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薇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北京绿色发展与科技创新战略研究试读：
前言
以创新驱动研究北京绿色发展的模式与战略是解决人口资源环境难题的关键突破口。尽管随着政府及居民环保意识的不断加强，北京的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等问题有所减轻，同时资源的供求比例状况也得到改善，但是北京以消耗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仍然没有根本改变。资源与能源的紧张状况、日益扩大的城市生态足迹、严重的污染问题和城市布局不合理，成为制约北京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一方面，资源环境问题为北京市向绿色发展模式转型、进行制度与技术创新以推动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脱钩提供了需求；另一方面，严峻的现实也为北京市从传统发展方式向绿色发展模式转型提出了一系列挑战。作为全国节能减排领域的排头兵，在新的历史时期，站在新的起点，北京要进一步深化绿色发展，着力解决水资源短缺、交通拥堵、垃圾处理、碳减排、污染物排放等可持续发展的阶段性难题，除持续强化行政手段以外，还需充分发挥科技的支撑作用。未来，我国将大力培育节能环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北京作为我国绿色科技资源比较丰富、产业基础比较雄厚的地区，也提出了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将绿色产业列入了未来重点培育发展的产业之列，这将为未来绿色北京的全面、系统建设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本书以创新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区域生态经济理论与方法为指导，主要着眼于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对北京市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促进机制及关键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思路是从理论总结出发，对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理论进行规范研究；通过对国内外在绿色科技创新过程中的制度创新先进经验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北京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制度障碍、关键问题及完善途径，进行实证研究，把创新放到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内外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去讨论。再把北京绿色发展中的重点产业进行详细研究，如低碳产业、环保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在分产业领域的研究中，细化对绿色发展与科技创新的理解。
本书共分为七章，第一章是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关系研究。在理论上通过梳理国外有关科技创新驱动的关键因子、影响因素、区域特征等问题，找出在特定区域特别是人口集中、资源短缺的大都市区如何进行绿色可持续发展实践。找出已有的创新理论与绿色发展理论的交叉点，尝试探讨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对绿色发展的作用关系。提出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相互促进机制，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驱动绿色经济的快速发展，绿色发展反之有利于北京实现创新要素驱动。探求两者相互促进的内在机理和外在表现因素，为找出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关键问题，提出合理政策措施提供可参考的科学理论依据。第二章是通过构建全国东中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的评价指标体系，从区域层面找出北京的绿色发展科技创新定位，并对北京当前的绿色发展概况进行了基本的描述性评价，北京人口持续增长与资源环境短缺的矛盾将长期存在。第三章是通过梳理北京近年来绿色产业科技创新政策，找出制约绿色产业科技创新发展的深层次因素。北京适合从创新前端进入创新驱动阶段，走“政策驱动”实现创新要素聚集的创新发展模式。要瞄准世界城市建设的高端形态，依据北京现有的科技资源，找出促进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关键问题。主要包括：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引领绿色经济发展；发挥地方大型企业、中央企业和研究院所的主力军作用，积极对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加大对重点产业核心关键技术、系统集成和行业标准制定的研发投入；围绕绿色发展各领域，整合全市政策、技术、资金、服务等资源，发挥节能低碳发展创新服务平台作用，在节能、碳减排、水资源利用、垃圾处理、废气治理、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突破一批产业化重大2e关键技术和成套集成技术，培育绿色增长点，打造清洁技术创新策源地。第四章从具体领域出发，研究北京的能源需求与节能措施。找出影响北京能源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产业结构、能源价格水平、人口、城市化水平等，构建了北京能源消费预测LEAP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北京的建筑、交通、供热、交通的节能措施与建议。第五章提出了北京低碳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和战略重点。针对北京市低碳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观念障碍、体制机制障碍等，遵循产业研究规律，寻找促进低碳产业发展的途径，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可应用的标准与模式。通过对北京市低碳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与现实评价，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北京市选择低碳产业发展的优先领域，制定相关法规政策提供平台。第六章探讨了北京环保产业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与发展趋势。第七章阐述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高度重视掌握核心技术及其相关知识产权，这是决定未来产业竞争成败的关键。但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并非全部是由颠覆性的新兴技术推动的，其发展离不开既有技术的支撑。在既有技术基础上的集成创新、为满足新的市场需求进行的技术创新以及既有技术的完善提高都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推动力。北京是全国科技和智力资源最为密集的地区，更应该在重大科技创新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本书的研究重点在于：一是找出北京以科技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关键点。培育和发展绿色技术是缓解资源环境约束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绿色经济发展必须以技术创新为前提。高成本和低收益、竞争力缺乏是绿色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二是提出北京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发展的战略思路。绿色经济的构建需要以先进的技术为平台，而合理的制度体系又为技术的研发与创新提供可能。政府的制度创新对绿色科技创新具有激励效应和导向作用，不同的制度环境形成相异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进而影响到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制度创新对绿色科技创新的激励、约束和引导功能是通过消除不确定性、促进外部效用内部化、降低交易成本和行为风险、克服市场失灵等来实现的。研究难点在于：绿色经济发展问题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理论与实证论述的展开需要在大量的文献阅读与分析中进行前瞻性的总结与提升，有一定的挑战性。此外，由于对绿色产业作为新兴产业门类，统计数据缺乏，为课题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创新之处：力图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创新：一是系统地研究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的相互促进机制，找出关键问题，填补研究空白。二是以制度与政策、相关利益主体行为分析层次以及社会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层次作为研究切入点，多个切入点的研究整合将使本书的研究更加充分、系统，并具有多学科创新特色。
本书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北京市绿色发展与科技创新战略研究”是一个崭新的、多学科的研究命题，研究过程得到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与鼓励，在此特表示衷心感谢。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科文库的出版资助，感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研处的王燕梅处长、朱霞辉副处长、朱庆华、俞音都为本书的出版提供的帮助。作者由于时间有限、能力所限，不能保证在研究中做到对绿色发展与科技创新战略更为具体和深入的研究，存在重点不突出、论述不深入等问题，还望各位读者体谅并给予批评指正。 第一章绿色发展与科技创新的理论思考一、绿色发展与创新驱动的研究综述
自Michael Porter（1996）、Annalee Saxenian（1994）等提出区域竞争力的概念后，各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开始认识到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区域竞争力来自于一系列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与技术的活动集合，如实验、学习和创新（Cooke，1998；Saxenian，1994）。这一系列过程可以理解为区域创新系统，即某一地区的企业能够通过嵌入性的制度创新相互学习激发整体创新（Asheim＆Gertler，2005）。与绿色发展相关的区域创新主要是指绿色经济创新，或是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目标的创新活动。清洁能源技术（如太阳能）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然而，随着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涌现出了许多研发生产可替代能源产品的新企业，也促使更多的企业创新其生产过程和工艺以提高能源利用率。对绿色产品的需求也带来了绿色新兴市场的繁荣发展。（一）创新驱动发展研究进展综述
1.区域创新的微观影响因素
创新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发展战略的核心。多数研究人员认为市场结构与城市结构是影响创新的关键。市场结构特别是经济体中企业规模的分布决定了创新，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大企业可能更有能力投入研发（R＆D）研发，但是小企业在技术工人进行技术改进方面会更有灵活性（Free－man＆Soete，1997；Kamien＆Schwartz，1995）。企业规模和创新的关系在不同的产业领域会有所不同。Acs和Audretsch（1987）发现大企业的创新是在资本密集的领域，而小企业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更易创新。因此，大型绿色企业创新集中于火车、汽车生产或太阳能制造等产业。但是在有关城市密度与专业化或城市化与本土化经济之间的关系仍存在诸多争论。外部经济与专业化密切相关，反过来激发学习与创新。但也有学者提出过度专业化带来的结构性风险实际上会减少创新，而企业规模、产业领域与地理位置的相近性才是增加创新的重要因素（Steiner，1998）。Simmie（1999）也提出了全球化对创新的影响。区域创新来自于多重因素与制度在生产、扩散和使用新知识与新技术等方面的相互作用（Cooke, Gomez Uranga＆Etxebarria，1997；Lundvall，1992；Nelson，1993；Edquist，2005）。企业选择临近大学、科研机构、风险投资公司、其他技术公司或顾问公司等，因为远距离的知识交换与交流是十分困难的（Gertler，2005）。
2.区域创新的过程
Gallagher等（2006）在一篇文献回顾中全面描述了能源技术创新（ETI）。虽然该文章侧重能源领域，但对创新过程的描述适用于创新的所有方面：能源技术的改进是一种改变，这种改变可以减少进行既定能源服务的资金成本，或者在既定成本下提高能源服务质量，或者减少提供既定能源服务所带来的环境影响或政治影响，减少这种影响所需的成本被认为等值于减少影响所带来的社会效益。ETI是一套流程，在这套流程中，能源技术的改进（以技术改良或技术替代的形式存在）包括了从实验室到商业化过程中的构思、研究、建立、示范、改良以及最后应用的整个过程。创新不仅包括研究与开发，只有在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后，创新才算真正完成。
3.区域创新评估
1957年，英国经济学家索洛发表了论文《技术进步与总生产函数》，首先提出了科学测定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贡献的方法。Michale和Grit指出，不同区域技术创新之间的明显差异与R＆D活动的生产率有关，与同区域内其他创新主体的R＆D活动所产生的R＆D溢出有关。1992年，OECDF发布了主要针对企业技术创新评估的《技术创新调查手册》。国内研究多倾向于对各个区域的创新绩效进行评估和排序。罗亚非、李敦响分析了中部六省和京、沪、粤的区域技术创新绩效，得出结论：在中部六省中安徽、湖南的创新绩效优于山西、江西、河南、湖北但低于京、沪、粤地区。张宗益、周勇、钱灿、赖德林基于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1998—2003年的面板数据分析指出，东部地区的创新平均效率为西部地区的2倍以上，为中部地区的1.7倍左右。
4.创新驱动
中国经济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分为劳动力投入驱动型、资本投入驱动型、管理创新和技术应用带来的产品多样性为驱动的经济增长和知识创新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驱动型四个阶段。按创新驱动力的物质形态分，可分为“硬”驱动力和“软”驱动力。“硬”驱动力主要指创新活动所使用的有形创新资源，一般包括研发资金、研发设备、研发场地、研发人员等；而“软”驱动力则指那些无形的创新资源，例如，创新知识维度、区域创新环境以及法国邻近动力学派近年提出的多维邻近性等（Boschma R.A.，2005；李琳，韩宝龙，2009）。路甬祥（2011）认为创新驱动，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鼓励、培育、依靠人的创造力，创新观念、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与文化，创造新的产业结构、服务方式、消费方式，保护生态环境。（二）绿色发展研究进展综述
1.绿色发展的内涵与演变
自1987年布伦特兰发布《我们共同的未来》以来，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在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资源紧缺和金融危机肆虐等一系列全球问题和挑战的助推下，实现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向以协调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矛盾的绿色增长、绿色发展模式的转变，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Ekins，2000；UNDP，2002；UNESCAP，2008；OECD，2009）。针对多尺度全球经济危机的蔓延，在2008年10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了发展“绿色经济”的倡议，呼吁实施“全球绿色新政”（UNEP，2008）。在较早的文献中，绿色发展就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其实质是“强调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统一协调”（UNDP，2002）的发展模式或者环境可持续发展模式，它是针对传统的发展模式把经济增长放在优先位置，以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从而造成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而言的。随着人类面临的问题及其认识的演进，绿色发展也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
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性需要把当前活动的环境影响减少到可持续水平上，并保持收入连续增长时，能够将其维持在这些水平上（Ekins，2000）。Ehrlich等（1970）、Commoner等（1971）学者提出IPAT或IPCT环境影响方程，用于表征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包括自然资源利用），即环境影响是人口、富裕度和技术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刘杨等（2009）、陈邵锋等（2010）在环境影响方程基础上，根据技术进步的大小和方向以及科技不断进步的假定，进一步讨论了在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三种要素的相互作用下绿色发展的演变态势。
2.城市转型与绿色发展
在全球层面，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气候变化，实现绿色复苏、发展绿色新兴产业、向绿色经济与低碳经济转型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和争取双赢的选择（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10）。我国随着传统比较优势不断丧失、创新能力积累不足，出口导向型经济面临挑战，要获得持续的增长动力，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包括实施绿色转型（AASA，2011）。北京在过去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面对不断增长的发展需求与资源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需要重新选择城市发展的动力与路径，主动加快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型。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或经济体纷纷出台相应的经济刺激计划、后续的发展战略或政策，使经济发展“绿色化”。城市转型是城市发展道路及发展模式的重大变革。张飞相，陈敬良（2011）总结了国外城市转型的四种趋势：①创建生态低碳城市（欧盟、日本、英国）；②打造智慧城市（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③建设文化城市（英国伦敦）；④构建集约城市（美国纽约）。由于城市规模、发展阶段和发展重点的不同，有关城市转型的模式、特点及方向各有不同。如纽约在通过制造业衰退后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实现城市转型；匹兹堡发展多样化经济实现城市转型（施雪华；2010）。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10）提出要实现绿色经济转型。国内学者对城市转型与绿色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资源型城市转型上。
学术界对北京城市转型与绿色发展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绿色北京”建设研究，牛文元（2010）认为实现世界城市的质量要素就是要“绿色北京+零碳北京”；刘阳（2011）总结了我国城市转型的六种思路，其中“三个北京”建设是思路之一；王如松（2009）提出了绿色北京建设的三大支柱与急需搭建的十大生态服务平台；胡鞍钢（2010）提出了绿色北京的优化发展途径。二是北京生态城市建设研究，叶丽梅（2011）从生态城市规划建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城市管理和生态文化四个角度构建了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北京生态城市；刘敬民，邹骥（2005）提出了北京生态城市建设研究总报告；潘曙达（2006）提出了北京建设生态城市的基本思路。三是北京低碳城市建设研究，刘丹萍（2010）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低碳城市建设必由之路；冯悦怡和张力小（2012）以北京市为例，探讨了不同发展路径对城市未来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可能影响。叶祖达（2008）从城市规划的视角分析了北京低碳城市的实现路径。（三）绿色创新研究进展综述
尽管创新的概念和绿色创新的实践出现相对较早，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日益普及，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创新理念才逐渐受到重视，其中包括绿色或环境创新（Klemmer et al.，1999；陈华斌，1999；Kemp et al.，2001；Beisea et al.，2005；李海萍等，2005；李克等2009）、生态创新（Rennings，2000）、可持续性创新（Horbach et al.，2005；Weaver，2005；Walz et al.，2008）、系统创新（Elzen et al.，2004；de Bruijin et al.，2004）。这些概念或理念在本质上没有太多差异，基本上都可以被冠以绿色创新或可持续性创新。荷兰甚至在世界上首次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和技术发展计划——国家可持续技术发展计划来增强其国家创新系统适应可持续发展挑战的能力（Weaver，2005）。
1.绿色创新的内涵与本质
绿色创新或可持续性创新作为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结合点，目前尚未有统一定义。李海萍等（2005）认为微观层面的绿色创新通常是指企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持续不断地推出、实施旨在节能、降耗、减排、改善环境质量的绿色创新项目，并不断实现创新经济效益的过程；而在宏观层面上绿色创新则指人类社会关注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并使之得以实现的创造性活动（陈华斌，1999）；Klemmer等（1999）指出环境创新是相关行为者（包括公司、政治家、联盟、协会、教会、家庭等）发展、应用或引入新思想、新行为、新产品和新过程，因而有助于减少环境负担或者实现具体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所有措施。绿色创新的本质可能是技术的、组织的、社会的和制度的（Rennings，2000）。作为一种新的创新范式，绿色创新要求重构和平衡创新链上各种推动性与拉动性因素（E3G，2008），传统的技术研发试图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利用率，绿色技术研发则是关注提高资源利用率和降低环境压力。绿色创新不仅包含环境维度，而且包括经济维度、社会维度。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10）指出，创新和绿色成为今后相当长时间内驱动经济转型的两个最重要的轮子。
2.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的概念最早是由Ernest于1994年提出的，是指能够节约资源能源，避免、消除或减少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技术、工艺和产品的总称。绿色技术一般可以分为治理性技术和预防性技术。绿色技术创新可以说是绿色创新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指将环境保护新知识与绿色技术用于生产经营中，以创造和实现新的经济效益与环境价值的活动，其中涉及相关的制度与管理创新。相对于绿色技术，绿色技术创新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概念，而是突出强调以绿色市场为导向促进绿色技术成果的转化（李克等，2009）。
Grubler（2003）通过对工业革命以来的五大技术群（第五大技术群正在形成中）的演变进行总结，得出技术群的演变正在呈现绿色的态势的结论。Hargroves（2005）也对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六次创新波的演变进行了总结，其中第六次创新波处于形成之中，可持续性技术创新正在初步展示出勃勃生机和魅力，资源率的大幅度提升很有可能引发或创造新一轮的国家竞争优势，成为未来经济和科技竞争的制高点。Berkhout等（2004）认为目前的焦点和基本目标是转变技术制度的结构特征，以便更好地对环境信号和生态原则做出响应来重塑整个技术创新的轨迹。
21世纪绿色科技发展体现出“整合化”趋势（刘爱玲，2006）。可持续发展提出的挑战为国家创新系统的重构（Restructuring）和重新定向（Reorienta－tion）提供了基础。目前的焦点和基本目标是转变技术制度的结构特征，以便更好地对环境信号和生态原则做出响应来重塑整个技术创新的轨迹（Berkhout et al.，2004）。
3.绿色制度创新
绿色创新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囊括了制度、组织、社会等非技术性因素的系统工程。Porter（1991）认为，一个精心设计的环境政策将有利于刺激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Kamp在一部有关产业创新和环境规制的著作中认为“在大多数国家，环境和创新政策并没有完全或充分地整合，然而，人们普遍认为，在创新、环境保护和在创新之间存在持续的相互影响。鉴于许多国家，特别是北半球国家都至少有一项正式的环境政策和创新政策，我们下一步做的是尝试将两个政策的目标相结合。创新政策可以通过对环境技术研发的支持来促进环境保护”。环境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如何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以及促使技术的市场化（Baumol＆Oates，1988；Orr，1976），这样，不同政策对于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影响程度，也就成为环境政策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Orr，1976）。
绿色制度创新的研究趋势突出表现为从统治向治理的转变。国家政府发挥的功能从传统集权化的、自上而下的技术治理模式向更灵活的、分权化的、参与式的治理模式转变（陈邵锋等，2008；Foxon，2007）。制度先行建设成为推进绿色发展的通行做法。综合规划、行业指令与资源环境绩效标准、绿色采购制度、绿色供应链管理、节能自愿协议、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标志等制度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6）。
4.绿色文化创新
绿色文化是伴着时代文明前进和发展的步伐而逐步形成的。我国学者秦书生（2006）认为，绿色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倡导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不侵害后代人生存发展权的道德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实现绿色技术创新需要绿色文化的引导和支持。高浏琛（2004）认为创新文化是一个包括创新的人才、创新的技术、创新的组织、创新的机制以及创新的政策在内的一系列因子的系统。创新的人才是创新文化的灵魂；创新的技术是创新文化的引擎；创新的组织是创新文化的源泉；创新的机制是创新文化的活力之源；创新的政策是创新文化的动力之源。王缉慈认为创新文化或者高科技文化的出现，侧重点不是物质文化环境建设，而在于软环境，即制度环境、机制环境和人才层面的建设。陈红兵，吴萍（2009）提出了创新文化的系统性原则和环境友好原则。
5.世界各国绿色创新动态（1）德国
德国是欧盟各国中控制气候变化政策最严格的国家。其绿色环境政策在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早在1991年，德国就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与实践。绿色技术创新是德国绿色政策的核心内容。1998年和2002年，“红/绿”联合政府提出了“生态现代化”的概念，通过广泛推广应用可更新能源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德国到2007年就已达到其在《京都议定书》中承诺的到2012年减少21%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2000年，政府制定了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至少达到20%的目标。在此政策影响下，到2009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比例已占到30%以上（BMWi，2010）。德国能够达成并超过目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创新过程的高度重视，使太阳能和风电领域的专利数量不断上升，到2010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已经创造了37万个工作岗位。
建筑节能是德国能源政策与技术创新相关的重要领域。自1998年开始建筑领域的节能问题被提出讨论，直到十年之后，才真正成为了政治行动。目前的能耗标准能够节能80%。德国还对节能建筑进行补贴，从2006年到2009年，对节能创新计划共补贴6亿欧元。这也带动了30亿欧元的投资，创造了29万个工作岗位。2005年在建筑领域的环境友好投资占到德国财政总投资的1/10，达到40亿欧元。（2）日本
日本是太阳能利用的传统强国。1974年，日本发布了“光照计划（Sunshine Project）”支持在太阳能利用领域的技术创新，然而，这项计划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1995年，日本的产业政策发生了变化，对光伏产业的支持政策也被废止，到2009年，随着新政府的组建，日本又开始重新大力发展光伏产业。目前日本光伏产业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REN21，2011）。日本的新能源产业政策反映出政府对产业的巨大影响，也表明了新能源产业的“路径依赖”及当前创新能力对产业长远发展的重要影响。
在能效利用方面，日本制订了著名的“领跑者计划”，以最高能效作为行业标准（见表1-1）。2010年经过政府评估，23项产品“能效超过预期目标”，这导致了一系列良性标准的制定，“遵守—评估修订—更新标准”（Nor－dqist，2006）。以计算机为例，日本在2005年的目标是电耗减少83%，而早在2001年就完成了该目标，2007年又重新制定了标准，已经减少超过预期的69%，2011年再一次制定了新标准，预期减少78%（METI，2010）。（3）英国
与德国类似，英国早在《京都议定书》之前就制定了淘汰煤发电的政策，使其远远超过了到2012年温室气体减排12.5%的目标。2010年英国已减排了25%的温室气体。在2008年的气候变化行动中，英国是发达国家中第一个明确立法将减排26%（2020），80%（2050），到2009年5月，减排目标提高到34%。英国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方面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其目标是到2016年能源利用率提高18%，所有的新建建筑实现“零碳”，鼓励私人部门节约能源，特别是在供暖设备使用中。此外，巨大的节电设备市场规模也有效地降低了能源利用率。（4）西班牙
西班牙是世界上第二大太阳能生产国和第四大风电生产国。西班牙公司GAMELA在风机电制造领域占有全球市场份额的6.4%（REN21，2011）。西班牙已经成为全球可更新能源利用的高增长国家。西班牙政府促进增长的主要工具，仍是具有吸引力的补贴政策（Bechberger，2009）。
世界各国绿色技术创新政策如表1-2所示。资料来源：Asheim, B.T.＆Gertler, M.S.（2005）.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In J.Fagerberg, D.C.Mowery，＆R.R.Nelson（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novation（pp.291-317）.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四）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实践的研究动态综述
1.能源可持续利用研究（1）新能源利用政策研究
在太阳能利用领域，Longshi（2011）分析了在绿色建筑中，太阳能系统、地源能源系统和日光系统的不同影响；Sekan（2010）认为生物质能与垃圾焚烧质能能够减少泰国温室气体排放，并提高电力使用效率；Nathan（2011）以核能和生物质能为例，认为能源技术转换主要依赖于非经济因素，价格因素并不是技术变化的首要原因。刘贞等（2011）对我国当前可再生能源的供给潜力及其经济可开发性进行了评价，提出一种基于动态成本曲线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情景仿真模型。刘嘉，陈文颖（2011）构建了基于中国TIMES模型体系，分析未来低碳能源的发展战略。陈柳钦（2011）认为，我国清洁能源的发展重点在于：①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②加强建筑、交通领域的低碳能源利用；③促进生物质能的有效利用；④推进太阳能、风能、水能和核能的安全利用。（2）能源投资影响研究
对可持续能源投资包含两部分：一是政府和企业的（R＆D）投资，二是金融投资，包括股票、基金、风险投资等（New Energy Finance，2010）。Tobias Wiesental等（2011）分析了在技术层面，欧盟R＆D投资的影响，并构建了“四步”方法来评估企业R＆D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Perry（2011）认为清洁能源公司的股票价格与技术公司的股票价格高度正相关；Henriques（2008）采用向量自回归的方法研究了相关能源公司的股票价格、油价、利率与价格指数之间的关系。（3）实物期权分析法（ROA）的广泛使用
在环境与能源政策评估方面，ROA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该方法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对环境能源政策进行评估的决策工具。Kiriyama和Suzuki（2004）使用ROA模型对日本的核电站进行投资与收益的政策评估；在水电投资评估中，许多学者（Marreco, Carpio，2006）也使用了ROA方法。Szolgayova等（2008）使用ROA评估了电力产业的气候变化政策对投资、收益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Pindyck（1998，1991，1993）首先提出了实物期权定价的基本框架，运用期权定价或动态规划建模对连续时间下具有投资不可逆性和不确定性的等待期权的价值进行评估。ROA方法与博弈论方法的结合是对实物期权理论的拓展（Lambreeht＆Perraudin，1994；张彩玉，2003）。
2.节能服务研究的最新领域及进展
节能服务提高了能源利用率并增加可更新能源的使用。节能服务公司（ESCOS）为能源使用企业提供节能服务，包括节能设备的安装、建筑物翻新、维护和运营、设施管理、冷暖设备的供给等（Bertoldi et al.，2006）。（1）国外最新节能服务产业政策
美国是节能服务产业的发源地，是也产业最发达的国家，其中50个州内的46个州对节能服务进行了立法。美国的节能服务业融资环境宽松，获得批准的节能服务项目能得到REEP（Ratepayer-Funded Energy Efficiency Pro－gram）。美国还制定了联邦政府绩效合同（ESPO法案）。1992年，加拿大政府实施“联邦政府建筑物节能促进计划（FBI），其中制定了详细的政府机构执行节能服务项目的方法指南和执行程序。日本政府采用强制性手段推动节能服务发展，2002年，日本政府修改了《节能法》以确保节能工作的顺利开展，其中对所有大型高能耗工业企业和商业楼宇的能效指标提出强制性执行的规定，并要求定期提交能源消费报告，为节能服务的业务发展开拓了市场（袁海臻，高小钧等，2011）。”（2）我国节能服务业研究进展及新趋势
我国有利的宏观政策环境和总体市场环境为节能服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发展机遇，政府对节能工作的要求激发了市场对节能服务的需求（沈海龙，2007）。吕荣胜，王建（2011）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8个维度对中外节能服务发展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康艳兵，张扬等（2011）通过回顾我国节能服务业的产业发展历程，分析了节能服务公司的业务特点，总结了节能服务产业的相关促进政策；陈剑，吕荣胜（2011）用经济学相关理论分析节能服务供给不足的原因、影响用能企业外购节能服务决策的因素。萧评（2011）认为未来我国合同能源管理的整体发展将出现几个新趋势：①政府推进合同能源管理将越来越强化；②金融资本要成为合同能源管理的领头羊；③合同能源管理已出现与其他业态融合发展的新趋势。（3）节能服务产业向新领域的拓展
Eleonora（2010）提出了最佳配电能源管理系统的新方法；Marco Sorrentino（2010）给出了基于规则电动汽车能源控制战略；Hamid Khayyam（2010）提出了汽车的空调能源管理系统，既减少能源消耗又能保持温度的舒适性；Okay和Akman（2010）指出了影响能源效率投资的决策因素；Shin-Kulee（2011）将能源管理应用于设施的监测和控制系统，并对这种耦合系统进行描述，将详尽的能源管理程序嵌入实时控制与决策当中；Benjamin K.Sovacool（2011）分析了低收入、中等收入与高收入家庭中能源使用情况，低收入家庭主要是利用木炭、煤、液化气等能源，享受较少的能源服务。中等收入家庭更多地使用电力和天然气，其次是煤、液化气或煤油。高收入和富余家庭与中等收入家庭利用同样的燃料，但却消耗更多的能源；在城市公共照明管理领域，Dusko Radulovic（2010）通过分析克罗地亚城市里耶卡，认为能源市场自由化对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Sompol Kohsri（2011）构建了智能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能源管理控制系统。
3.低碳城市建设研究与实践
城市是人类活动的聚集场所，是人类利用能源和其他能源的所在。地球上许多人类还生活在如洪水泛滥、海平面上升、水土流失等环境及其脆弱的地区。因此，城市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Chris Gossop，2011），随着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越来越确定，建设低碳城市刻不容缓。（1）低碳城市理论研究
英国首先提出“低碳经济”，通过政府引导、商业激励的方式，鼓励市场运用最新的低碳技术，为工业和投资者提供一个明确而稳定的政策框架，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变。胡鞍钢（2007）认为低碳城市建设是我国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关键，应从低碳能源、提高燃气普及率、提高城市绿化率等方面入手。夏堃堡（2008）认为，低碳城市就是在城市实行低碳经济，包括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一个良性的可持续的能源生态体系。（2）低碳城市发展规划研究
在2009年10月的葡萄牙波尔图举行的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学会（ISO－CARP）上，全世界的城市规划师、研究人员、政府官员探讨了在建设低碳城市中城市规划的重要作用和如何进行有效的城市管理。大会根据世界各地提交的9个案例进行了主题讨论，包括：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必要性和作用；能源规划的相关领域；可持续的城市设计问题和城市管理面临的挑战等问题。低碳城市规划是低碳城市建设的关键技术，要发展理想的低碳城市，需要以更加多元的标准来衡量城市规划与建设，从城市结构与发展模式上整体控制与减少碳排量（罗巧灵，胡忆东，2011）。庄贵阳，李红玉（2011）认为编制低碳城市发展规划的基础是掌握城市能源及碳排放的基本情况。并对低碳城市发展规划进行了情景分析，提出低碳城市发展规划的重点任务包括产业低碳化、能源供应低碳化，空间布局及基础设施的低碳化、低碳生态系统和增强碳汇、构建低碳社会消费模式等。（3）低碳城市发展模式研究
李超骕，马振邦（2011）通过对国内外低碳城市建设案例的梳理和概述，将国外低碳城市的发展模式归纳为基底低碳、结构低碳、形态低碳、支撑低碳、行为低碳五个方面，具体实践手段涉及能源更新、产业转型、推行循环经济、构建紧凑城市、优化城市生态网络、发展绿色交通、推广低碳技术和鼓励节能行为等。王国倩，庄贵阳（2011）总结了国内低碳城市建设的发展模式：①以北京和上海为代表的局部尝试型；②以资源型城市转型为代表的系统规划型；③低碳经济试点区。（4）低碳城市发展路径研究
张萍，吕巍（2011）认为低碳城市建设路径包含开展低碳城市规划、调整能源结构、降低重工比重、控制建筑物碳排放、提倡消费节能、增加城市碳汇等八个方面。张长龙（2011）认为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不断加强技术创新、继续拓宽投融资渠道、逐步完善相关制度以及进一步深化低碳城市意识是我国城市低碳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4.生态城市
生态城市概念最早由原苏联生态学家杨诺斯基（O.Yanitsky）提出，其认为生态城市是技术与自然充分融合，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环境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一种理想栖境（O.Yanitsky，1987）。后来，理查德·瑞吉斯特、马世骏、王如松、黄光宇、李文华、颜京松等也都相继提出生态城市概念（Richard Register，1987；马世骏，1984；王如松，1988；黄光宇，1989；李文华，2002；杨士弘，2004；颜京松，王如松，2004；），由于各学者学科背景不同，概念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如有的是从人口聚居地角度来论述，有的从城市规划角度来论述，有的是从城市复杂巨系统角度来论述，有的是从景观行政单元来论述。（1）城市生态控制理论
王如松（1987）在对城市生态系统的动力学机制、结构功能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生态控制理论，即认为能够通过一定的人工手段对城市生态系统进行调控，从而实现城市高效（高的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与和谐（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稳定性）的目标。（2）关于生态城市标准
黄光宇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提出了生态城市的衡量指标，指标包括城市空间结构组合、三废排放指标、能源利用、城市绿地面积、基础设施完善程度、生态建筑、现代城市管理技术和完善的城市生态环境自动监测系统以及良好的区域生态环境条件等指标（黄光宇，1992）。后来，黄光宇对生态城市的创建标准进行了进一步完善，提出生态城市建设标准，认为能够通过一定的人工手段对城市生态系统进行调控，从而实现城市高效（高的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与和谐（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稳定性）的目标（王如松，1987），标准包括了城市结构合理、功能协调、产业高效、生态消费、生态建筑、居民身心健康、具有生态意识、具有完善的生态调控管理与决策系统等（黄光宇等，1997）。（3）生态城市发展的阶段性
1999年，黄光宇在研究城市生态化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对生态城市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建设生态城市实施步骤的设想，认为生态城市建设应分部实施，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不可跨越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如起步期（初级阶段）主要侧重宣传、倡导生态价值观，唤起人们对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视，制订行动计划。建设期（过渡阶段）重在逐步调整、改造社会经济组织结构，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环境质量，加强生态重构和生态恢复，增强城市共生能力，进一步增强人的生态意识，使之自觉广泛参与生态化建设。成型期（高级阶段）自觉地通过各种技术的、行政的和行为诱导的手段实现其动态平衡、持续发展，自组织、自调节能力强。并认为三个阶段对于不同城市因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每一阶段的时间跨度也不尽相同（黄光宇等，1999）。（4）生态城市中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针对我国城市发展模式粗放、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突出的现实，一些学者认为，在城市的三个子系统中，经济子系统处于自然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之间，是生态城市系统的中间环节。因此，建设生态城市的关键在于人类社会在生态自觉的社会意识条件下，发展高效的循环经济（生态产业），以此来缓解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尖锐矛盾，促进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刘波，2006；包陆森等，2003）。二、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的理论关系（一）绿色创新的特殊本质
与其他类型的创新相比，绿色创新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是保障生态安全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的空间保障；第二，在全球化背景下，利用廉价原料进行工业生产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必须提高资源利用率，绿色创新为资源利用率的提高提供了必要条件；第三，以生态现代化为代表的绿色创新的显著特征是具有全球化的市场潜力；第四，绿色创新是典型的政策驱动型的。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创新过程主要依赖于政府政策支持。尽管市场本身会自发产生创新（包括绿色环境创新），但仍不足以产生市场需要的复杂的技术变化。因此，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推动绿色生态的“强”创新（见表1-3）。（1）超越反弹效应的“强”生态创新（如光伏产业等），也可能伴随创新的递增，其基本的影响是诱发资源利用的“低增长”（de-growth），以及与经济增长中生态问题变量的完全耦合（Spangenberg，2010；Kallis et al.，2010）。（2）高水平（High-level）的扩散与传播，即向全球市场的扩散与传播。（3）长远目标。（4）高速的扩散与传播。资料来源：Asheim, B.T.＆Gertler, M.S.（2005）.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In J.Fagerberg, D.C.Mowery，＆R.R.Nelson（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novation（pp.291-317）.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二）绿色创新功能的作用与反馈机制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技术、经济、社会等因素对创新过程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Bergek et al.，2008；Hekkert et al.，2007；Jacobsson and Laub－er，2006），并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MSI）与技术创新系统（TIS）。其中技术创新系统包含七个方面：企业自主创新、知识扩散与传播、市场信息、资源流动、研究导向、法制建设和宣传教育。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对创新过程具有重要影响，其中最为核心的影响因素是政府干预、市场信息与R＆D。政府干预包含法制建设与宣传教育，R＆D包含知识的扩散与传播。
在绿色政策分析中，通过对政策圈、市场圈和创新圈的相互作用分析发现，绿色创新政策引导并加强了绿色产业的创新竞争。Janicke（2010）认为，首先政府政策影响市场发展，其次市场发展影响企业的二次创新，市场反应与创新变化又形成对政府的反作用（见图1-1）。政策圈发挥作用需要经过宣传倡导、目标设定、决策、执行、结果五个阶段。对结果的评估通常会导致新一轮的宣传倡导；市场圈包括产品生产、投资、需求、竞争、价格波动以及提高产品质量与降低生产成本的创新需求，市场导向刺激创新扩散创新产品，二次创新是指社会创新，如光伏设备租用方式创新或德国建造100%可再生能源地区的创新等。政策圈、创新圈与市场圈相互促进，互为正反馈机制，最终促进绿色产业政策更加完善。
绿色技术创新市场是典型的“政策驱动型”市场，与政府的产业政策高度相关。通过为绿色新技术提供R＆D资源，支持“市场驱动”的二次创新，从而提高绿色产品质量，并降低生产成本。政府对绿色产品设定的导向性目标对创新过程具有引导作用，能够提供市场信息，产生政策影响的正反馈。同时，绿色技术创新的市场化也会对就业产生正反馈，有效的机制体制能够促进制定更加严格的绿色标准。市场的成功进而也促进了政策的接受度。图1-1 创新圈（Janicke，2010）（三）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关系
绿色产业强调的是投资于环境项目从而带动经济发展。与传统的消费性环境保护政策不同，绿色产业政策是收益性政策，政策性质实现了从生态政策向生态经济政策的转化。联合国的研究表明，在未来生态经济政策导向条件下，投资于自然保护领域或所谓生态基础设施等新兴领域的经济回报和劳动就业的收益，要远远高于传统的汽车制造、钢铁、信息等传统部门或产业。从而转变了生态政策是经济增长负担的顾虑。绿色产业的倡导及其生态产品与服务的提供必然需要政府的积极参与和推动，把绿色产业完全抛给市场经济来运行是不可行的。绿色产业的经济回报是以利润的形式实现的，而不是以往我们常说的对生态产品和服务给予的经济补偿。
绿色经济作为21世纪的新兴经济，并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类为现有的产业部门划分。绿色实践不一定局限于绿色产业而是嵌入于整体经济中。无论何种产业类型，任何企业都有可能开展绿色经济实践活动。传统的大型绿色企业生产绿色产品，而多数中小型企业则在创新绿色生产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绿色经济创新的产生来自创造新产品、生产过程的绿色化改造以及绿色新兴市场的发展。以能源利用产业为例，新能源产业如太阳能或生物质能可以减少对传统可再生能源的依赖，传统公用事业可以改变其能源利用方式进而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而居民家庭则可以通过安装使用太阳能等行为成为绿色新兴市场的消费者。
1.科技创新为绿色发展的产业化提供技术支撑
培育和发展绿色技术是缓解资源环境约束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绿色经济发展必须以技术创新为前提。高成本和低收益、竞争力缺乏是绿色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因此，需要技术创新，积极采用无害化的新工艺、新技术，实现少投入、低污染、高产出，尽可能把污染物的排放消解于生产过程之中；需要通过技术变革，降低单位成本，[1]提高经济竞争力，使资源的再利用有利可图。绿色技术体系包括绿色低碳工业技术、低碳能源技术、绿色建筑技术、绿色交通技术、低碳农业技术、绿色消费技术及相关制度和绿色发展能力相关技术等，只有在以上这些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绿色产业才可能有效、快速地发展。
2.绿色发展引导科技创新发展方向，为创新提供绿色舞台
支撑传统发展模式的科技创新体系是一把“双刃剑”，既促进经济增长，也造成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破坏。科技进步带来的问题又需要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手段。支撑绿色经济发展的科学技术体系应该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态化技术，它预示着科技的未来发展方向。在绿色经济的研究和实践中，会出现许多新问题，这会对科技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为科技发展提供方向，指导科技向前发展。
3.制度创新激励、约束和引导绿色科技创新
绿色经济的构建需要以先进的技术为平台，而合理的制度体系又为技术的研发与创新提供可能。一方面，绿色经济的本质是技术范式革命，它要求在传统工业经济的线性技术范式基础上，增加绿色反馈机制；另一方面，技术范式既是一种技术制度，也是一种社会制度的体现，因此，绿色经济的推进与发展必须以健全合理的社会制度结构为保障。政府的制度创新对绿色科技创新具有激励效应和导向作用，不同的制度环境形成相异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进而影响到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制度创新对绿色科技创新的激励、约束和引导功能是通过消除不确定性、促进外部效用外部化、降低交易成本和行为风险、克服市场失灵等来实现的。（四）国家层面的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政策
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产业政策，研究北京市绿色产业的科技创新政策离不开对国家层面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详细梳理，北京市的多数政策措施也是依托国家政策制定（见表1-4）。如前文所述，市场经济是促进产业发展的最有效手段，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促进绿色产业发展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投融资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市场培育政策和税收政策。
从国家层面已经颁布的各项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和绿色产业发展的政策来看，政策的出台对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国高技术企业获得资金技术支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就地方政府而言，如何真正落实已经出台的一系列支持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已有政策如何发挥作用，使企业能充分享受这些优惠政策是需要我们应高度关注的问题。此外，在现有政策中，并没有特别针对绿色产业发展的科技创新激励政策，这也需要各地方政府针对自身的发展现状及产业特点对政策进行细化。
[1]刘学敏.对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深层思考[J].宏观经济研究，2006（2）：18-21.三、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的相互促进机制
机制原意是指机器的构造及其工作原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驱动绿色经济的快速发展，绿色发展反之有利于北京实现创新要素驱动。因此，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的相互促进机制主要表现为市场需求的带动、政府全程推动和广泛的公众参与。（一）市场需求机制
1.资源合理定价
生产要素价格是企业技术创新取向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自然资源与良好环境的稀缺性决定了企业有可能产生对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偏好。必须要有反映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成本的市场价格机制，使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成本内部化。必须逐步朝资源价格市场化方向改革，使资源价格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成本，促使企业进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技术创新。诱使革新假说（Induced Innovation Hypothesis）认为，较高的能源预期价格产生了一种激励机制，刺激制造商开发和销售节约能源消费的产品。当存在正规的资源市场时，收入的增长会增加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需求的增加会使得这些资源的价格上升，价格上升进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2.明晰产权
在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中，产权明晰机制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资源环境产权。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经济主体大多采用外部不经济的技术，致使具有外部正效应的绿色技术创新在市场条件下难以展开。绿色经济作为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实现环境友好为主要对象的发展模式，通过明晰产权，使难以交易的外部性成本或利益进入可交易的市场体系，以解决外部性问题。二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能够决定创新的私人收益率在社会收益率中的比例，使创新者能得到足够的收益，同时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利。
3.绿色新兴消费市场培育
实现绿色新兴消费市场培育一是要完善信息供给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对绿色科技信息的供给和需求都是不足的，这就要求公共机构收集和发布这种一般信息。如在生态工业园的建设中，一个掌握充分信息的园区环境管理系统，对于园区内废弃物的有效处理起着关键的作用。系统可以为园区内部企业提供一个交流信息的平台，由交流而产生信任，从而形成一批可靠的产业链，最终形成园区内的产业共生。二是强调绿色消费对个人利益的好处。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利益来自产品自身的特性，如有机蔬菜味道更好，更能改善健康。而树立绿色产品的社会威望也有助于促进绿色消费方式。（二）政府推动机制
1.法律规章制度的制定与完善
通过对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绿色技术创新政策研究发现，政府的法律规章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绿色市场的需要，创新主体只需得到相应的信息反馈，再加以分析，就可以组织研发和生产。因此，政府要通过制定一系列战略规划引导绿色科技创新的重点和方向，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