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04卷 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朱汉国等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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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04卷 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试读：

两岸四地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40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70位历史学教授与研究员合作撰著的《中华民国专题史》，共18卷，800多万字，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和台北思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分别以简体字和繁体字两种版本在两地出版。这套书的撰写和出版，是两岸四地学者经过五年共同努力而结出的丰硕成果。这是两岸史学界第一次大型的学术合作，无疑是两岸学术界的盛举，对推动两岸学术事业的进步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华民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志士，发动辛亥革命，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前仆后继，推翻清王朝，建立起来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孙中山高举民主共和的旗帜，坚持建设现代国家的政治理念，制定建国大纲、实业计划，以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为理想，奋斗终生。1925年孙中山逝世以后，国共两党由于政治理念的不同，在革命道路和革命方法方面存在差异，二十多年间经历了合作、矛盾、分裂，又合作、又矛盾、又分裂的过程，最终通过军事斗争，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移往台湾。

1949年以后，差不多有三十多年时间，国共两党依然处于政治、军事对峙状态，民间没有往来，官方更无接触。由于双方对历史资料采取封锁政策，并以“特藏”对待对方史料，广大民众对真实历史无以了解，加上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有一些人的历史观念和认知，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经常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对方。

20世纪70—80年代，终于迎来曙光。在中国大陆，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深入各个领域，学术界的精神枷锁被打破，学者们开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学术研究，重新认识各种历史问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学术研究逐步走向繁荣。而在蒋经国开放大陆探亲等政策推动下，台湾许多老兵、学者等，重返大陆探亲、访友、旅游、经商和交流学术。1990年，台湾学者以30余人的规模第一次赴广东翠亨村出席“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其后多次赴南京、溪口、北京、上海等地出席民国史方面的研讨会。台湾学者赴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民国史档案，更是络绎不绝。而中国大陆学者于1994年、1995年曾组成10人至30人的学术团队，赴台北参加“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大陆学者也深入台湾的学术机构、档案馆、图书馆，寻找各类珍稀史料。开始时，双方在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有分歧和争论。譬如，“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全民革命？”“孙中山是否提出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如何看待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经济政策和成就？”“如何看待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两军、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诸多问题，都有多角度的讨论。

三十年来，两岸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断往返交流，相互出席对方的学术研讨会，相互踏上彼岸查阅各类史料和档案文献，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各自梳理、更新以往不当的历史观念和学术认知，学者们的观点和对众多历史问题的看法日益接近或形成了共同的认识，其中包括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有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也包括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这是两岸实施开放、交流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它体现了历史学家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学术品质，对两岸共同构筑新型的历史学科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应该向发扬传统美德和为中华民族学术事业作出贡献的两岸历史学者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为了向国人展示两岸四地历史学者共同研究和重构民国历史所作的努力，也为了使国人了解那段曾被曲解过、现已有所改变并恢复了其真实面貌的民国历史，我们按照历史顺序设计了18个专题，以两岸四地学者合著《中华民国专题史》的方式，开展共同研究。这一做法在两岸分隔以来是无先例的。我们期望这一合作对民国历史研究和两岸关系的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中华民国专题史》的18个专题目录如下：

1．《从帝制到共和：中华民国的创立》

2．《文化、观念与社会思潮》

3．《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

4．《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

5．《国民政府执政与对美关系》

6．《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经济建设》

7．《中共农村道路探索》

8．《地方政治与乡村变迁》

9．《城市化进程研究》

10．《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11．《抗日战争与战时体制》

12．《抗战时期的沦陷区与伪政权》

13．《边疆与少数民族》

14．《华侨与国家建设》

15．《台湾光复研究》

16．《国共内战》

17．《香港与内地关系研究》

18．《革命、战争与澳门》

参与《中华民国专题史》合作研究的两岸四地的学者（排名不分先后）为：

大陆地区

张宪文（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

朱庆葆（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马俊亚（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曹大臣（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姜良芹（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江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赵兴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徐畅（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叶美兰（南京邮电大学教授）

陈红民（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赵立彬（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朱汉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张同乐（河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齐春风（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川（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黄正林（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张玉龙（赣南师范学院教授）

刘慧宇（福建江夏学院教授）

张俊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田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任贵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张太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蒋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谷小水（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林辉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张艳（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杨乔萍（扬州大学副教授）

刘大禹（湖南科技大学副教授）

徐保安（齐鲁工业大学副教授）

刘晖（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副研究员）

秦熠（中南民族大学博士）

牛力（南京大学博士）

吕晶（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

台湾地区

张玉法（中研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张启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潘光哲（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钟淑敏（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吴启讷（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员）

唐启华（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维开（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

蓝美华（政治大学民族系副教授）

张瑞德（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

陈立文（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

卓遵宏（前东吴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

孙若怡（稻江科技暨管理学院教授）

林桶法（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纯淑（辅仁大学兼任副教授）

刘文宾（辅仁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李盈慧（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教授）

杨维真（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

吴翎君（东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进金（东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蒋竹山（东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吴淑凤（台湾科技大学兼任副教授）

杨明哲（长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

李君山（中兴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管美蓉（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学科研究员）

陈英杰（德霖技术学院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

欧素瑛（台湾大学兼任副教授）

王文隆（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主任）

林正慧（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

简明海（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

陈佑慎（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香港澳门地区

李金强（香港浸会大学教授）

刘智鹏（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吴志良（澳门基金会主席、澳门大学客座教授）

娄胜华（澳门理工学院教授）

何伟杰（澳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中华民国专题史》的撰写与出版，得到两岸四地有关方面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一批著名的历史学家对本专题史各部书稿进行了匿名评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南京大学出版社领导与编辑们对本书的编辑出版费尽辛劳。特别是一些部门和人士对本课题组给予了经济支持。他们是：南京大学改革项目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

南京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教育厅

澳门基金会

台北联电公司荣誉董事长曹兴诚先生

对各方面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我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由于两岸四地历史学者是第一次进行大型的学术合作，其中不当或不完善之处，尚请各方朋友给予批评指正。张宪文　张玉法目录

总序

绪论

第一章　革命的再起 第一节　护法受挫 一、护法运动的兴起二、“南北战争”三、“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第二节　重整旗鼓 一、从中华革命党到中国国民党二、第二次护法运动三、陈炯明叛变第三节　《建国方略》 一、《孙文学说》二、《实业计划》三、《民权初步》

第二章　联俄与容共 第一节　联俄政策 一、孙中山寻求外援的努力与挫败二、孙中山与苏俄政府的早期联系三、《孙文越飞宣言》与联俄政策的确立第二节　国共合作的酝酿与实现 一、孙中山对中共的认识二、中共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三、共产国际对国共合作的推动第三节　中国国民党改组 一、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努力二、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召开三、孙中山系统阐述三民主义

第三章　国民政府的成立 第一节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与建制 一、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二、国民政府的初步建制三、国民党的党政运作第二节　两广革命基地的巩固 一、广东统一的完成二、广西统一与加入国民政府

第四章　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斗 第一节　国共两党的合作歧见及争论 一、国共两党对合作方式的歧见二、关于国共合作的理论交锋第二节　国民党的分化 一、国民党内反共组织出现与汪胡政争二、廖仲恺被刺三、西山会议派四、中国国民党二大第三节　中山舰事件 一、汪蒋矛盾二、中山舰事件的经过三、蒋介石地位的上升第四节　整理党务案 一、共产国际与中共对蒋介石的退让二、整理党务案三、国共力量的消长

第五章　有主义的新军队与北伐 第一节　新式党化军队的组建 一、北伐前夕的军制改革二、总司令部与总政治部第二节　初期北伐军事进展 一、湘鄂赣闽省的底定二、南昌与武汉的合分第三节　北伐军政工体制的运作 一、北伐军与民众运动二、战火下的宣传网络三、战地下的党政军关系

第六章　国民革命的顿挫 第一节　宁汉对峙 一、南京政府的成立与武汉政府的应对二、宁汉两方势力的消长三、宁汉双方争夺“正统地位”四、南京政府优势地位的确立第二节　共产国际与国民革命的危机 一、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二、“五月紧急指示”三、共产国际与武汉政府四、中共退出武汉政府第三节　武汉政府的“分共” 一、武汉政府限制工农运动二、武汉政府的蜕化三、“七一五”分共会议

第七章　二次北伐 第一节　国民党的派系政争与整顿 一、宁汉沪分立到合作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召开第二节　二次北伐 一、华北之战二、济南惨案第三节　北伐告成与东北易帜 一、“南京时代”的开始二、边省与东北易帜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绪论

本册论述的内容，主要是1924年开始的国民革命，以及在国民革命旗帜下的北伐战争。

关于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的研究，学术界已有相当多的成果问世。迄今出版的几部中华民国通史性著作都论及国民革命与北伐问题(1)，而且出版了一批与此相关的专著。较有影响的有王宗华主编的《中国大革命史（1924—1927）》（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黄修荣著《国民革命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王奇生著《国共合作与(2)国民革命（1924—192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刘曼容著《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李云汉著《从容共到清党》（台北及人书局1987年版）、杨奎松著《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蒋永敬著《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日］狭间直树编《中国国民革命的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2年版）等。此外，还有一大批相关论文发表。

由于受海峡两岸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海峡两岸学者关于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的研究，曾有不同的认知。如关于“联俄”“容共”问题的认识，关于新旧三民主义的认识，关于国民党左右派的评价，关于1926年北伐与1928年北伐的评价，关于共产国际与国民革命关系的研究，关于国民革命成败评判等，至今仍有部分认知上的差异。

本书是海峡两岸学者首次合作研究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问题，学者们力求通过合作研究的形式，交流认知，求同存异，呈现一部较为客观的史著。

在论述正文前，首先对“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之义，作一简单的阐释。一、何谓“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一词，最早见于1906年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之《军政府宣言》。孙中山指出：“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3)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孙中山在宣言中进一步提出了国民革命的政纲，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十六字纲领，表达了同盟会所进行的“国民革命”，欲汇民族革命与民权革命于一身，集民权革命与社会革命于一役的目标，要为“国民多数造幸福”的愿望。孙中山认为，同盟会成立后所从事的活动皆为国民革命活动。辛亥革命，“乃国民的革命，乃为国民多(4)数造幸福”。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专制统治，创建了民国，然孙中山所期望的民权政治并未建立起来，革命并未造成国民多数的幸福。为反抗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孙中山被迫率党人举行“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等人流亡海外，继续革命。1914年，孙中山将自己领导的党改建为中华革命党；1919年，进而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但在其政纲中都没有再提及“国民革命”。

在革命者中再提“国民革命”的是共产党人。1922年9月，陈独秀在《向导》周刊上发表《造国论》，明确表达了中国的无产阶级要与资产阶级联合进行“国民革命”的思想。陈独秀在文章中指出，“中国还在‘造国’时代”，造国的方法，就是“组织真正的国民军创造真正的中华民国”。这个国民军“应该由全国被压迫的各阶级爱国者而不为私利私图的有力分子集合起来，号召全国各阶级觉悟的大群众组织而成”。中国现阶段“决不是哪一个阶级的群众在短期内能够壮大到单独创造国家的程度”，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总括起来说，我们造国的程序是：第一步组织国民军；第二步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第三步建设民主的全国(5)统一政府；第四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

陈独秀的“国民革命”思想反映了共产党人革命思想的发展。在此之前召开的中共二大，改变了中共一大意图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陈独秀的“国民革命”思想较中共二大的民主革命思想又推进了一步。陈独秀对此在《向导》周刊上曾有过详细的解读：“‘民主革命’这一口号，乃是我们未刊行本报前提出的，……然而‘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之可能，所以在本报第二期《造国论》上，便改用‘国民革命’来代替‘民主革命’这个口号。这个口号，不但近来经国民党采用，成了全国普遍的口号，并且实际上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各阶级联合革命的(6)需要。”

陈独秀关于“国民革命”的思想，得到了其他共产党人的呼应。蔡和森在《向导》周刊上也发文阐释“国民革命”的意义。他说：“各资本主义先进国的民主革命，可说完全是对内的革命，他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封建阶级；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革命则不然，不仅是对内的革命而且是对外的革命，他的敌人有两个，一是封建阶级，一是外国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已不是纯粹中产阶级民主革(7)命的问题，事实上业已变成为国民革命的问题。”

陈独秀等共产党人的“国民革命”思想，向人们揭示了几点重要观点：其一，中国的国民革命不仅仅是反对封建阶级的民主革命；其二，中国的国民革命不仅仅是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国内所有被压迫阶级的联合革命；其三，中国的国民革命目标是建立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

应该说，共产党人的国民革命思想与孙中山早年的国民革命思想相比，在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内容上已有显著的飞跃，但其超越阶级革命的表述，欲汇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于一身的思想，深为孙中山所认可。从1922年下半年中国革命发展的实态来看，正是共产党人国民革命思想的提出与践行，促进了孙中山“容共”革命的实现。

更值得称道的是1923年召开的中共三大，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国民革命问题。大会通过的宣言及《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文件，全面揭示了国民革命的意义、性质、对象、动力，以及国共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中共三大提出了党今后的中心任务是与国民党合作，全力开展国民革命运动，并明确表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我们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同时希望中国国民党断然抛弃依赖外力及专力军事两个旧观念，十分注意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勿失去一个宣传的机会，以造成国民幸福之真正中心势力，以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8)位。”中共三大无疑揭开了共产党人参加国民革命的序幕，同时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促使国民党能承担领导国民革命的重任。

中共三大后，国共合作进行革命的步伐大为加快。在中共方面，各级组织都积极动员党员加入国民党；8月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三大也决定青年团员都加入国民党，以积极推进国民革命运动。在国民党方面，国民党中央于11月发布《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开始对各地党组织进行全面整顿，党务工作有了显著的发展。与此同时，各地的工人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在南方各省开始兴起。所有这些，为国民革命的全面发动做好了准备。

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容共”的形式改组了国民党，并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掀开了国民革命的大幕。这次大会从筹备召开到会议揭橥的思想，较明确地阐释了国民革命的基本特征。

第一，中国的国民革命以新三民主义为纲领。国民党一大宣言指出：“吾国民党则夙以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生路。兹综观中国之现状，益知进行国民革命之不可懈。”从国民党一大解释的三民主义来看，大会所阐释的国民革命性质与目标，与中共三大的国民革命认识并无二致。国民革命将集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与(9)反封建军阀革命于一体，以改善民生，图国民幸福为目标。

第二，中国的国民革命不是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全体国民的革命，尤其要依靠工农的力量才能成功。国民党一大宣言指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而可以决胜，盖无可疑(10)者。”

第三，中国国民党将承担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责任。而国民党欲承担责任，须彻底改组。改组后的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阶级的革命党，而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联合全国各革命阶级的联盟。

中国国民党一大是国共两党合作革命的开始，也是中国国民革命全面展开的标志。之后，国民革命在“容共”的国民党组织下，创建了国民革命军，组建了国民政府，迅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工农运动，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取得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巨大胜利。事实表明，没有国共合作，就没有国民革命的开展和胜利。

然而，自“容共”之后，国民党右派“清党”声音不绝。先有邓泽如等《弹劾共产党案》提出，继有“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出现，后有蒋介石“清党”事件的发生，至1927年7月汪精卫公开“分共”，国共合作革命的局面不再。应该说，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告终。此后，虽然蒋介石等国民党人仍声言继续国民革命，但已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国民革命了。从1927年秋季始，共产党人也放弃了热衷的“国民革命”，走上了“苏维埃革命”的道路。

本书论述的国民革命，主要是1924年至1927年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以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为目标的国民革命运动。二、如何认识“北伐战争”？

举兵北伐，推翻北洋军阀政府，是孙中山的一贯主张，也是国民革命的任务之一。迄今，学术界关于北伐战争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如曾宪林等人的《北伐战争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杨天石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中华书局2011年版）等著作，从总体上对北伐战争的发轫、开展和结局进行了详细的叙述，是关于北伐战争的重要学术著作。但学界关于北伐战争的概念、战争的性质及其结局等，至今仍有不同的认识。事实上，从孙中山发起北伐战争，到1928年北洋军阀统治垮台，孙中山及其国民党的北伐，可分为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的北伐战争有着不同的性质、内容及其结局。

第一阶段为孙中山领导的北伐战争（1917至1924年）。

辛亥革命后，面对北洋军阀专制独裁，孙中山曾屡次抗争，均以失败告终。残酷的现实使孙中山深切地体会到：“今日法律已失制裁(11)之力，非以武力声罪致讨，歼灭群逆，不足以清乱源，定大局。”故从1917年发起护法战争，开始了北伐事业。自此，孙中山亲自领导了三次北伐。

第一次北伐，即第一次护法战争（亦称护法运动）。1917年重新执掌政权的段祺瑞，拒绝恢复民初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即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联合西南滇、桂军阀，于1917年9月1日，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发起讨伐段祺瑞的战争。同月，孙中山召集军政府特别会议，商议北伐军事计划：决定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挥戈北上，先克武昌，次定南京，击破长江沿线之北洋势力，再图直捣北京。护法北伐兴起，各地曾纷纷响应。四川张熙等人宣告独立，加入西南护法军；陕西、安徽、浙江、山东、福建、河南靖国军、护法军相继起事。短短数月内，护法运动遍及十数省份。然而，孙中山这次北伐，是建立在很不现实的基础上的。孙中山所倚仗的主要是滇、桂军阀，但滇系唐继尧只想屯兵云、贵、川，根本不想进兵中原；桂系陆荣廷只图进取湖南，进而收兵自保，根本不支持北伐。因此，这次北伐虽一度攻克重庆、长沙，但最终由于滇、桂军阀的私欲而化为泡影。1918年5月，孙中山愤而离职，以护法相号召的第一次北伐，遂告失败。

第二次北伐，即第二次护法战争。第一次北伐失败后，孙中山移居上海，在著书立说、阐述革命建国方略的同时，仍密切注视时局发展和变化，以寻求再图北伐之机。1920年11月，在陈炯明的粤军克复广东后，孙中山再返广州，重组军政府。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职。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决定翌年春举兵北伐。1922年2月27日，孙中山在桂林举行北伐誓师典礼。随后，北伐军兵分两路：第一路进取江西南部和湖北东部；第二路由湖南直取武汉。这次北伐军共约4万余人，颇具声势。5月，孙中山曾亲赴韶关督师。6月，北伐军相继攻克全南、定南、赣州等地。正当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取得节节胜利之时，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炮轰总统府，企图置孙中山于死地。陈炯明的叛变迫使已进入江西的北伐军不得不分途从湘、赣边界撤退。第二次北伐又归于失败。

第三次北伐是从1924年开始的。1923年3月，孙中山再次回到广州，第三次重建广东革命政权。是年，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一面加紧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一面组织军事力量，准备再次北伐。1924年9月，北洋军阀间争权夺利的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认为再次北伐的时机已经到来。9月5日，孙中山发布《讨伐曹锟吴佩孚令》，宣布“剋日移师北指，与天下共讨(12)曹、吴诸贼”。9月18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北伐宣言》，强调“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13)。此次北伐，孙中山先后集中4万余兵力，并将北伐各军统编为建国军。为督师北伐，孙中山再次亲临韶关部署战事。正当北伐军向湘、赣推进过程中，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11月2日，曹锟被迫退位，段祺瑞重新出山。随后，冯玉祥与段祺瑞等电邀孙中山北上。为结束全国乱局，谋国家统一，孙中山接受邀请。11月4日，孙中山将北伐事宜交谭延闿全权处理。11月9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此后，虽然北伐先遣队在江西取得一定胜利，但坚持到1925年1月，北伐军不得不回师粤边，结束了北伐战事。

孙中山亲自领导的三次北伐，虽然有其明确的革命目标，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缺乏革命的基础，没有坚决地依靠工农，总是奢望依靠军阀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最终导致了失败。孙中山的三次北伐虽然失败了，但其间的经验教训无疑为后来的北伐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为国民革命旗帜下的北伐战争（1926至1927年）。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经过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继承孙中山的未竟事业，继续北伐。1926年6月4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7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北伐动员令。7月6日，国民党中央发表《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在国民革命旗帜下的北伐战争由此开始。

这次北伐战争与孙中山生前开展的北伐，有其明显的区别。

其一，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这次北伐不再是国民党孤军作战，而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吸纳了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的革命战争。从北伐的筹备到战争的开展，共产党人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其二，国民党在这次北伐中不再依靠地方军阀力量，而是创建了自己的军队——国民革命军，并以此为核心争取了广大的地方军事力量参与到北伐中。

由于依靠自己的武装，又由于国共合作发动了广大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旗帜下的北伐战争一经发动，即取得了节节胜利。1926年7月12日，北伐军攻克长沙。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随后，北伐主力转向江西战场。11月5日，攻克九江。11月8日，攻克南昌。北伐军进而进取福建，12月18日，攻克福州。1927年初，北伐军兵分三路向长江下游推进。2月18日，攻克杭州。3月22日，攻克上海。3月24日，攻克南京。国民革命军自1926年7月9日在广州誓师北伐，仅半年多时间，就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把国民革命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

遗憾的是，随着北伐的胜利，国民党的分化在加剧，终于导致1927年4月至7月间一系列“清党”“分共”事件的发生，国民革命旗帜下的北伐也随着国共分裂而停顿。

第三阶段为国民党的“二次北伐”（1928年2月至6月）。“分共”后的国民党经过一系列权力角逐后，于1928年初打出了继续北伐的旗帜。因国民党称这次北伐是1926年北伐的继续，故有“二次北伐”之称。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继续北伐的决议。随后，国民革命军进行整编，北伐各军编为四个集团军，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一、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全军兵力共40个军，约70万人，总司令蒋介石。按照部署，第一集团军沿津浦线北进，第二集团军由鲁西、直南向北推进，第三集团军由京绥、正太两线向东推进，第四集团军沿京汉线北上，然后四路会攻京津。4月7日，蒋介石下总攻击令。北伐各军频传胜讯，至5月下旬，先后攻克济南、石家庄、绥远、大同、保定等地。在兵临京津之际，执掌北洋政权的奉系首领张作霖于6月3日退出北京。6月8日，北伐军进入北京，12日接收天津。6月15日，国民党政府宣告“二次北伐”完成。

上述三个阶段的北伐战争，都是在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所组织下进行的旨在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战争。以往大陆学术界有关北伐战争的论著，大多仅论及1926年在国民革命旗帜下的北伐战争。对于第一阶段孙中山所亲自领导的北伐，大多语焉不详；而对于1928年的“二次北伐”，则认为是国民党新军阀与北洋旧军阀间的争斗。我们认为，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所进行的北伐，尽管在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都呈现了不同的特点及结局，但有其共同的目标和内在的联系。第一阶段的北伐是在“护法”的旗号下进行的。这一阶段的北伐，虽然失败了，但要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决心及其经验教训，为1926年北伐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的北伐体现了国民革命的精神，它不仅有鲜明的革命旗帜，而且有制胜的法宝，即联合共产党、发动工农群众、创建革命武装等。这次北伐虽然由于国共合作分裂而停顿，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统治。如果没有1926年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很难想象1928年的北伐能有如此结果。第三阶段的北伐是“分共”后的国民党在继承1926年北伐胜利成果基础上所进行的。从严格意义上说，此时的国民党虽仍倡言“国民革命”，但已非原本意义上的国民革命。不过，“二次北伐”最终实现了国民革命要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目标，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仍不能低估。

本书有专章论述北伐战争，论及北伐战争与国民革命之关系，旨在还原历史，客观地评判这段历史。

在写作过程中，海峡两岸学者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对所述问题，重在史实的叙述，以便人们通过我们的叙述，对一些仍有异识的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们的研究如有不当之处，期待学界朋友批评指正。(1) 如张玉法的《中华民国史稿》（台湾联经1998年版），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朱汉国、杨群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等。这些著作都有一定篇幅论及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2) 该书为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的第七卷。(3) 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版，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96页。(4) 孙中山：《在湖北军政界代表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4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版，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34页。(5) 独秀：《造国论》（1922年9月20日），《向导》，第2期，《向导》周刊社，1926年印行，第9—10页。(6) 独秀：《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1925年9月7日），《向导》，第128期，《向导》周刊社，1927年印行，第1173—1176页。(7) 蔡和森：《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1923年5月2日），《向导》，第23期，《向导》周刊社，1926年印行，第167—170页。(8)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28页。(9)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版，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18—122页。(10)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版，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1页。(11) 孙中山：《致陈炳焜等电》（1917年6月8日），《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3版，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02页。(12) 孙中山：《讨伐曹锟吴佩孚令》，《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3版，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5页。(13)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3版，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5页。第一章　革命的再起第一节　护法受挫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中一病不起。袁氏败亡后，北洋集团失去能够有效统驭全局的核心人物，分裂为皖、直、奉三大派系。其中，皖、直二系为北洋嫡系，首领段祺瑞、冯国璋为袁世凯的左膀右臂，与王士珍合称“北洋三杰”；奉系张作霖崛起于东北草莽之间，在此后的争斗中，胜则问鼎中原，败则退守关外。三大派系称雄纷争，不断掀起政潮。段祺瑞凭借军事优势及人脉关系在争斗中占得先机，1916年6月出任国务总理，掌控北京政府的实权。然而，在其当政一年后，便因“新旧约法之争”、“府院之争”及对德宣战问题，引发督军团叛乱及“张勋复辟”，共和政体再次面临被颠覆的危险。在护国运动中崛起的西南地方实力派桂系、滇系，亦趁机向外扩张势力。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联合西南地方实力派，发起反对北洋系的护法运动。革命党人以恢复国会与约法、实现国家统一为最终目标，而桂系、滇系则重在谋求一己私利，称雄割据。这一无法调和的矛盾，决定了护法运动最终失败的命运。一、护法运动的兴起

袁世凯死后，由副总统黎元洪出任大总统，此事本无异议。但北京政府依据1914年袁世凯时期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宣布由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对于这一决定，国会议员率先发布宣言表示异议，他们要求黎元洪应依据旧约法即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继任”而非“代行”大总统。接着西南政要岑春煊、陆荣廷等人相继通电响应。“新旧约法之争”表面看是黎元洪任职的法理问题，实质上还包含是否应连带恢复旧国会等政治斗争方面(1)的问题。这场争论揭开了护法运动的序幕。

段祺瑞本不反对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其顾虑主要在于，“若适用元年约法，则诸事皆受国会的裁制，于大权独揽的计划上大有妨碍”。因此，迟迟不愿意恢复旧约法。这一时期，各派政治力量就此问题函(2)电纷驰，莫衷一是。

1916年6月9日，孙中山发表《规复约法宣言》，郑重宣称：“袁氏凡百罪孽，皆由其以天下为私之一念而来。残暴专制，既无不为，而又以金钱诈术济之，以至于败。今求治无他，一言蔽之曰：反其道而已。庶事改良，或难骤举，至于规复约法，尊重民意机关，则惟一无二之方，无所用其踌躇者。于此时期，而犹有怙私怀伪不顾大局之流，则国人疾之，亦将如疾袁氏……曩昔以袁氏叛乱，故誓为民国翦灭巨凶，今兹障碍既除，我国人当能同德一心，共趋致治之正轨……若夫曩日宣言，所谓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3)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不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紧接着，(4)他又接连致电黎元洪，要求恢复约法及国会。6月15日，直系首领冯国璋也公开赞成旧约法。迁延至6月25日，李鼎新在上海宣布海军独立。迫于各方压力，29日，北京政府宣告遵行《临时约法》。

旧约法既已恢复，国会随之召开，南北各省纷纷表示拥护，全国暂时实现形式上的统一。至此，孙中山认为：“今约法规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将来如何改组，有何办法，应征求海内外各支、分部之意(5)见。”他宣布解散革命武装，转而致力于民生建设。孙中山这一时期政治上相对消极的态度，既反映其光明磊落的政治品格和“功成不必在我”的坦荡胸怀，也反映革命党人在护国运动中存在的严重局限——一则中华革命党虽为反袁先锋，但并未掌握这场斗争的主动权；二则斗争目标过于集中在反对袁世凯这一议题，袁氏败亡，斗争难免失去目标。经过武昌首义、“二次革命”和“三次革命”（反袁斗争）后，孙中山迫切期待国家能够转入建设时期，然而，与民国元年的情势相类似，时局发展远非孙中山所想象的那么乐观。袁世凯虽死，政治却仍一再偏离正轨，民主共和依然遥遥无期，很快便迫使他起而发动新的革命斗争。

段祺瑞上台后，企图总揽大权。为限制黎元洪的权力，反对总统出席国务会议，而黎元洪又不甘于只做傀儡总统，一场围绕总统府与国务院权限的“府院之争”开始浮现。

国会恢复后，原国民党、进步党内部由于政见分歧，不断分化、重组，出现新的格局。以梁启超为首的宪法研究会（即后来的研究系）替国务总理段祺瑞出谋划策，旧国民党与一部分旧进步党人组成的宪政商榷会则与总统黎元洪共处同一阵营。两派的主要分歧在于“省制是否加入宪法”，前者表示反对，主张集权，后者认为应“将地方制(6)度列入宪法，实行省长民选，并给予地方一定的自治地位”，以此反对北洋系集权，维持南方各省的地方利益。

地方上，“北洋系范围以内的各省，发生了一种团体的结合”(7)。最初的结合由张勋、倪嗣冲发起，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在暗中推动。袁世凯死后不久，北洋集团内极端守旧势力的代表张勋便邀集奉、吉、黑等七省代表，召开徐州会议，公开组织北洋系控制下的省区同盟。9月21日，张勋、倪嗣冲等人又召集第二次徐州会议，组织所谓(8)(9)的十三省区联合会。通过这些活动，张勋俨然成为北洋军盟主。由于“各省区联合会”是以各省督军及其代表组成的，故被称作“督军团”。督军团飞扬跋扈，指手画脚，公开威胁南方各省称：“如有反抗中央破坏大局者，本团体即辅助中央制服之……如有存心破坏，(10)及谋所以减削本团体之势力者，本团体当协力抵制之。”外交总长唐绍仪也因被张勋等人诬以私分借款，未能就职。督军团干涉国政的行径，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黎元洪发布训令指责少数军人预谋干政，望其自省。湖南省议会也发表通电称：“恳即令知该督军等，(11)毋得辩言乱政，以固国本。”段祺瑞则极力替张勋等人的行径辩解，试图利用督军团对抗黎元洪与国会，并牵制直系军阀冯国璋。督军团干政成为导致这一时期政局不稳的重要因素。随着参战问题的出现，北京政坛很快又陷入剧烈动荡中。

一战爆发之初，中国宣布中立，置身于战事之外。段祺瑞掌握北京政府实权后，在日本的怂恿、支持下主张参战，名义上希望借此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实则以参战为名，借助日本的援助，趁机扩张皖系势力。为避免皖系势力的进一步扩大，在美国背后支持下，黎元洪以社会舆论不赞成为由，反对参战。参战问题一时成为“府院之争”及国内舆论争议的焦点。

1917年5月10日，众议院审查对德宣战案时，为了使参战案顺利通过，段祺瑞嗾使所谓“公民请愿团”等团体，“由陆军部派员指挥，包围议院，强使通过参战案；并殴伤议员二十余名，议员大愤，停止(12)会议”。次日，内阁各总长纷纷辞职，内阁只剩下段祺瑞一人。事发之后，孙中山极表愤慨。他和岑春煊、唐绍仪、章太炎、温宗尧等人联名致电黎元洪，称：“宣战之议，元首不敢专断，而征意见于国会。乃京师不逞之徒，自称请愿公民，殴伤议员，欲行迫胁，使国会不得自由表决。法治之下，而有此象，我公不严加惩办，是推危难于议员，而付国论于群小，何以对全国人民？应请迅发严令，将伪公(13)民犯法乱纪之人，捕获锄治，庶保国会尊严，而杜宵人之指嗾。”

因参战案未通过，段祺瑞大为恼怒。在他的指使下，督军团联名要求解散国会。这一无理要求为黎元洪所拒绝，黎氏表示，“解散国(14)会于法无据，惟有请段祺瑞辞职一途”。23日，段祺瑞被免去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由外交总长伍廷芳署理国务总理。双方矛盾激化，一年多来时隐时现的“府院之争”至此达到高潮。段祺瑞被免职后，黎元洪遭到督军团及研究系政客的共同抵制，无法收拾局面。5月末，安徽督军倪嗣冲首先宣布与中央脱离关系，奉天、浙江、山东、直隶、福建、山西等省亦相继宣布独立。

面对突如其来的乱局，6月6日，孙中山致电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云南督军唐继尧等人，称：“倪逆叛乱，附者八省，亦有意图规避宣告中立者。督军、省长受任命于元首，当服从教令，不得自言中立，进退失据……今之所谓中立者，果脱离何国何人何政府耶？若脱离民〈国〉，固当为四万万人所摈弃；若脱离总统、政府，亦与叛逆不殊。”两天后，他致电广东督军陈炳焜等，称：“倪逆等举兵，谋另组政府，为复辟先声，继以西南各省宣言拥护中央，外交团亦皆反对，于是藉口调和，希图解散国会，推翻宪法。国会为民国中心，宪法为立国大本，公等既忠诚爱国，拥护中央，即应以拥护国会与宪法为惟一之任务。今日法律已失制裁之力，非以武力声罪致讨，歼灭群(15)逆，不足以清乱源，定大局。”6月10日，孙中山又致电陆荣廷、陈炯明、黎元洪、伍廷芳等人申明此意，并致电革命党海外各支部：(16)“希迅速筹备款项，以便协助本部维持共和之用”。在致党人函中，孙中山表示：“现值时局已非，共和国家被倪逆等推倒，刻以挽救为(17)重，须俟共和恢复，当继办民生。”可以看出，此时孙中山对形势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的注意力再次从致力于民生建设转移到为维护共和而奋斗上来，重新挑起领导革命的重任。

面对日益紧张的政局，进退失据的黎元洪把希望寄托在远在徐州(18)的张勋身上，希望他进京“共商国是”。黎氏这一做法实无异于饮鸩止渴。复辟势力一直是民初政坛上时隐时现的一股逆流。其中，袁世凯意图帝制自为，此前已经败亡；另一股复辟逆流是宗社党及张勋、康有为等清室遗老，他们图谋促成清废帝溥仪复辟，此时仍在伺机而动。张勋便是其中的一员干将。“府院之争”导致的政坛乱局，给这股逆流提供了粉墨登场的良机。张勋接到黎元洪电邀后要求解散国会，否则拒绝进京。在与各方面商议无策的情况下，黎元洪被迫答应了他的要求。袁世凯死后，国会复活不到一年便再次遭到解散，可谓命运多舛。张勋率领“辫子军”进京后，醉翁之意不在酒，对调停黎、段矛盾并无兴趣，而是紧锣密鼓地进行复辟事宜。7月1日，在张勋等人扶持下，溥仪宣布复位。

复辟发生后，黎元洪被迫避入日本使馆，他通电由远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务，并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要他们起兵讨伐。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等直系要人相继发表通电，反对复辟。皖系方面，段祺瑞被免职后，避居天津，一直在伺机卷土重来。段氏暗中支持张勋复辟，在张勋推倒国会、赶走黎元洪后，又翻脸不认账，转而组织“讨逆军”，攻入北京。张勋失败，溥仪随即再次退位。此事导致黎元洪去职，冯国璋代理大总统，而段祺瑞则捞得“再造共和”的美誉，继续担任国务总理，仍然控制北京政府。段祺瑞重新上台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采纳研究系政客建议，准备另行召集“临时参议院”，重新制定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选举新国会，以期达到其取消原国民党议员占优势的旧国会和废除《临时约法》的目的。事实证明，张勋复辟不过是一幕怪诞插曲，北洋系才是《临时约法》和国会的真正敌人。

张勋复辟发生后，孙中山更加坚定了护法决心。他与唐绍仪、孙洪伊、程璧光、萨镇冰、章太炎等人联名发布讨逆宣言，并商迎黎元(19)洪来沪设立政府，因黎氏不愿南下而作罢。孙中山曾一度考虑将上海作为护法的根据地，但因沪上外交关系复杂，且军事上不易据守，遂作罢。他认为，全国此时“唯西南六省，为民国干净土”，应“火(20)速协商，建设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以图恢复”。7月6日，孙中山偕廖仲恺、朱执信等人乘舰南下，并于17日到达广州。孙中山的护法主张得到一些积极的回应。

西南方面，自6月初孙中山表明护法主张后，6月20日，陈炳焜及广西督军谭浩明即宣布，在国会恢复以前，“所有两广地方军民政(21)务暂由两省自主”。21日，驻粤滇军张开儒等人亦表示，将“誓(22)师古滇，劲旅用作前锋，贯彻我南中军民之主张”。25日，广西省议会呼吁讨逆护法，电称：“今日而筹救亡之道，舍护法讨逆外，(23)别无他途。”7月3日，唐继尧也发表了讨逆通电：“今者元首孤立，已陷重围。逆贼劫持，顿消能力……本督军义愤填膺，匡扶有责。为(24)此躬率三军，克日由滇省出发，誓将会师武汉，立马幽燕。”

海军方面，海军总长程璧光积极响应护法号召，与林葆怿发表《讨贼檄文》，“痛斥倪、张毁法叛国，宣布海军将士讨逆三大目标：(25)一曰拥护约法，二曰恢复国会，三曰惩办祸首”。7月21日，程璧光率第一舰队林葆怿部离沪南下。8月5日，驶抵广东黄埔，成为支(26)持孙中山护法斗争的重要军事力量。

国会方面，7月4日，孙中山致电参、众两院称：“此次时局陡变，暴力之下，已无国会行使职权之余地，亟应全体南下，自由集会，以(27)存正气，以振国纪。”19日，他又致电滞留津沪两地的国会议员，称：“文以为今日之患，非患真复辟者之众，正患伪共和者之多……文尝默观时势，江河流域，已为荆棘之区，唯西南诸省，拥护共和，欢迎国会。诸君宜自行集会于粤、滇、湘各省，择其适当之地以开议会，而行民国统治之权。如人数不足，开紧急会议亦可，责任(28)所存，万勿放弃。”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南下议员已达150余人。

8月25日，到粤议员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因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召开正式会议）。31日，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大纲规定：“第一条，中华民国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第十二条，本大纲至临时约法之效力完全恢复，国(29)会及大总统之职权完全行使时废止。”孙中山之所以要积极护法，在他看来，“护拥《约法》，即以拥护民国，即国人之对于民国无有异志也。余为民国前途计，一方面更望有更进步、更之［适］宜之宪法，以代《临时约法》；一方面则务拥护《临时约法》之尊严，俾国(30)本不因以摇撼。”护法军政府成立，标志着与北京政府的分庭抗礼局面最终形成。

9月1日，孙中山当选为陆海军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当选为元帅。军政府成立后，宣布段祺瑞为民国叛逆，并出兵北伐。各地纷纷响应护法。四川张熙等人宣告独立，加入西南护法军；浙江石星川组织湖北靖国军，此外，陕西、安徽、浙江、山东、福建、河南等省靖国军、护法军相继起事。短短数月内，护法运动遍及十几个省份。二、“南北战争”

参战问题是“府院之争”的导火索，段祺瑞重新上台后，北京政府随即对德宣战，然而对外并未真正派出一兵一卒参战。护法运动兴起后，段祺瑞则迅疾调动大军，南下讨伐，于是便出现了“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的奇特局面。南北分裂期间，双方在湖南、广东、福建、四川等省相继发生战事。其中，尤以湖南为主战场。

在这一时期复杂的军事、政治斗争中，表面上是南方护法军政府与北京政府的对抗，实则北京政府中皖系、直系间矛盾更尖锐。孙中山此次护法主要依靠西南地方实力派。在对待北京政府问题上，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与桂系、滇系之间，既有共同对抗北洋系的一致之处，又存在明显的差异。孙中山志在护法，而对桂、滇两系而言，护法只不过是他们维护、扩大派系私利的“护符”。双方这种复杂关系存在于护法运动的整个过程之中。

辛亥革命后，陆荣廷执掌广西大权，护国战争期间他趁机向外扩张势力，进军广东、湖南，后出任广东督军，并将湖南纳入其势力范围。1917年3月，应黎元洪之邀，陆荣廷北上与北京政府接洽，希望巩固桂系在两广的势力。此时正处于“府院之争”中的黎元洪与段祺瑞皆欲拉拢陆氏，最终，北京政府应陆荣廷的要求，于4月10日任命其为两广巡阅使，并以其亲信陈炳焜为粤督，谭浩明为桂督。此外，段祺瑞还与陆氏约定：以湘人治湘，两广不侵，且北京政府不可更换湘督谭延闿的职务。

然而段祺瑞始终欲以武力统一全国，意图夺取陆荣廷所控制的广东。湖南为两广门户，段氏欲攻广东，必先占领湖南。国会解散后，6月20日，陆荣廷授意陈炳焜、谭浩明联名通电粤、桂两省暂行自主。7月下旬，段祺瑞命令驻保定的范国璋部赴湘。8月6日，冯国璋通电就任代理大总统，北京政府撤去谭延闿的湘督一职，任命皖系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9月2日，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等人发表通电表示，“湘督更易，仍为湘人，湘(31)人治湘，全无异议”。9月3日，谭延闿以患病为由辞职，并将省长职务委财政厅长代理。在此之前，陆荣廷与谭延闿之间早已达成默契，彼此遥相呼应。段祺瑞此举违背此前其与陆荣廷的约定。陆荣廷则将谭氏离职视作段祺瑞进犯西南的信号，故联合滇系等西南实力派，派军向湖南进发，以伺战机。

9月6日，北京政府电令傅良佐：“据谭督军江电，恳辞省长职务，并委财政厅长代拆代行。又据师长赵恒惕等通电各省称：湘督更易，仍为湘人，全无异议。此间秩序安谧如常。各等语。谭督军□遂离任，湘事尤为紧要，希即迅速入湘，先到岳州，察看动静，即行前进。”(32)傅良佐入湘后，下令免除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和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的职务，刘、林两人遂于9月18日发表通电，称“誓不肯附私党，以存民国之精神……特率湘南军民子弟宣告自立，与段政府脱离关系。一切军务政务，均与海军、两广、云南各省一致进行”，直至约法有效、国会恢复和正式政府成立。北京政府“若终执迷不悟，视为反抗，一味迫以兵力，则我湖南军民为正当防卫起见，亦惟有抵(33)死以待，保持正义，与国存亡”，宣告脱离北京政府自立。

9月20日，傅良佐“令饬代理第一师师长李右文统率所部步炮四团陆续开拔，前赴湘南一带，以步一团炮一营开驻宝庆，两团向衡州(34)前进，抵衡后，即令邹旅长序彬率队直达零陵，相机剿抚”。9月22日，李右文部与林修梅部战于衡阳城北的七里滩，林军获胜后进驻衡山县城。9月27日，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到达衡阳，与湖南护法军会合。28日，傅良佐任命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各军总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湘南各军副司令，指挥湘南作战。同日，李右文所部湘军张振武不愿以湘人攻湘人，率部起义，投入湘南护法军。10月2日，湖南宝庆守备第二区司令周伟、第一师团长宋鹤庚联名通电自主，声讨段祺瑞、傅良佐，加入护法军队。

同日，陆荣廷在南宁召开军事会议，制定“援湘计划”，任命谭浩明为两广护国联军总司令。10月3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北京伪政府乱国盗权之罪，业经本日通令宣布全国。查段祺瑞为首逆，倪嗣冲为叛军之魁，梁启超、汤化龙为主谋，朱深假借检察职权，公然附逆。着各路司令一体进剿，有能擒斩以献者，本大元帅当视厥(35)等差，予以厚赏。”

南宁军事会议后，段祺瑞命王汝贤、范国璋兵分三路夹击湖南，南北两军在湖南衡山、宝庆、攸山一线开始发生战事。10月6日，北军王汝勤军与林修梅军战于湘潭西倪铺，林部失败退至熊家桥。同日，在湘南护法军的推举下，程潜通电就职护法军湘南总司令，并在衡阳成立“护法军湘南总司令部”，不久后改名“护国军”，以与两广联军保持一致。10月11日，北军占领衡山县。随后，北京政府致电嘉奖傅良佐，称：“衡山既下，先声已振，取宝庆，下衡阳，即可并力(36)攻祁阳。希即策力进行，稳攻稳守，期出万全，以竟肤功。”13日，北军与刘建藩部战于醴陵，刘军失败，北军占领朱亭。14日，南军夺回衡山县城。自15日起，南北双方在衡阳附近展开拉锯式战斗。20日，投靠傅良佐的原湘军朱泽黄进驻宝庆。同日，谭浩明通电援湘，并于24日自南宁出发。11月4日，南军再次占领宝庆。

正当南北军在战争中呈相持之势时，11月14日，王汝贤和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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