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君主编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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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命中的“七七”试读：
散文
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金振中我于一九三六年春，奉命接替宛平和卢沟桥防务。当时卢沟桥的形势已日趋紧张，日本侵略军已占领丰台，并不分昼夜地在卢沟桥一带进行所谓“演习”，用心险恶。卢沟桥既是南下的要冲，又是北京的咽喉，他们时刻想占领它。日军一旦占领卢沟桥，北京就是一座死城，华北也垂手可得。
我率领的第二十九军第一一〇旅第二一九团第三营是一个加强营，计有步兵四个连，轻重迫击炮各一连，重机枪一连，约一千四百多人。
我部到卢沟桥后，立即按战斗需要进行兵力部署。把较强的第十一连部署于铁桥东段及其以北回龙庙一带，把第十二连部署在城西南角至南河岔一带。第九连驻宛平县城内。第十连为营预备队，驻石桥以西大王庙内。重迫击炮连部署于铁桥西首，主要责任是歼灭日军的战车和密集队伍。轻迫击炮连部署于东门内，以便支援各邻队。重机枪连部署于城内东南、东北两城角，以便支援前方队伍。
兵力部署后，我时时警惕日军偷袭我宛平城。那时日军经常以卢沟桥为“假想敌”进行演习，始是虚弹演习，后为实弹演习，日军气焰十分嚣张。我便经常向士兵进行爱国教育，要求全营官兵在吃饭前、睡觉前都要高呼“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口号，以激励官兵守土抗敌之志。
七月六日，旅长何基沣要求第二一九团注意监视日军行动，并命令全体官兵如日军挑衅，一定要坚决回击。我第三营官兵目睹日军的挑衅活动，极为愤慨，一致表示：誓死抵抗，愿与卢沟桥共存亡。
午饭后，为侦察敌情，我换了便服，扛着铁锹走向铁桥以东五百米左右的日军演习地，查看日军动态。刚过卢沟桥火车站，远远看到日军队伍，不顾雨淋和道路泥泞，以卢沟桥为目标，进行攻击式演习。后面炮兵如临大敌，紧张地构筑工事。再后面隆隆不绝的战车声越来越近。见到此情，我马上回到营部召开军事会议，传达我所目睹的一切，要求各连做好战斗准备，并规定日军进入我阵地百米内才准射击，不让敌人逃出我们的火网。
七月七日夜十一时许，忽然听到日军演习营地方向，响了一阵枪声。少顷，冀察绥靖公署许处长来电话说：“据日方说，他们的一名演习兵被宛平城内华军捉进城去，他们要进城搜查。”在这黑漆漆的雨夜，日军到卢沟桥警戒线内演习，明明是企图偷袭宛平城，只因我守备森严，无隙可乘，便捏造丢失日兵为借口，乘进城搜查之机，诈取我城池。我将此情回告许处长，陈述不要听信日方谎言。刚刚放下电话，激烈的枪炮声便响了起来。炮弹飞越宛平城墙，炸倒营指挥部房屋六间，炸死士兵两人，伤五人。防守阵地的各连长纷纷报告，日军蜂拥般地向我阵地扑来。我立即奔往城上指挥战斗，给敌人以猛烈回击。到深夜两点，许处长又来电话说，日方提出两点建议：一、双方停止射击，各自运回阵地上伤亡的士兵；二、天明双方派员调查丢失日兵一事。早六时由绥署二人，日方四人，乘汽车两辆进入宛平城内调查。这两项建议绥署已同意，让我通知所属。我接到此通知后，立即请专员王冷斋到东城楼上，商谈有关事宜，并商定来城的汽车须在岗哨前五百米处停车，经我哨兵检查后，方准放行。
八日晨六时许，果然由东驶来两辆汽车，在指定地点经检查后，向宛平城开来。我和王冷斋出城迎接，一起来到专署（即宛平县政府）。日方来代表四人：日本特务机关部辅佐官寺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军事顾问樱井，秘书斋藤和一名随从。我方代表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冀察绥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河北省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双方坐定后，樱井提出三点无理要求：
一、宛平县城内中国驻军撤退到西门外十华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丢失之日兵，否则日方将以炮火把宛平城化为灰烬；
二、昨晚日方所遭受之损失，应由华方负责赔偿；
三、严惩祸首，最低限度处罚营长。
我方代表对以上三点无理要求十分气愤。我按捺不住心中怒火，当即指出：
一、丰台距卢沟桥八里之遥，又是雨夜，你们偏偏到我警戒线内演习，险恶用心，已暴露无遗；
二、你方丢失一兵，有何凭据？何人作证？如真丢失，也应由你方带兵的负责，与我方何关？
三、你方昨夜炮轰宛平城，民房被炸倒，军民被炸死、炸伤多人，惨不忍睹，应由你方赔偿我方损失。我军保卫国土，打击入侵之敌，何罪之有？你们才是祸首。
谈判进行到九点半左右，日方又开始炮轰宛平城，炮弹击塌县府屋角，室内烟尘弥漫，我方代表非常气愤，退出会场。场内只有我和几个随从兵以及日方四人，樱井等人乘我方代表不在之机，向我提出两点要求：
一、先把我们四人缒城出去，向我军说明，华军同意于本日薄暮撤至城西十华里以外；
二、我等四人愿同你到城东北角，插上白旗，表明华方接受我方要求，即可停止攻击，并保证你个人的安全。
我听后，怒不可遏，厉声加以训斥。
这时，日军转向铁桥东端发起进攻，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我恐铁桥东段发生危险，立即把守城的第九连抽出，我率领第九、第十两个连冒着密集的炮火向围攻铁桥东段的日军进击。经过两小时的战斗，把日军击退两华里，铁桥东段得以收复。午后二时，日军联队长牟田口派人送信，提出两点：
一、立刻将樱井等人送还，双方不得射击；
二、守城华军必须在当日下午五时以前撤出城西十华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否则日方定以重兵踏平宛平城。
我当即在原信封上回答两条：
一、宛平城和卢沟桥的守军誓与城、桥共存亡，任何威胁也吓不倒；
二、樱井等人也愿与我城、桥共存亡，望你不要顾虑。
我知道日军又要发动进攻了。为击退日军再犯，我认真考虑了应战对策。我设想，如果日军再次进攻，必先以强大炮火摧毁我城、桥，再以战车掩护其步兵，抢夺我阵地。在夺取我阵地时，炮兵必向我阵地后方延伸射击。为避免无谓的牺牲，在敌炮兵一开始向我方射击时，各连除留少数监视敌人行动外，其余均隐蔽起来。迨敌炮兵发泄淫威后，敌战车掩护步兵来夺我阵地时，各连隐蔽的队伍迅速出击，与敌之战车、步兵作殊死战，消灭敌人于我阵地之前。轻重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不失时机地向威胁我方最大之敌猛烈攻击，彻底消灭之。营所控制的第九、第十两连，根据当时情况加入最激烈、最危险的战斗。
八日晚六时，日军炮兵果向我卢沟桥、宛平城周围猛烈射击，直至晚八时才停止，但未见其战车和步兵出动。
九日六时，驻丰台车站的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指挥其炮兵，向我城、桥周围进行疯狂射击。两小时后，出动十数辆战车，掩护其步兵向我城、桥扑来。我右翼第十二连战斗最为激烈，我命轻重迫击炮两个连，集中火力消灭敌人战车和密集队伍。我率第九、第十两个连的兵力，由第十二连右翼攻击日军左侧背，双方发生肉搏战。战斗至十一时，我命队伍全面出击，激战至十二时，才把进犯之日军击退。
十日上午八时，日军联队长牟田口亲临前线指挥，先以强大炮火，把城、桥周围炸得砖石乱飞，浓烟滚滚，紧接用加倍兵力集中强大炮火，以战车掩护步兵围攻城、桥。最激烈的是铁桥东端的战斗，铁桥东端已被日军重重包围。我用轻重迫击炮两个连集中火力攻击日军的战车和密集队伍。重机枪连攻击威胁我铁桥东端左翼的日军，我率第九、第十两个连猛攻右翼的侵略者，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但最后被日军占领了铁桥东端的阵地。这时已是午后一时，双方队伍均疲惫不堪，相距四百米，形成对峙状态。
师长冯治安了解到战况十分艰难，极表关注。他电话通知我，下午三时有人与我联系。三时许，保安第四团第二营曹营长带领四个连长来见我，并说奉师长命令参加战斗。曹营有七百余人，为夺回铁桥增加了力量。
十日晚八时，召开军事会议，定于十一日凌晨两点，全面出击夺回桥东失地。
这次战斗以我营为主。首先由新来的保安团第二营派一个连接替我营阵地（即由回龙庙、大铁桥到南河岔一线）。宛平县城防仍由保安队负责。第三营的第十一连，向占据铁桥东端的日军正面出击。第十二连右接第十一连左翼，向日军右侧背进攻。第九连左接第十一连右翼，向日军左侧背进攻。保安团曹营长率三个连，左接第三营右翼，向正面之敌猛攻。重迫击炮连集结于铁桥东，轻迫击炮连左接重迫击炮连右翼，根据战况适当射击。重机枪连以支援铁桥东端战斗为主。第十连为预备队，埋伏在铁桥东端四百米处。我在预备队。
规定战斗时注意以下四点：
一、出击时间：十一日凌晨二时；
二、出击队伍联络记号：以白毛巾围绕脖子；
三、本夜口令：“战胜”；
四、我桥东失地收复后，发射四发红色信号弹，见到信号弹后，各个出击队伍撤回原驻地。
十一日凌晨二时，各连均按预定计划出击敌人。刹那间喊杀声、枪炮声连成一片。我营队伍与占领铁桥的日军发生了一场激战。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我即让曹营长向正面敌人猛攻，使敌人无法抽出兵力支援他方战斗。我又调遣曹营长的第六连和我原留的预备队（第十连），又抽调一个重机枪排，合并为两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排，由我率领，向铁桥东端的日军左侧背猛攻。经过两小时拼搏死战，才击溃日军，收回失地。此时各连队伍均狂奔欢呼着纷纷追击溃逃之敌，但却忽略了清扫战场。在我指挥追击逃敌时，不意竟被隐匿之敌以手榴弹把我左腿下肢炸断，紧接又射来一发手枪子弹，由我左耳旁钻进、右耳下穿出。随从兵急忙抢救，把我抬出战场，护送到长辛店车站，及时送往保定医院救治，得以痊愈。住院期间，全国各界人士纷纷慰问，我感愧之余，只有努力杀敌，仰答举国同胞的盛情和期望。
卢沟桥畔
范长江一无从说起
中国对外一次一次的小冲突，逐渐证明了中国一天一天的抬头。人家一贯的方针，是要打击破坏中国统一和强壮的趋向。他们这种希望，和我们生存的本质根本相反。这一个基本的不相容，说明了中国之必然会和他们不断地冲突。
去年我们军队饮泣退出我平汉、北宁、平绥三路联络要点的丰台，今年在我北方和中部唯一交通要道平汉路咽喉的卢沟桥，又发生重大事件。这真是“理从哪儿说起”？
日军于七月七日夜间，攻击我卢沟桥。卢沟石桥乃以东西方向，跨永定河，石桥之北，有平汉铁路平行而立，石桥之东，紧接宛平县城。那时城内仅有二十九军一营，负看守两桥之责。日军七日夜间，进入铁桥东端，我军一面奉命守桥，一面奉命对于日军非待其开枪不得还击。这太难实行的双重命令，加到守护卢沟桥的我军，眼看着人家在城周活动，不能出击，现在已黑夜袭到铁桥上来，当然要打了。然而双重命令逼迫下的军队，仍然只得忍耐下去，不敢开枪。但当夜人家由永定河上游潜过河西的部队，与他们河东的部队东西夹击，我们北方今日唯一咽喉地的卢沟桥便为他们所把守了。
桥西五六里长辛店，驻的吉星文团，他看桥一失守，怒不可当，他负着守护北方与本部各省联络的唯一咽喉的责任，主观上上级给他的命令怎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客观上这个桥太重要了，全国国民的热望乃至今后北方对大局所关的严重性，都不容这座桥之为人所占有。他本于国民义愤，本于军人卫国的天职，率领他部下悲愤痛哭的官兵，决定前进。八日夜间，阴森的永定河面，隐蔽了数百卫国英雄之潜行，一刹那间，雪亮的大刀从皮鞘中解脱，但听喊声与刀声交响于永定河上。九日清晨，河岸居民见桥上桥下，尸横如垒，而守桥的人已换上我忠勇的二十九军武装同志了！
接着是奉命撤兵！原来交涉好的双方于上午九时同时撤兵，由石友三所统率的冀北保安队三百人开入宛平接防。卢沟桥之本身，无法可守，最低限度要有宛平城才可以有守护的根据，九日令保安队三百人入城，即等于将关系重大之卢沟桥交于三百保安队之手。我们为了和平，已经忍受令我们无罪的军队含泪撤退。谁知九日清晨，我方反被轰击数十炮。同时由北平开往宛平的三百名保安队，又被阻击于五里店，颇有死伤，强求只准保安队五十名通过入宛平城，而只准带步枪，每人只许带子弹三十粒，要扣留保安队所带之机关枪。宛平方面终日不见保安队来，而我军已撤，城外之日军，人数虽略向后移，城东军事要地之“沙岗”仍在日军手中。阻挡一日，经北平再向天津日军当局交涉，始准二百名保安队入城，不准带机关枪。
日军旋又进至宛平城外，其后方援兵源源而来，丰台的中国人眼看着以中国的铁道、中国的头二等客车，中国的司机开着中国人民血汗买来的火车头，载着人家的军队，经过中国的领土，开到中国的卢沟桥附近去打我们中国人！
人家准备好了，当然再攻，再攻没有攻下，又讲撤兵，又说好十二日双方同时撤兵。谁知十二日人家又打我一顿。
这回他们派了些监视撤兵委员，拿着地图到我们宛平城里，公开地把他们炮兵射击目标定好。我们的县府、公安局、团部、营部、连部，炮兵阵地等，完全调查好了。于是他们的炮兵就一炮不乱地，打在我们那些要害地方。
十二日第二次受骗以后，中间不断冲突，情势紧张。日本国内宣称动员四十万军队，多少架飞机，关东军从我们的北宁路源源而来，这些行动，当然刺激中国的反应，全国人心随着紧张起来。记者从上海经郑州转徐州，再看看归德、开封，又看看石家庄和保定，印象都很不差，无处不是蓬勃的生气，无处不是代表国运的好转，军民万众一心，但等机会捐躯以卫祖国。
后来接到消息，双方又决定二十日撤兵。有人以为这回也许可靠了。谁知二十日午后一时许，日军对我宛平小小城池，开始八日事变以来空前的猛烈炮击，如雨的炮弹一颗颗精确地落在宛平的军民头上，空炸、碰炸，各式各样破坏和杀伤力量，把宛平城里的军民打得血肉横飞，民房家屋，塌的塌、倒的倒，四五小时的集中炮战，弹烟与尘埃把宛平弄成了一座烟雾之城。城里已准备撤退的军队和毫无抵抗的民众，被这几百颗炮弹打得糊涂了，到底怎样一回事呢？
这还不算，炮声停止了二小时，有人去问日方，据答又是“掩护退却”。这当然没有事了。然而九时后密集的炮弹又来了，仍集中到宛平城，东门楼打平了，东北城角打塌了。骑兵步兵坦克车都来冲过锋了。我们始终守城未出，你要退却还来冲什么锋呢？这是尤为难解的。九时以后的炮攻，竟向卢沟桥后方长辛店打了九炮，有七弹落在长辛店的平汉大机厂附近，那是我们北方重要的铁道工厂！
第四次的撤兵，是二十二号。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已纷向卢沟桥南撤退。而二十三日清晨我们在大井村遇到日本军官，他说：“等中国军队撤了几天，我们再看看！”
二太息唏嘘
许多人都喊着要到前线，然而真到前线，叫你感觉痛苦的事情才多。所以东北青年刘琪君到长辛店一看自杀了。可惜他自杀得太早，知道的事情还不多。固然，我们也不赞成他那样自杀的行为，因为本来救国是一种艰难事，我们牺牲要有实际的收获，然而前线现象能令一个爱国青年自杀，太不是寻常的事情了。
前线的二十九军官兵，那一种忠勇的情形，实在令人可歌可泣，他们从不对敌方的精利兵器表示恐惧，重重的子弹带缠着他们的上身，手枪、步枪、手榴弹、大刀、大衣、杂粮袋挂满了他们身体的架子，粗粗的腿，挺出的胸，有力的腕背，红涨的脸面，有杀气的目光，每一个官兵在国家神圣任务笼罩之下，都成了英勇豪迈的壮士。敌人大炮把他们牺牲一批，第二批仍然和第一批一样雄赳赳地把守在前线上。刚才哨兵被人打死了，第二个哨兵会快乐地接近他生命的死亡线。敌我前线相去不到半里，我们的官兵毫无畏惧地在火线上谈笑，有人劝他们小心，他们反而说没有什么关系，这说明了我们的官兵乐死的精神。二十九军官兵在卢沟桥前线的表现，值得我们中华民族万世的讴歌和景仰。
然而我们进一步看看卢沟桥抗战中的实况，我们太不自安了。
这样忠勇的官兵，我们对于他们的待遇怎样呢？他们以他们的血肉，保卫了北方交通咽喉，他们诚然本于他们的职责，然而他们在敌人精利的炮火之下，死的死，伤的伤了，我们从未见过卢沟桥战场上有过担架兵、看护队、医官、野战医院等任何国内战争时皆所必有的设备！死的死了，死了，我们任他们英勇而牺牲的躯体暴露在原野中！伤的伤了，伤了，我们没有救济工作，流血不能止，有毒不能消！如果战况稍平，全赖我们未死未伤的战士配合当地民众做些救护工作，此等人既非有专门救护知识，又非有救护器具。我们看到许多受伤官兵被人扶着从卢沟挢走五六里路，到长辛店，其已完全不能行动之重伤，则用乡间之杆绳等物，将其不合理地抬上，有些本来尚不十分厉害的伤兵，经如此抬到长辛店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们最觉得对不起为国伤亡将士的，是卢沟桥后方的长辛店，还没有半点战场医院设备，全赖平汉铁路长辛店医院的医师们自动慷慨出来做救护工作，否则他们更加痛苦了。
不但是死伤救护，我们没有做什么工作，就是作战上枪炮以外的器材，亦完全由地方供给，在卢沟桥正面的始终是吉星文一团，后方的交通运输、电信通信等，我们不曾作应有之布置。所以此次宛平县第六区，即长辛店所在一区，民众对战事之负担，异常艰巨。对方是有完备的铁道、汽车等交通组织，而我则全恃地方之毛驴、民夫、大车以供往还。我以始终一团的疲惫之师，当彼全军之锐，官兵日渐耗损，城内物质破坏日多，敌方之炮火日烈，前方之补充完全恃未死勇士精神之再造，后方之接济，则恃有限民力之勉强支持。
此次冲突，日方兴师动众，范围甚广，其后方为丰台、为天津、为沈阳、为高丽、为其本国。而迄今日止，我们之后方为宛平县之第六区，且此区区之一区亦非有组织有计划者。军队无粮，问之地方；军队无盐，问之地方；军队修战壕要民夫，问之地方；军队要燃料，问之地方；军队运输，要民夫，问之地方；军队抬伤亡，要民夫，问之地方；军队修路，要民夫，要石匠，问之地方；军队送饭，要民夫，问之地方；军队要大车，问之地方；军队要人力车，问之地方。我们很抱歉对前线之供应，不能周到，敢劳诸将士之分心于事务，减低作战能力。
地方民众为国牺牲之精神，此次在长辛店一带充分表现。民夫多日夜工作，既无报酬，又不能得一好休息处。我们要追问者，为什么国家对外抗战要令宛平县第六区独当接应前方之责？
来信
萧红坐在上海的租界里，我们是看不到那真实的斗争，所知道的也就是报纸上或朋友们的信件上所说的。若来发些个不自由的议论，或是写些个有限度的感想，倒不如把这身所直受的人的话语抄写在这里：
××：
这里的事件直至现在仍是很混沌，在“人家”大军从四面八方包围来了的声中，当局还不断地放出和平有望的空气。空几天交通都断绝了，人们逃也无处逃，跑也跑不了，于是大家都觉得人们很能“镇静”，自从平津恢复通车后，情形也不同了，搬家的车，络绎不断地向车站涌，我到站上去看过，行李堆积到屋梁了。
一般汉奸走狗们活动得非常有劲，和平解决的侧面折冲还在天津进行。双方所折冲的是什么，虽有种种传说，但都不能信实，不过前几天，当局发表的谈话和布告，说这次事件是局部的问题，拒绝慰劳，禁止募捐，不许有爱国的组织与行动等看来，也很看出我们当局的意向了。可惜的是，我们虽具“和平”诚意，却不能遏止“人家”占领的决心！等到大军配备好的时候，“哀的美顿”书会立刻提出来。
那时日也不会再延到多久。
昨天又听到这样的谣言，是汉奸们向廿九军宣传的：
一、不受共产党的挑拨。
二、不为东北人利用。
三、不做十九路军第二。
他们的理由是中日邦交本不坏，只因共党从中捣鬼而弄坏了：东北人年来高喊“打回老家去”，一旦打回去也只是东北人回到故乡，别人得不到好处；看到十九路军单独抗战的结果，只是单独牺牲。特别是第三项，好似很能打动当局的心。
不过他们所恐惧的，终将不能避免。我这些天生活很沉闷，天天日间睡午觉，夜间听炮声，在思量着，一旦战事爆发了，应当取怎样的行动……吟借给我的两部书，因为担心它们的命运，今天寄出给你们了，和土地比起来，书自然很微小，但我们能保卫的，总不要失去。好，再见！
故都在烽烟里
曹靖华这是七月七日的早晨，沉重的隆隆的声音，连续不绝地把我从梦中惊醒了。我由床上坐起来，细细地辨出这是郊外传来的炮声。天还没有亮，坐一会儿又躺下去，隆隆的声音依然在继续着。但由于近年来在故都听惯了这种声音，就毫不觉得惊疑：这大概还是“友邦”在“演习”的。
早晨起来，珍抱着彭儿刚入到前院的书房里，S穿着白敞领衬衣，推着自行车闯入到院里来：“二十九军与日本军队冲突了！……在卢沟桥……因为……”
他手扶着车，站着，明确简短地告诉了他所要告诉的话，就匆匆地骑着车子走了。
……“慰劳英勇守土的二十九军！”“发动华北民众，援助二十九军抗日！”“请中央出师抗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出中国！”
“……”
募捐、慰劳、宣传、救护……每个学校顿时都成了巨大的蜂巢，救亡工作沸腾了。
暑天的苦闷的死寂，被卢沟桥的炮声冲破了！血涂的民族解放的大旗，被忠勇的二十九军的将士自动地展开来，竖到卢沟桥头的烽火里。
幽静壮美的故都，在漫天的烽烟里，变了它的容颜。这由一百五十万不愿做奴隶的人组成的巨大的抗敌的心脏，呼应着卢沟桥头的炮声，频促地跳动着。
以往每当夕阳西下，工作疲倦的时候，抱着刚过半岁的彭儿，坐在院中的石榴林中与家人乘凉聊天的闲情都被葬在这隆隆的炮声里。“……卢沟桥是你们的坟墓……”
从乐陵吹来了这一股光荣的暴风，助长了燃起的抗敌的烈焰：“保卫卢沟桥！”“保卫我们的马德里！”“完成五万条麻袋运动！”
“……”
连小学生都冒着火一般的直射的七月的太阳，流着大汗，成群结队地在各街巷征集着麻袋。
东四、西四、东单、西单、王府井、南池子……都筑起了街垒。
电讯掇拾：“天津×日电：宋××抵津……”“香月，宋××：杯酒言欢。”
呵，“和平之神”带着香槟酒的陶然的醉眼，在烽烟里微笑着。
布告节录：“为防……严禁学生开会，募捐，结队赴前线及后方伤兵医院慰劳……”
东四、西四、东单、西单、王府井、南池子……警察协助着清道夫，在直射的七月的烈日下撤除麻袋。“和平之神”在烽烟里微笑着。
平津铁道成了“天皇”运动的大动脉。陈觉生忠诚地执行着“天皇”军运的训令。每日都有无数的军运列车，加快地，通行无阻地由关外通过天津，开赴丰台，开入我们的后方。
沙袋似乎也生了腿，随着时局的紧弛，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横到马路的要口上，又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退去。
卢沟桥的炮声移到故都的近郊了──移到了大红门，移到了……
谣言在市上流传着：“通州六千便衣队混入平市……”“浪人，汉奸暴动……”“日本提出条件……二十九军退到永定河以西……撤换冯××、秦××……驱逐一百六十名反日分子……”
“……”
呵，在死寂的，苦闷的，无风的，七月的烈日下，千百万颗燃烧着的喷火的心脏要炸裂了！
但“和平之神”依旧带着香槟酒的陶然的醉眼，在烽烟里微笑着。
当陈觉生以最大的努力与赤诚，在“和平之神”的微笑里刚刚完成“皇军”交给他的任务的时候——
“STOP！”……
哀的美敦书跟着廊坊的轰炸来了——“限二十四小时二十九军退出平津！……”“晚报！晚报！宋××的通电！”报童好像暴风雨前的海燕似的在马路飞掠着。
王府井大街鼎沸了！晚报发挥它从来没有的魔力，冲破了日常生活的平衡，把商店的门强闭起来，把店铺的人都吸到街上去！
步行的巡缉队，架着机枪，前端装着钢护板的摩托脚踏车队，到处巡视着。
金鱼胡同西口路北转角的二楼的露台上，架着机枪，设着监视哨。
我心在跳着，脚摸索着地在便道上走着，手拿着刚才抢买到手里的晚报，眼睛瞪着那油墨似乎还未干的大字：“……××守土有责……誓率二十九军将士……与平市共存亡……”“和平之神”带着清醒的眼睛，望着王府井大街的北口用沙袋堆得街心只能挤过一辆洋车的时候，就悄悄地失去了。“和平之神”失去了。
大炮机枪的交响曲，随着夜幕的升起，疯狂地演奏起来。
窗子的玻璃，被彻夜的连珠似的大炮的巨响震得乱响着。
……
夜幕刚刚撤去，大队的飞机由东边飞来，在平市的上空分往西苑和南苑。刚越过了平市的上空，巨响的炸弹，不分个地响起来……
地震似的，全城都在颤动着……
交通完全断绝了……
午后炮声渐稀了。敌机还在平市的天空回旋着，不时杂以机枪的扫射……“号外！号外！”“我军占领丰台！”“我军占领通州！”“我军收复廊坊！”“我军占领天津东西车站！”“通州保安队反正！”“敌军向东北溃退！……”
“……”
全市人民欢喜到疯狂了！
……
夜幕又升起了。大炮机枪的交响曲，又随着夜幕的升起更加疯狂地演起来。
那大约是机枪的声音构成的狂风的怒吼，但却没有一点风。漆黑的夜里只见交民巷日使馆的指挥城外作战的灯语，在黑天的背景上，火笔似的乱画着。
故都全浸在烽烟里。
白天“号外”带来的胜利的喜悦，消失在炮火的交响曲里，沉重的问号压在心头。
这是二十九日的早晨，市面现着异样的惊慌。东四牌楼附近，谁要抢到一份报的时候，那他就好像世界最有名的魔术师似的，他的周围即刻就形成一层层的各色各样的人，都拥挤地、吃惊地瞪着报上的大字：“……张××代理委员长……宋××赴保视察……日军今日由齐化门、广安门……入城……”“他妈的！汉奸！……”
愤火攻着看报人的心，把报纸撕得粉碎了。
S骑着车子，碰到马路旁，他匆匆地随我到双辇胡同东口：
二十九军昨日午夜退出北平……大批MGS随军西去……今晨天未亮时，有T校。……
汉奸坐着汽车在街上疯狂地疾驶着。天空里飘着由太阳牌飞机上落下的怪标语：“华北人民团结起来！”……
好似巨大的铅块，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呵，幽静壮美的故都呵，就这样浸到奴隶的悲愤里！
但是，故都呵，在你的周围，又响起了漫天的争自由的烽烟！……
见证中国
──爱泼斯坦回忆录爱泼斯坦
1937年7月7日，日本人的大炮突然在北京城外的卢沟桥轰鸣，中国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我那天正在北京西郊香山卧佛寺度假，亲耳听到了炮声。如同卧佛那样，我对即将到来的命运攸关的大风暴，听而不闻。人们习惯了长期的紧张生活之后，会觉得炮声似乎也更遥远了。我结束了这次田园式的家庭度假之后，不是直奔武装冲突的现场而是回到了我在天津合众社的工作岗位。在这里，随着日本全面侵略战争的进行，我开始了几年的战地记者工作。
我个人所受到的战火洗礼开始于七月底。我奔走于天津古老的海河大桥（原称“万国桥”，现称“解放桥”）两侧。桥西是安静的“中立”的西方国家租界，我从这里发出新闻电讯。桥东在进行战斗，一方是数千武器精良的日本侵略军，另一方是约600名中国准军事部队“保安队”，只有步枪和机关枪。根据1901年的《辛丑条约》（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后迫使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正规军不得在天津各处驻扎，30年代中期蒋介石政府在日本的外交和军事压力下进一步扩大了中国不得驻军的地区。这条海河大桥在作战区内，但嗖嗖飞过的步枪子弹并没有使我感到危险，直到我看见刚刚倒下的许多新的尸体——如英国诗人西格弗里德·萨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写的“在被扭曲了的耻辱中的死者形态”——才觉得浑身发凉。同时，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正向南开大学俯冲轰炸，特别集中于图书馆，看来他们最恨的是爱国学生。
我一直保留着在日军总部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的记录。
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问他们：“为什么要轰炸大学？”“诸君，这是因为这些无法无天的中国人在那里驻兵。”所谓“无法无天的中国人”是日本发言人惯用的官方语言，指的是所有反对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我在那里没见过中国兵。”一个记者说。“但那里的建筑物都很坚固。中国人会加以利用。”“你怎么知道？”“如果我是中国的司令官，我会利用。”“难道这成为轰炸一所世界著名学府的理由吗？”“诸君，南开大学是一个反日基地。我们必须摧毁所有反日基地……南开的学生都是反日亲苏的。”“但是，上尉，现在正放暑假，校园里没有学生。”
这位日军上尉真的光火了：“诸君，我是一个军人。我告诉你们，我们正在摧毁南开大学。这是一个反日基地。所有中国的大学都是反日基地。”“那末，日本人要摧毁所有中国的大学了……”“请原谅。”
至于天津那些穿黑制服的武装警察（“保安队”），尽管老百姓在平时一点也不喜欢他们，他们的作战却是英勇的，提高了市民的士气，也使敌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民族精神的深广。虽然总的来说在人数和装备上都远不如敌人，有一支保安队包围了火车站上的日军，直到日本援兵开来把他们救出。还有一支保安队勇敢地冲进飞机场，企图摧毁敌机，牺牲了半数人，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让侵略者丧胆。在战斗进行中，那个年轻的会说英语的日军司令部发言人对我们这些外国记者说：“我们今天晚上也许会被杀掉！”
保安队在抗击中得到许多学生和其他青年的支援。许多人被日军枪杀，其中有的纯属无辜。战死的中国士兵脸色黝黑，中弹处各不相同，而这些人脸色苍白，中弹处都在头部，显然是被枪决的无辜牺牲者。这是可怕的，更是令人愤慨的景象。
当天津的600名战士在奋战时，另一场战斗在距北京城仅几公里的通州爆发。这是1933年国民党签署了投降主义的《塘沽协定》之后，日本人一手炮制的“冀东自治政府”所在地。在这里，日本人所组织的保安队对他们的主子实行起义，杀死了几百名日本人。
日本人曾经把通州的伪政权吹嘘为华北在日本监护下实行“自治”的范例，所以这次起义对他们的打击特别沉重。在天津，日本发言人近乎歇斯底里地叫喊：“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动机，通州保安队反抗的对象是他们在几小时前还宣称要为之服务的国家以及用友谊的纽带同他们联结在一起的人民（分别指日本及日本人——译者）。”
但我们早已听说，在通州城里原有一小队象征性的中国驻军，日本人解除他们武装之前曾说要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但解除他们的武装之后就把这些失去抵抗能力的人全部枪杀了。在保安队里有爱国分子在秘密活动，保安队同中国驻军常常在一起吸烟聊天，所以日本人残杀中国驻军的暴行，使保安队无法再对日本人表示“忠城”，而是要为被害的中国兄弟们报仇雪恨。
对日本人来说。他们尝到的苦果是：他们决不能期望中国人为了他们而不再做中国人。通州的起义队员撤出城外，消失在乡村之中。天津的日本侵略军邀请外国记者到通州去现场观察他们那些被“残暴屠杀”的同胞——那些人的尸体没有按日本习俗立即火化，而是仍然存放在那里展览。他们没有提到以前被杀的那些解除了武装的中国驻军士兵，那些士兵的尸体早已被匆忙运走。
由于连绵的阴雨加上夏季暑热，日本人后来自行取消了这次让外国记者观察尸体的旅行。
到1937年7月底，日本人已占领了天津——西方国家的租界除外，其中面积最大的英租界成了不愿意生活在日本占领下的人们的主要避难所。从这里，人们乘外国航轮，可以先到敌军尚未占领的沿海港口，然后去大后方。由于这一情况，在租界里找住处很困难，买船票就更困难了。
起初，斯诺夫妇介绍几个学生来找我帮忙寻住处。接着，斯诺本人和贝特兰乘火车从日本占领下的北京来到天津。他们护送来两位年纪较大的妇女和一位男土，他们告诉我，这三位都是想离开日占区的爱国人士。如果有中立国家的外国人同他们一起走，他们装作是这些外国人的雇员或随从，可以免去被车上的日本宪兵扣留或遭遇更大不幸的危险。事实上，这几位中国人的地位比我所知道的重要得多，他们处境的危险也大得多。
年纪较大的那位妇女是邓颖超——周恩来的妻子，她本人也是中共中央的一位高级干部。她秘密到北京来治疗肺结核病（长征时所得）。斯诺为他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收集材料时认识她，那时她穿着八路军的制服。日本人占领北京后，有一天她穿着城里时髦妇女的服饰来到斯诺家里找他，斯诺一下子认不出她来了（在来天津的路上，她改穿最朴素的衣服）。
那位矮矮胖胖、穿着西装的中年人是王世英。斯诺说他是一位大学教授，实际上他是一位在国民党地区活动的饱经风霜的中共地下工作者。
年轻一些的妇女是张晓梅，也是中共党员。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她是邓小平第一位夫人（为国民党杀害）的妹妹。他们三人当时用的都是假名，我对他们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光知道他们是需要帮助的爱国人士，这就足够了。我把王世英安顿在我当时的岳父母家中，他们正好回美国度暑假去了。他们是美国公民，受治外法权的保护，所以他们的住处较为安全。我为两位妇女在一家印度人开的旅馆——孚中饭店找了个住处。
斯诺问我能否帮他们买到去上海或其他未沦陷港口的外轮船票。正好我也想走，因为我写反日文章的事已经公开，我又无国籍，出了事得不到任何保护。幸运的是，我父亲的业务中有一项是为出口货物办理保险，所以同英国的太古洋行关系不错。我把他们三人说成是同行的职员，买了和我同一条船的船票。那个年轻的英国售票员倒确实是问了我一句：“你肯定他们不是坏人吗？”说时露齿一笑。在当时的形势下，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但我不说话，也只对他笑了一笑，他就不再问下去了。也许他还乐于让日本人受一回骗，因为日本人对于一向居于主导地位的英美势力正在步步紧逼，引起后者越来越强烈的愤恨。
我们顺利地从英租界内的海河码头乘上汽艇，开到大沽口，一艘在沿海航行的客轮正停泊在海上，将开往上海。当我们起锚时，许多日本登陆艇在周围出现，它们运来了更多的日军以扩大对华北的侵略。
让他们来吧——我记得当时我是这样想的。中华民族到底起来抵抗了。侵略者将发现，他们来时容易，要脱身就难了，最后势必在失败中被赶出去——虽然时间可能不会太快。我这几位久经锻炼的同行者一定也在这样想，不是出于年轻人的热情，而是出于他们长期以来不怕挫折、终获胜利的经验。
我们都没有到上海。我们航行的第二天，船上的无线电收音机就传来了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的消息（1937年8月13日）。船长宣布，船在烟台和青岛停靠后将直驶英国统治下的香港——那里我们谁都不想去。
我的中国同伴在烟台下了船——后来我知道他们去山东省的铁路枢纽站潍县，转道到西安和延安。我在青岛下了船，去南京继续我在合众社的工作。
多年以来，不论是在我知道真相之前或之后，我从来没有对人谈起过这一帮助三人脱险的插曲。就我所知，他们三位也没有对人说过。我确实在1938年又在较远的距离见到过一次邓颖超，她同周恩来在一起（那时国共抗日统一战线还在发展，周恩来是中共代表，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但她的形象和处境同在天津遇见时相差太远，所以我的脑海里没有把这两个人联系起来。我作为记者同周恩来见面时，他也沒有暗示过这件事，不过我猜想他一定知道，因为他通过他的部下对我的新闻报道工作给了很大帮助，使我及时掌握了战时情况的新发展。
直到1973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三个十年中，在斯诺的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前燕京大学校园，斯诺在这里多年从事教学和支援学生运动）的仪式上，邓颖超走到我面前，追述1937年在天津出险的往事——这已经是45年前的事了。她说话的声音很大，周围的人都能听到。这次见面的环境也是非常“特殊”的。我在“文革”中被关进秦城监狱几近五年，这时刚被释放，一些人见了我还故意回避。不难想象，她何以要选择这个时机来同我谈话，而她这样做对我又意味着什么。
1985年，在我70岁生日的时候，她更加公开地谈起这些往事并让这些往事见诸报端。
我和王世英的重逢要更早一些，只隔了七年——1944年在延安。我参加中外记者西北访问团，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访问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一部分外国记者准备亲自去访问并报道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游击战，八路军总部派了一位高级干部来带队。他见了我，盯着看了一会儿，惊喜地喊道：“在天津见到的就是你吗？”他穿着灰色军装，我真认不出他就是斯诺带来的那位穿着西装的“教授”。我确实也长大多了，不是他最初见到的那个22岁的小子了。我们谈了很多这些年里所经历的事情。
张晓梅在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妇联主席。
但他们两位都未能在“文革”中活下来——令人伤心的人才糟蹋。
从以上的叙述可见，在1937年，历史的潮流已将我从旁观中国革命转变为卷入中国革命并在未来的岁月中越卷越深——虽然在当时，我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沈苏儒译）
左权给左铭三的信
左权叔父：
你六月一日的手谕及匡家美君与燕如信均于近日收到，因我近几月来在外东跑东［西］跑，值近日始归。
从你的信中己敬悉一切，短短十余年变化确大。不幸林哥作古，家失柱石，使我悲痛万分。我以己任不能不在外奔走，家中所持者全系林哥，而今林哥又与世长辞，实使我不安，使我心痛。
叔父！我虽一时不能回家，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来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愿以我的成功的事业报你与我母亲对我的恩爱，报我林哥对我的培养。
卢沟桥事件后迄今已两个多月了，日本已动员全国力量来灭亡中国。中国政府为自卫应战亦已摆开了阵势，全面的战争已打成了。这一战争必然要持久下去，也只有持久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红军已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改编为第八路军，现又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我们的先头部队早已进到抗日的前线，并与日寇接触。后续部队正在继续运送，我今日即在上前线途中。我们将以游击运动战的姿势，出动于敌人之前后左右各个方面，配合友军粉碎日敌的进攻。我军已准备着以最大艰苦斗争来与日军周旋。因为在抗战中，中国的财政经济日益穷困，生产日益低落，在持久的战争中必须能够吃苦。没有坚持的持久艰苦斗争的精神，抗日胜利是无保障［的］。拟到达目的地后，再造通讯处。专此敬请
福安！
侄字林九月十八日晚于山西穰山县
两位婶母及堂哥二嫂均此问安。
还我缘缘堂
丰子恺二月九日天阴，居萍乡暇鸭塘萧祠已经二十多天了，这里四面是田，田外是山，人迹少到，静寂如太古。加之二十多天以来，天天阴雨，房间里四壁空虚，行物萧条，与儿相对枯坐，不啻囚徒。次女林先性最爱美，关心衣饰，闲坐时举起破碎的棉衣袖来给我看，说道：“爸爸，我的棉袍破得这么样了！我想换一件骆驼绒袍子。可是它在东战场的家里——缘缘堂楼上的朝外橱里——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去拿得来，我们真苦，每人只有身上的一套衣裳！可恶的日本鬼子！”我被她引起很深的同情，心中一番惆怅，继之以一番愤懑。她昨夜睡在我对面的床上，梦中笑了醒来。我问她有什么欢喜，她说她梦中回缘缘堂，看见堂中一切如旧，小皮箱里的明星照片一张也不少，欢喜之余，不觉笑了醒来，今天晨间我代她作了一首感伤的小诗：
儿家住近古钱塘，也有朱栏映粉墙。
三五良宵团聚乐，春秋佳日嬉游忙。
清平未识流离苦，生小偏遭破国殃。
昨夜客窗春梦好，不知身在水萍乡。
平生不曾作过诗，而且近来心中只有愤懑而没有感伤。这首诗是偶被环境逼出来的。我嫌恶此调，但来了也听其自然。
邻家的洪恩要我写对，借了一枝破大笔来。拿着笔，我便想起我家里的一抽斗湖笔，和写对专用的桌子。写好对，我本能伸手向后面的茶几上去取大印子，岂知后面并无茶几，更无印子，但见萧家祠堂前的许多木柱，蒙着灰尘站立在神祠里，我心中又起一阵愤懑。
晚间章桂从萍乡城里拿邮信回来，递给我一张名片，严肃地说：“新房子烧掉了！”我看那名片是二月四日上海裘梦痕寄发的。信片上有一段说：“一月初上海新闻报载石门湾缘缘堂已全都焚毁，不知尊处已得悉否。”下面又说，“近来报纸上常有误载，故此消息是否确凿不得而知。”此信传到，全家十人和三个同逃难来的亲戚，齐集在一个房间里聚讼起来，有的可惜橱里的许多衣服，有的可惜堂上新置的桌凳。一个女孩子说，大风琴和打字机最舍不得。一个男孩子说，秋千架和新买的金鸡牌脚踏车最肉痛。我妻独挂念她房中的一箱垫锡器和一箱垫磁器。她说，早知如此，悔不预先在秋千架旁的空地上掘一个地洞埋藏了，将来还可去发掘。正在惋惜，丙潮从旁劝慰道：“信片上写着‘是否确凿不得而知’，那么不见得一定烧掉的。”大约他看见我默默不语，猜度我正在伤心，所以这两句照着我说。我听了却在心中苦笑。他的好意我是感谢的，但他的猜度却完全错误了。我离家后一日在途中闻知石门湾失守，早把缘缘堂置之度外，随后陆续听到这地方四得四失，便想象它已变成一片焦土，正怀念着许多亲戚朋友的安危存亡，更无余暇去怜惜自己的房屋了。况且，沿途看报某处阵亡数千人，某处被敌虐杀数百人，像我们全家逃出战区，比较起他们来已是万幸，身外之物又何足惜！我虽老弱，但只要不转乎沟壑，还可凭五寸不烂之笔来对抗暴敌，我的前途尚有希望，我决不为房屋被焚而伤心，不但如此，房屋被焚了，在我反觉轻快，此犹破釜沉舟，断绝后路，才能一心向前，勇猛精进。丙潮以空言相慰，我感谢之余，略觉嫌恶。
然而黄昏酒醒，灯孤人静，我躺在床上时，也不免想起石门湾的缘缘堂来。此堂成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距今尚未满六岁。形式朴素，不事雕斫而高大轩敞。正南向三开间。中央铺方大砖，供养弘一法师所书《大智度论·十喻赞》，西室铺地板为书房，陈列书籍数千卷。东室为饮食间，内通平屋三间为厨房、贮藏室及工友的居室。前楼正寝为我与两儿女的卧室，亦有书数千卷，西间为佛堂，四壁皆经书。东间及后楼皆家人卧室。五年以来，我已同这房屋十分稔熟。现在只要一闭眼睛，便又历历地看见各个房间中的陈设，连某书架中第几层第几本是什么书都看得见，连某抽斗（儿女们曾统计过，我家共有一百二十五只抽斗）中藏着什么东西都记得清楚。现在这所房屋已经付之一炬，从此与我永诀了！
我曾和我的父亲永诀，曾和我的母亲永诀，也曾和我的姐弟及亲戚朋友们永诀，如今和房子永诀，实在值不得感伤悲哀。故当晚我躺在床里所想的不是和房子永诀的悲哀，却是毁屋的火的来源。吾乡于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六日，吃敌人炸弹十二枚，当场死三十二人，毁房屋数间。我家幸未死人，我屋幸未被毁。后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失守，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以至四进四出，那么焚毁我屋的火的来源不定，是暴敌侵略的炮火呢，还是我军抗战的炮火呢？现在我不得而知。但也不外乎这两个来源。
于是我的思想达到了一个结论：缘缘堂已被毁了。倘是我军抗战的炮火所毁，我很甘心！堂倘有知，一定也很甘心，料想它被毁时必然毫无恐怖之色和凄惨之声，应是蓦地参天，蓦地成空，让我神圣的抗战军安然通过，向前反攻的。倘是暴敌侵略的炮火所毁，那我很不甘心，堂倘有知，一定更不甘心。料想它被焚时，一定发出喑呜叱咤之声：“我这里是圣迹所在，麟凤所居。尔等狗彘豺狼胆敢肆行焚毁！亵渎之罪，不容于诛！应着尔等赶速重建，还我旧观，再来伏法！”
无论是我军抗战的炮火所毁，或是暴敌侵略的炮火所毁，在最后胜利之日，我定要日本还我缘缘堂来！东战场，西战场，北战场，无数同胞因暴敌侵略所受的损失，大家先估计一下，将来我们一起同他算账！
战争与和平
郑振铎和平之被蔑视，莫甚于今日。“九一八”的炮声，开始判定了和平的危机。此后，几无一年没有大战争的威胁。战神的身躯巨伟的阴影，似乎不时地徘徊在天空。
卢沟桥的炮声——他们所谓第二“九一八”事件——展开了第二幕的东亚和平——乃至世界和平的威胁。
战事有一触即发之感——笔者草此文的时候，正在和战将决的关头。
如何能够避免战争？如何能够保卫和平？
好战的侵略者在没有遇到重大的回击之前，总是趾高气扬地不会感觉到战争的可怕，像弄火的猫，在没有烫伤了足爪之前，它总以为火是可狎弄的。
只有“打击”才能终止了“打击”！
我们是爱好和平的，但也并不躲避战争。
如果好战的侵略者威胁和平，危害我们国家民族的生存、国土的完整时，我们还能高谈和平么？
侵略者已装上了刺刀，正向我们冲锋过来时，我们还能再三谦让地躲避战争么？
当侵略者以狰狞的面貌，执着上了刺刀的枪而出现时，任何有理的话都不能变更他的决心的。
狼看见一只羔羊，走了近去，说声：“好大胆，你在我草地上吃草！”就要扑过去。小羊乞怜地辩道：“我还吃母亲的奶呢。”狼连忙转口道：“你为何在上流喝水，玷污了我的河流？”小羊道：“我今天刚刚走出来，还没有走到河边呢。”狼道：“那是去年的事了。”小羊辩道：“去年我还没有出生呢。”狼语塞，但仍然扑了过去，攫住小羊吃了。
当胜负之数了然可知的时候，侵略者的狼是决不肯轻轻放过弱者的羔羊的——无论你是如何的理直气壮。
但当你不复是一只羔羊而是一只猎犬时，狼的攻击态度便要谨慎得多了——也许便要悄悄地夹尾而遁。
我们是羔羊，还是猎犬？对于那国际“狼”，我们果将如何应付？
正义和真理，都站在我们的一边。但那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武力”。
如果“正义”和“真理”不和“武力”在一起，那末，我们只是国际上的羔羊而已。谈不到战争，也谈不到和平。战与和的枢纽，都握在侵略者的手里。
有了“武力”，那“真理”与“正义”方能发挥它们的作用，那战争方得防止，那和平方得有真正的保障。
必须握着战与和的枢纽，方才有真正的和平可得。
所以，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在民众拥护的基础上准备充分的武力，足够给侵略者的致命的攻击的武力！
万众一心，万流归一；凡一切努力，凡一切建设，凡一切文化，都应该以武力的蓄养为第一。
我们是爱好和平者，我们不是侵略主义者。但唯其爱好和平，愈不能不为“和平”而准备着足够回击侵略者的充足的武力！
只有与民众结合的“武力”才能防止战争，才能保卫和平。
抗战周年
郁达夫以为三个月，可以全部灭尽中国的日本法西斯军阀，近来也似乎有了觉悟，开始唱起长期侵略的鸟调儿来了。自以为三个月也可以亡尽的我国恐日病患者，现在都已霍然去了旧疾，对于抗战必胜的信念，一日坚固一日，比开始抗战的当时，恰恰加强了三百六十五倍。这是目下的实际情形，这恐怕也要成为将来总决算时的两颗五位的算盘珠。保卫大武汉的决心，民众与士兵一样地铁定了下来，大家都在说：“有力者只有在此时出力，有钱者情愿于不看见老头票的前夜，扫数地将法币贡献给国家。”因为敌兵一到，就会要你出命！力与钱自然要比生命落一等，为保守扶养生命的东西之故，而愿意先把生命不加以秤衡的呆子，现在的中华民族里，恐怕只有寥寥的几个，它们的名字就叫做汉奸。
抗战周年纪念的日期，恰巧与保卫大武汉的运动，交叉在十字街头；生命的火上，就加足了瓦碎的玉树神油，敌机的推进机，恐怕都要升化成一道黑烟，而缭绕在扬子江的高空。警报过多了，就也不足为怪，不以为奇，因为一般民众的抗战决心，大部是由警报来唤起的。
黎明期近了，东亚的安定势力，不是虐杀，也不是乱炸，更不是奸淫与虏掠，恐怕是残留在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最下层民众心里的人道与正义这两个无形的集团军。
抗战周年纪念日于武汉
抗战周年随笔
叶圣陶去年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不到半个月，中央当局就有明白严正的表示。但是北平、天津相继失陷，中央当局还没有什么实际行动，不免使人有“但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之感。其时我怅惘得很，按《鹧鸪天》调子写了一首词。
不定阴晴落叶飞，小红花自媚疏篱，颇惊宿鸟依枝久，亦讶行云出岫迟。
吟止酒，写新词，寻消问息费然疑。同仇敌忾非身外，莫道书生无所施。“宿鸟”指飞机。集款购机，近几年来是一件大事，北方已经打得这么厉害，而飞机还不出动，不免惊诧那些“鸟”“宿”在枝上睡得那么沉酣。“行云”指对付敌寇的具体计划，从报纸上看，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今天硬一点儿，明天又软一点儿，为什么那“行云”还不“出岫”呢？直到八月十三日的下午，买到地方报纸的号外，说上海我军已经和寇军开战了。第二天又听到我空军初次出动，大获胜利的消息。我的怅惘这才完全消散，我不再“惊”“讶”了，我们的“鸟”原来是“一飞冲天”的大鹏，我们的“行云”原来是“天地为之变色”的势力。
九月三日的夜间，吴大琨君来访。他在上海做救护难民的工作，这一次回苏州就为护送难民回籍。他告诉我关于伤兵的故事，又告诉我难民的一般情况。我把他的话写了两首词，调子是《卜算子》。“莫致慰劳辞，谁耐闲消遣！快与咱家去弹丸，心急回前线！”“留臂创难治，去臂魂先断。岂似新丰折臂翁，独臂争重战！”
齐视死和生，哪问恩和怨？荡析伤夷任惨凄，独颂今回战。紧紧咬牙根，炯炯睁双眼。身份无分共一舟，民质从今变。
第一首记的是两个伤兵的话。噜噜苏苏的慰劳话，听起来有点儿厌烦，爽直的伤兵就说：“不用慰劳吧！快给我去掉中在身上的子弹，我还要回前线去呢！”第二个伤兵可真惨，他不单是身上受了伤，连精神也受了伤了。要把那条臂留着，创口难以医治，如果去掉那条臂，单剩一条臂，怎么能再上前线呢？这种精神上的创伤比身体上的创伤更为难受。“新丰折臂翁”是我加进去的，伤兵当然不会知道白乐天有过这么一首乐府，写一个厌战而损伤自己肢体的懦夫。我用这个典故，不过表明“我岂是个怕打仗的懦夫”的意思罢了。第二首里的“独颂今回战”和“民质从今变”两句，现在想来，可以说是对一年来我们同胞的总题语。一年来我跑了几千里路，遇见了各式各样的人，他们中间有的叹息事业的衰败，有的痛哭亲属的死伤，有的离开了故乡，身无立锥之地，有的倒空了钱袋，更无买饭的钱。但是没有一个怨恨这回抗战的，没有，绝对没有，大家只是更炽热地燃烧着对于敌寇的仇恨，更固执地抱持着抗战到底的意志。这是个最为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所谓“民质从今变”。
九月二十一日，我全家离开苏州。我在苏州住的是新造的四间小屋，讲究虽然说不上，但是还清爽，屋前种着十几棵树木，四时不断地有花叶可玩。
那天走出家屋，几时再回来是未可预料的，也许回来时屋已被炸被烧了，可是当时我自己省察，并没有什么依恋爱惜之感。我以为抗战要本钱，本钱就是各个人的牺牲。具有积极意义的牺牲就是所谓“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仅有消极意义的牺牲就是不惜放弃所有，甘愿与全国同胞共同忍受当前的艰苦。积极意义的牺牲，价值当然极大，但是消极意义的牺牲也并非无关紧要。一个人当情势危迫，不得不放弃所有的时候，假如想不通，看不破，硬是不肯放弃所有，那么汉奸心理就像病菌似的侵入他的灵魂了。所以能够作消极的牺牲，也算在抗战这一桩大事业上出了一份本钱，是心安理得的事。两个月前，丰子恺先生抄给我看他写的一首诗。那诗是答复友人作了诗来吊他的已毁的缘缘堂的。
寇至予当去，非从屈贾趋。
欲行焦土策，岂惜故园芜？
白骨齐山岳，朱殷染版图。
老夫家亦毁，惭赧庶几无。
丰先生所说的“惭赧庶几无”，大概正是我所说的作了消极意义的牺牲的意思。不过我在苏州的家屋至今没有毁。我并不因为它没有毁而感到欣喜。我希望它被我们的游击队的枪弹打得七穿八洞，我希望它被我们正规军队的大炮轰得尸骨无存，我甚至希望它被逃命无从的寇军烧得干干净净。
去年“八一三”以后，苏州地方也闹过某人某人是汉奸的风说。当时我也暗自揣想，万一上海方面我军失利，寇军到了昆山，某某等人会冒用全体苏州人的名义，到昆山去欢迎他们，希望他们不要糟蹋苏州吧。后来苏州失陷了，从报上看到所谓维持会中人物的姓名，居然有两三个是我预料到的。这批人大都有田，有钱，有玩好，有享用，临到危难，不肯放弃所有，就傀儡登场当汉奸了。顾颉刚先生曾经写信给我，说到苏州的汉奸道：“维持会中，某姓甚多，亦见故家大族之鲜克由礼也。”故家大族为什么会这样不争气？就在乎他们有“所有”，把“所有”看得太重了，“所有”之外的一切当然都丢在脑后了。这批汉奸有一件事，使人听了非常难受，觉得啼笑皆非。他们为了逢迎寇军，在张贴的通告上写上“昭和”的年号，寇军却假仁假义说：“这是你们中国人的事，照旧用中华民国好了。”他们听了哪敢照旧用，结果有一个聪明的汉奸想出了改用西历纪元的办法，据说一直用到如今了。就在这件简单的事上，汉奸心理充分表现出来了。这批人若不消灭净尽，我真耻为苏州人。去冬从宜昌来重庆，在江轮上写一首诗道：
故乡且付梦魂间，不扫妖氛誓不还。
偶与同舟作豪语，全家来看蜀中山。
我爱故乡，我切盼回到扫尽了“妖氛”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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