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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宇鸿,钟其鹏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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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经典引论试读：

一、什么是“国学”

所谓“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是中华五千年文明长期积淀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国学”乃是使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中华文化之所以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并对人类进步做出特殊贡献的民族文化体系。“国学”之名，起源于西周。而“国学”的原始含义是指国家一级的贵族学校。《周礼·春官·乐师》就有“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1]子小舞”的记载。西周时代，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两大类，设在周王城和诸侯都城的学校为“国学”，是大贵族子弟的学校；设在各地乡党的学校为“乡学”，是一般贵族子弟的学校。《礼记·学记》[2]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这里的“国”，按照郑玄的注释，即“天子所都及诸侯国中也”。周代的“国学”分为大学和小学两级，大学和小学的教学内容都是以“六艺”为主。“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大戴礼记·保傅篇》:“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古人8岁学小艺，主要包括认字、读书以及学习日常行为规则；到了15岁束发后，开始学习大学之道，即“在明[3]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小学与大学相结合构成的“国学”，成为当时士人读书增长见识、提高品德修养的主要学习场所。

此后，“国学”成为“京师官学”的泛称。自汉而后，历代政府不断完善各级学校设置，普遍设立太学，如东汉建武七年（公元31[4]年），太仆朱浮认为“国学既兴，宜广博士之选”，建议立太学、选博士，以振学术。汉末于太学门前刻写石经，太学成为国家学术的重要象征。到了隋代，太学被称为“国子监”；唐、宋时期，国子监总管国子、太学、四门等；元代之时，设立国子学；明、清两代，复设国子监，直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开始设学部，国子监之名才被废止。可见，从西周开始，“国学”主要是指以太学为代表的国立学校。

近代以后，“国学”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其内涵与古代“国学”概念大不相同，转为特指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后因黄氏主张先作“国学史”，梁启超放弃了创办《国学报》的设想。1904年，邓实发表的《国学保存论》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1905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该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发行《政艺通报》《国粹学报》。参加者多为中国同盟会会员或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把文化传统冠之以“国”，包含了深厚的爱国情结。邓实在《国粹学报》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5]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他强调了“国学”的致用性，又把“国学”当作“一国所有之学”，概念较为宽泛。

1906年，章太炎出狱东渡，在日本提倡反清革命和研究国学。是年9月，留日青年成立国学讲习会，公认章氏为“国学界之泰斗”，请其讲授国学。1922年4至6月间，章太炎在上海讲“国学大概”和“国学派别”。1934年，章太炎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对国学作了总结性的讲解。章太炎这几次演讲经过记录整理成《国故论衡》、《国学概论》、《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等书。章太炎的“国学”在重视传统学术方法（如文字学）的同时，仍以传统的经、史、子、集为“国学”中心内容。这反映了晚清“国学”概念的主流。此外，胡适、吴宓、钱穆等人也对“国学”作了论述，如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初，曾如此阐释“国学”:“‘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6]究这一切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胡适在“整理国故”的口号下重新界定“国学”，将“国学”重新定义为“国故学”，仍然是以中国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吴宓也曾解释说：[7]“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他认为国学不仅包括传统的全部学术，还应涉及出土文物、民间资料以及海外汉学。蔡尚思在1931年出版的《中国学术大纲》中将“国学”界定为：“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做中国的[8]学术。……中国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由此可见，近代学者对“国学”一词的理解，不管称之为“国粹”，还是称之为“国故”，其基本上都认同“国学”的内涵是指中国固有的学术。

中国历史悠久，学术内涵丰富，要确切地给“国学”下定义，实属不易。20世纪90年代，张岱年在《国学丛书》序言中指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总的来说，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其中自然科学有天文、算学、地理、农学、水利、医学等，其中最发达的是[9]医学。这些都是国学的内容。”不难看出，张岱年为“国学”所下的定义明显是受到西方学科分类思想的影响，不仅包括社会科学，还包括自然科学，外延已比20世纪初期有较大的拓展。此外，许多学者还主张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国学”范畴，随着历史与文化的不断积淀，国学除了包括传统的“国故学”之外，还应该包括原是外域之学而后逐渐被中华民族所消化、吸收、认同或再创造的那部分文化。

2000年，王富仁提出“新国学”的概念，指出近百年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是在“五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学不应该局限于中国固有学术文化，而应理解为广义的传统文化，即周秦至清末以来中国社会整体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在此意义上，中国天人关系中的“天人合一”、人伦关系中的国家同构、自我表现态度中的价值自觉、生死观念中的不即不离，它们作为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中的核心，是国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中国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乃至生活方式，[10]也是国学的应有之义。总之，“新国学”是由中华民族语言与国家两个因素构成的学术整体。从民族语言的角度来看，“新国学”包括中国内地学者、海外华人、港澳台等地区的中国学者在内的所有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和当今刚刚出版的用汉语言文字写成的学术研究成果；从“国家”这个构成因素来看，中华民族内部的各少数民族成员用汉语或用本民族的语言对本民族文化或语言文化进行的所有研究，也都归于“国学”的范畴。

二、什么是“国学经典”

何谓“国学经典”？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弄清楚“经典”的概念。所谓“经典”，《辞海》解释为“典范的经书”。《现代汉语》则诠释为“权威的著作”。教育经典专家、台湾台中师范大学教授王财贵博士在接受甘肃广播电视报记者马晓东访问时说：经典“是指那些涵蕴常理常道，教导人生常则常行的书。这些书自古流传，每个民族都有其历史上所有知识分子共认的‘经书’。如中国的‘四书五经’、印度的佛典、西方的圣经等，大体都是给人安身立命的典册。它是人类智慧的总结和直接表露，是民族传统传承延续的命脉，更是一个民族[11]自强不息的动力核心”。其实，简言之，“经典”就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有影响有价值的书，是民族文化的结晶，它包括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那么，“国学经典”则是承担这一文化体系的载体，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蕴含常理常道，其价值历久弥新。它在中国古代教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国的国学经典主要包括儒家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道家的《道德经》《文始经》《南华经》，佛家的《金刚经》《圆觉经》《坛经》等，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和二十四史、通志、通考、大典、唐诗宋词元曲等著作。这些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精髓，是华夏沃土上灿若辰星的瑰宝。

三、国学经典的分类

关于国学经典的分类，在中国的古代有不同的分法，一般都以历代史书艺文志或经籍志的类目为依据。而最早可溯源到汉代的刘歆。汉成帝时，刘歆整理皇家书籍，分群书为“六略”，冠以“辑略”之名，又叫“七略”。“七略”之中，除“辑略”即后世之书目提要无关学派外，其余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略”，已将当时所有之学术，包含无遗。班固据之，而作《艺文志》，几乎囊括汉代国学经典之范围。（一）六艺略（甲）易 （乙）书 （丙）诗 （丁）礼 （戊）乐 （己）春秋 （庚）论语 （辛）孝经（壬）小学（二）诸子略（甲）儒家 （乙）道家 （丙）阴阳家 （丁）法家 （戊）名家 （己）墨家 （庚）纵横家 （辛）杂家 （壬）农家 （癸）小说家（三）诗赋略（甲）赋 （乙）杂赋 （丙）歌诗（四）兵略（甲）权谋 （乙）形势 （丙）阴阳 （丁）技巧（五）术数略（甲）天文 （乙）历谱 （丙）五行 （丁）蓍龟 （戊）杂占 （己）形法（六）方技略（甲）医经 （乙）经方 （丙）房中 （丁）神仙

上表所列六艺略，即后世所谓的经部；而后世的史部，则包括在《春秋》之中；诸子略，即后世所谓的子部，属哲学政治学范畴；诗赋略，即后世所谓的集部，属文学范畴；兵略，为后世子部之一家，属军事学范畴；数术、方技二略，大抵涉及阴阳、五行、星卜、神仙等迷信神秘之术，数术略属天文历法范畴，方技略属医学范畴。

汉以后学术愈分，种类愈多，到了三国魏时，荀勖作《中经新薄》，分为甲、乙、丙、丁四部，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四部分类法”的开端。东晋李充编成《四部书目》，增加了史部，从此，甲部便包括六艺、小学，乙部包括诸子、兵书、术数，丙部包括史记及其他记载，丁部包括诗赋图赞；史籍单独编列，并分成四类。到《隋书·经籍志》开始以经、史、子、集四大部来命名，此后诸家目录多沿袭之。清代《四库全书》就是以此分类的典籍。（一）经部（甲）易类 （乙）书类 （丙）诗类 （丁）礼类 （戊）春秋类 （己）孝经类 （庚）五经总义类 （辛）四书类 （壬）乐类 （癸）小说类（二）史部（甲）正史类 （乙）编年类 （丙）纪事本末类 （丁）别史类 （戊）杂史类 （己）诏令奏议类 （庚）传记类 （辛）史抄类 （壬）记载类 （癸）时令类 （子）地理类（丑）职官类 （寅）政书类 （卯）目录类 （辰）史评类（三）子部（甲）儒家类 （乙）兵家类 （丙）法家类 （丁）农家类 （戊）医家类 （己）天文算法类 （庚）术数类 （辛）艺术类 （壬）谱录类 （癸）杂家类 （子）类书类 （丑）小说家类 （寅）释家类 （卯）道家类（四）集部（甲）楚辞类 （乙）别集类 （丙）总集类 （丁）诗文评类 （戊）词曲类

以上所列为我国典籍之类别。“经部”共十类，多属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教、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教条，主要是儒家的经典；“史部”共十五类，主要是各种题材的历史著作；“子部”共十四类，主要是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著作；“集部”共五类，是历代作家一人或多人的散文、骈文、诗、词、散曲等的文集和文学评论等著作。

近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小学是经学的附庸，经学地位独尊。章太炎倡导“六经皆史”的观点，把经学与诸子之学同等看待，把注解诸子的字词训诂发展为“义理之学”，把国学经典分为小学、经学、史学、子学、文学五部分。胡适在继承章太炎等人的观点上，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学经典系统：“我们理想中的国学研究，至少有这样一个系统，中国文化史：（一）民族史，（二）语言文字史，（三）经济史，（四）政治史，（五）国际交通史，（六）思想学术史，[12]（七）宗教史，（八）文艺史，（九）风俗史，（十）制度史。”

诚然，国学经典的内涵相当宽泛，主要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说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与明清小说以及历代史学等一系列完整的文化、学术系统。因此，从广义上说，凡中华民族文明史以来的，包括古代和现代的所有文化成果，诸如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军事、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易学、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属于国学经典所涉及的范畴。从狭义上说，国学经典就是关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及其研究的经典著作，主要是指经、史、子、集所涵盖的内容，这也就是本书所要学习的重点。第二节 为什么要学习国学经典

回顾过去的一个世纪，国学可谓命运多舛，几经兴衰沉浮。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国学代表的儒学，曾一度被视为民族落后的根源，受到猛烈的抨击。此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国学都免不了被严重冲击。这是时代的悲剧，当一个国家民族落后于时代，原有的经典就会被颠覆，原有的传统就会被遗弃。当一个国家民族走上正轨的时候，传统文化也就成为一个民族走上现代化的宝贵财富。当今，中华民族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国学也顺应时代走上了复兴之路。国学的复兴，是重建民族文化、重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需要，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亿万人民的心声。

汉字中的“经”，本义是“织布的直线”，是织成一匹布的先导，引申为常理常道；汉字中的“典”，本义是“五帝的书册”，引申为重要的文献、典籍。“经典”便是涵蕴常理常道、教导人生常则常行的书。这些书自古流传，每个民族都有其历史上共认的“经典”。她是人类智慧的直接表露，是抟造文化和推动历史的动力核心。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人们在物欲驱动下，变得比较浮躁，优良的古典读书精神几被扫荡无遗，真正能够坐下来认真读书的人也不多，这要求我们要懂得选择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这些国学经典著作就是经过了时代考验的，是历久弥新的永远具有阅读价值的圭臬。我们相信，它们是抚慰人们心灵的一剂良药，是永远值得我们珍惜的一笔精神财富。

俗话说“树无根不活，人无本不立”。学习国学，一定要从最原始的经典入手。“经”是智慧的升华，“典”是行为的法则；“经典”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最能表现民族文化的精髓的、最具代表性的、最完美的作品；“经典”也是文化的根源所在，有了根源性的文化教养，很容易开发一个人的理性，而涵养出广阔的心胸和互敬互重的美德。人的生命有限，熟读一些有高度价值的书，我们可以直探人性本源，轻便地汲取到人生的智慧，迅速地启迪自己的理性，而后对比较浅显性、应用性的学问，就可以事半功倍地吸收。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见识”，亦即现今所谓的“文化教养”。要启发理性，开拓见识，教养文化，除“读经”外，恐怕别无切实可行之方。毋庸置疑，国学经典教育对于人的一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导师徐梓教授说得好：“国学经典教育是最有价值、[13]最优质的教育，是奠定一个人成长的根本。”

一、国学经典教育是通识教育，有利于人的适应能力的培养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专业教育要让学生学习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为从事特定的职业做准备。它试图通过早年的学校教育，使受教育者学到终身受用的知识和技能。然而，过早的专业学习、过细的专业划分，严重限制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不仅如此，由于人才的培养需要一定的周期，甚至是比较长的时间。当学生经过数年学校教育，学成单一的技能毕业时，社会上特定岗位的人才空缺，也许已经由于转岗或在职培训等其他途径而得到补充。而仅仅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既缺乏较高的综合素质，也没有其他技能，势必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通识教育不是为了培养某种特定的技能，也不是为受教育者谋求某种职业而做准备。它的目的不是获得具体有用的知识，而是要发展独立思考的能力。它不在于教人思考什么，而在于教人如何思考。它精心设置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艺术以及科学原则和方法在内的一系列课程，旨在促进学生对真、善、美的崇敬之心，旨在唤起学生对一切伟大、深邃、美丽事物的敏感和惊奇，同时也让学生了解人类在探寻知识过程中思考的重大课题和运用的基本原则。因此，以经典阅读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是西方通识教育的最基本形式。西方通识教育的核心内容只有“西方文明”和“经典研读”两大门类。一些具体的课程，都是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来的。

我国的通识教育，也有必要以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经典为核心，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三百千千”、唐诗宋词、“四书”“五经”等为主要学习内容。学习国学经典，也就是在与我们的“先圣先贤”对话和交流，在一步步地渗入我们的历史和传统。通过国学经典教育，可以亲近我们的祖先，领会他们的志趣，把握他们的神髓，形成恢弘的历史意识，从而能对各种事务应付自如。由于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未来具有不确定性，作为家长，不能简单快捷地给予孩子多少“黄金”，而是要花费必要的时间和耐心，让孩子通过学习国学经典，接受通识教育，学会“点金术”，从而令人信服地胜任任何职位，驾轻[14]就熟地精通任何学科。

二、国学经典教育是素质教育，有利于人的综合素质的历练

素质教育作为应试教育的对立面提出来后，得到举国上下的广泛认同，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很多人简单地把素质教育等同于撇开教材的学习，开设琴棋书画等培训班，培养学生的一技之长，素质教育就这样被曲解成了技能的培养。

那么，何谓“素质”呢？素质是指人或事物根本性的结构，具有基础或前提的意义，并蕴含着无限发展的可能。“素”有白色的、本来的、最初的意思；“质”则有形体、根本、质地的意思。所谓素质，实际上指的是可为各种具体技能提供依托和基础，又潜藏着发展的动力，并且能够突破局限，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统一体，并不断完善和优化素质结构的活动和过程。

只有触及人的素质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打一个比方，素质好比一块土地，而各种技能，不过是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庄稼。土地为庄稼的生长提供了依托和基础，使得种子所具有的发芽、生根、开花、结果的潜能得以实现。素质教育，好比改良土壤、提高地力的工作。下下棋、弹弹琴，乃至学习绘画、唱歌和跳舞不过是在素质的沃土上栽种一些花草，而并不是根本地改良土地；不过是在素质的模板上增加一些案图，而并不是改善这模板的结构。说到底，学习具体技能是仅仅着眼于“器”、“用”、“末”的问题，而不是着眼于“道”、“体”、“本”的问题，都并没有抓住问题的症结和关键。

国学经典教育不仅与素质教育具有一致的指向，而且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不二法门。表面上看，国学经典教育不直接养成某种技能，是一种“无用术”，但它实际上是从更深厚和高远的层面做好夯实基础、调整结构、完善素质的工作，是一种源于根本、专注根本、为着根本的教育。浸润在国学经典中，能感受和体味经典世界所蕴含的古人的思索，从而获得智慧和力量。所以，国学经典是锻炼思维能力的工具，具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意义。正如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的[15]序中指出的那样，“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国学经典教育对于提高人文素养均具有其他任何教育内容所难以比拟的作[16]用。

三、国学经典教育是博雅教育，有利于人的高尚品格的塑造

香港岭南大学前任校长陈坤耀曾解释博雅教育的宗旨，就是要教导人“学识广博，生活高雅”。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则是博雅教育的另一种表达。“博雅”一词由“博”、“雅”两个单字组成，分别说的是知识和为人两个方面：“博”就是要具有渊博的知识和多方面的技能，“雅”就是要德行完美，气质优雅，摆脱庸俗，走向卓越。

近一个世纪以来，主流意识对于我们祖先的传统和文化曾经一度持鄙薄、仇视和批判的立场。很多人之所以会狠心的用手割断自己的“脐带”，挖掉自己的“心”，大抵是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不了解传统，基于从众的心理，人云亦云；一方面是因为近代以来国力不振，国势衰颓，传统文化被当作了替罪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认为国学经典内容没有实际用处。在是否有用，特别是这种用处能否看得见作为评判尺度的前提下，国学经典的学习才长期处于被忽视、被轻贱的尴尬境地。

实际上，在西方教育中，一直存在着和中国古典教育在具体内容上不同，但精神实质相一致的博雅教育。其目的是培养具有高度古典文化修养的传统精英，其核心内容是经典文本研读、古典语言训练和古典文化熏染。英国有句名言：“虽然希腊文、拉丁文对于管理印度殖民地毫无用处，但只有精通希腊文、拉丁文的人，才能统治印度”。在古代中国，虽然“四书”、“五经”和八股文没有提供治国经邦的具体策略，但它们却是训练治国之术的有效手段。只有精通“四书”“五经”和擅长写作八股文的人，才可能以此打开科举之门，参与国家管理。

知识和道德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学经典所代表的传统学问，更是具有极为厚重的伦理色彩，所谓“学优者德厚，学浅者德薄”。学习国学经典的过程，不仅是增进知识的过程，不仅是把知识消化于生命，转化为生命所具有的德性的过程，而且具有熏陶气质、变化性情、提高涵养的意义。国学经典教育不仅培养文义通晓、才华擅长、经书熟习、学问通彻的博学之士，更是要培养行谊谨厚、立品端正、品行端方、敦品励行的谦谦君子，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既博又雅[17]。

四、国学经典教育是人文教育，有利于民族人文精神的提升

教育以人为对象，本来是人的教育，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目的，是要将人从不成熟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带到更自觉、更理想、更圆满的境地。所谓人文教育，就是为了促进人性境界的提升，为了理想人格的塑造以及个人生命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人文教育主张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发展丰富、健康的人性，使教育的对象不只是学得表浅的知识，而且通晓支撑这些知识的文化意蕴；人文教育不是要培养没有灵魂的专家，而是要造就具有文化修养的个体。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学经典已经深植于中国人的精神家园里，流淌在每个炎黄子孙的血脉中。经典是连接我们和历史传统之间的一座桥梁，缺乏经典教育，我们就无法踏上回到自己精神家园的道路，只能成为文化上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学习国学经典，实质上就是走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感受这个家园的温馨，参加这个家园的建设，形成对她的情感皈依。接受经典教育的过程，也就是把自己生命的根须，扎根于丰厚的传统文化土壤的过程；就是把自己从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人，变成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的过程。我们倡导国学经典教育，是基于传统经典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真切的体验，是出于对中华传统文化血脉的尊重和发扬，是我们承认自己成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并且永远也不想割断这种[18]亲缘关系的深情回顾。

总而言之，国学经典教育既是实施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又是开展博雅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有效方式。通过国学经典的学习，可以砥砺我们的品行、健全我们的人格，使我们成长为德行高尚、知识广博、行为优雅的现代中国人；通过国学经典的学习，可以让年轻人汲取民族传统的优良养分，掌握祖国特有的优雅语言，使之成长为既有崇高理想，又有典范道德；既有文化知识，又有文明素养的新一代中国人。第三节 怎样才能学好国学经典

经典是民族精神的源头，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历史传承记录着民族基因中的最高智慧，是民族千年老人对后世子孙的谆谆教诲，所承载的是圣贤伟大的思想光辉。然而，我们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我们的国学经典浩瀚灿烂。如何才能利用有限的时间尽可能更好地学习中华民族的国学经典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古人学习国学经典的传统方式

前人学习国学经典的传统方式，主要是“死记硬背式”。古代私塾学堂大多采用这种方式，古代儿童从入学开蒙就开始进行识记和背诵的训练。一般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步，授书。这是从先生的角度来说的。从学生的角度，叫“上书”。因为学生要拿着书自己上到先生的桌子那里，所以叫“上书”。授书（上书）又分三个小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点书”，就是学生拿着书，翻到要学习的这一页，交给先生，先生给他点出句读。点书这一环节，如果学生年龄大，会句读了，就会由自己点好给先生修改。

第二个阶段，叫“读书”，就是先生范读，学生跟着读，一句一句地模仿。一般先生是读三遍，也有读六遍的，也有读两遍的。

第三个阶段，叫“讲书”，就是先生要讲解。不仅讲解字义，也会讲解简单的、学生那个年龄段可以理解的篇章意思，也就是串讲。

第二步，背书。“讽诵”作为教学古代经典的一种方式，在我国有悠久历史。“讽诵”,《周礼·春官·大司乐》注曰：“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故“讽”即背诵，“诵”为出声诵读。老师点句领读、学生跟读之后，就是初步完成了教读的任务，然后学生自己去熟读背诵，一遍又一遍，直到背诵如流。

第三步，复讲。复讲就是学生背好书后，把书背给先生听，把先生前面所讲的内容复述给先生听。检查通过，就可以再次上书，所以是学生的智力决定着学习的进度。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学习方法就特别强调熟读背诵，“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读与背是前辈学者学习国学的主要方法，他们从小就熟背“四书”、“五经”，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中国国学大师蔡尚思先生说他七岁入私塾，经历了长达八年的“死背经书时期”:“入私塾读书，被拉去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神位’前行开学礼以后，就是天天死背儒家经书，背得最熟的是“四书”，光背诵而不了解其意义。真感痛苦；一直到了懂得它的内容之后，才觉得幼时死背书的好处，自恨没有多背些古书。现在无论是自己和别人的有关著作，哪怕只差一个字，我一看就知道其非原文。这比一部[19]分中青年人，我和读过私塾者都是占了便宜的。”这种传统的读书方法，对我们今天学习国学经典仍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多读、熟读，在读中反复体味，才能增强语感。但这种方法过分注重古代经典诵读，忽视了学生的自主体验，割裂了诗文的美学价值，使一篇血肉丰满的文章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从而使学生对古诗文的学习产生相当程度的畏难情绪和厌恶感，这正是其不足之处。

二、学习国学经典的正确方法

我们认为，学习国学经典必须把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很好地结合起来，注意审美愉悦和文化认知的融合，既彰显重视传统国学修养和关注现实人生之理念，又兼顾人文内涵的完整性和学习过程的个性化，使学习者在国学经典的研习中得到深厚的人文精神熏陶。（一）要重视熟读国学基本要籍

我国历代著述繁多，浩如烟海，仅以历代史书《艺文志》《经籍志》等所“著录”的图书来说，为数就甚为可观。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收录的图书则有3470部，7918卷；此外，“存目”部分也多达6819部，9434卷。如此之多的古籍，一个人即使穷其毕生精力，也不可全部读完，实际上也完全没有这种必要。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有限，其读书治学的时间，也就只有数十年，因此，对浩如繁星的古籍要有选择、有侧重地去读。有些基本的典籍，无论将来从事什么职业的人，都必须读，有些还需要熟读。这些基本典籍，包含在经、史、子、集之中，如“经部”中的《论语》《孟子》《诗经》等；“史部”中的《史记》《汉书》等；“子集”中的《荀子》《韩非子》《老子》《庄子》等；“集部”中的《楚辞》《文选》《唐诗》《宋词》等。这些基本典籍，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又蕴涵宝贵的人生哲理。不仅专治国学的人要熟读，就是治其他学科的，如理学、工学、农学、商学、管理学的人，也都应该好好学习。（二）要把握学术发展的路径

所谓学术发展的路径，主要有：（1）指每一学术发展的过程。如我国的诗歌，从古诗到乐府，从乐府到律诗，其发展的过程都要明了，才能掌握每一种学术或文体发展的特点。（2）指每一阶段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渊源。了解每一阶段重要学者的学术成果和渊源，可以看出每一时代研究的重点和方向，清楚地认识学者治学的过程。（3）指每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了解每一时代的学术风尚，有助于了解每个时代学者学术历程形成的原因及其成就的时代背景。掌握学术发展的路径有两种方法：一是熟读史书中有关《艺文志》或《经籍志》等目录文献。例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这些史志除了著录当代人的著作外，还著录前代人的著作。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史志的类目及文献，了解每一时代的著作及当时的学术风尚。二是熟读记述学者传记或学术渊源的书籍。记述学者传记一般收录在史书中的《儒林传》中；介绍学者学术渊源的书籍，有刘元卿作的《诸儒学案》、冯从吾作的《元儒考略》、黄宗羲作的《宋元学案》及《明儒学案》，徐光启作的《清儒学案》，江藩作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及《国朝宋学渊源记》等。从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每一位学者的学术渊源，以了解某一学派、某一时代的学术发展过程。例如，《明儒学案》是一部系统总结和记述明代学术思想发展演变及其流派的学术史著作。《明儒学案》把明代各派的学术渊源、学者传记和学术宗旨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一部系统完整的学术思想史巨著。（三）要具备起码的古代文化常识

国学经典涉及的人、事、物非常多，学习国学经典，需要了解一些必要的古代文化常识。古代文化常识主要包括古代天文、历法、地理、乐律、礼俗、宗法、职官、科举、姓名、宫室、饮食、衣着、车马等方面的知识。只有掌握一定古代文化常识，才能更好地读懂国学经典；只有具备丰富的古代文化知识，才能在国学经典的学习中登堂入室、左右逢源。比如在古籍中，就有许多文献是涉及天文知识的，如果不了解起码的古代天文知识，就很难对古籍有较透彻的了解。例如，李白《蜀道难》中“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两句诗，苏轼《前赤壁赋》中“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其中“参”、“井”、“斗牛”，尽管书上作了解释，但学生们仍然不甚清楚。这就需要掌握古代天文中有关“星区分野”的知识。《史记·天官书》说“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可见古人是把天上的星宿和地上的州域联系起来看的。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根据地上的区域来划分天上的星宿，把天上的星宿分别指配于地上的州国，使它们互相对应，说某星宿是某某州国的分野；也有反过来说某地是某星宿的分野。根据二十八星宿与十二州国分野表，我们可知，“扪参历井”不仅写出了蜀道的高峻艰险，而且说明了其位置。同样，“斗牛”二星也表明了赤壁所在地。掌握了这些文化常识后，在阅读王勃《滕王阁序》开头四句“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据表就可查知“翼轸”二星是楚地分野，滕王阁在南昌，南昌汉时属豫章郡，战国时属楚地。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已经注意到后世读书人缺乏天文知识的状况。他在《日知录》中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20]不知者矣。”（四）要学会使用工具书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习国学经典，必须熟悉常用工具书的体例和用法。工具书为我们准备了各方面的基本知识或资料线索，可供读书治学随时查阅。要充分发挥工具书的效能，就要勤翻勤查。所谓独立阅读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善于运用工具书解决疑难问题的能力。中文工具书的种类很多，根据编制目的、收录内容和功能用途，一般可分为字典词典、类书政书、年鉴手册、书目索引、表谱图录等几类。其中类书是辑录史实典故、名物制度、诗赋文章、丽词骈句的工具书；政书专门记载典章制度，有些类似专科性类书；年鉴汇编一年内重要时事文献和统计资料；手册汇编某一方面经常查考的文献资料；书目著录图书书名、卷数、著者、版本等项目的目录；索引揭示文献内容出处，提供文献查考线索；表谱包括年表、历表和其他表谱，是供查考历史年月日、历史大事、人物生卒年以及职官、地理之沿革；图录包括地图和其他图录。对于国学经典中不认识的字词，我们可以借助字典词典去解决；利用类书、政书、年鉴、手册、表谱、图录等工具书，能帮助我们从纷纭复杂的名物制度和典故资料中，找到某个名物典故资料。因此，掌握工具书是阅读国学经典必备的条件。

怎样才能更好使用工具书呢？我们认为必须注意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了解工具书的编制体例。二是要熟悉工具书的查检方法。三是要了解同类工具书的异同。四是要随时掌握新的工具书与新信息。五是要对工具书的解释作具体分析，不可盲目信从。我国工具书编纂的历史悠久，如果从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和最早的词典《尔雅》算起，至今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历史上工具书的编纂都是服从于一定的目的，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也反映着某个社会发展阶段的人们的认识。因此，工具书的内容不可避免地打上阶级和时代的烙印。例如《说文解字》解释“三”字说：“天地人之道也”。解释“王”字说：“天下所归往也”。解释“神”字说：“天神引出万物者也”。这些都反映了汉代人的意识。它可以使我们对汉代人们的认识有所了解，但不能搬用到今天的生活中，更不能认为这样解释是正确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因此，新编的工具书较之古代编的工具书，有了很大的进步，字（词）义的解释不仅科学，而且通俗。所以，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应该尽量利用新编的有关工具书。总之，工具书往往只能为我们解决疑难问题提出些参考意见或线索，真正解决问题，还要靠自己利用工具书提供的材料，结合具体的语言环境去分析。随着学习水平的提高，我们运用工具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一定会提高。[1][清]阮元，等.《十三经注疏》（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793.[2][清]阮元，等.《十三经注疏》（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1521.[3][清]阮元，等.《十三经注疏》（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1.[4][宋]范晔.后汉书·朱浮传（卷三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65:1144.[5]邓实.国学讲习记[J].国粹学报，第19 期，1906.[6]欧阳哲生.胡适文集3·《国学季刊》发刊宣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0.[7]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A].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374.[8]蔡尚思.中国学术大纲[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5.[9]张岱年.国学丛书·序言[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1.[10]王富仁.新国学论纲[J].社会科学战线，2005,（1）.[11]马晓东.教儿童“读经”——台湾台中师范大学教授王财贵访谈录[N].甘肃广播电视报，2005,（35）.[12]欧阳哲生.胡适文集3·《国学季刊》发刊宣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7.[13]计亚男.国学经典教育就是素质教育[N].光明日报，2009-03-22.[14]徐梓.学习国学经典的意义——为了孩子一生的幸福[EB/OL].http://www360doc.com.[15]朱自清.经典常谈[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1.[16]徐梓.学习国学经典的意义——为了孩子一生的幸福[EB/OL].http://www360doc.com.[17]徐梓.学习国学经典的意义——为了孩子一生的幸福[EB/OL].http://www360doc.com.[18]徐梓.学习国学经典的意义——为了孩子一生的幸福[EB/OL].http://www360doc.com.[19]计亚男.国学经典教育就是素质教育[N].光明日报，2009-03-22.[20][明]顾炎武.日知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673.第二章儒家经典第一节 儒家经典概说

在中国文化中，儒家学派是历史上很重要的部分。儒家学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概括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的传统文化基础，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也就是说，儒家以六经为圣经，遵循尧舜之道、以周文王、周武王的典章（周礼）为典范，以孔子为宗师，教化民众的流派。自从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就成为中国学术的主流思想。

一、儒家学派的发展演变

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它是在孔子学说基础上不断发展演变形成的。儒学发展史大致可分为六个时期，即先秦儒家、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和现代新儒学。

先秦儒家诞生于春秋末年，为孔子所创立。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又是我国第一个职业教育家，他一生教学，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又删订《诗》《书》，修起《礼》《乐》，赞《易》，修《春秋》，制定了儒家经典。他还精研覃思，形成“仁义礼”一体论、仁政德治论和“君子”道德论，为儒家学派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此，作为有经典、有纲领、有徒众的儒家学派正式问世了。孔子创立儒家，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一个学派的诞生，而且由于儒家讲学之风的影响，促成了诸子争鸣的形成和百家的诞生，带来了中国学术繁荣的第一个高潮。

战国是儒学壮大期。此时儒家得到初步发展，成为势力强大的一世“显学”。孟子和荀子是这时期儒家著名代表人物。

两汉儒学，趋于独尊。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学校之官，建博士之职，儒学成为指导中国政治、思想、风俗的经典学问，形成影响深远的经学。另一方面，儒学在两汉又出现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古文经学以西汉末年的刘歆开先河。东汉时期，朝廷虽然只设今文博士，但治古文经学者大师辈出，贾逵、马融、许慎、郑玄，各领风骚，特别是郑玄，他遍注群经，杂糅今古，从而以兼容并蓄的姿态息歇了今古文之争，时称“郑学”。

魏晋玄学使得儒学向异教蜕变。玄学以《易》《老》《庄》为谈资，号称“三玄”。他们毁弃名教，轻薄礼法，用“虚”“无”以释儒典，窈渺虚空，玄之又玄，大异儒家“修齐治平”之旨。

隋唐一统，儒学也复归统一。陈隋之际，陆德明综合南北训诂，著《经典释文》；唐贞观年间，孔颖达、贾公彦等奉诏修纂《五经正义》，广采博稽，玄学与汉经学熔为一炉。

宋明理学是儒学又一变种，统治中国意识形态的时间最长。理学由周敦颐、张载、邵雍开其端，程颖、程颐扬其波，而以朱熹集大成。降及元明，至于满清，皆以理学为最高的言论行为准则，理学统治中国达三四百年之久。这一时期，一些理学家忘却了孔子化时济世的传统，究心于“天理”、“人欲”之际，特别是王学末流，穷理尽性，以理杀人。儒学迂阔之弊，于此为极。

清代朴学，是对理学空谈误国的反动，也是中国儒学自身发展史上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清初学者以“复古”求解放，以经世致用相标榜，以汉学相号召，以切实为职志。顾炎武、黄宗羲、颜元、王夫之等并以求实、切理见称于时。但随着民族高压政策的实施和文字狱的兴起，发而为考据辨章、音韵训诂，形成了以名物训诂为特色的“朴学”风格。朴学盛于乾隆、嘉庆，故又称“乾嘉学派”。清代朴学总体特征是重名物而轻义理，为学术而忽实用，虽整理文献有余，而经世先王之志，亦已衰矣！

现代新儒学，是在西学东渐形势下，吸收现代思想资料重建的儒学新流派。“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彻底结束了“儒学独尊”的历史，提倡民主，追求科学。不甘失落的中国学者，如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等人，以新思维、新方法、新理论，对传统儒学重加梳理，使之注入新的灵魂，焕发新的活力，形成了以弘扬儒学、复兴本土文化为职志的现代新儒家学派。

二、儒家主要经典

儒家经典主要有儒学十三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 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本章介绍的儒家经典主要包括有《周易》《尚书》《三礼》《论语》《孟子》。《周易》，一名《易》，又称《易经》。在中华国学经典中，《周易》位列群经之首。在古人看来，《周易》是一部阐释宇宙变化规律的伟大著作，故有“《易》以道化”与“《易》以道阴阳”的说法。这部书的体例及表达方式与其他典籍不同，是一套由阴阳符号组成的完整卦画系统，同时配以简洁的文辞。这在国学经典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尚书》，又称《书》或《书经》，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一部政治、历史文献汇编，也是古代“六经”之一。古人有“书以道事”之说，《荀子·劝学篇》称之为“政事之纪”。司马迁也认为，《尚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太史公自序》）。书中保留了先秦时期虞夏商周的古代帝王政事、言论及号令等活动，是古代官方历史文献档案的汇编。长期以来，这部书作为古代帝王及士大夫们必读必尊的“大经大法”，为后世历代统治者所倚重，是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的治国宝典及政治教科书，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礼是政治伦理、行为规范的总称。今流传下来的所谓“礼”有三种，即《周礼》《仪礼》《礼记》。《周礼》原名“周官”，是一部记载周代官制的著作，通过叙述周代各种官职及其职掌，表达了“大一统”国家政治制度蓝图的基本构想。在后人看来，它是一部蕴含丰富的“经国治事”宝典，也是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传统的集中体现和制度模板，后世王朝的制度构建，都受到《周礼》的深刻影响。《仪礼》又称《礼经》，是记载古代礼仪规范的礼学著作，书中内容，从冠婚飨射，到朝聘丧葬，涉及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保留了很多远古流传下来的古代习俗、制度及礼仪传统，犹如一部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后人了解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礼记》是一部先秦至两汉时期儒家礼学研究文献的汇编集，主要记载先秦儒家思想，或阐发古代礼制的本质内涵，或保存古代礼制的基本内容，对于我们进一步把握古代儒家思想的实质，了解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具有重要意义。《论语》是一部记述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这部书篇幅虽然只有16000字左右，但它在国学经典中的地位，却极为重要，素有儒家“圣经”之誉。2000多年来，《论语》一直是国人蒙学的必读之书，其读者数量堪称世界之最。《论语》的内容包括政治主张、教育原则、伦理观念、品德修养等方面，对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及道德理念的形成，曾产生过重大影响。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一位大师，他继承了孔子的政治思想体系。他提出了“民贵君轻”、对人民作一定的让步、反对掠夺性的战争等主张。他以“平治天下”为己任，游说诸侯，反对“霸道”，提倡以“仁”“义”为中心的所谓“仁政”“王道”。他发展了孔子的“宗周”思想，希望在诸侯中选出一个能够王天下的君主。《孟子》一书，是孟子及其弟子和同时代人的谈话记录。

三、儒家的道德思想

与当今的法治社会不同，儒家用道德构建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主张用道德来调节、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概括出仁、义、礼、智、信五个德目作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称之为“五常”。在整个古代社会，五常始终是儒家最基本的道德观念，是处理人际关系最基本的行为准则，是个人修养最主要的内容，并且贯穿于整个道德生活之中。千百年来，它对中华民族的道德素质和道德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1.仁

从字源学上看，仁字从人从二，指人与人之间相依相耦，独则无耦，耦则相亲。可以说，仁是由人本身引申出来的行为原则，它要求人们以人为人，相亲相爱，具有浓厚的人道精神。孔子首先对仁作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故孔子的学说，后来又被称为“仁”学。

仁者爱人，要求人们在处理人际系时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儒家经典《礼记·礼运》所设计的“大同”社会中，描述了人与人相亲相爱的情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孟子通过对人性的深刻反思，认为仁是人的本性之中所固有的一种内在的情感——“恻隐之心”或曰“不忍人之心”，用现代汉语来说，即人所固有的同情心。他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

仁是一种内在道德情感，爱人则是这种情感的外显，它必须通过现实的行为表现出来。儒家提出的行为模式是取譬于己，推及于人，也就是孔子提出的“忠恕”之道。关于忠恕的含义，南宋朱熹解释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论语集注释》卷二）就是说，在以仁调节人际关系时，一方面，对人应尽心尽力，奉献自己的爱心；另一方面，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不苛求于人。“君子己善，亦乐人之善也；己能，亦乐人之能也。”（《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中庸》曰：“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大学》说得更具体：“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2.义

人们在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时，什么样的行为是应该的、正当的，什么样的行为是不应该的、不正当的，儒家提出的行为价值标准就是“义” 。在儒家的孔子那里就已经明确提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意思是君子对天下人及天下人所作之事、所为之行，既不能一味肯定、顺从，也不能顽固地否定、拒斥，而要用义去进行判断，以义作为行为的准则和评价的标准。

孟子把义说成是“羞恶之心”。所谓羞恶，即指善恶观念，它是对善的喜好、肯定与遵循，对恶的否定、耻辱。以义为调节人际关系的价值准则，就是要求人们努力使自己的言行符合道义，追求道义，根除、消灭不符合道德的恶的现象，好善而恶恶。《大学》把它概括为“如恶恶臭，如好好色。”

3.礼

儒家对礼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把“三礼”作为自己的经典，经过历代学者的阐释、论证、发展，越来越丰富，成为儒家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构建了一个庞大、完善的礼的体系。从大的方面而言，儒家以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概括主要的社会道德关系，提出的五伦之礼是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敬，朋友有信；具体到特定的关系例如父子关系，又规定子女孝顺敬父母之礼是敬顺、敬养、承教、继志、送死、祭祀等。

在儒家看来，礼是为人所必需的，是立人之本，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论语·泰伯》）“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儒家的礼，不仅规定了社会结构和秩序中各个角色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还详细规定了它们各自不同的行为规范，提出了各自不同的道德要求。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君要像一个君，臣要像一个臣，父要像一个父，子要像一个子。处于社会结构中任何地位的人，他的行为必须与自己的社会身份相符合，即必须遵守礼所规定的行为模式。《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和”，即是礼的内在精神价值。人际交往中有分则有别，有别即需敬，有敬斯有让，有让即为和。儒家讲的“礼之和”，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作为目的，它是为了造就人际关系的和谐；作为手段，则是处理人际关系、规范自身行为的标准。

4.智

所谓“智”即知识和理性，在儒家道德思想中主要指道德认识和道德理性，孟子把它规定为“是非之心”，即人们思想中的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和观念，它是儒家强调的处理人际关系的理性原则。“智”的核心功能即明辨是非善恶，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儒家认为，人们在道德行为选择中，不仅要知道哪些事情“可为”，还有明了哪些事情“不可为”，这样才能作出正确的道德决断。《中庸》就把智作为“三达德”（知、仁、勇）之首，就是要求人们首先获得认识，树立正确的是非善恶观念。

人是社会性动物，欲是人的自然物质需要，《孟子》说“食、色，性也。”就是肯定食欲与性欲是人类最基本的两大自然属性。但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不在自然物质情欲，而在于人有社会道德理性。孔子“克己复礼”、孟子“养心寡欲”的观点，都是强调以道德理性制约、疏导自己的自然情欲，只有这样，才能显示人的尊严。

5.信

信是儒家道德重要的德目。信从人从言，本指人所说的话，许下的诺言、誓言，故常与忠、诚连语为忠信、忠诚。作为道德范畴，它的核心内涵是真实无妄，即对某种信念、原则和语言出自内心的忠诚。《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孟子》也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就是强调人应该效法天道真实无妄的品德。

信被儒家认为立人之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信也是立国之本，孔子说一个国家可以去食、去兵，但不能去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信作为人际交往的行为规范就是诚实不欺，讲究信誉，信守诺言。孔子以信为其“四教”科目之一（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要求人们讲究信义，做到言而有信，行而有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信则人任焉。” （《论语·阳货》）

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政治、文化方面，也体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之中。儒家学派原来只是中国古代学派中的一支，但是自从汉朝以来，各朝各代几乎都将儒家学派奉为正统思想，长期占有独尊的地位。因此，儒家思想不仅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影响了一些亚洲国家。近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国力日益强盛，儒家思想的影响力已不仅限于中国和亚洲了，在全世界掀起了学习汉语的狂潮，孔子学院已经遍布许多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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