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志远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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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出钢铁的臂膀试读：
前言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之所以越来越美好，越来越进步，就是因为有无数的精英人物前赴后继，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他们有的为民请命，有的慷慨赴死，有的钻研学问，有的发明创造……
如果在历史上没有秦皇汉武，没有唐宗宋祖，没有成吉思汗，没有华盛顿，没有爱因斯坦，没有那一个个被人们所熟悉的名字，也许，我们还会像人类的祖先猿类一样生活在茂密的丛林中，生活在稀疏的草原上，与大家在动物园中所看到的那些动物别无二致。
正是有了这些伟人志士的殚精竭虑，才有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人们不会忘记：屈原为国为民而投江自杀，岳飞精忠报国大败金兵，文天祥宁死不屈，丹心昭月；郑成功收复宝岛，威震倭寇；林则徐虎门销烟，大义凛然；周恩来发奋读书，寻救国真理……
这些英雄伟人丰富多彩的故事是世界各国社会和生活的结晶，是陶冶人灵魂的精神产品，具有永久的闪光魅力，是中、小学生了解世界和社会的窗口，是锻造崇高品质的最佳精神食粮。这些著名故事，伴随着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茁壮成长，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只要带着正确的心态阅读这些美好的故事，就有利于培养积极向上的心理、思维和修养，才能正确认识世界各国的社会状况，不断提高思想水平和自身素质。
由于古今中外的英雄楷模的故事灿若繁星，而广大中、小学生的时间又十分有限，为了方便青少年全面而轻松地阅读，我们在对众多故事进行了精挑细选和高度浓缩的基础上，特地选编了这套“为学生树立榜样的故事全集”丛书，分别是：《你有母亲的情怀》、《伸出钢铁的臂膀》、《我最想要的朋友》、《学习永远不会晚》、《永远牢记的承诺》、《吹响未来的哨音》、《创造多彩的世界》、《你是那样对我好》、《牢记您谆谆话语》和《为了大地的丰收》共10册。
本套丛书内容全部精选相应的精英楷模故事，并根据具体思想内涵进行相应的归类排列，短小精炼，感染力强，具有很强的启迪性、可读性和文学性，非常适合青少年阅读和收藏，也是各级图书馆收藏的陈列的最佳版本。
爱国志士的故事
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林则徐
林则徐（1785～1850），清末政治家。字元抚，一字少穆，福建侯官（治今福州）人。嘉庆进士。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等人提倡经世之学。任东河河道总督时曾尽力修治黄河。后任江苏巡抚，又兴修白茆、济河等水利。1838年（道光十八年）在湖广总督任内，严厉禁烟，成效卓著，为禁烟派代表人物。虎门销烟
清朝末年，政府腐败无能，外国侵略者乘机打开中国国门，向中国倾销商品，其中包括毒品鸦片。
鸦片的大量输入，严重毒害了中国人民，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鸦片战争前，中国白银外流达1亿两，全国出现了严重的“银荒”危机，使白银昂贵，铜钱贬值。而清政府却仍然规定交税要用白银，这就使劳动人民无形中增加了负担。清政府的税收也因此发生困难，财政出现了危机。
林则徐对鸦片痛心疾首，当他看见老百姓因为吸食鸦片变得骨瘦如柴，奄奄一息时，他就下决心要在中国境内消灭鸦片，不让它再危害人民。为此林则徐做了很多事情。
在湖广总督任职时，他查获了近5000杆烟枪，当众刀劈火烧，收缴了大量鸦片。仅仅阳县就缴获鸦片一、二万斤。为了帮助吸食者戒烟，林则徐提出了配制断瘾丸，强迫吸食者戒绝。他大举搜查烟枪、土膏，制定了六条禁止鸦片的办法，使许多吸毒者戒除了烟瘾。
道光皇帝看到林则徐禁烟的决心很大，还做了很多实事，决定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鸦片。林则徐临走之前，他的好友来看他，告诉他一定要处处小心，不要惹来杀身之祸。林则徐对好友说：“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没有什么害怕的。”朋友们看到林则徐的决心很大，都很敬佩他。
林则徐到广州之后，立即雷厉风行地开展禁烟运动。原来并不赞成严禁鸦片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在形势推动下，成为禁烟派中很得力的重要人物。于是，林则徐与邓廷桢等合作，查封烟馆，严禁鸦片走私，并向外国鸦片贩子和商人宣布，限令3天内将鸦片全部缴出，并保证永不挟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官没，人即正法”。
外国商人凭借多年的经验认为，清朝官员都是可以买通的。他们没有料到，新来的钦差大臣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作风。林则徐宣布的3天全部交出鸦片的期限已到，但目中无人的外国烟贩却拒绝交出鸦片。这时林则徐下令传讯英国大烟贩，开始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直接的斗争。
英驻华商务总督义律从澳门赶到广州，把大烟贩藏到了商馆保护起来。林则徐闻讯后立即命令中国军队包围英国商馆，并下令暂停中英贸易，以示警告。由于他采取了坚决措施，200多名英国商人终于被迫交出了20282箱鸦片。当时，美国在广州的商人也被迫交出了1540箱鸦片烟。
收缴外国鸦片以后，林则徐为彻底销毁鸦片，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在林则徐指导下，虎门海滩高处挖了两处5米见方的大池子，池底平铺石板，池子临近海的一面设闸门，临近陆地的一面通水渠，池子周围拦桩钉板，以保证安全。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林则徐宣布从阴历四月二十二日起公开销毁鸦片。
这一天是一个永远值得中国人民纪念的日子。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公元1839年6月3日，虎门海滩上人山人海，收缴的2376254斤鸦片在销烟池中化为乌有。全国人民知道这个消息后无人不拍手称快。
虎门销烟是中国禁烟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它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并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清除烟毒、反抗外国侵略和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决心。虎门销烟成为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伟大起点，林则徐因此受到中国人民的敬仰。巧布尿壶阵
林则徐一到广州就检阅三军。他觉得土炮太陈旧，不足以对付洋人，就下令制造薪炮。在新炮还没有造好之前，经常遭英舰袭击。林则徐为此事，寻找对付良策，苦苦思索，常常废寝忘食。这一天早晨，浓云笼罩着海面，英舰艇又来偷袭广州。当舰艇驶近虎门时，突然发现海面上都是清军的红缨笠（清军带的帽子）游动。“发现清军水兵！”英国侵略军指挥官大喊着，紧接着对所有战舰发出命令：“枪炮手准备射击！”
红缨笠渐渐接近敌舰。“目标红缨笠，预备，放！”英国侵略军指挥官喊声刚落，枪炮同时齐鸣，掀起条条水柱。一阵浓烟过后，侵略军指挥官正得意的等待尸体浮出水面，没想到，海面上出现无数黄蜂，一齐向英舰飞过去，蜇得英军“哇哇”直叫。指挥官也被蜇得脸青脖子肿，掉转船头逃跑。海上哪来这么多黄蜂？原来是林则徐布下的尿壶阵，他在尿壶里装满黄蜂，封住壶口，然后罩上清军的红缨笠假装成水军，等退潮时放出海面。英军误认是清朝水兵，开枪击破尿壶，黄蜂就飞出来了。
洋鬼子吃了亏，恼羞成怒。第二天，英军指挥官命士兵个个穿皮衣，套手套，罩面具。并把舰艇驶近虎门，指挥官发现海上仍然像昨天一样，浮游着无数尿壶，尿壶还是戴着清军的红缨笠，不免哈哈大笑道：“东亚病夫，看你能有多少计谋？”即下令把尿壶捞起，用火把将黄蜂烧死。兵士们小心翼翼地把尿壶钩上船，用火烧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轰！轰！轰！”舰上顿时响起一阵阵爆炸声。鬼子死的死、伤的伤，哭爹叫娘、抱头鼠窜。未被炸死的那些英军，慌忙驾起着火的舰艇溜之大吉。
英军舰艇吃了亏，好长一段时间也不敢来进犯虎门，林则徐在这期间靠着红缨笠，得以把新炮造好。心灵悟语一个人的决心和智慧，是金钱所买不到的。
关天培
关天培（1781～1841），清末将领。字仲因，号滋圃，江苏山阳（今淮安）人。行伍出身。1834年（道光十四年）任广东水师提督。1839年支持林则徐实行禁烟政策，操练水师，修筑炮台，多次击退英军进攻。1841年2月英军进攻虎门时，在靖远炮台率孤军奋战，英勇战死。有《筹海初集》。虎门浴血
关天培小时候喜欢和同村的小朋友们在一起玩打斗游戏。他也像其他小孩子一样，在私塾读书，准备通过读书走上科举之路。后来，他对四书五经没有兴趣，立志长大后做一名军人。
关天培长大后，果然投军当了兵。他刻苦练习武艺，习拳舞棒，骑马射箭，各种技艺超群。他喜欢读一些历史书籍，尤其是描写战争的历史书籍更是爱不释手。他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多次立功，深得士兵们的敬佩，被多次提升。1834年关天培被提升为广东水师提督，成为广东水师的最高指挥官。关天培当时已经注意到中国的海防落后，中国人和西方的洋人之间，在贸易中常常发生摩擦，很有可能引发战争。
他训练水师，整顿军队，增修了虎门等处的炮台，使广东一带的防务力量大大地加强。他的水军战斗力也得到了加强。士兵们也经常在一起议论关天培，说关天培是一位非常有才能的将领。
在虎门销烟之后，正如关天培、林则徐等人所预料的那样，洋人没有善罢甘休。英国人不断派出军舰到广东海面骚扰。关天培预感到会有战争发生。果然不出其所料，一天夜晚，两艘英国舰船向虎门方向驶来，关天培看到英舰后命令士兵向英舰发出警报“不得人虎门海域！”但两艘英国军舰仍然我行我素，不顾警报长驱直入，直向虎门驶来。战争爆发了。
关天培指挥众将开炮迎敌，他们弹无虚发，敌舰乱作一团，有的敌舰着火了。这时，他们才知道虎门炮台的厉害，急忙调转船头，逃走了。英军是不甘心失败的，又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侵犯。
1840年6月，英国公然发动了侵华的鸦片战争。这是一场残酷的战争，从它的规模和持久性看，都是以往不可比拟的。腐朽不堪的清朝廷表示妥协。道光皇帝下令撤了林则徐的职务，同时派主和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州与英国人谈判。
琦善到广州之后，为了以示无意进行战争，首先将海面上的中国战舰撤退，将海底的防御木桩拆除，将一些主战的将士也撤换下来。士兵看到这种情景，心里都在想：这仗怎么打？
关天培看到这位钦差大臣的所作所为，心急如焚，这不是让我们中国水师丧失战斗力、束手就擒吗？1841年1月7日，英军开始进攻大角和沙角两个炮台。由于琦善已经扫除了许多海上障碍，使英舰得以长驱直入。
关天培意识到形势相当严峻。他亲自到靖远炮台坐镇指挥，同时派人到广州城里面见琦善请求增援。可是琦善只派了200名士兵增援关天培。当敌舰开始进攻靖远炮台时，关天培感到自己为国捐躯的日子到了。于是屹立在阵地前，手中高举着战刀，带领将士们对天发誓：“人在炮台在，誓与炮台共存亡！”士兵们都被关天培的精神打动了。
就这样，关天培及众将士战死杀场，这位62岁的老将为保卫祖国和民族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关天培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爱国心将永远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年青人。心灵悟语当一个人先从自己的内心开始奋斗，他就是个有价值的人。
邓世昌
邓世昌（1849～1894），清末海军将领。字正卿，广东番禺人。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擅长测量驾驶。历任海东云、振威、镇南、扬威各舰管带。1887年（光绪二十三年）被派赴英、德，为北洋舰队接收致远等四舰，后升副将加总兵衔，兼致远舰管带。次年升总兵加提督衔。1889年补北洋舰队中军中营副将。1894年9月7日在中日黄海海战中，虽弹尽舰伤，仍下令猛撞敌舰吉野号，不幸被鱼雷击中，与舰上二百余名官兵壮烈牺牲。黄海捐躯昭后人
1894年9月17日，日本海军突然向黄海上的中国北洋舰队发动进攻。
担任舰队中军副将的邓世昌，立即指挥致远号向敌人发起反击。不久，邓世昌发现，日舰集中火力围攻我军旗舰（指挥舰）定远号，定远号桅杆帅旗和了望台都被敌人炮火击中，主帅丁汝昌身受重伤，于是下令致远号冲到定远号前面，迎击正逼向定远号的四艘日舰。在激烈的战斗中，致远号多处中弹，舰身倾斜，十分危急。邓世昌对此镇定自若，毫不畏惧，他对将士们说：“咱们从军卫国，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事至今日，只有以一死报效国家！”将士们在他的激励下，个个英勇作战，把一枚枚仇恨的炮弹射向敌舰。
邓世昌见日军主力舰吉野号横冲直撞，不觉怒火中烧，他对大副说，敌舰队就靠着它逞凶，如果把它打沉，敌舰队必然阵脚大乱，我们定可取得胜利。于是他命令全速向吉野号冲锋。在致远的英勇打击下，吉野号也集中所有炮火射向致远。致远号周身中弹起火，而且弹仓中的炮弹已经打光，但全舰将士在邓世昌的率领下已决心与敌同归于尽，故而速度不减，像条火龙直扑过去，誓将敌舰撞沉。吉野号上的日军见此情景惊慌失措，有的人甚至吓得跳水逃命。眼看就要撞了，突然一声巨响，致远号被日舰发射的鱼雷击中，锅炉爆炸起火，舰体开始下沉。邓世昌也被爆炸掀入海中，他的随从递给他一个救生圈，他坚持不接，并慷慨地说：“事已至此，我决不一个人活着！誓与致远全体将士共存亡！”
这时，他的爱犬凫水到他身边，用嘴叼住他的发辫不让他下沉。邓世昌望了望爱犬，毅然将它按下水中，自己也随之沉入滔滔大海。邓世昌勇战日舰，为国尽忠的动人事迹，永远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传颂！心灵悟语英雄是能够创造奇迹的人，是战胜死亡的人。
陈天华
陈天华（1875～1905），中国民主革命者。字星台，号思黄，湖南新化人。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留学日本。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为军国民教育会），与黄兴等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以通俗的说唱体著作《猛回头》、《警世钟》等，宣传革命思想，影响甚大。次年回国参与组织华兴会，准备在长沙起义未成，逃亡日本。1905年参加发起同盟会，担任书记部工作和《民报》编辑。同年11月日本政府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他于12月8日在横滨海湾愤而投海自杀，留下绝命书，鼓励同志誓死救国。有《陈天华集》。以身殉国，唤醒同胞
陈天华于1875年出生在湖南新化，很小的时候便失去了母亲，与父亲相依为命。父亲是个书生，家里穷，他在家里设教，教孩子读书识字。为了生计，陈天华去给别人放牛，弄一碗饭吃。直到15岁那年，家境有所好转，陈天华才进了私塾。
陈天华读书的时候，对乡间的民俗文学感兴趣。他小时候喜欢民间流传很广的传奇小说。他还用那种通俗语言写小故事、小笑话、山歌小调等。他成了一个运用通俗语言进行写作的聪明学生。由于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陈天华深深体会到了人民大众生活的困苦和艰辛。他感到这个社会不公平，便立志长大以后改造社会，为人民大众的幸福创建一个崭新的天地。
在陈天华的家乡，有人仿效省城梁启超任教的时务学堂，办起了新式学堂。陈天华就人了当地的新式学堂继续学习。
陈天华的老师是个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在课堂上，经常宣扬梁启超、谭嗣同的变法维新主张，陈天华日益受到新思想的感染。
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志士的鲜血染红了那个令人悲痛的年代，同时也唤醒了一批知识分子。他们认识到，改良维新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只有革命，才能有出头之日。中国才有希望。
陈天华参加考试，取得了官费留学的资格。在去日本之前，陈天华担心到日本之后，读不到中国的书籍，就制订了一个读书计划，大量阅读中国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书籍。陈天华被选为留日学生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家乡，这在当时是受到众人羡慕的。
1903年春天，陈天华到达日本东京。陈天华刚到日本就投入到由留日学生掀起的拒俄运动中去。他积极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等爱国组织，开展爱国活动。
他被爱国激情所冲动着，给家人写信，信中大谈他在日本的爱国活动和一些革命的思想，没有儿女情长，也很少提及思乡之心。
一天晚上，陈天华刚刚参加爱国活动，回到宿舍，思绪既热烈又愤懑。他咬破指头，在一张白纸上用手指刷出了五个血字：“敬告湖南人”，接着将自己的满腔爱国热情倾泻到纸上。
陈天华给家乡父老写完信之后，又给湖南各个学校写信。陈天华写出了几十封血书。湖南的许多人都收到了他的血书，人们都为他的爱国激情所感动。
就在这年冬天，陈天华和黄兴被爱国同学推举为归国革命运动员，回到湖南开展革命运动。
1904年2月，陈天华和黄兴、宋教仁等湖南爱国志士在长沙组织了革命团体华兴会，并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但起义失败了，陈天华又到了日本。他意识到，革命就要先做舆论工作。起义失败，主要原因是人民大众还没有被发动起来。所以到日本后，他大力宣传革命的道理。
从1903年夏天起，陈天华就开始写宣传革命的文章。最有名的是《猛回头》和《警世钟》两篇，这两篇文章只用了两个月就完成了初稿。他回湖南发动起义之际，就将这两篇文章印成了两本小册子，在学校和新军中广泛散发。
两本小册子很快在学生、军队和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一连被印刷了十几次，成为当时最流行的革命书籍。同时，这两篇文章使清王朝感到了末日的来临，他们将其列为“禁书”、“逆书”，严禁流传。但两本小册子却越来越广泛地被人民大众所接受，就连伟大革命领袖毛泽东也说，他青年时代是读了陈天华的两篇文章之后，才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
人们尊敬地称他为“革命党的大文豪”。
1905年，孙中山从欧洲到了日本，陈天华与孙中山相见了。孙中山一见陈天华，就对陈天华的《猛回头》一文中的观点赞不绝口，并分析了革命形势和他的主张。
陈天华十分敬佩孙中山，他表示要站到孙中山的大旗下，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伟大的民主革命事业。
他写了许多战斗性极强的文章，又在同盟会里担任组织工作。
但是，随着学生革命行动的日趋激烈和明朗化，清朝反动政府勾结日本政府对学生运动进行镇压。有一部分学生为了追求个人的功名利益投降了清政府。陈天华非常悲愤，他决心以死抗争，留下绝命书，激励同志救国。敲响警世钟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为了救亡图存。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先后兴起，但又相继失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纲领，并为传播和实现这个革命纲领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陈天华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03年，陈天华赴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夜以继日地开展革命斗争，写文章进行革命宣传。他还写下了几十封血书，陈述民族之危机，亡国之惨痛。字之血，声之泪，以唤起人们的觉悟。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陈天华担任书记部工作。他起草著名的《革命方略》，并写许多革命著作《猛回头》、《警世钟》、《国民必读》、《中国革命史论》、《狮子吼》等。
清政府惊恐失措，对革命运动残酷镇压，对革命者大肆逮捕和残酷杀害。但是革命党人照样在街头演说宣传。
反动的清政府为了扼杀革命党人在海外、特别是在日本的活动，就暗中勾结日本政府，企图进一步加以迫害。1905年11月，日本政府颁布了一项对中国留学生所谓“取缔规则”。这个反动措施激起了全体中国留学生的极大愤怒，8000多人罢课表示抗议，革命党人更是大力展开爱国主义的鼓动和宣传。日本政府十分恐惧，便通过《朝日新闻》等报纸，诬蔑中国留学生的正义行动是“乌合之众”，“放纵卑劣”。陈天华当时对日本政府“剥我自由，侵我主权”的反动行为是极为愤概的，但他对斗争前途没有信心，怕这个斗争“不能持久”。他又看到留学生中“有为之士固多”，而也有“求利禄”的人。因此他忧心重重，不能自拔，就决定以自杀的行动来激励人们“有所警动”，“共讲救国”。这一年的12月8日，他留下了一封绝命书，在日本的大森海湾投海自杀，其时才30岁。
陈天华的崇高的爱国热情，激励了许多中国留学生，他们组织敢死队，向中国公使、日本政府一再提出强烈抗议。纷纷离开日本，先后罢学归国的就有2000多人。陈天华的《绝命书》，表现了他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和民主主义革命思想。
先烈的血没有白流，中国发生了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心灵悟语人只有为国家做有价值的事，才能找出那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
张学良
张学良（1901～2001），字汉卿，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1928年，日本人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统治东北，人称少帅。1928年，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任东北边防司令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在西安对蒋介石发起“兵谏”，逼蒋抗日。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送蒋回南京，被蒋逮捕；1947年，又被蒋带往台湾软禁。1995年定居夏威夷，2001年10月15日于夏威夷逝世。江泽民总书记在唁电中称他是伟大的爱国者。青少年教育
1901年旧历四月十七日，张学良降生在辽西那个至今仍默默无闻的小城海城。他父亲张作霖被视为大老粗，但儿时也读过私塾，对中国历史及各代豪杰也颇知晓一些。所以给儿子起了个名字叫“学良”，字汉卿。也许是他希望儿子能像张良那样，叱咤风云，做汉朝的臣僚。不过，张学良也有个通俗的名字叫小六子。
此时的张作霖是辽西的“保险队”头目。虽未像后来那样曾一度主宰北中国，长子降生自然是宾客临门。张作霖也着实高兴得几夜睡不着。但兵戎不断的年月，张作霖自然不可能给张学良太多的关照。因此，张学良从小就随母亲在海城乡间度过。
玩是孩童的天性。但是，母亲不愿让儿子长大后没文化，更何况父亲也接受清政府的收编，当了盛京将军所属巡防队的前路统领，已是政府军官。于是张学良被送进私塾，接受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年龄虽小，但中国士大夫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已伴随着老师的教诲融入他的心灵。
也许是父亲感到他大了，应该学点该学的东西了，没过多久，就把他接到沈阳，除让他继续研读古典文学外，又让他学习英文。
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城市，在20世纪初，这里也曾有新的知识在广泛传播。在这里，张学良受到了新思想的洗礼，救国于危难的念头与日俱增。
张学良也曾学医，想学成之后，用医术来医治“东亚病夫”羸弱的身体。后来，当他知道医用药品皆来自于海外时，又立志出国学习制药。但这只是美妙的幻想。
张作霖的地位此时已非同寻常。1916年出任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阅使，掌握了东三省的大权。他知道军队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因此，他力主儿子要学军事。就这样，1917年张学良入讲武学堂学习陆军。
投身行武虽非张学良所愿，但他还是刻苦学习，少有纨绔子弟恶习。毕业后经过锻炼见习，1920年只有19岁的他出任奉军第三混成旅长，晋升少将。由此，他加入了军阀混战的行列。少见的英才
1928年6月4日凌晨，张作霖的火车在沈阳城北皇姑屯站被炸。
张学良回想6月3日凌晨，他到车站去送父亲回东北。灯光昏暗的北京站月台上，人声喧闹。而他看到了父亲的表情凄楚。
当时为了抚慰父亲的心，他走到父亲面前行了个标准的军礼，并说了声“祝父亲一路顺风，平安出关”，其实，他心里知道，父亲说过，日本驻华大使曾威胁说“您此次出关回奉天，我们就不保护您的安全”。他多么希望父亲此去能一路平安。可现在……
张学良知道此事凶多吉少，随即以父亲的口吻草拟一份《告前方将士书》，说“自己”只是臂部受伤，经医治不久即将痊愈，希望前方将士袍泽同仁，努力和平，促成统一，事事以国家人民为重，辜勿以余个人为念。
随即，自己踏上北归专列。沉思着父亲去世后诸多棘手的大事。
他考虑炸死父亲的真正凶手是谁，想到几十万关东军如何才能安全撤退出关，自己怎样才能幸免于难，回到奉天重整军威。他还想到南京的蒋介石、自己的老冤家冯玉祥、阎锡山，新对头李宗仁和白崇禧。当然，他最着急的是不能让东三省落入日本人之手。
昏乱的思绪逐渐理清，张学良的专列已到奉天。回到“帅府”，张学良扑倒在父亲身上痛哭，昏死过去。
哭够了，他才发现，身边只有发妻，自己称之为“大姐”的于凤至守候！她劝说：“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可也该知道还有比哭更大的事等你去做啊！”
张学良当即振奋起精神。当晚，他弄清了张作霖是日本关东军炸死的。他悲愤至极，声称：“不雪此国仇家恨，誓不为人！”
张学良深知，要想稳定东三省，必须先让日本人承认自己是张作霖的法定接班人。于是，他伪造了张作霖手令：“我不幸被炸，在我养病期间，一切职务交由张学良代理。”他逼真地模仿父亲的手迹签上了名。
王处长看后十分惊讶，但他也同时感到了解决事端已将成功。他为此讨教张学良。
张学良说：“总的方针是变死敌为朋友，化干戈为玉帛，逐渐形成一个联蒋抗日的政治局面。”
6月9日，他接任奉天督办；公布张作霖死耗；宣布停止军事，休养生息的政策。6月24日，东三省联合通电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处理好善后事，张学良积极筹措与南京联系。而此时的蒋介石虽已旗开得胜，但他却并不高兴。他知道，此次“北伐”的胜利，并不是他一人的胜利，各派军阀在此次战争中都捞到了好处，他们每个人都拼命地急着扩大地盘，想乘胜打到东北去。他心里有一本账：那就是采取和平手段，施以报杀父之仇的钓铒，和张学良谈判，促其易帜归顺。
也正在此时，蒋介石听了张学良悄然完成权力过渡的消息，他赞叹“少见的英才！”
几天后，张学良召见蒋介石派来的专员，并详细商谈了易帜之事。
易帜之事传开，日本人自然恼火。日本首相田中的代表多次见张学良，将意图告诉张学良：南京国民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地位尚未稳定，东北目前犯不着与南京方面发生联系；如果国民政府以武力进攻东北，日本愿出兵相助；如果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正金银行愿予充分接济。
而蒋介石也加快步伐，先是委任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后又决定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总司令。1928年12月29日，蒋介石的代表张群与张学良举行了隆重的“易帜”仪式。旋即，张学良首次穿上中山装，率部走到孙中山遗像前，举起右手宣誓，就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西安事变
1935年4月9日晚8时，张学良在延安城内的一座教堂里会见了周恩来。张学良单刀直入：“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
周恩来说：“以前我们是抗日反蒋，不过，现在愿意重考虑这个问题。”
张学良听了这话，说出了自己的全部想法：“蒋介石是现在中国的实际统治者，中国现在的主要地方都是他统治着，全国主要军事力量都被他掌握着，其他如财政、金融和外交关系等等也都由他一手包办。同时，蒋介石也有抗日之心，蒋的错处只在于必须先消灭共产党再抗日。因此我认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设法把蒋的错误政府扭转过来，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我们应该逼蒋走上抗日道路。”
周恩来立即表示赞同，并答应将这个意见带回去请中共中央郑重考虑后再做决定。
张学良十分高兴地说：“你们在外面逼，我们在里边攻，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延安会谈成为一个契机，随后西北包括红军、西北军、东北军三位一体的抗日大联合在1936年上半年就实现了。
但是，张学良把“内外夹攻”蒋介石的问题想得太简单了。1936年，蒋介石不但不罢手“围剿”红军，反而变本加厉，亲临西北“剿共”，并且在张学良几次劝他抗日后，竟调中央军向西北靠拢。
1936年12月4日，张学良又到洛阳见蒋介石，再次力劝不要“剿共”，要联合抗日。而蒋介石还是不听，甚至威胁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到陕北剿共，中央军做你们的援军；一条是调往闽、皖地方，听中央调遣。你们不要自误。”
张学良无路可走，便去找杨虎城。“时至千钧一发之际，你打算怎么办吧？”张学良问。
杨虎城沉默不语。张学良指天盟誓：决心抗日！
杨虎城说：“那我就直言相告了：俗话说得好，先下手为强，后动手遭殃，待他来西安部署剿共之际，你我可突然举义，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事！”
张学良先是一惊，继而长时间沉默。“我想再劝他一次。”张学良最后说。
杨虎城说：“我看是没有用处的。”
12月5日，张学良去见下榻华清池的蒋介石。果如杨虎城所料。蒋介石在最后拍案大叫：“你们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政策也不能改变！”
现实的残酷使张学良没有退路。12月12日凌晨，华清池响起了枪声。12日上午，在华清池北的山上石缝中，抓获蒋介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
12月13日，张学良、杨虎城发表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主张。随即电请中共帮助解决西安事变。
中共中央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到达西安。在多方积极周旋下，蒋介石最后答应了“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统一中国”等条件。
12月25日，张学良在未同周恩来商量的情况下，送蒋介石去南京。
到了南京之后，蒋介石竟将张学良交法庭审判，并长期关押起来。当然，日后王卓然先生曾说：蒋介石之所以未敢杀张学良，原因是张学良将蒋介石电令他不抵抗的10余封电报存放在伦敦汇丰银行的保险柜中。张学良被关押后，于凤至女士即电告蒋介石、宋子文，如果张学良有什么不测，她将把电报公之于众。后来，宋美龄电告于凤至：“委员长绝对履行诺言，保证汉卿之安全。”
现在，张学良将军有了自由。他朝思暮想着祖国，想着东北。他曾为中央电视台“神州风彩”栏目题名，为“东北大学”题名，他也曾说，有机会一定回祖国看看。
2001年10月，张学良逝世。心灵悟语常人的见识，加上非凡的能力就是爱国者的精神。
左权
1.身先士卒的红军将领左权（原名左纪权，号叔仁），1905年3月15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平侨乡黄茅岭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8岁上学，几度辍学。17岁考入县立中学。在县中读书时，曾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通过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读物，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萌生了改造社会的志向，立志投身改造社会。
1924年3月，左权考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在广州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同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编为第一期第六队。1925年1月，经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他以后近20年政治生活的准绳”。同年2月，左权开始步入军事生涯，在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中，作战英勇，由排长升为营长。6月回师广州后，左权又参加了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战斗。不久，他参加了彻底消灭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1925年被党组织派往苏联留学，先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7年9月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左权学习刻苦，善于思索，“所以在军事、政治考试中，常能旁征博引，阐其旨趣。”
1930年6月，左权回到上海，9月经厦门、龙岩进入闽西苏区。初任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教育长，11月，当选为闽西工农革命委员会常委，12月初为红新12军军长。1931年初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6月升为参谋处长，开始显露出较强的组织才能。12月，受中央军委派遣前往宁都附近的固村圩，协同王稼祥、刘伯坚从事国民党第26路军起义的联络指挥工作。随后担任红军第五军团（由宁都起义部队改编）第15军政委，不久，任军长兼政委。1932年6月，受王明左倾路线的迫害，左权被撤销军长兼政委的职务，调至红军学校任教官。1933年12月，他任红一军团参谋长。这时，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经开始，战斗频繁而且极为艰苦。即使几天几夜不睡觉，他也从来“没有表现过倦怠、疏忽、放任与暴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左权随先头部队指挥作战。在攻打贵州施秉城时，他身先士卒，指挥果敢，行动迅猛，保证了大部队的顺利通过。5月，在强渡大渡河的作战中，左权率部先是在崎岖的小路中轻装疾行，出敌不意地直取小相岭隘口，攻下越西县城，之后一天急行140华里越过晒经关，他率军攻占了大树堡渡口，以佯渡之态势转移了敌军对安顺场方向的注意，成功地掩护了红1师从安顺场渡过大渡河。最终中央红军主力全部通过泸定桥，甩掉了尾追不舍的国民党中央军。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11月中旬，在山城堡，左权、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与红15军团一部完成了对胡宗南78师的包围。21日发起总攻，经过一昼夜激战，歼敌2个团，胡部的另几个师也被红军兄弟部队击败，山城堡一仗共毙俘敌军150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苏区的进犯，稳定了陕北的局面。刘伯承说：“左权同志部署作战是细致周密的，1936年双十二事变前夜的陕北山城堡战斗，就是一个范例。”2.出色的军事素质“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左权任副总参谋长。1938年2月，日军4万人分三路进攻临汾，与八路军总部遭遇。在左权指挥下，他们坚持战斗，一直到后续部队赶到，击退了日军多次冲锋，这就争取到了3昼夜的时间，使数十个村庄的群众安全转移，使国民党在临汾、洪洞的军政机关顺利撤退，并使八路军在临汾的军需物资大部分转运出去。两个月后，日军3万余人对山西晋东南地区发动9路围攻。左权根据日军兵力分散的弱点，按照总部的部署，在内线，以游击战牵制、骚扰袭击敌军，将主力部队调到外线，寻找战机歼敌。4月15日终于光复了武乡县城，16日又在武乡县的长乐村布下口袋阵，全歼日伪军3000余人，此即“长乐战役”。随后，他率军在张店再歼敌1000余人，收复辽县、黎城等18座县城，解放人口百余万人，彻底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奠定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基础。
1939年底到1940年初，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第97军军长朱怀冰与冀察战区鹿钟麟、石友三部纠集在一起，在日军的配合下，猛扑太行抗日根据地。3月上旬，身兼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的左权，指挥部队在平汉路东西两侧发起自卫反击战，经4天4夜激战，击溃了石友三进犯军的进攻，全歼朱怀冰等部10个团，保住了太行抗日根据地。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的总指挥所设在武乡县王家峪村。左权协助彭德怀全力投入作战指挥，将战役的整个部署安排得井井有条，真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连北平日军的报纸也说，“此次华军出动之情形，实有精密之组织”。左权不仅谋划整个战役的组织、参谋工作，而且还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在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他协助彭德怀出色地指挥了关家垴战役。在最紧急关头，他命令说：“指挥所的同志全部向前推进，犹豫等于死亡！”左权的魄力和勇气极大地鼓舞了指挥部的士气，结果全歼日军第36师团冈崎大队500余人。
左权有着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每在成就一件大事之前，都特别注重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为兴建黄崖洞（在辽县、黎城交界处）兵工厂，他实地勘测地形，亲手规划工厂布局及保护工厂的军事设施的配置，经过一年的建设，一座年产足可装备16个团的兵工厂建立起来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八路军装备匮乏的现状。刘伯承曾说：“左权同志曾艰苦经营太行山制造兵器的设施起了相当的作用。”黄崖洞兵工厂的建立，很快就成了日军的重点进攻目标。1941年11月，日军第36师团及独立混成旅团各一部7000余人向黄崖洞进攻，负责保卫黄崖洞的是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左权要求该团在保卫战中“一定要抓住一个‘稳’字，坚持不骄不躁，不惶不恐，以守为攻，以静制动的原则”。他还就应当注意的战术原则和其它有关注意事宜作了具体的布置。11日凌晨战斗打响。日军来势极猛，并施放了毒气。守军按照左权副总参谋长的指示顽强坚守阵地，并利用机会组织反击，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日军接连失手后改变了策略，企图利用赤峪山东侧的悬崖，居高临下侧击守军阵地。左权及时指示特务团“待机行动，以变应变”，重新配置了防御力量，继续给进攻的日军以重大杀伤，大量消耗了其有生力量，顿挫了敌军的锐气。19日，黄崖洞保卫战进入尾声。八路军在三十亩、曹庄一带设下伏兵，当退却的日军进入伏击圈后，立即被密集的弹雨打得阵脚大乱，伤亡惨重，向黎城方向溃逃。21日乘胜追击的八路军收复了黎城，胜利地结束了黄崖洞保卫战，此仗日伪军损失2000余人，敌我伤亡之比为6:1。中央军委认为，这次保卫战是“最成功的一次，不仅我受到损失少，同时给了敌人数倍杀伤，应作为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
左权多次指挥战斗取得胜利，体现了他高超的军事素养和军事理论功底，他素以学习刻苦，精于钻研，而博得了人们对他的尊敬。他阅读了许多政治理论、军事理论的书籍，对八路军的军队建设、军事理论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与刘伯承合译的《苏联工农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于1942年被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列为步兵战术教育的基本教材，并要求“今后本军关于现代步兵战术的研究，均应以此为蓝本”。左权对战术问题特别是游击战术的研究颇有创新，“为中国著名的游击战术创始人之一”，其军事著述的突出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结合中国国情的特殊性阐述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具有中国革命战争特色的军事思想原理。在八路军军队的建设中，他对司令部工作、后勤工作、部队训练、军队政治工作、军民关系等，都有独到的建树和巨大的成就。左权善于思考、勤于笔耕，撰写和翻译了诸多颇具影响的军事著作。仅在华北敌后5年间即译著共20余万字。周恩来说左权是“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3.指挥突围壮烈殉国
1942年5月，日军纠集3万兵力，再次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形势空前严峻。20日午夜时分，左权在战前部署会议上分析了敌我态势。说面对日军重兵的多路合击，我主力部队目前已转出外线，而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军械部、军工部以及新华日报社等尚处在敌军的合击圈内。眼下直冲我们的是由涉县、黎城、歧极关而来的一股日伪军，约3000人。面对重兵压境的日伪军，合击圈内八路军能够应敌的兵力很少，只有为数不多的警卫部队，等待他们的将是极其残酷的战斗。不过，左权提醒大家：从局部看，我们处在敌军的包围之中；但从全局看，敌人是处在我们的军队和人民的包围之中。他对担负主要掩护任务的司令部警卫连连长唐万成说：“你们连百分之八十是共产党员，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老红军，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这次任务。告诉同志们：太行山压顶也决不要动摇！”
鉴于眼下敌我兵力对比悬殊，彭德怀、左权等连日开会研究对策。左权提出：在敌军分路合击时，乘隙钻出合击圈，当日军扑空撤退时，伺机集中兵力歼其一路至几路。一切部署完毕，八路军总部各部门于5月23日奉命转移。次日凌晨，由掩护撤退的总部警卫连所扼守的虎头山、前阳坡、军寨等阵地都爆发了惨烈的战斗。在这次“扫荡”中，日军专门组建的“特别挺进杀人队”（其队员均着便装，先于日军“扫荡”部队潜入根据地）在麻田发现了八路军首脑机关，故多路日军均向麻田方向急进。警卫连仅仅两百多人顽强地抵御着两千多日伪军的轮番进攻。敌军多次冲击失败后，便发射信号弹，召来了更多的援兵，射向守军阵地的火力更加炽密。日军铺天盖地的炮火将虎头山一线轰得地动山摇，步兵随着遮天蔽日的烟尘直逼八路军阵地。为保证八路军总部的安全转移，左权不顾周围炮弹不断爆炸掀起的气浪，站在虎头山后面的山头上沉着地指挥战斗。他心里不仅想着总部各部门的安全，也惦记着群众的安危。当他看到附近山上还有群众没有脱离险境时，使命令警卫连长唐万成从已经十分吃紧的兵力中抽出一部分兵力吸引敌军，以便让群众转移。直到安排妥当，左权才不慌不忙地走下山去。
5月25日上午，突围队伍仍然未脱离险境，在南艾铺、高家坡一线的山沟里，集结着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党校、新华社的几千人马，四周都是激烈的枪炮声，日伪军以“纵横合击”战术构成的包围圈在一步步地收紧。天空中，日军飞机也不时地投弹、扫射，受惊的骡子狂奔乱跳，将密集的突围队伍挤堵在狭窄的山沟中。眼看秩序大乱，左权不顾日军飞机的威胁，跳上一匹黑骡子，跑前顾后地把混乱的队伍重新集合起来，加快了行军速度。左权一边指挥突围，一边观察着战场情况的变化，他根据日军飞机反复投弹扫射，以及千米之外响起的密集枪弹声判断，兵力占极大优势的日伪军已经发现了合围目标，必须尽快采取果断措施，冲出包围圈。左权率司令部和北方局机关人员为一纵队，沿清漳河以东由南向北突围；罗瑞卿率野战政治部直属队和党校、新华日报社为二纵队，由政卫连掩护向东面突围；后勤部门为第三纵队，由杨立三率领向东北角冲出重围。日伪军发觉了八路军分路突围的意图，迅速收缩合围圈，并将一簇簇炮弹砸向密集的人群，给突围的人们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恐慌。面对这一极度危险处境，左权一边鼓舞士气，一边迅速督促彭德怀赶快转移。他说：“你的转移，事关重大，只要你安全突出重围，总部才能得救。”彭德怀关注着仍围在合围圈里的大批战友、同志，坐在高大的马背上就是不挪动。左权急了，以强硬的口气命令唐万成：“连人带马，给我推！”彭德怀被感动了，挥起马鞭，在警卫战士的掩护下，向西北方向疾驰而去。
目送彭德怀离去后，左权又奔向司令部直属队，继续指挥着大队人马的突围行动，他的身体这时已虚弱得很厉害，但仍然尽全力招呼着每一个人。午后2时，在十字岭高家坡，利用短暂的休整，左权用嘶哑的声音激励着已极其疲劳的队伍：“同志们，尽管敌情严重，大家不要慌。我们要胜利，就得一齐冲。一齐冲就要听从指挥，只要冲过前面一道封锁线，我们就安全了。”尽管突围形势愈加严峻，左权仍然要求警卫战士“要警卫总部机密，要保护电台，保护机密材料，保护机要人员！”并立即采取措施，将身边的参谋人员、警卫战士分散到电台和机要人员中去。
当左权交待完上述任务后，突然觉得有人拉住了胳膊，他一看是唐万成，感到很惊奇，刚才不是安排这位警卫连长去保护彭总突围的吗？怎么小伙子又转回来了呢？当唐万成告诉他“彭总已冲过封锁线，现在你快跟我走吧！”左权拒绝了，坚决命令唐万成赶快去追上彭总。在他看来，彭总的安全远比自己的安全重要，这涉及到八路军的荣誉啊！现在自己的职责就是指挥突围。看着身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左权将军，拖着虚弱的身子像普通战士一样在炮火中奔跑，唐万成实在不忍心，他执拗地紧紧攥住首长的胳膊不放。左权气极了，拔出左轮手枪，喝令道：“你要懂得，要是彭总有个三长两短，我要枪毙你！”唐万成只得松开手，掉转身朝彭总突围的方向赶去。
太阳偏西了，日军的炮火依然很猛烈。左权从容地指挥队伍继续突围，他登上一块高地，尽管他声音更加嘶哑了，还是一遍又一遍地高喊道：“不要隐蔽，冲出山口就是胜利，同志们快冲啊！”大家见副总参谋长就在身边指挥，情绪很快就稳定下来，突围的速度也就加快了。
当队伍冲向敌军最后一道封锁线时，敌人火力更加凶猛。突然，一发炮弹落在左权身边，他不顾危险，高喊着让大家卧倒。接着第二发炮弹又接踵而至，左权的头部、胸部、腹部都中了弹片。就这样，一位才华横溢、智勇双全的八路军高级将领，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过早地失去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1942年5月25日，左权将军壮烈殉国。周恩来指出：“左权壮烈牺牲，对于抗战事业，真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朱德赋诗悼念：“名将以身殉国家，愿将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为了纪念左权将军，根据太行人民的请求，经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批准，1942年9月18日，辽县党政军民等5000余人举行了辽县易名典礼。从此，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心灵悟语英雄所做的一切都是广大宏伟的，甚至他的才能也是壮丽的。
马本斋
1.中国的夏伯阳马本斋，1901年10月出生于河北省献县东辛庄，回族。家境贫寒，种有几亩薄地，从小随母到子牙河盐碱地去扫碱土熬盐，听母亲讲《岳母刺字》、《苏武牧羊》等故事。上过4年学堂，聪明伶俐，好打抱不平；17岁时背井离乡，步入军界。谁知他投奔的东北军是军阀部队，不能实现他救国救民的理想。尽管他吃苦耐劳，作战勇敢，并且三十出头就当上了团长，且还会有晋升的机会。但是，当马本斋看清自己的地位和所追求的爱国主义理想是背道而驰时，便毅然弃官归田，另找救国救民的出路。“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正苦于寻求为民效力机会的马本斋踌躇满志，他在家乡组织了“回民抗日教导队”，约两个连的兵力，杀向了抗日战场。从此，冀中平原杀出一支威镇八方的回民支队。当时有的败类想引诱他去给日本人干事，说像他这样的人物到了日本人那里官小不了。马本斋痛斥道：“我是中国人，绝不走这条路！我组织队伍，就是为了抗日救国。”也有的人想拉他到国民党军队去，当时有个六路军请他当参谋长。马本斋果断地说：“这些军队腐败无能，怎么能抗日救国？给再大的官也不去！”马本斋认为，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是真正爱国的，才能领导人民抗日救国。因此，当共产党员肖秉钧派回族共产党员刘文正找马本斋商谈联合抗日时，他欣然同意，毫不犹豫地带着队伍到了河间，与“回民干部教导队”合编为“回民教导总队”，1939年，改称回民支队。从此，中国大地上有了一支中国的夏伯阳式的旋风部队，他们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1938年，马本斋率部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表示：“我决心为回族解放奋斗到底，而回族的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帮助和领导下，才能实现。”1939年，他任冀中回民支队司令员，1942年6月，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三分区司令兼回民支队司令。马本斋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作战机动灵活，在他的率领下，冀中回民支队打遍了冀中平原，并转战于冀鲁豫边区，创造了辉煌的战绩。1941年，冀中军区通报要各部队“向回支看齐”，并奖给他们“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的锦旗，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颁令嘉奖了马本斋。
马本斋既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由于他在旧军队里的一段经历，使他深深体验到旧军队的腐败没落，他曾形象地把旧军队比做“黑洞”。当他投身革命队伍以后，他认准的道儿，可谓风吹浪打不动摇。马本斋从入党到生命的终结，只有5年多的时间。这五年，是他由一个爱国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时期，在他生命旅程中写下了最光辉灿烂的一页。他始终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坚定不移。2.“党就是我的母亲”
在与日军的斗争中，马本斋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1941年夏青纱帐期间，回民支队给了日军山本联队以沉重打击。山本妄图以“高官厚禄”动摇马本斋抗日救国的决心。马本斋则针锋相对地放话出去：“八路军的政策是不杀俘虏，山本只要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保证留他一条命。”叛徒哈少符向山本献计：马本斋是有名的孝子，只要把马母抓起来，马本斋会不战自降。马母被捕后，山本亲自诱劝马母：“你要写信叫马本斋来河间谈判，要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复。”马母痛斥山本说：“讲条件，就是让本斋不要管我，好好带着回民支队打你们这群强盗。”马母坚贞不屈，至死不写劝降信。马本斋虽是有名的孝子，但更是立志为中华的解放战斗到底的共产党员。马母在进行绝食斗争之后，英勇殉国了。
马本斋愤怒挥笔：“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承母志，继续斗争！”“祖国就是我的家，党就是我的母亲，为了他们，我决心献出我的一切！”
1937年底，日本人在北平成立了回教总会，在回民聚居村镇成立回教分会或支会。他们利用回民的宗教信仰进行挑拨离间。支队里有的同志，说出汉族欺压回族的糊涂话来。对此，马本斋说出一段朴素而深刻的话语，“七·七事变后，是谁烧毁我清真寺，杀我阿訇？是汉奸、回奸、特务，而不是汉族。是谁在领导我们抗日救国？是毛主席、朱总司令。毛主席、朱总司令是汉族而不是回族。绝大多数汉族人民和绝大多数回族人民是阶级兄弟。我们是革命战士，不要当敌人的义务宣传员。”
在马本斋的主张下，回民支队聘请了阿訇（我国伊斯兰教称主持清真寺教务和讲授经典的人），负责屠宰牛羊和安葬阵亡战士的事，允许回族战士到清真寺做礼拜，过回族的节日。许多回族青年还自动投奔到回民支队来。3.设计杀敌
1939年底，衡水一带日军依托衡水、深县等大据点，强征民夫抢修石（家庄）德（州）路，企图打开津浦、平汉两大铁路干线之间的通道，还经常出来扫荡石德路沿线村庄，气焰十分嚣张。1940年2月初，冀中军区命令回民支队赴深南地区活动，摸清敌人活动规律后，马本斋决定在康庄来一个“引蛇出洞，围点打援”。
5月29日深夜，马本斋等人率主力部队悄悄进入康庄及附近的邢家村设伏，七中队及衡水县游击大队则隐蔽于安家村据点附近的麦田里，次日拂晓佯装攻打该据点。
30日凌晨，佯攻部队按时打响。待安家村之敌向衡水紧急求援后，马本斋即命令割断敌人的电话线。上午8时左右，一贯骄横的衡水日军在大队伪军配合下携带加农炮、九二式重机枪杀气腾腾地向安家村赶来。当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指挥员一声令下，霎时伏兵四起，杀声震天。仅40分钟，敌军全部被歼，回民支队缴获加农炮1门，轻、重机枪3挺，掷弹筒两个，步枪150余支，子弹万余发，军衣、军毯等军用物资一部。俘伪军50余人，其余100余日伪军全部被击毙。
有趣的是，马本斋命部下把敌人的衣服和鞋子取下。原来他们得到我侦察和敌工人员可靠情报说，6月初深县城内有70多名日军要去榆科。因为深县榆科村是敌人一个重要据点，对我抗日军民活动有很大威胁。马本斋觉得这是一个巧取的良机。6月7日由他的三弟和骑兵连指导员任振宇带领70名队员化装成日军大摇大摆地抢先赶到了榆科据点。伪军们见“皇军”驾到，立即毕恭毕敬地列队迎接。回民支队的战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据点，当场击毙企图顽抗的20多名伪军，其余的见大势已去便乖乖地当了俘虏，此次，回民支队又缴枪30余支，并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影响，敌伪军终日惶恐不安，全区军民拍手称快。4.高纪庄血战突围
1942年5月下旬，日军突然集中5万兵力，800辆汽车，企图一举消灭在冀中坚持战斗的回民支队。冀中军区急电支队离开这一地区。由于马本斋不忍放弃艰苦创建的冀中根据地，想观察一下敌情变化再决定转移部署。哪知6月1日，河间、献县、交河、阜城、东光的敌人蜂拥而至，部队陷入敌人重兵包围之中。当时马本斋判断，敌人虽然已完成了战役包围，但具体情况还没搞清楚，随即他派出几只精干侦查分队了解敌情，并计划让部队向阜东千顷洼丛林隐蔽。
哪知到达目的地后，才发现大片丛林已被敌人强制砍伐，部队难以隐蔽。马本斋命令部队立即进入附近的高庄、纪庄两个小村子。司令部设在高庄村北的小场屋内，战士们整装待命。马本斋根据侦察员报告临危不惧，严令部队隐蔽，只要不被发现，即使敌人擦肩而过也不可开枪。
拂晓，敌人估计回民支队早已东撤，遂不加搜索，急急东进。天亮前，敌主力已离开高、纪庄二十余里。马本斋当机立断，率部向西突围。为不惊动远处的敌人，一大队三中队首先与日军后卫搜索分队展开肉搏战，将14个敌人刺死13个。由于逃敌开枪，惊动了运动的大队日军。日、伪军迅速在距纪庄50米、100米、150米处设下三道防线，用密集火力封锁向西突围路线。一时间杀声震天，血光四溅。
随后，敌人抢占了村西北的沙岗和高家坟等制高点，用机枪疯狂扫射，司令部机关和剧社文职人员多，战斗力差，伤亡甚为惨重。马本斋遂命令二大队掩护机关突围。回民支队主力在五中队掩护下突破了敌人的几道封锁线，但五中队参加阻击战的60余名战士只有12人生还。鲜血染红了高家坟和周围的沙岗。在这次战斗中，日伪军投入兵力15000人，被歼300余人（死尸装了8汽车），而回民支队兵力也损失惨重，三个大队减员成了两个。5.“马本斋同志不死”
1944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命胡宗南纠集了十几万军队进攻延安。1944年1月，中央军委命令杨得志司令员率领包括回民支队在内的冀鲁豫军区主力开赴陕北，当时马本斋接到命令后，心潮激荡，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延安。就在这时他突然感到颈后钻心剧痛，原来早在八公桥战役前，马本斋颈后就生了毒疮，由于战斗频繁，缺医少药，根本顾不上治疗，这次病情恶化，加之肺炎感染引发了高烧不退，很快处于昏迷之中，虽经军区后方医院抢救，最终未能挽回他的生命。
马本斋的去世，使抗日军民沉浸在万分沉痛之中，2月17日马本斋的追悼大会在清真寺举行。多位中央领导题挽致哀。毛泽东主席献以“马本斋同志不死”挽词，朱德总司令则以“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加以称赞。同年冬，冀中八分区行政公署将马本斋的诞生地东辛庄更名为本斋村，其后献县人民政府又设立了本斋回族乡。心灵悟语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量去衡量的。
聂耳
聂耳（1912～1935），中国作曲家。原名守信，字子义（一作紫艺），云南玉溪人。出身清寒，自幼爱好音乐，能奏多种民族乐器。中学时代即参加进步学生活动。1930年至上海，翌年入明月歌剧社任小提琴师。7月17日在藤泽市鹄浯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逝世。作有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前进歌》、《毕业歌》、《新女性》、《铁蹄下的歌女》等三十七首，表现了旧中国人民大众的深重苦难和英勇反抗，以及“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坚强意志。人民作曲家
国歌，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歌曲，由政府制定或采用，通常在隆重集会、国际交往仪式等场合演奏和歌唱。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1935年。作曲者是一位优秀共产党员，他就是聂耳。
聂耳在上海的一家电影公司创作音乐时，经常去好朋友田汉家作客。有一天，田汉冒雨从外面回来时气愤地说：“国家都快要灭亡了，还有人在欢歌跳舞，长此下去，这个国家可怎么办。”然后对聂耳说：“我想了很久，我俩合作来写一首歌，用它来鼓舞人民的士气。”聂耳高兴地说好。
从此，他俩常在一起交谈，并且研究和哼唱了《国际歌》、《马赛曲》、《船夫曲》，他们认为这些歌很有气势，里面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在这些歌曲的影响下，田汉终于写出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当聂耳为这首歌词谱曲时，他把自己对祖国、对人民和对党的赤诚，对敌人的无比愤慨，都倾注到每个音符之中，使歌曲调子和谐、高昂，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前奏曲象嘹亮的进军号“起来！起来！起来！”把歌曲立即推向高潮。结尾的“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不仅坚定有力，而且使人感觉歌声并未结束，仍在耳边回荡，像战斗的中华儿女正在前仆后继，勇往直前。《义勇军进行曲》已经诞生几十年了，它以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共同前进的深刻思想，教育着全国各族人民。
1935年7月17日，年仅24岁的民族歌手、优秀共产党员聂耳，在日本海滨游泳时，不幸淹没于海涛之中。《义勇军进行曲》也就成为他最后的作品。心灵悟语人类被赋予了一种工作，那就是精神的成长。
张自忠
张自忠（1890～1940），国民党抗日将领。山东临清人。曾在冯玉祥部任营、团长。1931年任29军38师师长。抗战开始后率部在台儿庄等地与日军作战。后在襄河南岸前线作战中牺牲。军人的楷模
张自忠是国民党杰出的爱国将领、军事家。青年时代，成为冯玉祥将军的一员得力战将，在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上成绩显著，深受士兵爱戴。日本侵华后，在打击日寇的战斗中，屡建奇功，被周恩来称为“军人的楷模”。
张自忠1890年生于山东一个官僚家庭，家庭生活比较富裕。张自忠小时候并没有什么骄傲习气，他做事大胆敢闯，心中充满正义感。张自忠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有了一身好功夫，平时路见不平，总喜欢出手相助。家里人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读书之后做一个大官，可以发财。可以光宗耀祖。
可是，张自忠看到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领土；看到了黑暗的官场上那些大小官僚置国家和人民利益于不顾，在那里争权夺利。他心中对官场很厌恶，一心想当兵报效祖国。
1914年秋天，张自忠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约在一起，投军去了。
张自忠投入到车震的队伍里。他入伍后，和那些穷苦出身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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