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冠纯美阅读书系·城南旧事:林海音专集(经典彩绘本)(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林海音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原同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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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冠纯美阅读书系·城南旧事:林海音专集(经典彩绘本)试读：

差不多十年前了，我写过一篇题名《忆儿时》的小稿，现在把它抄录在这里：

我的生活兴趣极广泛，也极平凡。我喜欢热闹，怕寂寞，从小就爱往人群里钻。

记得小时在北平的夏天晚上，搬个小板凳挤在大人群里听鬼故事，越听越怕，越怕越要听。猛一回头，看见黑黝黝的夹竹桃花盆里，小猫正在捉壁虎，不禁吓得呀呀乱叫。但是把板凳往前挪挪，仍是怂恿着大人讲下去。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北平有一种穿街绕巷的“唱话匣子的”，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也是在夏季，每天晚饭后，抹抹嘴急忙跑到大门外去张望。先是卖晚香玉的来了，用晚香玉串成美丽的大花篮，一根长竹竿上挂着五六只，妇女们喜欢买来挂在卧室里，晚上满室生香。再过一会儿，“换电灯泡儿的”又过来了。他背着匣子，里面全是些新新旧旧的灯泡，贴几个钱，拿家里断了丝的跟他换新的。到今天我还不明白，他拿了旧灯泡去做什么用。然后，我最盼望的“唱话匣子的”来了，背着“话匣子”（后来改叫留声机，现在要说电唱机了），提着胜利公司商标上狗听留声机的那种大喇叭。我便飞跑进家，一定要求母亲叫他进来。母亲被搅不过，总会依了我。只要母亲一答应，我又拔脚飞跑出去，还没跑出大门就喊：“唱话匣子的！别走！别走！”

其实那个唱话匣子的看见我跑进家去，当然就会在门口等着，不得到结果，他是不会走掉的。讲价钱的时候，门口围上一群街坊的小孩和老妈子。讲好价钱进来，围着的人便会挨挨蹭蹭地跟进来，北平话叫做“听蹭儿”。我有时大大方方地全让他们进来，有时讨厌哪一个便推他出去，把大门“砰”的一关，好不威风！

唱话匣子的人把那大喇叭按在话匣子上，然后装上百代公司的唱片。片子转动了，先是那两句开场白：“百代公司特请梅兰芳老板唱宇宙锋”，金刚钻的针头在早该退休的唱片上磨擦出吱吱扭扭的声音，吱吱啦啦地唱起来了，有时像猫叫，有时像破锣。如果碰到新到的唱片，还要加价呢！不过因为熟主顾，最后总会饶上一张“洋人大笑”，还没唱呢，大家就笑起来了！等到真正洋人大笑时，大伙儿更笑得凶，乱哄哄地演出了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

母亲时代的儿童教育和我们现代不同，比如妈妈那时候交给老妈子一块钱，（多么有用的一块钱！）叫她带我们小孩子到“城南游艺园”去，便可以消磨一整天和一整晚。没有人说这是不合理的。因为那时候的母亲并不注重“不要带儿童到公共场所”的教条。

那时候的老妈子也真够厉害，进了游艺园就得由她安排。她爱看张笑影的文明戏《锯碗丁》、《春阿氏》，我就不能到大戏场里听雪艳琴的《梅玉配》。后来去熟了，胆子也大了，便找个题目——要两大枚(两个铜板)上厕所，溜出来到各处乱闯。看穿燕尾服的变戏法儿，看扎着长辫子的姑娘唱大鼓，看露天电影郑小秋的《空谷兰》。大戏场里，男女分座（包厢例外），有时观众在给“扔手巾把儿的”叫好，摆瓜子碟儿的、卖玉兰花儿的、卖糖果的、要茶钱的，穿来穿去，吵吵闹闹，有时或许赶上一位发脾气的观众老爷飞茶壶。戏台上这边贴着戏报子，那边贴着“奉厅谕：禁止怪声叫好”的大字，但是看了反而使人嗓子眼儿痒痒，非喊两声“好”不过瘾。

大戏总是最后散场，已经夜半，雇洋车回家，刚上车就睡着了。我不明白那时候的大人是什么心理，已经十二点多了，还不许人睡，坐在她们（母亲或老妈子）的身上，打着瞌睡，她们却时时搬动你说：“别睡！快到家了！”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不许困得要命的小孩睡觉，母亲说，一则怕招凉，再则怕睡得魂儿回不了家。

多少年后，城南游艺园改建了屠宰场，城南的繁华早已随着首都的南迁而没落了，偶然从那里经过，便有不胜今昔之感。这并非是眷恋昔日的热闹生活，那时的社会习俗并不值得一提，只是因为那些事情都是在童年经历的。那是真正的欢乐，无忧无虑，不折不扣的欢乐。1951年7月28日

我记得写上面这段小文的时候，便曾想：为了回忆童年，使之永恒，我何不写些故事，以我的童年为背景呢！于是这几年来，我陆续地完成了本书的这几篇。它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它们的时候，人物却不断地涌现在我的眼前，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孩子的德先叔叔、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伴侣、藏在草堆里的小偷儿。读者有没有注意，每一段故事的结尾，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一直到最后的一篇《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亲爱的爸爸也去了，我的童年结束了。那时我十三岁，开始负起了不是小孩子所该负的责任。如果说一个人一生要分几个段落的话，父亲的死，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段落，我写过一篇《我父》，仍是值得存录在这里的：

写纪念父亲的文章，便要回忆许多童年的事情，因为父亲死去快二十年了，他弃我们姐弟七人而去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在我为文多年间，从来没有一篇专为父亲而写的，因为我知道，如果写到父亲，总不免要触及他离开我们过早的悲痛记忆。

虽然我和父亲相处的年代还比不了和一个朋友更长久，况且那些年代对于我，又都是属于童年的，但我对于父亲的了解和认识极深。他溺爱我，也鞭策我，更有过一些多么不合理的事情表现他的专制，但是我也得原谅他与日俱增的坏脾气和他日渐衰弱的得了肺病的身体。

父亲实在不应当这样早早离开人世，他是一个对工作认真努力，对生活有浓厚兴趣的人。他的生活多么丰富！他生性爱动，几乎无所不好，好像世间有多少做不完的事情等待他来动手，我想他对自己的死是不甘心的。但是促成他的早死，多种的嗜好也有关系：他爱喝酒，快乐地划着拳；他爱打牌，到了周末，我们家总是高朋满座。他是聪明的，什么都下功夫研究。他患肺病以后，对于医药也很有研究，家里有一个五斗柜的抽屉，就跟个小药房似的。但是这种饮酒熬夜的生活，便可以破坏任何医药的功效。我听母亲说，父亲在日本做生意的时候，常到酒妓馆林立的地方，从黑夜饮到天明，一夜之间喝遍一条街，他太任性了！

母亲的生产率够高，平均三年生两个，有人说我们姊妹多是因为父亲爱花的缘故，这不过是迷信中的巧合。但父亲爱花是真的，我有一个很清楚的记忆，便是父亲常和挑担卖花的讲价钱，最后总是把整担的花全买下。于是父亲动手了，我们也兴奋地忙起来，廊檐下大大小小的花盆都搬出来。盆里栽的花，父亲好像特别喜欢文竹、含羞草、海棠、绣球和菊花。到了秋天，廊檐下、客厅里，摆满了秋菊。

花事最盛是我们住在虎坊桥的时候，院子里有几大盆出色的夹竹桃和石榴，都是经过父亲用心培植的。每年他都亲自给石榴树下麻渣，要臭好几天，但是等到中秋节，结的大石榴都饱满地裂开了嘴。父亲死后的第一年，石榴没结好；第二年，死去好几棵。喜欢附会迷信的人便说，它们随父亲俱去。其实，明明是我们对于剪枝、施肥没有尽到父亲那样勤劳的缘故。

父亲的脾气尽管有时暴躁，他却有更多的优点，他负责任地工作，努力求生存，热心助人，不吝金钱。我们每一个孩子他都疼爱，我常常想，既然如此，他就应该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使生命得以延长，看子女茁长成人，该是最快乐的事。但是好动的父亲却不肯好好地养病。他既死不瞑目，我们也因为父亲的死，童年美梦顿然破碎。

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我已经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我们努力渡过难关，羞于向人伸出求援的手。每一个进步，都靠自己的力量，我以受人怜悯为耻。我也不喜欢受人恩惠，因为报答是负担。父亲的死给我造成这一串倔强，细细想来，这些性格又何尝不是承受于我那好强的父亲呢！1951年8月8日

童年在北平的那段生活，多半住在城之南——旧日京华的所在地。父亲好动到爱搬家的程度，绿衣的邮差是报告哪里有好房的主要人物。我们住过的椿树胡同、新帘子胡同、虎坊桥、梁家园，尽是城南风光。

收集在这里的几篇故事，是有连贯性的，读者们别问我哪是真是假，我只要读者分享我一点缅怀童年的心情。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的愚而神圣吗？1960年7月城南旧事导语:《城南旧事》是台湾女性文学的开山人——林海音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感受，以童年在北京的生活为素材而创作的经典“怀乡”作品，也是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

上世纪50年代，林海音陆续创作了回忆童年的短篇小说《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和《爸爸的花儿落了》。五篇小说的故事各自独立，但在时空、人物、叙述风格上连贯，组成了系列。1960年，这五篇小说冠《城南旧事》为书名结集出版。20年后，《城南旧事》被大陆引进，搬上了大银幕，并荣获多项大奖，从此誉满天下。《城南旧事》是一部带有强烈自传色彩和怀旧情调的小说，以作者七岁到十三岁在北京城南的生活为背景而创作。在这部经典之作中，林海音成功地运用了儿童的视角进行故事叙述——借英子的眼睛，描绘了一幅北京的风景人情画卷。同时，也表达出作者本人对人生和生命体验的多重感受。在作品中，作家将英子眼中北京南城的风光融入到字里行间，在展现真实热闹的市民生活之余，架设了一个明晰的时空背景，呈现着成人世界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道尽了人世间复杂的情感和真实的人性。作者曾著文说过，《城南旧事》“是用儿童的口吻，写出一个儿童在小学六年成长期间所看见的成人世界”，“我是以愚昧童心的眼光写些记忆深刻的人物和故事”。

小说《城南旧事》跨越了时代，跨越了政治，以委婉温馨的笔触去描写人性和人类的命运，因而得到了社会一致的认可。通过小说，读者可以窥见时代风云。因此，林海音的作品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对台湾文坛也有一定的影响。《城南旧事》曾入选《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是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高中语文新课标必读书。2000年，又被选为中国“百年百种佳作”，曾被译成英文、日文、德文、法文及意大利文等出版。惠安馆导读：《城南旧事》中的诸篇在1957-1959年之间陆续完成，《惠安馆》是最早完成的一篇。《惠安馆》作为《城南旧事》的开篇之作，从风格上奠定了全书纯净自然、温馨而又略带惆怅的基调。在优美的散文式的小说语言的溪流中，交织出一明一暗两条行文线索，即人人避之不及的“疯”女人秀贞的故事和被养父母虐待的小女孩妞儿的故事，通过叙事主人公小英子将其串联到一起，构筑成这篇意境隽永的佳作。

小说从小英子的视角出发，表述了儿童眼中成人世界的悲欢离合及孩子特别的感受。比如，在成人眼中，秀贞是个疯女人，但在英子看来，和秀贞玩过家家“真有意思”，可以和她成为朋友。在英子童稚的双眼中，生活是新奇的、充满乐趣的，少有人间的凄苦。但是，残酷的现实对她单纯的内心冲击力却是如此巨大，让她备觉哀伤。这种冲突突出表现了一个六七岁小女孩的童真和稚拙，让全文充满淡淡的哀愁、浓浓的追思。一

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照到三屉桌上，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我醒了，还躺在床上，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小小的尘埃。宋妈过来掸窗台，掸桌子，随着鸡毛掸子的舞动，那道阳光里的尘埃加多了，飞舞得更热闹了，我赶忙拉起被来蒙住脸，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

宋妈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小床上的棱棱角角她都掸到了，掸子把儿碰在床栏上，格格地响，我想骂她，但她倒先说话了：“还没睡够哪！”说着，她把我的被大掀开来。我穿着绒裤褂的身体整个露在被外，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她强迫我起来，给我穿衣服。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都是新做的；棉裤筒多可笑，可以直立放在那里，就知道那棉花够多厚了。

妈正坐在炉子边梳头，倾着身子，一大把头发从后脖子顺过来，她就用篦子[1]篦呀篦呀的，炉子上是一瓶玫瑰色的发油，天气冷，油凝住了，总要放在炉子上化一化才能搽。

窗外很明亮，干秃的树枝上落着几只不怕冷的小鸟。我在想，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满叶子呢？这是我们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冬天。

妈妈还说不好北京话，她正在告诉宋妈，今天买什么菜。妈不会说“买一斤猪肉，不要太肥”，她说：“买一斤租漏，不要太回。”

妈妈梳完了头，用她的油手抹在我的头发上，也给我梳了两条辫子。我看宋妈提着篮子要出去了，连忙喊住她：“宋妈，我跟你去买菜。”

宋妈说：“你不怕惠难馆的疯子？”

宋妈是顺义县人，她也说不好北京话，她说成“惠难馆”，妈说成“灰娃馆”，爸说成“飞安馆”，我随着胡同里的孩子说“惠安馆”，到底哪一个对，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怕惠安馆的疯子？她昨天还冲我笑呢！她那一笑真有意思，要不是妈紧紧拉我的手，我就会走过去看她，跟她说话了。

惠安馆在我们这条胡同的最前一家，三层石台阶上去，就是两扇大黑门凹进去，门上横着一块匾，路过的时候爸教我念过：“飞安会馆”。爸说里面住的都是从“飞安”那个地方来的学生，像叔叔一样，在大学里念书。“也在北京大学？”我问爸爸。“北京的大学多着呢，还有清华大学呀，燕京大学呀。”“可以不可以到飞安——不，惠安馆里找叔叔们玩一玩？”“做唔得！做唔得！”我知道，我无论要求什么事，爸终归要拿这句客家话来拒绝我。我想总有一天我要迈上那三层台阶，走进那黑洞洞的大门里去的。

惠安馆的疯子我看见好几次了，每一次只要她站在门口，宋妈或者妈就赶快捏紧我的手，轻轻说：“疯子！”我们就擦着墙边走过去。我如果要回头再张望一下，她们就用力拉我的胳膊制止我。其实那疯子还不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像张家李家的大姑娘一样！她总是倚着门墙站着，看来来往往过路的人。

是昨天，我跟着妈妈到骡马市的佛照楼去买东西。妈是去买搽脸的鸭蛋粉[2]，我呢，就是爱吃那里的八珍梅。我们从骡马市大街回来，穿过魏染胡同、西草厂，到了椿树胡同的井窝子[3]，井窝子斜对面就是我们住的这条胡同。刚一进胡同，我就看见惠安馆的疯子了。她穿了一身绛紫色的棉袄，黑绒的毛窝[4]，头上留着一排刘海儿，辫子上扎的是大红绒绳，她正把大辫子甩到前面来，两手玩弄着辫梢，愣愣地看着对面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洋槐。干树枝子上有几只乌鸦，胡同里没什么人。

妈正低头嘴里念叨着，准是在算她今天一共买了多少钱的东西，好跟无事不操心的爸爸报账，所以妈没留神已经走到了“灰娃馆”。我跟在妈的后面，一直看疯子，竟忘了走路。这时疯子的眼光从洋槐上落下来，正好看到我，她眼珠不动地盯着我，好像要在我的脸上找什么。她的脸白得发青，鼻子尖有点红，大概是冷风吹冻的，尖尖的下巴，两片薄嘴唇紧紧地闭着。忽然她的嘴唇动了，眼睛也眨了两下，带着笑，好像要说话，弄着辫梢的手也向我伸出来，招我过去呢。不知怎么，我浑身大大地打了一个寒战，跟着，我就随着她的招手和笑意要向她走去。——可是妈回过头来了，突然把我一拉：“怎么啦，你？”“嗯？”我有点迷糊。妈看了疯子一眼，说：“为什么打哆嗦？是不是怕——是不是要溺(niào)尿？快回家！”我的手被妈使劲拖拉着。

回到家来，我心里还惦念着疯子的那副模样儿。她的笑不是很有意思吗？如果我跟她说话——我说：“嘿！”她会怎么样呢？我愣愣地想着，懒得吃晚饭，实在也是八珍梅吃多了。但是晚饭后，妈对宋妈说：“英子一定吓着了。”然后给我沏了碗白糖水，叫我喝下去，并且命令我钻被窝睡觉……

这时，我的辫子梳好了，追了宋妈去买菜，她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她的那条恶心的大黑棉裤，那么厚，那么肥，裤脚绑着。别人告诉妈说，北京的老妈子很会偷东西，她们偷了米就一把一把顺着裤腰装进裤兜子，刚好落到绑着的裤脚管里，不会漏出来。我在想，宋妈的肥裤脚里，不知道有没有我家的白米。

经过惠安馆，我向里面看了一下，黑门大开着，门道里有一个煤球炉子，那疯子的妈妈和爸爸正在炉边煮什么。大家都管疯子的爸爸叫“长班老王”，长班就是给会馆看门的，他们住在最临街的一间屋子。宋妈虽然不许我看疯子，但是我知道她自己也很爱看疯子，打听疯子的事，只是不许我听我看就是了。宋妈这时也向惠安馆里看，正好疯子的妈妈抬起头来，她和宋妈两人同时说：“吃了吗？您！”爸爸说，北京人一天到晚闲着没有事，不管什么时候见面都要问吃了没有。

出了胡同口往南走几步，就是井窝子，这里满地是水，有的地方结成薄薄的冰，独轮水车来一辆去一辆。他们扭着屁股推车，车子吱吱扭扭地响，好刺耳，我要堵起耳朵啦！井窝子有两个人正向深井里打水，水打上来倒在一个好大的水槽里，推水的人就在大水槽里接了水再送到各家去。井窝子旁住着一个我的朋友——和我一般高的妞儿。我这时停在井窝子旁边不走了，对宋妈说：“宋妈，你去买菜，我等妞儿。”

妞儿，我第一次是在油盐店里看见她的。那天她两只手端了两个碗，拿了一大枚[5]，又买酱，又买醋，又买葱，伙计还逗着说：“妞儿，唱一段才许你走！”妞儿眼里含着泪，手摇晃着，醋都要洒了。我有说不出的气恼，一下窜到妞儿身旁，叉着腰问他们：“凭什么？”

就这样，我认识了妞儿。

妞儿只有一条辫子，又黄又短，像妈在土地庙给我买的小狗的尾巴。第二次看见妞儿，是我在井窝子旁边看打水。她过来了，一声不响地站在我身边，我们俩相对着笑了笑，不知道说什么好。等一会儿，我就忍不住去摸她那条小黄辫子了。她又向我笑了笑，指着后面，低低的声音说：“你就住在那条胡同里？”“嗯。”我说。“第几个门？”

我伸出手指头来算了算：“一、二、三、四，第四个门。到我们家来玩儿。”

她摇摇头说：“你们胡同里有疯子，妈不叫我去。”“怕什么？她又不吃人。”

她仍然是笑笑地摇摇头。

妞儿一笑，眼底下鼻子两边的肉就会有两个小漩涡，很好看，可是宋妈竟跟油盐店的掌柜说：“这孩子长得俊倒是俊，就是有点薄，眼睛太透亮了，老像水汪着，你看，眼底下有两个泪坑儿[6]。”

我心里可是有说不出的喜欢她，喜欢她那么温和，不像我一急宋妈就骂我的：“又跳？又跳？小暴雷。”那天她跟我在井窝子边站了一会儿，就小声地说：“我要回去了，我爹等着我吊嗓子[7]。赶明儿见！”

我在井窝子旁跟妞儿见过几次面了，只要看见红棉袄裤从那边闪过来，我就满心的高兴，可是今天，等了好久都不见她出来，很失望。我的绒褂子口袋里还藏着一小包八珍梅，要给妞儿吃的。我摸摸，发热了，包的纸都破烂了，黏乎乎的，宋妈洗衣服时，我还得挨她一顿骂。

我觉得很没意思，往回家走，我本来想今天见着妞儿的话，就告诉她一个好主意，从横胡同穿过到我家，就用不着经过惠安馆，不用怕看见疯子了。

我低头这么想着，走到惠安馆门口了。“嘿！”

吓了我一跳！正是疯子，咬着下嘴唇，笑着看我。她的眼睛里透亮，一笑眼底下——就像宋妈说的，怎么也有两个泪坑儿呀！我想看清楚她，我是多么久以前就想看清楚她的。我不由得对着她的眼神走上了台阶。太阳照在她的脸上，常常是苍白的颜色，今天透着亮光了。揣在短棉袄里的手伸出来拉住我的手，那么暖，那么软。我这时看看胡同里，没有一个人走过。真奇怪，我现在怕的不是疯子，倒是怕人家看见我跟疯子拉手了。“几岁了？”她问我。“嗯——六岁。”“六岁！”她很惊奇地叫了一声，低下头来，忽然撩起我的辫子看我的脖子，在找什么。“不是。”她喃喃地自己说话，接着又问我：“看见我们小桂子没有？”“小桂子？”我不懂她在说什么。

这时大门里疯子的妈妈出来了，皱着眉头怪着急地说：“秀贞，可别把人家小姑娘吓着呀！”又转过脸来对我说：“别听她的，胡说呢！回去吧！等回头你妈不放心。嗯——听见没有？”她说着，用手扬了扬，叫我回去。

我抬头看着疯子，知道她的名字叫秀贞了。她拉着我的手，轻摇着，并不放开我。她的笑，增加了我的勇气，我对老的说：“不！”“小南蛮子儿！”秀贞的妈妈也笑了，轻轻地指点着我的脑门儿，这准是一句骂我的话，就像爸爸常用看不起的口气对妈说“他们这些北仔鬼”是一样的吧！“在这儿玩不要紧，你家来了人找，可别赖是我们姑娘招的你。”“我不说的啦！”何必这么嘱咐我？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都知道。妈妈打了一只金镯子，藏在她的小首饰箱里，我从来不会告诉爸爸。“来！”秀贞拉着我往里走，我以为要到里面那一层一层很深的院子里去找上大学的叔叔们玩呢，原来她把我带进了她们住的门房。

屋里可不像我家里那么亮，玻璃窗小得很，临窗一个大炕，中间摆了一张矮炕桌，上面堆着活计和针线盒子。秀贞从桌上拿起了一件没做完的衣服，朝我身上左比右比，然后高兴地对走进来的她的妈妈说：“妈，您瞧，我怎么说的，刚合适！那么就开领子吧。”说着，她又找了一根绳子，绕着我的脖子量，我由她摆布，只管看墙上的那张画。画的是一个白胖大娃娃，没有穿衣服，手里捧着大元宝，骑在一条大大的红鱼上。

秀贞转到我的面前来，看我仰着头，她也随着我的眼光看那张画，满是那么回事地说：“要看炕上看去，看我们小桂子多胖，那阵儿才八个月，骑着大金鱼，满屋里转，玩得饭都不吃，就这么淘……”“行啦行啦！不——害——臊！”秀贞正说得高兴，我也听得糊里糊涂，长班老王进来了，不耐烦地瞪了秀贞一眼说她。秀贞不理会她爸爸，推着我脱鞋上炕，凑近在画下面，还是只管说：“饭不吃，衣服也不穿，就往外跑，老是急着找她爹去，我说了多少回都不听，我说等我给多做几件衣服穿上再去呀！今年的衬褂倒是先做好了，背心就差缝纽子了。这件棉袄开了领子马上就好。可急的是什么呀！真叫人纳闷儿，到底是怎么档子事儿……”她说着说着不说了，低着头在想那纳闷儿的事，一直发愣。我想，她是在和我玩“过家家儿”吧？她妈不是说她胡说吗？要是过家家儿，我倒是有一套玩意儿，小手表、小算盘、小铃铛，都可以拿来一起玩。所以我就说：“没有关系，我把手表送给小桂子，她有了表就有一定时候回家了。”可是，这时我倒想起妈会派宋妈来找我，就又说：“我也要回家了。”

秀贞听我说要走，她也不发愣了，一面随着我下了炕，一面说：“那敢情好，先谢谢你啦！看见小桂子叫她回来，外头冷，就说我不骂她，不用怕。”

我点了点头，答应她，真像有那么一个小桂子，我认识的。

我一边走着一边想，跟秀贞这样玩儿，真有意思：假装有一个小桂子，还给小桂子做衣服。为什么人家都不许他们的小孩子跟秀贞玩儿呢？还管她叫疯子？我想着就回头去看，原来秀贞还倚着墙看我呢！我一高兴就连跑带跳地回家来。

宋妈正在跟一个老婆子换洋火[8]，房檐底下堆着字纸篓、旧皮鞋、空瓶子。

我进了屋子就到小床前的柜里找出手表来。小小圆圆的金表，镶着几粒亮亮的钻石，上面的针已经不能走动了，妈妈说要修理，可一直放着。我很喜欢这手表，常拿来戴在手上玩，就归了我了。我正站在三屉桌前玩弄着，忽然听见窗外宋妈正和老婆子在说什么，我仔细听，宋妈说：“后来呢？”“后来呀，”换洋火的老婆子说，“那学生一去到如今晚儿就没回来！临走的时候许下[9]的，回到他老家卖田卖地，过一个月就回来明媒正娶她。好嘛！这一等就是六年啦！多俊的姑娘，我眼瞧着她疯的……”“说是怎么着？还生了个孩子？”“是呀！那学生走的时候，姑娘她妈还不知道姑娘有了，等到现形了，这才赶着送回海淀义地去生的。”“义地？”“就是他们惠安义地，惠安人在北京死了就埋在他们惠安义地里。原来王家是给义地看坟的，打姑娘的爷爷就看起，后来才又让姑娘她爹来这儿当长班，谁知道出了这么档子事儿。”“他们这家子倒是跟惠难有缘，惠难离咱们这儿多远哪？怎么就一去不回头了呢？”“可远喽！”“那么生下来的孩子呢？”“孩子呀，一落地就裹包裹包，趁着天没亮，送到齐化门[10]城根底下啦！反正不是让野狗吃了，就是让人捡去了。”“姑娘打这儿就疯啦？”“可不，打这儿就疯了！可怜她爹妈，这辈子就生下这么个姑娘。唉！”

两个人说到这儿都不言语了，我这时已经站到屋门口倾听。宋妈正数着几包丹凤牌的红头洋火，老婆子把破烂纸往她的大筐里塞呀塞呀，鼻子里吸溜着清鼻涕。宋妈又说：“下回给带点刨花来。那——你跟疯子她们是一地儿的人呀？”“老亲喽！我大妈娘家二舅屋里的三姐算是疯子她二妈，现在还在看坟，他们说的还有错儿吗？”

宋妈一眼看见了我，说：“又听事儿，你。”“我知道你们说谁。”我说。“说谁？”“小桂子她妈。”“小桂子她妈？”宋妈哈哈大笑，“你也疯啦？哪儿来的小桂子她妈呀。”

我也哈哈笑了，我知道谁是小桂子她妈呀！二

天气暖和多了，棉袄早就脱下来，夹袄外面早晚凉就罩上一件薄薄的棉背心，又轻又软。我穿的新布鞋，前头打了一块黑皮子头，老王妈——秀贞她妈看见我的新鞋说：“这双鞋可结实哟——把我们家的门槛儿踢烂了，你这双鞋也破不了！”

惠安馆我已经来熟了，会馆的大门总是开着一扇，所以我随时可以溜进来。我说溜进来，因为我总是背着家里的人偷着来的，他们只知道我常常是随着宋妈买菜到井窝子找妞儿，一见宋妈进了油盐店，我就回头走，到惠安馆来。

我今天进了惠安馆，秀贞不在屋里。炕桌上摆着一个大玻璃缸，里面是几条小金鱼，游来游去。我问王妈：“秀贞呢？”“跨院[11]里呢！”“我去找她。”我说。“别介，她就来，你这儿等着，看金鱼吧！”

我把鼻子顶着金鱼缸向里看，金鱼一边游一边嘴巴一张一张地在喝水，我的嘴也不由得一张一张地在学鱼喝水。有时候金鱼游到我的面前来，隔着一层玻璃，我和鱼鼻子顶牛儿啦！我就这么看着，两腿跪在炕沿上，都麻了，秀贞还不来。

我翻腿坐在炕沿上，又等了一会儿，还不见秀贞来，我急了，溜出了屋子，往跨院里去找她。那跨院，仿佛一直都是关着的，我从来也没有见谁去过那里。我轻轻推开跨院门进去，小小的院子里有一棵不知道什么树，已经长了小小的绿叶子了。院角地上是干枯的落叶，有的烂了。秀贞大概正在打扫，但是我进去时看见她一手拿着扫帚倚在树干上，一手掀起了衣襟在擦眼睛。我悄悄走到她跟前，抬头看着她。她也许看见我了，但是没理会我，忽然背转身子去，伏着树干哭起来了，她说：“小桂子，小桂子，你怎么不要妈了呢？”

那声音多么委屈，多么可怜啊！她又哭着说：“我不带你，你怎么认得道儿，远着呢！”

我想起妈妈说过，我们是从很远很远的家乡来的，那里是个岛，四面都是水，我们坐了大轮船，又坐大火车，才到这个北京来。我曾问妈妈什么时候回去，妈说早着呢，来一趟不容易，多住几年。那么秀贞所说的那个远地方，是像我们的岛那么远吗？小桂子怎么能一个人跑了去？我替秀贞难过，也想念我并不认识的小桂子，我的眼泪掉下来了。在模模糊糊的泪光里，我仿佛看见那骑着大金鱼的胖娃娃，是什么也没穿啊！

我含着眼泪，大大地倒抽了一口气，为的不让我自己哭出来。我揪揪秀贞裤腿叫她：“秀贞！秀贞！”

她停止了哭，满脸泪蹲下来，搂着我，把头埋在我的前胸擦来擦去，用我的绵绵软软的背心擦干了她的泪，然后她仰起头来看看我，笑了。我伸出手去调顺她的揉乱的刘海儿，不由得说：“我喜欢你，秀贞。”

秀贞没有说什么，吸溜着鼻涕站起来。天气暖和了，她也不穿绑腿棉裤了，现在穿的是一条肥肥的散腿裤。她的腿很瘦吗？怎么风一吹那裤子，显得那么晃荡。她浑身都瘦，刚才蹲下来伏在我的胸前时，我看那块后脊背，平板儿似的。

秀贞拉着我的手说：“屋里去，帮着拾掇(duō)拾掇[12]。”

小跨院里只有这么两间小房，门一推吱扭扭的一串尖响，那声音不好听，好像有一根刺扎在人心上。从太阳地里走进这阴暗的屋里来，怪凉的。外屋里，整整齐齐地摆着书桌、椅子、书架，上面满是灰土。我心想，应该叫我们宋妈来给掸掸，准保扬起满屋子的灰。爸爸常常对妈说，为什么宋妈不用湿布擦，这样大掸一阵，等一会儿，灰尘不是又落回原来的地方了吗？但是妈妈总请爸爸不要多嘴，她说这是北京规矩。

走进屋里去，房间更小一点，只摆了一张床、一个茶几。床上有一口皮箱，秀贞把箱子打开来，从里面拿出一件大棉袍，我爸爸也有，是男人的。秀贞把大棉袍抱在胸前，自言自语地说：“该翻翻添点棉花了。”

她把大棉袍抱出院子去晒，我也跟了去。她进来，我也跟进来。她叫我和她把箱子抬到院子太阳底下晒，里面只有一双手套、一顶呢帽和几件旧内衣。她很仔细地把这几件零碎衣物摊开来，并且拿起一件条子花纹的褂子对我说：“我瞧这件褂子只能给小桂子做夹袄里子了。”“可不是，”我翻开了我的夹袄里给秀贞看，“这也是用我爸爸的旧衣服给改的。”“你也是用你爸爸的？你怎么知道这衣服就是小桂子她爹的？”秀贞微笑着瞪眼问我，她那样子很高兴。她高兴我就高兴，可是我怎么会知道这是小桂子她爹的？她问得我答不出，我斜着头笑了，她逗着我的下巴还是问：“说呀！”

我们俩这时是蹲在箱子旁，我很清爽地看着她的脸，刘海儿被风吹倒在一边，她好像一个什么人，我却想不出。我回答她说：“我猜的。那么——”我又低声地问她，“我管小桂子她爹叫什么呀？”“叫叔叔呀！”“我已经有叔叔了。”“叔叔还嫌多？叫他思康叔叔好了，他排行第三，叫他三叔也行。”“思康三叔，”我嘴里念着，“他几点钟回家？”“他呀，”秀贞忽然站起来，紧皱着眉毛斜起头在想，想了好一会儿才说：“快了。走了有个把月了。”

说着她又走进屋，我再跟进去，弄这弄那，又跟出来，搬这搬那，这样跟出跟进忙得好高兴。秀贞的脸这时粉嘟嘟的了，鼻头两边也抹了灰土，鼻子尖和嘴唇上边渗着小小的汗珠，这样的脸看起来真好看。

秀贞用袖子抹着她鼻子上的汗，对我说：“英子，给我打盆水来会不会？屋里要擦擦。”

我连忙说：“会，会。”

跨院的房子原和门房是在一溜儿的，跨院多了一个门就是了，水缸和盆就放在门房的房檐下。我掀开水缸的盖子，一勺勺地往脸盆里舀水，听见屋里有人和秀贞的妈说话：“姑娘这程子[13]可好点儿了吗？”“唉！别提了，这程子又闹了，年年开了春就得闹些日子，这两天就是哭一阵子笑一阵子的，可怎么好！真是……”“这路毛病就是春天犯得凶。”

我端了一盆水，连晃连洒，泼了我自己一身水，到了跨院屋里，也就剩不多了。把盆放在椅子上，忽然不知哪儿飘来炒菜香，我闻着这味儿想起了一件事，便对秀贞说：“我要回家了。”

秀贞没听见，只管在抽屉里翻东西。

我是想起回家吃完饭还要到横胡同去等妞儿，昨天约会好了的。

又凉又湿的裤子贴在我的腿上，一进门妈妈就骂了：“就在井窝子玩儿一上午？我还以为你掉到井里去了呢？看你弄这么一身水！”妈一边给我换衣服，一边又说：“打听打听北京哪个小学好，也该送进学堂了，听说厂甸那个师大附小还不错。”

妈这么说着，我才看见原来爸爸也已经回来了，我弄了一身水，怕爸爸要打骂我，他厉害得很。我缩头看着爸爸，准备着挨打的姿势，还好他没注意，抽着烟卷儿在看报，漫应着说：“还早呢，急什么。”“不送进学堂，她满街跑，我看不住她。”“不听话就打！”爸的口气好像很凶，但是随后却转过脸来向我笑笑，原来是吓唬我呢！他又说：“英子上学的事，等她叔叔来再对他说，由他去管吧！”

吃完饭我到横胡同去接了妞儿来。天气不冷了，我和妞儿到空闲着的西厢房里玩，那里堆着拆下来的炉子、烟筒、不用的桌椅和床铺。一个破藤箱子里，养了最近买的几只刚孵出来的小油鸡，那柔软的小黄绒毛太好玩了，我和妞儿蹲着玩弄箱里的几只小油鸡。看小鸡啄米吃，总是吃，总是吃，怎么不停啊！

小鸡吃不够，我们可是看够了，盖上藤箱，我们站起来玩别的。拿两个制钱穿在一根细绳子上，手提着，我们玩踢制钱，每一踢，两个制钱打在鞋帮上“嗒嗒”地响。妞儿踢时腰一扭一扭的，显得那么娇。

这一下午玩得好快乐，如果不是妞儿又到了她吊嗓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要玩多么久。

爸爸今天买来了新的笔和墨，还有一叠红描字纸。晚上，在煤油灯底下，他教我描红模字，先念那上面的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爸爸说：“你一天要描一张，暑假以后进小学，才考得上。”

早上我去惠安馆找秀贞，下午妞儿到西厢房里来找我，晚上描红模字，我这些日子就这么过的。

小油鸡的黄毛上长出短短的翅膀来了，我和妞儿喂米喂水又喂菜，宋妈说不要把小鸡肚子撑坏了，也怕被野猫给叼了去，就用一块大石头压住藤箱盖子，不许我们随便掀开。

妞儿和我玩的时候，嘴里常常哼哼唧唧的，那天一高兴，她竟扭起来了，她扭呀扭呀比来比去，嘴里唱着：“……开哎开门嗯嗯儿，碰见张秀才哎哎……”“你唱什么？这就是吊嗓子吗？”我问。“我唱的是打花鼓。”妞儿说。

她的兴致很好，只管轻轻地唱下去，扭下去，我在一旁看傻了。她忽然对我说：“来！跟我学，我教你。”“我也会唱一种歌。”不知怎么，我想我也应当露一露我的本事，一下子想起了爸爸有一回和客人谈天数唱的一首歌，后来爸曾教了我，妈还说爸爸教我这种歌真是没大没小呢！“那你唱，那你唱。”妞儿推着我，我却又不好意思唱了，她一定要我唱，我只好结结巴巴地用客家话念唱起来：“你听着——想来么事想心肝，紧想心肝紧不安！我想心肝心肝想，正是心肝想心肝……”

我还没数完呢，妞儿已经笑得挤出了眼泪，我也笑起来了，那几句词儿可真是拗(ào)嘴。“谁教你的？什么心肝想心肝，心想心肝想的，哈哈哈！你唱的这是哪国的歌儿呀！”

我们俩搂在一堆笑，一边瞎说着心肝心肝的，也闹不清是什么意思。

我们真快乐，胡说胡唱胡玩，西厢房是我们的快乐窝，我连做梦都想着它。

妞儿每次也是玩得够不够的才看看窗外，忽然叫喊：“可得回去了！”说完她就跑，急得连“再见”都来不及说。

忽然一连几天，横胡同里接不到妞儿了，我是多么失望，站在那里等了又等。我慢慢走向井窝子去，希望碰见她，可是没有用。下午的井窝子没那么热闹了，因为送水的车子都是上午来，这时只有附近人家自己推了装着铅桶的小车子来买井水。

我看见长班老王也推了小车子来，他一趟一趟来好几趟了，见我一直站在那里，奇怪地问我：“小英子，你在这儿发什么傻？”

我没有说什么，我自己心里的事，自己知道。我说：“秀贞呢？”我想，如果等不到妞儿，就去找秀贞，跨院里收拾得好干净了。但是老王没理我，他装满了两桶水，就推走了。

我正在犹豫着怎么办的时候，忽然从西草厂口上转过来一个熟悉的影子，那正是妞儿，我多高兴！我跑着迎上去，喊她：“妞儿！妞儿！”她竟不理我，就像不认识我，也像没听见有人叫她。我很奇怪，跟在她身边走，但她用力轻轻赶开我，皱着眉头眨眼，意思叫我走开。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见她身后几步远有一个高大的男人，穿着蓝布大褂，手提着一个脏了的长布口袋，口袋上露出来我看见是一把胡琴。

我想这一定是妞儿的爸爸。妞儿常说“我怕我爹打”、“我怕我爹骂”的话，我现在看那样子就知道。我不跟妞儿再说话了，就转身走回家，心里好难受。我口袋里有一块滑石，可以在砖上写出白字来，我掏出来，就不由得顺着人家的墙上一直画下去，画到我家的墙上。心里想着，如果没有妞儿一起玩，是多么没有意思呢！

我刚要叫门，忽然听见横胡同里咚咚咚有人跑步声，原来是妞儿气喘着跑来了，她匆匆忙忙神色不安地说：“我明儿再来找你。”没等我回答，她就又跑回横胡同了。

第二天早晨，妞儿来找我，我们在西厢房里，蹲下来看小油鸡。掀开藤箱盖子，我们俩都把手伸进去摸小油鸡的羽毛，这样摸着摸着，谁也没说话。我本来是要说话的，但是没有出声，只是心里在问她：“妞儿，为什么好多天没来找我？”、“妞儿，是你爸爸很厉害不许你来吗？”、“妞儿，昨天为什么不许我跟你说话？”、“妞儿，你一定有什么难受的事吧？”真奇怪，这些话都是我心里想的，并没有说出口，可是她怎么知道的，竟用眼泪来回答我？她不说话，也不用袖子去抹眼，就让眼泪滴答滴答落在藤箱里，都被小油鸡和着小米吃下去了。

我不知怎么办好了，从侧面正看见她的耳朵，耳垂上扎了洞，用一根红线穿过去，妞儿的耳朵没有洗干净，边沿上有一道黑泥。我再顺着她的肩膀向下看，手腕上有一条青色的伤痕，我伸手去撩起她的袖口看，她这才惊醒了，吓得一躲闪，随着就转过头来向我难过地笑笑。早晨的太阳正照到西厢房里，照到她的不太干净的脸上，又湿又长的睫毛，一闪动，眼泪就流过泪坑淌到嘴边了。

忽然，她站起来，撩开袖口，撩起裤角，轻轻地说：“看我爸爸打的！”

我是蹲着的，伸出手正好摸到她腿上那一条条肿起的伤痕。我轻轻地摸，倒惹得她哭出声音来了。她因为不敢放声，嘤嘤地小声哭，真是可怜。我说：“你爸爸干吗打你？”

她当时说不出话来，哭了好一会儿才说：“他不许我出来玩。”“是因为在我家待太久了？”

妞儿点点头。

因为在我家玩久了，害得她挨打，我又难过，又害怕，想到那个高的男人，我不由得说：“那么你快回去吧！”她站着不动，说：“他一早出去还没回来。”“那么你妈呢？”“我妈也拧我，她倒不管我出来的事。爸爸也打她。打了她，她就拧我，说是我害的。”

妞儿哭了一阵子好些了，又跟我说这说那的。我说我从来没有看过她的妈妈，妞儿说她的妈妈有点跛，一天到晚就是坐在炕头上给人缝补衣服赚钱。

我告诉妞儿，我们从前不住在北京，是从一个很远的岛上来的。她也说：“我们从前也不住在这儿，我们住在齐化门那边。”“齐化门？”我点点头说，“我知道那地方。”“你怎么会也知道齐化门呢？”妞儿奇怪地问我。

我想不出我是怎么知道的，但我的确知道，好像有什么人大清早曾带我去过那里，而且我也像看见了那里的样子似的，不，不，不是，我所看见的很模糊，也许那是一个梦吧？因此我就回答妞儿说：“我梦见过那个地方，有没有城墙？有一天，有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包袱，大清早上，偷偷地向城墙走去……”“你是讲故事吧？”“也许是故事。”我斜着头又深深地想了想。“反正我知道齐化门就是了。”

妞儿笑了笑，手伸过来搂着我的脖子，我的手也伸过去搂住她的。但是我捏住她的肩头，她轻喊了一声：“疼！疼！”

我的手连忙松开，她又皱着眉说：“连这儿都给我抽肿了！”“什么抽的？”“掸子。”停了一下她又说：“我爸，还有我妈，他们——”但她顿住不说下去了。“他们怎么样？”“不说了，下回再跟你说。”“我知道，你爸爸教你唱戏，要你赚钱给他们花。”这是我听宋妈跟妈妈讲过的，所以一下子就给说出来了。“要你赚钱还打你，凭什么！”我说到后来气愤起来了。“呵呵，你瞧你什么都知道，我不是要跟你说唱戏的事，你哪儿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呀！”“到底要说什么呢？说嘛！”“你这么猴急，我就不说了。你要是跟我好，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就是不许你跟别人说，也别告诉你妈。”“我不会，我们小声地说。”

妞儿犹豫了一会儿，伏在我的耳旁小声而急快地说：“我不是我妈生的，我爸爸也不是亲的。”

她说得那样快，好像一个闪电过去那么快，跟着就像一声雷打进了我的心，使我的心跳了一大跳。她说完后，把附在我耳旁的手挪开，睁着大眼睛看我，她像在等着看我听了她的话，会怎么个样子。我呢，也只是和她对瞪着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虽然答应妞儿不讲出她的秘密，可是妞儿走了以后，我心里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我越想越不放心，忽然跑到妈妈面前，愣愣地问：“妈，我是不是你生的？”“什么？”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怎么想起问这话？”“你说是不是就好了。”“是呀，怎么会不是呢？”停一下妈又说：“要不是亲生的，我能这么疼你吗？像你这样闹，早打扁了你了。”

我点点头，妈妈的话的确很对，想想妞儿吧！“那么你怎么生的我？”这件事，我早就想问的。“怎么生的呀，嗯——”妈想了想笑了，胳膊抬起来，指着胳肢窝说：“从这里掉出来的。”

说完，她就和宋妈大笑起来。三

我手里拿着一个空瓶子和一双竹筷子，轻轻走进惠安馆，推开跨院的门，院里那棵槐树，果然又垂着许多绿虫子。秀贞说是吊死鬼[14]，像秀贞的那几条蚕一样，嘴里吐着一条丝，从树上吊下来。我把吊死鬼一条条弄进我的空瓶里，回家去喂鸡吃，每天都可以弄一瓶。那些吊死鬼装在小瓶里，咕噜咕噜地动，真是肉麻，我拿着装了吊死鬼的瓶子，胳膊常常觉得痒麻麻的，好像吊死鬼从瓶里爬到我的胳膊上了，其实没有。

我在把一条吊死鬼往瓶里装的时候，忽然想到了妞儿，心里很不安。她昨天又挨揍了，拿了两件衣服偷偷地来找我，进门就说：“我要找我亲爹亲妈去！”她的脸有一边被打得红肿了。“他们在哪儿呢？”“我不知道，到齐化门，再慢慢地找。”“齐化门在哪儿呢？”“你不是说你也知道那地方吗？”“我是说我好像做梦梦见过那地方的。”

妞儿把两件衣服塞在西厢房的空箱子里，很有主意地抹干了眼泪，恨恨地说：“我非找着我亲爹不可。”“你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吗？”我真佩服她，但觉得这是一件太大太大的事。“我一天一天地找，就会找到我亲爹跟我亲娘。他们的样子我心里知道。”“那么——”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因为我一点主意也没有。

妞儿临走的时候说，她不定哪天就要偷偷地走，但是一定会先来这里跟我说一声，并且带走存在这里的两件衣服。

我昨天一直在想妞儿的事，心里很不舒服，晚上就吃不下饭了，妈妈摸摸我的头说：“好像有点热，不吃也好，早点去睡。”

我上了床，心里还是不舒服，又说不出，就哭起来了。妈妈很奇怪，她说：“哭什么？哪儿不舒服？”我不知怎么一来竟哭着说：“妞儿她爸爸啊……”“妞儿她爸爸？怎么啦？她爸爸怎么着你啦？”宋妈也过来了，她说：“那个不是东西的，准是骂了我们英子了，还是打了你啦？”“不是！”我忽然觉出我是说了什么糊涂话，便撒赖地哭喊着说：“我要找我爸爸！”“是要找你爸爸呀！唉！吓人！”宋妈和妈妈都笑了。妈妈说：“你爸爸今天去看你叔叔，回来得晚点儿，你先睡吧！”她又对宋妈说：“英子一生下来，她爸爸就给惯的，一不舒服，爸爸就抱着睡。”“羞不羞？宋妈用一个手指划我的脸，我不理她，转过脸去冲着墙闭上眼睛。

今天我早晨起来就好得多了，不像昨天那样不安心。但是现在又想起妞儿，手里不由得停止了捉虫子的工作，呆呆地想，不知道什么时候，妞儿就会离开我。

我把瓶子扔在树下，站起来走到窗下向里看。秀贞正在里屋床前的一个杌(wù)凳[15]上坐着，面向着床，我只看到她那小平板儿似的背影，辫子也没梳好。她比手划脚，又扬手轰苍蝇，其实哪儿有苍蝇？我轻轻地走进屋里，在外屋桌旁靠着，傻看她在干什么，只听她说：“我准知道你昨儿晚上没吃饭就睡觉了，是不是？那怎么行！”

咦！真奇怪，秀贞怎么知道我昨晚没吃饭就睡觉了呢？我倚在里屋的门框说：“谁告诉你的？”“啊？”她回过头来看见我愁眉不展的样子，很正经地对我说：“还用人告诉我吗？这碗粥一动也没动呀！”说完指着床旁茶几上的一个碗和一双筷子。

我这才知道秀贞说的不是我。自从天气暖和了，打开一向深闭的跨院门以后，秀贞就一天到晚在这两间屋里出出进进，说着那种我又懂、又不懂的话。最先我以为是秀贞跟我玩“过家家儿”，后来才又觉得不是假装的事情，它太像真事了！

秀贞又向着那空床发呆看了一会儿，转过头来，轻手轻脚地拉着我走到屋外来，小声地说：“睡着了，让他睡去吧！这一场病也真亏他，没亲没故的！”

外屋书桌上摆着那缸春天买的金鱼，已经死了几条，可是秀贞还是天天勤着换水，玻璃缸里还加了几根水草，红色的鱼在绿色的水草中钻来钻去，非常好玩。我怎么知道鱼是红的草是绿的呢？妈妈教过我，她说快考小学了，老师要问颜色，要问住在哪儿，要问家里有几个人。秀贞还养了一盒蚕，她对我说过：“你要上学，我们小桂子也该上学了，我养点蚕，吐了丝，好给小桂子装墨盒用。”

有几条蚕已经在吐丝了，秀贞另外把它们放在一个蒙了纸的茶杯上，就让它们在那纸上吐丝。真有趣，那些蚕很乖，就不会爬到茶杯下面来。另外的许多蚕还在吃桑叶。

秀贞在打扫蚕屎，她把一粒粒的蚕屎装进一个铁罐里，她已经留了许多，预备装成一个小枕头，给思康三叔用。因为他每天看书眼睛得保养，蚕屎是明目的。

我在旁边静静地看着鱼缸，看着吐丝，院子里的树，正靠在窗下，这屋里阴凉得很，我们俩都不敢大声说话，就像真的屋里躺着一个要休息的病人。

秀贞忽然问我：“英子，我跟你说的事记住没有？”

我一时想不起是什么事，因为她对我说过的事，真真假假的太多了。她说将来要我跟小桂子一块儿去上学，小桂子也要考厂甸小学。她又告诉我从厂甸小学回家，顺着琉璃厂直到厂西门，看见鹿犄角胡同雷万春的玻璃窗里那对大鹿犄角，一拐进椿树胡同就到家了。可是她又说过，她要带小桂子去找思康三叔，做了许多衣服和鞋子，行李都打点好了。

我最记得秀贞说过的话，那是她讲的生小桂子的那回事。有一天，我早早溜到这里找秀贞，她看见我连辫子都没梳，就端出梳头匣子来，从里面拿出牛角梳子、骨头针和大红头绳，然后把我的头发散开来，慢慢地梳。她是坐在椅子上的，我就坐在小板凳上，夹在她的两腿中间，我的两只胳膊正好架在她的两腿上，两只手摸着她的两膝盖，两块骨头都成了尖石头，她瘦极了。我背着她，她问我：“英子，你几月生的？”“我呀？青草长起来，绿叶发出来，妈妈说，我生在那个不冷不热的春天。小桂子呢？”秀贞总把我的事情和小桂子的事情连在一起，所以我也就一下子想起小桂子。“小桂子呀，”秀贞说，“青草要黄了，绿叶快掉了，她是生在那不冷不热的秋天。那个时光，桂花倒是香的，闻见没有？就像我给你搽的这个桂花油这么香。”她说着，把手掌送到我的鼻前晃一晃。“小——桂——子。”我吸了吸鼻子，闻着那油味，不由得一字字地念出来，我好像懂得点那意思。

秀贞很高兴地说：“对了，小桂子，就是这么起的名儿。”“我怎么没看见桂花树？这里哪棵树是桂花？”我问。“又不是在这屋子里生的！”秀贞已经在编我的辫子了，编得那么紧，拉得我的头发根怪痛的，我说：“为什么用这么大的力气呀？”“我当时要是有这么大力气倒好了。我生了小桂子，浑身都没劲儿，就昏昏沉沉地睡，睡醒了，小桂子不在我身边了。我睡觉时还听见她哭，怎么醒了就没有了呢？我问，孩子呢？我妈要说什么，我婶儿接过去了，她瞥了我妈一眼，跟我和和气气地说：你的身子微[16]，孩子哭，在你身边吵，我抱到我屋去了。我说，噢。就又睡着了。”秀贞说到这儿停住了，我的辫子已经扎好，她又接着说：“仿佛我听我妈对我婶说：不能让她知道。真让人纳闷儿，到底是怎么档子事儿？我怎么到这儿就接不下去了呢？是她们把孩子给——？还是扔——绝不能够！绝不能够！”

我已经站起来，脸冲着秀贞看，她皱着眉头，正呆呆地想。她说话常常都会忽然停住了，然后就低声地说“真是让人纳闷儿，到底是怎么档子事儿”的话。她收梳头匣子的时候，我看见我送小桂子的手表在匣子里。她拿起手表，放在掌心里，又说：“小桂子她爹也有个大怀表，可是死了当[17]了，当了那个表，他才回的家，这份穷，就别提了！我当时就没告诉他我有了，反正他去个把月就回来。他跟我妈说，放心，他回家卖了山底下的白薯地，就到北京来娶我。千山万水，走一趟也不容易，我要是告诉他我有了，不也让他惦记着！你不知道他那情意多深！我也没告诉我妈我有了，说不出口，反正人归了他了，等嫁了再说也不迟……”“有了什么？”我不明白。“有了小桂子呀！”“你不是刚说什么没有了吗？”我更不明白。“有了，没了，有了，没了，小英子，你怎么跟我乱扰？你听我给你算。”她把我给小桂子的表收起来，然后用手指捏着算给我听：“他是春天走的。他走的那天，天儿多好，他提着那口箱子，都没敢多看我，他的同乡同学，有几个送他到门口儿的，所以他就没好再跟我说什么。他在头天晚上我给他收拾箱子的时候，我们俩也说得差不多了。他说，惠安的日子很苦，有办法的都到海外谋生去了，那儿的地不肥，不能种什么，白薯倒是种了不少。他们家常年吃白薯，白薯饭、白薯粥、白薯干、白薯条、白薯片，能叫外头去的人吃出眼泪来。所以，他就舍不得让我这个北边人去吃那个苦头儿。我说可不是，我妈就生我独一个女儿，跟你去吃白薯，她怎么舍得！他说，你是个孝女，我也是个孝子，万一我母亲扣住了我，不许我再到北京来了呢？我说，那我就追你去。“送他到门口，看他上了洋车，抬头看看天，一块白云彩，像条船，慢慢儿地往天边儿上挪动。我仿佛上了船，心是飘的，就跟没了主儿似的。“我送他出去，回到屋里来，恶心要吐，头也昏，有点儿后悔没告诉他这件事，想追出去，也来不及了。“日子一天天地挨，他就始终没回来，我肚子大了，瞒不住我妈，她急得盘问我，让我说不出道不出的，可是我也顾不得害臊了，就告诉了我妈。我说，他总有一天回来，他不回来，我去！我妈听了拿手堵住我的嘴，直说：姑娘，可别这么说了，这份丢人呀！他真要是不回来，咱们可不能嚷嚷出去。就这样，把我送回了海淀。“小桂子生下来，真不容易，我一点劲儿都没有，就闻着窗户外头那棵桂花树吹进来的一阵阵香气，我心说，生个女的就叫小桂子。接生的姥娘婆[18]叫我咬住了辫子，使劲，使劲，总算落了地，呱呱呱，哭声好大呀！”

秀贞说到这儿，喘了一大口气，她的脸色变青了，故事接不下去，就随便说了，她说：“小英子，你不心疼你三婶吗？”“谁是三婶？”“我呀！你管思康叫三叔，我就是你三婶，你还算不过这账来。叫我一声。”“嘿——”我笑了，有些难为情，但还是叫了她：“三婶。秀贞。”“你要是看见小桂子就带她回来。”“我怎么知道小桂子什么样儿？”“她呀，”秀贞闭上眼睛想着说，“粉嘟嘟的一个小肉团子，生下来我就看见一眼。我睡昏过去那阵儿，听我妈跟姥娘婆说，瞧！这真是造孽，脖子后头正中间儿一块青记，不该来，非要来，让阎王爷一生气用手指头给戳(chuō)到世上来的！小英子，脖子后头中间有指头大一块青记，那就是我们小桂子，记住没有？”“记住了。”我糊里糊涂地回答。

那么，她现在问我说的事记住没有，就是这件事吗？我回答她说：“记住了，不是小桂子那块青记的事吗？”

秀贞点点头。

秀贞把桌上的蚕盒收拾好，又对我说：“趁着他睡觉，咱们染指甲吧。”她拉我到院子里。墙根底下有几盆花，秀贞指给我看，“这是薄荷叶，这是指甲叶。”她摘下来几朵指甲草上的红花，放在一个小瓷碟里，我们就到房口儿台阶上坐下来。她用一块冰糖在轻轻地捣那红花。我问她：“这是要吃的吗？还加冰糖？”

秀贞笑得呵呵的，说：“傻丫头，你就知道吃。这是白矾，哪儿来的冰糖呀！你就看着吧。”

她把红花朵捣烂了，要我伸出手来，又从头上拿下一根夹子，挑起那烂玩意儿，堆在我的指甲上，一个个堆了后，叫我张着手不要碰掉，她说等它们干了，我的手指甲就变红了，像她的一样，她伸出手来给我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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