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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路辉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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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极之镜试读：

作者简介

路辉，重光大渊献之年，圉壮之月，丙辰日之人。曾遍览群书，始得一丝之禅意；又阅尽春秋，方悟百代之过客。指天文，通历法，看地理，明日月，执一世之医，写万世之书。晓月风尘，帽落凌花，衣惹烟香，龙蛇晚来初过。满城车马，对明月，有谁闲坐？任狂游，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古中医，凭与谁说。青灯下，垦著医书寂寞。历至午岁，管变大吕，春满旧日山河。夜阑饮散，望北斗，话自说。醉江山，又重向运气里摹。春气归来，看美人桃花，袅袅春幡。东风吹雨，拈指收尽余寒。甲午春秋年，料今日雪尽遗憾。浑未痛饮阴阳酒，更见大珠小珠落玉盘。我笑东风从此，便熏梅染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变幻朱颜。因果分缘，问何人会解连环？不怕见花开花谢，只管我辈人间。

桃李春风一杯神仙酒，江湖夜雨十年唏嘘灯；水到尽头天作风云岸，山登绝顶我为缥缈峰。青山不墨千秋美画卷，绿水无弦万古琴瑟声；天地无为百代风骚客，乾坤不用一轮日月明。阅尽万般因缘境，尽在此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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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u/1585701380（中医论道：如意明月的博客）

中医的科学属性

路辉先生的《无极之境》和《古中医悟》不知读了多少遍，初读之下有醍醐灌顶之感。读是读了，也读懂了一些，但至今仍未完全变成自己的东西，还不能用之于临床，因此还在努力学习中。路辉先生有一个宏伟的计划：继续编写出版《古中医运气学·天地之机》《古中医藏象学·不朽之身》《古中医内算学·伤寒之术》《古中医宇宙学·众妙之门》和《古中医学术史·天医之门》。读完路辉先生的这些续作、学会和掌握“内算”、用之于临床、极大地提高临床疗效，是我之愿也。

我猜想路辉先生的宏愿有二：一是证明中医的阴阳五行是以中国古天文学为基础的科学，使中医再不被诟病“不科学”，《无极之境》和《古中医悟》即肩负此使命并已基本达成；二是说明中医与其他科学系统一样，不仅有定性思维，也有其定量系统，只是现在古中医的这些“内算”仍被看作“封建迷信”，或因其难学而被束之高阁，其定量系统就是中医理论中天干地支、五运六气、四时五行理论在年月日时的时间与空间层次上的内算系统。

法国著名纪录片导演让·米歇尔·卡雷在前些日子采访我时的主题就是我心目中未来的医学模式，我回答说“以中医理论指导的、以现代科学技术支撑的医学”。说实在的，未来的最好的医学模式具体是个什么样子我也说不上来，应该就是路辉先生的努力目标吧。

路辉先生为中医药的再辉煌的这些努力应该受到欢迎、受到鼓励、得到支持。为了中医药的再辉煌，中医药界人员都应认真读读路辉先生的这些著作。

我一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中华民族自有史以来，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一直处于世界前列，只是近几百年来落后了，近几十年我们正在奋力赶上并已达到预期目标。当下对中医药，国家支持、人民需求，加上中医药从业人员的奋发图强，我看好中医药的再辉煌。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麻柔丁酉年仲夏

重新认识中华中医之魂

两千五百年前，人类解剖分析原生态事物的能力十分有限。于是，人们聚精会神地在不拆开原生态事物的前提下，观察万事万物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状态（现象），进而在综合研究万事万物之间的诸多相关性的基础上，逐步从整体上认识了万事万物以及种种事物内在的原理、规律、法则，并进而概括为哲学和从属于哲学的由综合到演绎的科学研究方法。这叫作“形而上者谓之道”。近四五百年来，随着近代物理学、化学的不断发展，人类拆开原生态事物的能力不断提升，寻求各种材料以及制造种种工具、器具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并越来越深入地认识了物理学、化学和从属于物理学、化学的由分析到归纳的科学研究方法。这叫作“形而下者谓之器”。

纵观五千年来人类文明的历史，在整个文化科学的进步上，应当归结为两次文化高峰。第一次文化高峰在春秋秦汉之际，以形上性文化科学的成功为代表，其标志是人类在哲学上的成熟；第二次文化高峰在后，即距今四五百年的欧洲复兴以来，以形下性文化科学的成功为代表，其标志是人类在物理学、化学方面的成功。第一次文化高峰的意义在于认识宇宙、安排人生，提升了人们的思维智慧，充实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充实了人们适应自然的能力；第二次文化高峰的意义在于剖析自在、获取材料，提升了人们制造器具的能力，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第一次文化高峰催生了哲学为基础的文学、艺术、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法理等人文学科，中医学即在其中；第二次文化高峰催生了物理学、化学为基础的声、光、电、磁、热、力、微电子等物理分支学科和有机、无机、生物化学等化学分支学科，西医学也在其中。由此可以说，中医是哲学体系下的学科，主要运用着由综合到演绎的科学研究方法，亦可称之为形上性的医学科学；西医是物理学、化学体系下的学科，主要运用着由分析到归纳的方法，亦可称之为形下性的医学科学。由综合到演绎的形上性科学，是大脑思维的结晶；由分析到归纳的形下性科学，是实体实验的结果。大脑思维和实体实验是不可通的性的关系，因此形上性科学与形下性科学以及中医与西医之间，也必然是不可通的性的关系。只要人类两次文化高峰的总体格局不会改变，中医与西医两种医学科学体系之间并存的格局，终将不会改变。

科学家告诉我们，宇宙生成已经有一百五十亿年的历史了。如果我们将这一百五十亿年浓缩为地球上一年的三百六十五天，那么人类的出现应当是在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十点三十分那一刻。而人类文化的出现，则应当是三十一日晚上最后十秒的事情。在这十秒里，尽管形上性文化科学的繁荣在前，形下性文化科学的繁荣在后，但是这并不代表两类文化科学哪一者先进，哪一者落后。两类文化科学之间，各有各的内在规律，各有各的发展轨迹。而两类文化科学并存并重的历史，其实才刚刚开始，至今还不到十分之一秒。只是白驹过隙般的人类一代接着一代地从历史匆匆走过，这才以人性卑微的固有天性，在无所谓先后的十秒钟里分出了古与今，优与劣，新与旧，存与废。以至因为人性的卑微，反而忘记了“科学是超时空而存在的”这一千古名言。

实现当代中医的复兴，首先要重新认识中医学的文化基因与核心价值。人们不能把博大精深的中医学曲解为经验医学，也不能用西医的观念与方法对中医学随意解释、妄加改造。中医学不是一根针、一把草，不是土、单、验方形式的原始疗法，也不是用简、便、验、廉这样四个字所能概括的。如果把中医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史、哲（尤其哲学）是其根，《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科学体系是其本，《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是其主要枝干，而内、外、妇、儿各科的治疗及其方剂、药物等则是其分枝、花叶与果实。这里的根、本、主要枝干，是中华中医之魂，是中医学文化基因与核心价值之所在。丢掉了中华中医之魂，勉强留下来的经验疗法及方剂、药物，只能是失去生命力的枯枝、败叶、干苹果。这无疑是一种十分可悲的、不可饶恕的传统文化科学自残。一百多年来中医衰落的经历告诉我们，实现中医学的复兴，我们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首先要回到易经时代，回到中医学的文化基因与核心价值上来。否则，复兴中医将永远是一句伟大的空话。

路辉先生是一位中年中医的中坚学者，他热爱中医，才思敏悟，读书颇丰。行将出版的《无极之镜》，是一部通过天文广泛涉猎阴阳、五行、算学、中医的学术专著，一部引领读者回到易经时代的好书。故乐为之序。李致重2017年8月

易道之天道

习近平主席近年来关于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有一系列重要讲话，他提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这里强调的“四个讲清楚”对我们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学术认同问题，那就是：什么是国学？如何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在当前新时代、现代科学的大背景下，如何理解国学的基本含义？关于这些基本国学问题的回答，对于实现“中国梦”具有指导性意义。

如何理解国学？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在上千年的演变发展中，形成了以儒家为表、佛和道为里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儒、佛、道三教成为国学的三大主干，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为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不同的发展时期，以及一直贯穿中国历史与学术史的道家之学。这里的三教之教，并非宗教之教，而主要是在“教化”的意义上使用的。国学的基本特点是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和心理积淀，承载着中国人的天人观、生命观和价值观，以及人感应天、认识天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构成了中华传统文明的核心学术体系，是中华文明与文化最深厚的学术体系基础，是数万年来中国古圣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文明学术体系与历史文化遗产。

有人说儒家“六经”是国学的源头，这有一定道理。不过，儒家学说毕竟只是一家之言，虽然后代儒家吸收了其他各家的精华，但仍然不能取代其他各家的学术地位，不能说儒学就是国学的全部内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医家、阴阳家以及后来的佛家，都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之间常有相互影响，但不可以归并合一。但是，在诸子百家的学术体系中，有一部古圣的著作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忽略的，那就是儒道医阴阳兵等诸家皆奉为经典的著作——《易经》。“国学四部经史子集，核心是经，经当中最重要的是六经，而六经又归宗于大易——《易经》。”这是马一浮、熊十力说的，是他们用一辈子的时间体悟出来的话。马一浮说：“国学者，六艺之学也。”他说的六艺是大六艺，也就是六经。古文经学派将《易经》排在六经的第一位，这是按时间先后排序的。《易经》这本书，是世界文明四大经典之一。世界文明四大经典分别代表了四大文化：《圣经》是西方文化第一经典，《吠陀经》是印度文化第一经典，《古兰经》是阿拉伯文化的第一经典，而《易经》则为东方文化的第一经典。历经几千年之沧桑世变，《易经》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文明之髓、精气之源。在西汉时，《易经》被推为十三经之首，被誉为“群经之首”，《易经》是中国人智慧之大成。在中国古代，曾经涌现出许多思想家著书立说，谈经论道，写下了不少的“经”书。对于这些不同的“经”书，后世学者常多有指点评议，而《易经》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从古至今，这一点大概是没有哪一位学者反对的。《四书五经》的首经即是《易经》，被历代医家尊为圣典的《黄帝内经》的核心思想也与《易经》无二，因而有易医同源之说。就连孔圣人也因为没有过早重视《易经》而感慨：“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易经》对中国人思想的浸淫，对中国传统文明结构的形成以及社会、科学发展轨迹的影响，不言而喻。《易经·系辞》指出“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易经·系辞》还曰“圣人有以见天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突出了人与天地的相应。《易经·系辞》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强调了对事物的认识必须天地人结合。《易经·系辞》的“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也”，则突出了人与天道、地道相应。《易经·乾》的“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强调了人要与天地合一，人不是孤立的。《四库全书总目·易类》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历法、乐律、韵学、兵书，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因此，《易经》可以称得上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思想的综合知识库了。可见，中华传统文明的核心是《易经》，而《易经》的核心是天道。

那么，《易经》中所论的天道又是什么呢？

汉代的《白虎通·五行篇》说：“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说得更清楚：“天地之气，合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其行不同，故为五行。比相生而间相胜也。”显然是说，五行是指天地之气的运行，有了阴阳，才有了四季，有了四季，才有了五行，之所以用“行”字，是因为天地之气的运行方式不同。那么，天地之气的运行又是指什么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的“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湿燥风”，《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把五运也就是五行和阴阳并列起来，都看成是化育生命的本源。东汉张仲景著《伤寒卒病论》也说：“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伤寒论·伤寒例》中，也有“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决病法”，这在《伤寒论》中称之为“斗历”，记述了斗柄指向和四季、分至启闭（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二十四气以及七十二候的关系。伴随着天球上的斗转星移，伴随着地面上春、夏、长夏、秋、冬季节的更替，大自然的气机进行着展放、上升、平稳、内收、潜降这样有序的运动和变化。而季节更替的决定因素，与地球绕太阳公转时地球到太阳距离的周期性变化相关，斗柄指向只不过是观察天象的参照物罢了，但却是五行归类的内容之一。

毫无疑问，易学体系的阴阳五行系统与天道、天象系统密不可分，主要是以七曜九星为根本的天人合一体系。而七曜九星的具体运行规律又是如何呢？这部分内容在《二十四史》的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中都有详细论述。但在学术界基本上还没有几个人去认真整理这些天道、天象、天机与《易经》、与阴阳五行、与河图洛书、与天干地支，尤其是与中医的关系如何。后学以独具之慧眼，耗三十年之时光寒暑，著《古中医天文学·无极之镜》一书。其书基本学术框架就是，以观察北斗九星斗柄在极坐标系上的指向，来确定四季和节气；以观察日月五星运行在黄道坐标系、赤道坐标系上的顺逆停留，来确定阴阳五行生克制化、亢害承侮的量化方法；以观察地平坐标系上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天球的天干地支的内算量化方法，最后通过盖天论的七衡六间图画出阴阳的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六十四卦，通过浑天论的观天测星法来运算出岁星、荧惑、镇星、太白、辰星视运动轨迹的顺逆停留与距离地球的远近大小的五行规律，这是中国古人由来已久而且是很精确的观天测影（盖天论）、观天测星（浑天论）、观天测气（宣夜论）的方法，但如今却已基本成为“绝学”了。正如《易经》中所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但是怎么“仰以观于天文”？怎么“俯以察于地理”？历来在学术界都没有人详细说过天象天道与阴阳五行的必然联系，即天机的问题，而笔者在《古中医天文学·无极之镜》一书中把这件事说清楚了。所以，这本书不仅是古中医的天文学，也是中国传统文明的天文学。这本书将中国传统文明从哲学层次上升到科学层次，这在中国传统文明的学术史上也是少有的，意义非凡。《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可知，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主要是因为晚年喜《易经》，学《易经》所致。《易经》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随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为其作《易传》之后，《易经》也就成了主要反映儒家“天人观”思想之经典。孔子不仅自己刻苦学《易经》，也劝人学《易经》。“有古强者云：孔子劝我读《易》，言此良书也，丘窃好之。韦编三绝，铁挝三折，今乃大悟。”而在易学的历史上，西汉京房撰写《京氏易传》三卷，东汉郑玄著《易纬》以注《易经》、写《太玄》以摹《易经》，唐孔颖达奉太宗之命撰《周易正义》十卷，宋代邵雍阐述《易经》写成《康节说易全书》，北宋程颐撰《程氏易传》，南宋朱熹撰《周易本义》十二卷，清代李光地等撰《周易折中》二十二卷，所有这些易学之著，都被认为是易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易学版本。而这些重要的易学之著其实都是在阐释日月五星与人之间的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的天道规律。道家就更不必说了，道家不仅著述阐释七曜九星之天道，而且还以身修道、以心合道。

孔子领悟出天人之间的关系，认为天命下贯即为人性。子思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在这方面的思想，因而在《中庸》开篇便阐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从其中可以看到《中庸》思想对“天命”“天道”的看重，并试图求问“天道”规律，要求自己的思想言行符合“天道”要求与特点，以实现“得道”“合道”。孔子的“天道”，其一，是宇宙自然存在之“天道”，主张天人合一，尊重大自然客观规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不要违背自然规律而行；其二，视“天道”为天人合一之道，从单纯的“天道”进一步演化为“天人之道”，并将符合“天道”主张的行为予以规范，是为了证明某些思想行为的合理性，令其占据顺应天命的大义，此即曰孔子所知之“天命”。《庄子·天下》亦云：“《易》以道阴阳。”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白序》中也曰：“《易》以天道化。”这些论述都抓住了《易经》的天文天象本质，天道既是《易经》的灵魂，也是《易经》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之七篇大论更是天道观贯穿全篇。唐代孙思邈就有“不知易者，不足以言知医”的感慨，明代张景岳也说“《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这些也都说明中医学术史与《易经》的天道观密不可分，即医易相通。而这个“天道观”体系的证明就在《古中医天文学·无极之镜》之中。

对国学进行继承和创新，就需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水平。理论思维水平提高了，分析能力就可以提高，就可以分清精华与糟粕，即使面对糟粕也可以进行改造创新，努力化腐朽为神奇。如果不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水平，对现实又缺乏研究，对国学就可能会误用、乱用、滥用。对国学不能随便自以为是的想当然，继承是前提，研究是基础，翻译与创新是关键。只有通过创新形成越来越多的新成果，国学的生命力才会越来越强。《古中医天文学·无极之镜》一书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创新。

对于本书，朱熹的“问渠那得清如水，为有源头活水来”从中国学术史角度形象地说出了天文、天象、天机作为源头活水的宇宙发生学特性，“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又恰如其分地道出了从道如流的宇宙天人合一的自然特性。路辉丁酉年丁未月丁巳日丁未时

契要

子学大系“古中医书”系列五卷，旁篇两卷。本书系第一卷《无极之镜》。本卷从国学、子学、中医的根子上，即阴阳五行的起源及其天文机制、历法本质、历史演变考证论述。无极状态是《易经》之中最根本的天象，即上元混沌甲子之岁、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七曜齐元的天象状态，一切皆是从无极而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而万物，也是三生万物的过程。故天下万品皆是无极演变而来，最终又归于无极。镜者，映像万物而不染，镜中万物皆虚幻，此万象万物皆由无极而生化，一切世间之物皆是无极之镜中的影像而已，镜像最能反映品物真实，巨细无漏，故有此书名。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首次揭示了阴阳五行、河洛干支、五运六气、子学九式的物理本质、天文原理、历法起源，全书的精髓主线如下：盖天论之阴阳五行大系统“古中医书”第二卷《天地之机》主要揭示《黄帝外经》、五运六气的全部内容，而目前王冰所传“运气七篇”仅是运气全部内容的一半。第三卷《不朽之身》揭示《黄帝内经》及《伤寒杂病论》中的藏象学说，建立起全新的古中医体系。第四卷《伤寒之秘》揭示瘟疫、温病、伤寒、杂病的运气机理，全面揭示了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内在机理。第五卷《众妙之门》讲的是上古中国的道德轮回史，以及天体之宇宙结构、生命形式、时间与空间结构，及其各自的宗教历史。旁篇第一卷是《天医之门》（古中医史），首次在中医界明确提出了古中医史的完整体系，中医史不但是《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的研究史，而且还是天医退化史、医算退化史，同时也是中医见乱之史，更是古中医的回归之史。旁篇第二卷是《中医乱》，揭示了现代中医研究的种种弊端及原则性的错误，乱象正解。

天镜

无极者，天地初开，寂然混沌，其中有精，其中有信，吾不知其名，强名之曰道。

镜者，幻象也，一切皆空，唯道者不空。

道者，璇玑也，因果也。空者，劫数一过，世间万品，皆归于无极。

无极之道，风火地水四大之属。风者，宇宙粒子射线磁场也；火者，天体冲撞、白矮中子黑洞之塌陷爆炸也；地者，一切有形之天体也；水者，宇宙高能粒子之场也。

无极而太极，寂然已破，风火相击，地水势流，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三千大千，天地绚烂。觉者翩翩而来，开天辟地；授印者俩俩而降，传道授业解惑也。层层天体，层层境界，层层世界，千亿劫数，文明累然。

太极生两仪，三界成，银河生，卍字为释印，先天太极图为道印，皆璇玑之图录矣。须弥山居中，自身生光，无影毫芒，布满虚空。太阳系十二星体，成就娑婆有情世界，绕须弥山银心周旋，物种兴衰，大四季时空使然。至于三式、四象、五行、六爻、七政、八卦、九宫、十干、十二支、五运六气、六十甲子、六十四卦之属，皆为太阳系七曜九星之气数。

自太极分而有阴阳，经曰：夫阴阳者，天地之道路，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故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阴阳不测谓之神。然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金木者，生成之始终也。

阴阳五行流行为十干之化运，寒暑燥湿风火之气周流于天地之间，而为万物之源。人则禀其精而囿于两间，所以五脏以应五运，六腑以应六气。凡人之顺逆灾疾，尽皆于天地之气运所为。非只一步，虽一时一刻之短，五行之气莫不存焉。非特一毛一茫之细，而五行之化莫不裁焉。上推于天，则有五星相倍之应；下察于地，则有万物生成之验。奈何今之医者，全不知运气为何物。反谓泥专执术之方以害人。

看通《无极之镜》，即打通任督二脉，开通混沌之九窍，运通大小之周天，直通无极之境！这是一本可以修炼之古中医书：肇始于《无极之镜》，参同契于《天地之机》，内照于《不朽之身》，济世于《伤寒之秘》，圆满于《众妙之门》，破执于《中医乱》，重生于《天医之门》！

出世间，云卷云舒，天地过隙。入世间，尘烟过眼，世道唏嘘。

大穹始终，四大沉浮，三千幻镜，卍轮回旋，九星周易，七曜轮替，圭影短长，春秋不重来。细推物理须行道，何用荣华绊此身？

蓦然回首，时过境迁，天地大罗，皆属笑谈。无极之镜，一时虚幻，色相无影，万品皆空。顿首折肱，悠忽一梦。

无极者，沧海一粟耳，天地一微尘矣。路　辉壬辰年壬子月庚申日庚辰时于黄金屋

阴阳万象——古日地学

通过“古中医书”之《众妙之门》中的讲述，在我们的大脑中、思维中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宇宙结构、境界、时空、生命体图像的概念框架，这个宇宙结构与生命形式完全不同于现代科学所限定的知识。其实在许多问题上都是这样，尤其是关于我们自己的古文明与古文化。我的子学体系

近年来，中国掀起一股国学热，穿汉服、诵经典、拜孔孟，满篇之乎者也，但充其量也就是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龙文鞭影、四书五经等儒家的一点东西而已，高级一点的学学佛道经典，这已经是高层次的所谓国学了。近年来还有一股所谓新儒学之流，不过就是换现代西方哲学之新瓶、装古儒学之旧酒罢了。可以看出，这些所谓国学，其实都是文化范畴的东西，文化是文明的外延，而文明才是文化的核心内核。那么，中国国学的内核是什么呢？似乎还没有人去深究这个东西，其实这个问题很明显，国学文明的基因就是阴阳五行、干支河洛、子学九式这些东西，但是这些定量的学术概念体系在现代国学派眼中却是迷信、唯心的代名词！至于这些子学基因组到底来源于何处，根本就没有人去研究和溯源。

我的子学体系不同于现代国学派关于国学的认识，国学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我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叫做子学。而且这个子学体系是有历史出处的，那就是中国古天文、古历法！在《四库全书》中有一个经史子集的分类，这里的经部、子部就是子学体系的全部精华。在历史上很少有人将中国古天文、古历法与阴阳五行、干支河洛、子学九式对照互参研究，但是在子学九式中却有大量古天文、古历法的概念浸淫其中，这一文化现象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研究，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实际上，子学文明体系的DNA就是中国古天文、古历法，基因就是阴阳五行、干支河洛，蛋白质就是子学九式，整个子学文明的滥觞构成了现代国学派所谓的国学文化。这个子学文明也不过就是太阳系之内的一个文明体系而已，但超出太阳系之外，还有无数的星系宇宙结构，那些星系结构中的另外的生命体文明实际上就是《众妙之门》之中所说的内容，即我们地球人在宗教中谈及的宗教文明了。

子学九式中唯一可以被社会、世人认真接受的只有中医，但中医经过现代社会变异后，也是面目全非，所以为了恢复中医的本来面目，我将符合《黄帝内经》《黄帝外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的真正中医理论体系称之为古中医。古中医体系只是地球人类古文明的一小部分，其实古中医就是玄学，玄学就是国学、子学。有许多人认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如果与天干地支等术数联系上，恐被“玄学”化，殊不知，玄学不玄，实质就是干支学，中医与天干地支的关系极其密切，《黄帝内经》中的“阴阳应象大论”“脏气法时论”“六节藏象论”“四气调神大论”“金匮真言论”“灵兰秘典论”“阴阳系日月”“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九宫八风”“五十营”等篇章，《黄帝外经》的“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刺法论”“本病论”等，以及子午流注开穴法、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都是运用天干地支计算中医的法则，这就是古中医的规范，古中医是这个天人绝学的最好体系，既可济世救人，又可修炼自身，又能为世人所接受，不至于“玄之又玄”。古中医，国学之渊薮，术数之圭臬，法术之大成……

那些别有用心的伪中医们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味地否定，值得深思。

下图只是关于这个子学体系的定性说明与概括，这个体系只代表作者个人的子学学术体系，不代表真正的子学学术渊薮。内算、缀术与外算

南宋秦九韶在《〈数书九章〉序》中说：“（数学）大则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物，类万物。”“今数术之书，尚余三十家。天象历度，谓之‘缀术’；太乙壬甲，谓之‘三式’，皆曰内算，言其秘也。《九章》所载，即周官‘九数’；系于方圆者，为‘叀术’，皆曰外算，对内而言也。其用相通，不可歧二。”在古中国的古文明中，天、地、人的研究是中心内容，其中天人之学又是重中之重。古中国的天人之学实际上包括了三个主要部分，即内算、缀术与外算。

内算系统是中国古文明的DNA，相当于现代科学的物理、化学的基础学科地位，主要包括阴阳五行、太乙、六壬、遁甲、八卦六爻、河图、洛书、五运六气、古中医、斗数、四柱、七政、堪舆飞星、择日等内容。如近期出土的清华简中战国时期“后天八卦图”等。在中国的内算体系中，有一个基本的公理，即数为天地之源，无论是《周髀算经》，还是《易经》《乾凿度》等古籍中，都有论述与证明。所以，数与数之间关系就代表了天地之间的物理联系与时空联系，也就出现了生数、成数、大衍之数、先天数、后天数、河图数、洛书数、历数、五行数、卦数、干支数等基本概念与定理。这些数在中国古文明中统称“气数”，所以说某一件事到尽头的时候，古人会说“气数已尽”，就是这么回事。气数统括天地之间一切象数，即气数首先是以“气”（真正的“气”应该是“炁”）为基础，然后气的运动规律称为“数”，气的运动规律的运用称为“数术”，这是气的基本物理概念。而现在有的学者研究气的时候，只研究气的“象”“理”，对于气是“数”“占”却置之不理，以为那是迷信，殊不知“气数”才是真正的气的内涵啊，而气（炁）的物理实质就是电、磁、引力之物理场。一个完整的炁的概念，象、数、理、占，四位一体，缺一不可。

在中国古文明中，长度、重量、数量、时间的度量都是按照天地之数来定义的，皆源于天道。“黄钟之律管长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宽二尺七寸。音以八相生，故人高八尺，寻自倍，故八尺而为寻。有形则有声，音之数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为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为制。秋分蔈定，蔈定而禾熟。律之数十二，故十二蔈而当一粟，十二粟而当一寸。律以当辰，音以当日，日之数十，故十寸而为尺，十尺而为丈。其以为量，十二粟而当一分天地之气，十二分而当一铢天地之气，十二铢而当半两天地之气。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铢为一两天地之气。天有四时，以成一岁，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两而为一觔天地之气。三月而为一时，三十日为一月，故三十觔为一钧天地之气。四时而为一岁，故四钧为一石天地之气。其以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故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可喜的是，某些现代学者已经认识到了阴阳、五行、八卦、三式、河洛等都是一种天文历法形式，这是一种还原中国古文明真相的进步。在《四库全书》中，这部分古文明的核心部分被称为“子学”。

缀术系统主要是天文观测与历法制定，在现代科学中相当于天文学，这部分精华内容见于《史记》中的《五行志》《律历志》《天文志》，包括以古六历为基础的三统历、古四分历、大衍历、乾象历、元嘉历、大明历、授时历等一百零二部历法，明确了日月五星的精确天体运行轨迹及行星之间的相互影响，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古文明像我们的祖先那样重视天文历法，但是天文历法的主要功能是为内算系统服务的，“敬授人时”的主要意义是“人时”，而并非“农时”，《周髀算经》可谓其祖。

外算系统的主要内容相当于现代科学的数学部分，诸如《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以及近期出土的清华简中战国时期“算表”等。以《算经十书》为基础，涉及算术、面积、体积、测量、线形方程、高次方程、微积分、高等代数等方面，创造出诸如勾股术、天元术、四元术、割圆术、重差术、方程术、正负术、开方术、隙积术、内插法、大衍术等数学定理与公式。在汉·徐岳著的《数术记遗》中，记载了积算、太乙算、两仪算、三才算、五行算、八卦算、九宫算、运筹算、了知算、成数算、把头算、龟算、珠算、计数等十四种算法，可惜目前这些珍贵的算法技术大部分已经失传了，只有珠算还流行于世。可见，外算主要是为内算系统、天文历法的观测和计算而服务的。正因为外算是为内算、天文观测和计算而服务的，不是为了计算而计算，所以中国古数学就没有发展出现代数学那么繁杂与精细，这也是许多现代数学研究者不理解的事情，似乎在中国古数学的体系中都能找到现代一些所谓先进的数学理论与概念的影子，但是中国的古数学家又与之擦肩而过，现代数学家们不能理解。其实就是因为中国古文明是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文明，外算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加精确的内算，而西方现代数学是为了计算而计算。

在中国的古文明体系中，这三者的关系是：内算系统是本体论，缀术系统是认识论，外算系统是方法论。这就构成了一个现代哲学意义上的完整的哲学体系架构，但我们在《众妙之门》中已经说了，西方哲学就是自然界在人头脑中的歪曲反映，东方没有哲学的说法，学术界称为“理学”“道学”“佛学”等，而我们的古文明是真正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科学，我们称为“天人之学”。中国古文明系统DNA

文明是文化的内涵与基因，文化是文明的外延与蛋白质表达，中国的古文明基因与内涵是上述的内算、缀术、外算系统三位一体。而中国的古文化外延就是由此而表现出的一切民族文化现象，诸如四书五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龙文鞭影、历史、建筑、军事、武术、民俗、农业、手工业、社会结构等一系列《四库全书》中所说的经、史、集部分。我们现在国内所理解的“国学”是什么概念呢？无非就是文化层次方面的一些内容，最多讲一讲《易经》的象理，简述一下四书五经，这就是国学的最高层次了。至于文明层次的核心精髓全都当作“糟粕”“迷信”被“扬弃”了！殊不知，皮之不在，毛将焉附？中国古文明之国学体系现代的中国国学现状古历法与星占（一）

中国古历法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很早，但第一部留下完整文字记载的历法是西汉末年的《三统历》，这是刘歆据《太初历》改造而成的。就基本内容而言，《三统历》实已定下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古历法的大格局。这些内容主要可分为如下三个方面：推求节气，实即研究太阳周年视运动；推求日月运动，这主要是为了预报交食；推求行星运动，力求准确预报行星位置，以及为实施上述三个方面而进行的辅助性工作，如测量恒星坐标、测定历法历元等。

随着对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南北极天区的天体观测和计算精度要求的不断提高，极为复杂的观测技术（如盖天仪、浑天仪、璇玑玉衡、古天文台、铜壶滴漏、圭杲、规矩权衡等）逐步发展。由于太阳运动相对来说最容易掌握，所以在历代历法中所占篇幅和比重较小。而关于月球运动、日地月关系、五星的天体观测与研究的比重所占篇幅都大大超出太阳视运动的研究内容。可是月球运动、行星运动与太阳运动对农业生产哪一个影响更大呢？显而易见，太阳对地球表面的影响远远大于月球、五星。事实上，古历法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与农业有直接关系。但即使是这样，也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清醒认识。

首先，从迄今所知的史料证据来看，关于太阳运动的研究恰恰在中国古代历法诸成分中发展得最为迟缓。例如，早在古希腊时代，Hipparchus就能以太阳运动轨迹为基准，借助月球作中介来测定恒星坐标，而中国在十几个世纪之后还要以恒星为基准，借助月球和行星作中介来测定太阳位置。又如，与古巴比伦相比，古中国对太阳周年运动不均匀性的掌握可能落后了一千年以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月球运动和行星运动理论方面却发展超前。仅这一事实就已对“中国古代历法为农业服务”说构成了严重威胁。

其次，完整的二十四节气名称最早见于西汉初年的《淮南子》，其中部分名称则在先秦文献中早已出现。节气固然有指导农时的作用，但对节气推求的精益求精，比如由平气到定气则又与农业无关了。因为指导农时对节气精度的要求并不高，迟早一两天完全无所谓，这是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的常识。事实上，即使只依靠观察物候，也可以大体解决对农时的指导。对节气的精密推求，其主要意义在于精确掌握太阳运动，而这是为了准确推算交食。从刘悼提出定气以后，一千年间的历法都用定气来推算太阳运动，但仍用平气排历谱，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古历法不全是为农业而服务的。

再次，我国自古以来的阴阳合历的历日制度就规定，以朔望月的阴历十二月配于日地黄道的阳历春夏秋冬四季，每季三个月。如遇闰月，则这季为四个月。而在天文学上，又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为四季的开始，这两种规定的矛盾，在传统历法上始终没有得到统一。到了北宋时期，沈括提出了一个具有革命性的历日制度，足以解决这个矛盾。沈括提出不用十二月，而用十二气为孟春、仲春……的第一日，我们可把这种历法叫做十二气历。沈括认为，这样则大月三十一日，小月三十日，年年一样，没有闰余；而且十二气常常一大一小相隔，纵有两小月相连，一年不过一次。按照沈括的安排，历日制度可以和天文实际配合得更好，为农时及生产服务业提供方便。他这个十二气历可以说是纯粹的阳历。但当时的人们极力反对，原因就是历法不只是为农时服务的，而是有更深层的天文意义和物理意义。而现今国际通用的公历，正是沈括主张的阳历。

最后，中国古历法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天文数据，即历元。一部历法，需要规定一个起算时间，我国古代历算家把这个起点叫做“历元”或“上元”，并且把从历元到编历年所累积的时间叫做“上元积年”，例如古四分历的章蔀纪元、太极上元、太乙积年、《皇极经世书》的元会运世等。如西汉刘歆的《三统历》以19年为1章，81章为1统，3统为1元。经过1统即1539年，朔旦、冬至又在同一天的夜半，但未回复到甲子日。经3统即4617年才能回到原来的甲子日，这时年的干支仍不能复原。《三统历》又以135个朔望月（见月）为交食周期，称为“朔望之会”。1统正好有141个朔望之会，所以交食也以1统为循环的大周期。这些都是以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为起点的。刘歆为了求得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七曜齐元的条件，又设5120个元、23639040年的大周期，这个大周期的起点称作“太极上元”，此时有置闰、交食、五星和干支的周期都会重新会合，太极上元到太初元年为143127年。在刘歆之后，随着交点月、近点月等周期的发现，历法家又把这些因素也加入到理想的上元中去。

日、月、五星各有各的运动周期，并且有各自理想的起点。例如，太阳运动的冬至点，月球运动的朔、近地点，黄白交点等。从某一时刻测得的日、月、五星的位置离各自的起点都有一个差数。以各种周期和各相应的差数来推算上元积年，是一个整数论上的一次同余式问题。随着观测越来越精密，一次同余式的解也越来越困难，数学运算（外算）工作相当繁重，所得上元积年的数字也非常庞大。这些天文循环周期都是数字巨大的天文概念，与农业农时根本无关，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而这些数据周期与“观象授时”“敬授人时”的关系却十分密切，因为人类的历史不只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么局限，还有史前的历史。由于根本就不懂历法缀术只是内算的手段，元代郭守敬在创制《授时历》中废除了上元积年，导致后来的历法家效仿，反而将历元的天文数据删除了，这才是历史的倒退呢！

与此有关的还有皇家天文机构的隶属问题。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皇家天文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推算历法和观测天象。其名称尽管历朝屡变，但始终由礼部（这是北周以来的名称）领导。礼部及其前身的职责是掌管国家典章法度、祭祀、学校、科举和接待四方宾客等，与农业生产毫无关系。如果说历法是为了指导农业生产，那为何不由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户部或工部来领导皇家天文机构呢？隋唐以前，这个机构的负责人称为太史，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官职，早在周代就有，那时其职掌包括王室文书的起草、策命卿大夫，记载军国大事、编史、管理天文历法、祭祀等，地位崇高。值得注意的是，按《周礼》的记载，太史隶属于春官宗伯，而春官宗伯的职掌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这正是后世礼部的职掌。因此很明显，在中国古代，皇家天文机构从一开始就不只是一个政治机构，而且更是一个科学机构，是统治阶级通天通神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我们可得出明确结论，中国古历法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与农业生产无关，与“农时”无关。在历法的三个主要方面，即对太阳、月球和行星运动的研究中，对月球和行星运动的研究完全与农业无关，对太阳运动的研究与农业的关系也非常有限。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发展复杂的历法体系呢？实际上，天文历法、缀术等就是为内算系统服务的，这个内算系统现代的专家们称为星占术，即阴阳五行、河洛干支、子学九式。古历法与星占（二）

中国的古星占术分为星占与数占两大类，而其实数占也是在星占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的数术体系。其中，数术的星占基础中，五星五行、七曜七星、北斗九星等都是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系统中的阴阳五行、河图洛书、天干地支的星占基础。

帛书《五星占》最能反映出行星在中国古代星占术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它不仅给出了行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的运行情况，还附有若干年中的显隐顺逆运行表，而且五星运行周期与今天所测几乎相同。《五星占》所占基本上全为军国大事。如木星，“其失次以下一舍二舍三舍，是谓天缩，纽，其下之国有忧，将亡，国倾败其失次以上一舍二舍三舍，是谓天赢，于是岁天下大水，不乃天裂，不乃地动纽亦同占”。土星，“岁填一宿，其所居国吉，得地；即已处之，有西、东去之，其国凶，土地桂，不可兴事用兵，战斗不胜所往之野吉，得之”。火星，“其出西方，是谓反明，天下革王；其出东方，反行一舍，所去者吉，所居之国受兵口口”。月掩行星（食太白金星），“不出九年， 国有亡城，强国战不胜多食荧惑火星，其国以乱亡食辰星水星，不出三年，国有内兵”。《史记·天官书》中的星占术包括行星、日、月和其他天体以及大气现象，但行星部分占去了最大篇幅。其内容与《五星占》相仿，兹举两例如下：木星，“岁星赢缩，以其舍命国；所在国不可伐，可以罚人；其趋舍而前日赢，退舍日缩；赢，其国有兵不复；缩，其国有忧，将亡，国倾败；其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义致天下”。火星与金星，“荧惑从太白，军忧；离之，军却”。这里先要对古代星占术中的“分野”理论略加说明。这种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天体的不同布局（天象）昭示着人间的祸福，为此将地上的国家或地区与天体的不同经纬度带相互对应起来。这样，星占家即可据天象所处的天区预言对应地区或国家的凶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从上面所引的例子看出，星占家必须精确掌握行星的运动情况。对于月掩行星或“荧惑从太白”之类的天象，没有非常发达的行星运动理论是不可能掌握的。

如果预先不能知道行星如何运行，那么只能等它们运行到了某处，再根据星占术理论去解释凶吉。但这样的星占只能是低水平的，难以见重于朝廷和王室。北魏时，某次太史报告火星不见，并据星占理论指出，火星所往之国将有灾祸。皇帝召集众臣讨论火星到底何往，大臣崔浩推断说，火星必定进入后秦国境。尽管众人不信，但八十多天后火星果在西方的井宿出现，而按照分野理论，这正好对应后秦地区。几年后，后秦被东晋的北伐军灭亡。于是崔浩这次星占被誉为神占，“非他人所及”。崔浩所以能成功，关键就在于事先掌握了火星顺行、留、逆行、伏等运行规律，因而能预先推算出火星将在什么天区出现。

除了行星运动外，星占术对日、月运动也同样要求掌握。前引《五星占》中的月掩行星就是一例。《史记·天官书》还提到交食，“其食，食所不利；复生，生所利”。又有关于月运动者“月行中道，安宁和平”等。历代史书的《五行志》或《天文志》中这类记载多不胜举。说明日食、月食是星占术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要预报日食，必须对日、月运动都掌握得非常精确才能办到。上述例证都表明，古历法中主要内容即关于行星和日、月运动的观测与理论，不是为了农业生产，而是为了星占术，敬授人时。换言之，中国古历法主要是为“观象授时”“敬授人时”服务的。

司马迁谈到历法时说：“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 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医。”可见，在司马迁心目中，历法本是用来通天、通神、避祸趋福的，而这也正是星占术的基本宗旨。古人认为，历法和农业生产根本没有关系。农事是“小人”的事，而历法是“君子”通天、通神、决定国家大事的。历法与星占术并无什么区别，而是被视为一体。

对于历法—星占术—通天通神这样一条线索，并不是每一个古代历法家（即天文学家）或星占学家都清楚地意识到的。两汉及以前的星占家认识得比较清楚，如司马迁、刘歆等人。例如刘歆的《三统历》，第一篇不是太阳运动，而是“五步”，即行星运动的推算，这说明他深知历法是为星占服务的。后来的历法家就越来越不清楚这一线索了。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唐代的一行、李淳风，他们只是遵照前人的传统行事，而创造性则用于如何使精度提高。对于历法的基本格局，就不问其所以然了。天人合一

中国古文明的特点是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人是天地造化之物，人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一种物质状态，同固态、液态、气态、粒子态等一样，这是生命态。所有的动物都不是前四态的简单复合，而是需要元神注入的生命态，这一点是现代科学所不能理解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主要内容包括天人同时、天人同构、天人同炁、天人同振、天人同化等五大方面。

天人同时，即人的各种时间结构全息同化于天地的时间结构，如人体的藏象经络与古中医的五运六气、三式河洛、阴阳五行、四柱六爻等各种时间结构，这个时间结构在易学和古历法中叫做“数”，包括先天数、后天数、河图数、洛书数、干支数、卦数、斗数、历数等，统称“气数”。如果掌握了这种天地人的时间结构运行规律，即可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时间流的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掌握之中的事。这是天人合一的时间结构层面。

天人同构，即人的各种空间结构全息同化于天地的空间结构，这个空间结构在易学和古历法中叫做“象”，如人体的藏象经络与古中医的五运六气、三式河洛、阴阳五行、四柱六爻等各种空间结构，我们常说的“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以及九宫飞星、各式排盘、河洛布局、司天在泉、左右间气、应爻世爻、浑天、盖天、橐龠等就是这种空间结构，现代科学将这种“象”称为“模型”。《黄帝内经》中也经常将天地结构比喻成人体结构，或将人体结构比喻成天地结构。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如果掌握了这种天地人的空间结构运行规律，那么时间结构发生的空间定位就变得易如反掌了。这是天人合一的空间结构层面。

天人同炁，空间结构是静止的，时间结构是静止的空间结构运动所构成的。即运动的空间结构构成时间结构，这在易学中叫做“理”或“道”。而空间结构的物质基础就是这个“炁”，古中医叫做“精气神”，现代物理学叫做“高能粒子”。结合在《众妙之门》中所说的另外空间理论，或者叫做层创时空理论，就可以推论出天人可以有不同层次的“气”，所以就出现了凡人、君子、至人、贤人、真人、圣人、神人、罗汉、菩萨、佛、道等不同层次与时空境界的生命形式，这是天人感应的物质基础。只有天人感应的演化，才有天人合一的升华，这个演化与升华的过程就是修炼，就是佛、道、儒、圣等宗教的实质内涵。

天人同振，即人天的同步共振。高层次的天人同振叫做“神通”，中级层次的天人同振叫做“法术”，低层次的天人同振就是“数术”。“神通”包括天目（肉眼通、天眼通、慧眼通、法眼通、佛眼通）、宿命通、他心通、大小搬运法等成千上万不止。“法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功能”一类，这是利用三界内的一点能量与物质运动规律，根据各种日月五星天体布局在小范围内制造的一些顺势而为的小神迹、空间流，例如古中医、堪舆、祝由、丹道修炼等。“数术”就是预测、占卜，通过各种排盘预测事物的时间流，如三式、四柱、六爻等。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中医。低级层次的中医就是通过四诊八纲、各种辨证（脏腑、六经、三部、气血津液、三焦等）来分析疾病的病因病机，根据经验来遣方用药（时方）；中级层次的中医已经开始运用关于年月日时之时空流的运气理论、象数理论去计算疾病的病因病机、汗瘥棺墓等预后，按照《汤液经法》《伤寒杂病论》的法则去处方（经方）；高级层次的中医直接运用神通去治疗疾病，不需要中药了。我们现代的中医多按照经验治病，只有1%左右的中医是运用运气理论、象数理论，通过法术、数术去治病。至于神通治病的中医就完全没有了，只有那些著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神农本草经》的人才是真正有神通的大医。古代的张仲景、华佗、淳于意、孙思邈等是介于法术、数术与神通之间的中医。经验中医就是传统中医，而法术、数术中医与神通中医可称为古中医。而现代中医严格意义上可以说不是古中医。

天人同化，实质上就是佛、道、儒、圣等宗教中的修炼者，达到高度天人合一的程度，最后由量变要发生质变，产生一种生命体形式的升华，佛家叫“涅槃”“虹化”，道家叫“白日飞升”“尸解”，儒家叫“坐忘”，基督教叫“复活”，总之就是宗教中的“圆满”，得到不同境界的果位、世界。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图示

古中医认为，人只是天地五虫之一的“倮虫”，同其他四虫一样，都要受天地之气的制约。而且天地万物皆是如此，在运气九篇中就有大量篇幅论述了六气司天在泉时，天地之间动植物的生长化收藏的规律，这些都说明了“人时”与“农时”都属于“天时”，而历法的主要功能是决定内算系统，敬授人时，以和天时，从而达到天时、地利、人和的天人合一状态。而农时只是最基本的时间结构，人时才是历法与内算要服务的主要对象。第二　盖天之论盖天论的源流

提起盖天论，现代天文学者大约会一致认为其在中国古天文学历史上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事实上，明末前盖天论并未退出历史舞台。

在汉代之后，盖天说依然存在，并受到天文学家的重视。证据之一是详载盖天说的著作《周髀算经》成为历算家的经典。从汉代到明末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之时，约1600年的时间里，《周髀算经》一直是人们研习古天文历法的重要参考书。在唐代，该书被列为“十部算经”之首，宋代又多次刊刻。传本之多，占中国古代天文著作之首位。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天文学家都学习过《周髀算经》。赵君卿在《周髀算经序》中说：“浑天有《灵宪》之文，盖天有《周髀算经》之法，累代存之，官司是掌。”这说的是东汉的情况。他本人对盖天说进行了较详细的注释：“天似盖笠，地法覆盘。”“笠亦如盖，其形下正圆，戴之所以象天；写犹象也。言笠之体象天之形。《诗》云：何蓑何笠，此之义也。”“既象其形，又法其位，言相方类，不亦似乎？”没有反对盖天说之意。有些天文学家学习和研究《周髀算经》一事，史书都有明确记载，如蔡邕、甄鸾、刘焯、楚衍、信都芳、李淳风、鲍瀚之、虞喜、赵友钦等。刘焯对于《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七曜历书》等十余部，推步日月之经，度量山海之术，莫不核其根本，穷其秘奥。可见，《周髀算经》是刘焯特别精通的著作，并从这部书引出极重要的研究课题。像祖冲之、张遂、郭守敬等天文学家，如果说他们没有学习过《周髀算经》是不可想象的。祖冲之自己说：“臣少锐愚尚，专攻数术。搜拣占今，博采沈奥。唐篇夏典，莫不揆量。周正汉朔，咸加该验。”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如此下功夫搜罗前人天文历法著作进行研究的祖冲之没见过《周髀算经》是绝不可能的。

元代司天监内对司天生的考试中有“假令问浑天、周髀、宣夜三家孰长之类”的“义题二道”，可见司天生对盖天说必须认真学习，否则不能从理论上问答这类“义题”。既然把盖天说列入学生考试的内容，那么司天监内的天文学家更要精通。至于唐宋时代，无须详谈了。可以说，《周髀算经》是中国历代天文学家必读必研之经典，也就成为传播盖天说的重要途径。盖天说始终没有退出中国天文学的舞台，一直保持到17世纪初。

浑天说如何呢？首先从著作上来看，数目肯定比盖天说多得多。最早的有张衡《灵宪》和《浑天仪注》，后来还有些陆续问世。在隋代包括《灵宪》在内，就书名来理解共有6种。到唐代有记载的3种。在宋代，用“浑仪”或“浑天”命名或类似的著作有10余种。以上这些著作，大都已失传，只有北宋末苏颂的《新仪象法要》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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