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万强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提升中国装备制造业市场竞争力的财政政策研究试读：
前言
装备制造业是各种工业行业的工作“母机”，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产业。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走过的工业化道路来看，都是通过实施系统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推进装备制造业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处于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的过渡阶段，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中国工业化的水平，也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市场竞争能力。
从全球来看，当前制造业正在更高层级角逐，加快融合互联网技术，体现出智能化、高端化、服务化、定制化的新趋势。美国深入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目标在于巩固并长期维持经济霸主地位，近年来建设多座研发基地的创新网络，重点开展3D技术等高端技术研发，以“确保下一场制造业革命会在美国爆发”；欧盟提出“一个强大的欧盟工业有利于增长和经济复苏”，确定了欧盟工业的核心地位；德国推出“工业4.0”战略，提出未来制造的模式是“网络+工业机器”，“智能制造将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东南亚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利用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吸引众多跨国企业的产业转移。世界各国对于实体经济——特别是装备制造业更加重视，国际产业格局加速调整。为应对这一形势，中国出台“中国制造2025”战略，以期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抢占高端制造业制高点。中国装备制造业面临更大市场竞争的压力，通过财政政策的扶持，有利于加快提升产业集中度，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做强品牌，实现装备制造业由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向高端演进。
本书通过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践调研相结合的方法，指出了通过财政政策促进装备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必要性和作用机制，分析了中国实施的相关财政政策存在的不足，通过总结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本书共分为八个部分。
第1章是绪论。主要内容包括研究的背景、研究的意义、研究方法、主要创新点、研究的不足等。本章提出，缺乏有效的财政政策支持是导致中国装备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市场竞争力不足的重要原因，通过财政政策的改进，有利于化解当前存在的问题，促进装备制造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第2章是国内外研究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本章系统总结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国家创新理论等关于政府政策对产业成长的推进逻辑。充分研究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文献，从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自主创新能力、企业家活动、产业集群和跨国投资等方面全面总结了研究文献的不同观点。
第3章是财政政策提升装备制造业市场竞争力的作用机制分析。本章分析了财政政策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总体效应和耦合效应。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完善空间产业布局、建设公共制造和公共服务平台、提升产业组织结构、促进人力资源发展、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等几个方面分析了财政政策提升装备制造业市场竞争力的作用路径。
第4章是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市场竞争力分析。本章界定了装备制造业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分析了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现状，通过“波特四因素”和显示性指标等分析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
第5章是财政政策影响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实证分析。本章选择了财政固定资产投资、财政研发投入、税收、工业产值等指标构建了分析模型，研究财政政策对于装备制造业产出的影响。
第6章是中国支持装备制造业发展现行财政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指出当前的财政政策还存在政府优先采购政策缺乏操作性和执行力、对于重大装备技术及基础零部件产业缺乏有力度的财政政策支持、缺乏针对产业组织的支持政策、服务于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缺乏财政支持等问题。
第7章是典型国家和地区支持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财政政策及启示。本章选取了美国、日本、韩国三个国家，从财政投入、信贷支持、税收优惠、法律保障等方面总结了三个国家扶持装备制造业的具体做法和经验，指出中国应继续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财政政策环境、实行适度的装备制造业政府财政投资政策和建立健全有法律保障的财政政策环境。
第8章是促进装备制造业提升市场竞争力的财政政策选择。本章从八个方面提出了完善相关财政政策的建议，包括建立国产化激励机制，鼓励用户采用国产设备；设立重大装备制造业研发风险基金，鼓励和支持“科技创新联盟”的发展；出台鼓励“走出去”政策，促进装备制造企业海外投资、并购；降低装备制造业的宏观税赋；加大对企业技术研发的财政补贴力度等。
本书的出版获辽宁“百千万人才工程”培养经费资助。感谢中国经济出版社姜静女士对本书出版的支持。张万强2018年7月于沈阳图目录图3－1 财政政策效应21图3－2 财政政策作用于装备制造业的耦合结构23图3－3 财政政策带来的装备制造业的耦合效应24图3－4 财政政策提升装备制造业市场竞争力的作用路径25图4－1 2001—2011年装备制造业总产值及增长速度65图4－2 装备制造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65图4－3 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额和增长速度69图4－4 机械及运输设备与全部货物出口增长速度的比较69图4－5 1990—2011年中国与部分经济发达国家GDP增速的对比73图4－6 中国与美国等国家机器和运输设备增加值所占比重的对比77图4－7 2000—2011年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市场占有率（MS）对比79图4－8 2000—2011年中国装备制造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变化83图4－9 2000—2011年中国装备制造业TC指数变动85图5－1 财政政策对装备制造整体行业冲击脉冲响应函数图126图5－2 财政政策对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冲击脉冲响应函数图130图5－3 财政政策对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冲击脉冲响应函数图135图5－4 财政政策对金属制品业冲击脉冲响应函数图139图5－5 财政政策对仪器仪表等制造业冲击脉冲响应函数图143图5－6 财政政策对专用设备制造业冲击脉冲响应函数图147图5－7 财政政策对通用设备制造业冲击脉冲响应函数图151图6－1 产品价值链中的价值活动与价值增值的微笑曲线166表目录表4－1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历年情况比较64表4－2 2011年装备制造业重点地区工业总产值67表4－3 历年中国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情况68表4－4 部分装备制造产品出口数量及金额70表4－5 2012年中国与部分国家知识经济指数的对比及排名情况71表4－6 中国与美国等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及构成的对比77表4－7 UN－COMTRADE数据库分类与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分类的对应表77表4－8 2000—2011年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市场占有率（MS）比较（%）79表4－9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市场占有率（MS）与美国等国家的对比（%）80表4－10 2000—2011年中国装备制造业RCA指数变化82表4－11 中国装备制造业RCA指数与美国等国家的比较83表4－12 2000—2011年中国装备制造业贸易竞争指数对比85表5－1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数据121表5－2 对整体行业分析的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122表5－3 对整体行业分析的变量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123表5－4 对整体行业分析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123表5－5 对整体行业分析的财政政策VAR模型参数估计结果124表5－6 中国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发展数据127表5－7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变量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128表5－8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128表5－9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财政政策VAR模型参数估计结果129表5－10 中国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发展数据131表5－11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变量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132表5－12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132表5－13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财政政策VAR模型参数估计结果133表5－14 中国金属制品业发展数据135表5－15 金属制品业变量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136表5－16 金属制品业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137表5－17 金属制品业财政政策VAR模型参数估计结果137表5－18 中国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发展数据139表5－19 仪器仪表制造业变量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140表5－20 仪器仪表制造业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141表5－21 仪器仪表等制造业财政政策VAR模型参数估计结果141表5－22 中国专用设备制造业发展数据143表5－23 专用设备制造业变量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144表5－24 专用设备制造业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145表5－25 专用设备制造业财政政策VAR模型参数估计结果145表5－26 中国通用设备制造业发展数据147表5－27 通用设备制造业变量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148表5－28 通用设备制造业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149表5－29 通用设备制造业财政政策VAR模型参数估计结果149表5－30 2001—2012年中国装备制造业R&D政府投入与企业的投入153表5－31 模型（1）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153表5－32 企业与政府科技投资面板数据协整检验154表5－33 政企投资关系模型形式设定检验155表5－34 政府研发投入与企业研发投入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155第1章 绪论1.1 问题提出
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是整个工业行业的“母机”，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体现，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处于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变的阶段，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是决定中国经济结构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所在。从现实来看，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规模在快速扩张，但发展层次还不高，重大成套设备生产能力弱，系统集成能力不强，一些关键、核心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整体出口水平低，国际竞争力弱。总体来说，中国装备制造业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缺乏价值链组合优势。造成这一发展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缺乏有效的财政政策支持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从发达国家走过的工业化道路来看，毫无例外的是通过系统的、有力的财政政策来推进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提升发展质量，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中国当前对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也有较多的财政扶持政策，但总体来看问题还比较多，一是扶持力度还不够大；二是政策相对零散，缺乏系统性；三是对大中型企业支持较多，对小微企业支持政策少；四是政策绩效不够显著等。因此需要对我国的装备制造业扶持政策进一步梳理，找出存在的问题，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更有针对性，更加系统性，更为有效的财政政策，加快推进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这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2 研究意义
目前对于财税政策支持装备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如何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等有限的几个方面，缺乏系统性的全面研究。本书将深入分析财政政策支持装备制造业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必要性，研究财政政策促进装备制造业发展的作用机制，解决装备制造业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建立相对充分和全面的财政扶持政策构架。
其一，进一步阐明实施财政政策对于促进产业发展的必要性。从国外制造业发展来看，通过财政政策扶持产业发展是各国通行的做法，如美国、日本、韩国等，特别是对于一个国家的核心产业。装备制造业对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标志着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水平，目前相关扶持政策还不够充分，应该出台更为全面的财政支持政策。
其二，深入研究财政政策对于促进装备制造业发展的作用机制。本书将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公共服务平台、促进产业集群等方面来阐释财政政策对促进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机制，以降低成本和风险、增加效益，提升市场竞争力，从而为财政政策支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框架和创新，为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奠定基础。
其三，有利于解决装备制造业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加快提升国际竞争力。近些年来，尽管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得很快，但仍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如技术创新问题、产业集群问题、产业集中度问题、产业链和价值链问题、成套能力和工程总承包能力问题、专业化分工问题等。这些问题导致中国装备制造业难以在国际市场上快速提升竞争力，本书将基于财政扶持政策为中国装备制造业化解这些问题提供综合解决方案。1.3 研究方法
一是理论分析和实际调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理论方面，全面梳理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国家创新理论等，并深入分析了相关的国内研究文献，充分参考已有研究结论。在实际调研方面，深入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和国内一些装备制造企业，了解财政政策的落实情况、存在的问题，探讨解决的对策。
二是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书从宏观层面分析了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态势、财政政策的作用机制等，也从微观层面分析了我国财政扶持政策的不足，支持力度不够，一些政策没能够得到真正落实等。通过这种结合，既能把握研究方向，也使得到的结论和提出的建议更符合实际并具有可操作性。
三是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本书分别从财政政策对装备制造业整体行业的影响、财政政策对装备制造业内部各行业的影响、政府R&D投入与企业R&D投入关系等方面做了实证分析，得到了相应的客观分析结论。此外，还从规范分析的角度，通过与政府主管部门和企业的交流，并结合理论分析，得出定性的判断结论。1.4 主要创新点
该项研究的特色及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完善工业体系的战略高度，阐释支持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重大意义。装备制造业是工业化的前端产品，对整个工业体系的影响十分显著。对装备制造业实施优惠的财政政策，其产生的乘数效应要大大高于其他产业。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豁免装备制造业1元的成(1)本，可以引发5~7元GDP的增加。从这一视角出发，为中国出台促进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财政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其二，目前国内外对财政政策支持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提升企业技术研发能力上，诸如对引进的重大技术装备加速折旧、设立研发基金、研发投资抵免税额等。本书则从全方位探讨促进装备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财政政策，包括空间布局、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产业集中度、企业再投资、技术创新、人才引进、生产性服务业等各方面。
其三，从财政政策支持“重大技术装备研发”和“发展零部件产业”两个方向推进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目前对于重大技术装备研发支持的力度还不够，导致装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不足。以机床的控制系统为例，其研发投入估计在100亿元以上，这是企业难以承担的，也导致目前研发的速度比较缓慢。应充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切实加大投入，集中全国最优秀的专家，像推进载人火箭、大飞机研发那样，全力推进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发。另外，政府相关部门一般重视装备制造业整机生产，而对于零部件产业发展认识不足，导致零部件产业发展落后。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辽宁机床行业全国领先，沈阳、大连两大机床企业已经排到世界前列，但在辽宁并没有高水平的机床零部件产业。事实上，世界上一些制造业集聚区零部件产业规模甚至大于整机产业。从这两端研究支持其发展的财政政策，将使提升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路径更清晰。1.5 研究不足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策绩效没有建立起完整的评估体系。笔者在实际调研中发现，中国扶持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财政政策的效率并不高，如一些企业在得到国家研发补贴后，并不是真正用在科研方面，而是挪作他用。实践中缺乏对于得到财政政策扶持企业的监督、检查和处罚机制，或者说当前有限的机制也得不到认真的贯彻执行。笔者曾试图建立一套完善的对于财政政策绩效的评估体系，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没能最终完成。
二是数据不够全面和系统。一方面，从国外来看，没有装备制造业这一概念和产业的分类，没有跟中国相对应的产业范畴统计，因此也缺少相应的国外数据支持。研究中只能使用类似的产业范畴的数据，或使用小行业的数据。另一方面，国内也是最近一些年才提出装备制造业这一概念并界定其产业范畴，从公开的统计数据只能得到或计算出产业规模等有限的一些相关数据，使实证分析受到一定影响。
三是调研还不够全面。为了做好这项研究，笔者走访了长三角、珠三角和东北地区的一些重点装备制造企业，但总体来看，其一是对中西部企业调研不足，其二是对中、小、微企业调研不足，因此得到的结论可能以偏概全，未必准确。以政府对装备制造企业研发的扶持政策来看，中小企业能得到财政扶持资金的比例很低，他们的呼声更应得到重视，今后的扶持政策应更倾向于这些企业。
以上这几个方面是研究不足的地方，也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地方。今后笔者将沿着这一主题更加广泛收集资料，加强基层调研，深入研究分析，取得更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1) 孔志峰．完善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财政政策[J]．中国科技投资，2008（12）．第2章 国内外研究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2.1 国内外研究的相关理论2.1.1 新古典增长理论
在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础上，索洛（Solow）于1956年创建了索洛模型，形成新古典增长理论。索洛模型认为经济增长由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及二者的结构关系决定，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因素。认为存在经济均衡增长路径，且具有内在稳定性，通过调整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的配合关系可以实现理想的均衡增长。新古典增长理论解决了哈罗德—多马模型无法解释的现实中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现象，但它认为只有在短期内财政政策才会影响经济增长水平，长期经济增长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财政政策没有作用，且财政政策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率，因此否定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2.1.2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思想是把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并且认为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企业家行为等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决定因素。罗默（Paul Romer, 1986）和卢卡斯（Robert Lucas, 1988）分别创建了知识溢出模型、人力资本模型等。把创新活动作为内生变量是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突破，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是受内生变量驱动的，而政府财政政策可以对这些变量施加影响，从而改变经济增长率的大小。金和罗伯森（King and Robson, 1993）、阿格赫恩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 1992）等经济学家进一步延伸了内生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和技术提升的知识积累过程会产生外部性，要解决这种外部性问题需要政府的干预，即通过财政政策鼓励企业进行研究与开发、技术革新及人力资本的建设。总体来说，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可以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促进本国的R&D投入、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家行为，从而带动经济增长。2.1.3 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
凯恩斯通过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边际资本效率递减、流动偏好三大规律，阐释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基本理论，成为其理论创新的基础。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提出要抛弃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运行，提升有效需求。其政策主张是在经济萧条或过度高涨时分别采取扩张性或收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即逆经济风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其追随者不断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并致力于实际应用，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逐步被西方国家接受，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刺激经济增长、缓和经济危机、减少失业起了积极的作用。凯恩斯的理论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性、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的经济学证明，奠定了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发展的基础。2.1.4 国家创新理论
1987年，弗里曼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的概念，他以日本为样本做了分析，认为“二战”后日本之所以能快速崛起，主要原因是国家大力推进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他认为创新系统是国家内部系统组织及其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社会制度是推动技术创新的核心因素。他指出创新是国家行为，政府部门对于技术创新的带动和引导意义重大。弗里曼奠定了国家创新理论的基础，冯•希伯尔、马威利和罗森伯格、尼尔森、兰德瓦尔等学者不断丰富和完善国家创新理论。一个重要观点是国家在创新过程中要起到基础性的、带动性的功能，相对于民间创新能力，国家资助越来越显示出其对创新的重大推动力。原因是科学技术是公共产品，市场机制在此方面的资源配置一定程度上会出现失灵状况，因此国家对创新的干预意义重大。国家创新理论为政府财政政策促进产业技术创新提供了依据。2.2 国外研究文献
国外对于该项选题的研究成果较多，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总体来看，针对财政政策促进企业R&D活动的研究较多，而其他方面较少。国外研究大都针对所有企业，针对制造业的较少（由于国外没有装备制造业这一概念和范畴界定，因此没有专门针对装备制造业的相关研究）。2.2.1 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
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方面的研究，随着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等研究的深入而有所变化，研究结果并不一致，甚至得到相反的结论。总体来看，倾向于认为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财政支出结构，当资本性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较高时，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呈负向关系，反之则呈正向关系。笔者倾向于认为税收与经济增长呈负向关系。
Arrow和Kurz（1970）把公共资本存量纳入Solow－Swan模型，得出结论：财政支出能够影响经济稳定状态的人均产出水平，但不影响稳定状态的经济增长率。Reiner（1996）认为，如果政府财政支出用于非生产性支出，则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如果财政支出用于基础设施等生产性支出，则会促进经济增长率的提升。Kneller Bleaney和Gemmell（1998）考察了国际经合组织22个国家政府支出和税收的经济影响，认为政府的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推动作用，而社会保障等非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大，税收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显著。Piras（2001）在其研究中考虑了财政支出的拥挤效应，认为当拥挤程度增加时，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Devarajan等（1996）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包括财政支出的效率和财政支出中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比例结构，还与两者结构的初始状态密切相关。如果初始状态结构比例高，即便是财政支出效率很高，增加其比例也会降低经济增长率。Stefan Folster和Magnus Henrekson（1998）通过回归方程研究了税收和政府支出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结论是二者都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普洛瑟（Pier）分析了国际经合组织24个国家30年的人均真实增长率及税收占GDP的比例，发现这两个指标的相关系数是－0.52，后者每提高0.05个百分点，就会带动前者降低0.4个百分点。Skinner（1987）分析了31个非洲欠发达国家，认为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征收降低了经济的增长速度。2.2.2 财政政策支持自主创新能力的研究
政府财政政策支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行为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政府通过财政资金补贴的方式直接投入给企业；二是政府直接建立或支持社会建立研发机构，投入财政资金；三是对积极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四是对企业从事研发活动的贷款给予财政贴息。通过以上这些行为来带动企业对研发的投入，降低研发成本、提升研发效率。多数研究成果认为：在刺激投资的政策中，目标定位于机器、设备及研究和开发等新投资的选择性税收优惠是富有效率或成本低廉的措施，政府的研究开发补贴和税收优惠对私人的研究开发投资具有(1)正效应。
安沃沙赫（1990）用生产结构模型考察了加拿大出台的企业研究与开发投入可以通过税收优惠进行抵免的政策，其研究结论认为，这项政策可以有效地促进企业研发资金的投入，国家财政每减免1美元的税收，就可以带动1.80美元的企业研发投资。沙赫与费尔德斯坦研究了巴基斯坦和墨西哥的支持企业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结论认为税收抵免与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斯罗维根和霍尔曼斯以政府对研究开发的投入为自变量，以企业的研究开发投入为因变量，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认为，政府1单位的研发投入会带动0.25~0.48单位的企业投资。Bloom和Griffith等用19年的数据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9个国家的研发投入与税收优惠政策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认为，尽管不同国家经济结构的差异较大，而且在这一期间经济运行周期变动较大，但二者表现出较高的相关性。Madiri认为政府对于研发的投入可以显著提升制造企业的生产效率，政府研发投入的社会收益率在10%左右。Czamitzki和Hanel等（2005）针对加拿大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税收优惠对企业增加研究投入有积极影响，有利于带动企业增加创新支出。
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得出了应该审慎使用财政政策刺激企业研发投入的观点。Mansfield和Swizer对于加拿大的政府税收减免和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政府减免的税收要远大于企业研发增加的投入，即这种财政政策对研发活动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霍尔曼斯和斯罗维根认为政府对私人的研发补贴水平过高会产生挤出效应，太低则激励作用不足，关键是寻找二者的平衡点。Dominique Guellee和BrunoVan Pottlesberghe的研究认为，政府通过财政政策直接资助企业研发活动与税收减免的政策具有相互替代性，当其中的一种政策强度大到一定程度时，会降低另一种政策的实施效果。2.2.3 财政政策影响企业家活动的研究
Schumpeter（1942）认为，政府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能够促进企业家更重视创新活动，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诱发企业家的创新理念，从而成为创新的源泉，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Gentry和Hubbard（2000）通过实证分析认为，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率会削弱企业家投入创新活动的积极性，降低企业家承担创新风险的能力，不利于企业研发资金的投入和创新活动的发生。Cullen和Gordon（2002）用美国3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税收政策对于企业家活动的影响，也得出了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率会降低企业家R&D活动热情的结论。2.3 国内研究文献
国内的相关研究较多，但与国外的研究一样，也是针对研发活动影响的研究比较多，主要集中在增值税转型、扩大税前扣除范畴、促进政府优先采购等几个方面，而对于产业集群、产业布局、公共服务平台等方面的研究较少，缺乏完善的财政政策支持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框架体系。2.3.1 财政政策影响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研究
孔志峰（2008）指出目前国家实施的一些财政政策不利于推进装备制造业的国产化，如进口装备免税、国外装备优先政府采购，以及高新技术开发面临一系列制度制约等，他建议针对装备制造业的特殊性进一步完善财政政策。在税收政策上，对重大技术装备的关键进口件实施先征税再返还的政策，扩大所得税的税前扣除范畴。在财政政策上，对于“政府优先采购国内产品”的规定应增强管理手段和执行刚性；在税收计划安排上，需要考虑研发效应的滞后性，降低企业总体税负，化解企业研发的风险。张海星（2008）认为，扶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是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普遍做法，建议实施工资费用税前据实扣除办法，扩大技术研发费扣除范围，对国内有能力生产的设备停止减免进口税，建立分离企业办社会的专项转移支付，加大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地区国债投资和财政贴息的力度。李晶和井崇任（2013）认为，我国财政政策对高端制造业支持力度不足，应加大财政资金投入规模，对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高端设备予以财政补贴，充分发挥增值税转型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叠加效用，引导企业加快装备更新，对各级政府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人才奖励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允许高端装备企业购买专利权和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时支付的进项税额在销项税额中抵扣等。2.3.2 财政政策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研究
卜伟（2009）认为，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宏观税负明显低于全部工业水平，增值税转型对于装备制造企业R&D投入的促进效应并不明显，税收政策的改革应具备透明性、针对性、可预见性，创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建立首台（套）装备风险分担机制。寇琳琳认为，财政政策可以刺激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应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商标品牌商誉建设；通过促进自主创新的转移支付政策，平衡区域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人力资本开发，促进产学研合作开发新产品、新技术。
石英华（2009）认为，我国财政部门和科技部门在财政科技支出的绩效考评方面大都停留在项目绩效考评阶段，对财政科技支出的(2)综合性绩效考评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制度和方法，支持自主创新的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不足。应建立财政科技支出绩效综合考评制度，进行财政支出的成本效益分析，优化财政拨款、税收优惠和政府采购等财政政策支持自主创新的政策组合功能。
张妍和陈雅兰（2007）总结了过去半个世纪国际上促进自主创新的财政政策的特点：一是科技研发经费增长速度明显高于GDP增长速度，二是政府对R&D投入更加注重并加大对战略性产业的引导支持，三是科技投入展现出新一轮高速增长的趋势。认为支持企业自主创新政策中，财政投入政策至关重要，应增加财政资金对自主创新产品的采购，加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所得税税前抵扣力度。
范方志、张耿庆（2004）认为，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逐渐缩小时，模仿的潜力会越来越小甚至消失，这时发展中国家将面临后发劣势，技术水平可能永远不能赶超发达国家。要将后发劣势变成后发优势，必须通过政府财政政策进行干预。2.3.3 财政政策影响产业集群和跨国投资的研究
洪丽明（2008）认为，应避免政府为追求规模和政绩而盲目发展产业集群，政府在产业集群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应是制定好产业集群的发展战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大力发展中介服务机构，加强产业集群的评价指标体系建设。
阳贵明（2003）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激励政策竞争》中认为，东道国对技术性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方面的财政激励政策、金融激励政策等直接影响本国的研发和国内外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并对吸引跨国公司的FDI及其技术转移也起积极的推动作用。(1) 石英华．提升支持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有效性研究[J]．经济纵横，2009（8）；黄毅．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财税政策[D]．中国人民大学，2004．(2) 石英华．提升支持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有效性研究[J]．经济纵横，2009（8）．第3章 财政政策提升装备制造业市场竞争力的作用机制分析3.1 财政政策提升装备制造业市场竞争力的总体效应
装备制造业是工业化的前端产品，对整个工业体系的影响十分显著。对装备制造业实施优惠的财政政策，其产生的乘数效应要大大高于其他产业。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降低装备制造业1元的成本，可(1)以引发5~7元GDP的增加。从这一视角出发，促进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财政政策有利于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也是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纷纷出台扶持力度更大的财政政策促进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的原因。
通过财政政策的扶持来提升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其总体效应体现在降低生产成本、减少经营风险、增强创新动力、增强发展动力、提升运行效率、促进产业融合等方面（见图3－1）。图3－1 财政政策效应3.2 财政政策提升装备制造业市场竞争力的耦合效应
耦合是从网络体系中引入的概念，是指若干个系统或模块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以至于联合起来共同作用的现象。引入这个概念，是要说明通过各种财政政策的作用，促进装备制造业生产要素、关联企业、关联产业、价值链各层面、技术和知识的流动等方面相互作用，带来耦合效应，从而推动装备制造业提升市场竞争力，也带动下游产业的发展。当然，在产业发展中会自发地存在耦合效应，但财政政策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对不同主体的活动产生导向性的作用，有效地促进某些层面的线性作用向网络复合作用演进，推动耦合效应向纵深层面发展，使产业成为健康、持续发展的网络生态系统。
1990年，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出版了《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他采用竞争优势理论来解释产业竞争力问题，提出了著名的钻石模型，认为产业竞争力是由资源和人才等生产要素、国内市场的需求、关联和辅助性行业、竞争企业的表现四个因素，以及机遇与政府政策两个辅助因素决定的。认为政府部门通过政策选择，能够削弱或增强国家竞争优势。波特的钻石模型可以看作是通过若干因素的耦合效应来推动产业竞争力的提升。3.2.1 财政政策作用于装备制造业的耦合结构
从财政政策作用于装备制造业的耦合结构来看，可分为内部耦合层、中间耦合层和外部耦合层（见图3－2）。内部耦合层是指一个企业内部各种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中间耦合层是指企业之间、装备制造业内部行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外部耦合层是指装备制造业与外部产业、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三大圈层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包容的关系。从耦合理论来看，一个模块的内聚度越高，它的耦合度越低，财政政策正是通过不同圈层、不同角度的推动作用，促进装备制造业耦合度的提升。图3－2 财政政策作用于装备制造业的耦合结构3.2.2 财政政策作用于装备制造业的耦合范畴3.2.2.1 知识、技术的耦合效应
通过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科研机构、大学、中介组织、企业、政府之间组成松散或紧密的产业联盟，带来产业发展正的外部性，增强知识和技术流动性，并通过在不同主体间交流、碰撞、共享，激发创新能力，促进协同创新。3.2.2.2 企业、产业的耦合效应
通过产业组织、产业技术等方面的财政政策促进企业之间、产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如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强强联合，组成跨地域、跨产业的企业集团；推进大企业与关联中、小企业的合作共赢等。3.2.2.3 生产要素的耦合效应
通过资本、土地、人力资源、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方面的财政扶持政策，共同造就产业发展良好的外部环境。如政府设立政策性的装备制造业发展基金、土地优先供给、吸引行业重点人才的财政补助、支持提供行业发展信息的社会组织的发展等。3.2.2.4 价值链的耦合效应
通过对生产性服务业等方面的财政扶持政策，一方面促进大企业主辅分离，另一方面促进生产过程与上游的技术研发、品牌设计、原料和零部件采购以及下游的产品销售、物流、产品维修等相融合，形成价值链组合优势。图3－3 财政政策带来的装备制造业的耦合效应3.3 财政政策提升装备制造业市场竞争力的作用路径
促进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财政政策涉及多个方面，包括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完善空间布局、建设公共服务平台、提升产业组织结构、促进企业人才引进、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等，对装备制造业发展的作用机制体现为降低成本、增加收益、降低风险、提升生产效率等方面。具体来说，其提升装备制造业市场竞争力的作用路径如图3－4所示：图3－4 财政政策提升装备制造业市场竞争力的作用路径3.3.1 财政政策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财政政策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作用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降低企业R&D的投入风险。一些装备制造业的重大项目研发投入量大，不确定性高，成功的可能性小。如果完全由企业投入，一旦投资失败，企业将承担巨大损失。因此多数企业会选择不做这种研发投入，避免投资风险。如果有政府的投入，分担企业的风险，则会改变企业家的风险预期，提升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的勇气。二是带动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多数工业企业对于自主创新并不是很感兴趣，特别是中小企业，认为研发投入成功的风险较大，不如直接购买企业需要的技术，从而形成购买技术的路径依赖。但尖端的产业技术是买不来的，一个国家如果缺少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产业竞争力必然是落后的。通过对企业研发项目的财政补贴等政策，会有效带动企业增加投入，改变购买技术的路径依赖，有利于培育企业创新精神。三是增加产业技术的外部供给。除对企业研发的支持外，建立由政府财政资金支持的公共研发机构也是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方面。通过公共研发机构，国家可以在技术创新的方向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增加战略性产业技术的供给，引导研发的方向，加快研发的步伐和节奏。总体来看，财政政策对于装备制造业研发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对于全国研发活动的支持占全部研发活动支出费用的1/3~2/3；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有一万多个国家支持的公共实验室。正是由于财政政策的支持，美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创新体制。3.3.2 财政政策完善空间产业布局
通过财政政策完善空间布局，对装备制造业的作用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避免区域内在产业发展和招商引资中形成恶性竞争，使区域内装备制造业实现错位发展、特色发展、集群发展，避免在一定范围内的恶性竞争和产业结构趋同，各地区的产业特色更加清晰。这既包括国家层面的，也包括区域层面的。从国家层面来看，以航空产业为例，目前基本形成了以上海、广东、陕西、山东、辽宁、四川等为主体的产业布局。这既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也是通过产业政策推动的结果。从区域层面来看，以辽宁为例，通过财政政策的推动，依据各市的发展基础，初步形成了大连的海洋装备制造业（轮船、海洋钻井平台等）、沈阳的重工装备制造业（石化冶金成套设备等）、盘锦的石油装备制造业、丹东的仪器仪表制造业等装备制造产业布局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是促进高素质产业集群的形成。产业集群的形成是完善产业空间布局的一个结果。产业集群水平是一个国家产业发达与成熟程度的体现，是工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推动力量，是实现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促进技术研发、提高产业集中度、强化专业化分工、推进加工深度和延伸产业链的重要载体。换句话说，装备制造业各个方面的发展几乎都离不开产业集群的推进。中国要打造世界级装备制造基地，必须通过提高产业集群水平来充分发挥产业关联和协作效应，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产业集群是提升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产业集群分为水平集群和垂直集群两种，水平集群是同类企业单纯的地理空间的集聚，有利于提升产业正的外部性，但相对来说对提升产业竞争力的能力有限；而垂直的产业集群是企业间相互协作与配套，互动与有机的产业集群。高素质的产业集群通常同时包括水平和垂直的产业集群，从发达国家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来看，产业集群对于降低企业成本，促进技术创新多要素耦合优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推进作用。3.3.3 财政政策促进公共制造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在装备制造产业集聚区内，通过建设公共制造平台、公共研发平台、金融服务平台、物流中心等，为企业集群创造良好的环境，提升中小企业配套能力，拉长产业链，形成集聚发展效应。具体来说，通过财政政策促进公共制造和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对装备制造业发展的作用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建设铸造锻造等基础工艺制造和大型加工中心等公用制造平台，可以大幅度降低制造成本，使企业摆脱“大而全，小而全”的发展模式，集中力量发展主业。目前，装备制造业市场用户的需求倾向多样化、特殊化，产品开发周期和生产周期要求越来越短，单个企业对市场作出快速反应变得越来越困难。通过公用制造平台，为企业提供专业的高新技术，加强与企业的相互协作，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在成本和生产周期等方面大大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二是建设公用研发平台，根据企业需求，开展共性技术开发，满足装备制造产业公用共性技术发展的需求，促进产业链的完善和专业化发展，提供技术服务，减少企业重复投资，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如上海建立了上海市中小型电机及系统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上海市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上海市超高压及特种线缆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上海市清洁高效发电设备技术创新服务平台等12个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建成先进制造等数据中心，为企业提供大型共享科学仪器、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技术研发等服务，成效非常显著（参见章后案例）。
三是通过金融服务平台建设，积极推动设立支持装备制造业发展的产业基金，改善融资条件，为装备制造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金融支撑。装备制造企业的产品多为大型成套设备，生产周期一般为一两年甚至更长，而客户的预付金仅一到两成，需要垫付大量流动资金才能维持生产经营。金融服务平台主要作用是为工业产业结构调整、企业改制、兼并重组及重大项目建设提供投融资服务。
四是通过加快物流中心建设，充分利用产业集聚效应，吸引国内外现代物流企业进入，发展生产要素的配送业务，降低企业的采购成本。通过产业、人才、技术的聚集，有利于实现资源共享和产品配套，降低成本，形成竞争优势，对产业集聚产生强大的吸引力。3.3.4 财政政策提升产业组织结构
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在工业化过程中没有产生出一批具有影响的国际性大公司，其经济发展的水平就还只是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在国际经济领域内缺乏真正的影响力。通过财政政策提升产业组织结构，其主要目标是促进装备制造企业的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其作用路径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根据企业间的兼并重组的规模提供一定幅度的财政补贴，以降低兼并重组成本。二是协助参与兼并重组的企业解决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提升兼并活动成功的可能性。应支持装备制造企业——特别是骨干企业进行联合重组，发展具有工程总承包、系统集成、国际贸易和融资能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努力打造“千亿元”和“500亿元”销售收入的集团公司，争取更多企业进入世界机械500强。中国装备制造行业虽然近些年组建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但目前销售收入达到“千亿元”“500亿元”规模的企业较少，规模以上企业多数在百亿元左右徘徊，与国际知名大企业有较大差距。
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是一次破坏性的市场整合过程，目前这次危机对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影响仍在持续，应利用这次机遇促进企业的重组和整合，特别是积极推进国有大型骨干企业战略性重组，以机床、造船、海洋工程、输变电、汽车等行业的大型骨干企业为重点，通过兼并、联合等多种手段，推动企业跨地区、跨所有制、跨行业实行优势互补的强强联合和重组并购，实现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积极壮大和发展大型和特大型工业企业，形成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大企业或企业集团，提高产业的集中度。确定和实施合理的产业组织政策，加大对支柱产业和优势企业的扶持力度，增强产业的集中度。3.3.5 财政政策加快人力资源发展
财政政策促进人力资源发展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吸引人才，二是留住人才，三是通过培训提升人力资源整体素质。这三个方面的目标都是提升装备制造业的创新能力，提升产业市场竞争力。人才是产业发展的基础，由于装备制造业是其他产业的工作母机，它的创新能力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创新和发展能力，人才对于其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财政政策在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方面，主要是为企业引进高端人才提供工作和生活方面的财政补贴，工作方面包括提供科研启动资金、优先安排科研课题等，生活方面包括帮助企业为高端人才提供住房、配偶工作等。另一方面，通过财政政策支持企业收购科研团队、研究中心等可以大幅度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如沈阳市每年引进100个海外研发团队项目，要求引进企业要有明确的研发目标，有较强的整体实力和科研转化能力，引进的团队要有世界前沿技术水平，能够填补国内空白，项目实现产业化规模生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能够达到或超过5亿元。对于能够达到要求的海外研发团队引进工作给予财政支持。在人才培训方面，由政府财政支出购买科研单位、大学等公共服务，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源培训。(2)3.3.6 财政政策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基本趋向是以产业集聚形式表现出的制造业专业化分工。生产性服务业就是伴随着这种社会专业化分工的细化而从生产企业内部职能中分离出来的新兴产业。生产性服务业是装备制造业集群形成、发展和升级的重要支撑。研发创新服务、技术中介、金融、信息服务、商业设施、人力资源服务、中介服务、公共服务等，已成为集群发展和升级的关键要素支撑。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大力推动下，生产性服务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并呈现出加速化、知识化、集群化、链式化、外向化、融合化的发展特征。财政政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促进大中型制造企业主辅分离，降低生产成本，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二是支持金融、技术研发等生产服务业的发展，并推动与制造企业的融合，以提升生产效率；三是促进制造企业由生产制造环节向产业链两端附加值更高的生产服务环节延伸。专栏3－1 上海市中小型电机及系统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上海市中小型电机及系统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以上海为核心，向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安徽等华东地区辐射，并面向全国的中小型电机、水泵、风机、压缩机、变频控制等生产企业、相关科研院所及政府部门等提供服务，服务对象覆盖全国20多个省（区、市）。平台在对外开放与合作服务中，由秘书处协调管理服务人员与仪器设备使用，统一承接和管理平台的相关业务，按各部门服务职能安排实施。在对外服务中采取多元化服务模式，根据不同的服务类别采取多元化的服务模式。如：在系列产品开发和共性技术研究方面，采用联合设计、合作开发、技术推广的模式，实现成果的快速转移和产业化；在个性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方面，采用一对一的服务模式，有针对性地提供解决方案、测试等服务；在标准研究和制订方面，采取标准联合工作组的模式，确保标准的权威性、代表性等。平台承担了国家中小型电机近百项重大科研项目，完成了近百个中小型电机系列产品的开发和推广。目前我国生产的中小型电机产品70%以上是该公司负责开发的，其中公司组织开发的量大面广的Y、Y2、Y3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年产量已超过10000万千瓦，每年出口量已超过3000万千瓦，成为我国出口创汇的主导产品。资料来源：http://member.sgst.cn/jsp/jscxfw_info.jsp?user_id=ff8080812c5d48cd012ca05.专栏3－2 国开行和辽宁成立装备制造基金装备制造基金总规模200亿元，由国家发改委振兴东北办、辽宁省政府和国开行于2006年筹备发起，未来主要投资于中高端装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