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悦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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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我前世是中国人试读：
“亲历中国丛书”总序
千年以来，中国一直吸引着全球关注的目光。作为闻名于世的礼仪之邦，自古就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包容心态，接纳过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无论是千年前的零星游客，还是百年来的传教士、学者或者大师，他们先后见证了中国古代的辉煌、近代的落寞和当代的崛起。他们经历了从好奇、探究、兴奋、赞叹，到幻灭、深思的心路历程，最后形成了专业的海外中国学。不知不觉中，这些亲临中国的朋友本身也融入了中国历史的长河。
从五四时代起，有一批文化名人不远万里，亲临中国，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们通过讲演、谈话和著述，带来新学说，传播新思想和新观念，让我们不但有幸目睹他们的风采，从而进一步激起了中国人与世界沟通的愿望，并开始思索中国的发展道路。这些来华的文化名人中有美国的杜威，英国的罗素、萧伯纳，印度的泰戈尔，法国的萨特……他们是大师，是世界名人，更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们多年来关注中国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关注中国的历史命运。在我们彷徨不定的时候，他们为我们指点前程；在我们遭受异族侵凌的时候，他们为我们呐喊奔走；在我们取得成绩的时候，他们为我们欣喜鼓掌。他们的到来，本身就是一种热潮、一种力量。他们的每一次来访，都曾在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成为当时的重大文化现象。他们坚定的目光、自信的话语、超人的学识，曾经感动过中国的文化名流，也曾激励过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热血青年。
是的，他们与中国密不可分。或许他们的观点并不能让所有人接受，但历史会记住他们的真诚。
我们收录这些大师的讲演、著述和谈话，记录他们在华活动的行迹，选录当时及之后的种种评论，试图以此重构这些历史画面。我们愿以此来纪念这些文化名人，以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这就是我们编辑这套“亲历中国丛书”的目的和意义所在。亲历中国丛书编委会2014年6月
序 泰戈尔的中国缘
1924年，中国又迎来了一位世界文化名人——泰戈尔。
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年5月7日—1941年8月7日），印度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出生于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市，自幼受东西方文化熏陶，1878年赴英留学，先是学法律，后改学文学和音乐，1880年回国，专门从事文学活动，有诗歌、小说、戏剧等多种作品，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东方作家第一次荣获该奖。
泰戈尔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一直对中国人民怀有崇高的友谊。他于1924年4月12日至5月30日应邀访华，并作了不少讲演。1929年重游中国，宋庆龄曾在上海举办了隆重的告别仪式。1937年泰戈尔曾致电蔡元培先生，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我和我的人民完完全全的同情你们国家。”同年，在写给日本“爱国诗人”野口米次郎的公开信中，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认为“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日本今日之所作所为，将自食其果”。他还于1938年6月发表《致中国人民书》，再次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表示声援。对此，周恩来总理曾在1956年访问印度国际大学时予以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对泰戈尔抱有深厚的感情。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泰戈尔的作品在我国深受欢迎。早在1915年10月，《新青年》就译载了陈独秀所译的几首泰戈尔的短诗。泰戈尔访华前夕，《小说月报》于1923年9月至10月出版了两期“泰戈尔专号”，集中发表了一批泰戈尔的作品和介绍文章。泰戈尔在华时，报纸上几乎天天都可见到有关报道。新中国成立之后，泰戈尔的许多作品都相继有了中译本。
早在1920年，中国知识界就有意请泰戈尔访华。1924年4月7日，孙中山先生又致函邀请。此前，孙中山曾派秘书会晤泰戈尔，可惜孙中山本人始终未能与泰戈尔一见。
泰戈尔以66岁高龄和病体，于1924年4月12日远涉重洋到达上海，受到文学研究会、上海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时事新报社等机构的热烈欢迎。在近50天的访华行程中，可以说马不停蹄地在北京、上海、南京、济南、杭州、太原等地巡回讲演。
泰戈尔回国后，于1925年在加尔各答把这些讲演结集出版，题为《在中国的谈话》，这些演讲的语言如诗一般地流畅，充分表达了泰戈尔的哲学观和文学观，同时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之情。该书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自传”，着重介绍了泰戈尔本人的家世和文学创作生活；第二部分是“与主人的谈话”，介绍了他的来华经过，表达了中印友谊和他主张进步的思想；第三部分“与学生的谈话”主要是他在清华大学的讲演，对青年学生颇多勉励之辞；第四部分是“与教师之谈话”，强调在教育中要注重自由、个性和人格；第五部分是“告别辞”，友好地表达了他此次访华的感想、收获和一些失望的感觉；第六部分是“文明与进步”，呼吁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要注重理性和人类和平；第七部分“真理”则充分表达了他对东方文明的热爱。
当然，泰戈尔访华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方面，泰戈尔访华引发了“泰戈尔热”，人们争相传阅泰戈尔的诗作；另一方面，泰戈尔提倡东方文明，以及他的“泛爱”、“诗化人格”和宗教神秘主义，与中国当时复古派的“国粹主义”、“调和论”和“尊孔读经”、“整理国故”等论调多少有些相似之处。因此，既有梁启超、徐志摩、郑振铎那样欢迎和接受泰戈尔主张的，也有认为泰戈尔的观点与中国当时的现实政治相脱节，而提出批评意见的，比如瞿秋白、沈泽民、茅盾、陈独秀、郭沫若、鲁迅等，他们中的一些人的言辞甚至还十分激烈。
泰戈尔显然是感受到了这两种不同意见。一方面，他欣然在北京度过了他64岁的生日，接受了梁启超的赠名——竺震旦，并观看了他的剧作《齐德拉》的演出；另一方面，他也在《告别辞》中表达了他的失望。不过，泰戈尔对中国仍然十分友好，在离开北京时，有人问他有没有失落什么东西，他回答说：“没有了，除了我的心。”
泰戈尔访华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增进了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同时，泰戈尔的文学曾经极大地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现代作家，如郭沫若、徐志摩、冰心、许地山、王统照、郑振铎……其中，曾为泰戈尔演讲作翻译，并与林徽因一起陪同泰戈尔的徐志摩，可谓最为热心。这一切，在比较文学方面已有不少论述。
本书全文收录了《在中国的谈话》，并按时间顺序，编选了与泰戈尔来华有关的评论文章，以使当今的读者全面地了解泰戈尔。此外，书后还附有泰戈尔在华日程表。
我们谨以本书来纪念泰戈尔的访华，纪念泰戈尔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并以此献给当今的中国读者。编者2014年6月
泰戈尔中国的谈话
我的成长
最近，我在你们的一份报纸上读到一种言论，说我作为一个哲人，有一次开会迟到了半小时。如果这种抱怨只是针对这偶然的一次，我能够对我的行为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我相信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把这次迟到当作一种象征，象征着关于我的一些事实，认为并非偶然。我估计他之所以耿耿于怀，是因为他认为在这个摩登时代，我已经是完全过时了，我应该降生在两千年以前，那时，诗人梦想着在月光下斟满酒杯，哲人物我皆忘，超越时空。
这已经使我有些惊奇，将来我有空的时候，这份惊奇一定会变得非常有趣。几乎从少年时代起，我就已经习惯于听到我的国人对我横加指责，指责我过于现代，没有从过去之中学到任何伟大的教诲，因而也无权进入像印度这样的古老文明。对于你们的人来说，我是过时的，因而是无用的；对于我们的人来说，我是新奇的，因而是令人反感的。我不知道谁是对的。
昨天，胡适博士做了一次占星家，从星星上占兆了我访问中国的事。我估计他能从古怪的星星之中发现，我的出生，是在什么星星的庇护之下，又是在什么星星的负面影响之下。他会让我知道，为什么我这个这不幸的人儿会不断地被怀疑为违禁品——走私到错误的时间之岸——不仅被十分熟悉的国人所怀疑，而且被他几乎还没怎么思量过的人所怀疑。由于这种误解，我的朋友们要我向你们详细介绍我自己，这样我的意见就不会让你们如坠五里雾中，不会像莫名其妙的怪物那样吓着你们。
我生于1861年：这一年在历史上并不重要，但处于我们孟加拉历史的一个伟大时代之中。或许你们不知道，我们有自己的朝圣的地方，这些地方在众多河流的合流处。对我们来说，河流是自然界生命之神的象征。河流的合流，象征着神灵的汇集、理想的汇集。就在我出生前后，我们国家生活中的三个运动的潮流汇集在了一起。
这三个运动中有一个是宗教运动，发起者是拉杰·摩罕·罗易（Raja Rammohan Roy），心胸宽大而又极具智慧。这是一场革命，因为他试图重新打开精神生活的渠道，这渠道已经被形式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信条的泥沙和碎片堵塞多年了。形式主义和物质主义早已是只注重外在实践，缺乏精神意义。
罗易与正统派之间有一场争斗，正统派时时怀疑具有活力的思想。那些紧紧抱着古老过去不放的人们，沾沾自喜于他们搜集的古玩，年代越久远越好。每当有伟大的精神、有热爱真理的人打破他们的封闭，引进思想的阳光和生活的气息，他们就恼怒起来。他们认为，对他们仓库的安全来说，思想造就的运动，以及其他一切进步的运动，都是威胁。
这大致发生在我出生前后。我可以骄傲地说，我父亲就是这个运动的伟大领袖之一。为此，他备受排斥，但他勇敢地面对了社会上的侮辱。我就是出生在这样的氛围：各种新思想不断涌现，与此同时，那些陈旧得不能再陈旧的思想也时常沉渣泛起。
第二个运动同样重要。一位名为班基姆·钱德拉·恰特基（Bankim Chandra Chatterjee）的伟大人物，是这场发生在孟加拉的文化革命的先驱。虽说他年纪比我大许多，但他与我处于同一个时代。他寿命很长，我曾亲眼见过他。
我们的自我表现一定要寻求自由，不仅精神上要自由，文学表现上也要自由。那时，我们的文学的创造生命已经消失殆尽，缺乏活力，几乎被严格的修辞束缚致死。班基姆·钱德拉·恰特基十分勇敢地反对正统派，反对只相信石碑是可靠的，反对只相信唯有无生命的东西才是完美的。他搬走了压在我们的语言之上沉闷形式的重负，并用他的魔杖把我们的文学从多年昏睡中唤醒。一旦苏醒，她就以充足的力量和优雅，向我们展现了多么美的画面啊！
不过，那时还开始了一个民族运动，并不完全是政治性的，而是开始道出了我们试图维护自己人格的人的心声。这是一种义愤的呼声，反对西方人对我们的侮辱，尤其是反对那时的一种恶习：把自己的生活作为标准，按照与之相似或者不同，来粗暴地划分人类世界好与坏。
这种带有歧视的区分标准，一直在伤害我们，并且给我们自己的文化世界造成了巨大损害。它使我们国家的年轻人对一切过去传承下来的东西都产生了不信任。我们的学生仿效他们的欧洲教师，也嘲笑古老的印度绘画和其他艺术作品。
尽管后来我们的教师改变了看法，而他们的追随者却没有完全恢复对我们艺术成就的信心，即使在具有永恒成就的领域。长期以来，他们热衷于欣赏法国绘画的三流模仿之作，欣赏俗丽而又廉价的油画式石版画，欣赏以同一个原型为标准的机械般精确的作品，还把能够蔑视地拒绝东方的艺术作品当作高等文化的特征。
摩登的年轻人异口同声地说，真正的艺术源泉不在于发现现实之心跳动的基本节奏，而是在于那些舶来的绘画品中厚厚的嘴唇、淡妆的脸颊、裸露的乳房。这种源于无知的否定情绪，也滋生在我们其他文化门类。这是因为那些嗓门和手臂都粗壮的人在我们一代年轻人身上施了催眠术。
在我出生时，反叛精神已经觉醒，还有人已经在试图逆转那股潮流了。我的家族中有几位就是这个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都是我的兄弟或表兄弟，他们站起来拯救被侮辱和歧视的心灵。
我们一定要寻求一些普遍的、永恒的基础，一定要发现那些永远有价值的东西。这场民族运动开始宣布，我们一定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我们的过去。这个运动不是反动的，而是革命的，因为它的目标就是否定和反对一切崇外心态。
这三个运动在进行，我的家庭积极参加了每个运动。我们因为持有非正统的宗教观点而受到排挤，因此享受到失去阶级的人的自由。我们不得不用自己的思想和心力来构建自己的世界，从基础开始，因此我们不得不寻找坚固的基础。
我们不能打基础，但我们能够建造基础以上的部分。对新生活的表达，与人们心中对基础的寻找，这两者必须合而为一。那些相信生活之所以有变化是因为变化蕴含了运动的人，应该记住这样一点：统一或者变化一定有一条根本的线索，它虽然没有什么意义，却会造成对立和冲突。这种统一线索肯定不在外界，而在我们内心。
我已经说过，我就是在这三个革命运动的合流中出生和长大的。我出生的家庭有它自己的生活，这使我从小就寻求表达自己的内心的判断标准。当然就是用我的母语表达。但是，这属于人民大众的语言，不得不按照我的个人使用来调整。
没有一个诗人会从正统的店铺里借用现成的语言媒介。他不但要有自己的种子，而且要自己准备土壤。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媒介——这并不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语言系统，而是因为他对语言系统的独特使用，在得到生活神奇的触摸之后，把语言系统转化成他个人创作的独特载体。
世界各族人民的内心中都有诗意需要表达，需要尽可能完美地表达他们的感情。为此，他们必须要有一个语言媒介，一个动人的、善于表达的媒介，足以重新成为他们自己代代相传的语言媒介。所有重要的语言都发生了并且发生着变化。那些拒绝变化精神的语言将遭到毁灭，不会有思想和文学上的大丰收。一旦形式固定不变，精神要么勉强接受这种限制，要么加以反抗。内部反抗外部入侵的斗争，一切革命之中都有。
在这个地球的生命史上，曾经有过伟大的一章：人们心中一些不可抵挡的内部力量变成了谋划，谋划许多事情，并进一步发出胜利的反抗的呼声，同时大声宣告不再被巨大而野蛮的外在身躯所征服。此时，它是多么孤立无援，但它不是已经接近胜利了吗？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也一样，当某种力量集中体现了外部世界，并且出于其自身的目的，威胁着要来奴役我们内在的力量，那么，就会爆发革命。
当一个机械组织变成了一种中心力量，无论它是政治的、商业的、教育的或宗教的，它都会为了增大自己的力量而去阻碍人们内在生活的自由流动，并拦截和剥削人们的内在生活。如今，这种力量的集中正在外部迅速增长，而人们要求摆脱束缚和纠缠的被压迫的精神的呼喊，也在响彻四方。
革命一定会到来，人们一定会冒着被辱骂和被误解的风险，这种辱骂和误解尤其会出自那些贪图安逸的人，出自那些崇尚物质主义并且墨守成规的人，出自那些实际上属于僵死的过去而不属于现代的人。这种僵死的过去处于远古时代，那时起决定作用的是体力，而不是心灵。
纯粹的肉体支配是机械的，而现代的机器只不过是我们躯体的扩张，是我们手脚的延长和增加。现在的孩子对于这种代表异常物质力量的巨大身躯感到沾沾自喜，说：“让我拥有这个大玩具，不要受任何情感的打搅。”他并未认识到，这样一来，我们就退回到洪荒年代去了。那时，巨大的身躯倍受钟爱，内在精神的自由却没有地位。
世界上所有伟大的人类运动都与某种伟大理想有关。你们当中有人说：这种关于精神的说法，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临死前的痛苦之后，就快要死了；而除了外在力量和物质基础之外，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依靠了。但是，我要说，在我看来，你们的说法早就已经过时了。它在历史初期就已分崩瓦解了，那时，地球表面清除了许多庞然大物，而代之以人类。人类赤身裸体地来到了万物的中心，身体无依无靠，心灵和精神却不可征服。
物质至上的观点已经非常陈旧。人类精神的显现则是真正现代的：我站在人类精神一边，因为我是现代的。我已经讲过我是如何降生在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家庭的，我的家庭相信内心理想是崇高的。如果你们要反对我，你们就反对吧。但我有权利进行革命：把精神自由的旗帜插上你们的神殿。你们的神祇，无非是物质力量和物质积累。（秦悦译）
我的诗歌
我的朋友们：
我们来外邦作客的，只能在当地人自然流露的情感里寻求乡土的安慰，但也只他们的内心有盈余时，作客的方有分润的希冀。有的自身先已穷苦，他们便不能开放他们的心府与家门，款待远来的过客。只有人情富有的国民才能有大量的殷勤。
在一座古旧的森林里，林木终古的滋长：花叶相继的鲜妍，那地下的泥土也跟着益发地膏腴与深厚与丰饶。你们这古旧的文明也富厚了心灵的土质，他的绵延的人道的栽培，使从这地土里滋长的一草与一木，都涵有活泼的生机。就为是近人情，就为是有充实的生活，你们的文明才能有这样的寿命。
有的文明也曾产生过他们的智慧与理想与艺术的收成，但他们不曾持久，只有一度的荣华，便变成荒芜。但是你们的，为的是地土的深厚，还是培养着这生命的大树，摇曳着和蔼的青荫，结着鲜甜的果实，便是远来的行旅也有仰庇与解渴的快乐。这是使我作客的深深的铭感，我因此也深信你们的文学与其他表现的艺术亦必亲切的感受这一点可贵的人道的精神。因为表现一民族个性最准则的与最高的方式，只是社会自身，生活自身，我已经从你们的生活的杯里尝味一种异样的芳酿，饮啜了不朽的人情。为此，我们远来的游客在这古文明的旧邦，不但没有生疏的感想，竟然寻到了乡土的欢欣。
今天下午我在报上看见一篇文章，说你们的特性只是近人情。我也很相信，我方才知道今晚同座的不少诗人与文学家，都是我同行的劲敌：但是他们不但没有嫉忌的痕迹，并且一致地给我这样诚挚的欢迎。这不是你们富有人情的一个铁证？我并不懂得你们的文学。我没有那样的学问。但是单就我念过少数英译的中国诗选，已经够我醉心。我盼望以后有机会仔细地品评。你们的文学有一种特异的品性，纯粹中国的，我从不会在第二种文学里得到相类的经验与印象。
但是，我知道你们都比我懂得多，用不着我来讲你们的文学。
我今晚只想把我自己国里文学界的情形约略讲给你们听。方才我听说你们的文学受一种固定的形式的约束，严格的章法妨碍表现的自由，因此缺乏生命的跳动，我们的文学早年也有同样的情形。但是在我们，古梵文文学的影响只限于知识阶级，在平民文学里并没有多大的势力。我们古代的通俗文学，现在都已遗失了。但是，我们相信当初一定有方言的文学，而且曾经给当年的诗人不少的灵感，因为我们在古文学里看得出这平行水流的暗示，文言的与方言的文学同时在先民的心怀里流出。但是因为方言继续的改变，又没有准确的记载，当初方言的文学都只是互相口述的，他们也就跟着时代的转变晦塞与毁灭。
同时，近代的方言渐渐地发展，在文学里创造了不少永久的体裁与方式。我的朋友沈教授（Kshitimohan Sen），他曾经研究过印度中古的诗，他可以告诉你们在13与17世纪之间我们出了不少有名的玄秘派的诗人。经他的指导，我自己也念了他们的名作，我得到很有趣的发现，因为虽则隔着几百年的分别，他们所表现的思想与情感，还只是我们当代人的思想与情感。他们是时新的，满充着真纯的热烈的生命与美的情感。所有真的作品永远是时新的，永远不会褪色与变旧，所以我说我们中古时期的文学只是时新的。
在我们彭加耳的地方，当年因为佛熙那梵运动（Vaishnava Movement）产生了不少抒情的诗歌。在印度，一般平民的心灵的生活全靠一种深沉的玄秘性或宗教性的情感继续地给他们营养与鼓舞。我们往古圣哲们的使命也就只给他们精神的慰安，他们在社会上因为阶级制度的关系，不仅没有体面的地位，而且实际上忍受压迫与凌辱。我们的前辈教导他们人格的自重与灵性的神圣，给他们勇敢与希望，鼓荡他们潜伏的心声。所以，那时期出产的诗歌有一种神异的智慧的深厚与方式的美艳。
我自己开始我诗人的生涯时，英国的文学很影响那时的作者。我想这也许是我的幸运，我那时并没有受什么所谓正式的教育，因为在习惯上，上等的人家都应该送他们的子弟进学堂、进大学受相当的教育。虽则我不能说我自己完全不受当时模仿性的文学的影响，但我自喜我著作的路径并不会歧误，我的根蒂依旧种植在我们早期文学柔软的泥土里，不是在杂乱的蔓草丛中。我相信我及早逃出学校的牢门与教师的专制是我的幸福，他们杂色的标准因此不曾沾染我清洁的本能。因此，我有的是创作的自由，我一任我的恣肆的幻想，搏糅文字与思想，制造新体的诗歌，因此我也备受渊博的批评家的非难与聪明人大声的嘲笑。我的知识的固陋与异端的狂妄的结果，使我变成了文学界的一个法外的浪人。
我初起著作的时候，我的年岁其实是可笑的幼稚；我是那时的著作家里最年轻的。我没有相当年岁的保障，又没有体面的英国教育的面具。所以，我的早年的尝试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奖掖，我只是在脱离尘世的生活中享受我的自由。后来我年岁渐渐地大了，我不敢说这有多大的好处。总之，在这时期内我渐渐地打出了我的路径，从冷酷的笑骂与偶逢的奖励中渐渐地取得了认识与评价，虽则毁与誉的等分还不过是地面上水与地的比量。
如果你们要知道我为什么在早年便有那样的大胆，我可以说，彭加耳抒情的诗歌是给我勇敢的一个泉源，我到如今还忘不了他们的影响，那样规律的自由，那样无忌惮的表现。我记得那些诗歌最初印行的时候，我还只12岁。我从我的长辈的书桌上私自偷得了诗本。我明知是不应该的，像我那样年纪不应得那样的放肆。我应得好好地上我的学，交我的考卷，上正规的方向，避去危险的路径。并且我那时偷着念的诗歌大都是男女恋情的，更不是十多岁的小孩子应得研究的。但是，幸而我那时的想象力只爱上了他们的形式与声调的美；所以，虽则那些诗歌满充着肉艳的彩色，它们也只是轻风似的吹过我的童心，并没有扰乱我的方寸。
我那时在文学上无赖的生涯还有一个缘由。你们知道我的父亲是一个新宗教运动的领袖，他是根据优婆尼沙昙（Upanishads）的教训，主张绝对的一神论的。在彭加耳的人看来，他差不多与主张基督教的一样的荒谬，也许更坏些。所以我们与当时的社会绝对的没有交情，不相往来，这又是强迫我做叛徒的一个原由，脱卸我服从过去的负担。
我家里的人多少都是有天分的——有的是美术家，有的是诗人，有的是音乐家——所以，我的家庭的空气里只是泛滥着创作的精神。我差不多在十岁的时候就感悟自然的美，嫩色的草木，流动的云彩，太空中随季变换的鸟声的风籁，都给我一种亲密的伴侣的感觉。同时，我对于人情的感受力也是很深很强，也要求文字的表现，我尤其想用我自己的工具来传达我内在的情绪。真挚的情感自然的要求真纯与正确的表现，但是我那时工夫太浅，不能发明完善的方式，抒写蓬勃的心境。
从那时起，我在我的国内得了声名，虽则一部分人到如今还是很强烈地反对我。有人说我的诗歌不是从我们正宗的炉火里熔冶出来的。有人说我的诗太不可解，也有人说我的诗不够洁净。事实上，我在我的国内从不曾有过全盘的承受，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最容易使人堕落的是成功。
这是我的文学的生涯的梗概，但是，我自己口里的传述是有限的，可惜我再没有别的方法，能使你们更亲切地了解我的著作的生平，我盼望你们将来有机会看我彭加利文的原著。我们的文字是不大量的，吝啬的。除非你直接去求教她，假如你单凭译文去认识她，她是不轻易开放她的宝藏给你看的。你得亲自地去温存她，殷勤地去伺候她。诗歌是心灵的表现，他们不比得金银或是别的实体的物质可以随便兑换的。你不能从一个代理人的身上得到你爱人的微笑与妙瞬，不论他是怎样的尽心与尽职。
我自己也曾经想从文字里寻得欧洲各国文学的妙处。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尝试但丁（Dante），但不幸我看的是译文。结果是完全的失败，我凭我的良心，只得中止我的尝试。所以我的檀德只是一本关紧的书，我始终没有认识他。
我那时也想学德文，我最初念海涅（Heine）的译文时便窥见了一瞥的神光。幸而我认识一个传教的德国女士，我就请求她的助力。我用功了好几个月，但是因为我有的是小机灵，那并不是件好事，我就缺乏耐心。我有的是危险的小聪明，什么意义一猜就着，太容易了。我的先生以为我真的已经通达了，其实并没有那回事。但是，我居然念完了海涅，念得也很高兴。其次，我就尝试歌德（Geothe）。我的野心太大了。我拿起了《浮士德》，凭着我有限的德文知识，也居然念完了。我想我总算进了宫院的大门，但是我恰没有开门的秘钥，没有进内院去瞻览的特权，我只是寻常的游客，只准在客厅内小坐，虽则也很舒服，恰不能使人满意。他的抒情的与此外的诗歌更不是我的份了。所以认真地讲，我并不懂得我的歌德，还有许多伟大的明星也是因为文字的关系我始终不能分润他们的光亮，这正是当然的情形。你如果不经由朝拜的行程，你如何到得了神座的跟前。所以，你们单看译本是很不容易看到我们的文字的真相，你得自己亲身来对她求爱，得了她的柔情，你方才可以见到她的真美，因为她的妙处就在她的容貌与丰采，并不是货物似的存在她的栈里。
你们猜想我是一个诗人，但是你们的证据是很薄弱。你们的信仰是含糊的，所以你们想收集外貌的凭证来加添一些重量。你们因为我有美丽的花白胡须，所以你们就确信我是一个诗人，你们这么说很使我满意。但是，我的虚荣心还想要求你们更深刻的认识，那才给我更深刻的满意，我盼望你们能够从我的声音里认识我，我的声音就在我的诗里。我真的期望我的话能够引诱你们来学彭加利文，我盼望坐在我对面笔记的诗人能够发这样一个愿心。我愿意收他做我们的学生，尽我的力量来帮助他。我要请你们来看看我们在彭加耳所做的事业。我们的文学有很大的前途，我们有的是真的文学，因为这里面有的是生命的真，不仅仅是辞藻，我乘便也想告诉你们我们新近的艺术运动的大概。
我的侄儿Abanindranath是这新艺术运动的领袖，前途也很有希望。我同来的朋友鲍司（Nandalal），他也是一个大美术家，如果他愿意对你们讲，他可以使你们知道这运动逐渐发展的情形，与他内在的生命。
至于音乐，我自己也算是一个音乐家。我曾经制作不少的诗歌，完全不顾正宗派音乐的原则，因此很多人都怪嫌我的莽撞，因为我所以大胆的缘故只为是不曾受过正式的训练。但是，我还是继续我的工作，上帝容恕我因为我自己不知道我做的是什么。也许在艺术里工作，这是最好的方法。因为我发现责备我的人他们自己先就唱我的歌。他们并不愿意喜欢我的歌，他们相信他们并不喜欢我的歌，但是他们还是免不了唱我的歌，虽则不一定唱得对。你们不要以为我的虚荣心大。因为我是虚心的，所以我能够客观地评判我自己，能够堂皇地称赞我自己的作品。因为我是谦让的，所以我不迟疑地告诉你们，我的诗歌在我的国民的心里已经取得了永久的地位，像春天的鲜花似的永远有他们的生命。
而且不仅当代的，就是将来的人们，在他们欢欣或是忧伤或是逢到喜庆的日子，我的歌调就会不期然地在他们的心里流出，他们忘不了我的声音。这也算是一个革命家的成就。（徐志摩译）
我的宗教
有人告诉我，中国不需要宗教。我觉得难以置信。人们总是用自己狭隘的宗教教派的定义，去判断他们邻居的宗教。我敢肯定：如果我有幸在中国多住一些时日，我就能够理解中国内心深处拨动的心弦，理解心灵的音乐。但是，我的访问是短暂的，还不幸地被许多约会所打扰。这使我无法与那些在单纯的心地里活跃着自己国家的传统的人们进行亲近的接触。
人们要我给你们讲一讲我自己的宗教观。我之所以不情愿讲这个，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我并不是因为偶然的出身而被动地接受特定的宗教信仰，才走进宗教的大门的。我出生的家庭，是我们国家一个遵照《奥义书》中圣贤的言论的伟大的宗教的复兴运动的先驱。但是，我的个性使我不可能只是因为周围的人们相信某种宗教教义，我就非要去接受它不可。我无法想象，只是因为我信任的人都相信某种宗教，我就去相信。
因此，我的心灵是在一种自由的空气中成长起来的，不受任何由某些教会支持的经文的约束，不受任何有组织的崇拜者的言论的约束。因此，当有人问及我有关宗教的事情，我并没有任何事先规定非得遵守的立场，没有受过系统训练的答案。
我来中国至今，关于相信宗教的理由，只被问及过一次。有一个大学生想向我了解我之所以相信上帝的理由。我的确试图告诉了他，但我必须承认，理由与事实是截然不同的，正如人们不需要明白光学理论就能觉察到光线一样。如果我的理由出错，那么，我信仰的真实性不会变得无效，因为信仰的真实性的证据，是出于想象，而不是出于逻辑的。因此，向我发问的人完全有理由不相信我的想象，从而拒绝我的陈述。这样，受众人敬仰的某本宗教经籍的权威性，比某个个人的辩护，更有分量。因此，我从不去要求传教的权利，从不自视为人们在宗教道路上的导师。
我的宗教，完全是诗人的宗教。它用无影无踪的渠道感动着我，正如它赋予我音乐的灵感一样。我的宗教生活像我的诗歌生活一样，在沿着同样的神奇的线路进行。在我不知不觉之中，它们不知怎么地结合在了一起，并且有一个很长的订婚仪式。然后，突然有一天，我才知道它们的结合。
那时，我生活在一个乡村里。那是一个寻常而琐碎的日子。刚刚干完一上午的工作，我正准备去洗个澡，这时，我在窗前站了一会儿，俯瞰一条干涸河流岸边的一个市场。突然，我感到了心灵的颤动，种种散落的、模糊的事实找到了一个巨大的意义的组合。我的感受，就好比一个在迷雾中不辨方向、正在摸索的人，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站在家门口了。
我记得，自己小时候有一天，在经历了学习彭加利文字母的痛苦过程之后，不期而遇地拼写出了第一个句子，意思是“下雨了，树叶在摇动”。我为这句话带给我的景象而激动。原本毫无意义的碎片，失却了其孤立性，而我的心因这意象的组合而欣喜若狂。同样，那天上午在那个乡村，我生活中的种种事实突然成为清晰的真理的组合，出现在我面前。一切原本看来好像起伏不定的波涛的事情，如今在我心里显现为无边无际的大海。从这次开始，我一直保持这样一个信念：在我关于自然和人类的所有经历中，有一个关于精神现实的真理。
如果我告诉你们在那天偶然有此感悟之前我曾经探索了很长时间，你们就会理解我。我希望你们原谅我，在我坦陈我有诗歌天赋，能细腻地回应内心深处情感的一呼一吸时，不要认为我是在自我吹嘘。我从幼儿时代就细腻敏感，我的心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周围的一切，自然的，人性的。
我们的房子就连着一个花园；它对我来说就是童话世界，每天都有美丽的奇迹在发生。几乎每天清晨，我都会急忙起床去问候闪烁摇曳在花园四周的椰子树叶上的第一丝粉红色的黎明曙光。小草上的露珠在清晨的微风中颤动发光。苍穹之下，我似乎感到有人陪伴，事实上我的整个身心在这静默的几小时里饱饮着阳光和宁静。我唯恐失去哪怕一个这样的黎明，因为我惜晨如金，如同金子之于守财奴。
我有幸具有那种对凡事都感到惊奇的特点，这使得一个孩子能够深入探究万事万物存在的奥秘。我不大在乎我的学习，因为它们粗暴地让我远离我的周围世界，即我的朋友和伙伴们。当我13岁时，我逃脱了那种竭力想把我囚禁在高墙里课堂教育体系的控制。
这也许能向你解释清楚我的宗教的含义。这个世界因我而存在，与我的生活亲密无间。我至今还记得当某个医科学生给我看人的气管，并且试图激起我对其结构的敬佩时，我当时的震惊和厌恶。他竭力说服我那就是人类美妙声音的发源，而我对此恨而拒之。我并不仰慕工匠们的技艺，相反，我爱分享艺术家们的快乐，他们能巧妙地掩饰构造，创造出无以言表的和谐整体。
上帝并不在意让地质学记录他的神迹，但他对美的种种表达却深感骄傲。他让大地铺满了绿草，点缀着鲜花，云彩缤纷，流水淙淙。
我不清楚是谁或是什么东西触动了我的心弦，如同一个婴儿不知道他母亲的名字，或者说不知道他母亲是谁、不知道她是什么。我常常深深感到，我满意于自己的个性和人格，它们从四面八方通过生活交流渠道汇入我的本质。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对周围世界的感受敏锐如昔，从不迟钝。云彩还是云彩，花还是那朵花，这已经足够了，因为它们直接与我对话，因为我不会对它们无动于衷、视而不见。我至今还记得那一时刻，那是一个下午，当我从学校回到家中，跳下车来的时候，突然看到，在我们房屋的上层平台后面，厚厚的雨云笼罩了周围，投下一片阴凉。让我为之感到奇异的是，它的慷慨大方的表现，给了我一种欢乐，这欢乐是自由，这样的自由我们只有在朋友的爱中才能感受到。
在另一篇文章中，我曾作过这样一种解释，我设想有一个来自外星球的陌生人拜访我们的地球，突然听到留声机发出的人类的声音。对他来说，最清楚不过了，看似最活跃的是转动着的唱片；他不能发现这一事实背后的人之所为，从而将唱片这非人性的东西认作是最终的科学事实——可以被触摸、被测度的事实。他可能奇怪，一个机械的东西怎么可能同灵魂说话呢。如果他深入探索这个奥秘，领悟作曲者的意图，他会突然了解音乐的核心和意义就是与人沟通。
我们可以衡量接收信息的多寡，但我们所得到的快乐却不能以多少组原子和分子来解释。在编排这个世界的时候，在某个地方似乎很关注给予我们快乐。可以看出，在茫茫宇宙中，在超越事物和力量之上，某种信息会神奇地触动你的个性。这种触动不能被分析，只能被感受。从外星球来的那个陌生人的经历证明，最能让他的同伴心服口服，虽然看不见唱片中那个人的个性，但通过机器却能与灵魂直接对话。
是不是仅仅因为玫瑰花是圆的、粉红色的，它就比能用来买每日所需、能买奴隶的金子，给我更多的快乐？也许一开始你会否认玫瑰给予我的快乐确实比金子的多。但你必须记住，我并不是在谈论其虚有的价值。如果我们穿越一片金子沙漠，那么，这些闪闪发光的颗粒足以让我们恐惧，而看见玫瑰就听到了天堂的音乐。
我们从一朵玫瑰那里得到的快乐的最终含义，不在于它的花瓣有多圆，这就如同从音乐中得到的最终快乐不在于唱片本身一样。我们似乎觉得，爱的语言通过玫瑰触及到了我们的心灵。难道我们不是常常送一朵玫瑰给我们心爱的人吗？与我们的日常语言不同，它已经传载了不可被分析的信息。靠着玫瑰这世界通行的欢乐语言，我们表达着爱。
在印度，毗湿奴（Vaishanna）教是一种充满象征意象的宗教。爱神的笛子时吹时停，不同的音符表达出自然界和人类中的美。这些音符在邀请着我们，鼓励我们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走入爱和真理的王国。我们听不见自然的声音吗？抑或是我们的耳膜已被这世上追求享乐的叫嚣、集市的吵闹声给震聋了？我们想念爱神的声音，因而我们争斗，我们抢夺，我们剥削弱者，当我们把他人的东西占为己有时，我们得意地笑，我们的生活已变成沙漠，因为我们背离了自己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爱的溪流从蓝天直流而下，汪积在地面。
在现实世界里，如果你打开工具商店的那道秘密的门，你就会进入一个堆放着很多机械设备的昏暗的大厅，可以找到对你有用的东西，但借着它你却永远不会取得最终的成功。这里有一个堆满了数不清的事实的仓库，无论它们是怎样必不可少，它们本身却并没有储藏着成就。但是，和谐的殿堂就在那里，爱神就实实在在地在那儿。当你到达那儿，你就会立刻意识到你已经到达了真理，到达了永恒，并且会欣慰地感到终极其实就是无极。
单纯的事实信息，单纯的力量发现，都属于事物的外在东西，而非事物的内部灵魂。当我们通过聆听真理发出的音乐而触摸到真理时，当真理向我们内心的真理发出的问候而感到欢乐，从而使我们触及真理之时，喜悦是我们认识真理的一个标准。一切宗教的真正基础就在于此，而非在教条中。我以前说过，我们不是由于有以太波才看到光线的；清晨并没有等待着科学家们的引荐。同样，只有当我们感受到了真正的爱或善，而不是通过神学家的解释，也不是通过对伦理道德教义的广泛讨论，我们才会触及在我们内心里的无限现实。
我在前面已经承认，我的宗教是一个诗人的宗教；我对宗教的一切感受来自观察而不是来自知识。坦白地说，我不能满意地回答关于罪恶、关于死后会发生什么事的问题。然而，我确信，总会有这样的时刻，我的灵魂会触及无限，我的灵魂会受到欢乐的启示因而强烈地意识到它。我们的《奥义书》曾说过，我们的心灵和言辞因为对最高真理的迷惑不解而相互脱离。但是，知道这一点的人，凭着自己灵魂的欢乐，将摆脱一切疑惑和畏惧。
夜间，我们被某些东西绊倒，并且确切地意识到这些东西是独立存在的。然而，白昼揭示了这些东西伟大的内在统一。人的内在眼光沐浴在意识的光芒中，他们立即能认识到精神上的统一能驾驭不同种族，他们的内心也不会在人类世界个别的单独的事实上纠缠不清、迟疑不决，也不会把这些事实当作最终的结论；他们认识到，平和是寓于真理之中的内在和谐，而不是任何外部的调整；美能永恒地保证人们与现实的精神联系，而现实则期待着在我们爱的回应中达到它的完美。（秦悦译）
我的到来
今天是我欢喜的日子，我多多地感谢你们，把我从遥远的印度请到你们的国家，这真是我难得的福气。
我有几句供认的话对你们讲。最初我接到你们邀请我的信，我心里很踌躇。我从书本上看到关于你们的宗教与习惯的种种不同的说法，我认不清哪一家是对的。我心里想：“他们要我去究竟是存什么盼望，我去时又有什么好消息带给他们？”
年前，我心里只是迟疑不决的，屡次展缓我的行期，一半固然是因为我的身体不健，但是老实说，一半为是决断不下。正在那个时候，春天到了，我们的春天比你们来得早。我本来打算坐定一时，着手我的讲演，因为用英文讲演我是要预备的，但是春光来了，诗人也有了他的感召。一天一天的，乐调来到了我的心里，自然地形成了新鲜的诗歌，我不由地忘却了我自以为应尽的责任。
但是，我那时还是满怀的不自在。像这样的白费光阴，什么事也没有做成，只做什么无聊的诗歌，我如何能对得起中国盼望我的朋友。但是，你们也明知诗人是不会履行什么职务的。诗人的职务，如其有，也无非是开张着他的乐器，擒拿着太空中生命秘密的颤动，调谱他的先觉的妙乐。
是的，诗人的用途只在生命苏醒的俄顷，他来朗声地布告，说虽则人们还不曾察觉，河里的坚冰已经渐次地苏解，严敛的、萧条的、冷酷的寒冰已经无形地消隐。它的无情的冰链曾经封锁住整个的世界，恫吓爱和暖的人群，蛰居在紧闭的户内。紧闭的门户快开放了，现在春天已经来到。
我信托你们一定体谅我的怠惰，体谅我的放弃责任。那时我心里忽然会悟，也许你们的邀请与春风的感召只是同一的消息，你们自己当年潇洒的诗人还不是一样地在春风里举杯自醉，他们也何尝记得他们的职务？我也只得荒废我的职务，我愿意放弃你们的尊敬，取得你们的钟爱与姑息。在其余的国内，我就不敢想望这样的优容，因为他们从不放松他们的严厉与督饬。他们是丝毫不容假借的。所以，我为顾全自己起见，也只得兢兢地尽我的责任，忘却我的诗神。
我方才说过，诗人们的使命是在勾探太空中无声的音响，启示梦境似的微妙的色彩，鼓舞理想的信仰与努力，像春风似的，带来消息。私语怀疑的人间，不久便有绚烂的花朝。
现代的世界上多的是缺乏信仰的人们。他们不知道信仰是创造的势力，不知道对于一个伟大的未来的信仰自身，就会创造个未来，没有信仰，你就不认识机会，你就容易错过机会。有信仰的人们曾经产生过他们伟大的文明。顾虑与怀疑只是滋生无益的争讧，真文化的建设者只是有信仰的人们，他们有的是不存猜疑的童真，他们是梦人。这创造的天才，你们可以在你们的历史里看出，凭着信仰的真诚永远前向进取，不问阻碍与限度。现代所谓怀疑派的批评恰只能摧残，不能生产任何的果实。
所以，朋友们，来吧，认定我们的标准，再不必游移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是一个紧要的时期，这是所有的民族结合的时期。现代的流血与苦痛是不能容许的，我们人类的灵魂在烦恼中想望和平，厌倦了争竞与扰攘的生活。我们都盼望这件大事的实现，现在有的是可喜的机兆。你们这次邀我来到中国，便是一个凭证。
在这几百年间，来打扰你们平安的门庭的，无非是商人与兵士与种种不讨欢喜的宾客，但你们从不曾想着到外邦去邀请诗人。今天，我竟然到了你们的中间。这不是一件大事吗？——不是对我个人人格的礼貌，这是遭逢这新纪元的春光的敬意。所以，你们更不必问我带来什么消息。从前的人们曾经用白鸽递传音信，在这争战的世纪的人们，也一般地宝贵他们的羽翼，但他们恰不再珍贵他们云外的翱翔，他们只是利用他们来增加血流的分量。所以，你们千万不可利用诗人们来布传消息！
我的希冀只在共同你们新来的生命的动荡，共同你们的想望与欢欣，我求你们容许我参加。我不是一个哲学家，你们只须当我诗人看待。在你们的心里替我预备着一个地位，不要在公开的讲坛上安置高座。我只求得你们的心，我要你们的情爱，不教辜负这难得的时机。我相信，你们的前途有一个伟大的将来，也就是亚洲的将来，我盼望哪一天你们的民族兴起，表现你们内在的精神，那是我们与有荣华的一桩盛业。
我并没有夸张过分的种族感情，我同时也不蔑视传统的价值。我记得千年前印度献给你们它的情爱，契结了不朽的友谊。这层亲族的关系，我盼望，还是在着，在东方民族的心灵里深深地隐着。在这千年内，我们往来的道上也许满长了蔓草，但我们却不难发现往来的踪迹。我们共同的事业就是去除我们胸膈间壅积着的杂欲，再来沟通这个名贵的情感的交流。
我想起我们的祖先怎样地排除万难做成的事业，我不由得不期望现在在你们中间也有伟大的梦想者奋起，凭着友爱的使命，征服一切的乖异，填平所有的崎岖。亚洲有的是伟大的梦想者，他们曾经用他们情爱的甜露，遍洒在苦辛的人间。
现在时期又到了，我们正在期望着这样的梦想者的露面，重新这大洲的使命，再发祥一度的光华，贯彻天空里层累的恶云，光照着生命的途径，那才值得我们的欢欣与自负。（徐志摩译）
我的使命
在你们一座庙宇的附近，石壁上刻着一幅画，是千百年前从印度来的一位佛徒的像。他来的时候看那座山峰，正像他在本乡相识的山峰。我听说你们的传话，这山是从印度飞来的，实在是他在印度认识的那座，山有一个梵文的名称，意思是鹫鸟峰，他见了这里相同的，心里就快活，所以你们也就把它叫作灵鹫峰。
我这回来，也曾饱餐了你们美丽的湖光与周围的山色，我看来也不觉得生分；因为你们的山峰还不是与我们的山峰说一样的话？你们的湖还不是与我们的湖带着一样的笑容？你们的树木与我们印度的树木还不是天生多少相同的面貌？所以我在此地美丽的山水间优游时，我就想着地面上各国的外貌原来是无甚分别。我又转念，我们人类却反没有彼此可以交通的共同语言，我心里不由地怅惘。但这也有它的好处。想要彼此认识，我们就得费相当的工夫，付相当的代价。当初我们都是陌生的，除非我们勇敢地努力，我们便不容易得到彼此的情爱。在这彼此求相识的道上，多的是障碍与困难。爱的职务就在扫除一切的障碍，开辟一条平坦通行的大路。
在那石壁上刻着的那位大师，他来时不仅发现你们的山水与我们的山水的一致，他也发现他的心地与你们人民的心地间也有天然的一致。有一处石壁刻着的是一个中国人献饭食给他，那是一个极美的象征。我是他的后代，我也是从印度来的，我所以也要从你们的手里求讨真挚人情的饭食。
我知道，在你们里面大多数是不认识我的，但是，你们都到这里来看我的面貌，听我的声音，仿佛有什么引力似的。我想你们并不盼望我给你们什么消息，但我相信你们来是为千年前印度与中国曾经缔结的因缘。那是一个光明的时期，我们的祖先远送他们的爱心给你们的人民，他们渡过了大海，渡过了沙漠，不为谋利，不为夺地，只带来他们最纯洁的情感，最宝贵的智慧。
这是印度在历史上的伟大的事业，开辟阻碍，建设通路的事业。我们先得感念这造路的人们，他们利便的不是金钱与势力，在他们的道上往来的只是民族间胞与的情分。现代有的，是实际的交通，人类有的是相互亲近的方便。但正因为太易，我们彼此真切的相知的机会却反是真的困难。
我们来大都只为游历。我们来只看见生活的表面。再加之我们的文明出产了它的“硬壳”，我们到处都带着跑。随你到哪一国都有你日常用惯的食品，有你的设备舒服的房间，这舒服就好比是一座堡塞，拦着你不得接近当地的人情。我们走进了大旅馆的大门，我们同时走出了我们来到的乡土。我们来总是有所为的，不是这样，便是那样。这一有所为，我们的见地便失却了清切，我们望出去只见我们惴惴营谋的事业，我们的眼前障上了一层盲翳。
从前古人们来时不带着什么种族优胜或是宗教优胜的存心，他们带来的只是他们满溢着的情爱；这是他们献给你们的礼物，你们当时也就欣欣地来接受他们的礼物，准他们住在你们的中间，死在你们的乡里。他们这一路来不知经受了多少不可想象的困难与烦恼，他们亦一定感受异样的水土的不便。我们也一样是从印度来的，但我们却实在不觉得什么生活的生分。这是科学的功绩，使我们容易彼此接近，但这同一的科学也使我们容易彼此相残杀、相侵略、不相结识、不求了解，却自以为相识与了解。
所以，这远邦变成近邻的事实，到如今还只是一件外表的事实，不值得人类的自负。实际上，我们彼此接近的时候，只有彰明的恶业，并不会发生什么亲切的关系。我们形成的只是群，不是体，只是聚会，不是社会。这是一个莫大的耻辱，现在时候到了，我们应得协力同心的扫除这耻辱，救济受苦的人类。
我的朋友们，这是我的使命。我来是为求你们重新沟通那条情感交流的水道，我盼望我们可以寻出原来的踪迹，虽则已经长满了时间的蔓草。如果我这次来可以使印度更加亲近中国，使中国益发亲近印度，不为政治与商业的关系，却仅仅为纯粹的人情的贯彻，那我便自分是我莫大的幸运。
我爱你们湖光与山色的美丽丝毫没有困难，为什么我来亲近、认识你们含得有多少的周折？我是一个人，有的是人情，我只愿意结识你们的人格，沾润你们的人情，我并不妄想来改进你们的心智或是道德。我们只要认明：人情的和合，不教糅杂丝毫有所为的动机（不论好坏）时，是最自然不过的。我们只要能实现这一点，那时现代民族间所有的误解与谬见便可以通体地消除。我求你们帮着我们共同的努力。我们是绝对的没有权力，不论是政治的、军事的，或是商业的。我们印度是一个战败的、屈辱的民族，在实利的世界里我们不知道怎样来帮助，也不知道怎样来伤害你们。但天幸我们可以做你们的客人，做你们的兄弟，做你们的朋友；我们相信这日子已经到了。
你们请了我来，我也要请你们到我们那里去。我不知道你们曾否听着说起我在印度设立的学院。它那唯一的目的就在叫印度欢迎全世界到它的心窝里去。让我们来共同致力，把貌似的阻碍变成交通的途径；让我们联合起来，虽则彼此间有种种的不同。天然的不同正是我们天赋的个性，彼此交换的礼品。我们不必彼此求同，人类生活的丰富正在这种种的不同。我们期望各家的种族都能保存他们自有的人格，我们不稀罕无灵性的刻板与划一；我们要的是精神的一贯，那是富有生命的。（徐志摩译）
我的信念
几年前我曾应邀前往美国，途中，我在日本稍作停留。与大多数新富裕起来的国家一样，日本颇为自己的繁荣而感到骄傲。我当时的感触是：不应该在突然而至的财富面前唯唯诺诺。我们应当知道，一个国家突然惊讶于巨大的政治成功，从历史的角度说，这是非常危险的。考验是严峻的，傲慢的沙暴会湮没智慧的路径，它必须用尽全身的力气，将自己拯救出来。
傲慢导致盲目性，造成隔阂，埋下毁灭的种子；傲慢使其与周围邻居摩擦不断，渐渐磨蚀了我们用以防卫的盔甲。
在亚洲，我们必须寻求力量的联合，坚信正义，绝不相信自私自利的分裂和自以为是。这是东方的心声：“柔顺者将继承地球。”因为温顺的人从不鲁莽无礼，浪费能量，而是顺应一切稳固，建立真正的繁荣。
在亚洲，我们必须团结一致，这种团结并不是通过某种机械的组织方法，而是通过真正的同情心。机器的联合力量将要重创我们，吞噬我们，我们必须获得拯救。靠着一种活的精神力量（而非机械力量的相加），靠着有机力量的积累，我们将获得拯救。我们应该向西方借鉴科学，这是对的。我们接受西方人的才智，我们必须认可他们巨大的才智和优势。但是，如若我们忘记自己的道德智慧，这无疑是一种堕落，无疑是对祖先的一种羞辱，因为这笔财富，远比创造出无数物质成就的制度都更有价值。
我深切地感到，这种堕落和灾难已经征服了这个世界。人们的心灵被催眠了，他们的膝盖跪拜在金钱和权利的偶像前。我在旅行中发现，对付这种有组织的个人主义的培植，仅仅靠说教是不够的。我得出结论，我们所要做的是给予教育一种理想，这样，我们的孩子就可以在一种更崇高的生活氛围中成长。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教育缺乏理想，纯粹的智力操练没有任何感情可言。让学生心里产生唯一的愿望，就是要去赢取财富和权利，而不是追求某种内在的完美，或是寻求自我的解放。这种理想不值得人类去追求。
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上的已经开化的民族都已经放弃了一种精神信念，不再追求完美。他们的命运是可以预见的。当我们东方人为他们的成功而感到眩目倾心时，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所看到的闪现在西方地平线上的红光，不是初升的朝霞，也不是为新生儿绽放的礼花，而是欲望的烈火。看着像火苗一样突然闪现的成功，只有那些丧失心智的人，才会痴迷着魔，就像被蛇咬伤的人，盯着蛇闪亮的双眼而不知逃逸。
我再次表明，我们必须接受西方的真理，即使仰慕和赞美，也不为过。如果我们不接受西方的真理，我们的文明就会流于片面、呆滞而又了无生气。科学，给了我们思考和推理的能力，使得我们能够积极地发现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的价值。
我们需要这种发现带我们走出模糊不清的地方，走出毫无意义的习惯。为此，我们应当满怀感激地向西方活跃的心灵寻求帮助，永远不要再激起对她的仇恨。再者，西方人也需要我们的帮助，因为如今我们的命运是绑在一起的。
当今时代，如果把其他民族排斥在自己的范围之外，没有一个民族能孤立地取得进步。让我们用心中最美好的东西，而非最卑劣的东西，去赢得西方的心，为她着想，同她打交道，不为复仇，也不去藐视，而是抱着良好的愿望和理解，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与之交往。
我们的“毕希伐罗婆提”国际大学正是代表了这种合作理想，这种人类精神的团结统一。我请求你们，我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当中还有人记得两国人民间曾经建立起来的爱的纽带。（秦悦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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