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殷参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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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参文集(金色夕阳出版工程)试读：
序 言
怀念殷参同志
王 晨在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殷参文集》即将付梓，这对于我们缅怀党的新闻战线的老战士、优秀领导干部殷参同志很有助益。《殷参文集》选编了殷参同志从上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的文稿及传略、纪念文章共97篇，约30万字。读罢《殷参文集》，我对殷参同志这位尊敬的前辈和长者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敬意。
殷参同志是1935年就参加革命的老新闻工作者，他1935年参加左联，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长期担任党报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他喜爱文学，一生热爱、忠诚于党的新闻事业。无论是在早期的绥德《抗战报》，东北《胜利报》、《新嫩江报》、《西满日报》、《黑龙江日报》、《东北日报》，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辽宁日报》、《光明日报》，无论他的身份是记者、编辑，还是社长、总编辑、顾问，他始终采访不歇、笔耕不辍，写出了数以千计的报道、评论和文章。他对党的新闻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时时惦念怎样把报道组织好、把文章安排好、把报纸办得更好。在他五十余年的新闻生涯中，真正是做到了耕耘一生、奉献一生。
殷参同志担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期间，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我与他有过近距离的接触，并且深深地为他的言传身教所感染。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他坚持原则的工作作风和为人正直的品质。他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真理标准大讨论引起了各方面的争议和压力，但是殷参同志立场坚定，他曾这样对我说：“我们文章的观点是正确的，不管来自哪方面的压力，我们都要顶住。”那时候，他还不遗余力地协助当时的总编辑杨西光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积极从各方面进行拨乱反正和平反各种冤假错案的宣传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审定签发了为《海瑞罢官》平反的第一篇文章，这在当时时代背景下是需要有非凡勇气的。这些都成了《光明日报》的历史佳话。
我还感动于他在生活中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为人谦逊、关心后辈的品格。他的座右铭是“认认真真办报，老老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办报，清清白白做人”。这是他人生的写照，他一生都在践行这一座右铭，展示出一位出色老报人的宽广胸襟和高尚情操，这也是新闻界的晚辈们应该努力追求的精神境界和做人风范。殷参同志病重期间，我曾数次到医院探望他，病榻上的他依然十分关心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依然关心着青年同志的成长进步，掩卷思人，真是感慨万千……
我相信，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个文集，会使读者从中看到过去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看到一个文学青年投身革命的心路历程，看到一个优秀新闻工作者为党的新闻事业执著奋斗的丰富人生。2011年6月28日于北京王晨，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原光明日报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社长。
他活在我的心中
王遵佗我和殷参在1945年9月8日结婚，他于1995年8月4日病逝。我们同甘共苦一起生活五十年。在这长久的岁月里，我感受着他的思想、品德、感情，他是我的良师益友。
他喜爱文学，热爱党的新闻事业。他在北平大同中学读书时就开始写作，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直到离休后主编《延安鲁艺回忆录》。他写了数以千计的新闻通讯报道，默默笔耕不止。写作，成为他的一种爱好,触景生情，总爱写下来。这本《殷参文集》就是他笔耕的果实。
殷参在中学时期就爱好文学，爱好写作。1934年，他担任北平大同中学校学生自治会宣传部负责人，主编大同中学学生自治会出版的校刊,并向校外发行。1935年7月至11月，《觉今日报》的《文艺地带》专栏刊登了以笔名颖灿发表的小说、散文、论文、评介十多篇，至今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存放的报刊中还可以看到。1935年7月23日刊登了评介果戈理著作《外套》的《外套》。10月8日始刊登了小说连载《周家的小彩》，描述了小城镇里被买卖的贫困女孩的悲惨命运和买卖女孩的卑劣过程。此外还刊登了《儿童教育与童话》《沙宁》《论文学的主义》《爸爸回来了》等作品。同时期他还经常为《中学生杂志》《中学生文艺季刊》《大同双旬刊》，及其他几家报纸副刊写稿。
1935年殷参参加了中共北平市委的外围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翼文艺刊物《泡沫》的成员。《泡沫》被国民党查封后又改名出版《浪花》、《今日文学》，仍遭被查禁的厄运。他参加革命事业，有坚强的信心、坚定的意志，不畏困难和风险。在学生时代参加“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参加平津南下宣传团，到农村去扩大抗日宣传，成为第一批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1938年7月1日殷参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华中队部、全国总队部工作。
1939年8月，殷参同志参加绥德警备区《抗战报》工作。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随着斗争形势的需要他及时写出大量的报道，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八路军抗日的功绩，针锋相对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阴谋。当时较有影响的报道有《边区自卫军活捉土匪》《碛口胜利》《印度医疗队从敌后归来》《山城的雾》《宝塔》《下“南路”的孩子》《民主——在模范抗日根据地》《吕梁山的孩子们》等等。他还是范长江同志主持的国际新闻社的特约通讯员，一些稿件通过桂林的总社转发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华文报刊录用。
1945年10月，延安组织了干部大队（京西大队）到东北建立革命根据地，路过绥德。当时，殷参在绥德地委宣传部工作，我在绥德县委宣传部工作。我们的工作、生活都很顺心、安定，但我们满腔热情更愿到斗争前线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一致商定申请参加京西大队。经过组织批准，我们随京西大队一起出发。
当时，京西大队人员组成军队编制行军。从绥德出发，经过米脂、清涧、葭县、吴堡等县，到黄河西岸的渡口，乘坐河边船工划的木船，听着他们拼命似的呼喊，冲破惊涛骇浪，到达彼岸山西。经过日军占领区域，穿过封锁线，一路日夜行军。殷参体力不强，夜行军走路很艰难，只好冒着风险，走一程，在路边歇歇再走。当时，有的同志走不动，就到老乡家歇下来回陕甘宁边区。殷参坚持下来了。
到达东北后，殷参先后在《胜利报》《新嫩江报》《西满日报》《新黑龙江报》《黑龙江日报》《东北日报》《辽宁日报》《光明日报》工作，虽然担任编辑部主任、总编辑、社长等领导职务，始终没有放弃采访写作。他不辞辛苦、不惧风寒、不畏艰难，深入农村工厂，到人民群众中采访报道。深入现场,看真情实景,到煤矿就下井，到工厂去车间,访问模范人物到工作现场，去家庭邻里。
解放战争时期，殷参在《西满日报》工作时，到三肇地区（肇东、肇源、肇州）采写剿匪、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和支援前线的报道，将近一年。1946年11月—1947年8月发表了三十多篇新闻及通讯报道，其中有二十多篇发表在《西满日报》头版。在严冬季节，天寒地冻，他冒着风雪去采访。回想当时，他身穿军大衣，清晨离家的情景，还时常在我脑海中闪现。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殷参在《东北日报》、《辽宁日报》工作时，他以极大的热情宣传我国东北重工业基地的社会主义建设，使《辽宁日报》成为一张在全国以经济宣传而享有盛誉的省委机关报。为了报道好辽宁的国家重点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殷参同志多次带领记者到鞍山、抚顺、阜新等地进行深入采访，写出了许多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新闻和评论。殷参为了办好报纸，不辞辛苦。担任总编辑时，每晚上夜班，安排报纸版面，审阅稿件，白天还要参加省里工作会议，数十年如一日。我们凌晨下班步行回家的情景仍留在我的记忆里。
1960年8月，辽宁省遭到二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殷参毅然到灾区组织报道。1975年辽宁海城地震，殷参带领同志及时到灾区连夜采访报道。
殷参热爱并十分重视人民群众中的先进人物，积极宣扬他们的先进事迹，坚持典型导向的传统，使典型人物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榜样力量。在他主持工作下，《辽宁日报》宣传过的重大典型数以百计，其中如孟泰、王崇伦、苏广铭、吴大有、尉凤英、佟金凤、黄元龄、雷锋等，都是最早由《辽宁日报》宣传而闻名全国的。尤其是对雷锋同志的报道，殷参同志倾注了大量心血，创造了典型报道的新形式、新经验。
殷参很敬重农业劳动模范高凤志。1953年，他到高凤志的家乡绥化县六合村住了半个月，到各家各户深入采访，从各个方面了解高凤志的所作所为、为人处事。他喜欢高凤志勤劳朴实、正直、乐于助人，写下了长篇通讯《“铁孩子”高凤志》。高凤志到省里开会、办事，殷参请他到我们家相聚，高凤志送给他一束红纸包着的麦穗，他珍贵地收藏着，他们成了好朋友。1970年高凤志同志不幸因公逝世，殷参得知噩耗，很悲痛。1986年我们到黑龙江省访问时，专程去绥化县六合村看望了高凤志的家人，看到他们生活好、孩子工作好，很欣慰。1994年殷参在《当代“老新闻”》上发表了《采访高凤志追忆》，追忆了与高凤志的相识相知，及其先人后己、舍己为人的高风亮节。
殷参对党的事业有高度的责任感，时时惦念着怎样把报纸办得更好。他坚持党的原则，在报纸上开展公开批评，和社会上的不良现象斗争，遇到阻力时不气馁，不畏惧，不退缩，依靠党委坚持批评，坚持正义。他是一个执著的人，凡是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想要做的事，总是孜孜以求，坚持做成功。他热爱党，热爱新中国，时常感慨地对我说：没有党的培养，哪有我的今天？
从这本《文集》里，人们可以知道他是怎样的人。
他活在我的心中。2011年1月10日王遵佗，曾任黑龙江日报社第二总编辑，东北日报社编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辽宁日报社副总编辑，辽宁省广播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党委副书记。
中学时期 1934—1937
文艺评论
把握住“现在”
不再埋头苦干的青年们，不但无事的清闲使他们感觉不到自在，而且因此更使他们苦恼——这是极普遍的现象，尤其是学生们。他们无时无地不在嚷着“无聊” “没劲儿”，觉得什么事都不值得做，什么事都无从着手。但是，当你问他：“你究竟打着什么主意？”他们定能给你一个似是而非的答复：“我们虽不曾依照理想做事，但是我们极想上进的。”
这种像甜又像苦的滋味，我是尝够了的。率直地说，这十几年的生活，都是从这种矛盾的现象中度过的。——新年到了，我做一个美满的计划，加上很多大吉大利的勉励的话；年底到了，写回顾的时候，因为觉得过去的生活太颓唐，自己诅咒了一顿，并在末了写上“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未来种种又如今日生”。这种要想改过自新的欲望，使我一年一度地订新计划，也就是一年一度地立志着。
今年，国文教员给我们一个作文题：《1934年的回顾和1935年的展望》，算是这学期的结束。若在以往，这就成了我自己教训自己和订立新计划的好机会；但是，我今年并不这样做，我觉得这是太自欺了，我领悟到一点更重要的。
立志，今后生活的计划的本身是无可指摘的；而且是十二分需要的，试问哪一个活着的人没有人生观？譬如一个人只盘算着“今后如何享乐”，那么，“享乐”就是他的人生观。虽然他的人生观是不正确的。至于只求得过且过，对于前途没有企望，只有妄想的一流人，又当别论；因为他们根本不求进取，惟蠹食社会而已。
一般地说，青年时代是一生中最蓬勃的时期，也就是求知欲最大、进步最快的时期，有生理的现象作佐证。尤其是正在受中等教育的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家庭负担（也有少数是例外的），生活是足衣足食的，可以专心地求学。但是，我们做事，事先虽有计划，而事后却得不到良好的结果，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
的确，上面也曾提到过，青年的求上进的欲望最高；然而，人们不是机器，当然不能不休止地工作，并且青年的意志是很薄弱的（当然也有坚强的），只遇到了稍微的不如意，就能使他们灰心。这样，使他们消失了“求知”的勇气，久而久之，懒惰的习惯就养成了。
这些“懒惰”的青年们，无时不在设法自振，不过没有成功就是了；如一年一度的“反省”就是极好的例证。我们考察他的原因时，不难发现“青年们不拿时间当时间过”。其实，这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正在期待着充满了朝气的“明天”，只有“明天”才可以将他们以往的懒惰除去，踏上勇往前进的路子。但是，他们都疏忽了“明天”是明日复明日地没有个尽期的。
有岛武郎曾把人们的生活态度分成三类：第一，是追忆过去的；第二，是渴慕未来生活的美梦，也就是沉于幻想里的；第三，是重视现在生活的。这最后的一种才是真正所谓“人的生活态度”。
我想，每日在回忆着儿童时的乐趣的青年，一定是占少数的；因为这个五光十色的现社会，尽够使他眼花缭乱了。重视现在生活的青年也是很少数，因为埋头苦干是件很苦的事情。大半都是属于第二种，仅以现社会的轮廓组成想入非非的海市蜃楼；他们希望着有理想般美满的社会，然而他们并不努力准备。我们只要稍微加以思索，解答是很容易的：“未来”是将来的“现在”，当然，现在若是感觉到不满，而不加以改善，惟期望着“现在”的化身“未来”，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要是只期望“未来”而不改良现在的缺点，那么“现在”生活的满足是永远不会获得的。
由以上各段看起来，我们不应该追忆过去的美梦，也不应该憧憬未来的美梦，而要重视“现在”，如有岛武郎所说：“过去的生活，无论如何美妙，总是已过去；未来的生活，无论怎样富丽，毕竟是还没有来到，所以认定现在的价值为无上的高，要出全力去求它。”
我们鉴于以往的事实，知道一年一度的立志是失败在“憧憬着未来”和“轻视了现在”。所以我们要使自己进步，立志有成，必须“计划未来”和“把握现在”。换句话说，我们只计划“未来”而不憧憬“未来”，切实地把握住“现在”，现在的“现在”。《大同双旬刊》第一卷第三、四期合刊 新年号1935年1月18日《大同论坛》 署名：粲然《中学生杂志》1935年5月号《青年论坛》 署名：颖灿
沙 宁
阿志巴绥夫对于他自己的《沙宁》曾说：“你也许很有兴趣知道我自己对于《沙宁》的意见，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不以它为一部伦理的小说或一部青年时代的毁谤作品。《沙宁》是个人主义的辩解；小说中的这个英雄是一种典型，在纯粹的形态上虽然还新鲜而且稀有，但这种精神都寄在新俄国的各个新的，勇的，强的代表之中。许多的模仿者，并没有领会了我的意义，急急地把《沙宁》的成功，转成为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大大地侮害我，他们充满文学界以淫秽的、龌龊的作品，因此，在读者的眼中，贬落我所要在《沙宁》中表白的意义。”《沙宁》出版的当时，俄国正流行着性的放纵的文学作品，所以这“彻头彻尾被肉感渲染着的”《沙宁》，也不免被毁谤者所贬落。《沙宁》的内容是“自我”存在的英雄沙宁，从幼年起就不受任何人的管束，因为他很早就脱离家庭，“恰如一株生在田野中的树”似的自由地成长。他回家之后，嘴角永远挂着宁静（还是说讥讽比较合适些）的微笑；他使一般的人们不能琢磨他的心里究竟想些什么。他有个美弱的妹妹丽达，使他本能地要做他对于异性的要求。但是，丽达是个俗人，“好像是避开了正走近的猛兽一样”地避开了他。丽达和一个美貌庸俗的军官萨鲁定恋爱，并且怀了孕，丽达把这事告诉萨鲁定，萨鲁定不但不安慰她和想办法，反而奚落她，因此她羞愤得想自杀，结果被她的哥哥沙宁救了。他讥笑地劝她道：“无论如何，这是不值得自杀的。且看着辉煌的太阳，恬静流着的溪水，你死去之后，世上人知道你受孕，便与你不相干吗？可见你不是为怀孕而死，乃是为怕世人的嘲辱而死。……且你所怕的也不过是几个亲近的人罢了，你所不认识的人，你不见得怕他。和你亲近的人听见这事，自然是惊异的，但他们说什么，不过是说你没有正式结婚，就有了性交罢了。……你要知道，这班奴才们都是毫无知识的，只有贪酷卑污的心思。”于是丽达得救了。沙宁不把这事放在心上，觉得性交不过是人类最自然的本能。也不对萨鲁定记恨，由沙宁把丽达介绍给曾被丽达一度拒绝过的医生——诺委加夫。后来萨鲁定和他的朋友到丽达家去，被沙宁骂了出来。萨鲁定曾要沙宁决斗，但被沙宁拒绝了。有一天在街上两人遇见了，为了不经意的笑声，两人开始凶殴，萨鲁定失败之后，回去不久就自杀了。《沙宁》中所描写的次要人物要算犹里了。他是受过高等教育而缺乏意志的青年。他对于自己的生活态度没有主张，同时对于社会制度的现状怀疑和不满，但是他不能改革社会。他在恋爱方面虽感有生活力，但他不能如沙宁似的不为社会制度所牵制。终于逃不出他自己思想的困惑而自杀了。当举行葬礼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请沙宁说几句话，沙宁只说了一句话：“现在世界上又少了一个庸愚的人了。”接着，他悄悄地离开城市（因为他怕他的母亲和妹妹给他麻烦），到乡间去了。在火车上，又因憎恶同车的人，便走到脚踏板上，跳下车去。沙宁深深地呼吸了一下，于是他举步向曙光所出处前进。《沙宁》中所描画的人物，一个个都是美貌聪明的青年，他们的头脑中，认为“人生”就是“享乐”，所以都沉溺在甜蜜的恋爱中。同时，被固执的思想或恋爱不够条件所决定的人们，也是因得不到“人生的乐趣”而颓废，甚至自杀。如患肺病的西米诺夫和面貌丑陋的索洛委契克。即使如犹里，美貌的西娜爱他，但是他被“道德的观念”所绊，和对于沙宁的妒嫉而失望，自杀。总之，整个故事都衬出极端的个人主义。在这里，作者用精巧的艺术手腕所诉说的两个被毁坏的女子和三个男子的自杀，不但不显阴郁，反认为毁坏的过程是很自然的，男子们的自杀又是庸愚的。
诚如作者自己所表白的，沙宁是反映了当时俄罗斯知识阶层的虚无的个人主义。作者由主人公沙宁的口说出：“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只希望生活不使我感到痛苦，为着这个，第一，非满足自己的自然的欲望不可。欲望——这就是一切！人的欲望死灭的时候，就是他生活的死灭，他杀却欲望的时候，就是杀却了他自己。”我们知道，《伟大十年间文学》中，珂根对于《沙宁》的评价是不错的：“阿志巴绥夫主要是一个‘生理学’的作家。生理学是他的出发点。沙宁是粗野的尼采主义者，讽刺的利己主义者，他主张着自身欲望的满足，就是唯一的法律。沙宁否定了道德，否定了书籍、理论、主义、社会，和一切自己节制。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是虚空。关于‘一般利益’的说话，那都是些澹话。”
作者的写作技巧是超越的优美。沙宁虽是个人主义的说教，仍能给读者一个活生生的深刻的印象。我们把沙宁看做一个时代思想的反映是可以的；当然，万一我们也是跟着阿志巴绥夫似的崇拜起沙宁来，那是一个大大的错误。若是承认“人是社会的动物”的人们，我想，他将不会为夸大了的个人主义的说教而动心的。
1935年7月20日 北平《觉今日报》1935年8月5日第三版《文艺地带》 署名：Y C《中学生文艺季刊》第一卷第三号（秋季号）1935年9月30日 署名：颖灿
外 套《外套》是果戈理（Gogol Nicholas,1809—1852）的著名小说。
内容写一个19世纪俄国的九品官（书记），名叫阿加克·阿加克维奇，是个任人奚落打趣的卑贱的矮小的人，他“永久地”做着九品官，一生除了抄写之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希望知道。他做着司（衙门）里任何人给他做的事，他并不计较。只有同事跟他闹得太凶了，他才开口说：“莫动我！你为什么欺侮我？”在这话里，“刺人肺腑地”响动着：“我是你的兄弟！”这种颤抖的语音常使新同事感到很大的恐怖。有一位上司想提拔他，他却“汗流得了不得，拭了额头，终于说道：‘不如给我抄写一些什么倒强些。’”他的外套破得连缝补都不能了，但他是个穷人，只得从十分清苦的饮食费中竭力省下钱来，忍饥挨饿几个月，才积起一些钱，凑上“赏节”总算做成一件既“暖和”又“美好”的新外套。这件事在衙门里引起大大的注意；甚至，有一位副书记长，特别为了这事召集一个晚会，替阿加克的新外套庆贺。几天后，他必须穿上新外套去赴副书记长的晚会，一切都是“精神极舒畅地”。不意归途中经过冷僻的广场时，新外套却被人剥去了。好心人向他劝告，叫他去会“阔佬”，或许有追回外套的希望，但是，“阔佬”却装腔作势地把他骂了一顿。可怜的阿加克回家不久就因伤寒症了结了他的愁苦的一生。可怪的是，从此后郊外常有死人出现，剥行人的外套，巡警们对他简直没有办法。直到那位责骂阿加克的阔佬的外套也被剥，认出这死鬼即是阿加克，以后“他”才不再出现了。
这个阴郁的故事，把苏俄沙皇时代官场的“虚伪”“龌龊”和被生活的环境磨成的阴郁的卑微的官吏，阿加克的类型，清晰地给读者一个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更深一层的“死人剥外套”的阴森的场面使人窒息。《外套》是写实主义和伤感意味的成分特别浓厚的一篇。它可说是在俄国小说中，悲惨的小说中，最先成功的一篇。如杜斯退益夫斯基说：“我们的一切文学，都是由果戈理的《外套》出发的。”
我们读完《外套》后，事实上并不能使我们觉出技巧是如何的精美，但是，我们若是把这早期的作品和19世纪末叶的作品比较，因此贬落果戈理的艺术价值，是错误的。我们由他的作品中，可以明了果戈理的艺术是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的混合，他一面是天赋极丰的想象家，一面又是根基于精致的观察的写实主义者。并且他别具有一种风格：“幽默”。他的幽默是多方面的，如他在《演剧的出发》中所解释的“笑”：“笑是比人们所想象的更重要，更深刻的。那绝不是因受一时的刺激，而从不康健的气质中生出来的为消遣而供给的笑，却是从人们坦白的本性中飞迸出来的笑。”所以我们在果戈理的作品中所认为可笑的，都是“在喜剧的笑的深处同样藏着构成悲剧之力的那个隐秘的泪”。《外套》就是果戈理含着泪苦笑着讲述的故事。
1935年7月20日 夜《觉今日报》1935年7月23日第三版《文艺地带》 署名：颖灿《中学生文艺季刊》第一卷第三号（秋季号）1935年9月30日 署名：颖灿
当前的问题
——《感同身受》读后
读圣陶先生的小说《感同身受》发生许多感想，对于当前的出路问题，根本地起了怀疑。
我正在受着中学教育，并且已到最后的一个学年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无疑的，不久就要走两条路中的一条：升学，或者就业。自量自己的家庭状况？“家里坐”是不允许的，所以必须“未雨绸缪”，先得决定自己的行止，然后在这一年中做种种必须的准备。
实际上，今日中国的教育，真有些令人难懂，“越教会越糊涂”，尤其是教育中最最重要的阶段——中等教育，弄得不三不四。只要头脑比较清楚些的青年，谁的脑筋里也会印上个疑问：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在小学里得到了浅薄的知识而走进中学时是抱着什么样的愿望？当然，我们所以进中学，目的在学得比小学更多，更正确的知识，凭这去了解自己，了解社会，和尽力做些应做的事。可是事实上，今日的中学教育满不是那回事，学校当局者只把它当作升大学的台阶，没有别的作用。至于再问进了大学又怎样？那么他们的答复不外乎：大学毕业后，很容易找到优良的位置，不愁没有好日子过。这些言之近理的官话，在纯洁的青年的心田里是颇受用的。同时，青年们也感受到这渺茫中的一叠“花边”的诱惑，脑海里建起一座空中楼阁，私自憧憬着。
在这种“授”“受”的关系之下，大家有个共同的目的：怎样“派司”大学的入学考试？因此，自然而然地把教育的重心移到考试的应付上。这样无异于私塾里的老先生们训练他的弟子去考秀才，它的结果是显然的：脱离了实际。目下，中国青年的家庭经济情形，最大多数是朝不保暮的，能有几个可以按部就班地中学而后大学？那么，他们受到了这种无益的，不着边际的教育，将蒙到怎样的损失呢？这些都是有眼共见的，偏偏今日的教育当局把它忽视了。
我想，为了“当前的问题”而着急的青年，决不是只有我一个。这种不去蠢然地接受学校的教育，而急切地寻求了解世界线索的青年的日益加多，被学校当局觉察了，他们就赶快阻止学生的课外活动，一面再加重学课，和“促进学生用功”（？）的会考扮演双簧。我们知道，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它的背后自藏着一种特殊环境，这里无须多说，诸位读者一定会很明白的。总之，被糟蹋的是我们青年！
圣陶先生告诉我们，大学毕业生要找个三四十元钱的位置，难如上青天，这真是耐人寻味的事。依理说，一个费了近二十年的岁月和几千元钱而培植成的大学毕业生，竟连糊口的小事都找不着，那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自己再设身处地想一想，中学毕业了怎样立足社会？从前，只听见长辈们的什么“世道日下”等叹息，现在眼看着大学毕业生们闲着没事做，这是个最可怕的实证。
既然知道当前的严重的问题是事实，并且明了希望当局自己知过而改良是个梦想，那么，我们应该切实地反省一下，毅然决然地把虚伪的“名誉”和“金钱”丢开，先积极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然后针对着维持这种丑恶的社会教育制度做反抗的工作，尽一份“人”的责任。
圣陶先生的《感同身受》，虽然轻描淡写的几页，但它告诉我们的东西已经很多。不过，我们还是不能因此而满足。因为作者只是用近乎人道主义的同情作出发点，故事也是侧面的，作者虽然巧妙地用教授的为难，衬出他的学生的悲哀，实际上学生的悲哀不知要比教授的为难深上几倍呢！我想，若是以圣陶先生的技巧，正面地写出大学毕业生的没有出路的悲哀，一定能格外感动读者，使读者兴奋，流泪，和悟到今后的任务。《中学生杂志》1935年11月号《青年论坛》 署名：颖灿
中学生的自决问题
读了小芒君的《国难期间中学生对于教师的要求》（本志六十七号），我也抱着同感。现在社会教育制度的丑恶面，只要是一个中学生，谁都会感觉到；所差的只是各社会层的意识所反映的观念各异而已。小芒君把师生间关系的漠然，师生两方面自身的矛盾，都相当地加以剖明，而且指出了教师训练“时代的学生”应该注意的几多方面。我以为那是值得欣喜的。不过，小芒君还是偏重“对于教师的要求”，甚至高呼着“救救我们可怜的一群呵！”这，久而久之，“妥协”是很可能的，不免变成陈衡哲先生似的无力的呼吁。所以我们会感觉到不满足，我们既然明白了它的“罪恶”，我们要“自决”！
我曾经用江缃纾的笔名，在本志本年元月号里发表过一篇短文《自己的态度》，说明陈衡哲先生的不彻底，并声明我们这些遭受“青春的剥削”的中学生，是抱着什么样的态度。不过那只是原则地提及。现在，借着这个机会，把自决的具体意见记下来，算是对于中学生自己的一点要求。
我以为学生在学校里要使事情进行得顺利，非得学生自身的团结不可；就跟人民大众要争取自由解放，非得自己的团结坚固不可一样。所以小芒君所提到的“集团生活的训练”，有在这儿补充的必要。
不错，中学生的生活本身即是“集团的”，而做得不很好，似乎变成各管各了。这种现象的形成，是由于学生们的小布尔的利己根性，那是谁也不能加以否认的。但是，学校是教养的场所，学生有什么错误，教育者应该负全责加以纠正的，而实际上，学校方面大多起反作用。譬如，学生中有人发起组织什么研究会或读书会，探讨现实的真实或某种科学的真意义，那么必然的，那发起的几个人即刻会遭受到恶意的“注意”，甚至“监视”。而且用不了多久，一定会为了莫须有的理由而被开除。说到“学生自治会”尤其来得明显。北平的各中学里所组织的学生自治会，不外乎两种：一、御用的；二、同学们自己的。前者的一切行动必须向学校当局请示，听从学校当局的指挥。后者的“存在”须经过多少次的斗争，它的活动却只能限制在“学生运动的高潮期”内。里面的负责人，不用说要受学校当局的监视，从中离间，更有随时被“传问”或者“逮捕”的危险。过去，我的母校是比较“宽宏”的，但听说近来学生自治会已被解散，还开除了二三十位优秀的同学，那么其他各学校更是不堪设想了。按理说，学生自治会是促进学生过“社会生活”的有效组织，为什么教育者竟如此作践呢？这没有什么不可思议，正如他们口口声声叫学生“爱护公物”，要“服从”，要“友爱”一样；比得大一点，如衮衮诸公一边喟叹“中国人民如散沙，呜呼，中国之将亡！”一边努力摧残抗日救亡的民众是一样的，不过是为了他们自己！
请求教师们来“救救我们这可怜的一群”，原是正大光明的，无奈在一切都反常的社会里，这样一个合理的愿望难免变成幻想！不能否认，在教师的群里，确有许多跟我们抱同情而努力着的；但是他们的境遇会变成不堪设想。就拿我的母校来说（是的，我很难把它遗忘！），这半年竟解聘了六位之多，他们都是非常出色的教师呢！他们没有别的过错，只是同情学生运动。这够使人寒心呵！可能平安地存在的只有两种教师：（一）社会上的事不闻不问，光教死书本子。（二）取悦于学校当局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且造谣生事地向学校报告学生的行动，做一个忠实的鹰犬。在这个粥少僧多的混乱的社会里，有几个人不为经济所压迫呢？所以，小芒君的意见不是任何明白的教师所能采纳的，大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为正义而奋斗的教师仍然有的，那是需要同学们自己去发现了。“拯救自己的，只有自己为最可靠。”这是值得珍贵的格言。
我们知道，学校本身不一定是训练集团生活的场所，真正的集团生活必须经过艰苦的斗争。同时，要把关在书本子里的同学解放出来，非利用集团生活的方式不能收到最大的成果。所以先要设法造成一个“集团的倾向”，然后用可能利用的方式组织小的集团，如细胞分裂似的，造成一个较优的环境。这原是极普通的常识，如不能好好地运用，当前的矛盾也就会没法解决。
从各种角落里成长的中学生们是具有各种不同意识的；所以它本身是一个“联合战线”，共同的目标是要求“求知的自由”，“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努力促进“集团的倾向”的人们，尽可不必捧出某党某派的主义或主张来（假如有人从中强迫加入什么的，那简直是“无耻”），只要大家能够赤诚地为着自己的目标而努力。
在一般的文化水准低落的现状之下，我们不得不向少数明白的同学们抱着过切的热望。他们必须虚心地、热诚地担负起“联合战线”组织者的任务，依照各同学的当前需要而进行“说服”工作，尽力地把有害的观念消毒，拉到自己的一边来，——这以“个别谈话”的方式最为合适。因为一般同学最容易受到外界的蒙蔽，所以在开始时不必说组织什么会，尤其忌讳提出过高的口号。
待同学们稍微能够了解各方面的情形之后，应该切实地领导进行各种实际问题的研究，如国际形势的现状及动向，新文字的发生及其发展，社会上现实问题的解剖和解决，及汉奸理论的批判等；并介绍优良的读物，努力使自己及受自己影响的人们的生活严肃起来。
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非用最大的理智，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那是运用机智、增进毅力最有效的方法。同时应该切实留意的，莫过于抱“关门主义”和性急地觉得不耐烦而“放弃”了的错误。“一二·九”掀起的北平学生运动，到现在没有更长足的进展，虽是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但上面所提到的两点毛病，也是不可讳言的缺陷。我相信，正在努力的同学们是不难将它克服的。
以后希望热忱的同学们将实践中的困难提出来，大家讨论。《中学生杂志》1936年1月号《青年论坛》 署名：颖灿
儿童年的儿童文学
今年是“儿童年”，一般人的关心儿童，似乎也加深些，所以关于儿童的切身问题，不像往日那样漠视，而尽量寻求解答，并且尽力地实践着。
儿童文学对于儿童的影响很重大，所以我们应当把儿童文学提出来，作种种必要的检讨。“文学”的作用和任务，在中国固有的文化领域中是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的，因为它传统地被一般人认为“无所谓”的“消闲品”，只有“行有余力”的人才“学文”，也就是说，“文学”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了这种思想支配着人们，所以几千年悠久的文明历史上，见不到伟大的反映时代的作品。同样，人们要希望受到文学的有益的影响，亦成为不可思议的事情。事实上，真正的文学作品绝不是“耍耍笔杆儿”的无谓的玩艺儿，它是把真实的社会生活形象地表现出来。文学作品好比一面明亮的镜子，读者可以真切地照看自己，照见周遭的环境，获得反省的机会而改进自己的生活。这种作品，对于人生虽然不在“决定”的地位，而“影响”的效果仍是客观地存在着。
儿童文学是文学的一种，我们不能把它认为是特殊的东西，它不能脱离“文学”的范畴，也就是它和一般的文学没有根本的差别，不过手法不同，形式各异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肯定：真正的儿童文学，必须以供给儿童的需要为前提。
在儿童的纯洁的头脑里，对于实生活的认识是非常单纯的，他们对于实生活中各种现象，只能感觉到莫名的新奇、错乱；换句话说，他们的简单的头脑不能分析现实，理解现实。若是用错综的、多面的文学手法表现社会上的事理，儿童们是无法理解的。同时，若是把事情很简单很客观地直叙下来，固然是比较明白了，但儿童们还是因了不知道“内在”的社会原因而不能了然，或故事流于呆板，引不起儿童们的兴趣。
在儿童文学中最需要的体裁，那是用极简单的、有兴味的描写手法形象地表现社会现象，而它特别是单纯化了的透视事物外形的结晶。这种体裁就是“童话”。所以童话在儿童文学里占着极重要的地位。
我们翻一翻“儿童年”的儿童读物，它是不是当前所需要的，和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今日最大多数的儿童读物中，由来源区分起来，可归成两类：一类是从西洋翻译过来的，或者脱胎西洋童话的。另外一类是把国内民间传说或者历史上的事实编成的故事。前者的人物，不是娇贵万分的王子、公主们的奇缘巧合，就是万能无敌的英雄征服万恶的魔怪，得到高官厚禄和美丽女子的爱的幸运儿。它给儿童的影响是什么呢？除了引起儿童们走进想入非非的境地，或是使儿童们都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崇拜者，企图获得高官、美人而外，还有什么呢？至于后者，传说本身就靠不住，迷信的气氛特别浓厚。用历史上的史实作童话题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怎样做个“忠臣”、“孝子”、“贤孙”。处世应怎样守“礼”，讲“恕”，做个与世无争的“大度”人，即使自己的脸上被人唾了一口浓痰，也得让它“自干”的。把这种东西给儿童们读，分明是注射封建意识的毒汁在纯洁的心灵里，将来做个懵懂的低能的“顺民”！
我们应该把这种有毒的东西连根除去，丢进垃圾桶里，在这方肥沃的地里重新播种！
我们并不否认，中国也有对于儿童滋补的作品，过去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张天翼先生的《大林和小林》，都是很值得一读的。
怎样写童话？这里拿《表》（俄国班台莱夫作，鲁迅译）来做个例子，可以得到更具体的说明。《表》的故事很简单，他写一个浮浪儿无意中得到一只值钱的金表，在被迫入儿童教养院之先是这样地想逃跑，企图过个海阔天空的生活；进教养院之后，奇离地经过许多波折，渐渐地把野马似的浮浪儿变成一个健康的孩子，为全教养院里孩子们的模范。《表》的主题表现浮浪儿不是天生的低劣，而是被社会环境养成的，所以要铲除这种不良的社会产物，并不像形而上学者的专讲“伦理”关系，而切实地提出改造环境的实践。
童话的题材必须摄取于现实，上面已叙述得很多；对于写作的手法，必须以具体、轻松、明快为主，“说教式”、“讲义式”的东西是引不起儿童们的兴趣的。《中学生杂志》1936年2月号《青年论坛》 署名：颖灿
非常时期文学的建立
1936年里，世界上是极度地动乱着，侵略者加紧他们的掠夺，被侵略者求生存的欲望同时高涨，掀起了英勇的抗战。
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这是不可讳言的事实。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它的主权是或多或少地操在帝国主义手里，当侵略加紧时，半殖民地就很容易沦落为殖民地，做了人家的亡国奴，给人家当牛马；若是中国的民众不能起来反抗的话。但是，有谁愿意做亡国奴呢？所以，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形成了抗战的阵营。——大家只有一个目标：为了大家的自由解放，大家坚强地团结起来，不许侵略者占去一寸国土！
这一种伟大无私的联合，反映到文学的领域上，就是“非常时期文学”。
现在，需要谈到“非常时期文学”的建立问题。
在谈到建立之先，有一个疑问需要解释。记得在“文学”的论坛上，曾有过一篇短论，说是：真正的非常时期是“行动期”，“行动期”的文学是不能存在的，因为打仗的时候，有的不过是标语口号，这不能算是文学；文学的任务不过是于“行动期”之前造成个集团的倾向，“行动期”后将斗争的事实重现到纸上。显然的，那样机械地辟出个“行动期”来就是一个错误。我们知道，在制造集体的倾向时，已经是一个“斗争”，它必须说服（甚至征服）封建的残余势力和自私的个人主义等，并且所谓打仗，不一定一个个都得去爬战壕，即使在政治上、文化上工作，也是能够尽了他的任务的。所差的只是打仗期间的物质供给不能充足，而将文学的表现方法改变成适宜运用的形式，但是，这决不是“行动期”文学的否定。“非常时期文学”的建立基础，是在最大多数的人民身上，因为真正地担起抗战任务的是人民。我们可以这么断定：“非常时期文学”的利益和出路，即是人民的利益和出路。当前，全中华民族共同的、唯一的目标是抗敌，所以，“非常时期文学”应该真正地成为抗敌的文化武器。
在建立“非常时期文学”的当儿，最应注意的现象有两点：（一）“非常时期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的淆乱——以往，提倡民族主义的文学者，将民族主义狭义地曲解了，认为天下只有中国是文明古国，只有中国人“行”，将来得征服全世界；这，跟德国的“纳粹主义”倒是相差不远。可是，当国难临头时，他们又因了留恋自己舒服的生活，不能抗战，只好退让。由事实证明，民族主义文学者，只能制造荒谬的幻想和阿Q式的精神报复，实在是最堕落、最自私的东西。“非常时期文学”则不然，它绝对不主张妥协，不主张退让。当侵略者越过我们的国土一步时，就必须使出我们的力量，给它一个致命的打击；同样，对于有害的理论，我们要加以最严厉的批判。（二）“非常时期文学”是中国人的——这句话也就是上面所谈到的重复。还是那句话，因为是中国人，中国亡了大家都不能活，所以大家总得为自己打算。现在，侵略者张牙舞爪地迫近时，我们尽可不必分什么派别，只要大家的最大的目标相同，不妨都是朋友，都是同胞手足。等到侵略者灭亡之后，我们再自己算账还不晚。我在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中国的文学者都应该加入“非常时期文学”旗帜之下，就是以往犯了错误而现在觉醒的文学者也不必有什么顾虑，请也英勇地参加吧！“非常时期文学”应该和非常的、伟大的行动配合起来！
有人提出“国防文学”，我以为这是最合适于“非常时期文学”的称号的。《中学生杂志》1936年9月号《青年论坛》 署名：颖灿
文学的反抗性
英国的剧作家鲁宾斯泰在他的讽刺剧《狄更斯的碰壁》里，活生生地表现着一种普遍的现象。
当狄更斯将他最得意的杰作《块肉余生述》请求出版时，有一天，出版家的律师请他去谈话，告诉他：“你当然已经知道，对于诽谤罪的控案，即使证明了你简直不会听到过这位据说是所诽谤的人，也保护不了你。……在这判决能够废止之前，作者和出版家难免有因了凑巧相合而受祸的可能。”等到打听出《块肉余生述》是狄更斯的自传时，律师更其为难地嘟囔了：“这正是我所怕的哩。你知道，‘相似’是第一个要点，可以作为诽谤罪上诉的根据……”结果，甚至请求狄更斯把作品内的描写改动一下，弄得狄更斯愤怒到了极点，绝望地叫了起来：“天呀！这真不能忍受！我的头昏了（他立起了）……我可以答应你一件事，密司脱哈立巴特（律师）万一我再写别的小说——这在现在是很成问题的——我要大大地说一说这在今天早晨向我揭开了的黑幕。假如法律拒绝作家有发表自由的权利，那么，这法律就必须打倒。我决议马上去做一种运动去。（他重新坐下）现在，我们再来商量一下，密司脱哈立巴特……”
我们读了上面这个故事，一定会希望了解狄更斯的为人和《块肉余生述》是说些什么。
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的浪漫派作家。我想，诸位读者大概都读过《块肉余生述》这部名著。他虽然浪漫地使男主角达维特成为文坛的大家，女主角爱密丽在澳洲也称心如意；但他更其逼真地将当时英国社会的丑恶现实，和下层社会的非人的生活大胆地刻画出来，暴露出来——这，也就成了使它出版发生困难的主因。
狄更斯是在穷困中长大的，他再也不能忘却生活的折磨。必然的，当他具有文学的才能时，会把亲身体验到的事物反映到作品上——这是一个最合理的创作要求。但是，当时的“法律”不能允许这个，非要他“改动”一下不可，使他呕血似的叫出“假如法律拒绝作家有发表自由的权利，那么，这法律就必须被打倒。我决议马上去做一种运动去”。
到了20世纪的现代，科学是进步了，社会也比较“开明”了，但对于作家的要求呢？却是更加苛刻了！这，凡是从事写作的人（出卖灵魂者除外），都和狄更斯抱同感的。
因了法律的不许可，而需要“改动”一下，是最能削减作者作品的真实性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推断：为“法律”上所嘉奖的作品，都多多少少地歪曲了现实，甚至于成为“吧儿”式的御用物。从这里，我们不难了解：过去伟大的真正的文学者，为什么都有反抗当时社会的思想。《中学生文艺季刊》第二卷第三号（秋季号）1936年9月30日《文艺短谈》 署名：颖灿
作品的主题与题材
作家写一部文学作品，先有一种表现某种意识或事实的要求，然后选择能够跟这种要求配合起来的现实，真实地、生动地运用文学的手法重现在纸上，给读者一个正确的深刻的印象。所谓因了“灵感”的冲动，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话。
作品里，具有两种要素：主题与题材。题材是一种实体，只要读者读到作品的某一部分，就不难知道用的是哪一方面的题材。譬如说，作品里写的是农村里的形形色色，我们就可以断定，它一定是用农村为题材的。而主题则不然，它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说得完整一点，即是作品的开头到煞尾，作者所要表现的总的观念叫做主题。题材的类似，绝对不是主题的相同。譬如，用农村为题材的，可以写成经济恐慌中农村破产的暴露文学，也可以作成优美穆静的农家乐的歌颂文学，这都是由作者的观点和视野来决定。
当文学的创作方法刚被介绍过来的时候，前进的作家们都煞费苦心地实践了。但是，所产生的作品，只是公式化了的“革命文学”。这里，有的是满口成语或术语的农夫和工人，更会温文尔雅地进行恋爱，末了，双双地投进了革命的漩涡。当时的文学作品，都有一种空泛地把握“主题”的倾向，把“恋爱”与“革命”当作不可分的“文学公式”。革命成了必须的“尾巴”。所以这样的原因不外乎写作者不能真正地理解主题，不能用现实的形象表现，只是幼稚地加以说明而已。这又关联到作家的生活了，“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是不能创作充实的文学作品的”。有一些生长在都市里的作家，根本不明了农村里的一星半点，而要描写农村的现实，它的结局是很显然的：不但不能真实地反映农村，连主题的空泛地把握都不可能。
曾经提到，由于作家的观点和视野的不同，能改变作品的主题。例如战争，在表面上是一种破坏的、残酷的行为，但是，黩武的侵略者把它当作夺取比面包更重要的“光荣”的手段，而被侵略者则认为它是保卫国土的手段，谁也能判断：前者是最卑鄙的掠夺战争，后者是英勇的自卫战争。
在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或是德莱塞的《1902年级》里，展开着很多战争的杀戮的场面，作者在士兵的言语和姿态里更是申诉着战争的罪恶，它给读者影响，也就只限于暴露战争的罪恶一方面，因为作者仅仅体会到战争的不道德，使社会陷入困苦的状态，而不知道战争是怎样产生的。这是一种描写战争的类型。
另外一种，作者不但暴露战争的罪恶，并且把产生战争的社会原因也指示出来。例如，铁霍诺夫的《战争》，把少数资本家、野心家的制造战争，下贱的科学家怎样勾心斗角地利用毒瓦斯来杀害敌军，以及民众的觉悟、反抗，都很清晰地表现出来。茅盾的《子夜》，也是显明地指示给我们：过去中国绵亘不断的内战，固然由于军阀的割据野心，但是背后，还是有侵略者的买办商人从中作祟！
所以，同样把握住战争的题材，可以表现成不同主题的作品。
记得在哪一本杂志上见到一篇小说，题目是《置产破产》，描写一个农村的老妇人辛辛苦苦地捡了一年粪，积起来的几十元钱粪价，被一个不正经的邻妇骗去了，于是宣告“破产”。这不能算是农村现实的反映，只是一个笑话而已。且不管穷困的人们是不是有“置产”的可能，但他们的“破产”绝对不是那样简单，荒唐！自有更基本的社会原因存在。假如农村的题材用这一类手法去描写，便是有意无意地蒙蔽了现实，歪曲了现实。所以，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不一定能真正地反映了农村。
以上的叙述，知道题材可以决定主题，主题可以影响题材的正确和真实性。《中学生文艺季刊》第二卷第三号（秋季号）1936年9月30日《文艺短谈》署名：颖灿
漫谈速写
速写在我国文坛上出现的历史并不算长，但是它已在各报的副刊上占了一个颇重要的地位；更有些杂志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部分，如停刊不久的《太白》曾给我们许多满意的作品。可是我们很少见到关于速写的理论的介绍，和关于速写的批评。
速写是一种文学的形式，和其他各种形式有结构的差别。
假如把杂文比作“匕首”的话，速写该是“剪影”了。有些人把速写当作小型的小说，仿佛它是依附着小说，不过是小说的枝节；其实，那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说法。速写在表面上看起来，故事固然是单纯的，时间固然是短促的，很像小说的一个段落，仿佛拼起若干个速写，就能成功一篇完整的小说。事实上，这种见解是错误的，例如把好多篇杂文拼在一起，不能成为一篇论文一样；因为根本有结构的差别。再在图画上找个更明显的例子，就是描出一个人的剪影后，看起来它虽是墨黑的一块，但它充分地表现了一个人的特点，凡是见过本人的，无不迅速地可由这张剪影忆起本人的面貌。本来，剪影是最单纯的图画，然而它每每比一幅精细的画更为有力。速写具有“剪影”似的效能，在文学的领域中呈现着。总之，速写是具备了独特的风格的。
速写不是容易写的，就好比素描不能随意涂抹一样。记得日本画家村云大朴子说过：“虽然是第一流的大家，还是不断地热心地作着素描，若是素描越做越困难，那么就发生新的疑问了。”速写也是一样，决不是写小说的人一定会速写，而需要单独地有所培养。
我们再看一下，写速写的时候，究竟应该注意些什么。
最先，作者必须具有正确的人生观，就是有前进的立场。把视线逼视着社会现实，以最锐利的敏感，用文学的手法，将观察或体验到的现实，具体地表达出来；而所选择的形象须是事物变化中最主要的瞬间，或为最典型的必然性。这样，可用短小的文词，给读者一幅深刻认识的现实的图画。
末了，把德永直所提出的几点来说明一下，我觉得他的意见是很可宝贵的。他说：
第一，要彻头彻尾以艺术的感性描写形象。
第二，忠实地用客观的态度观察自然，并且始终不离开主观去和它格争，而拉得统一。在自然——风物、社会、人类、事情的情景之中完全把握住典型的人物，使之活现。
第三，不移动焦点，由一定的角度一直地去发展，所以能有深刻的意思而成它的“扩大”。《中学生杂志》1936年11月号《青年论坛》 署名：颖灿
时事短评
这是血的事实
——纪念“五三”
我们的敌人掠夺我们的国土，残杀我们的同胞不是始自今日，更不会终于今日。过去曾发生过数不清的惨案。不久的将来必然无尽止地占领整个中国，奴化每个同胞。我们要生存，我们更需要自由。歼灭民族的敌人固然是当前的急务，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从前，悲痛的血的事实！
民国十七年（1928年），北伐军将到济南的时候。华北的民众虽在北洋军阀的重压下，也准备起来响应了。当时，日本感到自己在华利益要受影响，及劫掠山东半岛的野心所驱使，竟借保护侨民为理由，出兵山东。于5月3日跟爱国民众发生冲突，兼以掳掠奸淫，酿成兽性的大惨剧。我国外交官蔡公时先生跟他们交涉，他们不但不能承认自己的错，反而逼着签字他们的无理要求。蔡先生是爱国的，他不能为了自己而出卖民族，终于极其悲惨地牺牲在敌人的酷刑之下。山东的被占领差不多一年光景，把地方蹂躏得什么似的，终于因了民众的反抗和国际的援助，才开始撤兵的议定。
是的，我们永不能也不会忘却敌人给我们的耻辱，在我们没有获得自由之前，什么“合作”“互惠”“提携”都是谎话！那些附和提携合作的同胞们，请注意：除你之外，更有无数同胞，更有你的子孙！
殷参在《宁波大报》求职期间，写了大量进步文章。以下三篇短文，是他为《芥子园》专栏撰写的一少部分。《宁波大报》1937年5月3日《芥子园》 署名：艾子
救灾的话
四川的灾况已经非常严重，这是每一个留心报纸的人们所知道的。我曾读到一个四川的通信，真实地告诉我们四川的灾情，现在摘录一段在下面：
……荒区统计已达三千六百六十余万方公里，四川全省面积是四千一百五十余万方公里。荒区县份有一百三十余县，人口总数约六千万，以人口之一半为荒民计（实不止此）亦达三千万。食草根、树皮、白泥、芭蕉头，这一类事已成为普通事。近来有一件更惨的事：北川县当局捉了五个匪，在判处他们的死刑时，一个匪很坚决地说：“枪毙，很好。但是，死后请你们把肚子给我们破开看看，我们才甘心。”后来果然把这个讲话的匪肚子破开，这才发现，里面全塞的是干谷草和泥土，这是多么惨呀！……
可是政府和各地民众都曾问过近百万赈灾费到哪里去了？原来四川当局把现款七十一万余元自己留下，待政府和舆论追究时，还是向无力生活的人筹划这笔经费呢！这不是反而加害灾民吗?这里，我们想到赈一次灾就腰贯万万的“慈善老爷们”，他们是不是也有“人”的心？
救灾不是单纯的捐钱就可救的，最应该注意的，却是地方政府的整饬，及放赈人员的有良心。谨望贤明的政府当局认真地做到，为了数千万灾民们！《宁波大报》1937年5月26日《芥子园》署名：艾子
民族的出路
我在本月八日的“失去的土地”里，曾提到两个消息：一个是日伪检举哈埠工业大学，捕去学生数百人；一个是察北民众发难，抗敌自卫。前者说明日帝国主义的残暴，后者指出中华民族真正的出路。
据哈尔滨十四日电传：“辽河松花江等地，自入春以来，发现浮尸颇多，较往年增多数倍。查东省自被敌人侵占五年来，各河内时有浮尸发现，且均为青年学子。五年来所发现浮尸约有万人。近日来变本加厉，在各县市，设立思想检举所，而对中大学生之思想及行动，监视更为严厉。如无反动行为及其他，而思想稍有不满日伪满者，常加逮捕，往往以反满抗日名义之下处以死刑者，不知凡几。现东省近况，一如朝鲜。东北人民不知何日得见光明！”
我们对于这类兽性的屠杀，没有害怕，只有愤怒！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同胞，整整五年了！呵，这一笔浩大的血债，必须以同物偿还！
我们的敌人见到东北民众的抗日情绪高涨，无耻地进行毒化与高压，例如“思想检举所”的设立，明明是欲加之罪而污蔑的勾当，何况无理逮捕，任意处死呢？那么结果如何呢？我们知道：东北义勇军愈“剿”愈多，抗日情绪更加高涨而且普遍。这是历史所赐予的严正的答复！
察北民众自卫抗战发动之后，被敌人侵占的各地纷纷响应，中国民众已经英勇地站在国防最前线，为祖国而捐躯了！在歼灭敌人、民族自由解放的大目标之下，除去汉奸，没有不拥护政府抗日的！我们热诚地盼望政府给察北民众以实际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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