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书坊·书缘深深深几许(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毛乐耕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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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卷书坊·书缘深深深几许试读：

在中国，翻译普希金诗歌最著名的是查良铮，另外刘湛秋、黎华也很有成就。在我的藏书生活中，与普希金诗歌，与这三位先生的译作，都曾结下过深深浅浅的缘分。

在我的少年时代（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发生前），我曾得到过一本查良铮翻译的《普希金抒情诗一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那时我正处于求知欲旺盛、渴望读书的年龄，对这本诗集很看重，认真地反反复复地读过多遍，有些诗甚至已经能够背诵了。我少年时就喜欢诗歌并曾把自己的理想定位为做一个诗人（结果当然是没做成），就与这本诗集有很大关系。后来我将此书借给了一位同样爱读书的邻居大哥哥，再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就是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插队，从此，这本书就再也未能收回，与那位大哥哥也天各一方，数十年来再也没有见过面。因为这本书对少年时代的我影响太大了，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还常常会想起这本书，想起这件事，心中不免会浮起一丝淡淡的惆怅。

时间到了一九八二年一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普希金抒情诗选集》（上、下集），这是查良铮先生生前留下的遗译，由巫宁坤整理编定的。然而当时我还在一个偏僻的农村中学教书，此地离县城就有数十公里远，交通不便，外出买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初版本我未能买到。以后，几经周折，我终于得到了该版一九八四年十月第三次印刷的书。这两本书还不是买来的，而是因为在印制上有一些小瑕疵，由出版社作为“礼物”送人的，书前的扉页上有两方印章，一方是“江苏文艺出版社赠”，另一方是“赠阅 江苏人民出版社”。据此书的版权页记载，到这次印刷，此版书的累计印数已经是三十六万八千八百册了。此书的整理者巫宁坤，著名的翻译家，一九二〇年出生于江苏扬州，是查良铮先生一九四九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的同学。由巫先生来整理查先生的遗译，无疑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巫宁坤在书的“前言”中深有感情地说：“早在五十年代中期，良铮就先后翻译了普希金的主要作品，其中包括《普希金抒情诗一集》和《普希金抒情诗二集》，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于一九五七年出版。其后二十年间，良铮继续以介绍优秀外国诗歌为己任。长夜孤灯，他在翻译拜伦巨著《唐璜》的同时，又增补修订普希金抒情诗共四百余首，总为一集。”这个两卷本的《普希金抒情诗选集》，就是查先生的遗译经整理后出版的本子。书后还附录了一篇《别林斯基论普希金的抒情诗》，以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理解普希金的这些作品，颇有参考价值。《普希金抒情诗选集》书影

一九九四年，我又见到了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世界名诗珍藏系列》，此套书共收译诗十种，分别是：《拜伦诗歌精选》、《雪莱诗歌精选》、《歌德诗歌精选》、《海涅诗歌精选》、《普希金诗歌精选》、《莱蒙托夫诗歌精选》、《裴多菲诗歌精选》、《惠特曼诗歌精选》、《雨果诗歌精选》、《泰戈尔诗歌精选》，精装本，译者大都是比较著名的学者。我很喜欢这套书，赶紧下手，分几次买到了其中的九种，但世界上偏就有这样的巧事，恰恰是其中由刘湛秋先生翻译的《普希金诗歌精选》与我缘分不够，没有买到。以后我继续搜寻，终于在网上看到了出版社的再版本，但此书已经更改了封面设计，与全套书有点“神合貌离”，让人颇觉得有点遗憾。此书编译者刘湛秋是一位诗人，抒情散文也写得很好，他的译笔，自然处处显露出他的特定的诗人气质来。

二〇〇六年十月，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欧美经典诗画廊·俄罗斯卷》，其中有一本黎华编译的《普希金诗画集》。这是普希金诗集的另一种译本。译者黎华，出生于一九三四年，是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一位老编辑，也翻译普希金多年，出版过多种普希金诗歌的译本。据黎华自己介绍，一九五七年后他与查良铮先生都住在天津，但因“各处一隅长期劳动而未结识”，这对于同是普希金的翻译者来说，当然有点遗憾，但黎华读大学时曾得到过戈宝权先生的指导，戈先生常为他“面改译诗”，则又是他的幸运了。黎华的这本书我很喜欢。一是译文质量高，还有恰到好处的题解和注释。二是在编排上有新创意，这是一本“诗画集”，书中配印了“精美珍贵的丽人玉照、诗人手迹和素描、友朋画像、俄罗斯风景画等一百余幅，诗情画意，情趣盎然”，使读者在欣赏普希金诗歌艺术的同时，还能形象地感受到一种浓浓的俄罗斯风情，领略到那个时代的独特氛围，了解到诗人普希金在绘画方面的特殊才能。三是这本书做得很好，设计大气，装帧精致，用纸也好，是一本虽不豪华但很精美的书。

因为喜欢查良铮先生的语言艺术，我还收藏了一本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穆旦精选集》。查良铮先生是浙江海宁人，一九一八年生，一九四〇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赴美留学，回国后长期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查先生除了译诗以外，更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他以“穆旦”为笔名写诗，是“九叶诗派”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穆旦精选集》分为三编，选收了查良铮先生诗歌、散文的代表作和一些书信，这其中，自然少不了谈普希金诗歌和谈外国诗歌翻译的文字，从中，可以见到查先生关于翻译的许多精彩见解。查先生的诗写得好、译得好，这是学界不争的事实。记得王小波在他的《时代三部曲》之《序：我的师承》中曾这样说：“我终于有勇气来谈谈我在文学上的师承。小时候，有一次我哥哥给我念过查良铮先生译的《青铜骑士》……他还告诉我说，这是雍容华贵的英雄体诗，是最好的文字。”“查先生和王（道乾）先生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可见王小波对查先生的文笔是如何推崇了。这本《穆旦精选集》是“世纪文学六十家”中的一种。将查先生列入现当代一百年来的“世纪文学六十家”之一，说明学界对查先生文学成就的评价是很高的。周振甫的三本书

周振甫何许人也？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能坐冷板凳，确有真功夫的大编辑家、大学问家，在古典诗词、古典文论研究界卓有建树的资深专家。当年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管锥编》等皇皇大著就是由他担任责任编辑的。他在担任《谈艺录》的责任编辑时，还曾为这部书加过提要性的小标题，得到了钱锺书的肯定。该书出版后，钱锺书亲笔赠言：“校书者（当）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此作蒙振甫兄雠勘，得免舛错，得赐多矣。”钱锺书的这番话，对周振甫的赞赏是溢于言表的。

我知道周振甫这个名字的时间倒比较早。“文化大革命”以前，当我还是一个刚入初中的少年时，曾经读到过一本《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的书，讲解者是臧克家，著名的诗人，当时的《诗刊》主编，而注释者就是周振甫。那时，周振甫这个名字就在我心中留下了颇深的印象。

周振甫的三本书，是指我收藏的三本周振甫的著作：《诗词例话》、《文章例话》和《文论漫笔》（周振甫生前共出版著作近五十种，《周振甫文集》十卷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诗词例话》的初版本出版于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我收藏的是一九七九年五月出版的第二版，这是一本已经经过修订的新版本。我国的古典诗词，是文学史上一笔丰厚的遗产，许多名篇，至今仍在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汉语读者。除了诗词本身以外，历朝历代，又产生了大量谈论诗词的作品，这就是诗话和词话。这本《诗词例话》，就是在许多谈诗论词的文字中精选出若干具体例证，从一个个具体的角度入手，由作者加以评点、阐发，以帮助读者更好地欣赏和研究古典诗词，所以此书就称作《诗词例话》。《诗词例话》全书分“欣赏与阅读”、“写作”、“修辞”、“风格”、“文艺论”五个部分，共七十五个专题。这种写法，虽然不是长篇大论，宏文巨制，但却能以小见大，见微知著，阐发深透，显示了周振甫扎实的学问功底和严谨的治学风格，在学问上颇见功力。值得一提的是，周振甫自言，在修订这个再版本的时候，得到了钱锺书的帮助，新版补充的《形象思维》、《赋陈》、《兴起》、《喻之二柄》、《喻之多边》等章节“都请钱锺书先生指教，作了不少修改。钱先生还把没有发表过的李商隐《锦瑟》诗新解联系形象思维的手稿供我采用，在这次补充里还采用了钱先生《管锥编》中论修辞的手稿”（《诗词例话·开头的话》）。周振甫一九三一年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求学时，曾师从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后来又有了和钱锺书在学问上的长期切磋和合作，这应该是学坛上一则很动人的佳话。《文章例话》，顾名思义就可知，它是《诗词例话》的姊妹篇。该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第一版。此书的体例与《诗词例话》相同，从历代的文论中选录有独到见解的段落来作分析论证，全书分为“阅读”、“写作”、“修辞”、“风格”四个部分，共八十八个专题，它的特色和价值与《诗词例话》也是一致的。两书合成，双峰并峙，互为补充，形成了一种综合效应，是古典文学爱好者不可多得的参考书。《诗词例话》的封面由沈云瑞先生设计。沈云瑞是位优秀的书籍装帧设计家，他的作品曾参加过一九五七年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展览，在国内更是屡屡参展和获奖。封面占据大部分位置的是一块石头，石头的右侧有一竿翠竹，风格清新而雅致。《文章例话》的封面未注明设计者，但风格和《诗词例话》完全一致，石头还是那块石头，不过已换了颜色，右下角也不是翠竹，而是变成一丛秋菊了，这想来应该还是沈云瑞的手笔。再说一句题外话，这两本书我买回来以后，因为很喜欢，都包上了书皮，三十年下来，当年包的书皮还在，包书的纸虽已发黄，但两本书却保护得很好，品相完全可达十品。

最后再来说一说《文论漫笔》，该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第一版，收周振甫讲解古典文论的文章三十三篇。和前两本例话有相似之处的是，周振甫谈古典文论，仍喜欢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入题来展开评说，不过这里的角度已有所扩大，而全书的内容也显得更加系统，从总体特色上看，仍属功夫扎实、见解精深之作。据书中的《后记》说，此书中的文章是应《光明日报通讯》之邀而写，大部分篇章都在该刊登载后再汇成此书。此书的内容厚实深透不用多说，书的封面设计也颇有古意（由关明设计），“文论漫笔”四个字还是吴作人先生的手笔。但除此之外，书的制作却比较粗糙。封面和书脊除了书名和出版社名外，连“周振甫著”的字样也不署；书中有作者的一篇《后记》，但在目录页中却没有编印进去；整本书版式简单，用纸一般，毫无特色。有些事，也许受当时条件所限不能做到；但有些事，如在封面上署明作者的名字、编排目录没有遗漏，却应该是能够做到的。《文章例话》书影《诗词例话》书影

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冯亦代先生在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七日《新民晚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就是《为周振甫先生叫屈》，冯亦代说的是周振甫的另一本书：《文心雕龙今译》。

冯亦代说：周振甫研究《文心雕龙》有年，这本《文心雕龙今译》堪称传世之作，不过在读《今译》的大喜过望中，却又感到大失所望，当然这不是对周先生，而是指……对于这本书的包装，当我看到这本书的用纸粗劣灰暗，印刷模糊不清……我百思不得其解。

但愿这种情况今后不再发生。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钱基博著，岳麓书社，一九八六年五月第一版，一九八七年一月第二次印刷。

钱基博是钱锺书的父亲，《现代中国文学史》是钱基博早年所著的一部断代文学史。

此书的版本渊源如下：一九三二年（时年钱基博虚龄四十五岁）由无锡国专学生会集资排印二百部，次年由上海世界书局正式出版，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连续再版，一九三六年又出版增订本。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版次，书名皆为《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现在的版本易名为《现代中国文学史》，却无任何说明，这在版本学上是不够严谨的。

此书所说的“现代”，是指民国纪元起始的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三〇年这一段时期，所研究的对象“起王闿运以迄胡适”，涉及八十多位作家及其代表作品，“显闻民国纪元以后者”，皆以网罗。

此书的编撰体例，作者明确说是效仿“班（固）范（晔）两《汉书·儒林传》，分经叙次，一经之中，又叙其流别”。全书分“古文学”、“新文学”上下两编。上编古文学又分“文、诗、词、曲”四部分，下编新文学则分“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三部分。每一部分以人物为纲，“昭其流别”，“各著一大师以明显学；而其弟子朋从之有闻者，附著于篇”，结构纲目甚为清晰，编法也可算别具一格。

在《汉书·儒林传》中，“每叙一经，必著前闻以明原委”，所以本书在上下两编之前，又特冠“绪论”三章：一、文学，二、文学史，三、现代中国文学史；冠“编首”五章：一、总论，二、上古，三、中古，四、近古，五、近代。以阐明编撰思想，回溯新旧各家之学术渊源，此亦实属必要。

此书虽然名曰“文学史”，其实行文走笔并不严格限于文学的范畴，而是将所论各家摆放到时代和社会的大格局之中，紧密结合当时的“朝政国事”在广阔的历史大背景下予以介绍和评论，其意义就不仅仅是文学的历史、学术的历史，同时这一历史阶段的时代风云和文人作为都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使这部书超出于单纯的文学史意义而显出更为重要的社会历史价值。

与此同时，编撰者评述各家，特别重视“迹其生平”，“知人论世”，对所论作家在特定历史阶段中的社会政治经历和思想学术观念都注意叙录评点，以此作为衡定他们文学成就的切入点。从晚清到民国初期，这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期，在中国的政治舞台和文化舞台上，那些“显闻”的文人们有何种经历，何种表现，编撰者以同时代人的身份近距离地观察、研究、记录、评点，留下的第一手材料弥足珍贵。

此书“署曰长编”，在材料汇聚上还有一大特色，即“不厌其详”，“详次著述”，“在人即为传记，在书即为叙录”，资料征引非常充分。作者很自信，“吾极其详，而以俟后来者之要删焉”。综览其书，确实载录了当时作者们的许多珍贵的文字资料。而编撰者的批点评判，则是建立在人物行迹和资料载录的基础之上，精要出之。

从一九三六年到本书重新出版时，此书绝版已五十年矣，现在再版，其史料价值很大。果不其然，此书重刊后，紧随其后，又有数家出版社陆陆续续出版了此书，钱基博的名字，又重新被人知晓了。熊十力的《佛家名相通释》《佛家名相通释》，熊十力著，东方出版中心，一九八五年七月第一版，一九九六年二月第二次印刷。

熊十力以哲学家名世，是新儒学的开山大师，在研究中国儒家学术思想上自成一派，深有影响。《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他的主要著作有《新唯识论》、《破〈破新唯识论〉》、《十力论学语要》、《体用论》、《明心篇》、《原儒》等，当然，还有这本《佛家名相通释》。

本书的写作缘起，据熊十力自己说，是在为学生讲授《新唯识论》时，因佛学方面没有适用的参考书，“苦名词难解”，“率尔起草”的，目的是“疏释名相，提挈纲纪，使玄关有钥，而智炬增明”也。这是一本在偶然情况下产生灵感写给学生的参考用书。

本书分上下两卷。上卷据世亲《大乘五蕴论》、安慧《大乘广五蕴论》，“综述法相体系”，诠释五位百法。下卷据世亲《百法明门论》及窥基《述记》，“成立唯识大指”，“旁搜识论之体系”，“抉择旨归，搜寻义蕴”，讲述唯识诸名相。

若是放在现在，弄这样一本书实在是太容易了，争取点经费，剪刀加糨糊，再让学生给自己打工，半抄半凑，三下五除二就可以搞定。可熊十力不是这样，他下了功夫，不仅仅是诠释，编一本“简明辞典”，而是融入了自己的观点，汇通了自己的研究，“颇有增广”也，这就使这本书有了独立的学术价值，成为现当代一本重要的佛学著作。

本书写成于一九三六年，时熊十力五十一岁，这无疑是他的盛年力作。王元化先生对这本书及熊十力的佛学研究十分推崇，他认为：“依我的浅见，在十力先生毕生的学术研究中，还是以佛学为胜。他可以算得上是‘五四’后老一代佛学专家中屈指可数的几位代表人物之一。”（《思辨随笔·记熊十力》）

熊十力是一个十分率性的人，性格狂放，自雄不羁，在常人的眼中甚至还有点怪。他曾在自己的著作上署名“黄冈熊十力造”，一个“造”字，活脱脱地显出了他与众不同的意气，性格色彩何等鲜明。黄裳的清代版刻研究《清代版刻一隅》，黄裳编著，齐鲁书社，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一九九六年三月第二次印刷。

黄裳先生集藏书家与书话家于一身（先生在其他方面的成就此处不赘），他的《清代版刻一隅》是他研究有清一代三百年来雕版印书的一部著作。同时，在《来燕榭书跋》等著述中，黄裳也有许多关于清代版刻的研究成果。

从清末民初起，我们的书籍出版采用了较为现代的石印技术，以传统雕版技术印刷出版的书籍就与大众读者愈行愈远了。一般的读者，要一睹众多雕版古籍的庐山真面目，通常是很不容易了。

黄裳的这本书，恰如为清代古籍的宝库打开了一扇窗户，能让广大爱好古籍的书友，通过这并不简单的“一隅”，看到清代雕版古籍的熠熠风采。

从黄裳本人来说，他一直怀有这样一个心愿。他说：“有清三百年间一共刻了多少书，至今也还没有确实的统计。要想大致有个完整的鸟瞰概念，最好是印出一部书影来。以时序为经，以地域为纬。这将使人们比较容易地看出雕版风气的转换，不同地区风格面貌的差异，无论是版本的赏鉴或鉴定都会有很大的方便。”

有清一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政治、经济、文化、战争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反映在雕版印刻书籍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大体说来，清初承续晚明遗风，直到康熙中叶，雕版刻书的风格一直比较接近晚明；此后经雍正、乾隆两朝，进入全盛时期，精雕名刻大量涌现；接着从嘉庆朝起，雕版的风貌就逐渐显露出草率寒窘的格局；直至清末，元气也未能恢复过来。这中间，康熙、雍正、乾隆朝之间盛行的文字狱、销毁禁书，又使全盛期从另一个角度蒙上了阴影。而道光、咸丰朝之间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也让江浙等地的刻书重镇受到重创。清以后，当然还有许多的战争和文化的灾难，但不管怎么说，现在还是有相当多的清代雕版古籍穿越了历史的硝烟幸存下来，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后人，我们应该精心善待。

过去介绍雕版古籍，学界、藏书界无疑是偏重宋元刻本，捎带着也重视明代刻本，但对清代刻本的研究和介绍却注意不够。对于这种状况，黄裳明确表示这是“清代版刻在版本史上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例如近人缪荃孙（光绪二年［一八七六］进士），就曾提出过一个区别善本书与非善本书的四条标准，劈头第一条就是“刻于明末以前者为善本，清朝及民国刻本皆非善本”。因为缪荃孙在藏书界的地位很高，所以此说大大影响了学界、藏书界对清代版刻的重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重视清以前的刻本不能说错，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演进，社会发展到现在情况又大不相同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有清一代的雕版古籍是应当让我们十分地珍视了。

中国的雕版印书技术，从公元八世纪前后发明应用以来，发展到清代，已经进入到一个工艺精湛、技术精良、印制精美的全盛阶段，而且，在古籍存世的绝对数量上、流派风格上也是最多最富的。但是，无论是工艺界还是读书界，对清刻的工艺探讨却很不够，正如黄裳所说：“清代的刻书家很少对雕版工艺过程发表意见，但这实在是许多人愿意注视的焦点。”因此，黄裳果断地从这一角度入手，来鉴赏和介绍有清一代的雕版印书。这确是一个独到的有意思的值得去做的课题。

作为藏书家，黄裳本人即藏有大量的清代古籍，与此同时，经他之眼过目的清刻更是为数众多。他以精湛的眼力，渊博的积累，欣赏品评，比较分析，从写、刻、印、纸墨、版式、地区、流派等多种角度，对清代古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精要的介绍。全书大致一文一书影，从顺治朝始，中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至光绪、宣统煞尾，共选评介绍清代版刻近二百种。

黄裳对这些清代版刻精品如数家珍，谈刻工，谈字体，谈编撰体例，谈版本渊源，谈流派风格，谈刻书掌故，考订精深，评点精要，手此一卷，能让爱好此道的书友大开眼界，深有领悟。下面，我们不妨择要选看几例：

如谈《出塞诗》一书，黄裳指出，此为“康熙刻本”，“此亦写刻，大抵清初写手多尚端整，后来乃渐趋流丽，而名家手写上板者渐出，于书手影响甚大，开板亦更多华美，此风气转变之大略也”。这不仅是介绍了这部《出塞诗》的情况，而且还品评了清代早期手书上板的字体风格和风气流变，点评具有版刻史的意义。

如借《七歌》谈毛子晋刻书的逸事。《七歌》，“清初写刻本，卷尾有小字一行云‘琴川毛氏汲古阁镂’。毛子晋常代友人刻书，往往不著‘汲古阁’名号，惟此为特例。澹心尚有《甲申集》八种，亦毛氏刻，开板风气与汲古阁他种并同”。这就颇有考证意义，对毛子晋刻书的体例和风气作了精当的考订。

如谈《蓉槎蠡说》：“康熙刻本。……七略书堂藏板。书十二卷，写刻端楷中已微有行书意味，刻工亦足以传之，遂为名刻。”谈《北山诗钞》：“此本与《蓉槎蠡说》刊刻颇类，自是一时风气。”谈《濡雪堂集》：“雍正刻本。……写刻颇精，惟视康熙少趋圆润矣。”对品质优秀的刻本赞赏有加，并通过不同刻本之间的比较，证明了一个时代的刻风。

如谈《铁门诗钞》：“康熙刻本。……此云南刻本，纸用棉料，皆滇中风气，开板与中原所刻微异，但仍同一时代产物也。”谈《秋林琴雅》：“此为康熙季年浙中刻本标准体式……自然大雅。”比较了不同地区的刻风、体式乃至用纸的异同，开阔了视野。

如谈《绝妙好词》：“雍正乙巳项氏群玉堂刻本。此本精写精刻，书法宛妙，而刻工又足以副之，展观不异佳帖，是清刻中至精之本。”对精湛刻本的赞赏之情溢于言表，真正透露了一个爱书人的心声。

我觉得，有清一代的雕版古籍，是可以成为一门学问供后人研究的。黄裳此书，虽然由于资料的关系，只能就他手头掌握的素材进行选择，大多数书籍均出于当时的东南雕版中心地区，地区之间的选择不够均衡，殿版官刻尚未能触及，前后时代的比重也轻重不一，但是，其开拓性的努力是值得尊重的。这本书以及黄裳的许多关于清刻的书跋书话，是黄裳对于清刻研究的奠基性著作。黄裳之后，希望有人能接过他的学术薪火，写出更有分量的清刻研究著述来。吴丰培的边事题跋集《吴丰培边事题跋集》，吴丰培著，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封面题字：顾廷龙。

要说吴丰培先生的“边事题跋集”，不妨先说说吴燕绍先生的《清代蒙藏回部典汇》。

吴燕绍是清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进士，他是个有心人，登科入仕以后，即利用自己职务上的方便，勤奋不懈，持之以恒，纂编了这部皇皇大观的典汇巨著。吴燕绍从开初任朝廷内阁中书起，就着手抄录有关蒙古、西藏、回部（新疆）的奏章批示、文件档案等有关边事的典籍。当时朝廷发抄的文件，均需经过内阁，吴燕绍便在值夜班的空当时间里，及时将涉及边事的资料摘抄下来。宣统时，吴燕绍担任理藩部主事，在北档房行走，更是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将有关蒙古、西藏、新疆的大量旧档也都精心地纂录下来。经过多年不间断的努力，吴燕绍积累了大量的珍稀文档和资料，终于辑编成了这部书稿。此稿本以时间为纵线，从明万历十一年（一五八三）至清宣统三年（一九一一），按年代编列，共有三万四千页，一千五百万字，其中绝大部分由吴燕绍用工整的小楷手书成稿，可谓工程浩大，皇皇大观。这是一部汇辑中国清代时边疆地区历史文献的大型史料长编，录入了清朝有关的圣训、起居注、上谕、奏章、军机密档、图书等各类原始资料，举凡有关蒙、藏、回部等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史地、宗教、风土等的相关材料，吴燕绍均尽力收纂。书稿内容之丰，篇幅之广，字数之多，清代记边之作，无出其右，而且，其中不乏稀见史料和中枢密档，其价值之重要不言而喻。

吴丰培是吴燕绍的哲嗣。他从小就受到家学的熏陶浸染，培养了兴趣，明确了志向，一九三〇年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院，师从朱希祖、孟森研习明史。当时北大图书馆藏书甚丰，北平图书馆新馆建成于北海西侧，设有善本阅览室、研究室，燕京大学图书馆收购了很多珍本，吴丰培利用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在这三大藏书处寝馈五年，遍读罕见的明代史籍，又以明清两代史事衔接，向清史扩展。这期间，吴丰培一边读书，一边研究著述，陆续发表了《明代倭寇史集志目》、《西藏图籍录》等研究成果，并与顾廷龙先生合作编辑了《边疆丛书》。五年后，他以著述《明驭倭录校补》十六卷获得毕业。

毕业后，吴丰培即进入北平研究院工作。自此以后，吴丰培继承了父亲吴燕绍的志向，以极大的热情和超强的恒心投入了对边疆史地的研究。他广事收罗此类书籍资料。凡各大图书馆及私人藏书，涉及此范围的罕见之作，多设法传抄复制，数量不大的均亲手抄存。抗战时期，衣食虽艰，但若遇秘本，莫不节衣缩食，甚至变卖衣物，也要设法购留，许多珍贵的稿本、抄本，就是那个时期收到的。后又曾为北大图书馆整理李盛铎木樨轩藏书，见到了许多宋元珍本，借以充实了自己的边疆书籍资料。

新中国成立以后，吴丰培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和图书馆工作，除研究藏族史以外，还负责图书馆的业务工作，每当假日必赴书肆，为馆藏选购图书及稿本，每遇涉及边事的珍本、稿本，或无名书、著者不明的书，他都绝不放过，均要详加考证，弄清源流，撰写题跋，予以编目。

在边事图书资料的专题编目方面，除早期在旧杂志中刊有多篇以外，吴丰培于一九四一年曾为《绥远通志》编过《艺文志》一篇，一九六二年为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新疆研究参考书目》一册，一九七四年参与北京图书馆主编的《中俄关系图书联合目录》（中文部分），一九八五年参加编写《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这以后，又陆续为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编成《馆藏方志目录》、《馆藏丛书目录》、《馆藏家谱目录》和《馆藏中国民族研究参考简目》（古籍部分）。编辑这些目录，都撰有前言、跋语，介绍内容和编纂经过。

一九八〇年代以后，吴丰培虽已步入老年，但他治学的干劲更大，成果更丰，十多年间，参与编订出版的边事古籍和丛书达一百多种，他在这些图书付印前，都认真考订，拟定文题，编制检索目录，介绍文稿作者，并联系历史背景，述其源流，指其优劣，评其是非，努力做到言必有据，信而可征。与此同时，他还热心地为许多友人的边事著述撰序作评。

综上所述，六十多年的治学生涯，吴丰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咬定青山不放松，在广泛收集和精心研究的基础上，为他过手过眼的边事古籍撰写了五百多篇题跋和评述。

这部由吴丰培的哲嗣吴锡祺先生、儿媳叶于敏女史和亦师亦友的同事马大正先生整理编辑的《吴丰培边事题跋集》，就是从他全部著述中精选出来的，是他边事古籍研究的精华荟萃，凝聚了他毕生的心血和智慧。全书分“题跋”和“研究评论”两编。“题跋篇”收吴丰培生前拟定的篇目三百余篇，依史籍成书年代，按明代古籍、清代古籍、民国史籍、新中国成立后著述分类排列编辑；因清代古籍涉书较多，又依地区分目为西藏地区、新疆及丝绸之路、蒙古地区、川康边地、其他。这部分无疑是全书的重点。“研究评论篇”则由编辑者选定篇目。

历史的车轮隆隆向前。在新的历史时期，国与国之间时有疆土归属之类的争端产生，为明辨是非，正本清源，用事实说话，历史资料作为可靠的直接证据就显得尤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看，吴丰培先生的著作，其价值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为过。王进珊校点的《六朝事迹编类》《六朝事迹编类》，（宋）张敦颐撰，王进珊校点，南京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六朝事迹编类》是南宋张敦颐依据史籍图经，又经过实地勘察访问，精心编撰的一部关于六朝（孙吴、东晋、宋、齐、梁、陈）故都的史地人文学术专著，全书内容包括公元三世纪初到六世纪末的南北对峙时期，南京地区（包括今苏南及浙、皖、赣、鄂部分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宏观史料和晋宋人物风范、社会景观、名胜古迹、遗闻逸事等的微观材料，是这一时期的一本不可多得的掌故史料汇编。

本书编撰者张敦颐，字养正，婺源（自署新安）人，宋绍兴八年（一一三八）进士。本书原版是张敦颐在建康安抚使韩仲通幕府任职时撰著的，由建康府学刻印，距今已有八百多年了。这是一位南宋现职官吏兼学者在读书、治学时“因览图经实录，疑所载六朝事迹尚有脱误，乃取《吴志》、《晋书》及齐宋而下史传，与夫当时之碑记，参订而考之；分门编类，缀为篇目”。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本书“虽猥陋无益于治道，然展卷则三百余年兴衰之迹，若身履乎其间，非徒得之传闻而已。同志之士，盍补其所未备者而传之”。甘苦寸心知，作者的夫子自道是值得重视的。

本书行世以后，即产生影响。《宋史·艺文志》载之，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之。明吴琯将本书辑入《古今逸史》。清《四库全书》将其编列史部地理类杂记，“提要”明确指出“其书盖补金陵图经而作”，“征引颇为详博，而碑刻一门，尤有资于考据”；清李滨称“其书为六朝别史，算计门类，十有四部，综萃故实，三百余年；体例整洁，隐括宏富，上承《建康实录》，下起景定志书；金陵古本，著称博雅”，对其价值都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近人匡亚明则从另一个角度指出：“著者对前朝史事无所顾忌，往往秉笔直书，如‘六朝兴废门’，多记帝王父子兄弟以及嫔妃之互相残杀。又如‘楼台门’，齐东昏侯与宫人阉宦在芳乐园设市开店时的民谣：‘阅武堂前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大都照录无遗……可见著者笔下并未忘记世道人心也。”

值得一提的还有本书的校点者王进珊。王进珊（一九〇七—一九九九），江苏南通人，一九二六年毕业于南通师范学校。一九二七年参加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北伐宣传队。抗战爆发后，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一九三八年到重庆，先后主编《文艺月刊》、《文艺先锋》半月刊等。抗战胜利后，任《申报》文艺副刊《春秋》、《文学》主编。解放后，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徐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进珊发表过很多诗歌、小说，在书法、绘画（本书封面的国画六朝松即为王先生所画）方面也有造诣。著作有《山居小品》（中正书局一九四七年版）、《戏文叙录》（台湾施合郑基金会一九九三年版）、《王进珊选集》（文化艺术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等。但多年来，由于一些复杂的社会原因，王进珊先生的贡献和成绩，并不太为外界所知。

本书是王进珊八十岁以后校点的。老骥伏枥，他校点此书严肃认真的态度和他本身早已具备的学问功底，使本书成为一个校点古籍的优秀范本。王进珊对本书的版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选择，做好了扎实的基础功课。《六朝事迹编类》最早的版本当然是当年首刻的绍兴建康府学本，但此本已经失传，至今尚未发现。清李滨在《重刊〈六朝事迹编类〉叙》中提到一件事，他“丙戌（光绪十二年）寓姑苏，得识府训导包先生子丹”，在包子丹处看到一本末页题有“建康府学开镂及绍兴年月、众官结衔”的十四卷本。李滨虽未明确说看到的是原刻本还是翻刻本，但从语气和意思上看，他认为这就是原刻本，所以李滨就将自己翻印的光绪本定名为《仿宋绍兴建康府学本六朝事迹编类十四卷》，简称“建康府学本”。王进珊此次校点，即以此本为母本。另，王先生还比照和研究了过去流传较广的明吴琯校刊的《古今逸史》本，采纳了《古今逸史》本中的张敦颐原序并保留结衔。《四库全书》将《六朝事迹编类》编入史部地理类杂记之属，除例加“提要”并改正文字、填补黑丁外，虽云此书为两江总督所进，但实际上仍是以《古今逸史》本为据。一九三六年商务版《丛书集成初编》史地类所收，亦为影印《古今逸史》本。此书另外还有清道光庚子（二十年，一八四〇）张氏宝德堂复宋本，附有考证一卷，亦较著名。此外尚有明刊本、明抄本、清初抄本等，王先生均一一过目比照，下了很大的功夫。本书所出校记，亦非常详细。书后还有《古今逸史》本的目录，可供比较。本书薄薄一册，但王先生却以搏狮之力待之，做出来的实在是一个精品。闻黎明和《闻一多年谱长编》《闻一多年谱长编》，闻黎明、侯菊坤编，闻立雕审定，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七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学术史、教育史和革命史上的名人，为这样的人物立传、编年谱都是题中应有之事。

这部“年谱长编”由闻一多的后人完成，编撰者闻黎明、侯菊坤是闻一多的孙辈，审定者闻立雕则是闻一多的次子、闻黎明的父亲，这其中付出主要劳动的是闻黎明。

由谱主的直系亲属来编撰这样一部“年谱长编”，其有利之处是编撰者具有相当独到的资源优势，有些亲历亲闻的资料更是独家拥有，这就能更深入更真切地展现谱主的行迹和风貌；但更需要注意的是编撰者立论的公允，不为亲者讳的学术态度。不过闻黎明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实事求是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我的工作就是尽力使闻一多的生平记录更加完整。”“闻一多的探索与实践是多方面的，其中有成功的鼓舞，也有失败的彷徨。……对于成功人们记得很多，对于挫折则涉及较少。我对两者都客观记录，不敢回避。”在这部书出版并产生影响以后，闻黎明还曾再次谈到过这个问题：“坦诚地说，我从事闻一多研究，确有感情方面的因素，但一旦做起来，我就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应当超脱感情，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因为，客观是事实，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多年后还是会恢复真实面貌的。”（《北京日报》二〇一〇年一月十八日）我觉得这种态度就很好，体现了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史德。要知道，闻一多不仅仅是他的爷爷，更是一位雄立于中国现代史上的历史人物，作为学者应该对历史负责。事实上闻黎明不仅有态度，做得也不错，对有些“负面”材料，编撰时也能够尊重事实，并不回避。例如闻一多在青岛大学做文学院长时，曾与学生发生严重冲突，最后学生自治会发表《驱闻宣言》，这样的事年谱也是如实记录的。

这部“年谱长编”也确是一部“长编”，全书正文一千余页，八十多万字，如此浩浩巨篇，在年谱类著作中也不多见。作者信奉胡适的年谱编撰思想：“凡有年代可考的材料，细大都不可捐弃，皆须分年编排。”（胡适《黄谷仙论文审查报告》）因此，以谱主为经线，举凡闻一多参与的文化、学术、政治活动，有关团体和历史事件的情况，甚至连闻一多为学生出的考试试卷等，都尽可能地纳入年谱的收录范围。这样做，一大好处是资料丰富，搜罗完备，手此一卷，即可窥见谱主行迹全貌，省却研究者许多翻检之劳。也有人对这种编撰的方法不以为然，认为繁冗而不精简，但我却很赞同这种编法，它就是一个完备的资料库，为研究者提供了足够的研究资源，从这部年谱入手，研究者可以产生出更多的成果来。“年谱长编”的主要作者闻黎明，一九五〇年生，一九七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是工农兵学员，但有真才实学。他编这部“年谱”的态度是认真的，资料搜罗广泛，史料鉴别严谨，书稿质量很高就是一个雄辩的证明。为了了解细节和具体材料，闻黎明走访和信访了近百位了解闻一多的人士，像冰心、陈岱孙、沈从文、张光年、贺麟、冯至、卞之琳、李何林、常任侠、臧克家、王瑶、吴组湘、季镇淮、范宁这些重量级的人物，他都是多次走访，挖掘史料。顾毓绣从美国回来，他得到消息后立即前去拜访。在资料搜集过程中，他还给自己立了个“三个凡是”的规矩：凡是现有的资料，都要重新核对一遍；凡是闻一多当年生活地区的主要报刊，都要查阅一遍；凡是闻一多生活过的地方，尽量亲往调查感受；这种做学问的态度是很严肃的。编撰者辛勤的努力得到了丰硕的回报，这部书中有五分之三是新材料，以前从未公诸于世，而且，书中还有许多翔实生动的具体资料，史实可信，细节生动，形象地展现了闻一多的思想、品德、学问和性情，读来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就使以资料见长的年谱具有了一些传记的色彩，使闻一多的形象立体而鲜活。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北大哲学系曾邀请季羡林、邓广铭、林庚、任继愈、汤一介、乐黛云、阴法鲁、何兹全、张岱年、张世英、赵宝煦、戴逸等校内外四十多位专家向研究生推荐古今中外的必读书目和选读书目各三十种，“年谱长编”经无记名投票被列入选读书目之中。

然而，这部书的出版却并非一帆风顺，若无湖北人民出版社的果断拍板，读者是差一点见不到此书的。为此，闻黎明还动了感情，他在书的《后记》中说：“出版社的魄力令人感动，当我读到卢福成总编辑的回函，酸甜苦辣之情难以言表。一度重创，几经失望的心，才重新振作起来。还是故乡的人亲，故乡的水甜，故乡的月儿明啊！”而对于读者来说，能读到这样的好书，确实也不能忘记出版者的功劳。沈从文的文物世界《野人献曝——沈从文的文物世界》，沈从文著，王风编，北京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五月第一版。

沈从文前半生写小说，后半生研究文物，都取得了不凡的成绩。沈从文的小说，在历史进入新时期以后，被重新发掘出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沈从文的文物研究也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只不过其价值只有在圈子内才能被人们充分认识。

沈从文对文物的研究，源于他年轻时的兴趣。有兴趣才有动力，这兴趣促成了他后半生学问的归宿。据沈从文自己说，他十几岁时就在湘西一位“统领官身边作书记”，常常帮统领官登记收藏的旧画和古董。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他时常到昆明街头的地摊上淘一些价廉物美的工艺品，入迷地欣赏和琢磨。他的高足汪曾祺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和《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中两次写到此事。汪曾祺说：“沈先生后来不写小说了，搞文物研究了，国外、国内，很多人都觉得奇怪。熟悉沈先生历史的人，觉得不奇怪。沈先生年轻时就对文物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对陶瓷研究甚深，后来又对丝绸、刺绣、木雕、漆器……都有广博的知识。”

如前所说，沈从文研究文物源于兴趣，所以他没有在这方面求学拜师的专业背景。然而，沈从文从兴趣出发，长年累月地淘购、欣赏、比较、琢磨，大量地接触和品鉴，练就了不同寻常的鉴赏眼光。同时沈从文又是一个极认真执著的人，他除了尽可能地接触实物以外，还下功夫研究历史、研究文物制度，掌握了广泛的杂文物、尤其是衣着器物方面的基本知识。这些高出于常人的努力，奠定了沈从文成为一位杰出的文物学家的坚实基础。

沈从文文物研究的一个特色是不追热门，不赶时髦，他将自己锐利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一些属于冷门的“杂文物”，乃至于“非文物”的工艺品，许多连专业人士也极少注意到的东西，他却能热心地予以关注，从中发掘它们的文物价值和工艺价值，填补了许多文物研究的空白点。沈从文曾为自己的这种“杂项”研究开列过一些小专题，具体有五六十项之多，例如：绸缎、漆工艺、玉工艺、陶瓷加工、金属加工、前期山水画、图案、镜子、扇子、灯具、屏风、家具、饮食用具、地毯、纸张、车辆、肩舆、船只、兵器、马的应用和装备、马技和百戏、马球和其他球类、杂技、舞乐、狮及狮子舞、熊经鸟申、玻璃、琉璃，甚至是古人的穿衣打扮乃至古人的胡子，等等，由此可见，他涉及的范围有多广，研究的领域有多宽。

沈从文研究文物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特点，这就是对文物及其背后的创制者劳动者投入了深深的情感，这一点尤其值得称道。汪曾祺说：“沈先生研究的文物基本上是手工制品。他从这些工艺品看到的是劳动者的创造性。他为这些优美的造型、不可思议的色彩、神奇精巧的技术发出惊叹，是对人的惊叹。他热爱的不是物，而是人，他对一件工艺品的孩子气的天真激情，使人感动。我曾戏称他搞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学’。”好一个“抒情考古学”，汪曾祺将沈从文这一独特的富含人性色彩的文物研究表述得多么准确，多么的富于诗意啊！

历史当然也常常给人留下遗憾，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沈从文的文物研究，比较完整的成果仅留下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还是因周恩来的提起和齐燕铭的举荐才得以问世并产生影响的。而还有许多他可以做甚至只有他才能胜任做的课题，大部分都不了了之了，真让人感到可惜。

这一本《野人献曝》是由王风编选的，编选者的编辑思想我颇为赞同，就是在书中要力求全面体现沈从文文物研究“杂项、涉及面广、不追热门”的特点，通过这一本书，让人们知道沈从文在文物研究的领域中将目光投注到了哪些常人没有注意或注意到了却无学力把握的方面，看到一个不同寻常的沈从文的文物世界。妙文天机悟“曲终”《曲终集》，孙犁著，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第一版，一九九六年六月第二次印刷。

孙犁先生的书，我是见一本买一本，唯有《曲终集》，在南京的书店见到后，当时竟犹豫了一下，第二天才去买。我知道，这是“曲终”二字对我产生的心理影响。

这本《曲终集》，书名缘起于唐人钱起的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之所以取这个书名，孙犁的意思很明确，这是一部压卷之作，也是决定封笔的告白。

一九七九年，孙犁出版了《晚华集》，从此发端，孙犁晚年在写作上焕发了第二次青春，迎来了随笔创作的高潮。在朋友们“每年一本”的“期许”下，他定下一个目标，“预定生前再写‘十本小书’”，每年一本，十年完成。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直至《曲终集》——后来集为《耕堂劫后十种》——十本著作，相继杀青。虽然一共费时十六年，但孙犁的计划和心愿，终于得以全部完成。

不过这最后一集，以“曲终”二字命名，虽为直白，可终究有点刺眼。按照中国传统的忌讳习俗，感觉上似乎有点不吉利，但孙犁却颇具唯物主义精神，他说，对于集名，“友人有谓为不祥者，我也曾想改一下，终以实事求是为好，故未动”。实事求是，顺其自然，《曲终集》之名就这样定了下来。《曲终集》的定名，显示了孙犁超越常人的胸襟，毫无禁忌的气度，颇具大家风范。然而，作为爱孙犁的读者，我对这一书名感情上却总难以接受，偏偏我又极爱先生晚年的作品，因此，每每拿起此书，就总是心有耿耿也。

二〇〇二年七月十四日，孙犁逝世后三日，当日酷暑，热浪蒸腾，我在书房翻阅《曲终集》，缅怀我所尊崇的大师级作家孙犁，领略他的为人为文，惋惜一代风流从此逝去，一代妙文从此不复再有，正惆怅间，忽然觉得眼前猛地一亮，大师论述的“曲终”妙言忽如闪电一般点亮我的眼神，猛然间，一种新的更深层次的别解跃上了我的心头。孙犁说：人生舞台，曲不终，而人已不见；或曲已终，而仍见人。此非人事所能，乃天命也。孔子曰：天厌之。天如不厌，虽千人所指，万人诅咒，其曲终能再奏，其人则仍能舞文弄墨，指点江山。这段话见《曲终集·后记》，是他在“曲终”时最后的告白。这段文字，精辟激昂，警策深刻，终未脱孙犁一贯之战士本色，终未失孙犁毕生之战斗气概。对于这段文字，我反复品味不下数十遍，今天终于从中得到了一种新的理解，这就是：其“曲终”能再奏。想到此，我不禁心潮激荡，为自己的意外领悟而激动万分，为这一偶然得到的新解而欣喜不已。孙犁先生虽然人已去，笔已停，可他的伟大人格和优秀作品，仍然活在爱他的读者心中。“曲已终，而仍见人”，孙犁不死，孙犁的精神永存。《曲终集》书影

据报载，孙犁逝世当日，天津细雨霏霏，似连苍天也在为大师的离去而悲切。然而，孙犁有著作在，孙犁的人品文脉，借助书香传媒，必将流传下去，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文化新人。《曲终集》，孙犁的高风亮节，孙犁的皇皇华章，决不会“曲终人不见”，而必定是“其曲终能再奏”呀。

妙文天机显新意，我猛然有悟焉！大朴大雅说“草花”《草花集》，汪曾祺著，成都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九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汪曾祺先生是位很有特色的作家，他的《草花集》是本很有意思的书。

开读《草花集》时，正值盛夏，蝉噪汗涌，我端坐于书房之中（真的是“端坐”），捧读这本小品集。当时汪曾祺还在世，我神随文游，心入书境，恰似与先生作笔谈交流。絮语之间，汪曾祺幽默风趣，文章意醇韵远，欣欣然如置身于绿荫丛中，沐清风送爽，听碧溪轻流，顿觉此书胜冰糕，赛西瓜，实乃消暑驱热之佳品也。《草花集》是汪曾祺自选的一本随笔小品集，收精短小品文二十九篇，书前有自序。汪曾祺的这些文章，篇幅短小，文字精练，最短的一篇只有几十个字，然而内容却相当丰富，是他的厚积薄发之作。书中汪曾祺谈游踪，谈故乡，谈读书，谈掌故，既纵横挥洒，又颇显节制，风格特色相当鲜明。像《四川杂忆》、《沽源》、《故乡的野菜》、《胡同文化》、《食道旧踪》、《昆虫备忘录》、《岁朝清供》、《人间草木》等我喜欢的篇章都能在书中找到。

我觉得，汪曾祺是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作家，是一个典型的富有中国气派的作家，一个可以走向世界的真正的中国作家。当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坛上作厚积薄发的精彩亮相时，尽管也曾有浅薄小生不知天高地厚地贬称他为“甲寅派”，但汪曾祺毕竟是汪曾祺，他以自己的独到体验、淳厚文风、练达文笔，精深的美学趣味和深湛的学术功底，举重若轻地征服了读者。汪曾祺的小品是国画，是京昆，是书法，是二胡，是乡野绿水，是深山古寺，情韵悠悠，意绪绵绵，当今文坛，老中青几代作家，不管你喜爱何种风格，尊崇何种主义，追逐何种潮流，也不管你是受屈骚汉赋、唐宋遗韵还是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的影响，面对汪曾祺这株根深叶茂的大树，不由得你不钦佩有加！

汪曾祺是从丰富的生活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作家，是一个富有生活阅历的乡土作家。沈从文先生的美学精髓，在高足汪曾祺这里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汪曾祺关注生活，关注民情风物，关注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他多年来以读书作文立世，沉潜于生活和艺术，积聚了大量的素材，孕育了丰富的情愫，掌握了生活的真谛，探寻了文化的内涵。他以平和的心态，冲淡的文风，从容的笔致，自然朴素地将富有底蕴的生活表现于笔端，这就成就了具有汪曾祺特色的大朴大雅的珠玑美文，锦篇华章。

汪曾祺是当代创作小品文的高手，支撑他艺术大厦的支柱是他的阅历、知识、情愫和智慧，《草花集》就是体现汪先生鲜明风格的小品精品集，《草花集》是我的精读书、常读书。闻捷与袁鹰，合作编《花环》《花环——访问巴基斯坦诗草》，闻捷、袁鹰著，作家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一九六三年九月，闻捷和袁鹰有机会联袂访问巴基斯坦。

闻、袁两位都是诗人。闻捷（一九二三—一九七一），原名赵文节，曾用名巫之禄，江苏丹徒人。在这次出访之前，闻捷的诗名已经很盛，一九五六年出版的诗集《天山牧歌》，一九五九年开始发表的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影响都很大。袁鹰（一九二四年生），原名田复春，又名田钟洛，江苏淮安人。袁鹰在此之前，以写儿童诗著名，他一九五三年写的《寄到汤姆河去的诗》在《中国少年报》发表后，小读者反响热烈，同名诗集于一九五九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向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书。

作家、诗人外出访问，写游记，抒观感，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对许多人而言，所用的文体通常都是散文、随笔。但这一次闻捷、袁鹰却另辟蹊径，以诗歌的形式记下了访问的行程，用优美的诗句来抒写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这自然是一种别开生面的游记，充分展现了两位诗人的诗情诗兴，他们在诗歌艺术上的才情。

这一次访问是很尽兴的，他们的足迹，涉及了当时东巴和西巴的许多地方，城市、山区、海滨、名胜古迹，卡拉奇、拉合尔、拉瓦尔品第、白沙瓦、达卡、吉大港，等等。在访问途中，诗人受到了真诚而热情的欢迎。旅途的见闻，异国的风情，盛情的接待，友谊的交流，这些都深深地打动了诗人，使他们一路上诗兴大发，灵感频现，作品不断。访问行程刚一结束，这本高质量的诗的《花环》就编织成功，在第一时间定稿出版了。

诗集共收诗四十首。“序曲”介绍了诗集写作的缘起，“尾声”总括了访问的观感；中间主体部分的三十八首诗，则是分咏在各地参观交流时的情景和情谊。从诗中可以看出，每到一地，诗人都及时挥笔创作，记下见闻和感受，真是勤奋快捷，热情洋溢。

然而这本诗集却并不是随意挥洒的应景之作，相反，它在诗歌艺术上也有认真的探索和追求。诗集的总体创意，采用了一种新格律诗的风格，诗集中的所有诗题，诗人都设计成整齐划一的两字题，而诗行和诗句，基本上都统一规整，节奏明快，工整对称，语言朗朗上口，有鲜明的诗歌形式美。这本诗集，可以说是两位诗人在新格律诗创制上的一次成功实践。

自然，在诗意和诗境的创造方面，诗人也并不因为是急就章而放松了要求，相反，诗集在诗意诗情的表现上，也是一丝不苟，佳句迭现，妙境迭出的。这里，我们不妨来看一首《晨雨》：

达卡的雨是天宫仙女，

洗净了隔夜的尘埃，

给花树染一身新绿。

达卡的雨是金线银缕，

绾住小女孩的发鬓，

悄悄系上一串珍珠。

达卡的雨是丝帘绢幕，

满街车马满街人影，

冉冉隐入白雾深处。

达卡的雨是大师笔墨，

蘸一江绿油油流水，

描一卷清新的画幅。在诗人的笔下，既有异国风情的描摹，也充溢着浓郁的诗美，诗情画意，跃然纸上，艺术性很强。

总起来看，这本两位诗人共同署名的诗集，不仅见证了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同时也见证了两位诗人的友谊，这种友谊让人赞赏和欣羡。可是，这两位诗人的寿运却很不一样。闻、袁两人只相差一岁，但才华横溢的闻捷却早于一九六七年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而袁鹰生活的旅程中虽然也有坎坷，却至今健在，成为一个年过九旬的长寿诗人。人生的际遇，有时真是难料。

这本《花环》在装帧设计上采用一种小开本，薄薄的一册，小巧玲珑，便于携带，便于阅读，我很喜欢。晓雪的《生活的牧歌》《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诗》，晓雪著，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七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晓雪的诗论《生活的牧歌》，是我年轻时就想读的书，但那时读书找书远没有现在方便，我竟然一直没有机会遇到它。现在到了老年，却意外地通过网络得到了它，并且还是一九五七年的初版本。这件事让我感觉到，人与书只要缘分不尽，那迟早还是能够续上的。

这本书，是研究艾青诗作的一本专著，全书七万三千字，分为五章。第一章评论艾青在抗战以前的诗歌，肯定了青年艾青早期的成名作，赞扬诗人“已初步显示了”“光芒四射的才华”，也指出他“语言有些欧化，民族气味不够”等缺点。第二章评论了艾青抗战初期的诗作，认为“正是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沸腾的斗争生活给了他无限的灵感和诗”，这“是艾青创作上丰产丰收的黄金时代”。第三章评论了艾青在延安时期的诗作，认为这一时期“是艾青的艺术开花结果、多产丰收的时期，是他的创作从高峰跃向高峰的光荣时期”，并从四个方面总结了诗人的创作特色。第四章评论了艾青从解放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诗作，在对艾青这一时期一些诗作肯定的基础上，也毫不留情地批评说：“诗人没有进一步深入生活挖掘现实从而写出更多反映祖国人民现实斗争的作品来，诗人这时期的作品比抗战时期是大大地减少了”，“特别使我们诧异和不满的是对决定全国人民命运和历史发展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诗人简直没有反映”。这样的批评，可以说是十分尖锐的。最后一章，第五章，则是评论了艾青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半期的创作状况，严肃指出诗人是有“才能”的，但“政治热情低落了”，“远离”了“沸腾的现实生活”，因而创作出现了危机。最后的结论当然还是对艾青抱有信心，相信“诗人艾青今后会克服他的缺点，为社会主义而放开喉咙响亮地歌唱起来”！

在这本书中，晓雪对艾青的艺术才华、创作成就和社会影响还是非常肯定的，他把艾青定位于“一位真正属于人民的杰出诗人”，从而在此基础上以极大的热情来展开对艾青的研究和评析。

晓雪的书写于一九五六年，当时他还是一个在读的大学生，但艺术准备却相当充分，读书多，对诗歌艺术有研究，许多见解也不俗，且有深度。从文风和持论来看，晓雪的论著既有新时代（新中国成立初期）青年人（在读大学生）的充沛热情，也留下了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有激情，有锋芒，还很尖锐。说是时代特征也好，说是时代局限也好，那是已经客观存在的东西了。不过在我看来，时至今日，比起眼下许多的“文艺评论”来，此书依然有它不可否定的优长。它的研究方法，它的率直言说，依然有可以借鉴的地方。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论者既重视从内容、题材入手来研究艾青的诗作，评析艾青的创作活动，又重视从诗歌艺术、诗歌美学的角度来进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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