;圣贤君子总是站在他人的角度和道义的高度,考虑如何防止自己行为的不周与境界的退步。

跟曾子一样,古代那些追求圣贤境界的人们,每天都会做一些功课,比如明朝的袁辽凡先生,就专门做了一个《功过格》,每天拿着那个《功过格》对照自己一天的行为乃至于起心动念,检点这一天哪些行为和念头是善的,哪些是不善的,一一记录下来;善的继续发扬,不善的发心改正。直到善念善行越来越多,恶念恶行越来越少甚至没有。近年来,一些修学传统文化的志士仁人,也把《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常礼举要》等里面的条目做成《修行日知录》,每天对照检点。通过这样的修行,人的心灵越来越纯洁,德行越来越高尚,气质也越来越高雅。由此可见,“三省吾身”的功夫,对于人的整个身心健康和精神境界的提升,的确有着不可小看的作用。

如今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群众路线”、“三严三实”教育实践活动之后,又开始了经常性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参照古人的修身经验,共产党员是否也可来一个“三省吾身”的功课呢?是否可以每天都抽一点时间来对照检查一下: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跟党的宗旨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相应吗?《党章》规定的义务我都尽到了吗?我的言谈举止工作生活是否有触犯《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危险?如果每一位党员都能做好这种功课,不要说达到古圣先贤的境界,起码也可以避免犯错误吧?

而作为普通老百姓,如果觉得《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常礼举要》等里面的条目太繁琐了,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道德规范》和当地的《文明市民守则》来对照也很好啊!如果真正做到了,起码也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文明市民吧!  见贤思齐 提升境界

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见到这样的人:一旦发现比自己优秀的,就心生嫉妒,对这些优秀者,不是冷嘲热讽,就是诽谤诬陷;而当发现比自己差劲的呢,就顿起傲慢,对人家不是撇嘴蔑视,就是臭骂狠批。这种人常常惹是生非,破坏和谐,不仅伤害了他人,也伤害了自己。

事实上,只要是有人群的地方,自然就有优秀的人,也有不那么优秀的人;有贤人君子,也有小人瘪三。人在社会上行走,在人群中生活,必然会跟不同境界和修养的人打交道,每个人各自的表现也会自然进入自己的视线。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不同境界和修养的人呢?《群书治要》教给了我们很多智慧的方法。

比如《群书治要》卷九《论语治要》中写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别人的言行举止,必定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选择别人好的东西进行学习,看到别人有缺点,就反省自身有没有同样的缺点,如果有,加以改正。又如:“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见到比自己贤明的人,就虚心地向他看齐;见到不那么贤明的人,就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也有不贤明的地方。孔子不仅是这样说,而且是这样做的。他不仅向学问高深的老子求教过,而且跟年龄幼小的项橐请教过。

客观地讲,从学问能力上看,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一个学者读的书可能比一个农夫要多,但是种起庄稼来却未必比农夫强。从道德修养上看,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有的人由于缺乏良好的教育,被不良的因素所蒙蔽所污染,一时间显得没有修养甚至还有恶习。但一当醒悟,痛改前非,也可能会立地成佛,“浪子回头”的例子古今中外都不少见。同样,一些起初道德修养都很不错的人,随着环境地位的变化,逐渐傲慢堕落的情况也很多。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时常“见贤”,多多了解别人的长处,多多关注那些道德修养高尚的人;时常“思齐”,自觉而虚心地学习别人的长处;时常“内省”,检点自己的不足,并努力克服缺点,补足短处。这种做法成为习惯,就可以确保自己不易堕落,不断进步,持续提升,而且有助于身心健康。有助于带动社会和谐。

习近平同志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见贤思齐:“我们要看焦裕禄是怎么做的,对照自己,见贤思齐”,“要深入开展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激励人民群众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习近平提出的领导干部“贤”的标准,就是德才兼备,就是“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就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等具体要求。焦裕禄、牛玉儒、兰辉、罗阳等,就是习近平推荐给领导干部的贤者。习近平还说:“各行各业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包括航天英雄、奥运冠军、大科学家、劳动模范、青年志愿者,还有那些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好人,等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家要把他们立为心中的标杆,向他们看齐,像他们那样追求美好的思想品德。这就是孔子讲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关于内省,习近平也一再强调:“要有‘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的精神,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努力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  反身修德 险难自除

不论是贩夫走卒,抑或是达官显贵,到了晚年回顾一生经历,都会发现,真正一帆风顺的极为少见,绝大多数人都难免遇到种种曲折坎坷乃至艰难险阻。每当遇到危险和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如何反应的呢?随意观察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一当险难降临,相当一部分人是恐慌恼怒,或者“奋力抗争”。恐慌至极便一蹶不振乃至死于险难,盲目抗争犹如以卵击石或者同归于尽。

那么怎样的反应才是明智的呢?《群书治要》卷一《周易治要》中的蹇卦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那就是:“蹇,君子以反身修德。除险莫若反身修德也。”意思是说,君子效法蹇卦的寓意,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反省自身,修养德行。排除险难的方法,没有比反身修德更好的了。又说:“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见到险情能够及时停止,这是明智的举动啊。

为什么险难来临之时不去“奋力抗争”而要反身修德呢?我们先看看人生旅途中的危险和困难是怎么来的。暂且不谈无法预测的意外危险和困难,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所谓的意外,若从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方面去分析探究,也并非真正的意外,而是有其必然因由的,比如环境污染带来的种种灾变,也是人类破坏自然这种违背道德的集体行为导致的。就我们日常遇到的危险或者困难,在智慧通达的人看来,大多是可以预防的。比如人事关系上的阻碍,总是与自己德行不够、损人利己、骄慢懈怠的态度行为有关,如果一个人处处为别人着想,总是尽心尽力地关心别人、帮助别人、爱护别人,而这个人所从事的事业不是为了一己私欲而是为了利益众生的,有人会无端地阻碍他吗?当然,即使是利益众生的事业,在没有被人理解的时候,也可能会遇到一些阻碍甚至危险,这个时候,君子就该立刻停止下来,认真反省一下,自己利益众生的心够不够真诚?汉朝王充《论衡.感虚篇》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人的诚心所到,能感动天地,使金石为之开裂,如果一个人行好事还遇到阻碍乃至危险,那就是诚心还不够。即使确认诚心已经足够,还要继续反思,自己做事的思路、方法是否恰当?时机是否成熟?当真正静下心来思虑清楚以后,就一定会找到正确的答案,找到对路的思想和方法,再选好适宜的时机,本着诚恳的态度去施行自己利益众生的行为,相信险阻与困难也就迎刃而解了。

再反过来看看另外的情形,如果一个人处处都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傲慢无礼,骄横跋扈,这种人的人生之旅可能一帆风顺吗?俗话说“好人自有好人帮,恶人自有恶人磨”。一个人无论你的地位有多高、后台有多硬、钱财有多足,如果德行不够,总干违背人伦、丧失人性的悖德之事,必然会招致天怒人怨,种种危险、灾祸、困阻终将不期而至。所以,当你发现危险、灾祸、困阻的迹象现前的时候,也该立刻停止下来,细心检点一下自己的言语行为乃至起心动念。这个时候,如果态度果真虔诚,或许就会发现平时没有发现的种种有悖道德人伦的想法、做法,发现以后及时忏悔,立马改正,或许就会躲过一劫。即使不能避免,但是心中明白这一切都是自己造作不善带来的灾殃,也能心平气和甘愿承受,并引以为戒,后不再造,乃至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积德赎罪,那么,危险困难就可能转化成为一种历练和财富,助你走上一条平坦光明的人生大道。修己恕人 祸难不临

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情形:一些人整天牢骚满腹,总是觉得别人对不住他,认为社会对他不公平。越是这样,别人就越是反感他,他在社会上也越是得不到尊重,办不成事业。也有一些人,为人也算正直,能力也还可以,常常出于好心想帮助别人。但是,他们就是看不惯别人的“庸俗无能”,常常带着居高临下的态度批评、责难别人,所以办起事来总不顺当;即使是“好心”帮助别人,别人也不领情;又如一些为人父母者,一心一意为孩子着想,总希望把最好的食物给孩子吃,把最好的衣物给孩子穿,把最好的思想灌输给孩子,结果却遭到孩子的抵触,他们凭着父母的权威强行动作,导致孩子对其心生怨恨,乃至“以怨报德”。这让他们很是想不通。

其实,如果他们明白《群书治要》卷四《春秋左氏传治要》(上)中的一句话,或许就可以想通了。这句话是:“修己而不责人,则免于难。”意思是说,一个人只管修养自己的道德品性,而不去责难别人,就可以避免祸难。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传统文化的一贯理念,其基础就是修身。而这个修身是修自己而不是修别人,是通过提升自己的道德品性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别人,而不是拿着圣贤的教诲和要求去评价、要求乃至责罚别人,也不是摆出自己的“架子”去压服别人。须知不论男女老少、贤愚不肖,都有一种共同的心理需求,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倘若一个人总是被人抱怨、被人指责、被人刁难,他的心里自然很不高兴,有一些心胸本来就不宽广的人,还可能产生抵触甚至报复心理,在机会成熟的时候就会给抱怨、指责、刁难他的人设置障碍,严重者还可能给人制造灾祸。

有读者可能会问:这样说来,对那些不良之人就不需要教育,对那些不平之事就不需要批评了?当然不是。但是要讲究存心,讲究方法。首先,教育、批评是出于公心,是为了公众和对方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一些人之所以认为社会对他不公,别人对他不好,就是因为心胸太小,把自己的私利看得太重,没有真正从客观公正的角度看问题,没有着眼于公众和他人的利益。如果教育、批评的存心是希望你教育、批评的对象往好的方向发展,是公正的、善意的教育和批评,是本着一片真诚的爱心去教育,去批评,往往就不会有不满、不平的心态出现。其次,是要注意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当你发现教育、批评的对象并不能接受你的爱心、你的善意的时候,就要反省自己的态度是不是真诚,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对方不能接受,或许就是自己真诚的程度还不够。如果自己觉得足够真诚,还要考虑方法是否得当,譬如对方是那种很爱面子的人,就不能过于直接,过于勉强,而是要充分顾及对方的自尊心,能够接受就提,不能接受就暂时缓一缓;倘若发现对方已经产生了反感情绪,就要立刻停止,不用言传,只用身教。第三,是要注意教育、批评的时机和体谅教育、批评对象的实情。比如,正当别人遭遇困境、身心疲惫的时候,你去教育乃至批评他不讲奉献、没有爱心;又如别人是个素食主义者,你却非要劝人家吃你的烤全羊,人家不接受就说人家不知感恩,这样就会令人反感。

总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仅能够免于祸难,而且利于促进团结。谨言慎行 力避灾殃

一言不和兄弟反目妻离子散,一举不慎前途受阻身家遭殃。古往今来,这样的事例层出不穷。《群书治要》中关于谨言慎行的警示很多,我们暂且择取部分语句温习领略一番。《群书治要》卷一《周易治要》中有: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孔子说:“一切混乱的产生,就是由于言语(不谨慎)而一步步发展而来的。君王言语不慎重而周密,就会失去臣子;臣子言语不慎重而周密,就会失去生命;机密大事不能慎重而周密地考虑,就会形成灾害;因此君子必须慎重而周密,不能随便把话说出来、把事情做出来。”想想近年来一些官员、学者、明星等公众人物,时而说出一些与其身份地位不符的话语,做出一些与道德人伦相悖的行为来,不仅给他们自己带来灾殃,而且误导公众,给大众造成了思想乃至行为上的混乱。这都是言语不慎密、行为太放荡导致的恶果。《周易治要》中又有: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孔子说:“君子处在自己家中,发出言论之后,如果言论是善意的,那么千里之外都能得到回应,何况是近处的呢?处在自己家中,发出言论之后,如果不是善意的,那么千里之外也会背弃它,何况那近处的呢?言论从他本身发出来,影响到民众;言论和行动,对君子来说好比是门户的转轴或弓箭上的机关一样重要,门轴和机关的发动,关系到得到的是称赞还是羞辱。言论和行为,是君子能够感天动地的因素,怎能不慎重呢?”孔子所处的时代,信息传播远不如今天便捷,尚且能够认识到这种程度,在人人都有麦克风、处处都是信息源的当今时代,如果不注意言语方面的掌控和把持,将会形成怎样的局面呢?看看新闻报道,即使是网络聊天、网络交易,也常引来杀身之祸。事实上,网络上所有信息都属于言语的范畴,健康、积极、诚信、善意的信息能够给人带来益处,而低俗、颓废、错谬、邪恶的言语则会引起混乱,带来灾殃。

一个人要想防止言谈举止引起的灾殃,首先自己要言而有信,出语谦恭,善举益人,行为检点;其次要善于辨别他人言谈举止,《周易治要》中说:“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将要叛乱的人,他的言辞会惭愧不安;内心有疑惑的人,他的言辞散漫含糊;善良吉祥的人言语少而精炼;性情急躁的人言语杂乱繁多;诬陷善良的人言辞游移不定,丧失操守的人屈曲不直。辨别清楚,智慧应对,即可免灾。

言谈举止是心性修养的外在表现,心善则言善行也善,心地不善,言语行为伪装得再巧妙,也有原形毕露的时候。《太上感应篇》说:“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又说:“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勉而行之!”因此,要想防止灾殃,就要从起心动念处着手,心怀善念,口出善言,身行善事。如此,自然灾殃远离,吉祥趋近。君子言行 谨而有信

当一些领导干部因为生活奢靡、情趣低俗而被处理后,私下里仍是忿忿不平:一个人既要工作,也要生活,8小时以内我遵守纪律、认真工作,8小时以外也不能放松放松、享受享受吗?公务人员和领导干部难道没有私人空间和个人爱好吗?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明确规定:“生活奢靡、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违背社会良俗,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规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12月28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上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只是个人的事,而是党和国家的事、人民的事、全局的事”,“必须对党忠诚,知行合一,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政治品质优秀,道德情操高尚,脱离一切低级趣味,时时处处以榜样力量感召干部群众。”“无论公事私事,都要坚持党性原则,都要加强自我约束。”不仅如此,还要求“对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提醒、坚决纠正。”由此推演,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级组织的领导干部乃至每一位党员、公务员,只要手里握有公权的,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只是个人的事,而是你那个地方、那个单位以及你周围人的事,出于维护那个地方、那个单位、那个组织、那些人以及你个人、单位、组织乃至党的形象的考虑,你都得检点和约束自己。

是不是共产党的规矩太严厉、太不近人情了?我们读读《群书治要》卷七《礼记治要.缁衣》中的文字就明白了。《礼记.缁衣》中写到: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fú)。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则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孔子说:下属为上级办事,并非只是机械地服从他的命令,而是看着上级的行为来效法他。上级爱好的东西,下级必然会比他更爱好。所以居于上位的人,自己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都事关全局,不可不谨慎啊!因为这一切都将成为人民的表率。君王说的话像细丝,到了百姓那里就成了布带了;君王说的话像布带,到了百姓那里就成了粗壮的绳索了。所以身居高位的人平常不可以带头随便说一些无益的空话、戏言等。可以说而做不到的话,君子是不会说的;可以做却又不可以说的事,君子是不会去做的。能够这样,百姓就不致于言过其实,也不会出现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的情况了。君子以言语教导人们向善,以身作则防止人们作恶。所以每说一句话之前,必定先想到它的后果,每做一件事情之前,必定先考虑到它可能会造成的弊端,这样人民才会说话谨慎而行事小心。

古代的君王大臣,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各级领导干部,君子就相当于今天的党员干部。中国共产党的纪律规定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要求,跟古人洞悉并坚持的这些做官做人治国爱民的客观规律一脉相承。这些规律经过了几千年的历史检验,我们能不相信,能不遵守吗?立身行事 勿忘根本《群书治要》卷九《论语治要》中写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从古至今,咱中国人都特别强调做人要记住根本所在,做事要避免舍本逐末。凡是要想成功,都必须从根本处着手,从浅近处出发。那么什么是“本”呢?《论语》中写过“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说孝悌是仁义之本。而在《群书治要》卷十《孔子家语治要》中,则有“六本”的说法——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然后为君子也。立身有义矣,而孝为本;丧纪有礼矣,而哀为本;战阵有列矣,而勇为本;治政有理矣,而农为本;居国有道矣,而嗣为本;生财有时矣,而力为本。置本不固,无务农桑;亲戚不悦,无务外交;事不终始,无务多业;记闻而言,无务多说;比近不安,无务求远;是故反本修迩,君子之道也。”意思是——孔子说:“立身行事有六个根本,做到以后才能成为君子。立身有仁义,孝道是根本;举办丧事有礼仪,哀痛是根本;交战布阵有行列,勇敢是根本;治理国家有规律,农业是根本;安定天下有原则,选好继承人是根本;创造财富有时机,勤劳努力是根本。根本不巩固,就不要从事农桑;不能让亲戚高兴,就不要进行人事交往;办事不能有始有终,就不要经营多种产业;如果只能人云亦云,就不要多说;不能让近处安定,就不要去安定远方。因此返回到事物的根本,从近处做起,这才是君子之道啊。”

对照一下古人的教导,今天的我们难免惭愧,也从中明白了我们个人在生活、工作、事业中出现种种不顺,以及社会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种种问题的根源所在。

为了追求事业上的成功,金钱上的富有,权力上的高贵,我们常常忘记了对父母的孝敬,对祖先的感怀,所以,即使在某些时候似乎获得了一点成功,但是当面临“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境遇时,难免悲从中来,抱憾终身。一些人在祭奠祖先时虚张声势,装模作样,这样的举动被子女们一眼看穿,不仅起不到以身作则教化后人的作用,反而失去了自己的尊严,得不到子女的感恩和尊重。

为了夺取改革、攻坚中的胜利,我们绞尽脑汁设计方案、谋划策略,可是面对现实困难的时候却常常畏首畏尾,推三阻四,口号震天响,行动慢吞吞,结果总是不能取胜。为了追求GDP,有的地方不种庄稼种房子,也许一时间经济指标上去了,但是良田减少了,环境污染了,还留下了粮食危机的隐患。

为了快点捞钞票,不少农民丢下老小去打工。也许短期内钞票多了点,可是敬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却丢失了,风烛残年的老人独守老屋缺乏温暖,懵懂无知的儿童留守深山少有关爱。

有的企业或机关或地方领导也希望企业稳定、单位安然、一方太平,可在用人时却不能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所用之人要么能力不济,要么德行有差,结果导致人心不服,稳定、安然、太平的局面也就成为妄想。

一夜暴富的“励志”演讲,甚嚣尘上的泡沫经济,有模有样的股票彩票经营等等,都在消解勤劳节俭的美德。一当那些沉迷于财富梦幻中的人们美梦破灭之后,往往承受不了风险的打击,导致心理失衡乃至走向极端。

而今“家里耍横外面讨好”“胸无点墨慷慨激昂”“一屋不愿扫却想扫天下”的也是大有人在。上梁不正 下梁必歪

上梁不正下梁歪,正人必当先正己。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道理,但是很多时候,在不少“上梁”那里,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觉,导致下梁歪后上梁倒,正人无效一团糟。这种现象,早在春秋时代就有记载和提醒。《群书治要》卷五《春秋左氏传治要》(中)里记载:鲁襄公二十一年,邾国的庶其带着漆地和闾丘逃奔到鲁国,季武子把鲁襄公的姑母嫁给他作妻子,对他的随从都有赏赐。当时鲁国出了很多盗贼。季武子对臧武仲说:“您为什么不惩治盗贼?”臧武仲说:“不可惩治,我没能力。”季武子问:“为什么不能?”武仲说:“您把外边的盗贼叫来而大大地给予礼遇,怎么能惩治国内的盗贼?您做正卿都让外边的盗贼进来,却让我惩治国内的盗贼,怎能办到?……我听说过,在上位的人要洗涤心地,以诚待人,言行一致而合于法度,并得到验证,然后才能治理百姓。上面的所作所为,是百姓效法的对象。上面不做的,百姓有人做了,加以惩罚没有人敢不加以警戒的。如果上面的所作所为,百姓也照样做了,这是势所必然,又怎能禁止得了呢?”(原文: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轨度其信,可明征也,而后可以治人。夫上之所为,民之归也。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是以加刑罚焉,而莫敢不惩。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群书治要》卷九《论语》中也说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身处上位的人自身行为端正,即使不发号施令,老百姓也会按政令行事;如果自身行为不端正,即使整天喊破喉咙地发号施令,老百姓也不会服从。2012年11月15日上午,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时说了一句话:打铁还需自身硬。说的也是同样一个道理。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央开始下大力气解决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一批贪污腐败分子纷纷落马,党风政风明显好转,社会风气也在逐步好转当中。

正己化人,不仅是领导者的职责,也是教师、家长的职责。绝大多数明白事理、勇于担责的领导、教师和家长,都能从端正自己做起,善于用身教教育下属、学生和子女,但也有不少领导、教师、家长习惯于发号施令,习惯于电筒式作风,只照别人不照自己,要求别人是一套,自己做的另一套,结果导致治理无效、教育无果,甚至激化矛盾,引起混乱。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四中全会公报中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这是从法律层面强调正人者必先正己。法律是从事上规范人,道德是从心上感化人。要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和谐稳定、家庭的和睦团结,离不开法律的硬性约束,也离不开道德的温情感化。法律告诉你什么事情不能做,道德引导你什么事情应该做;法律让你不得不正,道德让你自觉端正。表面的正让人不反感,内心的正叫人真佩服。所以,处于“上梁”位置的人,不能仅仅满足于不违法,而应力求于有实德。每个人都可能既是“上梁”也是“下梁”,倘若人人都能视自己为“上梁”而自觉端正身心,那么整个社会都将充满正气。己身正后 方可正人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先垂范,厉行节约,清正廉洁,勤政为民,力除腐败,大力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越来越好。这一情景再一次验证了中华古圣先贤智慧之光的无穷魅力。

 《群书治要》卷九《论语治要》中记载:季康子向孔子请教如何才能把政治办理好。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而正,孰敢不正。”意思是说政就是正直无私的意思,只要你自己行为端正,以身作则,谁敢不正呢?季康子为鲁国盗贼泛滥感到忧虑,问孔子有没有办法对付。孔子告诉他说:“如果你自己没有贪欲,就是奖赏他们偷盗,他们也不会去做的。”孔子还说:“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说,在上位的人,其德行好比风,在下位的人,其德行好比草。风一吹过,草必然会随风伏倒。“上好礼,则民不敢不敬;上好义,则民不敢不服;上好信,则民不敢不用情。”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所以圣哲们竭力倡导要把德行高尚、正直无私的人用在关键位置,所谓“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把正直的人选举出来,安置在不正直的人之上,就能使不正直的人也变得正直。

 虽然党中央做出了表率,但是一些地方、单位、系统、部门、行业的领导积习难改,执迷不悟,他们自己行为不端,也无法让其下属言听计从。因此,中央领导同志反复提醒领导干部记住《论语》中的教诫:“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为了确保政治生态风清气正,中央开展了“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等学习教育活动,修改完善了党章党规,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制度,并随时监督检查其落实执行情况,反复强调要向党中央看齐。这样的全面从严治党行为,较之古人那种轻言细语的劝说教化更有力度。

 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同时处于上位和下位,最起码,在子女面前你是上位,在父母面前,你是下位。很多时候,我们为孩子不听话而伤透了脑筋,“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检点过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都是光明正大的呢?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够正,怎么能让孩子乖乖地听你的话呢?听到这样的质问,也许有那么一部分做父母的会问:照这样说来我就再也不能批评指责孩子,也不能帮助其改正错误了?当然不是,如果是这样,属于不负责任、放任自流。正确的做法是自己先改正,或者跟孩子一起改正。也可能有一部分人会回头看看、想想处于上位的父母师长领导等等,我之所以有这些个不够正的地方,也不能怪我,他们那些处于上位的人都这样,甚至比我还不如!于是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和理由,继续歪斜着做人做事。这样就对吗?其实这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是对自己不负责任。我们每一个人,首先都要对自己负责,不管别人对不对,自己首先做对了,这样才不致于同流合污。对于别人,不管他处于我们的上位还是下位,我们只看其修养,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修养好的,我们尊敬、学习,从他们身上吸取正能量;修养差的,我们对照,看看自己有没有,避免出现类似的问题。

我们不以职位、地位来分高低,而以修养、德行好坏来定取舍,取其善良而舍其恶劣,那么,不论我马上是处于上位还是下位,我们都不会被不良因素所感染,都能不断净化和提升自己的修为境界。责己宜严 责人宜轻

生活当中,我们时常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一当发现孩子、配偶、下属抽烟喝酒玩游戏、迟到早退干私活等,就会大声斥责甚至严加处罚,而自己却背地里甚至当面把这些事儿干得不亦乐乎;如果与人共事出了差错,也总是习惯于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而竭力为自己进行辩解和开脱。由于惧怕苛责者的威慑,被训斥责罚的人只好忍气吞声,但内心的怨愤却是久久难平,埋下的隐患也不知什么时候会演变为难以预料的事端。《群书治要》卷九《论语治要》中写到: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孔子说:“多责备自己而少责备别人,那就可以避免别人的怨恨了。”“君子凡事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小人凡事都在别人身上找原因。”

历史上,严于律己、责己而宽以待人的事例很多。比如唐代魏征为太子李建成的属官时,曾多次劝李建成杀掉李世民。但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仅没有杀魏征,还给了他很高的官做,而且非常倚重他,最终实现了唐初的繁荣发展,出现了贞观盛世。战国时期,晋文公重耳在逃亡时曾被手下头须偷走了财物,重耳登上王位后,那些没有随他逃亡的大臣很担心受处罚,这时重耳就赦免了头须的罪责,还封给他官职,避免了属下因恐惧而作乱的局面出现。楚庄王在一次打了胜仗后与众将饮酒庆祝,并命自己的爱妾给众将斟酒。宴会期间蜡烛被风吹灭,有人趁黑暗之机拉了楚王爱妾的手,自己头盔上的羽缨却被楚王的爱妾抓在了手上。楚庄王得知此事,命令先莫掌灯,让众将全部取下羽缨开怀畅饮。后来那个拉楚庄王爱妾之手的军将在关键时刻冲锋陷阵,报效了楚庄王的这一宽容之举。

那些喜欢苛责别人的人常常会理直气壮地说:错了就是错了,错了就要承担责任,就应该受到处罚!难道错了还有理,还不让别人说吗?的确,如果我们自己做错了事情,自己能够这样想,并主动承担责任,主动责罚自己或者甘愿接受责罚,那是对的。因为这样想这样做,可以让自己心平气和,促使自己记取教训,改过自新,不断完善自己。

但是,对于他人,则不能这样苛刻。因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都可能在某些时候出差错。当发现别人出现差错的时候,如果能够冷静地观察分析,就会发现,每一次差错的出现都是有原因的。比如工作中的差错,可能是当事人过于劳累、精力不集中导致的;可能是当事人家里面发生了事故,心神不定导致的;也可能是领导安排工作不科学、给当事人的压力太大导致的。如果一发现差错就不问青红皂白地加以责罚,就说明这人缺乏起码的同情心和友善态度。再说已经发生的事情,再怎么责罚都无法挽回。处罚的目的是让人记取教训,提高警觉,帮助当事人进步,而不是发泄情绪,所以不能以有辱人格和毁人自信的方式苛责于人。而一些自以为自己很完美的人,不仅在别人发生差错的时候苛责于人,而且对自己看不惯的人横挑鼻子竖挑眼,不论人家做得对或者不对,只要是自己看不惯的,就会嘲笑、数落或者指责人家。这种行为本身,就说明他自己是一个素质不高的人,还有什么资格和理由苛责别人呢?

人与人之间讲究的是相互尊重,将心比心。那种放纵自己苛责他人的人,不仅是对他人的不尊重,也是对自己的不尊重。这样的人招人怨恨也就在所难免了。抱怨诽谤 善以待之

现实当中,从来不被抱怨不受诽谤的人并不多见。作为自然人,当我们受到抱怨甚至诽谤的时候,难免会感到难受乃至愤怒,少数人甚至会产生报复心理和行为。而作为大权在握之人,当其所从事的政事或个人行为受到抱怨诽谤的时候,倘若没有足够的修养,往往会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对抱怨诽谤者实施惩罚。历史上因为有意无意抱怨诽谤为政者或者妄加议论国家政事而遭遇打击报复乃至丢掉身家性命的案例并不鲜见。但是,真正圣明的为政者,却能够善待抱怨诽谤之人。《群书治要》卷五《春秋左氏传治要》(中)里就有这样一段记载:鲁襄公三十一年,郑国人在乡间学校里游玩聚会,议论执政者的是非得失。然明对子产说:“毁了乡校怎么样?”子产说:“为什么要这样?人们早晚办完事情后到那里游玩聚会,议论政事的好坏。他们认为好的,我就推行它;他们所讨厌的,我就改掉它。他们是我的老师呀!为什么要毁掉它呢?我听说过忠诚善良,能减少怨恨,没有听说过靠滥施权威可以防止怨恨的。靠权威难道不能很快制止议论?但是就像防堵河水一样:一旦堤岸出现大决口,洪水一来,必然要伤及很多人,我是不能挽救的。不如开个小口加以疏通,不如让把群众议论的这些话作为矫治我为政弊端的良药。”然明说:“我从今以后知道您确实是可以成就大事的。小人实在没有才能。如果坚持这样做下去,整个郑国都将仰仗您了,岂只是我们这些大臣?”

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凡是有所作为、受人敬仰的忠诚明君,都是心胸开阔、气度恢弘的人。中国历史上,子产是这样,吕夷简、张良、蔺相如、唐太宗是这样,新中国总理周恩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等等也是这样。不论处在怎样的位置,处于怎样的环境,他们都能以社稷安危与人民福祉为上,而把个人安危、个人利益置身度外。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更是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执政法宝之一。不仅要求党员干部客观公正地对待群众意见,包括正确处理间杂其间的抱怨、诽谤,而且要求党员干部积极主动地走到群众当中倾听意见,接受监督。一旦发现问题,及时进行纠正。谦虚的态度,宽广的心胸,不仅让他们从群众中获得更多的智慧,而且赢得群众的敬重与支持。

当今时代,随着政治文明的进步与民主意识的增强、科学技术的发达与民意渠道的拓展,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议论国家大事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参与议论的人,理当提升自身素质。在发表议论之前,先要检点一下自己发表议论的动机是否纯正,是为了发泄个人情绪?还是为了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利益?在越来越文明的社会,既然党和政府能够以宽广的胸襟善待群众意见,那么,不论是哪种身份的人,在议论国家大事的时候,都理当抛弃个人偏见和不良动机,公正、理性地发表意见建议,共同促进国家富强、民族进步、人民幸福。同时,还应尽可能清楚地了解所要议论的事项的来龙去脉,避免信口开河,以偏概全,误导他人,制造混乱。

生活当中,虽然抱怨乃至诽谤都是难免的,但是从修身养性的角度来看,抱怨诽谤非常不好。俗话说“牢骚太甚防肠断”,抱怨情绪太重的人,往往身心状况都不健康,而诽谤习气常常导致人际关系紧张,严重时还会触犯刑律。对于别人的抱怨乃至诽谤,明智的做法是宽容体谅,而自己则最好不要抱怨,杜绝诽谤。  忠言逆耳 于行有利“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一直听说这句话,却没有问其出处。今读《群书治要》卷十,才知道出自《孔子家语》。

原文是这样的:孔子曰:“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君无争臣,父无争子,兄无争弟,士无争友,无其过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己失之,友得之。’是以国无危亡之兆,家无悖乱之恶,父子兄弟无失,而交友无绝也。”意思是:孔子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商汤和周武王因为能听取大臣的直言进谏而使国家昌盛,夏桀和商纣因为只听随声附和的话而国破身亡。国君没有敢直言劝谏的大臣,父亲没有敢直言劝谏的儿子,兄长没有敢直言相劝的弟弟,士人没有敢直言相劝的朋友,要想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国君有失误,臣子得以劝谏;父亲有失误,儿子得以劝谏;哥哥有失误,弟弟得以劝谏;自己有失误,朋友得以劝谏。’这样,国家就没有灭亡的危险,家庭就没有悖逆的坏事,父子兄弟之间不会失和,朋友交往也不会断绝。”

这一段话明白易懂,但是要从内心认可,且能做到心甘情愿地服良药听忠言,却并不容易。因为,贪图甜蜜,拒绝痛苦,喜听赞誉,厌恶批评,这是绝大多数人的习性,或者说是常人的通病。要不是意识到有更大的痛苦、更大的危险等着自己,或者实实在在经历了很大的痛苦,经受过很大的挫折,很少有人愿意满心欢喜地去吃苦口的药、听逆耳之言的。能够自觉主动地听取直言劝谏的人,要么是历经坎坷痛苦的人,要么是明智通达宽容的人。因为经历了坎坷,才珍惜平安,经受过痛苦,才珍视幸福;因为明智,才能看到隐患,因为通达,才能忍受逆耳。

对于服不下良药、听不进忠言的人,需要在感觉、感情与理智之间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暂时放下对药物、言语给自己感官、感情上带来的刺激和冲击的排斥与恐惧感,冷静客观地体察、判断一下自己是否确实有毛病、有问题、有危险,对方是否真是为自己好病而给药,为自己免灾而进言,对方给予自己的药物、言语是否有助于治好自己的毛病、解决自己的问题,是否有助于自己避免危险和灾难。如果是,就果断服药,虚心纳谏,真诚感恩!即使对方给予自己的药物、言语无助于自己,只要其发心纯正,也当诚挚感谢!因为在你遇到病苦、灾难的时候还能冒着风险给你送药、为你进言的人,那是真正爱你的人。

当我们自己要给所爱的人送药、进言的时候,则要注意解决好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是否统一的问题。送药、进言之前,要分析、判断清楚,对方是否真的生病了?真的出现了问题、遇到了危险?如果对方本来没病,也没问题没危险,是你自己眼花了,主观地认定对方有毛病有问题有灾难,且强人所难,把自认为能够治疗其“病”的苦药硬灌给人,非得让对方按照自己的想法、说法行事,否则就大骂对方不识抬举,必然造成对方的反感甚至是反击。即使确认自己看准了,也还得耐心细致地引导对方认识到他自己的疾病、问题、危险所在,让对方生起主动服药、纳言的念头。当对方真正认识到了毛病、问题、危险的严重性以后,便可适时给药和进言,而所给的药,关键是要能治病,能不用苦药尽量不用,除非迫不得已;进言也如此,能解决问题就行,是响鼓就不必用重锤,对方实在听不清楚听不明白才可放大声音。

良药苦不苦没关系,能治病就行;忠言逆不逆不重要,利于行就好。惩忿窒欲 确保康宁

稍不顺意就怒目相对老拳相向甚至举刀杀人,一见钱色就心旌摇荡神魂颠倒乃至劫夺强占,这种现象在当今社会屡见不鲜;而争强好胜贪图享乐也成为一种社会心态,这种心态不仅存在于社会大众之中,而且侵蚀到管理阶层,甚至于支配着决策,导致一些违背人伦道德、破坏生态环境的产业比如色情业和高污染企业得不到有效遏止乃至滋生蔓延。如何对治这种情形,《群书治要》可资借鉴。《群书治要》卷一《周易治要》损卦中有这样的提醒:“《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象传》说:山下有泽是损卦的象征,君子效法损卦的精神,要控制自己的愤怒,克制自己的欲望。卷七《礼记治要》则有:“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此四者,慢游之道,桀纣所以自祸也。”傲慢不可让其滋长,欲望不可任任其放纵,心志不可自满,享乐不可不加节制。这四件事,是浪荡遨游之徒的行为,也是桀纣自取灭亡的原因。

或许有人会说,七情六欲是人的自然属性,为什么一定要控制、克制呢?这不是违背人性的做法吗?就在当今,也有所谓的专家学者对古人的理念提出质疑,甚至公开提倡情绪发泄、性解放性开放,提倡奢侈消费合理化、色情服务合法化等等,这也是导致人心浮躁、社会混乱的思想根源之一。实际上,对于人的自然属性,古人的观察体悟比现代人要精致得多。中医理论中的七情是指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变化;《礼记.礼运》中的七情是指喜、怒、哀、惧、爱、恶、欲,并指出“七者弗学而能。”又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承认七情是不学就有就会的自然本能。但是,对于这种本能,孔子主张要以礼治之。为什么?因为从古至今的事实证明,如果不加约束治理,必然导致祸乱丛生。

首先,七情控制不好,会导致身心病变。《素问》中说: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黄帝内经》中说“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每一种情绪的发作都会对自己的身心健康造成损伤,若不加约束和节制,首先祸害的是自身。这些原理不仅被几千年的中医实践所验证,而且得到现代科学实验的证实。

其次,情绪失控和欲望放纵直接影响人际关系、个人前途乃至影响社会和谐和国家稳定,种种矛盾、纠纷、冲突乃至战争,都与个人和群体的情绪失控、欲望放纵直接相关,这是有目共睹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如今很多人,包括一些管理者在内,明明看到事情的危害,却不能自觉自控,或者对一些放纵情绪、挑逗欲望的事情视而不见,监管不严甚至参与其中,比如对于暴力游戏、色情产业,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看到眼前的一点经济利益,而未顾及其对人类身心健康、人生幸福、社会秩序的极大破坏作用。

如何控制和克制情绪与欲望呢?从个人层面上,需要从爱护自身、爱护家庭、爱护同胞的角度增强责任心;从管理层面上,需要净化环境,加强教育,引导人们自觉修身养性,不断提升文明层次。需要控制和克制到什么程度呢?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即使做不到“喜怒哀乐之未发”和无所忿懥、无所恐惧、无所好乐、无所忧患的“中正”程度,也应努力做到“发而皆中节”。

笔者相信,人人学会惩忿窒欲,天下必定幸福康宁。感情用事 最不明智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当一个人喜欢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巴不得把整个身心都奉献给对方;而当他不再喜欢这个人的时候,巴不得把对方置于死地,有人还称赞这种行为叫“敢爱敢恨”;还有一些当父母的,心情愉快的时候连亲带吻把孩子当老祖宗一样供奉,心情不好的时候连打带骂把孩子当小畜生一样对待;也有一些单位、企业领导人,在选人用人的时候,喜欢某个人的时候,就把他放在较好的位置,一旦不喜欢了,就把他调到较差的岗位。《群书治要》卷九《论语治要》中有一段话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爱一个人,就希望他生气勃勃,厌恶起来,就恨不得他马上死去,既要他活,又要他死,这就是迷惑。

为什么说这是迷惑呢?因为这样的人内心没有主宰,为人处事没有原则,喜欢厌恶没有准则,全凭自己一时的感情用事。有人说这是人之常情,但这种“常情”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莫大的痛苦,甚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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