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正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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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试读：
自序
鲁迅的传记，我写过好几本了。
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开始读鲁迅的书，《呐喊》，《彷徨》，《野草》……一本接一本的，越读越有兴趣。别人写鲁迅的书，那时出得不多，已出的几种我也找来看了。那时，我就想给这位我敬佩的作家写一本传记。后来我意外地得到了几个月可以利用的时间，就动笔来写了。这就是1956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传略》。这一年我二十五岁。
现在回想起来，这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事情。一个人，没有读过周作人的书，没有读过胡适的书，没有读过陈独秀的书，能够去写鲁迅的传记吗？事实就是这样：我是在完全不具备必要的条件之时写了，并且出版了我的《鲁迅传略》的。粗疏肤浅，自不待言。特别是书中绝无自己的见解，完全是人云亦云。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本书不但是反映了我当时的水平，也是反映了当时研究界的一般水平，更是反映了当时所允许达到的水平。它在几个月之内印了两次，共计37500册。因为我被划为右派分子而不再印了，现在看来倒是件应该庆幸的事情。
我的第二本书是1979年出版的《鲁迅回忆录正误》。这是我看了许广平那本《鲁迅回忆录》，看到她书中说的许多都与事实不符，才决心写这本考证性质的书的。这书不是传记的体裁，按性质说应该算是传记一类吧。作这些烦琐的考证，是颇费时间的事情。正好这时我有的是时间。我解除劳动教养回家，因为开除了公职，成了无业游民，而父亲又管我的饭，我就有时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来考证了。也不记得一共花了多少时间。等到1979年我平反（标准的说法是“改正”）了，恢复了工作，这本书也就得到了出版的机会。幸运的是，这部书稿曾经得到冯雪峰、孙用两位前辈的指教和鼓励。
1980年我被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接触到了一些过去没有看到过的资料。这件事忙完，我就着手来修订《鲁迅传略》了。说是“修订”，其实旧本中的段落保存下来的不多，字数从旧本的十万增加到二十万。这书于1982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又印了一次。
这期间，人民出版社编印《祖国丛书》，编者约我写了一本十万字以内的《鲁迅》。后来我把它稍加修订，并请王得后兄配上了大量图片，作为两人合作的成绩，以《鲁迅图传》的书名于2004年在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附带说一句：这本书有幸被韩国学者洪允基先生看中，由他译成韩文出版了。
此外，还可以说到《鲁迅三兄弟》。这是鲁迅和他弟弟作人、建人的合传。是应东方出版社的约稿，以《周氏三兄弟》的书名编入他们的一个“书系”之中。看上去很大很厚一本，其实是图片为主，文字是并不多的。
我写的鲁迅单独一人的传记，算来已有四本了。可是没有一本是能够保存得下去的。我希望现在写的这一本能够保存下去。它比起我原先写的各本，进步是很明显的。这进步首先要归功于时代的进步。只说书中所用的资料，许多都是近年才出现的。不但1955年，就是1982年，也没有这些。再就是学术界的空气，意识形态的色彩，有所淡化，实事求是的态度，有所增加。而我的主观条件也可以说有了一些改善，在这些年里，又多读了一点书，增加了一些阅历，对鲁迅的一生事迹，自以为大体弄清楚了。拿这本书和1956年出的那一本对照来看，有些说法是完全不同了。
说来也有趣，我二十五岁出了第一本《鲁迅传略》，过了二十五年出了个修订本，又过了二十五年出了这一本。显然我不会再有一个二十五年了。那么这大约是我的最后修订本吧。不过我想，大的修订肯定是不会再有了，但以后如果还有重印的机会，小的增补和改动怕也难免吧。
作为一本人物传记，大约只能这样写吧。如果有读者以为它对传主作品分析介绍不够，或者觉得对传主的某些事迹讲得不够详细，我愿意向有兴趣的读者推荐自己的两本书。一本是《鲁迅回忆录正误》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一本是我和邵燕祥兄合作的《重读鲁迅》，分析了鲁迅诗文四十四篇，东方出版社2006年出版。在序言里给自己的书做广告，很不好意思。2006年11月16日朱正于北京
一 他的时代和他的童年
1881年9月25日，即清光绪七年辛巳八月初三，鲁迅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
他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出生在这样一片国土上，在他出生之前，中国发生过这样一些事情：
1644年清兵进入山海关，继明朝之后建立了清朝。这满族的王朝虽说在许多基本制度方面不过是因袭了以往历代汉族王朝的成法，虽说并不比明朝更腐败更黑暗，可是他们入关之初，在扬州、嘉定等地留下了使人永远无法忘记的屠城记录；特别是轻信了前明降臣孙之獬的挑唆，下了一道薙发令，令汉人蓄辫。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这些就使得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了清朝从始至终的一个难以缓解的矛盾。鲁迅在他晚年写的《病后杂谈之余》这篇文章里回忆说：“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
对于汉族知识分子，清朝一方面屡兴文字狱来立威，使他们经常处于恐惧之中，不敢妄发议论；一方面开科取士，使顺从者觉得有一条出路，少数幸运者可以通过这途径进入仕途。怎样用科举的手段来笼络知识分子，鲁迅在1935年写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回忆说：
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
如果不是形势的重大震荡，鲁迅也将会走上这一条道路吧。
清朝因袭了明朝闭关锁国的政策。明末以来，不断有欧洲人来叩门，可就是叩不开天朝上国的大门。到了1840年，这大门终于关不住了。中英鸦片战争的失败，打破了天朝上国妄自尊大的幻梦，在极不情愿极不平等的情况下开始了同外国的交往。当中国被动地成为世界列国中的一国的时候，传统的衣冠文物已经不能适应这个新的局面了。
1850年到1864年发生了一场太平军战争。就其持续时间之长和波及地区之广来说，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之一。天王洪秀全成功地给自己建造了穷奢极欲的人间天堂，可是他从来不曾想到要以一种适应时代潮流的新体制取代旧体制。
1857年英法联军攻占广州。1860年攻入北京，焚毁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到热河，并且死在那里。
作为受到外国欺侮之后的反应，到19世纪60年代，一些地方办起了机器制造局、船厂之类的近代工业，派出了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不少人已经感到中国必须有所变革了。
鲁迅出生的时候，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新台门周家可以说是书香门第。祖父周福清写的家训《恒训》中，谈到他们的家史，是这样说的：
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述先公祭田，俱万历年置），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小七房（韫山公生七子）。合有田万馀亩，当铺十馀所，称大族焉。逮嘉〔庆〕、道〔光〕时，族中多效奢侈，遂失其产。复遭十七爷房争继，讼至京师，各房中落者多。而我高祖派下，小康如昔也。自我昆季辈，不事生计，侄辈继之，卖田典屋，产业尽矣。我身历盛衰，眼见致敝之由，习闻祖父起家之训，如昨日事。谨详述之，作我子孙居家之鉴，为成为败，在自择耳。
我曾祖辈族人，行十七者，善居奇，积财二三十万。娶陆氏，生一女，嫁旧族；无子。将娶妾，陆悍而狡，伪称有妊，买贫家子冒己子。族人以异姓乱宗讼，陆遍贿当途，族人几得诬告罪。乃赴省赴都讼，始得直。官断：逐假子而立侄。家遂落，族人亦多破家。族议：陆氏不准入宗祠。
我家 高曾祖，勤俭率下，岁有赢馀，必置田产，所得租谷，变价买田，故田多而产实。自忠房开宝来饰店、会亨钱庄，始变浮财。各房贪利息之厚，纷纷存放。咸丰辛酉（1861），粤逆犯绍，尽为贼有。始悔不买田之失计，晚矣。我族中落由此。尔辈知之：如用钱有馀，以买田为最好之计。勿存银号，勿开店铺，为市侩所骗，切记切记！
从这个简要的记述中可以知道：自明万历年间（1573—1619）以来，二三百年之间，周家已经是“合有田万馀亩、当铺十馀所”的世家望族了。是咸丰辛酉，即1861年，李秀成部将陆顺德所部太平军占领绍兴，才家道中落的。
复盆桥周家是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先是分为致房、中房、和房三房。后来致房的大部分移住到新台门，又分为智、仁、勇三房，其中智房再分为兴、立、诚三房。鲁迅就是属于兴房的。周家虽说是曾经“合有田万馀亩”，子孙繁衍，各房分下来，每房所有的也就为数不多了。后来鲁迅在自叙传略里回忆说，“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这就是他出生那时候的家境。说不上富裕，也不虞饥寒吧。《恒训》中提到的六世祖韫山公（周煌）有举人的功名，秀才各房都出过，周家可以说是耕读传家。祖父周福清更是个进士，做过正七品的朝廷命官，他们家是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仕宦之家。
周福清（1838—1904），原名致福，字震生，号介孚。1867年应浙江乡试，中式为举人。1871年会试，中式为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学习三年，1874年散馆（即毕业），外放知县。最初选的是四川荣昌县，他嫌远不去，改选江西金溪县。1875年春天，他就到金溪县赴任去了。
很不凑巧，周福清遇上了一位不好伺候的长官。两江总督沈葆桢，《清史稿》卷四百十三本传说他是“清望冠时，力任艰巨，兵略吏治并卓然”的一代名臣，对部属要求严格到了苛刻的程度。《清史稿》本传说他：“葆桢精核吏事，治尚严肃，属吏懔懔奉职，宿将骄蹇者绳以法，不稍假借。”他曾多次参劾属员。光绪四年正月二十四日（1878年2月25日），他又上了一道“为特参不职之州县等官，以肃纪纲”的奏折，参劾了十二名属员，从正五品的同知、知州起，直到未入流的典史都有。其中请旨即行革职的九人，考语分别是“声名狼藉”、“心地巧猾”、“操守平常”、“既愚且诈”、“品行卑污”、“声名甚劣”、“性好招摇”、“溺于嗜好”、“性情躁妄”。两人请旨勒令休致，考语分别是“识昏才庸”和“年衰气惰”。十二人中末一名是“金溪县知县周福清，办事颟顸而文理尚优”，这是在考语中既说到短处也说到长处的唯一的一个，在十二人中处分也最轻，是请旨“归部改选教职”。当了三年的知县就这样被参掉了。
清朝的规定是：知县改选教职，只能在到任半年之内办理。周福清任金溪知县已满三年，早已超过半年之内的期限，与改教之例不符，照例只能以原品休致。吏部给他稍稍留有一点余地的是：“该员如情愿引见，应令该督等给咨赴部。”他就取得江西巡抚李文敏所给咨文，于光绪五年（1879）春入京引见，遵例捐升内阁中书。这是个正七品的官职，“掌撰拟繙译”，俸钱不多，很是清苦。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曾祖母》中回忆说：“介孚公在京里做京官，虽说还不要用家里的钱，但也没有一个钱寄回来。”
父亲周凤仪（1861—1896），后改名用吉，字伯宜。也是个读书人。中过秀才之后，应过几回乡试，都没有中式。
母亲鲁瑞（1857—1943），会稽东北乡安桥头人。那是一个离海边不远的很偏僻的小村庄。她也是读书人家的女儿，父亲鲁希曾（号晴轩），中过举人，做过户部主事。鲁迅三岁那年，他就去世了。鲁迅在自叙传略里说，他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鲁迅出生，家里写信向祖父报喜，请他给长孙取名。据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说：
那时介孚公在北京当“京官”，在接到家信的那一日，适值有什么客人来访，便拿那人的姓来做名字，大概取个吉利的兆头，因为那些来客反正是什么官员，即使是穷翰林也罢，总是有功名的。不知那天的客人是“张”什么，总之鲁迅的小名定为阿张，随后再找同音异义的字取作“书名”，乃是樟寿二字，号曰“豫山”，取义于豫章。后来鲁迅上书房去，同学们取笑他，叫他作“雨伞”，他听了不喜欢，请祖父改定，介孚公乃将山字去掉，改为“豫才”，有人加上木旁写作“豫材”，其实是不对的。
在鲁迅之后，母亲又生了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四弟椿寿（1893—1898），六岁就夭折了。妹妹端姑（1888），还不满周岁就染上天花夭亡。和鲁迅一同成长起来的是二弟櫆寿（即作人，1885—1967）和三弟松寿（即建人，1888—1984）。他们三兄弟，在父母的照管之下，在这个安静的小康人家里，度过快乐的童年。
鲁迅童年时代的事情，在他自己的文章里说到过这样一些：
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一文里，他说到，他还不满周岁，家里人就抱他到东昌坊口塔子桥头的长庆寺去，拜和尚阿龙师父为师，算是舍在寺里了。据说这样就可以避邪消灾，易长成人。因此他得到了一个法名，叫“长庚”，还得了两件法宝，一件是用各色橄榄形的小绸片缝就的百衲衣，另一件是串着一些镜子、银筛之类零星小件的一根叫做“牛绳”的东西。几十年之后，他在上海的银楼买到了这样的银筛，还送了一只给日本友人增田涉，给他的儿子做玩具。他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说：“五十四年前我出世时，每逢出门，就要挂那个玩意儿。照日本的说法是‘避恶魔’，但在中国没有‘恶魔’之说，故称‘避邪’好些。”这信中还绘制了一幅银筛的示意图，并对所绘各种物件编号解说，如太极，算盘，砚，笔与笔架，可能是书，画卷，历书，剪子，尺，似为棋盘，那像蝎子的东西其实是天平。这信总括说：“总之，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弄清事物的。可见中国的邪鬼，非常害怕明确，喜欢含混。”
在《我的种痘》一文中，他说，他两三岁的时候，种过一次牛痘。这事一直到后来，他还留有印象：“这一天，就举行了种痘的仪式，堂屋中央摆了一张方桌子，系上红桌帷，还点了香和蜡烛，我的父亲抱了我，坐在桌旁边。”
在《狗·猫·鼠》一文中，他讲他小时候，常常听祖母讲故事，讲“猫是老虎的先生”这一类的故事。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又记下了他听祖母讲白蛇传故事的情形，他的同情完全在白蛇这一面，怪法海和尚多事。
在《阿长与〈山海经〉》一文中，他说他很小的时候，家里就雇了一个叫“长妈妈”的保姆带领他。文章里写下的多是她使他反感的事情，比如，“又不许我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说我顽皮，要告诉我的母亲去了。”她还有许多小孩子所不耐烦的规矩，文章将这些都细细写出。读者却从这些细节中感觉到：她是真诚地关爱着她管领的孩子的。多年之后，鲁迅在这篇怀念她的文章里深情地说：
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罢。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七岁那年，鲁迅要上学了。给他开蒙的是远房的叔祖父周兆蓝（号玉田）。他是个秀才，家里书多，鲁迅从他那里产生了对书籍的爱好。在《随便翻翻》一文中，鲁迅说了那时的情形：
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读的是《鉴略》，桌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对字（这是做诗的准备）的课本之外，不许有别的书。但后来竟也慢慢的认识字了，一认识字，对于书就发生了兴趣，家里原有两三箱破烂书，于是翻来翻去，大目的是找图画看，后来也看看文字。这样就成了习惯……
从《五猖会》一文中可以知道：鲁迅是七岁（1887）开蒙的：“我们那里上学的岁数是多拣单数的，所以这使我记住我其时是七岁。”
对于玉田这一位叔祖，他在《阿长与〈山海经〉》一文中简单地记下了自己的印象：
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如珠兰、茉莉之类，还有极其少见的，据说从北边带回去的马缨花。他的太太却正相反，什么也莫名其妙，曾将晒衣服的竹竿搁在珠兰的枝条上，枝折了，还要愤愤地咒骂道：“死尸！”这老人是个寂寞者，因为无人可谈，就很爱和孩子们往来，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制艺和试帖诗，自然也是有的；但我却只在他的书斋里，看见过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还有许多名目很生的书籍。我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上面有许多图。《花镜》是陈淏子所著的讲花木栽培的书。鲁迅读过的这一本现在保存下来了，上面还留有鲁迅写的批注。这书上说，映山红“须以本山土壅始活”，鲁迅批注说：这种花“性喜燥，不宜多浇，即不以本山土栽亦活”。鲁迅喜欢种植花草，这里写的，当是他自己种花的经验。这批语想必是他十一二岁时候写的吧。
大约也是这时候，鲁迅得到一本长辈送的《二十四孝图》，一本介绍历史上和传说中二十四个著名孝子的事迹的伦理道德教科书。这些孝子的所谓孝行，许多都是矫情甚至怪诞的行为。鲁迅素来爱看书上的图画，可是对于这一本有插图的书却很是厌恶。后来，他在《二十四孝图》一文中写下了这样的读后感：
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
……我幼小时候实未尝蓄意忤逆，对于父母，倒是极愿意孝顺的。不过年幼无知，只用了私见来解释“孝顺”的做法，以为无非是“听话”，“从命”，以及长大之后，给年老的父母好好地吃饭罢了。自从得了这一本孝子的教科书以后，才知道并不然，而且还要难到几十几百倍。
小时候，鲁迅也常常跟随母亲到乡下外婆家去。这在他，也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社戏》虽说是一篇小说，其实有不少自传的成分，只是把外婆家所在的地名安桥头写做“平桥村”了。小说写了他同乡下的小朋友们一同玩耍，一同去看社戏的情形。说到看社戏，他在晚年所写的《女吊》一文中说得更加详细：
我所知道的是四十年前的绍兴，那时没有达官显宦，所以未闻有专门为人（堂会？）的演剧。凡做戏，总带着一点社戏性，供着神位，是看戏的主体，人们去看，不过叨光。但“大戏”或“目连戏”所邀请的看客，范围可较广了，自然请神，而又请鬼，尤其是横死的怨鬼。所以仪式就更紧张，更严肃。
这请鬼的仪式，当年鲁迅自己也曾经参与其事的。这篇文章对这事有生动的描写：
在薄暮中，十几匹马，站在台下了；戏子扮好一个鬼王，蓝面鳞纹，手执钢叉，还得有十几名鬼卒，则普通的孩子都可以应募。我在十余岁时候，就曾经充过这样的义勇鬼，爬上台去，说明志愿，他们就给在脸上涂上几笔彩色，交付一柄钢叉。待到有十多人了，即一拥上马，疾驰到野外的许多无主孤坟之处，环绕三匝，下马大叫，将钢叉用力的连连掷刺在坟墓上，然后拔叉驰回，上了前台，一同大叫一声，将钢叉一掷，钉在台板上。我们的责任，这就算完结，洗脸下台，可以回家了，但倘被父母所知，往往不免挨一顿竹篠（这是绍兴打孩子的最普通的东西），一以罚其带着鬼气，二以贺其没有跌死，但我却幸而从来没有被觉察，也许是因为得了恶鬼保佑的缘故罢。
少年时代的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的思想和创作很有些关系。他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中说：
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不过我还没法使大家知道。
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
十二岁那年，家里送他进三味书屋去上学了。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他说，这“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塾师寿怀鉴（号镜吾），“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他在这里上了好几年学，几乎读过了十三经。
上面说的这些，都是鲁迅在家庭这个小环境里的事情。快乐，平静，没有什么波澜。如果从全国这个大环境来说，这年月却是很不平静了。几十年来外国的侵略，逐渐增多的同外国人的交往，都使国人受到很深的刺激和影响。鲁迅幼年，就听到过不少关于外国人的奇谈。在《论照相之类》一文中，鲁迅回忆说：
我幼小时候，在S城……常常旁听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谈论洋鬼子挖眼睛。曾有一个女人，原在洋鬼子家里佣工，后来出来了，据说她所以出来的原因，就因为亲见一坛盐渍的眼睛，小鲫鱼似的一层一层积叠着，快要和坛沿齐平了。她为远避危险起见，所以赶紧走。
外国人为什么要挖人的眼睛呢？这篇文章说，是拿去应用：
一，用于电线，这是根据别一个乡下人的话，如何用法，他没有谈，但云用于电线罢了；至于电线的用意，他却说过，就是每年加添铁丝，将来鬼兵到时，使中国人无处逃走。二，用于照相，则道理分明，不必多赘，因为我们只要和别人对立，他的瞳子里一定有我的一个小照相的。
不但挖眼睛哩，这篇文章接着还说：
而且洋鬼子又挖心肝，那用意，也是应用。我曾旁听过一位念佛的老太太说明理由：他们挖了去，熬成油，点了灯，向地下各处去照去。人心总是贪财的，所以照到埋着宝贝的地方，火头便弯下去了。他们当即掘开来，取了宝贝去，所以洋鬼子都这样的有钱。
诸如此类奇谈怪论出现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外国的侵略使国人很自然地滋生了排外仇外的心理，更加上语言的隔膜和文化传统以至生活习惯的差异，国人对于传教士等等外侨常不免有许多误解。在这种心态之下，甚至外国教会办起来的医院和育婴堂这一类慈善事业都被有的人看成是侵略行为。
鲁迅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里和小环境里度过了他的童年。
二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
鲁迅的曾祖母于壬辰年除夕（1893年2月16日）病逝，祖父遵制丁忧，从北京奔丧回家。丧事办完，他闲住在家里，无所事事。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回忆说，“他这半年在家里发脾气，闹得鸡犬不宁，这倒还在其次，到了秋天他出外去，却闯下了滔天大祸。”
光绪十九年癸巳正月初一（1893年2月17日），清廷发了一道上谕：“明岁恭逢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六旬万寿。仰维懿德，普被寰区；庆洽敷天，欢胪率土。允宜殊恩特沛，加惠艺林，著于本年举行癸巳恩科乡试，二十年举行甲午恩科会试。俾多士忭舞观光，用副朕锡类延厘寿世作人至意。”对于秀才们来说，这当然是个喜讯：增加了一次中举的机会。
各省乡试的主考官陆续发表。浙江省的正主考是殷如璋，副主考是周锡恩。周福清与殷如璋是同一科取中的进士，有同年之谊。亲友家中有要去应试的秀才的，就托周福清去向主考行贿，买通关节，取中举人。结果事情没有办成，却闯下了一场大祸。
这是晚清一大科场案。有关这一案件的奏折和上谕，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档案中，以及在《光绪朝东华录》中都有保存。从这些官方文件中可以知道这事情的经过。《光绪朝东华录》中关于此案的第一个文件，是御史褚成博的奏折（光绪十九年九月初二，即1893年10月11日）：
窃臣近闻浙江考官驰驿赴浙，行经江苏苏州府境时，忽有人至正考官殷如璋坐船，投递书函，中有考生五人姓名，并银票一万两，嘱与关节取中。殷如璋拆阅后，当将其人扣住，连书函一并就近发交苏州府看管。经该府知府王仁堪据情咨解浙省。
案发是在苏州，却是转到浙江省来审理的。浙江巡抚崧骏八月二十二日（10月1日）的奏折就说得详明一些：
窃于八月初六日（9月15日），据浙江臬司赵舒翘禀，转准江苏臬司移：浙江主考于七月二十七日（9月7日）路过苏州，有名周福清者，遣人赴浙江正考官殷如璋舟次呈递信函，经殷如璋将递书之家丁陶阿顺扣留，押交苏州府收审，查知信中系嘱托关节情事，提讯该家丁，供词闪烁，由苏委员管解陶阿顺，并移案到浙。维时奴才业已入闱，即饬臬司赵舒翘，会同藩司刘树堂，督饬杭州府知府陈璚亲提审讯。据陶阿顺供称，伊向在绍兴府陈顺泉家佣工，本年七月间，周福清向陈顺泉借伊去伺候。七月二十五日（9月5日）至苏州，二十七日浙江主考过境，周福清取出书信名帖，交伊送至殷主考船上，即被获解，信内何事，伊实不知等语。据臬司钞呈所递之原信内，计纸两张，一书凭票发洋银一万元等语；一书考生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等字样。又周福清名片一纸外，年愚弟名帖一个，各等因。奴才于闱内查得马姓官卷通省只有马家坛一名，及周福清之子周用吉，核对三代内父名相符，均会稽人，一并扣考，以免物议。其所列之顾、陈、孙、章各姓，俱无考名，殊难悬断，无凭查扣。至周福清籍贯功名，苏省来文并未叙及，现查其子考册内，系绍兴府会稽县。讯据陶阿顺供称，系属进士，现在丁忧。并经臬司转饬会稽县查明，周福清系丁忧内阁中书，同治辛未科进士。惟周福清遣信函贿属关节一案，系在江南苏州地方，是否潜回浙江，即经饬司密饬仁和、钱塘两县查复，未曾来省，并由司飞饬会稽原籍，迅速查传省垣质讯。各在案。伏查此案，既据江苏臬司咨行浙江臬司，并委员将信件及投信人一并解交前来，非将周福清查拿到案，不能审出实情。相应请旨，将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即行革职，归案审讯，是否有当。除将陶阿顺收禁候质外，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案发当时在苏州捕获的，是投递信函的仆人，即移送浙江省讯办。周福清不归案，这案子也就无法审理。崧骏的这一道奏折在陈明案发时情形之外，请旨将周福清革职，查拿到案。
清廷为此连续发了两道上谕。九月初二（10月11日）的上谕说：“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若如所奏各情，殊堪诧异。著崧骏严切根究，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九月初四的上谕说：“案关科场舞弊，亟应彻底查究，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著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该部知道。钦此。”
周福清知道不能躲藏，就去投案自首。即由杭州府知府陈璚审理此案。审讯时的情形，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是这样说的：“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出事这一年作人才八岁，他写的这些当是后来听大人说的。他把杭州知府陈璚错写做苏州知府王仁堪了。他没有注意到：此案移送浙江之前，他祖父并未归案，当然也就不曾和王仁堪在公堂上相见了。至于说他祖父在杭州府审讯之时作了这样的申辩，倒是实有其事。御史林绍年十一月初七（12月14日）的奏折说：“窃维近来考事，风气卑坏，弊窦丛生，外间所传，令人骇怪。风闻浙江一案，周福清所供，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京闱乡会试舞弊幸中者，更指不胜屈。毫无顾忌，一至于此，良可慨矣。”可见他的这种“供述”传得很广，有御史听到并且据以奏闻了。
上谕责成崧骏对此案“严行审办，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十一月初十（12月17日）崧骏上了最后一道奏折，将整个案情和所拟处理意见奏明皇上。奏折的由头：“为遵旨奏明革员中途遣人投递信函，求通关节未成，闻拿自首，按律议拟，恭折仰祈圣鉴事”，强调了“未成”和“自首”，已经显出了曲予回护之心。奏折对案情是这样叙述的：
兹据杭州府知府陈璚审拟解由藩臬两司会审，议拟转解前来。奴才亲提研鞫，缘周福清即周介孚，籍隶会稽县，由附生中式同治丁卯并补行甲子科举人，辛未科进士，十三年由庶吉士散馆，选授江西金溪县知县。光绪四年因案被议改教，五年遵例捐升内阁中书，是年九月到阁当差，十九年三月丁忧回籍守制。马家坛系会稽县学廪生，为翰林院编修马传煦之子。周用吉系附生，即周福清之子。七月二十日，周福清携仆陶阿顺，由绍郡起程进京探亲，二十三日路过上海，探闻浙江正考官殷如璋与伊有年谊，周福清一时糊涂，起意为子求通关节，并欲为亲友中马、顾、陈、孙、章五姓有子弟应试者嘱托，希图中式，如主考允许，再向各亲友告知，择其文理清通诸生列名。周福清素知各亲友家道殷实，不患无人承应，事后必有酬谢。次日即由上海雇船开驶，二十五日晚至苏州停泊，周福清独自拟写关节一纸，内开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字样，并写洋银一万元空票一纸，加具名片，装入信封。二十七日，正考官船抵苏州阊门码头，周福清嘱令陶阿顺先去投帖拜会，如不见，再投信函。陶阿顺将名帖信函一并呈送正考官船上，当经正考官扣留，押交苏州府收审，转解到浙，饬府讯供，将马官卷及周用吉一并扣考，并经奏请将周福清革职，委员查拿。周福清先避往上海患病，随后回籍，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并饬查提马家坛、周用吉到案。由县先后解省，发委讯办。钦奉谕旨，遵经饬据讯认前情不讳，诘无预谋买求中式之人，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奏折中对案情这样叙述，显然是根据周福清的口供。说他这次出门并不就是为了行贿，而是进京探亲的途中临时起意去办这事的。而且事先也并没有同马、顾、陈、孙、章几家商议，是他自作主张去办这事，所以并无预谋买求中式之人。这样说不但与事实不符，也与情理不合。崧骏愿意接受他的这种供述并据以奏闻，可以看出经办此案的官员，从陈璚直到崧骏，都无意深求。所以，奏折中提出了这样的处理意见：
查例载：乡会试应试举子，有交通嘱托贿买关节等弊，问实斩决；又乡会试贿买关节，无论曾否取中，援引咸丰九年顺天乡试科场案内钦奉谕旨，俱照本例问拟，仍恭奉钦定；又闻拿投首之犯，于本罪上减一等科断等语。此案革员周福清，在苏探知浙江正考官殷如璋与有年谊，起意为其子及戚友求通关节取中，自写洋票，并拟就关节字样，遣仆往投，即经扣留解讯，该革员亦闻拿自首。遍查律例，并无作何治罪专条。惟查该革员中途求通关节未成，较之交通关节已成未中者，情节似有区别。其所开洋票，系属自写虚赃，与议单文券不同，且财未与人，未便计赃科罪。揆其事后闻拿投首，尚有畏法之心，应否比例量予酌减科断之处，恭候钦定。廪生马家坛、生员周用吉，讯非知情，业已分别斥革，应与讯不知情之家丁陶阿顺，均毋庸议。函内所开顾、陈、孙、章四姓，并无主名，该革员既供先未与各家商谋，应免查提，以省株累。票洋系属自写虚赃，该革员又供家计贫寒，应免著追。关节信函等件，案结附卷，除分咨查照并将供招咨送刑部查核外，所有遵旨审明议拟缘由，谨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奏折所援引的咸丰九年顺天乡试科场案，是有清一代最大的科场案，处死了主考官、文渊阁大学士（宰相）柏葰。《清史稿》卷一百八十“选举志”三：“柏葰徇家人靳祥请，中同编修浦安房罗鸿绎卷。比照交通嘱托、贿买关节例，柏葰、浦安弃市，馀军、流、降、革至数十人。”这样判决的依据，据《清史稿》卷三百八十九《柏葰本传》，是“因律无仅关嘱托明文，比贿买关节之例，拟以斩决”。既然是援引这一案例，周福清就该处斩了。可是崧骏将一切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都提了出来：未成，自写虚赃，闻拿投首，希望能够于本罪上减一等科断。并提出免于追缴赃款。这一道奏折送上去，十二月十二日（1894年元月18日）奉朱批：刑部议奏。责令刑部提出处理意见。
这里插说一件事：崧骏于十一月二十日（12月27日）病故。以后的文件里就称他作前任浙江巡抚了。
遵照“刑部议奏”的朱批，刑部尚书松溎于十二月二十五日（1894年元月31日）上奏折，提出了对这一案件的处理意见：
细绎例义，必考官与士子彼此商说允准，或书明银数，或给予字眼，一与一受，方可以交通贿买论。若仅向考官函许贿嘱，当被举发破案，即与此例稍有不符。恭查咸丰九年钦奉谕旨，不得以曾否取中分别已成未成，其一经嘱托，无论考官应许与否，似不得以已成论，自应核其所犯之轻重，悉心妥拟，庶无枉纵。此案已革内阁中书周福清，在江苏探知浙江正考官殷如璋与有年谊，起意为其子及戚友求通关节取中，自写洋票并拟就关节字样，遣仆往投，即经扣留解讯，该前抚（引者注：指崧骏）以例无作何治罪专条，未敢率行定拟。惟既声明该革员中途求通关节未成，较之交通关节已成未中者，情节似有区别；其所开洋票，系属自写虚赃，亦与议单文券不同，所议似尚平允。臣等详加查核，该革员虽有交通贿买之情，究未遂其交通贿买之计，其事尚属未成，若竟照交通贿买关节例拟以斩决，未免过严。衡情酌断，似应量予末减，应如该前抚所奏，已革内阁中书周福清，应请于斩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据称事后闻拿投首，第以职居清要人员，明知科场例禁綦严，辄敢以身试法，甘冒不韪，应不准再行累减，以昭炯戒。是否。仍恭候钦定。如蒙俞允，臣部行文该省，将该革员减为满流，照章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奏折中说的，虽“闻拿投首”，也“不准再行累减”，看来是句很硬的官腔，其实是回护之词，意思是说还有可以减轻处罚的情节未予考虑，现在所拟的“杖一百，流三千里”已经是很重了。希望皇帝不要再加重处分，再加重就是死刑了。
可是光绪皇帝认为应该重办。批复刑部议奏的上谕说：“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该革员辄敢遣递信函，求通关节，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便遽予减等，周福清著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严法纪，而儆效尤。”
就这样，祖父成了个斩监候的重囚，关押在杭州府狱中，提心吊胆，害怕秋审中勾决。
这事对他家庭的影响也许更大些。首先，在社会上的地位，顷刻之间从官员的家属变成了罪犯的家属。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回忆说：
因为这是一个“钦案”，哄动了一时，衙门方面的骚扰由于知县俞凤冈的持重，不算利害，但是人情势利，亲戚本家的脸嘴都显现出来了。大人们怕小孩子在这纷乱的环境不合适，乃打发往外婆家去避难，这本来是在安桥头村，外祖父晴轩公中举人后移住皇甫庄，租住范氏房屋，这时便往皇甫庄去了。鲁迅被寄在大舅父怡堂处，我在小舅父寄湘那边……我因为年纪不够，不曾感觉着什么，鲁迅则不免很受到些激刺，据他后来说，曾在那里被人称作“讨饭”，即是说乞丐。但是他没有说明，大家也不曾追问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查明这说话的究竟是谁。这个激刺的影响很不轻，后来又加上本家的轻蔑与欺侮，造成他的反抗的感情，与日后离家出外求学的事情也是很有关连的。
在皇甫庄住了几个月，鲁迅兄弟又随着大舅父家搬迁到小皋埠去。在避难中，不上学了。鲁迅先是把这时间用来影写小说书上的“绣像”。“绣像”就是工笔白描的小说人物画像。他用一种半透明的薄纸蒙在书上，一个一个描下来。所描下的《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后来各装订成了一大本。
搬到小皋埠以后，住的是大舅母娘家的房屋。舅母的弟弟秦少渔，小孩们叫他作“友舅舅”的，鲁迅同他很谈得来，常跑去找他谈天。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娱园》里回忆这一位友舅舅说：“他又喜欢看小说，买的很多，不是木板大本，大都是石印铅印的，看过都扔在一间小套房里，任凭鲁迅自由取阅，只是乱扔一堆，找寻比较费事，譬如六本八本一部，往往差了一本，要花好些时光才能找全，这于鲁迅有不少的益处，从前在家里所能见到的只是《三国》、《西游》、《封神》、《镜花缘》之类，种种红楼梦，种种侠义，以及别的东西，都是无从见到的。”这对于他后来讲授中国小说史，也许可以说是无意之间的一种准备吧。
大约是1894年清明节前后，大人们看到没有什么风波了，就把鲁迅兄弟接回家来了。
这一年，在周家，遭了一场大灾祸；在中国，也遭了一场大灾祸：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后来鲁迅在《老调子已经唱完》这篇讲演中回忆说：“我们中国被别人用兵器来打，早有过好多次了。例如，蒙古人满洲人用弓箭，还有别国人用枪炮。用枪炮来打的后几次，我已经出了世了，但是年纪青。我仿佛记得那时大家倒还觉得一点苦痛的，也曾经想有些抵抗，有些改革。”在他能够留下印象的最早的这一次，就是这中日甲午战争吧。
他在《〈促狭鬼莱哥羌台奇〉译者附记》中回忆说：
还记得中日战争（一八九四年）时，我在乡间也常见游手好闲的名人，每晚从茶店里回来，对着女人孩子们大讲些什么刘大将军（刘永福）摆“夜壶阵”的怪话，大家都听得眉飞色舞，……讲演者虽然也许添些枝叶，却好像并非自己随口乱谈，他不过将茶店里面贩来的新闻，演义了一下……
这里，鲁迅有一点误记。他把1884年中法战争中的事情记成1894年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中的事情了。刘永福是中法战争的主要战将，他统帅的黑旗军屡立战功。甲午战争中他虽参加了台湾的防守，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表现。《清史稿》卷四百六十三本传说他：“永福战越，名震中外，谈黑旗军，辄为之变色。及其渡台，已多暮气。”“夜壶阵”这话，包天笑在他的《钏影楼回忆录》中也说到过，他说：“那个黑旗兵刘永福将军，真是我们大大的爱国英雄，我们非常崇拜他。还听到那些无稽不经之谈，说刘永福把火药装在夜壶里，大破法军。”（香港大华出版社版，第106页）夜壶，是陶制的男用尿壶。“夜壶阵”即利用夜壶作外壳制成土地雷以杀敌的方法。这倒不是什么“无稽不经之谈”，《清史稿》本传说，“法人扰宣光，永福窖地雷待之，连日隐卒以诱敌”。为了要在短时间里造出许多地雷，于是想出了利用现成的夜壶作外壳这主意吧。这事到了乡间时事评论家口中，就变成了神奇的夜壶阵了。中法战争时，鲁迅才三岁，不可能对人们关于军事政治的谈论留下多少印象，大约是甲午战争时有人旧话重提，十三岁的鲁迅就留下印象了，所以才在文章里把它写做甲午战争中的事情吧。
甲午战争的失败，确实给了中国人强烈的刺激，很多人都在痛苦地思考中国的前途命运了。就说鲁迅的父亲，这一个多次应试也没有中举的读书人，更因为他父亲的案件连累扣考斥革，进入仕途已经断无希望，可是他仍然怀着忧国之心。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伯宜公》中回忆说：
又一回记得他在大厅明堂里同两三个本家站着，面有忧色的在谈国事，那大概是甲午秋冬之交，左宝贵战死之后吧。他又说过，现在有四个儿子，将来可以派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做学问，这话由鲁老太太传说下来，当然是可靠的，那时读书人只知道重科名，变法的空气还一点没有，他的这种意见总是很难得的了。
左宝贵在平壤之战中阵亡，是1894年9月15日的事。两天之后北洋海军又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惨败。时局越来越坏，他的忧虑只会越来越深。鲁迅也不能不受到他这种情绪的感染。正因为风雨飘摇中的祖国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前途暗淡，就使少年鲁迅更加敏锐而难堪地痛感到自己家门的不幸了。
在国难日益深重的时候，他们家里也是祸不单行。祖父出了事，关在杭州府狱。偏偏这时候父亲又病倒了。起病大约是1894年的初冬。那病状，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病》里回忆说：
最早的病象是吐狂血。因为是吐在北窗外的小天井里，不能估量共有几何，但总之是不很少，那时大家狼狈的情形至今还能记得。根据“医者意也”的学说，中国相传陈墨可以止血，取其墨色可以盖过红色，于是赶紧在墨海里研起墨来，倒在茶杯里，送去给他喝。小孩在尺八纸上写字，屡次添笔，弄得“乌嘴野猫”似的，极是平常，他那时也有这样情形，想起来时还是悲哀的，虽是蒙胧的存在眼前。这以后却也不再吐了，接着是医方与单方并进，最初作为肺痈医治，于新奇的药引之外，寻找多年埋在地下化为清水的腌菜卤，屋瓦上经过三年霜雪的萝卜菜，或得到或得不到，结果自然是毫无效验。现在想起来，他的病并无肺结核的现象，那吐血不知是从哪里来的。随后脚背浮肿，渐至小腿，乃又作水肿医治，反正也只是吃“败鼓皮丸”。终于肿到胸腹之间，他常诉说有如被一匹小布束紧着，其难受是可想而知的了。
当年请来给他父亲治病的是绍兴城内顶有名的医生，先是姚芝仙，后是何廉臣，鲁迅在《父亲的病》一文中回忆说：
我曾经和这名医（按：指姚芝仙）周旋过两整年，因为他隔日一回，来诊我的父亲的病。那时虽然已经很有名，但还不至于阔得这样不耐烦；可是诊金却已经是一元四角。现在的都市上，诊金一次十元并不算奇，可是那时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张罗的了；又何况是隔日一次。他大概的确有些特别，据舆论说，用药就与众不同。我不知道药品，所觉得的，就是“药引”的难得，新方一换，就得忙一大场。先买药，再寻药引。“生姜”两片，竹叶十片去尖，他是不用的了。起码是芦根，须到河边去掘；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可是说也奇怪，大约后来总没有购求不到的。
他这样诊治了两年，无效，父亲的水肿是逐日厉害，将要不能起床。于是就荐当地另一位名医何廉臣（鲁迅的文章里写为陈莲河）来代替自己。关于这一位名医，《父亲的病》里是这样记述的：
陈莲河的诊金也是一元四角。但前回的名医的脸是圆而胖的，他却长而胖了：这一点颇不同。还有用药也不同，前回的名医是一个人还可以办的，这一回却是一个人有些办不妥帖了，因为他一张药方上，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
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但这差使在我并不为难，走进百草园，十对也容易得，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沸汤中完事。然而还有“平地木十株”呢，这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临末才记起了那远房的叔祖，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称为“老弗大”。“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药引寻到了，然而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
要捉到“原配”蟋蟀，就不是一个人能办妥帖的了，鲁迅得和二弟作人一同出动。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说起这事：
我们忙的是帮助找寻药引，例如有一次要用蟋蟀一对，且说明须要原来同居一穴的，这才算是“一对”，随便捉来的雌雄两只不能算数。在“百草园”的菜地里，翻开土块，同居的蟋蟀随地都是，可是随即逃走了，而且各奔东西，不能同时抓到。幸亏我们有两个人，可以分头追赶，可是假如运气不好捉到了一只，那一只却被逃掉了，那么这一只捉着的也只好放走了事。好容易找到了一对，用绵线缚好了，送进药罐里，说时虽快，那时却不知道要花若干工夫呢。幸喜药引时常变换，不是每天要去捉整对的蟋蟀的。
这样诊治了四五个月之后，这一位大夫说：“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1896年10月12日（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九月初六）深夜，父亲去世了，才三十六岁。这时节，祖父还关在杭州府狱中，父亲又死了。不用说，一家人有多么悲哀了。
在一家忙于给父亲治病的时候，祖父的事情倒是有了一点转机。光绪二十一年秋审，这本来是一个生死关头，万幸的是，“奉旨：周福清著免勾。钦此。”九月十八日（1895年11月4日）的上谕说明了免勾的理由：“一起斩犯周福清……闻拿投首，中途投递信函求通乡试关节未成，赃亦尚未与人，不无可原，是以未勾。”从此，监禁在杭州府狱中的他，不再为每年的秋审提心吊胆了。
祖父的狱中生活，在周作人的《五十年前的杭州府狱》一文中可见一斑。1897年正月到1898年五月中旬，这段日子他在杭州，每隔两三天就去陪侍祖父一天。这篇文章说：
我在杭州住了两年，到那里总去过一百多次，可是这署门大堂的情形如何却都说不清了，只记得监狱部分，入门是一重铁栅门，我推门进去，门内坐着几个禁卒，因为是认识我的，所以什么也不问，我也一直没有打过招呼。拐过一个弯，又是一张普通的门，通常开着，里边是一个小院子，上首朝南大概即是狱神祠，我却未曾去看过，只顾往东边的小门进去，这里面便是祖父所住的小院落了。门内是一条长天井，南边是墙，北边是一排白木圆柱的栅栏，栅栏内有狭长的廊，廊下并排一列开着些木门，这都是一间间的监房。大概一排有四间吧，但那里只有西头一间里祖父住着，隔壁住了一个禁卒，名叫邹玉，是长厚的老头儿，其馀的都空着没有人住。房间四壁都用白木圆柱做成，向南一面，上半长短圆柱相间，留出空隙以通风日，用代窗牖，房屋宽可一丈半，深约二丈半，下铺地板，左边三分之二的地面用厚板铺成榻状，很大的一片，以供坐卧之用。祖父房间里的布置是对着门口放了一张板桌和椅，板台上靠北安置棕棚，上挂蚊帐，旁边放着衣箱。中间板桌对过的地方是几叠书和零用什物，我的坐处便在这台上书堆与南“窗”之间。这几堆书中我记得有广百宋斋的四史，木板《纲鉴易知录》，《五种遗规》，《明季南略》《北略》，《明季稗史汇编》，《徐灵胎四种》，其中只有一卷《道情》可以懂得。我在那里坐上一日，除了偶尔遇见廊下炭炉上炖着的水开了，拿来给祖父冲茶，或是因为加添了我一个人用，便壶早满了，提出去往小天井的尽头倒在地上之外，总是坐着翻翻书看，颠来倒去的就是翻弄那些，只有《四史》不敢下手罢了。祖父有时也坐下看书，可是总是在室外走动的时候居多，我亦不知道是否在狱神祠中闲坐，总之出去时间很久，大概是在同禁卒们谈笑，或者还同强盗们谈谈，他平常很喜欢骂人，自呆皇帝昏太后（即是光绪和西太后）起头直骂到亲族中的后辈，但是我却不曾听见他骂过强盗或是牢头禁子。
祖父在狱中吃饭的情形，这篇文章说：“男仆阮元甫在楼下歇宿，他是专门伺候祖父的，一早出门去，给祖父预备早点，随即上市买菜，在狱中小厨房里做好了之后，送一份到寓里来（寓中只管煮饭），等祖父吃过了午饭，他便又飘然出去上佑圣观坐茶馆，顺便买些什物，直到傍晚才回去备晚饭。”
祖父在狱中，想看书，便向申昌派报处买些申报馆的铅印书，或者浙江官书局的木板书来看。他买来的木板书中有一部《唐宋诗醇》，是乾隆皇帝“御选”的一部有四十七卷的大部头书，唐朝选了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四家，宋朝选了苏轼和陆游两家。祖父看过之后，将这书搭回绍兴家中去，书中夹了他一张字条：
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示樟寿诸孙
这张字条现在保存下来了。可见他虽然人在狱中，对孙辈教育这事他还是放在心上的。
从周作人说的这些情况看来，祖父在狱中，人身自由当然是被剥夺了，但在生活方面，包括精神生活，却还不能说受了怎样的虐待。可是家里，要负担他在狱中的开销，负担一个病人的医治，负担一家长幼的嚼用，很快就穷落下来了。几年中间，那四五十亩水田，全被卖掉了。
家境的骤然败落，对少年鲁迅的影响不小。后来他在《呐喊·自序》里写到了这几年中的感受：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父亲死了。祖父还在狱中。十五岁的鲁迅就成了他这一房的代表了。寡母孤儿，总少不了受人欺压。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书中讲了这样一件受欺的事情：
鲁迅往南京以前的一年（1897）间的事情，据他当时的日记里说，（这是我看过记得，那日记早已没有了）和本家会议本“台门”的事情，曾经受到长辈的无理的欺压。新台门从老台门分出来，本是智仁两房合住，后来智房派下又分为兴立诚三小房，仁房分为礼义信，因此一共住有六房人家。鲁迅系是智兴房，由曾祖父苓年公算起，以介孚公作代表。这次会议有些与智兴房的利益不符合的地方，鲁迅说须要请示祖父，不肯签字，叔祖辈的人便声色俱厉的强迫他，这字当然仍旧不签，但给予鲁迅的影响很是不小。
这位逼他签字的长辈就是他开蒙的老师周兆蓝。鲁迅对他一直怀着敬意和好感的。可是这一位和蔼的老人在涉及利益问题的时候也不免声色俱厉了。这事对鲁迅的刺激很深，后来他在小说《孤独者》中，让魏连殳说的“我父亲死去之后，因为夺我屋子，要我在笔据上画花押，我大哭着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热心地围着使劲来劝我”，显然就是对这一件事的回忆。
三 走异路逃异地
鲁迅在《自叙传略》中说：
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底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底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了，分在机关科。
这事他在《呐喊·自序》中是这样说的：
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
就这样，鲁迅从母亲手中接过还带着体温的八块银元，避开了母亲的泪眼，怀着凄怆的离愁别绪，离开他生活了十七年的故乡，离开他亲爱的母亲和兄弟，动身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他结束了自己的少年生活，开始踏上人生的征途。
这是他第一次离家远行。当时他写的一则《戛剑生杂记》说：
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可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
他在旅途中就是这样一种心情。
鲁迅于1898年4月底离家，5月7日到南京。他到南京求学，是因为远房叔祖父周庆蕃（字椒生）在江南水师学堂教汉文，兼任管轮堂监督。周家子弟因他的关系进那学堂的，鲁迅是第三个。入学考试只是写一篇文章，试题是《武有七德论》，他考取了，分在机关科学习。
入学的第一件事，是这位当监督的庆爷爷给他改了个名字，叫周树人。改名的原因，据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椒生》中说，是因为“那时学校初办，社会上很看不起，水陆师学生更受轻视，以为是同当兵差不多，因此读书人觉得不值得拿真名字出去，随便改一个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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