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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25 18: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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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卫,彭非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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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报告 2014

中国发展报告 2014试读:

总序

陈雨露

当前中国的各类研究报告层出不穷,种类繁多,写法各异,成百舸争流、各领风骚之势。中国人民大学经过精心组织、整合设计,隆重推出由人大学者协同编撰的“研究报告系列”。这一系列主要是应用对策型研究报告,集中推出的本意在于,直面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开展动态分析和评估预测,建言献策于咨政与学术。“学术领先,内容原创,关注时事,咨政助企”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的基本定位与功能。研究报告是一种科研成果载体,它承载了人大学者立足创新,致力于建设学术高地和咨询智库的学术责任和社会关怀;研究报告是一种研究模式,它以相关领域指标和统计数据为基础,评估现状,预测未来,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研究报告还是一种学术品牌,它持续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焦点和重大战略问题,以扎实有力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党和政府以及企业的计划、决策,服务于专门领域的研究,并以其专题性、周期性和翔实性赢得读者的识别与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研究报告系列”,有自己的学术积淀和学术思考。我校素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注重学术研究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曾陆续推出若干有影响力的研究报告。譬如自2002年始,我们组织跨学科课题组研究编写的《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紧密联系和真实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十年不辍,近年又推出《中国法律发展报告》等,与前三种合称为“四大报告”。此外还有一些散在的不同学科的专题研究报告,也连续多年在学界和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些研究报告都是观察分析、评估预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重大问题的专题研究,其中既有客观数据和事例,又有深度分析和战略预测,兼具实证性、前瞻性和学术性。我们把这些研究报告整合起来,与人民大学出版资源相结合,再做新的策划、征集、遴选,形成了这个“研究报告系列”,以期放大规模效应,扩展社会服务功能。这个系列是开放的,未来会依情势有所增减,使其动态成长。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研究报告系列”,还具有关注学科建设、强化育人功能、推进协同创新等多重意义。作为连续性出版物,研究报告可以成为本学科学者展示、交流学术成果的平台。编写一部好的研究报告,通常需要集结力量,精诚携手,合作者随报告之连续而成为稳定团队,亦可增益学科实力。研究报告立足于丰厚素材,常常动员学生参与,可使他们在系统研究中得到学术训练,增长才干。此外,面向社会实践的研究报告必然要与政府、企业保持密切联系,关注社会的状况与需要,从而带动高校与行业企业、政府、学界以及国外科研机构之间的深度合作,收“协同创新”之效。

为适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报告系列”在出版纸质版本的同时将开发相应的文献数据库,形成丰富的数字资源,借助知识管理工具实现信息关联和知识挖掘,方便网络查询和跨专题检索,为广大读者提供方便适用的增值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报告系列”是我们在整合科研力量,促进成果转化方面的新探索,我们将紧扣时代脉搏,敏锐捕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热点、焦点问题,力争使每一种研究报告和整个系列都成为精品,都适应读者需要,从而铸造高质量的学术品牌、形成核心学术价值,更好地担当学术服务社会的职责。

中国发展指数(2013)的特点

袁卫 彭非一、中国发展指数(2013):十面“霾”伏下的中国发展

中国发展指数(RCDI)借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编制思想,但更加注重结合中国国情,以求全面测量我国各地区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状况及差异,避免盲目追求政绩考核与GDP挂钩,以片面的经济增长代替社会发展的错误理念。中国发展指数由健康、教育、生活水平和社会环境4个分指数、15个指标构成(见附录)。指数自2005年开始编制,今年已经是第8次发布。历次指数发布所采用的主要为来自于当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一)中国发展指数(2013)的主要特征

通过对中国发展指数(2013)的编制得出了中国发展指数(2013)的基本结果,展示了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以下简称省区)发展的综合水平(见附录)。中国发展指数(2013)具有以下主要特征:(1)在中国发展指数的15项指标中(见图1),从全国来看,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与2012年持平,其余14项指标与2012年相比继续进步,其中,增长前4名的指标依次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7.06)、每万人平均病床数(增长4.83)、人均GDP(增长2.94)、人均道路面积(增长2.8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超过人均GDP增长,体现我国的惠农政策取得实效。每万人平均病床数指标的增长揭示了我国医疗保障条件正在逐年提高,在改善就医难、住院难等关系到百姓健康生活切身利益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增长最快的四个指标中,有两个(每万人平均病床数、人均道路面积)反映公共事业建设,一个(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反映农村建设事业的发展,彰显了我国当前发展的特点是民生领域的进步更加显著。图1 2013年中国发展指数15个指标相对于2012年增量(2)测量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中国发展指数(RCDI),其增长速度的变化规律与测量经济增长的GDP增长速度指标之间存在相关性。图2展示了RCDI与GDP增长速度的比较,说明GDP对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提升有拉动作用,但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GDP增长的速度快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提高速度,单纯追求GDP的提升并不能同步地提升社会综合发展水平,因为社会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均衡的发展问题。RCDI与GDP增长速度的不同步揭示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当处于经济发展结构优化调整期时,GDP的增长速度虽然放缓,但社会综合发展水平处于一个良性发展阶段,仍然会保持上升趋势;当GDP增长速度处于连续下降期,受GDP指标的影响,RCDI产生下降趋势,但下降速度慢于GDP增速下降速度,说明GDP增速的大幅下降并未使我国社会综合发展水平快速下降,经济体制改革所承受的GDP增速下降代价对社会综合发展水平并没有产生严重的影响。我国近年来所采用的不追求GDP增速的发展思路,以及努力进行产业格局优化、消化过剩产能、提高生产效率等发展策略,对我国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提高是有益且收到成效的。图2 RCDI和GDP增速对比(3)RCDI区域性分布规律表明,我国区域性发展处于较为均衡的状态。与历年RCDI的区域性分布规律相同,RCDI(2013)仍然将全国31个省区划分为四大区域,聚类分析结果显示(见图3),我国内地31个省区社会经济地理分四大板块的格局未变。第一类(以下按RCDI(2013)得分排序)为特大都市区,有北京、上海2个省区;第二类为沿海发达区,有天津、浙江、江苏、山东、辽宁、广东6个省区;第三类为中度发展区,有内蒙古、吉林、福建、黑龙江、湖北、山西、海南、河北、陕西、湖南、安徽、重庆、河南、四川、江西、宁夏、新疆、广西18个省区;第四类为西部偏远区,有青海、甘肃、云南、贵州、西藏5个省区。图3 中国社会经济综合水平四类地区地理分布(RCDI(2013))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31个省区中,除京、津、沪三个具有鲜明特大都市特点的区域,浙江省的总指数得分多年排在其他地区的首位,其特有的发展模式值得总结研究。(4)人均GDP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人均GDP序位与RCDI总指数序位差值,表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综合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见图4)。差值为正,说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优于单一经济发展水平;差值为负,则说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超前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需要进一步加强民生和社会环境建设。以海南省为例,其人均GDP排序在第22位,而其RCDI排序在第15位,其差值为7,差值为正,说明其社会综合发展水平优于其单一经济发展水平。图4 RCDI(2013)与当年人均GDP均衡性分析(5)我国多年粗放式发展的代价之一是空气质量逐年恶化。PM2.5的高指数严重影响日常生活与百姓的健康,空气污染呈现集中连片特征,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更是成为雾霾的重灾区。省会及大中型城市严重的空气污染不仅损害人们的健康,而且说明我国存在着大量高污染、高排放的低端产业,尤其是钢铁、水泥等碳排放量高的行业。21世纪的中国是否将由“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垃圾场”,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我国当前正在大力推进的化解产能过剩发展战略对于提高我国产业结构质量、减少空气污染具有深远的影响,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效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二)我们的若干思考(1)坚持社会发展信念,坚定中国发展信心。发展不是单一的经济增长,而是社会整体水平的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综合发展水平也在逐年提高,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社会环境指数逐年提高,经济增长的成果应该持续惠及人民,服务于社会。我们认为,这应该是“中国梦”的核心内容。(2)城镇化是社会发展趋势,但需要循序渐进,不能拔苗助长,更不能以城镇化的名义进行新一轮的“圈地运动”。城镇化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但需要持续相当长时间的过程,当前很多“跨越式”发展的城镇化进程演变为变相的土地财政,给农民以“鱼”,剥夺农民之“渔”,在城市还没有在户籍、社会保障、教育资源、医疗保障、生活资料保障等方面做好基础工作的情况下加速城镇化进程,其结果最终损害的是农民和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加剧社会不安定因素,影响社会均衡发展。(3)生活成本的攀升抵消经济增长的成果,居住成本的提高降低城市的竞争力。GDP关系着一部分人的官帽子,而CPI和房价关系着老百姓的钱袋子。提高福祉民生并不能仅仅依靠提高GDP,而是需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降低居民生活成本双管齐下的政策。食品、房租、房价等基本生活资料成本的上涨加大了部分居民的生活压力,不断攀升的生活成本降低城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影响城市长期发展潜力。(4)几点建议。我国GDP长期的高速发展提升了经济总量水平,但同时积累了大量的矛盾与社会问题,社会分配制度的失衡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人的过度集中、政府土地财政透支人民未来生活质量等问题使经济增长目标逐渐脱离人民的真实需求。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需要同步考虑百姓生活成本代价,让经济增长真正成为能够体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社会发展。

我国政府长期存在经济干预职能过度和经济监管职能不足的问题,因此同时存在着政府投资引发的经济泡沫、产能过剩问题和食品安全以及产品质量监管缺失问题。此外,我国正面临地方政府债务无力偿还和人民生活成本难以支付的两难境地。新一届政府制定了将政府经济职能还给市场的政策,在弱化政府经济职能的同时需要加强政府的经济监管职能,为市场制定严密的质量监督制度、强有力的质量监管机制、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平台,在给经济发展“松绑”的同时打造一个“良币驱逐劣币”的良性经济发展环境。二、中国发展信心调查:民生举措初见成效 深化改革心怀憧憬

为了解民情民意,倾听百姓对中国发展的心声,与中国发展指数的客观编制结果进行对比分析,自2012年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面向中国大陆民众对中国发展的信心进行调查。中国发展信心调查(2013)作为中国发展指数客观测量的补充,其问卷以中国发展指数的四个分指数为维度,从健康、教育、生活水平以及社会环境四个方面入手,以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的方式,对中国大陆民众2013年年底的中国发展信心进行了调查。

本次调查在2012年调查的基础上,改进了有效样本随机抽取的方式,基于全国固定电话号码和手机号码的抽样框进行抽样。最终样本包含中国大陆31个省区的城镇和农村,覆盖东、中、西部地区,样本具有全国范围的代表性。样本主体性别分布均匀,男女比例较为协调;年龄结构合理,各个年龄层次均有覆盖;文化程度以大专以下居多,占68.4%,大专及本科占29.5%,硕士及以上占比为2.1%;就业分布方面,各类就业人员加总起来约占67.4%,高于非就业人员,且各类非就业人员分布较为均匀:离退休人员约占10.3%,非就业者约占22.3%,其中无业人员占9.6%;收入方面,个人月收入在3 000元及3 000元以下的占大部分,约为62.9%;样本城乡分布均匀,其中农村样本占48.7%。

在中国发展信心(2013)的分析中,我们分别使用绝对值和百分比来进行表述。绝对值是发展信心分值,采取100分制。对于正向指标,越接近100分表明信心越高,而对于逆向指标,越接近100分表明信心越低,所有指标均采取标准化处理和等权方式合成各分项指数和总指数。百分比则反映调查样本中持不同信心分值的比例结构。

调查结果显示,2013年整体发展信心较强,达79.8分,60分以上的占80.2%,说明大部分人对中国发展持有较强的信心;在四个维度信心指数上,调查结果显示了中国民众较为稳定的信心:受访者的健康信心平均得分为72.3分,教育发展信心平均得分为65.7分,生活水平的整体信心平均得分为64.4分,社会环境的整体信心平均得分为60分,都超过了“及格”的水平。

而在生活水平信心中,百姓最担心的问题前三位是住房(13.1%)、看病(12.4%)和物价(12.0%),这三大问题是当前百姓对民生改善有所忧虑的重要因素。(一)厉行节约成效显,房价调控路漫漫

2013年的中国发展信心调查针对百姓比较关心的反腐问题、环境改善、节俭倡廉和房价调控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厉行节约的新举措得到大家的欢迎和认可(满意度得分77.9分),环境改善信心良好(68.7分),但反腐和房价调控的信心不高,分别为61.2分和47.9分,尤其是房价调控的信心低于50分,表达了大家对过高房价的担忧。

2013年,新一届政府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加强廉政建设等方面做出了新的规定。但调查结果显示,百姓在反腐倡廉方面信心有待提高,整体信心指数得分为61.2,其中有近2/3的受访者对新政府的举措充满期待,而仍有超过1/3的受访者对反腐败缺乏信心。

2013年初,始于餐桌节俭的“光盘行动”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本次调查中,民众满意度得分高达77.9分,表示满意的受访者高达82.7%,其中有近1/3的受访者直接打了100分,显示他们对这一举措的大力支持。

关于房价调控的调查结果显示,整体信心仅为47.9分,甚至近1/5的受访者打出了0分,表示他们对政府调控房价近乎绝望。经过这一年房价的飞涨以及政策调控的无力,半数以上的老百姓不认为政府政策能够把房价拉回正常轨道,这给政策制定者敲响了警钟。(二)健康水平主观满意,医疗改革任重道远

调查显示,受访者的健康信心总体还是较好的,尤其是受访者本人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满意度高达81分,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评100分的占23.5%,接近1/4,说明受访者对自己目前身体健康状况非常满意的比例较高。

看病便利程度信心得分为68.9分,认为看病条件与过去相比有所改善的受访者占33.9%,看病难的问题取代医疗保障问题成为健康信心指数分项得分最低的一项。医疗保障改善程度(69.1分)和医疗改革信心程度(70.1分)都表现出受访者对医疗保障方面的良好信心。

2013年1月7日,卫生部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详细公布了医疗卫生改革的路线图,医疗改革成为民众空前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调查结果显示低学历的受访者对医疗改革有更高的信心,而硕士及以上学历、中青年以及高收入群体这几类人群信心相对较低。以学历水平分组为例(见图5),可以看到,大专以下学历受访者对健康信心的四个方面分值都相对较高,尤其对医疗改革抱有相对较高的信心,而硕士及以上学历受访者对医疗改革信心指数却只有59.7分,与大专以下学历受访者的信心指数(72.5分)相距甚远。图5 2013年不同学历受访者健康信心各分项指数对比图(三)机制完善提振教育信心,政策倾斜促进教育公平

教育部把2013年定为教育经费管理年,确保资金使用规范、安全、有效,这些政策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百姓对中国教育发展的信心。调查显示,受访者对中国教育发展的整体信心保持稳定(65.7分)。值得注意的是,受访者对教育成本这一逆指标的打分相对2012年有所下降,体现了教育部等五部门在2013年出台的规范教育收费、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八项意见的实施效果较为显著。在教育信心的其他方面,受访者对所在地的学校教育满意度为68分,表明他们对当地的教育整体来讲还是比较满意的(评分高于60分的受访者有61.4%)。学校教育对提高孩子的综合素质作用认可度较高(达到71.3);可能是受到了“最难就业年”的影响,认为上大学对就业帮助程度(70.9分)与2012年相比降幅明显;而受访者对教育改革的信心比对医疗改革的信心稍强(达到71.4分),有19.3%的受访者给教育改革信心打100分。

分城乡看(见图6),农村居民在“学校教育”、“教育效果”、“教育投入”、“高教作用”、“教育改革”5个方面,均表现出比城镇居民更强的信心。近年来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2013年决定将扩大农村贫困地区定向高招专项计划,招生高校覆盖所有“211工程”和中央部属高校,这对于广大寒窗苦读的农村学子来说是绝对利好的消息。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本次调查的农村受访者对教育方面表现出较高信心。图6 2013年不同类型地区受访者教育信心各分项指数对比图(四)生活水平基本满意,展望未来充满期待

2013年CPI不断走高,房价居高不下,受访者对生活整体信心打分为64.4分。从具体方面来看,民众对生活水平满意度较高(71.8分),并且对生活水平提高持较强信心(74.7分),生活成本的平均分为82.6分(逆指标),受访者大多认为目前生活成本较高,打分高于60分的受访者占比达84.0%。而关于生活中最担心的问题排在前三位的是住房(13.1%)、看病(12.4%)和物价(12.0%),住房难、看病难、低收入家庭维持生计难,这三大问题始终是百姓对民生改善最关心的方面。此外,孩子上学、食品安全及养老问题的关注度也超过了10%。在持续增长的中国发展指数下,基本民生保障问题的解决还需给予更大的支持。

不同人群生活信心不同,分受教育程度看,大专以下学历人群的生活信心最高,其次是硕士及以上,大专及本科学历的人群生活信心最低;分年龄水平看,青壮年的生活信心最低,20~30岁人群生活信心仅60.7分,其次是30~40岁人群(63.8分);分城乡看,农村居民的生活信心要高于城镇居民;分区域看,特大都市区人群的生活提高信心最低(见图7)。图7 2013年不同区域受访者生活水平信心各分项指数对比图(五)社会环境引关注,弱势群体怀期望

社会环境方面,调查涵盖了贫富差距、社会信任度、环境保护以及交通改善等方面。

关于贫富差距与社会信任度,受访者普遍认为,当前贫富差距大(84.3分(逆指标)),41.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非常大;人与人之间信任程度低,2013年的平均得分仅为46.4分,成为问卷中所有问题中得分最低的一项。2013年,有学者对中国社会阶层固化表示忧虑,我们认为,贫富差距加剧,社会信任滑坡,虽然是老生常谈,但仍应警钟长鸣。

关于环保与交通,调查显示,受访者对于当地环境保护平均满意度仅为60.8分。2013年,雾霾遍布大江南北,笼罩全国,环境污染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成为重要的发展和民生问题。调查显示,民众对环境改善的信心平均得分为68.7分,有28.8%的受访者打分在80分以上,体现出民众对环境改善的强烈诉求。但是,38.2%的民众对改善环境信心不足,其信心得分不到60分。因此,政府应该以多种措施促进环境质量改善。

出行方面,受访者对交通便利程度的提高满意度较高,达到76.4分。

令人欣慰的是,受访者对未来社会环境改善仍存在较强的信心,平均信心为70.8分,表现出民众对新一届政府充满期待。

调查还显示,不同人群的社会环境信心不同:● 学历越高,社会环境信心越低;● 收入越高,社会环境信心越低;● 农村居民的社会环境信心高于城镇居民;● 西部地区的社会环境信心高于东中部地区。

进一步对收入水平细化后发现(见图8):3 000元以下月收入群体对社会环境各个方面的信心表现相似;3 000~5 000元月收入群体以及8 000~10 000元收入群体是两个分界点,其对社会环境各方面信心指数明显降低;10 000元以上收入群体对社会环境信心略有上升。说明高收入人群对社会环境的期望值较高,较难达到满意程度。以交通改善信心为例,月收入8 000元以上群体的信心指数急剧下降,而他们大多是现实中的私家车一族,大城市中的交通拥堵问题与有车族的艰难在本次调查中得到验证。图8 2013年不同收入受访者社会环境信心各分项指数对比图(六)发展指数东高西低,发展信心西高东低

2013年中国发展指数和中国发展信心的排名比较显示,部分地区差异较大,出现了发展信心与发展指数测度的不匹配现象。有些省区中国发展指数排序相对靠前,而中国发展信心排序相对靠后,如东部地区的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广东等省区。而另一些省区虽然中国发展指数排序相对靠后,但中国发展信心排序相对靠前,如西部地区的贵州、宁夏、西藏等省区。前者以东部经济发达省区居多,表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发展信心不一定高,后者以西部欠发达地区为主,虽然发展暂时比较落后,但民众依然保持较高的发展信心。地区中国发展指数和中国发展信心二者背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一不匹配的现象值得深思。三、结语

中国发展指数和中国发展信心调查(2013)向我们显示了中国发展的新特点,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经历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期和GDP高速增长期,当前进入了新阶段,在实现“中国梦”的新征途上开始了新的追求。虽然中国发展指数(2013)在各个分指数和各个指标上都有进步,但中国发展信心调查(2013)相对过去均出现信心回落。2013年,政府已经明确政绩考核与GDP脱钩,而过去长期以来,GDP与很多政府官员的官帽子紧密相关,因而备受关注;关系百姓钱袋子的CPI则少人问津。我们认为,提高福祉民生并不能仅仅依靠提高GDP,而是需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降低居民生活成本双管齐下的惠民政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新型城镇化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应强调的是,城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来逐步推进,对“跨越式”发展的城镇化进程演变为变相的土地财政、给农民以“鱼”剥夺农民之“渔”的现象应予以警惕。

本研究显示,大部分人对中国发展是充满信心的,印证了我国在提高农民收入、提高社会公共设施投入、厉行节约等方面取得的较大进步,但同时反映出受访者对环保、反腐、贫富差距等方面依然心存担忧。“中国梦”承载着中国发展的新希望,但寻梦之旅必将艰辛漫长!“中国梦”的承载者是全体中国人民,“中国梦”的受益者也应该是最广大的民众,需要团结各种社会力量,同心共筑“中国梦”!附录

1. RCDI的指标结构:4个分指数和15个指标如下:(1)健康指数:出生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每万人平均病床数;(2)教育指数:人均受教育年限、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6岁以上人口比例;(3)生活水平指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城乡居民年人均消费比、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4)社会环境指数:城镇登记失业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人均道路面积、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省会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并好于二级的天数(省会城市API)、单位产值污水耗氧量。

2. 课题组对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中国发展指数总指数及四个分指数(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社会环境)进行了测算和排序,结果显示(见附表1),中国发展指数总指数位列前三的省区为北京、上海、天津。附表1 中国发展指数(2013)的主要结果

其中,健康指数居前三位的是上海、北京、辽宁;教育指数居前三位的为北京、上海、天津;生活水平指数居前三位的是北京、上海、天津;社会环境指数居前三位的为海南、山东、江苏(见附表2)。附表2  中国发展指数(2013)的主要结果(分指数)

3. 总指数继续保持增长。在全国31个省区中,有17个省区的排名发生了变化(见附图1)。其中,安徽、海南、四川等8省区的排序上升,宁夏、河南、湖南等9省区排名下降。在增速前8位的省区中,6个来自中西部,2个来自东部;在增速后9位的省区中,6个来自中西部,2个来自东部,1个来自东北部。附图1 RCDI总指数序位提升(2013年对比2012年)

自2005年以来中国发展指数及分指数连续8年保持增长,增幅明显(见附图2),说明我国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近年来保持稳定上升态势。在四个分指数中,生活水平指数增长幅度最大,其他三个分指数保持相对稳定的增幅(见附图3)。附图2 2005—2013年中国发展指数变化趋势附图3 2005—2013年各分指数变化趋势

4. 自2005年以来,中国发展指数的区域差异始终存在(见附图4),且一直震荡上升(即我国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在逐步扩大)。附图5显示,生活水平指数的区域差异较高且逐年扩大,从而导致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总指数)的区域差异逐步扩大。社会环境指数的区域差异最小,且多年来保持稳定。健康分指数和环境分指数的区域差异2013年呈现下降势头。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指数与生活水平指数的区域差异特征接近,近年来教育呈现出高消费化趋势,经济实力决定教育水平,经济能力决定教育资源拥有程度,国内重点大学农村生源和贫困生比例的降低说明教育已逐渐失去“教育改变命运”的作用,失去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职能。附图4 2005—2013年中国发展指数区域差异变化趋势附图5 2005—2013年各分指数区域差异变化趋势

国民家庭幸福发展调查及指标构建

翟振武

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是每个人心中的美好愿景,也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之一。衡量中国的发展程度,一方面可以从客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民生活、环境变化等方面来考量;另一方面还应当从主观的幸福感方面来考量发展的成效。

对幸福的研究经历了从客观到主观、从单纯经济学领域到多学科、多视角分析的发展过程,幸福指数的构建也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问题。然而,目前的幸福指数研究多以个体或区域为单位,鲜见以家庭这一重要的社会细胞为单位进行幸福指数构建的研究。

家庭是个体出生、教育与发展的最初平台,是社会组成的基本元素,在人的全面发展、道德教育、文化传承、情感满足等各个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如此,家庭也是构成人口—社会系统的细胞,数以亿计的家庭变动作用于人口发展,影响着人们的生命历程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关系着人口总体规模的变动和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甚至关乎国家命运。在当前家庭观念有所弱化的情况下,对我国家庭幸福的研究和探索,将有助于家庭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一、文献回顾

纵观以往关于幸福感的各项研究,多集中于个人幸福感方面,涉及的影响因素大致集中于经济、社会、健康和文明四大维度。(一)经济因素对家庭幸福发展的影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贫贱夫妻百事哀”,良好的经济条件是家庭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之一。最早关于经济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收入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伊斯特林(Easterlin)通过对收入和幸福感变量的回归分析,提出收入在达到一定水平后,收入增加伴随的次生问题愈发明显,对幸福感有负向影响。也有学者认为只有少数人把金钱多少视为幸福的唯一源泉,生活无忧是大多数人幸福生活的基线(徐安琪,2011)。一些调查结果显示,收入水平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较小(沈汉,1994),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幸福指数反而较低。还有学者从住房角度考察经济因素,指出有房者相比无房者对幸福感的感知高了约10个百分点(徐安琪,2011)。

由以上研究可知,经济因素的变化对于幸福感的影响并非直接、单向、线性的,在构建指数时,除了要纳入收入、房子套数等客观经济指标外,还需从主观角度纳入对这些客观经济水平的满意度指标。(二)社会因素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影响我国家庭幸福发展水平的因素也逐渐从最初的收入水平提升转变为生活质量改善,社会保障和安全保障成为家庭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社会因素直接影响到家庭幸福发展的程度与能力。

社会环境是家庭幸福发展的外围环境,社会保障的完善、社会诉求和渠道的通畅、社会公平的落实等都直接影响到家庭幸福发展水平。而社会治安的提升则会增加人们外在和内在的安全感,减少内心的恐慌和担忧。各种客观原因造成的社会歧视也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家庭幸福发展水平的提升需要增加社会援助、消除社会歧视。随着绝大多数家庭温饱问题的解决,社会领域中的风险和矛盾日益显现,并对家庭幸福感带来影响。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养老保障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独生子女家庭、农村留守家庭、贫困家庭等的养老保障问题更为突出,医疗保障问题也十分严峻。(三)健康因素对家庭幸福的影响

调查研究证实,健康对于家庭幸福发展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法国、不丹政府的国民幸福(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指数、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和普罗辛普幸福指数也都将健康纳入到指标的构建当中。

在生理健康方面,有学者指出,身体健康、较强的适应能力以及兴趣爱好对于个人家庭的幸福感知更为重要(杨作毅,2008)。当家庭成员中出现生理疾病时,由此带来的经济负担、生活压力和情感刺激势必严重影响整个家庭的幸福发展水平。当然,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突飞猛进和疾病预防、临床治疗的长足发展,人们在促进身体健康、提高生命质量的进程中也开始更加关注心理层面,而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沉重的工作压力所滋生的消极体验和不满情绪更令这个层面的关注显得尤为迫切,心理健康状况对家庭幸福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在心理健康方面,有学者从2002年开始对沿海城市居民幸福指数进行的跟踪研究发现,心理健康的得分在各项指标中偏低,这就说明心理健康问题无疑已经成为困扰家庭幸福的一个重要原因。个体的认知和态度对幸福感会产生较大影响,一个能从积极乐观的角度观察世界、处理矛盾的人,往往具有较高的幸福感知度,也更能维护和提升家庭的幸福发展水平,而一个消极被动地看待事物、思考问题的人,其幸福感知度则一般不高,从而对家庭幸福发展水平造成不利的影响。家庭幸福感的具体感知,不仅仅需要生育养育能力和健康发展能力等基本生理层次上的满足,更需要精神上的支持和满足(穆光宗、袁城,2012)。(四)文明因素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

已有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人际关系、社会支持等文明因素对家庭幸福的影响较为显著,是促进家庭幸福的重要条件。

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家庭幸福水平(Wilson,1967),这从客观幸福角度体现为一些易测量的外界指标,如职业、社会地位等,而对主观幸福的影响则是指一些直接体验的自身幸福(丁刚,2008),包括大量心理、行为、认知和情感等方面由教育带来的非货币性收益(Solmon and Fagnano,2006)。教育能够通过较高的收入水平或社会关系来间接提高幸福感,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比受过初等教育的群体更加幸福(弗雷、斯塔特勒,2006)。

家庭内部关系和家庭外部关系共同构成了影响家庭幸福的社会关系因素。有研究表明,关爱与欣赏是建立幸福家庭的第一大要素,幸福家庭的成员会努力发现其他成员的优点和长处,并予以欣赏和赞美(刘文利,2007)。从家庭外部关系而言,人际适应体验是测量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十大维度之一(邢占军,2004),信任奠定了现代人幸福感的情感基础、公共美德和基本道德规范(王洪法,2007),社会公平是维持社会稳定和家庭幸福的重要基础(邓小栗,2011)。不丹GNH指数的社区活力维度中就将可获得的社会支持等作为重要衡量指标。

综上所述,经济、社会、健康和文明因素对家庭幸福有极大的影响,但现有研究往往单一从某一方面或角度进行研究,且多数是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尚未构建起家庭幸福影响因素的完整研究体系。因此,本研究希望从综合、系统的角度进行科学论证,构建能够较为全面地衡量我国家庭幸福发展能力的指标体系,推动我国幸福家庭的建设和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发展。二、方法与思路(一)研究思路

为较全面地衡量我国目前大多数家庭是否具备家庭幸福发展的要素,本研究将对可能影响家庭幸福感的各项因素进行考量,并在此基础上依据各类因素对于家庭幸福的影响程度和方向,采取具体的三级指标、二级指标,逐级合成家庭幸福发展指数。1. 对象层次:个人幸福vs. 家庭幸福

目前对幸福和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针对个体层面,而幸福指数的构建则多集中于区域层面,如“幸福广东”等。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家庭大国,约有3.7亿个家庭,所面临的家庭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是其他国家从未有过的。要实现“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必须使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家庭先幸福起来。在此情况下,本研究将研究对象锁定在家庭层面。

由于从操作层面而言,对每个家庭幸福与否的调查总要落到具体的家庭成员身上,因此,本研究对家庭幸福感的衡量采取的方法是:每个家庭中随机抽取家庭成员,让其填答“您认为您的家庭是否幸福”,通过随机样本的多样性和代表性,使得每一类家庭成员都能够以一定概率入样来代表其他家庭成员对该家庭的幸福程度进行评价,从而将每一个个体层面对家庭幸福感的评价转化为家庭层面的幸福感。2. 逻辑关系:幸福指数vs. 幸福发展指数

在以往各类幸福指数的构建过程中,经常有人质疑所选指标的合理性,甚至质疑幸福指数测度本身的合理性。例如,如果将收入类变量纳入指标体系,并将其视为正向指标参与指数构建,则很多人会指出,收入高就一定幸福吗?一个家庭再富裕,如果丈夫有外遇,或者孩子有残疾,或者婆媳关系紧张,这个家庭肯定是不幸福的。持此种意见的人无疑是将底层指标视为幸福的充分条件,也将幸福指数视为一种结果判断,这是目前很多幸福指数受到质疑的主要原因。

当然,由于不同个体、不同家庭对于幸福的理解、侧重点和特殊诉求不同,我们无法构建一套幸福指数来界定具备什么样条件的家庭就一定是幸福的,不具备某些条件的家庭就一定是不幸福的。然而,幸福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一个静态的结果判断。在每个家庭通往幸福的路上,在幸福感不断提升的过程当中,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总有一些要素或要件会对家庭幸福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这些要素聚集得越多,家庭幸福的可能性就越大。依然举之前的例子,我们同样可以反过来说,假定有两个家庭都夫妻关系和睦、孩子健康、婆媳关系融洽,但一个家庭十分富有,另一个家庭挣扎在贫困线上,则那个贫困的家庭幸福发展的潜力会相对低一些。此时,收入这个变量是作为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被纳入指标体系的,在幸福发展指数的解释上会具有更高的合理性。亦即每个底层指标的纳入,并不需要论证这个指标值高的家庭就一定幸福(假设该指标为正向指标),而只需要保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该指标作为要素之一,取值越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越大。

在此情形下,本研究拟构建家庭幸福发展指数,重点关注是否具有向幸福家庭发展的趋势以及是否具备成为幸福家庭的各项要素,考察成为幸福家庭的可能性与能力而非描述现状,着眼于幸福家庭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亦即尽管导致家庭幸福的因素很多,可以是身体健康、高收入、大房子、家庭和睦、婆媳关系融洽等,但这些因素都不能保证这个家庭就是幸福的。反过来说,又有很多因素是家庭幸福的必要条件,有着一票否决的作用。例如,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个人身体很不健康,那么即使有再高的收入、再融洽的家庭关系,这个家庭也很难幸福。通过对这些要素的综合考察,我们可以对家庭幸福发展进行判断,这些要素集聚得越多,家庭幸福的潜力或可能性就越大。(二)数据来源

家庭这一社会基本细胞幸福与否将直接关系到人民幸福“中国梦”的实现,而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幸福也要由千家万户的家庭幸福所构成。为全面、系统地衡量和测度我国家庭的幸福发展程度,探寻进一步提升家庭幸福的有效途径,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开展了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研究课题,于2012年8—10月对全国9 604位成人和2 372名子女进行了一对一入户面访,并于2013年国际家庭日进行了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研究调查结果发布。

为持续了解我国家庭幸福发展的动态变化,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开展了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二期调查与研究。在2012年一期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家庭幸福发展指标的测度方法和对象选择,在指标内容上进行了完善和拓展,以期更为全面、准确地反映我国各类家庭幸福的真实水平和影响因素,并考察不同家庭幸福感的差异及原因,以期找出影响各类家庭幸福发展的积极促进因素和阻碍所在,从而为现阶段“创建幸福家庭活动”的实施和政府推进家庭幸福感的提升提供工作方案和政策路径,最终为我国家庭的发展能力和幸福程度的提升提供准确的理论支撑和有效的政策指导。1. 二期调查相对于一期调查的改进

二期调查与2012年相比,在测量工具和对象选取上进行了很大改进。

关于家庭幸福的测量,一期采取了通行的做法,即每一个家庭抽取一个正在经历婚姻或经历过婚姻的成年人回答主问卷,抽取一部分家庭中的12岁及以上的孩子填答附问卷,家庭幸福感由主问卷填答者的答案决定。在保证样本代表性的情况下,家庭中的不同个体(如老人、孩子、丈夫、妻子等)都会以一定概率入样,从而保证总体的家庭幸福感能体现出各类人群的家庭幸福感的特征。二期调查的改进在于,每个家庭中所有12岁以上的同住人员都要填答附问卷,且对每一个人都询问家庭幸福感,通过对每一个家庭的所有家庭成员幸福感的加总平均来得出该家庭的幸福感,这是对家庭幸福感更加精确的度量。此外,二期调查特别注重城乡配额,1万个家庭中保证有一半左右是农村家庭,重点考察城乡家庭间幸福感是否存在差异以及不同因素在城乡间是否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

一期项目对于幸福感的测量采取了通常的李克特量表法,直接询问“您觉得您的家庭幸福吗”,答案是五分类,从非常幸福到非常不幸福。尽管这是幸福感研究中的通常做法,并具有一定的效度,但依然存在着个体间的异质性问题,即一个人回答的“比较幸福”和另一个人回答的“比较幸福”很可能不是一个概念。二期调查采取更为科学的方法,借鉴已有研究,引入“测量锚点”和“等比例方法”,对家庭幸福感评分进行标准化。具体做法是,首先让填答者对家庭幸福打分,1分最低,10分最高;然后再让填答者回答“几分以上算幸福”,以后一个问题为基准,对前一个问题进行等比例标准化,从而得到消除自评异质性的标准化家庭幸福感。这种做法的好处在于可以充分考虑到不同人群得出同样分值的不同意义,加入了不同心理预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分析人们不幸福是由于现实情况真的很糟糕,还是人们的预期太高。这种配套问法对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予以询问,对于我们所调查的1万多个家庭而言,会得到近3万人的家庭幸福感情况,同时可对每个家庭中各家庭成员的标准化幸福感进行平均,从而得到真正考虑到每个家庭成员后的家庭幸福感。本研究以常数6为标准进行标准化,因此,标准化幸福感达到6时表示已经达到了自己期望的幸福水平。2. 调查情况简介“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研究”二期课题于2014年2—3月在全国东、中、西部共随机抽取了10个城市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培训了300余名专业调查员,共访问了10 299个家庭的29 882名家庭成员。问卷调查旨在反映宏观统计指标所不能反映出来的民众主观幸福感状况,主要涉及家庭成员在各个方面的心理状况和主观感受。问卷共涉及4类约65个问题。在正式调查前课题组进行网上和实地的预调查,对影响中国家庭幸福感的事件进行选择排序并用以指导和修正问卷的设计,以反映当前影响中国家庭幸福的主要问题。

调查记录的10 286名主问卷填答者中,5 099名为男性,约占49.6%,5 187名为女性,约占50.4%,基本符合1∶1的性别比例配额。30岁以下的人口约占27.70%,30~45岁的人口约占39.78%,46~59岁的人口约占19.52%,60岁及以上的人口约占13.00%。拥有农业户口的约占52.5%,拥有非农业户口的约占47.5%,基本符合1∶1的城乡比例配额。主问卷并附问卷,即同住6个月以上的12岁以上(含12岁)的近3万名全部家庭成员中,14 805名为男性,约占50.5%;女性为14 506名,约占49.5%。18岁以下的人口有2 902名,约占9.7%;60岁以上的人口有3 518名,约占11.8%。

将所有家庭成员个人幸福感得分的均值作为家庭幸福感的得分,数据显示,51.78%的家庭标准化幸福感得分在6分以上,已经达到自家期望的幸福水平;48.22%的家庭标准化幸福感得分在6分以下,尚未达到自家期望的幸福水平。其中,61.6%的家庭标准化幸福感得分在5~6分之间,与自家期望的幸福水平相差不大;38.4%的家庭标准化幸福感得分在5分以下,与自家期望的幸福水平尚有一定距离。分城乡来看,城镇家庭标准化幸福感得分平均可达5.99分,在6分以上的占57.98%;农村家庭标准化幸福感得分平均约为5.79分,在6分以上的占46.04%。三、调查基本发现(一)什么是影响家庭幸福的最重要因素

本次调查的主问卷中询问了填答者(在婚或经历过婚姻的人)“您认为影响家庭幸福的最重要的五个因素是什么?请选出五项并排列顺序。”下设19个选项,涉及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图1列出了每一个影响因素中选择比例排名前三的选项,从图中可分析出以下调查发现。图1 前五位幸福因素中各自排名前三的选项1. 家庭关系成为影响家庭幸福的主要原因,夫妻关系是重中之重

总体来看,在影响家庭幸福的前五位因素中,各类家庭关系成为主要的被选对象。第一、二位因素的前三选项中都有“夫妻关系”选项;第一、二、三位因素的前三选项中都有“儿女懂事”选项;“老人通情达理”这一选项也进入到第二位因素中排名第二的选项。而这些家庭关系类选项是从19个选项中脱颖而出的,其中不乏“有车”、“有房”、“子女有出息”等物质生活硬条件的方面,由此可见,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家庭关系这种软环境成为影响家庭幸福的最重要因素。

在众多家庭关系中,最受重视的是夫妻关系,其次是与子女的关系,跟长辈的关系相对而言受到的关注最少。调查结果显示,近五成的家庭把“夫妻和睦”选作影响家庭幸福的第一位因素,另有近二成的家庭把“夫妻和睦”排在第二位。被调查家庭对于“夫妻和睦”的重视程度是其他各选项所无法匹敌的,由此可见,夫妻二人琴瑟和鸣的确是促使家庭幸福美满的关键因素。2. 身体是幸福的本钱,“家人身体健康”备受重视

在影响家庭幸福的排名前五位的重要因素中,“家人身体健康”是占比最高的一项,“家人身体健康”已然成为家庭幸福的刚性需求。祈求“家人身体健康”,不仅是自古以来国人最平凡也是最持久的夙愿,而且在快节奏、高风险、大压力的现代社会,身体健康也的确越来越重要,同时越来越难得。“看病难”、“看病贵”以及“因病致贫”的现实问题,使得“家人身体健康”同时也成为家庭生活较为富足、有所保障的重要条件,身体健康已然成为家庭幸福的本钱。3. 影响家庭幸福的重要因素是“生活有保障”,而非“有房有车”

在备选的19个选项中,涉及家庭生活经济方面的选项有“有房”、“有车”、“收入高”以及“家里有权势”等。在众多相关选项中,“家庭生活有保障”被选入前五位重要因素的比例最高。影响家庭幸福的第五位因素中,“生活有保障”成为比例最高的选项。有12.9%的家庭认为“生活有保障”是第五重要的家庭幸福影响因素,此外还有10.7%以及9.6%的家庭把“生活有保障”列为第四以及第三重要的因素,另有9.8%的家庭认为“收入高”是第四重要的因素。由此可见,家庭日常生活稳定、有保障的确仍是对家庭幸福具有较大影响的因素,但是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绝不是影响家庭幸福最为关键、最为首要的因素。家庭幸福大厦的构筑需要有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作为基石和前提,同时更需要富足的精神生活、和谐的家庭关系等其他砖瓦。4. 家人团聚对家庭幸福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孩子有出息”、“有房有车”等因素

影响家庭幸福的第五位因素中排序第二的选项是“家人团聚的时间多”,有一成多的人认为家庭成员较多的团聚是影响家庭幸福的重要因素。19个备选选项中“孩子有出息”、“有知心朋友”、“邻里关系好”、“有房有车”以及“人脉广泛”等选项都没能挤进前五位因素中排序前三的选项,而“家人团聚的时间多”虽然选择比例比不上“夫妻和睦”、“家人身体健康”等选项,却成功跻身为第五位因素中排序第二的选项,这值得关注。与“故土难离”、“安土重迁”、“几世同堂”的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人在他乡”成为常态,快节奏的生活、高压力的工作学习使得“小家庭”往往只有等到晚上才能共处一室;“大家庭”则一年都难得聚上一回。能有更多机会同家人聚在一起,享受其乐融融、温暖朴素的家庭氛围,已成为不能忽视的家庭幸福诉求。

从总体来看,尽管家庭类型不同,但是所有家庭排在前五位的家庭幸福因素具有较高同质性,“夫妻和睦”、“家人身体健康”、“儿女懂事”、“长辈通情达理”、“生活有保障”以及“家人团聚的时间多”等都是不同家庭前五位幸福因素中常见的选项。由此可见,家庭成员间关系和谐、互动频繁、家庭成员身体健康、家庭生活有一定经济基础都是“幸福家庭”的相似之处。(二)不同类型的家庭中影响幸福的因素是否存在差异1. 城乡家庭幸福因素排序大同小异

总体来看,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在影响家庭幸福重要因素的选择上以及排序上差别不大。城乡家庭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有五成左右的家庭将“夫妻和睦”选为排名第一的影响因素;“长辈通情达理”、“家人身体健康”以及“生活有保障”都依次成为第三、四、五位因素中比例最高的选项。

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的主要区别在于城市家庭更注重“家人身体健康”。在第四位重要影响因素的选择上,城市家庭中比例最高的选项为“家人身体健康”,近二成城市家庭认为“家人身体健康”是影响家庭幸福第二位的因素;而农村家庭比例最高的选项则是“夫妻和睦”。这种结果与城乡间环境状况、工作方式以及生活模式上的差异密切相关,相比在蓝天白云、空气清新的环境中耕作的农村人,出门呼吸雾霾、进门坐对电脑的城市人倾向于承受更高的健康风险,因而导致城市家庭比农村家庭更看重身体健康因素对家庭幸福的影响。2. 有子女和无子女的家庭对有关子女的因素重视程度不同

有子女家庭和无子女家庭对上述诸如“夫妻和睦”、“家人身体健康”、“生活有保障”等重要因素的重视程度无甚差别。两类家庭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其对于有关子女的因素(如“子女懂事”、“孩子有出息”等)关注程度不同。

有子女家庭往往对孩子有更高期望,且倾向于把有关子女的因素列为排名前五位的重要因素。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传统期待下,有子女家庭面对子女抚育的现实问题,更容易把子女因素与家庭幸福挂钩。在第三位重要影响因素中,有子女家庭排名第一的选项就是“子女懂事”,近二成有子女家庭选择将“子女懂事”作为影响家庭幸福第三重要的因素;无子女家庭中仅4%选择了这一选项。此外,在影响家庭幸福第五重要的因素选择上,有子女家庭中近一成家庭选择了“孩子有出息”,而无子女家庭中仅5%选择了这一选项。

无子女家庭的关注点转向“处理与长辈关系”及“丰富自身生活”。所谓“未经之事,不明其理”,无子女家庭由于无须直面子女抚育问题,因而在思考家庭幸福影响因素时,注意力往往被吸引到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在影响家庭幸福第二重要的因素选择上,无子女家庭排名第一的选项是“长辈通情达理”,近二成无子女家庭选择了这一选项。由于无须处理与下一代的关系,精力自然被处理与上一代关系占用。同样是由于无须操心子女问题,无子女家庭有更多空闲时间及精力思考如何改善自身生活,一成多的无子女家庭将“生活丰富多彩”列为排在第五位的家庭幸福影响因素,有子女家庭中仅有约6%的家庭表达了对这一选项的重视。3. 地区差异影响家庭对于家庭幸福因素的选择

本调查抽取的样本覆盖了分布于东、中、西部的10个省市。东、中、西部地区在自然资源环境状况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这必然导致生活在东、中、西部的家庭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及价值观念有所不同,从而进一步引发不同地区家庭对影响家庭幸福重要因素选择及排序上的差异性。

东、中部地区更为看重家人团聚对家庭幸福的提升作用。东、中部地区都有一成左右的家庭将“家人团聚的时间多”作为影响家庭幸福第五位因素的首选。由于东、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人口流动频率均高于西部,由此造成更多“人在他乡”的现象,进而认为家人团聚对家庭幸福与否有较为重要的影响。

相比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家庭倾向于认为“有房”是影响家庭幸福的重要因素。不过,三大地区家庭均不重视“有车”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有7%~8%的家庭将“有房”列为影响家庭幸福第二重要的因素;东部则只有4.8%的家庭看重“有房”的作用。在排名前五位的家庭幸福影响因素中,三大地区都只有很小比例的家庭选择“有车”为重要因素。由此看来,现阶段我国,“有房”比“有车”更事关家庭幸福,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由于保障不足,对于“有房”的诉求更强烈。4. 家庭内部代际关系和谐与否引发家庭幸福因素选择的差异性

调查结果显示,近八成被访者认为家庭中不同代人之间的关系是“好”或“非常好”,只有0.2%的被访者评价家庭代际关系“非常不好”。感觉代际关系“非常不好”的家庭在影响家庭幸福重要因素的选择和排序上与感觉代际关系“非常好”、“好”、“一般”甚至“不好”的家庭有明显区别。

长辈“不够通情达理”、子女“不够懂事”成为代际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排在第一位的重要影响因素选择中,感觉代际关系“非常不好”的家庭中有二成多首选“长辈通情达理”这一选项;其他家庭则不十分关注长辈问题,而是主要关注“夫妻和睦”的重要影响。排在第二位的重要影响因素选择中,感觉代际关系“非常不好”的家庭中同样有二成首选“子女懂事”第一选项;其他家庭首要关注的第二位影响因素则是“家人身体健康”,第二关注的为“夫妻和睦”。由此可见,重视夫妻关系经营是营造良好代际关系的基础,而长辈“不够通情达理”、子女“不够懂事”成为代际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

家庭氛围不够温暖,转向朋友寻求安慰。在影响家庭幸福的第三重要因素的选择上,代际关系“非常不好”的家庭更倾向于选择“有知心朋友”,其中有15.8%的家庭将“有知心朋友”作为第三位重要因素的首要选择。而代际关系不那么紧张的家庭往往首选“家人身体健康”作为排在第三位的重要因素。与此类似的是,在第四位重要因素的选择上,感觉代际关系“非常不好”的家庭首选“生活丰富多彩”,而其他家庭则倾向于首选“生活有保障”。

可见,家庭中不同代人之间的关系是影响个人对家庭依赖程度及重视程度的重要因素。家庭关系不够和谐,往往导致家庭成员一方面更多地关注个人需求,忽视或不愿关注其他家庭成员;另一方面则转而从家庭外部社会关系(如朋友、同事)中寻求心理慰藉。(三)家庭中对子女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接受本次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调查的10 299位在婚或经历过婚姻的被访者中,有8 936位是有子女的。本次调查特别询问了有子女被访者“在子女问题上,您最担心的是哪方面问题?请选出三项并排列顺序”。下设14个选项,涉及子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图2列出了每一项影响因素中选择比例排名前三的选项,从图中可总结出以下调查发现。图2 前三位担心的问题中各自排名前三的选项1. 子女的健康、安全以及学习成绩是中国父母最担心的三个子女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被访者最担心的前三位子女问题中,排名前三的选项始终离不开子女的健康、安全以及学习成绩。相比较而言,子女的健康是首要担心的问题;子女的安全位居第二;子女的学习成绩仅仅排在第三。“您家担心人身安全吗?”这一问题的回答结果显示,全部被调查家庭中只有27.3%的家庭“从不担心”人身安全,剩下72.7%的家庭都对人身安全有不同程度的担心。近年来,毒奶粉事件、校车事故、食品安全隐患等安全类问题频发,成为父母最担心子女健康及安全状况的主要原因。虽然“子女的学习成绩”毫无悬念地挤进前三,但其受关注程度是低于健康及安全问题的。2. 单亲家庭和重组家庭对子女学习成绩关注度相对较低

排在第二位的子女问题中,单亲家庭(指离婚和丧偶家庭)和重组家庭(指再婚家庭)中选择比例最高的选项都是“子女的健康”,其他类型家庭的则主要选择了“子女的安全”;排在第三位的子女问题中,离婚和丧偶家庭选择“子女的健康”的比例仍然高于“子女的学习成绩”,而其他类型家庭均首选“子女的学习成绩”为第三位担心的问题。考虑到单亲和重组家庭都是经历过重大变故、伴随强烈情感波动的家庭,因而这类家庭中的孩子不论身体还是心理健康都极易受到负面因素的影响,也就自然得到更多的关注。另一方面,家庭较大的变动也较多地分散了家长精力,使得父母没有更多精力关注子女的学习,而选择把有限精力放在操心子女身体健康问题上。3. 不同年龄段的父母最担心的子女问题存在差异

不同年龄段的父母由于子女处于其人生历程的不同阶段,因此所最担心的子女问题各有侧重,如图3、图4所示。图3 40岁及以下父母前三位担心的子女问题中排名前三的选项图4 40岁以上父母前三位担心的子女问题中排名前三的选项

对40岁及以下的父母来说,由于其子女大多处于高中及以下的学习阶段,因而子女学习类问题,成为除“子女的健康”和“子女安全”外最受关注的问题。其中,第一位最担心的子女问题中,排序第二的选项就是子女的“入园入托问题”,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导致的“入托难,入园贵”现状,使年轻父母不得不为孩子的“入园入托”问题而犯愁。此外,“子女所在学校质量”依次成为第二、三位最担心的子女问题中排序第三的选项,而“子女的学习成绩”依旧是第三位最担心子女问题的首选。由此可见,对于子女正处于上学阶段的父母来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待的确强烈,不过单从选项的入选比例来看,有关子女健康及安全的选项依旧优势明显。

对40岁以上的父母来说,由于其子女大多正处于找工作时期或已经进入就业阶段,因而父母的注意力从关注子女学习转移到担心子女工作上。具体而言,“子女对工作是否满意”依次成为第一、二位最担心的子女问题中排序第三的选项,这一结果一方面体现出中老年父母对于子女工作的关注,另一方面父母担心“子女对工作是否满意”,而非“自己对子女工作是否满意”,体现出当代父母正在放下“大家长”的架子,从专制包办的父母转变为尊重子女选择、关心子女感受的父母。此外,“子女工作好坏”成为第三位最担心子女问题中排在第二的选项。同40岁及以下父母一样,单从选项比例来看,40岁以上的父母同样给予子女健康及安全更多的关注。“可怜天下父母心”,不论孩子多大,父母总是有操不完的心。孩子一生健康平安并且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能快乐顺遂,成为父母幸福的源泉,同样也是家庭幸福的重要条件。四、家庭幸福发展指数指标体系构建

从国外相关文献来看,对幸福感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个体层次和区域层次,极少着眼于家庭。而在各国各地区的幸福指数编制中,也多是对一些宏观统计指标进行分类和加权(如不丹GNH指数、快乐星球指数、OECD幸福指数等),用以考察一国或一地区的幸福程度,并未从家庭这一重要层面切入,且较多地关注客观因素,忽略了主观感受。

从本次实际调查数据来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心目中的幸福家庭也在逐渐升级,家庭的幸福与否早已不仅仅依赖于经济状况、身体健康等客观因素,家庭内部的夫妻关系、代际关系等主观因素以及对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社会环境等更高层面的诉求对于家庭的幸福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构建一套有效的、完善的家庭幸福发展测量指标,对家庭幸福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探索其影响因素,将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为了更全面、科学、准确地反映中国家庭幸福发展的能力,本研究以“着眼发展能力、主客观结合、逐级构建”为基本编制思想,综合以往较权威的指数编制方法加以改进,分别选取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在利用实际调查数据反复测算和检验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家庭幸福发展客观指数和中国家庭幸福发展主观指数,以期综合反映我国目前的家庭幸福发展的能力与潜力。指数的编制具有以下特点。(一)出发点:着眼发展能力,建立指标体系

家庭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其发展潜力大小、是否具有幸福发展的基础,关乎社会和谐的大局,关乎科学发展的成效。推动家庭发展、促进家庭幸福,是加强社会建设、保障改善民生的基础环节,也是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意。家庭幸福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系统,不同的家庭对于幸福的定义也不一致,但家庭幸福发展与提升所需的要素是共同的。

本文的出发点在于综合比较以往的指数构建成果和通盘考虑影响家庭幸福的各类因素,从实际调查数据中找出非常幸福的家庭与其他家庭在哪些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并将这些存在显著差异的要素视为家庭幸福发展的必要条件,分别从客观和主观角度建立起两套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以综合评价我国目前的家庭幸福发展能力,从而为科学、客观地评价中国家庭幸福发展状况提供依据,为政府施政重点和方向提出可行性建议。(二)内容:主客观结合,通盘考虑

创建指数来衡量一国幸福发展的理念由来已久,指标体系内容多样,但在内容上大多采用多级指标进行评价。早在1972年,不丹政府创建了由4个支柱、9个领域和72项指标等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体系”。法国总统萨科齐与多位诺贝尔奖得主组建的“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于2009年提出以国民幸福指数(GNP)来取代GDP作为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指标。201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创建的OECD幸福指数分为11个一级指标和25个二级指标。美国密歇根大学世界价值研究机构(The World Values Survey)公布的指数体系,采用幸福感与满意度两个维度问题让被访者直接作出回答。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虽然存在诸多评价幸福水平的指标,但在内容上或单纯使用宏观统计数据,或单纯使用主观调查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失之偏颇;在评价角度上,或者实际测量主观的幸福感受,或者测量各因素对其的影响,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逻辑不是特别明确。仅仅有丰厚的物质基础但民众没有良好的心理情感体验,守着金山银山但成天郁郁寡欢,这不能算是真正的幸福;当然,如果民众仅仅有乐观愉悦的心态但却缺衣少食、朝不保夕,同样不能算是真正的幸福。此外,实际调研数据表明,被调查到的非常幸福的家庭与其他家庭相比,无论在主观类因素还是客观类因素上确实都存在显著的特征差异。因此,在国民幸福的测度上,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缺一不可。出于此种考虑,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在内容上将采用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综合考虑、宏观数据与调查数据相结合的方式,以期全方位、多角度地对我国的国民幸福发展能力进行综合指数度量。(三)编制方法:逐级构建,简单明了

在编制方法上,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的方法采用逐级构建的理念。指标的逐级构建是构建指数较为常用的方法,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发展指数(RCDI)也运用了同样的方法。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通过平均寿命(健康指数)、教育水平(文化指数)和人均GDP(生活水平指数)三个分指数综合而成,其以一个在0~1之间的值正向反映了人文发展水平,分别以0.8和0.5为分界点表明国家和地区的人文发展高度、中度和低度水平。目前,HDI已成为评价世界各国人文发展综合水平的重要依据。

HDI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同时编制过程简单,易普及。但由于该指数用于国际比较,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可比性是其限制因素,在进行单项衡量时不尽完善。考虑到中国具体国情需要,中国人民大学创立了中国发展指数以科学评价中国各省区的综合发展情况。中国发展指数包括健康指数、教育指数、生活水平指数、社会环境指数四个子维度(共15个指标),按照相等权重进行加权几何平均复合而成。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综合以上各项较为权威的指数的编制理念与方法,加之借鉴以往研究与实际需要,结合我国国情,将从多个维度、分主观和客观指标进行指数编制。

本研究在客观和主观一级指标之下各选取经济、社会、健康、文明四个方面作为二级指标,并将每一个二级指标又分为更加细致的三级指标(见表1)。表1 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指标体系

上述指标在具体构建时,数据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主观指标数据可采用2013年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开展的“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研究”调查数据;客观指标数据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宏观数据,可采用国家统计部门发布的年鉴数据等,另一部分为微观数据,可采用前述问卷调查中的客观变量统计。主观和客观两套幸福指数能够较为全面地衡量各地的家庭幸福发展程度,对测量家庭幸福发展潜力、反映家庭幸福发展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可以帮助各地区发现阻碍当地家庭幸福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哪些,从而在施政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对这些方面进行改进和提高,以将有限的资源合理有效地运用到能够最大幅度促进家庭幸福发展的方面。参考文献

[1]徐安琪.家庭幸福,金钱愈加重要了吗——一项关于家庭幸福观的经验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1(1):95-113.

[2]沈汉.家庭幸福的重要因素探析.学海,1994(5):51-54.

[3]杨作毅.北京居民幸福指数的调查与分析.统计与决策,2008(5):96-98.

[4]穆光宗,袁城.探寻家庭幸福之道.中国人口报,2012-03-07.

[5] Warner R.Wilson.公开宣布的幸福的相关研究.心理学家,1967(4):294-306 .

[6]丁刚.教育学学科问题的可能性解释.教育研究,2008(2):3-6.

[7]L.C.Solmon and C.L.Fagnano.教育的收益.见Martin Carnoy主编.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43-155.

[8]布伦诺·S·弗雷,阿洛伊斯·斯塔特勒.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9]刘文利.幸福家庭的六大要素(美国).中华家教,2007(1):43.

[10]邢占军.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新东方,2004(11):19-25.

[11]王洪法.信任:现代人幸福感的社会资本.扬州大学学报,2007(11):79-82.

[12]邓小栗.公平就是一种幸福.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2011(4):15-16.

中国城市外贸竞争力研究报告(2013)

黄国华 张炳政 刘颖一、总论

2013年,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从中央到各地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既利当前更惠长远的举措,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相得益彰,促进外贸平稳健康发展。2013年我国城市外贸整体布局继续优化,广东深圳仍荣居榜首,进出口规模由2012年的29 489亿元提升至33 416亿元,入围百强城市的门槛由2012年四川巴中的7.6亿元提升至海南三亚的9.4亿元;平均每座上榜城市的进出口规模扩大了8%。在整体规模提升的同时,城市间的平均差距也在相应拉大,由2012年的297.8亿元扩大至337.4亿元。

从百强城市版图分布看,长三角、珠三角与中西部地区此消彼长,东部传统外贸大市成为维“稳”榜单的基石,而中西部向前递“进”的步伐仍在延续。近4年,环渤海、东北地区的入围数量增减基本不超过1个;海西地区的厦门、泉州、福州和龙岩始终占据一席之地。东南沿海地区中的传统外贸强市聚集地——长三角20座以上的上榜数量和80%以上的上榜率无可匹敌,但2013年的入围数量减少2席;珠三角也未能维持住2012年增添1席的良好局面,入围数重回2011年的水平。中西部地区上榜城市36座,与2011年同为入围数量最多的年份,不仅实现了上榜数量的突破,整体含金量比2012年更胜一筹。主要表现在:一是位次提升,排头兵继续单兵突进。重庆、四川成都在西南地区,河南郑州、湖北武汉在中部地区,内蒙古包头、陕西西安在西北地区的外贸领头羊地位已经基本形成;以上6座城市均进入2013年我国城市外贸竞争力30强,除武汉外,其余城市位次均有提升,其中,重庆斩获第12名,为近年来中西部城市上榜最好成绩。二是根基变牢,频繁波动现象减弱。2013年,在参与评比的172座中西部城市中,位次升降超过50个的城市数量减少2座,其中,仅山西大同、四川攀枝花下滑幅度超过100个位次,陕西渭南、海南三亚提升幅度超过100个位次;而2012年多达10座城市的名次更迭幅度超过100位(见图1)。图1 2008—2013年我国城市外贸竞争力地区分布统计图

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东部沿海地区,正身陷土地有限、资源短缺、人口不堪重负、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等困境,急需一场腾笼换鸟的嬗变;而渴望腾飞的中西部地区,更需要借第二轮改革的东风,使自身的外贸发展能够扶摇直上。尽管2013年百强榜单呈现“东移西进”的可喜变化,但从历年潮起潮落的城市位次变化来看,整体贸易格局仍蕴藏着不可忽视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

薄弱外贸基底和单一产业结构,使中小城市成为榜单观光客。对比2013年与2012年的外贸竞争力百强城市榜单,15座城市位次保持不变,15座城市发生更迭,榜单更新率与2012年持平(见表1)。除珠三角和环渤海个别欠发达城市外,城市更替均集中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新晋与落榜城市就分别占据13个和10个席位,其中6座城市2012年暂别后重回榜单,黑龙江佳木斯、海南海口、四川德阳、新疆博尔塔拉依靠水平竞争力的单边发力,云南昆明、广西防城港则实现潜力竞争力之外的全面提升。表1 2013年中国城市外贸竞争力100强排名

大幅震荡成为中西部中小城市榜单表现的突出特征。例如,山西大同、四川巴中在2012年提升125个、116个位次后,2013年反向下滑134个、99个位次;新疆克拉玛依、广西北海在2012年下滑115个、71个位次后,2013年反向提升65个、93个位次(见表2)。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外贸基数偏低在对比中放大了指标值变动幅度,例如,所有参与评价的291座城市中,“变差优势”位次升降幅度超过50位的城市数量多达137座;“净出口增长对GDP增长贡献率”、“内资企业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指标位次升降幅度超过50位的城市数量分别占69.8%和71.1%。二是依赖龙头企业的内陆城市经济模式对指标值具备绝对影响力,例如,“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指标排名前8位全部被内陆资源型城市包揽,甘肃嘉峪关、金昌、白银仅分别拥有4家、7家、18家外贸企业,常年高居榜单前列;东明中油燃料石化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潮州亚太能源有限公司滑出外贸500强行列,直接导致所在地山东菏泽、安徽芜湖、广东潮州“进入500强外贸企业进出口比重”指标排名由上年的第35位、第45位和第55位降至垫底位置;纺织加工业的崛起让云南曲靖、青海西宁异军突起,“加工贸易增值率”单项指标实现质的突破;而仅中国南车柴油电力铁道机车单项商品出口,就牵动四川资阳近两年的高度化和多元化指标排名反向大幅波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龙头企业的兴衰直接关系着所在城市排名,削弱了城市进出口对外部市场变化的抵御力。表2 2013年各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外贸分项与综合竞争力排名表

指标间的非同步、不均衡发展,暴露了综合实力的短板。主要体现在:一是多元化与高度化指标的“长短腿”发展。全产品出口高度化指标前30位的城市中,无一座入围市场和产品等价数目排名前30位,其中,20座城市甚至位于100名开外,9座城市两项多元化指标排名均落于200名开外,即便技术水平提升也难以掩盖出口格局的不合理,实现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二是“一般贸易产品出口高度化”相对“全产品出口高度化”的落后形势依旧。2013年,一般贸易产品高度分值低于全产品高度分值的城市有238座,占参与评比城市总数八成以上比重,其中,两者之间的分值差距超过0.05分的城市有70座,外贸相对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就多达23座,加工贸易对一般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亟待继续加快。三是外商投资设备进口额与实际利用外资的背离。在235座“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实现增长的城市中,“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设备人均进口额”同时实现增长的城市数量仅60座,外资投向制造业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比例正逐渐缩小。四是依靠结构和效益等外贸质量指标跻身百强榜单的城市数量较少。结构对综合竞争力的解释与贡献作用日渐式微,2013年,入围综合竞争力30强的城市中,跻身结构竞争力30强的关联城市数量仅10座,在2008年和2012年基础上分别减少8座和1座,尽管入围效益竞争力和综合竞争力30强的“双优模范生” 比2012年多了5座,但仍没有过半;而外贸规模、水平、政策和基础建设优势成为保障城市上榜的安全牌、风雨飘摇中的定心丸,入围综合竞争力30强的城市中,多达18座、21座、17座城市跻身水平、发展和潜力竞争力30强(见表3)。表3 2013年我国各地区分项外贸竞争力进入前100名的城市分布统计表 单位:座

区域间和区域内的非均衡发展,限制了后期增长空间。一是“东强西弱”的整体格局仍难以撼动。2013年综合竞争力百强榜单中,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经济区合计仍占据逾三成的席位,不仅明星城市多,而且不乏江苏无锡、常州,广东佛山、中山,浙江嘉兴、台州、绍兴与温州等二线城市,这与城市圈经济一体化、中心城市辐射力较强密不可分。相比之下,由于整体规模偏小、经济总量偏小、产业结构单一,决定了西部省区在结构、效益、发展分项竞争力上的劣势,即便是省会城市,行政资源也相对匮乏,对周边的辐射力有限,除国家认定的产业转移承接地外,其余均是综合竞争力榜单的后段班成员,贵州贵阳、广西南宁、新疆乌鲁木齐和西藏拉萨更尴尬地位于100名之后。而我国4个直辖市、16个副省级城市基本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除黑龙江哈尔滨外,近两年排名波动幅度均在10个位次之内。二是先行优势加剧了东部沿海地区外贸发展的不平衡性:长三角、珠三角外贸总值的城间差距均超过千亿元,环渤海也接近千亿元,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的城间差距均不足百亿元,西北地区甚至不足30亿元;而综合竞争力分值的城间差距,以海西的1.2分为最,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分别以0.8分、0.5分和0.3分紧随其后,均明显高于中西部城间差距相对最大的西北地区。以珠三角为例,广东深圳以进出口规模和综合竞争力的“双冠”遥遥领先,珠江出海口边上东莞、广州、佛山、惠州、珠海、中山进出口值全部超千亿元,均跻身综合竞争力30强,但是中等外贸规模城市断档明显,排在30名以外、100名以内的城市仅江门和肇庆,多达六成的城市与综合竞争力百强无缘,远离出海口的云浮、茂名更被远远抛在200名开外,进出口规模不足百亿元。

城市是外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外贸的高速增长已经可遇不可求,只有在优化外贸结构中稳增长,在创新驱动中促转型,才能实现城市外贸的“稳中有为、稳中提质、稳中有进”,为长远发展铺路搭桥。寻求各区域发展模式的协调转变,任重而道远。二、水平篇(一)水平分项竞争力分析

构建水平分项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意义在于:衡量城市外贸水平不等同于单纯的规模比拼,需要从企业平均实力、相对发展速度、进出口平衡度、经济外向度等多维度、多角度进行综合评价。

水平竞争力稳定性略有下滑,强跳跃指标催生中小城市成上榜奇兵。纵观2013年水平竞争力30强榜单(见表4),有8座城市新晋上榜,更新数量较上年的7座有所增加。这8座榜单新贵平均进出口规模只有1 129.6亿元,远低于水平竞争力30强6 047.2亿元的平均水平,多为依靠个别指标的跳跃性增长登陆榜单的内陆中小城市。例如,甘肃白银2013年进出口规模只有48.5亿元,在全部参评的291个城市中“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指标仅排在第191位,但凭借“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和“变差优势”指标的突出表现杀入榜单,并以第10位的成绩高居内陆地区水平竞争力榜首;安徽铜陵依靠变差优势等指标由上年第216位迅速蹿升至第20位,成为榜单上进步最快的城市。个别指标飞跃催生奇兵的上榜方式也造成部分小城市成绩落差巨大,如上年入围水平竞争力30强的山西长治排名便退至100位以外,使得中部地区上榜数量较上年减少1座,但4城入围的成绩仍领跑内陆。而云南昆明、重庆和广西北海携手闯入,一扫上年西南地区无城入选的尴尬。“东高西低”整体格局未根本改变,但东部地区领跑锋芒有所减弱。东部沿海城市凭借强大的外贸综合实力长期霸占榜单前排,2013年依然席卷水平竞争力30强的18个席位,且垄断前9位,但领跑锋芒有减退迹象,珠三角、长三角和海西地区入围城市数量均比上年有所减少(见表5)。其中,深圳凭借强大的综合实力,揽得“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人均进出口额”、“外贸依存度”等3个分项指标第一名,毫无争议地再次摘得冠军宝座。加上东莞和表现抢眼的珠海,珠三角地区包揽了榜单前3位,并以7城入围的集团优势继续领跑榜单,但广东中山不幸落榜使其入围城市数量较上年减少1座。长三角和环渤海此消彼长后均有5座城市入围,其中江苏南京退出,山东烟台则强势入驻。海西地区由于泉州退出,只剩下厦门唱独角戏。(二)外贸总值统计分析

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是指一段时间内某城市外贸总值占同期全国外贸总额的比重,描述该城市在全国外贸中的贡献程度。

优质资源向外贸大城高度集中,外贸规模指标现超强稳定性。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积淀,我国外贸大格局基本形成,使得“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指标十分稳定。2013年该指标30强榜单与上年相比“一城不变”,外贸规模30强城市进出口合计占全国外贸总值的比重高达79.66%,显示出在外部环境堪忧、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优质资源更易向外贸强市集中,中小规模外贸城市想要在竞争激烈的外贸市场上分一杯羹更加困难,在外贸规模上想要撼动大城市的地位绝非易事。从30强榜单内部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瓜分26席,领头羊地位无可撼动,各城市位次排名整体相对稳定,大多各居其位,其中前12位只有上年排名第6和第7位的广州与天津互换了位置,而浙江金华进步最快,上升7位至第23位,此外,重庆和山东日照均比上年前进3位,分列第13位和第25位。表4 2013年中国城市外贸水平竞争力30强排名*因极值问题,100分排名第5。表5 2013年与2012年各地区水平竞争力单项指标进入前30名的城市分布表 单位:座

承接高新技术产业转移,内陆地区打造科技领头明星城市。除了东北地区唯一入选的辽宁大连外,入围2013年“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前30位的实际意义上的内陆地区城市仅有重庆、四川成都和河南郑州。虽然在地理区位、港口辐射能力等方面有所欠缺,但内陆城市凭借不断提升的能源、人力、科技资源的优势,高位承接沿海开放地区高新技术产业转移。如凭借丰达、英业达、仁宝等电子产品代工巨头的入驻,重庆目前已成为我国又一便携式电脑代工生产出口基地,2013年仅便携式电脑出口值便高达1 228.2亿元,同比增长55%,占同期当地出口总值的42.3%;鸿富锦精密电子有限公司引入的iPhone手机生产线成为河南郑州外贸进出口的顶梁柱;而四川成都则做大做强了富士康iPad生产线以及英特尔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中心等。虽然目前内陆地区外贸规模与东部沿海地区仍有差距,但高新技术产业成为牵引地区外贸发展的强大引擎,标志着内陆外贸明星城市自高起点走上对外贸易量质并举的道路。(三)企业进出口规模统计分析

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是指一段时间内某城市进出口总额与同期进出口企业数量的比值,用以描述该地区企业进出口实力水平。

龙头企业带动与产业结构转型,双双推动内陆城市表现抢眼。2013年“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指标稳定性较高,30强榜单中有4座新上榜城市,分别是广东汕尾、新疆克拉玛依、内蒙古鄂尔多斯和广东深圳。就地区分布来看,内陆地区在该指标榜单上表现十分抢眼。其中,中部地区继2012年后再次以9席入围的成绩领跑。西北地区增加1席至6席,西南地区减少2席至5席,加上东北地区的3席,内陆地区共有23城上榜。内陆城市大量入围主要依赖于资源优势孕育特色支柱产业,加之进出口企业数量较少,拉动了平均指标水平的提升。如甘肃金昌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打造以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龙头的有色金属产业,加之全市仅有7家企业有进出口记录,拉动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高达33.5亿元,以绝对优势连续数年盘踞该指标榜首。此外,经济发展转型升级也为一些内陆中小型外贸城市上榜创造了有利条件,如京东方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投资打造中国第一条、世界第二条第5.5代AMOLED生产线,不仅标志着鄂尔多斯由传统的“羊煤土气”资源型城市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也为其外贸带来新的活力与增长点,其“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指标的排名由上年的第107位迅速攀升至第22位。

东部沿海地区不尽如人意,中小企业众多拉低平均规模。2013年珠三角、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分别仅有3座、3座和1座城市入围。作为改革开放先行者,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早已“百花齐放”,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催生出大量中小型外贸企业,外贸水平参差不齐使得平均指标被拉低。2013年企业数量最多的30座参评城市中,仅有北京和深圳入围“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指标30强。而作为我国外贸标志性城市之一的上海,其“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指标高居全国第2位,就规模来看数一数二,但其外贸企业数量由上年的3.29万家增至3.47万家,是我国外贸企业数量最多的城市,且中小企业众多,超过1万家企业进出口值不足100万元,甚至有3 400家不足10万元,导致“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指标由上年的第68位进一步下降至第83位。过多的企业数量在膨胀了外贸总量指标的同时拉低了平均指标,使得“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指标与“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指标相关性较低。2013年同时入围上述两个指标30强的仅有6座城市,且“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30强城市在“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指标排名100位之外的有13座之多。(四)人均进出口额统计分析

人均进出口额是指一段时间内某城市进出口总额与同期该城市常住人口比值,用以描述该城市进出口水平。

榜单高度稳定,沿海开放城市继续领跑榜单。2013年“人均进出口额”指标前30位城市仅有安徽铜陵和浙江金华新晋入围,2012年最后两位的广西防城港和新疆博尔塔拉退出,指标稳定性相比上年3城的更迭率进一步提升。庞大的外贸规模是入选指标的根本保证,“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前30位城市中有23个顺利入围“人均进出口额”榜单,同时也促使榜单分布继续呈现显著的“东高西低”二元梯次,东部沿海地区席卷榜单26城。其中,长三角地区随着浙江金华登榜,入围城市数量达到11座,超过1/3的占有率彰显其超高的外贸活力与水平;珠三角地区入围7城,珠海超越苏州抢得季军宝座,其与深圳和东莞携手雄霸该指标前3强;环渤海地区和海西地区分别有7座和1座城市入围。

缺乏综合实力底蕴,内陆城市多依仗低人口基数奇袭入围。相比之下,内陆地区在“人均进出口额”指标上表现苍白,2013年西北地区失去1席,入围城市减少到2座,东北地区只有沿海开放口岸城市大连入选,安徽铜陵入围使中部地区避免了无城入围的尴尬,而广西防城港退出使西南地区只得交出白卷。相比沿海大市依靠外贸规模的绝对优势挤占前排,内陆城市能够榜上有名大多是依靠较小的人口基数拉高了平均规模指标。如入围榜单的甘肃金昌、西藏拉萨和安徽铜陵,2012年常住人口均未超过百万,人口总量位列所有参评城市倒数10名以内。上述三城同时入围了“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指标30强,成为内陆小城依靠基数优势登陆水平竞争力分项指标榜单前排的代表。而对于一些内陆重镇如重庆、四川成都和河南郑州,城镇化水平颇高导致人口基数过大,虽然外贸规模表现抢眼,但难以在人均指标上有所作为。如参评城市人口数量之最的重庆,虽然“外贸规模占全国比重”指标位居第13位且增势良好,但因人口基数庞大,“人均进出口额”指标被拉低至第66位。(五)外贸依存度统计分析

外贸依存度是指一段时间内某城市进出口额与同期该城市生产总值的比值,用于描述当地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赖和参与国际分工程度。

东强西弱走势延续,沿海地区优势弱化。2013年“外贸依存度”30强榜单上仅有2座城市变更,安徽铜陵和黑龙江黑河取代浙江绍兴和广东广州成功晋位。外向型经济特征显著的东部沿海地区揽得2013年“外贸依存度”指标30强中的20个名额。其中,珠三角地区,虽然广州以微弱差距没能入选,但深圳、珠海、东莞继上年后再次霸占榜单前三,以总共7城入围的成绩继续领跑。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入围7城,与珠三角并驾齐驱。环渤海和海西继续有5座和1座城市入围。总体来看,东部沿海地区仍霸占着榜单前排,但落选城市均来自沿海地区,2013年外贸依存度榜单前30位城市外贸依存度平均值由上年的107.34下降至104.32。经济外向度较高的沿海城市跌出榜单主要是由于外贸增速跑输GDP增速造成的比值效应下滑,如浙江绍兴GDP增幅超过9%,但其2013年外贸仅增长2.2%,两者间的差距造成外贸依存度下滑。广东广州GDP增幅也超过9%,同期外贸却下降0.3%,此消彼长使得其外贸依存度下降更快。

内陆地区剑走偏锋,入围份额有所增加。内陆地区在榜单上虽然入选城市不多,但总体入围数量相比上年增加2席,仍显示了地区外贸活力的增强。其中,东北地区由于黑龙江黑河入选使上榜城市增加至3座,西北地区入围3座,西南地区入围2座,中部地区由于安徽铜陵的入选增加至2座。新晋的安徽铜陵和黑龙江黑河均依靠较高的进出口增速拉动“外贸依存度”指标提升,特别是安徽铜陵,2013年进出口值达到361.4亿元,同比增长高达60.3%,带动“外贸依存度”指标由上年的第45位提升至第26位。除较高的进出口增速外,内陆城市能够入选榜单也依仗于经济总量偏低,除大连外,所有内陆的入选城市GDP仅有黑龙江牡丹江市超千亿元,为1 092.7亿元,其中新疆博尔塔拉185.4亿元的规模在所有参评城市中列倒数第2位。部分资源型产品生产龙头企业在小城市经济发展中起到支柱作用,使小城市在外贸依存度榜单得以立足,如甘肃金昌便是典型,其资源型产品进出口占地区外贸总值近九成(88.9%)。此外,2013年西藏自治区进出口总值206.6亿元,拉萨独占199.5亿元,占比高达96.6%,优势资源过度集中使拉萨拥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其能入围外贸依存度指标30强的主要因素。(六)变差优势统计分析

变差优势是一段时间内某城市对外出口增速与同期全国出口增速之间的横向比较,用以衡量当地外贸出口的后续动力。

内陆小城上演集体狂欢,沿海地区大象难以起舞。“变差优势”指标瞬息万变,2013年榜单前30位中有28个新面孔,仅有四川雅安和安徽淮南连续两年上榜。“变差优势”榜单不仅更迭率超高,而且弹性很大,新上榜城市有14个上年排名在200位之外,而落榜城市有12个排名直落200位以外。就地区分布来看,内陆地区延续上年席卷榜单的辉煌,其中西北地区成为最大赢家,以11城的入选成绩独占鳌头,不仅入围数量比上年增加6席,而且陕西商洛凭借太阳能电池等高新技术产品热销以6.2倍的出口增幅豪取榜单头名,中部地区相比上年减少6座失落较大,但8城入围的成绩仍十分抢眼,加上西南地区的7城和东北地区的2城,内陆地区共席卷“变差优势”前30位榜单中的28席;而随着拥有庞大外贸规模的沿海地区逐步进入减速换挡期,加之外部环境起伏不定,持续快速增长难上加难,在该榜单上难有作为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仅有浙江金华和河北承德2座城市入选。而小基数带来的高增速恰恰为起步较晚的中小城市金榜题名创造了条件,“变差优势”榜单前30位城市2013年平均外贸规模为187.7亿元,远低于参评城市881.2亿元的平均水平,其中最低的甘肃陇南仅有6 089万元。因此“变差优势”指标与“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指标的负相关性显著,入围变差优势30强的城市中,“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指标排名能够进入全国30强的只有浙江金华1座,其余29座城市中外贸规模列100位之外的有25座,列200位之外的也多达17座。(七)外贸平衡度统计分析

外贸平衡度是指一段时间内某城市外贸进出口额平衡关系比值,用以衡量贸易平衡能力,贸易顺差、逆差过大都会对本地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传统外贸强市外贸失衡,承接产业转移打破了部分内陆城市原先的平衡。2013年入围“外贸平衡度”30强的城市中有15个新面孔,榜单更新率达到50%。外贸大市长期形成的进口依赖型或出口导向型的贸易特征短期内难以改变,在“外贸平衡度”指标上表现欠佳,2013年外贸规模30强城市仅有5座入围“外贸平衡度”榜单前30位。如北京市驻扎诸多央企,肩负着全国能源、农产品、矿产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进口重任,虽然在2013年“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榜单上排名第3,但其进口值占地区贸易总额比重高达85.3%,在“外贸平衡度”榜单上只能排到第212位。再如出口导向型代表城市浙江金华,外贸规模排名全国第23位,但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箱包、家具等大量出口推动出口值占城市外贸总额高达94.9%,因此“外贸平衡度”指标只能列第263位。就入围城市的区域分布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稍显逊色,共入围11城,其中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入围数量均与上年持平,分别入围5城和2城;环渤海地区增加1席至4席,而海西地区由于福建泉州的退出而两手空空。相比之下,外贸发展相对稚嫩的内陆城市可塑性更强,在该指标上表现相对出色,将前30名中的19个席位收入囊中,其中东北地区增加4席,以7城入围的成绩冲至第一集团;西南、西北则延续上年成绩,分别入围5城和4城;中部地区退步较快失去4席,仅保留3城入围。值得关注的是,承接高新技术产业转移为内陆城市打造新的外贸增长点的同时,也打破了原有的贸易平衡格局,出口导向的倾向更为明显,如中部地区退出榜单的4座城市中有3座是由于出口增速快于进口造成贸易顺差加大。以山西太原为例,随着富士康将部分iPhone手机产能转移到太原,出口增长势如破竹,2013年太原出口手机同比增长74.5%,带动其出口整体增长22.6%,而同期进口下降10%,导致其贸易平衡度指标由上年的第1位落至第52位。三、结构篇(一)结构竞争力评价分析

构建结构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意义在于:衡量城市的外贸发展水平,除了出口规模,出口结构是否合理也至关重要。结构分项竞争力从高度化(出口产品技术含量高低)和多元化(出口产品和市场的分布均衡性)两个方面进行评价。

厚基底打造大城市稳定格局,中小城市排名大幅波动。2013年结构竞争力30强有10座城市发生更替,13座城市连续3年榜上有名,2012年亚军浙江金华首次登顶(见表6)。外贸大市位次稳定,出口规模超过千亿元的31座城市,除广东惠州排名提升31个位次之外,其余城市排名变化均在30个位次之内;浙江金华、杭州、宁波、嘉兴、绍兴,山东青岛,江苏无锡,福建厦门8座城市连续3年入围榜单30强;而广东珠海、深圳,河南郑州,四川成都4座城市则连续3年排名100位开外。小城市排名波动巨大,出口规模低于百亿元的175座城市除辽宁铁岭连续3年入围结构榜单外,有62座城市排名变动超过30个位次,其中,河南洛阳、四川遂宁排名分别提升38位、46位进入榜单,2012年上榜的安徽淮南、四川达州、福建三明分别跌落105个、39个、33个位次;而2011年第4位和第5位的黑龙江双鸭山、陕西延安,2013年更是都在200名之外。多元化指标是影响结构榜单排名的主要因素,2013年新晋榜单的10座城市市场多元化指标排名全部有所提升,7座城市产品多元化指标排名提升超过15个位次,但仅有3座城市产品高度化指标排名有所提升。

长三角包揽三甲,海西、环渤海与中部地区此消彼长。长三角地区占10个席位(见表7),浙江金华、杭州、宁波包揽三甲,江苏徐州、镇江落榜,江苏宿迁、江苏南京、浙江衢州上榜;海西和环渤海除了福建厦门、山东济南、山东青岛外,福建三明、龙岩,河北沧州、石家庄均跌出榜单;珠三角颗粒无收,广东广州居第31位,抱憾30强;中部地区新增4席,除了新增河南洛阳和江西九江两座城市外,安徽表现抢眼,虽然淮南落榜,但新增滁州、宣城、芜湖上榜,加上连续两年入围的合肥、安庆,共有5座城市进入榜单30强;东北地区除了老面孔辽宁铁岭、沈阳、辽阳,新增省会城市黑龙江哈尔滨入围;西北和西南地区仍然分别保持1席和2席,甘肃兰州连续4年入围,四川巴中位居第5,四川遂宁取代四川达州。(二)出口产品高度化分析

全产品出口高度化指数由当地产业特征决定,代表着某城市所有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其变化意味着该城市输出产品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变化。

整体技术含量逐年逐级提升,高端城市阵容不断扩大。2013年,纳入评比的291座城市“全产品出口高度化”平均分值62.7,分别比2012年和2011年提升0.5和1.5。其中,高附加值产品为出口主流的城市24座,在2012年增加1座基础上继续增加3座,平均分值78.3,在2012年增加0.5基础上继续增加0.1;低附加值产品为出口主流的城市37座,比2012年增加7座,平均分值35.6,比2012年增加5.5;中间档次产品为出口主流的城市230座,占所有参评城市总量的79%,平均分值65.4,比2012年增加0.6。表6 2013年中国城市外贸结构竞争力30强排名2013年与2012年各地区结构竞争力单项指标进入前30名的城市分布表 单位:座

长三角领跑优势减弱,西南、西北地区同步提升。指标排名前30位的城市中,东部沿海地区入围城市数量最多,但比2012年减少了3个席位:长三角继续领跑,地区平均高度化分值69.8,比2012年减少0.6,进入30强的城市数量继2012年减少4座之后,2013年江苏常州排名下滑两个位次居第32位,仅余上海、江苏苏州、江苏无锡3座城市;珠三角69.5紧随其后,比2012年减少0.5,广东惠州、深圳、东莞、中山、汕尾、佛山、广州7座城市连续两年入围,广东珠海、梅州跌出30强;环渤海63.5,较2012年增加0.2,天津、山东济南携手进入30强,河北保定落榜。而2013年高度化指标30强的新晋城市,主要集中在内陆地区:西北地区虽排名垫底但提升速度最快,由2012年的50.4大幅升至2013年的53.3,新增陕西西安、陕西商洛、新疆克拉玛依3座城市入围;2012年西南地区平均每座城市的高度化分值仅高于西北地区,2013年依次超越东北和海西;中部地区高度化分值在内陆居首,并在30强城市中占据7席,河南郑州蝉联榜首,湖南衡阳、山西太原、山西临汾上榜;东北地区黑龙江齐齐哈尔取代辽宁沈阳,成为硕果仅存的城市;海西连续3年无缘30强。

拥有高端制造业的中等规模城市常年位居前列。由于产业链相对完整、物流条件相对成熟,许多外贸较为发达的城市产品结构相对稳定,即便在宏观政策指引下进行产业转型与产能转移,也是在不影响传统竞争优势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因此,不管是以出口白色家电为主的广东珠海,以出口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为主的上海、广东深圳、江苏苏州,还是以出口低分值小商品为主的浙江金华,以纺织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福建泉州、浙江温州,以成品油为主的辽宁大连,沿海大市稳定的产业结构使出口产品高度化分值稳定,2013年31座出口值超千亿元的城市只有4座高度化指标得分下滑幅度超过1分,下滑幅度最大的广东珠海也仅减少1.3分。在中等规模城市中,四川绵阳的长虹彩电、广西柳州的柳工机械和五菱汽车、安徽芜湖的奇瑞汽车和美的空调均属于当地“巨无霸”型制造企业,由于长期深耕于专一领域,上述企业出口产品左右了所在城市的高度化分值,3座城市连续5年入围高度化指标30强。

承接产业转移持续带动内陆中心城市分值提升。内陆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由于劳动力成本较低、配套资源相对占优,高度化分值在承接沿海城市产业转移的情况下明显提升,安徽合肥、山西太原、重庆、四川成都、河南郑州的高度化分值近3年逐年提升,2013年陕西西安也首次进入30强。小城市受单一商品出口变动影响大:新疆克拉玛依2013年出口油井钻探设备5.2亿元,占该市出口比重提升17.3个百分点至49.1%,排名蹿升105位;山西晋中2013年角钢出口2.5亿元激增10倍占16.6%,取代煤炭成为最大出口商品,排名提升96位;而初级产品出口比重提升则导致排名大幅下滑:黑龙江七台河2013年出口坚果6 900万元,占出口比重由2012年的3.6%升至51.8%;排名下滑169位;湖南娄底肉及肉制品出口由2012年不到500万元增至1.5亿元,占11.6%,排名下跌59位。(三)多元化指标评价分析

多元化指标(包括市场和产品)由“等价数目”和“离散度”两个4级指标构成,其中,“等价数目”指某城市出口同等规模的市场和产品数量,“离散度”指出口市场和产品分布形态,只有兼具“多而散”的特征,才能达到均衡合理的状态。

市场多元化:环渤海市场分布最广,珠三角在沿海地区垫底。2013年,所有参评城市的“出口市场等价数目”平均值为8.1个,比2012年减少0.1个,从最低值宁夏固原的1个到最高值山东聊城的18.7个不等。分区域看,环渤海以平均每座城市11.8个居各区域之首,长三角以10.5个紧随其后,其余地区平均每座城市的市场等价数目均不足10个,珠三角以微弱优势领先西北,避免了垫底的格局。

产品多元化:除海西外,其他地区产品数量均有增加。2013年,所有参评城市的“出口产品等价数目”平均值为39.1个,分别比2012年和2011年增加5个和10.3个;城市间差距进一步拉大,最大值由2012年的232.6个升至240.2个,最小值由1.2个降至1个。从区域分布看,长三角实力雄厚,平均每座城市拥有同等出口规模的产品86个,较2012年增加8.7个,其中借民营小商品经济勇夺五连冠的浙江杭州出口商品多达3 528种,最大商品占出口比重仅2.3%,出口比重超过0.1%的商品比2012年增加60种至280种,排名前10位的浙江宁波、金华、嘉兴最大商品出口比重均低于3.5%,出口比重超过0.1%的商品多达200种;海西67.1个,减少1.1个,是出口产品等价数量唯一出现减少的地区;东北地区超越环渤海,紧随其后;珠三角以小幅优势领先中部、西南和西北。

东北、中西部产品增量明显,市场增量以环渤海居首。从产品多元化角度看,东北、中部、西南和西北地区通过优化结构,近两年平均每座城市出口产品等价数目的年均增加幅度均超过3个,出口产品集中度明显下滑,例如,辽宁辽阳最大出口商品比重由2012年的7.6%降至2.7%,江西九江、四川广元、新疆乌鲁木齐均由2012年的超过9%降至5%以下,以上4座城市出口产品等价数目分别增加43~78个不等,全部进入该指标排名30强。从市场多元化角度看,环渤海地区大力分散海外市场,连续两年平均每座城市出口市场等价数目均增加0.5个以上,其中,山东济南最大出口市场占出口比重由2012年的20.5%降至10.4%,出口市场等价数目增加5.2个排名第3;河北承德前两大出口市场占出口比重由52.1%降至27.5%,出口市场等价数目增加4.4个,排名提升147位。

珠三角与长三角技术差距逐年缩小,多元化差距拉大。珠三角城市平均高度化分值与长三角差距由2011年的0.5缩小至2013年的0.3,但多元化指标劣势却逐年加深。从市场多元化角度看,2011—2013年间,长三角平均每座城市出口市场等价数目由9.4个增至10.5个,珠三角与长三角的差距也相应由2.6个扩大至3.9个,其中,珠三角出口市场等价数目低于长三角最小值的城市有14座,占珠三角城市数量的66.7%,广东潮州名次最靠前,但也只能排到该指标的第39位。从产品多元化角度看,2011—2013年间,长三角平均每座城市出口产品等价数目由65.7个增至86个,而珠三角一直在36个上下小幅波动,与长三角的差距也相应由29.2个扩大至49个,其中,长三角出口产品等价数目超过100个的城市有7座,而珠三角排在首位的广东广州,其出口产品等价数目仅有98.8个。即便是两大经济带的外围城市,多元化指标表现也迥然不同,浙江衢州、江苏盐城、江苏宿迁跻身产品多元化30强,江苏连云港、江苏徐州、浙江衢州入围市场多元化30强;而珠三角10座出口值低于200亿元的城市,无论是市场还是产品多元化指标排名均无缘30强,其中8座城市两项指标落于100名开外。

地理条件带来的先天弱势导致内陆城市多元化指标排名难以提升。受制于地理条件,内陆边境城市出口目标基本瞄准接壤邻国,例如,广西崇左对越南出口比重高达99.2%,内蒙古锡林郭勒对蒙古国出口比重高达98.6%,云南德宏对缅甸出口比重达87.4%,云南西双版纳对老挝出口比重为75.3%,黑龙江鹤岗对俄罗斯出口比重为70%,西藏拉萨对尼泊尔出口比重为57.8%,新疆伊犁对哈萨克斯坦出口比重为54.9%,上述城市出口市场等价数目均不超过3个。与此同时,内陆小城市相对闭塞,出口基本建立在特色产业发展基础上,产品种类单一,2013年出口值低于10亿元的50座城市中,28座城市连续4年出口产品等价数目不足10个,其中甘肃平凉苹果出口比重高达70.3%,导致出口产品等价数目仅1.9个;未锻压的镁和绿豆出口分别占据陕西榆林34%和30%的比重,导致出口产品等价数目仅4.1个。

鱼和熊掌难以兼得,结构指标的优化任重道远。2013年,所有纳入评比的291座城市中,同时进入结构竞争力5项指标30强的记录尚属空白,同时进入5项指标50强的也只有山东济南。无论是老牌强市上海、广东深圳、江苏苏州,还是后起之秀重庆、四川成都、河南郑州,均倚重全球电子制造业的分工转移跻身出口产品技术高度的前列,但由于多数承担着为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企业代工的角色,导致出口目标集中,上述城市市场等价数目均不足8个,排名在150位开外。当前我国各城市外贸发展的不均衡特征仍然突出:在某些领域,拥有自主品牌、瞄准新兴市场、实现错位竞争的企业,成为部分城市高度化和市场多元化指标基本同步发展的动力,例如,安徽芜湖(奇瑞汽车)和山东济南(中国重汽集团)该两项指标同时进入30强,但受限于产业结构单一,产品多元化指标难有出色表现;而诸如浙江金华的小商品、辽宁铁岭的纺织服装,虽然出口品种多、市场分布广,两项多元化指标均进入30强,但产品技术含量要低于以电子制造业为主的城市,高度化指标排名难以靠前。

龙头企业时刻牵动着中小城市内部外贸结构的神经。2012年四川资阳中国南车柴油电力铁道机车出口激增1.7倍,使该市高度化指标排名上升46个位次,同时,出口商品和目标市场的高度集中,也分别拉低产品和市场多元化指标排名分别下降60个和138个位次;2013年,中国南车柴油电力铁道机车出口大幅下降79.5%,该市高度化指标排名下滑27个位次的同时,产品多元化指标排名提升74个位次,市场多元化指标也重回30强。目前大多数内陆中小城市不具备成熟的生产模式和完善的产业链条,当地特色产品简单加工后出口仍较普遍,例如,2013年“镍都”甘肃金昌未锻压的非合金镍占出口比重达80.8%,广西河池未锻压的锑占出口比重为29.5%,宁夏吴忠动物细毛及纱线占出口比重为20%,导致以上3座城市高度化排名均落在200名左右。镍广泛应用于航天科工、永磁材料和电子遥控等行业;锑可用于军火工业和制造半导体元件;动物细毛是高档服装的主要原料。因此,传统外贸大市应致力于新兴产业与新兴市场的开拓,中小城市应将引进和吸收外来先进技术作为未来发展方向,实现外贸高度化与多元化的同步发展。四、效益篇(一)效益竞争力评价分析

随着国内综合成本的持续上升,加之环境承载压力凸显,传统“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贸发展模式在带来外贸规模增长的同时,并未带来同等幅度的效益增长,特别是在当前整体外贸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后,继续向上寻求突破难度较大,向外贸要效益、促进外贸可持续健康发展势在必行。因此,构建效益竞争力评价体系。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实力均衡发展成为上榜定心丸。在2012年效益竞争力榜单更新率突破50%后,2013年有所缩减,但仍高达53.3%,多达16座城市新晋入围30强榜单(见表8)。中西部依靠单项指标异军突起,但综合实力不济导致这些城市容易顾此失彼,难以在榜单上站稳脚跟,例如,2012年湖南株洲依靠“加工贸易增值率”指标的优势勇夺效益榜单榜眼,但2013年该指标成绩大幅下降直接导致其在效益榜单中跌出100名之外。而一些外贸传统大市依靠均衡的实力持续占据榜单有利位置,2013年连续两年上榜的14座城市中,东南沿海地区占8座,其中深圳、上海、苏州、广州、宁波来自全国外贸十强城市,十强之外的杭州、佛山、金华外贸规模排名也均较为靠前;中、西部地区仅各2座城市连续两年入围。

东南沿海、中部、西部三足鼎立局面被打破,中部版图缩小。东南沿海和西部地区由于部分指标的走强,在我国城市外贸效益榜单扩容明显,例如,2013年依靠“净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净贸易条件指数”的双双走强,东南沿海地区入围效益30强榜单的城市数量多达13座,比2012年多4座;同期,由于“一般贸易出口产品高度化”指标成绩的提升,西部地区入围效益榜单的城市数量比2012年增加2座,达11座,例如,四川雅安依靠一般贸易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助推其效益榜单名次大幅提升87位,最终取得第15位的佳绩。相比之下,中部地区则黯然失色,入围数量由2012年的10座大幅减少至4座(见表9)。(二)一般贸易出口产品高度化指数分析

一般贸易出口利用外部市场消费拉动内部经济发展,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础产业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等,其高度化指数用于衡量一般贸易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

传统外贸发展模式遭遇挑战,一般贸易强势崛起。经历了金融危机洗礼后,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已经时不我待,先前的加工贸易发展模式不断弱化,而彰显本地技术实力的一般贸易取得了快速发展:2008—2013年我国一般贸易出口年均增长7.7%,分别快于同期外贸出口年均增速、加工贸易出口年均增速1.3个、5.3个百分点,一般贸易出口占同期外贸出口的比重也随之水涨船高,2013年达49.2%,分别比2012年和金融危机爆发当年(2008年)提升1个、2.8个百分点。同时,一般贸易项下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规模逐年扩大,比重持续提升:2013年出口6 864.7亿元人民币,金融危机后年均增长12%,占一般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08年的8.4%提升至2013年的10.2%,带动了我国一般贸易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全面优化,2013年一般贸易出口产品高度化指标分值为69.1,分别比2012年和2008年提升0.2和1;与全产品高度化指标的分值差距由2008年的5.6缩窄至4.7。表8 2013年中国城市外贸效益竞争力30强排名表9 2013年与2012年各地区效益竞争力单项指标前30名的城市分布表 单位:座

中西部城市对东南沿海的版图优势进一步扩大。一般贸易出口的红火,带旺了外贸基础相对较差的中西部地区外贸发展,其提升幅度远高于东南沿海地区。金融危机后至2013年中西部地区一般贸易出口规模年均扩大12.7%,一般贸易出口比重提升1.9个百分点,而入围本指标30强的城市数量更是由2008年的8座增至2012年的14座,2013年进一步提升至17座,占据了近六成席位,例如,河南郑州加工装配业务的快速发展,带动了郑州外贸如日中天,2013年其一般贸易项下出口高新技术产品比重快速提升,直接助推郑州本项指标排名攀升55个席位,勇夺桂冠。而东南沿海地区则由2008年的18座减少至9座,入围城市数量被中西部地区超过,且差距正在逐年拉大。应当看到,中西部地区产业相对单一,依靠某一项目获取的竞争优势往往较为脆弱,外部市场需求变化等原因均会造成优势难以持续,例如,2013年四川资阳由于铁道机车出口出现大幅下滑,其在本项指标的排名也由2012年的第9位快速跌落至2013年的第94位。(三)加工贸易增值率统计分析

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增值空间狭窄、经济效益低下等问题使得加工贸易模式广为诟病,“贫困式增长”、“代工困境”等批判不绝于耳。为改变这种局面,近几年来国家通过梯度转移和鼓励加工贸易企业深加工结转、外发加工、增加原辅材料的国内采购等多种方式,持续改善了加工贸易的增值状况。加工贸易增值率用以衡量这一状况。

中西部城市百舸争流,东南沿海地区零城市入围。近年来,国家鼓励加工贸易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通过促进深加工结转、外发加工、加大国内购料比重等方式延长国内产业链条,力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国内加工贸易增值空间不断扩大,2013年增值率为66.3%,比2008年提升5.3个百分点。与以往相比,2013年加工贸易增值率前30位的稳定性有所增强,共有15座城市连续两年入围,榜单更新率创下近年新低。从区域分布看,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中西部地区受益最深,2013年多达22座城市入围,比2012年多2座,占据73.3%的份额,例如,受益于纺织行业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2013年云南曲靖加工贸易进、出口分别增长1.5倍和5.3倍,使曲靖连续两年入围该指标排名前30位,摘得探花头衔,助推其在效益竞争力榜单中的排名大幅前进了53个位次,最终名列第21位。又如青海西宁随着民族服饰加工贸易业务的兴起,2013年其加工贸易增值率高达12倍,本项指标排名提升13位并最终取得第5位的好成绩。而东南沿海地区虽然加工贸易绝对额占优,进出口比重超过七成,但增值率相对较低,2012年尚有2座城市入围,2013年悉数出局,陷入零城市入围的尴尬。(四)净出口增长对GDP增长贡献分析

净出口作为构成GDP的“三驾马车”之一,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净出口增长对GDP增长贡献率是衡量外贸发展效益高低的重要标准。

你方唱罢我登场,东南沿海地区入围数量再度居首。2013年随着欧美经济触底反弹,外部需求有所回暖,我国外贸也从低谷复苏,尤其外贸依存度高的东南沿海地区增长小幅提速,净出口对当地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一举在该指标30强中拿下16个席位,比2012年大幅增加6席,继2010年之后,入围数量再居各区域之首,再次改写了先锋阵营的格局,八成的更新率更是演绎了一出变脸大戏。东南沿海地区中,以珠三角9市入围最为吸引眼球,在珠海、东莞连续两年入围的基础上,2013年传统珠三角流域的佛山、江门、肇庆、中山,粤北的河源、梅州,粤东的潮州一起携手登上榜单,在广东省“腾笼换鸟”、实现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政策的推动下,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外贸取得快速增长,2008—2013年上述三地外贸进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16.7%,20.8%和4%,均高于同期全省2%的年均增速,而传统珠三角流域的城市则随着粗放型外贸发展模式的逐渐转变,外贸发展更具活力,例如,2013年广东肇庆实现贸易顺差162.9亿元,是2012年的2.1倍,顺差规模的急剧扩大促使肇庆在本项指标的排名大幅提升84个名次至第14位。

产业结构单一加剧指标波动,中西部城市福祸两相依。中西部地区城市由于外贸规模较小,结构较为单一,易受某一产业景气度影响,榜单的排名起伏较大,2013年中西部地区12座城市入围,较2012年减少4座。例如,频繁进出榜单、有“镍都”之称的甘肃金昌,出口产品以“未锻压非合金镍”为主,国际市场镍价涨跌持续左右甘肃金昌在本项指标的排名表现。2013年国际市场镍价快速下滑,LME镍价全年下跌约23%,导致金昌在“未锻压非合金镍”出口量小幅增长的情况下,出口额仍出现萎缩,拖累金昌整体出口出现下降,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表现为负拉动作用,致使金昌不仅将2012年的探花宝座拱手相让,而且最终仅位列第287名。(五)出口收益率统计分析

内资企业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内生力量源泉,由内资企业创造并掌控的出口收益能力更能体现“国民概念”,出口收益率是衡量我国技术改造、自主研发能力以及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准。

榜单高度稳定,东南沿海地区绝对优势无可动摇。2013年出口收益率30强榜单多达28座城市连续两年入围,仅广东中山和新疆乌鲁木齐黯然淡出,广东珠海和广西崇左取而代之。其中东南沿海地区一家独大,席卷21个席位,占据榜单七成份额;环渤海、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尚不具备挑战能力,入围记录仍维持在2012年的4座、1座、1座和3座。2013年本指标30强保留了与外贸出口规模高度相关的传统,多达27座城市同时入围2013年外贸规模30强,其余3座城市出口规模排名也较为靠前,例如,福建泉州第31位,安徽合肥第34位,广西崇左第38位;而出口规模排名30强同时未能入围出口收益榜单30强的3座城市出口收益排名也较靠前,例如,广东中山第31位,河南郑州第36位,广东惠州第45位。尤其是惠州,其本项指标的排名持续徘徊在30名之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其外贸构成中内资企业比重过低,2013年仅8.3%;另一方面是内资企业出口状况不佳,2013年在整体外贸增长12.1%的情况下,内资企业出口却下降11.5%。

中西部出口收益累积成规模优势仍需时日。随着越来越多的内资企业在外贸领域披荆斩棘,直接推动单位出口额的出口收益能力提升,2013年我国外贸出口收益整体规模较2012年增长10.6%,比同期外贸出口增速快4.5个百分点。从地区分布看,中西部地区出口收益能力与日俱增,2013年达到23%,不仅远远快于同期全国出口收益增速,也比地处东南沿海地区的浙江和广东分别高出10.8个和1.4个百分点,但中西部地区绝对规模仅相当于东南沿海地区的27.7%,仍无法比肩东南沿海地区,最终仅4座城市入围,因此在短期内仍难以威胁东南沿海地区的榜单优势。但随着内资企业活力逐渐得到释放,不少中西部城市开始在榜单上大放异彩,例如,2013年,占据广西崇左出口99.3%的内资企业大幅增长40.6%,在推动其出口规模从2012年的第46位上升到第38位的同时,也使其本项指标排名由第34位升至第29位。(六)净贸易条件指数统计分析

净贸易条件指数指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用于说明出口商品和进口商品的交换比率关系,是从价格方面衡量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净贸易条件指数大于100,说明出口价格比进口价格相对上涨,贸易条件有利;反之,则贸易条件不利。

近半数城市贸易条件改善,东南沿海地区实现零的突破。2013年净贸易条件指数排名前30位的城市中,仅4座是连续两年入围的熟悉面孔,更新率高达86.7%,榜单动荡程度在效益竞争力各分项指标中高居榜首。虽然东南沿海地区打破过去两年零城市入围的惨淡局面,但中西部地区榜单垄断地位仍无可撼动,22座城市入围纪录尚无其他地区能望其项背。对比前后两年,在参与评比的291座城市中,136座贸易条件呈现改善状态,比例为46.7%,其中中部地区贸易条件改善的城市最多,81座参与考核的城市中共38座贸易条件改善;而从改善比例角度看,珠三角地区比例最高,21座参与考核的城市中多达15座贸易条件改善,比例高达71.4%;长三角地区次之,25座参与评比的城市中14座改善,比例为56%;除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改善比例远高于同期整体水平外,其余区域改善比例与整体水平相近或相差不多。随着各项推动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措施深入实施,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注重通过转型升级,产业链向产品研发、渠道营销和品牌经营等环节延伸,出口产品议价能力有所提升;而2013年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跌至近3年来的谷底,进口价格水平随之走低,“出涨进跌”使贸易条件改善在情理之中,例如,2013年广东珠海出口价格增长13%,进口价格却下跌9.7%,直接推高了珠海的净贸易条件指数,排名大幅提升183位,最终排在第1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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