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钱穆 讲授,叶龙 记录整理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文学史》试读：

序一

在老一辈学术名家中，钱穆先生以学问淹博、著述宏富著称。不过，他对古代文学这一块说得不多。《钱宾四先生全集》凡五十四册，谈中国古今文学的文章都收在第四十五册《中国文学论丛》中，占全集的比例甚小。这些文章论题相当分散，一般篇幅也不大，只有《中国文学史概观》一篇，略为完整而系统。因此，如今有叶龙先生将钱穆先生1955至1956年间在香港新亚书院讲“中国文学史”的课堂笔录整理成书，公之于众，实是一件可以庆幸的事情。钱先生是大学者，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他的学术的一个以前我们知之不多的方面；而对于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来说，更能够得到许多有益的启迪。

从前老先生上课大多自由无羁。我曾听说蒋天枢先生讲第一段文[1]学史唐以前，学期终了，《楚辞》还没有讲完。钱穆先生的文学史分成三十一篇，从文学起源讲到明清章回小说，结构是相当完整的了。不过讲课还是跟著述不一样，各篇之间，简单的可以是寥寥数语，详尽的可以是细细考论，对均衡是不甚讲究的。而作为学生的课堂笔记，误听啊漏记啊也总是难免。要是拿专著的标准来度量，会觉得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

但笔录也自有笔录的好处。老师在课堂上讲话，兴到之处，常常会冒出些“奇谈妙论”，见性情而有趣味。若是作文章，就算写出来也会被删掉。譬如钱先生说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这话简单好懂容易记，却又是特别中肯。盖孔子最要讲的是一个“诚”，连说话太利索他都觉得可疑。“百货公司，货真价实”不好用作学术评价，但学生若是有悟性，从中可以体会出许多东西。而现在我们作为文本来读，会心处，仍可听到声音的亲切。

要说文学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我们知道它是起于西洋；而最早的中国文学史，也不是中国人写的。但绝不能够说，中国人的文学史意识是由外人灌输的。事实上，中国人崇文重史，很早就注意到文学现象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化。至少在南朝，如《诗品》讨论五言诗的源流，《文心雕龙》讨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都有很强烈的文学史意识；至若沈约写《宋书？谢灵运传论》，萧子显写《南齐书？文学传论》，也同样关注了这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出色的见解。中国文学有自己的道路，中国古贤对文学的价值有自己的看法。而在我看来，钱先生讲中国文学史，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既认识到它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特质，同时又深刻地关注中国传统上的文学价值观和文学史意识。在众多重大问题上，钱先生都避免用西方传统的尺度来衡量和阐释中国文学现象，而尽可能从文化机制的不同来比较中西文学的差异，使人们对中国文学的特点有更清楚的认识。也许，我们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与钱先生有所不同，但他提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却是有普遍意义的——这还不仅仅由文学而言。

钱先生是一个朴实而清晰的人，他做学问往往能够简单直截地抓住要害，不需要做多少细琐的考论。譬如关于中国古代神话，中日一些学者发表过各种各样的见解。有的说因为中国古人生活环境艰苦，不善于幻想，所以神话不发达；有的说因为中国神话融入了历史传说，所以神话色彩被冲淡了，等等。但这样说其实都忽略了原生态的神话和文学化的神话不是同样的东西。前些年我写《简明中国文学史》，提出要注意两者的区别，认为中国古代神话没有发展为文学，而这是受更大文化条件制约的结果。我自己觉得在这里颇有心得。但这次看钱先生的文学史，发现他早已说得很清楚了：至于神话、故事则是任何地方都有的产物。中国古代已有，但早前未有形成文学而已。在西方则由神话、故事而有文学。中国之所以当时没有形成文学，是由于文化背景之有所不同所致，吾人不能用批评，只宜从历史、文化中去找答案，才能说明中西为何有异。

我们都知道钱先生是一位尊重儒家思想传统的学者。儒家对文学价值的看法，是重视它的社会功用，要求文学有益于政治和世道人心，而钱先生是认同这一原则的。所以，在文学成就的评价上，他认为杜甫高于李白，陶渊明高于谢灵运，诸如此类。站在儒者的文学立场上，这样看很自然，也没有多少特别之处。但与此同时，令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钱先生对文学情趣的重视和敏感。他说：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纯真与自然。真是指讲真理、讲真情。鸟鸣兽啼是自然地，雄鸟鸣声向雌鸟求爱固然是出于求爱，但晨鸟在一无用心时鸣唱几声，那是最自然不过的流露；花之芳香完全是自然地开放，如空谷幽兰，它不为什么，也没有为任何特定的对象而开放；又如行云流水，也是云不为什么而行，水不为什么而流，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流乎其所不得不流，这是最纯真最自然的行与流。写作也是如此，要一任自然。文学作品至此才是最高的境界。

这些议论使人感到，钱穆先生对文学的理解，有其非常重视美感的一面。他特别推崇曹操的《述志令》，就是因为它轻快自如，毫不做作这和鲁迅一致。而且在钱先生看来，正是由于曹操文学的这一特点，他在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钱先生说：“落花水面皆文章，拈来皆是的文学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

钱先生对中国古代诗歌中的赋比兴，有不同寻常的理解，这和他重视文学情趣的态度也是有关的。他引宋人李仲蒙解释赋比兴之说，归结其意，谓：“意即无论是赋，是比，或是兴，均有‘物’与‘情’两字。”然后发挥道：俗语说：“万物一体。”这是儒、道、墨、名各家及宋明理学家都曾讲到的。意即天人合一，也即大自然和人的合一，此种哲学思想均寓于文学中，在思想史中却是无法找到这理论的。我们任意举两句诗，如：“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当我人沉浸在此种情调中时，不能说是写实文学，因为它不限时、地、人；也不能说其浪漫；且狗吠鸡鸣亦非泛神思想，亦非唯物观，此乃人生在大自然中之融洽与合一，是赋，对人生感觉到有生意有兴象之味，犹如得到生命一般。

赋比兴都是追求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意境，这个说法以前是没有的。但确实，我们在读这些文字时会感到一种欣喜，我们会感到自己对诗歌有了更亲切的理解。

从历史与社会来说文学，从文化环境说文学，从中西比较说文学，这是钱穆先生《中国文学史》眼界开阔、立论宏大的一面；从自由洒脱、轻盈空灵的个性表现说文学，从心物一体、生命与大自然相融的快乐说文学，这是钱穆先生《中国文学史》偏爱性灵、推崇趣味的一面。两者不可偏废。

至于钱先生讲课一开始就说：“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这倒没有什么特别可以感慨和惊奇的。以中国文学历史之悠久、作品数量之庞大、文学现象之复杂，文学史写作几乎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至于“理想”的文学史，只能是不断追求的目标吧。骆玉明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注释】

[1]编按：内文红色楷体部分的解释，均为原文作者所加。以下同。

序二

继《中国经济史》之后，学长叶龙教授有意将他珍藏多年、修读钱宾四师“中国文学史”课时的笔记整理，然后付梓出版。现在经已整理完成，书名就叫《中国文学史》，并嘱我为这本书写个序。我一方面感到万分的兴奋和荣幸；另一方面，我又深感惭愧，我哪有资格为这本书写序？恐怕叶师兄之属意于我，一来因为我们是同门师兄弟，无论是在新亚书院抑或新亚研究所，他都是我的前辈。二来，恐怕也是最主要的，我们都先后修读过钱师的“中国文学史”，彼此应该有些相同的话题和体会。叶师兄盛意拳拳，我就只好勉力而为，答应过来。但谈的都是个人的感受和印象，而且拉杂说来，称不上是篇像样的书序。

叶师兄和我虽然先后都修读钱师“中国文学史”的课，不过，效果却并不一样。首先，他修读的时间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而我修读则在六十年代初。其次，他修读的是整年的完整课程，而我修读的只是半年的课，下半年即由另一位老师替代了。那是因为作为新亚书院的院长，钱师在五十年代中之时，仍可专注于院内的校务和教务，但到了六十年代初，他已因书院要并入中文大学作为三所成员学院之一而非常忙碌，无法多兼教学工作，所以“中国文学史”课只教了半年便没有继续下去。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叶师兄是江浙人，他听钱师课的能力比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香港学生强，吸收上比较容易。再加上他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态度都相当好，所以，他的听课笔记详细而精确，可以充分反映钱师的讲课内容，堪称是课堂的实录。

众所周知，钱宾四师是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誉满中外，著作等身。他又非常热爱自己的家国和中华文化，“九一八”事变之后，因应教育部将“中国通史”作为大学必修科以振起国魂之规定，他在大学讲授该课，所编写的讲义即成为日后部定大学用书的《国史大纲》。是书不但足以唤醒国魂，亦加深国人对国史的认识，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而钱师也奠定了他史学权威的地位。除《国史大纲》外，他的著述包括《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庄老通辨》《庄子纂笺》《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文化学大义》《中国思想史》《国史新论》《宋明理学概述》《四书释义》《论语新解》《中国历史研究法》《史记地名考》《中国文化精神》《阳明学述要》《中国文化丛谈》《朱子新学案》《中国文学讲演集》等，洋洋大观，非常丰富。

细看钱师的著述内容，都是以史学、经学、文化、思想、考据、理学等范围的学术性论文为主，属于文学的，就只有《中国文学讲演集》而已。《中国文学讲演集》原是钱师有关中国文学的讲演记录，计共十六篇，1963年由香港人生杂志社出版。篇幅虽不太多，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所提的论点也很深入，颇多独到的见解。此书1983年增加了十四篇，共三十篇，改名《中国文学论丛》，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除了这些偏重作品欣赏与研究的文章外，钱师也有些情文并茂、感人至深的文学作品，如《朱怀天先生纪念集》《湖上闲思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灵魂与心》《双溪独语》《晚学盲言》等抒发个人思想与感情之作。显然，我们的史学权威、国学大师，一直都没有忽略对文学的兴趣，至于“中国文学史”，更是他在教坛上经常要讲授的课。

钱师个子不高，但步履稳重，双目炯炯有神，使人望之而生莫名之畏。加上他在讲课时声音嘹亮，抑扬有致，徐疾有度，在讲坛上往来踱步之间，散发出一股非常独特的神采。所以，在上他的“中国文学史”课之时，同学们都全神贯注，静心听讲。他的每一课就像每一个专题一样，非常吸引人。

我们新亚有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每个月都有个月会举行，全校学生都会参加，除了简单的校务报告外，还会邀请嘉宾或校内老师作主题演讲，演讲辞都由学生作记录，然后刊登在定期出版的《新亚生活》刊物上。钱师是主要讲者之一，这些讲辞，其后都汇集成书，取名《新亚遗铎》。此外，钱师也往往受邀到校外机构作专题演讲，不论是校内校外，大都有一位同学获指派替他作记录。而在这些同学之中，我们广东籍的学生往往只是偶一为之而已。就记忆所及，替钱师作记录最多的，叶师兄应该是其中极少数者之一。他一直追随着钱师，也一直好好地珍藏着他所记录的钱师笔记，应该说，他是钱师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早前他在报刊所发表的《钱师论经济》《中国经济史》以及《商务报》的《钱穆讲学粹语录》等，都是他积存多年下来的成果。而对钱师学术的传扬，他可说贡献良多，居功至伟。

如今，钱师讲授的《中国文学史》讲义就要出版了，这真是莫大的喜讯。尤其像我这么样的后辈，只修读过半年的课而已。现在虽已是垂暮之年，但依然有机会看到钱师完整的《中国文学史》面世，圆了多年未完之梦，又怎能不喜出望外呢？而于叶师兄一再推广钱师学术、惠益后人的初衷，又怎可以只是向他再三致谢而已呢？是为序。陈志诚教授，新亚书院及研究所毕业、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留学日本。曾任香港城市大学语文主任、新亚研究所所长，退休后仍任教研究所及港大中文学院。

自序

记得在2012年冬某日，在夏仁山学长的介绍下，有幸与新亚老校友黄浩潮、叶永生诸兄一同茶聚，谈起我有一份业师钱穆宾四先生的“讲学粹语”稿和二十多封钱师亲笔函件，还有曾在香港《信报》连载的钱师讲课的“中国经济史”笔记，和我本人撰述也曾在《信报》连载的约有三十万字的“历代人物经济故事”。上述多位学兄异口同声地，都认为值得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因为有新亚历史系的陆国燊校友在商务主政；同时，兼管商务业务的陈万雄董事长也是校友。不久，与陆兄再次茶聚后，便带同文稿邀我同车回商务见负责出版中文书籍的总编毛永波先生。

到了商务总部，国燊兄把所有上述稿件全部交给永波先生审阅并由他作出决定。由于永波先生是资深出版家，对港澳台和内地的中文出版状况了如指掌，由他即时决定先出版钱师讲的“中国经济史”，然后再出“钱穆讲学粹语录”。于是，2013年1月在香港出版了前者，后者于同年6月1日出版时，《中国经济史》在香港已第二次印刷，反应相当好。至于内地的简体字版，也于2014年1月在北京后浪出版公司发行，颇受各界人士的欢迎，本人也收到该出版公司多套赠书，到了三月份已印刷达五次之多。可能因为发行网广，几个月前，有友人在新界大埔，也已看到有书店在售卖简体字本的《中国经济史》了。

钱师的课堂经济史稿之所以颇受欢迎，除了钱师讲学有其独特与精彩的见解以外，还因为加上了国内经济界名人林毅夫先生的作序品题。据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家丁望先生早前在香港《信报》撰文报道：北京刘亚洲将军对钱师加以赞扬，说钱师在经济史和他的其他史著中阐述分析，中国古代执政者之所以不能战胜常来骚扰的匈奴与羌人等民族，是由于我国北方与西北有大平原，游牧民族善用骑兵，能征惯战，而汉族人民以农耕为主，不谙骑兵作战，以致常吃败仗。直到汉武帝亦懂得养马习骑，才征服匈奴、氐、羌等民族。当然，现在我国已是五十多个民族大团结，早已没有游牧与农耕之别。

钱师讲的《中国经济史》造成了各方的轰动，连月来，有北京的、成都的以及广州和深圳各地的报刊记者来访问我，有的还来港多次，并在上述各地报章大篇幅加以报道。在下在此衷心表示感谢，大家都是在同一个目标下，为要把中华学术文化加以发扬光大，为要把钱师所拥有的满腹经纶，让没有能在新亚书院听过课的同胞都能得到分享。钱师一生从不重视衣食住等各方面的物质享受，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他只希望我们每一位中国人能多读一点中国的典籍，能多学习一些中国的历史文化，让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是何等的伟大，他就于愿足矣。

说实在的，钱师无论讲哪一门课程，都有他精彩独到的见解。他在新亚开的课，据我记忆所及，有中国通史，还有中国的秦汉史、文化史、思想史、经济史、文学史，以及社会经济史、《论语》、孟子和庄子等，至于在新亚研究所，钱师还开了韩愈文与《诗经》，那是必修的。同时，战前他在北大等校，八年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及其研究所诸校，及抗战胜利后在江南大学，以及在台北文化大学硕士、博士班等校授课，据我所知，他尚开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史学名著选读等课程。近日我重读钱师讲的“中国文学史”，觉得他对历史地理也滚瓜烂熟，他还指出，太史公因不熟悉历史地理，把古人的著作写对的当作写错来看。钱师是应该可以开“中国历史地理”的。其实，钱师没有把握绝不会开那么多课目。钱师常说，一个人并非大学毕业就算是完成了，也不是读了一个硕士甚至一个博士学位就成功了。读书是一辈子的事，做学问是终生的事业。钱师就是希望我们要向他学习，他用一生的精力，把中国的经、史、子、集都读通了，所以他讲任何一门课，必定有其独特的见解。

近期友人常劝我，尤其是唐端正及夏仁山诸学长多次敦促我把钱师讲过的课堂笔记整理出来，好让大家都可以阅读。由于当年其他同学听了钱师的课，虽然也有做笔记的，但不够详细。主要是因为钱师的家乡口音，有部分听不明，或者做笔记不够快速，我则是用自创草书，笔录较快，且能完全听懂其无锡国语。首先使我想到的便是钱师1955年至1956年讲的“中国文学史”。为什么呢？我虽首读哲学教育系，读新亚研究所的硕士论文是《孟荀教育思想比较》，但研究所毕业后，我留校担任助理研究员，钱师指导我研究中国古代散文多年，直至1963年钱师辞职前一年。我又在新亚加入中文大学后重读了一个主修中国历史的荣誉文学士，后来经钱师向罗忼烈师多次口头及书信推荐关说，终于能在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而且都是主修中国古典文学。更凑巧的是，当我获得博士学位不久，香港[1]佛教僧伽会的会长宝灯法师邀请我担任能仁学院院长并兼哲学及中国文史两研究所所长。但当时台北教育部门规定，副教授可担任代院长，正教授才可任院长。我虽在新亚教过大一国文七年，但只是一个兼任讲师，后来在1972年至1974年担任岭南书院中文系专任讲师兼助理训导长时，仍未得到副教授资格，于是港大的两个高级学位正好派上了用场，我先是用港大博士论文，经台北教育部门审查获通过得副教授资格。因副教授只能做代院长，又由于我的大专服务年资已足够，于是我再将尚未公开发表的硕士论文《王安石诗研究》送台北教育部门申请升等，当然并不说明这是港大的硕士论文，否则只能申请担任大专的讲师职位。更奇妙的是，经严格审查通过获升正教授，使我担任了名正言顺的院长。这里得感谢罗忼烈师对我攻读硕士的悉心指导，并妥善安排我攻读港大博士学位，终于顺利完成，使我难忘师恩。

在能仁书院担任院长及兼任所长时期，我同时在大专部及文史与哲学两所都兼了课，这也不能说是滥竽充数，因为我读获的五个学位包含了文、史、哲三方面。先是在新亚及研究所读主修中国哲学的学士和硕士，继又读获中文大学的荣誉文学士，主修的是中国历史，后又获得香港大学的硕士和博士，都是主修中国文学。

由于上述因缘，我先整理钱师的“中国文学史”讲稿会轻松些。当我读到这本笔记本第一篇“绪论”的最后两行字时，内心感到十分高兴，钱师以肯定的语气说道：“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

这两句话，我当时如实记录下来，没有增添、减少，用字修辞甚至造句，丝毫没有改动。使我惊异的，是钱师开讲的第一天，他竟说出：过去还没有出现过一本理想的文学史。因钱师一向说话谨慎谦虚，说出这句重话岂不是会得罪好多曾经撰述并出版过《中国文学史》的学者或教授？无论如何，过去写过中国文学史的作者除非他心胸宽宏大量，不然，他们内心一定会感到不舒服的。但是，钱师当时如此批评，实在少见。我和一群同学多次在课余时围着听钱师教诲：“你们读了我的《国史大纲》，还可去多看些别人写的‘中国通史’，便可作出比较，看看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接着的一句是，“你们自己去选择吧！”这一类的话。但使我很高兴的，便是由钱师来讲“中国文学史”这门课，必定有它独特之处，亦即是钱师所讲，必定有他创新的见解，让我们可把过去曾看过的其他“中国文学史”作出一些弥补和修正。他的意思是为了将来要完成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乃是要靠大家一同来寻求，一同来创造，以达到成功之路。记得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有一次参加新亚研究所的师生月会报告，钱师也在场，他曾说：“世界上没有一本著作是十全十美的。”钱师讲的“中国文学史”主要是将前人讲得好的对的继承保存下来，将前人讲得不对的加以辨证修正，力求完美。所以钱师在“中国文学史”有关重大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便是有益后辈。

举例说，钱师是非常钦佩朱夫子熹的，不然，钱师也不会在晚年用他十年八载的精力来撰成《朱子新学案》。连他的知己好友罗忼烈教授谈到钱师的一生代表作也说，自从晚年完成《朱子新学案》后，他早先被誉为权威著作的如《先秦诸子系年》《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以及《国史大纲》等名著，都得让位了。钱师在讲《中国文学史》的《诗经》时，对朱子也有赞语，他说：“朱子解释《诗经》有创新之意。”意即朱子有与前人不同的解释，但钱师也毫不客气地指出，朱子解释《诗经》有时也有错失。因为朱子只用直指其名直叙其事的赋来解释《诗经》，而钱师认为解释《诗经》可有两种方式，他为取信于听众，举出中国文学史上三个不同时代和作者的文学作品来证明，使人无懈可击。这就是钱师所持有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做学问态度。

钱师指出，太史公司马迁讲到《离骚》时，他不识历史地理，以为古人把地名写错了，还把原文对的反而改成错的。钱师指出，我国古代的山名水名都有特别的意义，譬如“霍山”，在我国的安徽与山西均有“霍山”。小山为大山所围叫“霍”，所以都有“霍山”，故“霍山”只是一普通名词，并非专有名词。又如“洞庭”这个湖名，同样并不只限于湖南省才有，即凡是有“此水通彼水”现象者，都可以称为“洞庭”。湖南的“洞庭湖”通湘水、资水、沅水、澧水，但太湖亦有洞庭湖之称，因为太湖是通黄浦江、吴淞江等多条水，所以太湖也可称“洞庭湖”。钱师说，太史公把《楚辞·渔父》篇所说的“宁赴湘流而葬江鱼之腹中”一句，认为有误，特改为“宁赴常流”，其实原文“湘流”并不错，倒是改为“常流”却是错了。司马迁以为“湘水”在湖南，怎么人在鄂湖北却会在湖南的湘水自杀呢！钱师指出，此篇是屈原居汉北时所作，所说之“湘流”实是指“汉水”，而并非“湘水”。这就是钱师的博学而广识处。讲文学史亦得要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兼顾，不但要讲其历史演变、创作目的和字句修辞，而且还要了解历史地理，懂得校勘学，所以，读书做学问真不容易，少一瓣就会出错。

一部中国文学史，等于钱师平常所讲的，即包括原始诗歌和故事、小说。钱师每逢遇着时代大转变，而大家对某一类重要创作在意见上有重大分歧时，他必定会作出明确的决断，并提出有力论证，使人心服。钱师做学问的一贯主张是：历史应还其本来面目，不能曲解，不可贻误后人。不过有一点可以补充一下，钱师自己说在新亚时曾讲过两年文学史，但因为校务冗忙，没有把学生课堂笔记本加以整理改定。我听钱师这门课是在1955年秋至1956年夏，钱师查阅过我们的笔记，两次是由助教查看，给了我高分。一次是钱师自己查阅，只用红笔写了“五月四日”。如果当时钱师欲改定笔记本，很可能会取用我的笔记本，因为只有我全懂他的无锡国语，可惜他当时忙不过来。我又在1958年至1959年这段时期听钱师讲宋元明清时代的文学史，那正是我攻读研究所时期，有空就去听，约有十多次，也记下了些笔记。我很高兴还把钱师亲自拟的两次文学史考试题目都抄下来了，一次是1956年6月期终考试题目，一次是同年毕业考试试题。今附于后。如果我们能够根据钱师全年所讲的温习后圆满作答，那是钱师希望的，当然我们能多看参考书最好，那我们对中国文学史也可以明白得一个大概了。但钱师说过，做学问或研究文学史都是一辈子的事，希望吾人来共同寻求与创造。

同时，本记录稿难免有疏失之处，文责应当由笔录者来负。尚祈各方贤达不吝指正。在此还要感谢复旦大学中文系骆玉明教授及香港新亚研究所前所长陈志诚教授在百忙中为本书撰写了序文，实在十分可贵。

今将钱师亲拟两次试题抄录如下：

1956年6月《中国文学史》期终考试试题：（1）曹丕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如何？（2）两汉文学风格不同，此与社会有何关系？（3）《昭明文选》之取材标准如何？其在文学史上有何意义？（4）试略述唐以后历代散文之发展及其代表人物。（5）中国小说至唐始盛，其原因安在？（6）试述词与曲产生之原因。

1956年6月《中国文学史》毕业考试试题：（1）试述汉以前散文文体之变迁。（2）《楚辞》之产生与《诗经》有何关系？（3）两汉文学风格不同，此与社会有何关系？（与期考第2题完全相同）（4）何以谓建安时代为中国有文学自觉之始？（5）试述《昭明文选》与《古文辞类纂》两书在文学史上之意义与价值。（6）唐诗分为几个时期？各时期之代表人物为谁？（7）试述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之价值。（8）词之产生原因安在？其题材与对象与诗有何不同？叶龙于香港青衣岛二〇一四年四月八日十二月二十八日订正【注释】

[1]叶按：此校在台北教育部门立案。

按语共分三种：“钱按”为钱先生当时所解释；叶龙按语均作“叶按”；编者所加注释均作“编按”。以下同。

第一篇 绪论

所谓史者，即流变之意，有如水流一般。吾人如将各时代之文学当作整体的一贯的水流来看，中间就可看出许多变化，例如由唐诗演变下来即成为宋诗和宋词是也。

以植物言，植物是有生命的。水似无生命，但水有本源，故由唐诗之变宋词，如贯通来看，两者实二而一，故通常说诗变成词，这便是渊源，即是同一流，要明此说，就得分别了解诗、词及其中间之变化过程。

吾人如要讲文学之变化，须先明白文学的本质；文学史是讲文学的流变，即须由史的观点转回来讲文学的观点。

唐诗之所以变成宋诗（词），有其外在和内在之原因。由于时代背景不同，因此，我们又得自文学观点转入史学观点了。故讲文学应先明白历史，并非就文学讲文学，文学只是抽出来的，并非单独孤立的。

再进一步说，我们不但要说明文学之流变，而且还要能加以批评。

至于文学的价值，不仅在其内部看，还要从其外部看。例如两汉[1]文学之成为建安文学，必有其原因，不能用政治来讲，当时之政治亦由两汉之统一变为分裂，但是不能用政治史来说明文学史；建安文学如何兴起，则可先讲建安时代。

文学是一种灵感，其产生必自内心之要求。从东汉时代到三国时代，其人情、风俗及社会形态都不同了，故思想、观念、信仰及追求之目的亦都不同了，故文学亦变了。例如曹操身为统帅，却轻裘缓带，与前人不同；此皆因生活情调、风俗观点都改变了。又如唐人爱用五彩，宋人则喜用素色简色；唐代用彩画，宋则用淡墨，风格自各有不同。

文学是文化史中的一项，而非政治中的要目。文化史则包括文学、艺术、宗教及风俗等各项。

又如唐代韩愈柳宗元之古文运动，单讲政治背景便不够，所谓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那么我人应先读《昭明文选》，然后再来读韩文，如此才能容易了解，这就是先要加以比较。我们学习文学史，亦需要加以比较。我们如想读西洋文学史，也可以与中国文学史来比较，一比之下，才可知道中国文学史有其独特的面貌。[2]

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注释】

[1]叶按：此处之“建安文学”钱师是指曹操、曹丕及曹植三父子。

[2]叶按：钱师此处所说“直至今日”，是指他开讲这门课程的1955年9月初的一天。

第二篇 中国文学的起源

文学的起源是诗歌，亦即韵文先于散文，西方亦然。东汉郑玄说：“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三皇之世”，轩辕以来，“载籍亦蔑云焉”。

照郑玄所说，诗应起源于唐尧虞舜之时。兹将相传为尧时之《击壤歌》及舜时之《卿云歌》，录记于下：[1]（一）击壤歌（此歌出自《帝王世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二）卿云歌此歌出自《尚书大传》[2][3]

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上两诗录自《古诗源》，但这两首诗歌，也已无法考订。其他所谓伏羲、神农时之作品，更不可靠，要讲文学，只能自《诗经》三百首讲起。【注释】

[1]钱按：帝王世纪，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帝尧以前，近于荒渺，虽有《皇娥》《白帝》二歌，系晋·王嘉伪撰，其事近诬，故以《击壤歌》为始。

[2]钱按：糺字同纠。

[3]钱按：旦复旦，隐寓辉代之旨。《尚书大传》：舜将禅禹，于是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云，帝倡之，八伯咸稽首而和，帝乃载歌。

第三篇 诗经

古人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里对诗和歌等已下了一个定义。《诗经》大概自西周起，其创作之年代约在西历[1]纪元前1185年至585年之间，历时六百年之久，可说是三千年前之文学作品。

中国文学的发展是慢迟缓笃的。《诗经》的话很美，如：“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这是三千年前的话，也说明古人已懂得美化用字，不用“三年”而用“三秋”，用“秋”来代替“年”字，这诗今日读来仍很朴，很美，只要把“秋”字稍作解释，连小学生也都能了解。[2]

又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首诗是讲古人打仗，但与西方荷马史诗之风格意境完全不同。“思”是虚字，是一个声符，即沪语“哉”之意。

至于这里的“雨”字，可作名词或动词用，但“依依”两字，今日实在无法译成较妥当的白话。“杨柳”代表惜别之意有三千多年。树枝摇动有亲近之意，可以说，西方并没有如此传统的文化。中国三千年之古典文化，其简明乃有如此者。

诗有六义，即全部《诗经》共有六义，即“风、赋、比、兴、雅、颂”。朱子说：“风、雅、颂为声乐部分之名，赋、比、兴则所以制作风、雅、颂之体也。”即是说，风、雅、颂是诗之体类分别，是文学的体格，赋比兴是作诗之方法，文学的技巧。

朱子又说：“风大抵是民庶之作，雅是朝廷之诗，颂是庙宇之诗。”即是说，“风”是社会的，“雅”是政治的，“颂”是宗教的。

诗是采诗之官采来的，故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如此所采来的诗就是国风。又说：“国者，诸侯所封之域；而风者，民俗歌谣之诗。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古者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故当时之诗，一言以蔽之，是由政府所汇集，故有政治意味。

现将《诗经》之六义简释于下：

风：有十五国风，是民间地方性的，有关风土、风俗之记载，《诗经》以这部分较易读。

雅：分小雅、大雅两种，用中国的西方口音来念。因周代当时所统治之中央政府在西方。当时之陕西音成为流行之官话，是政府性的，全国性的。“雅”比“风”难读，“大雅”尤其难读。

颂：颂者，容也，美盛德之形容，有周颂、鲁颂和商颂，共三颂。

赋：“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赋也。”此为朱子所解释。

比：朱子说，“引物为比者，比也”。

兴：朱子说，“托物兴词，如《关雎》《兔罝》之类是也”。“赋”是直指其名，直叙其事的意思，今举赋的例子如下：（一）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葛是蔓生植物，排生于谷中。萋萋，盛貌。灌木是丛生短树。覃，音潭。喈，音几（jī）。（二）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采，摘也，采采，即采了又采。卷耳，是植物名。寘，置也。周是大，周行（háng）是大道。“比”是引物为比的意思，今举“比”的例子如下：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音终。螽斯是蝗虫之一类。羽，指翅膀。诜诜，和集貌，诜，音辛，多也。振振，兴盛貌。“兴”是托物兴词的意思。今举“兴”的例子如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鸠是鸽子。鸽惯常是一对对的相处在一起，故托鸽兴起淑女君子，并非君子在河上见到洲中之鸽就想到女孩。

所谓兴者，发起也，动作也。[3]“大雅”与“三颂”，都是纯赋体；“小雅”与“国风”，则比与兴较多。朱子以前所注《诗经》有毛公诗，毛公指出，在《诗》三百中，其中116首为兴，但未说赋与比。

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引李仲蒙说赋比兴云：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

意即无论是赋，是比，或是兴，均有“物”与“情”两字。记的是物，却是言情，所谓托情、起情、言情，就是融情入景，故《诗》三百者，实即写物抒情之小品。中国人的抒情方法是叙物、索物和触物，不但《诗经》，即屈原之《楚辞》及汉时邹阳之辞，比物连类，也都是用这比兴的方法。

俗语说：“万物一体。”这是儒、道、墨、名各家及宋明理学家都曾讲到的。意即天人合一，也即大自然和人的合一，此种哲学思想均寓于文学中，在思想史中却是无法找到这理论的。我们任意举两句诗，如：“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当吾人沉浸在此种情调中时，不能说是写实文学，因为它不限时、地、人；也不能说其浪漫；且狗吠鸡鸣亦非泛神思想，亦非唯物观，此乃人生在大自然中之融洽与合一，是赋，对人生感觉到有生意有兴象之味，犹如得到生命一般。

陆放翁到晚年时，仍不断写诗，他永居乡村，写的诗如他的日记，吾人读时，如入妙境。

又如《诗经》中有一首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此诗并非专说时令与自然，乃将自己心情与大自然融化合一，虽是赋，但其实含有比与兴的意义在内。此即将人生与自然打成一片。从其内部说，这是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性灵；从其外部说，这是诗的境界。“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两句亦然，这并非唯物论，因有心情境界，但亦非唯心，亦非浪漫与写实，且非抒情，却含有情。吾人如欲了解此种诗境，必须先懂赋比兴，是到了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意境，这与西方文学不同。西方之神性，乃依靠外在命运之安排，[4]故闹成悲剧，如《铸情》。马克思要达到掌握自己命运，要打倒敌体，绝不能和平共存，故不会有天人、心物合一，亦不会有如“好鸟枝头亦朋友”那样的诗。

中国的文学，如以戏剧来说，是无有悲剧，即使《红楼梦》亦只是解脱而已，多数是走向团圆之路，所以无史诗，无神话，无悲剧。

吾人如读中国的一切文学作品，一定要先懂得赋、比、兴的道理，并且最好是先读《诗经》。孔子喜欢《诗经》，而且尤爱“二南”指《周南》和《召南》。所以他常鼓励学生要多读《诗经》，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以事父，可以事君，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是有开放启发启示之意，凡见任何物均可以开启心胸；“观”指人生观、宇宙观；“群”是指人与人之间相处，使能适应社会。因《诗经》是天人合一的，读了《诗经》，即使怨也会怨得得当；事奉长辈很难，但读了《诗经》便会懂得如何事君事父；并且还可以多些认识自然界的鸟兽草木等各种生物，才可与大自然合一。

不过，吾人学《诗经》时也会有难处，我们不能光是就文字表面去看，而应先用内心领悟体会方可得其真意，这里且引用孔子与其学生对话两节如下：（一）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欤？”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照上述对话看来，《诗经》是有性灵的，读时不能拘泥于句子。所以读《诗》难。（二）[5]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这里孔子说的“起予者商也”，意思是“兴起我的是商子夏啦！”意即要有了本质，才加上文采，礼要有本，一切打扮在后，先有本后才有末。

读《诗经》是有方法的，先要养成自己的性灵，今举《大学》为例。如下：《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意即鸟知道停止的处所，而我们却不知停身于何处，心更不知了。此处的做法是取出其中两句断章取义。此为作文方法之一，是可用的。

孟子也曾告诉我们如何读《诗经》，他曾讲过一段话，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他说：“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此处所说的“文”是指一个字，所说的“辞”是指一句。意思说，读《诗经》时不可一字一句地照字面直讲。所谓“诗言志”，其实是抒情，即欣赏中国文学时，其方法是要心领神会，并必须迎合作者之情意，《诗经》亦然。

今日国人对《诗经》的看法有两种：一为直接就字面来看；一为就其作品意义来看。当然以后者为正确，今且举例以明之。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此诗单就字面看，是说有一女孩因失恋而感痛苦，但其实是一种用比兴的写作方法，另有其作意在。故读诗之前，必须先看其序，先须知道其写诗的原因。古人注释《诗经》有韩诗、齐诗、鲁诗及毛诗[6]等四家。毛诗云：“刺忽也。”可参看《左传》，说是讽忽公子。朱夫子却反对此说，认为此诗是谣诗，朱子对《诗经》之解释有革新之意。如照字面来解释，吾人亦可读朱著，但我们又必须明白，有的作品并不能照字面来直解。今举例如下：（一）唐张籍《节妇吟》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以上这首诗并非如字面所说是描写谈爱情，其实是“却聘”。他在幕府工作，却有第二处聘请他。这是诗人吐属。因此“彼狡童兮”亦并不一定指女子失恋，朱子所解释可能有错。又从此诗可见，做人道理是要温柔敦厚，此种人才是可以群、可以怨。（二）唐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这首诗也并非实有新婚，只是考进士前请先辈阅其佳作，冀得好印象以博得取录也。（三）温飞卿《菩萨蛮》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无言匀睡脸，枕上屏山掩。时节欲黄昏，无憀独倚门。

这首词上段说景，下段说人，“絮”为杨柳花，花落即指晚春。此喻美人迟暮，是最高的比与兴。此词从字面来看，是说一位三十多岁的妇人，心情痛苦无聊，却仍有春光，寓有意境，又有雅兴，使人深受感触。其实此词是温飞卿自己悲士不遇感无聊耳。读前人诗词，一定要懂得比兴。

上面数例说明，我们读古人诗词时，不能照字面直解，其实各有其委婉曲折之深意。所以魏源在他的《诗古微》中说：“夫诗有作诗者之心，而又有采诗编诗者之心焉；有说诗者之义，而又有赋诗引诗者之义焉。”所谓“奇文共欣赏”，欣赏的心情等于第二次的创造。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此诗对每一位欣赏者均可作出不同的创造，故永远是活的文学。【注释】

[1]编按：20世纪90年代表达完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认定，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在公元前1046年。如此则为四百七十年。

[2]钱按：“今我来思”一句，沪语便是：“今日我来哉！”即粤语“今日我来啦！”即“哉”与“啦”是同一意义的虚字和声符。“今我来思”亦可译作“现在我来哉”，但原句并未指明年月日，故怎么译都可。又如浙江绍兴语“入”，亦与沪语之“哉”完全相同。

[3]钱按：三颂即周颂、鲁颂与商颂。

[4]编按：林纾将《罗密欧与朱丽叶》译为《铸情》。

[5]钱按：“倩”指“酒窝”；“盼”指黑白分明；“素”指搽了白色之粉。

[6]编按：“刺忽也”，出自《诗经·狡童》小序。

第四篇 尚书

我国文学史与西洋文学史有极大不同之点。我国重散文，次为韵文。在中国，散文可能更先成为一文学体系。西洋的散文以小说为大宗，中国的散文则以历史为大宗，因中国向来以史当作文学看。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普通说，《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为我国古代两大史书，它们在文学上均有很高的地位。

中国古代散文的特征既然是史，史是客观的，记言记事，因而以历史当文学，故小说与戏曲就不发达了。

我国古代除韵文的《诗经》为主以外，尚有散文体的《尚书》，两者是并重的。《尚书》有今古文之别，古文《尚书》晚出，是伪的；今文《尚书》由古代传下，是真的。如果按照近代的疑古派运动的说法，则今文亦是伪的。其实，今日已可决定今文为真。今文《尚书》中之《尧[1]典》《禹贡》均为极早之作品。我认为《尧典》为战国时作品。《尚书》中最可信的作品是商代的《盘庚》。商代有一国王自黄[2]河以南搬迁到黄河以北之河南省彰德府安阳县，即今日称为殷墟的出甲骨文之处。自盘庚始至商纣止，殷商立都达二百余年。当时盘庚迁都遭百姓反对，故特写此文——《盘庚》上、中、下三篇以晓谕人民，实为最真实之演说词，但为最难读之作品。

至于《尚书》中正式像样可讲的，要从西周起，因为虞书《尧典》、夏书《禹贡》、殷书《盘庚》，均有可疑之处。正式之我国文化起源可说自西周起，因《诗经》与《尚书》均出自西周。

从西周开始，《尚书》中之作品有：《牧誓》，说明武王伐纣，牧野誓师。《武成》，说明周武王如何灭商纣。

孟子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一策即一竹片，约有三数十字之多，因该文其中有“血流漂杵”一句，实对战胜之描述夸张过甚。但由此可证明《武成》在孟子时已有。《洪范》，说明商为周武王灭后，商之箕子不屈流韩，后又为武王召回。箕子所说“番话”即曰“洪范”，但有可疑之处。《金縢》，说明武王病时，周公祷告愿代武王死，史官将此祷文及记载装入金縢中保存之。《大诰》，文王封周公兄管叔，管叔与商后人武庚作乱，周公东征。大诰即是用兵宣言，以此诏告天下。《康诰》，周成王时封康叔于卫时之告诫语，封于商之彰德府。《酒诰》，商人嗜酒，武王告康叔戒之。《梓材》，此文亦系武王告康叔。《召诰》，说明建都陕西镐不方便，故再建都洛阳，派召公去洛。召公有言，请周公告周武王。《洛诰》，洛邑建成后，商人降周者，周公作宣言，记造新都事。《多士》，说明建造洛邑后，周公告商后人。《无逸》，周公告各侄儿勿偷懒。《君奭》，周公与奭公谈话。《多方》，周公东征胜利后告各国。《立政》，周公告周成王。《顾命》，周成王之遗嘱。

上述诸文件，均为研究周代之重要史料，我们如不能全读，亦应读其一二篇，此即尝鼎一脔之意。

综言之，我国古代韵文易读，而散文古拙难读。故《诗经》易读，而《尚书》难读。此处要说明者，是《诗经》是经过沙滤作用而与政治结了不解之缘的，此为与西方文学不同之点。【注释】

[1]叶按：指钱师本人。以下同。

[2]编按：1192年，金改相州为彰德府，沿袭宋制，属河北西路。清初，彰德府领今河南省安阳、汤阴及河北涉县、磁县等地。1913年，废彰德府，安阳县隶属于河南省豫北道。1949年设安阳市，1952年，安阳市划在河南省。

第五篇 春秋

孔子《春秋·鲁僖公十六年》云：“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过宋都。”此为孔子当时记载鲁国气象之大变化情形，虽仅十二个字，但用字造句却大有考究。“陨石”即是落星石，“退飞”是指鸟受大风之阻力，其翅膀不能自主地返退而向后飞。且用“宋”与“宋都”又大有分别，“陨石于宋”，是指落在宋国境内，而并非宋都。

又：《公羊传》与《穀梁传》之讲“五石”与“六鹢”，两书各有其道理，何以不说“陨五石于宋，六鹢……”，此处不把石之数量放于前面，乃是因为可能他处尚有陨石，如说“陨五石”，即无法示意尚有他处之陨石也。又：如写作“鹢退飞过宋都六”亦不通。清儒顾炎武亭林说：“此临文之不得不尔。”意即照修辞学上之法律观点来写，才算正确。顾亭林又解释道：“非史云‘五石’而夫子改之‘石五’，史云‘鹢六’而夫子改之‘六鹢’也。”顾氏不信公羊、穀梁所说，认为文理所当然，并非孔子所改也！“陨石于宋五”一句，无主词。“六鹢退飞过宋都”一句，“飞”为动词，“退”为被动词，故“六鹢”实为假主词。

又如《春秋》首句：“元年春王正月。”在《公羊传》与《穀梁传》中均有详细解释，按照公羊、穀梁的说法，孔子修《春秋》是有道理的，故云：“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因经孔子修正后的《春秋》是恰到好处，改一字即反而不妥。如《严先生祠堂记》中有“先生之德，山高水长”之句，后来有人将“德”改为“风”，成为“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此即所谓一字师，这种就是有斤量之字眼。《文心雕龙》说：“《春秋》辨理，一字见义。”因此，汉代时人有所谓春秋判狱，作为法律判案之用。因《春秋》是法律文字，用字造句是有分寸的，所以是不可删改的。《春秋》的笔法是法律性的、客观性的，有了文学的自觉性，此种自觉性是周公写时所没有的。“春秋三传”，即《公羊春秋》《穀梁春秋》与《左氏春秋》或称《左传》。《左传》是编年体，是历史记载，不论笔法如何，却是我国古代的伟大文学作品，其中之内容包括描写战争的、外交的和贵族私生活以及大家庭生活的等。

我国文学史上，韵文与散文之演变各有不同之现象，即韵文是渐往艰深的路上走，如《诗经》易读，到屈原的《离骚》《九歌》则较难读，再进而到《两都赋》《两京赋》则更难读；至于散文，则其演变之趋势是渐往平易的路上走，《尚书》难读，到《左传》则较为平易浅近了。【注释】

[1]编按：即《公羊传》，亦称《公羊春秋》，是专门解释《春秋》的典籍。

[2]编按：即《穀梁传》，亦称《穀梁春秋》，是对春秋的注解。

第六篇 论语

所谓子，即是指先秦诸子，或称诸子百家，即是指思想家或称哲学家，诸子百家所作的散文水准均极高。诸子中之首位即孔子，其《论语》为其弟子所笔记，文学价值极高，更遑论其思想，今例举如下：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疏”，粗也。“饭”，此处作动词用。“浮云”是指身外之物的富贵，是赏赉之物而已。孔子这段话充满着诗情画意。此段文字的前三句均是在描写一“穷”字，实含有画意；最后两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实含有诗意，这是诗人的胸襟，这叫吐属。

我们写文章，不可用土语俗语，不然会失去意境。如“浮云”两字，不论何处人均可会意，实有其意境，人人可明白，故孔子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这段文字可以说是无韵的散文诗。

再举一例：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此句人人可懂，正如在吾人眼前活现此景。此话实非真讲松柏，其实是“比”，是一种比喻，吾人可比喻作“在患难中可见出朋友的交情”，并且可以此类推，举一而反三，可比喻任何事物也。

同时，我们又可以知道：孔子并非是严肃地板着面孔只讲道义，亦非讲哲学，而是针对人生、生活，所以，孔子亦劝人读《诗经》。此处一句寥寥十字，却传流了两千五百年，这不是教训，亦并非理论，而是一首诗，一幅画，因而后人作诗画用此题材者极多。所谓“岁寒三友”，亦由此句推衍而出。一句话可以点醒你，我们要用文学的眼光来欣赏，才可得其情趣意境也。

又再举一例：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此处“逝”字形容水之流动，其描写手法真实而平淡，这是“兴”，只是两句话，形容时间一去不回，人生亦如此。这是何等大的感慨、何等深的意境，使吾人对宇宙人生掀起无限大的感想。

以上是用文学的眼光来说《论语》，如果我们把《论语》中所讲的，逐条逐条来学习，则作文必会有大进步。《论语》以后有《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与《吕氏春秋》诸书。谈到先秦诸子，主要的便是这八部书。《孟子》文章，近似陶渊明；阮籍的文章指阮籍的诗，则近似《庄子》。这是中国文学的两大派，孟、庄的文，陶、阮的诗，各有其风格。

金圣叹曾说，中国六大天才奇书即是《左传》《庄子》《离骚》《史记》《西厢记》和《水浒传》。金氏将《左传》《庄子》与《西厢记》《水浒传》相提并论，我们读上述诸书，最好去读有金圣叹眉批[1]的，方可懂得文学的描写。

我们如以文学史的眼光来说，中国开始的散文性格是历史性的，一为记言，一为记事。《论语》中有记事的，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亦有记言的，如两人的问答体，如“子夏问曰：‘巧笑倩兮……’。何谓也？”；亦有孔子单独说的。故就文章的体裁来说，《论语》仍是根据记事记言的传统演变下来，但与《尚书》《春秋》不同：前者是孔子的私人言行，而后者是对国家大事而言。这是历史的大进步，亦即由国家大事的记载进步到个人生活的记载，故成了子书，成了史家。

孔子是一位平民学者，但《论语》仍是由《尚书》《春秋》的传统一路下来，不过推进了一步。【注释】

[1]叶按：钱师曾谈起过，他认为《论语》《孟子》《老子》以及《庄子》，可称为“新四书”，乃人人必读之四大要籍。与传统所说“论、孟、学、庸”之“四书”有异。

第七篇 中国古代散文

谈到我国古代的散文，可以分作两个时期，第一期可以称之为“史”的散文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尚书》及《春秋》的《左传》。《尚书》是记言的，它记下国家领导人所发布的文告，事实上就是历史的文件。《左传》是记事的，它记下历史的事实经过，也是历史的文件。

至于我国古代散文的第二期，可以称之为“子”的散文时期，它是思想性的，也可以说是哲学性的。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当推《论语》《孟子》《庄子》《荀子》《墨子》及《老子》等书。[1]

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也。”因为《春秋》这部书是政治性的，是由史官记录下来的官书，所以是历史的散文；但“子”是私家的，属于社会的，属于平民的。

关于《诗经》中的风、雅、颂，首先是从十五国风开始，它可以说是平民的诗；至于平民的散文，则是从孔子开始。从其文体来说：“子者，史之流变也。”《论语》这部书就是记载孔子的言行。换言之，《论语》是记载私人的言行，记载平民的言行；而《尚书》和《左氏春秋》，虽亦是记载言行之书，却是具有政治性的，所以是“史”。但“子”亦可以说是由史演变而来。

从《论语》开始，我们又可将古代散文分成三个阶段，如下——

第一阶段：像《论语》这部书，可说是散的，是零星的，即是由许多章凑合在一起而编成一篇，但并无连贯的意义。

如《论语》第一篇名叫《学而篇》，因其篇首的第一句是“学而时习之”，故篇名是并无意义的。第二篇称为《为政篇》，因该篇首句是“为政以德”。因此，文中各条都可随便放置，可见当时之人并非要以文章传世，只是零星记载而已。《孟子》这本书也是如此。如将“孟子见梁惠王”等凑合在一起而成一章，章名便称《梁惠王》；同例，以下有《万章》《公孙丑》《滕文公》等各章，亦无有意义的章名。只是《论语》的较短些，而《孟子》的较长些。这并不表示孔子的话说得少，只是当时记载简单了些。简的则较为难读，至《孟子》的文章，则已有进步了，读起来也较易些。

第二阶段：如《庄子》一书，已进一步成为假设的对话寓言体了。孔子和孟子都有学生记录他们的言行，庄子则没有，故庄子自己写作。且假设如二人对话般的问答寓言体，其中，河伯与海若讲话，实在等于“孟子见梁惠王”，故文体仍相同。从文学史看，《庄子》一书仍不能超出《论语》《孟子》的同一体裁，但《庄子》一书的进步是其内七篇之篇名都成为有意义的了，如《逍遥游》《养生主》《应帝王》和《人间世》等诸篇，所以与《论语》《孟子》已有所不同了。

而且《庄子》之每一篇均可分章。如《养生主》一篇，其中第一章叫作《庖丁为文惠君解牛》，以下尚有第二章、第三章等，且不能将甲篇中之一章任意插入乙篇之中，各章均有其整体性，然而可以分章来读。不过《庄子》中亦有如用《论语》《孟子》之篇名方法的，如《秋水》篇，便是取其首句“秋水时至”之意。同时，《庄子》之由数章合成一篇，此法与《孟子》相似，但每篇中含有主要的几章。

第三阶段：至于《荀子》这本书，已再进一步发挥其个人整套有体系之思想与意见了。《荀子》中的《天论》《礼论》《正名》《正论》及《解蔽》等篇，都是整体的一篇，并不像《论语》《孟子》和《庄子》那样用零星的讲法了。《孟子》书中讲到的性善论，是零星地散见于其全书各篇中；《荀子》书中叙述性恶论则是有一人发议论，有其整体性。这种文体比较像样而成了体统，故比较《庄子》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到了《荀子》的学生韩非，他的《韩非子》一书写有《五蠹》《六反》等篇，也已是整体的论文了。

与荀子同时的公孙龙子，在其书《公孙龙子》中，有《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及《名实论》等篇，也是一篇文论一[2]题目，都是整体性的。

至于《墨子》一书，经考证出于《论语》之后，而在《孟子》之前。其书有《兼爱》上、中、下三篇，《非攻》上、中、下三篇。所谓“是故子墨子言曰”，没有所谓“章”，是一篇文章讲一个理论。从文章体裁来看，此书应是晚出，可能出书于《荀子》左右之时。总之，《兼爱》《非攻》等篇是晚出的，但《墨子》中亦有早期的文章，如《鲁问》这篇文章，亦是用问答体的方式，与《论语》《孟子》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