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晓虹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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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与城市试读：
引言
按照中国传统，中华文明史起自三皇五帝时期，号称“中华文明五千年”。我们或可认为三皇五帝不过是中华共同体形成之初“王天(1)下”的代表人物。但在传说中，神农曾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2)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的事件发生。而另一位传说中的人(3)物黄帝，据说也曾“为五城十二楼。”而大禹的父亲鲧更有“鲧做(4)城郭”之说流传下来。这些记载或传说其实都表达了一个意思：在中华共同体形成初期，城就相伴而生了。
更重要的是，这些传说都被当代的考古发现间接证实。在目前已发现的黄河中游地区属龙山文化时期的诸城址，长江中游地区属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时期的诸城址，长江上游地区属宝墩文化时期的诸城址以及河套地区属老虎山文化时期的诸石城址等，都是属于三皇五帝传说时代的城址。
在人类社会早期，城与国往往合为一体，一城大多就是一国，一国更多的只有一城。这些国或城分散在神州各地，规模、形式并不见得都相同，但相互之间却总有些联系，或争战、或交易，就在这分分合合、纠结不清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中华共同体，城也就成为这一民(5)族共同体重要的物化标志。
到了夏商时期，中华共同体已经稳步发展，并在中心地带的河洛地区首先形成了最早的都城。被认为是夏代都城遗址的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郑州，而商的早期都城亳，位于今河南偃师，而后再迁到今河南郑州，史称隞，再迁至今河南安阳洹水畔的相城。这些城池从目前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都规模宏大、气势雄伟。除了这些位于黄河流域的大型都城外，长江流域这一时期也出现不少的城址，甚至这些城址的规模与出土的文物并不逊色于河洛地区的都城，其中最典型的是蜀汉三星堆遗址。而湖北黄陂的盘龙城，规模与形制也与三星堆差相仿佛。
夏商之后的西周，在武王伐纣，尤其是在周公平叛三监之乱后，封建诸侯，以屏蕃周。各诸侯就国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建王城。由于周王室推崇“大聚”，所以，各国诸侯纷纷兴筑大城，并延续了外郭内城的制度。再到后来，狼烟四起的战国时代，更是进入了修城的高潮时期，在《左传》中我们就可以常常看到“城”某地的记载。这里的“城”是动词，也就是修筑城墙、兴建城市之意。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建立了第一个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并改西周实行的分土而治的封建制为分民而治的郡县制。秦虽二世而亡，但他的制度却为西汉政权所继承。汉兴之初，高祖刘邦即“令天(6)下县、邑城。”据说，从此兴起了一波筑城的风潮，而这也为考古所证实：西至后来为武帝所征服的河西地区，东到沿海，南到岭南，北抵长城，到处都有汉代古城的发现。不过，除了皇都长安，以及西周延续下来的诸侯国都外，大多数郡县邑城规模狭小，与后世的通都大邑相比，不足为道。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当时即便是通都大邑，也多没有规划，基本上是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甚至连国都长安，也不过是一个宫殿密集、官署杂错其间的居住区域，城墙是在多年后才修建起来的。至于所谓的“南象南斗，北象北斗”的斗城之形，其实不过是一个迫不得已的结果，并没有后世所描述得天花乱坠的理念蕴含其中。
但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从此成为统治阶层主导意识形态，都城的实体建设也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尽管两汉都还来不及将儒家的礼制完全贯彻到都城规划与都城建设中，但这一理念却从此深入人心，因此无论是六朝建康，还是曹魏邺都，都力图在城市建设中体现出儒家礼制，把国家意识形态具体化。不过，这一时期真正把儒家礼制运用到都城建设中的巅峰之作却是鲜卑族所建立的北魏政权，他们所营建的都城洛阳堪称当时最能体现《周礼·考工记》原则的作品，并显然启发了后来宇文恺营建隋都大兴城的思路。而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后文中详细论述。
唐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都长安及东都洛阳城市建筑宏伟壮阔。其规划整齐的坊市，巍峨壮丽的宫城，成为当时周边国家，如日本、渤海国和南诏国争相模仿的典范。事实上，唐代的长安确实是将儒家礼制应用到都城规划中的又一个经典之作，它直接承袭了北魏洛阳的规划思想与城市布局理念，并且对后世的都城规划影响深远，尤其是元大都的修建隐约透露出唐长安的影响。
这一时期中国的城市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国都之外的城市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长江流域的扬州与益州（今成都）“号为天下繁侈”，其城市规模与经济生活都达到了十分可观的水平。事实上，这也是我国经济中心南移的一个重要表征，由此反映出经济活动已开始在城市发展中居于重要位置。
宋、辽、金、元，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从都城规划上，出现了元大都这样最完美地实现了《周礼·考工记》儒家礼制的都城；与此同时，地方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大批地方城市的出现，其规模与地位可与都城分庭抗礼，成为从唐代到明清时期的重要转折时期。
被西方汉学家称为“帝国晚期”的明清时期，城市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城市规划方面虽没有创新，但地方城市的兴起，使得城市在全国经济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市镇经济的发展，几乎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经济特征。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因列强的进入，沿海、沿江地区开埠城市的出现，则完全改变了中国城市的旧有格局与景观，成为学者所称的“镶嵌在旧式长袍的新式花边”。————————————————————(1) 参见吕思勉：《先秦史》第6、7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2) 《汉书·食货志上》。(3) 《汉书·郊祀志下》。(4) 《世本·作篇》。(5) 曲英杰：《古代城市》，4—5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6) 《汉书·高帝纪》。
总序
这套书名为《地图上的中国历史》，包括《疆域与政区》、《古都与城市》、《交流与交通》、《民族大迁徙》四种，顾名思义，是以地图为纲，讲述中国历史的某一方面。
前贤总结的学习历史的方法，强调要抓住几个W，其中一个就是Where（哪里）。因为任何历史事实，无论是人物、制度还是事件，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与一定的空间范围联系起来的，都发生或影响于地球表层的某一个点、线、面正如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所言：“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
空间因素对历史的作用如此重要，是了解和研究历史的重要内容，也是理解历史不可或缺的因素。但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亲自考察全部空间。即使能够身临其境，也未必能发现特定空间的概貌和特征，所以地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即使在测绘技术还不发达、绘制地图相当困难的古代，学者已经充分认识到地图的运用对于学习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性，形成“左图右史”的传统。地方志的前身“图经”就是有图有经，其中的图主要是地图。其他一些史籍也往往附有地图，并形成专门的读史地图集和历史地图集。早在公元3世纪，贾耽就曾按《左传》等书的内容编成《春秋盟会图》。1905年问世的杨守敬所编《水经注图》，采用朱墨套印、古今对照，是历史专题地图的集大成之作。公元1137年刻石的《禹迹图》是贾耽《海内华夷图》的简略版，并且立于州学之内，显然是用于教学。
随着卫星遥感、信息技术和网络的进步，人们往往以为有了GPS（全球定位系统）和GOOGLE MAP（谷歌地图）等精确的遥感图像，地图的作用已经不如以前，甚至可以被取代了，这是一种误解。谷歌地图实际上不是地图，而只是遥感图像，所显示的只是地球表层的实际状况。尽管这些图像精确逼真至极，每个点都可以显示具体的经度和纬度，却无法代替能够综合地、抽象地显示特定地理要素的地图。因此，在较大范围的空间内进行观察、分析和研究时，还是需要该区域的普通地图或专题地图，或者相应的电子地图。
何况了解历史所需要的地图并非今天的地图，而是相关时代的地图即历史地图。由于地理环境的变迁，那时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或多或少会与今天不同。即使自然地理状况变化不大，人文地理要素也必定会有相当大的差异，有些要素甚至已完全消失，有些要素则当初根本还不存在。这些历史地图必须由研究者按照历史事实和相关的地理状况专门绘制。
甘肃舟曲地区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后，电视台在发布这条消息时就配了一幅地图，使观众知道了它在中国和甘肃省内的位置，也明白了它与甘肃省会兰州以及定西、四川省、白龙江等地名的关系，否则，不熟悉地理的观众往往无法理解有关新闻的意义。要理解历史，更需要配上相应的地图，否则，即使有注释，非专业的读者也不可能形成正确的空间概念，而无法复原出很多今天已经不存在的地名或已经改变了的地形地貌，有不少历史现象就变得难以理解。
例如，中学语文课本中曾选了唐朝诗人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根据作者的描述，他是在轮台目送武判官进天山的。今天的轮台离天山数百公里，无论如何看不到天山。但是，如果了解唐朝的轮台是在今乌鲁木齐附近，这个疑问就不存在了。又如，北宋覆灭后，赵构在南京即位，又在金兵的追逼下到达扬州，再渡过长江。如果以为这个南京就是今天的南京，就无法理解当时的军事形势：既然金兵是从北向南进军的，赵构为什么还要从南京北上扬州？实际上，北宋时的南京是今天河南商丘，由此南下，沿着当时的汴渠到达扬州，这样的路线顺理成章。如果将这些内容用地图来显示，标上当时的地名，岂不一目了然？
更复杂的历史现象和研究成果也能通过地图而明确起来。例如，先师曾详细收集了今河北、山东相邻地区已经发现的考古发现和文化遗址，将它们一一标在地图上，发现其间存在着一片扇形的空白，这一范围内没有公元前4世纪之前的遗址，而这一带正是当时黄河河道的下游。结合周围的地形地貌，先师确定，在黄河两岸筑堤前，河道不受约束，曾经在这一范围内反复摆动，以致人类无法定居。这些情况找不到文献记载，也无法根据今天的地形地貌作出判断，地图却提供了可靠的研究手段。
作为一种新的尝试，作者们不是简单地将地图当做插图，而是通过一系列地图提纲挈领，作为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力求更完整、准确地讲述历史。因此，我们选了四个与地图关系比较密切的专题——疆域和政区、古都与城市、交流与交通、民族大迁徙，每个专题都涉及大量古地名和其他地理要素，离开了历史地图，即使增加再多的文字，也未必能帮助读者确立准确的地理坐标，形成完整的空间概念。如果读者鉴定认为行之有效，我们还将扩展到其他专题，形成系列丛书。
承蒙作者们与江苏人民出版社推我为主编，在本书出版之际，我必须说明我做的工作：与作者、编辑讨论确定了本书的主题和各个专题，对全书的体例，特别是地图的运用提出了要求，对各书的内容和结构提出一些意见，并写了这篇序。2010年9月1日
考古与传说时代
第一章 城·市——早期城市的起源
城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就是说，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城市。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看法。
具体到中国城市出现的时代，目前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原始社会后期的龙山文化，就已出现了城市，因为考古上已经发现了龙山文化的古城，城就是城市的雏形，或早期的城市；(1)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城市出现于原始社会的三次大分工之后，城(2)市是由市（场）直接发展而形成的，市是城市的前身；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最早修筑的城，实际上是有围墙的村落，具有真正规模的(3)城市出现于西周时期，春秋后期直到战国时才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其实，这三种意见相左的观点，真正的区别在于对城市定义不同。所以，我们要想确定最早的城市出现在何时，就必须明确城市到底是什么。
一般来讲，城市是与村落或田园聚落对应的概念。《辞海》中对城市的定义是：在狭小的地域上集中大量非第一产业人口，其居民以从事第二、第三产业为主的地区；城市还是周围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活动中心。德国早期人文地理学大师拉采尔，在《人类地理学》中曾指出：“城市是人类及其居住地永续的密集地区，而且位于主要交通道路的中心。”
显然，《辞海》中的定义强调的是城市的经济功能与经济形式，而拉采尔的定义则不那么严密，认为只要是人类集中居住的区域，即可认为是城市。这样，我们回过头来，再考量一下上述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是有城墙围合的区域，就是城市。可见，与拉采尔的观点不谋而合；第二种观点强调的是城市的经济功能，即商品交易功能，这一点倒是与《辞海》中的意见一致。第三种观点其实与第二种观点并无本质的差别，只是它把城市形成的时间推迟到了城市已发展较为成熟的春秋战国时期，而这时城墙与市场已合二为一，才算是中国城市真正出现。
那么，我们再用中国古代文献与城址考古资料，分别考察中国城市的形成历史。
早期的人类，由于征伐不断，所以必须建立有效的防御体系，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因而就形成了在居住地区修筑城墙的特点。早期典籍《黄帝内传》、《世本》、《淮南子》、《吴越春秋》等都有记载，如“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或“鲧作城郭”等。而从考古发掘报告来看，我国筑城的历史非常悠久，大约是在原始社会中后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代就开始有城址发现。当然，由于中原地区文化发展(4)较为先进，故史前时期城址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约有40余座。不过这时的城只是防御工程，正如《墨子·七患》中说的：“城者，所以自守也。”显然不具备后期城市的两大要素或形态——集中的居民和固定的市场。(5)图1-1 山东章丘城子崖史前期城址平面示意图
而后期城市的主要要素——商品交易，也就是市场，开始时和城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世本·作篇》中有颛顼时“祝融作市”。唐代学者颜师古对此注称：“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这是说早期的市场，只是进行物物交换的场所，大多数情况是人们就近在每天汲水的井边进行交易，并没有专门的空间，最多也是与今天的农贸市场或农村集市相近，与城的关系不大。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市不具备后期城市的基本形态，并不是城市的前身，因此把中国城市起源的时代认定在原始社会后期，多少有些勉强：当时虽然有城、有市，但前者为了“盛民”，后者为了“买卖”，互不相干。
但是，即便是按照上述《辞海》中城市的严格定义，中国城市出现的时代最晚也应该是在西周时期。虽然夏商的都城是否设市，既无文献上的依据，也没有考古上的证明。但著于战国时代的《易·系辞》中却明确有了这样的表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
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在这段文字中的“噬嗑”是卦名，意为设法以合物，也就是彼此合宜的意思。这里可以给我们提供典型城市已出现的证据是“列廛于国”。因为国即为国都，廛则是市场。城、市首次在这里合二为一。更重要的是，这段文字强调了都城中的经济功能：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还有一个文献证据是被认为是成书于西周时期的《周礼》，其中有“司市”之名，说明市场的设立和管理已成为政府行政职能的一部分，而且也明确了这一职司的管理职责：“平市”、“均市”、“止讼”、“去盗”、“除诈”等。这一时期国都的市场已是一个固定的场所，按时启闭，定时交易。《周礼·司市》中如是说：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
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
如此看来，西周时期城市无论是职能还是形态已与后世并无二致，这也是第三种观点所认为的，城市是在这一时期才真正出现。
不过，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即中国城市虽然形成于西周时期，但在西周的文献中却并没有“城市”这个专用名词。最早将城市连在一起使用，是《诗·鄘风·定之方中》。这首诗在讲到春秋时期卫文公徙居楚丘后，“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只是这里的城、市各有其意，并不是后来我们常用的“城市”概念。在《战国策》中则有“城市邑”的说法，如《战国策·赵策一》中，赵国曾割“城市邑五十七，命以为齐，而以求安平君而将之。”同一时期，韩国为了阻挡秦国，(6)求救于赵时，许诺“有城市邑十七，愿再拜献之大王。”可见，战国时期流行着城市邑这一名词。对此，宋元间著名学者胡三省在注解《资治通鉴》时，特别解释道：“城市邑，言邑之有城市者，指言大邑也。”显然，这里的“城市”还是有“城”加有“市”的意思。
明确与今城市概念相同的城市名词出现在《韩非子·爱臣》中：“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但，这已到战国晚期了。
1．致天下之民
虽然关于中国城市的形成时代众说纷纭，但是并不妨碍我们从早期古城址的发掘中一窥早期城市的基本特征。
现代考古学一般是将夏代以前划为史前期。对这一时期的城址发掘，早在上一世纪的30年代初就已开始，经过考古工作者近80年的(7)不懈努力，目前已发现史前期城址50余座，其中最为著名的，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子崖城址。
城子崖城址位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武源河畔的台地上。1930年冬，中央研究院与山东省政府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由李济主持在此进行了首次发掘。参加这次发掘的人员有大名鼎鼎的学者董作宾。第二年10月，再由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主持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根据这两次发掘的情况，1934年由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七人编著的《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一书在南京出版。在这本书的附录中，董作宾将这一出土了漆黑光亮的蛋壳陶的早期文化命名为龙山文化，黑陶也就成为龙山文化的特征之一。而在第三章“建筑之遗留”中，首次描述了城子崖龙山文化古城的特征。
20世纪80年代，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复探和试掘，其中对龙山文化城有了更为准确的认识：在30年代的发掘报告中，城子崖古城南北长约450米、东西宽约390米，残存的城墙高度在2—3米之间，而城基宽约10.6米。到了这时考古学家们又重新测量了整个城址，发现城东西长455米，南北最大距离540米，面积约为20万平方米。残存的城墙深埋于地表以下2.5—5米，残宽8—13米。而且城址也并不十分规则，其北垣弯曲，中部呈弧形外突，其余三面城垣平直。城墙由堆筑版筑结合筑成，拐角呈弧形，属台城类型，墙体壁面外陡内缓。另外，城墙南北互相对应，连以通道。北部外凸的部分地下有大型建筑基址。
据多次考古发掘的考察，学者们发现城子崖的城垣始建于龙山文化早期，也就是公元前2600年前后，在经历了整个龙山文化时期后一直延续到夏代。甚至在这个古城址上，还叠加了部分春秋时期的城址。显然，这个城址一直为早期人类所使用。
作为我国文明起源的另一个区域，长江流域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大量的城址。位于湖南澧县西北的城头山城址，显然是具有代表性的。
城头山城址就位于洞庭湖的西北岸，南临澹水，与江汉平原连成一片。这个城址至今仍然突起于地面，遗迹清晰可见。1991年冬，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单先进等人首先对这个城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随后何介钧等人加入，先后在这里发掘了8次，自然得到了十分宝贵的资料。(8)图1-2 湖南澧县城头山史前期城址平面示意图
根据测量，城头山城址的城墙高出城外平地5—6米，城址平面呈现出相当规整的圆形，这与黄河流域的城址有了很大的区别。城址的外圆直径约325米，内圆直径在314—324米之间，城址总面积约为8万平方米。在城址的东、南、北三面中部各开一个门，东门底部发现有卵石路面。但北面似乎不同，现在看来北面地势最低，内有一个直径约30余米的圆形大堰。这个堤堰通过北门与城外护城河连接在一起，所以人们认为北门是一个水门。环绕着城址的护城河又深又阔，宽在35—50米之间，深约4米，对当时的人们来讲，显然是难于逾越。而且护城河部分由人工开凿出的，还有一部分是利用了自然河道，十分合理。
城头山城址内的中央部位人们发现了成片的夯土台基，有的房屋甚至建在高达1米多的夯土台基上，看来是有比较高的规格。在城内的东部及西南部也发现有许多房屋的基址，而在西南部居住区内，考古学者们还发现了一条宽2米多，由红烧土铺成的道路，更让人称奇的是道路的两旁还设有排水沟。在东北部发现一处制陶作坊区，这里有多座陶窑，还有许多条取土的坑道、众多的贮水坑和泥坑，甚至还有工棚。这是一个大溪文化制陶作坊区。在城址的西北部等处还发现了大面积的墓葬区，有墓葬五百余座。在东城墙的内侧还有一个祭坛，这个祭坛大体是一个不规整的椭圆形，南北长径约16米，东西长径约15米，面积超过200平方米。在祭坛上有圆形的浅坑、瓮棺葬和土坑墓，在祭坛外也发现了用来置放动物骨骼、陶器、大砾石等的土坑，这些显然是与祭祀活动有关。据考古学家们认定，这个祭坛建造于大溪文化一期，也就是不晚于距今6000年的时代，并且一直延续到大溪文化二期偏晚，也就是距今5800年左右。可见，城头山古城应当(9)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一座城址了。
事实上，我们正是从众多的史前期城址中，了解到中国古代城市或早期国家形态的特征。这些史前期的城址也为中国城市起源年代的判定提供了实例。这一时代“万国（城）”林立，五方并存的状况，正与三皇五帝时期在局部联合基础上形成中华共同体的史实相对应。
2．造郭以守民
早期的城市，首要功能是防御，这从史前城址中大多仍残存着夯土的城墙中可以为据。
1975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西发掘了东周阳城城址。这个城址分为东西二城，据专家判断，东城修筑在前，在被河水冲毁后，又利用东城西墙作为西城的东墙修建了西城。从发掘的情况来看，尽管仅残存部分城墙基础槽以及槽内的夯土层，不过城墙的走向还是清晰可见。其中，东城墙残存了南部的一段，大约长65米，南城墙的西段保留了约30米。在西南城角两段残存的城墙相交的地方，内侧呈凹弧形，外侧呈凸弧形，大致向外凸出2米左右。在这个城址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西城以东城的西垣为东垣，南面的城墙东端与东城西南角之间有一段长9.5米的缺口，假为西城的城门设施，南垣长82.4米，西垣长92米，北垣西段残存29米，其西南、西北城角与东城西南角形制略同。城内面积近1万平方米。(10)图1-3 河南登封王城岗史前期城址平面示意图
显然，用城墙或壕沟作为城市的第一道防线，不仅在东周阳城中如此，在史前遗址中是很平常的。我们在塞外的河套地区黄河东西岸也发现了不少城址，如塞子塔城址、寨子上城址，马路塔城址及后城嘴城址等多处城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或相互成群，或邻近成组的石城，大多选择在山岗河崖等地势险要处。可见，它们首要的目的就(11)是设防护卫。
其实，从后人对古代城市的论述中，甚至在之后很久的西周时期，城市仍然保持着这一重要的功能。
周初的大分封，分茅列土，在全国建立起许多统治和防御据点，使周的统治深入到各旧部族之中。《吕代春秋·观世》中“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这些众多的姬姓诸侯在新封地中，处在异族的包围下，所以他们到达封地后，首要的工作就是建立城堡，用坚固的城郭和深阔的沟池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同时对被征服的人民则严加防(12)范：一方面是“宅尔邑，继尔居”，另一方面是用高城深池把自己与他者分离开来。姬姓贵族平日深居城中，绝不敢轻出城外。这样建立起来的封建都邑，当然都是以防御和保护为目的的军事堡垒。到了东周时期，随着列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力量的增强，社会进入了一个诸侯割据称雄的时代。列国诸侯之间是“强凌弱，众暴寡”，经常(13)互相吞并，因而“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战争不断。列国诸侯无论是为了进攻还是为了防御，都不得不根据自己的政治和军事需要，极力扩大旧城或建立新城，筑起坚固、规模宏大的城墙。因此，城市的防御功能更为突出。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文献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记载下来。如：《国语·齐语》：桓公筑葵兹、晏、负夏、领釜丘，以御戎狄
之地，所以禁暴于诸侯也；筑五鹿、中牟、盖与、牡丘，以卫诸
夏之地，所以示权于中国也。狄人攻邢，桓公筑夷仪以封之，……狄人攻卫，卫人出庐于
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谷梁传·襄公二十九年》：（鲁）仲孙羯会晋荀盈、齐高止、
宋华定、卫世叔仪、郑公孙段、曹人、颧人、邾人、滕人、薛人、
小邾人城杞。古者天子封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满城
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诸侯之大夫相帅以城之。
在春秋战国时的文献中，这一类的记载很多，这充分说明直到春秋战国年间，所有的旧城扩建与新城兴筑，都是从防御目的出发的。对于这一点，古人其实认识得十分透彻，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例如《左传·襄公七年》：季康欲代邾，及飨大夫以谋之，子服景伯云：“民保于城，城保于德。”而《谷梁传·隐公七年》也明确地指出：“城为保民为之也”。其实，这样的论述，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墨子·七患》：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
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管子·权修》：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
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
这些都说明，在中国早期的历史中，城市最主要的功能是防御，是守卫，是统治广大地域的中心，并且这一功能为后世城市所继承，一直延续到中华帝国的晚期。
3．聚天下之货
虽然如上述所言，早期的城市防御功能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毕竟由于集中了大量人口，早期城市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区域的经济活动中心。这当然也是从考古遗址中的发现总结出来的。(14)图1-4 湖北天门石家河史前期城址平面示意图
1979年，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曹桂岑主持开始发掘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在这个城址中，不仅城内发现有高台建筑的遗存，还有平地起建的房址，更重要的是还出土了3座陶窑和大量的铜渣。这座修筑于公元前2500年前，属龙山文化油坊类型的城市，显然是一座十分重要的手工业城市。无独有偶，1991年至1993年由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发掘的丁公城址，城内也有陶窑、水井等遗迹。而在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北京大学考古系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多次发掘的结果，在城西北邓家湾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狗、鸟、鸡、羊、象、鳖和跪坐人抱鱼等形态的陶塑，估计这里是一个专门生产陶制品的工地。而在城外东南部的罗家柏岭遗址中，在一个庭院式建筑遗迹中，出土了不少蝉形饰、龙形环、凤形环、璧、人头像等精美玉器以及玉(15)石器半成品和石料等。这些虽然不能认定是其经济活动的发达与否，但至少说明了即使是在史前期的城市中，经济活动仍然是城市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如此看来，中国的早期城市尽管多是从政治、军事目的出发兴建起来的，但是在已建成的城市中，总是有一些城市的位置刚好处在交通枢纽、河川渡口或物产特别丰富的地方，因此，这些城市的工商业就依靠交通便利而逐渐发展起来，成为经济都会。如洛阳地处“天下(16)之中”，，且“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胜”(17)，因此可以“东贾齐鲁，南贾梁楚”，商业最为发达，甚至洛阳当地的风俗也因此而变得“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显然，这一文化现象是经济功能强大的产物。只不过，这样的描述都是到了城市发展较为成熟的春秋战国时期了。————————————————————(1) 杜瑜：《中国城市的起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2) 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8—11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3) 郑昌淦：《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兴起和发展的概况》，《教学与研究》1962年第2期。(4) 曲英杰：《古代城市》，1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5) 曲英杰：《古代城市》，18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6) 《资治通鉴·周赧王五十三年》。(7) 曲英杰：《古代城市》，1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8) 曲英杰：《古代城市》，2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9) 参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澧县文物管理所：《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3年12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10) 曲英杰：《古代城市》，1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11) 曲英杰：《古代城市》，2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12) 《尚书·多士》。(13) 《孟子·离娄上》。(14) 曲英杰：《古代城市》，26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15) 参见曲英杰：《古代城市》，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16) 《史记·周本纪》。(17) 《读史方舆纪要》卷48《河南府》。
第二章 都·邑——夏商周都城
古代文献中常提到的邑，在卜辞中是土地和人民的象形，可见邑是泛指所有的居民点。邑有时还有市，就称为“有市之邑”。从城市的定义来看，这种有市之邑才是指城市型居民点。《战国策·齐策五》中苏秦在游说齐缗王时所说：“通都小县，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就是指这样的城市。
另外，还有一个与城市有关的字是都，是专指有宗庙之邑。古代中国人信奉的是祖先崇拜，家有家庙，国有宗庙，宗庙所在即君王所驻。所以，都又用来指称国家的统治中心。这一含义后来延伸，就是国都这一专用名词的出现。
然而，早期的国都与早期的历史一样，晦暗不明，而且由于其“不常厥邑”，故一直是困扰着史学家的谜团。自上个世纪初，考古学家对夏商都城的持续探寻，尤其是殷墟与二里头遗址的发掘，终使夏商传说时代的都城历史初现曙光。
1．夏都二里头遗址
上世纪20年代末对殷墟的发掘，鼓舞了考古学家们，他们试图在豫西、晋南一带寻找到“夏墟”，将传说中的夏代落实下来。但由于战争等原因，这一努力不得不中断。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徐旭生在河南登封、禹县、巩县、偃师等处重新开始调查，终于有所斩获，发现了著名的二里头遗址与东下冯遗址。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西南约10公里处的洛水南岸，整个遗址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1500米。遗址地面上有四块较高的地块，其中最大的一块位于遗址的中部，面积约12万平方米。就是在这块突起的地方，至今考古学家们已探出数十座宫殿的基址，这些宫殿基址就占地约8万平方米。在这片宫殿区的周围，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一些普通房屋的基址、墓葬，以及青铜器作坊、制骨作坊遗址和烧制陶器的陶窑等。这些建筑的时代大致是在公元前1900到公元前1400年间。
考古学家们对1号宫殿进行了重点发掘。这个宫殿基址的平面略呈正方形，面积在1万平方米左右。中心殿堂的平面是长方形，东西长约30米，南北宽约11米，坐北朝南，现在看来是一个四坡屋顶式建筑。堂前是一个庭院，四周围以廊庑，南面设门。同时，考古学家们对位于1号宫殿东北部的2号宫殿基址也进行了发掘。这个宫殿比1号宫殿体量更大，大致是一个南北延伸的长方形：东西宽约58米，南北长约72米。宫殿区的中心殿堂平面也是长方形，规模与1号宫殿区的中心殿堂大致相同：东西长约32米，南北宽约12米，坐北朝南。殿堂前也有一个庭院。但不同的是，在中心殿堂后有一座与这座建筑同期的大墓。另外，2号宫殿东、西、北三面都有夯筑的墙垣，南面则设有一个带东西塾和穿堂的庑式大门。1号宫殿和2号宫殿的修筑时间，据考古学家判定都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也就是公元前1700至公元前1600年间。
就二里头遗址所在的方位，存在的时间及规模来看，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曾一度断定是为汤都亳城，但后来又认为这个城址应该是更(1)早的夏代都城，即桀时期的都城斟寻。不过，因为《逸周书·史记解》中有：“宫室破国。昔者有洛氏宫室无常，池囿广大，工功日进，以后更前，民不得休，农失其时，饥谨无食，成帝伐之，有洛以亡”。孔晁注解这段话时认为：“汤号曰成，故曰成商”。所以，考古学家曲英杰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这段话所说的成汤伐之的有洛氏都城，而(2)有洛氏不过是夏的一个属国而已。(3)图2-1 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城址平面示意图
但不管是夏都还是夏的属国之都，令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不解的是，在二里头遗址中迄今没有发现筑有城墙，这显然与我们所知的早期中国都城形态不同。
因此，在1974年秋至1979年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继续在“夏墟”的范围内进行搜寻。其中，孟凡人等在山西夏县东北约15公里的青龙河南、北岸的台地上进行了发掘，这就是东下冯遗址。
东下冯遗址的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分东、中、西（南岸）、北（北岸）四个区域。总体来看，这里的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文化大同小异，考古学界将其定为东下冯类型，这一文化类型所属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900至公元前1600年间，正是传说中的夏的时代。
在东下冯遗址的中区，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座城址。虽然这个城址的北部被水冲毁，残存的部分城垣也已被覆盖，不过我们还是能从遗址中看出这个城的大致轮廓：东城墙残存了南段，约长52米，西城墙所遗留下来的南段则长140米，南城墙总长有440米，但这段城墙的中部有些折曲，并不是平直的，因此东城墙与西城墙之间的距离平均约为370米。在南城墙接近西南拐角的地方，考古学者们用探沟发现，城墙的残高1.2-1.8米，底宽8米，残顶宽约7米，外侧近似竖直，内侧则向外倾斜，因此城墙的横剖面是个梯形。这段城墙的两侧都有夯筑的斜坡，并且在城墙的外侧还挖有城壕。城壕的口宽5.5米，底宽4米，深达7米。这段城墙修筑在所属时代不明的第四层和属于庙底沟第二期文化的第五层之上，斜坡上则压有属于商代二里冈期上层文化堆积。在东城墙的南段，考古学者也进行了探沟发掘，他们发现这段城墙残高约1米，底宽7.8米，残顶宽6.7米，墙外也有城壕。而这部分城墙是修筑在庙底沟第二期文化层上，保护城墙的斜坡也是被二里冈期上层文化堆积覆盖。另外，在这个城内的西南部还发现了与城墙属于同一时期的圆形建筑基址群，以及灰坑、水井及墓葬等遗存。
发掘者将东下冯遗址中城的修筑年代确定为东下冯遗址第五期。从时代来看，这时已到商代早期。不过，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也认为，从整个遗址以及城墙的叠压关系等方面判断，这个城址并不排除是建(4)造于更早的夏代的可能。(5)图2-2 山西夏县东下冯夏代城址平面示意图
尽管我们至今仍不能确定夏都所在，但从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中，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时已有较大型的城市出现了。
2．盘庚迁殷与殷墟的发现
被认为是东方部族的商，自成汤称王，建都于亳，始开启早期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商到了仲丁时代迁都隞，到河亶甲时期再迁相。商都的前后数迁，这在史书上都有记载。到了盘庚，更有七迁之说。但是，从已有的考古发现来看，这些不断迁移的都城所在，大多数至今仍不能确指。商都所在以及商都“不厥常邑”的原因都是我国早期历史上的难解之谜。我们现在仅能从已发现的商代城址中，试图拔开掩盖着这段早期历史的迷雾，推测一下商都，尤其是盘庚时期都城的可能位置。《尚书·盘庚》第一句就讲的是迁都问题：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之后又明确指出：“盘庚迁于殷”。由这段文字我们知道，盘庚迁都就是把都城从亳迁到了殷。
盘庚迁殷是我国早期都城史上的重大事件，史学家们正是以此事件作为商代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此前，尤其是从成汤至仲丁，社会稳定，都城一直设立在亳。亳的所在，有些学者认为就是今天的郑州商城。但仲丁之后，王位纷争，“比九世乱”，诸侯叛离，政局混乱，因此都城屡次迁徙。盘庚迁殷后，王道复兴，四方安定，从此都城不再频繁迁徙，直至殷纣亡国。所以说，盘庚所迁的殷在商代历史上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至于我们现在将商称为殷商，或直接以殷指代商，即是这一缘故。那么，殷到底在什么地方？
关于盘庚所迁的“殷”的地望，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甲骨文的出土与探测，都证明了现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就是盘庚到殷纣亡国之间的都城遗址。而殷墟的发现则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重大而曲折的事件。
事实上，殷墟都城的发现是由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而引起的。清代末年，今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的农民在田间耕作时，常翻挖出带字的龟甲片。起初当地农民们认为这是不吉祥的东西，就丢弃在路边田埂上。后来这些刻有字划的龟甲，被当作中药的一味药剂龙骨，被中药铺大量收集。1899年，在北京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身患疟疾，在药铺配制中药时，发现龙骨上有隐隐约约的刻划符号。王氏是一位卓有成绩的金石学家，精通铜器铭文。这些刻划符号当然引起了他的兴趣，于是在京城广收龙骨进行研究，终于认定这些有刻划符号的龟甲，就是一种久已失传的商代卜骨。从此，甲骨文就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甲骨文的发现，也引起了学者们对安阳小屯村的注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了考古组，从1928年开始进驻安阳小屯一带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开始了殷墟的科学发掘历史。第一次发掘工作直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而被迫停止。这期间大约进行了15次大的发掘工作，在宫殿区发现有50多座夯土台基，发掘出大量的青铜器、玉器和石刻等，还有两万多片的刻字甲骨，在王陵区发掘了10座带墓道的大墓，1000多座小墓，其中也有不少青铜器、玉器、石器和漆木器等。新中国成立后，又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发掘。殷墟的基本情况逐渐清晰，蒙在商代都城上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了。
如果我们查看中国地形图就会发现，在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过渡的地方，有一个呈带状分布的平原区，这就是太行山脉东麓一线的冲积平原，而殷墟正位于这个冲积平原的中南部，处于一个大约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长约5公里，总面积为3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这里土地肥沃，形势险要，所谓的“左孟门，右漳滏，前带(6)河，后被山。”。殷墟的遗址区，按考古发掘工作的重要性分为重点区、一般区和外围区三个部分。（见图2-3）尽管对殷墟考古已经进行了近80年，但可惜的是，至今未发现城墙，所以殷墟的平面形状我们仍然无法确定，只能判断出它大致的功能分区：居住遗址主要分布在洹河两岸，且以南岸为主，洹河北岸只有大司空村南、武官村南及侯家庄南地发现居住遗存；小屯村及花园庄是宫城区。而在宫城区的东、北为洹河，西、南有壕沟，壕沟与洹水正好围成封闭的防卫沟。显然，这里是殷商都城重点防守的区域。在这一区域中，考古学家们在小屯村东北部发现有50多座宫殿建筑遗址。在这些宫殿建筑之间还杂错分布着铸铜作坊遗址、玉器作坊遗址、制骨作坊遗址和制陶作坊遗址，明显是为宫殿区的贵族服务的。(7)图2-3 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遗址平面示意图
3．武王伐纣与丰镐二京的建立
殷商到了后期，因纣王的荒淫无道，人心背离，起于西方的周人，取而代之，成为中原地区新的共主。
史籍记载，西周在东征之前已经营关中数代，并在文王时从西部的岐山迁到了关中中部渭水之滨的丰。文王之子武王再筑镐京，这就是西周时期的丰、镐二京。关于丰、镐二京的修筑过程，《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有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人兴起于今陕西、甘肃一带，传说其始祖名弃，为姜姓有都氏女姜嫄所生。弃在尧舜时任农师之职，受封于邰，也就是今天的陕西武功西。弃又号后稷，实际上，我们可能更熟悉他的号。后稷死后，他的子孙世代为夏朝的农官，传到不喾时，正值夏处于衰亡之际，于是不喾逃到戎狄之间。但不久，他的孙子公刘就带领族人定居到豳，即泾河流域的今陕西旬邑县西。公刘在这里(8)发展农耕业，并很快使豳成为“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的富庶地区。公刘再传九世，到了古公亶父时，来朝走马，止于岐下，把活动中心从戎狄杂居的泾河流域迁到了关中平原岐山之南的周原地区。不过，从历年的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周原的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分属于(9)仰韶、龙山、晚商、西周和东周五个时期。可见，这里在古公亶父之前就已得到开发，不过是到了古公亶父时周人才真正定居下来，开垦土地，修治田垄，营建宫室，并建立了周第一个王都岐邑。
据考古发掘的情况，周都城岐邑的范围大致是以今陕西岐山县京当乡贺家村为中心，北抵岐阳堡，东至樊村、齐村，北至岐山山麓，(10)南至康家庄村，距今扶风县法门寺西北约7公里。这与晋杜预《左传注》中所说的“周城在美阳县西北。”和《续汉书·地理志》中的“美阳县有周城，在县西北，南有周原”的记载也都吻合。
周人在周原一带长期经营，势力不断扩大，在商王武乙末年，古公亶父之子季历入朝，武乙赐给他土地、玉器、马匹等。季历就借商王之威，西征兔戎，俘获十二翟王。到了文丁时，季历再进一步开疆拓土，伐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使周的势力范围到达了黄河之东。尽管季历被商王文丁封为牧师，但其势力的增强还是引起了商王的忌恨，最终季历为商王所杀。季历之子姬昌继位后，继续对大邑商行朝贡之礼：在向纣王献出洛河以西的土地后，被封为西伯。
姬昌虽僻在关中，但四处网罗人才，致力发展经济，终于成为西部势力最强大的方国。而此时的商王荒淫无道，以致民怨沸腾。《尚书·无逸》是这样记载的：商“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因此，商的方国多叛商归周。当周终于发展成为可与殷商分庭抗礼的强大势力时，人们就认为“文王(11)受天命而王天下”是必然的。在周人所制的青铜器中也有这样的(12)铭文“坯显文王受天有大令。”因此文王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进行的一系列征伐活动就成为正义的事业。
丰、镐二京就是在这些征伐过程中修建的。“西伯盖受命之君，(13)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文王之所以作邑于丰，一是为了缩短与商人的距离，为灭商做好准备；二是沣水流域自然条件优越有关。作为渭水的支流，沣水流域地势开阔，考古发现也告诉我们，这里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是人类长期居住的地区。
文王子武王时期，周人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并趁商王朝全力对付东夷之际，东进伐商。为了东进克商，武王再次将国都由沣水之西的丰邑迁往沣水之东镐池附近的镐京。
文王迁丰与武王营镐，被认为是中国都城史上的重要事件，丰镐二京的建立也自然成为定都关中之始，尤其是在武王克商成功后，关中开始成为全国性政治中心所在。(14)图2-4 西周丰京遗址现状示意图(15)图2-5 西周镐京建筑遗址分布示意图
大约在西周末年，丰、镐二京就遭到了破坏，城址湮没。因此，到了汉唐时代，史学家谈论丰镐时，就只能指出其相对位置了，也就是丰邑在沣，靠近沣水，位于汉长安城西南或户县城东，或者是唐长安城西的位置；镐京则位于沣水之东的镐池附近，即昆明池内。由于丰镐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所以，在上世纪30年代，中央研究院就先后两次组织力量对丰镐地区进行考古调查。解放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其后身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都先后对这一地区进行过调查，终于使丰镐二京的位置、形制以及城市内部布局逐渐清晰起来。尤其是五号宫殿遗址的发掘，使得镐京城市内部布局的基本特征凸显出来。(16)图2-6 西周镐京五号大型宫室平面示意图
中国古代城市是国家和王权的象征，城市规划布局是围绕着天子宫室为中心进行。《考工记》中的匠人营国，正是把王宫置于中径之途。因此，镐京五号宫殿基址为代表的宫殿区，很可能就是镐京的中心，而其正位于镐京的北部，或许说明从那时起，王宫位于城市的北部就已经成为都城建制的一个重要特征了。另外，根据《诗经》及《孟子》中的记载，丰镐不但有大规模的宫殿建筑，而且还有灵台、灵沼、灵囿等供贵族活动的场所。
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丰与镐的关系。事实上，丰镐在古代常常连用，有点像今天的双子城的味道。也就是说，武王居镐后，因宗庙仍然留在丰京，所以每有大事，必须到丰京告庙，但主要的政治活动与生活场所则集中在镐京，这已是确定无疑的了。
4．营建成周
周武王灭商，立三监后即班师西归。但实际上，周人在东方的统治这时并没有完全巩固，商人的势力仍很强大，武王自己也深知“天下未集”。果然，两年后，武王病逝，成王年幼，武王之弟周公姬旦出来摄政。而管叔、蔡叔怀疑周公篡位，于是“启商”，也就是引诱商遗民武庚叛周。一系列的事件，使得西周政局不稳，尤其是对商故地的统治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周公只得再次大规模东征。这次东征耗时三年，在东部彻底击垮了殷商的势力；在西部则巩固了周人的统治。随后，周公颁布了两项十分重要的政令：一是“分建亲戚，以蕃屏周”；一是营建成周。
事实上，第二项举措早在武王克商后就曾有过考虑，武王甚至亲自确定了大体的位置：“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有河，宛瞻延于伊雒，无远天室。”三监之乱，更使得周公确信丰镐远在西鄙，对东方很难起到镇抚作用，必须在殷商故地兴建统治据点。于是，周公开始了营建东都的工作。《书序》中说：“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雒浩》。”就是讲述的这个事件。洛邑的建设在武王时只是有点眉目，到周公相成王时才全面完成，故《史记·周本纪》说：“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新建于雒水的都城，在《逸周书·作雒解》中称为“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城中建有五宫、太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等礼制建筑。建成后(17)成为周的东都：“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18)图2-7 洛阳东周王城（成周）平面示意图
东都成周建成后，周公感到从此东方的疆域有了保障，武王的临终遗言也都实现了，自己可以还政于成王。于是，在周公，在周公称主的第七年十二月，周公亲自在雒邑宣布改元。从此，宗丰镐和成周雒邑同时时成为周人的统治中心。————————————————————(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赵芝荃“论二里头遗址为夏代晚期都邑”，《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2)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6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 曲英杰：《古代城市》，35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4) 曲英杰：《古代城市》，35—36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5)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23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6)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28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7) 《战国策·魏策》吴起语。(8) 《史记》卷4《周本纪》。(9) 陈全方：《早周都城岐邑初探》，《文物》1979年第10期。(10) 徐锡台：《周原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6期。(11) 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62。(13) 《史记》卷4《周本纪》。(14) 朱士光主编：《古都西安：西安的历史变迁与发展》，116页，西安，西安出版社，2003。(15) 朱士光主编：《古都西安：西安的历史变迁与发展》，119页，西安，西安出版社，2003。(16) 朱士光主编：《古都西安：西安的历史变迁与发展》，122页，西安，西安出版社，2003。(17)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18) 张驭寰：《中国城池史》，12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古都篇
第三章 京·师——国都的确立与转移
一个王朝建立之后，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便是首都应该确定在全国范围内的那一个地理位置或者说区位上。从宏观的方面而言，这个位置必须是最有利的，其他地点都不如它。从微观的方面而言，这个地点的地理环境又适宜建设都城。
在中国古代，“京”特指的是大面积的向阳高地，“师”是军队的驻地，“京师”连称，则是因为一般是在高地处驻有重兵。而把国都称为京师，显然是因为国都一般都驻重兵把守。可见国都的确定、防守，或军事原因是十分关键的一点。事实上，古代都城的选择，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选择易守难攻之地。至于其他方面的考虑则都是在这之后。
1．定都之议
楚汉相争，汉王刘邦靠着良将谋臣的支持最终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建立了西汉王朝。马上得天下，自然不能马上治天下。政权甫一建立，首要的任务自然是确定行政管理的中心。而助刘氏得天下的将士，多为山东人氏。秦汉时以崤山为界，其东皆为山东，与今天并不相同。他们当然愿意衣锦还乡。因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的洛阳自然成为将士们的首选：这里既是天下之中，又离老家丰沛较近。看来，刘邦定都洛阳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不料，刘邦此时却有些犹豫不决。为什么？原来定都洛阳固然可以凭借交通便利管理疆域广大的西汉帝国。但是，此时汉王朝立足未稳，天下未定，东有异姓诸侯，西有匈奴虎视眈眈，这时最需要考虑的是军事安全。刘邦迟迟未决，显然是考虑到了这一原因。
其实，这之前的古人早已意识到地理形势在国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左传》中就有“国之大事，在祀在戎”。这里的戎就是指军事安全，意思是只有用兵力才能保障社稷，这是与祭祀同等重要的大事。而《易·习坎》中也有“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其实都是这个意思。因此，历来选择都城，其附近的山川形势自然也就在考虑之内了。
因此，就在刘邦迟疑之时，娄敬就很巧妙地向他提出了建议。当时得知刘邦欲建都洛阳后，娄敬去见了刘邦。汉初并不像后来，刘邦虽已称帝，但将士要想见他还是比较容易的。娄敬见到刘邦后，就问：“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高祖回答不错，娄敬接着说：“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为什么？刘邦不解道。娄敬接着分析。周室积德累善十余世，才有历年久远，而高祖您本人之得天下，靠的是“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尸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这样的状况下，刘邦“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作也。”不仅娄敬认为不可，刘邦自己也深以为然。话说到此处，那么，不建都洛阳，哪里又是最佳的建都选择呢？娄敬接下来给出了答案：建都关中。
娄敬是这样分析关中建都的有利之处。他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1)地，此所谓天府也。”娄敬在这里虽也提到关中是天府膏腴之地，实际上着重在讲秦地的地理形势。秦为四塞之国，早在战国时，苏秦已经提出这样的看法。唐人张守节对此作过解释，他说：关中“东有黄河，有函谷、蒲津、龙门、合河等关；南山及武关、峣山；西有大(2)陇山及陇山关、大震、乌兰等关；北有黄河南塞，是四塞之国。”这里所说的黄河南塞是指战国时秦昭襄王所修筑的长城。这条长城由今甘肃岷县起，经今陕西北部，一直达于内蒙准格尔旗，正位于黄河北河之南，故称为黄河南塞。
正是因为关中地区有这样的形势，娄敬才提出这样的建都建议。甚至娄敬还以与人搏斗作为例子说服刘邦：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
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
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吭，拊其背，
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在这里娄敬所讲的是关中的地理形势，从经济上这里经过秦人的经营已有自足的可能，即“资甚美膏腴之地”；在军事上是退则“四塞以为固”，进则“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助刘邦得天下的张良对定都的看法与娄敬几乎完全一致。甚至他劝说刘邦的话也与娄敬差不太多：“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张良这是指关中的南、西、北三面都有崇山峻岭，可以阻隔外来武力的侵扰。而留出来的东方，有黄河与渭河以通东方，既可以借以供输关中，又可以在危急时刻顺流而下，平定诸侯。这样的话确实很能打动对局势了如指掌的刘邦。即日他便下令西都关中。
娄、张两人的话都说明了定都关中则可以控制全国形势，既使山东叛乱而失去控制，靠着关中的险固与富饶，也可自我保全。所以建都于西安一带，优于洛阳。从西汉的历史来看，他们的这个预测是正确的。果然，在其后不久的汉初异姓诸侯之乱以及刘邦的孙子景帝时爆发的吴楚七国之乱，都是起初叛军声势很大，但不过数月，就被中央王朝彻底平定。可见，尽管秦汉的对手不同，但他们一致的是都要面对来自东方的威胁：秦国要对付的是东方六国旧贵族的潜在危险，西汉初期要对付的是东方各诸侯的割据势力。以控内而言，建都关中是当时最合理的选择。事实上，这一点不仅秦汉时如此，就是秦汉之际时也如此。当年项羽推翻秦王朝后，谋士韩生也对项羽说过娄敬类似的话。只可惜项羽目光短浅，仍然要回到离自己老家较近的彭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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