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杭州：1793—1937，遗失在西方的杭州记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沈弘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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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杭州：1793—1937，遗失在西方的杭州记忆试读：

179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特使团携带大量礼物来到北京，并进而转赴热河，为乾隆皇帝祝寿并商谈贸易。然而，英国特使不识时务地拒绝行三拜九叩的大礼，使得乾隆皇帝龙颜不悦。英国人刚回到北京不久，乾隆就下令要尽快打发英国特使团离开中国。所以马戛尔尼勋爵并没有像先前所设想的那样，要在北京悠闲地住到第二年春天，而是被迫匆匆打道回府，于当年10月7日启程，沿京杭大运河南下。

1793年11月10日，马戛尔尼特使团到达大运河的南端杭州。特使团中的官方画家托马斯·希基有一个年轻助手名叫威廉·亚历山大，后者随团来到杭州之后，在西湖边画了众多的速写，其内容不仅有西湖风景，而且还有人物和风俗。回到英国之后，他又将这些速写加工成为了栩栩如生的水彩画作品。从目前所能够见到的绘画作品来看，威廉·亚历山大堪称第一个为后人留下西湖写生画的英国画家。

威廉·亚历山大是英国皇家美术学院毕业的高才生，他之所以能够随同马戛尔尼特使团前来中国，主要得益于他的启蒙老师伊博森的推荐。1788年，英国曾首次派遣以查尔斯·卡思卡特为特使的使团前来中国。但因为卡思卡特在漫长的航行途中病死于肺结核，使得该计划最终流产。当时担任该特使团专聘画家的正是伊博森。后来，当马戛尔尼特使团再次邀请他随团前往中国的时候，伊博森并没有接受邀请，而是推荐了刚从皇家美术学院毕业的亚历山大。由于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这个不列颠美术界的最高学府接受过长达七年的正规训练，亚历山大具有较为深厚的临摹和写生功底，善于用线条和色块来准确表现风景、服饰和人物姿势的细节，因此他的速写和水彩画作品往往具有鲜明而生动的视觉效果。杭州城外的运河和寺院（亚历山大，1793年）英国特使团所乘坐船只在杭州停泊处对岸的一个衙门（亚历山大，1793年）城门外的牌坊（亚历山大，1793年）杭州城外的牌坊（慕雅德，1891年）杭州西湖上的游船和游客（亚历山大，1793年）

从亚历山大留下的一些水彩画和速写作品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两百多年前杭州城和西湖周边的景色和风土人情。从英国特使团乘坐的船进入杭州的那一刻起，亚历山大手中的画笔就开始不断地记录下那些吸引他目光的场景：城墙外那繁忙的运河，城门外那高大的牌坊，官船停泊处对岸的衙门，西湖上的游船和游客，隔湖相对的雷峰塔和保俶塔，杭州郊外的景色，路上的行人，扫墓的妇女，以及送葬的队伍，等等。这些画面就像电影中的蒙太奇镜头，较全面地映照出杭州的江南景色和西湖的美丽风光。由于亚历山大的水彩画作品是建立在速写基础上的二次再创作，所以有时画面会显得有点夸张，例如在那张表现城门外牌坊的画中，牌坊的数量之多和结构之高似乎令人不可思议。但是，当我们把这幅画跟一位英国传教士19世纪末在杭州城外拍摄的牌坊老照片相比较，就可以发现，亚历山大的画实际上是建立在真实场景的基础上的。更有趣的是，这些水彩画和速写记录了一些原先鲜为人知的细节，例如在18世纪末，西湖上的游船和画舫原来竟都是挂着帆的！隔湖相对的雷峰塔和保俶塔（亚历山大，1793年）杭州郊区的景色和行人（亚历山大，1793年）送葬的队伍（亚历山大，1793年）1795　西湖风景画

英国特使团刚走，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派出了一个特使团，于1794-1795年间前往北京，去谒见登基即将满60年的乾隆皇帝，并为他祝寿。该特使团的正使是一位名叫德胜（Isaac Titsingh）的荷兰外交官，副使是荷兰驻广州洋行的大班，即美籍荷兰商人范罢览。

在中国为期一年多的旅行途中，范罢览画下了大量的速写，以记录荷兰特使团的行程。回到广州之后，他雇用了当地两位不知名的广州籍画家，让后者将他的速写重新加工成为风格独特的中国外销画。除此之外，他显然还购买了许多其他题材的中国外销画，因为他在1796年离开中国时，随身带走了总数达1800幅画的《中国画册》，其中有不少画的内容和主题跟荷兰特使团的行程无关。回到美国后不久，范罢览便从自己的藏画中挑选了350多幅作品，在他位于费城的家中举办了一次表现中国风情的绘画展览，该画展轰动了全城，被誉为“精美绝伦，是美国历史上最美的一次中国画展”。

然而退休后的范罢览在美国并没有风光多长时间，由于生活花销过于阔绰，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在经济上陷入了困境，只是因为朋友出手相助才避免了负债入狱的命运。但三年之后，范罢览还是不得不宣告破产，自己也被迫逃往荷兰。又过了三年，范罢览在阿姆斯特丹病逝，他的绘画收藏在伦敦的佳士得拍卖行公开拍卖，之后这些画便销声匿迹了。大约一个半世纪之后，这批画又重新出现在拍卖市场上。1943年，位于塞勒姆的埃塞克斯学会，即如今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的前身，以143英镑的价格拍下了其中十二本用丝绸作为封面的画册，里面共含有249幅画。作为买主的埃塞克斯学会显然当时并不清楚这批画的出处和价值，因为它们被买来之后，就一直躺在菲利普斯图书馆的地下室里，无人问津，直到2000年才重新被发现。当时有一位在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充当志愿者的艺术品收藏家斯特罗尔（William Strohle）在地下室里看到这批画后，开始怀疑它们就是当初曾颇负盛名的范罢览的《中国画册》。

此事引起了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中国艺术部副主任麦志明（Bruce Maclaren）博士的关注。此后，他便开始着手对这批绘画作品的来源和内容进行调查。他了解到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和维多利亚·阿尔伯特艺术博物馆也藏有范罢览《中国画册》的作品之后，便将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所藏画作的一些绘画风格和画作特征跟那些已知的作品进行了比对，基本上确定了它们属于同一批作品。因为它们的画幅大小和风格基本相同，都是在画的右下角写有中文的题名，而且在画的背后另有篇幅较长的法语说明文字和注释。麦志明博士已经以这些画作为题目撰写了两篇论文。

在美国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所藏范罢览《中国画册》的249幅画中，共有11张表现杭州西湖风景的精美图片，画的右下角写有中文的题名，而且在画的背后另有篇幅较长的法语说明文字和注释。从它们在整个收藏作品数量中所占的比例来看，杭州西湖在范罢览的《中国画册》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荷兰特使团在从北京归来的途中，于1795年3月24—29日期间在杭州停留了整整六天的时间。这就使得范罢览有充裕的时间来游览西湖的风景，并且绘制相关著名景点的速写。

就这些画的内容来看，我们可以知道，范罢览几乎走遍了西湖周围的各个角落，从西湖东面的武林门和钱塘门，到西湖南面的柳浪闻莺和万松岭，再到西湖中间的三潭印月、湖心亭和苏堤，西湖西面的六和塔、上下中三天竺和玉泉，以及位于钱塘江上游富春江的严公（严子陵）钓鱼台等。湖、山、泉、树、船、塔、寺院、城门、城墙等杭州西湖景点的基本要素在这些风景画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六和塔（范罢览，1795年）六桥烟柳（范罢览，1795年）钱塘门（范罢览，1795年）上中下三天竺（范罢览，1795年）塔水泉（范罢览，1795年）万壑松风（范罢览，1795年）武林门（范罢览，1795年）柳浪闻莺（范罢览，1795年）西湖心亭（范罢览，1795年）严公钓鱼台（范罢览，1795年）跃龙泉（范罢览，1795年）

从绘画的基本技法上来分析，由于经过两位不知名广州籍画家的艺术加工，范罢览的这些西湖风景画从本质上来说尚未脱离传统的中国水墨画，无论是人物画里的各种线描法，山水画里的各种皴法，花鸟画里的各种勾法、点法、染法，以及表现亭台楼阁的界画线条，等等，我们都可以在这些画中找到相应的表现。然而这些西湖风景画的水墨语汇中也明显糅合进了一些西画的技巧和风格，例如把透视、点面等素描造型技巧和色块、光影等油画表现手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画面显得更加雄浑、自然，而且更富有真实感。就整体而言，这些风景画的画家笔法娴熟，挥洒自如，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艺术境界。

在上述荷兰东印度特使团中，范罢览并非唯一一位画了西湖速写的成员。至少还有另外一位成员，即特使团的法籍翻译克里斯蒂安·德经（Chrétien-Louis-Joseph de Guignes，俗称小德经），也曾经画过杭州西湖的风景。小德经的父亲约瑟夫·德经是法兰西学院的东方语言专家，曾写有大量有关中国的论著。小德经从小就在父亲指导下学习汉语，1784年来华后，担任了法国驻广州领事馆的随员。1794年到1795年间被聘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特使团的汉文翻译，因而也随特使团来到了杭州。他有一张反映岳坟的速写流传了下来，它可算是迄今所能见到最早的外国人画杭州岳王庙的写生画。

小德经画的岳坟速写显示，在岳飞和岳云的坟墓与坟墓前面的那些石雕人像和动物之间，原本是有一道墙和一个三重门的石牌坊来隔开的。由于该场景跟岳庙现况相差较大，所以刚看到这张画的时候，我不敢相信这是一张真实反映实景的画。但是当后来找到了一张20世纪初拍摄的老照片之后，才证实小德经确实是如实描绘的。他的画跟100多年后的那张老照片有着出奇的相似之处。杭州岳王庙（小德经，1795年）杭州岳王庙（约1920年）1855　丁韪良初探杭州城

1850年，美国北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orth），简称PCUSA）传教士丁韪良来到宁波传教。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说宁波话、官话和阅读中文典籍，并且适应了当地的生活，同时积极开展传教活动，到他教堂来听他讲道的人越来越多，而他作为西儒的名声也开始在士绅阶层传播开来。在这一方面，他跟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颇有相似之处。

据他说，他家里经常有从远处来拜访的陌生人，这些人大多是出于好奇心，想知道这位洋人能给他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新知识。其中有个姓朱的杭州人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听说从西方传入了新的宗教，他特意远道赶来，希望能学到一些新的宗教思想。跟丁韪良深谈之后，他表示在基督身上找到了“道”的最新证明，但他还没有准备好是否要放弃他原来信奉的神。分手时，他主动邀请丁韪良派人到省会去传道，并答应尽力提供帮助。丁韪良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立即派了两名中国传道士前往杭州，他们果然得到了这位朱先生的多方帮助，因为这位朱先生是一位家境殷实的当铺老板。可惜当这两位传道士再次造访杭州时，朱先生已经过世。这件事对丁韪良的刺激很深，也促使他下决心要去杭州亲眼看一下那儿的情况。

丁韪良在《花甲忆记》（1896年）一书的第七章简略地描述了他探访杭州的经过和对这座江南名城的最初印象：

作为浙江省会的杭州与苏州被并称为全国最好的两个城市。正如一条谚语所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据我所知，自从阿美士德勋爵的外交使团于1816年从那儿经过以后，还没有任何外国人到过杭州。我和我的朋友亨利·兰金教士未经化装便被允许进入城门，然而那儿的人由于不熟悉欧洲人的服装，都称我们为倭人，这是因为当时日本海盗的侵犯仍不时发生。我们发现杭州的地方很大，其中包括了好几个山麓，而且它还保持了旧时都城辉煌的某些痕迹。自从1278年，宋代皇帝被蒙古人赶到南方以后，杭州变成了宋朝最后一个京都。在城墙的西门之外有一个并不是很大的湖泊，湖的沿岸有众多的宝塔和寺庙。在湖边一个风景优美的寺庙里，我们找到了可供过夜的歇脚之处，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离开了。寺庙里的和尚们为此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显然怀疑我们的真正来意。（见《花甲忆记》第112—113页）

正是因为洋人深入中国内地在当时仍属不合法的行为，所以丁韪良在杭州的逗留时间十分短暂。但是杭州城已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达到了此行探路的目的。果然，在不久以后的1858年，与丁韪良同属宁波长老会传教使团的倪维思博士夫妇和英国圣公会的包尔腾教士便先后来到杭州，并在那儿让新教的传教使团深深地扎下了根。

西湖之滨的皇城气派和杭州市民的殷勤好客显然令丁韪良难以忘怀。他在《中国的觉醒》（1907）中这样回忆道：

杭州在13世纪时曾经是南宋王朝的都城，至今这个省会城市仍然保留了当时皇城宏伟的遗迹。西湖周围点缀着无数亭台楼榭、睡莲荷花，颇有皇家风范；在漫长的城墙环绕之内可以见到山丘和溪谷；整个城市居高临下地雄踞和俯视着一条大江广阔的入海口岸边的海堤——所有这些都赋予了这个城市一种高贵庄严的魅力。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1855年白人第一次踩上杭州街道的那一天，这两个白人就是亨利·兰金教士和我。尽管条约不准我们进入“瓜”的外壳（中国人以“瓜”来称呼他们的帝国），深入到那些无法在一天之内返回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突破束缚，来到了南宋的故都。沿途在绍兴停留了一下；当我们在一个公共广场上对着一大群恭敬有礼的观众布道时，一位衣着讲究的先生挤进了人群，真诚地邀请我们去他家喝茶。他的府邸显示出了主人的富裕，这位热衷于加官晋爵的举人设宴热情款待了我们，并且说，如果那些西方的学者经过他们城市的时候，竟然都无一人表示敬意的话，那么他就会为此而感到羞耻。这是多么的谦恭和殷勤！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能有这么热情好客吗？雷峰夕照。西子湖畔的雷峰塔原来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1927年，这座古塔突然倒塌，引起了人们很大的震惊。如今这一景点已经得以重建，然而新塔虽然建得十分豪华，旧塔的独特风韵却已难寻觅。钱塘江边的一个码头。从图中可以看到20世纪初杭州人的装束打扮和神情气质。当时的男人都戴着瓜皮帽，老人大都留着胡须，看上去似乎显得殷实富足。

杭州人对于西方人的友好态度其实由来已久。早在明末清初，利玛窦等众多的耶稣会士们就已经来过杭州，卫匡国等人还曾长期在此传教和居住，并且死后也都长眠在这块土地上。丁韪良在当时显然还不知道这些情况，但是他确实在其回忆录中多次提到了杭州对于外国人所持的宽容和友好的态度：

我们进入杭州城的时候，一群男孩喊着“倭贼来了”，即“日本人来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没有见过欧洲人，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从父辈的口中听说过那些来自日本的侵扰中国沿海城市的海盗。迄今为止，日本还没有同中国签订条约，既没有开展正常合法的商业贸易，也未承认过中国的宗主国地位。没过多少年，这些青少年就开始熟悉了西方人的相貌和打扮，我再也没有听说有外国人遭受过他们的侮辱和伤害。

除了杭州的城墙和西湖的风景之外，给丁韪良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还有钱塘江的潮水。对于后者，《花甲忆记》中也有一段专门的描述：

杭州湾的特殊构形造成了一种罕见的海洋现象，即钱江潮——潮水雷鸣般地涌入钱塘江，它所掀起的浪涛看上去就像是一道水墙。加尔各答的胡格利河潮汐也许更加有名，而芬迪湾的潮位更高；然而钱江潮是如此的与众不同，以致在十月份潮位最高的时候，当地的执政官员们会向它磕头烧香，因为他们相信潮水预示了海神的降临。

过了好多年之后，丁韪良在《中国的觉醒》一书中再次提到了钱塘江的潮水威力之大，竟能把一条鲸鱼送到杭州城外：

可别小看了杭州城外的钱塘江，那可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七八年前，有一条巨大的鲸鱼在这条江的入海口处搁浅。教士裘德生博士——之江大学的校长——亲自跑去观看了那个场面，并且向我仔细描述了当时情景。他估计那条鲸足有100英尺长，尾巴已经被当地人割走了。解释这件事情就必须要提到一件事实：这个漏斗状的海湾潮位出奇地高。每月两次，初一或十五的时候，太阳和月亮的吸引力出于同一方向的时候，海水便咆哮着冲向岸边，形成了潮汐。胡格利河以及芬迪湾的潮汐或许也就不过如此。钱塘江大潮不仅摧毁船只，就连深处的那些庞然大物也无法抵御它不可抗拒的推动力。

丁韪良在中国前后生活了62年之久，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接触了从乞丐到皇帝等社会各阶层的人，翻译和写作了大量的著作和文章，其见识不可谓不广，而杭州和西湖的印象却始终深深地铭刻在了他的头脑之中。在他后来所撰写的文章和论著中，丁韪良还时常怀着留恋的心情回忆起当年初探杭州城的那段冒险经历和西湖风景给他留下的美好印象。1865　慕雅德的杭州记忆

杭州是一个拥有两千多年历史和丰富文化遗产的古老城市。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南部终端和东部沿海地区一个商业和文化中心，它过去曾有过成为南宋京师的显赫地位，迄今也仍是浙江省首府和长江三角洲的一颗璀璨明珠，以西湖的美丽自然环境和与之相关的古老民间传说而著称。自古以来，中国就流传“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自从13世纪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盛赞其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之后，杭州和西湖的名声更可谓是誉满全球。

然而，自从19世纪中期以来，杭州城经历了一系列战争、革命和政治运动的洗礼，其历史古迹受到了较大的破坏。例如1861年12月，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率部攻克杭州城之后，曾经有过大规模的屠城，城里绝大多数的佛寺和道观都被一把火烧毁。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曾经作为八旗兵兵营堡垒屏障的杭州城原有的西城墙和城门便被立即拆毁，其余的城墙城门也没有逃脱被陆续拆毁的命运，除了凤山水门得以幸存之外，杭州城原有的其他城墙、十余个城门和水门可谓是片瓦不留。

民国以降，因推行移风易俗的新生活运动，杭州原有市内运河、桥梁、牌坊和宗教建筑的数量大大减少，其中有些运河因淤塞和滋生蚊蝇而被填埋并改造成柏油马路，有些寺庙被政府没收之后，改造成为了学校和政府行政机关。原来流经内城的一条浣纱河就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便开始逐步受到填埋，并于20世纪70年代最后消失，变身为浣纱路的。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中西书院是1897年在被杭州知府林启没收的普慈寺的基础上最初建立起来的；1949年以后成立的杭州市少年宫也是利用了原昭庆律寺的旧址和大殿。“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旧、砸菩萨曾经风靡一时，杭州规模最大的灵隐寺受到红卫兵的冲击，也差点毁于一旦。幸亏有周恩来总理亲自下命令和浙江大学师生的奋力保护，才避免了被捣毁的厄运。

自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杭州市的城市面貌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城市改造运动中，大片的旧民房被拆毁，以便为建造摩天大楼、商贸中心、文化广场、立交桥和地铁等现代化城市建筑腾出空间。笔者曾经是长期在外地工作的杭州本地人，每次回家探亲，都不禁为故乡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速度而感到惊诧不已。

西湖的周边环境在1949年以后也经历过多次整治，西湖周围的各个景点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也发生过较大的变化。例如：作为历史最悠久的杭州古建筑之一的岳王庙在“文革”时期曾经受到过冲击，岳飞的坟墓曾经被破坏，庙里的大殿因配合政治运动和青少年思想教育的需要，被长期改造成为控诉和批判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罪行的群雕“收租院”的陈列馆，虽然后来早已被修复，但跟原先的岳王庙比较，毕竟还是有较大的不同。杨公堤及其以西的原西湖湖面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之内曾经消失得无影无踪。20世纪60年代之后，杭州市园林管理部门对于西湖周边原有的名人墓葬和牌坊等进行过多次清理，像秋瑾墓、苏小小墓和徐锡麟墓，以及文澜阁牌坊和钱王寺的功德崇坊这样一批著名的西湖景点都曾经一度消失过。

上述这些变化以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们代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城市现代化所必须经历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但是，当杭州市政府于2006年确定了大运河申遗和西湖申遗等保护杭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大政方针之后，人们便开始反省前一段时期杭州城为城市建设飞速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因为要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先决条件是申请项目对于原有的自然和文化形态要有较好的保护。在为申遗工作进行先期准备的过程中，杭州市的城市规划者和文史专家们才真正认识到，他们对于杭州城区原有景观及西湖景区以前自然和文化生态的细节所知甚少，有关杭州古城许多关键性的历史记忆现已丧失。

不错，通过对现有中文史料，尤其是杭州地区地方志和省、市档案馆馆藏资料的梳理，以及对像御街这样历史街区挖地三尺的考古发掘，我们仍然能够勾勒出杭州历史原貌的一个梗概。但是这也只能是一个梗概而已，因为中文史料的一个缺陷就是描述过于简略，许多重要的历史细节由于当时显得过于寻常而被忽略，另外中文史料中所提供的图像资料相对来说也比较少；考古发现固然很重要，但如何将陆续发掘出来的那些历史碎片复原为整体，却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中文史料中对于杭州古城墙、城门外观和结构的客观描述着墨甚少，虽然近年来有过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但是还远远不足以帮助我们重新复原这些历史古迹的本来面貌。所以迄今为止，包括庆春门古城墙陈列馆和御街—中山路等处在内的杭州市历史古迹修复项目，就真实性而言，绝大部分都是不成功的。

在这一方面，清末民初在杭州城里居住或曾经来杭州访问的外国人所写的一些西文书，以及他们所画的速写、水彩画和油画，以及拍摄的老照片便成为了补充上述中文史料不足所不可或缺的珍贵历史资料。

值得庆幸的是，作为江南地区一个重要的政治、商贸和文化中心，杭州自古以来一直能够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商人、和尚、传教士、外交官、海关官员、画家、摄影师和旅游者。仅清末民初时期，就有不少住在杭州的外国居民和来杭州访问的外国旅行家留下了他们对于杭州印象的文字描述和图像资料。笔者在以前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曾经介绍过其中的一些画家、摄影师和作家，如英国画家威廉·亚历山大，荷兰大班范罢览，英国女旅行家毕晓普夫人，美国传教士费佩德、鲍乃德和甘博，德国建筑师柏石曼，丹麦建筑师艾术华，美国副领事云飞得和美国旅行家盖洛，等等。在这群外国人中间，还有一位对于保存杭州历史记忆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英国人——他就是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慕雅德（Arthur Evans Moule，1836—1918）。慕雅德

慕雅德出生于英国西南部多塞特郡一个著名的传教士家庭。在家中排行第六的他是于1861年，即在其二哥慕稼谷（George Evans Moule，1828—1912）来华三年之后，被英国圣公会派到作为清末五个开放口岸之一的宁波来的。1864年，当时已经被任命为英国圣公会华东教区主教的慕稼谷率先进入到了刚刚开放的内地城市杭州。紧接着第二年，作为副主教和华东教区秘书的慕雅德也从宁波来到了杭州。他俩可以说是属于进入杭州常驻的首批西方传教士。在1922—1923年间的英国圣公会浙江传教使团年度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这段对于慕稼谷家族的赞誉之辞：

跟浙江传教使团相关最重要的姓名非慕氏莫属。作为主教和副主教的慕氏兄弟，即慕稼谷和慕雅德，在许多年中均是该传教使团在宁波和杭州这两个主要城市中的领袖人物。如果加上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我们可以数出慕家为圣公会传教事业做出了确切服务的十四位成员，更别提慕家成员在多切斯特、剑桥和德拉姆的关系和影响了。

在来华的近半个世纪中，慕雅德副主教积极参与了各种烦琐的传教事务，包括在其二哥回国休假期间代理主教的职责。尽管日常工作非常繁重，但他仍然是一位笔耕勤奋的作家和翻译家。根据笔者对于哈佛图书馆收藏所进行的不完整统计，慕雅德在此期间至少出版了九本英文书、一本小册子和两篇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了他在华期间的各种经历，包括他在19世纪60年代中对于宁波、杭州和上海的最初印象，以及英国圣公会传教使团从最开始一直到19世纪末在浙江的发展历史。在其所出版的那些书中，慕雅德以各种形式试图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介绍中国的地理、历史、文化、宗教、典籍和教育制度，以及中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出于传教工作的需要，他又将福音书和其他圣经文本先后翻译成为宁波和杭州的方言，例如他将《赞美诗》《祈祷文》和《马太福音》《约翰福音》等圣经中的经典文本译成了杭州方言。这些方言文本现在具有难以估量的研究价值，借助于这些文本，语言学家们可以重构出19世纪杭州方言变化和发展的轨迹。

除了翻译圣经文本之外，慕雅德还以英文和中文这两种文字撰写了许多布道文和其他文章，并且至少出版了两部具有原创性的中文书《英国舆志》和《旧约注释》。所有上述这些中文作品显然都是针对中国读者的，试图为他们打开一扇观察包括英国和基督教圣经在内的外部世界的窗户。就这样，慕雅德依仗其非同寻常的语言表达能力，使自己成为了沟通中西这两种不同文化的一座桥梁。在这个层面上，他不愧为是穿越文化障碍的思想传播践行者。

慕雅德对于杭州的最初印象和评论主要见于《英国圣公会浙江传教使团的故事》（1878年）、《新旧中国：来华三十年的个人回忆和观察》（1891年）和《在华五十年：回忆与观察》（1911年）这三本具有回忆录性质的作品。其中《新旧中国》一书中的描述最为全面和生动详细。在这本书中，慕雅德告诉读者，他是在1865年5月的一天离开宁波，前往杭州的。这正好是在慕稼谷在杭州城内定居并站稳脚跟的一年之后。

当时的交通方式主要是靠水路，慕雅德是乘坐一条住家船前往杭州的。一路上的经历使他大开眼界，因为他发现这儿的很多事情都跟他所熟悉的英国方式截然不同。例如中国的河流上面都没有水闸，如果要从一条运河进入另一条运河的话，就得用人工，或是驱赶着水牛，把船拉上一个称作“坝”的高耸堤岸，当船被拉上坝的顶端之后，再用力一推，让它沿着一条泥泞的滑道顺势滑入另一条运河的河道。当他的船到达与杭州隔江相望的西兴之后，慕雅德必须从住家船转到一条在钱塘江上摆渡的平底帆船上，以便渡江来到对岸的杭州。他惊奇地发现杭州的渡船系统采用一种颇为独特的运行方式：

艄公并不在来回摆渡的渡船上向坐船的人们收取费用，因为杭州的士绅们、绍兴的商贾们、杭州的海关当局和盐务部门，以及杭州一位后来破产并去世的钱庄大老板，预先募集了一大笔钱，人们就是用这笔钱的利息来维护江上那二三十条渡船，并支付艄公工钱的。而渡船上的乘客，无论富裕还是贫穷，均可免费乘船。

其实也不是完全不收钱，每当中国某个地方遇上战争或饥荒时，浙江省的布政司和上述主管渡船的委员会就会在渡船上发布通告，要让上渡船的乘客们全都按自己的能力捐钱之后，艄公才会开船。另一件令他印象深刻的事是钱塘江边的滩涂泥泞不堪，乘客们需乘坐水牛拉的牛车才能够到达停泊在江边的渡船上。诸如此类的细节描述可读性很强，对于中外读者都很有吸引力，然而在官方史书中是找不到这些信息的。

在渡船过江的时候，慕雅德告诉读者，江对面的堤岸上有一座雄伟的宝塔进入了他的视野：

在我们对面的江岸上，离杭州城的城墙大约四英里处，耸立着始建于公元950年，目前塔身于1200年重建的六和塔，这座威武雄壮的宝塔早先很可能是位于杭州的城墙之内的。在杭州城郊外的另一端还有一座塔身较小，但线条优雅的尖塔，塔高约25英尺。

后面将会提及，慕雅德于1865年所见到的六和塔跟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座六和塔在形状上有较大的差异。但是杭州的本地读者可能会对慕雅德在同一段落中对于杭州城墙在过去一千年中的演变和发展的简述更感兴趣：

在唐朝的公元891年，杭州最古老的城墙（始建于隋朝的公元606年，全长36里或10英里）被扩建到了70里或20英里。

在十二世纪的南宋时期（公元1159年），杭州的城墙似乎又继续扩建到了全长100里（按照马可·波罗的说法），或大约30英里。到了十四世纪中期继元朝之后的明朝，它们又被缩短到了12英里，或是恢复到了跟最初的城墙差不多的长度。

对于杭州城墙历史如此简洁而又有具体数字说明的概述在别处很难见到。直至今日，杭州的文史专家们对于杭州城墙的演变历史仍然所知甚少，因为他们从未亲眼见过杭州的城墙和城门。现有关于该领域的知识一部分来自地方志等历史文献，一部分来自新近的考古发现。但是迄今为止，笔者还未读到过关于杭州城墙、城门系统而翔实的论述。慕雅德这位英国传教士在其回忆录中的叙述显示出了对于中国和杭州历史的深厚学养，令人印象十分深刻。不过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慕氏家族中出了好几位专门研究杭州历史的汉学家：慕稼谷主教就写过一本题为《杭州纪略》的小册子，对于杭州御街和各个城门的历史进行了专题研究；他的两个儿子，慕天锡（George Theodore Moule，1864—1942）和慕阿德（Arthur Christopher Moule，1873—1957），经常在欧洲的顶级汉学杂志《通报》上发表有关杭州历史研究的文章。慕阿德于1933—1938年间还出任了剑桥大学的汉学教授。

随着渡船越来越靠近钱塘江的对岸，杭州城墙外山上的各种景色也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慕雅德的眼前。在他的左边是六和塔，后面是大华山和虎跑山，往右边远远望去，他可以看到凤凰山上被野草所部分遮掩的南宋旧皇宫的废墟，有一条宽阔的御道绕山间盘旋而上，直通山顶。在五月明媚的阳光照耀下，眼前这如画的风景使慕雅德这位初来乍到的英国传教士感到心旷神怡。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在渡船快要到达码头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把杭州和苏州（邻省江苏的首府）比作天堂的两句中国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一点没错，在这个温暖的初夏午后，我从远处瞭望杭州，真的就像是窥见了天堂的一角。

此处慕雅德的口吻颇有点像是几百年前的马可·波罗，后者在其游记中曾经宣称：“［杭州］这个城市无疑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我们越往下读《新旧中国》，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变得越来越强烈——这两个外国人都分别在中国居住过较长的时间，他俩都是善于讲故事的好手，都十分注意对于细节的描写，都对他们在中国看见的事物感到饶有兴趣。

刚进城时，慕雅德为在街上所见到的人数之多感到有点吃惊。他注意到人群中有些人身穿绸缎衣服，显然是出自殷实的家庭背景；但大部分人都是身穿浅蓝色或深蓝色的上衣，还有的人手持阳伞，以遮挡毒辣的太阳；而几乎每个人的手上都拿着一把扇子。在人群中，他看到了一组颇具杭州地方特色的特殊人群：

在城门的附近，我看见有些人手上提着鸟笼，这是附庸文雅的人们趋之若鹜的一种嗜好。他们伸直胳膊，拎着鸟笼出来兜风，或是将鸟笼挂在树上，然后站着或坐着一边抽烟，一边聆听画眉嘹亮而动听的歌声；还有钱塘江边房屋顶上很常见的云雀。从路上经过的和尚们都剃着光头，身穿从来不洗的衣袍，匆匆赶往西湖源头那个著名的寺庙。从我们身边经过的道士们头顶都有一簇耸起的头发。他们头戴的方形道冠上留有一个洞，可以让那簇头发露在外面。不过路上的大部分行人都还是商人、苦力、农夫和工匠。

必须承认，慕雅德对于杭州人“附庸文雅的嗜好”这一段描写相当准确，因为在旧时的杭州，拎着鸟笼上街确实是士绅阶层的一种时尚。直至今日，杭州仍有不少人喜欢把鸟笼挂在家里或公园的树上，以“聆听画眉嘹亮而动听的歌声”。杭州过去是一个佛寺和道观比较集中的城市，和尚与道士的数量惊人。慕雅德在《新旧中国》一书中叙事的准确性还可以在下面这段描写杭州人建造土墙所用特殊方法的段落中进一步得以证实：

人们在要准备造墙的地方先把平行的木板用绳子紧紧地捆住，在墙的外沿形成一个夹套。然后把土倒进去，再兑上一点水，然后造墙者就在夯土的上面用脚踩实，或用长长的木槌将土捶实。当土墙成型之后，就将夹套拆掉，再用瓦片在土墙上面做一个屋顶，然后在土墙的表面涂上一层石灰。假如将土裸露在外面的话，遇上大雨或是霜冻，那土墙就会开裂和倒塌。

迟至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杭州仍可以见到许多土墙，而且这里所介绍的建造土墙的方法仍然在被广泛使用。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慕雅德对于杭州观察和描述的真实性是值得信赖的。

慕雅德在《新旧中国》一书中对于旧时杭州的类似观察还包括他对于杭州时尚商业区的生动描绘，那儿有各种不同的店铺，尤其抢眼的是那些陈列着各种五颜六色水果的店铺，慕雅德所罗列的那些水果名称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当地土产：橘子、苹果、枇杷、甘美多汁的柿子，还有金橘（第57页），光是听到这些名字，就足以使一个当地人流口水；还有清朝衙门例常的审案程序和错综复杂的衙役体系（第59—62页）；城北的贡院及其下属的抄写员、印刷所、寺庙、望楼、厨房和那“为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而准备的一万个单间”（第64页）；民众的各种娱乐活动，尤其是春天令人眼花缭乱的放风筝表演（第70—71页）；以及杭州出产的各种花卉品种——“山茶花、杏花、桃花、蔷薇花、红石榴花、荷花、凤仙花、桂花……翠菊、菊花、木槿花、蜡梅花……以及白色和桃红色的双瓣梅花”（第71—72页）。老杭州人大概都还记得这些从小就熟悉的花卉名称。

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那样，杭州地方志中对于杭州城墙、城门实体结构的描述并不多见，因此慕雅德在书中对于杭州一个城门的下列描述便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

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我们穿越一座巨大城楼的阴影，进入到了杭州城内。城门下高耸的圆拱形门洞高达25英尺，用城砖和花岗岩垒成的城楼上面筑有胸墙和炮眼，城楼的最上层是卫兵驻守的楼阁，这是一个朝南的宽敞大厅，朝北墙上的窗户都已被封死。穿过城楼上的炮眼，有几门旧式火炮黑乎乎的炮口正对准我们。除非敌情紧迫，或是马上就要调来一位新的巡抚，中国城市的防御措施一般都是极其松懈的。顶楼的一角因年久失修已经坍塌，但是这种破败状态也许会延续很多年。城楼上的立柱正在腐朽，火炮也都散了架，并且已经生锈。周长12英里的城墙上那些给火铳或来复枪留有枪眼的砖砌胸墙，只需用脚用力一踹，便可以使之破相。但只要有谣言传播说30英里之外有山民暴乱，或者官方宣布要调来一位新的巡抚，石匠和木匠们就会很快出现在城墙和城楼上。他们会以敷衍了事的方式修补好楼顶缺失的一角，卫兵的哨位会被重新粉刷，城墙上的破损之处也会得到修补。兵勇们会以突兀的热情把火炮重新再架好，破旧的火炮也会被擦拭一新，城墙顶上会出现一些挥舞旗帜的兵勇。中国的城墙甚至对于现代的炮兵来说都是一道令人望而生畏的屏障。它们是用土方和石块堆积起来的庞大建筑，城墙的底部很宽，越往上越窄，而且它们的最外层是用花岗岩砌成的。城墙的顶上铺有石板，一般的宽度可允许六七个人并排行走，并且可以受到胸墙的掩护。

紧接着，慕雅德又告诉读者，除了按日出和日落的时辰开闭城门的古老规矩之外，杭州守护城门的卫兵还有一种特殊的做法，即每天在太阳落山之后，他们会在城楼顶上的大厅里点上一支红蜡烛，这样就可以给人们进出城门多留出一个小时来。蜡烛的火苗一灭，城门便会立即关闭，门闩也会马上落榫。如前所述，这么生动和具体的细节描写，无论在地方志或是在其他史料中都是难以见到的。

但这还不是全部，当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就会发现更多有关杭州城墙、城门特征的描写。例如在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倘若晚上被关在了城楼门外的话，一般只要给把守城门的卫兵贿赂一点钱，他们就会把城门打开；但是在杭州这样做就行不通。关于开闭城门的规定在这儿执行得更为严格。我们还得知，木制城门的正反两面都被蒙上了一层铁皮，城门被关上之后，城门的两边都会用巨大的门闩加固，而且在门闩上还会另外加锁。日落关闭城门的规定还适用于城墙四周的各个水门。在水门的门洞上会放下一个用铁栅栏做成的吊门，离水面的空隙大约只留下六英寸左右，以防任何船只在晚上从水门进出。然而杭州城门最重要的一个特征还在于一些主要的城门拥有瓮城这种特殊的防御设施：

我们现在已经穿过了外城门，在到达内城门之前还必须穿越一个大型的瓮城。大部分中国城市都有这些位于城墙外面的防御设施。瓮城的外面有城墙团团围住，瓮城内的院子似乎是为了聚集防守外城门的军队而设计的。当形势紧迫的时候，卫兵们还可以撤退到内城门里面，继续在那儿进行防守。

令人吃惊的是，有许多学者和杭州的文史专家们并不是非常了解杭州城门的这一特征。就拿2008年落成的杭州古城墙陈列馆来说，这个仿古建筑的设计者显然并没有意识到杭州城门的上述防御功能。在这一方面，慕雅德跟马可·波罗一样，向我们提供了让人往往预想不到的，然而对于了解旧时杭州又是至关重要的信息。

但慕雅德在有一点上要胜过马可·波罗，因为他接受过现代大学教育，又生活在一个英国工业革命的时代。由于他掌握现代科学知识，所以具备了更加敏锐和深远的目光。每当描述一个令人惊讶的奇观时，他总是能够解释这一现象背后的科学道理。因此他关于晚清杭州的描述包含更多的真相，而非仅靠幻想或拾人牙慧。例如下面这段他对于著名“钱江潮”的描述：

……钱江潮……是这些自然奇观中最令人惊奇的一种现象。巨大的海浪在从舟山以外的外海被吸入以后，又跟扬子江入海口的水流汇聚在一起，并因此得以加强。接着，潮水在离杭州30英里的海宁处被强迫进入一个狭窄并呈漏斗形的钱塘江入海口，其强度从普通的涨潮一直到形成11至12英尺高的巨大水墙，其宽度可达1.5英里，并且喷珠吐沫，就像是急速奔腾的披鬃骏马。它以每小时十四或十五节的速度向上游推进，以摧枯拉朽之势拍击江岸，激起巨大的浪花。我不止一次地看见过高达20至30英尺的浪头，使停泊在江边的大小船只时而左右摇晃，时而震颤不已。尽管江中潮水所形成的水墙够不着这些船只，但是它们却躲不过潮水浪花的洗刷和冲击。建造在庆春门旧址上的杭州古城墙陈列馆（李晓扬，2010年）老照片中的庆春门是建有瓮城的（鲍乃德，1912年）老照片中的庆春门是建有瓮城的（鲍乃德，1912年）

在上面这段描述中，慕雅德提及了可能引起钱江潮奇观的好几个因素：从外海吸入的巨浪是钱江潮水的主体；从扬子江入海口泻出的水流汇入杭州湾，对钱江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钱塘江河道的狭窄和入海口漏斗形的独特地质构造是钱江潮猛涨的诱因，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才造就了钱江潮这一旷世奇观。

与马可·波罗相比，慕雅德另一个高明之处就是他已经掌握了照相这一现代高新技术。因此他能够在书中很有说服力地直接采用照片来展示自己所描写的对象或支持自己提出的观点。他所采用的不仅有自己拍摄的照片，还有从朋友和同事那儿收集来的照片。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书中注明了这些提供照片人的姓名并向他们致谢，这种做法在清末时期尚不多见。在《新旧中国》一书的照片目录下面，他特别注明，书中所采用的31张照片中有15张是他的英国圣公会同事格罗夫斯提供让他使用的。格罗夫斯所拍摄的这些照片不仅质量相当好，而且其中有五张可以确认是1883—1886年间在杭州拍摄的，它们堪称是非常罕见的杭州早期照片。在使这些照片流传后世这件事上，慕雅德可谓居功至伟，因为这些照片当时如果没有被发表的话，很可能就会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永远不能见天日了。

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只能够从《新旧中国》一书中选取三张格罗夫斯的杭州老照片来加以评论。第一张就是在1885年前后拍摄，也就是慕雅德本人第一次来杭州时所亲眼见到的那个杭州六和塔。

乍一看去，人们往往会把上面老照片中的那个六和塔误认为是雷峰塔，因为它跟1924年以前的雷峰塔一样，只剩下了砖砌的塔芯。老照片中的宝塔看上去只有六层，而如今的六和塔却有十三层，两者之间的落差未免有点太大。但假如我们把老照片中宝塔的周围环境，尤其是塔前的那条石阶小路等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的话，才能够意识到，老照片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在其1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六和塔曾经历过多次重建和修缮。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六和塔外部木结构最早是于1899年才加上去的，而后还经过多次修缮。假如我们进入到六和塔的里面，就可以发现，尽管从外面看上去塔身有十三层，但是里面实际上只有七层，其塔芯即是老照片中的六层塔无疑。如果没有慕雅德所提供的这张老照片，我们很难想象六和塔在19世纪时会是什么模样。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老照片在帮助我们恢复杭州的历史记忆中扮演了一个多么重要的角色。清末的杭州六和塔（格罗夫斯，约18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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