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名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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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NGO口述史(第2辑)试读：
序言
中国NGO口述史，是记录中国NGO与公民社会创业者们口述历史的著作。本书是继2012年出版第一辑后的第二辑，收录了我们近期完成的对八位被访者的口述访谈。
中国NGO的创业者们，是一群用梦想改变社会、用行动书写历史的公民。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届高龄，有的甚至已不幸仙逝。他们曾拥有的梦想、曾采取的行动，是中国公民社会中最富有生命力和先驱性的历史记录，是以公民个人为主体展现的中国NGO的创业史。如何记下和展示这一段留在当事人记忆中的历史？这是口述史研究的真正价值和使命之所在。在一定意义上，我称之为中国NGO研究的“抢救工程”，这一研究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和紧迫性。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从2005年开始组建口述史研究团队，采用欧美流行的口述史研究方法，探索对中国NGO创业者们进行口述历史的调研、访谈和笔录整理。2012年，我们在多年探索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NGO口述史》第一辑，收录了20位被访者的口述访谈。尽管水平有限，篇幅也不大，但我们耗时多年，耗力巨大，可谓滴水穿石，终成正果。出版后社会反响很大，常有读者来信来电询问，网评也颇好。这不仅肯定了我们既往多年的工作，更给了我们很大的激励。我于是下定决心，将这项意义深远的工作坚持下去，且不断改进提高。
本书的被访者包括郑卫宁、、谢玲丽、吴青、、李宝珍、张开宁和陈金罗。这本书，是八位被访者的人生史，也是他们所代表的NGO的创业史。我和我的团队，只是用口述史的方法，力求忠实地再现每一位被访者的人生故事及其NGO的创业历史。
本书在方法上突出口述史的人生史价值。作为NGO研究者，我们在对象选择上，当然首先关注的是被访者所代表的NGO及其成长史。但在研究中我们益发注意到：作为NGO的创业者，他们把自己的人生几乎完全融入其所开创的事业中，用全部生命在书写NGO的创业史。这一代NGO创业者的人生史，无疑就是活着的NGO创业史。人生史中有个人的成长与挫折，有内心的坚韧与彷徨，有得有失，有乐有忧，有面对大潮的迎接，有出淤泥而不染，还有精神的回归，灵性的涌现，等等。这无疑将放大我们口述史研究的范围和难度。我们本着学习的态度，边学边做，翻阅了大量有关人生史的著作，努力调整访谈的计划，努力和被访者沟通交流，也尝试着形成我们自己的风格。我还将2013年参加IDEAS培训学到的“U型理论”用到我们的口述史研究中，尽量放下，学会聆听，回归内心，体验当下的自然流现。这是我们透过人生史的视角和新的方法探索NGO口述史研究的第一步，尽管肤浅粗糙，但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原型（prototype）。坚持下去，我们相信，终有完善的那一天。
本书的统稿因与作者联系反馈等事宜，从上一年暑期延至寒假，又至第二个暑假。其间我在给博士生开设的一门课上尝试用口述史方法做了一个实习，同学们建议选择新生代的公益领袖作为访谈对象，竟有了意想不到的惊人收获。大家一致同意，在访谈基础上进行整理，争取在今年出版一个新的口述史特辑，相信会更加精彩。
新的一年已过半。原计划在去年出版的这本书，无奈之间拖到了今年。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以社会治理创新为主题的社会领域的改革正在全面展开。我们中国NGO口述史的研究也进入收获的一年，除本书外，还有两本也将陆续出版。我再三思量，还是没能为新的专辑找到一个合适的名称，只好沿用首辑的名称。我知道这样会增加读者选择和阅读的困难，但面对被访者，面对中国NGO创业者的创业史和人生史，我深感所负的担子很重很重。除了对读者诸君说一声抱歉，我还只能说：这是中国NGO口述史的第二部分，故名第二辑。我会继续努力，直至将来。王名2014年7月13日于四川飞往北京的航班一郑卫宁 谈残友集团郑卫宁先生访谈郑卫宁先生访谈题记
郑卫宁先生，1955年出生于辽宁大连，1971年移居湖北武汉，1997年于深圳创立“残友”。他虽出身高干家庭，但命运多舛。因患先天重症血友病，他生下来就不能走路，童年时期只能依靠双手爬行；青年时期遭遇“文化大革命”，父母受迫害入狱，他跟随外祖母四处流浪，十年未获输血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从未进过学校，却在27岁考入湖北电大，用九年时间连续拿下了中文、法律、企业管理三个电大文凭。母亲病逝后，三次自杀未遂的他开始重新感悟生命，42岁那年用母亲留给他的30万元现金、一栋房子、一辆面包车带着其他四位残疾人踏上了互联网创业之路；在他的公司步入正轨后，他却通过律师公证将全部股份捐赠给社会，并且将他一手打造的“残友”和“郑卫宁”等驰名商标品牌一同捐赠。他先后荣获“中华慈善楷模”“全国自强模范”“全国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并五次受到胡锦涛同志的接见。在“残友”内部，“郑大哥”已经成为支持每一个残疾人奋进拼搏的精神支柱……
残友集团，登记注册名为“深圳市残友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英文为“Can you”，意思是“你能，你可以”，是为残疾人打造的高科技就业平台。在郑卫宁先生的领导下，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残友集团已经发展为拥有1家基金会、11家社会组织、33家高科技福利企业、近5000名员工的世界级规模集团公司。残友集团以“越是残疾，越要美丽”为奋斗口号，以“残疾只是特征，知识就是力量，就业构建和谐，科技创造效益”为发展理念，以实现“弱势群体依靠高科技强势集中就业”为伟大构想，以“推广残疾人实现自我价值有尊严的快乐生活方式”为核心使命，号召“全世界残疾人团结起来，用行动改变自己的命运”，为当代社会发展探索出一条成功的公益与科技发展有机结合的高效之路，亦构筑起中国公益慈善事业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
我们对郑先生曾进行过多次访谈，第一次是在深圳残友的总部，我与他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交流；第二次是在他来北京出差期间，我与他有过短暂的会晤；第三次是我的一位博士后杨丽到深圳调研时对他进行的访谈；最近一次是我与研究团队专程到深圳残友总部拜访他，这次访谈时间最长。在两天的口述史访谈过程中，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都深深地为郑先生的高尚品格和执着的精神所感染，我们非常急切地希望将他的思想、故事和经验立刻呈现给每一位读者。这也愈发使我们感觉到口述史研究所肩负的使命。在此，我们对郑先生深表敬意，更感谢他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大力支持。1.两个“郑卫宁”
问：我一直把您看作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是我面前的、真实的郑卫宁，一个是灵性的、作为精神的郑卫宁，您自己怎么看？
答：我觉得你说得特别深刻。我常常回忆，自己小时候正逢“文化大革命”，书籍很有限，我又没上过学，所以抓着什么读什么。当时法国雕塑家罗丹雕的巴尔扎克给我内心的震撼很大，那是对巴尔扎克破烂不堪的肉体和隐藏在那个躯壳里面的精神的一种颤动，所以说，你说到我心里去了。
问：您是在什么时候觉得有两个不同的“郑卫宁”？
答：我从小患先天血友病，生下来就不能走路，13岁之前，又接触不到辅具，就那么在地上爬，一生也没进过校门，这是很让人自卑的。再加上自己的身体，每天就是出血、输血、抢救，这样的一个身体，肯定是不会被自己的精神认可的，所以说就我这样的特殊情况来讲，可能很早就有这样的感觉。
问：您十几岁的时候就有？
答：对。
问：您实际上意识到了有一种分裂？
答：对。我跟所有的媒体都没有谈到自己的童年。而实际上，我自己的成长过程、我的童年对我这一生的影响非常大。但我们这个群体有很多是比较弱的，比如残障社工是提供社会服务的，他需要有非常强大的思想和心灵才能做好心理咨询，才能做好社工的工作。但我们在培养残障社工的时候，最开始是感性的发现，发现残疾人特别弱，不像在设计软件和动漫方面，他比健全人强，通过电脑屏幕，他只要有耐心很快就会超过健全人。残疾人做社会服务工作就是不行，即便在我们这么着力培养的情况下，即便背后有几千个大学生残疾人团队的支撑，我们11个社会组织的残障社工也占不了整个社工比例的20%。溯根求源，因为从小残疾以后，家庭不论贫富，一定对他呵护有加，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在中国过去的老式家庭里，一般的男孩女孩其童年的成长很被忽视，要不就给挂个钥匙，要不就让隔代的老人带，然后有啥就吃点啥，都是跟着老人过日子，都是自己管自己。所以他们到大学毕业以后的家庭生活、宿舍生活、组织生活、形成的人格和残疾人是完全不同的。残疾人的心灵从小就被呵护，他跟主流社会那些心灵强大的人缺少交流，也没参与过广泛的社会竞争，他有很大的自我。像我们说的心中有个大大的我，做什么事都要关注外界怎么看自己，自己会怎么样，不像一般的主流社会的青年们，到哪儿求职到哪儿打拼，进去就是拼，没有想到自我的那套东西。
问：在精神上，您跟他们不同？
答：是的。我自己有这样一个体会，我在精神上不认同我是血友病群体的一员。比如我到各地去，都不参加血友病患者的聚会。血友病患者有五十多岁、六十多岁的，也有十几岁的，他们的聚会我不参加。我根本就不认同我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血友病患者是残疾人这个人群当中最孱弱的群体。举个例子，你去参加他的聚会，如果是个长沙发，你坐下来的话，他就说，慢一点别碰到他，因为他一碰就出血，旁边坐一个人，他都害怕无意当中会碰到他的胳膊和腿。他们的精神状况也非常的弱，觉得能维持着不出血就行，走到哪儿都不敢动，哪像我拄一跟拐棍全国各地到处跑，这种精神状态完全不同。所以血友病患者的聚会我不去，但我可以赞助。七年前在深圳开血友病大会的时候，我从国外的血友病组织那里要了三大箱药，通过海关进来。大会上有几百个人，我给每个人发了六瓶，一千多块钱一瓶。即便我全自费，我也愿意去帮助他们，但是我不去开这个会，我不愿意跟他们坐在一起。从他们的家属到他们本人，弥漫的那种悲观，那种保护的气氛是不行的。2.少年回忆
问：您童年正逢“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您人生的影响大吗？它与您的这种分裂是否有联系？
答：别人看起来“文化大革命”给我带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让我一天学都没有上过，但我特别感恩“文化大革命”。仔细回忆，可能造就我这一生这样的性格，主要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也就七八岁，但是“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记忆犹新，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我们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我母亲是地方的局级，而我的父亲是军级，他是部队里的将军，但他是在一个院校里，就是现在的武汉海军工程大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院校属于“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单位。父亲被打成叛徒关了十年，母亲也被关了将近四年，也就是说有三到四年，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当时组织上每个月给未成年的孩子22块钱，但是我们那个地方政策执行得不好，我父亲被关的十年当中，这22块钱从来就没发给过我。
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答：是的。家里翻天覆地的变化总让我想到鲁迅。鲁迅的爷爷本来是江浙一带主管科举的官员，很显赫，他的父亲也是个公子。但到了鲁迅六七岁的时候，爷爷在考场帮同乡作弊，被光绪帝发现，下了御旨，家被抄了。在鲁迅的杂文中有讲他家被抄了以后，父亲就得了肝硬化死了，母亲含辛茹苦地带着他们一家，他的童年完全就是在一个从显赫的位置突然败落下来的家庭里度过的。所以鲁迅曾说，哪一个人要是在童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中，正好碰到了家道衰败，那他就可以非常清醒地认识社会，鲁迅说这样的人就有福了，我觉得套用到我的身上也是一样。
我父亲当年的部队在大连，我们家当时在大连有一栋西式别墅，在中山区77街73号，是77街所有别墅中最漂亮的一栋，前院后院一应俱全。当年父亲被抓之后，第一步，家里的每一件家具都被没收了，只剩下草垫，于是我就把草垫铺在地上睡觉；第二步，那些造反派结婚没房子，那个时候流行给造反派奖励房子，于是我们家的房子就被疯抢。我印象特别深，来一堆戴红袖标的造反派，他们找了一间朝阳、面积最大的房间，告诉我明天要从那个房间搬出去。然后我们就搬出来了，造反派就住了进去，在那举行婚礼。就这样慢慢抢，一个楼最后抢的只剩下一间房留给了我们。父母都被抓，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作为知识青年全部下放，就只剩下我和姥姥住一间房。我跟我姥姥在那个地方也没办法生存，我母亲和父亲的老家都在山东农村，后来我们就回山东了。
问：一直没上学？
答：是的。实际上深究起来，这“文化大革命”十年没进校园乃至后来也不能上学，不是因为我的身体状况，而是因为政治动乱。政治动乱当中我又面临另一个生死考验，就是血友病患者容易出血，那就必须用输血止住，如果不止住，血就会无限地出，你能看到这种花纹吗？
问：花纹？
答：这种花纹叫妊娠纹，妇女怀孕的时候把皮肤的纤维撑断裂了就形成这种花纹。因为我是“狗崽子”，“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去医院的权利，我出血的时候就没有血输，所以每次出血的地方肿得比头都大。现在的血友病患者没有这种花纹。我所有的皮肤、所有的关节全都是妊娠纹，因为我每一次出血就经历生死，活下来完全靠运气。就像这个腿一样，出血，它使劲地出、使劲地出，最后怎么止血？物理上皮肤再也撑不动了，就像杀猪以后吹那个猪膀胱一样，吹到最大，吹不动了，有物理的压力，这个血就止住了，这个过程非常痛苦。肿起来以后除了把皮肤撑出妊娠纹，还会把关节撑脱臼，我只能躺着不能动，一动就痛，要15天才能够消肿。消肿的时候有一种生理现象叫吸收热，也就是发烧，那时候是真的生不如死。每个关节，一年365天，可能有一半时间是不痛的，不说能不能走，就是坐在那儿不痛都已经算奢望，另外的一半时间就是往里面出血。结果我还特别幸运，我这十年全是关节和肌肉出血，没有出现过肾出血和脑出血，这类情况血友病患者是常有的，当时有那么一场出血，我就没命了。我母亲姐妹三个，每个人都生了一个血友病的儿子，他们两个一个脑出血，一个肺出血，咯血就死了。所以也是机缘巧合，上帝这么眷顾我，只是让我的关节不停地出血，尽管受罪。现在我都带着癌症病人用的吗啡，随时出血随时用。
问：现在用吗啡止痛？
答：对，靠吗啡止痛。深圳有300多个癌症病人，我是唯一非癌症享用者。医生诊断我的全身关节腔都因为出血被破坏了，我一活动的时候就会痛，他说我活得要有尊严，不能每天活在疼痛当中，就给我破例，每个星期发给我规定数量的吗啡。
问：“文化大革命”让您经历了痛苦与生死，但您也收获很多？
答：对。我自己总结过，正好是八岁到十八岁，这十年的痛苦磨难，给了我几样东西。第一个就是无比坚强的意志，你上次来我没拄拐杖，最近走不动路了就拄上了。我到北京、上海出差，走不动路用拐杖也能走。在这个地方上班，每天跟着员工吃大食堂，我吃得最香，大家都说大哥怎么会这样，实际上我觉得从生死线上挣扎过来以后，这个人的意志是特别重要的。还有就是好多人问，我做“残友”的15年里，没在银行贷过款，也没找人借过款，也没领过政府补助，一定走得非常不易。我没觉得，因为我觉得童年都是那么走过来的，接下来，只要每天活着，每天哪里都不痛，我觉得就是最好的状态了。其他的那些压力什么的，对我来讲，不值一提。所以我觉得这是童年给我的第一个影响，我具备了特别强大的内心。
第二个就是家庭环境。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比我大好多，“文化大革命”当中，我才十来岁，他们全下放了。家里本来在部队上，没多少书，“文化大革命”之前，哥哥姐姐借了无数的书回来。“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抢家里的东西，但他们不抢书，书堆得到处都是。正好我这十年每天躺在床上，就靠书来解闷，那个时候觉得要有个电子管的收音机就好了，可以每天听一听。那实际上就是禁锢在这个房间里面生活，但在这种生活当中，我全部用来看书，解决了我不能上学的缺憾。这种学习过程是很有意思的，最开始十个字里面只认识两个，有八个不认识，然后就把它当符号记，也不会发音，慢慢地，我就通过看书看懂了。最后发生了件挺有意思的事，我在1982年上第一个电大的时候，我的第一篇论文是优秀，写的是湖北新军武昌起义跟知识传播的关系，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论文。虽然我在病床上练出一手好字，但是那个“春天”的“春”字下面是一横还是两横，只是大概有个印象，一到写论文的时候，要写正楷，就难免写错。老师们虽然给了我论文优秀，但也帮我指出了论文中的400多个错别字，他们也很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多错别字，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受过小学、中学和高中的基础训练。这个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影响。
第三个就是对社会和人生的清醒认识。小时候我不能行走，当时又没有轮椅，就买了那种小孩的三轮车，遇到部队院校里演电影或者是演出，家人就把我抱到三轮车上，拉我出去玩玩。随着年龄的增长，三轮车不能用了，家里人都被抓了，只剩下一个年迈的外祖母，她根本抱不动我，所以就干脆不出门了。“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的时候，我父亲是院校里的领导，我坐在小三轮车上去看电影，大家谁碰到了都夸我，“哎呀，这孩子真聪明，这孩子真可爱”。父亲被抓了之后，一夜之间众叛亲离。我记得姥姥最后一次带我到部队的澡堂洗澡，因为在北方没有在家洗澡的习惯，都是在澡堂洗，她抱不动我，只能拖着我，当时就那么艰难地拖着我在父亲的大院里走，没有一个人过来帮忙，老人家拖不动了就歇一会儿，谁都不敢帮把手，包括碰到过去熟悉的，大家全都是扭过脸去。这次以后，我再也不去洗澡了。还有，我父亲的警卫员是一个湖南人，他之前跟我们家就像一家人似的，结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反戈一击。我在后期已经完全体弱得要死掉，送到医院去后，正好跟他住一个房间，结果那个房间出现了“反标”。“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草木皆兵，在哪里有人用毛笔或者粉笔写点什么字，就有人研究说这个东西是“反标”，那就是“反标”。
问：“反标”的意思是？
答：反动标语。“文化大革命”的“反标”很可怕，有人说这是个反动标语就立刻报案，报案以后过来拍照，接着就开始审讯。我们那个病房里有十二个病号，有的已经出院了，当时可能有点墨水，有人就在病床上写了个打倒刘少奇，然后画了个小人。那个时候到处是这样的标语。再有病号住进来就再往上加字，可能这个同房间还有一个姓王的和一个姓李的，他就加个李王，意思是打倒刘少奇也打倒你们两个，就是开玩笑的意思。后来我父亲的警卫员在病房里发现了这个“反标”，研究研究就去报案了，他说当时海军的首长叫李作鹏、王红昆、张秀川，号称“李王张”，代表毛主席路线。他说那个“反标”写着打倒刘少奇，旁边带个李王，是代表李作鹏首长。报案以后，旁边的保卫科还有工宣队都来了，尤其这个工宣队是最让人害怕的。
问：工宣队是工人宣传队的简称？
答：对，就是工厂里的师傅组成的队伍叫工人宣传队，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文化大革命”有两派互相打，清华北大都有工宣队，打打打，最后把学校的领导都打倒了，然后工宣队进入学校进行管理。当时就是工人阶级革命最好，但他们真的是大老粗管理，简直好笑得不得了。
当时就是工宣队来接手这个案子，我父亲的警卫员第一个就揭发。这里面唯一对“文化大革命”有仇恨的，就是我。我当时才13岁，还不会写字，工宣队就审问我，通宵不让我睡，但他们不敢打我，因为一打我就要出血。虽然免了这个皮肉之苦，但其他所有的折磨全上了，十几个人轮番轰炸，我被吓得直哭。他们就说小孩别哭，承认了就没事，就可以走了，但那确实不是我写的。这就是父亲的警卫员。
再说保健医生，保健医生跟我们家关系特别好。当时我完全不能走路，有时候站一站，脚也出血。我的姥姥在路上碰到保健医生的夫人，就悄悄跟她讲，我已经站不起来了，能不能帮我搞两块海绵，给我垫到鞋里，站起来的时候，脚就不那么挨着地了。保健医生的夫人就给我弄了两块海绵，装到一个信封里，来给我们的时候是怎么给呢？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被赶到了筒子楼里，当时大家都在做饭，她不敢进去，进去怕别人说没和我们划清界限，搞阴谋诡计。于是她就“哐当”一下把门推开，大声训斥说：“你姥姥在家吗？”我说不在，她去街道参加劳动去了。她看看没人，把信封扔地上，就走了，就到那个程度。我觉得“文化大革命”让我对这个社会，对人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另外让我增加了很多危机感和警惕感，觉得这个人际关系非常的复杂，所以从小就非常注意周围人是怎么想的，环境是怎么样的。这些能力对日后做企业也好，带领团队也好，起了关键的作用。
问：所以您很感恩“文化大革命”？
答：是的。总之，我的经历当中，“文化大革命”是意志的锻炼。如果高尔基说社会是他的大学的话，那对我来讲，“文化大革命”不只是大学了，而是我一生的学校，从意志力到所有的东西。还有就是，“文化大革命”锻炼了我的胆量，因为从小看到了太多不应该看到的事。第一类事就是我父亲被抓。造反派们都把“造反”进行得很“革命”，我们家当时就是一个小楼，其实敲门就可以进去，结果他非得半夜从墙上翻过来，打破了窗户冲进去抓。我身体不好，我姥姥在一个大床上陪着我睡，他们打破的窗户就在我和我姥姥睡的房间。一帮人进来后把我父亲五花大绑，扔到卡车上，然后再反复地抄家。我还记得我父母被关后，姥姥给我们家带来过一个灾难。一个毛主席石膏像被打破了，她不知道怎么处理。她不敢拿出去倒，怕被人揪住了不得了，就包了一个纸包，放到一个纸箱子里收起来，结果造反派抄家的时候，把这个翻了出来。一看这个毛主席像被打破了，还放在个纸袋里，就认为这是罪证，说我们仇恨毛主席，在做诅咒仪式。于是现场就审问姥姥和我，折腾了七个小时。
第二类事是，我住的医院是大连海军医院，由于我是“狗崽子”，所以给我的病房是个最大的。这个病房平均每周都会有自杀的人进来，[1]就是我父亲那个院校里自杀的。当年国民党有个“重庆号”起义，中央军委问哪一支部队离那里最近，我父亲是四野的一个团政委，带着那个团正好走到那儿，上边命令他赶快接收“重庆号”，就这么把“重庆号”给接收过来。接收下来后就地转为海军，没再随四野继续打，就变成了海军学校，所以他是海军的创始人之一。那些“重庆号”起义过的人，都在我父亲的院校里面当教官。因为他们是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的，“文化大革命”时，他们首当其冲被批斗。“重庆号”的很多人都是在我在的那个病房里自杀的，我都记得他们每个人死前的惨状。
有两个事特别刺激我。有一个广东人，我记得那个时候他讲一口广东话，他跳楼没自杀成。因为不自觉地手先着地，接着头着地，手和脑盖全部骨折，骨折以后，就被送到病房里。造反派每天还来训斥他，抢救期间也是如此。结果他找邻病房的一个病人家属借了把剪刀，正好脑盖都没了，他就把自己的脑子搅乱然后死掉了。还有一个是我父亲院校里的一个电工，八级，是最高级别的电工，“文化大革命”[2]时被人叫作反动“把头”，被关起来打，他受不了打，想要自杀；但看管得太紧，连裤腰带都被收走了，他就在吃饭的时候，把两根筷子放在鼻孔上，然后使劲地压下去，两根筷子直插到脑子里。但他当时没死，落了个脑炎，在我那个病房里，熬了一个多月才死。他老婆带着才七岁的孩子过来照顾他的时候，因为是“反动”家属，还要打扫整个医院的卫生，护士进来的时候，对他的换药和对他老婆的非人道，我到现在还记得。
所以在我小的时候，对于“文化大革命”当中非理性、暴力的这些东西，我见的特别多，这也锻炼了我的抗打击力。那个时候，透过医院的窗户，我只要看到用担架抬着跑过来的，就知道上面躺着的是自杀的，然后送进了抢救室，过一会儿就扔到我的病房了。所以说“文化大革命”给了我很多东西，当然它也彻底破坏了我的身体。医生对我说，一个血友病人，怎么会破坏得这么严重？我就告诉他，我十年没输过血。医生说，不可能吧，血友病人如果十年没输血早就死了。我说我就这么凑巧，活下来了。所以从八岁到十八岁的这十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非人的环境，尤其是后期去了武汉，我都差点死掉。
问：什么时候去的武汉？
答：我们是1971年去的武汉。因为去了武汉之后，我能见到父亲。他跟他们的政委、院长等十来个人都被关了起来，他偶尔回家拿衣服，都要有两个专案组的人跟着。他们要参加劳动，我就会经常看到他在院子里扫院子。还有那个时候，部队到哪儿都种麦子，他去晒麦子，我也可以看到他。那段时间，我经历过一次大出血，记不清楚是十六岁还是十七岁的时候。当时姥姥因为癌症，去了北京我姨那里，就我自己在家，腹股沟出血，这是血友病非常危险的情况。我自己也没办法照顾自己，就找来一个部队发的小床，就是当中一个板、两边两个床架子那种床。我把床上挂蚊帐用的四个竹竿给拆下来，拿毛巾把它们扎起来，扎起来之后，就放在两个床头那儿弄住，因为这个腹股沟出血是不能躺的，我就趴在竹竿上。
问：持续了多长时间？
答：七天。筒子楼的人要去打水，我就喊邻居打一桶自来水放在床这儿，买了一盆皮蛋，就是松花蛋，饿了就吃松花蛋，渴了就喝自来水。我父亲在牛棚里也不知道。后来邻居们觉得都这么久了，怎么无声无息的也不做饭？这人是死了还是没死？进来一看，我当时肯定脸色什么的都不行，他们就跑到我们部队的军务处去了，说有个人快死了。军务处就带着人过来，把我送到了那个军区总医院。送去以后，医生问我多长时间没躺下来了，我说七天，就给我打了一针吗啡让我躺下睡了一觉，那是第一次打吗啡。醒了以后，医院里开始给我输血，当时军区总医院不知道我是“狗崽子”，所以没有歧视，但是他们对血友病输血没有经验。血友病只能输新鲜血，新鲜血里才有止我血的八因子，如果这个血过了12个小时就没用了，虽然还有九因子、七因子，对乙型、丙型血友病还有用，但对甲型血友病就没用了。医院当时不知道，就从血库里给我拿陈旧的血输，陈旧的血一方面救了命，因为只要有血进来，我就能活下来；但是另一方面它止不住血，止不住血就报病危。
问：报病危？
答：是的。报病危我记得有一个细节，到现在印象还特别清楚。报病危以后，在我父亲被关押的地方，有人就请示造反派，我父亲叫郑石，说郑石的儿子在医院报病危了，让不让他去医院？最后说那去吧，就派了两个专案组的人跟着我父亲来了。我父亲听说我报病危了非常害怕，我是腹股沟出血，躺在床上一动都不能动。他来了就坐在床边上，问我怎么了。我当时意识都不是很清醒，但知道他的处境更难，就骗他说没事，悄悄地跟他讲，我是假装病重来住院的。我要不住院，在家里我也不能活动，也没人给我做饭，到医院有吃有喝多好啊。我父亲就问我是不是病重，我当时全身都不能动，我就用最后的一点劲，用膝盖顶他。我说：“你看，我还有劲顶你呢。”他这才放了心。我说：“你快回去吧。”我顶他那一下，全身剧痛得都流汗。
问：“文化大革命”当中只发生过一次？
答：不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类似这样的情况特别多。经历过了这些，还有什么困难会击倒我呢？这些我以前没聊过，我只说13岁以前在地上爬，13岁以后因为住院有了双拐，可以拄双拐走路了。到后来在这边病也治不好，我就被送去了北京。去北京的时候是我姐姐从农村来送我的。我姐姐当时还没我高，都不知道怎么背我，没轮椅，连拉带拽把我弄到北京，一路走得很艰难。在北京总医院的那个走廊里，所有人都要停下来看。因为我比她高，他们觉得一个瘦弱的女孩怎么能背动我？然后好多人就过来帮忙，把我抬到医生那儿去。刚住进医院的时候，中苏关系紧张，在那家医院里面的病人都要转移。我在北京本来有个姨，我就跟我姨讲让她别去看我。我就说我在北京没亲戚，要是他们到武汉去调查，也知道我父母都被关了，家里也没人，所以我就能赖在医院。结果她就没去看我。到了转移的时候，医生天天催我出院，然后往武汉打电话，一听我父母还都被关着，这样就把我随着一个重病号转移到了一个山沟里的海军医院。
后来，我母亲从“牛棚”里放出来以后来看我，我们已经有三年没见了。我当时是拄着拐杖，这样冬天就不能穿棉大衣，只能穿单衣。为了能活动，穿单衣也习惯了。三九是那里最冷的时候，我记得那天黄昏的时候，我跟两个战士病号吃完饭出去散步，我拄着拐杖，那时我已经长得跟他们一样高了。我母亲三年前看到我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小孩子。结果当时我在院子里突然看到了我母亲，我能认出她来，她老了很多，但是她认不出我来。我就叫她，她站那儿都不敢往前走，因为我变化太大了。那个印象我特别深。然后她看我在北方三九严寒中穿着单衣很心痛，我就告诉她，我不冷，但是她不那么想。于是我意识到我需要去工作，要去靠自己的双手找一种新的活法。
问：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
答：“文化大革命”结束的那年。1978年父亲恢复名誉了，我就跟家里说，我一定要工作。于是我就到了一个街道的福利厂，去学开磨床，然后自己就学会了骑自行车。这在血友病患者当中是不可能的，学自行车的时候，只要摔一跤就会毙命。
问：当时家庭条件基本恢复到以前，您却坚持选择去工作，做决定的时候没有犹豫吗？
答：没有犹豫。我觉得就是个危机意识，觉得眼前的一切，好的生活场景，是不会持久的。这十年给我的创伤太深，我根本就不信任这些，我自己要挣钱要工作。
问：您还学会了骑自行车？怎么学的？
答：是的。当时就找别人借了一辆小的自行车，我坐在后座上学了好多天。慢慢地感觉这个舵的原理，以及跟身体平衡的关系。好多天以后，就彻底了解了舵把的特性，上去就能骑了。就这样每天骑着上下班。其实挺感恩上班的那几年。当时也是不停地出血，但是那个时候父亲恢复了名誉，就有血输了，输了血就基本能保证上班。上班那几年里，找到了对象，真正是自由恋爱找的对象。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尾声，都引用列宁的语录，我记得列宁说在工厂第一线工作八年以上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那个时候工人阶级是最伟大的，所以自己就想咬着牙也得工作八年以上。但其实最后也没工作满八年，1978年进厂，工作到1982年就辞职了。
问：为什么辞职？
答：1982年是第一批电大。自己什么基础都没有，数理化根本没法儿考。但是电大的第一期是中文，我父亲的院校有个政治教研室带了一个班，并且可以复读。但复读要求特别严格，每门考试都要及格，有一门不及格都不行，没有补考，跟正式生也是不一样的待遇。我就觉得是个难得的机会，就在父亲那个院校里开始复读，这一读，就没停下来。因为自己家在院校里，复读比较方便，就从1982年到1985年读了一个中文。读完中文以后，再进电大就不用考了。自己又没事干，所以从1985到1988年又读了一个法律，然后1988年到1991年又读了一个经济，电大开什么课我就上什么课，就这样学了九年。
那个时候电大刚开始。我说句实在话，电大只是一种知识系统化地指引，课程太烂。好在那个时候中国的翻译力量开始强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学术像文艺复兴一样，我们就能很及时地看到国外好的东西。
问：您很喜欢阅读？
答：是的。我一直认为我比别人有几个强的地方，高干家庭是其中之一。父亲是军队的干部，每天秘书都送来大参考。读那个大参考，我觉得是比上大学、比读研究生都重要的学习。因此，我跟秘书讲要送到我家里来。父亲知道我在家里没事，就让秘书一天送过来两本厚厚的大参考。我就这样每天看着大参考，看完大参考又看其他的报纸，就对政治的演变有非常深刻的了解。那时候我们的新闻封锁得很厉害，大参考上说的都是真实的事，报纸上会有另一套说法。我那么小就看这两种，然后再观察社会，我觉得是一种特殊的感觉，一直到现在都在帮助我。
问：现在喜欢读什么书？
答：年轻的时候喜欢读传记，现在愿意看历史，而且看历史就看那种小段的。因为我记忆力好，对整个历史全都熟悉，尤其是现代史和近代史，看那些小的材料，一读就能联系起来，政治、经济也熟悉，都来源于之前太喜欢看书。那个时候政治方面的《拂晓》《核危机的谈判》，我基本是拿过来就看；经济方面的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一直到下面所有的演变，我都有体系；历史方面，我完全按照台湾学者开出来的单子去读，我就是这样看过来的，所以也非常熟悉；文艺方面我能从西方文艺复兴一直数过来，所有的大作家，英国的、法国的所有的作品，比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狄更斯的《双城记》等，就没有我没看过的。看完了再看文艺评论。我特别地泛，能泛到什么程度？现在来的不论是学中文的，还是学生会主席，或者别人，都没用，他看的书跟我相比太少了。3.常念感恩
问：刚提到您感恩“文化大革命”，对于苦难您持有感恩的心态？
答：是的，我感谢“文化大革命”。我从来没有跟媒体和其他人说过“文化大革命”，只有同事们知道，我经常跟他们讲，他们听完都流泪，说我这个经历太惨了，他们没见过这么惨的。中央好多首长的老伴是家庭妇女，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总有一个能留在家里，但我父母都是高干，一起被抓走，两个人都不在的时间有近四年。他们就觉得这个太不幸了。加上我又是这么一个身体，结果还都没事，都熬过来了。我就是感觉自身的那些出身、文化背景、整个的经历在我身上形成了深深的烙印，一直发展到现在形成我自己的一些特色。所以“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我觉得对我的人生非常之重要。对于所有这些苦难，包括家庭遭遇的那些不幸，我现在想来还是感恩的。
问：您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一种感恩之心，然后把它真正变成您的一种力量？
答：我觉得是有个过程，通过那十年，我内心变强大了。小时候真是怨天尤人，“怎么就我这么倒霉，别人不得的病我得，别人的家庭好好的，我的父母都被抓”，也有这些情绪。但是18岁以后，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就没有那些情绪了。
我记得，“文化大革命”一结束的时候，父亲有一次从大连回到武汉，周围邻居、院校的人知道父亲原职复出了，当时我还不知道。我们家那个时候还住在那个筒子楼里，前面乌压压的几百人站在那个地方，男的女的都有，我也跟着出去看热闹，发现他们都是在等我父亲的车。我父亲当时级别特别低，因为待遇还没恢复，派的不是硬壳的铁壳车，是辆吉普车。我父亲领着他的小孙女——我大哥的女儿，下车的时候几百人上去迎接。这个社会就这么现实，那真是叫“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所以在那一刻，之前的世态炎凉和人生的反复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问：您当时怎么看待这种人生反复？
答：这样一种反复在有的人身上表现成疯狂地敛财、疯狂地报复，比如一些官二代。我觉得我没有那样，这可能跟自己生病有关系。特殊的身体状况造成了自己不能一直在外面到处跑，只能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社会上那些坏的东西就没学到。我觉得有些官二代虽然身体比我好，但其父亲有权以后社会上的一些乌七八糟的关系去找他们博取更高的资源，就这样把他们影响坏了。我可能就是因为自己一直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缺陷和压力而避免了这些。
但后来我上学的时候也有好多人找我谋取利益。我父亲那种位置，我要愿意喝酒吃饭每天都会有人请。其实做的事也都简单，谁家的孩子要调到我们这来，谁家的志愿兵想转正。部队里跟地方不一样，体系里打招呼说啥就是啥。但我特别反感，从来不办这些。外面的应酬我也不去，自己就这么学了三个电大。
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您认为“文化大革命”给您带来的影响是正面的？
答：嗯，它使我获得一种人生的平衡。身体上寸步难行，学历上什么都没有，理论上我是不能干高科技产业的，但是这又让我拥有特别强大的心理、意志力，什么都可以再来学。这样，“残友”才可以走这一步。
公益慈善其实是一个边缘性的东西，我应该把什么做好、把未来预期的哪些项目发展好、不应该做什么，这种政治上的感觉，对我来说就是找到平衡感。为了企业、为了自己这几个弟兄要过得更好，去找这个平衡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以来形成的那种——只有像我们这一代人和在旋涡里走出来的人才会有的一些——非常好的那种先知先觉的东西，就起作用了。
问：残疾人因为身体上的缺陷大多都自卑，但在您身上却让我们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自信。这种自信也与“文化大革命”有关？
答：是。“文化大革命”以前，记得在我8岁的时候，父亲说我是一棵温室里的幼苗，我讲话别人要在身边听，完全是小女孩的性格，那性格简直是糟糕得要命。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就会跟其他血友病患者一模一样，“文化大革命”十年真的是血与火的洗礼。“文化大革命”之后，由于父亲解放了，我自己有轮椅又有了自行车，就进入了社会。那时候我到哪都是核心，大的、小的朋友都愿意围着我。我觉得这个感恩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个感觉非常强烈，因为这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问：“文化大革命”还让您领悟到一种生存法则？
答：是的，就是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用的生存法则。比如我到了山东的一个亲戚家住，我要观察所有人的脸色。因为我是寄人篱下，我们家的生活没有未来，未来我父亲到底是被枪毙还是被解放，那个时候看不清。所以吃饭的时候，我就多吃那个菜，不能多吃肉。这样做也是替自己考虑，我要吃肉，那下次可能我连住都没得住了。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明那种生存法则，我很弱很弱的情况下，想平衡我的生活，就要考虑周围所有的人对我的影响。
问：掌握这一生存法则是您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的重要因素？
答：这个太有用了！真的，好多成年人都学不来，但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没有父母、没有靠山、没有经济来源，我非学不行。我住院的时候，所有人都有零花钱我没有，我连内衣都穿医院的。后来大家都知道了，护士打扫出院病号抽屉的时候，看到剩的东西都拿给我，一般就是半包虾皮或剩的两个烂苹果。医院每周改善一次早餐，就是多给点花生米，每个病号把剩的花生米就倒在我的盘里，因为我没零花钱，作为小孩子也会嘴馋。我那时候最讨厌上海人，因为有两个上海医生的花生米不知道为什么总跟稀饭搅在一块，外面是黏的，又剩的非常少，他走到这也给我倒进来。在他们倒给我之前，我本来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花生米都已经凑成一把了，结果他俩一倒进去花生米就全湿了，吃起来就不脆。但我都不敢拒绝他们，因为我怕拒绝了以后，他们也不让别人给我倒了，小孩那时候就得会这个。
问：讲到感恩，对父母您最感谢他们的是什么？
答：我父母都是山东人，他们有个特点就是愿意为孩子牺牲，连命搭上都行，这是父母的一个普遍特质。其他的，我觉得我的父母都是军人，很粗放。如果要感恩就感恩他们能粗线条地不管我。我从谈恋爱的时候就是自由恋爱，结了婚以后也是自由生活。他们虽然觉得因为“文化大革命”欠我很多，但没有过多地呵护我，他们也不会，家里面一直都是比较平等地交流。所以跟别的父母比，他们确实也有特点：没那么细。我母亲不会做饭，家务事也不会干，家里有炊事员、警卫员，也有专车司机。这样，没有在我性格成长中过多地给予呵护，给自己造成一些负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成长环境挺好。
问：父母给到您的恰恰是一种独立自主？
答：是。从8岁之后我就得自己做决定。我外祖母是山东老太太，慈祥、胆子小。那时候回到山东，亲戚对我们不好，农村的亲戚觉得我父母的官丢了，以后我们一辈子都得住在那，就觉得是负担。我一个小不点的小孩都得给我姥姥出主意：这家对我们不好，咱到那家住，或者怎么生存。就是这样，从小就是自己给自己出主意。再以后，我想上班就让我上班，上班都好多年工龄了，想辞职上大学就让我辞职。就是我想做什么，我做就行，他们不管我。到深圳也是，想到深圳他们就跟我迁过来了。
问：为什么会选择深圳？
答：是这样的，当时内地的血友病患者87%都感染了艾滋病，因为内地卖血不是自愿献血，总是张三李四那么几个人来组织大家卖血。当时河南上蔡县艾滋病村就是给武汉卖血。输给我们的血一旦被化验出阳性，国家民政给补助九万块钱，九万块钱对我们来说也没啥用。只有深圳是自愿献血，所以就去深圳了。
问：从大连到武汉，您还去过一段秦皇岛，然后又到深圳，您对家的观念是怎样的？
答：完全没有家的概念。哪也没觉得是故乡。要说山东是故乡，只是在父亲去世的时候把骨灰送回去过，就去过那么一次，完全没有地域的观念。饮食上由于在部队，部队的孩子什么都吃，也没有地域的观念，五湖四海，就是这样。
问：您的乐观、豁达的性格的形成跟这个有关系？
答：有，我觉得确实有。一般在部队和在很多地方，大家都讲老乡，好多老乡都是最好的朋友。在深圳我有几个老乡，但我没上过学，没有同学，我也没地域观念，所以我跟谁都能相处得特别好，没有小圈子。
问：所以您有非常强的平等意识？
答：是。以前我的性格不是那么好，是“文化大革命”让我学会了生存法则。当初接触人的时候要故意压抑自己去接触，所以从小这样也就习惯了。身边人无论男女老少，不论义工还是什么人，我是最受欢迎的。后来就变成了这个性格。
问：再谈自信。您跟您的哥哥、姐姐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对自己智力的自信？
答：有。我觉得我比他们都聪明。他们无论商量什么事都得问我。
问：这种智力是您从小就有的？
答：是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父亲虽然被打倒了，但我旁边那些跟我同龄的孩子，他们的父亲正掌权，我就通过他们去借内部书。那个时候中国为那些党内高级干部出了很多内部书——《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第三帝国的兴亡》等，这些内部书我一本都没落下地读了，在很多方面，我用它教导员工。像《尼克松的六次危机》，我就告诉员工，尼克松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政治家。尼克松说政治家要住在鱼缸里，就是所有的生活全要透明，那我就跟他们讲我们“残友”就是要学尼克松。尼克松说做一个政党的领袖工作能不能做好，就看能不能当好两个角色：一个是出气筒，一个是垃圾堆。党内所有人有不满的意见都到领袖那出气，领袖能接受，就具备了协调的能力。且大家都到他那出气说明他是一个核心，这是第一。第二，大家所有那些肮脏的东西他都知道，这是垃圾堆的概念。我跟我们所有社会组织的人说，他的团队是不是真正领导好了，除了能用制度把它管好，能用考核把他们给监督好，还要看在情商上能不能做到是他们的出气筒、是他们的垃圾堆。我到现在还在用的西方的东西，竟然是小的时候十几岁看闲书的时候看下来的那些。那个时候中国大量翻译的书全叫内部参考，那个书皮都是白色的。因为我看书非常快，那么厚的一本书我拿起来两个小时就可以看完。每次坐飞机我都能看完一本书，下了飞机我就能跟我的员工讨论。我有特别好的记忆力，我看的时候都不是成行看，就是那样每一页扫一下就过，我能复述在哪页上都说了什么。
前天看到一个微博上有关于宪政的讨论，这个在现在是挺时髦的，我之前不是很熟悉。看完了之后，我就接着来讨论——关于民众让步，对权力的让步，对宪政合不合理，就这样深的问题我也可以跟专家们讨论。专家们很吃惊于我刚刚才看的就能跟他们讨论。因为我看完了以后就从里面抓出了五个重点跟他们谈的。我有特别好的学习习惯，而且过目不忘，现在都是这样。我觉得有些天生的东西也可以帮到人。
问：您现在的孩子是怎么培养的？有没有把这些教给她？
答：我就一个女儿，她很优秀，但我认为不是我培养的。从小她就有危机感，觉得父亲活不久，她高考的时候提前被录取到上海空军政治学院，考分非常高，后来又被深圳大学录取。我用车把她送去上海的时候，她怎么也不下车体检，就以高分上的深大。因为深大离我近，好照顾我。结果她因祸得福，她以那么高的分数上深大，在深大上学期间又是双学士毕业，结果深大三年没有留过老师，就把她留校了。因为本校毕业生里本科生留校是很难的。她在深大，大一就入了党，还当了学生会主席，在深大学习四年，没有用过我的钱。因为家里有学习条件，我在做高科技，她就学，然后就靠给深大的各个系里做网站以及维护，每个月能挣三千（元）。后来就留校了。现在带三个班，做班主任。总之，我女儿就不让我操心。
问：您经历这么多，我觉得您的人生是智慧人生，就是您在驾驭人生，不是人生驾驭您。这样理解对吗？
答：有些东西，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或为什么。比如，我自己经历的情感生活并不丰富，但是从政府官员到大学学者，所有的人，来问我婚姻问题、情感问题，都说我说的比心理咨询师还准。因为我看得太多了。我年轻的时候，那些所谓的高干子弟，当时父亲有权，自己长得又帅，个个找了最漂亮的老婆。伴随着改革开放，只要不去考大学、不读书、不做点事情的，最后都完蛋了。现在到老了，退了休就龟缩在家里，住父母的房子，自己连新房子都没有。这跟台湾的军营是一样的，台湾军营里的考到美国去上学的都是有出息的，没考出去的就是混四海帮，混黑道。我就看到了这些人的婚姻变化，当年漂亮的老婆不是离婚就是成了别人的情妇，这是一批人。我这个人活得太久，历史跨度太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八岁开始经历人生。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我接触了新的一批人，做生意的那批人也是好朋友，我看到了他们的变化。他们是跟糟糠之妻一起拼搏，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以后，就找了“小三”，这又是一批人。这15年又跟高科技那些技术人走到了一起，也了解到了他们的那些情感生活。
这几代人看过来之后，我都能到什么程度？朋友过来跟我讲他们夫妻吵架了，再把日常生活的现象一讲，我就能从心里涌出想法，并把实话告诉朋友，他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可能要注意表面问题背后的真正问题是什么。还从来不说错，我都到了这种程度。到最后，朋友们都说我看得透、看得深，但其实自己还没那么复杂的情感生活。我就是看别人的看多了，因为会有很多共性的东西，人性的东西。4.创建“残友”
问：您创建残友集团的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答：我当时患了严重的抑郁症，三次试图自杀都是因为抑郁症，就觉得人生好像没有价值了。我抑郁症最重的时候，正逢1999年第一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家里人带着我去参观交易会，在会上我听了诺基亚总裁关于互联网的演讲。他对互联网的论述，让我感觉到互联网可能在未来对残疾人是一个机会，我就想通过这个试一试，看能不能改变自己的活法。就这样开始做的“残友”，一做“残友”就把所有的精力全投进去了，抑郁症也好了。
问：抑郁症是怎么得的？
答：媒体上说母亲没去世之前，我还能跟母亲相濡以沫，不寂寞，是母亲的去世彻底击垮了我。其实不是这样，我的情况很特殊，“文化大革命”以后我父母的工资涨得很高，最高时我父亲的工资是三万多（元），母亲是一万多（元）。如果算一下，好像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还健在的（老同志）全国还有不到一百万人，更不用说像他们这样的老红军。我父母有一个活着，我就可以不用担心生活，而且当时我太太也在工作，家庭生活没问题，包括我输血也没问题。母亲1997年去世以后，我开始自杀，坦白地说是因为经济压力。今天您来这，我觉得要把一个真实的生命写在纸上，所以应该确切地说，是经济上不能维持了。我女儿那个时候读高三，1997年高考，在深圳一个孩子上大学最少要给她准备十万块钱；母亲去世了，老婆在深圳打工，工资又不稳定，都四十多岁了，她怎么可能干到高层。当然她以后运气很好，也干到了高层，这个当时我没想到。
问：媒体上说当时您是拿着30万元遗产开始创业的？
答：其实要探讨的话，任何一个人拿着这30万元遗产，他也只能像我这样，不是投就是捐。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不实施计划生育，一般的老师傅挣40块钱能养活家里七八口人。当时我父亲是每个月300多块钱，我母亲也能有200多块钱，我们家一个月500多块钱，相当于十二个一般的社会家庭。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在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结婚的时候，跟我哥哥姐姐讲，我们家有一个血友病的孩子，让他们结婚都节约。他们结婚的时候，父母都没怎么给钱，都把钱存着，就这样给我存了30万元。但是因为有我这样一个血友病的孩子，把他们带入了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就是把当年非常值钱的钱放到银行里贬值到现在。我都有印象，“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才挣20多块钱，所有的二级工都是37.44元，事业单位稍微高一点40多元，进了部队是52元。但“文化大革命”下馆子非常便宜，那个时候到餐厅去吃饭，肉丸、鱼等统一都是6毛，进去以后就是6毛钱一个菜，堆的全是鱼和肉，特实在。排骨汤第一碗的时候是4毛钱，第一碗汤里面有排骨和海带，或者排骨和藕，喝完之后加汤就不要钱了。就像现在的一些自助餐，买了这一碗，就可以再去盛汤了，那一大锅汤就不要钱了，但不可以再盛排骨。如果不去餐厅，拿1毛钱就可以吃一顿早饭。
不过，后来的通货膨胀就严重了。到1997年，因为钱贬值得太厉害，我发现这30万元都不够我输血用几年的。我就觉得全家人因为我自卑，我是害人精，把父母、哥哥姐姐一生的幸福全存钱存到这种程度了。在物价非常低的时候，什么都舍不得买，都存在我这里，最后到我手上这个钱已经不是钱了。在1997年之前，因为我不能工作，我还要找我的老婆和女儿要钱。血友病患者有一笔账要算，非重症的血友病一年需要10万元到12万元的输血费用，重症的血友病一年是20万元到25万元，我是重症的。现在就是这样，一瓶血1320元，我一次到医院按照体重要输4瓶。我不敢这么输，我就输2瓶也能行，输完以后吃点止痛药，再回家休息休息，这个血也能止住。我就输一半的量，就这样输一半一年也得25万元。当初这种情况下，我很理智地算，钱没了，我都要死。所以说，那个时候自杀是必然的，如果没有“残友”，我肯定还得自杀。
问：当时创业的心态是否有“拼一把”的意味在里面？
答：我想既然这30万元不属于我和我太太，是家里留给我的，我就用它来改变活法，试一把，不成功我还跳楼，肯定是这样的。我不死就把母亲的30万元也花完了。女儿高考后上大学，我每年还要花费十几、二十万（元）用于输血，家里根本没有那么多钱，所以这一生就是缠绕在这个“死”字上。之前是没医没药得死，之后有医有药了没钱也得死，我当时称自己是“高成本的苟延残喘”。如果我的人生没有价值，那我活着就是高成本，每个月还得赔几万块钱的输血费，最后换来的不是一个健康的、在家里能干活、在外面能挣钱的人，而是在家里什么家务活都不能干、在外面还要每天花钱去输血的人。这样的状态，于家庭、于社会都是负担，所以我要死，一定要死，这是一个很理智、很坚强的信念。
问：您有一句话说：生命和死亡是两个翅膀。这句话怎么去理解？
答：这是古希腊哲学上的一段话：生命和死亡是人生的一对翅膀，都思索领悟了才能飞翔，只有愿意并准备付出生命的人才能够实现真正的人生。我是觉得这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因为我做“残友”，第一没资源，第二没钱，第三还没把握。弱势群体要去实现强势就业，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对此我完全没把握。我觉得就是事业上我愿意付出生命的那种劲头，才让我一直坚持下来并获得成功。
问：怎么开始创业的？
答：我们从1997年开始做“中华残疾人服务网”。2000年我们国家才有域名管理，1997年我去申请域名的时候，随便填了个中华都能批，后来到了1999年，就不准叫中国和中华了。带中字头的需要国务院特批，所以中国的网站有“中华”两字的，除了中华网，到国家域名注册那里能查到有“中华”的就是我们这个网站。当时没有别人做这个。做这个一直做到2000年，我们竟然在三年里也没有在工商登记一个能承载做生意、签合同的实体。当时的设想就是，不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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