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达瓦次仁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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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区生态移民与生产生活转型研究：西藏日喀则市生态移民案例研究报告试读：
前言
随着工业化和现代文明的推进，人类社会逐渐进入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快速发展导致人口急剧增长、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等诸多负面影响，使得全球生态和环境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全球生态危机和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中，青藏高原正遭受着生态退化、冰川融化、降水量不稳定等严峻挑战，其中三江源、西藏西北（羌塘）地区的草场退化和沙化最为突出。为了保护和恢复草原生态及其生态功能，我国政府在青藏高原实施了多项保护措施，而生态移民就是其中的一项措施。自20世纪末以来，青海、甘肃、西藏等主要藏区在三江源、黄河源以及西藏的河谷地带实施了大量的移民工程，其中青海和甘肃的工程被冠以“生态移民”，而西藏自治区实施的多数移民工程因由扶贫系统实施而被冠以“扶贫搬迁”的名称。
藏区实施生态移民以来，调查、分析、研究和总结移民政策、生产生活转型、文化适应、产业发展、就业、技能培训等各方面的科研工作逐步开展，部分研究成果为移民工程提供了科学依据。然而，藏区移民研究在区域上存在不平衡的态势，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青海的三江源地区，针对三江源移民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领先于其他藏区。尽管甘肃、四川和云南藏区也开展了一些相应的基础研究，但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远不如三江源地区。对西藏自治区生态移民的研究尚处于空白，目前还没有系统研究生态移民的相关学术成果。西藏自治区将所有移民或搬迁一概确定为“扶贫搬迁”，致使目前的学术研究也从“扶贫”角度开展，未从“生态”角度进行。其实，很多“扶贫搬迁”是由生态退化或生态灾害所造成的，实属生态移民，理应作为生态移民对待并加以研究。为了突破从“扶贫”角度研究移民搬迁的传统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有必要从生态的角度重新审视并研究“移民”与“搬迁”。
因此，本课题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开展了实地调查和研究，以此推动西藏移民的研究，为西藏的移民工程提供科学依据，从而完善和推进今后的移民工程。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调查和编写时间有限，难免存在缺陷和不足，恳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课题组2012年11月，拉萨第一章生态移民概念与理论第一节移民概念以及原始移民综述
人类移民是指个体或群体从一个居住场所搬迁至另一个新的场所开始新的生产和生活的人口流动，这种流动不受地域、距离、规模、成分、成因以及目的等因素的制约。该定义基本符合国际移民组织对移民概念的解释，它不仅包含区域和形式要素，也包括特征要素。国际移民组织确定的区域要素是国内和跨国人口流动导致的搬迁皆为移民；移民形式要素包括难民、被迫搬迁者、经济移民以及家庭团圆等其他形式的移民；特征要素是指不受距离、成分和移民因素制约的人口流动。
自古以来，人类的迁移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最早的人类移民活动是非洲直立人走向欧亚大陆的人类搬迁行为。15万年前，非洲大陆基本被直立人覆盖，7万年前他们开始走出非洲，到4万年前人类的足迹基本遍布大洋洲、亚洲和欧洲；而向美洲的迁移始于2万年前左右，约2000年前征服了太平洋诸岛屿。之后世界各地出现了新石器革命、印-欧扩张以及中世纪早期大迁徙等大范围的涌动（Tatjana et al.，2002）。
早期人类的移民活动受到气候变化、环境变化、食物资源等诸多因素的驱使。青铜中、晚期，印度-雅利安人从印度河流域迁徙到恒河流域的平原地带；随后中亚出现了许多入侵导致的移民。例如，由印度-希腊王国、斯基泰人、帕提亚人、贵霜人领导的印度次大陆战事造成的移民。
印度-希腊王国（Indo-Greek Kingdom）有时又称希腊-印度王国。于公元前180年到公元10年间，建立在古印度西北部和北部的诸多希腊化国家，起源于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德米特里一世在公元前1世纪后期入侵印度西北部，之后巴克特里亚王国在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的部分与王国在中亚内陆的本土发生分裂，建立许多松散的且不同王朝的小国，并统称希腊-印度王国。
公元前7世纪以来，希腊展开了近两个半世纪的扩张，在西西里岛和马赛等地拥有属地和殖民。赛尔特移民对欧洲的文化和人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也是所谓精英和战士的迁移带来的文化和人群构成变化的经典案例之一。6～11世纪，突厥人最活跃，他们经今天的土耳其迁徙到欧洲和中东地区。
在讲班图语的人开始扩张之前，大半南部非洲是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的天下。然而，11世纪班图人移民到了今天的津巴布韦和南非。11～13世纪，贝都因阿拉伯人经希腊迁徙到北非，他们的迁徙和定居促使了该地区的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传播，从而导致柏柏尔部族走向衰亡。13世纪是蒙古人和突厥人的时代，他们的足迹踏遍欧亚大陆。蒙古人征服了中亚、东亚、东欧、南亚、中东的许多地方，他们的战士迁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活动。在蒙古人鼎盛时期，其权势横跨欧亚大陆9700公里，面积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Finlay，1998）。
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扩张加速了全球范围内的移民步伐。16世纪，至少24万欧洲人进入美洲大陆，19世纪时这个数字达到了5000万。土著人的数量急剧下降，欧洲移民占据了数量、权势、资源等方面的绝对优势。之后，出现了奴隶贸易，大量非洲劳工被强迫卖到欧美大陆，1860年，仅美国就有400万奴隶，其中绝大多数是从非洲买来的。19世纪，移民数量进一步增加，当时的主要移民包括劳工、难民和城市化移民。城市化带来的移民始于18世纪末的英国，城市化使得大量农民放弃农村生活，移民到城市，而如今这种移民在世界各地的移民中占有巨大的比重。
随着工业化的加速、交通技术的提高以及奴隶贸易被推翻，自愿、自由的移民成为国家内部和国际人口流动的主流。跨国劳工移民不仅解决了欠发达国家劳动力过剩的难题，也迎合了发达国家进一步刺激经济发展的需求。20世纪末，跨国劳工移民总数每年达300万人，意大利、挪威、爱尔兰以及中国的沿海地区是吸收外来劳工移民最突出的国家和地区。人类历史上的大型移民在许多方面影响了民族和国家的形成过程。
由于当今世界移民的数量之大、原因之多、影响之深远等，它已经成为全球各国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这种关注不仅仅出于对政治的考虑，也包括生态资源和文化方面的考虑。根据国际移民组织2010年世界移民报告的统计，2010年全球移民总数约为2.14亿人，如果以近20年的移民增速来推算，到2050年全球移民将达到4.05亿人（IOM，2010）。当今移民的动因是多种多样的，有战争、生态、贫困、就业、政治、文化、宗教等复杂因素，但是全球移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战争移民（难民）、生态移民和就业移民。第二节移民理论概述
21世纪就业移民普遍成为贫困人口（往往来自贫困地区和国家）获得收入来养家糊口的流行选择，他们把收入的一部分汇到本国，这甚至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其中最典型的包括菲律宾和拉丁美洲国家。一些理论试图从学术角度解释和分析这种跨国资本与人员流动的现象。
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该理论认为，劳工移民的主要动因是两地间劳动报酬的区别，这种差别与区域劳动需求与供应有关。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是最适合用来描述跨国移民的，因为该理论不受国际移民法以及政府规章制度的约束。
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其核心为发达国家的“拉动力”因素是导致就业移民的主因。由于发达国家本国不仅缺乏劳动力，且本国公民不愿参与低级劳动力市场，然而，这种低级劳动力市场不仅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技能（无须特殊技能）且具有足够的劳动酬劳吸引力，因此，这样的劳动力市场满足了双方的需求。
就业移民之新经济学理论。该理论认为，就业移民不能仅仅靠个体劳动者的经济利益来解释，必须考虑更广泛的社会实体因素。其中家庭是社会实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移民行为可以看作没有足够收入的家庭规避家庭风险的结果。就业移民者不断从国外汇款来保障家庭经济的收入。同样，这些汇款对就业移民输出国的经济具有更广泛的影响。
相对剥夺理论。该理论认为，劳务输出地的邻居和其他家庭了解和认识收入差距是导致移民的重要因素。经济收入越不平等的地区移民刺激程度越高。就业移民的汇款在短期内导致收入不平等，但从长远来看，外来汇款则降低了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全球体系理论。其核心是把劳务移民放在全球大环境的视角来分析。不同社会间的交往是社会变革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自由贸易减少了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移民。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使得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就业率增加，同时减少外流移民；从富裕国家向贫困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能够均衡收入和就业条件，并减缓移民。
社会学总结了人类移民的一些规律，拉文斯坦归纳了1834～1913年的一些规律和理论：（1）每个移民导致返回或反移民；（2）多数移民的移动是短距离的；（3）长距离移民者的目标是大城市；（4）城镇人口的移民倾向小于农村人口；（5）年轻人更愿意跨国移民；（6）移民具有阶段层次；（7）城乡差别；（8）移民与科技；（9）经济条件。虽然拉文斯坦没有系统地总结和分析移民的动因和分类，但是，他的研究为后来的移民理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李（Lee，1966）提出了产生移民的“推力”和“拉力”理论，认为所有移民的产生离不开上述两个因素，其中“推力”是迁出地的不利因素，“拉力”是迁入地对移民的吸引因素。表1-1 移民推拉因素分类表
气候周期理论。依据现代气候历史学的理论，纵观人类历史，欧亚游牧活动的收缩和扩展基于气候周期，其中蒙古和阿尔泰山地区最显著。部落与成群的牲畜为了获得更好的草场不断向南部和北部移动，其他部落随即来到上一个部落的地盘，逐一更替，满布安纳托利亚高原、潘诺尼亚平原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直至进入中国丰富的草场。
艾度让（Idyorough，2008）认为，之所以出现移民，其根源在于人们要到别处寻找食物、性以及安全；城镇是人们奋力寻找和获得食物、性以及安全的过程中发明的。为满足上述需求，人们必须离开传统居住地，进入必不可少的新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或是对抗的或是合作的。人类通过利用工具来与自然互动，并创造食物和安全。被改善的社会关系和被提高的科技在“推”“拉”因素的互动作用下，进一步促进了移民行为，城镇的人口密度越来越高。当科技和社会友好关系越发促进社会安全、食物生产和人类繁殖时，“推”“拉”因素对移民的作用就越发突出，城镇人口密度也越高。
缓冲理论。20世纪50年代一些欧洲国家（法、德最突出）确定了一个新的移民政策，并称之为缓冲理论。由于二战后经济的快速复苏以及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在一些欧洲国家出现了大量的劳动力缺口。为填补劳动力空缺，决定从南部地中海以及北非输入劳动力。
另外，还有干预机会理论、调解劳动力市场理论、过渡性流动模式，等等。第三节生态移民研究概述
讨论生态移民之前，解释“生态”和“环境”的概念很有必要，因为本课题被命名为“生态”移民研究，然而许多学者用“环境”来修饰移民，这也许是受西方学者的影响。生态和环境的确是姊妹学科，相互之间关联密切。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区别，另外，英语中的ecology（生态）和中文里的生态作为意思相近的词汇，可以互译，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范围区别，同样，英文中的environment（环境）和中文里的环境，看似相同，实则不然。
首先分析中文里的生态和环境。所谓环境总是相对于某一中心事物而言的。环境因中心事物的不同而不同，随中心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我们通常所称的环境就是指人类的环境。人类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亦称地理环境，是指环绕于人类周围的自然界。它包括大气、水、土壤、生物和各种矿物资源等。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自然地理学上，通常把这些构成自然环境总体的因素，分别划分为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土圈和岩石圈等五个自然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则从法学的角度对环境概念进行阐述：该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城市和乡村等。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物质条件，因此环境问题是人类的活动对自然物质条件造成的威胁和破坏，具有危害性、人为性、普遍性和持久性等特征。目前比较突出的环境问题包括全球变暖（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酸雨、淡水资源危机、能源短缺、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物种灭绝、垃圾成灾、有毒化学污染等。
生态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生态问题是由于人类不合理的活动导致基本生态过程即生态结构与功能的破坏和生命维持体系的瓦解，从而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生态问题的特征包括整体性、全面性以及复杂性。生态问题包括水土流失面增加、土地荒漠化加速、湖泊退化严重、雪线上升、湿地破坏加剧、草地资源退化、森林生态功能衰退等。
一般来讲，环境与生态互为交织，既有共性，也有各自的特性。以人类为中心考虑的问题是环境问题，以生物圈为中心考虑的问题是生态问题。由于人类也是特殊生物，因此广义的生态包括一切环境。另外，目前导致移民的因素既有环境的也有生态的。
然而，在英语中的ecology（生态）一词主要指生物间的互动关系及其生存环境；而environment（环境）是更综合的概念，它包括地球和生命科学的许多内容。因此，在英语学科里通常把生态学（ecology）作为环境科学的（environmental science）一门分支学科。
本课题把英语中的environmental migration/refugee和“生态移民/难民”视为相近内容，或者说至少比“环境移民”更准确些。有些中国学者坚持用“环境移民”来翻译environmental migration（陈勇，2009；郭建平、施国庆，2010），他们之所以使用“环境”，其最核心的原因恐怕是把英语中的environment翻译成“环境”。然而，多数研究中国生态和环境相关移民的学者用“生态”来涵盖自然环境和资源诱发的移民。故而，笔者认为“生态移民”更能准确地表达整体环境和自然资源导致的移民根源。1.生态移民概念
作为移民“家族”中的新成员，生态移民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1976年布朗等（Brown，et al.，1976）为世界观察研究所编写的《世界观察系列报告-5》中，该报告所用的英语是“生态难民”（environmental refugee），随后出现了人们更熟知以及被广泛使用的概念——“生态移民”（environmental migration）。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许多学者开始关注生态退化和破坏导致的移民现象，学界和政界用各种术语来表述这类移民，包括“环境难民”（environmental refugee），“生态被迫移民”（forced environmental migrant），“生态动机移民”（environmentally motivated migrant），“气候难民”（climate refugee），“气候变化难民”（climate change refugee），“环境被迫移民”（environmentally displaced person），“灾害难民”（disaster refugee）（Boano et al.，2008），“气候流亡”（climate exile）（Byravan，Rajan，2010）等。在英语里，“生态移民”和“生态难民”的区别在于“生态难民”更多用于因生态退化而被迫搬迁的移民。“气候难民”的定义是，因气候变化造成的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以及干旱和缺水导致生存环境的突然或持续变化迫使离开家园的人群（Glogov，2010）。“气候流亡”的定义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后果而在政治社会领域处于存亡危机的国家及其人民。
至于生态移民的定义，目前还没有一个相对公认的解释（Bates，2002），其根源在于生态移民不仅包含形形色色的因直接或间接生态和环境诱发的移民，且涉及难民与移民间的概念界定等因素。阿萨姆·埃尔哈纳威（El-Hinnawi，1985）依据印度博帕尔漏油和切尔诺贝利核泄漏造成的移民现象，对生态难民做了如下解释：
由于（自然或人为的）环境破坏导致生存环境的破坏或严重影响生活质量而被迫短期或永久搬迁的人群。
埃尔哈纳威的定义虽然不能全面解释生态移民或难民现象，但为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英国环境学家诺曼·梅耶斯（Myers，2005）对环境变化和人口流动做了深入研究，他对生态难民的定义是：
由于干旱、土壤侵蚀、荒漠化、森林植被退化以及其他环境问题与人口压力和严重的贫困等问题相伴而导致人们无法在家乡获得足够的生存资源，绝望之际，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到他处寻求避难的危险尝试。然而，不是他们中的所有人选择离开家园，许多人被安置在国内，但所有人临时或永久性地放弃家园，可预见的返回家园的希望是渺茫的。
由于“难民”一直是困扰各国政府、联合国相关机构以及学者的概念，无法形成公认的解释，也未得到1951年难民公约的认可，近年来联合国难民署有意识地避开“难民”一词，而是以“环境被迫移民”来取而代之，并定义为：
由于环境、生态、气候以及气候事件对生活和生产造成严重威胁，从而被迫或意识到必须离开自己家园的人是“环境被迫移民”（Gorlick，2007）。
为了界定该概念与其他各种相关生态移民的词汇，难民署指出，“环境失所者”的定义不以跨国人口流动为参考，更不涉及胁迫、武装冲突和人权侵害等。显然，这种定义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生态难民”与“生态移民”两种概念之间的争论，使得更多的学者和官方文件使用“生态移民”的概念。
维基百科全书对“生态移民”的定义比较简要，将其解释为：
由于突变或长期持续变化导致当地环境退化而迫使离开家园的人群为生态移民。
另外，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使用了“被迫生态移民”，并定义为：
某人基于环境压力而迫使离开他/她以往的居住场所，这是相对于某人因环境压力而有可能决定离开他/她以往的居住场所（Renaud et al.，2007）。
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试图介绍一个国际认可的术语，以求协调在环境和人类安全方面的合作。但是，这样的术语至今未出现，只是把2007年联合国总部召开的会议名称定为“生态难民：被遗忘的移民”（Boano，2008）。
其实，学者无法确切区分这些术语的不同之处，也没有这个必要，重要的是，这些术语的共性是它们所表达的环境因素与人类迁移的关系。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80年代流行以来，在“生态移民/难民”的称谓和定义上一直存在争议，给政策制定、管理措施以及国际合作方面造成了较大的阻碍和困难。2007年国际移民组织（IOM）提出了使用“生态移民”（environmental migration）的建议，并给出了定义：
由于突然或逐渐变化的环境严重影响生活和生存条件，而被迫或主动、短暂或永久离开其家园的人或人群，他们的迁移既可以是国内的，也可以是国际的。
到目前为止，国际移民组织的定义具备一定的操作性，且避开了相对敏感的“难民”，因此，“生态移民”在政策文件和学术文章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本课题也不例外。2.生态移民的分类
生态移民的分类方法上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把生态移民按时间长短归纳为三类，即由于暂时的环境压力所造成的“临时移民”（temporary displacement）、永久性生态破坏导致的“永久移民”（permanent displacement）以及基于持续退化的生态资源而产生的“临时或永久性移民”（temporary or permanent displacement，El-Hinnawi，1985；Jacobson，1988）。然而，国际移民组织和难民政策小组IOM/RPG（1992）提出了紧急（emergency）移民以及相对应的慢发性移民（slow-onset）、临时移民、扩展型（extended）移民和永久性移民，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等分类原则。有的学者根据导致移民的生态因素来划分生态移民，如，森林退化、海平面上升、荒漠化和干旱、土地退化、水质和空气恶化等（Suhrke，1993）。另外，图尔达兰等（Trolldalen et al.，1992）根据自然灾害、土地资源退化、非自愿定居（involuntary resettlement）、工业意外、战争造成的生态破坏以及气候变化等不同因素来区分生态移民。
有关生态移民的分类学术界仍存分歧，且随着更多生态灾难和环境退化将有可能产生新类型的生态移民，因此，仅仅局限于分类的学术争论颇显苍白。目前，全球政治家、学者以及相关组织更关心的问题是与日俱增的全球生态移民数量。有学者推断，2050年全球生态移民总数从2010年的5000万人有可能增至2亿人（Brown，2009）。根据联合国的报告，2005年全球移民总数为1.9亿人（Martin，2009）。如此庞大的移民群必将对社会和生态带来深远的影响，因而现有相关移民的国际政策体系无法满足巨大移民群的需求（Pickering，2010）。如果不及早制定应对大量生态移民的政策体系，生态移民将成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全球的灾难。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全球许多地区的移民不单单是由生态和环境因素造成的，把移民的众多原因简单地归于环境是欠考虑的。例如，布莱克（Black，2001）认为，在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背景之下，做出移民决定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在许多移民现象中环境也许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3.生态移民与生态难民
虽然，生态移民（environmental migration）和生态难民（environmental refugee）这两个术语在很多时候相互交替使用，有些学者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本质区别，皆因为生态、资源退化或生态灾难而迫使人们离开原来居住地。但是，最近十年来更多的学者认识到两个概念之间存在本质区别。瑞纳德等（Renaud et al.，2007）认为，生态移民应分为三类：其一，环境（资源）动机移民，这类移民以环境退化影响为契机，为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而搬迁，在时间和地域上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其二，环境（资源）胁迫移民，移民的根本原因是环境资源退化，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和生存所需物资，被迫移民；其三，生态难民，这类移民不具备时间上的选择，当环境和生态灾害发生后，必须立刻搬迁。以上三种移民既可以是国内移民，也可以是跨国界的国际生态移民。该分类法的定性不仅与环境事件的性质有关，同时也与可获得的社会援助有关。鲍诺（Boano，2008）认为，该分类的最大特点是，它减轻了把所有生态移民归纳为生态难民的压力。
有的学者（Conisbee and Simms，2003）提出，应该把因生态环境破坏所导致而被迫移民的人群归纳为一类新的移民，从而保护他们的权益。然而，目前缺乏生态因素作为最终导致被迫移民的科学依据（Renaud et al.，2007）。1951年的难民公约对难民的解释主要包括4个要素：（1）必须离开自己原有居住区域到他国；（2）必须受到威胁；（3）这种威胁来自公约规定的5个要素，即种族、民族、宗教、特定社会组织成员以及政治观点；（4）这种威胁必须具备现实根据。显然，冠以生态“难民”的名称来获取难民优惠政策的难度较大，其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难民必须具备离开原居住国家到他国的条件，而诸多生态移民是国内人口流动，不具备跨国迁移条件。第二，生态移民或难民的概念解释不统一，既不区分国际与国内移民行为，也不确定临时与永久性移民的时间概念。第三，生态难民要想与难民具备同等的条件，最难以解释的是，因5种公约规定因素导致的“威胁”（Renaud et al.，2007）。第四，凯毕日布（Kibreab，1997）认为，起初发明和使用“生态”难民的部分原因是把导致移民的因素非政治化，从而使接收国家逃脱承担庇护的责任。
生态移民/难民的研究开展了近40年，然而在分类、概念乃至生态移民的提法是否准确等方面仍存较大分歧。有些学者不仅质疑生态移民和难民的存在，且认为产生所谓生态移民的根本原因不是单一的生态，而是社会和环境的综合因素。
布雷克认为，生态难民的提法不具备说服力，虽然生态退化和环境事故对移民的决定产生影响，但是环境被认定为被迫移民的根本原因的说法在理论上站不住脚，目前还不能充分解释环境变化、资源冲突以及难民间的关系。他认为，移民行为应该是习惯性的应对策略（Black，2001）。
然而，达蒙德坚持气候变化与社会生态系统导致灾难性的社会变化的观点，这些变化的一个共性是其根源与环境变化，尤其是与气候变化有密切关系（Diamond，2001）。与布雷克不同，达蒙德认为生态和社会的综合压力是产生环境诱发移民的根源。
更多的学者则认为，产生移民的原因既有生态方面的也有社会方面的，两者很难形成对立的作用。例如，凯斯特斯认为，迫使移民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自然和环境因素与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认为，不能把环境因素从更广泛的综合因素中孤立出来，这些综合因素包括贫困、政府的支持程度、发展机会、决策过程的效率以及弱势群体周围和内部的社会凝聚力等。因此，孤立的环境变化不会破坏人类安全（Castles，2002）。
以综合因素为分析原则的观点被称为“多因素论”，它认为社会、生态、经济、体制等多种因素的压力过程与作用是导致移民的根源。李在孟加拉国、朝鲜和苏丹的案例研究也印证了综合因素的重要性，上述这些地区之所以举家搬迁，其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环境因素，也有人为的灾难以及国际和国内政府因素（Lee，2001）。4.生态移民与气候变化
然而，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日趋严重，变化带来的区域和全球性影响成为贯穿诸多环境和生态问题的主线。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干旱草地退化、沙漠化以及各种气候灾难的频繁发生，使得环境和生态变化对移民的影响凸显。有的学者专门研究气候变化与移民间的关系，并提出“气候变化移民”的概念，认为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导致移民的重要环境因素。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和挑战经济利益主导论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移民的前提是迁入地的经济利益大于迁出地的利益（Reuveny，2007）。
作为联合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研究并为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的联合国[1]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以下简称IPCC），一直致力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和对策，该委员会的观点会直接影响联合国和各国的认识和政策行为。因气候变化导致的移民也是该委员会研究和考察的重要内容。1990年IPCC的报告提出，“气候变化的最严重影响也许是因海岸侵蚀、海岸洪灾和严重干旱导致的数以百万计的人类迁移”（IPCC，1990），这也是IPCC的早期认识。然而，之后的十年中，IPCC对气候变化导致移民的观点发生了转变，关于移民的解释和描述更细致，强调了迫使移民决定的复杂性，并提出了“人类脆弱性”（human vulnerability）的观点（IPCC，2001）。事实上，2001年IPCC的报告基本排除了气候变化导致移民的说法（Raleigh et al.，2007）。相对于移民，人口的脆弱（人口的不稳定性）是受经济发展、土地所有权、公共卫生等因素的影响（Lutz，2004）。IPCC 的2007年报告继续关注人口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而没有直面移民问题（IPCC，2007）。报告认为，移民主要受干旱和飓风两种气候变化的影响，但否认了气候变化直接导致移民的观点。
人口或社区面对灾害的脆弱性受地域、资源、经济状况、社会扶持体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脆弱性是判断个体、家庭或社区面对危机的应对能力的概念，是预测、应对、抵抗和从危机中恢复的能力（Adger，2000）。脆弱源自区域和社会劣势，更是与经济、社会和自然因素相关联（Raleigh et al.，2007）。虽然全球在信息、技术、文化等方面相对一体化，但是因气候变化所付出的代价和得到的利益却不均匀。
鲁万尼（Reuveny）认为，人类主要通过三种办法来适应或面对环境问题。第一，留在原处，接受现实；第二，留在原处，但采取减缓措施；第三，选择离开。而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和移民能力是选择哪一种办法的决定性因素。他认为，由于相对富裕和发达的科技，发达国家和地区较多地选择采取减缓措施的办法，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偏向于采取移民措施（Reuveny，2007）。
鲁万尼比较系统地考察了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移民，并提出环境问题是产生移民的因素之一，而较突出的环境和生态问题包括极端气候事件、海平面上升、土地退化、缺乏淡水资源等。他对近年来的38个移民案例做了分析，发现27个案例与土地退化有关，19个与干旱有关，17个与森林砍伐有关，15个与淡水资源有关，9个与洪水有关，7个与飓风有关，5个与饥荒有关。虽然这些因素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但气候变化对环境因素的影响显而易见［鲁万尼的案例分析透彻、内容翔实，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因此表格放在附件中（见附件1）］。
有的学者指出，环境灾难越发明显地改变着移民的模式，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慢性的环境和生态变化促使“劳务型移民”的增加；同样，突发的环境灾害导致“遇险移民”（distress migration）的增加，劳务型和遇险移民的主要特点是时间上的短暂和区域上的国内流动（De Haan，2002）。拉黎等（Raleigh et al.，2007）认为，劳务型和遇险移民面对直接和间接环境灾害有不同反应（见表1-2）。表1-2 潜在移民的分类
多数学者认为环境是促使移民的原因之一，有时环境因素单独导致移民，但多数是环境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于移民。国际移民接收国在制定移民管理政策时很少考虑导致移民的综合因素，这也许是无法确定气候变化对移民的真正影响的原因。即便有时认识到气候变化对移民的影响和作用，但也缺乏相应的政策来解决和应对移民现象（Martin，2010）。
[1]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是世界气象组织（WMO）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1988年联合建立的政府间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对气候变化科学知识的现状，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的潜在影响以及如何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可能对策进行评估。第二章青藏高原自然资源及其重要性第一节青藏高原自然资源
迫使青藏高原实施生态移民的生态因素错综复杂，既包括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极端气候等自然因素，也有工程开发、资源过度利用、管理不善等社会因素。虽然导致生态移民的根本原因与各种生态系统的复杂和内在的关系分不开，但其中草原、水和森林生态系统以及高原气候对生态移民的作用更加直接和突出。因此，本节着重讨论上述生态资源和气候变化对生态的影响。1.草原资源
草原是指以草本植物为主的植物群落，草原由大气、土壤、生物等共同作用形成。草原生态介于森林和沙漠间，是梯度生态。沙漠见于水分缺乏的地方，无法维持永续的植被；森林占据最有利的环境，那里湿气充足，可让乔木为主的高大密集植被生长和存活；草原则位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因此，草原的破坏和退化直接导致沙化，植被覆盖率降低，水分消失以及最终造成人与动物无法生存的环境灾害。
草地是青藏高原的主要植被，青藏高原土地面积的60%以上是草原，草原总面积约为142.29万平方公里（胡自治，2001），理论载畜量8500万羊单位（鲍文，2009）。其中，西藏拥有天然草场12万平方公里，青海拥有天然草场5.47万平方公里（马生林，2011）。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现存栏各类牲畜4700万头（只），西藏2500万头（只）、青海2200万头（只），其中牦牛1120万头（西藏620万、青海500万）、羊2580万只（西藏1150万只、青海1430万只）（马生林，2011）。
平均海拔4000米的高度是形成独特的高寒草甸的主要原因，它的气候特征包括：干湿季分明；气温低，年均气温为-2～4℃；辐射强；热量条件差；冰雹和雷暴多；大风日数多等（胡自治，2001）。然而，高原草地植物具有高蛋白、高脂肪、高无氮浸出物及高热值和低纤维素“四高一低”的特点（鲍文，2009）。同样，上述气候特征决定了青藏高原草地生长周期短、产量低、植被脆弱、易沙化等缺陷。
但是，这些不足无法掩盖高原草地无可替代的生态功能和价值。草原生物多样性是高原陆地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特殊生境和重要物质基础，健康的草原生物多样性是优化区域生态环境、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基本途径（徐柱等，2011）。高原草原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和生态经济战略地位主要体现在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维持生态平衡、防止荒漠化以及保持国土资源合理承载能力等方面；另外，草原生物多样性与森林生物多样性相互联系构成天然绿色屏障（徐柱等，2011），从而构成高原生物的多样性与生态系统间的互动与互补关系。
徐柱等（2011）通过对文献的总结和分析，把草原生态系统的功能和价值各归纳为四个方面。功能主要包括：（1）草原生态系统的生产功能，包括生态系统的产品以及生物多样性的维护等；（2）草原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包括传粉与传播种子、生物防治、土壤形成及改良等；（3）草原生态系统的环境效益，包括减缓干旱和洪涝灾害、调节气候、净化空气、处理废物等；（4）草原生态系统的娱乐价值，包括休闲与娱乐、文化与艺术素养、生态美学等。草原生态系统在进行物质和能量的转换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实现生态功能的途径，而草原生态系统的功能是草原生态系统各项生产力的综合体现。草原生态的价值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点：（1）直接利用价值，指生态系统产品所产生的价值，该价值可以通过市场来估算或计算；（2）间接利用价值，指无法用市场价值衡量的维护和支撑草原生命保障系统的功能；（3）选择性价值，指为了将来能够直接或间接利用草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支付意愿；（4）存在价值，指生态系统本身具有的价值，如景观多样性等。
由于亚洲诸多大江大河发源于高原草原地区，对处于中下游的国家和地区的生产、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草地的退化必将对中下游的生态安全、社会安定产生威胁。目前，青藏高原草地以每年10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沙化，如任其发展，青藏高原甚至会成为我国第四个沙尘源（鲍文，2009）。2.水资源
青藏高原是我国水资源相对丰富、水生态较完整的地区。我国地表水总径流量是2.7万亿立方米，而来自青藏地区的约有1万亿立方米，占总径流量的37%（蒲文成，2004），高原水资源总量和地下水资源总量均占全国的1/5强（洛桑·灵智多杰，2005）。青藏高原的水资源主要由河流、湖泊、冰川、湿地和地下水构成。
青藏高原的河流分太平洋水系、印度洋水系和内陆水系等三个主要水系。太平洋水系主要包括金沙江（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等，水资源总量为2548亿立方米。金沙江干流的主要支流包括玛曲、藏曲、宗曲和中岩；黄河干流的主要支流包括湟水、热曲等；澜沧江干流的主要支流有昂曲、麦曲、色曲和登曲。印度洋水系的主要河流有雅鲁藏布江、怒江、噶尔藏布、象泉河等，其中雅鲁藏布江是西藏境内的最大河流，该干流的主要支流包括多雄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和帕隆藏布；怒江的主要支流有卡曲、素曲、姐曲和伟曲四条；本水系中还有吉太曲、察隅曲、丹龙曲、西巴霞曲、鲍罗里河、达旺—娘江曲、洛扎曲、康曲、绒辖藏布、朋曲、波曲、吉隆藏布、马甲藏布、乌热渠—乌扎拉渠、甲扎岗噶河、朗钦藏布、如许藏布、森格藏布等流域。青藏高原内陆水系包括羌塘、柴达木盆地、祁连山地等水系。羌塘水系由藏北和可可西里内陆诸河流构成，水资源总量为246.5亿立方米；柴达木盆地水系包括青海湖和柴达木盆地诸内流河流域，水资源总量为44亿立方米；祁连山地水系包括黑河和石羊河流域，水资源总量为72亿立方米（汤奇成，2003）。
总之，青藏高原是亚洲和我国的主要淡水资源区，不仅水资源总量大，而且河流数量庞大，仅西藏自治区就有350多条河流，流域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的河流有20余条，其中藏南水系的流域总面积为26680平方公里，占西藏内流水系总面积的4.36%；藏北内流水系的流域总面积超过585500平方公里，占西藏内流水系总面积的95.64%（达瓦次仁，2011）。西藏全区地表水资源总量4482亿立方米，地下水总量1107亿立方米，水能资源蕴藏量为2亿千瓦，占全国水能资源的30%，其中可开发5600多万千瓦，约占全国的20%，但已开发利用的水能资源还不到可开发利用的0.5%（马生林，2011）。
青藏高原的冰川是亚洲诸多河流的源头，是高原淡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生态和景观资源。因此青藏高原的冰川对生态、经济、文化都有重大意义。我国科学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比较系统地开展了针对高原冰川的编目和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科研成果。据统计，青藏高原我国境内有现代冰川36793条，冰川面积约49873平方公里，冰川储量约3561立方公里（见表2-1）。表2-1 青藏高原现代冰川在各山脉的分布（刘宗香等，2000）
青藏高原的冰川数量、面积和储量分别占我国总量的79%、84%和81.6%，我国现代冰川绝大部分分布在青藏高原。高原冰川主要分布在10条山脉和羌塘高原上，其中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念青唐古拉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数量、面积和储量最多，这四条山脉的冰川占整个高原冰川数量的67.1%、总面积的75.4%、冰川总储量的75.2%。
冰川资源属于动态水资源，每年到暖季，随着气温的上升冰川开始消融，产生融水，这种消融期释放出来的水体是冰川融水径流。从冰川流出的融水不仅是河流的源头，更是对河流起到调节和补给作用，为生态平衡和经济建设发挥重大作用。青藏高原的冰川是我国庞大的淡水资源，青藏高原的冰川蕴藏着39228亿立方公里淡水资源，这是高原山区地表径流总量3621亿立方公里的10.8倍，每年提供融水504.5亿立方公里（刘宗香等，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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