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学蓬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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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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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罗学蓬著.--重庆:重庆出版社,2018.7
ISBN978-7-229-13086-2
Ⅰ.①中…Ⅱ.①罗…Ⅲ.①朝鲜战争(1950-1953)－史料Ⅳ.①K31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8340号
中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
ZHONGGUORENYANZHONGDECHAOXIANZHANZHENG
罗学蓬.著
责任编辑：周北川.赵光明
责任校对：杨.婧
封面设计：胡.越
装帧设计：白一岑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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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787mm×1092mm.1/16.印张：46.字数：770千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229-13086-2
定价：9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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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牺牲的先烈们
永垂不朽！
第一章在“三八线”两边?
1．苏联解密档案与一位中国学者
1950年，在围绕着北纬38度线的殊死对抗中，漫长的战线像钟摆一样来回往复地摆动，整个东北亚紧绷得如同一根“净净”作响、
即将断裂的弦。
朝鲜战争到底是怎样爆发的？
中国为什么要出兵帮助朝鲜人打仗？
中国出兵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
金日成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是求之不得，还是万般无奈，甚至心存疑惧，不愿配合？
这些重大问题始终是困扰着各国学者，甚至是困扰着当政者的一个个极大的谜团。朝鲜战争结束后仅仅过了10个年头，即使是在这个问题上参与过某些决策讨论的亲历者，对战争爆发的原因，和中国出兵的背景，就已经开始说不清，道不明了。
1960年6月22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苏共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与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举行正式会谈。
会谈中双方在许多问题上脸红脖子粗地互相指责，发动朝鲜战争
的责任问题，也被赫鲁晓夫翻拣出来，作为攻击毛泽东的武器。
12345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让我们透过沈志华先生买回来的苏联解密档案，看看赫鲁晓夫和彭真当时是怎样激烈争吵的？争论的核心问题，又是什么？
赫鲁晓夫：我们在这个小范围里，可以讲，朝鲜战争是北朝鲜发动的，是苏中两国都同意了的。
彭真：不对，我们没有同意。我参加了政治局的讨论，这个问题我是知道的。
赫鲁晓夫：我们也看到了文件，毛泽东是同意了的。
彭真：有两点必须说明：一、发动朝鲜战争，我们事先不知道；二、战争打起来之后，你们派罗申大使找我们中央，说苏联出兵不妥，斯大林想要我们来出兵。
赫鲁晓夫：那个时候如果是我们这些人担任领导，而不是斯大林的话，这场战争就打不起来了。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也是不会那样做的。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决定后才发动的。
彭真：你说得不对，毛泽东同志是反对打这一仗的。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就同斯大林说过，如果战争打起来，那就不是南朝鲜的问题，而是美帝国主义的问题了。即不是南朝鲜能否拿到手的问题，而是北朝鲜能否保得住的问题。这样的意见，毛泽东同志也向金日成同志当面谈起过。朝鲜战争打起来以后，斯大林说，如果苏联出兵，就意味着世界大战，因此才请中国出兵，因此我们才同意出兵的。我当时参加了政治局会议的讨论。
赫鲁晓夫：你说的是战争打起来以后的事，问题是发动战争斯大林和毛泽东是批准了的。
彭真：你说的不是事实，是造谣。我参加了讨论。我们始终认为是斯大林同志同意了的。金日成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
赫鲁晓夫：你比我小吧，今年多大岁数？
彭真：58岁。
赫鲁晓夫：你比我年轻，但是记忆力却不如我。
彭真：我的记忆力很好，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政治局的讨论，我是参加了的。我们把意见告诉了斯大林。
赫鲁晓夫：事后诸葛亮，你们中国人就喜欢这样。
彭真：你这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攻击，我告诉你，我们确实同斯大林说过。
赫鲁晓夫：他是从不听别人意见的，他已经把自己变成了偶像。
彭真：我们对斯大林是不满意的。我们也有委屈。
赫鲁晓夫：再说一遍，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个人共同决定的。
彭真：完全不对！毛泽东同志提了意见。这一点，你可以问问当时参加过讨论的其他同志，这样你就会明白了。
赫鲁晓夫：我们不要谈死人了。我说，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错误！
彭真：根本不对！你们有人也参与了这件事，应该可以作证。我[1]再一次声明，你说的根本不对！
从这场双方脸红脖子粗，指鼻子戳眼睛的争吵中，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梳理出以下信息：
当年，中苏两党高层在内部，在“我们这个小范围里”，都完全不回避战争是金日成首先发动的这一事实。
他们争论的关键仅仅在于：到底是斯大林或者是毛泽东，批准或决定金日成发动了6月25日凌晨的那场差一点引爆地球的进攻？
1950年4月，斯大林首肯了金日成发动军事进攻的想法，这是为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打开的第一盏政治绿灯。
5月，金日成在斯大林的再三催促下，不得不飞到北京，向毛泽东通报北朝鲜即将向南朝鲜发动军事进攻的计划。毛泽东很生气，当即停止会谈，派周恩来向苏联方面询问。
斯大林给毛泽东发电“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斯大林在电报中说得十分清楚，毛泽东对金日成即将发动的这场战争是有否决权的，如果毛泽东不同意，金日成绝对不敢打响第一枪。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行使否决权，换言之，也就是说毛泽东为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开了第二盏绿灯。
不仅打开了绿灯，他还坚定地表示：必要时将以武力支持金日成的行动。
档案文献证明他是这样对金日成说的：“我们不是美帝的参谋长，做不了他的主，准备总是必要的。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3个军，如果美帝不干涉也没妨碍。如干涉，不过‘三八线’则罢，只要他敢过‘三八线’，我们就一定打过去，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现在既然你已经和斯大林同志商量好了，那你就先动手打，你要打得顺利，[2]就用不着我们帮忙了，要是打得不顺，我们再接着帮你打。”
这种以武力撑腰的坚定不移的支持态度，对金日成来说犹如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对朝鲜战争问题，毛泽东后来说过：“我们三驾马车，有两匹马[3]硬要往前拉，第三匹马也没有办法。”
不过，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三驾马车，有一匹马埋头使劲硬往前拉，有一匹马帮着往前拉，还有一匹马如果真的不想动，那两匹马也没有办法。
虽然朝鲜战争停火协议签订时“火树银花不夜天”，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所有大大小小的国家都把它当作一场伟大的胜利来刻意庆祝。然而从彭真和赫鲁晓夫的争吵中，已经清楚地透露出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这场战争的结果，中苏双方高层领导集体其实从来不曾有过半分胜利的欢愉。
赫鲁晓夫把话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错误”。
对这一重大问题，这些年不断解密的档案资料，已经作出了清晰的回答。从客观事实看，由于中国的参战，朝鲜战争实质上立即演变成为中美之间的一场大战。朝鲜半岛变成了世界两大阵营对抗和冲突的战场，而且最终确定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以及远东国际局势的格局和走向。
因此，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及其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30多年来，国际冷战史研究最热门的课题，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中最热门的领域。
在改革开放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方面的档案全部没有解密，所以研究的学者主要是美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苏联人。但全都是瞎猜，因为他们手中没有主要参战方一星半点的档案文献，到底毛泽东怎么想的？斯大林怎么想的？金日成怎么想的？任何人也不可能知道湮灭在厚厚历史尘埃之下的真相。
后来，各国档案不断解密。特别是1989年苏联解体，国家大乱之后，大量机密文件被公开。1994年金泳三总统访问俄罗斯时，叶利钦总统又把216件关于朝鲜战争的秘密文件作为礼物送给了韩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方面随后也公开了一部分与朝鲜战争相关的档案文献。
在史学界值得浓墨重彩书写上一笔的是，当时还是草根史学研究者的沈志华先生看准时机，豪掷大把真金白银，飞到莫斯科，购回一大堆俄罗斯政府刚解密不久的苏联国家档案—当然也包括朝鲜战争档案。
沈志华原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生，后因卷入一桩说不清楚的“涉外案”，稀里糊涂坐了两年大狱。服刑期间，他仿效革命导师列宁，用牙膏皮搓成小棍做笔，以向狱中图书馆借阅的书籍作稿纸（写在空白处），用面盆扣膝做桌子，凭着对自己毕业论文的记忆和展开，完成了第一部学术专著《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一书，这部40余万字的学术专著也确定了他此后的人生事业走向。单是为了买回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解密的俄国档案，沈先生就一掷140万。除此之外，他还花费了数百万元，长期资助中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出版专著。多次主办国内和国际高层学术研讨会、讲座。直至55岁时被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破格聘为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
飞去莫斯科买档案这一重大行动的发轫，源自于沈志华1994年个人出资在深圳举办的探讨“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的学术会议。
沈先生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重新振兴苏联史的研究要靠档案。他引用了一位外国档案学家曾经说过的话，“过去档案创造了历史，而现在档案又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这句话简明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历史与档案的关系。
说得通俗一些，历史学家与档案文献的关系就如同厨师与食材—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他认为，由于一件档案文献的公布而推翻一个早已形成的历史结论，或揭开一个历史谜团的例子，屡见不鲜。
当时他就已经知道，苏联的档案解密了，再不行动就晚了。
苏联档案的价值和意义对中国来说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因为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密不可分、“亲如兄弟”。苏联这个曾经令世界望而生畏的超级大国，几乎是在一瞬间便轰然倒下了。而这个庞然大物的解体，竟然就像当时一家西方媒体所描述的，“是在苏联全社会的集体沉默中完成的，甚至听不到一声叹息”。
沈志华的脑海里爆闪出一连串巨大的问号：苏联是怎么从伟大的十月革命一步一步走到崩溃的今天的？列宁创建的苏联共产党打天下夺江山，从理论上讲不都是想给人民带来幸福和自由吗？为什么当他的接班人被赶出苏共中央大厦和克里姆林宫时，竟然没有苏联人民带着哪怕是惋惜和同情的心情前去送送他们，最后再看一眼他们逐渐隐没在历史烟云深处那孤零零的背影？
这些重大的问题，只有在档案中才能寻找到准确的答案。
沈志华下定决心，乘虚而入，乱中夺宝，非把苏联解密档案买回来不可。
他不仅仅是嘴上说说，还真有行动。
他赶去社科院，直接请见两年前从中宣部长位置上退下来担任社科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的王忍之，向他谈了自己的打算和所做的前期工作。
他对王忍之说：“档案就是历史学家的食材，苏联5年前解体，国家一直处于动荡与混乱之中，才给我们中国人提供了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捷足先登。”
学历史出身的王忍之当然知道苏联档案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说：“中国当然需要苏联档案，这批价值连城的档案最理想的当然应该是我们社科院出面去买。可问题是，社科院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门，拿不出这笔钱啊。如果向上面要，得先报项目，等到立了项，层层审查完毕批下来，那就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了。”
沈志华大包大揽地说：“社科院拿不出钱没关系，我今天来见你，只是向你求个名分，请你在社科院内部立个项，以社科院的名义组成一个赴莫斯科购买档案的专家小组，我要人，你给我派人，我要去莫斯科，你给我办护照，开介绍信。至于买这批档案，以及买回来后组织力量翻译，编辑出书等所需的资金，全部由我个人来承担好了。”
王忍之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慷慨热心且带有古侠士之风的沈志华的请求。双方谈定，此事作为社科院重点课题立项，由社科院出具一切必要手续，由沈志华负责全部课题经费，并主持全面工作。
而后，沈志华挑选了闻一等3名社科院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学者和俄文翻译，匆匆飞到了莫斯科。
谁知到了莫斯科，才知道问题多多，远非预案中那么顺利。
苏联档案开放最繁荣的时期是1992年到1993年，等到他们去时，已经开始压缩收紧，而压缩收紧的其中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比过去贵了许多。且不说由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两国交恶所形成的感情隔阂，很多重要档案俄罗斯人故意不对中国人开放，而且还下决心狠狠敲中国人一笔钞票：去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复印，一页1美金；去苏共中央档案馆复印，一页2.8美金。给人民币不行，给卢布朝你翻白眼，俄罗斯人眼里，似乎只有美元才是真金白银。
因为俄国在专制体制下过了70多年，那种恶劣的官僚体制长期形成的种种弊端办起事来真让人难以忍受。国家档案局的工作人员每天只工作3个小时。说是10点上班，挨到11点才开门，中午休息，3点还要喝下午茶，4点半下班。这样的安排，大老远从中国跑来的沈志华还能干什么呢？
沈只好把做生意时种种行之有效的招数悉数使了出来。单请客吃饭不够，还得另想他法。
沈志华邀请俄罗斯档案馆和苏共中央档案馆的两位馆长吃了一顿饭，主多客少，6张嘴巴，就吃掉他460美金！
送礼也是件伤脑筋的事，几位中国秀才都不清楚俄罗斯人到底喜欢啥玩意儿，到商场里七嘴八舌穷尽心智好不容易把礼物买下来，还得打听送礼对象家住何处，再毕恭毕敬给送上门去。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下足了功夫后，有些原来不对中国人开放的档案也向他们打开了大门。
但时间问题却并未解决，4个人待在宾馆里，每天只能去档案馆查3个钟头的档案；档案文献浩如烟海，按照这样的进度，开销可就太大了。
沈志华作为商人的精明在这种处境下再次发挥了作用，一拍脑瓜子，又让他想出个招来。
他了解到莫斯科城区与郊区的物价差异很大，为了节省开支，他让一名学者和翻译坐地铁去郊区乡下，到大卖场买面包、黄油、香肠、各种汤料、咸菜什么的，再直接钻到农户家里买蔬菜和家禽，然后背回宾馆自己动手，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大餐。
而他呢？却带着学者闻一，厚着脸皮去“公关”，什么俄罗斯历史所、远东所、东方学所，到处拜访，邀请俄国学者赴宴。
俄罗斯人爱喝酒，见了沈志华从北京带来的茅台、二锅头，搂着肩膀大叫“哈拉绍，哈拉绍”（顶顶好的意思），沙拉、凉菜、红肠、鸡鸭肉大盘大碗地摆了一大桌。幸亏中国学者们在家里大都有机会长期经受锻炼，烹调手艺相当不错。蜚声世界的中国美酒一瓶瓶打开，让客人尽着性子喝，一大杯茅台、二锅头一口就下了肚。
酒过三巡，红霞涌脸，沈志华这才向客人说明自己目前的难处，请俄罗斯学者帮忙去档案馆复印档案，复印费照付。而席间的高潮是他居然掏出绿花花的美金，塞给每人800元劳务费！
这办法比啥都灵！俄罗斯学者马上“心领神会”，积极建言献策说：“今后你们中国人就只管去档案馆抄目录，复印内容的事，交给我们办，俄罗斯人出面复印，比你们便宜多了。”
这样一来，沈志华既省了大把的票子，还省下了大把的时间。
为了尽快把档案文献弄到手，沈志华可以毫不犹豫一掷千金，可他对待自己的生活，却完全不是一个有钱人的做派，他和3名同伴在宾馆里待了两个多月，每天熬稀饭，煮点香肠就着大列巴（面包）对付。
沈志华花钱雇的人都是真正的行家里手，拿着他开的目录寻找档案文献轻车熟路。这批俄罗斯朋友还真守信用，沈志华等人在莫斯科待了两个多月后，实在熬不下去了，只好把扫尾工作托付给俄罗斯朋友们办，他们回到国内后，所有目录上的内容，俄罗斯朋友们陆陆续续全寄到了北京。
为了购买这批极为珍贵的档案，加上路费、食宿费、礼品费，沈志华总共掏了140万元—1994年的140万哪，那是个啥概念—他不仅没有一丝心痛，相反还大为庆幸。因为，就在他买回这批档案文献后不久，已经逐渐结束了混乱状态的俄罗斯政府，重新下令封存了所有国家档案。倘若迟去几个月，沈志华就是雇船运座金山去，也买不回来了。
档案买回来还没完，紧跟着，沈志华又在全国组织了70多人的翻译和编辑队伍，对这些档案进行分类，整理目录，并选择专题翻译成中文。一帮学者跟着他整整埋头干了7年，一套34卷36册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终于问世了。
关于这段极具传奇色彩的经历，沈志华本人在《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解密文件》的序言中是这样叙述的：
也许是机缘巧合，笔者在1990年代初弃商求学，回到北京从事苏联史和冷战史的研究，恰好碰到俄罗斯档案馆解密和开放—这确是繁荣史学和推进研究的大好时机。作为中国（大陆）学术界的独立学者，十余年来，笔者利用以前的经商所得，组织专业人员分赴俄国和美国，收集整理了15000余件俄国档案，并通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立项，建立了课题组，将其中8000多件翻译、编辑成册，于2002年8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34卷36册档案专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但是，由于朝鲜战争问题在中国大陆一直是极为敏感的研究题目，所以，尽管该档案专集是内部出版物（限正教授和司局级以上干部阅读），仍禁止收入任何有关朝鲜战争内容的文件。笔者近年来一直从事有关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对这批材料情有独钟，因而进行了认真的整理、编辑和校对，只希望有一天这些珍贵史料能为众多以中文为主从事研究和写作的学者所利用。
1996年，笔者曾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合作，将当时收集到的有关俄国档案（约270件）翻译和编辑成册，供内部研究参考（即所谓白皮书），后来又将其中涉及中苏关系的文件（138件）加以注释，发表在1997年《世界史年刊》上。然而，由于上述出版物发行量极其有限，能够看到这些档案文献的不过百十人而已。况且，经过近几年的努力，笔者搜集和整理出来的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已有700余件，笔者很想出版一套有关朝鲜战争的中文版俄国档案专集。当然，这个理想暂时只能在海外实现。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社会开放进步的步伐比沈志华预想的要快得多，2003年，就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出版了他的《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解密文件》（3卷）一年后，广东人民出版社便隆重推出了他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一位知名的世界史专家说：“有了沈志华主编的这批价值连城的档案文献，不仅苏联史和中国近代史要重新认识、重新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都要重新思考、重新评价。”
过去在国内查找档案和有关文献的过程中，沈志华曾经受到过不少“刺激”。
某位学者手里有一本国外新出版的著作，沈志华想借来复印一下，不行。想问一下该书的书名、出版社，也不行。
某家研究机构订有一些其他单位没有的外文杂志，沈志华想去看看。第一次，看到了一些。第二次再去时，那些杂志全被收了起来。
而以他当时的身份，要想在中国看到一些加了各种密级的档案，连大门都别想进。
十几年的酸甜苦辣，使沈志华非常体谅中国学者查找档案文献的难处。在购买到大量国外档案之后，沈志华并没有奇货可居，据为己有，相反，他要与他的同行们共享这些宝贵的史料。
因此，沈志华作出一个决定：“我带回来的档案，全部向社会公开，谁需要都可以查，都可以用。”
沈志华在他的绿茵别墅里专门腾出两个房间，搁放搜集到的20000多件档案史料，在朝鲜战争、中苏关系这两个领域内，他的档案全国最全。许多人做博士论文，专程到沈志华家查找资料，包括韩国、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学者也都远道而来向他求助。国内学者更是川流不息。他不仅把自己花巨资买来的档案供人免费使用，对外地来的专家学者还管吃管住。他还自购了复印机，为求助者复印资料。
后来上绿茵别墅查资料复印档案的学者太多，一者实在招呼不过来，二者，也需要保持个清净的环境著书立说，他索性把主要的档案材料复印了两套，一套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套放在华东师大冷战史研究中心，这样让别人查阅起来就更方便了。他还把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原文自制成光盘，送给香港中文大学，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必须供人自由查阅，不取分文。
此外，他还把所有他搜集到的档案资料上网。在这一点上沈志华很得意，他说：“这些资料谁用我都欢迎，档案就是要让人利用，这样学术研究才能更好地发展。”
有了档案，随之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大家拿着同一份档案，解读却大相径庭，争论也相当大。中国学者、美国学者和俄国学者、韩国学者、日本学者的看法更是不尽相同，特别是涉及关于朝鲜战争的决策动机问题。
简而言之，两个重要问题阻碍了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者是因为很多档案还没有解密，比如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记录就有相当大一部分迄今为止依然深藏不露，这就很难让人完整地了解到决策的时候苏共中央高层是怎样讨论的。
二者，中国档案则更多的还没有解密。当然还有很多是根本就没有档案。比如中国决定出兵朝鲜的那几次最为重要的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形成了历史的空白。
没有档案的原因非常简单：不允许记录。
所以历史学家们就只能根据已经掌握的档案，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再加上其他与此相关的有记录的会议留下的档案资料，来对毛泽东当时作出的决定，和他与斯大林、金日成往来的电报、信件，进行综合性的分析，然后再做出合理的推论与判断。
国外史学界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早在朝鲜战争之前，中国领导人就参与了这场战争的策划和准备，甚至中国出兵朝鲜也是事先与斯大林和金日成达成秘密协议的。苏联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材料公布后，韩国和日本更是出现了“东亚共产主义三角同盟理论”，认为朝鲜战争及中国出兵是毛泽东、斯大林和金日成早有预谋的。
然而，苏联解密档案证明，中国当时在朝鲜问题上的举措纯属被动反应，斯大林和金日成在策划朝鲜战争的过程中一直把毛泽东蒙在鼓里。毛泽东虽然一开始从战略层面支持金日成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但有前提，那就是你得等我先解决了台湾问题，你再统一。后来同意金日成动手，是被迫的，派志愿军入朝作战，更是万般无奈，迫不得已。
从档案中可以清晰地看到，1945年8月决定出兵东北对日作战以后，斯大林就已经对战后远东的局势有了他的设想。
地处远东的朝鲜问题的解决，一直引起世界大国的关注。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在《开罗宣言》中就提出了关于战后朝鲜的安排问题，宣布“我三大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在德国投降前夕，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会议，罗斯福和斯大林单独会晤时，提出了朝鲜“托管”问题。
美国总统考虑到朝鲜40多年以来一直都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没有自己的军队，也没有自己的行政官员，觉得朝鲜人根本就没有管理自己国家的能力，于是提议在日本战败后，“朝鲜要由一个苏联代表、一个美国代表和一个中国代表实行托管”，并主张战争一旦结束，应尽快使朝鲜获得独立。
罗斯福逝世后，由副总统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
关于朝鲜问题，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美、英、苏三国首脑“同意在俄国参加太平洋战争以后，应当在朝鲜整个地区就美国和俄国的空军和海军的作战范围划一条界线。至于地面上的作战或占领区域，没有进行任何讨论，因为当时没有人想到，不管是美国的或者是苏联的地面部队会在短期内进入朝鲜”。“从美国本意来讲，最好是单独全部占领朝鲜。”杜鲁门还说，“国务院极力主张在整个朝鲜的日本部队应由美国受降，但是我们要是以必要的速度把军队运送到朝鲜北部，那就无法保证我们在日本抢先登陆。”
此外，美国估计攻占朝鲜将付出重大代价，因而想把攻占朝鲜的战役连同“可能遭到的重大伤亡”由苏联去承担，自己则坐收渔翁之利。因此，美国虽然知道苏联将于8月8日对日宣战，但并未准备近期内在朝鲜实施登陆作战。
根据雅尔塔会议期间的协定，在德国战败投降3个月后，即1945年8月，苏联实行对日作战。8月8日下午莫斯科时间5时（东京时间为8日夜间11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交给他一份苏联对日宣战的通告，当面宣布，苏联政府从8月9日0时起，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1945年8月9日0时一过，苏联红军150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凌厉攻势，从各个方面突入中国东北的中苏边界，对日本关东军进行全线总攻击。
美国和苏联对日作战是有分工的，美国负责攻打太平洋和日本本土，苏联负责消灭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对于朝鲜半岛上的日本军队由谁负责，在波茨坦会议上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分工。主要是谁都没有预想到战局会发展得如此顺利，美国人一扔原子弹，苏联150万大军立即兵分三路杀入东北。
其中，苏联红军第25集团军挥戈进入北朝鲜，势不可挡地占领了平壤，并立即乘胜向南方挺进。
8月10日，从东京传出日本内阁决定无条件投降和苏联红军迅速进入朝鲜北部的消息后，美国这下着急了。他们突然意识到整个朝鲜半岛倘若全被苏联红军控制在手中，今后极有可能会对美国的战略利益产生重大威胁。
当天夜里，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在国防部长助理麦克洛伊的办公室举行协调委员会紧急会议，研究对策。
鉴于美军眼下正陷在太平洋地区和日军激战，根本抽不出兵力登陆南朝鲜。会议认为事到如今，最好的结果是由美国与苏联分别占领朝鲜。
而具体的做法便是赶紧划一条线，用它来挡住苏联人向朝鲜南部的大举进兵。
历史常常会因人为的因素而变得让后人啼笑皆非。
匆忙中承担划线任务的是美军上校迪安·里斯克。麦克洛伊只给了他30分钟时间，因为美国国防部、陆军部和海军部的一帮协调大员们，此刻全都坐在隔壁他的会议室里一筹莫展。
当前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苏联红军已经将百万日本关东军击溃，挺进朝鲜半岛北部，很快就会向南推进，完全彻底地占领朝鲜半岛。而远在太平洋上的美军，想抢在苏联红军之前进入朝鲜，已经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那么，究竟在哪里要求苏军停下来，才是合理的呢？这必须是一个既能让斯大林接受，同时也能满足美国的政治意愿，而且又符合军事现状的折中方案。
迪安·里斯克根本就不曾想到自己的一生从此将和朝鲜打交道，并且因为朝鲜战事他从此将官运亨通。他后来在朝鲜战争中任职亚洲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后来又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中占据着美国国务卿的宝座。
已经不太年轻的迪安·里斯克上校拿起鸭嘴笔，面对着眼前一张陌生的朝鲜半岛地图，上面既没有现存的行政区域的划分，也没有任何有关军事、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参考，而30分钟的时间远不足以让他做出更加细致缜密的思考。
于是，他提起手中的红色鸭嘴铅笔，干脆利落地在狭长的朝鲜半岛大约各占50％的地方，拦腰画出了一条直线。
就这样，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被一个从来没有到过那里的美军上校参谋分割成了两半。
这一道落在地图上的红色印痕，就是后来著名的“三八线”。
美国国防部赶紧在这一天发布了第1号受降令，规定苏军负责“三八线”以北，美军负责“三八线”以南，接受盘踞在朝鲜国土上的日本军队的投降事务。
朝鲜人民刚刚摆脱了日本的奴役，又开始陷入南北分裂的状态，从此埋下了朝鲜战争爆发的祸根。
2．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是朝鲜民族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土地，并先后建立了多个王朝。19世纪末20世纪初，朝鲜半岛在列强觊觎与瓜分的动荡局势下，失去了往日的安宁。
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袁世凯，就是在朝鲜古都汉城（今首尔）发迹的。
袁世凯，民国初年中国政治军事大舞台上的重磅风云人物。中国历史给这个人的人品下了铁的定论：暗杀异己、摧残革命、伪造民意、欺国骗世。但是，甲午年之前的袁世凯仅仅是大清帝国的一名中级职业军官。这个出身于官宦之家的人曾经热衷于八股，但才学不佳最终使他走上了从武的道路。
不过，读者朋友恐怕不知，年轻时候的袁世凯，在朝鲜竟然是一个家喻户晓，人人敬畏的重量级人物。
1882年6月，邻国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10年前，12岁的李熙以支系入承大统，并由他的生父李正应监国摄政。按照朝鲜宫廷制度，凡是以支系入承王位的国王，其生父皆称为大院君。1873年，大院君归政于儿子李熙，不料政权逐渐掌握在王妃闵氏手中。大院君眼见大权旁落，不由妒火中烧，他本是主张锁国闭关的，而闵妃偏偏喜欢标新立异，甚至花重金聘请外国教官训练新军，以代替大院君创建的亲军营。闵妃改革军制以来，大批士兵被裁汰，而留在营中的士兵，又常常得不到军饷。当时的朝鲜一贫如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882年6月，政府被迫发放了一个月的粮饷，可士兵买到的粮食里面尽是沙石秕糠，积压在心中的怒火终于爆发了。士兵带头造反，民众踊跃跟随。他们袭击中国大使馆，包围景武台王宫，和新军展开激战。闵妃一看局势已不可收拾，慌忙假扮成宫女，在新军护卫下趁乱逃出王宫。大院君利用人们对闵妃集团的仇恨，重新掌握了政权。
清政府在闵妃一再的敦请下，于同年8月，诏命丁汝昌率北洋水师3艘舰艇，与驻扎在山东登州的吴长庆率6营淮军，火速赶赴朝鲜平乱。袁世凯以“前敌营务官”的职务，从此开始了他在朝鲜12个年头的铁血生涯。
1882年8月25日，袁世凯率前锋进抵汉城南郊。中国军队到达朝鲜后，首先要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将此时已重掌权柄的大院君诱捕到中国，扶持国王李熙及闵妃集团重新执政；二是平息兵变。
次日，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三位将军入城前往景武台拜会大院君。会谈时，气氛融洽，并约定第二天大院君亲赴兵营，回访中国诸将。
27日，大院君的回拜，实则是清军精心设计好的“鸿门宴”。袁世凯奉吴长庆之命，扮演了项庄的角色。
上午，大院君李正应如约来到城外中国兵营。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在辕门外恭迎。然后将大院君请到大帐之中，中军幕僚则在帐外，以酒肉阻止卫队随大院君入室。吴长庆将军见卫队被阻帐外，将酒杯一掷，早已埋伏在帐后的袁世凯率亲兵一拥而入，挽手抱腿，将大院君强行塞入准备好的肩舆之中，由丁汝昌火速护送到仁川附近的马山浦，押上军舰，解往天津；以后，则长期囚禁于河北保定直隶总督府，直至客死该地。
在他留在朝鲜的众多儿孙中，其中最有出息的一位，就是时年7岁，后来成为大韩民国开国总统的李承晚。
大院君被抓，叛军自然是群龙无首。袁世凯在朝鲜国王李熙的全力支持下，率兵四处袭击叛军，终于将这场兵变平息下来。
9月12日，李熙迎接闵妃回銮返宫，袁世凯抢在众将之前，第一个前往景武台道贺。数日后，国王赐宴，吴长庆、袁世凯受到邀请入席；其后，国王又单独召见了在“壬午兵变”中表现出不俗才能的袁世凯。
10月，清廷下诏，袁世凯以“治军严肃，剿抚应机，得以同知分发省分，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
1884年4月，清政府下诏命吴长庆率所部3个营班师回国，退驻辽东半岛金州，其余3个营仍驻扎汉城。袁世凯得李鸿章奏请，被任命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壬午兵变”两年后，朝鲜政府又起纷争，政权内部分化为新旧两派势力。一派是以闵妃为首的王室集团，另一派则是要求改革的激进派。1884年冬天，朝鲜激进派在日本军队的支持之下发动政变，并和日本人一起劫持了国王，朝鲜政坛又一次陷入了危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甲申政变”。
如果说两年前的“壬午兵变”是考验袁世凯的办事能力的话，那么这一次“甲申政变”考验的则是袁世凯的决策能力。因为此时的局面更加复杂，吴长庆已经回国，临时统帅吴兆有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作为副手的袁世凯又一次抓住时机粉墨登场，出现在政治舞台的中央。
1884年12月6日，袁世凯率领在朝鲜的所有清军和3000名朝鲜兵向着王宫出发了。结果，袁军把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一直追赶到附近的一座山头上，但是日本人在山顶大声嚷嚷，说国王在此，你们要是把国王打死了看你怎么收场！在与日本军队对峙一段时间后，袁世凯最终果断下令发起攻击，并很快击溃了日本军队，成功将朝鲜国王解救回来。
在“甲申政变”中，要不是袁世凯一人当机立断，敢于负责，那么朝鲜不必等到甲午战争，便早已和清政府“拜拜”了，这一点是连那些最鄙薄袁世凯的人也不能不承认的。
这一次胜利，也是清政府在朝鲜和日本交锋的最后一次胜利。
袁世凯平息“甲申政变”不久，李鸿章就连升他几级，提拔他为驻朝鲜的总理通商事务大臣（相当于大清国驻朝鲜国大使）。
这个不久前还是吴长庆的“前敌营务官”的不起眼的小角色，转眼之间，便在朝鲜的政治舞台上成为了万众瞩目、一言九鼎的大人物。
袁世凯在汉城生活了12个年头，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了日后发迹必不可少的资本，在个人生活上，也不无所获。他的9位姨太太中，便有3位是朝鲜女子。
关于这3位朝鲜姨太太的出身，正史野史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李氏国王赏赐给袁世凯的3名歌伎，也有的说这3位姨太太是袁世凯患病住院时，精心照护过他的3名护士。
我们还是听听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芬是怎么说的吧。“我父亲原定娶朝鲜李王妃的表亲金氏一人为妾。可是，在金氏嫁过来的时候，还带来了两个陪嫁姑娘闵氏和吴氏。我父亲就一并将她们收为了姨太太。并按年龄大小，排定吴氏为二姨太，金氏为三姨太，闵氏为四姨太。还因为这3个人都是在大姨太太手里娶的，所以[4]我父亲就让大姨太太沈氏负责教导她们。”
金氏本以为是嫁过来做袁世凯正室的，不料过门以后，非但做不成正室，她带来的两个陪嫁丫头反倒和她一起被袁世凯收为扁担挑水一肩平的姨太太，其中一个陪嫁丫头的位置甚至还排在她前面。同时在她头上，还有一个被袁世凯当作“夫人”看待的大姨太太。金氏当时是一个16岁的小姑娘，在那样的情况下，她只有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但心情肯定是痛苦的。直到她为袁世凯生下长子克定，地位才陡然有了大的改观，心中也多少有了些慰藉。
1894年，日本军队袭击驻朝清军，挑起甲午战争。1895年4月，清朝战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承认朝鲜独立，被迫将自己控制了200多年的朝鲜，拱手让与日本。成为日本人傀儡的朝鲜政府也立即宣布，终止与清国的藩属关系。
1896年，沙皇俄国也乘机渗入，为了争夺对朝鲜半岛的统治权和日本大打出手。朝鲜国王李熙为避免亡国，于1897年改朝鲜国号为“大韩民国”。而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日俄双方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到了1905年，俄国在发生于中国东北土地上的一场日俄大战中失败，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乙巳保护条约》，剥夺了韩国的国权。1910年，就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紫禁城的时候，块头虽小，胃口却比中、俄两国还大的日本，索性强迫朝鲜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宣布废除韩国国号，改称朝鲜，正式将朝鲜半岛一口吞掉。朝鲜成为日本的一个省，日本派遣官吏，废韩文习日语，韩人一律改日本姓氏。“弱肉强食”，世界从来就是如此冷酷。处在大国博弈夹缝中的小国，是没有权利和能力决定自己命运的。
从“三八线”产生的那一刻起，世界上的强国都意识到远东这个被外部强权分割为两半的国家，必定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依旧需要士兵献出生命的地方，尽管这个国家的山脉雄奇险峻。
美国军史说：“那些巨大褶皱展开的面积，可以覆盖整个地球”，朝鲜半岛是“世界上最不适宜大兵团作战的少有的地区之一”。
从此后，“三八线”把朝鲜一分为二。
遗憾的是，半岛实在太小，容不下两个政府。
还没过多久，和被苏联占领军慧眼相中的金日成一样，具有正宗朝鲜王朝皇族血统、年过古稀、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李承晚博士，也进入了美国人的法眼。
李承晚被美国人用专机接回自己已分别长达40年，魂牵梦萦的祖国时，激动不已，用中文赋诗抒怀：三十离家七十归，欧西美北梦依依；在家今日还如客，到处逢迎旧梦稀。
分裂成两个国家的朝鲜半岛，不管是李承晚也好，金日成也罢，作为国家领袖，最大的愿望与使命，就是实现祖国的统一。
而且他俩都认为只有自己建立的政府才是唯一合法的政府，才有管辖整个朝鲜半岛的资格。
他俩还同时坚信，用和平手段，是绝对不可能实现国家统一这个宏伟目标的—毫无疑问，对于朝鲜民族来说，这就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了！
地球人恐怕都以为北朝鲜的首都在平壤，其实不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上黑字白纸地写着，这个国家的首都在汉城—所以韩国人后来干脆把汉城改名为首尔，只有汉城，才是朝鲜人心中历史悠久的古都。
这年36岁的金日成与年过古稀，比他大了差不多一倍的李承晚都瞪大了眼睛，等着将对手一击毙命的机会。
苏联人和美国人也都一致认为，同时拥有水火难容、你死我活的两个政权的国家，决不可能相安无事。
当时的美国驻韩国大使约翰·穆乔就说：“战争是早晚的事，说不定就在哪一天早上爆发。”
朝鲜半岛南北长约800多公里，东西宽约200多公里，面积约22万平方公里。朝鲜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它犹如一块伸向太平洋的跳板，既是强国入侵远东的最便捷的必然途径，又是抵抗外敌入侵远东的天然桥头堡垒。北朝鲜尽管面积较大，拥有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日据时期建造的为数不多的工厂和大型水利设施大部分也都归北朝鲜所有。但它的疆域主要多为穷山恶水，不是那么富饶多产，而且1950年时才只有900万人口。南朝鲜面积虽然只有9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却比北朝鲜多了一倍多，达到了2100万，而且拥有半岛上最肥沃的农田、大部分轻工业和大多数相对繁华的大城市。“三八线”两边大多是农民，在一个自然秀美的国度里，星罗棋布的大小村庄好像是从大地上生长出来似的，它们成为了这片狭长国土上最优美的景观。
这些相隔不远的村庄宛如未经雕琢的璞玉一样，散布在修整过的一块块绿色的田野风景线上，与“三八线”以北荒凉的、布满灌木丛或乔木的高山峻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还有无数从巍巍高山深涧中奔流而出的小溪一路欢腾喧闹着穿过田野，汇进大大小小的江河，然后注入太平洋。初到朝鲜半岛的人，很少不被那种处处可见的、质朴无华的美感所触动。
不过凡事皆有例外，从美国跑到朝鲜半岛来接手麦克阿瑟丢给他的烂摊子的李奇微将军，便对朝鲜随处可见的美丽景色视而不见，只对半岛上的种种恶俗深恶痛绝。
他以为朝鲜最大的特点就是臭气熏天，那是因为朝鲜农民普遍使用人畜粪来肥田。加之用一些大大小小的水桶和破漏的大车装运粪便，因而使得乡间原本清新的空气中，便时刻充斥着十分强烈的臭味，让人不堪忍受。
他看到在村庄和一些城镇里，路边的沟壕大都是敞开的下水道，里面流淌着的污水同样是臭气熏天。在朝鲜的农村，家家户户都喂猪，随处都可看到肮脏不堪的大猪小猪在污秽中到处乱窜。
晚年他回忆道：“警觉的饿狗连人们丢弃的最令人恶心的腐肉、下水也能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小孩子们在茅舍外面玩耍，小小的裤子恰好在后面开了个口，为的是能随时大小便。”
他对朝鲜人引以为豪的泡菜也出言不逊，“朝鲜人还大量种植卷心菜，菜常常长得很老了还不收割。他们把这种菜收进家门后，和鱼头以及其他美味一起贮存在大坛子里，作为泡菜食用。对于大多数西[5]方人，这种东西实在不堪入口。可是，朝鲜人却吃得津津有味”。
同样是这场战争亲历者的贝文·亚历山大—此君在朝鲜战争期间为美陆军部派驻前线的战史分遣队队长，后毕生为美国陆军及美国政府撰写军事方面的专题报告，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军事战略家—在他所著的《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中，也对韩国的大粪和韩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泡菜出言不逊。“除了战争本身外，朝鲜还有两个方面跟嗅觉有关，使得这个国家看上去不像是一座伊甸园，至少对美国人和欧洲人来说如此。其一是那些无处不在的牛拉粪车，车上装着简朴农民收集起来的撒在自家田地里的自己的粪便，散发出一种极为浓烈而刺鼻的气味，简直能把西方人熏得头晕目眩。”
对朝鲜民族每餐必食的泡菜，贝文·亚历山大更是出语尖刻，“其二是朝鲜那种民族风味的菜蔬，由白菜、大蒜、辣椒、萝卜和其他物料混在一起腌制而成，通常叫作‘泡菜’。碰到这种菜的时候，比如，一位可爱的朝鲜姑娘呼出的气息，一般都会对西方士兵产生一种极强的影响，使他对她的兴趣顿时消失，更要命的是他的性欲也将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片外国士兵横行的国土上，朝鲜的许多姑娘得以保住贞操，她们的母亲无疑会感谢泡菜”。
3．跳完舞，你死我活的争斗也就开始了
美国国防部单方面划出“三八线”之后，并没有奢望苏联人会接受这个方案，在预案中给苏联人留下了很大余地。从美国国防部解密的档案中可以看到，那时候就算是苏联人坚持要求把汉城划给他们，美国人也是打算同意的。
因为苏联第一远东方面军南翼部队第25集团军在太平洋舰队的配合下，迅速切断了日本关东军和日本本土的联系，12日便占领了朝鲜北部的雄基、罗津、清津、元山等港口，24日又占领了平壤。苏联红军的前锋，已经快兵临汉城了，而美国海军陆战队，还远在离平壤上千公里的冲绳岛上。
但是，麦克阿瑟和杜鲁门、国防部谁都没有预料到，两天后，斯大林在回电中痛快地说，行，就按你们划的，以“三八线”为界，而且还把已经兵临汉城的军队，退到了“三八线”以北。
当时美国人为斯大林近乎愚蠢的慷慨非常惊讶，甚至开玩笑说这个格鲁吉亚农民的脑子一定是出了问题，给他个讨价还价的余地他都不懂得要。
后来杜鲁门的智囊班子仔细分析了斯大林的回电，这才明白真要是严格地按照美国人的划分，斯大林可捡大便宜了。因为斯大林在电报中说：以“三八线”划界没问题，但是，苏联政府要求所有东北亚地区的土地、海洋与领空，均以“三八线”为界。原来，“三八线”若是一直往东延伸过去，就把原属日本的千岛群岛和日本本土北海道，甚至新泻、福岛、仙台一大片日本国土，也都划到了“三八线”以北。
斯大林的真实想法是：我让你美国的军队在朝鲜半岛登陆，你让我苏联的军队在日本本土登陆。
杜鲁门当然明白其中的含义，赶紧给斯大林回了个电报，说你的要求可以商量，这个事情你可以直接和东京的麦克阿瑟将军谈。
斯大林自以为捡了个大便宜，给麦克阿瑟发了个电报后，马上下令已经越过“三八线”的苏军撤回到“三八线”以北地区，另一方面则命令已经控制了千岛群岛的苏军，迅速进驻日本北海道。
可斯大林没有想到麦克阿瑟的口气超出他想象的强硬，麦克阿瑟在回电中对斯大林说：“你们胆敢有一兵一卒踏上日本本土，我马上下令扣押你在远东委员会的所有代表当人质！”
斯大林知道麦克阿瑟这个火气旺盛的美国老兵可不是说说玩儿的，真要打起来就笃定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没办法，他只好命令满载苏联红军和各式战车的舰队，掉头返回千岛群岛，无奈地接受了美国人划定的这样一个现实。
就在苏联红军占领平壤不久，美军第7步兵师也在朝鲜南部的仁川港登陆，并且马不停蹄一路疾行，很快进入汉城，抵达了“三八线”。
在时间上占据充分优势的苏联军队，在“三八线”上等来的，是麦克阿瑟总司令麾下嚼着口香糖的美国大兵。
美苏两国的士兵在“三八线”上举行了一场联欢会，互送礼品，狂饮伏特加。然后，被灌得醉醺醺的美军跳踢踏舞，苏军跳马刀舞。
跳完舞，你死我活的争斗也就开始了。
1945年9月7日，在美军登陆朝鲜南部的仁川港前一天，美国驻太平洋地区陆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广播了一项布告，其中第一条规定，“对朝鲜北纬38度以南地区及该地区居民的一切政府权力，目前暂由本人行使”。第二条规定，“原日本殖民政府人员继续留职履行公务”。第五条规定，“在军事管制期间，英语为通用的官方语言”。
美军进入南朝鲜后，立即解散了该地区已经建立起来的人民委员会。9月19日，美国占领军在原日本总督府的基础上，成立了南朝鲜军政府，各级官员均由美国军官担任。
美国人把美国式的“民主”带给了南朝鲜，南朝鲜一下子冒出了各色各样的政党，最多的时候达到100多个。这些政党大多是政治上的历史老冤家，人人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愿甘居人后，拿麦克阿瑟自己的话讲，“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南方如此，北方也好不到哪儿去。“三个韩国人凑在一块，至少得分成两派”。二十年代初，各种名目的共产党派别在朝鲜就多得不得了，全都打着拥护共产国际，发展抗日组织，创建抗日武装的旗号，然后如同过江之鲫般争相涌到莫斯科去要钱。钱一到手，枪还没买回一支，子弹还没买回一粒哩，为分卢布的事，自己内部就先打起来了。
共产国际不堪其扰，他们也实在没有能力去分清楚谁是朝鲜的真共产党，谁是假共产党。到了1924年，共产国际索性来了个“一刀切”，把门户林立的朝鲜共产党统统取消，明确宣布一个原则：一国一党。要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必须回到国内，组建成一个统一的共产党，发动人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武装斗争，才能继续得到共产国际从精神到物质的支持，否则，就“断奶”。
美国人来后，汉城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委员会扬眉吐气了没几天，就被李承晚和美国占领军联手给摁了下去。
麦克阿瑟一生经历表明，他既是叱咤风云的一代超级名将，同时又是国际政治中的超级低能儿，他竟然把美军占领日本的那一套移用到了南朝鲜。太过自信的他甚至从来没意识到，朝鲜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二战后，都和战败国日本的政治地位完全没有可比性。
在战败的结局中惊魂未定、让原子弹炸得肝胆俱裂的日本人可以把麦克阿瑟视为统治、专制、社会法制和至高无上的象征，对他顶礼膜拜，百依百顺，变着法子讨他的欢心。但受尽日本奴役与掠夺的朝鲜，却对这个美国老行伍没有任何必须屈从的理由。朝鲜人民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长期受害者，他们渴望的是结束外国列强的统治，建立属于自己的独立国家。
于是，仅1946年间，大规模的示威、抗议、罢工、罢课等活动从年初到年尾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席卷了韩国73个郡。
美军出动骑兵和坦克镇压，制造了一桩接着一桩的大血案，结果使矛盾更加激化。以致到了10月，大丘爆发武装起义并持续了两月之久，成为韩国历史上著名的“十月抗争”。
麦克阿瑟后来的继任者李奇微将军在回忆录中承认：“美国的军事占领政策和措施不得人心，失去了朝鲜人民的信任与合作。”
对照这个时候斯大林为控制东欧国家，不顾一切强硬抵制英、美势力的所作所为，苏联在朝鲜问题上的反应，似乎并不符合斯大林的性格。因为，即使斯大林不愿因苏联红军强行在北海道登陆，而与已经占据日本全境的美军爆发冲突，他也完全可以为了报复麦克阿瑟的狂妄与无礼，不顾美国单方面划出的“三八线”，而一举占领整个朝鲜半岛。毕竟这个时候苏联红军完全有条件也有能力，抢在美国大兵前面，也给美国人一个下马威。
斯大林为什么会在欧洲和在亚洲表现得迥然两样？
很简单，苏联的战略重心在欧洲，对于遥远的远东地区，它的方针过去是，这个时候也依然是保持守势。
既然是保持守势，那么依据斯大林在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提出的要求，苏联在东北亚问题上只满足于取得对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大抵是恢复到日俄战争之前俄国在东北的状态—和把南库页岛以及千岛群岛揽入囊中。对于朝鲜半岛，斯大林没有提出任何一点特殊要求，准备任由美、苏、中、英4国托管以后，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朝鲜政府。
也正因为如此，苏军占领北朝鲜后，不仅大肆拆运当初日本人留下的工厂机械以作战利品运回国内。而且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任由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曹晚植担任北朝鲜临时权力机构的最高负责人，却没有像在东欧国家那样，竭尽全力地去扶植一个苏联国家利益的代理人。
斯大林后来开始全力扶植北朝鲜共产党，与美苏冷战的发生，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直到1948年，美苏在欧洲已经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苏联在东北亚的政策依旧十分谨慎小心，因为它相信自己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完全无法与美国人抗衡。斯大林从来没有，也不打算在朝鲜半岛，或者朝鲜北方建立一个像东欧那样的卫星国。
因此，苏联首先呼吁美、苏军队同时撤出朝鲜半岛，而后又宣布苏联占领军主动撤出朝鲜北方，并承诺给予朝鲜人民充分的自治权，其程度远远超出了他承诺给一些东欧国家的自治权。
斯大林甚至不愿意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具有联盟性质的外交关系，也不愿意为他们统一祖国的事业承担任何责任，以免因此而刺激美国人的神经。
最能证明这一观点的是，1945年10月10日，苏联用“普加乔夫”号货轮把包括金日成在内的67名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受训的朝鲜军官送到元山港登岸。到了1946年初，苏联占领军就逐渐将权力向这批朝鲜同志手中转移。
在1948年以前，斯大林的战略部署一直是打算在北朝鲜建立一个亲苏的政权，并没有向南朝鲜渗透的意图。因为通过1945年强迫蒋介石政权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他已经在中国的辽东半岛轻易获得了通向太平洋的不冻港，朝鲜半岛在他的棋盘上，已无重要的军事价值。
所以，当南朝鲜劳动党受到李承晚与美国人联手血腥围剿、镇压的时候，斯大林也坐视不管。
他认为，既然“三八线”已经划定，那么“三八线”以北是我的势力范围，以南是美国人的势力范围，他不愿意在这块并不具备军事价值的地盘上，跟强大的美国军队发生任何冲突。
到了1948年底，斯大林的第25集团军已经把北朝鲜牢牢控制在手中。而南朝鲜则不同，因为美国人在那里着力推行西方那一套民主体制，左派右派整天在议会吵来吵去，没完没了。有的议员脾气又特别暴躁，一上火便喜欢自剁手指，或者拿刀子往自己肚皮上捅，议员们还隔三岔五地在开会时来上一出“全武行”，看上去显得乱纷纷的。
而北朝鲜社会秩序很快就整顿好了—至少从表面上看，人民大众看上去规规矩矩，服服帖帖，经济也有了明显恢复。
斯大林觉得朝鲜的一切已经被苏联红军打理得让他足可放心，于是决定于1948年12月开始撤军。
但是，他提出的条件是：我撤，你美国人也必须撤。
可美国人在南朝鲜搞的民主社会还是一个烂摊子，连究竟让谁上台的问题心里也还没底哩，他就算想撤，也撤不了。
当时李承晚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是金九。
李、金二人各有优势。论威望，干出过许多惊天动地大事的金九，比皇室后裔李承晚不知高了多少。
金九号白凡，毕生投身于反日独立运动，曾多次被捕入狱。1919年朝鲜“三·一反日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后，金九和大批爱国志士流亡中国，寻求救国之道。
当年4月，金九在上海参与创建韩国临时政府。
1939年，得到蒋介石政府大力帮助的金九担任韩国临时政府主席，成为海外反日流亡运动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
金九率韩国临时政府流亡中国期间，坚持从事抗日活动。为了证明韩国抗日力量的存在，以及扭转韩国独立运动孤立无援的状况，在敌强己弱的情况下，暗杀日本军政界的重要人物，就成为了金九的主要斗争手段。
为此，他策划和组织了多次著名的暗杀行动。
1932年初，金九派李奉昌赴东京行刺日本天皇功败垂成。
同年4月29日日本天长节这一天，他又派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日军为祝贺天皇生日举行的盛大庆典上，炸死了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特务头子河端，炸伤第3舰队司令野村中将、第9师团长植田中将、村井总领事等一批日本军政要员。后来登上“密苏里”号战舰，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外相重光葵，也在这次爆炸中被炸飞了一条腿。
1945年日本战败，金九带领在中国的临时首都——重庆住了8年的韩国临时政府回国，为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自主的韩国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他积极奔走呼号，坚决反对美、苏、英、中4强对朝鲜进行托管，支持南北朝鲜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民主选举，建立统一的国家。为此，1948年4月19日，他不顾右翼分子的反对和威胁，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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