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燕 华荣 郑春叶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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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茂才脑病学术思想与临证经验集试读：
版权页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茂才脑病学术思想与临证经验集/黄燕，华荣，郑春叶主编.—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ISBN 978-7-117-24725-2
Ⅰ.①刘… Ⅱ.①黄…②华…③郑… Ⅲ.①脑病-中医临床-经验-中国-现代 Ⅳ.①R27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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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刘茂才脑病学术思想与临证经验集
主 编：黄 燕 华 荣 郑春叶
出版发行：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司 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19号
邮 编：100021
E - mail：ipmph@pmph.com
制作单位：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排 版：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制作时间：2019年5月
版 本 号：V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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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书号：ISBN 978-7-117-24725-2
策划编辑：张科
责任编辑：孔烈打击盗版举报电话：010-59787491 E-mail：WQ @ pmph.com注：本电子书不包含增值服务内容，如需阅览，可购买正版纸质图书。插图主审刘茂才与三位主编等诸弟子合影主审刘茂才简介
刘茂才，男，广东省兴宁市人，汉族，1937年10月生，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是人事部、原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的第二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广东省名中医，曾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广东省中医院）老年脑病研究所所长、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终身主任委员，广东省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广东省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广州市越秀区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获得“广东省卫生系统白求恩式先进工作者”“广东省优秀中医药科技工作者”“广东省中医药学会突出贡献奖”“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先进兼职干部”“广州中医药大学科技突出贡献奖”“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优秀学科带头人、优秀博士后合作教授、杰出贡献奖（医院）、成就奖（中华中医药学会）、首届邓铁涛中医医学奖、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王定一杯）“中医药国际贡献奖”等荣誉和称号。
招收、培养硕士生4人、博士生19人，指导博士后研究人员5人。师带徒4人。
于1963年从广州中医学院（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医疗系毕业后，入广东省中医院从事临床医疗、教学、科研工作至今。于1970年至1971年在中山医学院附属一院内科进修学习，1972年至1973年师从广东省名老中医林夏泉先生，1978年至1979年在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一院神经内科进修深造。先后任广东省中医院内科副主任、主任，广州中医学院（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医疗二系内科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
他深受导师“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中医院历史上九大名医之一林夏泉先生学术思想的影响与启发，于1985年参加以天津市何世英老中医为主主持召开的全国首届中医脑病学术会议之后，以及在后来共同为筹建全国中医脑病专业委员会工作中，结合现代（医学）科学知识，运用中西两套手段，开展临床诊疗与研究工作，并对中医脑病进行深入探索，是国内知名的中医脑病学者之一。
对中医脑病，重视“脑为元神之府”说，主张创立新的中医脑病学，以代替传统的“以心代脑”论，认为较之现代脑神经科学的发展，中医脑的认识及临床诊疗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难题，要敢于正视自己，要有危机感与紧迫感，努力寻求中医脑科学的发展。力倡构建完整的中医脑髓理论体系，敢于打破旧框架、旧观念，建立全新的诊疗体系，指导临床、解决证治中的难题，提高临床疗效。这项多学科的综合工程，要有多学科的参与，共同攻关方能完成。
刘茂才主任医师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中风病研究，主张坚持辨证施治之原则，采用综合治疗措施；重视气血之失调，痰瘀之为患；在采用辨证施治综合治疗的同时，强调早期的活血化瘀、痰瘀同治、通腑醒神之治则，急性期后则重视益气活血与肝肾同治；自拟脑脉1号，脑脉2号，通腑醒神胶囊等中风病治疗系列院内制剂，在广东省中医院广泛应用几十年，收到较好的治疗效果。对内伤头痛，试图以气血不通、元神受干扰作为内伤头痛的实质，采用通其气血为主要治则，辅以宁心安神之法，通治各种类型的内伤头痛之证，收到较好的效果。对于癫痫病，他在学习已故名老林夏泉和何世英经验基础上，重用养血活血、息风涤痰通络为主，自拟“益脑安”制剂，治疗癫痫收到较好的效果。
刘教授1979年带头创立中医脑病（中风）专科，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通过他和全体医护人员的努力，目前专科已经成为广东省重点中医专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脑病重点学科建设单位，是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脑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广东省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以中风病研究为突破口的中药药理实验室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研实验室（三级）”；专科以中风病、帕金森病、癫痫、痴呆为主攻方向，设有专科门诊十多个、病区8个，专科顺应医疗市场的变革，不断在学术上继承、创新，坚持发挥中医特色、中西医结合的原则，专科设备、人才和综合实力在全国中医系统处于前列地位，脑病中心全体人员充分发扬团结协作精神，为开展中医脑病的医疗、教学、科研工作，构筑了一个较好的平台，已经逐步形成优势明显、医教研并举、人才结构合理的中医脑病专科，是高高飘扬在珠三角的一面旗帜，已经成为全国中医脑病（中风）研究的领头兵。
刘茂才教授发表论文100多篇，代表性论文有《关于中风病治疗的难点与突破口的思考》《中医药干预中、大量高血压脑出血围手术期的思考》等，学术专著有《专科专病中医临床诊治丛书》（人民卫生出版社，总主编）、《神经科专病中医临床诊治》（人民卫生出版社，主编）、《现代疑难病中医治疗精粹》（广东科技出版社，主编）、《名中医系列丛书·刘茂才教授学术经验集——中医脑病临证证治》（广东人民出版社，副总主编）；代表性的高等院校教材有《中西医结合内科学》（科学出版社，主编，高等医学院校教材）、《中西医结合治疗内科常见病》（广东人民出版社，副主编）。
刘茂才教授参与研制“金佛止痛丸”等药物及临床研究，主持国家“九五”科技重点攻关专题，进行了高血压性中大量脑出血的中西医结合内外科综合救治方案的研究，成果充分体现中医药整体调控优势和特色，被国家科技部、财政部、国家卫计委、国家经贸委评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优秀科技成果”，荣获广州中医药大学科技进步一等奖，并荣获中华中医药学会应用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其他科技成果奖励6项。
为传承和发扬刘茂才教授学术经验，2013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立项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刘茂才全国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同年在广东省中医院建院80周年之际，随着国家中医流派基地的发展，广东省中医院为更深入地传承中医学术成立了包括“岭南林夏泉学术流派工作室”在内的院内流派工作室，刘茂才是该流派代表性传承人，以不断加强学术创新，扩大学术影响力。主编黄燕简介
黄燕，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名中医，现任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脑病重点学科、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批客座研究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主任委员。1984年毕业于广州中医学院中医医疗专业，师从全国著名中医脑病学专家任继学、刘茂才教授，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神经内科疾病，主攻脑血管病。
围绕中风研究主要负责完成了国家科技部“九五”国家科技攻关课题。主持完成“十五”攻关重大“急性缺血中风辨证规范和疗效评价的示范研究”课题、“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缺血中风综合防治方案和疗效评价的示范研究”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GCP项目4项，获国家科技重点攻关优秀科技成果奖1项、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2项及其他省部级以上奖励5项，获得厅局级成果奖5项。发表专业论文70多篇，著有十多部专业著作。独立培养了博士后6名、博士生26名、硕士生36名，协助指导博士后4人，师承4名。
荣获广东省高教厅“南粤教坛新秀”、首届“无限极中国中医药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全国首届杰出女中医师、全国首届中医药传承高徒奖、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之星、国家卫生计生委脑卒中筛查与防治专家突出贡献奖等荣誉称号。主编华荣简介
华荣，硕士研究生导师，广东省中医院脑病中心内科主任医师，名医与流派工作室研究员。1983年考入陕西中医学院医疗系，1991年硕士毕业（师从张学文教授）。毕业后先在陕西省人民医院工作。2000年调入广东省中医院从事内科医教研工作至今。2007年晋升为主任医师。曾在南方医院、广医二院进修神经科。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委员、广东省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病分会常委。广东省健康科普专家。是国医大师张学文、国医大师李振华教授的学术经验继承人及入室弟子。师承全国名中医刘茂才教授。从事中医急诊学，中医内科学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近30年，擅长从调理脾胃，调和肝脾气血阴阳论治内科疾病，尤其在治疗脾胃病、头痛、眩晕、失眠、中风、癫痫及内科疑难杂症等有丰富的经验。参与编著《中医脑病学》《李振华医案医论集》（副主编）等专著10部，参与国家自然基金课题3项，主持省局级课题6项，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广州中医药大学教学成果1等奖，培养硕士生17人，发表眩晕，偏头痛，中风临床研究等代表性论文50余篇。2003年6月获得广东省政府授予“抗击非典”三等功，同时获广州市抗击非典先进个人称号。2017年广东省科协等授予“羊城好医生（神经内科）”称号。主编郑春叶简介
郑春叶，博士副主任医师，现任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科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青年医师分会委员。2008年毕业于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学专业，获博士学位，导师为全国著名中医脑病学专家刘茂才教授。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神经内科疾病，主攻帕金森病、脑血管病。
围绕帕金森病、脑血管病的研究，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GCP项目2项，主持并参与多项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广东省中医药局项目、广东省中医院朝阳人才专项等。发表专业论文20多篇，参与多部专业著作。为广东省中医院“朝阳人才”、广东省中医药局广东省名中医师承人才。前 言
刘茂才教授是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终身名誉主委；广东省名中医，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广东省中医院脑病学科学术带头人。2017年荣获首届“全国名老中医”称号。刘老自1979年创建广东省中医院脑病科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前沿广东地区的迅猛发展和日益复杂的疾病谱，如何让传统的中医药学始终屹立在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的最前线，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中医人才，刘茂才毅然瞄准了脑血管疾病这一危害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半个多世纪不懈探索，刘老带领的脑病科在医教研方面努力传承发展中医学术理论，成为岭南中医脑病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刘教授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科研50余年，致力于中医脑病尤其是中风病研究，学验俱丰，勇于探索，于脑病理论求真务实，力主“脑为元神之府”。从上世纪80年代，提出“气血失调，痰瘀为患”的中风病防治理论，历时30载创立“中风病阴阳类证”体系，确立了“清热平肝/益气活血、破瘀涤痰、通腑醒神”的治则，创新了出血性中风中医治疗方法。执简驭繁，简明实用，得到了国内数百家中西医院的临床应用。鉴于刘教授在中医脑病领域的杰出贡献，2013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刘茂才名医工作室”，同年我院建院80周年之际，以刘茂才为代表性传承人的“岭南林夏泉流派工作室”成立。工作室在刘教授直接指导下，众弟子系统总结了刘老诊治中医脑病经验，对于传承刘老中医脑病的学术思想与临证经验有一定临床实用价值。
全书共分为医论和临证两篇，其中医论分为脑病医论和中风医论两章，医论选取了刘老关于脑病和中风的代表性讲稿、医论共20篇。下篇临证经验论述了刘老诊治眩晕、头痛、不寐、癫痫、痴呆等常见中医脑病经验，医案包括中医脑病的常见病及疑难重症医案，进一步还原刘老的临证诊治思路以及独特的用药经验。
限于笔者理论水平和临床经验有限，在编写中难免有不足之处，希冀读者予以斧正，以期今后加以提高。黄燕 华荣2017年11月上篇 医论及学术思想第一章 脑病医论第一节 对中医脑髓理论的研究——神明归属问题的思考一、现状（一）“神”与“神明”的概念仍然缺乏共识“神”与“神明”的内涵丰富，从不同角度理解，有不同的内涵。纵观有关“神明”争论的文章，大都对“神”或“神明”的内涵做了阐述，但各有说法，显然存在差异，未能达成共识。谈及神，神本来就是很玄妙的，非常广泛而复杂的。宗教神话中所谓神，乃神灵、鬼神之谓。中医学中对神的论述亦很多。如：《素问·八正神明论》：“帝曰：何谓神？岐伯曰：请言神，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素问·八正神明论》又曰：“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灵枢·本神》：“两精相抟谓之神。”《灵枢·平人绝谷》：“故神者，水谷之精气也。”《简明中医辞典》“神”：广义指人体生命活动的总称，包括生理性或病理性外露的征象；狭义指思维意识活动。《辞海》“神”：“一指人或物的精灵怪异，一指人的精神”。《实用中医脑病学》：中医学中的神明，就广义而言，是泛指统率一切功能活动的能力和生命活动的外在象征。凡具有“藏精气而不泻”功能的脏都具有藏神的作用。也就是说，五脏具有藏神作用，故有“五神脏”之称。
李向东等：“神的特点是自由自在，不可测度。《素问·天元纪大论》云：阴阳不测谓之神。”道出了神的特性。由于神自由变化的本性，用肉眼是看不到的，所以有心藏神之说，藏字恰好道出了神的隐蔽性。生命活动的外在活动表现是清晰可测的，此为“明”之义。“志”通“识”，是“标志”之义。因此“志”与“明”是同一含义的不同说法。两者都是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
李会义等认为：中医基础理论定义神的含义有三：一是按自然界物质运动变化的功能和规律；二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即广义的神；三是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即狭义的神。认为：神又可分为先天的“元神”与后天的“识神”，而且心脑各主其神，即脑主元神，心主识神。脑主元神为“元始神”，是人体发展变化的内在因素和规律。心主之识神为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及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总和。
刘保和认为：李时珍所说“元神”是命门与脑存在的生命初始本原物质，并且这种物质决定了一切生物体生长壮老已。六版教材将“元神”作为神志精神的同义词对待，是一种基本概念的错误。脑为元神之府，即脑与命门连属而成一物，内藏“元神”。
区永欣：神的概念定位为“生命之神”。
贾耿：神分元神与识神，元神是指生命发展变化的内在因素及规律，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识神是指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它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神明之争主要是指“识神”而言。（二）当前谁主“神明”的主要学派
据我所理解今天所争论的谁主神明的“神”或“神明”，主要是指人的精神意识思维等高级神经中枢功能而言。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其内涵应该做出明确的界定，世上乃至在中医界内，见仁见智，可以有诸多的不同见解，但在中医脑科学研究系统内，对其内涵则要有所共识。这个“神门”的内涵界定有待大家讨论定夺，取得共识。
张效霞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10年（2006年发表），关于“孰主神明”争论十分激烈。仅在中医期刊中就发表了上百篇论文，形成了“心主神明”“脑主神明”“心脑共主神明”三足鼎立的格局。
1.“心主神明”派“心主神明”观念的产生与当时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如：
从心的部位或位置来说，古人认为人之心脏位于人体之正中，《说文解字》释“心”字时曰：“在身之中”，段玉裁注云：“中者，别于外之辞也，别于偏之辞也。”说明“中”乃“正中”之意，并有“中心”“内心”之称。
从君臣制来说，“君者中心，臣者外体”，正中者为君主。所以“心”为君主，为君主之官，为人体之主宰、为人体之统帅、为心君、为天君。神是自然界之主宰、人之主宰；而心脏又居人体正中，亦为人之主宰，那么心脏与神也就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而成为主神之官。再加上从忌讳的角度说：君说东，臣不能说西；君说能，臣不能说不能；与君主所称用的字、词、名称等皆不能相重。因而，“心主神明”的理论，在封建君臣制社会中就比较稳固地延续至今，并被世人所接受，人们将专门研究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学科称为“心理学”。就连今天，无论在文字抑或语言上仍保留了这种“心主神明”的认识形象，凡与神志活动有关的文字或词汇，大多从“心主神明乃是由心之于身，犹君主之于社稷国家的观念推论而来”（在如此背景和条件下所构建的“心神论”不免有其不足和片面性。越来越受到质疑）。如李向东等认为：“心主神明”并非《黄帝内经》原旨。
有学者指出：当今学术的基本观点是：心主血脉，神有赖于血以充养。解剖知识告诉人们：心主血脉，血足者神旺，失血者神少，亡血脱血者神昏或失神。这与古希腊的哲学家的看法类似，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坚持说，精神位于心脏之中，其理由是：温热意味着活力；血液是温热的，心脏泵出血液，因此，它是精神、思想之源。
一些学者认为：神明之心调控全身的各个环节。
五脏神缺乏具体规定，临床指导性隐晦，应用价值受限。五脏神与五志交叉，运用上有一定的随机性而缺乏规范等。这就给精神科的临床辨证论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当西医学发现心脏分泌心钠素，可以通过神经体液调节系统对思维等高级神经活动有所影响；有报道心脏移植的受体出现了与其供体相同的行为改变时，中医界有多少人为之兴奋和欢呼，并把它作为论证“心主神明”是“科学”的证据。由此看出“以西医学的理论作为衡量和评价中医是否科学”，这一自“西学东渐”以来所形成的社会价值的影响之巨大和深远。这一发现仅说明心脏器官对大脑有某种形式的作用，与中医的“心”无涉，更无关“心主神明”。即便是有所质疑，但总体上“心主神明”仍然统治着中医学理论与临床。
2.“脑主神明”派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藏象学说中，《黄帝内经》把“脑”归入“奇恒之腑”行列。而中医对奇恒之腑的认识，基本上仍停留在古代解剖学的认知水平上，奇恒之腑游离于五脏各个子系统之外，其功能的正常与否直接由五脏主控，处于被支配地位。
正如有学者指出：脑连属于脏腑的“资格”都不具备，更谈不上将主神明的功能赋于脑。故“脑主神明”“纵然能说必不能行”（清末王清任《医林改错·脑髓说》开篇即云：“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一段，本不当说，纵然能说必不能行”）。
然而，中医脑病工作者仍在不断努力寻求构建和完善新的脑病学说，力求贯穿脑主神明之观点：如：（1）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阎孝诚主编《实用中医脑病学》。对中医脑髓理论做了较系统的论述，增加了许多与脑相关的名词，有如：醒脑开窍、清脑息风、宁神安脑、填精益髓补脑、培元益脑、风邪犯脑、寒中于脑、暑扰神明、湿蒙清窍、疫毒犯脑、袪风定脑、解郁安脑、开窍醒脑，避开了心字或心包。（2）许沛虎主编的《中医脑病学》，亦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医脑病学的基础理论，又较全面地介绍了临床常见脑病之诊治。（3）王永炎、张伯礼两院士主编的《中医脑病学》，对中医脑病理论的发展史、脑的生成、功能、与人体各方面的联系、病因、病理病机、诊法辨证治则等，乃至现代研究进展都作了系统阐述。（4）虢周科等主编的《中西医临床脑髓病学》从临床实际出发，以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使脑髓病学具有时代气息。（5）程昭寰引经据典，参古验今，归纳出脑的生理特点为中清之脏，纯阳之脏，喜静恶扰；具有主精神思维、感觉、运动、记忆和情志的功能。（6）周文献复习相关文献后也指出，脑为中清之脏，宁静之器，内持为贵，在人的生命中占中心地位。
然而：“脑主神明”说古医籍中虽多有提及，今人亦做了诸多努力，发表了大量论述，但远未能形成完整的体系以有效地指导临床，使得中医脑髓理论目前确实滞后于临床需要和现代科学发展。
3.心脑共主神明派
近代医家张锡纯首倡“心脑共主神明”之说，后人多有附和。如：许国振纵观《黄帝内经》全篇，发现《黄帝内经》中“心主神明”和“脑主神明”两种理论共存，上述两种学说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心主神明”是从脏腑功能调节立论，“脑主神明”是物质场所立论，引用现代神经生理学的研究成果和对心脏磁场、大脑磁场及“心激素”的研究成果，证明“心脑共主神明”，心调神，脑生神，心在神明的产生和变化中作用更重要。
张立认为“心主神明”虽然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学说，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已越来越不能满足临床实践，应用价值有限，五脏神与五志交叉，运用上有一定随机性而缺乏客观性。“脑主神明”学说的出现是中医学的进步，但立脑斥心，以脑代心是不妥当的。中医的脏腑不能与西医的脏器划等号，两种学说互有缺憾，心脑共主神明，体在脑，用在心，与现代医学提倡的生物—心理—社会疾病模式有吻合之处，应予以提倡。
李向东等：心神说和脑神说可在“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理论中获得完美的结合。
4.附说
现代脑科学，以知己知彼。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脑科学呈现了爆炸性发展，同时展现出广阔的前景。美国科学家倡议“脑的十年”，于1989年6—7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自1990年1月1日开始的今后10年为“脑的十年”提案。“脑的十年”的提案首先提出了神经系统疾患对人类产生的严重影响。说明了脑科学研究的紧迫性。并进一步论述了脑科学对改善人类健康的重要性。
国际脑研究组织（IBRO）在20世纪90年代初，即表示对“脑的十年”活动的支持，使“脑的十年”成为全球性行动。
欧共体在1991年成立了“欧洲脑的十年”委员会。为了加强欧洲和美国脑科学研究的联系和合作，1996年2月在瑞士“世界经济论坛”上，正式宣布成立脑研究联盟。
日本于1996年推出了“脑科学时代”庞大计划纲要。从“认识脑”“保护脑”“创造脑”三个方面来推动脑科学。在“认识脑”领域，战略目标是：阐明实施认知、情感、意识的脑区的结构和功能，以及脑的通信功能。在“保护脑”的领域中，目标是控制脑发育和脑老化的进程，及神经性和精神性疾病的康复、预防。在“创造脑”领域中，目标是设计和开发仿脑型计算机和信息处理系统。
1992年我国亦将“脑功能及其细胞和分子基础”正式列入国家科委“攀登计划”之中。（三）究竟谁主神明争论不休
许多学者已深入论证认为不存在争论的焦点，争论是无谓的。
我个人亦认为经过漫长的激烈的争论，该说的相信已说，再争论下去也的确是无谓的。关键是要各自完善自己的学说。二、对中医脑髓理论研究的思考（一）正视现实
正如前述，由于历史的原因，脑连脏腑的资格都不具备，当然谈不上将主神明的功能赋予脑。虽然，古医籍中多有提及，但仅仅是只言片语。即使加入今人努力的成果，仍远未能形成完整的中医脑髓理论体系以有效地指导临床，使得中医脑髓理论目前确实滞后于临床需要和现代科学的发展。（二）构建与完善中医脑髓理论体系的迫切性
向德鸿：“脑主神明”论是发展中医脑病学的基础，是中医学发展的突破口。《中医脑髓理论说略》作者指出：随着现代生命科学对大脑的认识日益深入和中医脑病学的逐渐成熟，临床实践对中医脑髓理论的需要愈加迫切。
张俊龙指出：用两千年前的学术理论一成不变地指导后世不断积累、不断丰富、不断深化的实践活动，很难摆脱守株待兔式的困局。况且，医学科学是具体的，用一种即便是正确的自然哲学观或是古代的理法方药，来应付无限复杂的现实问题，实难避免“捉襟见肘”的困境。
有学者指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当前“心身医学”的兴起，精神（心理）因素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病因而被人们日益重视，因此，按照中医自身发展规律和中医基础理论、结合中医当代临床实际，进一步发掘中医学中理论体系的精华，借鉴现代最新科技成果，不断深入研究脑主神明与人体的生理病理关系，不断充实完善元神论，使之形成相对独立的、系统的新的中医脑科学，就显得更加迫切与需要。（三）艰巨性
要改变几千年的传统观念，构建一个完整的新的理论体系，并非是容易之事。必须要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四）方法与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如：可以在原有脏腑学说上深化而不影响中医的理论大局：
陈奕梁：以现有的学说为基础，对它们进行补充、发扬。如《黄帝内经》提出“五脏”学说，后人张介宾认为肾虽为阴，但其内藏火，故而提出“命门学说”，对肾的功能进行补充，但他并没有反对《黄帝内经》中所提肾的作用。同样，温病四大家创立温病学对伤寒学说进行补充，他们也没有否定伤寒学说。
同样，中医脑科学的发展也可以是自成体系，对现有的学说进行补充、发扬，如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伤寒的六经辨证等而与中医脏腑学说共存。我个人认为这是最为理想的一种。
亦可以分步探索。如当今大多学者，首先把“心主神明”改称“脑主神明”，神志疾病的“痰迷心窍”改称痰迷脑（清）窍，以逐渐养成习惯，然后再不断深化。
但值得提出的是，不管什么方式、方法，必须以中医辨证思维为指导，运用中医传统研究方法，遵循中医独特的理论体系并不断取得创新成果，以能推动临床疗效的提高为前提。切不可以西医观点套中医，跟着西医跑。（五）中医脑病学者要勇往直前
正如王新陆指出：“旗帜鲜明地深化‘脑主神明’理论，是在尊重中医自身发展规律、符合中医理论体系的前提下思考问题的。时代在发展，科学在进步，我们应该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重新认识和构建藏象学说，把“脑主神明”理论作为中医藏象学说最复杂、最核心的问题去研究，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继往开来，完成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升华，引导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现代化发展。”三、后语
今天重新提起神明归属问题，并不是说要求大家再去争论谁主神明，我亦觉得再去争论实属无谓。
重提神明归属问题，是因为“脑主神明”是中医脑髓科学的理论基础，是因为当前中医脑科学理论建设滞后，已经制约了中医脑科学术和事业发展。正如美国“脑的十年”的提案首先提出了神经系统疾患对人类产生的严重影响，说明了脑科学研究的紧迫性，并进一步论述了脑科学对改善人类健康的重要性一样，人类健康企盼着我们中医脑病工作者，我们要勇于承担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时代在发展，科学在进步，要与时俱进。中医药要现代化，要走上世界；当然中医脑科也要现代化，同样也要走上世界。神明功能，是脑的功能，要归还于脑，这是前提。中医脑科，寄人篱下，被支配和从属的地位，必然有碍其自身的发展。
中医脑科学工作者，应当不管风吹浪打，踏踏实实地，研究中医脑髓脑神的生理病理，探索和发掘中医学史上元神理论指导下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并发扬光大，以不断地为构建和完善中医脑科学理论，造福人类。（刘茂才 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第二届全国学术会议讲稿）第二节 “脑为元神之府”，对中医脑病学的构想
中医学对“神”极为重视，把神视为生命之本，谓“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灵枢·天年》）。然而，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研究、讨论神及其脏腑所属的问题，即是心神、元神之争，认为神在心者则有“心主神明”论，而“元神”论者则认为“脑为元神之府”。脑在中医学中为奇恒之腑，其病变从五脏六腑之异常辨证。刘茂才教授长期从事中医脑病的临床医疗、教学与科研工作，在师从广东省名老中医林夏泉、与天津市何世英名老中医的多次交往和合作中，深受二老学术思想的影响和启发，极力注重“脑为元神之府”说，主张创立新的中医脑病学。一、“脑为元神之府”的渊源
中医有关“脑为元神之府”“脑主神明”等的论述较多，《黄庭内景经·至道章》云：“泥丸百节皆有神”（注云：“泥丸者，脑之象也”，“脑中丹田，百神之主”）。《素问·脉要精微论》指出：“头者，精明之府。”《备急千金要方》云：“头者人之元首，人神之所注。”喻昌在《寓意草》中说：“头中有泥丸宫，主一身之神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亦指出：“脑为元神之府”，开辟了脑神学说之先河。而更为明确地提出脑主神明，并以详论者为清代王清任，指出“灵性记忆不在心在脑”。并通过小儿为例说明言语归于脑，以痫证及小儿抽风等例说明精神意识归于脑，王氏将思维、记忆、精神意识、语言及视、听、嗅等感觉功能皆归于脑，并驳斥了“灵机发于心”的传统理论。清末医家张锡纯溯源《黄帝内经》，勤求古训，认为“讵知神明在脑之说，吾中华早西人数千百年而发明之，且其所发明者较西人尤为精奥，而于神明之体用，又能详细之鉴别，各其实际也。”这些认识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亦正是建立新的中医脑病学所努力之处。二、对中医脑病学的构想
创立新的中医脑病学，完善“脑为元神之府”学说，是发展中医脑病学术的艰巨任务，新的中医脑病学必须建立在古人论述的基础上，要去发掘它，完善它，并非标新立异。在深入研究脑主神明与人体生理病理关系时，不可脱离中医脑神论的理论，关键在于对脑的生理、病理理论的继续深化、系统和完善，从而形成相对独立的，系统的中医脑病的辨证体系。脑为元神之府，元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体现，是精神、意识、知觉运动的最高统帅，就其广义而言，元神是指统率一切功能活动的能力和生命活动的外在象征。（一）脑以其气血阴阳为生理基础《黄帝内经》有“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脑为髓之海”“头为精明之府”（《灵枢·经脉》）等解剖生理的论述；从其功能上认识到“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等脑主神志、统调全身之功能，由此就产生了“或以脑为脏”（《素问·五脏别论》）之观点。
精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精包括了精髓、气血津液。《黄帝内经》将精髓、气血、津液归属于五脏，各脏均有气血阴阳，唯脑独无，这种看法是基于以心代脑之说所致，脑主神明、感知、神思、语言及运动，脑当为脏，应有气血阴阳作为其生理活动之基础。
脑为真气之所聚，真气所受于天，与五谷并而充身。脑之精气为气血津液化生之源泉和动力，脑气为精髓所化，但中焦脾胃化生的气血津液，通过心脉的温运而资充濡养于脑，成为脑气的另一来源，故脑气来源于肾气肾精和脾胃中气。阳升阴降，脑气的功能特点总是以下降为主，通过脑气的下降，对五脏六腑的阴阳气血起着调节控制的作用。脑气为人身之大主，故王清任谓“脑不可一刻无气”，脑气如果不足则易使脑之精血津液运行失畅而成中风等脑病，一旦气脱则脑神失主，生命垂危。
脑之血液是精神活动之主要物质基础，脑血源于先天之精气，但又化生于后天水谷之精微。津液也是脑神活动的物质基础，都来源于后天水谷之精微，化生于先天之精气。津液具有濡润四肢九窍、五脏六腑、补益脑髓之作用，脑髓得其充才能灵机聪明。
脑之功能与物质可以阴阳概之，则脑之精髓为阴，脑神为阳；脑内藏精髓，化生津血为其体，喜静恶扰为至清之脏，为脑阴；头为诸阳之会，真气所聚，以神气为用，统一身之阳气，神气为脑阳。故《医宗必读》谓：“头为天象，六腑清阳之气、五脏精华之血皆会于此。”如此阴阳相配、气血相濡养，使之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主神明、统十二官。（二）脑为五脏六腑、十二经脉之大主
脑为元神之府，脑藏精髓，脑主神志，脑主五脏六腑、五官九窍、四肢百骸。
1.脑主神志
脑是人体活动的主宰，一切精神、意识、思维、情感、记忆等活动都受脑的支配。
2.脑主五脏
脑为五脏（六腑）正常功能活动的统帅，对五脏六腑起着统一、支配、协调的作用，为五脏六腑之本，为脏中之脏。五脏六腑的功能，只有通过脑的正常调控，才能达到气血调畅，阴平阳秘。正如《灵枢·海论》说：“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自过其度。”而脑的正常功能的发挥，得靠五脏六腑的濡养，正如《灵枢·大惑论》：“五脏六腑之精气……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
3.脑主情志
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五志（喜、怒、思、恐、惊）均由脑所主。《素问·天元纪大论》云：“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由于脑位头而象天，主五脏之神而统五志。《素问·宣明五气》说：“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是谓五脏所藏。”五脏所藏之神称为五脏神。五脏神上归于脑，脑是元首，统率五脏之神，是众神之长，只有脑主五志正常，五脏才能安和而发挥正常生理功能。
4.脑主五官九窍、四肢百骸
五官九窍是反映神态最重要的外在窗口，其正常与否最能直接反映脑的生理病理变化。四肢百骸通过督脉、诸阳经和肝经与脑密切联系，经脉的贯通对脑功能的正常实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三、脑病辨证体系（一）辨证体系的基础
新的中医脑病学必须建立在古人对脑的理论、实践认识的基础上，深入研究脑主神明与人体生理病理关系的文献，不脱离中医脑神论的理论，对脑的生理、病理理论的继续深化、系统和完善，密切联系中医脑病的临床实际，阐述中医脑病的生理病理，从而形成相对独立的，系统的中医脑病的辨证体系。（二）脑病从脑气血阴阳辨证
中医传统理论体系是以五脏为中心，六腑、奇恒之腑、五官九窍以及经络，皆分属于五脏，故脑的生理、病理分属五脏，脑病亦按五脏体系进行辨证沦治。近代一些临床工作者虽反复辨明诸多脑病病位在脑，但在论述具体的病机所属时，却常常含混不清，治疗上并非直接治脑，仍从脏腑经络入手，采用镇肝息风、滋阴潜阳、涤痰通腑、补气活血、通经宣络诸法。
脑病乃因脑之阴精阳气的失调、气血津液运行的失常，且又与五脏之气血阴阳相关，故其辨证可从脑的阴阳虚实、气血津液的病理表现入手，同时不可完全否定脏腑辨证的地位和作用。其辨证体系可建立如脑气、血、阴、阳亏虚证，脑髓瘀滞证，脑阳亢逆证，脑神失用证等，指导遣方用药。如出血中风一病，无论其病因病机如何，其关键病机和主要矛盾在于脑髓瘀滞、脑神失用，则治疗上寻找主要作用于脑的破血逐瘀、醒神开窍之品是方药对证的，近年对脑出血的临床试验、动物模型试验以及中风病临床药理、药效学等方面的研究已经无形之中向这一方面发展；又如许多疼痛及其所能忍受程度之差异不同，除气血之不通外，尚有清灵脑髓参与，必须是脑之元神受扰而产生，如临证中以气血不通、元神受扰作为内伤头痛的实质，治疗上辨以通其气血、舒脑安神之法，收到较好的效果。（三）脑病辨证体系与五脏六腑辨证的关系
脑为元神之府，脑主神志，为五脏六腑、十二经脉之大主，主运动、语言、五官九窍、四肢百骸，故五脏六腑之病变可从脑之气血阴阳辨证；同时五脏六腑的功能直接影响脑的生理病理，故脑病亦从五脏六腑辨证，脑病辨证体系与五脏六腑辨证不矛盾、不对立，只是务必寻求脑病之具体病因病机，何者为主，何者为从，再进行辨证论治。四、结语
任何一种医学体系，唯有有效服务于临床，才能有其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刘教授认为，倡导“脑为元神之府”“脑主神明”，其生命力要在临床上体现出来。“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神与临床关系极为密切，医者通过对病人机体的形态、神采气色、情感反应、语言、视听技巧性动作及复杂反应等，与外界保持联系的机敏力，审察病人的精神、意识、记忆、思维、定向力等，从而判断其精神意识状态及神之存亡、兴衰，以作为临床诊断、治疗、预防、调摄的重要依据。在辨证与诊断上，察神以明正气之盛衰，察神以定病之所在、性质；在治疗上，人的精神状态、情绪变化，既成为致病的重要因素之一，亦是战胜疾病的关键之一；预防与调摄方面，古人素来重视从精神情志方面的调养，以达到防病延年益寿之目的。
在倡导“脑为元神之府”，主张创立新的中医脑病学说中，刘教授强调，脑主神明论应遵循中医自身发展规律和中医基础理论，结合中医当代临床实践，综合脑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特点，借鉴现代最新科技成果，不断完善充实，建立一套系统的中医脑病学说。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对脑病辨证的脑气血阴阳体系能够指导临证，比如脑气来源于脾肾之气，刘老健脾补肾辨治脑气虚损的眩晕，头痛，中风等，脑清阳之气舒展，就是要祛痰化瘀通血脉，醒脑开窍，醒神通腑，顺从脑为清灵之府，时时防犯“浊害空窍”。对于脑病辨证的构想需要不断修订，更多地应用于脑病临床。（刘茂才）第三节 辨证论治六要——中医临床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髓，中医临床诊治疾病，主要从辨证着手，只有辨证正确，指导遣方用药，才能取得较好的疗效。但临床症状变化万千，错综复杂，往往给临床辨证带来困难，尤其是初习中医或刚从事中医工作者，面对繁杂的现象，往往感到矛盾重重，不知所措。刘教授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认为临床辨证必须注意思路专一、开拓思维、排除干扰、重视病程、结合实践、全面分析等问题，以减少临床辨证的困难，避免不必要的误诊。一、思路专一，力避西医观点的影响
中医与西医，其理论体系各异，在目前情况下，还不能融会贯通。因此，对疾病的分析认识，只能各循其道。中医辨证要使之能顺利进行和避免错误的发生，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对四诊资料的采取与分析，做到思路专一，要遵循中医理论体系，而力避西医观点的影响。如不要因高血压便产生肝阳上亢的先入为主之见，不要因测温正常，便抛弃五心烦热的阳性资料不顾；不要因肝可触及，便贸然做出“癥积”的诊断；不要不管什么炎症，脑里总是从“热毒”方面去考虑等。否则，往往会导致辨证的困难，或错误的产生。有人把“高血压病史”和“血压偏低”分别作为中风后遗症肝阳上亢型和心肾阳虚型的定型依据之一，按此推理，血压偏低和血压较高者就分别不可能有肝阳上亢和心肾阳虚的存在，事实上并非如此。有人亦指出影响中医临床思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在没有长期的、大量的中医实践中形成正确的固定思路情况下，从教育心理角度讲，西医对中医临床思维的负迁移，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负迁移作用表现为：①中医的概念被偷换；②中医诊断注意的范围被局限；③中医的技术被干扰；④中医的临床思路被阻断；⑤中医的论治被简化等；值得我们临床注意。二、开拓思维，注意一般资料，思考不局限于专科（一）注意一般资料
一般资料通常包含性别、年龄、职业、季节、气候、地理环境等，其记录并非流于形式，实与临床辨证有密切的关系，必须给予应有的注意。
如在性别上，由于男女生理的差异，必然带来机体病变时的临床差异，通常认为男主气虚，女多血病、又易气郁。仲景《金匮要略》“妇人杂病”所立14方中，具有活血化瘀之血分方就占一半之多。临床所见气虚头痛以男性居多，而血虚头痛则以女性为主。《名医类案》中有医案“中年妇人久病头痛，此属血虚也”。诚然，单凭性别判证似嫌亏欠，但临床辨证却必须考虑男女之差异性。西医学亦肯定男女在疾病方面的某些差异性，如红斑狼疮多见于女性，肝硬化则以男性居多。妇科病，顾名思义，只能以女性所独有，而男性亦有其专有疾病。
年龄的不同，临床亦有很大的差异。儿童脏腑娇嫩，形气未充，稚阴稚阳之体，易寒易热，易虚易实，变化迅速。壮年多实，老年则多虚。近年对老年医学的研究表明老年人免疫功能低下、内分泌功能减退，各个脏器功能衰弱等，都说明与中医谓老年多虚证相一致。
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气候，东南西北不同的地理环境，以及职业等的不同，产生着各自的多发病和不同的病变性质。所有这些因素，在辨证时都必须给予应有的注意，甚至对某些病证来说，或者对一些病证在其他四诊资料的辨证依据不足时，这些资料便成为辨证的主要依据。（二）辨证分析，不要局限于专科
只按专科辨证，也常是使辨证困难的原因之一。现在是分科门诊与分科住院，并且分科将越来越细。但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所有病者都能按科就诊，或者同一病者而同时患有多科疾病，若对此注意不够，以致采集病史四诊资料欠全，在辨证分析时又未加考虑，便会使辨证发生困难和错误。如某医院公开的一个典型示范病历，按病历的西医部分介绍，诊断为腘窝脓疡合并败血症，执笔者在“内科”言“内”，完全撇开他科，将这一病例辨证为“伏暑温病、邪犯营血”，其实病人高热、神识障碍、出现黄疸，局部见脓疡，旧灶未愈，完全可下外科病——“疔疮走黄”之类的诊断。由于思维局限于内科，所以该文笔者辨证便发生困难，竟鉴于“中西结合”，把发生在夏天的腘窝部感染病灶当作暑邪入伏，像是对伏气温病有所发挥了，但是，这种理论在目前难以为中医同道所接受。三、排除干扰，注意非原病因素的影响
非原病因素，往往影响四诊资料的真实性，出现某些伪象。要特别注意排除生活因素与药物等对四诊资料的干扰。
生活因素如进食有色素的食品，能使舌苔染色；吃醋后喝茶，可见黑苔；长期抽烟或饮用浓茶，可见黄苔；餐后或喝热水后，可使舌质偏红；晚间吃甜品，凌晨可觉口苦；老人睡眠张口，醒后亦常感口干；大量进食蔬菜或肉类，可见尿浊如米泔等。
病人就诊前应用过药物，亦往往改变疾病的本象。中药几乎都会影响粪便或小便的颜色，如服用大黄、栀子，可使尿色变黄。部分西药则更明显，如口服复合维生素B，必然出现小便黄；用过退热剂，可表现肌肤润湿或汗多，甚至出现低温肢凉；使用阿托品，能出现口干，脉数，或面色潮红，亦可使寒性腹痛表现为热病。如此等等，皆非原病之本色，为非原病因素对四诊资料的干扰，在辨证分析时务必加以注意。四、重视病程，掌握“久病属虚”和“久病致瘀”（一）久病属虚“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疾病缠绵不愈，表明正不能胜邪，故中医学向来强调久病属虚。有资料显示，一般杂病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脾虚证者达87.9%，用补中益气汤就能治疗30种病证。高血压由肝阳上亢——阴虚阳亢——阴阳两虚的证型转变，亦表明是个由实转虚的过程。一些资料亦表明，许多慢性疾病均有免疫功能的低下，即使是实证明显的癌病，亦属如此，所以近年用扶正固本法为主治疗癌病，日益受到重视，如上海龙华医院用扶正法治疗原发性肺鳞状上皮癌，北京广安门医院用健脾益肾法对晚期胃癌术后治疗，对延长生存期、改善症状、提高免疫功能等均取得一定成绩，因而从扶正治疗印证了久病属虚。华山医院在100例输尿管结石合并肾积水的病例中，发现有阳虚证者59例，而无特殊见证者竟达40例之多，对无特殊见证的病例，同样按温阳利水法给药，结果亦同样取得疗效，这些都可作为久病属虚的佐证。（二）久病致瘀《黄帝内经》云：“病久入深，营卫之行涩，经络时疏，故不通”，首为久病成瘀立论。及后叶天士外感温病的卫气营血学说和杂病的“初为气结在络，久则血伤入络”，均为久病成瘀理论所引申。病久则正虚，只因气血亏虚，运行不利，血瘀自成，张仲景就是虚劳致瘀的首创者，创订大黄䗪虫丸以治五劳虚极，内有干血。另外，邪实也能致瘀，内外各种病邪，只要在体内滞留较久，则窍、脉、管道将为之阻塞而成瘀。由此可见，不论虚实或外感内伤杂病，只要病程一久，便有血瘀可能。叶天士在医案中就以“久病已入血络”，以病程作为辨瘀血的依据。许多慢性疾病，包括呼吸、循环、消化等各系统，以及内外妇儿各科的多种慢性疾病，均常有血瘀之见证，并通过微循环、血流动力学、血液流变学等得到证实，并运用活血化瘀药得到改善，这都可作为血瘀存在的佐证。
久病属虚和久病致瘀论，在指导临床实际工作的重要意义，主要在于对病程较长，或宿疾新发，在虚证或瘀证的见证缺少，甚至并无外表见证之情况下，或采用他法而不见效之时，在辨证施治时就要考虑有虚或瘀的可能，从而给予相应的治疗。五、结合实践，考虑病人平素耐受与诊前用药效应
临床辨证，必须了解病者的素质，包括对饮食与药物的耐受与反应。中医向来重视内因在疾病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不同的病邪能引起机体不同的反应，但病变的反应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机体的素质（内因）。同受外邪侵袭，有的生病，有的健康如常，就是机体素质不同的缘故。人们平素对药物与食物的耐受和反应亦有所差异，有人喜爱辛辣，有人则不受温补，有临老也日饮凉茶，有壮年便畏生冷，有人日进参茸，有人虚不受补，这都是病者亲身实践的反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因而是辨别寒热虚实最客观、最确实的根据。病者诊前对服用过中药的反应情况更是如此。我们必须掌握或了解，这对帮助辨证的意义是重大的。有如《张石顽医话》一案说：“老僧伯庵心悸善恐，遍服补养心血之药不应，乃求治于石顽，遂以导痰汤，稍加参、桂通其阳气，数服而悸恐悉除”。张氏之所以投导痰汤加味，其原因之一就是参考前医“遍服补养心血之药不应”之经验。叶天士对“肝气”的辨证与治疗亦极重视用药的反应，以“疏肝理气之药不效”而推断其“此系营气痹塞，脉络瘀阻”，从而定出“治宜荣通血浆……所谓治经不愈，当治其络”的治法，对“肝气胀甚”以“疏之不应或更甚”，从而再立“柔肝之法”，这都是根据前药的反应来辨证立法的。辨证必须结合实践，并以实践为准绳，才不致耽误病情。六、全面分析，综合测断
在分析四诊资料时，要解决正确对待四诊资料的问题。必须明白：①任何一项四诊资料的所主所属，都是相对的，仅表示其倾向性，而不是绝对的。②有些四诊资料所主所属是多项的而非单一的。③有些传统主张，不一定与临床相吻合，尚待商榷。如舌象，仲景时代对舌象是不很重视的，直至温病学说兴起，舌象才在四诊中占有重要位置，这当然是个进步，但临床医家都明白，舌象在温病中的确有较大意义，而在杂病中，则意义便少得多了。前贤陆定圃更大胆提出：“淡白苔亦有热证，黄厚苔亦有寒证，舌绛无苔亦有痰证，当以脉证便溺参看”，临床亦确实如此。在脉象方面就更为复杂，浮沉定表里，迟数分寒热，都不能一概而论，往往有相反的结果。其他四诊资料如痰色黄白分寒热，痢疾赤白分寒热，自汗盗汗分阴阳等，都不能绝对化。
所以临床辨证时，对具体病例中的四诊资料，必须全面地综合分析，既不可把那些阳性四诊资料绝对化，思想上被框框所束缚，又不可单凭一两个四诊所见，便轻率做判断，否则辨证就会遭受困难，感到资料间矛盾重重，无法统一，甚至做出错误的诊断。（刘茂才 原载1986年《广州中医学院学报》）第四节 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临床辨证方法发挥
中医学以阴阳五行学说作为理论基础，辨证论治是其精华，将全面的、动态的、系统的观点贯穿在中医理论的各个方面和临床各科中，使中医学建立和发展成为独特医学体系。由于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的限制，不少认识是朴素的、自发的，且停留在宏观观察、直观性、猜测性上面，很难摆脱或然性、含混性。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辨证论治出现了一些不适应性和不协调性，刘教授认为，当代中医应继承发扬、大胆革新，临证中重视辨证特长，去粗存精，勇于创新，以不断完善、充实中医辨证论治体系。他认为在有些情况下，应无“证”求“证”，有“证”舍“证”，进行微观辨证。一、无“证”求“证”
在临床工作中，医生往往碰到“无证可辨”，或辨证无效、少效甚反效时，或一些新发现的疾病如发育异常、遗传病及一些新的理论、生物因子引起的病如HBsAg（+）等，作为医者，这时如何“辨证施治”？应开拓思维，注意一般资料，并结合实践，参考病人平素耐受与诊前用药效应，于无证中求证。
一般资料之记录并非流于形式，实与临床辨证有密切关系，临证须应予注意。如通常认为壮年多实，老年多虚，四十以上多肝肾不足等，临床病证各有特点；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气候或瞬时天气变化，不同地域环境，甚至职业、性格之差异，产生各自的多发病和不同病变性质，其他尚有病程（如病久多虚、久病必瘀等）、胃纳情况等，在无证可辨时，这些资料便成为辨证的主要依据。
临床辨证，必须了解患者的素质，包括对饮食与药物的耐受与反应之不同，如有人喜爱辛辣，有人不受温补，有人日进参茸，有人虚不受补；病者诊前对服用过中药的反应情况更是如此，临床辨证必须掌握和了解，对辨证遣方用药意义较大。如刘教授曾遇一壮年患者，症见咳嗽、面赤气粗、咯痰黄稠、舌苔黄腻、脉沉滑，一派“痰热”之象，但患者诉述平素不耐受寒凉，依意给予温剂，果然获效，此为无（寒）证而求（寒）证。二、有“证”舍“证”
临床辨证时，对具体病例中的四诊资料，必须全面综合分析，不可把阳性四诊资料绝对化，更不可单凭一两个四诊所见，便轻率诊断，或由此感到四诊资料间矛盾重重，无法统一，甚至做出错误的辨治；况且有些传统理论或主张，不一定与当今临床相吻合，尚有待商榷。在有些情况下，判断准确时，当有“是证”而舍“是证”。临床中许多症状、脉象或相对客观的舌象都不能绝对化，有时甚至可以是相反的结果，尤其在临床杂病之辨证中更当注意。在临床辨证中，须注意由饮食因素或医源因素等所致之非原病因素所致之“病证”，如各种染苔、老人睡眠张口醒后常感口干、口服复合维生素B出现尿黄、服退热剂或使用阿托品所致全身“反应”、鼻咽癌放疗后见鼻咽干燥舌光红无苔等，均非原病之本色，通过判断后，均查有“证”而舍“证”，以免延误病情。三、微观辨证
中医学强调“有诸内而形诸外”，但在临床实践中，也暴露出其不全面性，有些疾患在外没有具体体现抑或靠医者本身无法发现其“形诸外”，此时，就应以微观辨证去充实、补充传统的宏观辨证。如各种先进的技术在医学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影像学、病理学、基因诊断等的采用，对于揭示疾病的本质发挥了一定作用，这些微观认识手段不仅拓宽和加深了传统“四诊”视野，应用得当必然提高中医辨治的水平。如临床脑出血患者，在传统中医四诊中无法得知其为出血，从西医学水平，通过“望诊”可以认识到这是出血，是“离经之血”，“离经之血则为瘀血”，刘教授主张早期使用活血化瘀药物，近十年来活血化瘀药物在脑出血中的应用及所取得的成绩，就充分肯定了这种微观辨证充实到传统辨证体系中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又如一些梅尼埃病之眩晕患者，临床表现无痰、水之征，但其病理改变是膜迷路积水，而“痰、饮、水本同而标异”，可以认为这是古人所谓“无形之痰”，结合其他情况，辨以风痰上扰，治之常获良效。
总之，刘教授强调，我们临证时，在坚持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重视中医辨证为特长条件下，还应开拓思维，排除干扰，进行微观辨证、无“证”求“证”、有“证”舍“证”，抓住辨证之关键，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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