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书：感悟让平凡人成就伟业的传世奇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黄石公

出版社：中国妇女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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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书：感悟让平凡人成就伟业的传世奇书试读：

第一辑　原始章·潜居抱道，以涉世立身

道不可以无始，天道、德行、仁爱、正义、礼制是经世治国之根本，谋仕、权变之准绳，涉世、立身之起点。而这五者也囊括了东方文明总体思想的原始理论。后世之人运用这五个方面，总结出以道为体为因，以德为用为果，济世以仁，处事以义，待人以礼等方面的内容。而这些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当代，都在警示人们以此为做事为人的标准，方能有所收益。

苛己修身，做事先做人

道、德、仁、义、礼，这五个方面是天道因时因势之不同而逐渐改变的结果。所以说，这五个字有的时候是融合在一起，有的时候会在不同的阶段出现。

老百姓大约都不喜欢法制的教化，因为法制缺少人情味。但是，如果道、德、仁、义、礼都改变不了人们，就不得不用法制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要做到道、德、仁、义、礼这几个方面，就必须要苛己修身。

古人有着尊师重道的传统习惯，这就是用礼来修身的一种方式。宋代岳飞的老师周同力气奇大无比，可以拉开重达三百斤的弓箭。岳飞拜师以后，每天跟着老师勤奋学习，老师也将自己的技巧倾囊相授。老师去世以后，每逢初一、十五，岳飞都会到老师的坟前祭拜，痛哭一番，然后再拿起老师留给自己的三百斤重的弓箭，连发三支，表示对老师的思念和崇拜。而这份念念不忘恩师的真情，以后则转化为他精忠报国的忠心。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成长都离不开老师的启蒙和引导。而尊师不但是对老师的感激，也是对知识的一种尊重。俗话说，做人要美，做事要精，立业先立德，做事先做人。一个有道德、懂得礼仪的人，必定可以有一番作为。

东汉时期魏昭也是一个懂得尊师之人。在他年纪很小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名叫郭林宗的先生。郭林宗不但知识渊博，而且非常善于引导学生，让学生通过理解来记住书中的道理。不仅如此，他还经常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引导学生认识人生。魏昭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位好老师，他说：“教我只念经书的先生到处都是。但是，像郭先生这样的却不容易找到啊。”

拜郭林宗为老师以后，魏昭就派了家里的奴婢去侍奉老师。因为郭林宗体弱多病，所以需要人侍奉左右。一次，郭林宗因病卧床，他叫来奴婢，说要魏昭亲自煮粥给他吃。但当魏昭将粥端到郭林宗面前时，老先生却说粥煮得不好，必须重新煮。一次、两次、三次，直到第四次，郭林宗才满面笑意地接过了粥碗。他对魏昭说：“以往，我看的都是你的表面，今天我才看到了你的真心。”

郭林宗将毕生所学都传授给了魏昭，而魏昭也终成大器。

尊师重道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态度，同时也体现了人的一种修为。古人尊师，不单单是为了学问，更多的是为了能够建立一种德行。

孔子也说：“不学礼，何以立。”这里孔子所谓“礼”并不单单指礼貌，尊师重道是一种礼貌，端正言行也是一种礼貌。有礼貌，就有德行，但是这礼貌并不是流于表面，而是发自内心，就像魏昭一次一次将粥碗端到老师面前一样。真诚的礼貌可以换来人心，感动人心。

对国家的统治者来说，对人民也一样要有礼。古代的统治者一般都是高高在上，威严不容侵犯。古代多数得道的明君，可以说都是对人民有“礼”的人。这种礼，也并不是单指礼貌，而是包含了德行、仁爱。君主有德、有仁，百姓才能真正地得到教化。君主无德、无仁，百姓会立即失去信仰，没有了制约自己言行的准则。

无论对君主还是平常百姓来说，仁、义、礼、德融为一体，才是做人的最好模式。一个人想要在世界上安身立命，或者最终取得一些成就，这些方面都是非常必要的。无论做什么事情，没有一个人喜欢自己的合作者或是为自己服务的人是没有德行、没有仁义之心的人。况且，无德无义之人，根本不可能有诚信可言，所以也注定不会有成功可言。

苛己修身，这是做人的原则，也是最基本的出发点。无论是做什么事情，都要从做人开始。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这都是一条不灭的真理。

以道为本，顺天者昌

所谓顺天者，就是无论做人做事，不仅要人情练达，还要明察秋毫；既能知人善任，又要宽厚容人。明察秋毫而又人情练达，才能做到既知人善任，又宽厚容人。要做到这些，必须要德行高尚，守信用才行。而这样的人通常也被人们称为人中之俊才。

天道是世事的走向，有才学有抱负之人，不仅要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世事的走向。明白了个中的道理，才不会逆天道而行，才会顺应天道，做出一番成绩。

东晋时期的才子王猛就是一个懂得天道时机的人。王猛虽出身寒微，却聪明过人，而且无论看人还是看事，都有着独特的眼光。尽管他所处的年代兵荒马乱，但是他一直坚持开阔的视野，读了不少儒家典籍和军事著作，并立志要成就一番事业。

因为王猛只是一个穷小子，这样高远的志向受到了那些达官贵族的嘲笑。然而，他对于这些人的嘲笑不以为意，依然我行我素，一边求学，一边静观世事的变化，待机而动。

公元354年，东晋大将桓温率兵北伐前秦，大败秦军，驻兵长安城下。然而桓温伐前秦是为立功以确立他在晋朝的威望，目的是为了伺机篡权。所以，他只驻兵、观望，并不前进。

王猛听到桓温兵至关中，身穿着破衣烂衫去见桓温。在那些王公大臣面前，王猛向桓温讲述他对天下大事的见解，一边讲，一边捉破衣服上面的虱子，并且表现得旁若无人，神态自若。桓温有些吃惊，对此人不禁刮目相看。桓温问：“我奉天子之命，率十万精兵为民讨逆，可是关中一带的豪杰却不来见我，这是为什么呢？”

王猛说：“你不远千里来到这里，一路捷报连连，但是到了长安城下，你却按兵不动，没有人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

一番言语道破了桓温的心机，桓温叹息道：“整个江东的人才都没有你见识广博。”桓温想要邀请王猛加入自己的团队，做自己的谋士，然而王猛觉得桓温已经贻误战机，并且经过一番交谈，他也看出桓温见识短浅，所以断然拒绝了桓温，依然回到华山读书。

第二年，前秦苻坚招揽人才，听到王猛的名字，马上派人前去邀请。苻坚和王猛一见如故，王猛对时局的分析鞭辟入里，苻坚心服口服。自此以后，苻坚对别人说，他能遇到王猛就像是刘备当年遇到孔明一样。王猛也很明白苻坚的心意，知道苻坚是个有抱负的人，他觉得可以辅佐苻坚，成就一番大业。

苻坚任命王猛为中书侍郎，参与军国机密。后来听说平县这个地方缺乏治理，出现很多达官贵族鱼肉乡民的事情，王猛就出任县令，去治理平县。他刚刚上任就鞭杀了一个鱼肉乡民的酷吏。老百姓一片叫好，但是达官贵族却视王猛为眼中钉。他们联名把王猛告到了执法官那里，执法官自然和达官贵族臭味相投，不分青红皂白就把王猛送进了大牢。

苻坚听说了这件事情后也觉得王猛做事情欠妥当，他到监狱里责问王猛：“你一到平县就大开杀戒，是不是做得有些太过分了？”

王猛却不以为意，坦率地说：“自古以来，仁慈的君主统治国家，都知道民心所向最重要。因为平县太过于混乱了，鱼肉乡民的人都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人们失去了对这个国家的信任，如果不采取一些措施，让他们继续在平县为非作歹，丧失的就不仅仅是平县百姓的信任，而是整个国家百姓的信任。如果您觉得我这样做有欠妥当，您可以将我处死。”

苻坚听完这一席话，对身边的大臣说：“王猛是管仲、子产一类的人啊。”然后，立即赦免了他。从此更加信任他，并委以重任。

王猛辅佐苻坚治理前秦的时候，整顿吏治，崇尚儒学，发展教育，鼓励农桑，团结周边少数民族。《晋书》记载：“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于是“兵强国富，垂及升平”。在王猛的不懈努力下，官场中贿赂请托、卖身求荣的腐败现象日渐消失，才尽其用、奉公守法的兴旺局面日益形成。

因为有王猛强有力的扶持，前秦才日益强大。王猛做事做人之道无疑就是顺应天道。顺天者昌，顺应民心者昌。知道老百姓要的是什么，知道民心所向，掌握好时机，采取了适当的行动，这也是王猛之所以取得成功的要诀。

顺应天道永远是人们应该遵守的成功要诀，纵观历史可见，逆天道而行的人最终将不得成功。而成就一世功名的人，大多懂得审时度势，懂得将天道作为自己行事做人的准则。

安居养性，尽修身齐家之职

张商英说：“世间万物有所求就有欲望，如果欲望得不到满足，就是最大的不道德。但是，世间万物又都有规律，如果不讲道德，那么欲望也终将会落空。只有以道德为根基，才能有求必应，心想事成。尊崇道德，君臣父子才会各尽其责，各得其位；万物才能各依从自然规律生息繁荣。‘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遵从这样的法则，大欲求必有大成就，小欲求也有小成就，万物也将充满无限生机。有德者，顺天道而行，以天下为怀，从政也好、经商也好、处世也好，没有不成功的。”

汉文帝刘恒，西汉有德之君，在位23年，简朴守业，成为后世君王的典范。他在位期间，因为天下受到连年战乱的影响，百姓生活异常艰苦。刘恒采取“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得颠沛流离、饱受战乱影响的百姓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

如果恰逢天下旱灾或者是虫害，他就施恩于臣民，免除各个诸侯的进贡，开放一些平时专供皇家狩猎的地方，供百姓渔猎捕获。在皇室开支方面，他率先带头，缩减自己的衣服、车马等，裁减政府机构多余的官吏，开仓放粮救济受灾百姓。

从当上皇帝一直到驾崩，文帝从来没有扩建过皇宫林苑，也没有无故增加过车驾人马。发现任何不利于百姓的条例，他都会急令撤销。

一次，有位大臣建议皇宫建一个露台，文帝叫来工匠，先进行一番预算，预算结果需要百两黄金。文帝感慨道：“这百两黄金，就是十户中等家庭合在一起的产业了。我奉守先帝的教化，经常担心自己的做法会不会有辱先帝的名声。浪费钱财的事情，最不能做。这个露台，不修也罢。”然后，他便废止了这个修露台的计划。

平日里，文帝穿衣也没有那么多讲究。衣服的布料也是材质较差的，即使是他最宠爱的一位妃子，他也要求不能穿拖地的裙子。宫中的帐幔一类物品，一律不能有花纹锦绣。即使在修建先王坟墓时，也让人一律用瓦器，不准使用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就是要给官僚贵族做一个榜样——“以示敦朴，为天下先”。苛刻自己，却施恩百姓，所以百姓自然称颂文帝的德行，赞美他的功德。

文帝不仅在生前简朴，在死前处理丧事这个问题上，他依然遵循自己的准则。他怕国家为了自己的丧事铺张浪费、劳民伤财，所以就提前立下遗诏：“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

意思就是说，在文帝看来，天下万物诞生后没有一个不死的。既然死是天地间的常理，生命的自然结果，所以也不必过分哀痛。当今的风俗是人们畏惧死亡，在死后要厚葬以至于破产，服重孝以至于无法正常生活，这些都是非常不可取的做法。他说，自己没有什么功劳，对百姓没有什么贡献，所以不应该让百姓长期为自己穿孝服。让百姓家里不能正常饮食起居，不能做正常祭祀，这样也是一种罪孽。

因为在古代，君王驾崩以后，大臣、老百姓均要为君王穿孝服，表现哀痛之意，且为时不短。在汉文帝看来，这就是一种劳民伤财的举动，所以在遗诏中希望大臣、百姓不要为自己那样做。

文帝在遗诏中说，在自己死后，可以让大臣和百姓服孝三天，即可除下孝服，恢复正常生活。不要禁止老百姓婚丧嫁娶、祭礼、饮酒、食肉等；参加丧礼的也不要光着脚；孝服的带子不要超过三寸，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不要在车驾、兵器上缠孝布；不要命令男女民众来宫中啼哭。他还说，待自己驾崩以后，要将宫中夫人以下的宫女都放回自己家，不要让她们待在宫中，寂寞终老。一份简简单单的遗诏，透露着文帝高尚的德行和修养，他因为有着这样的修养，所以赢得了百姓的尊重和爱戴，在历史上留下了“文景之治”的美名。

对齐家修身的人来说，德行是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品质。无论是君王贵族还是平常百姓，德行都非常重要。德行是一切修身的开始，也是一切品质坚实的基础。纵观古今，对大多数成功者来说，德行都是其成功的要诀之一。

海纳百川，常怀恻隐之心

仁的含义本来就包含广泛，可以说它无所不包，无所不容。仁德之人，常常能够理解仁爱之心的具体含义。其实，仁德并不是表面上刻意表现出爱护民众，怀有仁爱恻隐之心的人，常常可以使百姓不自觉地亲近他们。《尚书》中所说的：“大禹施行德政，在位期间，连鸟兽鱼鳖也不受侵扰地愉快生存”，这才是真正恻隐仁爱的表现。《孟子·梁惠王》中梁惠王说：“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梁惠王看到有人牵着牛从堂下走过，询问牛的用途，牵牛的人回答是要把牛拿去做祭祀用品。梁惠王说：“把牛放了吧，我不忍心看到牛因为要成为祭祀用品而颤抖的样子。”孟子对梁惠王说：“大王您的恻隐之心都可以同情一头做祭祀品的牛，就更不要说百姓了。”孟子在劝说梁惠王用恻隐之心同情百姓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告诉他恻隐之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恻隐之心是一种不忍心，是一种仁的表现。

对统治者来说，对百姓怀有恻隐之心，就是一个仁君；对普通人来说，对别人怀有恻隐之心，就是一种爱心。君王的恻隐之心可以得到百姓的感激；普通人的恻隐之心，则会让自己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春秋时期的晋国公子重耳因在国内遭到陷害，不得不逃到国外避难。他逃到曹国的时候，曹国国君听说重耳的肋骨异于常人，于是就趁着他洗澡的时候在外面偷偷观察，希望能够验证这个传说。当时，曹国的两位大臣叔瞻和釐复羁都在场。

叔瞻对国君说：“重耳并不是普通平庸的人，如果知道我们在外面偷偷观察他的事情，等他回国以后一定不会放过我们曹国。不如趁他现在还没有能力的时候，将他杀掉算了。”

曹国国君觉得这件事情被重耳知道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即使知道的话，将重耳除掉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事情，所以一时也没有说什么。

在一边的釐复羁听完这话后默不作声。回到家以后，他的夫人看见他愁眉不展的样子，问道：“朝中出了什么事情，让你的脸色这么难看？”

釐复羁说：“今天国君做了一件侮辱公子重耳的事情，我觉得灾祸就要降临到曹国了。叔瞻说要杀掉重耳，也许国君会采纳他的意见。”接着他将国君为了验证重耳肋骨是不是有异于常人，而偷看他洗澡的事情对夫人说了。他的夫人感慨道：“我看，你应该派人带着礼物去和重耳道歉，并劝告重耳速速离开曹国。”

釐复羁采纳了夫人的意见，派人带着黄金、宝物与食物和一封信悄悄地来到重耳的住处。重耳非常感动，收下了食物，把贵重物品退回，并请来人转达自己对釐复羁的感激之情。没过几天，重耳就离开了曹国，来到楚国，不久又漂泊到秦国，基于晋献公与秦穆公的良好关系，秦国君臣经过商量之后，全体同意助重耳返回国土，并帮助重耳顺利地登上了王位。

果然，重耳登基后就派兵进攻曹国。首先就找到了叔瞻，并处决了他。重耳想让人明白的是，对一个落魄人的不尊重和蓄意谋害，最终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下场。接着他又派人找到了釐复羁，并对他说：“你当年对待我的恩情，我一直都没有忘记，现在我们就要攻打曹国了，希望你在你居住的村子前做一个记号，我们的军队绝对不会踏进你村子半步，也不会伤害你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曹国的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纷纷赶到了釐复羁的村子来躲避灾祸。而釐复羁本人也因为当年怀有的恻隐之心幸免于难。

有恻隐之心常常会让人感觉到亲切，这样的亲切常常是获得人心的重要基础。残暴严酷、自私自利、丝毫不考虑别人感受的人，最终失去的不只是自己的所有，还有人心。

行事果断，处事公正

只有真正地做到赏罚分明的社会，才能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使大家争相建功立业，使国家或社会在整体上兴旺发达。

只有按照真理去判断和处理事务，才能真正地体现仁义。行事果敢，处事公正，赏罚分明，以身作则，对领导阶层或者是统治阶层来说，真正地起到表率作用，才能真正地将“义”这个字的含义发挥到最大。

古代有很多人懂得“义”这个字的深刻含义，无论是行事还是做人，都力求果断公正，为人们树立了光辉形象的同时，也让人们真正地明白了大义包含的深层次的意义。

李离是晋文公的法官，他因为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发觉后就把自己拘禁起来判以死罪。晋文公说：“职大小不一，刑罚也轻重有别。这是你手下官吏有过失，不是你的罪责。”李离说：“臣担当的官职是长官，不曾把高位让给下属；我领取的官俸很多，也不曾把好处分给他们。如今我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却要把罪责推给下级，这种道理我没有听过。”

晋文公爱惜李离，于是就说：“你认定自己有罪，那么我也有罪吗？”

李离说：“法官断案有法规，错判就要亲自受刑，错杀人就要以死偿命。您因为臣能听察隐情，决断疑难案件，才让我做法官。现在我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应该判处死罪。”于是他不接受晋文公的赦令，伏剑自刎而死。

李离的行为可谓刚正不阿，但是很多人对此可能都不理解。君王都已经原谅了他的过错，他为什么不能原谅自己呢？然而，这样做恰恰是因为李离把义字看得很重。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即使是法官犯了错误，也一样要受到惩罚。晋文公要宽恕李离，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但是在李离看来，如果自己原谅了自己的过错，再坐这个法官的位置就失去了公信力。刎颈自杀，换来的是公正和果断的美名，自己做了一个这样的表率，也为晋文公执行法令的公正度和可信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李离在晋文公的劝说下，轻易地躲过了这次灾难，性命可以保住，但是国家的法律信誉和个人信誉必将丧失。

古人云：“在其位，谋其政；司其职，负其责。”

汉武帝有个直言敢谏的大臣叫做汲黯，他曾经批评汉武帝说：“皇上杀人太多，即使平日信任的人也不予宽恕，这样下去，天下人才早晚都会被杀光。”

但是那时汉武帝不为所动，他说：“哪一个朝代都有很多人才，杀是杀不光的。只要主子能够用自己的慧眼辨识人才，又怎么怕天下没有人才？”

但是在年老时，汉武帝发现自己真的有很多过错，为了进行自我批评，汉武帝向天下发布了一个《轮台罪己诏》，在这封诏书里他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甚至表白内心悔意。这份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汉武帝作为一个皇帝，首开“罪己”先河，错而能改、爱憎分明。这样的精神实在值得人敬佩，就因为他写了这样的诏书，使后世的明君都纷纷效仿他，犯了什么大错就公开向天下人认错。

汉武帝的一纸“罪诏”其实也是对自己的功过做了一个公正的评价。谁人能不犯错误？犯错本来是人之常情。无论是谁，在面对错误的时候，不管是自己的错误还是别人的错误，都必须做到用公平、公正的眼光看待。惩罚别人，做到果断，惩罚自己，也一样要果断。不能把自己和别人分开来对待。只有做到真正的公平和果断，才能建立牢不可破的信誉度，成就大事。

藏锋敛锐，以礼待人

中国自古以来就尊礼，大到朝野上下的领导，小到平民百姓，动静视听，进退休止，都能遵照礼去做，社会生活自然可以井然有序地展开，人们的关系才能和谐融洽，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礼”这个字的本意也就是人伦道德规范，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如果人人能按照人伦道德规范去做，就可以从根本上杜绝产生放荡怪癖、邪恶腐败的不良现象。

我国古代社会把道、德、仁、义、礼这五大要素作为上层建筑的主体。古代的许多经济思想家，虽然不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道理，然而却一致把伦理道德、礼仪法规作为天道的演化。古代思想家懂得“礼”这个字的深层含义，所以无论是做事还是做人，礼字当先。古代有很多礼字当先的名士，因为懂得礼的重要性，所以即使自己权高位重，也可以收敛锋芒，以礼待人。

魏安王之弟，即魏无忌，号信陵君，是战国时期有名的四大公子之一。信陵君一向以贤德闻名，对于自己的门客，不论贤、不肖，都很谦虚，以礼相待，也从来不敢以富贵向别人自夸。因此方圆几千里的人才都来投奔，以致食客有三千人。

一次，信陵君正与魏王博弈，得到赵兵将寇北境而举烽火的警报。魏王立即停止下棋，欲召集大臣商议对策。信陵君拦阻说：“是赵王出来打猎，不是入侵我国。”说完，又神情自若地与魏王下棋。魏王却惊恐不安，已无心再和信陵君下棋。不久，又从北方传来消息说，赵王真的是在打猎，不是入侵。魏王大为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赵王是出来打猎的？”信陵君说：“我的门客有能探听到赵王隐秘的人，他们总是向我报告赵王的活动，所以我能知道。”

魏国有个隐居的人，叫侯嬴，已经七十岁，因家贫，为大梁夷门的守门小吏。信陵君前往拜访侯生，想馈赠一份厚礼。但是侯生不肯接受，说：“我洁身自好几十年，不能因为贫困而接受您的财物。”信陵君设筵席大会宾客，都已坐好，他才带领随从的车骑，空着左边的上座，亲自去接侯生。侯生理理破旧的衣冠，并不谦让，径直上车，坐到信陵君空出的上手座位。信陵君亲自握着马缰，驾马车时也很小心恭敬。侯生对信陵君说：“我有个朋友在集市中做屠户，希望您能驾车陪我去拜访他。”信陵君驾着车来到集市中，侯生下车，见到他的朋友朱亥。侯生站着跟朋友说了很久的话，但是在说话的时候却暗暗观察信陵君的脸色。他发现，信陵君脸上的神色一直温和，丝毫没有一点不耐烦。这时候，信陵君的家中聚集了魏国的将相宗室，满堂宾客都等待着他回来饮酒。而信陵君正手执缰绳恭敬地等待着侯生。信陵君的随从看不惯，都在暗暗地骂侯生。侯生见信陵君始终面不改色，就辞别朱亥上车。到了信陵君家，信陵君引着侯生上座，向宾客一一介绍了他，并且极力赞美他，又起立为侯生敬酒。信陵君的举动让宾客无不惊异，侯生从此便成为信陵君的上客。侯生对信陵君说：“我所拜访的屠者朱亥是个贤人，世人都不知道，今隐身在屠户间。”信陵君听到侯生这样说，就多次去看望朱亥，但是朱亥却从不曾答谢信陵君。

有一次，秦兵包围邯郸，信陵君的姐姐是赵国平原君的夫人，多次向魏国求救，魏王派将军晋鄙领兵十万救赵。秦王派使者威胁魏王说：“赵国都城很快就被攻下，谁敢救赵，等到破了赵就先打谁。”魏王恐惧，只好命令晋鄙军不要轻举妄动。平原君责怪信陵君说：“我以为你有救别人困危的崇高义气，今邯郸危在旦夕，信陵君就算不愿意救邯郸，难道也不救你的姐姐吗？”信陵君为此事很忧虑，屡次去请求魏王，魏王始终不听。信陵君便决定带一百多辆车骑去赵，跟秦军拼杀。路过夷门，遇见侯生，侯生却说因为自己年老而不能跟随信陵君出征。信陵君已经走出了一段路，但是因为有点气愤，而且心中也很好奇侯生为什么这样对自己，于是又回来见侯生。侯生悄悄对他说只要能够偷到魏王调动晋鄙的兵符，就能够使赵国得救。信陵君依照侯生的办法，果然得到了兵符。侯生又让信陵君带上自己的朋友朱亥，在晋鄙不想交出兵权的时候，朱亥就用锤子将晋鄙打死，并率兵八万进攻秦军。秦军在魏军、楚军和赵军的内外夹攻下大败，邯郸围解。赵王及平原君亲自到邯郸郊外迎接公子。平原君背着箭袋为公子在前面引路。赵王一再感谢说：“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

如果因为自己有了成就，有了名气，就在别人面前居功自傲，态度嚣张，那么最终会因为别人的嫉妒遭到打击。而那些懂得藏锋敛锐的人，才能带着自己的成就走得更远。

德才兼修，成绝代之功

立身和权谋是人生成功的两大基石，二者缺一不可。只讲权谋，不讲道德，终究要失败，要被人唾弃；只讲道德，不讲权谋，也会到处碰壁，寸步难行。

老子说因为人们丧失了道、德、仁、义，所以天道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用等级、法规性的礼教来规范社会。老子强调的是天道的本体，黄石公强调的是天道的功用。实际上，“体”“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古人认为，一个人想要成功，需要四个阶段的历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如果这四项都做得非常好，那么他就是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才。倘若四项都非常完满，培养出的人就能德才兼备、造福社会。然而要做到德才兼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礼记·中庸》中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也就是说，君子要做到德才兼备，就需要小心翼翼地固守本性，无怨无悔地遵循道德，矢志不移地追求理想。说到底，就是面对各种诱惑不为所动。《后汉书》中记载了一个故事：昌邑县县令王密，为了自己能够步步高升，始终打自己的如意算盘。这时，朝廷派了一个新太守上任。新太守杨震和王密本来就有一些交情，王密为了进一步笼络杨震，不惜血本拎着十斤黄金公然行贿。

杨震看到这些黄金，愤怒地质问王密：“我知道你有求于我，你明明知道我的为人却依然行贿，这是为什么？”

王密赶紧赔着笑脸说：“我给你送礼的事情，没有人会知道的。虽然大家都知道你的为人，但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这些是小意思。”

杨震皱着眉头说：“天知、神知、你知、我知，你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湛湛青天不可欺。”说罢，断然拒绝了王密。在杨震看来，做了枉法的丑事，不但法纪难容，连上天都要报复你！因为杨震为官清廉，在历史上留下了“四知太守”的雅号，这句“湛湛青天不可欺”也一直被人们广为传诵。

为官自然需要一定的才能，但是做到四知太守杨震这样有德，才可谓是德才兼修。修身，使人具有良好的品德和坚定的意志，处世为人，这种品德和意志可以为自己带来坚实的基础。

生活在春秋末年的师旷是当时很有名的乐师。有人评价他说：“师旷之聪，天下之至聪也。”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乐师，还是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博古通今的学者，时人称其“多闻”。

生活在晋国的师旷不仅在音律造诣上成就卓越，且凭借其满腹经纶和善辩的口才赢得悼、平二公的信任，进而参与了晋国内政、外交、军事等一系列事务。有古代文献记载，悼、平二公每每请教于师旷时，他都能“因问尽言”，引出一番严肃的治国宏论。而这些极为深刻的政治见解，都表明了师旷卓越的才能和博大的胸怀。

在政治上，师旷的主张表明他是一个有德行、有修为的人。他主张政治清明、德法并重，国君应“清净无为”“务在博爱”。同时，还需要借助一些法令来维护统治，他说：“法令不行，则吏民不正。”在用人方面，师旷主张对那些德才兼备的人应委以重任。他说如果“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处高，不肖临贤，就会埋下乱政的隐患”。在经济上，师旷主张国君要实行富国强民的政策，只有人民富有了，政治制度才容易执行，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有良好的发展。即使在今天看来，这样的主张还一样有效。

晋国悼、平二公在位期间都达到了君主贤明、政平民阜，重振文襄霸业，师旷起了很大作用。不仅如此，师旷还多次随平公征讨，并代表晋国出使周朝。

师旷禀性刚烈，正道直行，从不趋炎附势，也不畏惧权势。面对平公晚年的骄奢淫逸，他一度直言进谏。

师旷不仅精于音律，而且博学多才，《拾遗记》中记载师旷曾“撰兵书万篇，述《宝符》百卷”，其著述不在少数，但大多流失。今存师旷传世之作有《禽经》一卷。在艺术方面，据《神奇秘谱》所载，《阳春》、《白雪》、《玄默》都为师旷的作品。

德才是古人修身时最基础的要求。而这两点对今天的人来说一样是重要的。做人最重要的两点就是德才。评价一个人时，说他德才兼备，就是极高的赞美。自然，因为德才兼备，所以成功才有了基础。

审时度势，三分天下了于胸

其实，这中间的奥妙就在于入世的人懂得审时度势。对想要成就大事的人来说，审时度势的能力和眼光是非常重要的。搞清楚历史背景和历史发展的方向，才能避免历史性的错误。

懂得审时之人，可以在顺利时看到潜伏着的危机，在挫折中看到胜利的曙光。势包括形势、气势、态势等发展趋势。从哲学上讲，势的发展是事物运动的必然结果，它是不可阻挡的。度势，就是根据形势、态势等方面的发展趋势，对客观存在的错综复杂的总的态势要有正确的了解，做到胸怀全局，由眼前推测未来，早作准备，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古人说：“事有常变，理有穷通。故事有今不可行，而可豫定者，为后之福；有今可行，而不可永定者，为后之祸。其理在于审时度势与本末强弱耳。”古今中外，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有成就的大商人，都懂得从实际情况出发，因时因地制宜。历史上有很多有名的君王，审时度势以后，往往会提出各种行之有效的施政方针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三国时期的刘备就是这样一位政治家。很多人都觉得刘备的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找到了诸葛亮。但是，诸葛亮也不是万能的。诸葛亮出主意，刘备还得做决策。并不是所有的决策都是诸葛亮一人完成的。

根据各种文献资料记载的分析，就可以看出，其实刘备也是一个善于审时度势的高手。他懂得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蛰居乡里二十八年，虽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却将天下的一些形势尽收眼底。一个处于静态的人，很容易捕捉动态的信息。信息是活的，外面的信息很快就会传到家乡来，刘备就开始伺机而动。

张角起义爆发的时候，声势浩大，朝廷震惊。刘备根据自己的阅历，结合对历史的总结，判断出黄巾军起义一定会闹大，这支起义军和朝廷之间的碰撞也一定会异常激烈。汉室已经风雨飘摇，这样声势浩大的起义军，朝廷已然挡不住了。于是招兵买马，打造兵器，招募乡勇，征讨黄巾军。《易经》上说：“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天下睹。”时势造英雄，当然英雄看到的是风云，而常人只能看到自己头顶的一片天空。审时度势的人，一定具有特别的眼光。起兵之前，刘备依然面临着很多选择，比如说他可以自己带领军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他也可以去投奔势力较大的队伍，还可以用自己手上的闲钱去给其他军队做投资。

审时度势，还在于会选择。刘备看准天下还是会有安定的时候，而选择自己带领军队，打出自己的一片天空，是一个必然趋势。所以，他最终选择独立管理自己的军队。这样的打算做出以后，刘备就开始储蓄力量。他先是拜郑玄、卢植为师，结识公孙瓒，然后又率领关、张等部下跟从校尉邹靖讨伐黄巾军。被任命为安喜尉这件事情，奠定了刘备日后逐鹿中原的基础。“居高临下必有利，高屋建瓴如破竹。”刘备知道一个人要想有号召力，就必须要懂得造势，为自己提高知名度。比如结交当时的文化名流、政界精英，储备人力资源，集聚诸侯争霸的资本。

任何事情在前进的时候都蕴含着一定的规律，懂得审时度势的人，一定会看清这种规律。这样不仅“节约”原动力，还可以用小力获大能。当徐州被围困，陶谦向孔融、田楷求援，孔融邀请平原相刘备同救徐州时，刘备欣然同意。因为他看到此时正是跻身于大诸侯的行列的大好机会。一旦成功，就不必默默无闻地守着平原这块弹丸小地了。

而且，从大的形式上看，如果徐州被攻陷，曹操的实力和势力都会增加，那么北海、青州、平原就会保不住。自己想要有机会称王天下，就必须帮助陶谦保住徐州。所以，他果断借兵出征，解徐州之围。徐州对刘备可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他在这里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同时也结交了不少天下豪杰，自己的名声也渐渐大起来。而所有的这一切，都为他以后的三分天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时势造英雄，英雄也懂得审时度势。再聪明的人，如果看不清楚事情发展的规律，不知道自己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那么即使再努力，最终也不会取得多大的成功。

潜居抱道，以待其时

兴衰有规律，成败有定数，去留也有一定的原则。如果机会到来，乘势而行，就能位极人臣；乘势而动，就能建立盖世奇功。但如果遭逢不到这样的机会，就只能默守正道，甘于隐伏。如果强行出仕，就必然会招来灾祸。当然，这里的甘于隐伏指的是“潜居抱道”，不是悲观消极地放弃作为，而是沉下心来，修身养性，储学积能，以便时机成熟时一展身手，成就大业。

一个国家的国君为了选拔将领，召开比武大会。一位青年在这次比武大会中技压群雄获得冠军，国君亲自召见他，给他封官加爵。但是，青年表示自己还没有实战经验，所以不能胜任将军一职。国君对他的谦虚很欣赏，就满足了他的心愿，让他先从最小的将领职位做起。

过了一段时间，国君想起这个气宇不凡的青年，就向左右的亲信打听这个青年的情况。负责调查的人回来报告说，这个青年待人平和、亲善，对属下赏罚分明，与属下的关系很好，他的属下也很拥护他。国君点点头说，可以让他担任再重要一点的职务了。

青年官升一级，但是他没有任何骄傲的表现，依然平易近人，得到属下的拥戴。国君想考考他的军事才能，就让他和一位将军一起领兵打仗。青年在战争中表现英勇，而且富有谋略，得到与他同去的将军的夸奖。国君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在大军大胜班师回朝的时候，国君封这个青年为大将军，但没有料到的是，青年还是坚持退让，说一次的胜利并不能代表什么，自己仍然要进行积累和锻炼。满朝文武都佩服起这个年轻人来。国君非常感动，就照着青年的意思让他仍然在基层工作。但是，国君经常招青年入宫，和他一起谈论军事政务。

五年就这样匆匆过去了，青年已经成为朝中一位重要将领的助手，他已经很了解这个将领的用兵之道，而且把国君的脾气和喜好摸得很清楚了。

有一次，国君向一个敌国发动战争。他派遣自己最器重的将领去应战，想要一举歼灭这个小国，但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将军中了小国设下的圈套，结果损失惨重，大败而归。国君很气愤，重重地责罚了将军。

就在国君召集大臣为失败总结原因的时候，他听到了意外的消息：战胜他们的敌国已经对他的国家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国君一时惊呆了，连忙调集军队抵抗。但是因为刚刚打了败仗，而且人困马乏，士气非常低落。而敌国的军队一路冲锋，很快就来到了国君的都城。

国君看败局已定，只能决定逃跑。但是，正当他要逃跑的时候，青年拦住了他的去路。国君一时惊诧不已。青年说：“国君，你还记得在很多年前这个被你打败过的小国吗？”国君说：“这个小国在当时已经被我歼灭了。”青年淡淡地说：“对，你当时已经把它歼灭了。小国的国君也已经被你杀死了，他的后人也差不多被你杀了。但是这个国君还有一个寄养在外的儿子没有被你知道，后来他长大了，也建立了一个国家，就是现在把你打败的国家。”“那个国家的国君就是你吗？”国君问。

青年点点头。“可是你的国家才建立没多久啊。”国君不解地问，“不过才几个月。”

青年摇摇头说：“时间已经不短了。我已经由一个小孩变成了中年人了。”

国君惊诧地看着眼前的这个青年，恍然大悟。青年说：“我就是那个小国家的国君最小的儿子，当年你灭我国的时候，我才两岁。我用十五年的时间练习武功，然后在你身边待了七年，摸透你的军队管理经验、你的脾气，还有你很多将领的战法战术。”国君明白了这一切，但是已经晚了。

成就大业，不仅需要智慧和勇气，还需要时机。在等待时机的过程中，要做到的就是将自己的条件修炼到一定的层次和境界。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也是这样的人物。隐居隆中后，虽然生活清贫，但是他边耕种，边求学，用大量时间博览群书，刻苦攻读诸子百家，即使是逸闻野史也不放过。经过多年的潜心钻研，诸葛亮不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而且通晓兵法战术。隐居的诸葛亮将自己比做是春秋时期的齐国名相管仲和战国时期的燕国名将乐毅。

其实，诸葛亮是在等待一个能够赏识自己、给自己用武之地的明君，也在等待一个时机。刘备三顾茅庐以后，诸葛亮终于结束了自己的隐居生活。他将自己在隐居期间所积累的力量统统贡献了出来，帮助刘备建立了蜀国，鞠躬尽瘁，直到辞世。

兴衰成败都有自己的定律，人想要获得成功，必须看清楚这些定律。在需要积累的时候增加见识，增加阅历，等待厚积薄发的那一刻，也只有做到这样，在时机到来的时候，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时至而行，顺水推舟

纵观历史，大凡成功者多数都懂得依据形势，顺水推舟。时机不成熟，他们只会静静等待，绝不会率意妄动。姜太公闲钓于渭水，诸葛亮抱膝于隆中都是最好的例证。但是，一旦时机到来，他们就会当仁不让，改变历史，造福于民。正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公孙丑》中有句话：“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意思是说，虽然有智慧，不如趁形势；虽然有锄头，不如等农时。具有大智慧的人，无论做人还是处事，都懂得借力使力，不会做无谓的抵抗，不会用蛮力斗争。这正是：真理有如舟船，时运有如江河。懂得时机，依据事势行动，不仅省力，还可以很快达到目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宣王最喜欢寻欢作乐，他生性好斗，喜欢狩猎。他为自己修建了一个方圆四十里的猎场，圈养珍稀动物，不准百姓入猎场半步。圈占这么一个大猎场，需要大量占有耕地。很多失去耕地的老百姓也只能以打猎为生，但是打猎的老百姓又不能进入这个猎场。所以，老百姓怨声载道。

百姓的意见让齐宣王觉得非常不满。四十里的猎场在当时的诸侯国中已经算是首屈一指。齐宣王还是不满意，百姓的不满又让他觉得愤恨，他想：我堂堂一国之君，扩建一个小小的猎场，你们就这样。你们不让我扩建，我偏扩。

有大臣看到齐宣王这个意图，连忙让孟子去劝说齐宣王。如果再不停止扩建，可能会民怨沸腾，到时后悔就晚了。但是孟子却不能这样和齐宣王说，古代有多少帝王都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没有看到事实之前，一意孤行的大有人在。齐宣王本来也不是什么明白的人，所以这样直接劝阻可能会起到反效果。

孟子来到齐宣王的大殿，齐宣王问孟子：“听说当年周文王的猎场有方圆七十里，有这回事情吗？”

孟子回答：“我听说是有的。”

齐宣王说：“这样说的话，他的猎场算不算大呢？”

孟子回答：“百姓还嫌文王的猎场小呢。”

齐宣王看看左右的大臣，扬声道：“周文王这么大的猎场没有人说什么，我一个猎场才区区四十里，想要扩建还受到百姓的反对，这是什么道理？”

孟子说：“百姓嫌周文王的猎场小，是因为这猎场他们可以随意出入，和君王一起狩猎。百姓不仅感到荣耀，更多的是感受到君王的一种宽厚和温和。这样的猎场，即使再大，百姓也嫌它小。而我一到齐国就听见很多百姓说，齐国国君的猎场不但要扩建，占用老百姓的耕地，而且还不准百姓入内，凡是擅自进入猎场打猎的人，被发现以后立即处以死刑。这样的猎场即使再小，百姓也嫌它太大了。”

一番话说得齐宣王哑口无言。可以说，孟子很懂得说话的时机，也懂得顺水推舟。在齐宣王看来，自己比周文王也差不到哪里去，周文王的猎场七十里，老百姓没有说什么，自己的猎场四十里，老百姓就怨声载道。他心里不舒服、不痛快，所以决定逆民意，扩建猎场。君王和百姓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这个时候，大臣直言进谏，只能招来齐宣王更大的不满，他可能会进一步落实自己的想法。

孟子的巧妙就在于，他懂得按照齐宣王的思路，让齐宣王自己看到错误的所在。齐宣王自比周文王，拿周文王的猎场作类比，那么就顺着他的思路，让他看到周文王修建猎场是为了造福百姓，而他修建猎场只是为了能够娱乐自己。这种差别就是民乐与民怨的区别了。孟子这样做不但没有得罪齐宣王，还让他看到了问题的所在，一举两得。

时机总会有的，聪明人可以依据时机，顺水推舟达到自己的目的。无论是说话还是做事，顺势而行总要比逆势而行省时省力。

其德越高，其行越远

德行并不能立竿见影，人与人在相处之间才能慢慢体会。对于初次见面的人，彼此德行怎样，互相并不知道。但是时间长了以后，通过为人做事，慢慢就会知道。正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一个君王在建国之初，可能并没有什么建树。随着执政的时间越长，老百姓对他的理解也就越多。这个君王有没有德行，百姓也会看得清清楚楚。

晏子出使晋国，晋平公问他：“你们国家的国君，德行高还是不高呢？”

晏子用“小善”回答。

晋平公说：“我问的是你们君王德行的高低，难道这个先生您也不能和我说吗？”

晏子笑着说：“诸侯之间的交往原本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你今天这样直言不讳地问我，我也不能不如实作答。我们国君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称颂的美德啊！”

晋平公闻听此言，拜别晏子，回到自己的朝堂中间对大臣们说：“我原来不知道齐国强大的原因，现在知道了，原来他们国家不仅大臣有德，国君更是有德之人。”

有人不明白，问晋平公原因。晋平公回答说：“晏子竟然能当着我的面评价他的国君没有什么大的公德，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量。而这些背后就是国君的功德了。因为国君有德，所以才能让这样能言敢谏的大臣在自己的身边，所以齐国才能这样强大。”

一个人德行越高，所能容纳的才越多，取得的成就才越大。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历史上的人君，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魏征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还举了历史上的明君尧、舜和昏君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例子，然后说：“治理天下的君王如果能够采纳大臣的意见，那么君王就会知道很多很重要的情况，那么他的亲信想要蒙蔽他也蒙蔽不了。”唐太宗连连点头，觉得魏征说得很有道理。

隔了几天，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他跟左右大臣说：“我看隋炀帝写的东西，觉得这个人不但学问渊博，而且也懂得尧、舜是有道的明君，对桀、纣这样的昏君也很讨厌，但是他为什么干出很多荒唐的事情来？”魏征说：“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因为觉得自己很有才气，自视甚高，骄傲自信，所以他也只能嘴上说说尧、舜的好话，但是做事情的时候依然按照桀、纣的样子做事，这样言行不一就自取灭亡了。”魏征的话又给了唐太宗一个提示，那就是，君王不应该只是嘴上检讨自己的缺点，还应该做出切实的行动来改正自己的缺点。

历史上的唐太宗就是因为能够不断地听取魏征的意见，用德行包容属下的态度，让国家一步一步走向繁荣。所以，唐朝出现的盛世之景，不能不说和唐太宗的德行有关。

一个有德之人和一个无德之人，他们的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是不同的。历史上很多有名的残暴之君，都属于无德之君。所以，大多数的暴君最终都引起民愤，被迫结束了自己的政权；而一些有德之君，不但可以巩固好自己的政权，博得百姓的称赞，还可以将政权牢固地传延下去。

第二辑　正道章·做极品之人，走沧桑正道

不偏其中，谓之正；人行之履，谓之道。天道之体用，既已心领神会，那么为人处世就要顺天道而行。俊才豪杰，明事顺理，各尽其道，才是符合忠、孝、义的本意。有德君子如有凌云之志，就应当德、才、学皆备。信义才智，胸襟气度，缺一不可。如此者，便是人中龙凤，世间俊杰。这才是做人的正道。

宽则得众，惠能使人

人会做人，凡事可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成功靠的就是人际关系的成功。比如，升官要靠贵人欣赏、提携，要靠同僚的支持，还得靠下属的努力工作；做生意要靠广交朋友，广开财源。人心宽广，多包容别人，这样才能在交往中厚结人缘。“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都有缺点，也难免犯错误，如果抓住别人的缺点不放，自然会惹人讨厌。而拥有好人缘往往能使自己的生活、工作轻松很多。

古代圣人就说：“君子宽以待人，严于责己。”所谓宽以待人就是要对他人放宽要求，不强求于人，对他人的缺点、错误要尽量以宽容的胸怀来对待；而严于责己就是要对自己严格要求，让自己在为人、做事中尽量达到一个较高的标准，不能忽视自己的缺点，纵容自己的错误。只有严格要求自己，善于听取别人的批评，知错改错，才能令自己不断成长，打造出成功的人生。

在人际交往中，若希望别人善待自己，首先要善待别人，与人为善，尽可能地给他人提供方便，给予帮助，对别人多一些理解和尊重。

东晋时有一个叫沈麟士的人，他为人处世的方法成为后世众多名人告诫自己要宽以待人的典范。沈麟士人称“织帘先生”，从小就聪明过人，在他七岁时听叔叔跟客人谈论道家学说，等客人走了以后，他能把叔叔和客人的谈话一字不漏地说出来。年纪稍大一点，他就已经是个熟读经史的博学之人了。因为家里很穷，他只能靠织帘为生，但他依然手不释卷，边织边读，所以人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织帘先生”。

令沈麟士名垂千古的并不是他的好学苦读，而是他为人处世的故事。沈麟士为人一向豁达开朗，对人总是亲切友善。有一次，他的邻居丢了鞋，看到沈麟士穿着一双同样的鞋，就说沈麟士穿的鞋是他的，沈麟士笑着说：“哦，这是你的鞋吗？”说着就把鞋子脱下来给了他。过了几天，邻居找到了自己丢的那双鞋，便把沈麟士脱下来的那双鞋还给他，沈麟士见了又笑着说：“哦，这不是你丢的那双啊！”然后笑眯眯地把鞋接了过来。从始至终，沈麟士丝毫没有生气的样子，而是一直宽容地对待邻居的错误和道歉。

同样一件事，有些人就不能做到这样宽容。南北朝时期，有个叫刘凝之的人，也是一个有名的隐士。有一次，他的邻居丢了鞋，同样把他穿的鞋子认为是自己丢的那双。刘凝之没有说什么，把鞋脱下来给了邻居。过了几天，邻居找到了自己丢掉的鞋，便拿着刘凝之给他的鞋来归还，与沈麟士不同的是，刘凝之却怎么也不肯要那双鞋了。虽然刘凝之也是一位乐于助人的名士，但在宽以待人的修养上与沈麟士相比却要差了一些。有一次，宋朝大诗人苏轼在与朋友谈论做人的道理时，还把这个故事拿了出来，并评论说：“做人应该和沈麟士一样，而不应该像刘凝之那样。”

宽以待人在为人处世中极为重要，所谓“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君子成人之美”，给人以宽松的条件，原谅别人的过失，帮助别人改正错误，就相当于给了自己宽松、和谐的环境。

秦穆公在位时，不听蹇叔的劝告，命令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位将军率领大军，不远千里东袭郑国，结果没有得手。秦军全军覆没，三位将帅也被俘虏。

三位将帅费尽周折才回到了秦国，本以为自己要去向秦穆公请罪，没想到秦穆公却站在郊外迎接他们。看到他们平安归来，秦穆公流着眼泪说：“是因为我没有听从蹇叔的劝告，才让你们蒙受了羞辱，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

两年之后，秦穆公又令孟明视等人去讨伐晋国，谁知道这次又吃了败仗。大家以为秦穆公这次会处罚孟明视，然而秦穆公什么也没有做，反而检讨起自己的错误来。秦穆公的检讨对孟明视一干将领来说，无疑是一种原谅和宽恕。而这种大气之举，也让这一干将领感激不已。几年以后，穆公再派孟明视带人去讨伐晋国。这一次，秦军渡过黄河后，烧掉乘船，背水一战，直打得晋军落荒而逃。

可以说，秦军之所以能够最终取得成功，和秦穆公宽宏的做法是分不开的。作为一国之君，秦穆公不仅光明磊落，不存私心，知错能改，而且如此宽容地对待自己的属下，发现错误，首先引咎自责，勇于承担责任。这样的做法，赢得了将士和百姓的爱戴，国家才得以兴旺发达。

对别人宽松和谐，可以让自己取得成功，要想真正达成自己的目标，还要有严于律己的精神。特别是对领导阶层来说，只有严于律己才能善于发现自己的缺点，并决心改过。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完善自我，实现自我价值。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

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意思是说，诚是自然规律，追求诚是做人的规律。无论世界进步到何种情况，诚信都是立身的根本原则。诚信乃天道公理，诚信应该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的共同品质。《论语》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说的是：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真不知道他怎么处世。这就像牛车没有，马车没有一样，车是无法行走的。

诚信是人与人之间有效的纽带和桥梁，没有信用的人就无法进入社会，也无法在社会上立足，这就是“人无信而不立”。

晏殊是北宋著名的婉约派词人，素以诚实著称。少年晏殊曾被人称为天才，有人将他举荐给当时的皇帝，皇帝有心试试他，让他和一千多名进士一起参加考试。试卷发下来以后，晏殊发现，这些题目早在几天前自己就做过了。他如实把这个情况向皇帝禀告了一番，并要求改换题目。皇帝赞赏晏殊的行为，赐他“同进士出身”。

后来，晏殊在朝中当官，因为家中经济拮据，人家结伴出去喝酒游玩的时候，他也只能在家里闭门读书、写文章。有一次，皇上在上朝时下了一道旨，提拔晏殊为辅佐太子的东宫官。大臣们觉得奇怪，不明白皇帝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皇帝和大臣们说：“你们整天出去喝酒游玩，只有晏殊一人在家里读书、写文章，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提升他。”

晏殊诚实地对皇帝说：“皇上，您误会了。我其实也是一个喜欢游玩的人，只是因为我家中经济拮据，没有钱出去和大家结伴游玩，所以才躲在屋子里看书、做文章。”

晏殊说出了实话，但是皇帝却格外信任他，委他以重任，将很多重要的事情都交给他处理。可以说，就是凭借着这股诚信的精神，晏殊得到了皇帝的重用。

懂得把诚信作为立身原则的人，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得到别人的信任。

古时有一个叫做季布的人，说话算数，信誉非常好。很多人因为他的诚信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可见季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后来，季布因为得罪了汉高祖刘邦，被悬赏捉拿。很多朋友不受重金诱惑，冒着灭门的危险保护季布，使他免遭祸害。

据《郁离子》记载：有个商人过河时船沉了，他抓住一根浮木大声呼救。一个在江边打鱼的渔夫闻声而来。商人急忙喊：“我是这里最富有的人，你若能救我，给你一百两金子。”渔夫闻听此言，立即将商人救到岸上。商人一上岸，翻脸不认账了。他只给了渔夫十两金子。渔夫责怪他不守信，出尔反尔。富翁说：“你是一个打鱼的，这十两金子你得打多少鱼才能赚到。不要不满足了。”

渔夫将商人不讲信用的事情传扬开去，过了不久以后，商人又一次掉进了河中。这次，岸上的渔夫指着商人说：“看，他就是那个不讲信用的人。”没有人出手救他，商人被淹死了。

孟子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讲诚信的人，自然能得到很多帮助，而背信弃义之人，关键时刻，一定没有人愿意帮助他。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就是他失信于天下的最好例证。古代的烽火是边关报警的信号，只有外敌入侵时，需要召集外援才能点燃。然而，周幽王为了博得爱妃褒姒一笑，竟然命人将烽火全部点燃。当诸侯急匆匆地赶到以后，才发现自己被周幽王戏弄了。爱妃褒姒看到这样的情形，终于笑了起来。周幽王博得了美人一笑，自己却失信于天下。几年以后，周幽王的都城遭到攻击，他再燃烽火的时候，诸侯们都没有出现。周幽王被逼自刎，爱妃褒姒也成了别人的俘虏。

诚信是立国之本，作为一国之君，其信用更是重要无比。一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举动，却已经让人对其燃起了心中的警戒线。答应过别人的事情，必须要做到，如果自己的能力不够就不能答应别人。国家的信用比人与人之间的信用更重要，一国之君，只有做到诚信，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戴，得到人们的尊敬和信任。

见微知著、洞烛察微者得人心

人心是最难以琢磨的东西，正如俗话说的“知人知面不知心”。每天相处在一起的人，也许你感觉对他很了解，但有时候又会发现自己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很寂寞、很无聊，你以为身边的人都很懂你，但你却发现，没有一个人真正地理解你。

一个人的行为是外显的，而他的思想却是内隐的。有时候，行为和思想并不一致。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喜欢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他们的言行与他们的真实动机往往不一致。与人相处，必须首先了解人们行为背后的思想的“秘密”。因为了解行为背后的秘密，才能够真正地洞察人心。

唐朝姚崇在任灵武大总管时，参与了张柬之等人发动的诛杀武则天宠臣张易之和张昌宗的事变。事成之后，武则天被迫退位，迁往上阳宫，参加密谋的几个人都得到了封赏，姚崇获梁县侯。就在几个功臣相互设宴庆功的时候，大家喜气洋洋，唯独姚崇流泪了。张柬之等人都有点气愤，威胁他说：“今天岂是流泪的时候，恐怕你的祸事就要临头了！”

姚崇在众人的怒视之下，慢慢地说：“我与讨逆，不足论功。只是我侍奉天后已经很久了，她待我不薄，离开旧主我心里难过，流下泪来是我做臣子最后一次尽节，如若因此获罪，我心甘情愿。”

对姚崇的这一席话，当时在座的人谁也没有听出他的深刻用意来，他为自己日后的幸免于难埋下了伏笔。后来武氏的势力复起，张柬之等人一一被诛杀，唯独姚崇因为那次宴席上说的一番话为自己留了条后路而幸免一死。在统治集团相互倾轧、世事难料的情况下，姚崇为自己的下一步说出了开场白，将下文留给了广大的听众，待武氏势力复起，姚崇无须分说，天下人便都听明白了。

姚崇的言行在参与策反的人看来只是信心不足、发生动摇时发出的一些感慨。但是，对姚崇本人来说，这样的话无疑就是一个挡箭牌。姚崇知道武则天势力强大，张柬之之流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诛杀。所以，说一句这样的话表明自己的态度，就等于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姚崇是聪明人，他懂得人心，更了解武则天，他知道这样的一句话传到武则天那里以后，即使追究下来，自己也可免于一死。

做人做事都必须做到这一点：能够观察人，通过细枝末节体会人心，如此一来，才能够获得成功。

古时候，有一个叫毕生的木讷的小伙子，跟着父亲做小生意。有一次，父亲让他推一车刚摘的花生到市场上去卖。出门的时候，父亲忙着去地里干活，交代了他一句每斤花生卖三文钱就匆忙走了。

集市上的人很多，问价钱的人也不少，毕生的摊子前却没有多少人。一个老妇人走过来，看了看他的花生，问了价钱后，对他说：“年轻人，你这个花生土太多，价钱能便宜一点吗？”

毕生答：“花生刚从地里挖出来，上面的确还粘了一些土。但是我的花生比较新鲜，而且品种也好，你不信可以剥开一个尝尝。”

老妇人犹豫了一下，剥开了一个花生，然后摇着头说：“你这个花生粒太小，确实应该卖得便宜一些。”

毕生答：“大娘，我的花生是新品种，您可以到集市上看看。如果您愿意多买一些的话，我可以给您便宜一些，我这个花生本来卖八文一斤，我可以卖您六文。”

老太太又挑毛病，毕生说了一句：“大娘，如果您诚心想买，我最后出到五文。您看看，如果合适您就买，不合适您再去别处转转。如果觉得不满意，回头我还是这个价钱卖给您。”

老妇人犹豫一阵，决定买上几斤。她回到家，让家人品尝以后，都说不错。于是邻里之间互相转告，等第二天毕生再到集市上，花生不久就被抢购一空。

毕生提高了价格，又卖出了花生，这正是因为他懂得怎样获取人心。他对老妇人说的那句“您去转转，如果没有合适的，我还是这个价格卖给您”让老妇人觉得这个小伙子很诚恳，做生意有诚意，自然会招揽很多顾客。即使他的价格高一些，但是只要货真价实，再加上诚意，顾客便会盈门。

人心难察，但是只要仔细观察，细心体会，聪明人还是可以从细枝末节之处看出端倪。这就等于是掌握了一把钥匙，用这把钥匙打开人的心锁，自然能够获得人心，取得成功。

寡欲明察者，为人中豪杰

羊祜出身于官宦世家，是东汉蔡邕的外孙，晋景帝司马师的皇后的同母弟。人们把他比做孔子最喜欢的学生——谦恭好学的颜回。但是他没有把这些光环戴在自己的头上，他为人清廉谦恭，毫无官宦人家子弟奢侈骄横的恶习。

羊祜在年轻时曾被荐举为上计吏，州官四次让他担任从事、秀才，五府也请他做官，他都一一谢绝了。在曹爽专权时，曾打算任用他和王沈。王沈高兴地劝羊祜与自己一起应命就职，但是他却淡淡地回绝了。后来曹爽被诛，王沈因为是他的属官而遭到免职。王沈很佩服羊祜的先见之明，但是羊祜并不以为然地说：“这不是预先能想到的。”

晋武帝司马炎称帝后，因为羊祜有辅助之功，要为他加官晋爵，但他坚持辞让，皇帝只能把他由原爵晋升为侯。他对王佑、贾充、裴秀等前朝有名望的大臣总是十分谦让，在他们面前从来都是恭恭敬敬的。

后来因为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等功劳，加官到车骑将军，地位与三公相同，但他上表坚决推辞，说：“我做官的时间很短，不过才十几年，做到这样高的位置会让我的心日夜都战战兢兢不得安宁，把荣华当做忧患。况且我是一个外戚，应该警戒受到过分的宠爱。但陛下屡屡降下诏书，给我太多的荣耀，我真是承受不起。其实有不少才德之士，如光禄大夫李熹高风亮节，鲁艺洁身寡欲，李胤清廉朴素，这样的人都没有获得高位，而我比他们的德才都差得远，地位却超过他们，这怎么能让天下的人觉得公平呢？所以，臣乞望皇上收回成命！”但是皇帝没有同意。

后来，皇帝又封羊祜为南城侯，羊祜坚辞不受。羊祜每次晋升都常常态度恳切地辞让，因此名声远播，朝野人士都对他非常敬佩，大家一致认为他应居宰相的高位。羊祜在朝廷做官历经两朝，掌握机要大权，但他对权势却不贪婪也从不钻营。他筹划的良计妙策和议论的稿子，事情过后都会焚毁，所以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内容。他推荐别人晋升的时候也从不张扬，所以被推荐的人大都不知道是羊祜荐举的自己。有人认为羊祜这样做是过于谨慎的表现，他说：“古人常常教导我们：入朝与君王促膝谈心，出朝则佯称不知。这样的事情我怕自己还没有做到呢！而且我也没有举贤任能，没有知人善用的能力，心里常常感到很愧疚。而且官员是朝廷签署任命的，但是私下里却到推荐自己的人那里去拜谢，这是我所不赞成的。”

羊祜平时的生活作风也清廉俭朴，他穿的衣服和盖的被子都用素布，得到的俸禄全拿来周济族人，或者赏赐给军士，而自己家里的生活一直很清贫。他在临终留下遗言，不让把自己的南城侯印放进棺材，并且让他的外孙向晋武帝表陈他不愿按侯爵级别殓葬自己的想法，晋武帝便下诏说：“羊祜一向谦让，虽然去世了，但是谦让的美德却仍然存在，这样的情操很让人感动。这就是古代的伯夷、叔齐之所以被称为贤人，季子之所以保全名节的原因啊！现在我准许他恢复原来的封爵，用来表彰他的高尚美德。”

羊祜做人是成功的，他以谦恭的态度使一国之内，上至君主，下至黎民百姓都对他表示敬佩。和羊祜一起共事的人都赞扬他德高而卑谦，位尊而谦恭。

世上有多少人，地位比羊祜低，却不能做到他这样谦恭；功劳没有他大，却不能做到他那样让贤；没有他的职位高，过得却比他优渥。所以，像羊祜这样的人，不是豪杰，却胜似豪杰。这样的人，才能留得美名，荫庇后世。

豪杰之人，拥有的并不是一个响亮的名声而已，要做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在行为上约束自己，有着过人的德行和智慧，还需要清廉寡欲。所以说，成功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始终做到更加不容易，而能够做到并一直坚持的人，最终才能成为真正的豪杰。

恪尽职守，虽死犹荣

自古忠义之士就有很多，清朝的高天喜即是其中一位。高天喜是被乾隆破格提拔的清朝名将。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向清政府请求继任准噶尔部长，乾隆准。于是，阿睦尔撒纳率兵叛清，攻打清朝驻守部队自立为王，乾隆遂命令清朝的部队给予反击。在这场战斗中，高天喜战功卓著，于是乾隆就将他破格提升。

公元1757年，高天喜随参将赴伊犁支援定边军，在行进的途中遭遇敌人的伏击。但是，高天喜勇猛作战，把敌人一举击溃，保证了行军的顺利。随后，他又在一次救援行动中立下功劳，乾隆遂降旨将他升任金塔协副将。

在后来的很多次战斗中，高天喜都是因为在战争中表现英勇而不断地受到提拔。直到高天喜在一次战役中为国捐躯，乾隆亲笔撰文赋诗，赞颂高天喜，并追谥高天喜为“果毅”，绘像于紫光阁以示褒扬。

司马光说，人之死有轻于鸿毛，重于泰山之分别。为忠义之名而死，就是重于泰山，自然会得到人们的敬重和爱戴。

明末著名将领史可法也是忠勇之士，崇祯帝在煤山上吊自杀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政权，历史上把它叫做南明，朱由崧做了南明皇帝。史可法本来不赞成，但是为了国家安定、内部团结，勉强同意了。

谁知朱由崧昏庸无度，根本不想做皇帝，只是想借着皇帝之名来寻欢作乐。清军压境，他还在观看歌舞，觉得世界也是歌舞升平，一片祥和。

南明当时有四支力量强大的军队，叫做四镇。

史可法是其中一支军队的将领，看到其他三支军队互相厮杀的时候，史可法就出来劝阻，说现在内忧外患，一定要团结起来，才能抵抗外敌。

因为史可法威信很高，所以其他四支军队都听从史可法指挥，尊称他为史督师。

史可法和士兵同甘共苦，事事以身作则，受到将士们的爱戴。即使在大年夜，他也不休息，把将士都打发去休息，独自留在官府里批阅公文。

按照一些人的逻辑，史可法掌握了这几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后，又有这样的威信，完全可以揭竿而起，或者是推翻南明，或者是投靠清军，这样都可以获得一条光明的出路。

但是，史可法却没有这样做。当清军大敌攻近的时候，史可法选择带领自己的部队和清军决一死战。

史可法带领四镇将领抵抗，打了一些胜仗，可是南明政权内部却起了内讧。驻守武昌的明军将领左良玉为了跟马士英争权，起兵进攻南京。马士英害怕得要命，急忙将江北四镇军队撤回，对付左良玉，还用弘光帝名义要史可法带兵回南京保护他。

史可法本就希望南明政权内部不要起内讧，出现了这种情况，也只能将军队急急调去解决内部问题。谁知刚过长江，就听到左良玉已经兵败。他带兵急忙回江北，清兵已经逼近扬州。史可法发出紧急檄文，要各镇将领集中到扬州守卫，但是这时大多数的军队都已经投降了清军，有人劝史可法赶紧投降，他瞠目欲裂，气愤地说：“宁死不降。”

清军佩服史可法的勇气，知道他带兵有方，一连派了五个人来劝降，许他荣华富贵，高官厚禄。但是，史可法毅然拒绝，最终清军将扬州重重包围，史可法带领的军队寡不敌众，扬州被攻陷，史可法也牺牲了。

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历史上为正义、为公理、为国家荣誉牺牲的人，都可以被称为忠勇之士，虽死犹荣。他们的事迹会广泛流传于民间市井，而他们的名字也会万古流芳，这就是最大的荣誉。

勇于出世，能担当大任

历史上但凡成功的人，都不是完美的人。既然不完美，那么被人评说也是自然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说法，那么他就一定不能成功。但是，如果一个人可以正确对待自己的目标，只要自己有信念，行得端，坐得正，就不怕别人说。

周成王继位时，年龄很小，当时由曾辅佐克商的武王之弟周公旦暂时主持朝政。朝政大权一旦在握，难免有人非议。周朝两位重臣管叔、蔡叔怀疑周公旦篡夺王位，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时，就开始在宫中四处散布周公旦要篡夺王位的消息。他们联系商纣王之子武庚，让他组织力量，纠集徐、奄、薄姑和熊、盈等方国部落一起反对周公旦。周公旦奉成王命进行征伐，经过三年战争，最终平定了叛乱。武庚和管叔被杀，蔡叔被流放。

大战过后，难免会存在一些隐患，为了消除殷商残余势力，周公旦建议首先在伊洛地区合力营建新邑，而这个新都就是周朝的东都洛邑。东都建成，周公旦建议成王把曾经反对过周朝的一些人逐渐迁过去，这样可以避免后患，同时，封周的贵族子弟于商朝故都宋地，取代殷商之后。又赐封殷民六族，这样，殷商余民被分割，逐渐服从于周朝的统治。

可以说，周公旦对周朝的贡献很大。但是，即便是有这么大的贡献，也不可能没有人说他一个不字。有很多人还是抱着否定他的态度，数落他的缺点。然而，周公旦最终顶住了压力，成就了自己，也为周朝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历史上有很多做了大贡献的人，也做过很多错事。这本来是人之常情，一个人的性格中总是有缺陷，想要做到完美，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好比历史上的一些重大改革一样，总是会让一些人受益，让另一些人感到不公平。对一个想要成就自己的人来说，只要目标正确，心怀正义，即使受到别人的否定和批评，也要不以为意，坚持自己的理想，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成功。

春秋战国时期，卫国人吴起到鲁国拜孔子的学生曾参为师，因母亲去世时未遵守儒家的规矩回家守孝三年，被曾参除名。后来，吴起弃儒学兵，来到魏国。当时，魏国国君正在寻找合适的人去守西河，将领瞿璜向魏王推荐吴起，说他是个有才能的人，能担此重任。

魏王说：“我听说吴起虽然有才能，但是品德却不怎么样，他母亲去世，他都没有回家守孝。这样的人，我怎么能够信任他呢？”

瞿璜对魏王说：“大王找人去驻守西河，找的是一个能够驻守成功的人，和一个人母亲死了没有回家守孝，不是一回事情。吴起有真才实学，而且他急于建功立业，报效国家。这样一个人才，不能因为身上的一些小缺点就被否决了，这对吴起来说不公平。”

魏王想了想，觉得瞿璜说得不无道理，于是决定起用吴起。但是，这个决定还是遭到了很多大臣的反对。在尊儒重道的古代，吴起的行为确实会受到人们的非议。然而，吴起却没有在意人们讥讽的态度，到了西河以后，他整治边防，加固城墙，训练军队，带领百姓改良土壤，耕种梯田，又时时微服私访，体恤民情，深得百姓爱戴。

几年的工夫，吴起便把西河治理得井井有条，让西河变成了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方。后来，吴起带领军队渡过黄河，攻克了秦国的临晋、洛阳、合阳等重要城镇，最后打得秦军大败而逃。然后，吴起率领军队追过渭水，把秦国西河一带的要塞全部夺了过来。最终达成了自己的理想，得到了魏王的重用。

对于吴起不为父母守孝的行为，当时的人不能理解也情有可原。中国一直有着孝敬父母、尊师重道的传统。所以，吴起的行为才会为当时的人所诟病。然而，一个人要追求理想，就必须要有所牺牲。吴起的牺牲可以说是有价值的，他顶住压力，有勇气为自己的理想牺牲，也是值得称道的。

人要有成就首先就必须有理想，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其实也有很多人觉得他太过于偏执，都到了家门口还不回家去看看。事实就是如此，每个人在实现自己理想的过程中，都难免会出现一些意见左右自己的思想。如果你被反对的意见套牢了，自然就会停下脚步，最终放弃。但是，如果你可以力排众议，不以为意，那么最终将会取得成功。

不求闻达于世，但求无愧我心

武则天做皇帝的时候，狄仁杰与娄师德同做朝中宰相。狄仁杰经常排斥娄师德。有一天，武则天问狄仁杰：“我这样重用你，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狄仁杰说：“我是用我的才学在做事情，并不是一个碌碌无为、只能骗取俸禄的人。”

武则天摇头叹息说：“狄公你的确有过人的才学，但是，我本来不知道你啊。如果没有人向我极力推荐你，我根本不会发现你，自然也不会重用你。”

狄仁杰问武则天：“那么，皇上，推荐我的人是谁呢？”

武则天指了指狄仁杰的身侧说：“就是那个娄师德。”

狄仁杰感慨道：“原来我只是有才，娄公才是真正有德行的人。”

两人消除误会，娄师德说：“我向皇帝推荐狄仁杰，看重的就是他的才。即使他不断地排挤我、误会我，我也不会因此而打击他。我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为了狄仁杰，而是为了江山社稷。”

相对于狄仁杰来说，娄师德可谓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武则天重用狄仁杰，因为他会办事，懂得灵活地处理一些事情。虽然狄仁杰的才气和智慧都大于娄师德，但是真正的功臣其实却是娄师德。

一个身居要职之人，能够不嫉贤妒能，大力举荐贤才，是非常难得的事情。历史上有很多人物都嫉贤妒能，不能及时地任用人才，或者是见到人才就排挤、打压。所以成功往往离他们很远，或者说他们没那么容易获得成功。

人才在眼前，不顾忌自己的利益，及时任用和举荐，确实是一种值得人尊敬的行为。对待人才如此，对待利益也是如此。

著名诗人鲁黎曾说过：“总是把自己当成珍珠，就有时时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成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路！”有时候，“为他人做嫁衣”，甘当配角，更能表现出一个人的气节与胸襟，从而赢得人们的尊重。

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家、政治家黄兴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在许多人看来，中等身材、外表刚毅倔强、宽肩膀、体格强健有力、面貌丰腴、蓄黑髭的黄兴乃是“中国革命之拿破仑”。辛亥革命期间流行“孙氏理想，黄氏实行”的说法。而黄兴那种甘为孙中山的配角，不考虑私利，努力为革命的精神更是令很多人对他肃然起敬。

1905年之前，孙中山与黄兴没有任何联系。1903年，湖南人章士钊以《三十三年之梦》为底本，半译半叙，编写了《孙逸仙》一书，认为“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黄兴就是读了这本书才对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有了初步的了解。1905年，孙中山来到日本，在经杨度的引荐下，黄兴与孙中山见了面。二十多天后，“中国同盟会”便成立了。在“中国同盟会”成立会上，正是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孙中山才顺利当上了总理。

在认识孙中山之前，黄兴就已经创立华兴会，独立领导了两湖的革命。随后，黄兴的许多朋友、同志都成了留日学生，并先后成了同盟会的领导和骨干，如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光复会领袖大多数与他也很接近，辛亥革命后立宪派的要员也与他的关系融洽、密切。最重要的是，黄兴几乎直接指挥、领导了大部分的武装起义，与军界的关系更为紧密。孙中山虽然从事革命的时间更早，但他主要是个理想家。在民国初创之际，人们重视的是践行，享有“笃实”盛誉的黄兴被各方看好乃是顺理成章的。但黄兴知道孙中山比自己更适合做总理，而他适合的是为孙中山的理想去实践、去执行。正因为有了这一点认识，在辛亥革命之际，孙中山回国前，黄兴主持处理了大部分军政、民政要务，包括筹款、议和等重要事务，经受了很大的考验。但从同盟会时期到民国初年，他从来都不曾打算从孙中山手中夺取领袖地位。这样的机会曾一次次地出现在黄兴面前，但他每一次都坚决地拒绝了，并一直坚定地维护孙中山的“主角”形象。

黄兴身上的这种配角意识闪现出他的伟大人格。配角并不只是跑龙套，做好配角，也能成就一番事业。

纵观古今，茫茫历史中，能够成就别人，甘愿做别人助推器的人还有很多。他们不仅气量大，德行也非常高。这样的人就可以称做是人中之杰了。

第三辑　求人之志章·危难存慈航指迷，得志持暮鼓晨钟

志者，人之心志。志之于人，犹如信仰之于人生。人的志向总是会随着时间和境遇作自觉和不自觉的调整，不断地调整，不断地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和思想建设。经过风云际会、人生浮沉荣辱以后，人们就会发现，本辑的每一句话都是语重心长的告诫，犹如危难时的慈航指迷，也有得志时的暮鼓晨钟，可以帮助人们安身立命、经国济世。

绝嗜禁欲，人无欲则刚

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烦恼的产生是因为人类想要索取的太多。人不能过分贪婪，否则将会背负贪婪这个累赘无法前行，最终可能一无所获。所以，我们要放弃太多的欲望，学会知足常乐。

一位行者来拜访寺庙的禅师，让禅师帮他打开多年的心结。于是，行者问禅师：“人的欲望到底是什么？”禅师看了看行者便说：“你明天来的时候就知道了，但来之前一定不能吃饭喝水。”虽然行者不明白禅师是什么意思，但他还是依照禅师的意思做了。

第二天，行者又来到禅师面前。“这会儿，你是否已经饥渴难耐？”禅师问。“当然，现在我都能吃一头牛，喝一大缸的水。”行者回答。禅师对他笑了一下，然后说：“你现在可以随我来了。”他们两人走了很长时间，最后停在一片果园前。禅师给了行者一个很大的口袋，说：“你可以拿着这个口袋到果园里随便装下自己想要的水果，但前提是只能带到寺庙中才可以吃。”禅师说完便离去了。

夕阳西下，行者背着被塞得满满的水果袋子步履艰难地来见禅师。“你可以吃你自己采摘的这些美味了。”禅师说道。这时候的行者已经饥不择食，一口都能吃下半个苹果。他很快地把两个苹果吃个干净。这时，行者摸着自己的肚子诧异地看着禅师。“你这会儿还饥渴吗？”禅师问道。“我现在肚子胀得什么也吃不了了。”行者说。“那你为什么还千辛万苦地背这么多果子？”禅师看着剩下的水果问。行者一下大悟。

对每个人来说，真正对我们有用的只有那两个苹果，剩余的果子对我们来说只是累赘罢了。有时候，这种无止境的贪欲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累赘，而知足常乐才是一种真智慧，也是一种取舍有度的胸怀和气量。有句波斯谚语广为流传：我烦恼，是因为我没有鞋可穿。可当我在街上碰到一位路人，他没有脚！人要珍惜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许多人事事都不知足，贪欲过强。有的人更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古人曾写过一首《十不足歌》，诙谐有趣，把贪得无厌的小人描写得很形象。诗曰：“逐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出门没马骑。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家人招下十数个，有钱没势被人欺。一铨铨以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低。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想要登基。一日面南坐天下，又想神仙下象棋。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有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鬼来催。不是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上还嫌低。”从这首诗歌中可见，人的贪欲是无止境的，唯有知足常乐才是快乐之本。

古代的“布衣桑饭，可乐终身”是一种知足常乐的至上境界。“宁静致远，淡泊明志”中透着诸葛亮知足常乐中一份淡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尽显陶渊明知足常乐的悠然；沈复所言“老天待我至为厚矣”表达着知足常乐的真情实感。孔子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知足常乐的典范，他对人对事都保持着大度、常乐的人生态度。孔子虽然在周游各国的过程中遭到很多白眼，但他始终以“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不怨天，不忧人”的态度对待；在食住方面也非常乐观知足，一直坚持“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他拥有乐观健康的积极态度，对人生充满知足与热爱。

可见，“知足常乐”是一种处世哲学，人欲求常乐，莫过于知足。在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唯一的，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一定要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充满满足感。“知足常乐”就是要用这份满足感把自己心中的贪欲击败。我们要摆平心态，要珍惜自己的位置和已得到的东西。

反躬自省，则灾祸全无

反省是思想的调整和心灵深处的检讨。反省首先是自我解剖，对自己有一个彻底深刻的认识，在反省中完善自己。而人懂得自省后，在以后的为人处世中更要做到自律。自律是将自省的空洞落到了实处，它是自省的另一个飞跃。

古人的警言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必须学会自省、自律才能进步，前方的路才会不断延伸，广阔。古人的自律、自省教会了我们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

夏禹派儿子夏启去抵抗一个背叛的诸侯有扈氏的入侵，结果夏启被打败。夏启的部下很不服气，要求继续进攻，但是夏启却说：“不必了，我兵比他多，占地比他多，却被他打败，一定是我的德行和带兵方法不如他的缘故。从今天起，我一定要好好自我反省、努力改正。”

从此，夏启每天很早就起床工作，关心百姓生活，吃着粗茶淡饭，任用贤才，尊敬有品德的人。过了一年，有扈氏知道了，不但没有再来侵犯，反而自动投降。一个懂得自省的君王必会受到百姓的拥护，甚至能消弭敌人仇恨之心，化干戈为玉帛。《论语》有云：“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自省也是人们自我学习、自我提高的一种行为方式。

自身的行为端正，就是不发令，手下人也知道该如何做；自身的行为不端正，即使三令五申也无听从的。如果自身行为端正，从政治国又有何难呢？若不是又怎么能去规范别人呢？而李广就做到了严于律己，因此，他所率领的部队才能屡战屡胜，令彪悍的匈奴人都望而生畏。《史记》中的《李将军列传》描写的西汉名将李广，他英勇善战，战功赫赫，使得匈奴单于都很敬佩他。李广为人忠厚，爱兵如子。在行军打仗的艰苦时刻，如果找到了水，他总是要等所有士兵都喝过，最后一个用水；吃饭时，他也总是等将士们吃饱后才最后一个端起饭碗。这种奉献精神，使他深得部下的爱戴。李广屡立战功，深得汉文帝的器重。每当朝廷对他恩赏时，他总是把赏赐的东西分发给部下。李广从军四十余年，家中也没有什么积蓄。司马迁论赞李广将军时引用古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借以高度评价李广的品格，赞美他诚实朴直，事事以身作则的高贵品质。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以身作则是一件说来简单但做起来难之又难的事情。这需要每个人长期努力，不断地严格要求自己才能让自己的行为合乎道德规范，对身边人的行为起到榜样作用。只有以身作则才能服众，才能率领部队打胜仗，这也正是我们应该向李广学习的地方。

然而现实中，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抱怨：“我没错，错不在我”“我的脾气哪有什么不好”“是他先惹我”……所有这些都因我们不敢直击心灵深处进行检讨，因为检讨会使我们沮丧、受伤。其实，直面真实的自己所受到的伤害远远小于耻于自律、自省在今后所带来的痛苦。

因为自省不仅是心灵的一次检讨，也是一次思想的调整，我们都知道，任何调整都需要过程，这是一次痛苦的自我克制、自我磨砺的过程。这就好比给心灵做一次自我解剖手术，用锋利的手术刀解剖自己，给自己来一次彻底、深刻的再认识，并在自律、自省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人格。自律、自省就像竖在我们身边的一面镜子，它能将我们的错误清楚地照出来，让我们去修正，从而避免了走很多弯路。

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

酒色误人的道理人们也都见得多、听得多了。但是酒色当前，要真正做到坐怀不乱也不是那么容易。酒之害，误己、误人、误国。贪杯好酒，因酒伤身，喝个血压高、血脂高，自然是误己；而喝酒昏了头，言行失控也会酿成大错。若君王贪酒贪色，不仅误己，最后还会误国。

商纣王沉湎于酒色，不理朝政，致纲纪崩坏，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最终将国也败了。商纣王曾问姜子牙：“朕有何罪？”姜子牙历数罪状，其中有三大罪是关乎酒的，如“沉湎酒色”“酒池肉林”“酗酒肆乐”。颇有才气的唐玄宗也因贪恋酒色，任由外戚奸臣当道，导致国运衰落。

而晏子洁身自好，与夫人相守终老的故事一直影响着后人。晏子是春秋时期齐国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相。齐景公想把自己心爱的女儿嫁给晏子。一天，景公就到晏子家饮酒。景公看见晏子的夫人说：“这就是你的妻子吗？”

晏子回答说：“是的。”景公说：“真是又老又丑，爱女年轻美貌，把她许配给你如何？”

晏子离开坐席，恭敬地回答：“我的妻子现在是又老又丑，可她年轻漂亮的时候也与我相濡以沫直到老年。她是从漂亮的时候陪同我一直到变丑，她将终身都托付于我。君王想把令女恩赐给我，可我如何能辜负我妻子对我的托付呢？”晏子就这样婉言回绝了齐景公。

还有一次，一个女子想投靠晏子家，说：“我是东门外的平民，希望投身到您家充当姬妾中的一员。”晏子说：“到今天我才晓得自己不贤德啊！古代凡是执掌朝政的人，都让士人、农夫、做工的、做买卖的各居一处，也因为男女有别而互不交往，所以士人没有产生邪恶之念，女子也没有淫秽之事出现。当我管理国家时竟有女子想私奔于我，我一定有好色和不廉正的行为表现了。”于是谢绝了这位女子。

由此可见，晏子是一个不近女色的好典范。反之，贪恋女色必然给自己带来人生恶果。

明朝正德年间，有位名叫赵永贞的读书人，他在少年时曾遇一位异人对他说：“当你二十三岁的时候，必定会考中功名。”可到他二十三岁那年参加乡试，开始的时候，他文章写得极好，主考官本想选中他的文章。不料在后场的考试中，他却频频失误，最后没有考中。赵永贞感到很难过，于是向文昌帝君祈求托梦询问他不中的缘故。文昌帝君就说：“你本可以考中，但因为你近来调戏你家的婢女，引诱邻居的女儿，虽然都没有成真，然而你的起心颠倒，思淫缠绵不断，心地日益转暗，所以你命中原有的功名被消除了。”永贞听了帝君的解说后痛哭流涕，发誓要大做善事并决心改过，于是就刻印戒淫的善书，以警示世人。后来，赵永贞在下次乡试中果然考中解元，并做官做到了藩宪。

有很多人本是有能力之人，可因为贪色犯错，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是很不值得的。

纵观历代帝王、太子、少爷，据统计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五十岁左右，究其寿命短的原因，许多学者都认为是过度的酒色纵欲所致。他们如此嗜酒贪色怎会不耗竭其精液？可见，贪酒色会乐极生悲。因此，我们必须不贪酒色，洁身自好，否则会害人害己，贻害无穷。

识人所恶，避人所讳

也许有人曾受过这样的委屈：“我为人诚实纯朴，对工作又尽职尽责，可为什么总会招来别人无端的猜忌？”在烦恼之际也许正是我们应该反省的时候，因为智者不但善于决疑，更懂如何避嫌。古往今来的一些智士不但恪尽职守，而且更懂谨言慎行以避嫌疑，这样才不辜负民众的倾心重托、亲友的厚望及知遇之恩。

避嫌也能使人修身养性，启人心智。关于避嫌，古人留下了许多富有哲理的故事。

郭子仪是位大功臣，他在朝期间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他是唐王朝的中流砥柱。唐肃宗赏赐汾阳王府让他退休的时候安享晚年，他常常忘情声色以排遣时光。那时，唐德宗时的宰相卢杞并未成名。

有一天，卢杞上门拜访郭子仪，他正和一班歌伎忘情地欣赏玩乐。他一听到卢杞来了，马上命令所有女眷都到屏风后回避，统统不许露面。郭子仪独自和卢杞谈了许久，等他走后才让女眷出来，女眷们便问他：“平日你待客，从不让我们回避，今天为接见一个书生，为何这般慎重？”

郭子仪说：“你们不知，卢杞这个人很有才能，但他心地狭窄，人长得很难看，半边脸是青的。你们女人爱笑，平时莫名其妙的就好笑，假如见了卢杞那副尊容，你们只要有谁笑一笑，他肯定认为是在嘲笑自己，必会记恨在心。日后他若得志，你们和我的儿孙一个都活不成。”

不久，卢杞果然做了宰相。凡是得罪和嘲笑过他的人一律被他杀害抄家。而郭子仪一家不仅免遭祸害，而且即使稍有不合法的事情，卢杞也都要曲予周全，他认为郭令公曾非常器重他，大有感恩之意。

迎宾待客，虽是日常琐事，然则遇上卢杞这样的小人，一句话、一个动作都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祸福往往就在顷刻之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是成就德行、避免祸端的良方，是修身养德的有志之士必须懂得的。北魏尚书袁聿修对自己的德行操守要求非常严谨，懂得避嫌，最终以爱民而名扬后世。

袁聿修是北魏中书令袁翻的儿子，为人清心寡欲，与世无争，以清廉的操守而受人仰慕。袁聿修在历任太子中舍人、博陵太守、尚书等职中一直为官清廉，当时台府郎间不免相互馈赠礼物，但袁聿修担任尚书十年，却从来没有接受礼物。他政绩显著，声名俱佳，方圆百里的百姓都称赞他。

尚书邢邵与袁聿修是老友，常开玩笑把他叫做“清郎”。大宁初年，袁聿修以太常少卿的身份巡察各地，负责考察官吏的功过。在经过兖州时，正任兖州刺史的邢邵派人送他一匹白绸。袁聿修当即退了回去，并写信说：“这一次探望你，你和平时的行为不同，古人从瓜田李下经过还要避嫌，众人的议论是可怕的，要想不让人说三道四，就像堵住决堤的河水一样困难。你的心意我领，但不要让我留下自责。”

邢邵领会了袁聿修的用意，便回信说：“今天送予东西，是我过于轻率而没有多加思考，承蒙你来信教导，我心中已经没有隔阂了。老弟你过去是清郎，现在已经成了清卿了。”

袁聿修曾兼任信州刺史，在他任职期已满将要离开时，当地的百姓都带着酒肉痛哭流涕地挽留他，挤满了街道争着远送。由于当时正值酷暑，为避免百姓过于劳累，袁聿修连连停车答谢百姓的厚意并劝说百姓们回去。回京后，七百多位信州百姓请求为他立碑，并委托中书侍郎记载袁聿修的功德。可见袁聿修是多么受百姓的爱戴。

现实中，避嫌不一定非像古人所倡导的那样刻板、绝对。但是，古人的避嫌意识确实值得称道。清白守正，小心谨慎，总比贸然涉嫌，遭受牵连好。与其逞口舌之快，说出别人的避忌，不如收声敛气，这样才能远离祸害。

勤奋自勉，博学而多才

孔子是我国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后人都尊称他为孔圣人。孔子认为人不是生下来就有学问。有一次，孔子参加鲁国祖庙的祭祖仪式，他不断地向周围人询问。有的人就嘲讽孔子什么礼仪都不懂。孔子听到这些非议并没有生气，他说：“把不懂的事情弄明白，这难道不是我迫切求知礼的表现吗？”

当时，身为卫国大夫的孔圉以虚心好学和为人正直而小有名气。正逢那时社会有个惯例，在最高领导者或有名望的人去世后，便给他封个谥号。根据这个风俗习惯，当孔圉死后，他就被授予“文”这个谥号，后人便都称他为孙文子。

当孔子的学生子贡闻之，便对此有些不服气，他觉得孔圉肯定也有不足之处，然后急忙去问老师：“孔文子有什么过人之处担当‘文’这个称号？”孔子回答：“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孔圉这个人聪敏勤学，不以向不如自己的人求学为耻辱，“文”字不愧成为他的谥号。

古人为求“一字师”的例子也告诉了我们求学中要不耻下问。“一字师”，顾名思义就是由改一个字而得来的老师。把你的诗文改一个字，你就得尊称他为你的老师，从中也能体现出古代学者治学严谨、勤奋好学和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我国古籍中曾记载了不少“一字师”的典故，下面举两个例子。

元代诗人萨天锡有两句诗：“地湿厌闻天竺雨，月明来听景阳钟。”许多人对这两句诗加以称赞，但是一位老人看着这诗却摇摇头。萨天锡急忙向老者求教，老者说：“此诗虽好，只是‘闻’‘听’二字意思重复，‘闻’应改为‘看’。”他说，唐人有“林下老僧来看雨”的名句。萨天锡当下拜这位老者为“一字师”。“闻”改为“看”，不仅避免了句中前后重复，而且“看”比“闻”更直观，因而更能表现当时人物内心所迸发出的“厌”的情绪。

宋代人肖楚才来到溧阳主持事务时，一名叫做张乖崖的官员要宴请他。他看到张乖崖的案子上放着首诗，当他看到“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这两句时，思索后就提笔把“恨”改成了“幸”，然后说：“现在你正功高位显，奸人也不敢作势，天下又已经统一，太平无事，你应该感到大幸才是啊，为何还要独恨太平无事？不在情理！”张乖崖顿时醒悟，拜肖楚才为“一字师”。“恨”变为“幸”，这完全从当时国家的实际出发。古人用语先要炼“意”，然后再炼“字”。正是诸多学者对词语修饰的精湛，并且抱着对文字意境、修饰等高要求的求学态度才铸造了我国古代诗词文化的巅峰时刻。

清代著名的温病学医家叶天士以虚心求教著称，就是在他成名以后也是日日如此。关于他不耻下问、虚心好学的故事颇多。叶天士终身信守“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不管何人，只要自己不懂而别人会的，他都拜之为师。为了真正能学到知识，他曾改名换姓，拜当时的一名姓刘的名医为师；他也曾苦心装扮成穷人模样拜一位老僧学艺，学成后才说出自己的来历。他的老师各个行业和人群都有，有病人，有长辈，有同行，甚至还有和尚。当他得知别人善于治疗某种疾病时，就急忙前去请教，最终学成后才离去。从十二岁到十八岁仅仅六年，他除继家学外，先后亲自登门求教过的名医就有十七人。叶天士的“师门深广”，虚心求教，不得不让人敬佩。

虽然叶天士名声在外，但他从不骄傲自夸。在治病的过程中，他放下姿态求助别的内行医生帮忙，碰上棘手的病例他从不逞强，虚心听取同行的建议。当一个偶然机会，他看到一位章姓医生最终把他的母亲治愈时，他逢人便夸章医生的医术比他更高明。

由此可见，保持不耻下问和谦逊的态度是事业成功的基础。不耻下问，虚心求问，勤于求问，还要善于求问。在当今这个知识至上的时代，只有勤学、勤问，才能不断积累和更新知识，完成自己规划好的人生目标。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另本作：“高言危行，所以修身。”意思是说，身处乱世，言论一定要高尚，行为一定要谨慎，亦通。

能屈能伸是为人处世的一条重要原则，屈可以转化为伸，伸又可以转化为屈，所以，在官场中要学会能屈能伸，有时候还要学会丢掉面子，先给人家做孙子，只有能给那些强大的对手当“孙子”的人，才能在以后当“爷”。

李宗吾认为汉高祖刘邦是古今厚黑第一人，深得“能屈能伸，先当孙子后当爷”的要领，他说：“刘邦天资既高，学历又深，把流俗所传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一一打破，又把仁义廉耻，扫除净尽，所以能够平荡群雄，统一海内，一直经过了四百多年，他那厚黑的余气，方才消失，汉家的系统方才断绝了。”刘邦是历代官场上最懂得屈伸之道的帝王。“装孙子”就是屈的表现，刘邦是一个十分会“装孙子”的人，但这并不影响他最后“当爷”，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而项羽虽然英雄盖世，但他处处逞强，宁折不弯，不会“装孙子”，在这场争夺帝位的战争中败下阵来，最后不得不自刎乌江。

秦朝末年，人民不堪忍受秦朝的残暴统治，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一时间各路英雄纷纷响应。这个时候，刘邦趁机在沛县起兵，夺取了沛县，自称沛公，成为秦末起义群雄中一支农民军的领袖。

经过数年的征战，刘邦的军队成为秦末起义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为了推翻秦王朝，当时义军盟主与各路起义军首领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

在各路义军中，刘邦率先领兵进入关中，想在关中称王，不想离开关中。有个儒生看出了刘邦的心思，偷偷对刘邦说：“关中土地肥沃，地势险峻，位置适中，是成就帝王之业的风水宝地。将军只要派军队守住函谷关，不让其他义军进入，自可高枕无忧了。”

刘邦听他说得有理，马上调派军队，严守函谷关，不让其他军队入关。

刘邦刚刚调兵遣将完毕，项羽统率的诸侯联军就打到了函谷关。项羽早已经知道刘邦已先于自己入关，本来就不高兴，现在一看，刘邦居然将关门紧闭，不让自己进去，不由得勃然大怒，于是他命手下的大将英布夺取函谷关。英布骁勇善战，不一会儿就攻占了函谷关。随后项羽率领大军进入函谷关，并与将士们约定第二天天亮后攻打刘邦。

当时，项羽的兵马有四十万，驻扎在鸿门；刘邦的兵马仅有十万，驻扎在灞上。双方兵力悬殊，且相隔只有四十里地，刘邦的处境十分危险。

这个时候，项羽的叔父项伯与张良有旧，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良，并建议刘邦赶快到项羽的大营中赔礼道歉。当刘邦知道项羽要攻打他的时候，急得直跺脚，一个劲儿地说：“这可怎么办？”

张良献计道：“项羽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要平息他的怒火，让他不杀你，你就要向他道歉，并装作很服从他的样子。”

刘邦想了一下，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先“当孙子”了。

第二天清早，刘邦就带着一百多个随从到鸿门拜见项羽。刘邦一见项羽，满脸堆着谄媚的笑容说：“我跟将军同心协力攻打秦国，将军在河北，我在河南，没想到我先进入了关中。我之所以关闭城门，是为了防备强盗，哪儿知道有人因此挑拨我和您的关系。”项羽见刘邦低声下气地跟他说话，满肚子的气也就消了一大半，又见刘邦送上一对玉璧，气也就都消了。就这样，刘邦通过“装孙子”逃过了一劫。

公元前206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接着分封天下诸侯。此时他对刘邦还有戒备之心，虽封刘邦为汉王，但没有把关中封给他，而是将巴蜀分给他作为封地。

刘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率先进了咸阳，结果不但没有分到好一点的地方，还被贬谪到巴蜀去，鼻子都气歪了。因为巴蜀山高水远，道路艰险，交通不便，当年秦朝政府把那里作为放逐罪犯的地方。项羽封他到那里称王，等于将他变相流放。

刘邦虽然很不高兴，但他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大丈夫做事要审时度势，能伸能屈。现在项羽势力大，而自己势力小，只能暂时顺从他，先去汉中，以巴蜀为立足之地，安抚百姓，养精蓄锐，广招天下豪杰，以求东山再起。

为了进一步麻痹项羽，刘邦带着人马进入汉中后，就命人烧掉了栈道。

听到刘邦烧掉了栈道，项羽很高兴。然而，项羽不知道“火烧栈道”只不过是刘邦耍了一次手段而已，他这是向项羽示弱，意在麻痹项羽。刘邦进入汉中后，励精图治，积蓄力量，等到实力已能与项羽抗衡之时，突然杀出汉中，把项羽打了个措手不及，并最终在楚汉之争中笑到了最后。

纵观刘邦的一生可以看出，他遇强则“屈”，看上去是一个软柿子，随人捏来捏去，一旦他具备了实力，马上就转“屈”为“伸”，杀对方一个措手不及，手段之高明令人不得不叹服。

简以养廉，可避遭人妒

另本作：“恭敬廉约，所以自保。”

真正拥有大智慧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虚怀若谷、清雅脱俗的。只有这样，才能奠定坚实的道德根基，获得传世美名。《宋史·范纯仁传》中说：“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吴隐之，字处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清官。两晋之际，北方战乱，他的祖先随大批流民南下，寄居江南丹阳郡。吴氏家族社会地位不高，即便不是庶族，最多也只是下层士族。在“举贤不出世族”、门阀子弟可以凭藉世荫“平流进取”的东晋时期，像吴隐之这样的人很难当上政务少、职位高、俸禄多的“清显之官”。但一个偶然的机遇，却使吴隐之步入了清显之官的仕途。

吴家本不富裕，在吴隐之十来岁时，父亲又离开了人世，因此家道更为艰难。一家人常以豆类和咸菜度日，不时面临断炊的困境。贫苦的生活锻炼了吴隐之的品德。他从小就孝顺寡母，敬重兄长，操行端正，从不贪图非分之物。母亲死后，他悲哀至极，号哭之声竟使过路人也随之流泪。他的邻居丹阳尹韩伯很器重吴隐之的为人，举荐吴隐之进入仕途，任辅国功曹、转参征虏军事等职。吴隐之勤奋好学，博涉文史，兼以仪表堂堂，善于言谈，因此，很早就已获得“儒雅”之士的名声。在丹阳尹韩伯任吏部尚书时，他拜清朝的奉朝请、尚书郎。

吴隐之为官清廉，生活俭朴，妻子自己劈柴做饭，朝廷的赏赐和俸禄也被他部分发给亲戚族人。冬天没有被子，有一回洗衣服，因为没有多余的棉衣，他只得披着棉絮，生活俭朴和普通贫民没有什么两样。在他被卫将军、尚书令谢石请为主箔期间，有一次女儿出嫁，谢石知道吴家素来贫困，就派自家的下人去吴家帮忙操办婚事。这些人来到吴家，并没有看到官宦人家喜庆之日的热闹情景，除了他家婢女牵着狗去市场上出售换些钱来操办婚事之外，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

不久，吴隐之又任龙骏将军、广州刺史，为平越中郎将。他南下赴任时，来到距广州二十里有个叫石门的地方。石门有口泉水，人称“贪泉”，据说凡是喝过贪水的人，都要丧失廉洁之性，变得贪得无厌。因此，经过这口泉水的人，为了标榜清白，宁可忍着口沥，也不会喝上一口。吴隐之却不信这种邪说，他走到泉边，一面酌泉而饮，一面赋诗言志：“古人云此水，一敌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变心。”

诗的意思是说：古人传说喝了这泉水，就会贪图钱财，假如像伯夷、叔齐这样的君子喝了这“贪泉”之水，始终不会变心。

在广州任职期间，吴隐之越发注意自己的操行。平时吃饭不沾一点酒肉，仅以蔬菜和鱼佐餐。家人的衣着仍是往日的衣衫。府内，凡前任刺史留下的帐器服等豪华之物也一概撤除，堆放到外面的仓库里。

有人以为吴隐之爱吃鱼肉，就献上剔除了骨头的鱼肉，想借此讨好于他。吴隐之察觉了其中的意图，就给予处罚，辞退了献鱼的人。一次，吴隐之与妻子刘氏在湖边亭子里观览风光，刘氏乘兴送给丈夫一斤香料，吴隐之嫌太奢侈，随手便把它丢入湖水之中。当时，人们纷纷说长道短，说他矫揉造作，博取虚名，他并不为流言所动，仍旧坚持自己的操行。长官恪守情操，廉洁俭朴，不图身外之物，从属官吏们自己也不敢过分搜刮，刻薄百姓。素以贪赃渎职闻名的岭南吏治，居然一时有所改观。

吴隐之任广州刺史两年多，乘船返回建康时，与南来赴任一样，依然是两袖清风，与以往刺史任满返归时那种整车整舱满载着珠宝珍异、金银财物的情形正好两样。他刚到建康时，一家人挤在极其简陋的六间小茅屋里，遇到家中有事，妻子和儿女连个避客的地方也没有。大将刘裕赠送给他坐车耕牛，并要为他起造新居，他坚决烧掉了。后来他又做了管理财物的尚书和太常官，竹篷为屏风，坐处不铺毯席。以后迁任中领军时，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操守未变，儿女们也没有因为他的权力扩大而沾上好处。自古清廉之人，往往在当时不会受到多大的赞誉之声。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人的美名却被后世不断地传诵。

良禽择木，处世要慎重

明智的人懂得“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仕”的道理，知道选择对自己发展有所帮助的人，或在人格、能力上值得自己学习的领导，并与之共同奋斗，开创基业。人不可能一步到位，学会观察、选择领导是在为以后自己当领导积累经验。高明的谋臣要善于看清形势，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领导，才能建功立业，成就大事。

徐庶是东汉末年的军事家，他年轻的时候爱好击剑，好行侠仗义，才华过人，后来因为中原战乱，于是移居到了荆州，与诸葛亮、司马徽、庞统等是好朋友。

徐庶客居荆州时，当时的荆州牧刘表听人说徐庶很有才华，多次重金礼聘徐庶出来辅佐自己。但徐庶认为刘表虽然是汉王朝的后代，而且也有礼贤下士的威名，但他为人性多疑忌，好坐谈，立意自守而无四方之志，骨子里优柔寡断，知善不能举，知恶不能去，只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因此每次徐庶都拒绝出仕。

汉献帝建安六年九月，曹操亲率大军向占据汝南郡的刘备发动进攻。刘备自知不敌，于是投奔荆州刘表。刘表表面上亲至郊外迎接，待以上宾之礼，实际上对刘备心怀疑惧，便让他屯兵新野抵挡曹操。

这个时候，经过详细的观察，徐庶发现刘备胸怀大志，才略过人，知人善用，于是就前往新野拜见刘备。刘备早就听说徐庶很有才华，他前来投靠让刘备非常高兴，当即把他留在营中并任命为军师，让他参与整顿军事，训练士卒。

建安九年，刘备的实力有所壮大，于是趁曹操出兵河北攻邺城的机会骚扰留守的曹军。结果因为紧要关头刘表拒绝派兵援助，刘备兵弱将少难挡曹军。在这危急关头，刘备采用了军师徐庶的放火烧寨，佯装退兵，然后派关羽、张飞、赵云等领兵伏击曹军追兵的计策。夏侯惇傲慢轻敌，和属将于禁率轻骑追击刘备。结果刘备埋伏的军队将曹军团团围困，使曹军伤亡惨重。刘备反败为胜，徐庶初显才华。

徐庶卓越的军事才能让刘备大喜过望。长坂之战时，徐庶的母亲被曹军抓获，迫于无奈，徐庶北投曹操，但是终生不为曹操献一计一策，因而就有了“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的歇后语。

徐庶深知“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仕”的道理，因此他选择了宽厚仁爱、有英雄之志的刘备。虽然后来被迫北投曹操，但也没有忘记刘备这个明主。有这样一句话：“不只君要择臣，而且臣要择君。”就是说聪明的人要选择明主而仕。

历史上每个有才能、知道上进的人，都希望自己有一番作为。然而，做对事情还必须要看透身边的人，如果看不透身边的人，即使做成功了，也有着一定的危险。相反，如果身边的人都是宽厚和善之人，那么自己自然会收益良多。

古时有个叫陈器的人，与一个叫纪伯的人做邻居。有一天夜里，纪伯偷偷地把陈器家的篱笆拔起来，往后挪了挪。这事被陈器发现后，心想，你不就是想扩大点地盘吗？我满足你。他等纪伯走后，又把篱笆往后挪了一丈。天亮后，纪伯发现自家的地又宽出许多，知道陈器在让他，他心中很惭愧，主动找上陈家，把多侵占的统统还给了陈家。

懂得包容别人，给别人机会改正错误的人，在被别人肯定的同时，也会受到别人的赞赏。和这种懂得包容和宽厚的人做朋友，长此以往，自己也会受到影响，变得越来越宽厚和善。

人生在世，总要和别人结交。没有一个人可以独自成功，无论是社会的精英分子，还是下层的劳动者。社会关系是大众都需要的，而身边的朋友、同事也都有着各种脾气、个性。无论是选择领导还是选择朋友，都一定要慎重，要懂得和优点多一些的人相处，并学习他们身上为人处世的精神。

忠恕待人，可息怒附众

宋代有个叫韩琦的人，他器量过人，生性淳朴厚道，从不计较一些琐碎的小事。他的功劳天下无人能比，官位升到臣子的顶端，也不见他沾沾自喜；不被重用时，就回家享受天伦之乐。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做到泰然处之，不被别的事物牵着走。

韩琦在定武统帅部队时，经常在夜间伏案办公，这个时候，通常是有一名侍卫拿着蜡烛为他照明。有一次，那个侍卫不小心一走神，蜡烛烧了韩琦鬓角的头发，但是，韩琦没说什么，只是急忙用袖子蹭了蹭，又低头办公。

过了一会儿韩琦停下歇息时，发现拿蜡烛的侍卫换人了。韩琦怕原来那个持着蜡烛的侍卫受到责罚，就赶快把侍卫长官召来，告诉他说：“不要替换刚才那个侍卫，因为他已经懂得怎样拿蜡烛了。”后来，军中的将士们知道此事，无不感动佩服。因为侍卫拿蜡烛照明时没有全神贯注，把统帅的头发烧了，本身就是失职，但是韩琦一句责备也没有，不但忍着疼没吭声，还怕侍卫受到鞭打责罚，极力替其开脱。他这种容忍比批评和责罚更能让士兵改正缺点、尽职尽责，而且韩琦有如此的容人度量，士兵们谁不愿意为这样平易近人的统帅卖命呢？

韩琦在镇守大名府时，有人献给他两只出土的玉杯，这两只玉杯里外都毫无瑕疵，是稀世珍宝。韩琦非常珍爱这两只玉杯，以至每次大宴宾客时总要专设一桌，在桌子上铺上锦缎，将那两只玉杯放在上面使用。

有一次在劝酒时，有一个官吏不小心把玉杯碰到地上摔个粉碎。在座的官员都惊呆了，碰坏玉杯的官吏也吓坏了，他连忙趴在地上请求韩琦治自己的罪。可韩琦却笑着对宾客说：“大凡宝物，是成是毁，都有一定的时数，该好的时候就好，该坏时谁也保不住。”说完又转过脸对趴在地上的官吏说：“你只是失手罢了，又不是故意的，我要治你什么罪呢？”因为玉杯已经打碎，无论怎样也不能复原，即使把那个打碎玉杯的官吏责骂、痛打一顿也只是徒劳的，那样不但会使众位宾客十分尴尬，也会使那个官吏心生芥蒂，好端端的一场聚会便会不欢而散。韩琦说出的一番话，博得了众人的赞叹，而肇事者对他更是感激不已。

韩琦说：“天下之事，没有完全尽如人意的，一定要用平和的心态去对待。不这样，连一天也过不下去。即使是和小人在一起时，也要以诚相待。只不过知道他是小人，就同他少来往罢了。”

郭子仪为扫平安史之乱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为恢复唐室的功臣。做上皇帝的唐代宗非常器重他，将自己的女儿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儿子郭暧为妻。两个人因为脾气不合，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吵架。

有一天，小两口又因为一点小事情吵了起来。郭暧看见妻子总是摆着一副公主的臭架子，根本不把自己这个做丈夫的放在眼里，他气愤地对公主说：“你有什么好的，就只是有个公主的头衔罢了。你又娇气又蛮横，不过是仗着你爹是皇帝罢了。我告诉你，你家的天下是我父亲打下来的。我父亲要是想做皇帝早就做了，是因为他没有把做皇帝当成一回事，要不然今天我就是皇子。”

在皇帝唯我独尊的封建社会，郭暧说出这样的话无疑是大逆不道的，这样的话可以让其被满门抄斩。升平公主听到了这样的话，当然非常气愤，她觉得这下子可找到了整治郭暧的把柄。所以，她立刻跑回宫里，将郭暧的一番话说给唐代宗听。她本以为父亲听完了自己的这番话后，就会将郭暧治一个“图谋造反”的罪。

然而，唐代宗在听完公主的话后，不但没有说要治郭暧的罪，而且他还批评公主说：“你一定是惹得郭暧非常生气，所以他才讲出这样的话。而且他讲的就是实情，我们家的江山之所以现在还属于我们，完全是因为郭暧的父亲郭子仪。要不是你这个公公奋勇杀敌，打败了安禄山，我们父女哪里还会在这里聊天呢？”然后他又劝慰公主，让她回去给郭暧道歉，做一个贤惠善良的妻子，这样才不会给他这个当皇帝的父亲丢面子。在唐代宗耐心的开导下，公主终于消气回家去了。

但是，这件事情很快就被郭子仪知道了。郭子仪在听完事情发生的始末后，就急忙将郭暧绑了起来，带着他去见唐代宗，并要求皇上严厉惩治自己的儿子。

这个时候，唐代宗笑眯眯地给郭暧松绑，并且将这两父子带到了自己的寝室。他和郭子仪说：“郭暧和公主吵架，一时生气才说了那样的话。这是小两口在吵架的时候说的气话。这样的话怎么好当真呢。再说，一定是因为公主太过任性，才气得郭暧说出了这样的话，主要的过错应该在公主身上。咱们作为亲家，不应该把小两口吵架时说的话当真啊。所以，我们就应该变成聋子、傻子，听见就当做没有听见，知道就当做不知道。”

唐代宗的一番话让郭子仪松了一口气，而且也让郭子仪明白了皇上的良苦用心，他把郭暧带回去重重地责打了几十大板，从此以后对皇帝更加忠心耿耿。

宽恕待人，终会得到别人的认同，获得别人的肯定。而这样做，也才能使人才归属自己，壮大力量，使自己的事业兴盛。

人尽其用，量才器使

人人都想成就一番功业，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制约人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例如能力的大小、环境的优劣、关系网的疏密等。在能力和环境一定的条件下，机会往往是决定人成败的关键，而机会又往往是由人带来的，所以在一定情形下，认识什么人，与什么人交往就成了决定人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在这个时候，那些有贵人相助，关系网密而深的人获得成功的机会当然就更多一些。

汉朝邓禹就是一个慧眼识贵人的有“识”之士。邓禹早年游学京师时就看出同在京师游学的刘秀是个不凡之人，于是他主动与刘秀交往，两人志同道合，话语投机，关系很快就密切起来。

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农民起义军将刘玄立为皇帝，扯出汉朝旗号发展义军。起义军领袖听说邓禹才华出众，就多次把他推荐给刘玄。而邓禹敏锐地观察出刘玄政权内部的矛盾很多，知道刘玄难成大事，于是每次他都婉言谢绝。一年冬天，刘玄派刘秀以大司马的名义去河北安抚郡县。邓禹听到消息后，就立即去追赶他，一直追到邺城才追上。两人当晚同床而卧，彻夜畅谈，纵论天下大势，彼此更是惺惺相惜。邓禹看出刘秀绝非人下之才，将来必定显贵无比，于是他为刘秀分析当时的形势，向刘秀建议自立政权，号令群雄，他说：“目前刘玄虽然已经定都关西，好像已成大势，但此时关东还未安宁。赤眉、青犊等各路起义军成千上万，各自为战，划分地盘，还经常互相攻伐。称帝的刘玄又是个庸碌无为之辈，自己没有什么主见。在这种天下大乱、分崩离析的情况下，你即便为刘玄立下汗马功劳，也难以与当初高祖那样的事业相媲美，如果你自立政权，号召天下，我相信以你的才能一定可以平定乱世，立万世功业。”

邓禹对政治、军事的一番分析和推心置腹的建议，坚定了刘秀创立帝王大业的决心。第二天，刘秀便宣布自立，并任命邓禹为将军，开始了他建立霸业的征程。后来，刘秀受到王朗的攻击，因感觉自己势单力薄，大业难成，不禁有些灰心丧气，于是在与邓禹的交谈中流露出了几分畏难情绪。邓禹对刘秀却是一向信心坚定，他安慰刘秀说：“现在天下混乱不堪，百姓流离失所，整天惶恐不安，人心思治，天下人盼望有道明君的心情就像儿子盼望母亲一样。而且，自古以来能够成就帝王之业的都是道德品行高出众人的有才之士，而不是那些一时得势的人。所以，暂时的势力大小并不能决定成败。”听了邓禹的分析，刘秀又重新振作起来。在邓禹等人的扶持之下，刘秀终于复兴汉室，建立了东汉王朝。而邓禹也拜相封侯，功成名就。

邓禹以他的“慧眼”识得刘秀，与他交往联系，成为密友，而后又尽心辅佐，助他打下江山，终于封侯拜相，成就了自己的一番功业。所以说，识得贵人，跟对了人，对人的一生影响重大，而一旦遇到生命中的贵人，功成名就则指日可待。

自古至今，无论是名传千古的帝王将相，还是功成名就的学者、政治家，大多是不耻下问、善于纳谏的明智之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善于借用别人的智慧。“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个人的智慧毕竟是有限的，无论这个人多么聪明，也会有考虑不周的时候。所以，要善于借用别人的智慧，以此来实现自己的宏图大业。

宋仁宗赵祯在历史上被评为明君，他的英明正是来自于他善于纳言，并善用智慧之才。赵祯即位时，朝廷的弊病陋习已经很严重，对国家的长治久安造成了很大威胁。同时，朝廷中的朋党之争盛行，为此，国家栋梁之才范仲淹也被牵连，遭到贬黜。许多贤臣为他打抱不平，当时的参知政事李若谷对宋仁宗说：“近来很多人专门用朋党的大帽子来诬陷良臣。君子和小人向来是物以类聚，可皇上现在不论君子、小人一概视做朋党，进行打压，恐怕以后忠良的大臣都会被诬陷贬黜。”宋仁宗接受了李若谷的建议，重新重用范仲淹。同时，宋仁宗还提拔欧阳修、韩琦和富弼等人。

有一次，宋仁宗召见范仲淹等人，赐给他们座位、纸、笔，要求他们当场写出奏折。范仲淹等人上奏十条建议，其中有：限制借关系升官的途径，完善官员考核制度，重视农业生产、减轻徭役，统一法令，改革科举制度，精选人才，整顿军备等。宋仁宗当即全部采纳。后来范仲淹和富弼又指出：“近来朝廷在地方治理和用人方面有所欠缺，地方混乱，长此以往可能造成农民起义。”于是范仲淹提出了一系列选择地方官吏、考核政绩、振兴地方的办法。宋仁宗也予以采纳。

后来，欧阳修、张方平、王拱辰等人又针对当时宋朝教育制度的弊端提出朝廷应该在各地区兴办学校，让学生在当地上学，然后依靠乡里父老的推荐，再由州县官员考察他们的一贯表现，名副其实的再推荐到朝廷。这样，学生就会再次注重修养和学业，而不是把精力全部放在声律章句上了。宋仁宗觉得建议可行，于是马上下旨，命令各州县兴办学校，从本地行政官员中选拔先生任教。如果从官员中选拔不够，便从当地选拔学识渊博而品德修养高尚的人任教，朝廷授予官职。此令一下，各地学风大盛，为培养优秀官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而聪明的领导往往懂得人尽其才，将天下有识之士都召集到自己的身边，让他们有用武之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为自己的领导事业添砖加瓦，从而达到了天下太平、国家中兴的目的。

明察秋毫，瘅恶斥谗

晏子是齐国人，他不仅德行出众，而且智慧过人，但从不追名逐利，也不攀求贵族强权。当时齐景公当政，晏子受到重用，被派往东阿这个地方进行治理工作。

没想到，在治理东阿的三年中，晏子的名声败坏到国人皆知的地步。消息传到了齐景公的耳朵里，他非常不高兴，派人将晏子从东阿招了回来。然后责问晏子说：“我以为，凭先生这样的才能去治理东阿，应该是绰绰有余的。所以，才相信你，派你去了那里，也觉得你一定能将那个地方治理好。没想到的是，你去了那里三年，不但治理工作没有什么进展，还让百姓这样评价你。我要重重责罚你。”

晏子看到齐景公生气，也没有再说什么。齐景公罢免了晏子的官，不让他再去治理东阿。晏子看到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于是对齐景公说：“大王，我知道自己错了，我想请求大王将我再派到东阿去，三年以后，如果我不能治理好的话，自愿受重罚。”

齐景公答应了晏子的请求，也让人不断地观察晏子的行为做法。

不久以后，晏子的名声就有了改善。齐景公很高兴，派去监督晏子的人回来报告齐景公说，晏子和达官贵族相处和睦，东阿一切稳定。三年以后，晏子再拜见齐景公的时候，东阿再也没有批评晏子的人，都说他将东阿治理得非常好。

齐景公很高兴地对晏子说：“先生将东阿治理得那样好，我真应该感谢先生啊。我要重重地奖赏先生，请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呢？”

晏子摇头，婉言谢绝了齐景公的好意。他对齐景公说：“大王，我没有办法接受奖赏。虽然东阿非常太平，我的名声也很好，但是，我却十分担心。”

齐景公好奇地问晏子：“先生这样说是为什么呢？”

晏子说：“这个情况我说了，您也许不会相信，不过只要您找一个可靠的人，仔细调查一下，就可以发现中间的问题。”

齐景公听完晏子的话，沉思良久，选了一个身边信任的人，暗中开始调查这件事情。谁知不查则已，一查就查出了问题。

第一个三年，晏子来到东阿开辟交通，修筑道路，管理地方行政，防遏盗贼，故使淫邪放逸之人厌恶；尚勤尚俭，奖励勤俭孝悌，处罚偷盗懒惰，于是使懒惰成性之人厌恶；判决讼案，不避贵族强权，故使强权贵族厌恶；左右之人及近侍者有所请求，合法就答应，违法就拒绝，故使左右近侍不悦；事奉贵人时谨守礼节，不越礼犯分，因此也使贵人不悦。

这些人都对晏子不满，于是散布谣言，毁坏晏子的名声。而齐景公左右一些近臣也有帮着这些人毁坏晏子名声的嫌疑。所以，晏子最终弄得“恶名昭彰”。

第二个三年，晏子改变策略，不修道路，延缓建设；不奖励勤俭孝悌，也不处罚偷盗奸邪；判决讼案，尊重权贵意见。因此，淫邪、懒惰、贵强等人喜悦了；自己身边左右近侍有所请求，一律答应，前来贿赂也不拒绝。加重赋税却少纳仓库，媚事君王左右，阿谀权贵。如此，左右与贵人们也欢喜了。因此，晏子的善名美誉便传于内外。

知道真相的齐景公大惊，原来第一个三年，晏子是真正去治理东阿，但是却没有得到好名声，还差点受到自己的惩罚。然而，第二个三年，他纯粹是去祸害百姓，违背自己的本意，却相反得到了好名声。这样一正一反，一反一正却得到了正好相反的结果。

齐景公查明真相，郑重地对晏子说：“先生要再去治理东阿这个地方，以后再有关于先生不好的传闻，寡人一定会调查清楚，不会妄下判断。希望先生可以将东阿治理好。”

等晏子将东阿治理成功后，齐景公就将他调到身边，辅佐自己。不久以后，齐国的国力就强盛起来。

对一个领导人来说，懂得是非，辨别谗言，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功。有些祸害本可以避免，却因为谗言变得雪上加霜。许多国家灭亡就是因为谗言。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祸国，这并不是夸张的说法。而那些历史上的明君，多是能够将谗言和直谏分清楚的人。做到如此，才能使国家兴盛，百姓安居乐业。

深谋远虑，三思而后行

古人云：“三思而后行。”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要注重思考，要在思考的基础上去制订计划，这样你才能正确地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获得最后的胜利。

三国时期，曹操把天子从洛阳接到了自己的根据地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优势。此后，曹操借着天子的大旗，四处征讨那些反对他的力量，将中国北方都归到了他的统治之下。

汉献帝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被汉献帝晋封为魏王，打破了刘邦定下的“非刘姓子弟不得封王”的规矩，曹操在朝廷上已经是大权独揽，成为汉王朝实际的统治者。

后来，曹操在政治上的待遇更是登峰造极，他被恩准使用天子的仪仗，除了天子的名分，他已经和皇帝别无二致。因此，吴主孙权派出校尉梁寓向曹操进贡礼物，还写了一封《劝进表》，劝曹操称帝，并且表示自己愿意向曹操称臣。

曹操读完来信之后，心里明白孙权不会对自己这么顺从，而是别有用心。于是他笑着对左右的人说：“孙权是想把我放在火炉上烤啊！”侍中陈群等人说：“大汉的天下已经是名存实亡了。魏王为天下万民谋福，功高德重，人心所向。魏王应该登基称帝，不要再犹豫了。”

曹操说：“如果天命真的眷顾我，那么我就做周文王好了。”

曹操为什么不称帝呢？李宗吾认为，曹操之所以至死都没有称帝，不是因为他不想，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能这样做。曹操对称帝的利和弊是很了解的。曹操很清楚，一旦他要称帝，那么刘备和孙权必然会联合起来，以“篡汉”的罪名来讨伐他，使他成为众矢之的，到时候他不仅要背上这样一个骂名，还要面对朝廷内外的重重打压，这对已经掌握了汉朝实际政权的曹操来说是不利的。因此他放弃了这样一个名分，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儿子曹丕。

事情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更是瞬息万变，稍纵即逝。厚黑者要学会审时度势，三思而行，才能够确保自己不会因为一时的错误而导致满盘的失利。

在官渡之战中，袁绍就是因为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没有经过仔细的考虑和计划就贸然出兵攻打曹操，最终落得一败涂地。

汉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绍召集了众谋士，准备发起一场剿灭曹操的战争。然而，袁绍的谋士田丰和沮授表示反对。田丰对袁绍说：“如今天下分崩离析，百姓生活艰难，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这个时候正应该是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安定人民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发动这样一场战争呢？何况，现在天子在曹操那里，如果我们贸然进攻，在道义上会遭到天下的谴责，这对我们是极为不利的。我们可以派出一小部军队，从各个方向出发，对曹操进行骚扰，让曹操疲于奔命，不堪重负，这样不出三年，我们就可以消灭曹操了。现在您集结了所有的部队，一拥而上，万一失败了，该如何是好呢？请主公三思。”

袁绍不听，认为田丰是在诅咒自己失败，因此下令将田丰关进了监牢。

后来果然不出田丰所料，袁绍在官渡之战中听信了郭图等人的言论，结果大败，不仅输掉了这场战争，而且从此一蹶不振，失去了和曹操争雄天下的机会。

俗语说：“一子错，满盘皆落索。”袁绍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没有在这场对决开始之前，认真地根据天下的形势分析自己和对方当前的状况，更没有仔细地权衡倾巢而出和分兵骚扰的利弊，结果导致了自己最终的失败。相反，他的夙敌曹操在谋士的帮助下，深谋远虑，用自己的计谋和智慧，深入地对双方的力量进行了对比，因而最终获得了胜利。

厚黑学认为，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在于对环境、对手以及自身的分析和了解，从而把握整个局势，选择最有利于自己成功的方式和道路。

一个成功者，可以缺乏任何一项能力，但唯独不可缺少思考的能力。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人必然不会得到成功的垂青。可见，对利弊的权衡能力和对事物的思考和判断能力，对一个成功者而言是多么重要。

通机达变，直在曲中求

冯道是中国古代值得称奇的人物，在中国正史中，他是一个不怎么出名但又必须提到的人物。在五代那个混乱的时期，每一个朝代变动都要请他去辅政。人们给予他的绰号是“不倒翁”——他是一个身事十主、弃旧图新的人臣。一千多年来，诸多史书都对他这样评价。

在历经五代这八十年政权大乱中，冯道至死不渝地守卫着国家，免去国家在更朝换代中所带来的元气大伤。在五代乱世中为何他都能一直紧紧地攥住属于自己的那份政权？因为他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并能及时辨明政治风向。他对政治立场和效忠对象也都可以随时势而变。后唐明宗死后，愍帝即位，冯道还是担任宰相一职。这时潞王李从珂反于凤翔，愍帝急忙向卫州奔去。冯道看到愍帝的大势已去，将其看成路人一般不理，冯道亲自率领文武百官迎接自己的新主潞王李从珂，随后又拥护李从珂为后唐末帝，冯道则继续担任宰相一职，朝中官员在他的带领下迅速各就其职。而正逢末帝即位时期，愍帝三日后在卫州被杀。在以后的每次政治风云波动中，冯道都给自己的船把好舵，及时地把自己在前一朝累积的政权地位和名望转换为对后一朝的“忠肝义胆”，尽管它又在下一次的江山易代时一去不复返。

俗话说，“武死战、文死谏”，对作为文官的冯道来说，在官场上的他既要博取为官的好名声，还要敢于直言进谏。虽然说真话有着很高的风险，但其所附带的利益也更大些，关键在于怎么说。面对那些尚武的“马上天子”，冯道不但对天子的脾气、性格了如指掌，而且分析清楚每件事情的得利要害，总是三思而后行，先谋而后动，从而取得了很好的直言劝谏的效果。

后梁时期，冯道的主子成了晋王李存勖。晋王亲自率领大部队攻打梁朝，与梁军针锋相对，隔黄河对峙。有一次，晋王帐下的一名叫郭崇韬的大将惹恼了晋王，晋王便意气用事地说：“让三军另选统帅吧，我让贤回太原！”随即命令冯道马上拟诏。冯道端着手中的笔就是不动。尽管晋王一再催促，冯道仍语重心长地对晋王说：“拟诏虽然是我分内的工作，君叫臣做，臣不敢不做。但是，大王现在已经战功显赫，目前正逢平定南方敌寇之时，崇韬所说都在情理，您不听他说也就罢了，何必还大动干戈呢？要是敌人看到我们君臣如此，以为我们君臣不和，对我军非常不利。”李存勖听完冯道一席话茅塞顿开。一会儿，郭崇韬也来向李存勖谢罪。一场内部矛盾就这样被冯道的巧言和直谏给化解了。冯道的名望也就更高了。试想如果当时冯道劝谏时要不是避实就虚，以情理动人，并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而是像别人那样按照老套数道德说教，甩大帽子压人，其结果只能是火上浇油，弄不好还自身难保。

再比如后唐天成、长兴年间，粮食连年丰收，百姓安居，中原比较安定。这时，冯道却进谏明宗说：“我跟随先帝时曾出使中山，由于途经井陉天险时，生怕马有什么闪失，谨慎地握着缰绳，但是当马到了平地的时候却没有了戒心，结果却从马上跌下。在危险的地方因谨慎小心而获得安全，但是当处于太平的环境却因失去戒心而萌生祸端。”他向明宗推荐聂夷中的《伤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明宗看后顿悟，叫人将诗句抄下常常朗诵。冯道正是以这种灵活的方式奉劝皇帝不要沉迷于眼下太平无事，而是应以百姓生计为先，居安思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也就被冯道以如此巧妙的例证描述表现得淋漓尽致。

正像冯道那首《偶作》中的“狼虎丛中也立身”，意思就是在狼虎丛中，也可以站得住，不害怕被吃掉。冯道能够在五代更替的大风大浪中站得住脚，正是运用好了这个“变”字。

谨言慎行，规避人生是非

生活中很多人总喜欢表达自己的观点，申明自己的主张，可有时候，自己的观点未必正确，主张未必合理。所以，很多时候，急于表达未必比沉默倾听更有用，尤其是当你想要提出问题或与别人有分歧时，开口之前就更要深思。有些问题根本不值得提出来，那就不必大动干戈地把小分歧变成大冲突。因为花费时间和精力纠缠于小分歧是不明智的。此外，当自己或他人的情绪正在火头上的时候最好对分歧闭口不谈。适当的沉默，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是有益的，要想进行有效的沟通，必须懂得适当运用这最有价值的沟通工具——沉默。

生活中很多人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随时准备攻击别人。所以，做人要谨慎，即使在十句话中说对了九句也未必有人称赞，但是如果说错了一句则常会受人指责；即使十次计谋有九次成功也未必有功，可是其中只要有一次失败，埋怨和责难之声就会纷纷到来。

西晋初年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傅玄在其《口铭》中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言语不但伤人，亦害己。所谓“一言不慎身败名裂，一语不慎全军覆没”，就是说如果说话时口无遮拦，不仔细掂量就脱口而出，往往会招惹是非，引起不必要的争端和麻烦，甚至会殃及自己的性命。

西汉文学家杨恽是司马迁的外孙，他的父亲杨敞是汉昭帝时的丞相。到了汉宣帝时，杨恽被封为常侍郎。

杨恽很有才华，在宫里很有名气，因此又被汉宣帝封为左曹。后来因告发大臣谋反，被封为平通侯，担任皇宫侍卫长。杨恽虽然做官清廉，而且很有政绩，为人轻财好义，但是他致命的弱点就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如果有人反对他，不管对方是谁，他都会大声斥责，因此得罪了不少朝廷显贵。

杨恽常常批评当时的太仆戴长乐，为了报复杨恽，戴长乐就以“诽谤朝廷，无人臣之礼”为由告发杨恽。杨恽也因此被汉宣帝罢免了官职。

杨恽被罢官之后，便待在家里自娱自乐。安定太守孙会宗是杨恽的老朋友，他见杨恽无所事事，便写信给杨恽，劝他闭门思过，不要宾客满堂，饮酒作乐。杨恽对孙会宗的话很不服气，于是写了一封信给孙会宗，在这封《报孙会宗书》中，杨恽说：“我无德无才，行为卑污，表现和品质都很差，幸亏靠着父亲才得以充任宫中侍从官。后来又因为幸运，才被封为侯爵的，但我做得不称职，结果遭了灾祸……正当我家道兴盛的时候，却又受到了窃据高位、白食俸禄的官宦的指责，现在我遭到意外的变故，平白地被人告发……被罢了官，我就竭尽全力耕田种粮，植桑养蚕，经营产业，并交纳赋税，想不到我又平白无故地被人指责和非议……人的感情所不能限制的事情，圣人也不加以禁止。所以即使是最尊贵的君王和最亲近的父亲，为他们送终服丧，也有结束的时候。我吃着羊肉喝着酒，然后抬起头看着天空，唱着‘在南山上种田辛勤，荆棘野草多得没法除清。种下了一顷地的豆子，只收到一片无用的豆茎。人生还是及时行乐吧，等享富贵谁知要到什么时辰！’……地位卑贱的人是众人诽谤的对象。即使是素来了解我的人尚且讥刺我，哪里还会有人来称颂我呢……直到现在我才看清了你的志向！如今正值大汉朝的鼎盛时期，祝你飞黄腾达，不要再来同我罗嗦了。”

后来，皇宫的卫士在杨恽的家中搜出了这封写给孙会宗的信，宣帝看后大怒，并以大逆不道罪把杨恽腰斩处死。他的妻子和儿女也被流放到酒泉郡。

杨恽之所以被罢官，主要是因为他管不住自己那张嘴，得罪了很多人。所谓“祸从口出”，杨恽被罢官之后不但没有闭门思过，反而在好友对他劝诫的时候反唇相讥，同时还毫无掩饰地把当朝皇帝汉宣帝批判了一番。因此，在等级森严、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杨恽最终被处以极刑就不难理解了。杨恽的死就在于他口无遮拦，不懂得说话的艺术，结果造成了悲剧。

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社交活动中，“讲错话”常常会给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你可能喜欢和别人争论，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虽然在口头上你胜过了对方，但往往已经损害了对方的尊严，对方可能从此记恨在心，说不定有一天他就会用某种方式来报复你。

正如鬼谷子所说的：“故善反听者，乃变鬼神以得其情；欲闻其声，反默。”即善于沉默倾听的人，才能观察得知别人的真实情况。所以君子宁肯保持沉默寡言的态度，也绝不可冲动急躁；做事宁可显得笨拙，绝对不能自作聪明，觉得高人一等。凡事须深思熟虑，有的放矢，尽量避免冲突，告诫自己保持沉默。在不懂的事情面前从容倾听，当你学会了沉默的法则，会发现世界变得更宽广了。

坚忍不惰，求得善始善终

人一出名或者是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事情以后，就难免骄傲，表现得有恃无恐。历史上也有很多人因此断送了性命。但是有识之士永远懂得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即使取得了再大的成就，他们也能在自己原来的位置上，按照当时没有成功时的游戏规则来要求自己。

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派”艺术创始人尚小云先生从不把自己看成大腕，他对每个人都和蔼可亲，照顾同行，而且经常主动要求当配角，给一些年龄比自己小，资历比自己浅，甚至辈分比自己低，艺术成就及社会声望都比自己差的演员配戏，这似乎是件不可思议的“怪事”。

20世纪20年代初，弱冠之年的京剧旦角赵桐珊在北平广和楼演出《乾坤福寿镜》。有一次，尚小云特意去观看。其实该剧早已是尚派代表剧目，而且蜚声剧坛，尚小云曾将此剧传授给杨荣环、孙荣惠以及吴素秋等入室弟子。然而看完赵桐珊的演出后，尚小云觉得“失子惊疯”中胡氏的疯癫形态被赵桐珊演得逼真而且深刻，于是托人说合，凡自己专场演出此剧就请赵桐珊饰主角胡氏，自己配演丫环寿春。此举使赵桐珊极受感动，也被戏曲界一时传为佳话，因为赫赫名家给一位声誉及成就都比自己差的演员当配角儿实属罕见。尽管此时的赵桐珊也是一位赫赫名家，而且会戏甚多，所饰人物又都光彩夺目，被人称做“能派”，但与尚小云相比其声誉毕竟有些相形见绌。

正是尚小云这种“富而不奢，贵而不骄”的真性情，让他不但被同行敬仰，被世人爱戴，也令自己在艺术上不断进步、精益求精，终成为一代大家。

不拿自己取得的一点点成就四处炫耀，也正因为如此才能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像这样谦虚谨慎的人，一般很少犯错误，也很少会被人利用，而有一些人，即使聪明伶俐，但是一做出成绩就飘飘然，最终却因为得意忘形葬送了一生的功德。

关羽一直最受刘备器重，所以被委以驻守“根据地”荆州的重任。以关羽之勇武，当然谁来攻打都只有吃败仗的份儿。曹操派曹仁来攻打关羽，反被关羽打败，吓得曹仁固守樊城不敢应战，向曹操求救。曹操急忙派于禁为先锋、庞德为副将，大举七军之兵，来救曹仁。关羽乘八月暴雨时节，驻兵襄江之上。等到水涨船高的时候，关羽大军乘着战船从上游直杀入于禁驻兵的下游。大水淹没了于禁七军，关羽大败曹兵，活捉于禁，斩杀了庞德。

关羽水淹七军，志得意满，觉得拿下樊城是轻而易举之事，却没有想到这时孙权正打着荆州的主意。本来关羽一代名将并非莽撞之人，可惜他这次却因为新立战功，得意至极，轻易就上了吕蒙和陆逊的当。

吕蒙也算个为将之才，关羽对他虽不放在眼里，但也还是提防有加。为了攻下荆州，吕蒙采纳陆逊的建议，装病辞职，回到都城养伤去了。孙权故意派陆逊这个无名之辈驻守陆口。这样一来，关羽更是不把东吴放在眼里了。再加上陆逊一到陆口就写信给关羽，对关羽赞赏有加。他在信上说：“您观察敌人的破绽，乘机发兵，亲自率领纪律严明的队伍行军布阵，以很少的兵力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战绩堪称伟大。敌人的溃败对我们同盟国来说，也得利不少，所以一听到您获得大捷的消息后，我们都大肆庆贺，真想也跟着您一起席卷曹贼，共同辅佐汉室……我早就仰慕将军的风采，渴望能得到您的教诲。曹将于禁被您擒获，远近的军民都为之欢欣鼓舞，并且认为将军的功勋足以永垂后世，即使是从前晋文公退避三舍、大败楚军的城濮之战，淮阴侯韩信的背水立阵、摧毁赵国的宏图大略，也都比不上您这次大胜的功劳啊……”

关羽见陆逊这么谦虚，便把假话当成了真的，再也不怕东吴的兵力，于是就把自己的守军调了一大部分到樊城来，准备和曹仁决战。陆逊把这些情况探听得清清楚楚，然后便一一向吕蒙作了报告。于是吕蒙趁夜袭击荆州，大获全胜。关羽就在这种情况下被人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落得个败走麦城、被俘身死的结果。

骁勇善战、勇武盖世的关羽之所以落得悲惨的结局，不能不说与他的自视清高、得意忘形有关。自古至今，这种失败的教训数不胜数。所以后人应该谨记，有一个好的开头，也应该有一个好的结尾。善始善终，才能获得最终的美名。

第四辑　本德宗道章·以德为权变之本，以道为操控之宗

君子以德为本，圣人以道为宗。道之于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论说务本、修德、守道、明宗道理，才能深切体味天道地道之真谛，才能出神入化地用之于人道——精神境界之提高。人生漫漫，世路茫茫，喜怒哀乐、祸福穷通、兴衰荣辱、凶吉强弱等，几乎每个人都可能遇到，以德为权变之本，以道为操控之宗，趋福避祸，逢凶化吉，尽在于此矣。

通谋略，行事滴水不漏

纵观古今，做出伟大功绩的人都可谓智勇双全，不但懂得做事的方法，而且懂得如何与人沟通，运用自己的谋略将事情做好。谋略和方法本就是古人成就事业的重要原则。历史上很多成功之士就因为懂得谋略，将事情做到滴水不漏，才获得了最终的成就。

北宋开国元勋赵普就是一个懂谋略、知进退的人。赵普是宋太祖、宋太宗两代皇帝的重要谋臣高参，一生帮助太祖、太宗谋划了许多大政方针和计谋。赵普虽然也曾两度罢相，但都很快恢复原职，并一直受到皇帝器重，至病卒。在内忧外患之际，在太祖猜疑臣下、太宗担忧帝位的情况下，赵普身为两朝社稷之臣，得到两代皇帝的器重，不能不说他有着过人的智谋和高深的心计。

赵普刚开始在赵匡胤手下做事时，有一次，遇到赵匡胤手下士兵抓了乡民百余名，指为盗匪，准备处以极刑。赵普觉得这些人中一定有无辜被诬陷的，所以要求担任询问官员，仔细审查这件事情。结果，多数人果真是被诬陷的。赵普当众释放了这些人，并给他们道歉。赵匡胤知道这件事情后，觉得赵普是个人才，能够明辨是非、善谋善断，且有先见之明，处事老成持重，所以就决定将他调到自己身边来做事。

赵匡胤奉命出征的时候，恰逢他的父亲生病。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这时赵普则主动请缨，照顾赵匡胤的父亲。后来赵匡胤听说赵普朝夕殷勤服侍自己的父亲，将自己的父亲视为同宗，所以对他更加信任。自此以后，赵普就在赵匡胤那里得到了“忠诚”和“智慧”的褒奖。

赵匡胤黄袍加身，得到了天子的宝座。做上皇帝后，他害怕自己手下的武将再用他的方式夺取他的位置，忧虑不安之下便找赵普商议事情。赵普已经将赵匡胤的心理分析得十分透彻，所以他对赵匡胤说：“自古天下就是这样，地方势力膨胀，人君就会处于弱势，所以要解决这件事情只能靠削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赵普的办法让赵匡胤十分受用。不久以后，他就找机会剥夺了一些大臣的军权，还来了一个“杯酒释兵权”，解除了一些开国立功之臣的兵权。

对于文官的管束，赵普建议皇帝以文官任知州、知县，为地方最高长官，以防地方势力膨胀，并进一步提高君权。赵匡胤觉得赵普是治国之才，解决事情的方法都能够达到滴水不漏的程度。这些事情办妥之后，赵普也得到了升官发财的机会，他担任了宰相、门下侍郎、集贤院大学士。

既然做，就要把事情做好。赵普虽然精通谋略，但也是一个做事有责任心的人。在处理国事方面，他殚精竭虑，大大小小的事情办得都非常好。宋太祖很欣慰，夸奖赵普能够将天下之事作为己任。赵普由此获得了至高的信赖和器重。

宋太祖去世后，其弟赵光义即位，是为宋太宗。宋太宗信任赵普，依然让他坐宰相的位置。这样赵普就得到了两朝皇帝的信任。发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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