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邑赋史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树森

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都邑赋史论试读：

从悉心爬梳到深入开掘——《都邑赋史论》序

树森的专著《都邑赋史论》即将出版，送上校样嘱我作序。这些年，树森经常和我探讨各类学术问题及对社会人生的认识，每有论文在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都拿来让我分享。看着他在学术上如雨后春笋般节节拔高，很是高兴和欣慰。不过，我向来认为给他人作序是件难事，不仅难在对他人著述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价需要功力、眼光和责任心，还难在实事求是的评价在时下学术圈充溢溢美之词的氛围中往往显得不合时宜。好在经过这些年的相处，对树森的为人和品性已有相当了解，他深知书囊无底、学海无涯，对自己学术成果有自握灵蛇之珠的自信，也欣赏他人怀抱荆山之玉的风采。有时我对他的文字或观点提出近乎苛刻的看法和意见，他多能慨然接受，乃至闻过则喜，做到“知过不讳，改过不惮”。有了这份在为学态度上的相知，加上同在一个单位工作的缘分和情谊，作序之事自然不忍也不容推辞，更何况借此机会自己也能学习和掌握原来知之甚少的都邑赋知识呢。

都邑赋是我国文学中以描写都邑为题材的赋体作品。它是赋体文学的一个主要品类，自汉代诞生以来一直是文人创作的重要领域，可谓绵延久远，峰峦起伏，名家辈出，代有佳作。然而，在我们的文学研究中，尽管前辈学者对其已有涉猎，但多半东鳞西爪、一枝一叶，系统梳理和探讨历代都邑赋发展流变的成果一直空缺待补。树森的《都邑赋史论》，作为第一部较为完整描述和评论此类题材赋作近两千年演变历程的专著，无疑具有筚路蓝缕、开拓先河之功。该课题的选取和研究，不仅彰显了作者学术视野的敏锐和独到，也从选题上凸显了该著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当然，一部专题性的学术史，仅仅捕捉到选题的缝隙和空当远远不够，它只是找到一条攀缘之路的起点，要登堂入室，窥其阃奥，必须辛勤搜集和辨析相关史料，并眉目清晰地将其演化嬗变的过程和盘托出。作者深谙此理，旁搜远绍，穷本溯源，在详尽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以都邑赋自身发展轨迹为线索，对从汉代到清朝此类赋体文学的流变做了悉心爬梳和依次呈现。汉代《两都赋》对赋体和赋家走出俳优境地的赋史意义、魏晋南北朝都邑赋的特点、唐代都邑赋形态变化的启示、宋元都邑赋的历史转向和定位、明代都邑赋的守成与开拓、清代都邑赋创作与理论的交相辉映，以及当代“百城赋”创作的源流与影响等，该著都做了有条不紊、头头是道的讲述。全书及每一章节，既有大处着眼的宏观鸟瞰、简明扼要的概括小结，又对主要问题和关键节点注重具体而微的细部刻画，对都邑赋在中国文化和文学版图上留下的或宽或窄、或深或浅的印辙，堪称做了较为完整的全程扫描和生动展示。

该书名为《都邑赋史论》，其长处不仅如上所述，在于“史”的追踪和寻觅，更在于“论”的探讨和剖析。一般通史或专题史著述，常常满足于对历史过程及衍变线索的考索和整理，而对历史进程更迭变化的背后缘由多浅尝辄止，深究不够。该书虽然主要描述都邑赋演进的历史轨迹，但处处注重追寻其兴衰演替的社会条件和文体内部的深层原因。这不仅表现在全书第一章总论古代都邑赋的特点和价值，谈论都邑赋的认识作用、文献意义和文体互动影响等诸多问题，提出“几乎所有的都邑赋创作高潮，往往都出现在国家统一、财阜民丰之时”，因而都邑赋体现了“崇尚统一”及“盛世作赋”的观念等；还表现在其他各章对不同时代都邑赋流变的原因均留意勘探，不少地方言前人所未言，开拓了都邑赋及赋体文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如第四章评述唐代都邑赋创作状况，就对盛唐国运昌隆为什么都邑赋创作没有出现繁荣景象等问题做了反复追问，通过对统治者好恶、唐代科举以律赋取士、律赋体制较小不宜写都邑赋，以及唐诗中长篇歌行体与都邑赋关系等议题的探讨，抽丝剥茧，层层深入，颇有说服力地解答了学术疑问，同时也使研究步入探幽穷赜的胜境。全书类似这样穷本追源、别开生面的文字如夜空繁星，引人注目，这也使该著增加了学术的深度、厚度和分量。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学者克罗齐的这一著名论断，不仅说明对过去历史的描述总是蕴含当代人的视角和阐释，而且表明研究这种或那种历史多半由现实因素触发，常常包含更好认识和把握现实的目的。《都邑赋史论》也是这样，它研究古代都邑赋并非只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更好地观察和理解当今相关文化现象。2007年至2009年，《光明日报》曾开辟《百城赋》专栏，连续刊载一百多篇抒写中国当代城市胜概的赋体作品，引起读者广泛追捧和研究者的热议。该书第九章专题讨论这一甚为难得亦甚为壮观的文化景致，对20世纪赋体文学由衰落而崛起的多方面原因、“百城赋”与古代都邑赋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百城赋”创作存在的问题等，都做了颇有价值的观察和思考，对我们今天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乏启示意义。

若取法乎上，《都邑赋史论》无疑尚有提升的空间。除文字表达需向精练、精准方面进一步锤炼，一些观点的论证和材料的运用尚须拓展、深化外；赋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其本身内在形式的变化对不同时代都邑赋发展产生哪些影响，似也应成为该著重点关注的内容。赋体文学在汉代以散体大赋的形式称雄一世以后，其体制特色起码经历了骈赋（又称俳赋，流行于南北朝时期）、律赋（流行于唐宋时期）、文赋（又称宋赋，兴起于宋代，流行于宋元明时期）等嬗变。这些演变在历代都邑赋创作上有哪些反映？或者说不同时代都邑赋创作在艺术形式上有哪些异同特点？作为一部较为系统完整探讨都邑赋演进历程的专著，《都邑赋史论》对此类问题如能在已有涉猎、已有论述的基础上花费更多笔墨，进行深入肌理的透视和分析，则将锦上添花、更上层楼。

是为序。2017年8月29日于合肥（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政府参事，安徽

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安徽省文联第五届副主席、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原所长，研究员。）

第一章 论古代都邑赋的现代价值

都邑赋是我国古代赋体文学中的一种重要品类。自西汉扬雄作《蜀都赋》，开都邑赋之先河，而后东汉班固创《两都赋》、张衡创《二京赋》，正式确立京都大赋的创作体制始，递降而及明清两代，这种以全面介绍某一都邑自然、人文和历史状况为主要内容的都邑赋就一直代不乏作，几与整个传统社会的历史相重合。然而自20世纪初起，由于封建制度被推翻，加之语言领域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语体变革，都邑赋也逐渐衰隐，而且屡屡被作为庙堂文学、形式主义文学的代表而横遭指斥。事实上，如果认真检讨两千年的都邑赋创作史，就会发现，这一类陈陈相因的“老”题材，并非一无是处。即便是在现代中国，我们也依然能够从它身上发现诸多可贵的价值。

一、都邑赋是认识古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窗口

清代学者袁枚在为浦铣所辑《历代赋话》所作序言中云：“古无志书，又无类书。是以《三都》《两京》，欲叙风土物产之美，山则某某，水则某某，草木、鸟兽、虫鱼则某某。穷搜博访，至于三年乃成、十年乃成……盖不徒震其才藻之华，且藏之巾笥，作志书、类书（1）读故也。”早于袁枚的陆次云在《与友论赋书》中亦谓：“汉当秦火之余，典故残缺，故博雅之属，辑其山川名物，著而为赋，以代志乘”（《北墅绪言》卷四）。二家所论，是否契合赋体发展实际，尚需考实，但是他们都意识到赋体宝贵的资料价值和认识功用，却很有见地。而在诸类赋体题材中，唯都邑赋涵盖最广、内容最详。刘勰云：“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文心雕龙·诠赋》）“雅赡”“宏富”，均指都邑赋所写之内容涵量而言。另一方面，袁枚将《三都》《两京》与志书、类书并论，固然很见卓识，然志书与类书因体例所限，又不免枯燥、琐碎而又常失于片面，都不及都邑赋具有或“明绚”或“迅发”的文学特性，因而更能完整集中地展现某一都邑及其相关地域的风采。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都邑赋更是全面认识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窗口。

第一，都邑赋介绍了某一都邑及其周边地带的山川形胜、资源物产，有助于增长自然地理知识。

任何都邑都有其依存的具体地理环境，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某一都邑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其区位和资源优势是否明显。在都邑赋中，赋家最先矜夸的也是其山川形胜和自然物产。班固《西都赋》开篇即铺陈长安形势，“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接着又言其“郊野之富，号曰近蜀”。将这段赋文与有关史料对读，可知，刘邦之所以接受娄敬和张良的建议，最终决定定鼎关中，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基于对长安险要地势和丰富资源的认可。

赋家对于山川物产的铺陈，无论其主观目的为何，自客观而言，起到的却是对一方水土的认知功用。扬雄在《蜀都赋》里写成都四面环山的地形特点，写其境内的草木、禽虫、矿产，甚至还写到了蜀地菜肴，这在交通还很闭塞的西汉，不正是一篇介绍四川风土的“志乘”吗？东汉张衡曾作《南都赋》，夸赞其家乡南阳，对于其地的山川物产罗列极细：“尔其地势则……其宝利珍怪则……其木则……尔其川渎则……于其陂泽则……”无异于一篇详备的地理文献。又如唐代柳宗元《晋问》写其家乡河东一带出产的剑、马；宋代葛澧《钱塘赋》写钱塘江大潮的壮观景象；明代邱濬《南溟奇甸赋》写海南岛的亚热带农作物……都极具认识价值。至于历代京都赋中所夸耀的由四方朝贡而至的奇花异木、怪兽珍禽，以及明清两代出现的诸多边疆赋、异域赋所写的异国景色、边鄙风光，不仅在当时，即便是现在，也依然能够令人开阔视野、增长见识。（2）

汉赋中曾经有大量玮字，后来随着语言的简易化，也逐渐减少。唯独在都邑赋中依然频繁出现。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一般说来，玮字可分两类，一类是表状态的形容词，一类是表名物的名词。前者可暂置不论，后者则需稍加分析，因为都邑赋中的玮字多数是表名物的名词。如《二京赋》《三都赋》里就有很多表鱼类、木类、禽类的玮字，不可一概斥其为虚妄。所谓“赋兼才学”（清·刘熙载《艺概·赋概》），历代赋都邑者多为才学富赡之士，且又将“原本载籍”（清·程先甲《金陵赋序》）的征实精神奉为座右，不大可能凭空捏造，尤其是早期的都邑赋。一种最大的可能是：都邑赋中罗列的种种奇怪名物，确为实有，在人们的口语中也有明确指称，只是尚未形成文字而已。由于赋家的小学功底均很深厚，所以可能即取其类属为形部，以其音读为声部，从而造出新字。时过境迁，这些玮字仍然能够为考察古代自然资源提供重要的线索。

第二，都邑赋反映了一定阶段的城市建设水平，是宝贵的建筑史文献。

城市建设是城市文明区别于乡村文明最重要的外部表征，一般包括两部分：宫室建筑和城市布局。前者反映了一定时期的建筑工艺水平，后者则反映出规划者在科学分析城市发展状况和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形成的城市设计理念。我国城市起源甚早，夏商周时代的王城就初具城市雏形，据现代考古发现，夏朝的王城，其布局便已井井有条。而从由余所夸赞的“茅茨不剪”，则可见当时西戎一带的建筑水平的（3）落后。自秦始皇以阿房宫为中心大建咸阳城，历代京都以及一些重要的地方都邑如成都、会稽、广州等地，无不尽力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这些建设集中体现了具有东方气质的古代建筑文明。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战争、风沙、迁徙等一系列自然和人为因素又在无情地吞噬着一座又一座文明古城，后人的立新，又往往建立在破旧的基础上。于是，我们只能于沉沉落日底下凝望着那些残存的断壁颓垣，无由地发出“宫阙万间都做了土”的沧桑喟叹。如果没有都邑赋的珍贵记载，甚至连这样的喟叹，都已然徒劳。

从扬雄的《蜀都赋》开始，城市建设始终是都邑赋重点铺写的内容。不过成都在西汉时期仍旧僻远，文明程度不高，城市建设也相对落后。因而《蜀都赋》里牵涉城市建设的仅有“尔乃其都门二九，四百余闾。两江珥其市，九桥带其流”等寥寥数语。到了《两都赋》和《二京赋》，城市建设在全篇所占比重大幅增加。班固《西都赋》首先总写长安城建概况：“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然后再转入以昭阳殿为中心的前殿后宫的细致刻画。我们不能不惊叹于汉代长安的宫室之繁，装饰之奢。而张衡《西京赋》里对于建章宫的描写：“圜阙竦以造天，若双碣之相望。凤蹇翥于甍标，咸遡风而欲翔。阊阖之内，别风峭峣。何工巧之瑰玮，交绮豁以疏寮。干云雾而上达，状亭亭以苕苕。神明崛其特起，井干叠而百增”，则更可见当时建筑工艺之精湛。难怪赋里的“凭虚公子”要赞叹：“非都卢之轻趫，孰能超而究升？”

作为一个城市，其发展状况如何，具有什么样的特色，往往从其城市布局中就可以窥探。古代的城市布局不是随意而为，规划者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如五行观念、自然条件、发展程度等，而都邑赋对于这些都有堪称详备的记载。由左思的《蜀都赋》里所写的“少城”，可以看出至迟在三国时代，成都已经在主城之外开辟了独立的商贸区。北宋杨侃有《皇畿赋》，避开直接写汴梁城的老路，转而关注其畿辅地区。从赋中所写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的畿辅地区承担了诸多本应由汴梁城直接承担的职能，这就已经十分类似于现代人文地理学中所谓的“卫星城”。而如果我们再将元代黄文仲的《大都赋》和明代的几篇《北京赋》相比较，则又明显可以看出明代北京城和元大都建筑格局的诸多不同，所有这些，都是研究古代建筑文明的重要材料。当愈来愈多的人日趋不满于那些冰冷的西方建筑艺术所带来的压抑，转而将目光投向了被誉为东方建筑文明瑰宝的明清皇城和苏州园林时，如果他们再乐意承受少许文字的艰深，静静地读上几篇都邑赋，对于东方建筑文明的领悟，无疑就会更深一层。

第三，都邑赋全面记录了中国古代城市生活的基本状态，能加深对古代城市文明进程的理解。

治文学史者多以为文学对于城市生活的真正大规模全面反映始于宋元时期时的戏曲与小说，而此前的传统诗歌则更契合于诠释某种乡村文明精神。（按，此种观点触及诗体与小说、戏曲在表现功能上的差异为：诗体长于抒情，小说戏曲长于叙事，下文还将涉及此问题，暂置不论。）不为无见，然而将文学对于城市生活的反映的时间上限定于宋元，则难免疏失。且不论此前的诗歌中已经有对于城市生活的零星描写，至少在赋体文学中，很早就开始了对于城市生活的全景式反映，这就是都邑赋。如果我们将两汉至明清的都邑赋串联起来，又似乎能从中感受到两千年城市生活的变迁。

早期的都邑赋如《两都赋》《二京赋》中所写的城市生活主要是以帝王的活动为中心，包括朝会、典礼、畋猎、郊祀和娱乐等方面。这中间就有很多值得重视的材料，如《东都赋》中对于天子“元会礼”里的描写、《东京赋》中所写的“大傩礼”，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政治礼仪的具体流程。而《西京赋》里所重点刻画的“百戏”，则可视为古代杂技的珍贵史料。又如《西京赋》写到的“重舌之人九译”，则当被看作是汉代中外交往的明证。

城市生活永远是丰富多彩的，城市文明也在不断向前发展。《两都赋》和《二京赋》虽然因为明确的政治目的，均将笔力集中于帝王起居，然而他们也写到了商业贸易、闾阎风情。扬雄的《蜀都赋》就有当时四川与西南夷的经贸往来，而张衡笔下的 “商贾百族，裨贩夫妇。鬻良杂苦，蚩眩边鄙……击钟鼎食，连骑相过”（《西京赋》），则更能见出长安、洛阳作为城市的另一面气象。宋元以后的市井万象，绝非只在戏曲、小说中才有描写，都邑赋中也保存大量资料，而且和前者相比，更加真实可信。如北宋周邦彦的《汴都赋》中从“城中则有东西之阡”到“无所不有，不可殚记”一段，就全写当时汴梁商业繁荣景象。其中如“欲商贾之阜通，乃有鄽而不税。消卓郑猗陶之殖货，禁陈坚测肥之拟贵”，涉及了当时的市场秩序管理，还可见宋时已有今天的所谓免税区。元代黄文仲《大都赋》不仅写到了元大都里的曲艺表演，竟然还写到了“青楼”：若夫歌馆吹台，侯园相苑。长袖轻裾，危弦急管。

结春柳以牵愁，伫秋月而流盼。临翠池而暑消，褰绣

幌而云暖，一笑金千，一食钱万。此则他方巨贾，远

土谒宦，乐以消忧，流而忘返，吾都人往往面谀而背

讪之也。

在一些地方都邑赋里，赋家还会写很多极具地方特色的生活方式、乡风民俗。如钱塘的灯市（宋·葛澧《钱塘赋》）、新疆的“歌舞”（清·徐松《新疆赋》）、会稽的“烈女贞妇”（宋·王十朋《会稽风俗赋》）、金陵的“嫁娶之仪”（清·程先甲《金陵赋》）……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正如程先甲在《金陵赋·序言》中所云：“窃以为刘向言其域分，变之有涯者也，朱赣条其风俗，变之无涯者也。有涯者，志乘所详；无涯者，志乘所略。”通过都邑赋里这些对于古代城市生活的记载，我们能够更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城市文明的历史进程。

二、都邑赋是承载民族文化心理的历史文献

如果承认中国文化哲学具有“体用不二”的基本特征，那么就会意识到，在都邑赋所铺陈的有关一个城市历史沿革、山川河岳、宫室建筑、街衢布局以及生活情状背后，必然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如果再联系都邑赋创作本身绝非偶然的绵延久远的历史现象，就一定会继续追问它究竟契合了怎样的文化土壤和心理基础。这就牵涉都邑赋在认识价值之上的另外一层价值：它体现了一种怎样的民族文化心理？当然，都邑赋中体现的民族文化心理不是单一的，而应该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而崇尚统一的政治理念，爱乡重土的桑梓情怀与右礼崇文的文化观念，则是古老民族文化心理最集中的三点表现。

第一，都邑赋体现了崇尚统一的政治理念。

中国自从秦汉以来，在多数时候，是以一个统一帝国的面貌闻名于世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政治理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分裂意味着战乱、动荡，而统一则是“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唐·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重要前提，都邑赋无疑是这种政治理念的集中体现。首先，纵观都邑赋创作的历史，几乎所有的都邑赋创作高潮，都往往出现在国家统一、财阜民丰之时。汉代的几篇大赋（包括都邑赋），要么作于武、宣盛世，要么作于东汉中兴时期，统治者无论文治，还是武功，都堪称赫赫，这样的国势，需要都邑赋来展现其恢廓襟怀。左思《三都赋》之所以能够赢得“洛阳纸贵”的声誉，其根源还是在于刚刚走出困境的三国士民对于天下重归一统的由衷欣慰。宋元以后，虽然仍有杀伐，但是总体而言，国家的版图是稳定的。元明清三代，不仅传统的京都大赋依然在继续发展，更重要的，出现了一大批卓然可观的地方都邑赋、边疆赋乃至于异域赋。中国有所谓的“盛世作赋”的观念，盛世使得自豪感充溢于胸臆，使得人们的眼界空前开阔，无论是京都大邑，或是边鄙小城，都得以被纳入“圣朝”舆图之中。其次，历代京都赋始终被奉于重要位置。京都赋是指一类以国都为创作对象的特殊都邑赋，它不仅代表了唐宋以前都邑赋创作的最高成就，而且在元明清三代，它也非常受人推崇。所谓“博我以皇道，崇我以汉京”（班固《东都赋》），在中华文化的观念中，国都永远是国家的象征。《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六《史部·地理类一·总志》在阐述“地理类”著作的编纂宗旨时即云：“首宫殿疏，尊宸居也；次总志，大一统也；次都会郡邑，辨方域也；次河防，次边防，崇实用也；次山川，次古迹，次杂记，次游记，备考核也；次外纪，广见闻也。”正如许结先生所言：“很显然，在传统学人的观念中，大一统政治文化占驻首位，因而根据中国地理环境特征划分的‘地域文化’‘南北文化’，均不及大一统文化为历代地志所看重。中国大一统帝国的核心是以皇帝为代表的政权机制，亦即‘宸居’所在的（4）帝都，由此构成历史悠久的且为人钦羡的……帝京文化。”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察历代文学总集的编纂顺序，即可明显看出这种对于京都赋的推崇。梁昭明太子《文选》将“京都赋”置于卷首；宋代的大型文学总集《文苑英华》中涉及都邑赋的有两类：“京都”和“邑居”，将“京都”置于“邑居”之前；至清代陈元龙编《历代赋汇》，共有“都邑”十卷，在按照时代次第的大前提下，仍然坚持先京都，后陪都，后地方都邑，这都说明大一统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的重要位置。再次，考历代地方都邑赋，鲜有将区域文明与统一观念对立的。无论是早期的《蜀都赋》还是建安时期的几篇地方都邑赋，在其追祖怀宗时，总是将其历史追溯到上古帝王，这正是要将区域文明纳入统一文化的统摄之下。明人邱濬《南溟奇甸赋》虽以展示海南岛地域特色为旨，却依然强调“民物繁庶、风俗醇美，贤才汇与，无以异于神州赤县之间”，强调其地虽然荒鄙，“而我圣祖即视之以畿甸”，也是彰显帝国威势之意。

第二，都邑赋体现了爱乡重土的桑梓情怀。

如果说崇尚统一主要作为一种强势政治理念而存在，那么都邑赋的另一面则渗透着脉脉温情的桑梓情怀。这是另外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心理。中华文化素来讲求“和而不同”，这实际上是对于多样性的认可。因而，在大一统政治文化之外，还应该充分尊重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若将这种对区域文明的尊重上升到情感层面，就是一种爱乡重土的桑梓情怀。纵观历代都邑赋，对于这一情怀的展现无处不在。现存的第一篇都邑赋——《蜀都赋》，即为扬雄夸赞其乡土之作，东汉张衡在《二京赋》 之外还有一篇《南都赋》，据龚克昌先生考（5）证，是作者早年应南阳太守鲍德之请而作。赋中不仅对于南阳一带的山川物产罗列极细，更重要的，还突出南阳人民的好客之风。许结云：“由于赋家描述家乡风情，内容真切翔实，抒写也富有感情色（6）彩。”建安时期是有名的“世积乱离”的时代。群雄逐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据《三国志·董卓传》载：“（建安元年）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文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传统的京都大赋很难再有生存的土壤，然而，“建安七子”中的一些人却创作了一批以各自家乡为对象的地方都邑赋，尽管多已不全，然而从保存下来的残篇断简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出“志深笔长”的建安文人在动乱时代对于桑园故土的深深依恋。

南宋洪迈的《容斋五笔》卷六“鄱阳七谈”记载了元祐六年（1091年）江西余干进士都颉作《七谈》铺叙当地土风人物一事，（7）都颉在赋中谈其创作缘由：“张仁有篇，徐濯有说，顾雍有论，王德琏有记，而未有形于诗赋者，因作《七谈》。”这就明显带有“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唐·刘知己《史通·杂述篇》）之意。南宋王十朋曾有《会稽风俗赋》，仿柳宗元《晋问》，后来宁宗嘉定年间的（8）孙因即认为此赋有三遗恨，未突出会稽特色，遂作《越问》。这些都邑赋在艺术上的高下固然可以讨论，但作为一种现象，却是出于一种极为朴素的乡土情感。清代乾隆皇帝曾御制《盛京赋》，撇开有关政治因素不谈，根本上还是出自一种对于先祖和旧京的追怀。

第三，都邑赋体现了右礼崇文的文化观念。

传统的儒家文化崇尚礼教、讲求文治。孔子曾有“周监于二代（按，指夏、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之论。清人皮锡瑞亦云：“《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经学通论·三礼》）中华民族素被誉为“礼仪之邦”，其根本原因即在此点。赋作为和儒家文化结合最为紧密的一种文体，所谓“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更能鲜明反映此种观念。考历代都邑赋，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都邑赋往往作于礼修乐治之时，如班固《两都赋》即以“是时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两都赋序》）为背景；明代金幼孜《皇都大一统赋》也强调当时的“声教洋溢”（《皇都大一统赋序》）之盛；明清两代的都邑赋创作的兴盛是和当时的大规模文化工程建设相一致的。其二，也是更重要的，都邑赋文本当中有大量关于礼仪、风俗、文教方面的内容。

首先来看汉代的《两都赋》和《二京赋》。班固曾言其创作《两都赋》的宗旨是“极众人之所眩耀，而折以今之法度”，而《两都》和《二京》的体制也大抵如此。在《西都赋》和《西京赋》中，赋家所竭力铺陈的是一种违礼越制、穷兵黩武的政治模式，所谓“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又所谓“奢靡逾乎至尊”，这在古人的观念中，都是明显的僭越。又如两赋都大力写天子畋猎之过程，然而这种畋猎毫无节制，力求赶尽杀绝，而且其目的是为了“威戎夸狄”，有违儒家所尚之“王道”。而在《东都赋》和《东京赋》中，赋家所展示的却是一种处处合乎礼制、处处尊崇文教的帝王生活。《东都赋》末尾云：“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登降饫宴之礼既毕，因相与嗟叹玄德，谠言弘说，威含和而吐气……”《东京赋》则更进一层，将《东都赋》所略写的有关礼仪详细刻画，如 “大傩礼”等，其末尾借“凭虚公子”之口赞曰：“而今而后，乃知大汉之德馨，咸在于此。昔常恨三坟、五典既泯，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得闻先生之余论，大庭氏何以尚兹！”对于两种不同文化观念，赋家的臧否，可谓昭昭而明。

和《两都赋》《二京赋》相类，此后都邑赋，尤其是宋元以后的都邑赋，几乎无一例外地体现着这种右礼崇文的文化观念，在赋中，那种“风毛雨血”般的恐怖场面很少再见，即使有，也都是程式化的语言，特色殊少。相反，赋家对于教育、礼仪、风俗等方面的铺陈倒是极为用心、细致。陈寅恪先生曾云：“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9）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两宋时期，实行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毋庸置疑，中国知识分子真正受到礼遇，文化之真正为人所重，实始于宋季。从宋至清，虽然有两次时间较长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且都有赫赫武功，然而总体上来说，“右礼崇文”的根本观念都没有动摇。元、清两朝，同样注重文化建设。赋家在都邑赋中对于文化与礼教非常重视。元代黄文仲《大都赋》只有一段是写“畋猎”场面的，而且还强调其目的是为了消灭“伤我畜者”和“害我苗者”；明清两代的《北京赋》都会突出首都的文化机构、藏书机关和天子礼仪；明代邱濬在《南溟奇甸赋》中说自己是“北学于中国”，可见即使是落后边远地区，也有追求文教的自觉意识。

任何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诸多具有相当稳定结构和历史传承能力的民族文化心理，这些文化心理，通常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一种是理论表述，一种则是文学艺术。后者往往更加生动可感。古代都邑赋承载了太多的民族文化心理。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都值得我们好好地审视与沉思。

三、都邑赋是考察古典文体互动的典型个案

除了具有认识功用和文化价值以外，都邑赋还有另一层价值，即其文学史价值。作为汉大赋的杰出代表，《两都》《二京》所展示的那种巨丽之美，正如刘勰所云“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文心雕龙·诠赋》），已为人所深知，无须赘言。此处所论，是将都邑赋看作一种赋体题材，对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意义，及它与其他文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些分析，这对于看清楚中国古代各类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不无裨益的。

第一，都邑赋对于诗词、散文的影响。

前文已经提到，历来文学史家多认为都市文学始于宋元，其实最早的都市文学至迟应该从《两都》《二京》这样的京都大赋算起，而且对于后世同类题材的诗词和散文，也沾溉至深。它对都市的描写，从谋篇布局，到内容材料、音韵辞藻，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为诗词文等文体的都市题材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按照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里所倡“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10）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之论，唐宋两代，最重要的文体是诗词。而在以这两种文体创作的都市题材中，很明显可以看到京都大赋的影子。如初唐四杰中骆宾王有《帝京篇》，“黄尔调云：读宾王长篇，如入王都之市，璀璨夺目，其妙处在布置得宜。”（明·李攀龙《卶庵重订李于麟唐诗选》）清代徐增《而庵说唐诗》亦谓：“宾王此篇，最有体裁，节节相生，又井然不乱。首望出帝居得局，次及星躔山川，城阙离宫，次及诸侯王贵人之邸第，衣冠文物之盛，车马饮馔之乐，乃至游侠倡妇，描写殆尽；后半言祸福倚伏，交情变迁，总见帝京之大，无所不有”，将帝京的各种事物次第铺陈，用的正是京都大赋的写法。又如卢照邻《长安古意》，明代顾麟《批点唐音》谓：“此篇铺叙长安帝都繁华，宫室之美，人物之盛，极于将相而止。”宋代，都市题材的词如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迎新春》（嶰管变青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等，也都是都邑赋的写法。除了诗词之外，古代散文也受到了都邑赋的明显影响。明清时期的京都赋常以帝王一日活动为主线，来写帝都气象。而晚明张岱《西湖香市》《西湖七月半》等小品文，就与之很类似，直至现代，像老舍等人的北京题材的散文，无论从立意还是写法，都可以看到都邑赋的影子。

需要注意的是，古代诗词对于都邑赋创作经验的吸收，不是无选择的。二者必须存在共通点，然后才能相互借鉴。赋的最显著特点即是体制宏大、内容丰富。而诗词相对于赋而言，由于体制短小，往往更适于抒情。陆机云：“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文赋》）因而，传统的五七言近体诗和词中的小令，都很难吸取赋法。唯独长篇歌行和词中的中长调才能有效地借鉴赋的经验。闻一多云：“卢骆的歌行，是用铺张扬厉的赋法膨胀过了的乐府新曲。”（《唐诗杂论·四杰》）宋代的柳永突破传统的比兴手法，用铺叙和白描手法填词，并且自制大量词调，其中多为中长调，所以他的词，才能反映大量的都市生活。周邦彦曾献《汴都赋》，而他的词重法度、规范，“下字运意，皆有法度”（沈义父《乐府指迷》）。宋人刘肃《片玉集序》云：“周美成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缜密典丽，流风可仰。”这和所谓“控引天地，错综古今”“一经一纬，一宫一商”（《西京杂记》卷二）的赋的布局和写法，显然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都邑赋中的小说、戏剧因素。

赋到底起源于何？这应该是古今学者们争论最多却又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一，有诗源说、辞源说、起源于战国散文说，还有一种试图折中调和的综合说……其实，诸家之论，均很难自圆其说，特别是那种看起来很包容的综合说，不仅无法解决分歧，反而枉增混淆。此处不拟在此问题上过多纠缠，只是根据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给赋体所下的定义“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成文”，可以看出赋体（11）与一种讲唱艺术有诸多关联。而在中国古代各类文体中，与讲唱艺术关系最为紧密，也最为明显的，莫过于宋元戏曲和明清的章回小说，那么，赋体与小说、戏曲又有着什么关系呢？稍加思考，便可看出，无论是宏观叙述体制，还是具体的描写方法，古代的戏曲、小说都从赋体那里吸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

首先从体制上来看。刘勰说赋的体制是“述客主以首引”，这是以《子虚》《上林》为代表的汉代大赋的典型体制。赵逵夫先生概括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以问答对话的形式将整篇文章装进去的方式……从全篇来说，以问对为框，以赋的描述部分为画面，但这画面（12）不是一个整幅，而是多片拼接成的……”《两都赋》《二京赋》完全因循了这种体制（饶有趣味的是：在《子虚》《上林》中，司马相如安排的对话者是子虚、乌有和亡是公，强调其虚构。到班固《两都赋》，则变成了西都宾和东都主人，仿佛又要让读者相信确有这场论对，而在张衡的《二京赋》中，又变为凭虚公子和安处先生，和司马相如的做法相仿。这种虚与实的摇摆，和后世小说戏曲中叙事主体的设置，极为相似）。以后历代都邑赋也多采用这样的主客问答结构（13），这就很明显地类似于后来元明清三代的戏曲，前后是散文形式的对话，而中间则是大段韵语唱词。而且愈到后来的都邑赋，戏剧色彩往往也愈浓厚，特别是对于问答双方对话时神态的刻画，力求传神，如元代黄文仲的《大都赋》，这就很有小说中人物刻画的味道。可见，尽管戏曲与小说的兴盛期是在元明清三代，但若要追寻其体制渊源，无疑应该上溯到赋体，同时，赋体在发展过程中，也主动借鉴小说、戏曲等文体的成功经验。

其次从词采上来看。赋尚铺陈，追求“写物图貌，蔚若雕画”（《文心雕龙·诠赋》）式的穷形尽相。这和相对以追求“内敛”“节制”“体味”为旨的诗歌美学殊成异趣，然而在宋元戏曲和章回小说中，这种赋法，被再次借鉴。人们所熟知的关汉卿的著名散套——《南吕一枝花·不服老》，还有像《汉宫秋》《窦娥冤》《琵琶记》等元杂剧里动辄即有大段唱词，将人的心理活动宣泄无遗，都是明显地吸取了赋法的长处。清代刘熙载《艺概·赋概》中说：“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叠出者，吐无不畅，（14）畅无或竭。”就是这个道理。除了戏曲之外，明清章回小说中对于赋法的借鉴，也很突出，而且与都邑赋关系较深。明清章回小说中通常会出现大段的韵语，这些韵语对于推动情节发展并无大用，但是从渲染环境气氛角度来看，却又不可或缺。像《水浒传》中对于战斗、建筑、山岳等的描写，与赋体并无大异。第十一回《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中有一段韵语，是写梁山形势的：山排巨浪，水接遥天。乱芦攒万万对刀枪，怪树

列千千层刀戟。濠边鹿角，俱将骸骨攒成；寨内碗瓢，

尽使骷髅做就。剥下人皮蒙战鼓，截来头发做缰绳。

阻挡官军，有无限断头港陌；遮拦盗贼，是许多绝径

林峦。鹅卵石叠叠如山，苦竹枪森森如雨。战船来往，

一周回埋伏有芦花，深港停藏，四壁下窝盘多草木，

断金亭上愁云起，聚义厅前杀气生。

简直就是一篇《梁山泊赋》。而在《水浒传》及其他章回小说中，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为省篇幅，此处就一并从略了。

都邑赋在中国文苑盛行了两千余年，一大批各个时代的优秀文人（15）都投身其中，即使耗费大段光阴也在所不惜。尽管久遇冷眼，然时至今日，仍拥有广泛的受众和追慕者。2007年春天，《光明日报》开辟了《百城赋》专栏，所刊诸赋全用文言，规摹古代都邑赋，引来广泛关注。从社会各界对于《百城赋》栏目的评论来看，这种古老的赋体题材所独具的艺术魅力依然为人所重。由此可见，一种文体有它独特的长处，没有理由默默消亡。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众多文体，今天仍有其值得借鉴之处。其中有些文体，虽已一度沉寂，但不排斥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还会出现复苏的可能。

 ————————————————————（1） 清·浦铣著，何新文、路成文校证：《历代赋话校证》，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 玮字是指一种非常怪异、常用汉语中很难见到的字，一般以形容词和名词居多。（3） 张衡《东京赋》云：“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悝缪公于宫室……”由余是春秋时期西戎的贤臣，本乃晋人，后流亡于戎。戎王派他使秦，秦穆公即带其参观秦国的宫室、积聚，由余对此不以为然，并向秦穆公夸赞戎王的勤俭治国之道，使秦穆公很惭愧。（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4） 许结：《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1—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5） 龚克昌先生认为，此赋应当和《二京赋》为前后而作，都作于永元十二年（100年）前后张衡应南阳太守鲍德征之召时。见其《汉赋研究》，146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6） 许结：《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14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7） 南宋·洪迈：《容斋随笔》，86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8） 马积高：《赋史》，456—45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9）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77页，北京，三联书店，2011。（10）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1） 曹明纲认为“赋出俳词”，坚守一源说，然后承认赋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其他文体的影响，吸收了其他文体的优点。见曹明纲：《赋学概论》，37—4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2） 赵逵夫：《〈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载《文学评论》，2003（1）。（13） 赋体在魏晋以后，逐渐诗化，唯有在都邑赋等仿汉大赋中才较多保留“述客主以首引”的主客问答体制。（14） 清·刘熙载：《艺概》，8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5） 《文心雕龙·神思》：“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程先甲创《金陵赋》，耗时数十年，可见古代赋家对于都邑赋创作的重视程度。

第二章 走出俳优——论《两都赋》的赋史意义

班固《两都赋》确立了由扬雄《蜀都赋》肇端的京都赋；同时因其集中展现两汉社会特别是长安、洛阳等中心城市的文物制度之盛，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类似于地志图经的文献博物价值；此外，赋家在赋中所传达出的政治理想与人文精神，也是两汉时期社会思潮的重要史料。这些无疑都是《两都赋》的价值所在，但《两都赋》的意义不止于此，尤其是若以赋体发展的眼光论赋，将《两都赋》的创制，放到赋体演进的历史坐标系上来衡量其意义，则除在开拓京都题材方面的奠基之功外，更进而为赋体与赋家走出西汉时期一度存在的类似俳优的艰难境遇，争得政治伦理地位做出重要贡献。本章拟对《两都赋》在推动赋体走出俳优困境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历史作用，进行讨论。

一、“自悔类倡”：西汉赋体文学之困

为王使，与冗从争，见谗恶遇罪，家室没入。皋亡至

长安。会赦，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上得大喜，

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拜

为郎，使匈奴。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

嫚戏，以故得媟黩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而不

得比严助等得尊官。……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

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故其赋有诋

娸东方朔，又自诋娸。其文骫骳，曲随其事，皆得其

意，颇诙笑，不甚闲靡。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1）

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

枚皋是汉初著名赋家枚乘之子，本人亦擅赋且丰产，但这项本该为其带来利禄功名的专长却并未产生应有效应，他未能像严助一样获得“尊官”之位，仅能与东方朔、郭舍人等滑稽之徒同列，“媟黩贵幸”，供人取乐。究其根源，史传概括枚皋自身存在“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好嫚戏”的缺点，而枚皋本人则完全归咎于自己的专长，“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认为擅长作赋，使自己沦为天子以倡优畜之的境地。

枚皋的遭遇在当时绝非个案。《史记》与《汉书》中，这种赋家自目或为他人视为俳优的记载还有不少。如《汉书·东方朔传》云：“（朔）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久之，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颂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言意放荡，颇类诙谐，（2）辞数万言，终不见用。”《史记》干脆将东方朔与“淳于髡”“优孟”等人一并收入《滑稽列传》中。扬雄亦认为自己作赋类“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容”（《汉书·扬雄传》）。而当有人对王褒作赋提出“淫靡不急”的质疑，汉宣帝为之辩护，虽指出辞赋有“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汉书·王褒传》）的优点，但他依然没有否认辞赋的确具有和绮縠、郑卫一般“娱说耳目”的功效，依然将辞赋置于倡优博弈的参照之中，这就说明他的辩护有很大保留，未能从根本上说服舆论。可见，在从汉武帝至汉宣帝长达百年的时间中，尽管出现了“枚、马、王、扬”这样的一流赋家，但辞赋在社会上一直没有获得如《文心雕龙》所给予文学的“文之为德也大

（3）矣”那种体面的地位。（4）

按赋之为体，一个重要的源头就是先秦俳词隐语，《文心雕龙·诠赋》云：“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5）《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也就是说赋之真正成为与诗划界的独立文体，应自荀况、宋玉诸赋起。《礼》《智》诸篇本为隐语，而宋玉以及其后的唐勒、景差又是楚王殿中资谈助谑的弄臣，则从血统上看，赋体与滑稽俳优之词是具有内在传承关系的，滑稽俳优实际上是赋最初独立为体后，带有的一种根本性的特征。

以“滑稽俳优”为旨，显然不利于赋之长远发展，它必须告别肇始阶段的滑稽俳优，才能成为人们刮目相看的“体国经野，义尚广大”的典正之文。从赋史上看，荀况、宋玉已处战国末期，《文心雕龙·诠赋》随后又云：“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说明汉初的辞赋创作是因循荀宋和秦代杂赋传统的。《汉书·艺文志》（6）云：“秦时杂赋只有九篇”，所谓“杂赋”，显然不同于汉大赋而带有滑稽俳优成分。刘勰在“汉初词人，顺流而作”之后，接着说：“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这其实是将西汉辞赋划分为两个系统，一类是陆贾、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作者，“扣其端”“振其绪”“同其风”“骋其势”，对汉赋体制演进各有贡献；另一类则以枚皋、（7）东方朔为代表，这一部分作者承接宋玉辞赋而来，没有担负起革新赋体的责任，所谓“品物毕图”，实质与俳词隐语一脉相承。皋、朔之外，当时在一些藩王门下所聚集的从事辞赋创作的文士，如羊胜、邹阳、公孙乘、路乔如、公孙诡之流亦可归入其列，其作赋虽未必像枚皋那样“嫚戏不可读”，但旨归却都是调笑娱乐。尽管这一系统的创作在革新赋体上并无积极意义可言，但在数量上又相当可观，其中仅枚皋一人即有一二百首之多，这就会极大增加辞赋蛊乱人心的风险，而与倡导节制内敛的政教伦理精神背道而驰。特别是在大一统国家体系已经确立，阻击过度娱乐、放肆为文风潮显得特别迫切的形势下，这一系统的创作难免会更容易遭受质疑否定。

皋、朔之伦既以滑稽取悦于上，当然不可能提升赋体的地位。而作为西汉辞赋发展另一系统的“枚、马、王、扬”，虽然“同风”“骋势”，属于汉赋演进中不可超越的环节，但也未能完成革新赋体的使命。首先，他们最初所受赋学修养依旧离不开俳词隐语传统，枚、马进入朝阙之前，长期混迹于藩王府邸，其所交游，皆同倡优，王、扬又以相如为师，则在其所受原始赋学的熏陶里，俳优传统当然很难抛弃。其次，四子均以异能待诏，就君主而言，是以词客处之而非以国士遇之。他们真正被看重的是“娱说耳目”的文才而非治国安邦之吏能。所以枚乘《七发》最表层之任务是治疗“太子”痼疾，而王褒（8）《甘泉》《洞箫》二颂，也只能起到使宣帝太子“体安”之功效。至于扬、马大赋，既属受命而为，则其创作的真正目的很容易会在强势的君主意志下湮没扭曲。由此，“枚、马、王、扬”虽不曾遭遇天子“以倡优畜之”的屈辱，但“言语侍从之臣”的不得志，同样难以逃避，因此也难以最终完成革新之使命。

二、从“辍不复为”到“不可阙也”

西汉赋家遭到以倡优对待，绝非他们的初衷。须知当西汉第一代宫廷赋家由梁王菟园集于天子宫阙之时，身上仍保存着他们的前辈——战国游士的用世精神。辞赋异能，原只被作为敲门之砖，然而在天下早已由诸侯分立走向一统的大形势中，游士的纵横捭阖、犀辞利说已经无所用处，无法借以谋求仕进，因此唯有辞赋异能勉强可以换取“以倡优畜之”的施舍。对此，早期的枚皋、东方朔虽然追悔莫及，但是无所作为，只能自甘其辱。司马相如比他们要进步一些，他试图在自己的赋作中巧妙地嵌进自己对天子一些并不妥当的政治行为的劝阻，比如《子虚赋》《上林赋》刺武帝畋猎无度，《大人赋》又刺其“好神仙”，但是，既然不能直截了当批评，便只好采取“曲终奏雅”的方式。而这样做，往往会使自己的政治见解被表面的“虚辞滥说”所掩盖，从而导致“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的“欲讽反劝”“劝百讽一”的结果，并不能起到真正的诤谏作用。司马相如在很长时间内之所以要“称疾避事”，除了长期患病的原因之外，恐怕也有不甘为“言语侍从之臣”的隐衷。

第一位旨在针对赋体展开自觉反思的是扬雄。扬雄少喜辞赋，慕司马相如故事，而且也因辞赋异能被召入宫廷。他的《长杨》《甘泉》《河东》《羽猎》四赋，若论气势辞采，足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相辉映，其本人也因此长期得宠，但最后对辞赋却采取了“辍不复为”的决绝态度。《汉书·扬雄传》云：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必推类而言，极靡丽之

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

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

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

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9）

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

扬雄反省前代辞赋大家与自己作赋的实践，认为：一、作赋劝而不止，无益于匡时救弊，从功效上讲事与愿违。二、作赋是一种同于优孟衣冠的低贱职业。为了维护自身的人格与文品，他终于选择“辍不复为”。尽管如此，扬雄对于赋家赋体存在问题所进行的理论思考却十分宝贵，特别他从反面提出了赋家要符合“法度所存”，赋体要以“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为标准，无疑抓住了赋体早期的致命弱点，已潜在地包含着对赋体改革的要求与方向。班固继扬雄之后，提出了“赋者，古诗之流”的观点，则是从理论上为赋体正名，而在正名中又包含赋必须向诗看齐，有补于教化的要求。《两都赋序》云：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

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

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

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

众庶悦豫，福应尤盛。……故言语侍从之臣……日夕

献纳。而公卿大臣……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

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

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

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且夫道

有隆替，学有粗密，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则。

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

家之遗美，不可阙也。臣切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

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故臣

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耀，折以今之法度。《两都赋序》是一篇旨在从赋源、赋家、赋德、赋用等各方面为赋体翻案正名的理论文献。班固从积极方面回顾历史，高度评价赋体文学的贡献，认为最早的赋体之作（“皋陶各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汉代又因为有赋，“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因此，班固对赋不是采取“辍不复为”，而是认为赋乃“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只是关键在于虽“极众人之所眩耀”，却要“折以今之法度”。总之，在东汉诗教已经基本确立的大背景下，诗被当作可以承担严肃政治功用的文体，诗人自亦能为社会认可，乃至获得尊重，班固既主张诗为赋源，则先前针对赋体赋家的一切非议鄙薄，就将失去理论基础。赋即可获得与诗一样干预现实政治、参与政治建构的合法地位，从而也就理应延续下去，并可以实现“六义附庸，蔚成大国”的跨越。

赋学史上的扬雄与班固，恰如政治史上的王莽与刘秀。王莽与刘秀都意识到西汉政治的流弊需要加以改革，但面对积重难返的严峻现实，王莽选择的是休克疗法，最终招致众叛亲离、国破身亡；而刘秀则善于因势利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从而建立了东汉两百年的统治基业。扬雄指出宋玉、唐勒、景差、枚乘之赋“必也淫”，又评价司马相如所作乃“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10）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认为想在这种靡丽之赋中“曲终奏雅”，无异于南辕北辙。只是批评虽切中肯綮，却未能寻求到赋体革新的实践之道，只好“辍不复为”，必须等到班固出现于赋坛之后，才最终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为赋体实现突围，他的实践就是创作《两都赋》。

三、《两都赋》的创作实践

如前所述，西汉辞赋之所以陷入被贱视的困境，从根本上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赋家主体意识的缺位，皋、朔之流之所以沦为“倡优”，不完全是由于天子蓄意作贱，与其自身甘于沉沦，未能振作与抗争也有关系。第二个原因是赋家挽救方法的不当。既然已经“自悔类倡”，那就应该寻求破解之道，至少枚、马、王、扬四家，是有明确自救意识，然而最终却落入“辍不复为”的绝境，只能追究方法上的问题。以《子虚》《上林》为例，既然赋家主旨在于批评王公贵族穷奢极欲，促使其改弦更张，那么在对反的一面进行穷形尽相揭露的同时，还应注意树立正面典型。譬如针对楚使子虚夸诞云梦之泽，乌有先生的评论是：“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所评诚然不谬，然而其后乌有先生并未就“德厚”展开论说，反而继续矜夸齐国山川，实际上又落入子虚窠臼。此后亡是公对于子虚乌有之争的批驳云：“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更可谓如当头棒喝，发言光大，但随即又转入对天子上林巨丽之美的铺陈，又焉非“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贬君自损”？实际上这里所采用的是以恶制恶的逻辑，不是异质相克，而是同质相较。既然如此，则针对反面的任何批评都是苍白虚弱的，这就是西汉扬、马大赋陷入绝境的症结所在。《两都赋》无疑抓住了这一症结，并且采用了“极众人之所眩耀，折以今之法度”的辩难方法。质言之，对付“众人之眩耀”，不再是变本加厉，而是以“法度”相折，并且这种“法度”不能停留于空洞说教，应有具体事实为依托。因此针对《西都赋》对长安的形胜物产、起居游乐的夸诞极尽声貌，《东都赋》就展现出一个以遵循“法度”见胜的洛阳典范与之相对比。譬如写建都始末，《西都赋》开始就描写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而《东都赋》则赞扬“建武之治”之应天顺民，将“圣皇”光武和历史上有名的帝王相提并论。建都之前首先进行“省方巡狩，既览万国之有无，考声教之所披，发皇明以烛幽”，然后才是“增汉京，修周旧”。而对于东都的城市面貌仅仅用“扇巍巍，显翼翼，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几句形容之语，其后也没有像《西都赋》那样竭力铺写前殿后宫的豪华，只是说，“是以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踰，俭不能侈”，而且即便如此，最后皇帝还要下诏：“去后宫之丽饰，损乘舆之服饰……”这就从各个环节强调东都与西都之异质。

畋猎是古代帝王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最能体现治国思想。历代赋京都者都颇为关注。《两都赋》中，东、西都的畋猎场面都是作品中的重要内容，然而其对比亦最为鲜明。举其要者，可见下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