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的故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林承谟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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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的故事试读：

家庭环境的影响，长辈的人格熏陶，使得邓稼先从小就懂得发愤图强。他深知祖国的需要，立志成为核物理专家，以强国威，故而踏上了出国留学之路。第一节出身于书香门第

在安徽省怀宁县东北的大龙山下，有一个颇具古风的老镇，名叫白麟坂。白麟坂有一座已有200多年历史的老宅，唤做“铁砚山房”。这是一座典型的江南老宅，前面是宽敞的大厅，后面是一排高高的木屋，曲廊连着一个池塘和一座精巧的小园林，集生活起居、娱乐休闲于一身，人文气息与自然风貌相得益彰。老宅的主人，就是邓稼先的六世祖邓石如。

邓石如（1743—1805年），原名琰，字石如，号完白山人。邓石如是清朝乾嘉时期的书法、篆刻大师。他的书法以四体工整而著称，博得四海赞誉，有人赞其为清朝第一人。这座宅子是邓石如以两湖总督毕沅所赠铁砚而命名的新居，故得名“铁砚山房”。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诞生在老宅“守艺堂”西侧的住房里。他的父亲邓以蛰（1892—1973年），字叔存，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学家。

邓以蛰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受到严格的家教，苦读诗书，擅长工笔山水画，很小就有了良好的美学和书画基础。1907年，刚满15岁的邓以蛰便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攻读文学；一年以后，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和美学。1913年，邓以蛰学成回国，被北京大学聘为哲学系教授，后来又到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任教。

回国后，邓以蛰很快与鲁迅成为朋友，在《鲁迅全集》中就有他和鲁迅谈话的记录。这一期间，邓以蛰在《晨报》、《新青年》等进步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由于他见解独到、文笔奔放，给学术界、思想界乃至文学界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邓以蛰也是最早在中国研究、传播美学的先驱之一。他将画史与画学、书史与书学紧密联系起来研究，在中国书画理论上，提出了中国书画历来就有着相当完整和系统的美学理论，其美学思想中融汇了西方美学思想的超功利原则，在我国现代美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的《邓以蛰全集》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后人研究美学提供了重要参考。

邓稼先的母亲王淑蠲，聪颖贤淑，为人宽厚，终年操持家务，照顾子女。邓以蛰和她共育有4个子女，分别是邓仲先、邓茂先、邓稼先、邓槜先。

邓稼先刚满8个月的时候，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邓以蛰将妻子儿女接来北京。当时，他们住在北京丰盛胡同北沟沿甲12号。这是一座有着明清建筑风格的四合院。

1929年，邓稼先刚满5岁，便背起了书包，跟在大姐邓仲先的后面，走进了武定侯小学。

学贯中西的邓以蛰对邓稼先要求严格，不仅要他熟读四书五经，同时还要他阅读世界名著，学习英文、数学。邓稼先7岁时读到了屠格涅夫的《爱之路》，其中小鸟和猎人的故事，使他幼小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故事中，一只美丽的小鸟被猎人捉住了，猎人把它关进竹笼里。小鸟失去了自由，不吃也不喝，奋力朝着笼壁冲撞，一下，两下，三下……整整撞击了一天。晚上，猎人回来了，笼子里发生的事使他惊呆了：竹笼被撞破了，鸟儿满头血渍，倒在了竹笼外的地上。那只美丽的小鸟为了争得一片蓝天，最终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读完这篇作品，邓稼先悄然落泪。他想到父亲多次对自己讲过的话：“人应该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的存在，与其他生命共存共荣。”他被小鸟那种不畏险阻、宁死不屈的精神深深折服了。

优良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启蒙教育，对邓稼先日后的成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第二节受益于父母人格的熏陶

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与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祖籍都是安徽，是多年至交。邓以蛰在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任教时，他们在清华园里又成了邻居，因此关系甚好。

1935年，邓稼先考入志成中学，与比他高两级的杨振宁成了好朋友。后来，二人又先后进入北平西单绒线胡同的崇德中学，友情得到进一步加深。

崇德中学是英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十分注重英语教学。邓稼先自幼便跟父亲学英语，八九岁时已可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进入崇德中学之后，他的英语成绩在班里是出类拔萃的。他的数学、物理成绩也相当优异，得到很多老师的青睐。“七七”事变的爆发，结束了邓稼先欢乐的少年时光。端着长枪和刺刀的日本侵略军很快进入了北平城。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师生大多都撤往了西南，校园里一片空寂。此时邓稼先的父亲身患肺病，咯血不止，全家不得不滞留下来，在西单附近租房暂住。

北平沦陷后，北平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此起彼伏，强烈的民族屈辱感也不断地激发着邓稼先的爱国热情。受此影响，他秘密参加抗日聚会，讨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由于崇德中学是英国人所办，在英国没有参战之前，日军不敢贸然令其停办，所以邓稼先又继续读了两年书。

1937年9月，邓以蛰的一位朋友投靠了日伪政府，领取日伪的薪饷，过着相对较好的日子。邓以蛰考虑到这位朋友也是为了养家糊口，不得已而为之，也就宽以待之。可是，这位朋友却夹着伪政府的公文包来到了邓家，邓以蛰很不高兴。那天，邓稼先正在家复习功课。那人进屋不久，他便听到父亲大声质问道：“你是干什么来的？身为中国人，你怎能做出这种勾当？你出去，这里不再欢迎你！”那人只好狼狈不堪地夹着公文包溜走了。

邓稼先第一次见父亲发这么大的火，他心里既害怕又心疼，便小心地问道：“爸爸，为什么这样不高兴？”邓以蛰余怒未消，大声说道：“真是一个不知羞耻的东西！他竟然举荐我到伪政府里去做事。这种人拿了人家的钱，就给人家当走狗。忘了自己是黄皮肤、黑眼睛，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喝的是中国人的水，列祖列宗的脸都被他丢尽了！”

日占时期，邓稼先常和一些进步同学在一起，他们阅读进步书籍，谈论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向往着和平与安宁的大同世界。他们相互影响，彼此鼓励，思想渐渐成熟起来。

为了彰显日本侵略者的侵略特权，日本宪兵队规定，凡是中国老百姓从日本哨兵面前走过，都必须向“皇军”行鞠躬礼。“中国国土虽然沦陷，但是中国人的民族尊严不可辱！”这让像邓稼先一样血气方刚的少年义愤填膺。每天上下学，邓稼先宁肯绕路走，也不在日本侵略者面前点头哈腰。

不久，邓家又发生了一件事，给邓稼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0年，北平市日伪当局为“庆祝皇军胜利”，下令全体市民和学生举行游行与庆祝会。邓稼先所在的学校也不能幸免，被迫组织学生参加这一活动。开会时，会场上戒备森严，全体市民与学生像一群羊羔一样被困在会场上。邓稼先满腔怒火，却得不到发泄。散会时，他再也忍不住了，愤怒地将手中的纸旗扯得粉碎，并狠狠地说：“这简直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邓稼先的举动被日伪安插在学生中的狗腿子发现了，他们立即把邓稼先告到他所就读的中学，要求严肃处理。

巧合的是，这所中学的校长是邓以蛰的朋友。得到消息后，校长匆匆赶到邓宅，向邓以蛰讲述了整件事情的经过，然后忧心忡忡地说：“邓先生，稼先的事情我只能搪塞一时，如果没有处理结果，恐怕日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到那时可就不好办了，得尽快想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呀。”

这突如其来的事件，使毫无准备的邓以蛰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求教于这位朋友：“这件事我也不知如何是好，还是请仁兄帮我拿个主意吧。”“依我看，硬顶肯定是不行的，藏起来也不是长久之计，还是赶快想办法让稼先离开北平吧！”

邓以蛰想了一下，说道：“多谢仁兄指点，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

校长刚走，邓以蛰急忙把全家人叫到书房，一起商议邓稼先的事。按照邓以蛰的提议，由已经读完大学的长女邓仲先带着弟弟邓稼先到大后方昆明去。当时，北大、清华等大学都迁到了那里，而且邓以蛰在那里也有许多老朋友可以互相照应，这样既安全又不耽误邓稼先读书。第三节颠沛流离的大学生活

不久，邓仲先和邓稼先姐弟俩便踏上了前往昆明的征程。两个从未离开过家的孩子带着沉甸甸的母爱，告别父母、弟妹，踏上了旅途。当时日本人占领了北平，要乘火车前往昆明困难重重，只能从天津港乘坐“津江号”货轮南下。

经过几十个小时的漂泊，邓稼先与大姐邓仲先到达了旅程的第一站——上海。按照父亲的安排，姐弟俩住在父亲的老朋友胡适先生的家中。很快，姐弟俩又从上海乘船南行，经香港绕道越南，然后经过河内，再从老挝进入中国云南境内。他们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终于到达了昆明。

汤用彤教授是邓以蛰的好友，得知邓稼先姐弟要来昆明，早已安排好他们的住所。在邓家姐弟到达昆明后的几天里，父亲的一些好友和同事杨武之、张奚若、闻一多等教授纷纷来看望他们。

张奚若教授一进门便高声说道：“听说又来了两个小难民，快过来让我看看。”他边说边拉过他们来，端详了好一阵子，哈哈笑起来，说道：“这两个小难民长大了，比起前几年，个子都高了一大截。不过两个小难民能够平安到达昆明，真是幸运啊！虽然身上土多了一点，鞋袜破了一点，可比你闻伯伯强多了。”

邓稼先好奇地问道：“闻伯伯怎么了？”

张教授指了指闻一多说：“他呀，是随学生从长沙步行来昆明的。”“步行，那要走多久啊？”邓稼先惊讶地问道。“2月初从南岳动身，到昆明正赶上端午吃粽子。”闻一多笑着说。

这话勾起了张奚若的兴致，他接过话茬说：“你闻伯伯刚到昆明那天，我还以为是从哪里来的癞头和尚呢！长发过耳，胡须满腮，走路一瘸一拐的，我还没看清是谁呢，他倒先开口说话了……”“先生，讨一口水喝——行吗？”闻一多拖着长音学着。满屋子的人都被闻一多的幽默风趣逗笑了，也对闻一多的乐观和勇气十分钦佩。

长辈们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使邓稼先的精神为之一振，一路上的奔波劳累也随之烟消云散了，等待他的将是一个崭新的天地。

不久，邓稼先与大姐邓仲先来到四川江津，投奔了四叔。之后，邓稼先成了江津九中高三的一名插班生。

1941年秋，邓稼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西南联合大学是一所特殊的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昆明之后联合兴办。学校的校舍是简易房，全是统一的铁皮屋顶，黄色墙壁。校舍里整齐地排列着乌黑发亮的桌椅，墙上悬挂着联大校徽和校歌，安静而肃穆。

学校地处昆明市郊，附近是一片起伏不平的丘陵。当时物理系仅有5栋平房，教学条件非常简陋，但实验室、资料室、教研室一应俱全。

这所学府里聚集了诸多著名教授，在抗战期间闻名全国，可谓是名师荟萃。其中有为证实康普顿效应作出贡献的吴有训，有参加测试普郎克常数的叶企孙，有证实正电子存在的赵忠尧，有涡旋力学权威周培源，还有吴大猷、王竹溪、张文裕、饶裕泰等许多著名学者。

西南联合大学的教学质量非常高，对学生的学业要求也十分严格。因此，这所学校虽然仅存在了8年，但在战乱之中仍然培养出了一批举世瞩目的杰出人才，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这恰好印证了梅贻琦的观点：“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后来的调查表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至少有20人出自西南联大物理系。远近闻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就是从西南联大毕业的。

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邓稼先得到了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的教诲，学习成绩一直十分优异。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让整个中国沸腾起来，也鼓舞了无数国人奋发图强。也正是在这一天，邓稼先顺利拿到了西南联大物理系的毕业文凭。

1946年，邓稼先历尽千辛万苦，从大西南辗转回到了他阔别6年的北平，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双亲身边。久别重逢，邓稼先的父母欣喜万分，晚上便在庭院那棵大槐树下，为他举办了接风晚宴。

那天夜里，邓稼先发现父亲老了许多，但依然精神矍铄。第二天早饭后，父亲坐在书房的桌案前，像往常一样读书、著作。这让邓稼先想起了父亲常说的话：“我们没有理由浪费任何一寸光阴，因为无限的时光都包含在自己的有限生命之中。珍惜生命，必须从此时此刻开始。这样，此时此刻才可以成为永恒。”

邓稼先从小就看见父亲经常伏案著作，对父亲的书斋怀有深深的敬意。在他心目中，那一排排摆满各式版本书籍的高大书橱，就像是翻卷的书浪，在茫茫无涯的知识海洋中翻滚，吸引着他。人们都说他是读书最多的学者之一，父亲大概已经将这些知识都装进了自己的脑海里。

不久，邓稼先成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助教，那一年，他刚满22岁，是北大最年轻的助教。在此又遇好友杨振宁。第四节与杨振宁的深厚友谊

杨振宁祖籍安徽肥西县，他比邓稼先大2岁，有着与邓稼先类似的身世，其父杨武之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同乡的情谊，同事的扶持，相同的经历，使得邓以蛰和杨武之交情甚笃。孩子们延续了父辈间的友谊，从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长大后，邓稼先和杨振宁都在崇德中学读书，很快，两人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杨振宁天资聪颖，才思敏捷；邓稼先也很聪明，但与杨振宁不同的是，他性格更为沉稳，真诚可靠，待人忠实厚道。因此，他们一个是公认的“机灵鬼”，一个则以待人忠厚而赢得了“邓老憨”的绰号。

这两个朋友在一起，互相学习对方的优点，彼此纠正对方的缺点，还时常讨论一些时事问题和学习问题。在课余时间，他们常常形影不离，或是趴在地上玩弹球，或是在墙边以手代拍，模仿壁球游戏，或是在一起谈天说地，甚至还比赛爬树。两人相处时，常常是杨振宁指手画脚，口若悬河，邓稼先则面带微笑，洗耳恭听。

杨振宁常以大哥哥的身份关照邓稼先。受杨振宁的影响，邓稼先对数学、物理等课程的兴趣也越来越浓，渐渐迷上了神秘的数学王国。两人经常一起看书、讨论问题。这两位情投意合的校友，自少年时代便树立起了远大的理想。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曾问过邓稼先，小时候为什么爱和杨振宁玩？他的回答让人感动，“因为杨振宁从来不欺负人”。

好景不长，邓稼先和杨振宁无忧无虑的学校生活很快就被日本侵略者的枪炮声打破了，杨振宁随家南下，迁往昆明。邓稼先则因父亲邓以蛰患肺结核咯血不止，只好留在北平。

后来，当邓稼先考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时，他的好友杨振宁已是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三年级的学生了。邓稼先喜出望外，久别重逢后，两人经常见面切磋学业，交流心得，畅谈知心话。接下来的三年，两人一起在联大同系学习，彼此帮助，互相鼓励。

尽管昆明为抗战后方，但日军的轰炸机也经常轰炸昆明。那时，“跑警报”成了西南联大师生的重要生活内容。每当空袭警报响起，师生们便纷纷奔向郊外的防空洞。每次杨振宁总是拉上邓稼先，结伴躲进防空洞或是田埂下，无数次躲过了日军的狂轰滥炸。

战争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却扑不灭热血青年救国求学的热情，在日本战机的狂轰滥炸下，这两个未来的科学巨星仍继续谈论光彩夺目的复杂的原子世界。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杨振宁考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邓稼先大学毕业后则回到北平，于1946年受聘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担任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时年22岁的邓稼先，风华正茂，在学校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成为师生们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年轻的邓稼先不论穿传统的长袍，还是穿时髦的西装，都透出一种睿智、精明与帅气。他的儒雅，极富魅力的举止谈笑，清晰透彻的论述，吸引了不少学生前来听课；加上他和蔼可亲的态度，对学生平等相待，很快便赢得了学生们的好感和尊敬。

可惜，好景不长，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政治黑暗，特务横行，经济凋敝，通货膨胀，老百姓饥寒交迫，莘莘学子难以静心攻读。不久，“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般地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

早在西南联大时，邓稼先就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是当时进步青年的秘密组织）。作为“民青”组织的骨干，邓稼先勇敢地站在了这场斗争的最前列。他投身到北京大学“讲助会”的工作中去，募集了大量钱款和物资援助贫困学生。

当年北京大学的“民青”组织，在举行集会时经常以音乐作掩护。在父亲的支持下，邓稼先把父亲的手摇留声机搬进教师宿舍，在音乐的掩护下，怀着一腔报国热情的邓稼先和他的青年朋友们，议论时局，抨击时弊，学习马列的著述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深刻见解，为这群热血青年指明了方向，尤其给了邓稼先以新的启示。他意识到，要建设一个政治上独立、经济上繁荣、文明先进的新中国，必须努力学习现代文化，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

产生了这样的意识后，邓稼先决定留学美国，去学习新知识，为建设未来的祖国积蓄更加强大的力量。1947年，邓稼先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

离开北平前，面对灾难深重的百姓，心情沉重的邓以蛰叮嘱邓稼先说：“稼先，你此次到了美国，要珍惜这个大好的机会，发愤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明日之强盛，要靠科学。”邓稼先望着父亲因患肺病而变得异常苍白的面孔，紧紧地握着父亲那枯瘦如柴的手，紧咬着嘴唇，连连点头：“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辜负父亲对我的期待……”

在赴美之前，邓稼先还写信征求了已于1945年赴美求学的好友杨振宁的意见，问他到美国哪所大学就读较为合适。经过仔细斟酌，杨振宁建议邓稼先到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进修。一是此校离芝加哥很近，杨振宁可帮助邓稼先申请到该校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许可，并且两人能经常见面；二是普渡大学理工科水平很高，排在美国理工大学的前10名之内，而且收费较低，经济上易于保证。

邓稼先采纳了杨振宁的建议。在赴美这件事上，杨振宁帮了他不少忙。例如，冯克兰先生就曾说过，杨振宁在物质上帮了邓稼先。冯友兰曾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1948年在给身在美国的儿子的信中说：“现在朋友中的子弟出国成绩最好的是杨振宁，他不但成绩好，而且能省下钱来帮助家用，又把杨振平也叫去了，又帮助支付邓稼先的费用。”冯友兰教授是杨、邓两家的故交，他的这封信中证实了杨振宁对邓稼先的帮助。邓稼先也曾多次对许鹿希说过：“杨振宁对我们家是两代的恩情啊！”

两年后的暑假，怀着对友人的思念，邓稼先来到芝加哥，与杨振宁、杨振平相聚。三人挤在刚刚租来的一间房子里，一起煮饭、游玩、散步、聊天，重温儿时的美好时光，探讨学术上的问题。后来，邓稼先回忆说，“这是他们在美国时间最久、玩得最尽兴的一次聚会。”杨振宁不失时机地拍下了那动人的瞬间，留作永恒的纪念。在杨振宁和邓稼先的家里，至今仍保存着当年他们合拍的那张照片，成为他们深厚友谊的永恒见证。

取得博士学位后，杨振宁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应聘工作。后来，他与在美国留学的杜聿明先生的女儿杜致礼邂逅，并结为伉俪，在美国定居，从事理论物理的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邓稼先那个时候正在撰写博士论文。他很早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出国留学前，他曾经对跟自己要好的地下党员朋友说过，学成一定回国。无论他在哪里，做着何种工作，他的心都是中国心。

1950年邓稼先回国后，他与杨振宁就分开了，从此他们只能靠书信与偶尔的电话保持联系。第五节“落后就要挨打”

为了实现振兴家国的梦想，邓稼先再次背井离乡，踏上了圆梦之旅。当时正好杨振宁的弟弟杨振平要到美国上大学，于是杨父将杨振平托付给邓稼先，二人结伴而行，乘坐美国邮轮驶向异国他乡。

晚霞映在海面上，大海一片绯红。随着一轮红日慢慢隐入苍茫的海水，大海也由绯红变得墨紫，令即将踏出国门的邓稼先思绪万千。他伫立在甲板上，海浪激起的浪花又被浩瀚的大海悄无声息地吞没，他感到神秘的大海里隐藏了太多的故事，也埋藏了读不完的历史。他不由得忆起了中日甲午海战那悲壮而又屈辱的一幕，耳边又响起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警世名言。祖国的复兴，必须得靠他们这样的青年学习先进的科技，从科学技术上给予强大的支持。

当邮轮行驶到檀香山附近时，同船的一位华人随手打开了身边的世界地图手册，指着檀香山附近的“天使岛”，沉痛地讲述道：“那座岛，美其名曰‘天使岛’，其实，在华人心目中，它哪里是什么天使岛，简直是一座地狱岛，是无数华人被侮辱的人间地狱。近百年来，众多华人不堪忍受贫困与饥饿，冒险漂洋过海，到大洋彼岸谋生。但是，凡是到美国的华人，都要先到那个岛上接受当局的审讯。审讯的人都是一些中国通，提的问题五花八门，问你端午节包什么样的粽子，大年初一你家吃什么馅的饺子，正月十五你吃了几个汤圆……诸如此类，一家人被分开监禁，分开审讯。若一家人回答不一致，必遭莫名其妙的毒打。有的人下落不明，有的人被逼疯，有的人被毒打致死。据统计，罹难于‘天使岛’上的华人，不少于30万，其中不乏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人死了，他们的绝命诗留在岛上，告诫后人要万分小心，不要落入歹人魔爪。曾有人这样写道：‘梦断天使岛，魂归我中华。’”

这个可怕的故事，让刚出国门的邓稼先内心感到一阵辛酸，父亲的教诲再一次在他的耳边响起：“贫穷落后就要被人欺侮。只有国家富强起来，才能跟洋人讲平等。每一个华夏子孙都应该为中华崛起而奋斗。”

到美国一年后的秋天，邓稼先通过考试，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

普渡大学位于芝加哥南边约160公里的水城西拉法叶。城市虽小，但这座小城被誉为草原之城，沃巴什小河从这里缓缓流过。这里人烟稀少，静谧安逸，是莘莘学子苦心攻读的圣地。当时美国有很多著名的大学，普渡大学虽然名气不大，但学术水平却属上乘。很多华人都希望能进入这所大学学习，甚至在华人学子中曾有“清华认麻省，交大认普渡”之说。这里师资堪称世界一流，教研设施也很完善。普渡大学最著名的就是物理系，在整个欧美颇有名气。

那时，基本粒子研究才刚刚起步，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看到了核技术的巨大威力，核物理迅速在各国发展起来。

1932年，德威克发现了中子；1938年，哈恩发现中子冲击原子核产生裂变并同时产生巨大能量。当时，随着各项机械技术的发展，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两位科学家的本意是为人类在地球上找到一种新能源，解决困扰科学家的能源问题，而绝不是用于毁灭性的战争。然而，令科学家意想不到的是，1945年，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人们从此生活在对核弹的巨大恐惧中。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美国在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后，他们的国家首脑扬扬得意地说：“核试验的音响效果，就是我们的外交辞令。”

这等狂妄的言论，令邓稼先气愤难当，为了给自己的祖国争一口气，他毅然选择了核物理专业。

荷兰人德哈尔是邓稼先的导师。德哈尔曾多年研究核物理，具有指导研究生的丰富经验。怀着决绝的心情，邓稼先拜见了德哈尔，表达了自己渴望学习核物理的强烈愿望。

一番例行的测试后，德哈尔突然对邓稼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选择核物理作为研究课题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使用了原子武器，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经久不愈的创伤，你怎样看待这件事？”

邓稼先知道，不能将自己希望为祖国国防建设作贡献的真实想法告诉导师，养尊处优的导师是不会明白一个祖国深受苦难的学子的想法的。反应敏锐的他略加思索，回答道：“我是来学科学的，我是怀着极大的兴趣来学习研究核物理的。科学的任务是不断探索，不断发现未曾发现的奥秘。我渴望掌握核原理，因为它是物理科学的前沿成果，我希望可以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奥妙无穷的核物理学。”

听了邓稼先的叙述，德哈尔连连点头，当即同意这位才思敏捷的中国学生由本科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这在普渡大学可说是史无前例。

在进一步了解邓稼先后，德哈尔微笑着对他说：“你的老师是吴有训先生吧，吴先生是一位很出色的物理学家，在美国物理学界是有影响的。还有你的老师吴大猷、赵忠尧、叶企孙、周培源……这些科学家的名字，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能听到一位很有名气的科学家称赞自己的老师，称赞中国的科学家，身在异国他乡的邓稼先感到无比自豪与荣耀。

随后，在德哈尔的引导下，邓稼先来到一座大厅。就是在那个地方，邓稼先第一次看到了以前只在书本上看过的粒子加速器。

德哈尔不愧为一名优秀的导师，他向邓稼先介绍加速器的工作原理：质子如何从圆柱形范德格拉夫加速器注入到环形加速器，运行约一秒钟后，如何接受向前推力，加速到一兆电子伏，然后打到靶子上。

刚开始，第一次接触粒子加速器的邓稼先对德哈尔说的知识略感生疏，听得他懵懵懂懂的。他反复思忖着德哈尔的话，想起他读过的奥本海默的一段话：“所谓原子系统的量子理论，起源于20世纪初，完成于20年代，包括了许多国家、许多科学家的共同努力，进行了有决定意义的大胆试验。那是一个创造的时代。然而，事实上，这个领域对我们平常人来说，是显得非常遥远的，它几乎不可能被任何门外汉所知晓。”

邓稼先想，奥本海默的话是对的，因为直到今天，自己还是一个门外汉，对核物理的许多奥秘还有待于跨入门内才可知晓。想到这里，他心里一阵紧张，自己以后的道路会越来越艰辛。

邓稼先的数理化乃至外语的功底都很扎实，早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每次考试他都名列前茅。凭着良好的基础和敏捷的思维，对于普渡大学的许多课程，邓稼先只需看看书，便可以顺利通过考试，拿到学分。他也因此节省出不少时间，不过，他没有像其他纨绔子弟那样，将宝贵的时间花在玩乐上，而是努力钻研核物理发展前沿的新成果。

经过不懈努力，邓稼先各门功课的考试成绩都在85分以上，超过了标准分数线。他也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奖学金。直到这时，自费学习的邓稼先才稍微改善了生活，终于可以不再为吃饭发愁了。

德哈尔对邓稼先的优异成绩很是欣慰，他满意地称他的学生是“来自东方的高材生”。

在德哈尔的指导下，在人类发现同位素氚16年之后，邓稼先开始对“氚核光致蜕变”进行研究。

邓稼先天资聪慧，加上他愿意将别人参加聚会的时间花在实验室里，因此，他只用了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便取得了令导师德哈尔惊喜的成果，提前完成了《氚核的光致蜕变》的博士论文，于1950年8月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一年，他刚满26岁，被人们称为“娃娃博士”。

在美国学习期间，德哈尔告诉邓稼先，准备带他去英国，希望可以一同继续对氚核的物理性能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当时，英国对氚核的研究处于世界前列，英国的科学院也能为他们提供更加完善的实验室。这个消息着实让邓稼先感到高兴，因为他很想进一步站在核物理学研究的前沿，使用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研技术设备，去探索未知的核物理领域。有那么一段时间，邓稼先在赴英还是回国之间犹豫不决。

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报效国家的愿望越来越强，最后他决定尽快回到祖国，回到他朝思暮想的父母身边，将自己学到的科学知识，投入到新中国的科学事业中去。第六节祖国啊，我永远是您的好儿女

邓稼先的爷爷是艺术家，父亲是文艺家，那么，他为何没有继承父业，而选择做一名核物理专家呢？

这也许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他的父亲邓以蛰在多年的生活经历后，认识到科学技术对国家建设的重要作用，一心想将孩子培养成一个实用型人才。邓以蛰从小就教育邓稼先要学习科学，运用科学，让科学服务于中国的复兴与繁荣，服务于世界的和平与昌盛。科学是一把巨大的钥匙，可以开启智慧的大门。人民的生活也需要科学，祖国的强大也需要科学。由于国家贫弱，时常遭受外国侵略，生活在战争年代的邓稼先，也饱尝了侵略者的铁蹄在中华大地上践踏，生活流离失所的痛楚。所有这一切，在邓稼先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邓稼先知道，中国之所以如此贫弱，与落后的科学技术有着莫大的关系。拯救中国，拯救我们的同胞，是每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因此，从小时候开始，邓稼先就有了科技强国的夙愿，他将个人的事业与民族的兴亡紧密相连，期盼有一天能用自己的知识为祖国的强盛作出贡献。

另一方面，当时的险恶社会环境也对邓稼先选择核物理专业起到了促进作用。刚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中国，国内的局势还不够稳定，国家还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枚核弹的破坏能力之强，令世界各国无比震惊，拥有核武器已成为一个国家实力强大的标志，而现实的中国正缺少这样的人才来制造这样的武器。

邓稼先前往美国的时间是1948年，怀着对知识的渴求，他在那里学习了2年。邓稼先去美国留学之前，已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并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领导他的人叫袁永厚。袁永厚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曾经是北京工业局的领导，和邓稼先是非常好的朋友。邓稼先即将奔赴美国时，袁永厚痛惜地说：“你先别走……”邓稼先说：“将来国家建设需要人才，我到美国只是学习科学技术，学成以后一定回来，将学到的东西奉献给国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邓稼先激动不已，多年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欣喜之余，他当即朗读了时人创作的一首长诗：

当一场暴风雨过后，祖国已迎来灿烂的黎明……我们就要回到你身边。祖国啊，母亲……

1950年8月，邓稼先遵守自己的诺言，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仅9天后，便毫不犹豫地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毅然踏上了返回祖国的旅程。

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邓稼先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与其他200多位留学专家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回国科学家大军，一起投入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遵照科学院的指示，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庆典前夕，邓稼先回到了北京，并受邀参加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

会上，有人问他，邓教授从千里之外的美国给咱中国带了什么好东西回来？邓稼先风趣地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在接下来的8年间，邓稼先一心投入到原子核理论的研究中。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大家证明了他的出类拔萃。

鉴于邓稼先对社会主义的深刻认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出贡献，1956年4月，党组织通过了邓稼先的入党申请，不久，邓稼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作，邓稼先的个人问题也有了结果，他结婚了。第七节终成眷属的有情人

邓稼先与许鹿希的爱情可谓荡气回肠，让无数人羡慕不已。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许鹿希的父亲许德珩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新中国建立前，他们都住府学胡同北大的宿舍，两家是隔壁邻居，相识已久。

邓以蛰十分好客，他的妻子也非常贤惠，很会做菜，许家人常常是邓家的座上宾。许鹿希说，那时，邓家请客的时候请她父亲和母亲去，尽管她也很想去，但父母从不带她去，一方面她很小，另外她小时候身体很不好。

邓稼先家里除了他的父亲邓以蛰跟许鹿希的父亲是同事以外，邓稼先的姐夫郑华炽和许鹿希的父亲许德珩也很熟。

小时候的邓稼先在家里顽皮得不得了。一次，刚从邓以蛰家里回来的许母就笑说，邓家这个男孩子很顽皮，家里请客，两个姐姐都是穿得整整齐齐的招待客人，唯独邓稼先坐在家里大门的门槛上望，谁一来，他就报谁谁谁到了。许鹿希的父母到他家去，整个小巷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许伯伯、许伯母到！脚一蹬，门就开了，他再从门槛上跳下来，把他们让进去，然后又跳到大门槛上在那儿看。

邓稼先到美国求学时，他和许鹿希的关系已经非常亲密了，虽然没有挑明，但是彼此都已心照不宣。即便两人从没有通过信，但时刻都惦记着对方。当时许鹿希已进入北京医学院学习，医学院的课程很紧，她不得不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学习上。

医学院女生比较少，男生很多，许鹿希本有许多选择，后来有人开玩笑说，如果那时候许鹿希和别的男生结合了，她的命运就会是另一种景象。对此，许鹿希笑言，这是一种缘分，是不可改变的。她很感谢也很珍惜这份缘分。

从美国回来后，邓稼先常往大姐邓仲先家里跑，他的大姐住在北京大学的教授宿舍，许鹿希的父亲也住在北京大学教授宿舍，两家来往很密切。那段时间，邓以蛰身体不太好，经常有病，许鹿希打针的水平是出了名的，下针又快又准，针扎进肉里没有一点疼的感觉。邓家就常找许鹿希去为邓以蛰打针，一来二去，邓稼先与许鹿希的接触更多了。“那时，稼先已20多岁，朋友纷纷为他介绍女朋友。北大一位同事为他介绍了一位姑娘，见面后，我问他姑娘如何，他回答我，擦那么多脂粉，熏死人了。”邓稼先的姐姐在回忆邓稼先时这样说：“北京大学有一宿舍区在府学胡同，住了20多位老师。大家相处和睦，在一个大院里，各家没有围墙，天天可以见面。新中国建立后，大家各奔东西。那时我和许德珩先生的住房紧邻，许伯母劳君展先生和我常见面，她曾在法国留学，专长数学，在大学教书，为人和蔼可亲。那时稼先常到我家吃晚饭，所以许伯母见过他。许伯母见稼先一表人才，知道他教书很认真。许伯母有一女儿叫许鹿希，学医。我和稼先说劳君展先生很看重你，是否你班上有一女生叫许鹿希？他回答我班上有两个女生，一个叫周北凡，一个叫许鹿希，这两个女生在班上功课都很好。经过我和许伯母劳君展先生促成，稼先和许鹿希成为终身伴侣。”

一个是温婉聪慧的女大学生，一个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青年才俊，两人可谓天造地设的一对。1953年，邓稼先、许鹿希两人结了婚，主婚人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教授。那年，邓稼先29岁，许鹿希25岁。

结婚的时候，许鹿希没有披婚纱，也没有坐花车，婚礼十分简单朴素。

就在大概有七八十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里，邓稼先请了一些同事、朋友，吃点糖，吃些点心，所谓的点心，就是一种小饼。大家在一起高兴高兴，念念诗，唱唱歌，玩玩游戏，祝福祝福。就这样，一对新人走到了一起。

邓稼先和许鹿希的结婚照也很普通，两人穿得很整齐，并排站在一起，一副中规中矩的样子。

后来，许鹿希回忆两人恋爱时的情景：“那时候没有很多的花样。礼拜六都在上课，也就是礼拜天有空，都是骑自行车出去玩。他的车技很好，我也很会骑车。郊外很多地方没有公共汽车，我们就骑车到处玩。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复兴门外的公主坟，那时候公主坟是一个很荒凉、人很少的地方，不像现在，车水马龙的。公主坟附近有一个叫什坊院的地方，新中国建立前那个地方医学院有一个医疗站设在那里，实际上是我们地下党人会面的地方。医疗站给老百姓看病，或者是打预防针，我们经常去那儿。有时候我跟邓稼先两个人骑着自行车带点吃的，一边溜，一边唱歌，找一个有树阴、凉快一点的地方坐坐，聊一聊天，吃点东西，然后两个人再回来。或者就是到公园玩，那时候经常去颐和园划船，冬天到北海公园去滑冰。说到滑冰，现在五六十岁的人都还记得，那时的北京，天气比现在冷多了。爱滑冰的大人、孩子们一到冬天就自己开始做冰车、冰鞋。那时候，能够滑冰的地方也很多。邓稼先滑得非常好，里八字、外八字都会。跟他去滑冰也不觉得冬天有多冷了，在冰场滑着滑着浑身就热起来，感觉整个人都变了。那时候年轻，工作也没有那么忙碌，生活真是快乐啊！“五六十年代没有像现在这样，年轻人玩的东西不是特别多，但邓稼先爱好很广泛，在他的带动下，每天的日子都很充实。邓稼先这个人很会玩、很活泼，他游泳游得可以在水上漂，游得不快的时候，能漂得起来。结婚以后我们经常逛厂甸，节日的时候很多人会在那里抖空竹。邓稼先最拿手的就是抖空竹，抖得非常棒，往往引来旁人佩服的目光。我们常玩的是两头大、中间细的最经典的空竹。那种一头是小细疙瘩，一头是大疙瘩的也很好玩。“有一年春节，我和他带着孩子去逛厂甸庙会，拥挤的人群把我和他突然挤开了，我看不见孩子和他的影子，很着急，就喊他和孩子的名字，他听见我在喊他，就让孩子骑在他的肩上，这样我一眼就看见了，拼命地挤过去。挤到他跟前时，他使劲地笑，说看见我刚才往这边挤的样子很着急，很可爱。还说给我买个空竹安慰一下，后来我也学着抖空竹，不过，怎么学也不如他抖得好。“邓稼先还特别爱弹球。就是那种小玻璃球，在地下挖几个小坑，把小玻璃球弹到挖好的那几个小坑里。我不爱玩，女孩子从来不玩。他的老师也弹得挺好。后来他又喜欢打乒乓球，我打乒乓球不行，他打乒乓球很厉害。因为他是左撇子，他拿左手打乒乓球，他那么一抽对方接不着。他的性格非常开朗，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人。“邓稼先爱唱歌，能用德文、俄文、英文唱《欢乐颂》，特别是用德文唱《欢乐颂》，唱出来特别动听。‘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烦恼，在你的光辉照耀下面，人们团结成兄弟。’”《欢乐颂》出自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歌词取自德国伟大的戏剧家、诗人席勒的诗作《欢乐颂》。贝多芬成长的年代正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时代，贝多芬深受“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影响，这些思想在他的作品中有明显的体现。席勒的《欢乐颂》倡导的是全人类团结友爱、和平自由。贝多芬在交响曲中进行大胆的尝试，将席勒的诗作放在自己的作品里，创作了一首美妙的曲子。

这首曲子在维也纳首演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按当时的惯例，王室成员进场的时候众人鼓掌3次，那天，观众连续给贝多芬鼓掌5次，使他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此外，邓稼先喜欢的还有京戏。许鹿希说：“他爱唱戏，爱听戏。我们那时候也经常去剧院看戏，他有时候学京戏，捏着细嗓子学梅兰芳唱，学得挺像，尤其是《苏三起解》唱得非常好。”

邓稼先对京戏的热爱，渐渐影响了许鹿希。许鹿希一开始并不喜欢京戏，但慢慢也对京戏产生了感情。有时，京戏的段子许鹿希听不懂，邓稼先就坐在旁边一句一句地给她说词。后来演京戏在戏园子墙上用幻灯片打出词来，许鹿希便一边听，一边看墙上的词，就这样，慢慢地能听懂了。不久，京戏的无穷魅力就将许鹿希深深地吸引住了。

对于邓稼先，许鹿希有着很强的信任和依赖。这种信任与依赖不时在她的言语中有所流露：“那时工作之余有好戏都去听，常常到一流的剧院去看一流的京剧、芭蕾舞。那个年月，刚开始票很贵，看的人少，票好买，想看去买票就是了。后来票比较便宜了，看戏的人多了，戏票就不好买了，邓稼先就到剧场的门前去等退票。邓稼先等退票可有本事了，他手里拿着钱，观察着来往的行人，看过来人脸上的神色，他就知道这人退不退票。看到有退票的人，他就马上过去先把钱给人家，然后再接人家手上的票。”每次从剧院出来，往往已经夜深人静了，在银色的月光下，邓稼先一边陪许鹿希散步，一边惟妙惟肖地扮青衣唱一出《苏三起解》。

在性格上，邓稼先好动，许鹿希好静，但是他们却生活得十分融洽，让身边的朋友羡慕不已。世界的一切都会在时间的长河中消失殆尽，唯有深刻而美好的回忆不会被任何东西阻隔。回想过去，许鹿希内心永远感到幸福和甜蜜。第二章舍身为国两弹情

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这是让无数中华儿女骄傲自豪的岁月，经过不懈努力，邓稼先及他的团队不负众望，终于让祖国的上空升起了乳白色的“蘑菇云”。第一节从事原子弹研制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才开始从事原子弹研制工作。那时，八年抗日战争、四年解放战争使中国满目疮痍，中国不仅要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还要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新成立的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军事讹诈和战争挑衅，中国再一次面临巨大的威胁。

为了国家的安全及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发生，中国不得不花很大的气力来研制自己的有效防卫武器，以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这一庄严宣告，揭开了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序幕，邓稼先也由此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真正投入到原子弹的研究工作中去的伟大科学家之一。

而将邓稼先引向这一秘密世界的领头人物，就是有着“儒帅”雅称的聂荣臻。聂荣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技工作。一天，聂荣臻来到总理办公室，对周恩来总理说：“国际形势的发展，有可能使苏联在尖端技术方面对我国的态度松动，是否再和他们谈一谈援助的问题，请他们派来专家，提供一些资料，由我们自己搞？”

周恩来总理听了，两道浓眉微微紧蹙，将目光移向窗外，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不久前，李富春访苏期间曾试探地提过此事，但遭到苏方婉言谢绝，此时再提是否会影响中苏之间的默契关系？周恩来沉思片刻，说：“可以先找苏联顾问谈一谈。你看怎么样？”

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指导下，聂荣臻先与驻华的苏联经济技术总顾问阿尔希波夫联系，取得了初步成效。

1957年9月，聂荣臻、陈赓、宋任穷等人率代表团赴莫斯科，与别尔乌辛率领的苏方代表团进行了历时35天的谈判，终于在10月签署了在新技术方面的援华协议——中苏“10·15协议”。

1958年春天，时任核工业部部长的宋任穷对副部长钱三强说：“发展核武器，现在的关键是缺乏核物理研究人才。我把你请来，请你推荐人才，把这些人才集中在一起，先攻下原子弹。”

在钱三强开出的第一批名单中，邓稼先是首要人选。由于在核科学方面的扎实功底，尽管邓稼先才34岁，但他被顺利地选为中国研制第一枚原子弹的主攻手。

那是仲夏季节的一天，邓稼先接到钱三强打来的电话，之后便急匆匆地赶往核工业部。这个急促的电话使他预感到有什么重大事情将要发生。他既兴奋，又有些忐忑不安。他很快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钱三强正坐在一个大写字台后的藤椅上，邓稼先在他对面的凳子上坐了下来，两人开始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对话。

钱三强率先说道：“小邓，我们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大炮仗？”聪颖过人的邓稼先立刻明白了它的含义，不过，面对这突然降临的艰巨任务，他不免有些惶恐不安，嗫嚅道：“钱部长，你看我行吗？”“当然不是你一个人，而是许多人。不过，你的工作十分重要而光荣，这是组织的决定。”“我的任务是什么？”“你近期的任务是向苏联来华的专家学习，弄懂即将从苏联运来的那颗教学模型弹。另外还有从莫斯科运来的一车皮的资料，你带人去翻译。”

邓稼先愉快地点头答应了。他一直以来想要为祖国的国防建设作贡献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怀着无比欢愉的心情，他走在了我国研制原子武器的最前沿，走进了一个秘密的原子世界。

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邓稼先的人生轨迹及其家人的生活都发生了重大转变。

1958年7月1日，新华通讯社发布了一条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消息：“我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生产。这座原子反应堆的正式运转日期是1958年6月30日。这座实验性反应堆，热功率为7000瓦至10000瓦。同时建成的回旋加速器有能力把χ仪粒子加速，使仪粒子能量达到2500万伏特。从加速器发出的每秒34000千米速度的粒子，已经被用来进行原子核物理研究。”

短短的几句话，凝聚的却是邓稼先与同事们一起奋斗8年时间的心血，是邓稼先回国后与同事们一道夜以继日勤奋工作的成果。拿着报道这条消息的报纸，邓稼先激动地流泪了。

1958年8月，几个大学毕业生在邓稼先的带领下，开始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在北京市的北郊，有一片火红的高粱地，这就是中国的“曼哈顿工程”基地。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这片高粱地上将要建造一座原子弹教学模型大厅。邓稼先和他的同事们都希望能够早点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去，于是，他带领着一批年轻人，和施工队一起，昼夜砍高粱，整平地，挖地槽，运砖石、沙子、水泥、钢筋……为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做起了热身运动。

北京的初秋，阳光依然火辣辣的。30多岁的邓稼先干劲十足，脱了上衣光着膀子干，许多年轻人也赤膊上阵。他们在工地上写了一条时髦的标语：“晒黑了皮肤，炼红了心。”

让人奇怪的是，邓稼先的皮肤总是晒不黑，于是，同事们送给他一个“大白熊”的美称。终于，在大家齐心合力、不辞劳苦的奋斗下，存放原子弹教学模型的大厅盖好了。

原子弹教学模型厅刚建成不久，苏联方面发来电报，说是原子弹教学模型已经启运，某日即可到达。

模型到达那天，邓稼先兴高采烈地带领年轻人到车站去迎接。谁知一连去了几次，都没有见到那个模型的影子，这让邓稼先大失所望。

好不容易盼来了3位苏联专家，他们视察了那个突击建起来的大厅，领头的专家列金涅夫摇着头说：“你们的大厅太矮了，不规范，不标准，必须重新改建。”于是，邓稼先又带着年轻的伙伴和施工队毫无怨言地干起来：“重要的是能为国家早日研制出原子弹，这点工作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们揭掉顶棚，加高大厅，日夜不停地做着紧张的改建工作。在施工最紧张的时候，几乎每个傍晚都有几辆小车驶入工地，聂荣臻元帅、陈赓大将、宋任穷上将、李觉少将等，也纷纷来到工地，和大家一起搬砖、和泥、推车……工地上一片热火朝天，大家都大汗淋漓。

沉稳踏实的邓稼先犹如一块磁石，紧紧地把年轻人吸引到他的周围。白天，年轻人在邓稼先的带领下并肩劳动；夜晚，邓稼先又成了他们的“扫盲”教师。在“扫盲班”上，邓稼先还给这些年轻人起了绰号，如来自湖南、四川、贵州这些“辣椒窝”里的人，被邓稼先冠之以“红椒”、“青椒”、“朝天椒”、“尖椒”等美称，有的则按其生肖叫“白马”、“白虎”、“白鼠”、“白羊”、“白兔”……这些好玩的称呼实则是每个人的代号，成为他们在工作之余嬉笑玩耍时的乐事。

跟邓稼先共事的这批年轻人都是应届大学毕业生，共有28位，但他们谁都不知道盖的是什么房子，干什么用的。

一位绰号“红椒”的年轻人，在学校是学力学的，原以为在这里可以好好跟着邓稼先一起研究物理，但他被分配到这里后，接连干了几个月的“小工”。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便向邓稼先请求分派给他一些与力学相关的科研任务。邓稼先看着“红椒”那单纯而稚气的脸，不忍心再向他保密，但这又是国家的最高机密，绝不能泄露，他一时感到有些为难，只好先给大家打个哑谜。

邓稼先把大家召集到一起，说：“你们所学的专业都会派上用场，不要着急。现在我就给大家分配任务。”说着，他从随身带的布书包里掏出3本书，笑吟吟地说：“这是戴维斯的《中子输运原理》、泽尔多维奇的《爆震原理》，还有普朗特的《超音束流与冲击波》，大家现在的任务就是先把这3本书读懂。”

机灵的“青椒”平时就反应机敏，似乎品出了其中的味道，脱口而道：“这些书好像都跟原子弹有关，莫非我们是……”“嘘——”邓稼先装出一副很严肃的样子，将食指竖在嘴唇前，低声说道，“领导不是交代了吗？不要乱问，‘青椒’又违反纪律了。”

大家见邓稼先那滑稽的样子，都笑了起来，心里也明白了一些。“好了，猜对也罢，没猜对也罢，我就不必明说了。我们眼下的任务是向苏联专家学习，看懂苏联专家援助我们的那个教学模型，翻译俄文资料。”

从此，这3本书便成了这个“扫盲班”的课本。这里的28名青年，在邓稼先的引领下，渐渐打开了原子弹研究工作的大门。当然，由于学习经历的限制，核物理对这些年轻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所以，邓稼先的“扫盲”是从原子世界的ABC开始的。第一课可说是从零讲起的。

冬天很快便到了，由于研究基地没有了“青纱帐”，变得空旷了许多。参加“扫盲班”的年轻人住的地方是自己动手盖起来的宿舍，墙是湿的，地是湿的，被褥也是湿的，屋里比屋外还冷，条件十分艰苦。

邓稼先也时常被冻得挺不住，于是便带着几个年轻人躲进对面的一家副食商店去看书，因为这家副食商店有一个烧得火红的大铁炉。卖货的大嫂也很热心，给他们每人都搬来一张小凳子。

按照合同，1958年末，苏联派来了一个三人专家顾问组，由一名俄国人担任组长。当时的核工业部部长宋任穷和副部长钱三强一起去拜见了那位组长。宋任穷说：“现在原子弹模型未到，你先讲一讲有关原理和数据，我们好制订学习计划。如果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们说，我们会尽量满足的。”那位组长点了点头，对两位部长的支持表示感谢，并承诺将像苏联的库尔查托夫致力于苏联高科技事业那样，协助中国制造出捍卫世界和平的核盾牌。

由于原子弹是当时最高级的军事机密，苏联专家在传授知识前提出了一个条件，只限宋任穷、钱三强等5个人听课，且课堂就设在部长办公室，5人应该按时听课。

刚开始时，苏联专家非常认真地讲了一些原理和数据，还在黑板上画出了一些图形，仔细分析每个图形的意思。这时，苏方派来的监视人在一旁不停地咳嗽，不时打断专家的讲课，提醒他“精炼些”，在他的影响下，专家越讲越含糊，偶尔画一条弧线，便立即擦掉。再后来，监视人发现有人做记录，立即警告听课人不能做任何记录，甚至向专家强调当讲的就讲，不当讲的千万别讲，搞得讲课的专家非常紧张，要求听课人一定把记录烧掉。宋任穷急中生智，说：“由我来负责销毁吧！”说完，他将记录本全部收起，锁进保险柜。

多亏了宋任穷机敏的应变能力，那些极为珍贵的资料才得以保存，成为后来研究原子弹最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些零零碎碎的记录，后来经过钱三强与邓稼先共同整理，拼凑成了一个数字模型。

当人们看了整理好的数字模型后，一致认为那个专家组长是一位极为友好的同志，是一位肯于“念真经”的“和尚”，毫无保留地传授了很多实用的知识。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第一个顾问组很快就被勒令回国。

为了答谢苏联专家，研究组特别为他们举行了饯行宴会。在宴会上，钱三强问那位组长：“你们不是还计划游览杭州、桂林吗？为什么刚来这么几天就要回国呢？”那位组长手指苍天，一脸苦笑，仿佛在说：“科学是做研究的，政治是做社会工作的，科学不能独立于政治外压，往往受制于政治。”

从第一次去车站接受原子弹模型到现在已经几个月了，冬天也已经过去了，但依旧不见苏方送来那个原子弹教学模型。这期间，邓稼先多次往返于车站与研究基地之间，每次都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那颗原子弹教学模型，那一车皮俄文资料，还有那些回国度假的苏联专家，仍迟迟不见踪影。也许，邓稼先他们所期待的只是一个美好幻想，如海市蜃楼一样。第二节在最快乐的日子里

对邓稼先和许鹿希来说，婚后的五年是他们最快乐的日子。那段时间，他们浪漫而甜蜜，温馨而富足。在那个人均工资只有56块钱的年代，许鹿希的工资是90块，而邓稼先的工资是204块，他们的收入几乎可以满足日常的大部分需求。

有了两个孩子后，每逢周末，他们一家四口常常带上面包、包子、北冰洋汽水，到颐和园一玩就是一整天。那时，尽管邓稼先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却仍有几分顽皮。他们从不在浴场游泳，通常是把租船划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就下水“游野泳”。

冬天的时候，尽管常是北风凛冽，邓稼先却把两个孩子轮流驮在肩上，带一家人逛厂甸庙会，边逛边露一手“绝活”——抖空竹。不光能抖两头一样沉的，还能抖一头大一头小的，抖出很大的声响，并且甩出去，再接住。

邓稼先虽然整天待在实验室里，却是一个懂生活、有趣味的人。他的爱好非常广泛，时常能给家里带来很多快乐。他是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也是一个会享受生活的男人。不管是对国家，还是对自己的爱情，他都无愧无悔。

他们人生的转折发生在1958年8月，随着邓稼先工作的突然转变，他们人生的轨迹也随之改变了。许鹿希至今都没有忘记当时的情景。

1958年8月，新中国诞生快9年了，但新中国的很多建设还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一天，邓稼先回家比平时晚了些。他进家门时，4岁的女儿典典正和2岁的儿子平平玩耍，一切和平时一样，许鹿希随口问了一句：“今天怎么晚了？”他只点了点头，没有回答。

邓稼先草草吃过饭，没有陪孩子们玩耍，也没有和许鹿希说话，沉默地坐了一会，就独自上床休息了。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许鹿希从丈夫的异常中感到了些许不安。躺在丈夫的身边，她也难以入眠。那天晚上，天上的月亮又圆又亮，以往遇到这样的夜晚，他们都要出去走走，在月光下散步的感觉非常好。可是，今天晚上邓稼先早早地就要休息，许鹿希感到有些不安，但也只能随他。

夜已经很深了，窗外的月亮已经到了夜空的正中间，不安的许鹿希注意到丈夫也在望着窗外的月亮。又是一阵沉默，她有些沉不住气了，问道：“你今天是怎么了？”

听了妻子的问话，邓稼先干脆坐起来，靠在床沿上，轻轻地把一只手放在她的手上，眼睛却看着外面的月亮说：“我要调动工作。”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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