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连玲玲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启微)试读：
文前彩插蒋介石夫妇吴国桢夫妇永安女职员永安女职员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连玲玲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201-2668-7
Ⅰ.①打… Ⅱ.①连… Ⅲ.①百货商店-商业史-上海-近代 Ⅳ.①F72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6152号
打造消费天堂
——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
著 者/连玲玲
出 版 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李期耀
责任编辑/李期耀
出 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010）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5.125 插页：0.25 字数：345千字
版 次/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201-2668-7
著作权合同
登记号/图字01-2018-2798号
定 价/6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序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
连玲玲的《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犹如书中的百货公司，将很多不同的东西放在一个屋檐下。正如书名显示的那样，这些百货公司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形塑了很多上海居民理解他们在现代大都市和现代世界中所处位置的方式。此书最大胆的观点可能是，新文化运动期间及之后（1915～1923）知识分子关于民主、科学、男女平等、小家庭、“中国人”意涵转变的很多争论，是通过百货公司及其媒体的展示在很多上海居民那里变得具体，如女店员、国货文章、广告中的女性、理想家庭布置的照片，以及药物和美容品等。
这本书的案例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结构。第一部分着重于物理空间，从大到小，从一般城市地景到高档的南京路商区，再到这些百货公司的外观和内部布置。第二部分更多地是处理媒体和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从大到小，尽管这比第一部分更隐晦。这部分从广告必然会传播给许多非顾客开始，进而认为百货公司杂志能够更精确地瞄准顾客，最后以百货公司传播性别观念的方式作结。性别观念是百货公司信息触及的多个主题中最私人的一个。
这些百货公司在重塑上海城市空间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特别使南京路和一般零售店成为定义城市的特征。就像世界上其他很多城市那样，在百货公司出现之前，即使是迎合精英的零售店也不设在上海的重要建筑里，也未努力地向路人展示他们的商品。拥有大型建筑和橱窗的百货公司则恰恰相反，大方地向路人展示他们的商品。相较于世界其他城市，它们在上海可能特别突出。既不在有着巨型建筑的政府所在地，也不在重要的宗教区域。相对于伦敦、巴黎、东京，上海在这一点上更像纽约和芝加哥。此外，这一区域发展起来的街道生活，由于这些百货公司的存在而大为丰富，尽管不完全是因为它们，从而将男人与女人、华人与洋人聚合在一起。实际上，百货公司及其周围的街道汇集了不同阶层的人们，外滩臭名昭著的“血巷”朱葆三路（今溪口路）离南京路就很近。
从内部来看，百货公司也代表了一种新的空间和顾客体验。各种各样的商品放在一起，可随意观看和触摸，而且都是新的。最显着的也许是，当时受人尊敬的华人女性仍然很少出现在公共领域，这些百货公司却提供给女性一个像家一样安全的空间。以店员的身份获得收入，百货公司的女店员展现了独立、能干的“新女性”形象；作为顾客，女性被置于更加暧昧的地位，介于“新女性”和在某些人眼里更可疑的角色，据说是轻浮的“摩登女郎”。不论是“新女性”或“摩登女郎”，百货公司都成为理解中国女性形象如何协商的重要场域。正如连玲玲强调的那样，不等于说这是一个女性主导的空间，百货公司的管理层仍然主要是男性。但那是一个公共空间，没有女性将是不可想象的，并且人们普遍认为女性有相当大的主动权。
当然，以上诸种观点都适用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百货公司，只有细微的差异。连玲玲也时常强调上海百货公司与欧美百货公司的相似性，同时展示上海百货公司早期业主与香港、悉尼百货公司业主之间的关联。（墨西哥城、哈瓦那、贝鲁特、新加坡等殖民地半殖民地百货公司更全面的历史还有待书写。）同时，上海百货公司如果不是在种类方面，至少在规模方面还有些不同的故事。连玲玲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百货公司作为相对的特权空间如何与上海的历史进行互动，以及其在民国时期经历的政治和经济混乱。
第一个方面可能与李欧梵的《上海摩登》（Shanghai Modern）最相近。该书认为1930年代上海的世界主义和繁荣的商业文化使其具有了典型的现代性。这个观点比大多数学者知道的要更宽广更深刻。学者往往认为毛泽东时代创造了上海最后的因此也是最真实的现代性。李欧梵当然知道民众体验上海商业文化是很不相同的，但是他强调时代为普通民众创造了新的机会，甚至是那些很贫穷的人。他认为，[1]即使是廉价舞厅也成为“女性新公共形象的背景”。另一种与之相反的观点，首先由1920、1930年代的左翼人士提出，最近在文哲凯（Jake Werner）的博士论文得到修正和重申。他们认为上海的消费文化可能诱惑了当地居民，并确实形塑了他们的欲望；但是这个世界离大部分居民是很远的，它最大的影响是刺激他们对这个建立在他们劳动之上但无法享受的购物世界感到愤怒。他们能透过大橱窗看到百货公司的内部及其娱乐设施，但他们不被欢迎，这一点他们是清楚的。[2]第二个方面与卢汉超的《霓虹灯外》（Beyond the Neon Lights）关联很大。卢汉超认为南京路离大多数的普通上海人都太远了，几乎与他们无关。他们既不梦想它，也不特别憎恨它，只是与之共处，制定[3]他们自己的小目标和享受家的快乐。
连玲玲考虑了上海的阶级分布，认为百货公司触及了更多上海居民的生活。她使用的大量文献表明，百货公司的影响不仅仅止于常来光顾的富人。从这一点来说，有收入门槛的百货公司提供了一个可争辩的更“现代”的方式来划分阶层，相比于上海生活一些其他面向中流行的种族限制，如巡捕和法律管辖权。在选定上海为通商口岸时，[4]种族限制被期望适用于绝大部分事务。
百货公司售卖的大多数商品对于大多数上海居民确实是太贵了，或者不是他们的生活必需品。有机会观看和触摸各种各样的商品，参观这些精美的建筑及其他，让购物成为一种休闲活动，不管人们是否买了东西。购物成为一种休闲活动是重要的发展，并且会有更多的指向。但是很难知道有多少上海居民沉溺于这种消遣，或者他们的普通衣着在安保人员的注视下，这种消遣能持续多久。不过，对于那些在百货公司逛了几个小时的人来说，或者那些幻想自己这样做过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新的可能的世界。
此外，百货公司附属的游戏场往往更加包容，因此可能较其本身更具可塑性。这些游戏场常常设在顶楼，当然也不限于顶楼。它们吸引了大量的民众，尤其是在1930年代，当它们比以前更便宜，同时比其他场所也更便宜时，顾客大增。哈哈镜、多种多样的艺术展览以及其他展示（附录3）让这些游戏场成为重要的文化空间，吸引了各行各业的人来参观。此外，它们是男女可以自由、合法地进入的公共场所。
这些游戏场并不是上海百货公司独有的，东京的百货公司也有类似的空间，但绝大多数西方的百货公司没有。东京百货公司的游戏场[5]看起来比上海的更小也更不重要。根据连玲玲的说法，上海百货公司的游戏场并非一开始就打算面向大众。就像在东京那样，第一家游戏场吸引了一群家境优渥、修养很高的顾客。但这些游戏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不排外，到了1930年代，它们提供的服务小市民也能消费得起，工人阶级偶尔上游戏场并非绝无可能（第186页）。在这些娱乐设施中，一些旅店也是如此。住宿人数剧增并且必然来自更多元的社群，只是我们不清楚具体的情况。虽然现在还不太确定，但上海百货公司资助的展览，不论是游戏场还是公司杂志，可能比当时其他主要城市都更为重要，因为这些展览可举办的场所较少。当时上海只有几家博物馆和人均面积很小的公园（不仅相对于世界上其他主要城市，也相对于北京而言），也没有举办万国博览会的历史（另一种向世界介绍新产品，尤其是传播“现代梦”的有效途径）。另外，尽管有证据表明穷人也对接受教育感兴趣，但当时上海初等教育的普[6]及率还是要远远低于西方和日本的城市。
连玲玲指出，游戏场提供的项目呈现了十足的“中国风”，这或许能让位于公共租界的百货公司在上海居民看来不那么陌生。戏剧，尤其是京剧特别受欢迎。在20世纪初期，戏曲成为国族建构的一部[7]分并被定型为一种高雅艺术介绍到国外。地方戏，尤其是上海附近的滩簧也常常上演，但在上演的剧目中只占一小部分。有趣的是，连玲玲描述的剧目中（第181页）似乎不包括扬剧，该剧理应对上海大[8]量的、生活贫困的苏北移民有很大的吸引力。
然而用不了多久，这些设施提供的娱乐项目就包括了众多的“西方”事物，如电影、跳舞等。连玲玲指出，通过这种方式，百货公司的娱乐设施既有助于强化对中国人和国族的认同，而且能在坚持自己是“中国人”的同时，将新兴的国族认同定位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中。百货公司附属的餐厅也做了类似的努力，将粤菜和西餐提供给上海居民。这些菜之前也有，不过是外来移民的“家乡菜”，现在也成了其他人的就餐选项。在这里，百货公司及与之相连的消费文化促进了世[9]界主义，同时可能也传播了民族主义，这是一种很现代的结合。
百货公司发行的杂志对形塑读者现代世界的定位也起了重要作用。在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连玲玲称为的“消费知识”往往是商品本身的附属物。就像使用1930年代的黑胶留声机而不损坏昂贵的唱针或唱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知道谁该使用何种维生素、何时何地用什么样的化妆品、看无声电影时该做什么（既要看懂电影又要举止合理）也差不多是一样。没有这些知识，消费者就无法获得所购商品的全部好处。
当然，这类需求不是全新的。早在明朝，像《长物志》这类书就已经以收藏品为例教人们如何更好地使用他们购买的商品，以便获得最大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并非巧合的是，一些学者已经将这类书[10]作为“早期现代性”的体现。但是到了现在，新产品的范围太大、恰当使用的变化太快，图书已经不再是新消费知识的载体，而一般性的杂志通过文章和广告传递了相当多这类的内容。许多国家的百货公司发现，拥有自己的出版物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正如连玲玲所言，这些杂志既传播了“消费知识”，也让读者对于中国社会变动的各类观点更加熟悉。什么是“国货”？来自“小家庭”的成员该如何表现得与来自大家庭的人不同，并且为什么这样做会有利？为什么在前往广东这样的“热带”之前要做特别的准备？尽管这些杂志传播“新文化”观点的方式在一些知识分子看来还远远不够，但形式本身就很重要。在适应新世界时，相信来自实验室的实验结果或者系统的社会调查，是比相信来自父母的建议或去经典中寻章摘句更“现代”的做法，就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那样。即便广告背[11]后所谓的“科学”是可疑的和被操纵的，这也是真的。消费文化因此成为促进一些观念变化的通道，而改革者通常直接借用这些观念攻击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这些趋势当然没有持续下去。二战的艰难岁月，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抗日战争和随后的内战耗尽了上海商业和娱乐业的活力。1949年后，中共成功从外国势力手中收回了上海的租界。把外资银行改成政府所在地，百货公司只销售在中国生产、满足普通人需求的少量商品。广告和游戏场大部分都消失了。“现代”依然是值得期许和引以为傲的东西，但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进行定义和推广。
近些年来，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消费主义的回归引发了有关老上海的诸多回响，不管是好是坏。但两个时代存在本质的区别。连玲玲在书中为我们呈现的那个时代，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在很多方面或许似曾相识，也可以照亮我们这个时代。但最重要的是，就其本身而言，这是一个值得去理解的世界。（李期耀 陈肖寒 译；连玲玲 审校）[1]Leo Ou-fan Lee，Shanghai Modern：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26-29.[2]Jake Werner，“The Making of Mass Society in Modern Shanghai：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Everyday Life，1949-1959”（University of Chicago，Ph.D. dissertation，2015），pp.22-65.文哲凯提供了两则逸闻趣事来表达，上海工人在革命后自由进入之前公共租界小说描写的这些高级场所时的体验。一则是1952年国庆日工人游行至人民公园，并在里面呆了很久，这里原是跑马场，并禁止大部分中国人进入（第121页）。另一则是，迟至1957年，很多人参观国际饭店并到顶楼远眺，导致负责人被迫制定参观规则（第108～109页）。[3]Lu Hanchao，Beyond the Neon Lights：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4]起初，外国人计划将华人排除在租界之外。太平天国运动时，大量富裕的华人逃难而来，房租疯涨，让外国业主无法拒绝，于是华人开始生活在租界。[5]Edward Seidensticker，Low City，High City：Tokyo From Edo to the Earthquake（New York：Knopf，1983），pp.110-113.连玲玲在第166页引用了美国记者沙婷（Geraldine Sartain）的一段话，上海百货公司的娱乐设施会给西方游客带来惊喜，这与欧美的百货公司很不一样。[6]例见人力车夫互助组织建立起来的学校。Lu Hanchao，Beyond the Neon Lights，pp.88-90.[7]Joshua Goldstein，Drama Kings：Players and Publics in the Re-Creation of Peking Opera，1870-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8]扬剧1930年代在上海很流行，尤其受到底层民众的欢迎。参阅Roland Altenburger，Margaret B. Wan，and Vibeke Børdahl，“Transformations of Local Theater：the Yangzhou Opera Company Taking Command at Age One Hundred（Bai sui gua shua i），”in Roland Altenburger，Margaret B. Wan，and Vibeke Børdahl，eds.，Yangzhou：A Place in Literature（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5），p.321。扬剧的缺席可能说明当时这些游戏场的承租人不将最底层的穷人作为目标客户。这强化了连玲玲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做法导致了一个意外的结果。我们看到的更普遍、更清楚的情况是，戏曲表演吸引了大批小市民，但有多少穷人参与其中还尚不清楚。[9]关于地方菜与国族建构的类似讨论（尽管是集中在烹饪书而非餐馆上），参阅Arjun Appadurai，“How to Make a National Cuisine” i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 30：1（January，1988），pp.3-24。[10]例见Craig Clunas，Superfluous Thing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London：Polity Press，1991）。[11]广告史的研究常常指出，广告总是鼓励人们依赖一些新的群体来行事，例如医生或广告中的时尚人物，而不是依赖于附近能够参照的群体，如家庭成员和邻居。广告推荐的诸如药品之类的东西其实没有任何科学根据，或者只是对之前认为无关紧要问题的补救。美国1920年代时把口臭危言耸听成“halitosis”就是这样的例子。简体版自序
这本书写了很久，若从硕士班时期算起，足足有四分之一个世纪。当初写硕士论文时，百货公司的研究还不多，上海百货公司的相关著作更少，我只能依着前人的路数，探讨永安公司的经营、人事、资金、营销等“现代企业功能”。在攻读博士学位阶段，因为没能想到其他研究取径，于是先把百货公司的研究摆在一边，倒是毕业后到中研院工作，才又把这个计划拾了起来。当时消费文化的理论与研究方兴未艾，院内几位前辈学者致力于明清中国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研究，对我很有启发。只是我一直在想，明清消费文化与近代消费文化最大的区别在哪里？特别每一次兴冲冲地和明清史学者讨论某种“新”现象时，他们总会说：“这在明清时代已出现了。”究竟要如何明确地说消费文化“走向近代”？
在一定程度上，本书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百货公司当然是19世纪后半叶才出现的新式商店，但它的很多特征在百货公司之前的伦敦和巴黎已经出现，包括重视展示、明码标价、自由参观等，而“拱廊商店街”更被认为是百货公司的前身，因此百货公司似乎更像是集各种零售业变化于大成的结果，也使人怀疑百货公司究竟有多“新”。不过这种“集大成”本身是有意义的，特别当我们考虑百货公司对城市景观、社会价值和文化生产的影响时，百货公司毫无疑问形塑了人们对“现代”的梦想、期待、追求或憎恶。这是前近代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从城市文化的角度，重探百货公司的历史。
简体版的面世，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支持，特别是编辑李期耀先生的协助。更要感谢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教授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他的序文其实更像是一篇书评，其中有好几个观察都是未来百货公司研究可以继续努力的方向，像他提出殖民主义对于百货公司历史的影响，虽然书里可以看到一点影子，但并未深入讨论，这是未来研究百货公司全球史可以好好发挥的论点。
简体版付梓期间，父亲因病辞世。他一生拥抱现代消费文化，并且从年轻时就跟着上海老板工作，深深被上海物质文明所吸引。我成长过程中，和父母一起逛百货公司一直是非常美好而独特的生活经验。我投入上海百货公司史的研究，也可以算是受到他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谨以本书简体版纪念他。2018年初夏导论
在现代世界中，消费的生产变得比物品的生产更重要。在过去，受尊敬的工业家指的是成功地创造生产的人，现在则是创造消费的人。我们甚至可以说，对物品的感觉与（短暂）使用通常也比实际拥[1]有更重要。“消费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英国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其近作《文明》（Civilization：The West and the Rest）中指出，西欧在近五百年能成为全球霸权，主要因为六方面的理念与机制出现了较为创新的发展与结合：竞争、科学、财产权、医学、消[2]费社会、工作伦理。其中针对消费社会（consumer society），他特别提到，“在这种物质生活模式中，生产、购买服装和其他消费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这种模式，工业革命将无法持续开展”。[3]这一点在近四十年的中国看得特别清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其低廉而大量的劳动力成为“世界工厂”。时至21世纪，随着人均收入的大幅提高，消费能力的增强，再加上国际金融风暴，中国政府以扩大内需来解决出口趋缓的压力，家电、汽车等“奢侈品”大量下乡；同时国际名品纷纷在上海、北京等地设立旗舰店，以因应所需。到了2010年，中国总消费金额达四兆美元，超过日本，逼近欧盟各国总和，中国这座世界工厂俨然已转变为“世界市场”；也可以说，正因[4]为中国释放出巨大的消费能量，使这座世界工厂可以持续运转。这也就是弗格森所说的，消费欲望及其所引发的生活方式成为现代社会的驱动力，促使人类文明告别传统，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而这种以获取商品，特别是非生存所需的奢侈品为人生目标，并从购买和展示新物品的过程来体现自己的身份地位，或者说，将满足消费欲望视为[5]一种值得鼓励、追求的生活方式，即是本书所谓的“消费主义”。[6]
消费主义如何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观念？它靠什么样的途径发挥其影响力，进而形塑了近代社会？这是本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根据世界消费文化史的研究，从消费主义的产生到蔓延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从崇尚俭省到鼓励消费可说是近代社会观念的一大转变。晚近的研究指出，迟至17世纪，中国、日本与欧洲的经济生活都出现较大的变化：工商业的发展、专门化的分工、家庭收入增加等，刺激人们对奢侈品的欲望，“崇奢”开始成为知识分子的论辩话题，因此学者认为这段时期是消费主义的开端，并将消费文化的兴起视为近代[7]史的特征之一。到了19世纪，产业革命释放了前所未有的产能，促使业者必须开发新的消费力来因应此挑战，导致消费主义进入新的阶段，不但鼓吹消费的新媒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新的消费观念快速地传播，影响所及也不限于经济生活，而渗透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各[8]个层面。本书重点在于探讨消费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过程，特别以百货公司为具体事例，注意它如何重塑城市面貌及生活方式，进而阐述近代消费观念如何成型于日常生活。
在新一波消费主义兴起的过程中，百货公司可以说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形式：这是19世纪后半叶才出现的新商店，非常明显地划分了旧与新、传统与现代的商业模式，即便由于资金及技术的门槛高，它在零售市场一直只是少数，并无法取代传统零售小店，但它可称为商业发展的里程碑，代表着零售业的突破与创新。百货公司所带来的改变，一方面，是公司内部的经营管理，不论是销售管理的制度、建筑柜台的设计，或是广告媒体的运用，都给人“进步”的印象；另一方面，它重新形塑消费生活的方式与内容：上哪儿买、如何买、买什么、为什么买——所有与消费有关的活动都有了新的形式与价值。此外，它所影响的层面也不仅止于个人，还包括家庭与社区（特别是城市）：如果我们想要从经济文化面向了解近代对于新人（new personhood）、新家庭（new domesticity）、新城市（new urbanity）的观念，百货公司便提供这样的论辩场域。本书的研究焦点即放在百货公司，探讨这种新型商店如何通过各种设施与活动，在塑造城市新景观的同时，也制造新的消费经验，进而重新定义消费为文化行动的内涵及重要性。百货公司的出现与全球性扩张
百货公司，顾名思义指的是贩卖各式各样商品的商店。法文称之为“grand magasin”，意为大商店；英文名为“department store”，[9]即分为许多部门的商店，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中叶。18世纪后半期，西欧与北美正经历前所未有的产业革命，尤其是棉纺织业的机械化。大量生产的结果是产业界立刻面临如何消化库存的问题，其解决之道是发展更有效率的零售组织，百货公司便应运而生。
和传统的零售商店相比，百货公司有几项关键性的变化：首先，百货公司采取“薄利多销”的经营法则。19世纪之前，欧洲零售业的运输及销售时程长，存货、仓储、利息等成本使业者难以降低售价。工业革命之后，单位生产成本降低，增加了零售商家的降价空间，再加上快速销货的压力，促使业者改弦更张，以低售价刺激购买力，以高销货量弥补因降价所减少的利润。19世纪中叶英国流行的一句新谚语——“利润小，回收快”（small profits，quick returns）便是百[10]货公司经营理念的最佳写照。以商品周转率为诉求的销货方式，意味着店家无法只倚赖常客的忠诚度来维持生意，而必须有能力吸引过路客。这就激发出百货公司更多的营销创意，包括现金交易以杜绝风险、利用广告及橱窗展示吸引顾客、允许顾客自由进出商店以选购物品、顾客不满意可以退货等，故学者将百货公司视为“零售革命”[11]（retailing revolution）的代表。
其次，百货公司均销售多元化的商品。直至19世纪上半叶，零售商店仍强调专门化的特色，这不但予以消费者清楚的印象，也是商业结构所致。19世纪之前，欧洲零售业多半由行会（guild）所规范，一方面维持已建立起来的工艺水平，另一方面阻止行业中出现互相侵吞的情形。行会不但限制各行业的商店数，也坚持一个人只能开一家店、贩卖一种产品，甚至规定最低售价以避免恶性削价竞争，因[12]此这些商店能保证某种程度的利润，却也导致商品周转迟缓。即便在行会势力相对较弱的英国，零售商店仍由店主一人独力经营，顶多再加上招收的几名学徒，开分店的情形十分罕见。同时零售业者被认为是具备专门技术的人（skilled men），但其知识仅限于他们所经营的某类商品，这使得19世纪以前的一般零售业者甚少跨足其他商[13]品的贸易。百货公司则反其道而行，大量引进不同性质的商品，当某类产品因面临季节性滞销时，就以其他产品的利润加以弥补。例如，百货公司兴起之前，家具与服装布料不可能出现在同一家商店里，但这两项产品却是早期百货公司的主力，加拿大的官方商业统计即视[14]之为百货公司的构成要件。
其三，为了因应商品种类与数量的增加，百货公司必须扩大门面，于是巨型建筑就成为新商店的特征。在此之前，商店规模通常不大，且早期手工业与商业并未分化，商店空间往往区分为两部分，后半部是作坊，前半部则贩卖作坊所生产的物品。直至19世纪初，英国的[15]典型店铺空间狭小，只能堆放很少量的货品。百货 公司则往往投入大量资金于商店建筑，甚至占据整个街区。美国第一家百货公司史都华商店位于纽约市中心区，楼高四层，是当时首先使用白色大理石（tuckahoe marble）作为外墙的商用建筑，时人称之为“大理石宫[16]殿”（marble palace）。法国第 一家百货公司波玛榭的新建筑于1887年落成，楼高四层，占地52800平方米，被誉为“优雅的模范”[17]（model of elegance），可谓百货公司的建筑 典型。此后，这种宫殿式的商店蔚为风尚，成为醒目的城市地标。
百货公司的出现，并未取代原有的小型零售组织与交易方式，但这种具有强烈“进步性”的商业组织却很快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特别是西欧国家的殖民地。例如澳大利亚的第一家百货公司即由来自英国的殖民者安东尼·何顿（Anthony Hordern）家族建立。1823年，何顿一家人从伦敦移民到悉尼，丈夫以制造马车维生，妻子则贩卖女帽、服饰等物品。何顿家的生意虽一直以“双轨”进行，但何顿太太的服饰业显然更为人所称道，也更具有家族影响力：她不但擅长利用报纸广告吸引顾客，对于时尚趋势也颇有掌握，引进当时欧洲流行的“托斯卡尼软帽”（Tuscan bonnets）。后来何顿的五子一女中，有四位继续从事服饰业，其中以安东尼二世（Anthony Hordern II）的事业发展最好，不但扩张店面，员工亦增加至12人。1876年第三代接手后，何顿家族事业迈向新的里程碑，安东尼三世（Anthony Hordern III）和弟弟山姆（Samuel Hordern）积极地在悉尼市中心区取得土地，大兴土木，建造一座“宫殿式商店”（palace emporium）。1879年新商店落成之时，员工已增至300人，此后以每年100人的速度增加。1886年安东尼三世去世后，接班人山姆·何顿认识到老式的专卖店已经无法迎合新时代的需要，毅然将该店转型成贩卖各式商品的百货公司，并持续扩建商店，以容纳新的商品。山姆·何顿的想法很可能来自他对欧洲零售业趋势的观察与了解：早在安东尼一世时代，何顿家族企业即仰赖英国厂商供货；安东尼二世在英国接受教育，对殖民母国的商情容易掌握；安东尼三世时代则在伦敦设立办事处，负责采购英国及欧洲的新产品，安东尼三世本人还曾经游历欧陆、美国、印度及新加坡，考察市场，自然不可能无视欧洲零售业的变革，因此[18]安东尼·何顿公司的转型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之举。
除了西欧殖民地外，日本也卷入这波“零售革命”的浪潮，开路先锋是由吴服店转型而成的三越百货店。该店前身为1673年由三井高利设立于东京都日本桥的“越后屋”，号称“现金买卖”“定价出售”，均为打破当时商业习惯的新观念。明治时期，吴服店经营不振，新任理事高桥义雄及日比翁助实施店内改革：参照美国费城沃氏百货公司（Wanamaker's）的经验，改变陈列及经营方式，制定严格的店规，对店员施予新式商学教育，并于1904年发布“百货公司宣言”，[19]正式更名为“株式会社三越吴服店”，为百货公司全球性扩张的又一事例。
中国同样在19世纪末受到这波零售革命的冲击，先是英商在上海及香港设立百货公司，或由小商店蜕变而成，或是跨国公司所设的分店；到了20世纪初，华商开始积极投入百货业市场，且主要由具有澳大利亚经验的广东商人所掌握。他们大致循着相同的发展模式：广东地狭人稠，向有海外移民的传统；19世纪下半叶传闻澳大利亚发现金矿，年轻人纷纷前往淘金；大部分华人并没有找到黄金，却在新世界展开新的人生。一小群颇具生意眼光的中山人，在异乡累积了资本、经验及人脉关系后，于20世纪头十年纷纷回流中国。他们在悉尼亲眼见证安东尼·何顿父子公司的荣景，希望将这种新式企业介绍到中国。1900～1912年，香港先后出现了先施、永安、大新三家百货公司。在香港立足后，三大公司向北扩展，先在广州设立分店，1910年代中期起又先后向上海挺进。1925年发生一小段插曲，先施公司高级职员出走，另设新新公司——此即为老上海口中津津乐道的“四大公司”。
看起来百货公司的发展史是个全球化的故事，亦即这种新型的零售组织在世界各地不断传播的过程，但从日本与中国的比较可以看出，百货公司其实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色彩。三越百货店乃由经营了二百多年的吴服店转型而成，历史传承较为明显；“上海四大公司”则移植异国经验，与传统商店并无直接渊源。这当然不是说，传统中国完全没有发展大型综合商店的契机。事实上，相较于前近代欧洲，中国行会对商业行为的规范较为宽松，且早在明末已出现颇具规模的综合性商店，例如苏州的孙春阳杂货铺兼卖食品及日用品，且模仿中央官制的“六部”，将商品分为南北货、海货、腌腊、酱货、蜜饯、蜡[20]烛等“六房”，可说是“部门商店”的雏形。乾隆年间（约1780年代），直隶宁津县大柳镇有一家名为“升记统泰”的杂货店，经销商品广泛，包括铁器、纸张、布匹、线块、颜料及日用的油、盐、酱、醋、酒、杂粮、米、麦等，后来还扩大营业，在外地开了四爿分店。[21]不过这些商店并没有走上三越吴服店的道路，转型成为现代百货[22]公司，这可能与杂货铺所售者较少“流行商品”有关。可以说，中国百货公司较少呈现与传统商业的联系，而是移植西方的新产业。中、日百货公司不同的发展路线提醒我们，必须把极富“世界性”的百货公司放回各自的社会文化脉络加以观察。新式企业的典范
19、20世纪之交，不论在法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或中国，百货公司都还是一种“新式企业”，不论是组织形式还是经营技术，百货公司都表现出创新精神，而这正是前辈学者研究百货公司所采取的途径。关于上海百货公司的研究成果，大致有三个方向：一是从公司经营的角度，探讨商业现代化的过程，其中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团队最早投入研究，于1981年出版《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为后来的百货公司研究提供坚实的史料基础。这部著作采取“企业传记”的研究方法，探讨永安公司从诞生到消亡的过程。由于这项计划始于1950年代后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启研究，因此该书仍从“阶级斗争”的框[23]架，诠释中国百货公司的历史。学者陈锦江（Wellington K. K. Chan）则利用公司内部出版品及口述访问资料，重建港沪两地的百货业经营史。在研究策略上，一方面将百货公司与传统商店的组织结构进行比较，另一方面比较不同百货公司的企业文化。他认为传统商店采用合伙制，业主凭借其能力发展出一套高度个人化的管理形式，仰赖员工对业主的个人性忠诚。百货公司则采用公司制，人事结构上分化出管理阶级，并引进新式零售概念。不过，百货公司的家族色彩仍然浓厚，雇用乡亲的比例亦高，可以说是传统与现代的综合体。然而陈锦江也指出，家族企业的特色不尽然是百货公司营运上的阻碍，特别在比较先施与永安两家公司的企业文化时，他注意到永安公司的管理权掌握在郭氏家族手中，再加上郭家兄弟的团结，使该公司的经营稳健成长。相较之下，先施公司的管理权不如永安那样集中，无法[24]贯彻企业政策，甚至一度出现中衰的现象。换言之，百货公司所代表的“新式企业”，不完全是与传统的割裂，而是合于各种现实考虑的理性选择。
百货公司的第二个研究方向集中在商人身上，探讨“新式企业家”的特质。徐鼎新基于对上海总商会的观察，把19世纪末以来经营新式企业的商人区分为“绅商”和“企业家”，主张两者在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企业精神均有所不同，并认为后者带有明显的“进步[25]性”。笔者从永安公司的例子则发现，两代企业主之间的差异并不能只从“进步史观”加以解释。第一代创业者出身贫寒，仅受童蒙教育，后来到澳洲闯天下，累积一定经验后回国开创事业，并积极培养下一代接受专业高等教育，以便接班。第一代勇于冒险，尝试将西方的百货公司移植到中国，就“创新”精神而言，未必逊色于第二代。此外，两代企业家均极为重视关系网络的经营与运用。由于第一代在异乡奋斗，需格外仰仗乡亲的帮助与支持。第二代上台之后，由于与澳洲华侨社群的关系不深，少了许多乡里亲族的情感包袱，且父执辈的努力已为企业集团奠定基础，因此乡里亲族关系的重要性便降低许多，然而这并不代表关系网络不重要。相反地，第二代企业家开发出新的关系网络，如宗教或慈善团体等。从百货公司的两代企业家可以看出，新式商人与企业家精神并未完全依循单一方向的演化模式。[26]
叶文心则以永安公司为例，特别注意“新式商人”的两种特质：一是对论述工具的掌握，一是“家长”角色的式微。她认为尽管明清以来市场经济发达，商人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传统儒家的“贱商”观念已非社会现实，但“贾道”的正当性，乃来自于商人对士人道德要求的适应，明清商人并未能对财富或事业本身提出原则性的论述。这要到19世纪中叶随着开埠而出现了一批新商人（包括买办），“贾道”的意义才开始发生变化。商人开始在民族危机中找到实业本身的道德价值，通过与爱国主义的结合，合理化所获取的新财富，并赢得社会的认可与尊敬。不过与此同时，当新式商业趋向资本主义化，逐渐放弃“家长式”管理模式，传统伦理关系受到破坏，职工眼中的雇主从提供保护的家长转变成剥削血汗的资本家，劳资冲突日益加剧，[27]职工也逐步向共产党倾斜。
颜清湟则从“华侨”的角度来讨论“新式商人”。早期中国百货公司的行业特点是其业主均为广东人，且都有出洋澳洲的经验；他们在悉尼见识到不同于传统零售商店的百货公司，希望在中国复制西方的成功经验。颜清湟以永安公司郭氏兄弟为例指出，百货公司业主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开创事业，不只是因为他们具备企业家精神，也由于他们的华侨身份。这些新移民虽然身处中国及澳洲社会的“边缘”，但也因此而毋须固守传统。一方面，他们接触外国文化的机会较多，吸收西方知识技术的层面也广；另一方面，华侨社群所提供的社会网络成为他们开创事业的重要资源。换言之，中国百货业由澳洲华侨领[28]导，是他们能够利用双边文化的优势所致。
百货公司的第三个研究方向是国家角色。事实上，19世纪中叶最早提出新式企业计划者，正是一批为了富国强兵的官员与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官办、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的方式，促使中国经济走向[29]近代化。不过操办新式企业的官员及商人主要着眼于工业，从早期的造船、枪炮的重工业到后来的棉布、面粉的民生工业。根据杨约翰（John D. Young）的研究，孙中山可能是近代中国对百货公司最早产生兴趣的政治人物。一方面，百货公司的业主均为其广东香山的同乡，是劝募革命事业的理想对象；另一方面，百货公司作为商业现代化的象征，是实现“货畅其流”的重要途径。他甚至鼓吹外国友人在华各城市投资百货公司。尽管这个计划并未获得太多认同，但对孙[30]中山而言，百货公司就像铁路一样，是建设“新中国”的一环。
以上所讨论的三种研究取径，都是以企业经营为关注焦点。这固然是企业史领域的核心任务，然而过度强调企业功能的检视容易忽略个别产业的特性。受到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近代中国产业史偏向铁路、棉纺织、银行等“新式企业”的研究，证明中国步入现代的潜力。这类研究多半强调西方“科学管理”在中国企业经营中的痕迹。随着相关研究成果的累积，我们对企业经营模式的认识愈来愈细致，但也愈来愈趋向一致性的线性解释：近代中国企业的成功取决于能否有效融合现代的管理模式及传统的企业文化。而这在一般企业的表现中往往大同小异，使得专注于企业内部运作的个案研究较难突破前人的结论。此外，企业史的研究范式也无法完全回答百货业的基本问题。如前所述，欧美百货公司的兴起，与19世纪以来工业化及机械化所造成的生产过剩有关，此时期商人最大的挑战是怎样将仓库里的货品尽快地卖出去。换言之，所谓的“零售革命”，实际上是用来解决“生产革命”所造成的问题。然而，上海出现代表“零售革命”的百货公司之际，并没有相应的“生产革命”为基础。这当然不是说上海没有工业化及机械化生产，但其规模难以与同时期的欧美相比。更重要的是，上海百货公司出售的物品主要是舶来品，与国内生产线的关联性较少。在“卖得多、卖得快”的压力相对较小的情况下，中国引进百货公司的零售形式，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意涵？这是传统企业史较少探索的面向。
2012年，日本学者菊池敏夫出版其博士论文《民国期上海的百货店与都市文化》，主要从城市功能的角度探讨上海百货公司的历史，可说此一课题的第一部专著。该书所谓的“都市机能”，主要指的是“都市娱乐、文化机能”，特别是商品之外的娱乐活动。因此，该书花费相当的篇幅仔细介绍百货公司附属的游乐场，包括剧场、舞厅、旅馆、电影院、书画展览等。此外，该书也注意到百货公司的广告手法，包括报刊、广播、电影等。可以说，百货公司是“摩登上海”的极致[31]表现。菊池敏夫的新著固然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但同时也留下一些尚待深究的课题，最核心的问题是，究竟我们要如何研究百货公司的“文化史”？自从1970年代以来，史学界受到后现代、后结构等文化理论影响，出现了“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不仅艺术文化等原属“边陲”的课题成为历史研究的新宠，更是从“文化语境”的角度去理解历史——这里指的是文化人类学式的解读，强调对外在表现（包括机制、仪式、活动等）的意义阐释。例如，对“文化转向”起了推动之功的英国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便通过工资、农村生产工具、面包价格等社会经济条件的描述，来说明工人阶级认同形成的因素与过程。与马克思唯物主义相反，他认为经济只有在被编码到文化之中，并且用经验（而非结构）加以阐释时，才成为一种历史性的力量，从而主张从符号秩序的面向来论述历[32]史研究的对象。因此，百货公司的文化史就不仅是表述企业经营的都市机能，而是通过这个企业来切入现代城市的文化肌理，并说明[33]背后的权力关系。这个思考促使我们提出一个较深刻的理论问题：借由上海百货公司，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性？如果我们不再认为现代性的追求只是一种目的论（teleology）式的、不断向前移动的线性过程，而是各种预期与非预期的观念碰撞，百货公司这面镜子所映照出来的上海，就不该只是一座“进步文明”的消费城市，而是一个容许噪声存在及辩论的文化场域。换言之，百货公司所呈现的现代文化并非整齐划一、边界明确的都市机能，而是具有高度歧义性与竞争性的观念丛，上海这座现代城市亦体现了现代性的争议。这正是本书从百货公司来重新认识上海城市文化的意图。展演文化权力的舞台
有别于过去以企业机能为研究视角，本书将以“消费主义”为核心概念，探讨百货公司在近代中国的意义，特别思考这种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如何通过各种营销手段，创造全新的消费经验，并传播现代的消费主义。正如前文所述，百货公司与传统商店最明显的差异在于规模：建筑之大，往往占据整个街区；商品之多，足以涵盖人生所有需求；而其经营原则乃以交易量极大化来达成利润极大化的目标。因此，百货公司的营销策略是尽量把顾客吸引到商店里，并延长顾客逗留商店的时间，增加顾客接触商品的机会，以提高顾客的购买欲及购买量。职是之故，百货公司必须投入大量成本于商品之外的设施，以制造舒适、愉悦、诱人的消费环境，包括装饰华丽的建筑、新奇有趣的展览、声光化电的装置等。零售机制的革新使消费的内涵开始发生转变：消费经验不仅是购买有形的商品，也包括接收无形的感官刺激；人们到百货公司不仅为了买东西，也为了寻乐趣、长见识。此外，百货公司为了更有效地宣传消费主义，动员各种媒体，而其广告方式也不仅在吹嘘商店及产品的优点，还论述一套消费意识形态。从这个角度来看，百货公司不但是商业空间，也是文化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百货公司所传播的消费意识形态并非总是彼此连贯、逻辑一致的观念，经营策略上反映出互相扞格的文化意涵者并不少见。这正是百货公司消费文化，甚而是上海城市文化所呈现的矛盾性格。因此在探讨百货公司的营销策略时，本书将进一步以之为观察上海城市中权力关系的窗口，特别把重点放在百货公司如何改变城市空间、掌握消费者的阶级特性、对“华洋”标签的挪用与再诠释，以及建构社会评价两极化的“新女性”角色。
地景的权力再现[34]
有人说，21世纪的上海是“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其实用这句话来形容20世纪初的上海也还算恰当，其中，建筑可以说是改变城市样貌的主要因素之一。《北华捷报》的记者评论19、20世纪之交的上海建筑热潮时指出：“早期用来满足城市开拓者所需的建筑[35]正在迅速消失，只剩下几幢供我们缅怀往日时光。”以上海外滩来说，从开埠到租界废除的一百年间，它原本是作为航运的起迄点，沿路以码头栈房、仓库、洋行等功能建筑为主，后来成为银行、保险公[36]司、高级旅馆及办公大楼的所在地。百货公司毕集的南京路也是如此：它原来只是连接外滩及跑马场的通道，甚至因此被称为“马[37]路”，后来成为各种商店及娱乐场所林立的“上海第一商业街”。
然而地景的改变除了带来新的城市功能，还蕴涵着什么样的文化意义？文化地理学家奎恩（Mike Crang）指出，空间与文化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文化需要特定的空间来承载与展演，另一方面文化也赋予空间某种意义——通常是空间建（重）构者、利用者及被[38]驱离者之间的权力抗衡。最典型的例子是上海跑马厅的改建历程。骑马、赛马原为英国传统运动，随着英国人的拓殖在帝国范围内传播，对于凝聚社群意识十分重要。不过华人有不同版本的跑马厅故事：英人不但以低价圈下农田，兴建跑马场，限制华人入内，又贩卖马票鼓励赌博，因此在上海市中心区内占地广阔的跑马场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明证；直到中共政权成立，上海市政府才正式收回跑马[39]厅，改建为人民广场，作为上海市民集会游行及休憩游玩之用。跑马厅作为城市空间的利用方式，不但是机能规划的再现，更是政治权力的竞技场。
尽管与跑马厅相比，百货公司所造成的地景变化没有那么剧烈，但它同样反映了交错的权力关系。上海百货公司所在的南京路是公共租界内最重要的一条街道，商号云集。值得注意的是，在先施、永安百货公司出现之前，南京路西段两旁的建筑物以二、三层楼的中式建[40]筑为主；1910年后百货公司建成，高耸的尖塔成为南京路的醒目地标，不但造成视觉上的冲击，甚至带动周边商店纷纷加入这场视觉消费的竞争，不重视或不需要橱窗展示的商店逐渐退出南京路，取而代之的是时尚精品的店面，使这条街道愈来愈被吸纳进这种诉诸视觉效果的消费形态。奎恩指出：“展示开始改变了都市生活的纹理，其中所呈现的丰富影像，不断扩张的欲望对象的展示，以庞大的视觉刺激轰炸人群，影响着都市的心灵，所创造的城市经验充满了绚烂的片[41]断，欲望的时刻，但缺乏清晰的整体模式。”因此，百货公司借由建筑、橱窗、商品陈列所展示出来的消费文化，创造神奇壮观的梦幻世界，灌输消费意识形态，进而合理化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却以小商店退出南京路为代价。换言之，百货公司对城市地景的改变，不但意味着都市机能的扩张，更展现了资本主义权力的可视性（visibility）。
阶级界限的游移
百货公司本身也提供了观察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文化互动的一扇
[42]窗。自从1980年代中国史学界重新“发现城市”以来，上海一直是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焦点，著作数量之多，题材范围之广，以“汗牛充栋”来形容亦毫不夸张，光是上海史的研究回顾就可以写成[43]专书。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仍是学者所关注的重要课题，反映在上海城市生活史上，就形成两种基本论调：其一是对“摩登上海”的描绘，包括现代市政管理及物质文明所带来的正面与负面冲击；其二是着重于“霓虹灯外”的上海景象，特别注意小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可以说是前者的典型论述，其关注焦点是近现代文学史的议题：长期以来，近现代文学史的主角一直是五四传承下的“新文学”，特别是1930年代兴起的左翼作家，其作品为中共革命及建国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础，而他们所关注的“启蒙与救国”就成了“文学现代性”的特征。李欧梵却在左翼作家之外，“发现”一批风格全然不同的创作者。迥异于前者凸显都市社会里的阶级矛盾，后者更专注于“都市风景线”的描绘，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感官刺激，以及商品化的生活美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批所谓“新感觉派”的作家，多半把故事场景设在西化的上海——舞厅、电影院、跑马场、咖啡厅、百货公司等。换言之，李欧梵尝试在国族主义的宏大叙事之外，从都市空间与消费文化的角[44]度重新定义“现代性”。
相较于李欧梵所描写“光、热、力”的现代物质文明，卢汉超认为多数上海居民仍笼罩在传统的生活氛围之中。尽管上海拥有各式各样的美食餐厅、与世界时尚接轨的服装店，以及欧美最新出厂的汽车，但是多数上海人的早餐仍是咸菜泡饭，穿着母亲或妻子所缝制的粗布衣服，而乘坐轿车更是难得的生活经验。换言之，从日常生活的层面上看来，“上海是强大而又充满活力的传统主义潮流中心——此处传[45]统主义意味着中国本土事物的连续性或持续性”。当然，卢汉超绝非无视李欧梵所描绘的那个“摩登上海”，只是质疑它有多贴近“大多数的普通上海人”。对他而言，近代上海和大多数的中国城市一样，都具有强韧的传统文化，是西化浪潮所无法摧毁的。
乍看之下，李欧梵与卢汉超所描绘的上海图景似乎是南辕北辙：前者是最具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现代都会，后者则是本土文化根深蒂固的传统城市；然而他们的共同点是以阶级作为城市的论述主轴：在李欧梵的上海里，住的尽是追求现代物质文明及生活情调的布尔乔亚阶级，而在卢汉超的上海里，充斥着在生存线挣扎的市井小民。这两个上海故事似乎难得有什么交集，甚至同样说到城市里的闲逛者，李欧梵用的是充满浪漫气息的法文字“flâneur”，卢汉超用的则是带有“浪子”“流氓”等粗犷意味的英文字“vagabond”。[46]也因此，百货公司在他们两人的城市图里占有十分不同的地位：前者认为位居南京路的百货公司是上海传奇的焦点之一，后者则认为包括百货公司在内的现代设施与多数居民的日常生活是毫不相干的。
把百货公司和特定阶级联系在一起，是十分常见的看法，学者甚[47]至称之为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养成所”。菊池敏夫亦把百货公司视为“资本家阶级及都市中间层所组成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场域，其所提供的娱乐设施与活动，乃是了解“都市中间层的生活、心理与[48]志向”的渠道。从全球史的视野来看，百货公司的发展的确与中产阶级的兴起息息相关，因此称百货公司为资产/中产阶级的消费胜[49]地，大致不错。然而百货公司的装饰由店内延伸至店外，使其打造的消费文化具有“公共性”，以致不论是衣冠楚楚的绅商仕女，或是衣衫褴褛的黄包车夫，都有机会共享这场“视觉的盛宴”。此外，上海百货公司的特殊之处还在于业主涵括性的企图心，特别反映在附属游戏场的规划与经营。由于游戏场的门票便宜，吸引了一批与商品部门完全不同的顾客，导致社会大众对百货公司产生两极化的观感：一方面讴歌这种新式商店的进步时尚，另一方面又鄙夷其附属游戏场的黑暗污秽。换言之，上海百货公司并不专属于资产阶级。这提醒我们，消费文化的阶级界限也许并不如我们所想象得那样清晰可辨，资产阶级与市井小民在消费品味上也许有共存，甚至互相渗透的可能，上海百货公司正提供给我们一个契机，重新思考消费的阶级定位问题。
华洋关系的歧义
在城市生活方面，本书另一个观察重点是华洋关系。上海的发迹始于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及其后所带来的不平等条约，华洋关系一直牵动着城市生活最敏感的神经。外滩公园门前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争议，直到现在都还是挑动民族情绪的传奇记忆；而民国时期几次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如五四、五卅等）都和华洋冲突有关。民族主义运用在企业史上，结果是轻易地用国籍，甚至华洋二分的标签来区别企业的类型，进而加上“政治正确”的评价。这使得企业史研究往往强调“华商”与“洋商”的差异与竞争。上海百货公司也在这个脉络下被区分为两种“四大公司”：一是由英商开设的福利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