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边塞诗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阎福玲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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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边塞诗研究试读：

引论

一、选题的价值意义

边塞诗是按题材内容研究诗歌而产生的诗体概念。作为古典诗歌中重要的诗体类型，边塞诗创作渊远流长，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一诗体概念是在研究唐诗中逐渐生成的，因为边塞诗发展到唐代，尤其是盛唐时代，进入了高涨期，大批作家集中抒写与边塞内容有关的诗篇，边塞诗创作迎来了第一个高峰。与之相应，边塞诗研究也成了唐代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但事实上，边塞诗并非唐代独有，它贯穿整个中国诗歌史，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首先，从诗体分类角度说，人们习惯上把中国诗歌分为旧体诗和新体诗两大类，按其不同形式，旧体诗又分为古体诗、乐府诗、格律诗三大类。而根据题材范围与所写内容的差异，旧体诗又可分为山水诗、田园诗、边塞诗、咏物诗、咏史诗、咏怀诗、怀古诗、爱情诗、送别诗、赠答诗、讽喻诗、论诗诗、题画诗、理趣诗、哲理诗等等众多的种类。与其他诗体种类相比，边塞诗表现的是人的社会政治生活内容，是国与国之间、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相互争夺生存空间的政治行为在诗歌创作中的反映。戍边守土的政治军事行为，以青春热血为代价，经受血与火、生与死、灵与肉的痛苦考验，因此征戍生活远比日常的聚散离合、穷达祸福、伤春悲秋等生活内容更牵动人心，它关系到国家民族的荣辱存亡以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活能否正常运作的根本问题，因而反映戍边守土内容的边塞诗也就比其他一般诗歌更感人，更具震撼力。

其次，从文学反映生活范围的角度说，边塞诗也是其他诗歌不可替代的诗体类型。边塞诗以边塞为表现对象，“边塞诗本身就是特定地域文化的产物”。无论是写边塞风光，还是写风俗民情；不论是表现边地的生产生活，还是反映征战戍守的军事生活；不论是咏史怀古，亦或是咏物寄情，都突出鲜明的边塞地域性特征。因此边塞诗是反映异域生活的主导诗歌体式，它是对文学主体反映内地（包括中原和南方）生活的一大补充，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

此外，边塞诗具有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边塞诗在表现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由对抗走向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反映出不同民族与不同时代的文化发展和文明进程状况，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诗中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元素，如强烈的民族情感与爱国精神、故土难离的乡恋情结、深沉哀婉的悲剧精神、充满异域情调的风俗画卷、雄奇壮伟的审美境界，等等。这些都足以说明边塞诗作为一种独特的诗体类型，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意义，正因此，边塞诗研究也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与研究课题。

作为古代文学特别是唐代文学研究中重要的课题，以往的边塞诗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如研究失之表面化，评价失于简单化，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因此，在新的学术背景下，借鉴古代文学最新研究成果，运用当代意识与理论方法，继续推进这一课题的研究，是摆在古代文学研究者面前的新任务。因此，本书选取汉唐边塞诗作为研究对象，意在运用文史结合的方法，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边塞诗做系统全面的文学研究和审美文化考察。

之所以截取“汉唐”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汉唐边塞诗具有历史自足性，构成一个自成体系的创作单元。宏观地看，中国古代边塞诗呈现唐代和清代两大创作高峰，边塞诗史可以依此划分为前后两段，汉魏隋唐为前段，宋元明清为后段。前后两段明显地呈现出不同的主题特点与美学特征，构成两个特征分明的创作单元。就前一段说，边塞诗萌芽于《诗经》中的征戍诗，到汉魏，传统的征戍内容与乐府形式相结合，边塞乐府形式的确立与边塞特色的具备标志着边塞诗走向基本定型。经两晋南北朝的发展，迄于唐代，边塞诗创作达到巅峰。汉唐边塞诗无论题材内容、思想情感，还是艺术形式、表现技巧乃至美学风格、创作范式都已达到成熟自足的境界，后世边塞诗除了主题有所转型，变为集中表现边塞自然风光、风俗民情从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外，更多的还是传统的延续、量的积累，而少质的突破，因此，把握了汉唐边塞诗也就抓住了整个边塞诗史的神髓所在，深入系统地研究汉唐边塞诗具有经典解析的价值与意义。

本书的研究目的，就是要对汉唐边塞诗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研究。首先着眼于现存边塞诗文本，纵向梳理其流变历程，把握汉唐边塞诗的历史分期、时代特点、艺术演进等；在历时研究的基础上，由文本研究上升到诗歌文化研究，将汉唐边塞诗置于文化大背景中加以横向的阐释解说，透视边塞诗中所蕴含的如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人道主义、尚武精神、任侠精神、悲剧精神、乡恋情结等民族文化精神内涵；在纵横两方面研究的基础上，着眼于汉唐边塞诗以乐府为主体的诗体形式，从艺术思维、表现技巧、语言运用等方面概括乐府边塞诗的创作模式，总结积淀于边塞诗中的创作传统，分析其审美文化心理内涵。力求从上述三个层面拓展边塞诗研究的阐释空间，避免边塞诗研究中存在的表面化、简单化和非系统化的问题，以期能够对深化和推进边塞诗研究乃至乐府诗研究有所裨益。

按照上述研究意图，全书的总体设计，分为引论、正文、结语三部分。引论部分主要解决选题的价值意义、边塞诗概念定位、特征确认、研究史回顾与现状评价、研究思路与方法等问题。正文第一、二两章为纵向史的研究，重在从历时角度梳理汉唐边塞诗从萌芽、定型、发展至于繁盛的流变历程。统计各个历史时期边塞诗创作数量、作者队伍构成，概括不同时期边塞诗创作的新变因素与时代特点，并对一些关键问题如汉代有否边塞诗、汉代边塞诗的地位、南朝乐府边塞诗繁荣的原因、唐代边塞诗的时代特色等等作出新的阐释解析。第三至第七章为横向主题研究，由基本主题入手，挖掘隐含于其中的思想情感、民族精神与审美文化心理内涵。在文本的深入解析中，归纳总结出汉唐边塞诗创作积淀的文化传统，概括其乐府创作模式。同时探讨制约边塞诗创作格局、美学特征、发展方向的各种因素对汉唐边塞诗创作的影响。第八章为美学研究，着眼于汉唐边塞诗诗体形式、表现技巧、意象运用、审美情趣与艺术特征等研究，总体呈现汉唐边塞诗的审美追求与造诣。结语部分从文学与文化两方面对汉唐边塞诗的价值意义作总结与提升。

二、边塞诗定位及其特质

作为诗体概念，边塞诗是一个历史范畴，自北宋初年李昉等编纂《文苑英华》时以边塞分诗体以来，人们不断使用“边塞”或“边塞诗”这一称谓，却很少有人对其进行认真细致的辨析与界定。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边塞诗概念有过多次的讨论，但迄今为止，边塞诗仍是人们常用而在内涵与外延上还相当含混的一个诗体概念。一般说，概念运用的含混模糊是研究非科学化的表现，是研究薄弱的标志。正因为概念运用的非科学化，使得每一位边塞诗研究者在其研究之前都不得不对这一概念作一番自我规定，这既给研究者带来许多不便，也不利于边塞诗的全面综合研究。而且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与界定直接关系到对边塞诗特质的确认，关系到对边塞诗人创作成就的评价，也关涉边塞诗史历史分期与分期标准的确定等边塞诗研究的核心问题，因此科学准确地界定边塞诗概念就成了边塞诗研究者面临的首要问题。本节首先对边塞诗概念给予重新定位，并进一步探讨边塞诗的特质。

从边塞诗研究史看，关于边塞诗概念的论争，始自20世纪50年代。受社会学批评观念的左右和边塞诗研究视野的限制，人们对边塞诗的认识局限于盛唐时期，甚至把边塞诗不恰当地等同于战争诗、爱国诗或民族诗。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期。1984年8月在兰州举办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对边塞诗概念有过激烈的争论与辨析，有人认为边塞诗是人们研究唐代诗歌时用来指称高、岑等人从军出塞类诗作的概念，自明清以来，业已约定俗成，其内涵不可无限扩大。“所谓边塞诗，顾名思义，地理方位应限制在边塞，即沿长城一线，向西北延伸到安西四镇。时间应指盛唐和中唐。”不可上溯汉魏，更不能流波宋元明清。在这个范围内描写边塞风光及兵营生活的诗歌为边塞诗。这种看法可称为狭义边塞诗概念，以谭优学先生为代表，后来呼应谭先生说法的有刘真伦。也有人认为边塞诗内容应该是很宽泛的，“凡是描写与边塞生活有关的一切诗篇，举凡从军出塞、保土卫边；民族交往、塞上风情；或抒报国壮志；或发反战呼声；或者借咏史以寄意；或记现世之事件；上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下及朋友之情、夫妇之爱、死别之悲，只要是与边塞生活有直接间接联系的统统都归入边塞诗之列”。这种看法可称为广义边塞诗概念。以胡大浚先生为代表，他通过多方面辨析，认为“边塞诗不等于战争诗，不等于爱国诗、民族诗，不等于写在边塞的诗”，“边塞诗不等于写边疆战争的诗”，认为“把边塞地域，仅限于西北沿长城一线，其不全面尤为显然”，最后得出结论说：“所谓边塞诗，就是我们对特定时代（唐代）大量出现的描写与边疆军旅生活相关之人事情景的诗歌所建立的一种整体的、多层次的认识。它是特定时代的文学现象，而并不排斥其他时代有性质相类的诗歌，它是边疆战争的产物，却并非以写边战所能局限”。胡大浚的分析与论证，比当时人们笼统地认为凡是反映边塞战争、边塞生活、边塞风光的诗就是边塞诗的看法，有了很大推进，对于科学界定边塞诗概念提供了很多启发。胡先生观点的缺憾在于仅从唐人创作实践作演绎归纳，没能从逻辑的层面深入解析。其后继承胡先生的成果，黄刚先生在《边塞诗论稿》中对边塞诗概念又作了进一步研讨，他在批评狭义边塞诗概念基础上，提出“大边塞诗观”，认为：“边塞诗应是反映与边地生活相关之人、事、情、景之诗，凡符合此要求内容题材之诗便是边塞诗，而不应再有其他附加条件。”就这一结论说，黄刚的“大边塞诗观”比胡大浚先生的结论并未有多少创新，但他又说：“在中国古代边塞诗范畴的界定上，我们认为，应该坚持时间上的无限制性（包括有边塞以来的整个古代社会）、地域上的全方位性（包括四境之地）、题材上的与边事相关性三个方面。”在时空两方面外，又增加了“与边事相关性”。这一点可谓把握了边塞诗定位的关键，是很有见地的。至此，科学界定边塞诗的结论差不多呼之欲出了，惜乎黄氏于此并未作更深入具体、更明确的论述，时至今日，边塞诗定位，仍是需要继续探讨的话题。

那么我们究竟怎样界定边塞诗这一概念呢？

前文说过，边塞诗是按题材分类而产生的一个诗体概念。按题材分类，诗可以分为山水诗、田园诗、咏史诗、咏物诗、怀古诗、爱情诗、游仙诗、论诗诗、题画诗等等。边塞诗是以描写边塞题材为主的一类诗歌。从概念上分析，以“边塞”一词限定其题材，决定了边塞诗表现的内容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也就是说，边塞诗的表现范围在地理方位上应限定在边塞之地。那么什么叫边塞呢？边塞，即边疆设防处。此词最早见于《史记·三王世家》，霍去病上疏云：“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之后《汉书·昭帝纪》始元六年（前87）有“以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之语，这是较早使用“边塞”一词的文例，这里的“边”是边境地区、边陲、边疆、边鄙之意，《玉篇·辵部》：“边，边境也。”“塞”则指要塞、塞垣、塞外，即险要设防之处。《吕氏春秋·有始》：“山有九塞。”高诱注：“险阻曰塞。”合而为“边塞”一词，即指边疆设防的地带。任何王朝，只要领土确定就有其四方边塞之地。所以，我们可以说，边塞诗的“边”不仅包括沿长城一线向西北延伸到安西四镇这段东北至西北的边疆地区，也应该包括其他方位的边疆地区。因此，凡是表现东、南、西、北四方边塞题材的诗皆可视为边塞诗，这是由“边”字规定的地域范围决定的。从“边”字所包含的四边之意这一角度看，狭义边塞诗的界定显然不够合理。而时间上，我们认为边塞诗也不能局限于唐代。事实上，有国家的存在就必然有戍边守土的防卫行为，就可能有反映这种行为的边塞诗创作的存在，整个古代史上，每一个朝代都可能有自己的边塞创作。按照这样的原则来辨析，边塞诗的范围比狭义边塞诗要大。

当然，我们之所以把边塞诗作为研究对象，目的就是要以边塞诗为视角，从边塞诗的产生、发展、变化及创作成就中透视古典诗歌的发展规律及成就，所以过分宽泛地理解这一概念无助于我们深入细致地研究边塞诗，而且也不符合研究的科学规范。因此我们在修正狭义边塞诗概念就时空两方面对“边”的理解的局限的同时，还要强调“塞”字隐含的特定意义，也就是强调它的“险要设防”之意，否则我们就难以将其与广义的边塞诗概念区别开来，就难以使我们的界定建立在科学准确的分析之上。

我们强调边塞诗一词中“塞”字的“险要设防”之意，就是强调边塞诗不同于边疆诗（广义边塞诗概念近似于边疆诗），就是强调它所表现的内容多多少少都要与边塞防卫有关，而不仅仅与一般的边塞生活有关。换言之，边塞诗无论是写边塞的自然风光、植被物产、风土人情，还是写边地的生产生活、军事生活乃至边城市肆、民族交往等等内容，都必须与边塞防卫之事有或明或暗的联系。缺少这种联系，离开边塞防卫这一前提与背景，即使是写边地内容（即边地的人事情景）也只能称边疆诗，而不是边塞诗，边疆诗包括边塞诗。另一方面，我们强调边塞防卫并不等于把边塞诗等同于征戍诗、战争诗或军事诗，为此，我们有必要对下列概念作进一步的分析比较。

首先看边塞诗与征戍诗。人们常常称唐以前的边塞诗为征戍诗。它指那些表现从军出征、戍边守土内容的诗歌。它包括先秦《诗经》中的战争诗和汉代以后以固定的乐府题目来表现边塞征戍之事的乐府诗，其主题包括“报君恩、重意气、立边功、怨久戍、伤苦寒、思家园、念亲人”等方面。这些诗作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为唐代边塞诗的繁荣作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可贵的经验，但总的说来成就不高，为区别于唐代边塞诗，人们泛称之为征戍诗。其实，这也是一个含混的概念，人们运用这一概念时并未明确它与边塞诗之间的真正区别。我们说，征戍诗与边塞诗都以戍边守土为表现对象，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征戍诗大多是泛泛吟咏征战戍守之事，看不出明确的边塞指向，不具备鲜明的边塞地域性特征；而边塞诗表现戍边守土的内容必须具有鲜明的边塞地域性特征。考察古代边塞诗发展史，只有《诗经》中的战争诗属于征戍诗。汉代以后，征戍内容与乐府相结合，确立了边塞乐府这一独特的诗体形式，而且诗中有了明确的边塞指向，具备了边塞地域性特征，因此汉以后唐以前的边塞诗严格说不能称为征戍诗，可以称为乐府边塞诗。征戍诗与边塞诗的细微差别就在于是否有明确的边塞地域性特征。二者关系上，征戍诗是边塞诗的萌芽形态，边塞诗由征戍诗发展而来，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新的突破。内容上由征戍诗的单纯写战争扩大到描写边地自然风光、风俗民情、生产生活各个方面；形式上也确立了以边塞乐府为主体的灵活多样的诗体形式。因此我们说征戍诗不等于边塞诗。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边塞诗概念有别于广义边塞诗概念。

其次看边塞诗与边疆诗、本土诗。前人有关边塞诗界定的讨论中，曾就诗人写作地点问题有过争论，胡大浚和黄刚先生的论著已经辨明，写作地点不能成为区别边塞诗与非边塞诗的标准。边塞诗不等于写在边塞之地的诗，按我们的理解，只要是写与边塞防卫有关的题材内容，无论诗是写在内地还是写在边塞都是边塞诗。如以《塞上》为题的乐府诗，多反映边防问题，但诗人未必去过边塞，诗也未必写于边塞，仍可视为边塞诗。相反，虽然写在边塞，但如果内容与边塞防卫问题没联系，便不算边塞诗。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边塞诗不等于边疆诗，也不等同于本土诗。边地本土诗人写作的本土诗歌，属边疆诗，但如果诗中不含涉边塞防卫问题，就不能算边塞诗，而只能是边疆诗。边塞诗的“塞”字强调它所写的题材内容必须与边塞防卫有关，离开这一前提背景的本土诗与边疆诗皆非边塞诗。胡大浚先生的广义边塞诗和黄刚先生的“大边塞诗观”都把本土诗和边疆诗归入边塞诗之列。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边疆诗者，也自觉不自觉地认同了广义边塞诗概念，把边地本土诗人的创作全看成了边塞诗，也是不够科学的。与之相类的游边诗，如果只写个人情趣，而不含涉关注边地防卫的边塞情思，也不算边塞诗。当然，任何到达边地的诗人，无论是从军出塞，还是旅游边地，其表现边地生活总不免要关注边地防卫问题，否则其思维与想象对于写诗也许大成问题，但是我们并不排除存在这种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人使用“边塞诗”概念而不用“边疆诗”概念，恰恰是一种深有意味的准确。从语言运用角度看，“边疆”一词的使用早于“边塞”，早在《左传》中就有“边疆”一词，而“边塞”是汉以后才出现的词汇。二十五史中“边疆”出现93次，而“边塞”出现100次，说明“边塞”的使用频率并不比边疆高多少。然而，古人用边塞而不用边疆称谓这类诗歌，显然是一种有意味的用法。

此外，还有边塞诗与战争诗（即军事诗）的关系问题，胡大浚、肖澄宇、黄刚等多位先生都已明辨二者之间的交叉而非等同的关系，此不赘言。总之，通过以上辨析我们可以看出：边塞诗是专门表现边塞之地各类题材的诗歌。它包括边塞山水诗、风俗诗、抒情诗、军事诗、咏物诗、怀古诗等等小类。无论哪一类，都必须与边塞防卫有关。由此我们可以说：边塞诗是一种以历代的边塞防卫为前提和背景，表现边塞各类题材内容的诗歌。这样界定边塞诗，一方面可以从对“边”的理解上与狭义边塞诗概念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可以从对“塞”字的强调上，与广义边塞诗概念划清界限。这样通过对边塞诗这一概念的具体分析与逻辑论证，基本上使边塞诗科学准确地定位于古典诗歌分类的网络系统之中，从而摆脱了狭义与广义边塞诗概念的模糊性与随意性，将边塞诗研究真正纳入科学化的轨道。

边塞诗具有独特的表现领域，具有为其他类诗所无法替代的特殊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边塞诗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社会性，属于政治诗。从题材分类角度说，边塞诗是与山水诗、咏物诗、咏史诗、怀古诗相提并论的最引人注目的五大诗体类别之一。在这五种诗体中与自然地域或人文景观有关的有山水、边塞和怀古诗。怀古诗抒发由特定的自然或人文景观诱发的历史兴衰人事慨叹等观感，有很强的历史意识；山水诗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对自然审美的产物。相比而言，边塞诗反映的则是人的社会政治生活内容，是国与国、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相互争夺生活空间或物质财富的政治行为在诗歌创作中的反映。正如董乃斌先生所说“边塞诗本是一种政治性、社会性很强的诗歌品种”。所谓政治性是说边塞诗所反映的戍边守土、保家卫国的军事行为，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的荣辱存亡，关系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活能否正常运作的重大政治问题，有很强的政治性。所谓社会性是说边塞诗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包括各类矛盾如民族矛盾、军中矛盾；各种情感如民族情感、乡恋情感等；上关帝王将相，下涉士子平民，以武力对抗保家卫国的戍边行为牵动着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政治性与社会性是边塞诗特质的一个重要方面，边塞诗属于政治诗。政治性决定了边塞诗所表现的内容必须以边塞防卫这一政治军事行为作前提背景，缺少这一背景则不称其为边塞诗了。

第二，边塞诗具有鲜明的边塞地域性。所谓边塞地域性是指不同于内地（中原与南方）的边塞特色。边塞地域性是边塞诗最突出最显见的特征，它决定了边塞诗具有不同凡响的艺术视野和艺术素材，使边塞诗成为诗歌中别开生面的抒情领域，成为一般诗歌内容的补充。比如同是描绘自然之景，边塞写景带有鲜明的边地肃杀萧瑟的情调，往往具有苦、寒、险等特色。莽莽瀚海、崔嵬雪山、雄关大漠、陇水关山、飞沙走石、风急天暗等边景为其常见的特色意象；而内地之景则多是花草树木、流水人家等典型意象，两者相比有一文一武、一细一粗、一柔一壮的差异，体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情调。尤其那些表现边塞风土人情、风俗习尚的作品，更是内地诗歌绝少涉笔的，诗中充满着异域他乡的别致情调。而表现征战戍守之事，边塞诗总是以边塞荒寒僻远的自然人文环境为活动背景，于高山大川、险关要隘等奇险之地中表现征战戍守之事，或言征戍艰辛，或表战事惨烈，把人类平素的各种情思与感怀（如思乡念亲、功名心、事业感，及由此产生的喜怒哀乐之情）放在生与死、血与火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中作集中、夸张、强化的表现，具有极强的情感震撼力。

就情感基调说，边塞诗既没有宫体诗的缠绵悱恻，也无山水田园诗的闲适淡泊，而是慷慨悲壮，或雄迈激昂，或悲慨凄凉，给人强烈的激动与感发，它不会令人缠绵，也不使人消沉，而是让人振奋、惊异、充满豪情壮志，即使写相思写悲哀也写得激动人心，写得大气省人、惊心动魄，能够产生强烈的抒情效果。从审美境界看，边塞诗以具有冲天豪气、磅礴气势、高大、险峻、粗砺、苦寒等阳刚特征的意象构筑一幅幅壮美的图画，它不是香软温润之境，也不是空灵澄澈之境，而是具有阳刚劲健特点的壮美与崇高之境。如岑参的代表作《白雪歌》、《轮台歌》与《走马川行》等都是以奇险、奇寒、奇苦的字眼，以具有粗砺、厚重、巨大、壮伟特征的事物组成画面，诗中充满阳刚之气，呈现一种壮美或崇高的境界。虽然发展到元明清时代，边塞诗的抒情重心已转入写真写实，秀美之境开始上升，但那种充满阳刚之气的壮伟境界并未消失。这种境界让习惯于中原或南国风情的人惊叹不已，阅读这类作品，人们仿佛一下子置身西北高原，大漠风烟、冰川雪地、狂风奇寒等一切都让人惊愕、震颤，在微微的恐惧中感到自然的伟岸、高大，令人产生振奋激动之情。这种慷慨悲壮的风格气调与奇特的抒情领域成就了边塞诗雄奇壮伟的艺术境界，是边塞诗地域性特征的显著体现。

三、边塞诗具有特殊的时代性。历史地理研究表明，边塞问题是政治性很强的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它关系到一个国家与民族拥有的主权领土（即版图范围）的承继渊源与合法性问题（如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三国时期就已和中国大陆有着密切的往来，至元代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谈历史上的边界问题总是与当今的边界和领土主权范围密切联系起来。换言之，确定历史上的中国边疆地域既要考虑历史上各王朝政权的边界状况，又要考虑到它与当今边疆地区的承继关系。这种政治需要决定了历史地理学研究边疆问题必须把古今结合起来，综合确认边疆地域（区）的范围。按照这一原则考察，中国古代的汉、唐、元、明、清几个强盛时代与当今疆域近似，所以中国古今的边疆地区大致可以以此为依据来确定，即以长城南北至西域向南沿西藏、云南、广西延伸的广大地区为历代的边塞地区。历代反映与这一边域防卫有关的边塞内容的诗作，即为边塞诗。但是不同时代的具体边界线不同，如汉与晋不同，唐与宋不同，明与清也有不小的差异，这就决定了不同时代的诗人的边塞创作总是以他所处时代的边塞状况为本位来关注边塞问题，造成不同时代的诗人创作中对边塞的范围理解不同，这样就使历代边塞诗创作有了各自的时代特征，即时代性。

边塞诗的时代性不同于一般诗歌的时代性，它一方面体现为诗作所反映的防边内容因历代诗人所处的时代不同而具有各自的时代性，这种时代性可称为历代性；另一方面又体现为诗中所反映的历代边界状况与目前我国边域状况之间的联系性，即当代性。这种双重含义的时代性特征看似简单，但至今仍未引起研究边塞诗的学人的应有重视，因此有的学者撰文强调岑参的边塞诗不能称边塞诗而只能叫西域诗，其基本依据是岑参边塞诗所写的最远之地热海（即今伊塞克湖）一带“离唐代西境也还有好几千里”，远未到达唐之边塞，认为“把岑参西域诗说成‘边塞诗’是扭曲了唐朝的历史，大大缩小了唐朝在西部的疆域”。这种见解实际是漠视边塞诗特殊的时代性的表现。只看重边塞诗的历代性一面，而忽略了边塞诗的当代性，忽略了古今边塞的承继性与联系性，因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试想，如果岑参的西域诗不能称为边塞诗，那么唐代还有谁的诗可以称为边塞诗？否定了岑参的边塞诗，实际上也就否定了整个边塞诗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而且，这种“就事论事”的做法，并不是个别的。比如有人说：“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边塞应当是一个流动、变化的概念，针对朝代的更迭，我们也应当‘就事论事’”。“对于元王朝的边塞，我们既不能以元以外的其他朝代来衡，更不能用现代的眼光来量，而只能以元论元，惟其如此，才能做到客观、真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种所谓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就事论事”，貌似客观真实，还原历史，其实恰恰违背了边疆史地研究的基本原则，是不理解边塞诗具有特殊的时代性的表现。

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古今边塞的时代性，我们会发现：人的边塞观念是与人类生存的活动范围密切相连的。生存空间与活动范围的拓展相应带来了空间拥有权与所属权的变化。也就是说，对“边”的理解与人们生存空间的拓展密不可分，当人们的足迹局限于陆地之时，便只有领土观。国家的防卫领域便只有陆地之边，相应地只有边防，这是古人心中的“边”。随着商业文明的出现，人的活动范围由陆地拓展到海洋，海洋文化使人们在领土观上又增添了领海观，相应地出现了海洋之“边”与海防行为。而当科技的发展，人们可以凭借高科技脱离地球、其活动范围扩展到蓝天太空之时，又相应地出现了领空和防空的观念。这样人们对生存空间的理解也就由平面走向了立体，真正实现了三维乃至四维（即加上了时间历史因素）的生存空间概念。用这种发展的眼光看待边塞防卫问题，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边塞诗反映的边地范围基本上限于陆地边塞，即三北到西南的陆地三边，而近代边塞诗则由陆边扩大到海防，至当代又出现了防空问题。中国古代陆地三边防卫问题，因朝代不同其疆域或广或狭，其具体边界也不同，从而导致反映这种边防问题的古代边塞诗也具有一种特殊的时代性，而这种特殊的时代性，其实质又是边塞诗政治性的不同体现。

三、边塞诗研究史回顾

一般说来，任何种类的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都是在其创作实践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之后才出现的。边塞诗研究也不例外，边塞诗萌芽于先秦的“诗三百”时代，至汉魏基本定型，经过两晋的发展，到南朝宋齐时代走向成熟，并引起诗歌批评者的关注。齐梁时期钟嵘的《诗品》中就出现了对边塞诗的精彩论述。其序文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文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在论述一般诗歌创作产生的动因中揭示了边塞诗产生的原因。其后梁简文帝萧纲的《答张缵谢示集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说：“纲少好文章，于今二十五载矣。窃尝论之，日月参辰，火龙黼黻，尚且著于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不为壮夫，扬雄实小言破道，非谓君子；曹植亦小辩破言，论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转蕙承风，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云生野，明月入楼，时命亲宾，乍动严驾，车渠屡酌，鹦鹉骤倾。伊昔三边，久留四战，胡雾连天，征旗拂日，时闻坞笛，遥听塞笳，或乡思凄然，或雄心愤薄，是以沉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他们的论述仅仅是以边塞诗作例证来说明诗歌创作的起因，尚未把边塞诗本身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

梳理边塞诗研究史，我们发现，整个边塞诗研究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古代。翻检典籍，可以看出，较早使用“边塞”一词进行诗文分类的是北宋初年李昉等编纂的《文苑英华》。《文苑英华》中“行迈”门下的“奉使”类与“馆驿”类、“军旅”门下的“讲阅”和“边将”类中都收有边塞诗作。而且“军旅”门下还别列“边塞”一类，收唐代35人边塞诗作54首，是为首次以“边塞”分诗体的尝试。虽然还存在边塞诗归属不一现象，但不失为创举。因为此前尽管唐代边塞诗创作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唐人对边塞诗认识并不明确。虽然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中释《白马篇》有“皆言边塞征战之状”之论，李益《从军诗序》也有“凡所作边塞诸文及书奏余事”之言，但唐人对边塞诗的诗体概念并无明确自觉的认识，李益名其诗为《从军诗集》而不言《边塞诗集》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苑英华》首列“边塞”类，是诗体分类上的创举。其后，姚铉的《唐文粹》也专列“边塞”一类。宋末元初赵孟奎《分门类纂唐歌诗》也设有“兵师边塞”类。“边塞类”的出现，说明宋人对边塞诗的价值意义有了一定的体认。但总的说，宋元时期，人们研究边塞诗，或言从军，或称征戍，尚未集中使用“边塞”一词。至明代杨慎的《升庵诗话》，才开始明确以“边塞”论诗，其中“边塞”一词共出现九次，诗评言论中有五次。评沈彬《入塞》诗说“言尽边塞之苦”；评薛能《柳枝词》说：“此诗意言粉饰太平于京都，而废弛防守于边塞也。”可以说《升庵诗话》是第一部较为集中论述边塞题材的著作。从杨慎开始，“边塞诗”概念开始深入人心。至清代，人们开始普遍地以“边塞”论诗，沈德潜第一个完整地使用了“边塞诗”概念。其《唐诗别裁集》说：“李君虞边塞诗最佳。”又说：“（岑）参诗能作奇语，尤长于边塞。”另外，翁方纲、纪昀、洪亮吉、施补华等论诗也曾多次使用“边塞”概念，如翁方纲《石洲诗话》：“嘉州之奇峭，入唐以来所未有，又加以边塞之作。”施补华《岘佣说诗》说：“（岑参）七古劲骨奇翼，如霜天一鹗，故施之边塞最宜。”“‘秦时明月’一首，‘黄河远上’一首，‘天山雪后’一首，‘回乐峰前’一首，皆边塞名作。”经过清代诗论家的不断使用，“边塞诗”一词才被固定下来，成为古典诗歌研究领域常用的概念。然而，总的说，古代诗论对边塞诗的论述仅是一些只言片语的点评，尚未开始现代意义上的研究。把边塞诗作为一种独立的诗体加以深入具体的研究是从20世纪开始的。

第二阶段：现当代。20世纪20年代，苏雪林撰著《唐诗概论》一书，首开现代边塞诗研究的先河。书中第八章“战争与边塞的作品”，对唐代尤其盛唐的边塞战争作了细致的钩沉，并对盛唐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等人的创作，作了具体的论述，开启了现代边塞诗研究的新纪元。其后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也辟专章研讨，“边塞诗”从此成为唐诗研究中重要的领域。至20世纪50年代边塞诗研究出现第一次热潮，界定了边塞诗、边塞诗人、边塞诗派等一系列概念，集中研究盛唐边塞诗，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其总的研究成果大体已反映在现行的几部重要文学史（如游国恩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社科院版《中国文学史》，以及前些年新出的各种文学史著作）之中，为人们深入研讨边塞诗奠定了基础。但总的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边塞诗研究仅限于研究盛唐边塞诗，其他朝代的文学研究尚未关注边塞诗问题，其研究视野与研究深度都有明显的局限。到了80年代，随着唐诗研究热潮的出现，边塞诗的研究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第三阶段：新时期至今。新时期二十年，不仅是中国文化走向繁荣的二十年，也是边塞诗研究的丰收季节。其中80年代边塞诗研究出现过三次大的研究热潮。

第一次是在80年代初期。1980年吴学恒、王绶青联合撰文《边塞诗派评价质疑》，副标题是“三十年来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发表于《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针对现行几部文学史对边塞诗的评价提出了质疑，由此引发了一场十分激烈的边塞诗评价问题的争论，使边塞诗研究成为唐诗研究的热点之一。这次论争，以《文学评论》等刊物为阵地，诸多学者认真研讨，踊跃撰文，先后发表了20多篇论文，如涂元渠《谈岑参边塞诗》、周本淳《王昌龄早期颂扬扩边战争吗？》、佘正松《九曲之战与高适诗歌中的爱国主义》、刘先照《评边塞诗》、禹克坤《如何评价唐代边塞诗》、吴庚舜《谈边塞诗讨论中几个问题》、白坚《实事求是地评价唐代民族战争和边塞诗》等，至1982年10月邹广在《文史知识》第10期上发表《关于唐朝边塞诗评价问题讨论综述》，标志着80年代的第一次论争高潮基本结束。在这次持续一年多的论争中，学者们集中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①盛唐边塞战争的性质；②诗人创作中对待战争的态度；③如何评价盛唐边塞诗。这些论文大多是从分析唐与东北契丹、北方突厥、西北吐蕃、西南南诏之间战争的性质着手，观察诗人创作中对待战争的态度，歌颂正义战争的诗作则给予肯定，歌颂非正义战争便予以否定。论争中辨明了许多问题。但总的说，此次论争眼界狭窄，只着眼于战争内容，而对边塞诗涉及的其他大量问题未能论及，意义有限。但这一论争却掀起了边塞诗的研究热潮，此后，边塞诗研究论文不断出现。

第二次在1984年。1984年8月中国唐代文学研究会第二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甘肃省兰州市举行，把边塞诗研究又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来自内地、澳门，及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200多名专家学者提交论文100多篇，其中关于边塞诗研究的就有60多篇。“这些文章，从边塞诗的性质、涵义，到边塞诗中的爱国主义思想问题；从唐代边塞诗的渊源、繁荣原因到它对后代的影响；从史的宏观的研究到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介，内容丰富多彩，涉及的面相当宽广，也提出了许多比较深刻的有价值的见解”。成为1980年以来边塞诗研究的一次重大飞跃，有些问题虽仍未达成一致看法，但并存的见解相对来说是比较深刻的。如谭优学先生从生存空间与生存竞争角度对边塞诗产生原因的阐释，胡大浚先生对边塞诗界定的详细解析，肖澄宇先生对唐前边塞诗的梳理，董乃斌先生对中唐边塞诗的把握，余恕诚先生的战士之歌与军幕文士之歌的提法等，相对于当时学界的一般看法都具有很大的开拓性。会后于1988年5月出版了《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一书，成为边塞诗研究领域第一部较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兰州讨论会后，虽然边塞诗研究总论性文章渐少，但单个作家的研究仍在继续发展与深化。粗略统计从1985至1990年，边塞诗研究论文达190多篇，仍是研究热点之一。

与20世纪80年代边塞诗研究热潮相应，一些边塞诗选本也相继出现。吴蔼宸1964年编有《历代西域诗钞》，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王叔盤、孙玉溱主编《历代塞外诗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胡大浚主编《唐代边塞诗选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张晓生《历代兵诗窥要》，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此外还有《高适岑参诗选集》、《唐宋边塞诗选粹》、《从军诗》、《战争诗选》等等选本。对重要诗人作品集的整理成绩也很突出，出现了孙钦善《高适集校注》，刘开扬《高适集编年笺注》，侯忠义、陈铁民《岑参集校注》等一些力作。在此基础上还出现了左云霖《高适传论》、廖立《岑参评传》等诗人研究专著，边塞诗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佳绩。

第三次在1987—1988年，是边塞诗研究的长足发展与开拓时期。主要贡献有三个方面：一是由唐代向前后拓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化热的出现，文化学分支——地域文化研究也开始兴盛起来，如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与此相应，边疆文化研究也开始兴起，如东北文化、草原文化、西域文化、陇右文化等等，与这些边疆文化研究热潮相连，一些边塞诗人尤其是元明清诗人作为边疆文化的代表也受到人们的关注，加上元明清诗歌研究本身的不断加强，使边塞诗研究逐渐突破局限于唐代的狭窄范围，开始向元明清时代拓展。人们对唐以后的边塞诗人如元代的耶律楚材、马祖常、萨都剌、乃贤；明代的陈循；清代的吴兆骞、方承观、祁班孙、洪亮吉、纪昀、施补华、萧雄、纳兰性德等等都展开了拓荒性研究，相应地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多数以论文形式发表在边疆省份的社会科学或大学学报上，如《北方论丛》、《牡丹江师院学报》、《新疆大学学报》、《西部学坛》等，也有以论著形式出现的，如王秉钧《历代咏陇诗选注》，张玉兴《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李兴盛的《边塞诗人吴兆骞》等，这些成果（尤指论文）虽然多数停留于对诗人边塞创作基本状况的描述层面，缺少研究深度，但仍然以其开拓性的探索，填补了边塞诗研究领域的许多空白，使边塞诗研究继续保持兴盛的势头，其功实不可没。二是边塞诗研究的横向拓展。余恕诚《地域民族和唐诗刚健的特质》、戴伟华《唐代幕府与文学》、车宝仁《唐代边塞诗所反映的民族和睦》等文，开始尝试从民族学、政治学角度，对边塞诗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开启了边塞诗横向研究的新风尚。三是从乐府诗研究角度拓展边塞诗研究。阎采平《梁陈边塞乐府论》、《北朝乐府民歌的南流及对南朝文坛的影响》、商伟《论唐代的古题乐府》等文以及徐建华《边塞诗与乐府》、兰琴《论唐代边塞诗对前代征戍诗的继承和发展》、侍建强《南北朝横吹曲研究》这些文章或学位论文，侧重探研南北朝及隋唐乐府诗，对其中的乐府边塞诗多有论略，从乐府的角度，推进了人们对边塞诗及诗体特征的理解，成为此时边塞诗研究的突出亮点。

受整个学术研究多维文化视角以及元明清诗歌研究两方面的影响与启发，特别是边塞诗研究本身十年来长足发展的推动，进入90年代，边塞诗研究再拓新境。据不完全统计，1990—1995年的边塞诗研究论文有百余篇，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下列三方面：一是人们开始从整个边塞诗发展史的广阔领域来探讨边塞诗的产生、发展、繁荣与衰落，描述边塞诗史的发展轮廓，这种尝试始于1988年，刘维钧《边塞诗源流初探》首开风气，之后叶作舟《边塞诗简论》、兰翠《论唐以前边塞诗的发展》、黄刚的《略论唐以前的边塞诗》等文，把边塞诗的研究向唐前推进，到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两部通史性的论著：薛宗正的《历代西陲边塞诗研究》和黄刚的《边塞诗论稿》，成为边塞诗研究领域的拓荒之作，在分体文学史研究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二是传统课题，如代表作家出塞行程路线考证、创作艺术特色的比较与归纳等研究继续深化，出现秦少培、刘艺的《试论唐代边塞诗及其繁荣原因》，房日晰《高岑边塞诗艺术之比较》，戴伟华《对文人入幕及盛唐高岑边塞诗的几个问题的考察》等有分量的学术论文。三是受时代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往的社会学批评开始衰落，而美学研究上升。重视从诗歌本体出发，通过对边塞诗美学品质的审视，总结了边塞诗的艺术成就。如曹立波《盛唐文人的从军热与诗歌意象之开拓》集中分析了富有西北边地特色的诗歌意象，对凝结其中的文化美学涵义作了阐释；倪培翔《略说盛唐边塞诗美学特征》（《唐代文学研究》第三辑）从时代精神、民族心理、创作审美标准、美学风格等因素入手，勾勒出边塞诗元气浑然的“盛唐气象”，独异的风骨美，阳刚之气的悲壮美、崇高美等美学特征。佘正松《具备万物，横绝太空——略论盛唐边塞诗的雄浑美》、张敬邻《论“边塞诗”的崇高美》也分析了盛唐边塞诗“雄壮浑厚”的“崇高”美特征。韩玉珠《琵琶起舞换新声——评唐代边塞诗中的西部风情美》，讨论边塞诗中的西部风情美。而刘真伦《论边塞诗的本质属性》，则从文艺社会学入手，汲取丹纳艺术理论的积极成分，分析了构成边塞诗的地理、社会、时代三种元素，关注了“边塞”这一地理特征在文化地理学上的意义。这些文章开辟了边塞诗研究的新视野。

90年代中后期，边塞诗研究再次成为研究热点。1996—2003年八年间有论文近200篇，不仅数量集中，而且向着全方位研究开拓。一方面把边塞诗与诗人心态、时代精神相结合，如李炳海《北朝文人的临战心态及边塞诗的格调》、《北朝民族融合与纪实型边塞诗》，霍然《论盛唐边塞诗与唐人社会心态》等从诗人心态、民族融合等多角度探讨边塞诗风格特点。另一方面开拓唐以外的断代边塞诗研究。黄刚《清代边塞诗繁荣原因初探》、《论清代西域边塞诗之特色》、阎福玲《论元代边塞诗创作及特色》等是论述元代、清代边塞诗特征与成因方面较有分量的论文。这些文章使边塞诗研究朝着纵横等多角度、全方面研究拓展。1998—2000年研究论文总数不下50篇，然而相对前期，有分量的论文数量下降，其中李炳海《民族融合与古代边塞诗的战地风光》、阎福玲《中国古代边塞诗的三重境界》与《边塞诗乡恋主题的时代特点与价值》及《论唐代边塞诗的悲剧精神》、徐晓敬《从唐代边塞诗看唐人对战争的态度》、兰翠《从李益的边塞诗看唐代边塞诗的兴衰》、李中耀《乾隆统一新疆与清中期西域边塞诗的兴起》，这些文章大都从发展的角度对边塞诗的重要主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梳理研究，成为90年代后期边塞诗研究的亮点。

纵观整个边塞诗研究史，我们可以看出，近代以前基本停留在作品的评点上，尚未形成系统的评价。20世纪前七十年，是现代边塞诗研究的起步与发端，50年代以来，由于受各种学术思潮尤其是庸俗社会学的影响，边塞诗研究政治化倾向明显。把边塞问题局限为爱国或民族问题，过分强调诗人对待战争的态度，导致研究表面化，许多文章停留在内容归类上，难以从深层意义上揭示边塞诗所传达的思想感情的内在本质，如诗人对战争的思考，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追求与张扬，表现征战将士在生与死、血与火面前那种对生的留恋、对死的超越，摒弃俗累与懦弱，获得庄严与伟大等等。而艺术特点的研究也往往流于艺术手法或修辞手法的低层的总结归纳，未能从文本出发，深层揭示诗人把握边塞题材的艺术思维方式与由此形成的创作规范。政治化与表面化，也造成对诗人或创作的评价流于简单化，忽略了边塞诗内容的丰富性、复杂性，造成边塞诗研究缺乏特色。而总体上说，更不够系统化，边塞诗研究长期局限于唐代，未能把边塞诗当成一类独特诗体，放在整个诗歌史的广阔视野中加以系统研究，因而总体成就不高。

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多年，是边塞诗研究长足发展并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阶段。边塞诗作为唐诗研究的热点不断向整个古代边塞诗史拓展，研究视野大大拓宽。唐前与唐后各代边塞诗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都得到一定的研讨。一些学人还注重从美学和艺术角度，把握边塞诗的诗体特征，探讨诗人的创作个性。更为可喜的是，一些学者开始把边塞诗放在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横向的阐释研究。当然，从分体文学研究的角度说，边塞诗与山水诗等诗体相比，其研究还远远没有臻于理想境界，横向研究刚刚起步，多学科交叉研究更是近乎空白。深入的艺术研究，包括独特的意象语符体系的提炼归纳、诗人艺术思维方式与特点的把握，艺术范式的抽绎与概括等等，甚至艺术文本的整理，资料的考察、钩沉、纂辑与整理做得也很不够。这一切都有待我们进一步加以具体而深入的研讨。

然而，事物的发展并非尽如人意，近年来，边塞诗研究形势较之前些年，却进入了越来越堪忧的境地。一方面，风行全国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以其量化标准对学术评价机制造成巨大冲击；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研究生急骤扩招以及各高校为提高其论文发表率而人为规定研究生读书期间必须发表定数论文的规定，造成许多学人在现实利益、名份、学位的诱惑压迫下，不顾基本的学术规范与要求，无暇从问题入手，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而是投机取巧，生拼硬凑，重复选题，炒冷饭现象越来越多，从2000年至2003年的三年多，边塞诗研究论文总数不下60篇，数量上看，研究热潮不减，然而，从质量上说，除去陈铁民《关于文人出塞与盛唐边塞诗的繁荣——兼与戴伟华同志商榷》、邵文实关于敦煌边塞诗歌研究的系列文章、任文京《论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以及从意象角度研究边塞诗艺术特点的个别文章较富学术含量外，大多数文章转向个案研究，创意不多，价值不高。因此推进新世纪的边塞诗研究，任重而道远。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从边塞诗研究史可以看出，选取“汉唐边塞诗”作为研究对象，就意味着要面对三大难题：

一是汉代有否边塞诗的问题。目前学界多认为边塞诗萌芽于曹魏时期，到南朝宋齐时代开始走向成熟。多数学人都认为汉代没有边塞诗。有的文章追溯边塞诗起源，一直上溯到《诗经》战争诗，但对汉代则一笔带过。本人为此曾请教过多位著名学者，他们大都认为汉代无边塞诗。而本人一直比较重视汉代边塞诗，认为汉代不仅有边塞诗，而且地位还相当重要，其边塞特色的具备与乐府形式的确立，标志着边塞诗已走向基本定型。后来又受到陈良运《焦氏易林诗学阐释》的启发，在《焦氏易林》一书中找出边塞诗作一百多首，最终使“汉唐边塞诗”的选题获得了作品的支持。

二是边塞诗研究是一个老课题。虽然相比于山水诗研究，边塞诗的研究还显得薄弱，但现有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对这样一个老课题进行研究，想要创新，难度很大。在研究思路上我们确立了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在充分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的文学研究，突出其全面性、系统性。包括纵向的、横向的、主题的、艺术模式的全方位研究。把汉唐边塞诗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全面地梳理其产生、发展、繁盛的流变历程，理清各个时期的边塞诗创作为古代边塞诗史增添的新因素与新特点，进而总体把握汉唐边塞诗的艺术特质与美学境界。第二个原则是强调多学科交叉研究，力求视角新颖。在注重运用文史研究中常用的文史互证、微观宏观相结合、现象分析与理论概括相结合等多种研究方法的同时，更强调多学科交叉研究，自觉地把地理学（包括自然地理、政治地理、文化地理与历史地理）、民族学、历史学、文艺美学与文学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的交叉研究，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对汉唐边塞诗的创作格局和艺术特点作全面系统的阐释与解说，立体地透视边塞诗创作中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内涵与审美文化心理内涵。

三是“边塞诗”是按题材分类产生的诗类概念，它规定了边塞诗研究更大程度上是关于诗歌文本的研究。这显然与当下古代文学研究提倡求真实证的学术风尚不相适应，诗歌文本解读容易流于感悟的层面，难以成为实证研究而陷入浮泛的尴尬境地。针对这一难题，本人有意识地强化了文史结合研究和乐府边塞诗创作模式的研究。一方面把汉唐边塞诗放在历史文化大背景中，把单纯的文本研究变成历史文化与边塞诗关系的关系型研究，从自然地理、民族征战、民族融合、征戍制度、边疆风俗等多个文化视角对汉唐边塞诗的基本主题作全面系统的阐释研究。另一方面重视从诗歌文化的高度拓展边塞诗的阐释空间。汉唐边塞诗的主体是乐府边塞诗，突出和强调乐府诗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不仅着眼其艺术表现层面的文本研究，更突出强调在一定创作观念指导下的乐府边塞诗艺术模式的研究，力求在此有所突破。此外，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文本研究中的不能实证的个人感悟因素，则有意识地引入数字统计的方法，力争使解读文本所获得的体会，建立在数据实证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提升研究的科学性。

按着这一研究思路设想，全文分引言、正文八章和结语三部分，形成相互联系的五个研究板块，较为全面地解决了汉唐边塞诗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第一板块的引言部分，在吸收前修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边塞诗概念重新进行界定与定位，通过强调边塞诗的“塞”字的险要设防之意，突破对边塞诗的狭广二义的理解，认为边塞诗是在历代的边塞军事防卫前提背景下表现边塞各类题材的诗歌。边塞诗具有政治性、地域性和特殊的时代性。并分阶段梳理了边塞诗研究史。

第二板块一、二章为历时的纵向研究。把汉唐边塞诗切分为萌芽的先秦《诗经》征戍诗、定型期的汉魏边塞诗、走向成熟的晋宋边塞诗、发展期的梁陈边塞诗、走向繁荣的初盛唐边塞诗及新变的中晚唐边塞诗六个阶段，对各个时期的边塞诗题材的开拓，艺术的新变作了细致的比较研究，着眼于艺术思维、艺术表现与作品结构特征等方面解析汉唐边塞诗的艺术演进问题，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汉唐边塞诗创作总貌与时代特点。

第三板块三到七章在汉唐历史文化背景下对汉唐边塞诗的苦寒、尚武、征战、思乡与风俗五大主题及其创作模式作了较为细致的探讨研究。文章认为汉唐边塞诗的苦寒主题根源于边塞荒寒险要、开发迟滞等自然历史因素，同时也是诗人重表现的抒情策略的需要。其内涵表层体现为在以寒为苦的背景下的征行之苦（远、频、久、艰）、思乡之苦、失意痛苦与生死抉择之苦，而深层凸显的则是悲壮的人生体验。文章在科学定义尚武概念的基础上，认为汉民族原本只有任侠传统而无尚武精神，尚武精神来自于先秦和六朝的两次民族融合，它与献身精神、士意识及任侠精神相结合，强化了汉唐边塞诗的刚健品性，凝定为“白马少年”形象，成为民族锐气、朝气与义气的象征。征战主题章认为：残酷惨烈的边塞战争留给人们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引发唐人的冷峻深刻的理性思考，他们超越现实价值层面，体会到与生俱来的命运悲剧感，其主导乐府模式虽然抒情重心各有侧重，但都浓墨重彩地写出了战争悲剧、社会悲剧和命运悲剧。乡恋主题章：强调思乡恋家是人类共有的情感体验，农耕文化背景和儒家教化及诸多历史现实因素强化了汉民族乡恋情结。征戍制度造成的广泛性、恒久性、艰苦性孕育了汉唐边塞诗的鲜明的乡恋主题，其抒情主体经历了由先秦的征夫到汉以后的文士的转型，战士和军幕文士两种乡恋类型的情感抒发都带有鲜明的“士意识”。最后的风俗主题章，在正确把握风俗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汉唐边塞诗描写边景所经历的想象虚拟和主观表现两个阶段的主体性特点。具体梳理了诗中边塞风情的发展、基本内涵，以及以七绝形式概括提炼塞上风情开启元明清边塞风俗诗创作先河的价值意义。

与主题分析相连，本板块还对汉唐乐府题边塞诗的创作模式作了详尽的解析，包括苦寒主题的《苦寒行》、《从军行》、《陇头水》、《雨雪曲》系列；乡恋主题的《关山月》、《梅花落》系列；尚武主题的《少年行》系列；征战主题的《出塞》、《入塞》、《塞上》、《塞下》；风俗主题的《塞上曲》、《塞下曲》系列。通过细致的文本解析，抽绎出乐府边塞诗写作的艺术思维方式、结构特征、语言意象的积累与凝定等，其中的陇头流水、关山月色、见月思乡、望月怀人、白马少年形象的解析与提炼概括等等，不仅是对边塞诗研究的有益尝试，在一定程度上也深化了汉唐乐府诗的研究。

第四板块的艺术美学解析，概括分析了汉唐边塞诗意象运用、艺术表现、艺术风格与美学境界，对汉唐边塞诗语言意象运用的六大类型、选用特征与组合方式、不同时期边塞诗艺术思维方式、作品结构的动态发展作了总括性的梳理与对比研究。并对边塞诗艺所包含的雄浑美、风骨美、悲壮美、奇丽美等美学类型作了一定的分析与阐释。

第五板块的结语部分，从文学与文化两方面总结了汉唐边塞诗创作的价值意义。认为汉唐边塞诗具有题材与抒情优势，成为汉魏风骨与盛唐气象的代表，具有文学的范型意义。文化上，汉唐边塞诗是民族生活长卷，是民族性格与精神的体现，从中也可以透露出中国古代不同内涵的边塞观和边防思想。

当然，本书存在的不足与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些章节的论析不够具体，流于浮泛。由于力图使汉唐边塞诗在学科交叉与多维视野中得到全面、系统的研究，造成同一问题在不同章节反复出现。写作时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材料与观点的结合取舍，也不免有失当之处。另外，如何在史的线索梳理中凸显代表诗人的个案研究做得也很不够，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今后作进一步的修改与完善。

第一章 汉唐边塞诗发展史论（上）

汉唐边塞诗是中国边塞诗史的前期阶段，构成独立自足的创作单元。纵向历时地看，汉唐边塞诗的产生与发展大致经历了特征鲜明的六个阶段。以《诗经》征戍诗为代表的先秦时期是边塞诗的萌芽阶段。秦汉以来，随着地域性国家的出现，边塞防卫成为王朝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为边塞诗的生长与定型提供了现实环境。因此至汉魏时期，随着具备北边特色的征戍题材和乐府形式的结合，标志着边塞诗创作走向基本定型，构成汉唐边塞诗发展的第二阶段。其后经过晋宋诗人的培育与发展，至南朝宋齐时代边塞诗创作走向自觉，梁陈时期是边塞诗自觉的创作时期，两晋南朝构成边塞诗创作的第三阶段。隋与初唐时期，南北边塞诗创作融合，为过渡的第四阶段。盛唐作为第五阶段，达到了边塞诗创作的辉煌顶峰，而作为终结的中晚唐则是汉唐边塞诗嬗变时期。在这六个阶段里，边塞诗创作走过了萌芽、定型、发展、繁荣、嬗变的历史过程。本书以两章分七节细致梳理了唐前边塞诗发展的状貌与特征。

第一节 边塞诗萌芽的《诗经》征戍诗

一般说来，事物的起源与萌芽过程就是构成事物的基本属性与本质特征不断孕育与积累的过程，追溯其源、清理其包含的基本要素，对于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发展方向，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中国古代边塞诗渊远流长，其漫长的发展史可以追溯到中国诗歌的源头《诗经》、《楚辞》时代。当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与祭祀是古人最重要的政治生活内容。因此反映远古先民生活的“《诗经》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诗篇是直接或间接描写战争的”。而直接写战争的诗作约有30余篇，这些战争诗篇，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情况：一是表现商、周开国的战争。如《商颂·长发》歌颂成汤灭夏的历史功绩；《大雅·皇矣》歌颂文王伐崇伐密的战绩；《大雅·大明》描写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绘声绘色地再现了当年激战的壮观场面。二是描写周公东征的战争。周公东征旨在镇压武庚等人发动的复辟叛乱，摧毁商朝在东方的残余势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第二次灭商战争。如《豳风·破斧》、《豳风·东山》等。三是抵御外侮的卫国战争。如《小雅·出车》、《小雅·六月》、《小雅·采薇》等表现周宣王反击西北猃狁民族侵扰之战；《秦风·无衣》写抗击西戎之战；《江汉》写召虎讨伐淮夷之战；《常武》写宣王亲征淮夷等。四是表现兼并掠夺战争。如从征夫厌战角度写的有《邶风·击鼓》、《王风·扬之水》、《魏风·陟岵》、《唐风·鸨羽》、《小雅·祈父》、《小雅·渐渐之石》、《小雅·苕之华》、《小雅·何草不黄》等篇。从思妇闺怨角度来写的有《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唐风·葛生》、《秦风·小戎》、《小雅·杕杜》等篇，表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与痛苦，控诉了战争的残酷及罪恶。《诗经》征戍诗表现战争，集中在后两类，多方面反映了周人从军征战的各种感怀以及战争对人们正常生活所造成的深刻影响。其中优秀的篇章如《秦风·无衣》、《秦风·小戎》、《小雅·采薇》、《豳风·东山》、《小雅·出车》、《小雅·六月》、《小雅·采芑》、《魏风·陟岵》、《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大雅·江汉》、《大雅·常武》等篇，不仅思想内容深挚感人，而且艺术造诣也极高，但是，这些诗歌表现征战戍守的军事生活，尚不具备明确的边塞地域性特征，属于边塞诗的萌芽状态，故谓之征戍诗或战争诗。一、具有奠基意义的主题思想《诗经》征戍诗是周人的群体歌唱，其抒情主人公有征夫，有思妇，也有掌庙堂祭祀的史官，诗中有对卫国战争的歌颂，有对不义战争的诅咒；既有报国之志，也有思乡之情；既有怀夫之怨，又有苦役之叹，情感丰富复杂，真挚感人。分而言之，抒发慷慨从军抗敌御辱的爱国之情是《诗经》征戍诗突出的情感内涵。《秦风·无衣》、《秦风·小戎》、《小雅·出车》、《小雅·六月》、《小雅·采芑》、《小雅·江汉》、《大雅·常武》等篇，或歌颂王朝军队抗敌御辱的赫赫武功，赞美将帅勇武的英雄气概。或表达慷慨从军、相互友爱、同仇敌忾的爱国愿望和爱国情感。如《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开头两句一问一答，满腔热血，直欲喷泻而出，表现了士兵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友爱精神。后三句歌颂士兵同仇敌忾、擐甲砺兵的英雄壮举，高昂的气势、跳荡的激情使人为之振奋，给人巨大鼓舞力量，故钟惺评此诗“有吞六国气象”，而陈继揆说“笔锋凌厉，亦正如岳将军直捣黄龙”。

又如《小雅·出车》写南仲奉宣王之命北攘猃狁，西伐西戎，凯旋之日正值春和景明之时。“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执讯获丑，薄言还归”。由于诗人心情的欢快，景色也格外喜人，好像大自然也分享着人们胜利的喜悦，“故迟迟之日，萋萋之草，鸟鸣之和，皆为助喜”。《诗本义》也说：“卒章则述其归时，春日暄妍，草木荣茂，而禽鸟和鸣，于此之时‘执讯获丑’而归，岂不乐哉！”

表达征戍痛苦、厌战思乡之情是《诗经》征戍诗又一重要内容。《王风·扬之水》、《魏风·陟岵》、《小雅·采薇》、《豳风·东山》、《小雅·何草不黄》、《小雅·祈父》、《小雅·渐渐之石》、《小雅·苕之华》、《邶风·击鼓》等诗作，集中诉说征战戍守的艰辛痛苦，把对战争的厌倦不满及长期在外思乡念家、渴求与妻子团聚的心情表达得酣畅淋漓。这些诗多从征夫角度来写，虽然诗中还看不出明显的边塞气息，但其抒情却和后代边塞诗一脉相通，是《诗经》征戍诗中非常感人又最有价值的诗篇。如《小雅·采薇》写无休止的征战给前线战士造成的巨大痛苦。猃狁入侵，周王朝派兵征讨，服役士兵历尽艰辛痛苦，抗御外敌。长期的征戍生活使战士产生了浓重的思归情怀，他们发自内心地咏唱道：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猃狁孔棘。

这是一首“边防军士服役思归，爱国恋家，情绪矛盾苦闷”的哀歌，猃狁入侵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人们背井离乡，不暇安居生活。戍边征战永无止期，说是可以归乡了归乡了，但到了年终还是没能回去，因此心忧如焚。加上征戍生活的饥渴苦寒，更使征战士兵痛苦不堪。诗中既有“一月三捷”的喜悦之情，又有“岂敢定居”的艰辛与痛苦。而“岂不日戒？猃狁孔棘”既写出了猃狁民族入侵的猖狂气焰，也写出了战士们的卫国志愿，表现了士兵丰富而矛盾的内心情感。一方面他们具有为国忘家、舍生报国的追求，有着高度的责任感与牺牲精神；另一方面又思乡念亲，渴望归去。结尾之句写出士兵终于归乡了，然而家乡之景境又令他伤悲哀感不已。“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在对比中突出心情的哀伤：一昔一今，一往一归，“杨柳依依”说出征在春天，“雨雪霏霏”言归来在冬季，以具体景象暗示抽象的节令，生动而形象：昔日我走的时候，春光融融，柳丝依依，柳丝似也惜别留人；而今我归，却是雨雪霏霏，凄凉无比。远征之日“忧心烈烈”，而“杨柳依依”美景更助人不忍离乡之情，是以乐景写哀情；归乡凯旋之时，满怀喜悦，然而家乡万木凋零，雪花纷飞，一派凄冷阴暗萧条的景象，庆幸的是自己身经百战九死一生，最终总算回到了故乡，是以哀景写乐情，是写不幸中的万幸。诗作“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诗人心情沉重，又渴又饥，因而步履迟迟，更可悲的是有谁能理解我这一份苦衷，这一份悲哀呢？！全诗凄婉哀感、悲凉动人，是一首边塞征戍的杰作。

再如《豳风·东山》写久戍在外的士兵归乡途中的内心活动也很典型。诗曰：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疃鹿场，熠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仓庚于飞，熠耀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于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

如果说“杨柳依依”四句是“景生情，情异景”，那么此篇“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则是景中含情，情融于景。“言其往来之劳，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见其感念之深”。如同全篇的主旋律，把各章内容统一起来，浑然成为一个整体。烟雨濛濛，道路泥泞，一种极凄凉的气氛，烘托出士兵凄凉的心情。“濛”字既表现细雨的迷蒙，也反映出士兵迷茫的心境。三年征戍，乡音断绝，他想象着家乡的庄稼和盼望征人早日归来的妻子，怀着又喜又惧、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在归乡的路上，大有“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之感。细致入微地写出了士兵归途痛定思痛、万感交集的复杂而微妙的心理。其他如《鸨羽》“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何草不黄》“哀我征夫，独为匪民？”《扬之水》“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也都是对战争的控诉，反映厌战思归之情。

此外，《诗经》征戍诗还从闺中思妇角度抒发孤独无依的闺怨之情。《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小雅·杕杜》、《秦风·小戎》、《唐风·葛生》等篇，诉说征戍造成的夫妇分离、孤独无依、寂寞痛苦之情。如《君子于役》：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写思妇在日暮时分思念征役不归的丈夫的心情，既表现了迫切盼归的心情，又突出了女子体贴善良的心地，反映了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一般说，征妇闺怨与征夫思归是边塞戍防一体两面的问题，征夫久戍，思乡念亲，怀归情切；而闺中妻子孤独寂寞，痛苦难耐，尤其日暮黄昏之时，这种痛苦更浓重，羊牛鸡狗，“日之夕矣”，犹且归栏入埘，何况人乎！人与物比，物有归而人不归，人不如物，更增惆怅之情。这种日暮思归、暝色生愁的描写，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形成一种“暝色生愁”的心理情感定势，积淀于民族文化之中。《卫风·伯兮》又以细腻的笔触描写思妇对丈夫一往情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以肖像刻画展示人物心理，把思妇怀思丈夫之情写得淋漓尽致。而《小雅·杕杜》更以“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归止”的呼唤喊出了千百万思妇盼归的共同心声。这些诗从闺阁角度控诉战争罪恶，既开创了闺怨题材的先声，同时也是以闺怨形式出现的征戍诗，它表明征妇闺怨一开始便是边塞诗一个重要的抒情领域。

综上可见，爱国、思归、闺怨构成了《诗经》征戍诗的三大主题，这三类主题各自独立又互有交叉，还不时构成种种矛盾。如《卫风·伯兮》既以丈夫从征卫国为荣又思之不已，盼其早归。《小雅·采薇》既有舍生报国的精神又难抑思乡欲归之痛。本能的情感欲求与理性的责任义务相矛盾，使《诗经》征戍诗的情感内涵丰富、复杂，深挚而不失于简单化。这些思想情感如同边塞诗的情感基因，全部为后世边塞诗所继承，尤其是爱国、怀乡、闺怨三大主题更是历代边塞诗不断吟咏的永恒主题。后世边塞诗抒发从军报国的爱国情感与愿望，表达建功立业的理想与抱负，以及歌颂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的主题由此而来；那些以战士口吻表达征戍痛苦、描写苦寒、抒发厌战思乡之情、反映军中苦乐不均、反对开边侵略战争等等内容，与《诗经》征戍诗一道构成一条鲜明的主题线索。而抒发征人与妻子的刻骨铭心的相思盼归之情也是从《诗经》的闺怨主题开始的。《诗经》征戍诗不仅规范了后世边塞诗的基本主题，有些篇目如《小雅·采薇》、《豳风·东山》等还成了后世边塞诗吟咏征戍之事常用的典故。如曹操《苦寒行》：“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曹丕《至广陵于马上作诗》：“岂如东山诗，悠悠多忧伤。”张华《劳师还歌》：“征夫信勤瘁，自古咏《采薇》。”等等都直接采用《诗经》篇章之典。可见，作为边塞诗萌芽的《诗经》征戍诗对汉唐边塞诗的主题与意象语言都有直接的制约性影响。二、富有时代色彩的艺术特征《诗经》征戍诗与其他诗经作品相比，同样具有重章叠咏的艺术形式、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浑朴自然的语言风格。然而，当我们把这些征戍诗纳入边塞诗视野加以考查时，就会发现，《诗经》征戍诗具有超凡的表现技巧和独特的时代特征。

首先，《诗经》征戍诗写战争重在突出王朝军威盛壮、武备精良，铺陈誓师场景的声势浩大。而不重视甚至省略战争场面的描写，明显反映出周人厌战、王朝节制战事的战争态度。翻检《诗经》征戍诗，可见其写战争很少集中描写激烈鏖战的场景，相反，铺陈誓师场景、反复渲染王朝军容盛壮、夸饰武备精良的诗句，却俯拾即是，或欣赏车马高大，或炫耀旗帜威严，突出王军的强大威势。如“四牡修广，其大有颙”、“积文鸟章，白旆央央”（《小雅·六月》），“四牡孔阜，六辔在手”（《秦风·小戎》），“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小雅·出车》），“四骐翼翼，路车有奭。簟茀鱼服。钩膺鞗革”、“其车三千，旂旐央央”、“伐鼓渊渊，振旅阗阗”（《小雅·采芑》）等等。这样描写的根源在于先秦时期周人崇尚“以德服人”的喻德观念。重视以礼乐强国，“增修于德”，“修德以怀远”，威服四邻，崇尚不战而胜，以武力征服为下策。《老子》所谓“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六韬》也说“圣人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把征战之事视为凶事，甚至以“丧礼处军征”，对战争采取节制克制的态度，往往于军情危急时才迟滞被动、保守地出征，因此诗中重在渲染军容盛壮，而不重战争场面的刻画，反映出厌战节制的战争态度。

其次，《诗经》征戍诗抒发思乡念亲之情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其表现有二：一是对节令变化和植物荣枯成长过程的敏感成为乡恋情感的诱因与触媒，具有鲜明浓郁的农耕文化特色。如《小雅·采薇》，以采薇起兴，抒写强烈的恋乡怀归之情。诗中战士从“薇亦作止”、“薇亦柔止”到“薇亦刚止”的植物荣枯成长过程中敏感地体悟到“岁亦阳止”（十月曰阳）的节令变化，意识到自己戍边又过一年，于是从心底涌起了强烈的回归冲动，“曰归曰归”，“忧心烈烈”，“忧心孔疚”。《小雅·出车》为出征将领胜利归来时所唱的乐歌，其中“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涂”，也是由对作物的成长和节令敏感诱发的恋乡归乡之情。二是其乡恋内涵包括思父母、念妻子、怀兄弟、酷爱故土庄稼等方面，具有宽广而具体的特点。如《魏风·陟岵》“瞻望父兮”、“瞻望兄兮”抒发思父念兄的相思情怀，而《邶风·击鼓》中“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又是思念妻子之情。再如《豳风·东山》中“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户”、“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则是由对故土庄稼的深挚热爱而牵动的乡恋之情。农夫出身的征夫的群体歌唱与文士诗人的创作相比，富有农耕生活情调的触媒诱因与多元的情感指向，使《诗经》征戍诗的乡恋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表现技巧上，《诗经》征戍诗还善用白描和心理刻画手法。《王风·君子于役》以白描手法勾勒山村傍晚的自然景色，渲染万物寻找归宿的环境氛围，借白描苍茫的暮色之景来衬托闺中女子的孤寂、凄苦、怅惘之情，达到了借景传情，情景交融的境界。运用心理刻画最成功的当属《卫风·伯兮》。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父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诗之开头说丈夫是邦国杰出的男子，执殳从戎“为王前驱”，自己倍觉骄傲自豪。并无愁怨之言，但随着时间推移，对丈夫的思念与日俱增，以致懒于梳妆，容颜憔悴。“首如飞蓬”是因思念而懒于打扮的结果。“谁适为容”则在肖像描写中展示了女子的内心活动，体现出她对丈夫爱情的专一与忠贞。古人观念中“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丈夫不在身边打扮又给谁看呢？正是出于“为悦己者容”的想法，所以丈夫之东她便“首如飞蓬”。简单几句写出了女子忠贞专一的爱情。再进一步，她天天盼丈夫归来，可事不遂愿，就像盼雨雨不至，而偏偏又出太阳一样。巧妙运用比喻与反衬手法，将“杲杲出日”的明丽景象与思妇心头苦雨愁云相对照，刻画出思妇的哀怨痛苦。这种痛苦先是“首疾”，铭心刻骨之思使她觉得头疼，她想借助谖草解忧，然而忧思难止，“首疾”竟变成了“心痗”，层层展示思妇内心的情感变化，将其情感波澜几经回旋激荡，逐渐推向高潮，呈现一种抑扬顿挫之美。朱善《诗解颐》评此诗曰：“首如飞蓬，则发已乱矣，而未至于痛也；甘心首疾，则头已痛矣，而心则无恙也；至于使我心痗，则心又病矣，其忧思之苦，亦已甚矣。”朱氏评语，精彩地揭示出诗中思妇怀人的情感心理历程。《诗经》征戍诗的艺术表现虽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然而作为古典诗歌的源头，其高超的艺术技巧也多为后世边塞诗所继承。其不写激烈鏖战的场景，善于叙写国威盛壮与誓师场景的特点为唐代岑参所继承，聚焦于出征与凯旋的描写，凸显征战将士的英雄气概与无畏精神。其《豳风·东山》第三章“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魏风·陟岵》等篇采用的“己思人乃想人亦思己，己视人适见人亦视己”的手法，“据实构虚，以想象与回忆融合而造诗境”的抒情策略也为后世边塞诗所继承。如梁陈乐府边塞诗的边关与闺阁相结合，就多用此法，唐代高适的《燕歌行》“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也运用这种手法。《王风·君子于役》不仅开启了边塞诗闺怨主题的先河，还为后世诗歌创作凝定了“暝色生愁”的创作传统和富有文化内涵的“夕阳”意象。其白描手法与《卫风·伯兮》的肖像刻画人物心理的方法，也对梁陈及唐代边塞诗的抒情产生了深远影响。《小雅·采薇》不仅成为边塞诗常用的典故，而且其“杨柳依依”四句，乐景写哀与哀景写乐的相反相生手法以及今昔对比的句法结构也为后世诗人所效法。如曹植《朔风诗》“昔我初迁，朱华未晞；今我旋止，素雪云飞”、陶渊明《答庞参军》“昔我云别，仓庚载鸣；今也遇之，霰雪飘零”等都是直接受其影响的结果。

艺术风格上，《诗经》征戍诗具有“慷慨悲壮”的风格特色。这种慷慨悲壮的美学风格包含两种因素：一为悲，一为壮，在不同作品中有不同的表现。或偏于悲，则形成悲慨苍凉的风格。如《豳风·东山》、《小雅·采薇》等，诉说征戍之苦、身世之悲、思家之痛等构成了诗作的抒情主调，悲壮苍凉，感慨万端。有的倾向于壮，则形成慷慨壮烈的风格。如《秦风·无衣》、《小雅·采芑》、《豳风·破斧》等偏重抒发慷慨从军、捐躯报国、勇往直前的壮志豪情，突出表现了征人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这两种风格基调不仅构成了《诗经》征戍诗基本的美学风貌，也为后世边塞诗确立了两种基本的抒情基调和阳刚壮伟的美学风貌。如由悲慨苍凉的风格发展下去，汉代有《战城南》、《十五从军征》，曹操有《苦寒行》，左延年有《从军行》，陈琳有《饮马长城窟行》，鲍照有《拟行路难》第十四。至唐代王之涣《凉州词》、高适《燕歌行》、王昌龄《从军行七首》之一、李白《关山月》等等，形成一个偏于“悲”的抒情系列。由慷慨激昂的风格发展的诗作有：《楚辞·九歌·国殇》、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王褒《关山篇》、吴均《战城南》，唐代王昌龄的《从军行》、岑参的《轮台歌》、《走马川行》、《天山雪歌》、《白雪歌》等，皆属此类风格，形成一个偏于“壮”的抒情系列。这两个抒情系列构成了古代边塞诗的主体与重心。

总之，《诗经》征戍诗作为中国古代边塞诗的源头，在主题思想、艺术表现、美学风格各个方面都为后世边塞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严格说来《诗经》征戍诗还没有明确的边塞观念作指导，尚不具备鲜明的边塞特色，还处于边塞诗发展的萌芽状态。边塞诗的发育定型还有待汉魏之世。

第二节 走向定型的汉魏边塞诗

两汉四百年，正是游牧北方的匈奴强盛时期，汉与匈奴的征战在古代历史上也是持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从高祖至元帝历时160年，汉与匈奴征战不已。特别是武帝时期，凭借雄厚的物质基础，从公元前134年的马邑之谋开始，与匈奴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频繁战争，其中较大的战役就有关市之战（前129）、雁门之战（前128）、河南之战（前127）、漠南之战（前124）、漠南再战（前123）、河西之战（前121）、漠北决战（前119），其后又有前111、前103、前99、前97、前90年五次大举进击匈奴之战，当中还有马援等平定南越之战。宣帝的前72、前51年又两次大举征战，直到元帝的前36年甘延寿率兵4万，彻底消灭匈奴主力，西汉与匈奴的征战才告结束。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征北匈奴、永平十六年（73）窦固之天山之战、永元元年间（89—91）窦宪与耿谭又先后与匈奴激战数次。这些重大战役，规模巨大，往往投入十余万的兵力，千里远袭。如漠南之战、漠北决战投入兵力都达十万，宣帝本始二年（前72）五位将军统兵十六万之多，是出精兵最多的一次。东汉永元三年（91）窦宪出居延塞，远袭金微山，出塞5000余里，是汉军北击匈奴行程最远的一次。

这一系列重大战役，构成两汉边塞征战最为激烈悲壮的民族冲突的乐章，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与动人故事，涌现出卫青、霍去病、李广、马援、终军、窦固、窦宪等众多垂名青史的民族英雄，既有霍去病“匈奴不灭，无以家为”的豪言壮语，也有马援“马革裹尸”的壮烈誓言；既有西汉赵破奴徐自为的广修城障防胡御边的苦心经营，又有李广利等损兵折将战败被杀的悲壮惨剧，更有窦宪深入漠北，燕然刻石的胜利凯歌。许许多多的征战事例不仅成为后世文学表现的题材，而且凝成了诗歌作品反复咏叹的典故，然而汉代诗歌中正面反映如此繁富如此惊心动魄的征战内容以及牵动全社会的军事行为的诗作却显得寥寥无几。因此，长期以来许多学者都认为汉代无边塞诗，以至于本人选择汉唐边塞诗作为研究课题时，有的学者认为课题不能成立。而有的学者追溯边塞诗起源，笔触一直上溯到先秦的《诗经》战争诗，但对汉代却往往一笔带过，对汉代边塞诗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事实上，汉代不仅有边塞诗，而且在边塞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汉代边塞诗总体格局上包括“易林边塞诗”和“乐府边塞诗”两大类，其边塞特色的具备与乐府形式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古代边塞诗从《诗经》征戍诗的萌芽已走向基本定型。

乐府边塞诗约有22首。包括《上之回》、《战城南》、《饮马长城窟行》、《李陵歌》、《乌孙公主歌》、《平城歌》、《匈奴歌》、《桓帝初天下童谣》、《武溪深》、《行胡从何方》、《秋风萧萧愁杀人》、《古胡无人行》、《霍将军歌》、《岐山操》等，另有《十五从军征》、《安封侯诗》、《结发为夫妻》三首古诗。由此看，乐府诗构成了汉代边塞诗主体。其题材内容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歌咏帝王将相安边定塞的丰功伟绩，抒发戍边将士浴血奋战的报国热情。如《上之回》叙写元封四年（前107）冬汉武帝巡幸雍地，以武力打通回中道，游猎石关宫，使月氏、匈奴臣服之事，歌颂了汉武帝的赫赫边功。又如《霍将军歌》表达霍去病灭胡驱虏、安边定国、壮志已酬的喜悦心情。崔骃《安封侯诗》继承《秦风·无衣》、《九歌·国殇》精神，描写被甲挥戈冲锋陷阵的征战场景，抒发战士勇往直前的爱国精神。二是描写征战之苦、抒发怀乡思归之情。如《平城歌》写汉高祖白登被困的危艰境况。《武溪深》写马援南征溪深多毒的可怕之景。《古胡无人行》写边地奇险与征战惨烈。抒发思乡怀归之情的如《秋风萧萧愁杀人》渲染秋日肃杀零落的环境气氛，衬托浓厚深广的乡愁，又以转动的车轮化喻愁思，形象感人，气象浑成。《李陵歌》抒发英雄失志无计归乡的悲哀。抒发思归之情最富特色的是刘细君《乌孙公主歌》，以表现匈奴衣食住行的游牧生活特点，而成为边塞诗史上最早的边塞风俗诗作。三是多方面揭露战争罪恶，表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如《饮马长城窟行》写思妇怀人。李陵《结发为夫妻》写因战争而“生人作死别”的新婚诀别。《战城南》写战争的残酷惨烈。而古诗《十五从军征》则写出了《诗经·小雅·采薇》与《豳风·东山》的共同悲哀，多方面控诉了战争的罪恶与灾难。

易林边塞诗指汉代《焦氏易林》中的边塞诗。《焦氏易林》为汉代焦延寿的易学著作。它既是“一部据《周易》而作的大型占卜书，也是一部空前的大型四言诗集”。全书采用汉儒发明的“变卦”占卜新方法，按《周易》六十四卦的顺序，每卦与其他六十三卦配合成为一新卦，变出四千九十有六卦，焦延寿为每卦配入句数不等的四言诗，形成数术类中别具特色的易学著作，同时也成了《诗经》之后保存四言诗最多的一部巨著。

然而，这部著作因为其易学属性与结构格局，千百年来，除了唐人王俞《易林原序》，宋代黄伯思，明代杨慎、钟惺、谭元春，现代学者闻一多、胡适、钱锺书等人或评介，或推重（其中杨慎、闻一多、钱锺书为最）外，几乎一直未引起文史工作者应有的足够的注意。20世纪90年代陈良运先生对此书的文学价值与意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于2000年出版了论著《焦氏易林诗学阐释》，其中边塞诗研究一节曾在1999年《文史知识》第12期上提前发表。这篇文章为汉代边塞诗研究开启了新的天地，也为本人有关汉代边塞诗的思考打开了思路。

本人粗略翻检四库本《焦氏易林》，得边塞诗作102首，其题材内容主要有五大方面。有表现汉与匈奴征战的：“兵征大宛，北出玉关。与胡寇战，平城道西。七日绝粮，身几不全。”（《屯·屯》）写高祖刘邦被困平城之事；《咸·归妹》：“兄征东燕，弟伐辽西。大克胜还，封居河间（“居”又作“君”）。”写兄弟双双从军立功受赏之事；有表现北塞自然苦寒的：“积水不温，北陆苦寒。霜宿多风，君子伤心。”（《睽·旅》）“沙漠北塞，绝（又作‘纯’）无水泉。君子征凶，役夫力殚。”（《噬嗑·比》）还有写外夷归服的：“慈母念子，飨赐德士。蛮夷来服，国人欢喜。”（《渐·咸》）“区脱康居，慕仁入朝。湛露之欢，三爵毕恩。复归穹庐，以安其居。”（《同人·离》）也有抒发和平安宁的美好理想的，如：“弩弛弓藏，良犬不烹。内无怨女，征夫在堂。”（《蛊·损》）“销锋铸耜，休牛放马。甲兵解散，夫妇相保。”（《晋·晋》）其中写得最多的是边地风俗和思乡怀归之情两个方面。如：“安息康居，异国穹庐。非吾习俗，使我心忧。”（《蒙·屯》）“陇西冀北，多见骏马。去如焱飚，害不能伤”（《益·师》）是写边地风俗物产；“过时不归，雌雄苦悲。徘徊外国，与母分离”（《比·随》）、“慈母望子，遥思不已。久客外野，我心悲苦”（《丰·颐》）等则是抒久戍边地、思亲念家的乡恋之情。可以说，易林边塞诗全方位地反映了抗御匈奴、守土卫边生活的各个侧面，其中许多诗作都是以征夫的口吻来写的，与《诗经》征戍诗极为神似。因此我们推测，《焦氏易林》四言诗不像陈良运所说全为焦延寿的创作，而更可能是焦延寿采集当时既有俗歌民谣配卦的结果。其中有两种情况值得特别注意：一是易林边塞诗有些是化用《诗经》诗境而来的。如《泰·否》“陟岵望母，役事不已。王政靡盬，不得相保”化用《诗·魏风·陟岵》而来；《家人·颐》“东山辞家，处妇思夫。伊威盈室，长股赢戸。叹我君子，役日未已”化用《豳风·东山》而来；《节·谦》“伯去我东，首发如蓬。长夜不寐，辗转空床。内怀惆怅，忧摧肝肠”则是化用《卫风·伯兮》诗境。另一种情况是不同卦下配用同一首诗作时，其异文状况倒像是把一首重章叠咏的《诗经》征戍诗拆分开来配入不同的卦中一般。如：《比·随》：过时不归，雌雄苦悲。徘徊外国，与母分离。《豫·大壮》：过时不归，雌雄苦悲。徘徊外国，与叔分离。《噬嗑·比》：沙漠北塞，绝无水泉。君子征凶，役夫力殚。《震·姤》：龙马上山，绝无水泉。喉唇燋干，渴不可言。《豫·干》：龙马上山，绝无水泉。喉焦唇干，口不能言。《乾·讼》：龙马上山，绝无水泉。喉焦唇干，舌不能言。《蒙·屯》：安息康居，异国穹庐。非吾习俗，使我心忧。《谦·比》：安息康居，异国穹庐。非吾邦域，使伯忧戚。《涣·师》：安息康居，异国穹庐。非吾习俗，使伯忧惑。《无妄·渐》：戎狄蹲踞，无礼贪饕。非吾族类，君子攸去。《震·丰》：旃裘膻国，文礼不饰。跨马控弦，伐我都邑。《谦·困》：四夷慕德，来兴我国。文君降陟，合受其德。《贲·益》：旃裘若阖，慕德献服。边鄙不悚，以安王国。《震·旅》：被发八十，慕德献服。边鄙不耸，以安王国。

对读以上五组四言卦诗，给人的感觉很像是作者把既有的重章叠咏的边塞诗作拆分后配入卦中，章与章之间，或押同一韵脚，或换几个关键字重复叠唱。这种感觉虽然没有任何的文献依据，却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易林边塞诗在诗体形式、语词运用、艺术表现、神情风貌等方面与《诗经》征戍诗有着惊人的相似，这说明易林边塞诗正是继承《诗经》征戍诗而来，成为边塞诗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易林边塞诗的发现，对于我们描述汉唐边塞诗史具有极高的价值意义。

已往本人探溯边塞诗的渊源，把《诗经》征戍诗看作边塞诗的萌芽状态，认为北边特色的具备与乐府形式的确立，标志着汉代边塞诗已基本定型。但由于已知的汉代22首乐府边塞诗描写风俗民情及北塞风光的成分较少，加上其乐府形式与《诗经》征戍诗之间除了乐歌属性近似外，缺乏其他更密切的联系，因此这种断代与切分总显得有牵强附会之嫌。然而，易林边塞诗的发现，恰好弥补了边塞诗史这一长久缺失的重要环节，使我们由此可以清晰地描述出边塞诗由萌芽期的《诗经》征戍诗经过汉代两类边塞诗二水分流的发展，至曹魏而合流定型的整体发展趋势。一方面，易林边塞诗继承《诗经》征戍诗四言叠咏式诗体形式，在描写北塞苦寒、边地风情中把没有边塞特色的征戍诗发展为富有鲜明边地特色的边塞诗。另一方面，乐府边塞诗把边地征戍题材与乐府形式相结合，确立了乐府边塞诗的新形式。二者并行发展，使汉代边塞诗分别具备了构成边塞诗最为关键的两个要素，进入了基本定型期。延至曹魏时期，曹操等人把四言边塞题材与乐府相结合，清晰地展现出边塞征戍题材与乐府相结合的历史轨迹。而随着五言诗的兴起并繁盛，五言乐府边塞诗逐渐取代四言，成为先唐边塞诗主体。

综上可见，易林边塞诗与乐府边塞诗两者共同构成了汉代边塞诗二水分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基本格局。惟其如此，我们才可以理解曹操诗以四言及乐府旧题写边塞是有其汉代诗歌创作渊源的。换言之，到了曹操等人笔下，汉代两大格局的边塞诗汇集在一起，四言与乐府、边塞特色与乐府形式达到完美统一，即标志着边塞诗最终走向定型，也由此拉开了中古边塞诗创作的历史序幕。二、边塞地域性特征的具备

相比《诗经》征戍诗，汉代边塞诗出现了多方面的新变与拓展。作者队伍上，改变了《诗经》征夫为主的单一性，发展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文士平民，拓展到社会各个阶层，鲜明地体现出边塞诗政治性、社会性强的诗体特点。地域范围上，《诗经》征戍诗集中表现东征淮夷、西御猃狁两大方面，而汉代边塞诗的写作重心已扩展到南征北战。北御匈奴，南征百越。而且随着秦汉地域性国家统一集权王朝的确立，其边域范围大大向外推延，基本上确立了古代边塞诗沿长城一线延伸至西域的三北边塞的表现范围。

在描写战争方面，汉代边塞诗表现征战残酷、控诉战争罪恶比《诗经》征戍诗更具深度。《诗经》征戍诗表现战争时，善于描写出征时军容盛壮的场景，以此映衬王师无坚不摧的雄壮气势，较少正面表现惨烈的激战场景，而汉代边塞诗如《战城南》、《安封侯诗》；易林诗《既济·家人》“金精耀怒，带剑过午。徘徊高原，宿于山谷。两虎相距，弓矢满野”等等，则正面展现杀人、流血与死亡的激战场景，更加震撼人心。汉代边塞诗不仅写战争给中原人民带来的灾难，还控诉战争给异族人民带来的灾难，如《匈奴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何博士备论·晋论》：“自孝武攘之漠北，夺其阴山，匈奴失所蔽隐，毎过阴山，未尝不哭其丧之也。”说明汉征匈奴，驱之大漠以北，也给匈奴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是边塞诗史上第一首从异族角度控诉战争罪恶的诗作，弥足珍贵。

再进一步分析，汉代边塞诗的写作还由单纯地表现征战主题扩展到写民族融合，表现民族间的友好交往。如《乐府》：“行胡从何方？列国持何来？氍毹五木香，迷迭艾纳及都梁。”描写西域商人来内地贸易的情景。易林诗《萃·临》：“昭君守国，诸夏蒙德。异类既同，崇我王室。”《萃·益》：“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表现昭君和亲之事，反映了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和平往来。这些诗虽然为数不多，却昭示出边塞诗具有并非单纯表现边地战争的宽广的抒情视野。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汉代边塞诗增加了许多《诗经》征戍诗所没有的新因素。汉代边塞诗改变了《诗经》征戍诗抒情背景模糊（无法判定其征戍是在内地还是在边塞）、缺少鲜明边塞特色的基本风貌。无论写景还是叙事抒情都放在边塞特有的环境氛围中加以表现，以边塞的自然及人文环境为背景表现征戍行为与情感心理，已具备了明确的边塞地域性特征。

首先，汉代边塞诗出现了大量的边塞区域的山名、水名、地名、物产名、民族、国家称谓等独特的边塞名物意象。如祁连山、焉支山、陇水、长城、塞门、玉关、金城、陇西、冀北、朔方、辽西、胡地、胡风、边月、沙漠、流沙、尘沙、匈奴、康居、安息、月支（即月氏）、乌孙、大宛、氍毹、五木香、迷迭、艾纳、都梁、毡裘、穹庐、六畜、骏马等等，这些边塞名物意象批量进入诗中，本身便别具奇异色彩，使诗作充满了北方边塞的异域情调。

其次，描写了独具北边特色的自然风光、景观与环境。乐府诗中有“胡地多飙风，树木何修修”（《古歌》）、“径万里兮渡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李陵歌》）、“望胡地，何崄”（《古胡无人行》）。易林诗中，《既济·谦》：“蛮夷戎狄，太阴所积。涸冰恒寒，君子不存。”《噬嗑·比》：“沙漠北塞，绝无水泉。君子征凶，役夫力殚。”《睽·巽》：“积水不温，北陆苦寒。霜宿多风，君子伤心。”等等，描写了典型的北方边塞寒冷荒凉的自然景观，而乐府《武溪深》则写蛮荒可怕的南方边景，这都是《诗经》征戍诗所没有的，这些自然景观的描写与渲染，使汉代边塞诗有了明确的边塞特色，具备了边塞地域性特征。

再者，汉代边塞诗还表现了边塞独特的异族风情。乐府诗中：“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乌孙公主歌》）“荒服之外，土地墝埆。食肉衣皮，不见盐谷。”（白狼王唐菆《远夷怀德歌》）易林诗中，《蒙·屯》：“安息康居，异国穹庐。非吾习俗，使我心忧。”《豫·需》：“毡裘膻国，文礼不饬。跨马控弦，伐我都邑。”《噬嗑·萃》：“乌孙氏女，深目黑丑。嗜欲不同，过时无偶。”《益·师》：“陇西冀北，多见骏马。去如焱飚，害不能伤。”《睽·无妄》：“金城朔方，外国多羊。履霜不时，去复为忧。”《屯·无妄》：“鸣条之灾，北奔大胡。左袵为长，国号匈奴。主君旄头，立尊单于。”等等，这些诗作以内地人的视角，观察审视描写边地风光景物、风俗民情，表现出与内地诗歌（写中原或南方）迥异的浓郁的异域风情特色，即边塞特色。正因此，我们称《诗经》战争诗为征戍诗，而改称这些汉代征戍战争诗为边塞诗。边塞特色的出现是汉代边塞诗走向基本定型的决定性标志之一。

汉代边塞诗边地特色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秦汉以来地域性国家形成，戍边守土的边塞问题的升格，使人们对远至朔漠荒凉苦寒的北塞环境及边塞征战有了新的理解与认识，地域性国家的边塞观念走向自觉，促成了征戍诗作抒情背景的变化，使征戍诗有了明确的边塞特色。三、边塞乐府形式的确立

汉代边塞诗将具有边塞地域性特征的征戍内容与乐府歌唱形式相结合，尤其是与西部传来的雄壮悲怆、凄楚哀怨的边地民族音乐的结合，确立了边塞诗的主导诗体形式——边塞乐府。这是汉代边塞诗又一重要新变。汉代边塞诗两大格局中，乐府诗虽然数量上不比易林边塞诗，但从对后代的影响上看，其地位显得更加重要。

我们知道，征戍题材的诗歌与乐府歌唱形式的结合，是传统诗乐配唱形式的新发展。从中国音乐史看，先秦音乐的主导形式为雅乐，乐器以金石为主，特点为雅正平和。与之相配的歌辞为四言的《诗经》。秦汉时代，随着统一集权王朝的建立，与周边民族或国家的交往变得频繁起来，周边民族的异物特产如西域良马、物种、香料、乐器等物质文化不断传入内地，其中西部民族的音乐也随之涌入，当时总称胡乐。这些胡乐与中原音乐相结合形成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的音乐体系——清乐。促成清乐体系走向繁盛的决定性因素是汉武帝时期乐府机构的设立。《汉书·礼乐志》：“至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各地俗乐包括边地音乐源源不断流入乐府，经过乐师们的加工变创形成规模可观的清乐。按《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时期各地俗乐乐章总共有138章。其中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性质上应属于边地之乐歌。但这些作品早已亡佚，无法言知其状貌。现存汉代清乐歌辞主要见于《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之中。其中现存与边塞征戍有关的仅有《东光》一篇，相和曲中《度关山》、平调曲中《从军行》、清调曲中《苦寒行》等其歌词皆失传，而瑟调曲中《陇西行》、《折杨柳行》、《饮马长城窟行》、《雁门太守行》等虽存留歌词，但都不是典型的边塞诗歌。这样按照后世典型的边塞乐府题目来看，与边塞诗歌关系最密切的就集中在鼓吹曲辞和横吹曲辞两类中。近年来学界对这两类乐府诗歌的研究渐多渐细，但仍然还有再考论的空间。

先看鼓吹曲，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十六汉铙歌解题引刘瓛《定军礼》曰：“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文中“八音”指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乐器，是先秦雅乐的代表。“非八音”是说鼓吹曲不是传统雅乐，而是一种新乐。从时间上看，班壹为秦末汉初人，《汉书·叙传上》：“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年百余岁，以寿终，故北方多以‘壹’为字者。”班壹在吕后时弋猎楼烦之地，享有非八音的“旌旗鼓吹”，说明鼓吹曲性质上属于胡乐，是由边地陆续传入内地的。

再看横吹曲，《乐府诗集》卷二十一引《晋书·乐志》说：“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汉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这条被人广泛引用的资料告诉我们：①横吹曲有双角，性质上属于胡乐。②此类胡乐是由张骞从西域带到长安的。③最初仅有《摩诃兜勒》一曲。④李延年在此曲基础上更创为横吹曲二十八解。⑤汉武帝以之为武乐。根据《汉书·外戚传上》和《汉书·礼乐志》相关记载可知，李延年所造二十八曲仍具有边地胡乐特点。

与雅乐相比，胡乐粗犷雄壮，凄怆哀怨，带有边地游牧民族雄健强悍的性格特点。鼓吹曲以鼓为主，配以箫笳，鼓声沉雄威武，箫声幽怨，胡笳凄唳。横吹曲以鼓为主，伴有双角，鼓声粗犷雄壮，角声激越凄楚，所谓“闻者莫不感动”。这种雄壮悲慨的胡乐与从军征战捐躯报国的悲壮行为相共鸣，因此才被朝廷作为军乐。而其应用过程中，必然需要一种与乐曲风格相近或相同的歌词相配唱。在诗与乐的相互选择中，内容上反映征战戍守之事，风格上具有阳刚壮美特征的征戍诗便成了最理想的形式，或“因声作歌”或“因歌造声”，实现了边塞题材与乐府形式的结合。

从现存诗题看，横吹曲与边塞题材的结合比较典范，而鼓吹曲却复杂得多，因为鼓吹曲“是在先秦军中凯乐基础上，融汇北方少数民族的横吹、鼓吹而形成的新音乐”，它在西汉的应用场合是十分广泛的，既用于军武、道路，也用于宴乐群臣，宗庙食举，还用于某些仪式及日常娱乐，东汉明帝、章帝之后，鼓吹曲的应用范围开始变窄，仅限于“天子宴乐群臣”和“军乐”两项。这样鼓吹曲与征战题材关系更趋紧密，但与横吹曲不同的是，鼓吹曲作为军乐较少表现边塞征战，更多地集中在颂赞开国战争上面。如《定武功》、《克官渡》、《乌林》、《克皖城》等。横吹与鼓吹这种分工，造成鼓吹曲在发展过程中虽然逐渐变为军乐，但其与边塞诗的关系不如横吹曲密切，对后世边塞乐府发展走向的影响也小于横吹曲辞。

然而汉代的横吹曲辞全部失传，鼓吹曲辞又侧重表现开国战争，因此现存汉代乐府边塞诗多在杂歌谣辞、乐府古辞、舞曲歌辞、相和歌辞或杂曲歌辞之中，又因数量有限，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而事实上，虽然边塞诗歌与乐府相结合的诗篇数量不多，但是，以乐府歌唱的形式出现，已成为汉代边塞诗的时代特色之一，这一特色奠定了汉唐边塞诗主体为乐府诗的诗体形式。

检索汉以后魏晋至梁陈各代诗歌，边塞诗作约有200首，其中古诗有10多首，其绝大多数都是乐府诗。唐代边塞诗创作达到高峰，大批文士从军出塞，投身幕府，受边塞生活的感召，开始摆脱乐府旧题的形式，即事命题写作边塞诗，但乐府形式（包括旧题乐府和新题乐府）在唐代边塞诗中仍然占主导。尤其中晚唐边塞诗，乐府旧题重返诗坛，再成边塞诗主导诗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代乐府边塞诗为汉唐边塞诗的发展确立了基本的诗体形式。四、建安边塞诗的最终定型

汉代边塞诗总量不多，两类边塞诗之和不过120多首，除去一些诗作气象浑成、文质兼备外，多数作品还停留在歌谣层次，其22篇乐府边塞诗形式上虽为乐府，但边塞特色并不鲜明；100多篇易林边塞诗地域特色鲜明但又非乐府形式，地域性特征和乐府形式在两类诗体中呈二水分流之势，直到汉魏之际二者才完美结合在一起，因此边塞诗最终定型于建安文学时期。

建安文学不仅是中古文学辉煌精彩的序幕，而且也是古代边塞诗史的重要转折点。综观建安边塞诗，总数有20多篇，作者10人。以曹操、曹丕、曹植、王粲、左延年等为代表，他们的边塞诗以汉乐府旧题写时事，叙从军、述苦寒、抒壮志，边塞特色与乐府形式终于融为一体。

首先，建安边塞诗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充满了慷慨激昂奋发有为的时代精神，形成一种悲歌慷慨的风格特色。这在“三曹”诗作中表现得最突出。曹操《步出夏门行四首》为北征乌桓时所作，其《观沧海》不仅是中国诗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作，也是边塞诗史上的名篇。诗人登临碣石，眺望大海，从海浪波涛与秋风萧瑟的景观中看到了大海的广阔与永恒，体悟到人生的短暂，借写景抒发广阔的胸怀及拯时救世的理想抱负，“有吞吐宇宙气象”。如果说《观沧海》所写边景“边味”还不浓，那么《冬十月》、《河朔寒》则典型地写出了北边苦寒的特点：“孟冬十月，北风徘徊，天气肃清，繁霜霏霏。鹍鸡晨鸣，鸿雁南飞，鸷鸟潜藏，熊罢窟栖。”“乡土不同，河朔隆冬，流澌浮漂，舟船行难。锥不入地，丰籁深奥，水竭不流，冰坚可蹈。”写出了河朔之地冰天雪地的高寒特点。另外，其《苦寒行》紧扣诗题写征行之苦。诗中“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突出了北边太行“艰”、“僻”、“寒”的特点，真切生动。在“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的艰辛中借薄暮黄昏突出欲归之心和哀怨之情，结句化用《诗经》之意：“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气韵生动，真挚感人。故方东树说“取景阔远，写景叙情，苍凉悲壮，用笔沉郁顿挫，比之《小雅》，更促数噍杀”。《却东西门行》以鸿雁、转蓬的飘飞不止写征人对永无止期征戍的哀叹，“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写出了千百万征人的企盼与悲哀。此外，曹丕的《陌上桑》、左延年《从军行》等篇，也都表现征戍之苦，抒发强烈的思归之情。因为诗人大都具有戎马征行的阅历，饱尝征战之苦，所以他们的诗无论写景，还是抒思归之情，乃至表现人民的苦难都具有诗人的真挚感怀和艺术魅力，有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量，是建安时代精神和建安风骨的集中体现。

其次，游侠形象与边塞征战的结合是建安边塞诗的又一创新。游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旧的宗法关系开始解体，一部分失去社会地位的武士与脱离生产资料的游民相结合，就产生了侠阶层。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而在社会上游荡，所以称游侠。游侠往往以暴力方式来实现个人意志，其仗义疏财，扶危济困，“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轻生死”的精神为司马迁所激赏，《史记·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对游侠精神品格的歌颂使任侠升华为一种社会品德，受到后世人们的赏受，他们把对社会的不满与改造现实的希望寄托于任侠精神活动上，使诗中出现不少咏游侠的作品。汉乐府中就有《游侠篇》、《侠客行》等诗题，借游侠形象来宣泄内心的不满，寄托难以实现的梦想。而曹植的《白马篇》第一次把游侠形象与边塞征战结合起来，借以抒发捐躯报国的理想抱负，赋予游侠诗作新的时代主题。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隄。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诗作展现一位矫健英俊慷慨潇洒的少年游侠形象，他不为个人名利，边塞有急，便挺身而出，“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诗人刻画游侠义士精湛的武艺，赞美其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借以展现自身的远大理想与政治抱负。严格地说，边塞征战并不是此诗的抒情重心，但诗人以边塞为背景刻画游侠形象，第一次把游侠形象与边塞征戍之事结合起来，这既是诗人理想抱负的表现形式，也是边塞诗题材内容新因素的体现。游侠形象不仅为边塞诗苑增添了新的形象类型，其侠义精神也在边塞征战中得到升华。从此借游侠义士驰骋边塞来抒发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就成了汉唐边塞诗经久不衰的创作传统，因此这种新的抒情范式的出现在边塞诗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意义。（详论见尚武主题）

建安边塞诗的新因素还体现在征夫思妇与女子闺怨题材的结合上。从边塞诗史看，表现征人思归与女子闺怨内容可以说是边塞诗与生俱来的主题，但无论是《诗经》征戍诗还是汉代两类边塞诗表现这类主题都是单向的，或写征夫思乡，或为思妇怀人，除《诗经·豳风·东山》中以“己思人乃想人亦思己”的手法突破现实时空表现两地相思外（实质上仍是从男子角度来写），同一诗中尚未出现两者相结合的表现。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第一次把征夫思妇与女子怀夫交织在一起来写，开拓了边塞诗的抒情空间。诗曰：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侍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九：“此伤秦时役卒筑城，民不聊生之诗，比汉蔡中郎作为切题矣。”诗中以对话和书信方式表现征人对无休止的劳役的彻底绝望，写出征役给人民带来的极端痛苦。良心的歉疚与不忍使征人忍痛辞妻，而有悖常情的“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的嘱告虽是从秦代民歌化来，却写出了征人对征役无度的无奈与反抗。全诗在表现征人久役的同时，直接引入闺阁女子的回应言论，以对话形式，突破单向的时空界限，把边关与闺阁的两种相思牵挂交织在一起，既有丈夫的体贴，又有妻子的忠贞，这种抒写扩大了边塞诗的抒情空间与情感容量，尽管诗作仅此一篇，但仍不失为边塞诗发展中的新开拓。故张玉谷说：“此种乐府，古色奇趣，即在汉古辞中，亦推上乘。自魏而降，尠嗣音矣。”而傅如一先生则认为此诗即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的古辞，与张玉谷“比汉蔡中郎作为切题”说不谋而合，汉乐府多题意吻合，而建安诗题意不切现象较重，故傅说甚是。然学界至今仍将此诗归属陈琳，故本文亦作建安诗来论列。

此外，“七子之冠冕”的王粲《从军行五首》也具有代表性。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引《魏志》：“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张鲁，鲁及五子降。十二月，至自南郑。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诗，以美其事。”可见，此诗为从军文士的进献诗作，意在借从军之乐歌颂将帅的雄才伟略与功勋业绩，其歌功颂德的内容，乐观不悲的情调，开启了边塞诗歌“从军乐”主题的先声，后代幕府文士邀宠颂战的边塞诗多受此启发与影响。（详论见苦寒主题）

建安边塞诗最大的创新是以乐府旧题写时事的诗体式样。以“三曹”和“七子”为代表，继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写实精神，以既有的汉乐府诗题写时事感怀，一方面沿用了边塞题材尚显薄弱的汉乐府形式，另一方面把易林诗的征戍题材纳入乐府表现形式之中，使乐府诗和易林诗的两种边塞传统汇合在一起，不仅强化了乐府边塞诗的诗体特征，而且诗作性质也由汉代的歌谣俗曲变成了主流的四言、五言诗。这种转变是从曹操开始的，清沈德潜说：“借古乐写时事，始于曹公。”曹操作为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军事家，“虽在军旅，手不释卷”。对诗书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既总庶政，兼览儒林，躬著雅颂，被之琴瑟”，为既有的乐府曲调填词作歌，于是在他的笔下，乐府与时事融合在一起，而其戎马征战的生涯自然又使边塞题材与乐府创作融为一体。这种创作尝试，强化了乐府边塞诗的诗体特征，加上曹丕、曹植及“七子”相继创作，使乐府边塞诗最终走向定型，成为后世模拟和唐诗标榜的典范，对中古边塞诗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建安边塞诗以乐府形式写征战实感，使边塞诗最终走向了定型。无论是感慨人生，还是表现征战感怀，无论写得慷慨悲壮还是凄婉忧伤，都是诗人真实情怀的展露，既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又富有时代精神，拉开了中古边塞诗创作的精彩序幕。

第三节 两晋诗人的自发创作与宋齐诗人的自觉创作

两晋至宋齐是边塞诗定型后的发展期，边塞诗创作由不自觉走向自觉。边塞诗创作队伍不断壮大，粗略统计，有作者近15人，出现了自觉创作的边塞诗人鲍照。诗作总量约有32首，包括两晋14首，刘宋15首，萧齐3首。其中较优秀的诗篇有十多首。如张华《壮士篇》，陆机《从军行》、《苦寒行》、《饮马长城窟行》，张华《劳还师歌》、《陇头歌》，颜延之《从军行》，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代东武吟》、《代陈思王白马篇》、谢朓《从戎曲》、吴迈远《胡笳曲》等等。两晋宋齐边塞诗虽然数量还欠丰厚，但其继承汉魏边塞诗以乐府形式表现边塞题材的传统，以汉魏乐府为榜样，从建安的“拟调”转变为晋宋的“拟篇”，创作观念渐趋自觉，诗中边塞特征不断强化，出现了首位自觉的边塞诗人鲍照，标志着边塞诗由汉魏的基本定型步入了成熟期。一、拟篇创作与晋宋边塞诗的抒情泛化

如果说建安边塞诗基于安边生活的真实感怀，充满着时代精神的话，那么到了晋宋时期，边塞诗创作又出现了新的变化：此时边塞诗人大多缺少从军边塞的生活体验，畏惧战争，疏离军中生活，边塞诗创作模拟前代，泛泛咏叹，缺少深挚的生活体验，感发力量下降，出现抒情泛化的倾向，进入了边塞诗发展的积累期。内容上晋宋边塞诗继承汉魏创作传统，集中描写边地苦寒、征战艰辛，或借游侠义士边塞征战来抒发报国壮志与功业理想，或倾诉女子闺思怨愤之情，创新不多。艺术上，由建安边塞诗以乐府旧题写实事的“拟调”形式转而走向对汉魏乐府从诗题到篇章结构的全面模拟，进入了“拟篇”阶段，模拟风起，抒情泛化。

所谓抒情泛化指边塞诗创作缺乏感人至深的生活体验与艺术素材，为写作而写作，没有情感深度和感发力量，停留于对边塞题材的泛泛吟咏层面，流于表面化，缺少诗人的艺术个性。造成晋宋边塞诗抒情泛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创作观念尚处在不自觉向自觉的过渡时期，边塞诗创作定型不久，其艺术积累还很薄弱等等，但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晋宋之际除陆机等人外大多数诗人文士缺少边塞生活经历，没有从军征戍的切身体验，只是凭借边疆地理知识靠想象来描绘边地自然人文景观，表现从军征戍生活，抒发理想抱负。如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张华《壮士篇》等；或出于对边塞题材的喜爱而为诗造情，如谢灵运《燕歌行》、谢朓《从戎曲》、鲍照《建除诗》等等，其思想情感皆非诗人真实生活感怀的写照，而是诗人对边塞诗抒情优势与表现余地有了一定认识后“因其所长取之耳”，是模仿前人的结果。诗中凭借想象写景抒情，缺乏深挚的边塞感怀，艺术个性不强。二是两晋时期，玄学盛行，人们从沸腾的生活走入了思辨的天地，醉心于哲理大道的探讨，沉浸在有无本末等形上哲学的争论中，缺少慷慨济时轰轰烈烈的从军生活感受与创作契机，所以尽管此时的边塞防卫形势十分严峻，但多数诗人远离征戍生活，对边塞防卫缺乏热情，甚至出现畏战心理，如陆机身为将门之后，担任军职并最终死在后将军、河北大都督任上，但他视军旅为凶途，“以三世为将，道家所忌”，有明显的逃避畏战心理。他们写作边塞诗仅仅是出于对乐府诗歌的喜爱，而非对边塞防卫现实的真实反映。

边塞诗抒情泛化的现象在两晋时期已显露出来，如陆机的《从军行》：苦哉远征人，飘飘穷四遐。南陟五岭颠，北戍长城阿。深谷邈无底，崇山郁嵯峨。奋臂攀乔木，振迹涉流沙。隆暑固已惨，凉风严且苛。夏条集鲜澡，寒冰结冲波。胡马如云屯，越旗亦星罗。飞锋无绝影，鸣镝自相和。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负戈。苦哉远征人，抚心悲如何。

诗之开头以慨叹的口气倾诉“飘飘穷四遐”的远征之苦。之后以辞赋的铺陈手法写远征人如何“穷四遐”和怎样的“苦”痛。诗人采用南北、山谷、攀涉、胡越、寒暑、朝夕等范围两相对照，与首句的“穷四遐”相呼应，从时空两方面来展示远征艰苦。空间上：从南到北，从山顶到深谷，从攀乔木之林到涉流沙之河，苦不堪言；时间上：从早到晚，从冬到夏，不得歇息。最后回到悲苦主题。全诗层层铺陈，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渲染，把从军的悲苦之情表现得备足无余。但是，正是这种求完满、求全面才使作品失去了真实性和独特性，而成了泛泛吟咏之作，失去了具体真挚的感人力量。同样写从军征戍之苦，曹操的《却东西门行》等篇把征戍放在具体的边地环境中来表现，虽然不像陆诗那样求全求备，但却把征人感怀十分真切地表现出来了。

又如陆机与曹操都写有《苦寒行》，也都表现征戍从军的苦寒。但两人的写法差异明显：陆诗先写征人北游幽朔之地，俯仰是险，触处皆寒。“凝冰结重涧”至“玄猿临岸叹”八句铺写冰天雪地、虎啸猿啼、苦寒凄冷的北边环境。最后八句写在这种环境中从戎征战之士的艰苦生活和痛苦心情。全诗抒情呈泛化趋势。而曹诗开头：“北上太行山”比陆诗的“北游幽朔城”要具体、真实，因为是具体真实的行军之地，也就为下文具体写景奠定了基础，所以从“羊肠坂诘屈”至“雪落何霏霏”八句写景也独具“巍巍”太行特色，曹诗写边景，不刻意用风、雪、冰等表示高寒的自然意象去铺陈，而重视望中所见的具体可感的场景的描绘，给人身临其境之感。身在此境自然有“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的慨叹。故吴淇说：“凡诗人写寒，自有一应写寒事物……此诗未写风雪，先写太行之险，所谓骇不存之地，进退两难，则寒无可避，方是苦也。然于太行山上，拈出‘北上’二字者，魏武欲以周公自拟，为下文东归暗伏线索耳……此诗极写苦寒，原是收拾军士之心，却把自己平生心事写出……呜呼！当此徘徊中道，欲求一夕之栖宿而莫能，况乃如《东山》之诗云云哉？此所以喟然而悲。”而陆诗的八句写景虽然也把边地凄凉苦寒的氛围渲染出来了，但相比而言，显得空疏模糊，是概括的印象式的边景，而非具体的一时一地之景，缺乏身临其境之感，所以表现人物的苦寒之感也是隔靴搔痒，难有鲜活感。进一步比较，两诗结尾都写风餐露宿、人困马乏的情状，曹诗动态感强，具体形象，自然引发《东山》之叹；而陆诗写得概括，感染力不强。可以说曹诗是切身生活感怀的流露，而陆诗为想象虚构的创造，曹诗真情感人，陆诗矫情娱人。真情感人是靠真情打动人，使读者与诗人同悲同叹。矫情娱人则是使人站在旁观角度获得欣赏苦寒体验的满足。这种变具体描写为概括叙述，化真切抒情为全方位求全求备的铺陈正是两晋边塞诗抒情泛化的典型体现。

这种泛化的抒情有时还带上魏晋的玄风色彩，具有玄言诗味道。如张华的《壮士篇》：天地相震荡，回薄不知穷。人物禀常格，有始必有终。年时俯仰过，功名宜速崇。壮士怀愤激，安能守虚冲。乘我大宛马，抚我繁弱弓。长剑横九野，高冠拂云穹。慷慨成素霓，啸咤起清风。震响骇八荒，奋威曜四戎。濯鳞沧海畔，驰骋大漠中。独步圣明世，四海称英雄。

此诗歌咏叱咤风云的壮士形象，赞美其超群的武艺，其主题思想与曹植的《白马篇》近似，都是借游侠壮士写理想。但曹诗中游侠义士丝毫不为功名，完全是捐躯报国的赤诚愿望，是诗人情志的表现，故朱乾说：“《白马篇》此寓意于幽并游侠，实自况也。子建《自试表》云：‘昔从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伏见所以用兵之势，可谓神妙。而志在擒权馘亮，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篇中所云‘捐躯赴难，视死如归’，亦子建素志，非泛述矣。”而张华诗中的壮士虽然也慷慨高大，叱咤风云，但他驰骋大漠的目的是为“四海称英雄”，为个人的功名。所以虽曰近似而其中赴边目的实有公与私的品位之别。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两诗的表现手法也有很大不同：曹诗开头便描绘一个英俊潇洒、矫健英武的少年侠士形象，以形象吸引读者，诱使人们关注少年义侠的所作所为，最后借侠士的表现流露诗人“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雄心壮志。而张诗开头抛却形象刻画，先讲一番人生大道理：天地自然，运动不息，永无穷尽，人生于世，像万事万物一样具有自身的固有品格与特性，“有始必有终”。天地永恒，而人生短暂，百年时日，俯仰即逝，所以要“功名宜速崇”，建功立业，垂名不朽。讲完道理才刻画形象。这种诗言论道的方式明显带有玄言诗特点，是明理谈玄的玄学思潮在边塞诗中留下的印迹，是边塞诗抒情泛化的又一体现。

抒情泛化表现之三是诗人喜爱写征战的全过程。在虚拟想象的边塞背景中展现出征、行军、作战、凯旋的整个过程，借以抒发功业理想，或赞美尚武精神，并逐渐成为晋宋边塞诗创作的固定程式。如张华《壮士篇》、《劳还师歌》，陆机的《饮马长城窟》，宋何承天《战城南篇》，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建除诗》，齐孔稚圭《白马篇》等都如此。如张华的《劳还师歌》：“猃狁背天德，构乱扰邦畿。戎车震朔野，群帅赞皇威。将士齐心旅，感义忘其私。积势如鞹弩，赴节如发机。嚣声动山谷，金光曜素晖。挥戟陵劲敌，武步蹈横夷。鲸鲵皆授首，北土永清夷。昔往冒隆暑，今来白雪霏。征夫信勤瘁，自古咏采薇。收荣于舍爵，燕喜在凯归。”描写外敌入侵，将士出征，奋勇杀敌，凯旋还师的整个过程。这种全过程模式尽管诗人尽力夸饰、渲染、铺陈，但由于缺乏真挚的生活感怀，读之并不感人。由此看来，诗歌创作，如果缺乏诗人真挚的生活感怀与理想的光辉，缺乏激情与感发的内驱力，不论以何种艺术形式与方法，如何动用艺术技巧与手段来表现，都难出上乘之作。

抒情泛化表现之四是边塞创作进入了自觉模拟阶段。中国文学史上无论题材内容还是艺术形式因袭模仿的传统积习很重，以“代”、“拟”、“效”、“仿”、“学”等多种形式相模拟，同一类题材，代代相传，相互效法，流布于诗、文、词、戏曲、小说等各类体裁。同一种艺术形式也代代相沿，陈陈相因，仿写不断，构成中国文学创作中一股强大的惰性力量。边塞诗创作上艺术经验的积累与这种惰性习惯相同步，从边塞诗史看，自汉魏边塞诗定型以后，曹魏以“拟调”方式学汉，晋宋又以“拟篇”方式学汉魏，相沿模仿，这一方面是乐府诗演进的体现，同时也是诗歌创作惰性的反映，尤其至刘宋的鲍照，更以“代”字入诗题，直接标明是模拟之作。鲍照现存七首边塞诗，除去《建除诗》，另外六首皆为代拟之作，如《代东武吟》、《代出自蓟北门行》、《代陈思王白马篇》、《代边居行》、《拟行路难十八首·君不见少壮从军去》、《拟古诗八首·幽并重骑射》，都标明“拟”、“代”字样。这种以“拟”、“代”入诗题的模拟创作，一方面是抒情泛化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标志着文人边塞诗创作已进入自觉的时代。

与抒情泛化相连，两晋宋齐边塞诗的艺术表现经历了由建安诗歌的写实抒情向晋宋的虚拟创作的演化。曹魏诗人大都有从军征战的生活体验，加上乐府“感于哀乐”关注现实精神的影响，边塞诗创作是诗人生活感怀的真实写照。从两晋开始，诗人与从军征战生活的疏离与乐府模仿风气的盛行，边塞诗创作进入了虚拟想象的阶段。诗人以汉魏乐府为范本，凭借想象和一般诗歌的表现方法，诸如对仗、夸张、铺陈、渲染等来写作，言从军苦寒，则从南到北、从山到谷、从冰川到沙漠、从冬到夏、从早到晚多层面全方位铺陈，夸饰从军的悲苦情绪；抒理想抱负，则借鉴民歌手法，上下左右，驰射弓刀各个方面展现义侠人物的高强武艺与非凡能力，落脚于“捐躯赴国难”的决心与意志，以寓己志。而这些内容，又总是放在假想的印象式的边塞背景中加以表现。其边塞背景一般是由具有荒寒萧条特色的边地意象，如冰川、大漠、边风、朔漠、胡笳、塞云、胡霜等，加上边塞地名意象，如云中、雁门、楼烦、敦煌等等而构成，间或以羽檄、军书、旌甲、旌旗等干戈意象作点缀，渲染气氛，从而使边塞诗创作形成一种固定的程式。这种固定模式降低了边塞诗强烈的感发力量和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最终导致晋宋边塞诗出现了抒情泛化的倾向。因此晋宋边塞诗大多缺少边塞个性和艺术个性。

尽管如此，两晋宋齐边塞诗比前代还是有新的发展。艺术形式上，《诗经》征戍诗以四言为主，汉代易林诗继承《诗经》四言体，而乐府边塞诗，则打破四言体制，出现了五、七、杂言的多种形式。然而，汉代乐府边塞诗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歌谣形式出现的，有的三句如《武溪深》、《平城歌》，有的四句如《匈奴歌》，严格地说还不是成熟的诗作。曹魏边塞诗实现了边塞题材与乐府形式普遍融合，出现四言、五言、七言、杂言并存的局面，改变了汉代歌谣杂辞的状况。而到晋宋时代，文人边塞乐府以五言为主，篇制上，或短或长，皆为完整诗篇，多数诗作都在20—30句之间，孔稚圭的《白马篇》多达28句，为宏观巨制之作，相比汉魏，两晋宋齐边塞诗篇幅体制更趋成熟完备。可见，艺术表现的全方位尝试与探索，艺术形式的完整多样标志着边塞诗到宋齐时代已走向成熟。二、创作观念逐渐走向自觉

创作观念上，从不自觉走向了自觉是魏晋宋齐边塞诗创作最显著的发展与进步。其标志如下：

标志之一是乐府边塞诗创作从题意分离走向题意吻合。从边塞诗史看，汉代易林和乐府两类边塞诗多以民歌俗曲形式出现，文人创作不占主导地位。到了魏晋宋齐时代，边塞诗中民歌形式消失，文人边塞乐府创作上升并占据主导地位。但在这一时期里，前后阶段诗人的创作观念有着很大差异。建安边塞诗虽有汉乐府的现实精神，造就了“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慨多气”的建安风力，曹氏父子、王粲等人笔下边塞诗创作最终走向定型。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边塞诗创作尚处于不自觉的自发创作阶段，从诗题运用看，他们用乐府旧题写边塞题材，明显存在着题意分离的现象。如《度关山》本是边塞乐府题目，但曹操却以此题写人君当自勤苦、省方黜陟、省刑薄赋的勤政内容，造成了题意分离的现象。《饮马长城窟行》本是写长城征役的诗题，但曹操却以之表现隐士生活。《陌上桑》本是用来咏叹采桑女爱情故事的乐府诗题，但在曹丕笔下却用来写背井离乡、披荆斩棘、风餐露宿的从军征戍内容，也属题意分离的现象。这种情况一直到陆机笔下还偶有，其《陇西行》就表现非边塞题材。

题意分离的现象说明建安诗人是在借乐府旧题写现实感怀，他们自觉地“拟调”乐府，有意识、自觉地强化乐府诗的抒情言志的功能，却无意识地自发地写到了边塞题材。换言之，建安诗人采用乐府旧题形式写作，重在借“调”写“意”，对题意吻合还是题意分离并不自觉，正像当代流行歌曲的演唱一样，只要好听，合于欣赏者口味，无论是爱情的还是革命的内容都可以用通俗的乐调与唱法去表现，而不必过多顾及“题意”问题。所以题意分离的情况说明建安诗人是有意识地写乐府诗，而不自觉地触及了边塞题材，他们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是在写作具有阳刚特征充满边地特色的边塞诗，因此建安边塞诗创作尚处于自发的不自觉状态。

经过两晋诗人的模拟创作，题意分离的状况到宋齐时代已经消失，这表明：宋齐时代文人边塞乐府创作已基本进入自觉阶段，《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度关山》引《乐府解题》曰：“魏乐奏武帝辞，言人君当自勤苦，省方黜陟，省刑薄赋也。若梁戴暠云：‘昔听陇头吟，平居已流涕。’但叙征人行役之思焉。”可见，原来在曹操笔下题意分离的《度关山》到梁人笔下又被校正过来，重新恢复了题意吻合的面貌。从题意分离到题离基本吻合的变化是边塞诗创作观念由不自觉走向自觉的重要标志。

标志之二是由对边塞特征的忽略走向对边塞特征的认识与强化描写。魏晋边塞诗创作虽然有曹操《苦寒行》、《步出夏门行》，陆机《苦寒行》等作品描绘了荒凉萧条寒冷的边景，并以此为抒情背景表现征战感怀，但此时，多数诗人尚没有自觉地突出边地写景以强化边塞特色的创作目的。陈琳《饮马长城窟行》，曹植《白马篇》，陆机《从军行》、《饮马长城窟行》，张华《壮士篇》、《劳还师歌》等大都如此。而到了宋齐时期，文人的边塞诗创作逐渐开始重视描写边地自然风光，创造抒情背景，突出边塞诗的地域性特征，如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箫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代陈思王白马篇》：“薄暮塞云起，飞沙被远松。含悲望两都，楚歌登四墉。”《代边居行》：“陋蓬绝人径，茅屋摧山冈。不靓车马迹，但见麋鹿场。长松何落落，丘陇无复行。边地无高木，萧萧多白杨。”《拟行路难十八首·君不见少壮从军去》：“故乡窅窅日夜隔，音尘断绝阻河关。朔风萧条白云飞，胡笳哀急边气寒。”吴迈远《胡笳曲》：“边风落寒草，鸣笳坠飞禽。越情结楚思，汉耳听胡音。”孔稚圭《白马篇》：“早出飞狐塞，晚泊楼烦城。虏骑四山合，胡尘千里惊。嘶笳振地响，吹角沸天声……陇树枯无色，沙草不常青。”谢朓《从戎曲》：“日起霜戈照，风回连骑翻。红尘朝夜合，黄沙万里昏。寥戾清笳转，萧条边马烦。”等等，这类集中描绘边景的诗句在魏晋诗人的笔下是极为少有的。虽然这些写景诗句对边地特有自然景观、人文风物的刻画停还留在虚拟想象的层面，缺少自然景观具体独特的个性，而且比之梁陈边塞乐府细腻入微的描绘还显得单调、粗糙，甚至千景一色，大同小异，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在边塞诗中自觉地强化边地自然人文景观的描绘，突出其边塞特征，无疑是宋齐诗人对边塞诗特征自觉强化的结果，是边塞诗创作走向自觉的反映。

此外，齐梁之际关于边塞诗的评论文字以及首位自觉的边塞诗人的出现也是边塞诗走向自觉的重要标志。钟嵘《诗品序》、萧纲《答张缵谢示集书》，对边塞诗的产生都有精辟的论述。这些评论文字的出现表明边塞诗创作已引起人们的关注，从侧面说明宋齐时期边塞诗创作已走向自觉。三、首位自觉的边塞诗人鲍照

鲍照（414？—466），字明远，东海（今山东郯城一带）人。出身于下层士族之家，“少有文思”，识见超群，曾投诗临川王刘义庆，得其赏识，任为临川国侍郎，于江州赴任途中写下《登大雷岸与妹书》骈文名作。刘义庆死后，鲍照离开江州，因向宋文帝上《河清颂》受赏识，任为始兴王刘睿幕下侍郎，四年后为永安令、海虞令，转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秣陵令，永嘉令。后为荆州刺史参军，大明八年（464）孝武帝去世，荆州兵乱，鲍照为乱兵宋景所杀。南齐永明时，虞炎搜集鲍照遗文，编成《鲍照集》。

鲍照的文学造诣很高，与颜延之、谢灵运并称为“元嘉三大家”。除去骈文的成就外，诗歌方面有三大贡献，一是乐府诗、二是边塞诗、三是七言诗。其乐府诗最具特色，代表作《拟行路难》十八首，抒写仕途不得志的悲怨激愤，倾诉游子思妇的苦悲，表达对人生的思考，内容丰富，诗艺娴熟。一方面恢复了汉魏以来乐府诗感于哀乐抒情言志的功能；另一方面采用七言形式，使七言诗的发展在曹丕、许绚、孙绰之后，蔚为大观，成为诗歌中引人瞩目的重要诗体。此外，其拟古、咏史、写景、咏物诗等也各有成就。

边塞诗是鲍照多方面创作成就之一。作品有七篇，这些诗既有一定现实基础，又有个人情感寄托。刘宋时代与北魏政权南北对峙，宋文帝曾有北伐中原的愿望，但因刘宋国力不如北魏强大，加上宋文帝对所委任的将帅不放心，所以元嘉二十七年（450）北伐，“遥制兵略”，指挥失当，招致惨败。鲍照虽然没有亲临边地，也未曾有戎马生活经历，但他凭诗人的敏感写作边塞诗，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时人渴望收复中原、立功报国的志愿。如代表作《代出自蓟北门行》：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徵师屯广武，分兵救朔方。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雁行缘石径，鱼贯度飞梁。箫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疾风动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

此诗描写援边征战的过程。诗人从战前的紧张局势写到出征的氛围，“雁行”、“鱼贯”句以军容整齐暗示军纪严明，战无不胜。所以后半部分诗人突破了魏晋以来边塞诗描写战争全过程的固定模式，省略了具体的攻伐厮杀以及凯旋的描写，重在渲染环境氛围，以战士能战胜险恶的自然环境来突出征人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和战胜一切的强大力量，最后点明杀敌报国的思想情怀。此代表作的意义在于：中段六句集中写景表明诗人是在有意识地强化诗作的边地特色，标志着诗人创作观念已走向自觉；而全过程模式的部分突破预示着两晋以来边塞诗抒情泛化倾向即将结束，到梁代萧纲笔下，全过程泛化抒情模式逐渐消隐，受宫体诗和新兴的永明体的影响，而逐渐走向精致化。

此外，鲍照的《拟古·幽并重骑射》也是描写边地征战，表达捐躯报国的志愿。《代陈思王白马篇》借游侠少年从军边塞之事寄寓壮志难酬的悲慨之情。诗中的少年侠士驰骋云中，目的“要冀胡马功”，但在长期的“埋身守汉境，沉命对胡封”的艰苦生活中壮志未酬，于是产生了“丈夫设计误，怀恨逐边戎”的悲恨悔悟之情。《代边居行》、《代东武吟》、《拟行路难·君不见少壮从军去》写奉献出青春与生命的征人的悲恨与哀伤，谴责朝廷的刻薄少恩，流露出不满与怨愤之情。

鲍照的边塞诗大都标明“拟”、“代”字样，表明诗人的写作是边塞诗创作传统的延续，也是模拟创作，是凭想象构造出来的，但是，与晋宋其他诗人不同的是，诗中更多的是借边塞之事寄托个人的理想与心声，具有曲折达意的咏怀诗特点，借征战将士失望痛苦的矛盾心情表达自身处于政治边缘的愤懑不满，因而虽然是模拟之作，却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不仅如此，鲍照的边塞诗还重视突出边塞特征，往往把人物刻画、背景描绘与气氛渲染交织在一起，比晋宋其他诗人的创作更富边塞特色。诗中形象鲜明，富有力度，无论慷慨激昂，还是悲慨凄凉，都能笔力刚劲、气势雄浑，具有“汉魏风骨”之精神。他的诗虽然还存有概括性强而个别性、独特性弱的不足，但在边塞诗史上，鲍照无疑是第一位自觉的边塞诗人，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总之，两晋宋齐时期，边塞诗在一代代诗人的模拟写作中，创作观念由不自觉逐渐走向了自觉，由对边塞特征的忽略转向对边塞特征的认识，边塞写景得到强化，诗体形式逐渐完善，所以，至宋齐时代边塞诗最终走向成熟。其立功报国的题材、苦寒主题、模拟的表现方法，以及乐府的艺术形式等等对梁陈边塞诗都有直接的启发与影响。

第四节 梁陈边塞诗的艺术积累与精致化

梁陈是边塞诗自觉创作的时代，众多文士继承乐府创作传统大量写作边塞诗，成为先唐边塞乐府创作的繁荣期。数量上，梁陈边塞诗约有133首，其中边塞乐府有127首，诗人49人。分而计之，梁代有68首，乐府占58首，作者25人；陈代有65首，乐府占59首，诗人24人。存诗5首以上的诗人有梁沈约、吴均、刘孝威、萧纲、萧绎，陈张正见、陈后主、徐陵、江总等9人。无论数量还是作者队伍都比前代成倍增长。题材内容上，梁陈边塞诗描写边地之景，表现征戍苦寒，抒发功业理想及思归情怀，在承继传统题材的同时，把边关与闺阁结合起来，以女子为重心表现征戍内容，开拓了边塞诗新领域。诗人自觉地强化边塞特色，边塞写景趋于细腻真切，而抒发功业理想的主题则染上了浓厚的报恩重义色彩。艺术上，梁陈乐府边塞诗由晋宋的“拟篇”为诗转向“赋题”为诗，采用新兴的永明体新形式，同时吸收宫体诗描景细腻、心理刻画委婉曲折的艺术手法，艺术表现走向了精致化，形成凄婉艳丽的风格特色。一、强化边塞特色的题材内容

梁陈边塞诗人大多缺乏亲临边塞的生活经历和切实的从军感怀，他们大量写作边塞诗是基于对乐府诗的热爱。作为一种经典训练的习诗方式，乐府诗写作依题吟咏，似命题作文，诗人可以尽情驰骋自己的想象，运用其娴熟精纯的写作技巧，竭力展现自身的诗艺修养。因此，“赋题”为诗虽然难免模仿学舌，难于冲破前人的创作视野，但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梁陈边塞诗的题材内容仍有新的拓展。综合学人的研究成果，归纳如下诸端：

首先，将女性与征战联系起来，把闺阁与边塞相结合是梁陈边塞诗的新发展。梁陈以前的边塞诗最为突出的创作模式有二：一是从男子角度写从军征戍之事，或在粗砺苦寒的边塞背景中展示从军生活的艰辛痛苦，或抒发厌战思乡之情；二是把游侠与边塞联系起来，在边塞背景中表现游侠的英俊勇武，借游侠立功边塞来表达诗人建功立业、有所作为的理想与抱负。梁陈边塞诗继承这两类主题，前者如沈约《从军行》、刘孝威《思归引》，后者如王训《度关山》、徐悱《白马篇》等。但是这两类作品不足以代表梁陈边塞诗的创新，真正能体现梁陈边塞诗时代特色的是那些既写了征人，又写了思妇，既写了边塞征战，又写了闺阁相思的篇章。如简文帝萧纲的《从军行》：“贰师惜善马，楼兰贪汉财。前年出右地，今岁讨轮台。鱼云望旗聚，龙沙随阵开。冰城朝浴铁，地道夜衔枚。将军号令密，天子玺书催。何时返旧里，遥见下机来。”诗中写汉惜善马、胡贪汉财引发了不仁不义的边塞战争，而连年的征战使战士们产生了厌战情绪，进而铺张地渲染征战艰苦，转战频繁，更有甚者，将军苛责，天子催督，士兵不堪其苦，思乡怀人，最后“何时返旧里，遥见下机来”写出了征战士兵渴望早日结束战争、与妻子团聚的急切心理，流露出这种愿望无法实现的悲凉心境。全诗备言征战苦寒艰辛，目的是为思乡念亲的厌战情绪作铺垫，而最后的渴望团聚才是全诗重心所在。又如柳恽的《度关山》：长安倡家女，出入燕南垂。惟持德自美，本以容见知。旧闻关山远，何事总金羁。妾心日已乱，秋风鸣细枝。

诗从思妇着笔，通过写思妇对征人的怀念，侧面烘托出战争的漫长以及战争给闺阁女子造成的痛苦与悲伤。两诗相比较：前者仍是传统题材和传统手法，是诗人代征战士兵抒发的乡恋情怀，主人公是战士。后者则完全改变了描写角度，干脆以女性为主人公，重心转移到闺阁上来。这种把闺阁与边关相连，将思妇与征战相连的写作此前是少有的。《诗·卫风·伯兮》、《诗·王风·君子于役》等从女子闺怨角度单向写征战，其后陈琳《饮马长城窟行》改变单向的抒情模式，把边关闺阁交织起来，双向写征戍，感情更为深挚，容量也得到扩大。但无论《诗经》的从女子角度的单向抒写还是陈琳的双向表现在晋宋齐边塞诗中都没能继承下来，甚至影响巨大的曹丕《燕歌行》也未引起晋宋齐诗人的普遍关注（晋宋齐三代基本局限于从征人战士角度写征战之事），直到梁陈诗人才把这两种写法重新恢复起来，反复使用，写出最富时代特色的作品。如梁武帝萧衍的《捣衣诗》，江淹《征怨诗》，车《车遥遥》，陈顾野王《有所思》，张正见《有所思》，陈后主《陇头》、《长相思》二首之一，徐陵《长相思》二首，岑之敬《折杨柳》，江总《紫骝马》等等，皆有此特色。如江总《紫骝马》：春草正萋萋，荡妇出空闺。识是东方骑，犹带北风嘶。扬鞭向柳市，细蹀上金堤。愿君怜织素，残妆尚有啼。

就是从女子闺阁角度来写相思之情的。此外，魏晋宋齐时代常用来写游子商贾相思的《燕歌行》系列，在王褒、萧绎、萧子显等人的笔下也开始写从军征战造成的两地相思，哀婉凄切，也能充分体现梁陈边塞乐府的凄怨情调。所以《北史·王褒传》说：“（王）褒曾作《燕歌》，妙尽塞北寒苦之状，元帝及诸文士并和之，而竞为凄切之辞。”这种边关与闺阁、女子与征战相结合表现征戍之事的模式，上继《诗经》征戍诗的闺怨主题，下开唐代边塞诗闺怨风尚，是梁陈边塞诗的题材内容的新发展。再进一步讲，这种结合还带来了作品抒情空间与艺术境界的扩大。边关之苦与闺思之怨，原本是征戍问题的两个方面，把两者联系起来写正是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与抒情空间上展示从军征戍、保土卫边的边塞问题给人民带来的沉重负担与巨大痛苦，因此二结合的写法使梁陈边塞诗在形式体制与抒情手段走向精致化的同时，其表现范围、抒情空间与艺术容量并未因此而缩小。这也是二结合写法的价值意义所在。

其次，梁陈边塞诗人有意识突出边塞特色，强化边地背景的描写，表现出集中刻画西北边塞自然景观的特点。本来汉代边塞诗已有了富有边地特色的自然风光与风俗民情的描写，如《古歌》、《李陵歌》、《霍将军歌》、《匈奴歌》以及易林边塞诗等，而且诗中地名、民族及风物意象的使用如祁连山、焉支山、陇水、长城、塞门、玉关、金城、陇西、冀北、朔方、辽西、胡地、沙漠、胡风、乌孙、康居、安息、月支、匈奴、大宛等已明显具有了西北边塞特色。然而由于魏晋以来诗人的创作观念正处在从不自觉走向自觉的过渡时期，这种特点在魏晋创作中未能很好地继承下来，诗中边塞特色明显受到淡化和忽略。宋齐时代，随着创作观念走向自觉，边塞特色重新受到重视，鲍照《代出自蓟门行》、吴迈远《胡笳曲》、谢朓《从戎曲》、孔稚圭《白马篇》等诗描写边塞之景，渲染苦寒恶劣的环境气氛，边塞特色得到加强。但相对而言，不仅数量少，而且略显单调粗放，缺少景观的独特个性，大同小异。到了梁陈时代，边塞特征被诗人提到了一个新层次。表现之一是梁陈边塞诗对边景的描写数量大为增加，如王训《度关山》：“关山恒晻霭，高峰白云外。遥望秦川水，千里长如带。……胡风朝夜起，平沙不相识。”吴均《渡易水》：“日昏笳乱动，天曙马争嘶。”《胡无人行》：“高秋八九月，胡地早风霜。”徐悱《白马篇》：“日没塞云起，风悲胡地寒。”几乎每篇作品中都有边景的描绘，诗人自觉省去征战过程的叙述，重在强化自然景观的铺陈渲染，改变了晋宋以来多咏从军征战全过程的模式，诗中对边塞风物景观的描写大大增加，尤其到梁元帝萧绎、庾肩吾等人的笔下，写边景几乎成了诗作的重心。如萧纲《陇西行》，庾肩吾《登城北望诗》，萧绎《陇头水》、《关山月》，陈后主《陇头水二首》，张正见《度关山》等等，描写边景、渲染萧条苦寒的氛围成了诗作的重心。这种对边地自然景观的强化是梁陈诗人重视边塞特征的反映。表现之二是不仅写景数量增加，而且质量也超过前人，改变了粗放单调、大同小异的不足，他们以密集的边地意象渲染边塞特色，写得细腻真切，神韵生动，有些作品几乎可以和隋唐之作相媲美。如戴暠《从军行》：“阴山日不暮，长城风自凄。弓寒折锦鞬，马冻滑斜嘶。”张正见《雨雪曲》：“含冰踏马足，杂雨冻旗竿。沙漠飞恒暗，天山积转寒。”江总《雨雪曲》：“绕阵看狐迹，依山见马蹄。天寒旗彩坏，地暗鼓声低。”等等，刻画真切细腻，生动传神，这一点甚至超越了北朝边塞乐府。北朝诗人虽然有边塞经历与感受，但他们并不刻意强化边塞特色，边地意象疏朗而不密集。表现之三是梁陈边塞乐府写边塞风光基本上把想象视野集于西北边塞，以富有西北边地特征的地名、风物、民族等意象安排边地背景，陇头、秦川、上郡、云中、玉门、瀚海、交河、疏勒、祁连、塞外、楼兰、郅支、大宛、月支、隗嚣、酒泉、白登台、玉关道等等成了使用频率最高的意象。这一特点的形成，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边塞诗创作观念走向自觉后，诗人自觉地强化北边苦寒特色，利用汉代以来积累起来的北塞自然地理知识与人文故事，构筑边塞诗境，而前代典籍中有关西北防卫的载录最为引人瞩目，成为梁陈诗人创作的知识之源与典事出处。另一重要原因是梁陈诗人改变了晋宋以来乐府边塞诗创作流行的“拟篇”法，而采用“赋题法”为诗，开掘出已失去歌辞而仅存诗题的汉横吹曲辞创作的新领域，汉代西北征戍在诗中得到了想象式的展现，因而造成了梁陈边塞诗的表现视域集于西北边塞的时代特色。

再者，模拟保留了魏晋以来借从军出塞杀敌立功之事抒发功业理想的创作传统，也是梁陈边塞诗题材内容上的鲜明特色，流露出浓厚的报君恩重义气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色彩。我们知道，借边塞征战之事抒发功业理想是梁陈以前边塞诗的重要主题，如曹植《白马篇》、张华《壮士篇》、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等，梁陈诗人出于对乐府创作的浓厚兴趣，在模拟前代边塞乐府的创作中，保留了魏晋以来借从军征戍之事抒发功业理想的传统，并且糅合歌功颂德的因素使这一时期的诗中具有浓重的报君恩重义气的思想观念。如“为君意气重，无功终不归”、“誓使毡衣乡，扫地无遗噍”、“何以酬天子，马革报疆场”、“燕然自可勒，函谷讵须泥”。如果说“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理想是身怀才智而又深受文帝排挤的曹植的心声，“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也符合坎坷不遇又强烈追求功名的鲍照的身份，是诗人真情流露的话，那么梁陈诗中这类功业理想则基本上是模仿之言，是矫情娱人。因为梁陈诗人缺少建安诗人拯时济世的理想追求，他们醉心音乐歌舞与月下花前，充满温情与艺术味道的生活缺乏激发功业情志的契机，因而他们夸张地写报国之志主要是受前人乐府旧作的影响，是学舌之语、夸张之词，是模仿的结果，而非真情的流露，不仅个别诗人如此写，而且还形成一种群体共有的创作倾向。这类句子在沈约、吴均、王僧孺、徐悱、刘孝威、车等人笔下俯拾即是，如：“匪期定远封，无羡轻车官。唯见恩义重，岂觉衣裳单”（沈约）“此心亦何已，君恩良未塞。不许跨天山，何由报皇德”（王僧孺）“归报明天子，燕然石复刊”（徐悱）“未得报君恩，联翩终不住”（刘孝威）“只为识君恩，甘心从苦节”（车）其中吴均写得最多：“君恩未得报，何论身命倾。”“男儿不惜死，破胆与君尝。”“轻躯如未殡，终当厚报君。”“徒倾七尺命，酬恩终自寡。”“君看班定远，立功不负义。”“何当见天子，画地取关西。”等等，这是对传统的继承，是对建安风气的模拟与保留。它使得梁陈边塞诗在南朝流连声色的风气中，在受宫体诗影响走向精致化的写作中仍能保有刚劲清健的内容和慷慨豪迈的风格基调，不失为模拟创作的贡献。

此外，梁陈边塞诗还出现了揭露批判性的作品，如萧子显《从军行》：“左角明王侵汉边，轻薄良家恶少年。纵横向沮泽，凌厉取山田。黄尘不见景，飞蓬恒满天。邀功封浞野，窃宠劫祁连。春风春月将进酒，妖姬舞女乱君前。”这首揭露将帅不恤士卒邀功求宠行径的诗作在边塞诗史上尚属先例，到唐代则成了边塞诗反映军中生活的重要内容。二、融合宫体诗艺的精致化表现

梁陈边塞诗的繁荣是诗人全面自觉模仿边塞乐府的结果，其艺术创新突出地表现为：由晋宋的“拟篇”为诗转向“赋题”为诗，开拓了横吹曲辞创作新天地；采用新兴的永明体新形式，同时吸收宫体诗描景细腻、心理刻画委婉曲折的艺术手法，艺术表现走向了精致化，形成凄婉艳丽的风格特色。

从艺术角度看，梁陈边塞诗的主体仍是边塞乐府，而且在前代惯常出现的边塞乐府题目之外，大批量地出现了横吹曲辞创作。分析唐前边塞乐府的诗题可见，魏晋宋齐诗人的边塞乐府创作集中在相和歌辞《从军行》、《饮马长城窟行》、《雁门太守行》、《陇西行》、《燕歌行》、《度关山》；琴曲歌辞《白马篇》、《胡笳曲》；清商曲辞《苦寒行》；杂曲歌辞《出自蓟北门行》等类乐府旧题上，他们的“拟调”创作或“拟篇”写作，几乎不涉及汉代的横吹曲，而到梁陈时期，诗人全面摹写汉魏乐府，在魏晋宋齐常用的这些乐府题目之外，不断开掘那些已失去歌辞而仅存诗题的乐府旧题新领域，于是最为集中地表现边塞征戍内容的横吹曲成了诗人开拓的新天地。汉横吹曲所传十八题，有题无辞，诗人无辞可拟，便由“拟篇”写作转而“赋题”为诗，所谓“赋题就是紧紧抓住旧曲的题面意义，刻意形容”，根据诗题所包含的内容和限定的抒情指向，依题写作，于是，《关山月》、《紫骝马》、《骢马》、《出塞》、《入塞》、《入关》、《雨雪曲》、《陇头水》等没有引起魏晋宋齐诗人足够重视的汉代横吹曲边塞诗题，在梁陈诗人笔下得到了有效的开发和补写，并成为梁陈边塞诗创作的主体。

梁陈边塞乐府创作领域的转型，阎采平研究认为导因于南传的北朝乐府民歌的冲击与刺激。按着他的考证：北朝乐府民歌从东晋开始渐次传入南方。《南齐书·乐志》：“（晋）太元中，苻坚败后，得关中檐橦胡伎，进太乐，今或有存亡。”说明自东晋末年始，已有北方音乐南传。而且北方的胡乐深受南人的喜爱与欣赏。《南齐书·郁林王纪》载萧昭业在萧赜大丧期间，“哭泣竟，入后宫，尝列胡伎二部夹阁迎奏”。《东昏侯纪》载萧室卷：“始内横吹五部于殿内，昼夜奏之……合夕，便击鼓吹角，令左右数百人叫，杂以羌胡横吹诸伎。从万春门由东宫以东至郊外数十百里，皆空家尽室。巷陌悬幔为高障，置仗人防守，谓之‘屏除’。高障之内，设部伍羽仪。复有数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横吹。”梁陈之世也如此，《陈书·垣崇祖传》载其：“每饮会，必盛设女妓杂乐，备尽羌胡之声，音律姿容，并一时之妙。虽寇对临敌，弗之废也。”《隋书·乐志》也载：“陈后主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酒酣则奏之。”说明南来的北方音乐在南朝各代都很盛行。

南人之所以酷爱北朝乐府民歌，原因在于北歌以横吹曲为主，其风格“西骨秦气，悲憾如怼，北质燕声，酸极无已”。悲怆劲健的横吹曲，带来了完全不同于吴声西曲等南朝民歌缠绵悱恻的音乐感受，成为南方音乐的补充而受到南人的重视。这正像东北人爱好广东音乐，而南方人喜欢东北二人转，大陆人爱听港台歌曲，而港台人又常常迷恋京剧昆曲一样，艺术欣赏中人们总是追求新鲜异趣的东西。从生理心理上讲，人的感官不断接受重复雷同的刺激，久而久之就会变得麻木迟钝，因此对于艺术人们总有好奇心，总喜爱新鲜的东西。北朝音乐的南来正好满足了南人的新鲜感与好奇心，受到了南人的崇尚。

但是，阎采平考证认为齐末梁初以前，与北方胡乐配唱的歌辞并没有同时传入南方，南流的北朝乐府民歌主要是其音乐曲调。其原因是北朝乐府民歌多数为“燕魏之际鲜卑歌”，用方音胡语演唱，导致北乐歌辞无法南传。北魏迁都洛阳的第二年〔太和十九年（495），齐建武二年〕，孝文帝改革，废“胡音”用汉语。北朝乐府歌辞汉译，才加速了它南传的进程。所以齐末梁初以后，北朝乐府歌辞大量传入南方。南方文人接触到北朝乐府歌辞后进一步深化了对北乐的感受，他们在拟作汉魏边塞乐府的同时，更模仿北朝南传的横吹曲辞，这样不仅带来梁陈边塞乐府创作的全面繁荣，而且其创作重心还逐渐集中到了横吹曲辞领域。

阎采平认为这种重心转移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以萧纲兄弟登上文坛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约二十年，为拟作的酝酿与起步阶段。是晋宋模拟的继续，所拟集中于乐府古辞写边塞征战者，如《从军行》、《白马篇》、《饮马长城窟行》、《雁门太守行》等，沿袭了晋宋的全过程模式。后期约六十年，为拟作高峰期。以模仿北歌为主，所拟集中于横吹曲十八曲中《陇头》、《入关》、《出塞》、《入塞》、《关山月》、《紫骝马》、《骢马》、《雨雪》八题，全过程模式消隐，形成细腻精致的特色。作品数量上：前期作品30多篇。后期作品近百篇。后期诗构成了梁陈边塞创作主体，是梁陈边塞创作的真正繁荣期。这种繁荣表明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不断扩大加强，而汉魏乐府古辞的影响渐渐消弱。

阎采平的考证研究从理论与逻辑上说是很有深度和说服力的，然而，当我们把以横吹八曲为主体的梁陈边塞诗与现存的“梁鼓角横吹曲”作品对比时，可以发现，这些作品由形到神并不近似于“梁鼓角横吹曲”，所以梁陈边塞乐府诗创作的繁荣以及重心转向横吹曲创作，更多的是诗人“赋题为诗”的结果，“梁鼓角横吹曲”仅仅对诗人开拓横吹曲领域有一定启发而已。

梁陈横吹曲创作，因为“赋题为诗”，无篇可拟，所以诗体形式上大多采用当时流行的五言八句的永明新诗体。诗体形式的精致化，使梁陈边塞诗体制上改变了魏晋以来铺陈为诗，篇幅较长，动辄20到30句的鸿篇巨制，变得更加精致化。即使不用五言八句的永明体，一般的句数也不超过12句。因此句数减少，体制缩小，是梁陈边塞诗精致化的外在表现。

梁陈边塞诗的精致化还表现在内在的艺术技巧与抒情策略的转变上。受当时流行的宫体诗的影响，梁陈边塞诗的艺术表现也趋于精致化。我们知道，宫体诗是南朝最为流行的诗体之一。它首创于刘宋的鲍照，大盛于齐梁，尤其梁简文帝萧纲，酷爱此体，不遗余力地创作，这样上下相效宫体诗成为当时的主导诗体。发展到陈代更是如火如荼，泛滥成灾。宫体诗以咏物的态度写女子，善于运用艳丽的辞藻、谐调的音律，描写女子的容颜、衣饰、心灵、舞态，以及睡时、酒后等种种情思意态，是贵族帝王和闲适文人单调平静生活氛围的写照。宫体诗无论刻画形象还是揭示人物心理情感，都有细腻的表现。这些细腻入微的特写式表现手段为边塞乐府创作所吸收，使边塞乐府创作超越了前代艺术手段单一粗放的水准而趋于细腻真切，走向精致化。

梁陈边塞诗精致化的内在表现是善于细腻地刻画人物心理活动。梁陈以前边塞诗的基本模式是在苦寒萧瑟的边地背景中展示将士的勇武，展现功业理想或抒发怀归之情，这种模式往往重视人物形象外在的描绘与刻画，而内在的心理刻划与揭示相对较弱，多直抒胸臆之作。梁陈之诗受宫体诗的影响开始发生变化，外在的夸饰相对减少，而内在的心理刻画增多，而且技巧也讲究多样。比较可见：魏晋宋齐边塞作者中善于描写心理情感的诗人当属曹植和鲍照，曹植的《白马篇》与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相对当时其他诗作心理描写是突出的。曹诗在交待游侠不凡的身世后，以前后左右、纵横披靡的动作行为突出其武艺高强和闻敌即起的侠义行为，最后展现其捐躯赴国难的心理活动。鲍诗从边塞紧张局势写起，重在渲染行军征战的艰苦场景与气氛，以此来烘托将士报主杀敌的思想情怀。相对梁陈作品，两诗对人物行动及外部环境的描写较集中，而内心思想活动的揭示还不够细腻。梁陈作品则多数都重视心理刻画，展示较为复杂的思想矛盾，有报国之志、感恩之心，也有前程的忧虑、疑问与牵挂等多种心理矛盾与变化。如刘孝威《陇头水》：从军戍陇头，陇水带沙流。时观胡骑饮，常为汉国羞。衅妻成两敛，杀子祀双钩。顿取楼兰颈，就解郅支裘。勿令如李广，功遂不封侯。

此诗展示了复杂的人物心理活动。有对外敌入侵的激愤、现实屈辱的隐痛，及由此激起的雪耻报国之志。既有封侯之望，又有有功不受赏的隐忧。诗中战士心事重重，极不平静，有无限凄怆之情。诗中边塞背景，具体征战过程描写不多，而内心矛盾揭示却很充分。又如江晖《雨雪曲》：“边城风雪至，游子自心悲。风哀笳弄断，雪暗马行迟。轻生本为国，重气不关私。恐君犹不信，抚剑一扬眉。”诗中战士轻生为国，不为私利，默默奉献。然而这种心志是否能为人信任理解呢？全诗细腻地展现了战士担忧不被理解的凄哀、惆怅乃至愠怒的复杂心境。“抚剑一扬眉”以动作写心理，生动、形象、传神。其他如戴暠《度关山》、陆琼《关山月》、陈喧《紫骝马》等也很典型地刻画了人物复杂心理活动。

刻画心理活动除这种直接揭示外，还常用下列三种手法。其一，以虚实相生的手法展示人物活动与情感变化。如徐陵《关山月》：关山三五月，客子忆秦川。思妇高楼上，当窗应未眠。星旗映疏勒，云阵上祁连。战气今如此，从军复几年。

诗中写战士思乡怀归之情，以战士“思妇高楼上，当窗应未眠”的想象展开两地相思，欲言战士思亲却以思妇怀人的形式表现，是由开头之实入虚，第五句又由当窗未眠之虚回到边地实境，这样由实入虚，由虚而实，在虚实变幻中写出其厌战思乡和欲归不得的种种思绪，一波三折，一唱三叹，委婉含蓄。又如顾野王《有所思》：“贱妾有所思，良人久征戍。笳鸣塞城表，花开落芳树。白登澄月色，黄龙起烟雾。还闻雉子斑，非复长征赋。”如果说徐陵的《关山月》是从男子思归角度写人物心理活动的话，那么顾野王此篇则又从女子闺阁之思角度写女子的内心活动，对边塞景观气氛的想象描写，历历在目，自然贴切。从这首诗也可看出梁陈边塞诗题材开拓上把女子闺阁与征夫塞垣联系起来的特点。此外岑之敬《折杨柳》等也都是由实入虚又由虚返实手法妙用的典范诗作。这种手法写人物内心活动，委婉含蓄，细腻而真挚。

其二，化情为景，借景传情，表现人物内心活动及情感变化。如沈炯《赋得边马有归心诗》：穷秋边马肥，向塞甚思归。连镳渡蒲海，束舌下金微。已却鱼丽阵，将摧鹤翼围。弥忆长楸道，金鞭背落晖。

全诗抒写身经百战的将士“甚思归”和归乡难成产生的徒自伤悲迷茫失望之情、主人公在秋高草黄、战马膘肥、边防紧迫背景下离乡戍边，思归之情浓重。“甚”字强调这种归情深沉急切非同一般。在经历了行军转战，建立一个个突围、破阵之功后，仍然归乡无望，于是回想起当初与亲人途中分别的情景，伤心悲怨而无可奈何，心情变得迷惘彷徨。这种空自伤悲之情不是直接倾诉，而是以“金鞭背落晖”之景境写出。“落晖”为傍晚日暮之景，正是万物寻找归宿之时，而征战之士却只能骑战马执金鞭徘徊在夕阳余晖之中，归乡无计，其心中惆怅迷惘之情、徒自伤悲之怨从景中自然显现出来。又如张正见《星名从军诗》：“将军定朔边，刁斗出祁连。高柳横遥塞，长榆接远天。井泉含冻竭，烽火照山燃。欲知客心断，危旌万里悬。”诗的最后以“危旌万里悬”之景把从军战士惆怅悲伤而愁肠欲断的归心形象写出：那悬着的牵挂的归心像军中飘摇万里的破碎的旌旗，以破碎的旗象喻破碎的归心，把抽象的不可见的愁心形象展现于眼前。巧妙恰当。其他如阮卓《关山月》、江总《陇头水二首》之二、《雨雪曲》等也都是用化情为景、以景传情的方法展示人物心理活动的名作。

其三，有些作品还以轻松之笔写沉痛的心情，以委婉曲折的手法表现人物内心情感变化。如苏子卿《南征诗》：“一朝游桂水，万里别长安。故乡梦中近，边愁酒上宽。剑锋但须利，戎衣不畏单。南中地气暖，少妇莫愁寒。”写南征将士思乡的愁怨心情，但全诗无一丝怨怒痕迹。万里别乡是不幸的，却可以借酒消愁借梦归乡，而且这“戎衣不畏单”的南征比起北征的苦寒更是幸运之行。“南中地气暖，少妇莫愁寒”的宽慰之语也轻松平静。但这轻松背后实在蕴积着沉痛的怅惘之情。南中地暖，实属不幸中之万幸，但这南中地暖之幸运也许会造成永无归乡的更大不幸，所以轻松笔调写出的恰是并不轻松的沉痛之情。

梁陈边塞诗的精致化还表现在改变了魏晋宋齐边塞诗多咏从军征战全过程的创作模式，细腻刻画边地自然景观，突出强化边塞特征，不再是出战到凯旋整个过程面面俱到的叙写，而是抓住边塞景观某一点加以多角度多层面的刻画。如边关之月、驰骋疆场的骢马、边地的霜雪、凄寒的陇水等等。这一变化大致是从梁简文帝萧纲开始的，此前沈约《从军行》、《白马篇》，王训《度关山》，王僧孺《白马篇》，徐悱《白马篇》等都写征战全过程，而从简文帝萧纲开始这类泛咏之作基本消隐，虽仍有戴暠《从军行》、《度关山》两个长篇大作，但其吟咏已不似前者，诗中苦寒铺陈减少，而实在真切的情感增强，所见所感更细腻，不再是苦寒背景与空洞的慷慨相结合的模式。到梁元帝萧绎时，庾肩吾等诗人更自觉地突出边地特征，边景逐渐成为全诗的抒情重心。发展到陈代几乎无一首长篇泛咏之作，相反，咏月、咏马、咏霜雪、咏陇水等典型边地风物景观的《关山月》、《紫骝马》、《骢马驱》、《雨雪曲》、《陇头水》等都得到大力写作，占据了横吹八题的五题。细腻曲折的刻画，委婉含蓄的表现最终取代了征战全过程的铺叙，这也是受宫体诗细腻刻画精致描写曲折表现影响的结果。

以上分析可见，梁陈诗人借用宫体诗创作中积累起来的艺术手段与技巧来处理边塞题材，重视心理刻画，讲究虚实相生、以景结情、含蓄委婉、曲折表现，宫体与边塞的艺术融合带来梁陈边塞乐府创作的精致化与雅化，艺术技巧与艺术质量更加成熟，这是梁陈边塞诗诗艺的新发展。

当然，我们说梁陈边塞诗质量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梁陈边塞创作已臻完美之境，相反，我们应该看到：其边关与闺阁、女子与征战相结合的写作，使作为宫体诗表现重心的女性被写进边塞作品，甚至成为表现的重心，不仅减弱了诗中形象的力度，更使诗中刚健豪壮之气减弱，加上曹魏以来边塞诗凄苦哀怨情调及宫体诗的影响，使梁陈边塞诗逐渐变得凄凉哀婉，纤巧悱恻，形成凄凉悲怆、哀婉艳丽的美学风格。这种风格与曹魏以来的作品相比，显得“纤巧悱恻有余而元气壮慨不足”，感发力量不够；与北朝乐府民歌相比，又显得“凄婉艳丽太过而怆健自然不及”，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因此开创边塞诗创作更新更高的境界，还有待于未来的唐代。

第二章 汉唐边塞诗发展史论（下）

第一节 北朝、隋与初唐边塞诗的贞刚气质

唐代边塞诗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有南朝边塞诗积累的丰富的艺术手段作基础，还与北朝边塞诗积累的贞刚气质密不可分。以关中为本位的唐代社会，不仅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如三省六部制、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府兵制等承继北朝而来，其思想文化与艺术精神也多承北朝风尚。自东晋开始的南北分裂长达270多年，形成南北文化独立发展，南方崇文，北方尚武，所谓“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唐代边塞诗的审美情趣与艺术风格主体来源于北朝文化的贞刚气质，为了理清这一线索，本节将北魏、北齐、北周三朝与承继其贞则气质并成为南北朝向盛唐边塞诗过渡的隋及初唐边塞诗放在一起，寻绎北朝、隋及初唐边塞诗为盛唐边塞诗繁荣所提供的精神滋养与艺术基础。一、贞刚尚武的北朝边塞诗

在长达270多年的北朝文学中，边塞诗总体成就不高。现存作品总共有110多首，其中文人创作约53首，乐府民歌60多首。文人创作包括北魏12首、北齐7首、北周34首。涉及诗人17位，其中北魏6人、北齐5人、北周6人。其中较有成就的有北魏温子升（6首）、北齐高昂（2首）、由南入北周的王褒（11首）和庾信（16首）。存诗1首的有刘昶、王肃、崔鸿、董绍、裴让之、祖珽、萧愨、颜之推、李昶、高琳、宇文招和尚法师等人。他们身处北地，或多或少有过亲临边塞的生活体验，其边塞诗写作较少承袭汉魏以来的乐府传统，而是抒写亲历边地的望中之景和真实的生活感怀，有着不同于南朝边塞诗的贞刚气质。北朝乐府民歌作为“梁鼓角横吹曲”保存下来，清新质朴，反映了北方民族游牧尚武的生活习性和草原风光的生活情调。

静态地分析北朝文人的边塞诗，其题材内容有写征战苦寒的，如王肃《悲平城诗》，高昂《从军与相州刺史孙腾作行路难》，王褒《饮马长城窟行》、《入塞》等篇；有抒发怀乡思归之情的，如祖叔辨《千里思》，王褒《渡河北诗》，庾信《怨歌行》、《重别周尚书诗二首》等篇；还有一些咏昭君和亲出塞的诗篇。但是这些诗作并不代表北朝边塞诗的成就与特色，真正具有北朝特点的是北魏温子升、北齐高昂，以及由南入北诗人王褒、庾信的诗作。

温子升，字鹏举，冤句人。为北魏本土诗人，曾为御史、朝请、参军、主客郎中、中书舍人散骑常侍、中军大将军等职，见疑北齐下晋阳狱饿死。与魏收、邢邵有“北地三才”美称，其文集三十九卷已佚，今人辑其诗作有80多篇。其中边塞诗6篇。包括《安定侯曲》、《敦煌乐》、《凉州乐歌二首》、《捣衣诗》、《从驾幸金墉城诗》等篇。如《凉州乐歌二首》：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路出玉门关，城接龙城坂。但事弦歌乐，谁道山川远。

两诗表现西北凉州边塞之地车水马龙、歌吹乐作的热闹景象，抒发乐不思蜀的情感，与南朝诗歌虚拟想象的写作迥然相异，以写实的手法表现了边塞的真实状貌。凉州作为东西交流线上的要地，并不像南朝诗人想象的那样荒凉，《资治通鉴》大业五年（609）隋炀帝巡幸凉州（今甘肃武威）西域诸国“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而“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督课之。骑乘嗔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又天宝十二年（753）载：“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可见温子升描绘的是真实的凉州。北魏文士尚武是从崔浩开始的，他出身世代业儒的书香门第，却把立功边塞作为人生的崇高理想。曾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卫青、霍去病亦不读书，而能大建勋名，致位公辅。”惜其未有诗作流传。倒是另一位诗人崔鸿有《咏宝剑诗》，写胡人尚武爱剑习尚。另外，董绍《高平牧马诗》表现游牧尚武的风尚，也有北诗的地域特点。

代表北齐边塞诗尚武特色的是高昂。昂字敖曹，北海蓨（今河北沧州）人。附齐武帝起兵，助成霸业，为侍中司徒兼西南道都督。元象元年（538）为周军所杀，年四十八。作为鲜卑化的汉族军人，他鄙文尚武，曾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其《从军与相州刺史孙腾作行路难》：“卷甲长驱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初时言作虎牢停，更被处置河桥北。回首绝望便萧条，悲来雪涕还自抑。”真实地表现了其从军征战的艰辛。而那首具有代表性的《征行诗》：“垄种千口牛，泉连百壶酒。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以欣赏的口吻写其以养牛当种地、嗜酒如泉水、围猎抢掠的生活，其粗俗野性的生活方式典型地反映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

北周文人边塞诗在北朝边塞诗中占有主导地位，其34首边塞诗作，除了赵王宇文招的《从军行》以近似七绝的形式写边塞值得提及外，有特色的诗作集中在由南入北的王褒和庾信笔下。王褒11篇诗作中，《饮马长城窟行》、《出塞》、《入塞》、《关山月》、《昭君词》、《燕歌行》等篇，从主题思想与艺术风格看，可能都写于南朝。其《从军行二首》泛咏出塞征行之事，虽然其闺阁边关相结合的写作模式及报恩重义的表达很像南朝边塞诗口吻，但诗中写景不再是密集的风沙冰雪等苦寒之词，边塞意象疏朗，如“对岸流沙白，缘河柳色青”、“荒戍唯看柳，边城不识春”等，有可能是入北朝后所作。其《关山篇》、《渡河北诗》、《入关故人别诗》等篇作于北朝，写景自然，抒情真切。如《关山篇》：“关山恒掩蔼，高峰白云外。遥望秦川水，千里长如带。”《渡河北诗》：“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面对木叶飘飞好似南国洞庭的边秋日暮图景，飘泊异乡的诗人迷惘彷徨，闻乐心悲，真实地写出了诗人的情怀意绪。与南朝虚拟想象的边塞诗堆砌苦寒意象、赋题铺陈的写法迥然有别，体现了北朝边塞诗的新气象。

庾信的16篇边塞诗，《出自蓟北门行》、《怨歌行》、《燕歌行》、《折杨柳》等乐府旧题之作，赋题为诗，重视对仗，善于并置边塞意象渲染边地氛围，又爱用边关闺阁相结合的构思方法，抒情上带有宫体的意味，表明这些边塞乐府可能写于南朝之时，具有南朝边塞诗凄婉艳丽的特点。其中《怨歌行》：“家住金陵县前，嫁得长安少年。回头望乡泪落，不知何处天边。胡尘几日应尽，汉月何时更圆。为君能歌此曲，不觉心随断弦。”以六言写边塞，别具特色。另外他还有一些狩猎讲武、奉和赠答和从军之作，特色并不明显。较好地体现庾信北朝边塞诗特点的诗作集中在其代表作《拟咏怀二十七首》中。如“榆关音信断”、“日晚荒城上”、“闻道楼船战”等篇。如“日晚荒城上，苍茫余落晖。都护楼兰返，将军疏勒归。马有风尘气，人多关塞衣。阵云平不动，秋蓬卷欲飞”。行云流水的句式，并不密集的边塞意象，却营造出如临其境的北塞晚秋日暮的情景与氛围。从情感内涵看，他的边塞诗还常常隐含着滞留北地的怀乡思归之情，常常慨叹苏武、荆轲、昭君的境遇，悲人兼有悲己之意。如“榆关音信断”就是集中表现滞留北地的遗恨与无尽的家国之思。“闻道楼船战”借苏武、荆轲悲慨自身。另外，个别作品还融入了诗人对边塞征战的理性思考。如“燕然犹有石，须勒几人名”、“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等诗句，表达“万里长征人未还”之意，体现了庾信对征战的冷静态度。

庾信的北朝边塞诗与王褒近似，特色鲜明。由南入北的经历，使他们的边塞诗既有梁陈诗细腻精致的特点，又融入了北朝诗豪迈刚健的精神气质，体现出南北融合雄迈奔放、自然清健的特点。他们不再用南朝人惯用的密集意象构筑边塞诗境，而是以自然流畅的语言描写望中所见的边塞之景，营造北塞真实动人的戍边生活情境，写出了北方边塞的风沙气息，却没有南朝诗铺张描摹、堆砌意象之病，地名意象也大多由虚设转为写实，“黄河”、“代郡”、“秦川”、“常山”等实指意象，取代了南朝诗动辄“天山”、“瀚海”、“阴山”、“祁连”等带有象征意味的西域地名，给人自然亲切的观感。

北朝边塞诗还包括乐府民歌，现存60多首，为齐梁时期由北方传入南朝，被梁朝记录下来，称为“梁鼓角横吹曲”，收录于郭茂倩《乐府诗集》中。这些乐府民歌题材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描写战争，表现战争的惨烈。如“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表现游牧民族之间频繁的征战抢掠，人民成了战争的牺牲品，《隔谷歌》甚至记录了同胞兄弟对攻残杀的残酷现实。二是表现战争带来的灾难。男儿频频战死，造成男女比例失调、孤寡可怜、女儿难嫁的社会现象，如《琅琊王歌辞》：“东山看西水，水流盘石间。公死姥更嫁，孤儿甚可怜。”《捉搦歌》：“男儿千凶饱人手，老女不嫁只生口。”《地驱乐歌》：“老女不嫁，蹋地唤天。”还有写人民被掳掠的悲惨境况如《陇头歌》，写思乡之苦的如《紫骝马歌》：“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等等，多角度表现了战争的巨大破坏性和残酷性。三是描写富有特色的边塞风光。如《折杨柳歌辞》：“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写杨柳依依的孟津河畔的边塞之景。改编汉乐府古辞的三首《陇头歌辞》：“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肠断绝。”在凄寒幽咽的陇头流水边塞背景中表现被掳人民的悲惨处境。北朝乐府民歌中表现边塞风光最有特色的是北齐斛律金歌唱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乐府诗集》卷八十六引《乐府广题》曰：“北齐神武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恚愤，疾发。周王下令曰：‘高欢鼠子，亲犯玉壁，剑弩一发，元凶自毙。’神武闻之，勉坐以安士众。悉引诸贵，使斛律金唱《敕勒》，神武自和之。”这首由鲜卑语译为汉语的长短句民歌，描写草原风光，天高地迥，原野茫茫，微风吹起，牛羊点点，寥寥几笔便把苍茫辽阔的草原风光呈现出来，极富游牧生活情调。四是表现北方民族的尚武精神。如《折杨柳歌》：“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必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崇尚骏马、健儿。《琅琊王歌辞》：“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剧于十五女。”酷爱宝刀，胜过美女。《企喻歌》：“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表现北方民族尚武精神最典型是名篇《木兰辞》，这首长诗叙写了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感人故事。诗中以“木兰是女郎”为标准，采用简则极简、繁则极繁的民歌手法，刻画了刚毅勇敢、能征善战、不慕功名富贵的巾帼英雄形象，不仅表现了北方民族勇敢尚武的民族习性，也反映了当时的府兵制和战乱频仍的现实状况。与《西洲曲》并称为南北朝民歌的双璧，是诗歌史上不可多得的名篇佳作。

北朝乐府民歌，多为五言四句或七言四句的小诗。艺术上没有南朝民歌的缠绵悱恻，也较少运用双关语和想象联想手法，其抒情直率，清新质朴，豪迈刚健，体现出北方民族粗犷豪迈的性格特征。

综观北朝边塞诗可见，作为独立发展的北方文化的代表，形成与南朝边塞诗极其不同的地域特色。主题思想上，南朝边塞诗多言征战苦寒、思乡怀归、报恩重义之情，是农耕文化的产物；而北朝边塞诗重在写边塞征行的感受如王褒、庾信之作，表现北塞风俗文化如温子升诗作及《敕勒歌》等民歌，表现游牧文化的尚武情怀如高昂之诗及民歌中歌咏的宝刀、快马与健儿等等。北朝乐府民歌虽然写战争的残酷惨烈，表现战争带来的灾难，但北朝诗总体上反映的是乐观好战的尚武情结，与南朝文士疏离战争乃至畏惧战争的态度大异其趣。写作模式上，南朝边塞诗善于将游侠与边战相结合、闺阁与边关相结合，恩义情重，儿女情长，形成英雄美人式写作模式。如萧纲《从军行》：“先平小月阵，却灭大宛城。善马还长乐，黄金付水衡。”“小妇赵人能鼓瑟，侍婢初笄解郑声。庭前柳絮飞已合，必应红妆起见迎。”褚翔《雁门太守行》：“寄语闺中妾，勿怨寒床虚。”庾肩吾《陇西行》：“寄语幽闺妾，罗袖勿空萦。”而北朝边塞诗则没有形成固定的写作模式，诗人往往信笔写来，或五言，或七言，甚至六言，或四句或八句，乃至古体长篇，都自由抒写，灵活方便。儿女情短，英雄气长，表现出粗犷豪迈的游牧尚武风尚。具体抒情策略上，南朝边塞诗以乐府为主，赋题为诗，往往密集地堆砌苦寒意象，铺陈描摹，讲究对仗，多繁芜之弊；北朝诗人则以自然的笔触写望中之景，呈现真切动人的战地生活情境，自然亲切，清新质朴。这些差异也带来南北边塞诗艺术风格的不同：南朝诗苦寒凄怆，凄婉艳丽；北朝诗自然奔放，贞刚清健。这两种异质的创作风尚从不同的角度与侧面都为隋唐边塞诗的新变与繁荣作了铺垫与准备。二、清峻刚健的隋代边塞诗

杨坚开创的隋朝，仅存三十七年，文学成就并不高。边塞诗是隋代诗歌成就的重要代表，保存诗歌30多首，涉及作者10位，主要有卢思道、孙万寿、隋炀帝杨广、杨素、薛道衡、王胄、虞世基等人，其成就集中在杨素、薛道衡、虞世基和隋炀帝四人的创作上。

隋代30多篇边塞诗作，一方面继承南朝边塞乐府的传统，多采用乐府旧题的形式抒写边塞感怀，另一方面继承了北朝边塞诗的贞刚气质，表现出多方面的创新与发展。

首先是主题思想上，隋代边塞诗摆脱了南朝边塞乐府诗报恩重义的道德表白，继承北朝边塞诗的雄豪意气，开始了立功封侯的理想歌唱。北朝人尚武好战，边塞诗中已经出现立功封侯的咏叹：“匈奴定远近，壮士欲横行。”“方系单于颈，歌舞入长安。”“好勇自秦中，意气多豪雄。”“勋封瀚海石，功勒燕然铭。”这种咏叹与南朝边塞诗中报君恩重义气的表白大异其趣，南朝人畏战厌战，其悲慨无限的道德表白，凄凉酸楚，充满凄苦哀怨的情调，而北朝人的功业咏叹，发自本心，雄豪勇敢，是崇尚自我价值与个体能量的体现。隋代边塞诗继承这种歌唱，“志勇期功立，宁惮微躯捐”、“当知霍骠骑，高第起西京”、“本持身许国，况复武功彰。曾令千载后，流誉满旂常”。另外，隋代边塞诗虽然也表现征战苦寒与思乡怀归之情，但相比南朝边塞诗，已脱去了凄凉悲怨的情调，能够坦然面对，甚至藐视困难，这就为边塞诗带来了昂扬豪迈的乐观情调。虽然这些主题的表达数量有限，未成规模，却传达了非常富有价值意义的信息：融合了北方尚武精神的隋代边塞诗在情感上为唐人群体的青春歌唱奠定了激昂慷慨的主调。

其次，在写作模式上，隋代边塞诗虽然仍然采用旧题乐府形式，却完全改变了南朝边塞诗“赋题为诗”的写作模式，变虚拟想象为真切写实，改变了南朝边塞诗铺陈堆砌边塞意象的繁芜习气，加上诗人大多具有从军出塞的经历与体验，所以他们的诗写望中所见和征行的真实感受，边塞写景有了鲜活的视听感觉和自然的情思意绪，与北朝边塞诗一脉相承。如杨素《出塞二首》之一：杨素，字处道，弘农华阴人。为北周大都督、车骑大将军。入隋后拜为信州总管、荆州总管，被封越国公、楚国公，为著名军事将领。其代表作《出塞二首》在隋代边塞诗中具有重要地位与影响，已摆脱了南朝边塞诗凄苦哀怨的情调，初具豪迈乐观的壮伟气息。二首相比，如果说其一还留有南朝诗赋题吟咏、对仗铺陈的痕迹的话，那么其二则以流畅自然的语句，写出了边塞征行的真切感受，亲切有味。如其中描绘边景：“荒塞空千里，孤城绝四邻。树寒偏易古，草衰恒不春。交河明月夜，阴山苦雾辰。雁飞南入汉，水流西咽秦。风霜久行役，河朔备艰辛。薄暮边声起，空飞胡骑尘。”自然流利，清峻洒脱，而不再是南朝边塞诗那种意象语辞的艺术魔方般的排列组合，典型代表了隋代边塞诗的创新方向，因而薛道衡、虞世基等皆有和作。其中薛道衡和作之二的边景描绘：“绝漠三秋暮，穷阴万里生。寒夜哀笛曲，霜天断雁声。”也真切自然。这种写法也使隋代边塞诗的艺术风格改变了南朝边塞诗凄苦悲凉的情调，具有清峻洒脱的特点。

再者，隋代边塞诗艺术形式上也有新的探索与尝试。虽然其总体上还是沿用南朝以来的旧题乐府形式，但已不再完全运用永明新体诗形式，而是多样化艺术尝试。卢思道《从军行》：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朝见马岭黄沙合，夕望龙城阵云起。庭中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白雪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间。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长风萧萧渡水来，归雁连连映天没。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这首诗首句采用北周宇文招《从军行》“辽东烽火照甘泉”的句法，写白马少年闻警出塞，历经边塞苦寒与艰辛，南征北战，安边定塞的英雄壮举。诗中把边塞苦寒氛围的渲染与怀归情思的抒发交织写来，大大提高了诗作的抒情性，成为边塞诗史上第一首以七言歌行体写作的《从军行》，已初具唐代七言歌行边塞诗雄奇壮伟又行云流水的风格特点，是隋代边塞诗中的名作。另外，隋炀帝的《纪辽东》二首：辽东海北翦长鲸，风云万里清。方当销锋散马牛，旋师宴镐京。前歌后舞振军威，饮至解戎衣。判不徒行万里去，空道五原归。秉旄伏节定辽东，俘馘变夷风。清歌凯捷九都水，归宴洛阳宫。策功行赏不淹留，全军藉智谋。讵似南宫复道上，先封雍齿侯。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引隋书曰：“大业八年。炀帝伐高丽。度辽水。大战于东岸。击贼破之。进围辽东。”凯旋之日作诗以记之。诗作采用长短句形式歌咏讨伐高丽取得的胜利，清新隽永，别具一格，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时王胄等人皆有和作。而后来人们探索唐宋词的起源时，有人即视之为长短句之词的源头。此外，薛道衡《昔昔盐》写征夫之妻刻骨铭心的相思怀人之情，虽然尚有繁芜之弊，却以“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的名句，垂名诗史。孙万寿的五古长诗《远戍江南》，叙写自身南征远戍的见闻与感怀，层次清晰，铺写细腻，亦非南朝虚拟想象之作可比，它标志着边塞题材在有边塞征战经历与体验的诗人笔下将有新的突破与发展。三、壮慨豪健的初唐边塞诗

初唐边塞诗是盛唐边塞诗的起步，它在南北朝边塞乐府及隋朝边塞诗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粗略统计，初唐边塞诗有350多首，作者50多人。主要有杨炯、骆宾王、崔融、李峤、沈佺期、陈子昂等人。他们的创作开创了慷慨豪迈的盛唐边塞诗的先声。

初唐边塞诗创作是与唐朝的建立相伴而行的。以写艳情诗著称的唐太宗在戎马倥偬中写下了《饮马长城窟行》、《执契静三边》、《经破薛举地》、《伤辽东战亡》等边塞诗作。艺术手法虽有承袭前朝的迹象，但南征北战的真切感受使他的作品有了实在的生活气息，更富天子的雍容。同时的虞世南也有《从军行二首》、《拟饮马长城窟行》、《出塞》和《结客少年场行》五首边塞诗，也写得雄浑劲健。但总的说，初唐前三十年，边塞诗基本上承袭南北朝和隋诗传统，尚不具唐诗慷慨自信、昂扬奋发的风格基调与时代特征。

初唐边塞诗的新因素是从“初唐四杰”开始的，“初唐四杰”倡导文学革新，主张“气凌云汉，字挟风骨”，推崇汉魏风骨与刚健之气。他们以强烈的激情与浓郁的情思改造流行的宫体诗，赋予宫体诗活的灵魂与生命，使宫体诗由宫廷走向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塞漠，开拓了唐诗题材内容新天地。“四杰”的边塞诗是唐诗从台阁走向江山塞漠的体现。其中王勃有边塞诗10首，如《秋夜长》、《采莲曲》和《陇西行》等，多是从女子角度写相思的痛苦，表现出反对扩边的节战思想，创新不多，但写得怅望感人，含情脉脉而又潇潇洒洒，已非南北朝诗可比。卢照邻有边塞诗11首。包括《关山月》、《上之回》、《紫骝马》、《战城南》、《陇头水》、《雨雪曲》等，皆为乐府旧题，创新也不多。为边塞诗带来新气象的是杨炯和骆宾王。杨炯有9首，以《从军行》和《出塞》为代表，其价值意义在于：他把初唐逐渐出现的任侠尚武、崇尚功名、慷慨昂扬的时代精神凝注到边塞诗中。“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其慷慨从军立功封侯的豪情壮志，成为唐代时代精神的体现，有了鲜明的时代色彩。追溯边塞诗史我们发现，表达崇侠尚武、嘲弄儒生、歌唱功业理想之诗早已有之，《后汉书·班超传》：“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付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这种精神在六朝诗中随处可见，如江淹《鲍参军戎行》：“竖儒守一经，未足识行藏。”王僧孺《白马篇》：“安能对儿女，垂帷弄毫墨。”而表达捐躯报国之志从曹植到鲍照，延至梁陈的沈约、吴均、陈后主、徐陵等更是代不乏人。所以杨炯此诗相比前代边塞诗似乎没什么新的突破。但值得注意的是：唐前诗除曹植、鲍照等人外，大都是学舌之语，非真情实感。而杨炯的诗是唐代文士共同心声的写照，这正是杨炯边塞诗的创新意义所在。“四杰”中边塞诗成就最高的是骆宾王。骆宾王（640？—680），婺州义乌（今浙江）人。少幼聪颖，七岁作《咏鹅》诗，博得“神童”美誉。为人特立超俗，有侠义性格。他是唐代第一位从军出塞的诗人。一生三次从军两次出塞。咸亨元年（670）骆宾王因事遭贬，从军西域，是为第一次出塞。后又被派往四川从军，曾任武功县、明堂县、长安县主簿等职，仪凤三年（678）迁侍御史，被诬下狱，遇赦后从军幽燕北地，是为第三次从军二次出塞。其《骆临海集》存边塞诗16首，如《军中行路难同辛常伯作》、《夕次蒲类津》、《晚度天山有怀京邑》、《边庭落日》、《在军中赠先还知己》、《边夜有怀》、《久戍边城有怀京邑》、《从军中行路难》等，集中表现从军边塞的真实见闻与感怀。有描绘西北边塞自然人文景观的，如“山路犹南属，河源自北流。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落雁低秋塞，惊凫起暝湾。胡霜如剑锷，汉月似刀环。别后边庭树，相思几度攀”、“古戍烟火满，边庭人事空。夜关明陇月，秋塞急胡风”、“阴山苦雾埋高垒，交河孤月照连营。连云去去无穷极，拥旆遥遥过绝国。阵云朝结晦天山，寒沙夕涨迷疏勒”等等，具有鲜活的西北边地气息，皆诗人耳闻目见的写照，非南朝想象之作能比。有的抒发捐躯报国、立功封侯的雄心壮志。如“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君恩如可报，龙剑有雌雄”、“重义轻生怀一顾，东征西伐凡几度……绛节朱旗分日羽，丹心白刃酬明主。但令一被君王知，谁惮三边征战苦”。这种慷慨从戎、誓死报君的誓言，既是边塞传统的延续，也是诗人侠义性格的体现。但更具时代精神的是那些立功封侯理想的歌唱。“行路难，行路难，誓令氛祲静皋兰。但使封侯龙额贵，讵随中妇凤楼寒”、“龙庭但苦战，燕颔会封侯。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这种毫不掩饰的直指功名的歌唱，最能代表唐人的心声，是唐代激昂慷慨时代精神的体现。此外，描写军旅生活，反映征战之苦的如《边庭落日》、《从军中行路难》；抒发怀乡思归之情的如《晚度天山有怀京邑》、《在军中赠先还知己》、《边夜有怀》；表达和平美好愿望的如《在军登城楼》等等也是骆宾王边塞诗的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说，骆宾王是唐代第一个直接表现从军出塞真实感怀的诗人。他的诗叙事、写景、抒情相结合，情思浓郁，感情强烈，爱用壮伟的边塞意象，境界宏阔，气象峥嵘，已初具唐诗恢宏开阔的壮美境界。诗体形式上，骆宾王第一个打破沿用乐府旧题的惯常模式，根据从军的所见所感因事命题来写作，并且采用长篇的七言歌行体淋漓尽致地抒发从军的各种感怀。其代表作《军中行路难同辛常伯作》等篇，对盛唐七言歌行边塞诗的写作有直接的借鉴意义，具有很大的创新意义。

生活在高宗武后时期的“文章四友”，都曾在宫廷任职，善写应制之诗。但他们都有从军出塞或流放边地的经历，都有边塞作品。崔融（653—706），字安成，齐州全节（今济南）人，在“四友”中年岁最小。他针对当时西域一带唐蕃不断冲突的现实，力主加强边防。长寿元年（692）十月，唐朝收复安西四镇，高宗意欲息事宁人，朝议也有放弃四镇之论。崔融上书《拔四镇议》，指出远戍四镇，实是“杜渐防萌，安危之计”。他认为：“四镇无守，则狂胡益赡，必加兵西域，诸蕃气羸，恐不能当长蛇之口，西域既动，自然危临南羌，南羌乐祸，必以封豕助虐。蛇豕交连则河西危。河西危则不得救。”这正是唐朝主动经营西北战略的新表述，深得武则天的赏纳。万岁通天元年（696）武三思东征契丹，44岁的崔融任掌书记来到东北边地，写了《塞垣行》、《塞北寄内》等边塞诗，描绘边塞风光、反映军中生活、抒发从军的豪情壮志。另有《关山月》、《拟古》、《西征军行遇风》、《塞垣行》、《从军行》等篇，大约是从军西域时所作。写景抒情，挥洒自如，真切感人。艺术上，属对精密，语言凝练，意境雄浑，已具有盛唐诗的精神气质。苏味道（648—705）曾于调露元年（679）7月随裴行俭征突厥阿史那都支，任管记。同年十一月又参加裴行俭征东突厥之战。现存边塞诗16首，《单于川对雨》二首，即写于此时，诗中描绘边景，反映军事生活，既有对战争态度的表现，也有对和平之望的寄托。李峤（645—714），字巨山，赵州赞皇（今河北）人。二十岁中进士，历仕高宗、武后、中宗三朝。曾到过今宁夏、山西北部等边塞之地。他富有文学才华，在初唐诗坛具有特殊的贡献与地位。他总结初唐以来各种类书及作诗入门类著作的成果，写了120首咏物诗，从声律、对偶、用典等方面，为文士习诗提供具体的创作范本，对唐代律诗创作的普及与提高，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存209篇诗中有边塞诗10首。中宗景云元年（710）赐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和亲远嫁于吐蕃赞普尺带珠丹。李峤写有《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还有送人从军之诗如《饯薛大夫护边》、《送骆奉礼从军》、《奉和幸望春送朔方总管张仁》等，在送别中表现关注边塞的主题。尤其《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一篇，以深沉的历史眼光，思索历代的边塞防卫问题。其中“凭轼讯古今，慨焉感兴亡。汉障缘河远，秦城入海长”的咏叹把边塞防卫问题放在秦汉以来的历史背景中加以思考，成为唐代边塞诗悲剧精神的前奏与先导，有很高的价值意义。此外，李峤边塞诗还开拓了南方边塞诗新领域。唐高宗时，五岭以南的蛮獠少数民族，虽曰臣服，却时叛时反，高宗派兵讨击，以李峤为监军，前往岭南安抚。李峤“特赦其罪，亲入獠洞，以诏谕之，叛者尽降，因罢兵而还”。归途写下《安辑岭表事平罢归》、《军师凯旋自邕州顺流舟中》、《早发苦竹馆》等系列诗作，集中表现岭南风光，记述征行过程。其中《军师凯旋自邕州顺流舟中》写南国水乡风光，别具特色：“鸣鞞入嶂口。泛舸历川湄。尚想江陵阵，犹疑下濑师。岸回帆影疾，风送鼓声迟。萍叶沾兰桨，林花拂桂旗。弓鸣苍隼落，剑动白猿悲。芳树吟羌管，幽篁入楚词。全军多胜策，无战在明时。寄谢山东妙，长缨徒自欺。”全诗在胜利的喜悦中描绘南方边景，笔调明快，轻灵简净。这组南征诗与汉代马援《五溪深》、晋夏侯湛《江上泛歌》、陈苏子卿《南征诗》以及隋孙万寿的《远戍江南》等一道，开辟了边塞诗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使边塞诗表现的地域由三北（东北、北方、西北）扩大到南方，在大漠风沙、冰雪高寒的北塞壮美中增加了芳林兰棹、青山绿水的优美的南塞色彩。杜审言（645—708）有5首边塞诗，其中《旅寓安南》写南方边陲之景，状南方风物气候，与李峤之作相类，也别具一格。

初唐有影响的边塞诗人还有陈子昂。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他一生两次从军出塞。武氏垂拱二年（686）28岁的陈子昂随乔知之出征西北的同罗、仆固，到过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张掖等地。万岁通天元年（696）38岁的陈子昂以参谋身份随右武威卫大将军武攸宜出征东北契丹。两次从军经历使陈子昂写下20多首边塞诗。与其倡导“兴寄”、“风骨”的文学革新思想相连，陈子昂的边塞诗充满丰富的思想内容与尖锐的批判精神。他热情歌颂广大士兵的爱国热情，劝勉友人努力杀敌，“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名”。批判朝廷的边防政策，其代表作《感遇三十八首》中第29首《丁亥岁云暮》反对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第3首《苍苍丁零塞》“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深切同情士兵的悲惨境遇；第34首《朔风吹海树》中“故乡三千里，辽水复悠悠。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何知七十战，白首未封侯”，谴责武后不赏边功；第37首《朝入云中郡》表现因“塞垣无名将”，致使“胡秦何密迩，沙朔气雄哉。藉藉天骄子，猖狂忆复来”。批判朝廷不重边防造成的巨大灾难。可以说，深刻的批判性与揭露性是陈子昂边塞诗鲜明的个性特征。魏晋以来的边塞诗创作更大程度上是乐府传统的延续，不具有现实性和批判精神，梁代萧子显《从军行》揭露将帅邀功求宠的误国行为，是诗人偶然为之，陈子昂则是有意为之，是其创作主张的具体实现，在边塞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开启了唐代边塞诗关注边防、批判现实的新风气。此外，《蓟丘览古》、《登幽州台歌》等边塞怀古诗，抒发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苍凉悲慨。《和陆明府赠将军重出塞》：“忽闻天上将，关塞重横行。始返楼兰国，还向朔方城。黄金装战马，白羽集神兵。星月开天阵，山川列地营。晚风吹画角，春色耀飞旌。宁知班定远，犹是一书生。”虽然尚有南朝诗铺陈的痕迹，但雄浑苍劲、豪气凌云的格调，已露唐人乐观豪迈的精神气魄，代表了陈子昂边塞诗的艺术水准。

此外，初唐沈佺期有边塞诗14首，如《关山月》、《陇头水》、《被试出塞》等，乐府为主，创新不多。而介于初盛唐之交，崔湜《大漠行》（又作胡皓诗）、刘希夷《从军行》、王宏《从军行》、贺朝《从军行》等诗篇，写得慷慨豪迈，已初具盛唐边塞诗的美学风貌。

总之，初唐诗人从军出塞的切身经历，给边塞诗带来了鲜活的生活气息与博大劲健的气势。其主题在前代抒发报国之情中增加了立功封侯的咏唱，有了唐代独特的时代气息。从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到崔融的“岂忘黄河誓，须勒燕山石”，继承北朝、隋诗的尚武精神，成为盛唐诗人强烈功业理想大合唱的前奏与序曲。此外，骆宾王笔下的西域边景，李峤、杜审言的南疆风光，以及陈子昂诗歌强烈的现实性与批判性，都为初唐边塞诗增添了新的内涵。艺术上，初唐边塞诗高昂慷慨，立足现实，充满憧憬、豪壮不悲、惆怅明快，具有了泱泱大国富强统一带来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诗体形式上，初唐边塞诗打破了长期沿用的旧题乐府形式，从骆宾王到“文章四友”乃至陈子昂，都已冲破旧题乐府的束缚，尝试因事命题的创作，这是边塞诗诗体形式的重大发展。此外，初唐边塞诗虽以五言为主，但骆宾王《从军行》、《军中行路难》，辛常伯《军中行路难》，崔融《从军行》，王宏《从军行》，崔湜《大漠行》，贺朝《从军行》等七言歌行诗作，上承王褒、庾信及卢思道的七言传统，对盛唐高适、岑参等七言歌行新题边塞诗有着直接的启发借鉴意义，在边塞诗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第二节 盛唐边塞诗的全面繁荣与辉煌成就

经过隋与初唐一百年南北文学与文化的融合，南方诗歌积淀的创作传统与抒情策略和北方诗歌贞刚的气质相结合，加上适宜的时代精神与现实土壤，盛唐边塞诗创作出现了繁荣鼎盛的局面，达到了边塞诗创作的顶峰。按照《全唐诗》收录诗人的顺序，从王维到杜甫来统计，现存盛唐边塞诗总数有380多篇，五十年的时间创作总数相当于唐前边塞诗创作的总和。作者33位，在文学史上被称为“盛唐边塞诗派”的高适、岑参、崔颢、李颀、王昌龄、王之涣、王翰、刘湾、张渭等，除王之涣被《全唐诗》排在中唐作家行列外，其余皆在此列。这33位诗人中，仅存边塞诗1首的有11人；存诗5首以上者12人，分别是王维、崔颢、李颀、储光羲、王昌龄、常建、陶翰、刘长卿、李白、岑参、高适、杜甫；存诗20首以上者6人，分别是王维、王昌龄、李白、岑参、高适、杜甫；存诗40首以上有李白、岑参、高适和杜甫4人。

唐代边塞诗的繁荣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多种外部因素与文学自身发展的内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繁荣原因，已有多篇论文讨论，此处综合前贤观点，择要分析如下：

首先，幕府制度与奖励军功的政策促成了盛唐边塞诗的繁荣局面。

唐朝统一全国，南北文化融合，南朝崇文北朝尚武的精神在唐代社会里都得到了发扬光大。崇文方面，朝廷设立文学馆、弘文馆、修文馆、翰林院四馆，奖励著述发明，重视文学艺术尤其诗歌创作，诗人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同时广立学校，发展教育，传播文化。官私学校遍及州县，形成“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的崇文风尚。唐朝对知识分子采取宽容政策，言论自由，思想活跃，在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中，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培养了唐人阔大的胸襟和昂扬的精神气魄。诗人文士自信自负，富有淑世情怀，充满勃勃生机。在崇文的同时，北朝尚武侠勇精神也得到光大。不仅以文治天下，更重以武守疆土，实行一系列奖励军功的政策。均田制规定丁男授永业田二十亩，而有军功的勋官转武骑尉即可授永业田六十亩，转上柱国可得三十顷。高宗时修《姓氏录》，又规定以军功致身五品以上者入士流。这两项政策赋予立功者很高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极大地刺激了诗人文士立功封侯的理想追求。他们把从军出塞视为科举之外又一条通衢大道。尤其到了盛唐，为了取得周边征战的胜利，唐玄宗采用更为刺激的政策。开元十七年（729），李祎攻取吐蕃石堡城，玄宗下诏：“敢有掩战功不及赏者，士自陈，将吏皆斩，战有逗留，举队如军法，能擒其王者授大将军。”建有奇功既能封王，或可入相。安禄山封东平郡王、哥舒翰封西平郡王。这些重奖军功的政策直接影响着士人的功业导向，所谓“近传天子尊武臣，强兵直欲静边尘”，“圣主赏勋业，边城最辉光”，激发了诗人文士向往功名，关注边塞，歌咏从军，带来了边塞诗创作的繁荣局面。

另一方面，唐代的幕府制度为诗人从军出塞立功封侯的理想追求提供了现实舞台。唐初军事上沿用前代亦兵亦农的府兵制，府兵由各地的折冲府统辖，战时从征，闲时务农。折冲府亦称兵府、军府，唐代最多时达634个，总兵力达68万。这种府兵制以均田制为基础，武周以后均田制遭破坏，府兵制也开始瓦解，至天宝八年（749）宣布废除。在府兵制遭到破坏并不断走向瓦解的过程中，唐朝不断以募兵的方式补充兵员，逐渐出现了募兵制，募兵制的出现在古代军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因为召募的军人比府兵勇武，故多分布在边地重镇，而随着对外用兵的加剧，边镇军事力量不断加大，至天宝初年已达十个方镇，成为唐代军事力量的核心。使“内重外轻”的府兵格局变成了“外重内轻”的格局。势力强大的边镇称方镇、藩镇、军府、幕府，首席长官称节度使。节度使府有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掌书记、参谋等职位，常由有声名才干的文士充任，构成别具特色的边地幕府制度。文士供职边地幕府相比于内地或朝廷具有三大优势：一是俸禄高，所谓“职多于郡县之吏，俸伏于台省之官”；二是有实权，所谓“郡守之职，总于诸侯帅，郡佐之职，移于部从事”，行军司马可以代行节度使职权；三是受主率赏识便能迅速升迁。因此诗人文士视从军入幕为科举之外又一条晋升捷径。所谓“其不由科举进者，又有藩镇辟召，或以白丁命官，或自下僚选擢”，“今之俊义，先辟于征镇，次升于朝廷，故幕府之选，下台阁一等。异日入而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因此“游宦之士至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要津”。主将得宠则幕僚随之升迁。封常清少时孤贫，为安西四镇都知兵马使高仙芝兼从，作捷书而受赏识，任为行军司马，终至四镇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岑参入封常清幕府为判官，升为支度副使。后期在朝三度为郎两次为州刺史。高适大半生坎坷不遇，由田良丘荐入河西哥舒翰幕府而晚年显达，位至剑南西川节度使，终官散骑常侍。可见，幕府征辟制度给文士提供了一条令人向往的晋升捷径，吸引着部分诗人走向军营，亲身体验从军生活，抒写边塞见闻与感怀，直接促成了盛唐边塞诗创作的繁荣。

对于幕府制度对唐代边塞诗创作影响的研究反响最大的是戴伟华，其《唐代幕府与文学》揭示了幕府制度与边塞诗繁荣的关系，然而，其实证的盛唐文士出塞的考察却认定盛唐时期上千文士中出塞入幕的文士不到三十人，在驳正明代胡应麟“唐代文士大多因缘幕府”的结论的同时，认为边塞诗的繁荣与诗人出塞入幕关系不大。而后陈铁民又撰文维护幕府制度与文人入幕促进了盛唐边塞诗繁荣的观点。事实上，盛唐文士从军出塞投身幕府者虽然仅有近三十位，但盛唐边塞诗创作实绩恰恰集中在这些出塞文士的笔下。因此，本文依然认为幕府制度是直接促进盛唐边塞诗繁荣的重要原因。

其次，盛唐时代频繁的边塞战争是边塞诗繁荣的现实基础。

李唐皇室起于陇西，相比其他朝代的统治者较少民族偏见，能一视同仁地对待各少数民族，因此唐朝治边的主导思想是怀柔招抚，通过和亲、册封、招抚、互市、朝聘等措施，使周边少数民族部落或政权纳入自己版图范围。同时，唐朝又采取武力征讨的方式，开拓疆土，使唐朝版图在鼎盛之时西达咸海、北达安加拉河、东至海隅、西至林州（今越南南方）。正像《旧唐书·地理志》所说：“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疆域空前广阔，国力非常雄厚，成为当时世界上的强大帝国。

唐朝把全国的军事力量分为三大部分，府兵守内地要冲，禁军守京师，军镇重兵屯戍边地。按《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军事部署情况看，唐朝所设的407个军事据点绝大多数分布在边地，仅河北、陇右、剑南三道就有319个，至开元十年（722），“缘边镇兵常六十余万”，张说奏罢20万，仍有40余万屯守三北边地，史称“凡镇兵四十九万人，戎马八万余匹”。唐朝的武力守疆土，对西南、岭南、东北地区采取怀柔招抚与羁縻政策。对西北则借鉴汉代经营西域“断匈奴右臂”的成功经验，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解决“南羌北交”带来的威胁，以确保西北与关陇的安全。唐太宗抓住东突厥灭亡之机，攻取高昌国，设立直隶的西州，后又以可汗浮图城为庭州，于交河城设安西都护府。“岁调千兵，谪罪人以戍”。高宗武后时期，又设北庭都护府，围绕“四镇”与吐蕃展开争夺斗争。高宗务求宁人，曾废“四镇”，结果吐蕃大入西域，由是唐人更清楚地认识到守长安必须守河西，守河西必须镇西域，更重视西北边塞。景云二年（711）设立河西节都使，开元元年（713）设立陇右节都使，开元六年（718）又设安西四镇节度使，加强西北防卫，而后围绕西域与吐蕃展开过多次的武力争夺与较量。所以唐朝在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往来中，总趋势是和平友好的，但也常常以武力解决争端，造成整个唐代社会边塞战争连绵不断。

从具体战事看，初唐就不太平，太祖在位的武德七年（624），突厥进犯幽州，武德九年（626），颉利可汗率十万铁骑进犯，直达渭水北岸，所谓“大汉无中策，匈奴犯渭桥”即此而言。贞观时期，唐朝强盛起来，兵力达六十多万，但国力尚弱，所以采取和亲修好与武力并重的外交军事策略，消弭外患，声威远振。贞观四年（630）灭东突厥，九年灭吐谷浑，十四年灭高昌，设立安西都护府。这些经营西北之举使太宗朝战火不断，其后高宗武后继续实行开拓西北的战略决策，但此时东突厥复起，吐蕃强盛，契丹、奚反叛，导致唐朝边塞战争更加频繁起来。显庆二年（657）唐灭西突厥，咸亨元年（670）吐蕃攻陷唐安西四镇，仪凤三年（678）吐蕃再破唐军，如意元年（692）唐败吐蕃，恢复安西四镇，万岁通天元年（696）、二年，契丹陷营州，继而进攻幽州，久视元年（700）吐蕃又进攻梁州，虽然中宗朝有金城公主与吐蕃和亲，但唐与吐蕃在西北的对峙局面并未根本改变。尤其开元中期至天宝末的三十多年中，漫长的边境线战争不断，其中西北三镇（安西、河西、陇右）与吐蕃战争最久最烈。

当时吐蕃正处于强盛期，扩张势头十足，唐朝也以讨击为原则，双方针锋相对。开元二十三年冬，吐蕃寇北庭与安西，拔换城，二十四年唐破吐蕃；二十五年二月河西节度使崔希逸破吐蕃于青海西；十二月吐蕃屠安西达化城，陷石堡城；二十六年三月，吐蕃又寇河西，崔希逸再破之；与此同时，陇右杜希望攻取了吐蕃新城；七月杜希望又夺吐蕃河桥，于河左筑盐泉城；之后双方处于对峙状态。西线缓和，而东线吃紧。从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七年唐与契丹、奚族展开激烈征战。开元二十八年东线威胁解除，西线战火又起。天宝元年（742），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两破吐蕃；二年三月又破吐蕃洪济城；四年九月战于石堡城，为虏所败；吐蕃在东线不能胜唐，便西侵小勃律，企图攻取唐安西四镇，故天宝六年安西高仙芝远袭小勃律，俘吐蕃公主；七年，哥舒翰于青海破吐蕃；八年攻拔石堡城，唐朝才略占优势；天宝十二年哥舒翰又连破吐蕃数城，完全收复九曲之地。唐朝最终取得了主动地位。但大体说，双方是“一彼一此，或胜或负，可谓劳矣”。而劳师远袭小勃律、大勃律、石国等西域诸国，唐朝也是胜负参半。天宝九年高仙芝伪与石国约和而袭之，十年石国联合诸胡、大食等国与唐战，高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仅数千人。十二年封常清击大勃律，大胜而还。西南方面，南诏兴于开元末期，天宝九年以后双方战火不断，尤其十年、十二年唐朝两次惨败，得不偿失。

安史之乱后，吐蕃趁唐朝边军内调平乱之机，大举入侵，占据唐朝的河湟陇右之地。唐朝对吐蕃的威胁无可奈何，总体的边防策略由前期的主动经营西北转而和亲回纥、联络南诏，集中对付强敌吐蕃。唐蕃之间战争多达四十余次。晚唐大中年间虽然收复河湟，但对外征战实力已远远无法与初盛之世相比，大唐王朝陷入了内外战乱交困之中。

频繁的边塞战争为边塞诗创作提供了既复杂矛盾又丰富深刻的现实内容。一方面，唐朝对外征战取得了重大胜利，所谓“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萧条清万里，瀚海寂无波”、“青海只今将饮马，黄河不用更防秋”。这些胜利高扬了大唐帝国的声威，使诗人文士向往立功绝域，万里封侯，表现出豪壮自信、昂扬奋发、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战争也带来巨大的灾难。连年征战，不仅牺牲惨重，而且造成田园荒芜、民不聊生的局面。加上边费开支庞大，使唐朝的综合国力急剧下降。另外，重赏边功使边将势大，成为唐朝严重的政治隐患，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而安史乱后更是国土沦丧、边患加重、战事繁多的局面。所以边塞防卫与战争成了牵动唐人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深为有志之士所忧虑，激起人们广泛而深切的关注。他们以自己的眼光审视边塞防卫问题，以诗的形式揭露军中矛盾，表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与危害。从而使边塞诗创作冲破了闭门模拟、玄想吟咏的模式，开拓出惊心动魄充满时代生活气息的边塞诗新天地。因此，频繁的边塞战争是边塞诗走向繁荣的现实基础，没有唐代的边塞战争，就难有唐代边塞诗的繁荣与兴盛。

此外，唐代科举选士制为下层之士进入政治舞台展示了光明的前景，激发了文士建奇功伟业的雄心，引导诗人从军出塞，也促进了边塞诗的繁荣。而科举考试也常常以边塞题材为考题，如初唐沈佺期有《被试出塞》，科考促使文士研习边塞诗写作，直接促进了边塞诗艺的提高。文化方面，唐代社会并行的儒、侠、佛、道四大思潮互相融合，儒侠互融，膨胀了唐人的主体意识与个体人格精神，他们以侠士自命，嘲弄皓首穷经的文士，崇尚英雄气质，企羡惊天动地的奇功伟业，促使文士在科举的同时关注边塞防卫，进而慷慨果敢地走向边塞，寻求功名。也促进了边塞诗的繁荣。

当然，盛唐边塞诗的繁荣还是前代艺术积累的结果。唐前边塞总体成就虽然不高，但在题材内容与艺术表现上都为唐代边塞诗繁荣做了足够的尝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唐人对唐前边塞诗的继承是很明显的。在诗体形式上，盛唐诗人在自主命题或使用“即事命题”的新题乐府的同时，仍然大量沿用汉魏以来的乐府旧题。《关山月》、《折扬柳》、《从军行》、《出塞》、《入塞》、《燕歌行》等在盛唐边塞诗中仍然占有不小的比重。在艺术表现上，南朝边塞诗的细腻的表现手法也为唐代边塞诗所借用，如柳中庸《凉州曲二首》之二沿用边关闺阁二结合手法、沈佺期的《杂诗三首》之二的心理描写法，都是南朝传统的延伸。在典事运用、语言意象方面，唐代边塞诗也留下了吸收借鉴前代的痕迹。马时芳《挑灯诗话》称：“唐人诗多本‘三百篇’：‘故乡亲友如相问，便道征人不思家。’本《卷耳》。‘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本《陟岵》。”高适《燕歌行》“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来于南朝刘孝标《出塞》：“蓟门秋气清，飞将出长城。绝漠冲风急，交河夜月明。陷敌金鼓，摧锋扬旆旌。去去无终极，日暮动边声。”盛唐边塞诗沿袭南朝边塞诗的意象系统，但唐人“将这些意象所引起的当时颇为流行的联想——悲伤、消沉、失望等扫除殆尽，而为之注入一种英武、欢乐的情调”〔［美］詹玛丽（Mariechan）《岑参的边塞诗》〕。意象运用的因袭现象，正是唐代边塞诗吸收借鉴前人创作经验的表现。此外，唐人对边塞题材的普遍喜爱也是其繁荣的不可忽略之因。诗人从军出塞，为新奇异趣的边塞所吸引，尽情挥洒，带来创作的繁荣。而读者的赏爱也刺激着诗人的创作热情。杜确《岑嘉州集序》称岑诗“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焉”。读者的喜爱激发诗人的热情，使边塞诗创作与欣赏处于一种良性供求状态，对边塞诗繁盛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二、盛唐边塞诗创作动态观照

盛唐是中国古代边塞诗创作的第一高峰期。粗略统计，边塞诗总量500多首，作者约50人，主要诗人包括被列入“边塞诗派”的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王之涣、王翰、崔颢、刘湾、张谓和诗派以外的李白、杜甫、王维、祖咏、常建、陶翰等。他们大多都有从军出塞的经历与体验，又具有高超的文化素养与诗艺技巧，在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感召下，积极进取，向往功名。他们用昂扬振奋慷慨豪迈的边塞诗抒发奇伟不凡的功业理想，描绘雄奇壮丽的边塞风光，表现奇异独特的边地风情，反映丰富复杂的边塞生活及军事斗争，诗中充满乐观自信的时代精神，达到了边塞诗创作的巅峰期。

动态地看，盛唐边塞诗创作是从初盛唐之交的过渡诗人开始的。主要有张说、崔国辅、胡皓、李昂等人。张说（667—730），字道济，洛阳（今河南）人。历仕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官至中书令、尚书左丞相，封燕国公。张说是初盛唐之交承前启后的重要作者，对当时文坛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诗文兼长，与许国公苏颋并称“燕许大手笔”。开元初曾任河北道按察使，开元七年（719）为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开元十年任朔方军节度使，长期在军任职，熟悉边事。开元十年曾奉旨北巡边塞，玄宗亲自赋诗送行，当时苏泰之、徐坚、韩休、许景先、王丘、苏晋、张嘉贞、卢从愿、席豫、贺知章、王翰等皆有奉和诗作，成为开元间边塞诗坛一大盛事。他作朔方节度使时，曾攻破河曲六州残胡，对安定北边有着很大贡献。在多年经营北边的日子里他写下了十多首边塞诗作。代表作《巡边在河北作》：“去年六月西河西，今年六月北河北。沙场碛路何为尔，重气轻生知许国。人生在世能几时，壮年征战发如丝。会待安边报明主，作颂封山也未迟。”诗中既有受姚崇等排挤的身世之叹与不平，也有舍身报国的豪情壮志，慷慨动人。此外，他还有《幽州夜饮》、《破陈乐词二首》、《苏摩遮五首》等边塞诗。崔辅国（681—755），开元进士，曾为辽东幕僚，与王昌龄、王之涣等相唱和，代表作《从军行》吟咏东北边防之事。另外，胡皓《大漠行》、李昂《从军行》等也是初盛唐之交的著名诗作。这些诗篇，一方面继承初唐以来歌唱功业理想的主题，反映边塞征行活动。另一方面形式上由古体向律诗转型，即使仍用乐府旧题，但也写成律诗，如崔国辅《从军行》，同时，即事命题之作也在不断增加，构成了盛唐边塞诗创作繁荣发展的序曲。

盛唐边塞诗创作的群体大合唱是从老诗人王之涣、孟浩然、王翰等开始的。他们生在初唐之时，长于初盛之间，最早奏响了富有盛唐时代气息的强劲音符。

王之涣（688—742），字季凌，祖籍晋阳，后迁绛州。他“幼而聪明，秀发颖悟。不盈弱冠，则究文章之精；未及壮年，已穷经籍之奥”，成年后曾为冀州衡水县主簿。受人诬告，愤而去官，“在家十五年”，游历蒲州、洛阳、长安、玉门关、蓟庭等地。所作边塞诗“传乎乐章，布在人口”。现存诗作仅六首，代表作为《凉州词二首》。其一“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文苑英华》、《唐诗纪事》题为《出塞》。高适《和王七度玉门关上吹笛》即此诗的和作，可知其又题作《玉门关上吹笛》。而高适与王之涣的交游，从高适《别韦参军》可知两人相识在开元十年（722）左右，高之和诗约作于此时，而王诗则作于此时或此前，大概是诗人游边所作。薛用弱《集异记》载有王之涣、王昌龄与高适“旗亭画壁”的故事，据傅璇琮先生考证，此事约发生在开元十年左右，由此可以大致推定此诗写作时间最迟不晚于开元十年。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引《乐苑》云“《凉州》，宫调曲，开元中西凉府都督郭知运进”，而郭知运作陇右节度使是在开元二年十二月至开元九年，此年十月郭知运卒于军中，其进献此曲当在此期间。有学者由此推定王之涣诗是为此曲写的唱词，约作于开元五年至开元十五年之间。此说时间断定虽然不能说错但过于宽泛，而且依据诗题去推论也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此诗又题作《出塞》、《玉门关上吹笛》。所以根据《凉州词》曲子的传入时间来判定诗作写作年代就难说准确了。另外从《全唐诗》看，其中乐府类诗作并没录此诗，说明编者并没有把王诗当作乐府《凉州词》来看。所以我们判定其写作时间约在开元五年至十年间，是盛唐边塞诗大合唱的第一个强劲音符。此诗重在抒写征人之“怨”，但诗人不是直抒胸臆地表现，而是借景抒情，先描绘黄河际天、群山万仞的辽远壮阔的边塞景观，以依山据险的孤城来突出征戍环境的荒僻险远。再通过凄凉的笛声和劝慰的口吻既写出了戍边战士的悲怨心情，也表达了诗人对征战将士的同情与对朝廷的不满。诗中写景雄伟壮阔，境界博大，借助于乐府《折杨柳》的凄怨曲调与“春风”意象的象征意蕴，含蓄委婉地传达了战士的心声与诗人的感怀，成为第一首脍炙人口的七绝边塞诗，被王士祯推为唐诗七绝的压卷之作。

孟浩然（689—740），虽没有亲临边塞的生活经历，以山水诗著称。但也写有边塞诗《凉州词二首》，其二：“异方之乐令人悲，羌笛胡笳不用吹。坐看今夜关山月，思杀边城游侠儿。”表现征人在关山月夜胡笳凄怨的氛围里望月思归的浓重别情。王翰，字子羽，并州晋阳（今太原）人。景云元年（710）进士，曾任朝中秘书正字、驾部员外郎、仙州别驾、道州司马等职。从李德裕所撰河东幕府《掌书记厅壁记》“典兹羽檄，代有英髦，间者吴少微、富嘉谟、王翰、孙逖咸有制作，存于是邦”可知，王翰曾在河东幕府任职。其现存14首诗有4首边塞诗。代表作《凉州词二首》。其一：“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以晶莹的夜光杯、香甜的葡萄美酒和悦耳的琵琶乐来烘托宴饮的热烈氛围，在戏谑酣歌醉饮中抒发征战将士豪迈洒脱、置生死于度外的英雄气质与胸襟怀抱，也是脍炙人口的边塞名作。此外其《饮马长城窟行》写侠勇少年浴血奋战的报国豪情，以及面对边城的堆堆白骨引发的无限历史感慨，在强烈的对比中暗寓了国之兴亡在德不在兵的道理，含蓄委婉地批判了盛唐锐意开边的防边策略，也是一篇优秀之作。此三人的创作，虽然数量不多，但这些诗格调明快，音节嘹亮，富有情韵，达到了出神入化的高超艺术境界。更值得玩味的是：他们三人不约而同地选用了乐府《凉州词》诗题，却又都写成了七言绝句。这种名为乐府实则绝句的创作形式，恰恰是盛唐边塞诗的新创造。它把乐府诗题与可入乐的绝句形式结合起来，在乐府与非乐府之间开辟一条新的诗体形式，成为唐代别具特色的诗歌式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人的绝句边塞诗是一种新的开创，其地位和影响值得高度评价。

比王之涣稍后，约在开元十年（723）至十五年（727）间王昌龄游历西北萧关、临洮、碎叶等地，也开始了边塞诗的创作。代表作《从军行七首》、《出塞二首》可能就写于此时。他的诗在抒发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礼赞对外征战辉煌胜利的同时，更多地写从军之苦、乡思之愁，而且他是盛唐诗人中较早地理性地冷峻地思考战争本质的诗人，体现出深沉的历史意识和悲剧精神，富有思想深度。艺术上，王昌龄的诗，婉转浏亮，舒缓自然，情景交融，含蓄深沉。开元十八年崔颢入河东幕府任职，“一窥塞垣，说尽戎旅”。开元二十年，32岁的高适第一次奔赴塞北之地，写下了《塞上》、《塞下曲》、《蓟门五首》等诗作。开元二十六年，高适写出边塞代表诗作《燕歌行》。开元二十五年王维奉使出塞至凉州，在河西节都使幕中兼任判官近三年，写下了《使至塞上》、《榆林郡歌》、《凉州郊外游望》、《凉州赛神》等多篇边塞名作。此外，祖咏《望蓟门》、常建《塞下曲四首》、李颀《古从军行》、《听董大弹胡笳声》等大约也作于这一时期。天宝十一年（752）李白北游幽燕，连续写下《关山月》、《战城南》、《古胡无人行》等多篇边塞乐府诗。张谓也于天宝十二年前写出代表作《代北州老翁答》。至天宝未，高适、岑参几乎同时从军入幕，更把盛唐边塞诗创作从数量到质量全方位推向了辉煌的顶峰。

崔颢（700？—754），汴州（今河南开封）人。聪颖有俊才，嗜酒赌博，“有文无行”。开元十一年（723）中进士。开元十八年后，任职河东幕府，开始了边塞诗创作，《古游侠赠军中诸将》等写于此时。开元二十至二十四年崔颢又到代州都督杜希望幕中任职，至天宝三年（744）左右回朝。其8首边塞诗，都写于两次从军期间。最能代表其特色的是《雁门胡人歌》：高山代郡东接燕，雁门胡人家近边。解放胡鹰逐塞鸟，能将代马猎秋田。山头野火寒多烧，雨里孤峰湿作烟。闻道辽东无战斗，时时醉向酒家眠。

唐朝统治者思想开明，对边地少数民族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不仅以招抚的方式笼络边夷，而且重用胡人以守疆土，实行“以夷制夷”的政策。此诗即以居住边地的雁门胡人为表现对象，通过驾鹰逐鸟、将马狩猎、放火烧山等生产生活状况的描画，形象地写出了雁门北边半农半牧的风俗习尚。尾联以“时时醉向酒家眠”的特写镜头既写出了边地胡兵享受的优厚待遇，也表现了边地和平安宁的美好景象。诗中写景远近结合，动静相映，富有层次性，在舒缓明快的节奏中展现一幅塞上风情画。这是唐代第一首边塞风俗诗作，在唐代边塞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外，《赠王威古》用人物在战斗间隙积极备战、驰猎习武的生活场景来表现王威古以国事为重，勇于为国献身的豪情壮志，也别具特色。而《辽西作》则继承陈子昂边塞诗的批判精神，以同情之心揭批边将不惜战士的生命轻挑边衅的误国行为。崔颢的边塞诗，内容丰富，写景抒情并重，主体精神浓厚，典型地体现了盛唐边塞诗的时代特征。故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中说：“颢年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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