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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玉堂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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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玉堂世界史文集试读：

前言

胡玉堂先生是我的老师。1946年我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二年级学习时，曾经选修过他开设的西洋通史课。当时先生是史地系最年轻的讲师，他讲的课，条理清晰，内容丰富，深受学生的欢迎。

1949年夏，胡先生被调到著名的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校长，至1954年初重返杭州任教。当时正值院系调整之后不久，浙江大学文学院及理学院的一部分与之江大学文理学院等校合并成浙江师范学院(即后来的杭州大学)，史地系也分成历史与地理两系，胡先生返校后在历史系教书，讲授世界古代史及世界近代史等课程。我那时已留校任教，和他在同一教研室工作。从1954年至1988年，我与胡先生共事三十余年，还曾和他合写一本书。胡先生待人热情诚恳，我在工作与学习中遇到困难，总是能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回想起来，这实在是我一生之幸运。

胡先生是优秀的教师，也是严谨踏实的学者，他对世界史的许多问题，往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一方面是因为他有很高的外语水平，能够像读中文那样阅读英文的史学著作，掌握丰富的史料与学术动态；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得以在繁纷的历史现象中高屋建瓴，理清脉络，揭示问题的本质。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总是能抓住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进行分析，给人以很大的启发。例如人类从原始社会转入阶级社会之时，存在着一个过渡时期，史学家们称之为军事民主制时期，国家就是从军事民主制发展而来的。胡先生根据恺撒的《高卢战纪》记载的材料和蒙森、奈罗等许多史学家的著述，分析了恺撒征服前高卢人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认为在恺撒征服前，高卢人的社会制度已经比荷马时代的军事民主制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当时军事民主制的形迹虽然依稀可见，但已衰落，而作为文明里程碑的国家虽未真正形成，却已具有雏形。据此，胡先生认为古代高卢在军事民主制和国家形成之间，曾经存在过一个“雏形国家时期”。在《恺撒征服前高卢的社会结构和雏形国家》这篇论文中，他用具体的史料论证了雏形国家的特征，这就是它的不稳定性与过渡性。胡先生批判了某些历史学家的观点，这些学者认为是罗马人的征服把高卢引入了文明社会，他认为：“恺撒对于高卢的侵略，干扰以至打断了高卢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如果高卢不被罗马征服，那么它自己也即将跨入“文明时代”。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恺撒征服前的高卢人社会都没有作过具体分析，所以胡先生的这篇论文对研究西欧古代史的人来说显得特别重要。

对社会形态更替问题的重视，还体现在他写的《西欧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在这篇论文里，胡先生大胆地对西欧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奴隶革命提出了疑问。他认为“把奴隶起义说成奴隶革命，实际上是混淆了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概念”，他认为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它不仅意味着旧制度的灭亡，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新制度取代旧制度，而西欧奴隶社会中的奴隶阶级并不是一个体现新生产方式的阶级，奴隶起义不能使新的封建制度取代旧的奴隶制度，所以在西欧的历史上有奴隶起义，但没有奴隶革命，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也不存在奴隶革命。胡先生在这篇论文中批评了社会上流行的所谓“奴隶革命”的说法，这种坚持独立思考，不看风使舷的学术风骨，令人十分钦佩。

胡先生对西欧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也作了深入的研究，他写的《西欧封建社会应分为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以及《中世纪西欧的政权、教权和封建制度》等文章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读了不仅使人增长知识，还可从中学习到研究历史的方法。

胡先生在晚年对基督教史的研究下了很深的功夫，他的论文《历史上的耶稣》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香港《鼎》杂志曾全文转载。在这篇论文里，他根据古代许多史料进行分析，认为耶稣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并且提出福音书中有两个耶稣的形象，一个宣扬对统治者压迫者卑躬屈膝、妥协顺从，强调爱敌人；另一个则主张通过暴力斗争，推翻统治者与压迫者来促使“天国”的实现。胡先生从公元1世纪前半期巴勒斯坦的历史条件、人民运动和教派活动的史料进行考察，认为第二个耶稣的形象是真实的耶稣。耶稣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代表人物，是饱受压迫的犹太下层劳苦大众的领袖。这一论证有很强的说服力。在这篇论文中，胡先生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作了十分精辟的解释，他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民的斗争不得不和宗教发生密切的关系，这不是个人的意志可以改变的。所以应该透过宗教的外衣，对这种斗争进行分析和评价。在古代的巴勒斯坦，与犹太教无关的政治斗争是不存在的，不能因为耶稣及其信徒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而否定其人民运动的性质，抹杀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与意义。这样的论证使人很受教益。有些研究基督教史的外国学者则认为胡先生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基督教史学家的挑战，可见这篇文章的分量。

作为学者，胡先生的研究十分精专，而作为教师，他又是多能的。就我所知，先生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过的课程有世界古代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西欧史学史、基督教史、法国史、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读、西方史学名著选读等。一个人开设这么多的课程，真是令人惊叹，更不用说他讲课时开阔的思路和独到的见解了。

最近，胡先生的长子胡大林先生和他的几个妹妹要为父亲出一本文集，请浙江大学的严建强先生主编。胡先生的研究生陈钦庄和庞易民协助搜集资料，内容包括胡先生写的论文及一部分讲稿。大林要我作序。我是胡先生的老学生，为恩师的文集写序是义不容辞的，惜我耄耄之年，思路迟钝，文笔拙劣，勉力为之，写了这样一篇不像样的文字，实在愧对恩师。毛昭晰2011.10.16著述法国古代中世纪史绪论一、法国的地理环境

法国，古称高卢，中世纪初期为法兰克王国。法兰克加洛林王朝查理大帝所建立的查理帝国，以法国为主要活动舞台。法兰西这一名称，始于10世纪。今日的法国领土小于高卢或查理帝国，但仍是次[1]于苏联的欧洲大国。

法国位于欧洲大陆西部。南邻地中海，西南以比利牛斯山和西班牙为界，东南以阿尔卑斯山与意大利接壤；东部，它以汝拉山与瑞士为邻，以莱茵河与德国交界。这些海洋山川的疆界使法国自成一体。法国作为统一国家出现于历史，较欧洲大多数国家为早，与此有关。但在法国的北部和东北部，缺少自然疆界，历史上，这一带战争较多，领土变化较大。古代罗马高卢曾以莱茵河中下游为边界。野心勃勃的路易十四，以莱茵河为法国“自然疆界”的借口，发动多年劳民伤财的战争，却没有达到目的。现在的北方邻国比利时和卢森堡，都同法国有密切的历史联系。

从地理位置看，法国可谓是西欧的中心。但是，法国各地的气候差异颇大，北部的气候接近北欧，东部、东南山地，属山地性，而法国大部分土地是海洋性气候。法国处于北纬42°至51°之间，相当于中国东北诸省的纬度，但来自大西洋的温和海风和来自地中海的暖热湿润的气流，使法国气候相当于中国华北至华南一带。法国农产丰富，北部为大小麦产地，南部盛产葡萄，广植橄榄，自古以来，以出产葡萄酒、橄榄油著名。

法国山川，也如它的气候和位置，使它成为世界上得天独厚的国家之一。

比利牛斯山是雄峙于法国西南的自然疆界，在南部则横亘着法国的最大高原——中央高原。构成高原的主要山脉是奥弗涅和塞文。它是古代高卢人民反对恺撒侵略，以及中世纪农民起义的重要根据地。

在东部法国，自南向北延伸着两个平行的山脉系统：塞文山脉和阿登山脉系统，阿尔卑斯山脉、汝拉山脉和孚日山脉系统。在这两个山脉系统之间，就是罗纳河和索恩河流域。罗纳河长812公里，灌溉面积在10万平方公里以上。在罗纳河口以西的地中海沿岸，称为朗格多克；以东沿海，称普罗旺斯，著名的海港马赛、军港土伦等都在这里。里昂，位于罗纳河和索恩河合流处，它是古代罗马高卢的统治中心，现代法国的第二大城市。

法国有不少山地和高原，有的森林茂密，有的遍植果木，有的风物秀丽峻险，使它的山区经济自具特色。但法国大部分居民，依靠的是河流哺育。法国全国可通航运的河道，全长6900公里以上。此外，河道改辟为运河的，长及320多公里。历代法国人民陆续开运河，长达3200公里以上。在加龙河和地中海之间，穿过高原，开凿南运河，沟通大西洋和地中海。在塞纳河、马恩河和索恩河之间，在索恩河和卢瓦尔之间，各有运河。几条大河流域，彼此通行无阻。法国内河航运，在欧洲除苏联外，占第一位。内河交通的畅达，促进法国经济发展，加强人民的交流和团结。

法国西南的主要河流是加龙河。它全长575公里，灌溉面积57000多平方公里。它同多尔多涅河交汇后，称纪龙德河。纪龙德河流域，实际上是加龙河下游的三角洲。位于加龙河和纪龙德河交汇处，距离出海口24公里的波尔多，是法国重要商港之一，西南地区的最大城市。

卢瓦尔河是法国最长的河流，全长1020公里以上，灌溉121000平方公里土地，支流密布中部法国，是法国的主要动脉，从中游到出海口，就有奥尔良、图尔、翁热、南特等古今著名的城市。

塞纳河长约780公里，流域面积近78700平方公里。它从出海口勒阿弗尔穿过诺曼弟首府鲁昂到中游的巴黎，和马恩河相汇横贯法国北部。它的支流和运河，通达北部边境各地。它的上游和马恩河流域，是香槟地区，中世纪著名的国际集市。首都巴黎是历史上的名城，当[2]今欧洲的第一大城市。

除苏联外，法国是欧洲的最大国家，也是最富庶的国家之一，耕[3]地面积也首屈一指。但人口却少于联邦德国、意大利和英国。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98人，少于西欧其他大国，仅为其北邻比利时的30％。人口增殖的缓慢，是法国关注的问题之一。二、社会历史分期

在历史上，法国的活动和海洋有关。在欧洲大陆上，也举足轻重。地中海是古代文化的摇篮，又是中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熔炉，这就使法国成为古代和中世纪的交点，东方和西方的连接点。随着殖民扩张的开展，面对大西洋的法国的活动，遍及全球；另一方面，法国为古罗马帝国重要的组成部分，近代德国和意大利的雏形，为查理帝国分裂的产物；它同邻邦英国、西班牙，关系密切，尤其在中世纪，王室、封建主之间的联姻，封建纠纷复杂；英法战争，法、西王室之间的战争，都是欧洲历史的重大事件。在近代，法国为欧洲以至世界的重要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和影响。两次世界大战，法国皆为主角。一位法国史的[4]专家说，在世界事件的十字路口，法国无疑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法国经历了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阶段。它的每个发展阶段，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有典型性，也有特殊性。

原始人类在法国的出现，距今50万年。它是欧洲最古老的文化发源地。许多有典型性的人类远古文化遗物，都在法国出土。

公元前1世纪中罗马征服高卢，是其奴隶社会的起点。奴隶社会的高卢，是罗马帝国的几个行省。尽管高卢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比之当时罗马帝国疆域以外，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欧洲广大地区，它是比较先进的。作为罗马帝国的组成部分，我们既要从罗马帝国的整体中了解它，又得了解它的地区性特征。大致讲，从公元前1世纪中至公元2世纪末，罗马高卢社会经济显著发展，政治基本稳定。2世纪末至5世纪中叶，经济衰退，社会矛盾尖锐，政治斗争和内战频繁，人民起义风起云涌，各支蛮族不断入侵。西罗马奴隶制帝国的灭亡和日耳曼诸国的建立，标志着奴隶社会的终结和封建社会的开始。[5]

封建时代，我们也称中世纪，在法国延续1300多年。从政治上看，这一阶段的前500年，它在法兰克王国的墨洛温和加洛林王朝统治下，有的著作称它为法兰克时代。10世纪晚期起，法兰西王国的名称代替了法兰克王国。

从社会经济的发展看，法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封建领主制时期(公元5世纪中至15世纪末)和封建地主制时期(公元15世纪末至18世纪末)。

西方著作上所说的封建制度，实际上是指封建领主制。由此，有些著作把15世纪晚期作为西欧封建社会的下限。西欧封建领主制以12、13世纪为全盛期，14、15世纪走向下坡。也因此，有人认为14、15世纪是西欧封建制度开始衰落的时期。其实，衰落的只是封建领主制，而当它开始衰落时，封建地主制正在逐步代替它。

从15世纪晚期起，封建地主制已在法国占统治地位，同时，资本主义也在法国封建社会内部萌芽。地主制代替领主制，是封建制度本身的发展，不能说它是封建制度的衰落和瓦解。封建制度的衰落或解体，意味着落后的封建关系已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从而经济衰退，社会动荡；它也意味着，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尖锐，从而出现政治腐化、政局混乱、文化发展停滞等现象。公元2世纪末以后的西罗马奴隶社会，曾有这样的经历。15世纪晚期以后的法国，虽然出现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斗争，有内战也有对外战争，但是，生产力不断提高，经济继续发展。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亨利四世在位时期，法国不仅恢复了胡格诺战争的创伤，而且手工业、农业迅速发展。它不是法国封建制度衰落过程中的偶然性的复兴，而是封建社会上升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路易十四在位的大部分岁月，法国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有显著增长，政权稳定，国势强盛，文化兴盛，以至伏尔泰称“路易十四时代”为“接近尽善尽美之境的时代”[6]。法国封建制度的解体和封建社会的衰落和解体，是路易十四统治晚年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这近一个世纪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法国衰败的封建制度及其腐朽的封建政权，同日趋强大的资本主义关系和各种反封建力量之间，展开了不可克服的矛盾和斗争。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粉碎了腐朽的封建制度，确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扫清了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推动了欧洲范围内的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最彻底、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法国近代史开始的标志。大革命后的几十年里，法国经历了帝制与共和、复辟与反复辟的曲折斗争，而近代两大对抗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则以其最鲜明的形式一再表现出来。1830年的七月革命、1848年的二月革命，在欧洲有广泛的影响。震惊欧洲的巴黎六月起义，“这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7]第一次伟大战斗”，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恩格斯在《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里说：“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国家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在法国，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奋起向上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8]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

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是法国无产阶级的创举，是“19世纪[9]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最伟大的典范”。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是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转折，它宣告了世界范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终结，开始了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历史进程。

20世纪初，法国最终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阶段，法国这个高利贷帝国主义，具有明显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它对内加强政治上的反动，对外扩大殖民掠夺。争夺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帝国主义列强的争霸，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是协约国的主要国家，它的经济、政治、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俄国二月革命，特别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法国人民的反抗运动蓬勃展开，人民的革命斗争是帝国主义历史时代的主要内容。列宁把1914年作为1789年以来的历史时代第三个时期开始的标志，并认为“这是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10]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的动荡时代”。始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成为法国现代历史的开端。

自1914年到现在，法国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蒙受过1940年亡国的灭顶之灾。但是，不甘心做亡国奴的法国人民，面对希特勒德国的占领和维希政权的压迫，同仇敌忾，救亡图存，展开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终于以自己的英勇斗争，配合盟国的军事行动，打垮了法西斯德国，赢得了民族的解放。战后的法国，是第二世界的重要国家。她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加强欧洲国家的安全和联合、发展中法两国的友谊和交往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的努力。当代法国是法国现代史册上的重要一页，应该受到我们的重视和研究。第一章 史前时期

史前时期，是人类的未成年期，那是漫长的岁月。

非洲的考古发掘告诉我们，人类已经有了300万年以上的历史。在法国的土地上，原始文化最早的遗迹，即人类最初出现的信号，距今约有50万年。公元前1世纪中期罗马征服高卢，标志着原始社会的结束和阶级社会的开始。

史前时期包括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部分铁器时代。石器时代，分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等时代。每个时代，有不同的发展阶段，考古学称它为一种文化或文化期。文化期是按照典型性遗物的化石出土地点命名的。世界史上旧石器、中石器的文化期，很多取名于法国地名。可见，法国原始文化遗迹丰富，历史渊源深远。一、石器时代1.旧石器早期和中期

距今50万年前人类祖先活动的遗迹，最先在巴黎附近的城镇舍利发现；接着，在法国北部索姆河口的阿布维利发现和舍利同时的文化，考古学上称为阿布维利文化或舍利文化。旧石器早期后一阶段的遗物，在法国北部亚眠附近的圣·阿修尔出土，称为阿修尔文化。它[11]的活动时间，晚于阿布维利文化约30万年。早期旧石期的典型工具，是扁桃形手斧。这是一种经过两面敲击制成的粗陋的石器。它既是敲、砸、切、劈的工具，也是一种投掷的武器。比之阿布维利人，阿修尔人的石斧较平整，斧口较直而锐，斧形较小。阿修尔文化遗址分布较广，遗址中有相当数量巨兽的骨骸，可见狩猎的发展。

早期旧石器人是猿人。阿布维利人，相当于周口店中国猿人。可是，在旧石器早期的法国，没有发现猿人化石。阿布维利遗址，未见用火的痕迹。但这并不说明当时人们不能用火。在阿修尔文化的岩洞中，已经发现燃烧的灰烬。人类在什么时候才能生火，考古学家未有确切的证据，但也不能排除猿人生火的可能性。

具有典型性的旧石器中期的文化，是穆斯特文化。它以法国西南维泽河岸的穆斯特洞穴命名。穆斯特文化期的时间，约为公元前[12]90000年至35000年。穆斯特人的体质结构，属古人或早期智人或[13]尼安德特人(尼人)。法国西南和北部，不仅有尼人的文化遗迹，也多处发现尼人化石。

穆斯特人用敲打、琢削法从石核上取下石片和碎石，又进一步加工成为尖状器和刮削器。尖状器是穿孔、钻穴的工具，也作为装在木棍上的矛头或标枪头，是相当精良的投掷武器。半月形的、扁平的刮削器作切刀和刮削兽皮。此外，还出现了制造工具的新原料——骨，用来制造细小的、锐利的工具。石斧数量较小，加工也较粗糙。看来，这种早期万能工具已被专门化的工具所代替了。

采集植物果实和根，捕捉小动物，是原始人经常的、主要的食物来源，而狩猎、捕鱼在人们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狩猎，一靠工具，二靠人们集体的力量。人类的生存和持续发展，是依靠他们的群居生活的。穆斯特文化遗址中发现大量巨大动物的骨骸，正是人们集体围猎的收获。从穆斯特文化开始，在露天，在洞穴，火的证据已到处可见。火的普遍使用，使人们能取暖、照明、抵御野兽和烹食煮鱼。原始人类的生活和进步，同火不能分离。2.旧石器晚期

旧石器晚期，有三种文化标志它发展的三个阶段：奥瑞纳(始于公元前约30000年)、索鲁特(始于公元前约19000年)和拉·马德林(自公[14]元前约15000年至前10000年左右)。法国旧石器晚期文化，从它开始时起，是克鲁马农人创造的，称为新人或智人(亦称晚期智人)。克鲁马农人，以1868年在法国西南多尔多纳克鲁马农山洞发现的人体化石而得名。在体质上，他们与现代人差异较小，因此，也称为现代人。现代人的化石，分布世界各地。现代世界人种，尽管由于长期居住条件不同，各地居民都有外表上的差别，但他们都起源于现代人。

旧石器晚期的石器，在加工上，经过压制修整，比以前有显著进步。这些石器，主要是比较小的燧石石片，式样多而专门化。除石器外，还有兽骨、禽骨、象牙、鹿角和硬木制作的工具和武器。沉重的石斧有少量被保存下来，多数工具和武器则是刀、矛、切削刮削器和穿刺器。从石、骨器的形状可见，它们很多是安装木柄的复合工具或武器。复合器具已颇流行。骨针的大量发现，说明人们普遍以皮革缝制衣服。对于沿河、沿海活动的人们，捕鱼是生活的重要来源。渔叉和渔钩的发现，标志渔业的发展。标枪的改进和大批兽骨化石的积累更显示人们已以相当规模的集体行动从事围猎。在索鲁特文化遗址中，[15]发现近万件马骨。野马在当时曾广泛分布于西欧原野。

在晚期旧石器两万年左右的时间中，人们的社会生活有很大的变化。所有各地的克鲁马农人还不可能都过终生定居的生活，但由于狩猎、捕鱼等技术的进步，在生活资料方面，得到相当可靠的保证，他们已经能够在一个地方停留相当长的时间，有的甚至有了永久性的居所。他们穴居的地方，是濒河石壁上一个又一个的山洞。山洞只有小径或藤梯出入。洞内有石器、人骨、兽骨和用火的痕迹，在平原上，也有他们聚居的遗址：由石屋和土窑构成的村落。较大规模的围猎，正是集体活动的产物。

生产日益发展，生活资料日益有保障，人们的集体组织也日益稳定持久，早期氏族公社产生了。公社成员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共同生活。男子狩猎，女子采集可食植物，缝制衣服，烹煮饮食，照料工具，负责分配和管理家务。氏族以血亲关系作为维系成员的基本因素。家庭制度的发展，使人们不仅排除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婚配，也排除了兄弟与姐妹之间的婚配。氏族就是这样的一种组织，同一氏族内部男女不通婚，而以氏族所属的部落内部的另一氏族作为婚配对象；即就氏族讲，实行族外婚，就部落讲，实行族内婚。氏族同较大的集团——部落，经常保持不可分割的血缘纽带。这种婚姻制度使男随女居，女主男客，人们只知有母，不知有父。妇女在氏族中处于主要地位。当时的氏族，我们称为母系氏族。晚期旧石器时代，是母系氏族的产生阶段。它的全盛阶段，在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

考古发现各种姿态的妇女雕刻；在穴洞中有围猎和动物的壁画；各地遗址中出现许多穿空的兽齿装饰品；在拉·马德林文化期一个墓葬中，有一个妇女脸上涂有赭红色，颈上佩带由70颗象牙做成的项链。这些原始人的艺术，也可能是原始宗教或巫术的迹象。3.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

公元前一万年至八千年左右，冰川在西欧逐渐消失，大地回暖，树木繁殖，苔原变成森林地带。以前吃草的、寒冷地区的动物群，如驯鹿、野牛、马等，现在被适合温暖气候的森林动物所代替。飞禽群集，百鸟争鸣。旧石器时代就在这时候结束。接着开始的，是中石器时代，那是旧石器和新石器之间的过渡时期。

在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人类社会加速发展，各地发展的不平衡性越来越明显。在法国，南部和北部就有差异。大致讲，法国的新石器时代从公元前五千年左右开始。

中石器时代的典型文化，在法国称阿齐尔文化，以法国比利牛斯山麓的马斯·德·阿齐尔山洞命名。较晚的，称塔登诺阿文化，文化遗址在法国西南斐尔·安·塔登诺阿。有时两者合称阿齐尔塔登诺阿文化。阿齐尔塔登诺阿文化的工具和武器，以细小化和琢磨加工为主要倾向。复合工具更加普遍。引人注意的是，从这一时期起，弓箭已成为人类最锐利的武器。弓的长度，约及人身高度，用榆或紫杉木制成。长箭以锐利的燧石为箭镞。用手投矛，可投出30—40米；而弓的射程则达80—100米以至更远。中石器时代的人能在较远的距离内射击野兽，也能射天上的鸟、水中的鱼。恩格斯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16]器。”

犬作为家畜饲养，是中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犬是人类最早驯服的兽类之一，是人们狩猎防卫的助手。在法国中石器遗址中，曾发现羊和牛的牙齿各一颗，这自然不能说明它们已被人们驯养。羊、牛、猪成为家畜，是在新石器时代。

法国新石器文化，在继承当地中石器文化的基础上，又受到来自地中海和来自多瑙河新石器文化的影响。磨光石器流行，除了大量石器，有石斧、石刀、石锄或骨锄、石杵、石犁等，不少是与伐木、耕地等原始农业有关的生产工具。作为主要武器的弓箭更进步，箭头更加锐利。陶器出现了，而且制陶日趋广泛。在沿海的贝闢上，就有陶片。陶器制造，显示人们手工业的进步，也说明人们有剩余产品需要贮藏，并说明烹煮食物的普遍化。

采集、打猎、捕鱼仍是生活的主要来源，而采集经济已逐步过渡到原始的农业。在距离地中海约250公里的鲁加都尔的山洞中，发现麦子的化石，那是公元前3900年左右的遗物。原始农业十分粗放。人们用石斧砍倒森林和灌木丛，等树木干枯，就把它们烧光，烧剩的灰炭，正是肥料。接着用锄、刀、木棒，后来用犁来开垦。原始农业为食草动物的饲养创造条件。在新石器后期的许多文化遗址中，发现大部分人类所驯养的动物的骨骸。只有马，在青铜时代才被人们所驯服。

新石器时代是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氏族、部落一般有它的名称和活动的领域，有同一的语言和同一的图腾崇拜。氏族成员有相互援助、血族复仇、共同墓地、共同节日等习惯。两个以上部落又往往结成部落联盟。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各有民主产生的首领和议事会。必要时部落联盟选立军事首长。重大的事务，又在氏族部落成员的大会上表决。

图腾崇拜是和氏族社会一起发展起来的。氏族成员相信他们的祖先是某种动物或植物。这种动物或植物就成为他们所崇拜的图腾，也是他们的保护神。原始人还相信万物有灵，太阳、月亮、大地、高山、水、火、岩石、大树等都会成为崇拜的对象。人死后仍有灵魂活动的信念，也得到广泛传播。墓葬和祖先崇拜，相应发展。巫术，是原始信仰的另一种形式。巫师掌握关于自然界事物和人们生产、生活及治病的一些经验知识，附会迷信崇拜在各氏族、部落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新石器晚期，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法国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特别在不列塔尼半岛，出现了成群的巨石纪念物。巨石群有三种形式：排列为环形的环石；矗立着的长石，有的高达20米，或分散竖立，或上千巨石排列成两行；桌石，由若干石板构成，状如桌子或小屋。这些遗物，称为巨石文化。考古学家对巨石文化写了不少著述。一般认为它是墓葬，也是原始宗教的崇拜物。二、铁器时代1.青铜时代和铁器的出现

在新石器晚期，出现铜和金等金属。纯金制作首饰；铜既可制造装饰品，亦可制造工具。但是，铜器不能代替石器。新石器晚期是燧石使用的最高阶段。燧石工具，在硬度和锐利上，并非铜器所能取代。铜的产地，在法国只有局部地区。铜的熔点较高(1050℃—1300℃)，炼铜制铜的工艺，不易被普遍掌握，铜器流行的时期，仍属晚期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阶段，或称铜石并用时期。这一时期在法国很短暂。它的开始，约在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之间；它被青铜时代所代替，标志它的结束，是在公元前1800年以后。

战胜石器的是青铜器，代替石器时代的是青铜时代。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含锡3％—12％)。在硬度上，它胜于铜，也超过石器。而青铜的熔点(800℃—1000℃)则低于铜。法国铜与锡的出产不多，开采较迟。欧洲最早的青铜产地是中欧出产锡的波希米亚，这里的青铜出产约始于公元前1800年。法国的青铜生产受到它的影响。法国青铜时代的上限与下限，即它同此前的金石并用时期和此后的早期铁器时代的划分，很难有明显的标志。

从石器向青铜时代过渡，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冶炼和制造金属技术的发展，就是手工业生产上的一次飞跃。铜和青铜的装饰品，各种器皿，品种繁多，形式美观；新型的武器如剑、盔、甲、盾，有青铜部件的战车，先后出现；在工业上，斧、锄等的流行，影响耕地的开辟和农业的发展。原始农业，已向较高的农业文化发展。农牧业的进步，促使两者分工，畜牧业中的牧马，是在青铜时代开始专业化的。

铁器在法国出现，约在公元前10世纪初期。可是，早期在法国出现的铁器，并未普遍流行，大多在东部和东北部，部分见于西南部。铁器的种类，限于武器，如剑、刀、甲、胄、战车等。青铜器仍流行。许多工具和装饰品，是青铜的；就是头盔，也是青铜制品。而且，这些早期铁器，基本上是外来的，或是在外来影响下生产的。

中欧和西欧铁器时代的启幕，分两个阶段：发源于奥地利的哈尔[17]斯塔特文化(约公元前1000年至前500年)和发源于瑞士的拉·坦纳文[18]化(约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元年)。较早在法国出现的铁器，是受哈尔斯塔特文化影响的。在法国，铁器时代代替青铜时代，在公元前500年以后。法国铁器的冶炼和制造，通过克尔特人的入侵和扩张，才在各地传播开来。那是属于拉·坦纳文化范畴的。2.上克尔特人的扩张和分布

法国人的祖先是谁？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在南法有两支古老的居民：伊比利亚人，居住在西南比利牛斯山麓；利古里亚人，分布在东南阿尔卑斯山区和沿地中海一带，他们都是法国人祖先的组成部分。

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从地中海来了腓尼基人和希腊人。腓尼基人，古代世界最活跃的商业民族之一，在地中海沿岸建立了他们的商站，也用珍珠、陶器和纺织品来换取奴隶。约在公元前600年，希腊人建立了它在法国的第一个殖民城市马赛里亚。希腊的文化、语言、货币、橄榄和葡萄的栽培，等等，从此传入。

罗马人称法国古代居民为高卢人。高卢人，就是克尔特人。克尔特人，来自中欧多瑙河流域。他们最初可能是一个部落或部落集团。以后，随着克尔特人的扩张，广大地区流行克尔特语。流行克尔特语的不同种族、不同方言、不同发展程度的各族，总称克尔特人。法国是克尔特人活动的主要舞台。在公元前500年至前450年左右，克尔特人已分布法国各地。前390年，克尔特人进入北意，攻破罗马城，在迫使罗马纳款请和后才撤退。前4世纪中叶至晚期，克尔特人侵入西班牙和不列颠。前3世纪中，希腊中部以至小亚细亚，皆有克尔特人入侵。在前3世纪中叶以前的近两百年中，克尔特人迅速扩张，成为地中海北部的重要威胁力量。

公元前3世纪晚期，罗马强大起来，克尔特人趋于衰落。西班牙在前3世纪晚期先后被迦太基和罗马征服。公元前191年，北意的克尔特—高卢人被罗马征服。前120年，南法已在罗马统治之下。罗马把在阿尔卑斯山以南，北部意大利的克尔特—高卢人定居地区，称“山内高卢”；法国南部沿海地区，称“那滂高卢”。在阿尔卑斯山和那滂高卢以北的广大地区，总称高卢或“山外高卢”。山内高卢、那滂高卢罗马化较早。罗马称山内高卢人为“长袍高卢”。山外高卢，罗马人称为“长发高卢”，亦称“马裤高卢”。[19]

山外高卢，不同地区，也有差别。分布在高卢北部的，称比利时人，大致讲，他们是克尔特—高卢人同日耳曼人的混合。在西南部的，称阿奎丹人，那是克尔特—高卢人同伊比利亚人的混合。中部，就称为克尔特人或高卢人。这三支克尔特—高卢人，又分成许多不同的小民族；每个小民族，又由若干部落组成。在恺撒征服高卢[20]前，高卢有60个以上的小民族，几百个部落。3.罗马征服前高卢经济的发展

克尔特—高卢人的扩张，同近代意义上的武装征服不同。他们是武装移民，或是缓慢的入侵。没有资料表明他们已建立超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的权力机构以压迫、奴役广大的当地居民。他们的大规模扩张是惊人的。扩张成功的原因是，克尔特—高卢人是铁器的铸造者和使用者。克尔特文化，基本上就是拉·坦纳文化。

铁剑时代，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的时代。但铁器最初为人类服务，是在武器方面。克尔特—高卢人的两面锋刃的铁剑和匕首，一面锋刃的弯刀和锐利的矛头，标志着他们掌握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武器。高卢有巨大的铁矿，更为铁器的流行创造了条件。

铁器的流行，是军事上的革命，也是生产上的革命。铁器生产是社会生产力提高的产物，它又推动工业和农业各生产部门的进一步发展。从考古发掘得知，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高卢人的手工艺产品，已丰富多彩。他们有多样化的首饰、领饰和手镯，有用陶轮制作的陶器以至釉瓷器。他们已有一批具有专门技术的采矿、冶铁、制铁的工人和兵器匠、造车匠、木匠、金匠、桶匠、陶匠等。他们既制造刀剑甲胄，又制造各种形式的铁制农具和家庭器皿。伐木用的铁斧，耕田掘土用的铁犁、铁锄，已普遍使用。

小麦、裸麦的种植普及各地。罗马征服高卢过程中，罗马军队的粮食都取之于高卢本地。高卢长期以产葡萄、橄榄和制造葡萄酒、橄榄酒著名，这是它在前时代打下基础的。畜牧业在高卢很发达，绵羊、山羊、牛，尤其是猪，已被普遍饲养；肉制品和火腿是传统的名产。

生产提高，加上高卢是西欧的南北通道，商业在原始社会已有发展。约在公元前300年以后，货币开始流行。高卢依照希腊、罗马形式铸币；稍后，铸造自己形式的货币。高卢有许多城堡，这些城堡还不是商业、手工业中心，而是防御工事。但城堡也作为粮食贮存地点，同时对附近地区居民发挥经济交流的作用。三、高卢社会的分化与雏形国家1.社会的分化

高卢社会的分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高卢各地区的发展也不平衡。东北马恩河流域及附近发现50处以上公元前5世纪初的“车葬”墓(人、车合葬)，其中首领墓和一般战士墓不同。首领墓中有两三人附葬的现象，这是殉葬。近代考古学家认为：在当时马恩河流域，已经出现贫富分化，“马恩战车葬和首领墓说明，虽然这些首领或国王[21]可能不曾统治过很大的领土，他们已拥有可观的财富”；殉葬，说明奴隶的存在。但这些，只能是某些部落联盟在武装扩张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在公元前5世纪，社会性的阶级分化，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罗马征服前一个多世纪，高卢社会分化加剧。前2世纪晚年，[22]一位希腊旅行家描述高卢阿浮尔尼族的“国王”留力乌斯的豪华生活：他有大批侍从，许多游吟诗人陪伴，有大群猎狗跟随；他坐在银饰的车上，向群众撒出一把把黄金；他在三千步见方的封闭式广场上[23]放置满桌婚宴般的食物款待宾客。这位旅行家的描述有所夸大。所谓国王，只能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领。但氏族部落分化，一些有权势的氏族贵族、部落首领作为特殊人物出现，并非个别现象。

在高卢的许多小民族里，特权等级和普通群众之间，已存在鸿沟。[24]特权等级包括贵族和特卢伊德教士。贵族是原来的氏族、部落首领及其后裔，他们利用职权、地位，占有较多较好的耕地、牲畜和其他财富，担任各族的官员和武装骨干。特卢伊德教是流行于高卢和不列颠的宗教，它宣扬灵魂不死，有秘密的神秘仪式。教会中的高级教士，掌握一定的自然和医学知识。教会是超部落的组织，但在高卢各族，都有它的教士；他们一般是氏族贵族出身，在各族担任宗教仪礼的祭司，又是法官，也拥有政治上的权力。

平民、氏族一般成员，已经丧失了原始社会中氏族成员原有的权利地位。他们由于负债，由于租赋的重负，或受权势人物欺压和暴行，贫困无告，在贵族役使下劳动，或为扈从、依附者和仆役，有的卖身[25]为奴隶。许多不甘受奴役的贫民，成为流浪汉和乞丐。

高卢社会的分化也在贵族内部进行。有的贵族，出身高贵，财资雄厚，其扈从和依附者人数众多，权势凌人。有的贵族日趋破落，甚[26]至沦为其他贵族的扈从人员。厄尔维几族全部人口为263000人[27]。它的一个有野心的贵族奥尔及托列克斯，为了反对本族掌权集团对他的公审，竟能召集一两万家属，包括奴仆、扈从、被保护者和债户示威对抗。

大多数平民地位虽然接近奴隶，但他们当中真正沦为奴隶的，人数并不多。高卢有火焚殉葬的习俗，殉葬者就是奴隶。只是，债务奴隶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之中。2.雏形国家

公元前1世纪，高卢原始社会已经走到了它的最后阶段。恩格斯说，在这一阶段，所有氏族社会各机关，已经发展为军事民主制，它以人民大会、议事会和军事首领为主要机构。

但在高卢，情况并不完全如此。高卢各地区各小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北部比利时人各族，基本上还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比利时人的社会发展，较中部高卢各族落后。在比较先进的高卢人各族中，军事民主制已经衰落，贵族制正在逐步代替原始民主制。

在中部高卢许多族里，平民“关于他们自己，不敢有所作为，从[28]不参加会商”。原始民主制消失，人民无权，人民大会不起作用，人民所公认的机关议事会以及由人民选举的军事首领，也已失去原有的意义或不再存在。各族掌握权力的是元老院。元老院原来是从氏族首领的议事会演变来的，但由于贵族成为平民的对立面，它也成为脱离人民的统治机关。

可是，即使在原始民主制遭到显著破坏的各族中，氏族部落的纽带并未割断。小民族以下的单位——部落区，已经从“血缘部落”向地区部落发展，却仍保存着部落的组织。掌权的贵族，基本上是原来的氏族部落首领。他们从氏族部落中获得特权势力，亦以氏族部落组织作为他们取得政治上、经济上优越地位的根据地。他们不愿也不能完全废弃氏族制度。平民，既怀念他们以往在氏族中的平等地位，又不愿完全丧失自古以来的公共权利，如牧地、森林等公地的使用以及氏族内部某些民主传统等。贵族和平民都不想和氏族关系决裂。

同时，贵族和平民都是正在不断向奴隶主和奴隶两级分化的阶段，是不稳定的过渡性的阶段。公元前1世纪高卢出现的扈从、依附者、被保护人、佃户、家客、债户、债务奴隶、流浪汉、乞丐、强盗，[29][30]甚至还出现了雇佣的骑兵、包税人，说明高卢社会的变动，贵族和平民的分化和瓦解，何等迅猛!

在恺撒征服高卢前夕，在高卢各族内部，族与族之间的矛盾斗争极为复杂。几十个小民族中，已有一些比较弱小的族成为比较大的族的附庸；而大族之间，争雄争霸，常有战争。各族内部，由于社会阶级分化，矛盾重重。恺撒说：“在高卢，不仅每一个国家、每一个部[31]落、每一个地区，并且几乎每一个家族，都分成党派。”加上高卢南部受罗马侵略，东部和东北部受日耳曼人侵扰。所有这些，都显示当时高卢社会和政治状况充满动乱，具有显著的不稳定性或过渡性。

不稳定的过渡性的社会和阶级，只能产生不稳定的过渡性的国家权力机关。这就是雏形国家。它是萌芽形式的国家。在高卢，人类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尚未确立；真正的国家——奴隶制国家，还没有最后形成。第二章 罗马高卢一、罗马占领高卢和高卢经济的发展1.罗马征服高卢

公元前4世纪初，高卢人几乎征服罗马。300年后，罗马已经征服欧、非、亚三洲沿地中海的广大地区。山内高卢和那滂高卢，皆为罗马行省。而山外高卢，分裂混乱，内外交困，已成为强邻扩张、侵略的对象。

罗马侵略高卢的统帅恺撒，是当时罗马的政治首领之一。他看到高卢的动荡衰落，又看到高卢是大量奴隶和物资的来源；并且，通过远征高卢，使他能够掌握、训练一支由他直接控制的军队。这些，都是他同政敌竞争的政治资本。公元前58年，恺撒46岁，受命出任山内高卢和山外高卢总督，并由罗马授权，组织兵团出征。

有两件事成为恺撒出兵高卢的近因：其一是，高卢各族有两个重[32]要的集团，一个集团的领导权由爱杜依族掌握，另一个由阿浮尔尼[33]族和塞广尼族掌握。两个集团激烈地争夺霸权，以致阿浮尔尼族和塞广尼族邀请日耳曼人支援。爱杜依族在遭受沉重打击后乞援于罗马。日耳曼人首领阿利奥维斯都率15000战士进入高卢，接着又有十多万日耳曼人侵入。他们占领塞广尼人的三分之一领土，并要塞广尼人另外再让出三分之一的土地。在这样严重的威胁下，高卢人说，他们只能被迫“离乡背井，远远避开日耳曼人，另外去寻找别的家乡、别的[34]安身之处”。

第二件事：分布在高卢东隅的厄尔维几族因地狭人众，又受日耳[35]曼人的压迫，同附近几个较小的族一起，男女老少共368000人，放弃故土，向高卢西南部大迁徙。这样多人数的长途迁徙，势必在动乱的高卢引起更大的动乱，无疑也威胁罗马边境的安全。

于是，在公元前58年，恺撒军队通过突然袭击，打垮了厄尔维几等族；其中，约有11万人被允许返回故乡。此后不久，罗马军又击溃了阿利奥维斯都的日耳曼人。阿利奥维斯都本人和少数日耳曼人匆匆渡过莱茵河东逃。这样，罗马控制了中部高卢各族。恺撒在给罗[36]马的战报上夸耀自己的胜利，说他“来了，看到了，征服了”。

恺撒在高卢取得的初步胜利是迅速的；但要征服长期有自由传统的高卢人却并非易事。高卢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顽强、英雄和壮烈。前57年恺撒对高卢北部比利时人各族的侵略，就遭到强烈的反抗。3年以后，比利时人又掀起反对罗马的武装斗争，恺撒率军苦战一年多才得胜利。

比利时高卢人和日耳曼人关系密切。为了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恺撒于公元前57年在莱茵河造桥，拟渡河远征日耳曼人。可是，在广漠的莱茵河东岸，他找不到行踪无定的日耳曼对手，只得回师。西部沿海的高卢诸族常从海上得到不列颠人的支持。恺撒于前55年和前54年两次率军渡海侵入不列颠，皆无功而退。

高卢人民规模最大的一次反对罗马侵略、压迫的斗争，是弗森哲托利克斯领导的起义。这是高卢所有各族直接间接都参与的大起义。前53年，恺撒回意大利，高卢各族一些反罗马的领袖们便在森林中密谋协商，并宣誓团结进行争取高卢自由的战争。前52年的一天，[37]高卢中部农民攻入罗马占领的钦那布姆城，杀死罗马商人和主办军粮的罗马骑士。不到24小时，反罗马起义的信号传遍全高卢。起义的领袖是一位年青、英勇、果断的阿浮尔尼族的首领弗森哲利克斯。起义的中心是位于奥佛尼山脉的几尔哥维亚城。高卢各族，普遍响应。

恺撒闻讯，急忙离开罗马，以一天77公里的速度赶回高卢，他召集了驻扎在高卢各地的罗马军，在几尔哥维亚城附近展开激战。罗马军大败，46名最勇敢的百人队长战死。这是恺撒出师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挫败。起义军数约八万，曾乘胜追击罗马军。

恺撒除征调高卢部队外，又从意大利补充兵员，并以让日耳曼人在高卢任意劫掠为条件，招引日耳曼骑兵参战。恺撒军队一般是由有作战经验的军士组成的，装配优越，能攻善守。高卢战士斗志昂扬，但新组织的义军，来自各族，在组织上、装配上、战术上，都有一时不能克服的弱点。对于罗马有壕沟、堤墙、围桩三层防线的军营，高卢战士难以攻破。几个月中，罗马军渐占优势。最后，高卢义军在阿[38]来西亚被包围。高卢各族的增援部队曾到达外围，却未能冲破包围圈。弗森哲托利克斯被俘(4年后，他被罗马政府杀死)。高卢反抗罗马侵略的斗争继续到公元前50年。次年，恺撒班师回罗马。

罗马侵略者对高卢的烧杀掳掠是极为残酷的。据罗马帝国时希腊传记家普鲁塔克的记述，9年高卢战争，300万高卢人有100万被杀，100万被俘为奴隶，残存的仅100万。这数字不确切。据近代史家估[39]计，罗马征服前高卢人口在500万以上。但高卢受罗马侵略军破坏的惨重，在欧洲历史上的侵略战争中，确是空前的。

高卢的面积，为意大利的两倍。高卢人民在经济上、文化上的成就，对于此后罗马历史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征服高卢，对于公元前1世纪罗马的政局和恺撒权势的增长，更有直接的影响。恺[40]撒“用罗马的军队征服了高卢，又用高卢的金钱征服了罗马人”。他在征服高卢以后，打败了他的敌手，出任终身“执政官”(公元前45年)，成为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2.罗马对高卢的统治

罗马统治高卢约500年。在罗马帝国初年，帝国政权在高卢设立那滂、卢丹尼西斯(里昂)、亚奎丹、比利时四个行省。随后，又在莱茵河下游边境设立上、下日耳曼两省。比利时，上、下日耳曼省的土地，大部分不属今日法国。省以下为部落区，大致以罗马征服前的部落区为单位。

里昂城是罗马在高卢的统治中心。高卢诸省的总督，驻在里昂，罗马帝国政府每年在里昂召开高卢人代表大会，由各部落区推代表参加。大会的主要内容是向奥古斯都圣像和罗马女神像献祭致敬，举行庆祝典礼。罗马政府的法令、告示，高卢各族人民的请愿、陈词，都会在会上提出。代表会是帝国统治高卢的一种方式、一种象征，开得颇为威严、隆重。里昂既是高卢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公元1世纪时，里昂人口已达20万左右。2世纪后期起，东北和北部边境防务已是重要问题，帝国各地同日耳曼人的交往日趋频繁，高卢东北的[41]特累维，成为高卢又一个政治和经济的重镇。

罗马，通过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控制帝国各地。500年中，高卢兴建的罗马式城市在100个以上。高卢各地，有直属皇帝的殖民地国有土地和分配给退伍军人的军事殖民地。城市，就是这些殖民地的枢纽。城市附近，有专属城市的土地，还分布着罗马—高卢上层人物占有的大小不等的地产。而罗马的殖民地、地产主、官员、商贾和高卢的上层人物，皆在城市定居。许多城市，有商业公会和手工业行会；市内建筑，有罗马诸神的神庙、会议厅和戏院、集会和集市的广场、公共浴室、斗兽和角力的竞技场、跑马厅、教授拉丁文的学校等。

武装力量是罗马统治的主要工具。但并不是在高卢各地都有军队驻守。罗马军队，驻防于边境和设防要塞，特别驻防莱茵河前线。在后方，罗马保持必要的后备部队。从里昂到高卢的边境和边远地区，如到北方和东北边境，到大西洋沿岸，到南方的马赛里亚，都有宽广的战略公路通达。公路两边有壕沟。沿路每隔10至15公里，都设堡垒，驻有军队。一旦某地有事，罗马军队可迅速调集。罗马兴筑的公路全长在两万公里以上。它用这套治安防务体系，维持了高卢的基本稳定，保持了200多年相对和平的局面。相对和平的情况和畅达的交通路线，为高卢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高卢，是罗马帝国重要的税收来源。罗马政府在高卢的税收为帝国其他各行省的总和。高卢人民负担的直接税有不动产税(tributumsoli)和人身税(tyibutum capitis)，税额是在全面调查登记的基础上制订的，每15年又重新调查估价。间接税有国家收入的关税，地方征收的通行税，还有食盐专利税、市场税和其他摊派杂税。高卢居民的赋税负担，越来越趋繁重，也不公平合理。不少大地产主通过关系可以免税。城市市议会议员是估税、征税的官员。对于违反税收规定隐税、逃税的纳税人，常用刑罚惩处。谁要逃避赋税，谁就得投靠一个有影响力的保护人，使自己成为他的依附者。因此有人说：“抓住一个市议员，你就找到一个暴君。”也有人说：“估税人员，一群骗子。”而市议员是以身家财产向政府担保完成赋税定额的。在帝国晚期，人民不堪负担，市议员不能完成征税任务，为避免政府追究，有的逃亡，有的投靠权贵为隶农或依附者。3.高卢的罗马化

高卢的罗马化，是罗马统治高卢的政策方针，也是它在高卢所推行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措施的后果。从恺撒征服到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原来高卢各地区的居民，已经不同程度地罗马化了；各地区的情况不同，作为总体讲，他们基本形成了一个新部族，即高卢—罗马人。

罗马化是从高卢原来的氏族贵族开始的。帝国政权用封官授禄拉拢高卢社会上层，让他们担任各级官员、市议会议员，甚至选任帝国元老院元老。在罗马军队中，恺撒曾经建立一个兵团，人员都是高卢人，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各级军官职位，包括司令官，也向高卢人开放。对忠诚于罗马、为罗马服务的高卢人，或由罗马政府授予罗马公民权，或由市议会授勋，授荣誉称号。在公元212年罗马皇帝卡拉卡拉把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全体自由民之前，持有公民权者可以享受不受地方政权管束等特权。而罗马兵团成员，一般都有罗马公民权。在罗马式的城市里，居民受到一整套罗马生活方式的熏陶，半圆形戏院里演出拉丁语的戏剧，学校里教授拉丁语法和修辞，在议会里，议员以自己能讲一口流利的拉丁语为荣。过去穿马裤的高卢骑士，已披上长袍。高卢妇女们穿着罗马式的时装，在公共场所和市场上出现。

罗马法通行于全高卢。过去由特卢伊特教士控制的审讯系统被废除了。罗马禁止特卢伊特教流传。罗马的神祇，压倒了高卢的原始崇拜。拉丁语言，最初在高卢社会上层人士中流行，逐渐被各阶层人民所了解。高卢人同罗马统治者、商人对话，在法庭上陈词，了解罗马法律和赋税规章，在田庄土地上为罗马殖民者劳役，参加军队，都得用拉丁语。尽管高卢化的拉丁语，同纯粹的拉丁语有区别，但拉丁语已基本上代替了克尔特语。只是，语言的变化，是经历了几个世纪的长期的过程。

高卢化的进程，从地区上讲，先南部、中部，后北部；先城市，后农村。进程的前后，也表示程度的差别。在农村、山野，保持高卢传统语言习俗和信仰，对罗马统治抱有敌视的农民长期存在。在拉丁文中，“异端”和“农民”是同一个字——pagonus，可见农民对克尔特传统的坚持和对罗马化的反对。4.奴隶制和奴隶制经济的发展

恺撒在征服高卢前，高卢社会已出现奴隶制。高卢成为罗马奴隶制国家的组成部分后，奴隶制加速发展。

在被征服前的高卢，并不存在意大利那样的奴隶制大庄园。现在，在国有土地上，在城市土地上，在罗马显贵占有的地产上，也在高卢贵族的土地上，使用大规模的奴隶劳动，奴隶制大庄园发展起来。手工业、矿产和盐场，虽有雇工劳动，但奴隶是主要劳动力。

较之意大利，高卢的奴隶制有自己的特色。在帝国时期，意大利小农普遍破产，受不同程度的奴役。在高卢，自由农民土地被剥夺，人身被奴役，还有一个演变的过程。高卢各地的演变、发展是不平衡的。南部那滂高卢、中部里昂省，罗马化和奴隶制的流行比较普遍。而在北部和西北部，在西南部山区，奴隶制的发展较迟较慢，在帝国晚期，这一带还有相当数量的自由农民存在。在全高卢，中、小奴隶主的数量较多。由退伍军人组成的军事殖民地，就是中、小奴隶主的地产。每个退伍军人享有一定的特权，他的社会地位以及他所分到的份地，基本上和城市市议员相等；份地的所有权，属于他本人；每一份地，都是由奴隶劳动的中、小地产。分布高卢各地的军事殖民地，是帝国政权的支柱之一。

隶农制是一种较奴隶制缓和的奴役关系。公元前1世纪，它在意大利出现。在帝国时期，它有较迅速的发展。不少奴隶制庄园，隶农逐渐代替奴隶。高卢的奴隶制是在罗马隶农制流行过程中发展的。在高卢，奴隶制每跨出一步，隶农制也相应前进。而且，隶农人数增加颇快。高卢从原始社会晚期以来，除了在战争中被俘、被掠卖为奴外，自由高卢人大多是通过沦为依附者而被奴役的。这些依附者就是隶农的广大来源。在帝国晚期，隶农已代替奴隶成为农业上的主要劳动者。

直到公元2世纪末年，高卢奴隶社会，是向上发展的。它的社会结构，基本上适应生产力提高的水平。如上所述，高卢相对和平稳定的局势，它的比较发达的水、陆交通的条件，希腊罗马各地生产技术的传播，新的作物品种的传入，特别是高卢人民的辛勤劳动，促进了高卢经济的迅速发展。

砍伐森林，清除沼泽，高卢农田不断开拓、扩充。耕地的铁犁有改进，麦类的收割有了新发明的收割机。高卢是罗马帝国粮食的主要产地，高卢和埃及是罗马帝国两大著名粮仓。葡萄、橄榄的培植，遍及高卢大部分地区。葡萄酒和橄榄油是高卢传统名产，火腿等肉制品，名闻帝国各地。高卢的铁器、陶和麻、毛纺织品，运销地中海沿岸，垄断日耳曼市场。里昂的玻璃也是帝国的贵重产品。高卢位处西欧中枢，为南北交通要冲，商贾云集，促进生产提高，经济发展。帝国初期，意大利已矛盾重重，经济衰落征象亦有表现，而高卢的农、工、商业却繁荣滋长。当时罗马的作家已以高卢的发达和意大利的衰落作对比。

但是，高卢作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受到帝国衰落的影响。2世纪末到3世纪，随着罗马奴隶制进入危机阶段，高卢也出现经济衰退、经济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的局面。二、奴隶社会的衰落、人民起义和日耳曼人1.危机、内战和人民起义

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依靠的是侵略战争中掠夺来的大量奴隶。奴隶劳动的发展，排挤了自由小农和其他小生产者。帝国时期的罗马不能继续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奴隶来源减少，而奴隶死亡率很高。这样，市场上奴隶价格高涨，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庄园、矿山和手工业作坊，越来越难以维持。同时，在奴隶制强制劳动下，奴隶仇恨劳动，自由民鄙视劳动，社会生产不免停滞以至衰落。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税收减少，财政出现危机。但帝国各统治机构日益庞大，奴隶主阶级生活奢侈，军队薪饷赏金不断增加。帝国统治者涸泽而渔，一方面通过提高赋税和增加苛捐杂役，另一方面，依[42]靠发行大量劣质货币，以维持局面。结果，农业、手工业生产进一步下降，帝国货币几乎丧失交换媒介的作用，贸易停顿，城市衰落，城乡贫民流亡，陆地、海上匪盗横行。幸存的自由农民和市民，为了逃避重税和暴政，沦为隶农；不少奴隶制地产，用隶农劳动代替奴隶劳动。可是，在奴隶主阶级统治下，隶农逐渐靠近奴隶，以至成为变[43]相的奴隶。隶农地位的恶化，成为社会矛盾尖锐的因素之一。

于是，从2世纪末起到3世纪下半叶，罗马奴隶制帝国呈现危机，史称3世纪的危机。帝国奴隶主统治集团的腐朽反动，争夺政权，内战和分裂，是危机的组成部分。3世纪晚期至4世纪前半叶，罗马皇帝戴克里先(284—305)和君士坦丁(306—337)加强军事专制统治，进行政治、军事和财政上的一些改革，使罗马帝国出现短暂的稳定。但在4世纪中叶以后，罗马奴隶制帝国急剧衰落，最后崩溃。

高卢诸省，在3世纪的危机中，遭受帝国各省同样的命运。在3世纪中叶，高卢也是军阀分兵割据的对象。当罗马皇帝瓦勒里安(253—260)和伽里安(260—268)在位的15年中，先后在帝国各地独立或自[44]称皇帝的，约有三十一人，史称“三十僣主”。当时高卢曾建立高卢帝国，它的独立时间，较其他各地为久。

波斯图模，原为高卢罗马司令官，拥兵自立，称高卢皇帝(258—267年)。高卢、西班牙、不列颠和部分日耳曼地区，都受他统治。波斯图模的将领维克多令曾一度取得统治权，一年后，维克多令被杀，他的母亲维克多里亚成为高卢军队的实际控制者。在当时高卢的金、银、铜币上，有维克多里亚的铸像。武器制造者马利乌也是高卢帝国短期的领导人。在后几年统治高卢的，是有元老官衔的将领铁特列库。看来，他的军队对他并不一致拥扶，特别是巴高达运动已在高卢帝国内蓬勃兴起。公元273年，铁特列库和罗马皇帝勾结，以他担任罗马南意总督和得到大笔财富为条件，向皇帝交出自己的军队，出卖了高卢的独立。

巴高达，意为战士。巴高达运动，是奴隶、隶农和城市贫民的武装起义。3世纪危机中政治、经济的恶化，内战的破坏，赋役租税的繁重，瘟疫、饥荒的流行，是起义的原因。起义爆发于“三十僣主”时期。它迅速扩大，席卷高卢大部分地区。西班牙北部的农民、牧人、纷纷响应。起义者杀死奴隶主大地主，夺取大庄园。高卢中部大城市奥古斯托敦也被他们占领。不少士兵投向起义者，许多贵族仓皇逃跑。公元273年，铁特列库和罗马皇帝军队联合镇压，起义军转入地下。而十年以后(283年)，起义又重新暴发。在莱茵河和卢瓦尔河上流之间的广大地区，都有巴高达部队活动。他们的领袖阿曼德和艾里安，被人民拥立为皇帝，他们铸制纪念章，其中一枚铸有阿曼德头像，上刻“皇帝，恺撒，奥古斯都，虔诚和繁荣”，另一边又铭有“希望”一词。

这时，罗马帝国的军事专制政权开始建立。在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军队进攻下，巴高达运动被镇压(286年)。可是，在公元4世纪中叶以后，尤其在5世纪初叶，巴高达运动又以更大的规模在高卢全境和西班牙北部重燃烈火。他们同入侵的日耳曼人联合，为摧毁腐朽、反动的西罗马帝国的统治，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2.基督教的传播

戴克里先把帝国划分为东西两部，各由一个皇帝(奥古斯都)统治；每部又分两大区，皇帝和副皇帝(恺撒)分治一区。高卢，属副皇帝君士坦丁乌统治。君士坦丁乌的儿子君士坦丁通过战争，打垮了帝国其他的统治者，成为独揽大权的皇帝(323年)。在夺取和加强专制皇权的过程中，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作为他的有力工具。

在君士坦丁之前，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流行已经两三百年。罗马政府长期把基督教作为非法组织，多次加以迫害。但它发展迅速，信徒越来越多。罗马帝国3世纪的危机，使许多对现实失望的人们，寄希望于未来世界，这又使基督教吸收了大量的信徒。帝国基督教人数，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有些历史学家估计，基督徒约为全帝国人口[45]的二十分之一，这是一个惊人的数目。[46]

基督教传入高卢，为时较早。在君士坦丁乌和君士坦丁父子统辖高卢期间，高卢社会各阶层中已有较多的信徒。特别在罗马军队中，基督教占有不可忽视的比重。君士坦丁在率军作战时以看到天空出现十字架的神话来鼓励军心，正说明基督教对军队的影响。过去罗马统治者没有认识到基督教是一种可依靠和利用的力量。君士坦丁认识了它，也利用了它。公元313年，他同另一个罗马皇帝李西尼亚在米兰发布对基督教的“宽容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在他打败李西尼亚，统一帝国后，对基督教会和教士的特权和捐赠，又层层加码。到了4世纪末(392年)，基督教正式成为帝国的国教。

从君士坦丁起，教会的权力、财产、教徒人数，加速增长。公元300年，高卢有26个主教区，100年后，已有70个主教国。据西罗马帝国晚年一位基督徒《书简》所述，当时教会在高卢境内是拥有过多[47]土地的大地主。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前夕，在罗马在地产主中，基督教会已是经济、社会、政治上力量最雄厚的成员。公元5世纪时，帝国残破，在意大利和高卢，基督教会或和罗马地方军政当局合作，或在某些帝国政权不能控制的城市、地区发挥政府代理人的作用。3.日耳曼人入侵，西罗马帝国崩溃

罗马帝国晚期，一个皇帝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日益困难。公元395年，皇帝狄奥多西去世，东西帝国由他的两个儿子分别统治。从此，不再出现统一的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君士坦丁堡古为拜占庭旧址，东罗马帝国亦称拜占庭帝国。西罗马帝国都于罗马城。高卢是西罗马帝国的重要地区。

自4世纪晚期起，日耳曼人的入侵，已成为帝国政权的严重威胁。日耳曼人，是分布于多瑙河、莱茵河以外的蛮族。它包括东哥特、西哥特、汪达尔、勃艮第、苏维汇、法兰克、盎格鲁、撒克逊等部落集团。日耳曼人同克尔特人关系密切。恺撒征服高卢时，同他们有接触、有斗争。恺撒的《高卢战记》中，有关于日耳曼人的最早的记载。帝国时期日耳曼人同罗马人经常交往。罗马帝国边疆一带，日耳曼人活动频繁。高卢北部的上、下日耳曼行省，就是日耳曼人活动定居的地区。帝国政府由于缺少兵源，把日耳曼人作为招募士兵的对象。在罗马地方驻军以至皇帝的近卫军中，日耳曼人充当士兵和担任军官的，越来越多。居住帝国境内的日耳曼人，有的以罗马军士的身份分配到土地、房宅，但不少人沦为奴隶和隶农。3世纪时，已有成群的日耳曼人侵入帝国，但入侵规模不大，部分在掳掠后退回本土，部分在帝国各地劳动谋生。

公元375年，在多瑙河下流北岸的西哥特人，因受匈奴人的威胁，举族南迁，请求避难。罗马政府允许他们在多瑙河下游的密西亚省定居。但罗马官吏不对他们供应粮食，引起饥荒。许多哥特人被迫出卖子女或被迫为奴隶主服劳役。官迫民反，他们发动了起义。当地奴隶、隶农、贫民和大批士兵参加起义队伍，多瑙河彼岸的日耳曼人也渡河响应。罗马政府仓皇失措。公元378年，罗马皇帝瓦伦斯统率的军队在亚得里雅堡附近被西哥特人和起义人民战败，皇帝被杀死。继任皇帝狄奥多西和西哥特人议和，答应他们以“同盟者”身份定居并保证供应粮食、牲口。395年，西哥特人在领袖阿拉里克领导下又发动起义，巴尔干半岛南部普遍响应。5世纪初，阿拉里克率西哥特人两度侵入意大利。410年，西哥特人进攻罗马，罗马奴隶为他们打开城门。西罗马帝国首都迁到拉文纳。西哥特人又从意大利进入高卢和西班牙。在反对罗马奴隶主压迫和统治这一共同的目标下，巴高达运动是他们有力的联盟者。第一个日耳曼人的王国——西哥特王国，以图卢兹为首都，于419年建立。它的领土包括高卢南部和西南的阿奎丹，西班牙北部和东部一带。

在5世纪初，汪达尔人、苏维汇人、阿兰人等部落集团渡莱茵河通过高卢，侵入西班牙。苏维汇人在西班牙西北隅建立国家。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侵入非洲北部。429年，汪达尔人以迦太基为都，建立汪达尔王国。勃艮第人也在5世纪初从莱茵中游侵入高卢。443年，他们在高卢东南部建立勃艮第王国。今日的里昂是它的首都。449年，盎格罗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渡海进入不列颠。在那里，他们先后建立了几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

5世纪中叶，匈奴人又大举入侵。匈奴人的烧杀破坏，使各支日耳曼人和罗马军队联合对抗。451年，罗马留驻高卢的部队会同西哥特人、勃艮第人、法兰克人，同匈奴军队在高卢的卡塔洛原野(今日法国东北特鲁瓦附近)进行大战。匈奴被迫退出高卢。452年，匈奴人又侵略意大利，曾围攻罗马城。时值瘟疫流行，匈奴首领阿提拉死于疫病(453年)，匈奴部落集团流散。455年，汪达尔人自北非渡海进攻意大利，罗马城被攻陷洗劫。劫后罗马城居民仅有7000余人，西罗马帝国朝廷名存实亡。476年，罗马的日耳曼雇佣兵首领奥多亚克，推翻了最后一个西罗马皇帝罗慕洛。传统上把这一年作为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年份。

日耳曼各族入侵的潮流并未中止。481年，在高卢北部的法兰克人，建立了法兰克王国。493年，东哥特人击败奥多亚克，并在意大利建立东哥特王国。最后南侵建立国家的日耳曼人是伦巴第人。他们在568年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伦巴第王国。

勃艮第在5世纪末已成为法兰克的附属国。汪达尔和东哥特王国也在6世纪中叶先后被东罗马帝国灭亡。西哥特王国在8世纪初叶被阿拉伯帝国灭亡。伦巴第王国于774年被法兰克王国征服。在西欧日耳曼人国家中，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是以古代高卢为基本舞台的法兰克王国。第三章 法兰克王国一、墨洛温王朝1.克洛维和法兰克王国的建立

法兰克人，原来分布在莱茵河的下游和中游。在下游的，称海滨法兰克人(萨利克法兰克人)；在中游的，称河滨法兰克人(里普阿尔法兰克人)。3世纪晚期起，他们进入莱茵河南岸，其中的一支，曾侵略高卢。有些法兰克人移居帝国境内，充当罗马的雇佣兵或依附大地产主的隶农。但法兰克人不像其他各支日耳曼人举兵侵入帝国，他们只以莱茵河中、下游为根据地，逐步扩张。5世纪时，高卢北部和东北部都是他们的活动地区。[48]

法兰克人是一个部落联盟。5世纪中叶，墨洛温家族已在联盟中有特殊的势力。海滨法兰克的军事首领希尔德里克和河滨法兰克的首领西吉伯特，都是这个家族的亲族。481年，希尔德里克去世，他的15岁的儿子克洛维继位。克洛维在位的30年(481—511年)间，法兰克王国形成。克洛维，是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个国王，延续270年的墨[49]洛温王朝(481—751年)的开创者。

5世纪晚期，在高卢南部和西南部，在东南部，都已分别建立了西哥特和勃艮第王国。西罗马帝国已灭亡，而在高卢的西北部，罗马统帅西阿格里乌还以“罗马人之王”的名义占领塞纳河和卢瓦尔河之间的广大土地。486年，克洛维率领族人同西阿格里乌斯会战于苏瓦松(巴黎东北)，士无斗志的罗马军大败。从此，罗马统治的最后残余被扫除，克洛维的威名大振。十年后(496年)，分布在上莱茵的阿勒曼人进犯河滨法兰克人，克洛维又引兵击退。

就在496年，克洛维率领三千战士在兰斯大教堂领受基督教的洗礼。主持典礼的主教莱密奇乌对克洛维说：“低头吧!烧毁你曾经崇拜的，崇拜你曾经烧毁的!”以克洛维为首的这一批信奉原始多神教、以战争为职业的战士，低头皈依基督教，确实是令人瞩目、影响深远的大事。失去了罗马帝国政权依靠的基督教会，现在又有了一个新兴国家的君主作为新的依靠力量。罗马主教对克洛维入教写信欢迎，表示要互相支持。勃艮第维尼城主教在信上说：“你的信仰，就是我们的胜利。”而克洛维的信教，主要是由于他看准了基督会是他的巨大的支持力量。克洛维心目中的基督，乃是一个能帮助他取得胜利，巩固并扩大胜利成果的战神和护法之神。

事实上，克洛维也实现了他的愿望。克洛维能够战胜勃艮第、西哥特王国，是同基督教会及其信徒的支持分不开的。克洛维信奉的是[50]过去罗马帝国立为国教的基督教正统教会。西罗马晚年的人民起义、蛮族入侵等，曾打击正统教会。可是，它依旧是拥有巨大财产，大批依附者、隶农和奴隶，并有巨大社会、政治势力的大地产主。并且，它在社会各阶层居民中，在贵族大地产主中，在罗马军队的军官和士兵中，有广泛的信徒。西哥特、勃艮第的统治者也信仰基督教，可是他们所信奉的，是被罗马皇帝和正统教会所排斥、被判为异端的阿利[51]乌派。在以正统基督教会为国教的罗马帝国统治下，阿利乌派没有活动的余地。但许多日耳曼人信仰了这一派。西哥特、勃艮第、汪达尔、东哥特和伦巴第人建立的国家，以阿利乌派为正统信仰。信奉阿利乌派的，为数不多的西哥特、勃艮第征服者，统治着大多数信仰罗马正统教会的广大的罗马—高卢居民，正是这些国家政权不巩固、不稳定以及克洛维战胜它们的重要原因之一。

法兰克战士受洗后四年(500年)，克洛维率军进攻勃艮第。勃艮第国王贡台伯尔特一战即垮，向克洛维投降，以纳贡称臣为条件，保持王位。克洛维进攻的下一个对象是西哥特。507年，两军在伏伊尔(波亚图之南)大战。西哥特军溃退，国王阿拉力战死，西哥特在高卢[52]的绝大部分领土皆由法兰克占领。

克洛维通过军事征服取得了胜利和权力，又耍弄权术来巩固他的胜利，增强他的权力。西吉伯特，河滨法兰克人的军事首领，墨洛温族人，曾协同克洛维作战，因伤致跛。克洛维却唆使西吉伯特的儿子克洛德里克杀父篡位。接着，他又遣使斫杀克洛德里克。这以后，他在河滨法兰克人的大会上否认自己参与杀死亲族的罪恶勾当。失去首领的河滨法兰克，就承认克洛维是他们的首领。好几个军事首领，原是他的亲属，都被他以各种借口和手段杀死。在他晚年，在同族人的大会上，他说：“我好苦恼!现在，我像一个陌生人之间的族客，一旦有难，没有一个亲人来帮助我了!”历史学家对于他使用阴谋诡计、屠杀亲友，是有谴责的。然而，从这些事件上看到，一个部落联盟转变为一个国家，是一次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革命，它有战争，又有部落联盟内部的血腥斗争。

克洛维死后，法兰克王国继续扩张。到6世纪中叶，它先后征服图林根(531年)、勃艮第(534年)、巴伐利亚(555年)等族和部分撒克逊人。南方的普罗旺斯于536年，西南的加斯科尼于567年，也由法兰克兼并。法兰克作为西欧最大的国家建立起来了，虽然克洛维后国内的分裂和内战还是一个长期的现象。2.封建社会的开始

日耳曼人的国家代替古罗马帝国的统治，标志高卢封建社会的开始。新生的法兰克王国是一个新型的国家——封建国家。

法兰克封建社会的基地高卢，是古罗马帝国的领土。它曾受到破坏，但比之日耳曼人的社会，具有较高的生产力水平。罗马—高卢居民，广泛使用较先进的犁田、锄地、伐木、开荒的生产工具；对农田具有多次翻耕、施肥、种植、收割的丰富经验；土地利用一般采用[53]二田制；栽培葡萄、果木和酿酒、榨油，有长期积累的技术知识；畜牧，特别是养猪，是他们的传统职业；城市虽然衰落，但不少手工业仍在民间保存；水陆交通，仍有其他地区所不及的有利条件。法兰克的封建制度，就是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上发展起来的。

法兰克的统治者，是大地产主阶级。有两类大地产主：新生的法兰克大地产主和来自罗马社会的大地产主。克洛维在征服过程中没收了大量土地、森林。他把其中部分分配给由普通法兰克人组成的公社——马尔克；部分赏赐给他的亲兵、将领、廷臣和其他宠幸者，即贵族；部分作为王家土地。来自罗马帝国的大地产主，是指同克洛维合作、归顺法兰克的罗马—高卢权贵，特别是教会。教会和归罗马权贵的地产，在罗马帝国瓦解过程中是受到一些损失的。在西哥特、勃艮第王国内，罗马教会更受到阿利乌派教会的侵凌和排挤。但是，克洛维和他的后继者不仅使罗马教会保留、恢复它原有的土地，而且，又不断得到大量的封赠。通过教会，许多罗马权贵也成为国王的臣属，成为统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54]

法兰克王国初步编成的《萨利克法典》规定，杀害各种身份的[55]人，罚金数目差别颇大：杀死一个奴隶，罚款30索里达；杀死一个半自由人，罚63索里达；杀死一个普通的罗马人，罚100索里达；杀死一个法兰克自由人，罚200索里达；杀死一个与国王同席进餐的罗马人，罚300索里达；杀死一个伯爵或国王的亲兵，罚600索里达；杀死一个罗马教会的教士，罚金也是600索里达；而杀死一个主教，则须罚款900索里达。一个特殊身份的大地产主阶级已经形成，他们就是法兰克的统治阶级。

谁是大地产上的劳动者？在法兰克王国初建时，大地产上仍有奴隶劳动。可是，隶农已经成为主要的农业生产者。罗马社会早期的隶农，原来就是人身被不完全占有、具有自己的经济和自己的生产工具的依附劳动者。只是，西罗马晚年，在奴隶主阶级统治压迫下，隶农处境变化，越变越恶化，甚至成为变相的奴隶。这是当时奴隶和隶农大起义的重要原因。现在，在奴隶、隶农起义和日耳曼人的入侵中，奴隶主政权垮台了，新的日耳曼国家建立起来。许多大地产换了新的主人。那些来自罗马帝国的旧的大地产主，在客观的形势下，也不得不改变奴隶主的奴役剥削方式。他们在仍保持大地产主的地位和利益的前提下，让隶农逐渐恢复了本来的地位，变成中世纪的农奴。

法兰克人等各支日耳曼人，在建国前处于原始社会晚期的阶段。但是，奴隶制度在公元1世纪的日耳曼社会中已出现。罗马史家塔西[56]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描述了日耳曼人奴役的“奴隶”情况：“每人都有自己的一所房屋和一个家庭……奴隶主只从奴隶那儿索取一[57]定数量的谷物、牛和衣服。”这种日耳曼式的奴隶，实际上相当于农奴。法兰克的统治阶级把这种“在他们的故乡已经实行的比较温和的隶属形式——在罗马帝国，奴隶制也日益转为这种形式——发展[58]起来，并提高到普及的地位”。在法兰克的大地产里，这种较奴隶制温和的奴役制度的推广，日益普遍。在法兰克王国初期，奴隶的人数还是不少的。可是，农业奴隶的地位和境况逐步向农奴转化，这是大势所趋。

这个新社会，就是封建社会。应该说，在墨洛温王朝的法兰克社会里，封建关系在数量上尚未处于压倒优势：它有大量的原始公社的残余，如在马尔克里，在新征服的日耳曼部落中，公有制是占优势的；它有罗马社会奴隶制的残余，这在家庭仆役中、在手工业和矿产盐场中，更普遍存在；它还有人数不少的自由的小生产者和受不同程度剥削、奴役的劳动者。但是，大地产主统治、剥削农奴和依附农民的封建关系已经形成，而且已经作为主导的社会制度在不断发展。在罗马奴隶社会里，隶农制向奴隶制靠近；在法兰克封建社会里，奴隶向隶农转化。法兰克封建制度的确立和法兰克封建国家的形成，是封建化的前提和开端。3.墨洛温王朝的衰落和丕平家族的强大

克洛维死后，法兰克墨洛温王朝继续了240年。法兰克王国作为一个国家，同近代国家显然有很多不同之处。它有国王，那是墨洛温家族的合法继承人，而国王并没有固定的领土和居民。王国，有时有一个唯一的国王，称为全法兰克的国王。克洛维后墨洛温王朝国王共计28人，其中只有5个拥有全法兰克国王的称号，而5个中的2个，又是有名无实、在位时间短暂的国王。一个国王死去，他的儿子就裂土为王，于是出现了4个、3个或2个国王。每个国王统治的地区，往往不连成一片。在王族的成员之间，阴谋、残杀、冲突、内战是经常的现象。内战破坏生产建设，阻碍文化的发展，也削弱王权。国王为了加强王权，竭力拉拢贵族和教会，不断慷慨地赠赐土地。而土地和权势迅速增长的教会和贵族大地产主，恰恰又进一步使国库空虚，王权衰落。封建大地产的不断发展，王权必然尝到越来越衰微的苦果。7世纪中叶，达哥贝一度成为名实相符的全法国王(630—636年)。但这以后110多年，贵族大领地主擅权，国王成为“空头国王”或“影子国王”。

高卢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加上长期的分裂内战，这就使法兰克国家的四个部分独立发展：东北的奥斯达拉西亚，据有莱茵河西岸土地；[59]西北的纽斯特里亚，主要为卢瓦尔河和松姆河之间的地区；东南勃艮第，包括前勃艮第王国领土；西南是阿奎丹。阿奎丹和南法，长期是诸王掠夺的目标。勃艮第也不足单独成为一种力量。在法兰克竞逐的，主要是纽斯特里亚和奥斯达拉西亚两国；前者受罗马化影响较显著，后者，包括今日法、德、比利时等地，保留原始法兰克人的粗犷的习俗比较长久。

王权衰弱，担任宫相(王室财产总管)的大贵族掌握实权。奥斯特拉西亚、纽斯特里亚和勃艮第各有宫相，他们在国内争权夺利，也为争夺全法兰克的最高权力而斗争。开始，勃艮第被纽斯特里亚的宫相[60]所征服。687年，在塔斯特里战役中，奥斯特拉西亚的宫相赫斯塔尔·丕平打败了纽斯特里亚宫相所统率的军队。此后二十几年(687—714年)，赫斯塔尔·丕平成为法兰克的实际统治者。赫斯塔尔·丕平的祖父奥斯特拉西亚的宫相兰顿的丕平(也称老丕平)曾任国王达哥贝的监护人。老丕平同他的儿子(赫斯塔尔的父亲)因企图篡夺王位，被捕处死。但是，丕平一家的势力未衰。赫斯塔尔·丕平的胜利，说明家族已是全法兰克最强大的政治力量。4.查理·马特及其改革

在赫斯塔尔·丕平去世时(714年)，奥斯特拉西亚和丕平家族受到挑战。赫斯塔尔·丕平指定他六岁的孙子作他的继承人，却把他的一个私生子查理囚禁起来。714年，纽斯特里亚和勃艮第联合起来，向奥斯特拉里亚进攻。阿奎丹已独立，这时也蠢蠢欲动。萨克森人攻入莱茵河地区的法兰克尼亚。在这奥斯特拉西亚危急的时候，26岁的查理逃出了监狱。他出任宫相(715—741年)，召集并扩编了他父亲的军队。这支军队以奥斯特拉西亚中的小地主和自由农民为主力，富有战斗力。他打垮了国内的反对势力，击败了纽斯特里亚和阿奎丹的军队，赶走了萨克森人。而他的更主要的战功则是击退当时对法兰克和西欧造成最严重威胁的阿拉伯人的入侵。

伊斯兰教阿拉伯人的扩张是惊人的。632年穆罕默德去世，阿拉伯半岛基本统一。80年后，711年，穆斯林(伊斯兰教信徒)已经进入西班牙半岛，灭亡了西哥特王国。720年，他们越过比利牛斯山到达阿奎丹。此后10年中，法兰克南部半壁山河都在他们的铁蹄之下。732年，在西班牙的阿拉伯军队的统帅阿布狄艾尔拉曼统率的大军，攻陷波尔多，向法兰克中部进攻。这一年的十月，两军在都尔和波亚图之间会战，史称都尔战役或波亚图战役。

会战中，阿拉伯手执弯刀的骑兵首先进攻。法兰克军队，主要是步兵，武器是战斧。关于这一战役的具体情况，没有历史记载，只知道经过一天的酣战，查理的法兰克军队击败了阿拉伯军，统帅阿布狄艾尔拉曼阵亡。第二天，当法兰克军进攻时，发现阿拉伯军失去统帅不敢再战，也可能是阿拉伯军由于某种原因或某种考虑而连夜撤退。查理并没有立即乘胜引军追击，这说明阿拉伯军还有一定实力，使查[61]理不敢进一步进攻。而且，查理始终未能把在南法沿海活动的阿拉伯军队赶走。然而，无论如何，都尔之役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战役。这一战役以后，穆斯林军队再没有在比利牛斯以北的西欧大举侵略。欧洲，保持了基督教的欧洲。假如当时阿拉伯军队胜利了，欧洲的历史恐怕就得重写了。

通过这一战役，查理威名大振，因此号称查理·马特。“马特”，义为锤子，表示他有铁锤那样的打击力量。都尔战后，他继续南征北战，取得了一些胜利。他741年去世，名义上仍是宫相，称为公爵，实际是全法兰克的统治者。

查理·马特扭转了墨洛温王朝下法兰克长期分裂和衰落的局面，使法兰克王国趋于统一和强大，这同他所推行的改革是分不开的。墨洛温诸王曾无条件地将土地封赐给贵族和教会，封赏土地可由受封者世袭。结果，耗尽了王室领土，造成了贵族和教会大领地主的独立地位。查理·马特使封赐土地成为一种有条件的土地占有制——采邑制。受封采邑的封臣必须对封主效忠，为封主服骑兵兵役，采邑终身享用，不得世袭。封臣如对封主不忠，拒绝为封主效忠、拒绝为封主作战，采邑可随时收回。因此，采邑制使主臣关系同土地封赐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同时，封臣获得采邑，也连同获得采邑土地上的劳动者；这些劳动者，逐渐沦为土地占有者的依附农民。这样，人身所有权又同土地占有权联系起来。采邑制所规定的封臣的兵役义务，指他必须自备马匹、武装、盔甲等装备，为封主服务。军队主力，由以自由农民为基础的步兵，转变为以中小地主为基础的骑兵，封建军队已成为由封建地主组成的武装。农民地位日趋恶化。

通过采邑的分封以加强中央政权，必须具备一个前提：中央政权控制大量土地。当时法兰克王国政权的实际掌握者查理，在平定国内贵族叛变、驱逐外敌入侵的过程中，没收了大批土地。但这些土地还不足以应付他封赐采邑的需要。过去长期以来不断受国王、贵族赠送土地的教会地产，相当庞大。于是，他就把大量教会财产收回，作为他对部下分封的采邑。他又让他的战士、臣属担任教会神职。他的部将米罗担任兰斯、特里尔两个大教区的主教，他的侄子休成为巴黎、卢昂、巴雅三个教区的主教兼任两个修道院的院长。受他控制的教会高级人士，得出兵为他打仗。尽管查理为维护基督教信仰立下汗马大功，尽管他积极支持卜尼法斯在莱茵河彼岸的查理族地区传教，然而法兰克教会人士因丧失教产而对他长期怀恨。在120多年后，法国的主教们还对加洛林王朝的国王路易造谣说，有一位圣徒曾在基督启示下看到查理在地狱的底层受罪。二、加洛林王朝和查理帝国1.加洛林王朝的建立

查理·马特去世时，把法兰克领土分为两部分，由他的两个儿子加洛曼和丕平分别统治。747年，加洛曼脱掉公爵冠服，换上长袍，在意大利蒙特·卡西诺修道院隐居为修道士。他的弟弟丕平就成为法兰克唯一的宫相和公爵。

丕平，别号矮子。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以采邑制维系忠诚的，以中小地主为基础的武装力量。他独揽国家大权。可是，法兰克还存在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在实力上，他推翻墨洛温王朝的空头国王是没有问题的。而他为了不引起当时有权势的大领地主们的[62]反对，就寻求天主教会和它的领袖罗马教皇的支持。

丕平为了纠正查理·马特对法兰克教会的损害，陆续把部分教产发回给教会，并努力尊重它的独立发展。他大力支持天主教会在莱茵河下游、中游日耳曼部落中的传教事业。在意大利，罗马教皇正受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王国的威胁，需要有一个世俗的力量作为他的同盟者。而丕平家族，正是西欧最强有力的家族。相互的需要使他们勾结起来。

丕平遣使告诉教皇：在法兰克人中还存在的国王，已只有国王的名义，却没有国王的权威，他要教皇对这个问题表示意见。教皇回答说：“让具有君主权力的人拥有国王称号，事情更好。”这是教会对他夺取王位的支持。不久，在751年11月，在苏瓦松举行的法兰克战士大会上，丕平被拥戴为国王。教皇特使卜尼法斯主持国王登位的宗教仪式，为丕平举行涂膏礼。墨洛温末代国王被送进修道院。三年后，教皇又亲自到法兰克，在圣丹尼斯教堂重新为丕平举行涂膏圣礼。丕平被称为“蒙上帝恩宠的国王”。此后，西欧国王登位，举行宗教典礼并被称为“蒙上帝恩宠”而立的国王，成为惯例。[63]

从矮子丕平起，法兰克开始了加洛林王朝。在法兰克王国，这个王朝延续到987年休·加佩被选为国王，历时236年。

丕平为了答谢教皇给他的“上帝的恩宠”，答应教皇提出的出兵意大利的要求。754年，他打败了和教皇为敌的伦巴第人，迫使伦巴第国王埃斯塔尔夫降服，并把他在三年前占领的拉文纳总督区献给教皇。当丕平带着大批战利品回国时，埃斯塔尔夫在法兰克军队包围下[64]不得不投降。伦巴第军原来占领的意大利中部的拉文纳、五城地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割让给教皇。这是丕平给教皇的赠礼。从此，在意[65]大利中部出现了以教皇为首的国家——教皇国。

在其余的年月里，丕平致力于巩固他的统治地位。他用兵平服阿奎丹的内乱，继续同莱茵河彼岸的萨克森人作战，收服南方那滂的阿拉伯人所占领的一些地区。上述地区的动乱问题虽然没有全部解决，但是，当他去世时，法兰克已是西欧最强大的国家。2.查理帝国的建立

丕平于768年病死于巴黎，两个儿子查理和加尔曼继立为王。[66]771年加尔曼死，查理成为唯一的君主。查理身体健壮，身材不高，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他26岁登位，在位时间长达46年(768—814年)。[67]而在他长期的在位时间中，他发动了53次重要的远征。他征服了广大地区，统治了一个庞大的帝国，查理帝国，或称加洛林帝国。他被称为查理曼，即查理大帝。

查理登位不久(769年)，镇压了阿奎丹的叛变。773—774年，他应教皇邀请，征服伦巴第王国。他的岳父伦巴第国王被送入修道院。他把伦巴第国王的铁王冠加在自己头上，并重申意大利中部属教皇领地。教皇祝贺他是法兰克人兼伦巴人的“上帝恩宠的国王”。

他的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是对莱茵河东北的萨克森人的征服。它开始于772年，继续到804年，前后30余年。这期间，萨克森人起义此起彼伏，用各种形式进行顽强的反抗斗争。查理出兵18次，其中有两次剧烈战争。他强迫一万家萨克森人迁居高卢和弗兰德等地，曾在一天之内屠杀4500名萨克森战士。他把萨克森的大量土地分封、赠送给教会、修道院和贵族。当地居民，在枪剑战斧的威胁下被迫归信基督教，服从教会，并向教会提供劳役，交纳什一税。凡保留原始信仰，不信基督教，不奉行教会规定的仪礼的，皆杀无赦。

778年，他率军越过比利牛斯山进攻西班牙的穆斯林。在阿拉伯人和当地居民的抗击下，他引军加国。回师途中，在比利牛斯山隘，他的后卫部队遭受巴斯克人伏击，损失惨重。后来的骑士诗歌《罗兰之歌》，就歌颂这场战役中查理将领罗兰及其骑士为效忠封主而英勇阵亡的故事。以后，查理军队和阿拉伯军仍有多次战斗。801年，他的军队占领巴塞罗那，并在西班牙北部沿山地区建立“西班牙马尔克(边防区)”。

在785年后的十几年中，他征服图林几亚、巴伐利亚等日耳曼各族地区，征服了居住多瑙河中游，来自亚洲的阿瓦尔人的汗国，夺取了潘诺尼亚一带地方。他同西部不列塔尼半岛的不列颠人的战斗，从786年起陆续进行到811年，兼并了不列塔尼半岛的部分土地。

一个庞大帝国建立起来。它的领土包括今天的法兰西、比利时、荷兰、瑞士，包括德意志大部和意大利北部，也包括奥地利西部和西班牙的东北隅。帝国面积略小于西罗马帝国。800年，由于罗马教皇利奥三世被意大利贵族囚禁，他亲自率军拥教皇复位。这年年底，教皇利奥三世，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把古代罗马皇帝的金冠加在他的头上。观礼人群对这位大半生在战争中度过的征服者高呼：“上帝加冕的奥古斯都查理，伟大的和平的罗马人的皇帝，长寿胜利!”历史上的尊号、赞词常常名实不符，以至被后人认为它带有讽刺意义。72岁时，查理大帝患肋膜炎去世。3.查理帝国的统治

查理帝国是以恢复古罗马帝国的名义出现的。实际上，两者的性质不同，所走的道路不同。查理帝国是法兰克封建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凭武力征服、扩张而产生的帝国，长期分裂内讧。王权衰微的法兰克，强大的中央政权和统一的国家，是加洛林王朝建立以后的新的经历和尝试。何况查理帝国又是这么巨大而庞杂的大国!帝国的制度和统治机构，无疑是粗糙的，甚至是简陋的。但是，查理为他的帝国的统治，是付出了巨大努力的。而且，这些努力，对此后的法国和西欧各国有多方面的影响。

查理政府是法兰克历史上最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可是，严格地讲，帝国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官僚机构；或是说，在中枢，它只有王家的宫廷，却没有国家的政府。宫廷的主要官员，是为查理个人服务的。他们是：宫廷总管(主管膳食)、宫室长(主管衣着)、御酒官、御厩官等，都由贵族担任。以掌印官为首的一批秘书人员和宫廷教士等，由教会人士担任。只是，这些宫廷官员，是查理国家军政上的咨询对象。查理也常指派一些亲信官员，分管政法、财务、军警等。以后法国封建政权仍长期保持法兰克时期宫廷官员的名称，而实际上已是掌握国家军政权力的大臣。如宫廷总管即是首相，掌印官是掌玺大臣，御厩官则是骑兵元帅。

而且，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很难说有另设一套国家机关的需要。军队，是国王以他最高封建领主的地位向各地封建领主征集的。国王所需要的经费，主要依靠王室领地内庄园的收入。除了按照封建惯例收受封建领主的贡献外，没有全国性的税收。什一税的普遍征收，可能始于查理，但它是教会的收入。查理，也像过去法兰克的国王们那样，带着他的宫廷人员和金库，从一个庄园到另一个庄园驻扎，享受当地的供应。查理帝国没有首都。查理停留较多的是今日的亚琛，而它也不是经常性的、固定的政治中心。查理颁布了很多诏令(capitulary)，其中，关于王家庄园的管理经营，规定不厌其烦、面面俱到，可见庄园经济在政府财政中的重要地位。

查理在边境设边防区，由侯爵(markgraf)任军事长官，在全国各地，设伯爵区，由伯爵(count)任长官，负责地区军队的征集和指挥，维持秩序，主持法庭，并为分散各地的王室领地征收租税、指派劳役。伯爵的副手是副伯爵，亦称子爵。伯爵等地位由终身职位而世袭。他们原来就是贵族领主，又利用军政权势，扩大他自己的领地和势力，逐渐成为各地的大封建领主。他们滥用职权以至独立行事的情况，在查理在位时期已常有发生。为了加强控制，查理经常派遣由他亲信的伯爵和主教(或修道院长)两人组成的巡按使(mis si dominici)巡视各地，他们接到申诉，审理案件向皇帝汇报情况，传达皇帝指示。皇帝的不少诏令是根据巡按使的汇报制定的。

查理每年召开大会，以商讨国政，了解情况并发布诏令，称为“五月校场”。五月校场原是法兰克人在原野上举行的战士大会。在查理时期，它已是贵族和教会高级人士的大会，每年五月在亚琛，也在其他地方的郊野举行，参加会议的教俗人士，住在各自的帐幕里。许多使者在他们和查理之间来往。查理也同他们一起讨论，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向他们提出各种问题，了解各地情况，然后作出决定，宣布诏令。约在秋天，查理又召开少数显要贵族和教会重要人士参加的会议。这是查理的顾问会议。它为“五月校场”做准备，或按照“五月校场”的讨论，根据查理的指示，研究并作出具体措施。4.帝国瓦解

查理帝国是短命的。这不是由于查理治国的谬误或无能，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不允许庞大、统一的查理帝国存在。

封建制度在迅速发展，大领地主的力量和独立性在增强。采邑制建立了主臣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加洛林王朝初期王权的强大，与此密切相关。但王权是代表封建领主的利益的。查理是通过征服不断扩大封建领地并赋予领主特权而获得封建领主的拥扶的。其结果，又使大领主日益成为统一政权的离心势力。

查理帝国包括许多部族、部落，它们的社会发展水平、文化水平不同，它们有不同的语言、习俗和习惯。族与族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缺乏经济、文化的经常交流，缺乏共同的利益。帝国版图是凭武装力量拼凑而成的，因此它也容易破裂。[68]

继查理大帝皇位的，是他的幼子路易。路易同教会关系很好，号称“虔诚者”。他的元配皇后生三子：罗退尔、丕平和路易(别号[69]“日耳曼人”)，继配皇后又生一子查理(以后别号“秃头”)。路易登位之初的十几年中已有变乱，而诸子之间尚能维持相持不动的局面。829年，由于对6岁的幼子查理分封领地，变动了对诸子已封的[70]领土，内战于次年爆发。838年次子丕平死，840年路易死去。更大规模的内战展开了。841年6月，以罗退尔和已死去的丕平的儿子[71]为一方，日耳曼人路易和秃头查理为另一方，在封坦内大战。这是一次死亡数以万计的大规模的血战。有的历史学家说，法兰克的自由[72]民战士在这一战中伤亡殆尽，结果罗退尔战败，后兴兵再战，又败。

为了避免在内战中自取灭亡，843年8月三兄弟议和签订《凡尔登条约》。这个条约决定帝国三分：秃头查理得些耳德河、缪斯河、索思河、罗纳河以西的高卢土地，称西法兰克王国；日耳曼人路易得莱茵河以东地区，称东法兰克王国；罗退尔拥有皇帝称号，领土包括上述两国之间的狭长地带，北起北海，南至意大利中部。870年8月，路易和查理签订《墨尔森条约》，瓜分了东、西法兰克之间原属罗退尔的狭长领地。西法兰克、东法兰克和罗退尔所领有的意大利，分别发展为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三个国家。

事实上，东、西法兰克和罗退尔王国领土的疆域和国内情况，都是不稳定的。本国国土的分裂、各国之间的争夺、外族的入侵、大封建主的独立，使当时西欧各国呈现经常动乱不定，分化割裂的现象。9世纪晚期，在原来查理帝国的国土上，可以计算的有7个王国：西法兰克、纳瓦尔、普罗旺斯、勃艮第、洛林、东法兰克、意大利。在[73]西法兰克内，独立的诸族有29个。

外族的入侵，使动荡的西欧更加动荡。在南方沿地中海地区，阿拉伯人从他们已占领的北非、西班牙出发，侵袭意大利和法国南部。9世纪时，他们先后占领西西里、萨丁尼亚、科西嘉和东地中海的克里特等岛屿。南意和普罗旺斯都有他们定居。来自东方的匈牙利人或马扎尔人，在10世纪上半叶进掠中欧和西欧。但比较广泛地侵扰欧洲，并对欧洲历史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的，是来自北欧的诺曼人的侵入。

诺曼人，指分布在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挪威、瑞典)和日德兰半岛(丹麦)的部落集团。一般认为他们是北欧的日耳曼人支派。他们以捕鱼、打猎为生，善于航海。他们已处于氏族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欧洲其他地区较高发展的社会生活，吸引他们分支侵略。8世纪末和9世纪，是他们连续向外扩张的时期。他们的东支，称瓦拉几亚人，从9世纪中叶起，占领了诺夫哥罗德，建立基辅公国。西支侵入北海、大西洋沿岸的西欧各国。稍后，又从地中海在各岛和意大利南部登陆。

诺曼人侵入法兰克，在9世纪中叶以后。他们从沿海深入腹地，西法兰克中部不少城乡居民，被烧杀掳掠。885年，3万以上诺曼人乘700艘三桅帆船，沿塞纳河进攻巴黎。巴黎居民，在巴黎伯爵欧狄(或称奥多)领导下，据城奋战13个月。守城战士向皇帝胖子查理乞援。查理率师至巴黎附近，不敢同诺曼人作战，却以700镑的白银，买得诺曼人的撤退。911年，西法兰克国王“单纯的”查理，封诺曼人首领罗罗为公爵，并以西北滨海之地作为他的领地，是为诺曼底公国。

在西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的王权越来越衰弱，保卫巴黎的欧狄一家却强大起来。欧狄被贵族选为国王(888—898年在位)，而反对派贵族又选加洛林家的“单纯的”查理为王(893年被选，898年欧狄死后才为国王，922年被废)。欧狄的弟弟罗伯特被封法兰西公爵，他曾称王，但不久战死。987年，罗伯特的孙子，法兰西公爵休·加佩，由贵族选举为国王。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的历史结束了。加佩王朝(987—1328年)统治下法兰西王国的历史开始了。三、法兰克社会和文化1.封建制度的发展

封建制度的发展过程，就是社会封建化的过程。

法兰克社会的封建化，内容复杂，范围广泛。它包括各种大量的前封建关系向封建关系转化。在地域上，它包括罗马帝国境内的高卢，也包括罗马帝国疆域外各支蛮族活动的地区。因此，封建化的进程很不一致。就查理帝国分裂后的各地区讲，莱茵河、多瑙河以外地区，直到12世纪晚期封建化才基本完成。意大利和高卢封建化完成较早。在西法兰克——法兰西，当10世纪末加佩王朝建立时，封建化已基本完成。法国封建制度的发展，在西欧各国具有先进性和典型性。

法兰克奴隶转化为农奴，受到阻力较少。而自由农民转化为农奴和依附农民，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高卢的自由小农，更有日耳曼各族从马尔克分化来的自由农民。在7世纪初叶，马尔克已经瓦解。马尔克成员的份地已变为可以自由转让或买卖的私有土地——“自主地”。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无力抵抗自然灾害、疾病瘟疫的侵袭，不堪连绵不断的战争、兵役和罚款的沉重负担。豪强贵族和教会的巧取豪夺、侵占兼并，都促使他们倾家荡产。这些农民，或卖身投靠，或献地委身，乞求庇护。投靠、委身者的命运，就是丧失人身自由，沦为农奴或依附农民。在劳动人民农奴化的同时，大领地主的领地不断扩大，权势不断增强。墨洛温王朝的大领地主，已是王权衰微、内战连绵的重要因素。但当时尚有相当数量的自由农民存在，在频繁的战乱中，大领地主亦不稳定。采邑制规定了大、小领主之间的主臣关系，加速了采邑地内自由农民的奴役化。它在一定时期内加强了王权和封建秩序。可是，就在加洛林王朝时期，至少从查理帝国瓦解起，大领主的领地不断扩张。及身而止的采邑，已逐渐成为世袭的封地。享有不受政府司法和行政管辖的豁免权的大领地，越来越多。而劳动人们的奴役化，又必然使领主对领地上丧失自由的居民拥有人身统治权。这样，尽管受国王封赐的大领主对国王负有义务，即领主的领地所有权是有条件的，但他们对领地的所有权和他们对领地居民的统治权，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封建领主制的基本特征之一。大封建领主，事实上成为自己领地的实际统治者，成为独立割据的诸侯。国王的管辖权力，只局限于王室领地。2.封建等级制

国王分封土地，是由于领受土地的大封建主向他效忠，为他作战。大封建主如公爵、侯爵、伯爵、主教、修道院院长等，也仿照国王，把土地再分封给下一级的封建领主，一般是领地不大、爵位较低的子爵、男爵。中小领主，再分封土地给骑士。于是，整个封建主阶级构成了一座封建的金字塔。塔尖是国王，下层是骑士。这一封建等级制，在西法兰克——法兰西王国，从10世纪起逐步形成。

授、受土地的双方，建立封主(或称领主)和附庸(或称陪臣)的关系。封主对附庸，除授予土地，还负有帮助和保护的责任。在动乱的社会里，中小封建主是需要保护的。附庸必须效忠封主并应召作战，通常每年从军40天。附庸又得应召参加封主的法庭和有关会议，也得用自己的费用参加封主举行的宴会。在封主的婚丧、继承、授爵等大礼时，附庸缴纳献金；封主被俘，由附庸偿付赎金。建立封主和附庸的关系要经过一定的仪式：誓忠礼。受封者半跪于封主之前，双手放在领主掌间，对领主宣誓：“从这天起，我以终生和全身，成为你的人。”封主则授以树枝或泥土，作为授予封地的象征。对教会主教、修道院院长授封，另授指环和权杖。

封建等级制，是封建主阶级内部土地所有权的瓜分形成。它说明，封建领主的身份地位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皆以土地为标准、为纽带。在封建等级制流行时期，王权事实上瘫痪了，封建等级制代替了国家机关。它是压在广大劳动人民头上的统治机构，对外敌，它也发挥保卫乡土和对外扩张的作用。它是适应封建领主分裂割据的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上层建筑。

然而作为维持封建秩序机构的封建等级制，只能在无秩序中维持相对的秩序。在法国，封建领主之间的关系，限于授、受土地的两级。“我的附庸的附庸，就不是我的附庸”。国王以下的封建主的附庸，就不是国王的附庸。而且，封建等级制并不是从上层到下层层次井然的。封建内战、婚姻继承、多次的分封再分封，使封主和附庸的关系搞得很混乱。一个封建领主可以有许多附庸，同时，他也可以有几个封主。有时，封建主甲授封地予乙，乙授封地予丙，丙又授封地予甲。在封建战争或纠纷中，谁支持谁，征召谁，有时成为复杂的问题。3.农民境况

在封建化基本完成的10世纪晚期，法国的耕地都已被封建领主分割。奴隶、隶农、自由农民的差别，已经消失，绝大多数都成为农奴，小部分成为依附农民——维兰(villeins)。维兰不像农奴那样负担各种奴役性的义务，但他们仍受领主的沉重剥削并受领主管辖。封建领主通过它对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所有权，用劳役和实物地租作为对农奴和依附农民剥削的主要形式。领主领地的基层组织，是封建庄园。庄园是领主榨取农民的基本组织形式，也是封建大地产所有制和小农经济相结合的经济单位。国王、教俗大封建主拥有成百成千个庄园，中小封建主也占有数量不等的庄园。庄园大小不一，有农民三四十户至三四百户不等。9世纪初法国圣·泽曼修道院土地和人口清[74]册中记录了庄园情况。其中一个庄园有117户农民。它的全部耕地折合市亩，共计五千几百亩。此外，尚有葡萄园、草地和森林。

庄园耕地，通常分领主自营地和农奴份地两类。前者由领主管家直接管理，后者由农奴使用。农奴以每周三至四天时间，自备牛、马农具，在领主自营地上进行无偿劳动。在农忙时节，这种无偿劳动时间还得增加。此外，农奴还要替领主伐薪、割草、放牧、磨粉、酿酒、运送、修建、铺路等。这些都是劳役地租。农奴的份地收入是归自己支配的，可是，他们也得从收入中向领主缴纳一定数量的实物地租，包括粮食、麦酒、家禽、幼畜、蛋、鱼、麻、毛织物和其他生活用品。附加于地租的其他苛杂剥削，名目繁多。如农奴必须使用领主所设的磨坊、面包炉、榨油器等，交纳费用；过桥、摆渡以至通过主要道路，也得纳税。由于农奴对领主自营地上的无偿劳动消极，庄园中的领主自营地逐渐减少，农民份地增加，实物地租相应上升。

农奴的奴役身份，又给他们带来许多沉重负担：农奴必须缴纳“人头税”；结婚须得领主许可，如女方是另一领主的农奴，须纳“婚嫁税”；死后由儿子继承份地，须缴“死手税”。农奴和依附农民在领主法庭上诉讼或受审，缴纳诉讼费和罚金等。所有居民皆须把收入的十分之一缴给教会，称为“什一税”。

在法兰克时期，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庄园经济自给自足，粮食、衣服、家具、农具和其他生活需要，基本上都由庄园的农奴生产制造，甚至武器等军事供应，也由领主向特定的庄园征集。在法兰克绝大部分地区，城市已失去它作为工商业活动中心的作用。每个庄园，周围一般为森林、荒野，居民很少对外交往，庄园成为一个闭塞的小天地。农奴和依附农民生活困苦，全家住在简陋的小屋子里，当父母外出劳动时，孩子们和小猪、家禽在一起，在泥地上打滚，农奴和依附农民曾发动个别的、集体的反抗斗争。但庄园生活和外界的隔绝，使农民斗争带有不可避免的分散性和自发性。4.天主教会

法兰克天主教会是西欧教会的基本力量。自克罗维及其三千战士信教后，法兰克教会开始了它的黄金时代。如果按教会全部土地计算，它是领有最大地产的大领主。“据罗特估计，在7世纪末，高卢教会的[75]全部土地，不是少于而是多于土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查理·马特曾没收不少教产，而矮子丕平后，教会地产迅速增加。相应封建制度的发展，教会及其上层人士已是权势显赫的大封建领主。在王权衰微、诸侯割据的年代里，教会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都是在自己领地上独立擅权的大领主。

教会大封建主同世俗大封建主有不同之处，教会是一种组织或团体，教产属于组织。它同世俗领主的领地不同，不会受婚姻、继承或封建内讧而分割或侵削。它的上层人士是选任的神职人员，不像贵族那样可以世袭领地。它的组织系统，是教阶制：领袖是罗马教皇；在国内，它有层层的阶梯机构，即大主教、主教、本堂神甫等，教产和教堂遍布法国各地；每一处封建领地，每一个庄园，都有大大小小的教堂及其地产。

修道院是信徒隐居修道的地方，是当地传教和宗教活动的另一中心，又是为教会培养人才、研究神学活动的机构。从6世纪到10世纪，法国新建的修道院共计1055个，平均每年新建两个以上，每个修道院都拥有相当大的地产；在地产劳动的，除修道士外，有农奴和依附农民。圣·泽曼修道院占有土地共达36500公顷(合547500亩)。修道院一般是独立的，直接听命于教皇，有的受主教节制。

所有居民，几乎都是主教的信徒。在世俗统治者合作下，教会控制了各阶层居民的生活和思想。每个人的一生，都离不开教会的礼仪和宗教活动。星期日，人们都得去教堂做礼拜。宗教节日，已成为风俗习惯的组成部分。婴儿一离开母胎，就接受“洗礼”成为信徒。成年后，领受“坚信礼”，以坚定信仰。结婚，行“婚配礼”，否则婚配不合法。临死，受“终傅礼”。为了使自己的错误、罪行得到上帝宽恕，行“悔罪礼”。通过“圣餐礼”，可以让基督的血肉充实人们的肉身。“圣职礼”，凡担任教会职务的，都得参加。教会不仅是它领地上的统治者，也参与或掌握全国民事方面的司法审判权。教会有各种办法处罚受它怀疑或对它不驯服的信徒，其中最严厉的是“绝罚”(开除出教)。如果你被判处“绝罚”，那么，你不仅不能参加任何社会活动，而且，你的亲人和左邻右舍，都会把你当作一个瘟神似的回避你；你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益，都将丧失。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法兰克统治集团重要成员的教会及其代表人士，控制了人们的生活、习惯、思想，也垄断了社会文化教育的各个方面。教会组织确是法兰克以至西欧封建统治的得力机构。5.文化教育

在法兰克时期500年，比之其他历史时期，以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衰落为特征。以致有的历史著作不恰当地称它为“黑暗时代”。衰落的主要原因是西罗马帝国晚年严重的社会经济、政治危机和频繁的内战的破坏，也由于入侵高卢的蛮族的粗野等。中世纪西欧文化是在较低的起点上发展的。它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们认识水平较低的情况的产物。教会人士垄断文化教育，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是上[76]述情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教会的垄断和控制，教会提倡的蒙昧和禁欲主义，对于西欧文化的发展是起着抑制、不利的作用的；但这一切，也是当时西欧社会经济和知识状况的反映。

劳动人民没有机会受教育，而法兰克的国王和贵族中，也很难找出几个掌握知识文化的人。查理曼是重视文化学习的，他能听懂人们读给他听的拉丁文字，也练习写字；但据说，他除了能签署自己的名字外，没有写过什么东西。这样，法兰克王国的统治阶级中，能够识字、读书、写作，具有一定政治、法律和计算知识的，只有教会人士。教会对于强调世俗生活享受和违反基督教信仰的古代文学、艺术、哲学，曾经禁止和破坏，但是，来自古代社会而且是罗马帝国重要力量的教会本身就不能摆脱古代传统，加上，教会出于自己需要，也为了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古代的文字、思想、知识、经验，是要通过教会改造而保存下来的。有的著作否定教会在古代中世纪之间的桥梁作用，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

教会和修道院附设的学校，是墨洛温王朝唯一的教育机构。教育内容是“七艺”(七门“自由艺术”)。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学科，教会修改内容以符合教、俗封建主的利益。“七艺”中文法、修辞、逻辑，对于教士讲道、传教，对于封建主的法令、通知、信函等，都有用处。数学，用于租赋、买卖、捐赠、赏赐计算；教会还给数字以神秘的解释。几何学同土地的分配、分割有关；教会又在几何学的内容中，加上许多奇异荒诞的所谓地球情况的描写。天文学同历法不可分离，多得难以胜记的宗教节日，计算则是中世纪历法的重要内容。音乐，主要是唱赞美诗，教堂仪礼少不了它。

教会提倡禁欲，宣扬忍耐、节制，等候未来世界的“永福”，及用迷信、神来迷惑人心，都是愚弄人民、麻痹反抗斗志，使人民安于贫困落后的现状，忍受现世苦难的手段。这是教会在意识形态上为封建主阶级服务的重要方面。然而，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组成部分的教会，不为自己的阶级服务是不可能的，何况，法兰克时期的封建制度还是处于上升的阶段。

教会以神的信仰、神学的教条来压制人们对物质世界和现实生活的探索和追求。在法兰克时期，天主教哲学的主流是教父学，它阐述古代基督教理论家德尔图良(3世纪初叶)所说：“正因为荒谬所以我相信”，发挥奥古斯丁(生卒354—430年)提出的下列思想：信仰先于理性，高于理性；一切同上帝无关的知识都是不重要的。这些支配思想，宣扬盲目信仰至上的教父学哲学固然是当时知识水平低下的反映，但它长期以来是抑阻科学、文化知识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在法兰克时期，是历史上的低潮时期之一。炼丹术代替了化学，天象的观察，成为迷信“天意”的说明，而这些，也只是个别隐修僧侣进行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活动。用“圣物”和“圣水”治病、巫术、原始的医药知识代替了医学。放血和饮水是民间流行的医疗方法。

歌颂上帝和歌颂圣徒的神圣故事和传记，是教会文学的主要内容。某些修道院僧侣撰写编年史。6世纪都尔城主教格里高利(生卒约538—594年)著作十卷《法兰克人史》，内容间杂着许多无稽的宗教传说，文笔并不高明，但仍有史料价值。民间故事和民歌流行各地，但受到教会的鄙视和压制。

查理大帝认识到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文化教育是重要的。他除了指示各地教会举办学校外，还设立了宫廷学校，命令一些贵族子弟参加学习，还从英国、意大利请来了“大师”讲学，其中阿尔昆是较著名的学者。在文化内容上，也重视阅读并模仿古代作家的著作写作。由于他们提倡学习希腊、罗马的文艺作品，某些历史学家说，这是“加洛林的文艺复兴”。查理统治时期的文化教育，比此前法兰克是有一些起色的。阿尔昆的学生，曾任查理的臣僚和亲信的爱因哈德(生卒年约770—840年)所写的《查理大帝传》，对于歌颂查理的丰功伟业，虽多溢美，但内容没有中世纪其他著作的神秘和迷信，文理清晰流畅，是中世纪西欧最著名的传记，也是一本历史著作。然而，就“加洛林文艺复兴”总体讲，显然仍以为上帝服务的前提下进行的，它的影响也微弱到不成气候。所谓“加洛林文艺复兴”的寿命，比迅速瓦解的帝国还短暂得多。第四章 城市与市民 领主和君主一、城市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1.10世纪后期起农业手工业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

从奴隶社会废墟上建立的法兰克封建社会，经过500年的缓慢发展，从10世纪后期起，展开了广阔的发展前途。法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发达阶段。生产力显著提高，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城市普遍兴起，市民作为一种新的力量而登上历史舞台。国内各地区交往日趋密切，国际关系复杂化；大领主分裂割据虽未消失，但王权增强，政治局面有所改变。

农业的发展是封建社会生产力提高的重要标志。法国10至11世纪的耕地制度，法兰克时期的二田制已逐渐被三、四田制所代替：在一块土地上，第一年秋天播种冬季小麦，第二年春天种大麦或荞麦，第三年休耕。这样，土地种植的利用率从二分之一提高到三分之二。就谷物产量讲，加洛林王朝的农田一般是种一收二或种一收三；12世纪时，已达到种一收六以至种一收七，产量提高二至三倍。犁耕已普遍，有无轮的轻犁，也有有轮的重犁；有的地方，有六至八匹牛牵犁的深耕。从10世纪末起，出现用马代替耕牛以加快农活速度。水力磨坊在农村推广。葡萄在南法农村普遍种植，这时已有显著发展。森林和沼泽地，长期以来，不断得到开发。在法国封建社会发达阶段，耕地面积已较过去大量增加。教会的传教活动和新修道院的建立，往往同移民垦荒结合。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从10世纪后期到11世纪起，法国人口增加迅速。有的史家把人口的压力作为发动十字军东征的原因之一。

古代高卢的手工业技术，如采矿、冶炼、金属制造、纺织、制草、木工、石匠等，还在民间保存下来。铁矿、铜矿仍在某些地方开采，加洛林的宝剑和铁斧是欧洲名产。北方些耳德河口佛兰德尔伯爵领地的诸城市，长期以来毛纺织业著名。9世纪初，查理曼以佛兰德尔毛纺织品作为赠送给阿拉伯统治者的礼物。11、12世纪法兰西呢绒名闻全欧，主要是佛兰德尔诸城市的产物。10世纪法国北部一些地方，毛织业逐渐发展。8、9世纪时，法国贵族夏穿麻织衣服，冬着皮袄；10世纪晚期起，毛织服装流行。

除了佛兰德尔，南部法国还保存一些古代城市，如地中海沿岸的蒙彼利埃、尼姆、阿尔、马赛，西南的图卢兹、波尔多等。它们经历了西罗马帝国晚年和法兰克时期的劫难，作为工、商中心的作用，越来越小，但是在居民中，还有相当数量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从10世纪晚期、11世纪起，尤其在十字军发动东征以后，这些城市迅速发展。

然而，直到10世纪初叶，在法国大部分地区，古代城市虽然保留名称和遗址，但已成为主教驻地或大封建领主的统治城堡，不再是手工业、商业中心。在自然经济统治下的庄园中，有些庄园中已有一定技术的专业生产的手工业者，如武器、农具、某些装饰品、家具等。而这些手工业者，是农奴和依附农民；手工业依附着农业发展。庄园不能生产的铁钢原材料、精贵武器、食盐、奢侈品、香料等，依靠行商承担。

生产的提高为手工业的独立发展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开展提供了条件，也提出了要求。粮食生产有剩余，为市场提供了商品粮。葡萄酒和其他农村副业产品，有待作为商品而运销各地。长期在庄园内部劳动的各种行业的手工业者，经过长期的技术和经验积累，有条件在较广阔的地区经营并出售自己的产品。同时，广大的农村需要市场供应和商品交易。深耕细作或开荒伐林，需要坚锐的工具；衣料、食盐等普遍需要日益增长；骑士需要作战用的坚甲利器；教堂和贵族邸宅需要各种贵重家具、陈设、装饰和香料。

商业交易已在发展。地区性的贸易市集，在查理曼时期已经存在。某些庄园具有较充沛的手工业生产能力，领主为了增加收入，允许接受外来生产任务；有的领主更进一步，以征税为条件，让庄园中熟习某种技艺的农奴离开庄园，在一个新的地点集中，同外商和附近居民接触，既出售商品，又保证原料来源。新的手工业者的集中地，多为水陆交通要衢，一般为古代旧城市遗址，在当前的主教、修道院或伯爵驻地附近。这些新的手工业者和商人集中的地方就是新兴的城市。2.城市和行会

南方，由于经济发展较早，也由于某些古代城市仍残留一些工商业者，城市兴起先于北方，而城市在法国各地普遍出现，在11世纪初期，城市的市民来自农村。“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77]城关市民。”他们既是手工业者，又是出售自己商品的商人。外地行商早已存在，本地人中，也出现了专搞供销的商人。初期城市仍保持着农村的面貌，居民还没有放弃种蔬菜、养牲畜的农民生活。居民除手工业者和商人外，还有少数骑士、贵族的仆人、驻防的士兵、教士、房屋的业主、高利贷者等。以后，随着城市发展，非工商业人口减少，农村生活习惯消失。

初期城市居民不多，人口数以千计的城市已不算小。而人口的增长却很迅速。巴黎在10世纪时，居民人数不会超过两万，1291年，约有10万居民；14世纪，达275000人左右。里昂人口10世纪时在两万以下，14世纪时约有35000人。城市为了安全保障，周围围以城墙。居民人数的剧增使旧城不能容纳，于是另辟新区，再造新的城墙。扩展的城市依然拥挤，街道狭窄，临街房屋的楼房往往凸出，以致两边房顶几乎相碰。光线很差，半明半暗。环境卫生恶劣，结果疫病流行，死亡枕藉。在城市中央有一块相当大的广场，附近有市场，市场的一端有教堂。高耸的大教堂是城市最考究的建筑。教堂旁边是堂皇的市政大厦，会议、公共宴会都在这里举行。大厦钟楼上大钟的钟声，是举行群众大会、召集民兵、保卫城市的信号。

城市手工业者，按照不同的行业，有自己的行会组织。行会普及法国各城市，只是南部法国的城市一般没有行会组织，在那里，各种有关生产的规章制度，由市政当局规定。行会的生产单位是作坊。作坊主或称匠师，下有帮工和学徒二到四人。在匠师与学徒之间，有师徒关系。学徒从师数年，升为有少量工资的帮工。帮工期满，经行会审定，可升为匠师，独立开设作坊。行会垄断城市本行的生产，外来的手工工人如不经行会同意，就不得在城市开业。在行会内，每个手工业作坊的人数、机体、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规格，原料的分配，帮工工资和学徒期限，劳动日长短，都由行规规定，不得违反。行会有基金，作为成员互助救济和举办公益事业之用。行会有会场，崇拜本行业的祖师，各有自己的节日。行会数目，随城的大小而有不同。行会内部各作坊生产不分工，分工加细，则行会数目相应增加。如巴黎皮匠，从1160年以来分作五个行会：皮鞋匠、鞣皮匠、补鞋匠、制皮带匠、制钱袋匠。13世纪末巴黎纳税名册上，已有300多个行会。商人也有行会，有的城市有几个商业行会，如零售商、毛布商、药材商、首饰商、船主等。有的城市，全城商人都参加一个商人行会。

行会在保持各作坊利益平衡、限制竞争、保护当时还很脆弱的手工业上，在传授生产经验、保存和提高手工业技术上，都有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组织城市居民联合同压迫、剥削他们的封建领主们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3.城市自治

初期城市土地属于领主。城市居民虽然已脱离了庄园，却还没有完全解除对领主的依附身份。他们得向领主缴纳代役税；领主作战时，他们也负有军事上的服役义务；在政治、司法上，领主是他们的统治者和法官。领主还把城市居民作为勒索压榨的对象，任意征收苛捐杂税，如不能达到目的，常对城市施加压力和威胁。摆脱领主的封建束缚和压力，争取城市自治权，是城市市民的迫切要求。

城市取得自治权有两条道路：用金钱买得自治，用武装斗争争得自治。南法沿地中海的一些城市，在领主控制下多少保持有古代留下来的自治传统，加上对外贸易发达，经济力量较雄厚，它们通过向领主交纳金钱而取得较大的自治权。其他西南一带有财力、有条件的城市，也通过相同道路而获得自治权。北部和中部的许多城市，或用金钱，或经斗争，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自治权。很多城市的自治权是不完整的：它们虽然自己选举市政机构，也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力，但国王或领主，仍派官吏或代表驻扎在城市里，以保持其统治权。巴黎、奥尔良、布尔日、里昂、南特和沙特尔都是如此。有的城市，通过曲折的剧烈斗争，取得了较完整的自治权。这些城市有选举产生的市议会，有市议会选举的市长。它们可以自己制定法令，决定赋税，保管金库，组织法庭审判，负责军事。它们有自己的徽章、印信，自己的监狱、绞刑架和示众的木桩。法国北部一些城市的“公社”运动，就是争取成为完整的自由城市的斗争。建立公社的城市：1077年有康布雷，1108年有圣康坦、博韦、努瓦荣三城，12世纪初叶有兰城，1113年有亚眠和苏瓦松，1125年有圣里奇和科尔比，1138年有兰斯，12世纪中叶有桑斯、艾坦普、第戎、索缪尔等，1190年有阿布维尔。

可是，争取自治权的斗争是曲折的、反复的。公社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封建分裂，国王为扩张势力支持城市反领主斗争的形势下进行的。14世纪以后，王权增强。王权要利用市民的财力人力，就需控制城市，城市的自治权相应地削弱。兰城的长达一个世纪的斗争可以说明上述情况。12世纪初，兰城是主教高得利的领地。市民用大笔金钱买得了主教允许兰城为“公社”的诺言，他们为了进一步得到保证，又向国王胖子路易送钱。1112年，高得利等花光了钱，就背信弃义地命令解散兰城公社，毁弃城市的印章、旗帜。市民忍无可忍，就拿起剑、枪、斧头、弓箭等武器，武装暴动，杀死了仓皇逃避的主教。但国王在教会主教的压力下出兵，起义失败。十几年后，经国王“赦免”，兰城复兴。1175年，它又取得了国王允许它自治的特许证。可是，在主教的反对下，自治机构又被取消(1190年)。1194年，市民再次发动武装斗争，结果保留了部分自治权。1331年，它的自治权全部被取消，由国王派代表直接统治。

获得自治权的城市，被授予“特许状”，规定它所享受的自治权利。各城市所享受的自治权虽有程度不同，而城市市民的人身自由都被承认。“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在劳动人民的人身依附成为普遍现象的中世纪，市民取得自由，是一个大胜利。逃往城市，成为庄园农奴和依附农民的一条出路。城市为了限制人口，有一条共同的规定：凡在城市住一年零一天以上的居民，便成为自由人。4.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城市的发达标志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法国许多城市生产的商品，闻名国内外。城市不仅与附近地区，与本国其他城市，也同国外商人进行贸易。

法国为西欧南北、东西交通通衢，海陆商道的中心。西欧有两大沿海的国际贸易区域地中海沿岸和北海、波罗的海沿岸，一个内陆的国际市场香槟市集。地中海沿岸的纳尔滂、蒙彼利埃、马赛和西南的波尔多、图卢兹，以呢绒、染料、造船、制革等工业著名，同意大利、西班牙和地中海东部有广泛的商业交往。十字军东征后，南法城市国际贸易活动更趋活跃，发展迅速。著名的佛兰德尔地区和北部不少城市，呢绒业、麻布业发达。佛兰德尔的呢绒生产过程本身，就同其他国家有联系。它的羊毛原料来自英国，它的部分呢绒成品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等城市加工润色后运往东方。佛兰德尔又是地中海、波罗的海商货的中转地区，商贾云集。

法国有几处较大的市集，其中以香槟最为著名。香槟市集由四个城市定期轮流举行，实际已是全年经常活动的商业区。12、13世纪各国商人荟萃，各种商品展销。除了法国各地的名产外，意大利和南法的商人运来了东方的绸缎、绣花的薄纱、地毯、珍珠、宝石、象牙、香水、药材和胡椒、肉桂等香料，北欧的毛皮、皮革，德意志的金属和武器，还有马匹、牲畜和各种原料。香槟原来是独立的。1284年，它成为归属法国国王的伯爵领地。14世纪，它走向衰落。

商品生产的发展需要货币，货币已在各地使用，不少领主和城市却不自铸货币。但五花八门的货币，金银含量不同，更有伪币充斥，这给贸易带来了困难。于是，在重要的市场上都有专司鉴别币值的兑换商人。大量的硬币，商人携带不便，也有风险。这样，又出现汇票和期票的使用，有利于货币的流通和商业的发展。

商人需要货币，封建领主也需要货币。封建主，面临经济生活的变化，尤其是参加过十字军东征的教俗人士，生活享受的欲望提高，亟需用货币购买各种商品。他们加强货币剥削和榨取，也设法借款。教会是反对放款取息的，但十字军东征中发了财的僧侣骑士团，特别是以法国为活动基地的圣殿骑士团，就是广泛经营高利贷业务的金融企业者，国王和许多封建领主都是它的债户。13世纪晚期，意大利佛罗伦萨、热那亚的银行家兴起。意大利银行家是教皇扶植起来的。教皇委托银行家向各国教会征收各种捐税和献纳，也向这些银行家借支款项。银行家拥有巨大资金，活动范围遍及各个天主教国家。5.农村的变化和农奴制的衰落

在农村生产发展、实物地租增加、劳役地租减少的背景中，城市普遍兴起。商品货币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势必引起农村进一步的变化：货币地租逐步代替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

在城市开始普遍兴起时，农民还处于奴役或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地位，劳役地租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已有剩余产品的农民，把剩余产品变成商品出卖，加入了城乡贸易，即卷入了商品货币关系，拥有了一定数量的货币。需求货币的封建主，也要求农民用货币交纳地租。于是，通过折算，货币地租逐步代替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同时，农民为争取人身自由，通过交纳货币以赎免他们的奴役或依附身份。封建主也允许农民赎买自由。一般讲，死手税、婚嫁税、人头税和领主任意摊派征收的劳役杂税等同人身奴役有关的税收，可以用一笔钱币赎免。

农奴赎役、赎身的过程，就是农奴制衰落的过程。农奴制在法国的衰落以至消亡，各地先后不同，就总的情况讲，13世纪基本上是农奴制发展的顶峰，而在13世纪晚期以后，农奴制显然趋向衰落。尽管农奴的解放延续数百年(主要在13至16世纪)，而且，农奴制的残余长期延续，某一时期某一地区农奴制的复辟仍有出现，但13世纪末至14世纪是法国农奴取得人身自由的关键时期。14世纪在法国大多数地区自由农民已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部分农民在15、16世纪取得人身自由。

农奴制的衰落，意味着劳役地租被货币地租或货币实物混合地租所代替，也意味着以劳役地租为主要剥削形式的封建庄园的瓦解。随着货币地租的流行，从13世纪起，法国出现了两种租佃制度：纳赋永佣和定期租佃制。封建主把庄园中的份地，以赎金和折算后的货币地租作为租赋定额，让原来耕种份地而已获得人身自由的农户租种。[78]这种土地称为纳赋地。租种这种土地的农民，有永佃权，租额长期不变。定期租佃制有两种收租形式，一种是固定地租，在某一定期内租额不变；另一种是分成制地租，租期长短不同，租额因地而异，一般为收成的二分之一。定期租佃地主要是原来庄园中的领主自营地。

封建庄园是封建领主制下的生产单位，是领主奴役、剥削农奴和依附农民的基础组织，随着农民奴役、依附身份的消失，这些封建庄园开始瓦解。土地所有权虽然还被封建主掌握，但身份自由的佃农，已经不是隶属或依附封建主的人，而是国王的直属臣民。他们向国家纳税，他们有财产继承权，有签订任何民事契据的权利，有自由迁徙权和其他法律权利。封建主对佃农，还保持经济上的地租剥削，但人身的奴役和政治上的关系转变了。简言之，过去领主和农奴的关系已经向地主和佃农的关系转变了，封建领主制已经向封建地主制转变了。这种转变是一个过程。13、14世纪是这一过程的重要开端。而在全法国范围内，在经济、政治各个领域内，封建领主制为封建地主制所取代，则在15世纪晚期。6.人民起义

农奴制的衰落和货币地租成为主要的地租形态，是商品货币经济的产物，又促进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但赎金和货币地租对农民来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富裕农民虽有能力承担，许多农民却交不出这笔款子。于是有的农民负债，长期受高利贷的盘剥，有的多方营求谋生之道，有的流浪逃亡。这样，货币地租引起农民的分化，也引起农民的动荡。

在转变过程中，农村的动荡不安，农民生活的困苦，加上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打破了昔日孤立的庄园生活，使农民反对封建主的斗争更加尖锐、更加广泛。农民逃亡到城市，是斗争的普遍形式。个别和集体的逃荒，是斗争的又一种形式。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1096年)，大批法国农民参加了十字军。他们是在宗教宣传欺骗下参加远征的。而在实际上，这些农民为摆脱他们的艰苦处境而到东方追求土地和自由，可以说是一次大规模的逃荒。

12世纪后期和13世纪初年，流行于法国南部的两个异端教派[79]——卡塔尔派(纯洁派)和韦尔多派，反对教会上层和封建主穷奢极欲的生活，反对封建特权和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抨击维护封建秩序的天主教教义，得到广大城乡群众的信仰。从里昂附近至西南部的许多城市和农村，特别在阿尔比城一带，信徒众多。因此，亦称阿尔比派[80]。有些不满现状、反对教会的封建主，也站在他们一边。他们的浩大声势，使教、俗权贵无法维持对这一地区的统治。1209年，教皇英诺森三世组织主要由北法封建主参加的十字军向他们进攻。阿尔比派顽强斗争四年才战败。1218年，在图卢兹又爆发起义。法国北部诸侯调集新的封建武装，阿尔比派被最后镇压。天主教会和封建诸侯在南法烧杀抢劫，富裕的南法城乡受到严重破坏。

1251年，法国北部农民在十字军的名义下汇集，自称“牧人”，向南方“进军”。沿途农民纷纷加入，人数数以万计。他们曾进入巴黎、奥尔良和都尔等城市，打击、杀死了不少天主教的神甫和僧侣。封建主调集武装，镇压了他们。二、国王与领主的斗争和王权的增强1.十字军·英王在法国的领地

加佩王朝初年，大封建领主分裂割据。国王名义上是封建等级制上的第一人，是全国贵族的领袖，实际上仅是诸侯之一。休·加佩问佩利哥特伯爵阿台贝说：“谁让你做伯爵的？”这位伯爵傲慢地反问：“谁让你做国王的？”

城市、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货币地租的流行，农奴制和封建庄园的瓦解，城市和市民反封建领主的斗争以及王权利用这种斗争而扩展权势，这些都在经济和政治上削弱封建领主的独立势力，加强王权的力量。但上述过程是一个长期的演变。其间，国王利用客观上的有利形势，运用政治和军事上的力量，逐步扩大王室领地，兼并、减削诸侯领地，从而使王权对领主树立压倒性的优势，进一步建立等级君主制以致最后形成专制君主制，统治全国。

在法国，王权和领主的斗争不仅有长期性，而且有它的复杂性。它不仅是法国国内的问题，而且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并且通过国际斗争才取得决定性的后果。十字军东征和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国后的英法关系，就是对法国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两大历史事件。

十字军东征(1096—1270年)中，法国封建主的武装是主要力量。十字军所建的耶路撒冷王国及其他封建小国的统治者和作战的骑士主要是法国人，第四次十字军建立的拉丁帝国的皇帝是佛兰德尔的鲍尔温。近两百年中，法国教俗封建主把他们对东方的扩张和侵略作为大事。法国封建主同东方的密切关系，促进彼此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有助于法国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许多法国的封建主为了参加十字军远征筹措金钱，借款抵押，以致贫困化；不少封建领地在它们的领主出征中，统治、管理不免削弱；更有一些封建主在东方被俘、死亡或长留东方不归，他们在法国的领地管辖更成问题。总体来讲，十字军使法国的封建领主制削弱，并为王权的加强创造了条件。

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国，成为英国国王(1066—1087年)，称威廉一世。诺曼底公爵是法国国王的附庸。法国国王有一位国王作为附庸，这给法国王权增强和国家统一增加了困难。尤其在英国建立金雀花(普兰他日奈)王朝后，问题更加复杂。原来，法王路易六世在位时(1108—1137年)，为了扩大王室领地，让他的儿子、继承人路易七世(1137—1180年)同阿奎丹女公爵伊利诺结婚。伊利诺统治阿奎丹、加斯科尼等法国西南大片土地。路易七世娶了伊利诺，使法国王室领地大大扩充。可是，路易同伊利诺的感情很不好。伊利诺说：“我并不是同一个国王，而是同一个僧侣结婚。”路易七世参加十字军，迷恋一个漂亮的女奴隶。他自东方回法国后，离婚不可避免。伊利诺不久同年轻、精力充沛、风趣逗人的金雀花族的安茹伯爵亨利结婚，并把整个法国西南部作为陪嫁送给亨利。亨利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安茹、缅因两块伯爵领地，他的母亲是英国国王兼诺曼底公爵的女继承人，因此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英国王位和诺曼底公爵。1154年，亨利为英王，称为亨利二世(1154—1189年)。亨利三世在法国的领地，约占法国全国领土的三分之二，相当于法国王室领地的六倍。他的庞大国土，历史称为安茹帝国。

法国国王同割据称霸的诸侯们的斗争，必然包括他同英国国王的斗争。英、法两国王室为争夺领地而进行的战争，从法王腓力二世起到百年战争的结束，历时两个半世纪。2.腓力二世

12世纪时，法国王权开始加强。路易六世和路易七世巩固了原来的王室领地，制服了王室领地内抢劫商人、掠夺修道院的中小贵族。在城市和领主的斗争中，国王以一个上级领主和中间人的地位而进行干涉；他给城市以特许证，或是委派他的代理人作为城市的统治者。

可是，直至路易七世在位时期，王室领地还包围在几个大封建领主的领地中。除了英王亨利二世在法国的庞大领地外，北方的佛兰德尔伯爵，东部的香槟伯爵和勃艮第公爵，南方的图卢兹伯爵等都是独立的大诸侯；其他一些领主，如西部布列塔尼，南部朗格多克等地，也独立不受国王的约束。法国王权的强大，王室领地的扩展，在12世纪晚期至14世纪初期130多年时间里，即在腓力二世、路易九世、腓力四世在位时期，才有显著的表现。

腓力二世(1180—1223年)，于15岁时继位为国王，在位43年。在登位次年，就同佛兰德尔伯爵、勃艮第公爵等大领主作战，王室领地有所扩大。而腓力的主要目标是使金雀花在法国的广大领地归入王室领地。亨利二世的安茹帝国的势力，比腓力二世大；而在金雀花家族里，父子、兄弟之间，不断内讧，给予腓力可以利用的机会。他利用亨利二世和他的儿子理查(别号“狮心”)的矛盾，同理查联合战败亨利，迫使亨利求和接受条件。不久，亨利死去，理查继立为英王，称理查一世(1189—1199年)。1190年，理查和腓力都参加第三次十字军。次年，腓力赶回法国，同理查幼弟约翰串通，以支持约翰为英王为条件，拟夺取英王在法国的领地。理查闻讯自东方改装回国，中途被奥地利公爵所俘，又被德意志皇帝囚禁，于1194年才回到英国。理查的回国及其同腓力的战争，使腓力的计谋受到严重威胁。但理查在法国的一次攻城战役之中阵亡(1199年)，约翰继位为英王(1199—1216年)。于是，腓力又同约翰为敌，支持在英国和法国的反约翰势力同约翰作战。1200年，约翰向腓力割地称臣。1204至1208年，腓力又连续击败了约翰的军队，英王在法国的领地，除了西南阿奎丹的基恩、加斯科尼和英吉利海峡几个岛屿外，皆成为法王领地。

约翰不甘心失败，西欧德意志皇帝奥托四世佛兰德尔伯爵等大封建领主也妒嫉腓力二世的胜利，他们结成同盟，于1214年从法国西部和东北部两方面向法王进攻。西部沿卢瓦尔河入侵的英军，被法军战败。与此同时，在佛兰德尔发生以德意志皇帝为主帅的联军为一方，同以法王为主帅，勃艮第公爵等诸侯、教会和城市市民参战的军队为另一方的两军会战，即布汶战役(1214年8月29日)。战斗结果，法军大胜。两万北法城市市民作为重要力量参加会战，是一件重大的新事物。布汶战役的胜利，为加佩王朝王权的强大打下基础。巴黎市民热烈欢迎腓力胜利凯旋。号角齐鸣，鼓声震耳，街道铺满鲜花绿叶，教堂挂满花毯，到处有人唱歌、跳舞，巴黎大学的学生载歌载舞地狂欢了七天七夜。法国开始以一个第一流的大国出现在西欧。腓力二世被尊称为“奥古斯都”。

王室领地迅速扩大，建立行政机构，加强管理，成为重要课题。腓力二世在原来王室领地分区区长(prevot)之上，设置行政官——巴伊(bailli)。在中部和南方新并入的王室领地，行政官称塞内沙尔(s eneehal)和米地(midi)。行政官代国王执行法令，处理政务，征收赋税，征募士兵，掌握司法审判；也保护城市权利，限制、干涉封建领主的行动和事务。行政官多由国王亲信充任，每年回巴黎向国王汇报工作、接受指示。他们的任期由国王决定，可以调任或罢免。他们有俸禄而无封地，因此不可能成为当地的封建领主。腓力为王室领地创设地方行政官制度，为后来法国地方行政制度打下基础。在另一意义上，这种制度，正是王权压倒领主制的表现。

在腓力二世在位后期，法国大部分领地皆由国王掌握。王室领地于1180年有38个分区，在1223年已有94个分区。在法国，只有佛兰德尔、布列塔尼、勃艮弟和香槟仍为独立的大领地。王家收入，从128000利弗增加到438000利弗。他支持城市进行反对领主的斗争，保护商业活动；而城市既向他提供金钱，又向他提供士兵和其他服务人员。3.路易九世

腓力二世的孙子路易九世(1226—1270年)，是法国历史上另一位著名的国王。他11岁登位，由母后摄政。在母后扶助下，他打败了反对他的封建贵族联盟。图卢兹伯爵的领地大部分归属法王(1229年)，国王的权力已及法国南方。

他作战英勇，治国强而有力。可是，在思想作风上，他同祖父很不相同。他虔信天主教，封建传统道德观念较深。他的政策的总方针是在基督徒之间要保持和平安定，而对异教徒须狠狠打击。英王亨利三世入侵法国，被他打败；他却仍让英王保有法国西南部基恩、加斯科尼等大片土地。他为了同西班牙保持和平，放弃了对卡塔罗尼亚领地的争夺。而他却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率领第七、第八两次十字军，千里迢迢地到埃及、突尼斯去征服异教徒。结果，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时，他被俘，花大量赎金才被释回；在第八次十字军东征中，他染病死亡(1270年)。他死后，天主教会给予“圣徒”称号，历史上称他为圣路易。

路易九世的改革事业，对法国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地方行政机构，基本上沿袭了腓力二世以来的旧制。但旧制下王室领地上由国王委派的行政官，有滥用权力、侵占财产、暴敛财物的情况。在南方一些新近归并王室领地的地方，国王派去的行政官更把他们的辖区当作征服地区看待，贪婪放肆、武断专横，引起当地居民、贵族的怨愤和反对。为了纠正这种情况，路易派按察使代表国王到各地听取臣民的申诉，调查官纪民情，处理了一些违法乱纪、贪赃枉法的官吏。1247年后，路易每年皆派巡察使出巡。

他力求加强以宫廷为中心的中央政权。他使国王主持下的宫廷会议分组进行工作。在路易以前，负责预决算和审核王室领地收支的审计院，已从宫廷会议中分化出来；路易任用熟悉王家权利、财务的专职人员负责审计工作，使审计院发挥更大的作用。

路易的司法改革是有历史意义的。从路易在位时开始，巴黎高等法院——巴力门(parlement)成为全国最高的上诉法院。它的权力范围，不仅统辖全部王室领地，也受理法王附庸诸侯领地内的申诉案件。路易常亲自主持司法审判；在巴黎附近芳森的大橡树下，在他的王家花园内，他同顾问们一起审问当事人，判决案件。他下令在王室领地内禁止封建主私斗。他宣布，法国任何诸侯，即使对对方宣战，在40天内不许交锋，由国王听取申诉后裁决，这称为“国王的四十日”。

他实行了货币改革，发行一种质量较好的货币。在王室领地内，王室货币为法定货币，禁止私铸货币；在王室领地外的诸侯领地和城市里，亦得通行。在全法兰西，原来各地自铸的五花八门的货币，渐被淘汰。这一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王室领地也因此增加了收入，控制了全法的经济。

路易九世不像腓力三世那样以武力扩充王室领地为战略目标，但他掌握了全法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他除了保有向贵族、市民征集武装的权力外，还组织了一支支付军饷、自由应征的雇佣军，有骑兵、弓箭手等战士，也有警卫、警察人员。他通过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改革、货币改革、司法改革、军事改革，对法国的王权和统一作出了贡献。他在位44年中，除了登位初期12年封建主叛乱和1251年的“牧人起义”外，在国内和国境上，基本上是和平的。相对的和平安定局面的保持，为法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13世纪中叶，法国农业手工业生产和商品货币经济迅速发展。4.腓力四世“美男子”腓力四世(1285—1314年)是路易九世的孙子，而他的政策作风又同他的父亲不同。他在位29年间，充满军事、政治、外交上的斗争。这些斗争，并不都是成功的，但在提高法国王权的里程碑上，刻着他的名字。

他即位时，中部的波亚图和南部的图卢兹伯爵领地已归并王室。他通过与那瓦尔王国(比利牛斯山区)和香槟伯爵领地的女继承人的婚姻，又合并了这两个地区。有两个大地区是他扩张王室领地的目标：英王占领的法国西南部土地和北部的佛兰德尔伯爵区。

他同英王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的战争是胜利的。可是，他在佛兰德尔被击败，同教皇的斗争也在高峰，乃与英国订立和约(1303年)，放弃了他已占领的加斯科尼地区，并把他的妹妹和女儿嫁给英王父子。在和约后他又归并了西南的一些领地。但英法两国王室之间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且，法国公主的出嫁，成为以后百年战争中英王觊觎法国王位的借口之一。

腓力出兵占领了佛兰德尔这块工商业发达的富庶之地。1302年，在佛兰德尔主要城市布鲁日倡导下，诸城市市民于5月18日的晨祷时间起义，杀死大批法国驻军和城市贵族。腓力派兵镇压，7月，在库尔特累被佛兰德尔市民部队打垮。法国贵族骑士们在战场上遗弃上千个黄金踢马刺，所以库尔特累战役也被称为踢马刺战役。以后，腓力继续用兵。由于佛兰德尔市民的英勇反抗，腓力只得到边陲的几个城市。佛兰德尔问题，是百年战争爆发的又一导火线。

对法国东部的勃艮第，腓力以通婚保持了较好的关系。但同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却发生过战争。里昂及其附近地区原属神圣罗马帝国，1307年并入法国。

为了筹备战费，腓力四世向法国教士征税。顽固而自负的罗马教皇卜尼法斯八世(1294—1303年)反对。他在1296年发布的教皇通谕中宣称：世俗君主无权对教产征税，也无权对神职人员使用权力。他下令：凡动用教产或从教产中抽税者，如未得教皇允许，皆应处以绝罚(开除教籍)。腓力的对策是禁止法国臣民把金银货币和军事物资输出国外。法国教会每年有大笔金钱向罗马教廷纳贡输款，腓力的禁令断绝了罗马教廷来自法国的财源。教皇权衡利害，不得不允许法国教会以自由捐献名义向国王纳税。1300年，罗马举行五十年节大赦年，西欧信徒云集罗马，向教廷纳款献礼。卜尼法斯过高地估计了罗马教廷的威信和力量，在罗马公开谴责腓力对教会犯有罪行；他又通令法国主教来罗马开会讨论法国教会的处境。于是，腓力于1302年5月在巴黎召开由教士、贵族和市民代表组成的三级会议，取得法国各阶层人士对他的支持。同时，他派人去意大利揭发教皇隐私，联络教皇敌人。1303年9月，他派遣一支武装人员，突击教皇别墅，把教皇凌辱、痛打一顿。一个多月后，卜尼法斯八世去世。1305年，在腓力的支持下，法国波尔多大主教当选为教皇，称克莱门五世(1305—1314年)。1309年起，教皇教廷移到法王势力控制下的阿维农凡七十年，人们称当时教皇为“阿维农之囚”。这件事标志新兴的王权战胜了原来凌驾于世俗统治者之上的教皇权力。

在腓力四世加强王权的努力中，三级会议召开有重大意义。举行三级会议，一方面说明市民阶级已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也说明封建主们已从过去的分裂割据而通过会议的形式，在国王领导下共聚一堂，取得相对统一的意见。以三级会议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的等级君主制，是法国政权向专制君主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腓力使他的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充分发挥作用。他任命了一批支薪的官吏，建立了一个为王权服务的官僚机构。他所任用的行政、司法官员，很多是来自城市、具有罗马法基本知识的法学家。他们为君权的集中和国家的统一，在理论上和实际行动上作出了贡献。

军事费用、行政费用、官吏和雇佣兵的开支，使腓力四世的开支浩繁。他的支出，估计为腓力二世的六倍。有的法国史家说，同过去的法国国王比较，他是“最浪费”的。他开征了许多新设的税收。炉灶税(按土地、户口征收)、盐税等，是经过三级会议通过实施的，当时还没有成为长期的经常税，但在法国史上它是第一次。此外，他还向不参加军事行动者征收代役金，对教士征税。他向城市借款，借而不还。他向经营放款取利的犹太人和意大利银行家借款，还勒索、没收他们的财产并将他们驱逐出境。在十字军中发了财的圣殿骑士团，以法国为主要活动基地。1307年，他解散了骑士团，逮捕、监禁许多圣殿骑士，骑士团的巨额财产被全部没收。所有这些，似乎还不足以解决他的财政问题。为此，他又使货币变质、贬值。他在1314年患中风去世时，民怨四起。三、教会、经院哲学和文化1.天主教会的权威及其对教育和哲学思想的控制

加佩王朝建立后的三个多世纪，是法国封建社会的发达阶段。天主教会，作为封建主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阶级意识形态的专制权威，它的权势也在不断提高。

城市、商品货币经济发展，阶级斗争尖锐化，王权在同领主分离势力的斗争中增强，国际关系的复杂化，东西文化交流频繁，所有这些使思想、文化、教育等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原来，封建主阶级中的世俗权力同教会权力就存在矛盾；现在，新的思想、文化潮流更对教会的垄断提出挑战。为了应付挑战，教会一方面加强控制，另一方面也在组织上、神学理论上、统治方式上作了一些改革或改进。

在封建制度发展过程中，教会受到两种主要威胁：世俗封建势力侵蚀教会组织系统——以教皇为首的教阶制，教士生活的世俗化。教会中的一些领导人物和卫道人士，因此提出两项改革主张：一、反对世俗册封，即主教、修道院院长和其他神职人员，应由教会内部产生，不得由皇帝、国王或任何世俗封建领主任命。二、教士独身，禁止教士婚配、姘居。这种新主张的推行，是一个长期的运动。它以10世纪初年发起的修道院革新运动克吕尼运动开始。11世纪晚期，罗马教皇格利高里七世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开展了激烈的斗争。1122年，教皇卡立斯都同皇帝亨利五世订立《沃尔姆斯约定》，规定主教、修道院院长和各级神职人员由教会内部产生。斗争告一段落，教会取得神职人员的选举和任命权。此后，教皇与德意志皇帝仍有争战，但基本胜利属于天主教会。12世纪晚期和13世纪，是教会权力的全盛时期。英诺森三世任教皇时(1198—1216年)，教会权力到达顶峰。西欧各国的君主，或受他制约、控制，或屈居附庸地位。

在法国的国王、贵族同教会之间，有矛盾，但相互勾结、利用，是关系的主要方面。克吕尼运动的中心克吕尼修道院，在今日法国东境当时属勃艮第公爵的领地。在10至12世纪300年中，法国新建的修道院1185所，其中极大部分皆属克吕尼派。教皇发动的十字军远征，法国国王和贵族是主要的支持者。镇压南法阿尔比派异端的十字军，由英诺森三世发动，以北部法国封建主为主力。腓力二世同英王斗争取得教皇的支持。路易九世被教会尊称为圣徒。直到腓力四世，才同罗马教皇发生冲突和斗争。但就从腓力四世时起，阿维农教廷出现。阿维农教皇在全西欧标志教皇权力衰落，而在法国，王权与教权相互利用更加显著。教皇直辖的异端裁判所，在法国王权的密切合作下，曾以镇压异端为名，屠杀、监禁了许多人民，没收了大量财产。法国在天主教世界长期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教会在法国也长期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垄断者。

控制教育，是教会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法兰克时期，教会基本上就是教会和修道院办的学校。城市发展过程中，西欧不少有思想、有学识的人士，陆续向城市集中。各地追求知识学问的青年，也到城市求学问师。巴黎大学，就是从城市学校中发展起来的西欧历史[81]悠久的最著名的大学之一。

巴黎大学的前身，一般认为是著名哲学家皮埃尔·阿贝拉尔(生卒1079—1142年)讲学的学校。阿贝拉尔是巴黎圣母院教堂附设学校的教师；据说，听他课的学生数达五千左右，一说多达两三万人。学校虽然是教会办的，但有这么多的教俗人士来听课，它的内容已同过去教会或修道院办的学校大不相同。而且，从阿贝拉尔本人的思想来看，他的讲课内容已同教会的正统神学和传统的教育内容唱对台戏了。

创办巴黎大学的是巴黎的教师组织——教师按照行会形式组织的教师行会。学生分四馆：诺曼馆、英格兰馆(包括德意志)、毕伽迪馆(包括尼德兰地区)和高卢馆(包括法、意和西班牙)，说明学生来自西欧各国。巴黎大学开设文艺(即七门“自由艺术”)、神学、医学和法学四系，其中的医学、法学是以前教会学校所没有的学科。它的公开讲学和自由辩论的教学方式，也为学校思想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巴黎大学的各级学位学士、硕士、博士是各级教师的职称，可见西欧各地对教师需要迫切。13世纪以来，巴黎大学是欧洲学术中心之一。

对于巴黎大学这样一个重要的教育基地，教会极为重视。12世纪末，教会以不许私人办学来垄断办学特权，引起师生反对。1200年，腓力二世批准巴黎大学，但仍表示，他承认教会有办学特权，并派军警镇压反对教会的师生。大学师生上诉教皇，英诺森三世宣布巴黎大学受教皇直接保护，接着他派托钵僧团成员控制大学。路易九世的亲信神甫索邦为巴黎大学神学院投资建设，这神学院因称“索邦”，它在此后法国天主教神学上有权威性的发言权。[82]

经院哲学是教会控制下的哲学思想，也是教会为了适应新形势而在中世纪初期教父神学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的神学思想。

哲学是探索真理的。而在经院哲学家看来，真理已经肯定：信仰上帝，为上帝的旨意服务，就是真理。哲学的任务，是论证神学教条的“真理”。教条框框，压倒科学实验。从教条出发，运用演绎推理，搞空洞繁琐的形式主义的论证，就是他们的“辩证法”。他们的三段论证，由于神学教条是它的大前提，只能搞咬文嚼字的定义，搞繁琐的推论。人们因此称经院哲学为繁琐哲学。

可是经院哲学比起以前的教父神学，是一种进步。教父神学以信仰否定理性，把信仰和理性对立。经院哲学要求理性为信仰服务，它不排斥、否定理性，而是承认理性与信仰各有活动的领域，只是理性得服从信仰，为信仰服务。而当信仰需要理性服务的时候，它的内部也必然展开争论。争论的两大派是实在论(唯实论)和唯名论。实在论认为：事物的共相(一般)离开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共相是先于、高于个别事物的“实在”；个别只是共相的派生。唯名论认为：个别事物才是真正的存在，共相次于个别事物，后于个别事物，它不过是个“名词”。在两者的争论中，出现了对正统神学和教条的怀疑。并且，后期的唯名论，同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的萌芽有密切的联系。

这里以争论较多的“化体说”为例说明。“领圣体”(新教称“圣餐”)是教会仪礼中的重要内容。领圣体的过程是：在礼拜仪式中，经神父念经咒，依靠神力，能使面饼和酒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液。信徒吃了，就能得基督的生命。实在论者把领圣体作理论上的论证。原来的饼和酒的具体感性，是“偶然属性”，不是“实在”。饼和酒的共相，不能感觉到，却是“实在”。这实体经过宗教仪礼，即转化为基督的肉与血。法国教会中的正统权威，都坚持“化体说”。11世纪的唯名论者，法国都尔圣马丁学校的校长贝伦加尔却反对实在论者的正统神学。他指出：在领圣体时，教徒吃的饼还是饼，酒还是酒。如果饼和酒的形、色、味没有改变，其本质也不可能改变。而且，在天上的基督的肉与血，又怎么能让信徒们不断地吃喝呢？教会指控贝伦加尔的学说为异端，他被迫两次放弃自己的主张。

皮埃尔·阿贝拉尔是个唯名论者。他的老师唯名论者罗塞林，曾在布列塔尼讲学，后来被教会迫害，被迫撤销自己的学说。阿贝拉尔的主要贡献是为理性辩护，提高理性的地位。他说：“理解才能信仰。”在他的《是与否》里，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并把古代教父有关的相互矛盾的言论，加以排列、对照。他自己不作肯定性的回答，却启发人们去思考、去探索。例如，是否存在一个上帝？上帝是否全能？上帝是否是灾祸的制造者？基督的肉与血是否真的存在于圣餐礼中？人的信仰是否应根据理知？等等。这些问题，事实上是启发人们对天主教的教条、正统神学产生不同意见。1122年斯瓦桑宗教会议决定销毁他的著作，强制他退居修道院反省；1141年，他又在宗教会议上受到谴责，并被迫在克吕尼修道院忏悔，次年去世。

在经院哲学中，最重要的正统派的理论家是实在论者托马斯·阿

[83]奎那(生卒1227—1274年)。天主教会承认他是神学的权威，他死后被尊称为“圣徒”。他是意大利人，可是，他在巴黎大学学习研究多年，得神学硕士学位。他曾在这里听著名的实在论者大阿尔伯特(生卒1193—1280年)讲课。著名的苏格兰唯名论哲学家邓斯·司各脱(生卒1266—130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他的学说“一般来说它是唯物[84]主义的最初表现”，曾在巴黎大学同阿奎那派公开辩论，晚年定居法国。英国唯名论者牛津大学教授罗吉尔·培根(生卒约1214—1294年)在巴黎时，被芳济各派托钵僧团的团长囚禁在巴黎达10年之久。13世纪的巴黎，是天主教世界学术思想的中心，也是当时新思潮同天主教正统思想交锋的主要战场，但是，天主教会还顽固地保持着它的统治地位。2.文学和建筑

11、12世纪以来，法国的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了远比过去丰富多彩的现象。城市，既是经济交流的中心，也成为文化交流的中心。流浪各地的民间艺人、游学学生等，一批又一批地经过并寄居城市。城市居民在他们的文娱活动中，有音乐、诗歌、戏剧、舞蹈，也有讲故事、讲笑话、讲寓言。天主教会压制它们，致使不少成果失传。从流传下来的作品中还可以看到它们对教士、对封建主的讽刺和反抗精神，也可以看到它们富有生机的内容。

流传下来的城市文学，以韵文体的寓言、故事、笑话和诗歌居多。其中，《列那狐传奇》是在12世纪末起的一百几十年间形成的。它已被译成各国文字，广泛流传。13世纪巴黎市民诗人韦特伯夫(1230—1285年)的讽刺诗，嘲笑神甫，谴责罗马教廷的腐化堕落。他的著作被教皇下令焚毁。

反映封建贵族思想感情的“骑士文学”，在11世纪到13世纪成熟。骑士文学，尽管它的题材是贵族生活，但在封建社会里，即使在民间文学中，也会有某些歌颂封建主的功业和爱情的作品。骑士文学的诗歌，原来是从民间诗歌的基础上加工润色而成的。法国北部的骑士诗歌，主要歌颂封建主为忠君、护教、行侠、荣誉而英勇献身的功业，称为“功业之歌”。著名的《罗兰之歌》，就在11、12世纪编成。南部流行的骑士文学“行吟诗歌”，是歌唱爱情和生活情趣，歌唱为爱情而冒险的骑士的故事。

文学作品不是用教会或官方通用的拉丁文，而是用地方语言写成的。在12、13世纪的法国，南方虽有各种语言，但已有渐趋统一的文学语言。在北部，以巴黎方言为中心的共同语言，也已发展起来。文学作品对于法兰西统一语言的形式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建筑，作为一种综合的艺术，作为人民集体的创作，是一个时代艺术水平的纪念碑。它作为一种工业技术，又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工艺水平的标志。

在10世纪至12世纪，以教堂为代表的西欧建筑，是仿照古罗马圆拱顶建筑，称为罗马风或仿罗马建筑。房屋内部，门窗上部，皆用拱顶。它已不如古罗马建筑那样堂皇富丽，可是，它的厚实的墙壁，整齐和简朴的设计，能给人一种浑厚和纯洁的美感。12至15世纪，称为哥特式的建筑流行西欧。法国的哥特式建筑，是西欧同类建筑的典型。

哥特式建筑的特点，是用尖顶代替罗马风式的半圆拱顶。尖顶可以使屋顶直耸而上，把屋顶的压力分在两旁的柱子上，同时外部的支柱和飞券也能支承屋顶很大一部分压力。大厅的高度，可达30米至45米。建筑所表现的强烈的向上升腾的势态，令人产生高不可及的神秘的幻觉；两壁用色彩鲜艳的玻璃装饰窗户，阳光从天上射来，五色缤纷，光耀夺目，照神学家解说，这象征着神圣的启示进入信徒的心灵。

哥特式建筑是教堂建筑，这些教堂大都是城市教堂。12至15世纪，法国新建的城市主教堂约有60所左右。城市教堂不再是纯粹的宗教建筑物，它们是市民重要活动的礼堂和场所。建筑技术的发展，是工匠们进一步专业化的结果。石匠、木匠、铁匠、焊接匠、泥灰匠、彩画匠、雕刻家、玻璃匠，技术精湛，分工细，合作好。在建筑业的师傅中，产生了专门的建筑师、工程师、艺术家。人民，是伟大的匠师。第五章 “百年战争”和战后的法国一、“百年战争”1.战争的历史背景

从1335年至1453年，在英、法两国国王之间时断时续地进行了119年的战争，史称“百年战争”。百年战争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中世纪西欧是空前的。它是英、法封建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又对两国的历史产生巨大的影响。战争的战场在法国，它对法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更打上深刻的印记。

战前法国，王权显著加强，但以王权为中心的国家统一远未完成。阻碍统一的，不仅有保持传统特权和独立地位的大领主，还有英王在法国的领地和势力。英王统治法国西南部基恩和加斯科尼等大片领地。而这位英王在名义上是法国国王的附庸。英法王室之间这种奇怪的依附关系，对王权增长中的两国国王，都是一种不能忍受的局势。

两国王室的关系，更由于婚姻和继承而复杂化。婚姻和领地继承曾使两国国王兴兵动武，而他们又边战争边缔结姻亲关系。14世纪初叶，这种关系牵涉法国王位的继承问题，矛盾更趋尖锐。

1328年，法国加佩王朝的查理四世去世。他无子又无兄弟继承，他的妹妹是英王爱德华三世(1327—1377年)的母亲。爱德华作为近亲，是法国王位的候选人。但法国的三级会议不愿让英国国王兼任法国国王，就以王位男系继承为借口，推举查理四世的堂弟、瓦卢瓦伯爵的儿子腓力为国王。新王即腓力六世(1328—1350年)。爱德华三世为了在法国西南部的领地，到巴黎承认腓力的宗主地位；可是，这位15岁登上王位的年少气盛的国王心怀不甘，而腓力六世对他的竞争者也高度戒忌。

佛兰德尔问题是英法两国王室关系决裂不可避免的导火线。佛兰德尔是法王附庸佛兰德尔伯爵的领地。闻名西欧的佛兰德尔的毛纺织业，其原料羊毛主要来自英国。正如当时法国的编年史家福罗埃沙所说：“所有佛兰德尔人都以衣料为根本；而没有羊毛，就没有衣料。”佛兰德尔城市居民同英国密切的经济关系，使他们倾向英国，反对佛兰德尔伯爵对他们的压制和榨取。英王也因此把佛兰德尔伯爵作为他同法王竞逐的对象。

1328年，在布鲁日、伊普尔两城市居民的倡导下，佛兰德尔西部城市起义反对伯爵的统治。应佛兰德尔伯爵的邀请，即位不久的腓力二世率领大军镇压。数千市民被法国骑士屠杀，起义城市重受佛兰德尔伯爵控制。由于起义同英国人的鼓动有关，于是，英国和佛兰德尔的来往被禁，英国商人被逮捕。

1336年，英王受德华三世禁止英国羊毛向佛兰德尔出口。这是对法国势力控制下的佛兰德尔的经济压力，也告诉佛兰德尔城市居民：唯有同英国在一起，反对法国封建主的统治，才是出路。果然，失去英国羊毛供应的佛兰德尔毛织业受到致命的打击。商人、手工业者面临失业。迫于生计的市民，再度掀起反对法国封建统治的斗争。根特城成为反抗斗争的中心。1337年，根特衣料商人凡·阿地维尔特领导根特居民掀起联英反法运动。次年，佛兰德尔其他城市投入这场运动，组成联合战线。

腓力六世看到，佛兰德尔市民反法运动的后台是英国。他对爱德华不断施加压力，切断佛兰德尔同英国的联系，授意佛兰德尔伯爵以五千战士驻守些尔德河口的加特森岛，严禁英人同佛兰德尔人来往。1337年，他宣布要归并基恩。这无疑是向英王宣布战争不可避免。

英王爱德华对战争早有准备。他要求臣民按财产提供兵力，他明令全国男爵和骑士皆须应征出战。否则，交纳金钱赎免兵役；凡土地收入在40先令以上的自由农民，都必须自备弓箭或长刀入伍。英国威尔斯的弓箭手，能在170码(合155米)的距离射穿一个身披甲胄的骑士的大腿和马鞍，而且有惊人的速度和准确性。这是当时欧洲最现代化的武装部队。英王对法作战的意图，得到了英国中小封建主、自由农民和市民的支持。到富庶的法国去打仗，对战士们来说，意味着能获得丰富的战利品；对英国商人讲，佛兰德尔是他们羊毛的买主，基恩是他们葡萄酒的卖主。他们从根特、布鲁日收入的羊毛款，用来从波尔多输入酒桶。英国封建主的掠夺野心，同英国的商业利益结合起来，这是百年战争同此前的战争不同的地方。

百年战争的揭幕，是英国向佛兰德尔进军。1337年，英军渡海，进攻并击溃了在加特森的法国守军。第二年，英王爱德华率军进入佛兰德尔。2.战争的第一阶段(1337—1360年)

爱德华的军队在佛兰德尔及其附近地区活动，腓力六世征集武装北上迎敌。在法国北部的毕加迪，英法两军相距只有五六公里，没有交锋就各自后退。法王对于锐气正盛的英军不敢贸然迎敌，英王也有顾虑。佛兰德尔诸城市是倾向英国的，可是，各城情况复杂。城市的主要要求是独立自主，它们对跟从英王进行反法战争并没有下定决心。英王曾用金钱和其他手段笼络佛兰德尔附近的诸侯和德意志皇帝，但仍未能使他们积极参战。爱德华退回佛兰德尔，在凡·阿地维尔的怂恿下，在根特会议上宣布自己兼为法国国王(1340年1月)。不久，爱德华又率军回国。

隔海相望的两国交战，控制英吉利海峡确是关键。两国积极准备海战。腓力六世为此组织了一支法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海军：他从诺曼底沿海地带，也从意大利的热内亚征集并雇佣了200艘舰只和水手。英国舰队约有120艘舰只，4000名战士，12000名弓箭手，由爱德华亲自率领。1340年6月，两军在斯鲁伊斯附近的海域展开海战。经过九小时的酣战，胜利属于长期同海洋打交道的英军。被打垮的法军退回陆上，又受到佛兰德尔市民武装的袭击，据说，法军损失近三万人。

英军渡海侵法的海道畅通了。在西欧陆上，英国基本上有了两块基地：法国西南的基恩和北部的佛兰德尔。英王派兵在基恩的波尔多登陆。从这里北侵进攻巴黎，是一条路，只是距离较长，沿途阻碍较多，英王拟亲自统兵从佛兰德尔攻入法国的心脏。佛兰德尔是英王长期经营的对象，可是出了问题。凡·阿地维尔跟英王走得太近，引起根特市民的反对。他准备迎立英国王太子威尔斯亲王作为佛兰德尔的统治者，据说，他还拟把根特城金库的金钱献给英王。他本人作风专制，压制异己。于是，正当爱德华三世率军去佛兰德尔时，根特市民群众杀死了凡·阿地维尔(1345年)，英王闻讯回师，改由法国中部的诺曼底登陆。

英军从诺曼底登陆，是利用了当时英国的有利条件，原来邻接诺曼底的不列塔尼半岛，在40年代初，因不列塔尼公爵去世时无子女，继承问题引起两派贵族斗争。其中法王支持的一派在斗争中取得上风，另一派乃向英王乞援。法王兼并不列塔尼心切，不少在当地有影响的贵族也被法王迫害。这样，在不列塔尼，也在诺曼底，封建领主掀起了反法王的广泛斗争。英王一面支持诸侯们的反法斗争，一面率军在诺曼底登陆(1346年7月)。开始，英军向巴黎方向行动，到巴黎附近，又引兵北上。

腓力六世召集全法国的封建武装应战，也征集了来自意大利热那亚的雇佣兵。部分德意志封建主赶来助战。法王搞不清英军动向。在发现它北上活动后，才统率士军追击。终于，在8月26日，在北部的克雷西附近，两军遭遇，展开激战。

克雷西之役，是西欧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战役。两个国王亲自指挥。英军人数约二万余，包括12000名弓箭手，法军人数为英军两倍以上。[85]经过一天的激战，法军大败，死于疆场者约4000人，其余溃散。战争的胜负，可以说是英国由自由农民组成的弓箭手和手执长刀的步兵对法国骑马披甲的封建骑士的胜利。法国骑士冲锋陷阵的勇猛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法国战士骑士式的作战能力要建立在个人的英勇和武艺上。要求骑士们有组织纪律地进行战斗几乎是不可能的。法国也有雇佣的热那亚弓箭手，他们的战斗力不及威尔斯弓箭手。并且，他们被盛气凌人的骑士所歧视，士气低落。开始时，热那亚弓箭手被安排在阵地的前列。法国骑士们一不信任雇佣兵，二不愿意雇佣兵占有胜利的光荣，就争先恐后地往前冲杀。热那亚射手的队伍被冲乱，许多雇佣兵在骑士铁蹄的践踏下伤亡。等待法国骑士的是严阵以待的英国军队，密集的飞矢射向他们和他们的坐骑。当他们被射下战马后，沉重的铁甲使他们行动艰难。他们丧失了战斗能力，只能等待英国的长刀手和骑士砍杀而没有还手之力。这就是克雷西战役。这一战役说明，从查理·马特以来600年中作为战争主力的骑士力量，在火枪大炮发挥主要作用以前，已开始被自由农民的战斗部队所淘汰了。

克雷西战役后一年(1347年)，英军占领加莱。加莱市民孤城困守，几近一年。居民“吃光了一切储备食品，吃光了猫、狗、马”。最后，他们不得不忍辱出降。原有市民皆被驱逐，英国移民定居加莱。此后200年，加莱成为英国长期占领的城市。这个同英国距离最近的城市使英军渡海作战有了一个重要的据点，也是英国对法国、对佛兰德尔羊毛贸易的主要集散地。

与加莱失陷的同时，从东方传入的黑死病已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流行。教皇所在的阿维农丧失了四分之三的人口。1348年，黑死病广泛流行于法国北部和英国。巴黎在某一时期每天死亡达800人。西欧各国各阶层人士都受到死亡的威胁。加莱之役后英法有短期的休战，同黑死病的猖獗有关。法国国王腓力六世是1350年去世的。在他去世前，这位58岁的老人还同一个18岁的少女结婚。腓力的后继者是别号“好家伙”的约翰二世(1350—1364年)，在他登位后6年，英军又大举入侵法国。

1356年初夏，英王爱德华三世的长子威尔斯亲王，号称“黑太

[86]子”的爱德华，率军自波尔多登陆。英军人数不足一万，但劲健善[87]战。法军人数远远超过英军。1356年9月19日，两军在波亚图附近交战，法军大败，战死者万余人，被俘者两千数百人。约翰二世和他14岁的幼子腓力，皆为英军俘虏。两军胜负的决定因素，在克雷西战役中已经存在，看来，接受失败的教训并非易事。

黑太子带着大批战利品班师回国。法国国王已经被俘，由太子[88](多飞)查理代摄政事。1360年，英法在布勒丁尼订立和约：法国西南阿奎丹地区大片领地归属英王。加莱仍为英国据点。被俘的法王约翰二世的赎金相当于200万金克朗。这是一笔巨大的款子，以后法国王室尽力筹款，搜刮民脂民膏，也没有偿清这笔赎款。3.巴黎市民起义和北法农民起义

被侵略、遭受战败的法国，度日艰辛。战时英军蹂躏了城乡，战后散兵游勇，包括骑士和雇佣兵，到处劫掠，筹措军费。维持王室的各项开销，偿付巨额的赎款，都需要金钱，金钱从哪里来？这是法国王室政权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王室通过三级会议，广开税源：它对各阶层人民征收炉灶税，又得到教皇许可，从教会的什一税中借款。但是，要征收这些税款，困难很多。劫后余生的人民，在原来沉重的租赋负担之外再加上新税，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战败濒临分裂的法国，税源已被压缩；兵祸匪盗，交通阻塞，使王室难于征税。有的地区对新税抗拒不纳，如诺曼底的封建主就反对盐税。1356年的三级会议，不得不停征盐税、商品税等间接税。面对空虚的国库，王室用另一种手段应付开支：改变货币质量。秘密铸造货币，并使劣币流通市场。货币贬值，引起经济上的[89]混乱，城市市民直接受害，更一致反对。人民对封建政权不仅失去信心，而且充满愤恨。福罗埃莎《编年史》记载：被英军打垮的“从战场上回来的贵族，被城市公社如此憎恨、辱骂，以致他们不敢在城市立足”。太子查理在父王被俘后执掌政权时年仅19岁，人们认为在这样严峻的局势前，柔弱、经验不足的他很难有所作为。上述情况和局势，就是巴黎市民起义和北法农民起义的背景。

太子查理(别号“智者”)亟需筹款。1356年10月，他在巴黎召开北部法国的三级会议。参加这届会议的代表多达800余人，半数为市民代表，市民已经成为会议的决定力量。巴黎市民代表在会议中起了主导作用，巴黎市商会会长艾田·马塞和教士代表领袖兰城主教是会议的领导人物。

三级会议开幕不久，就同王室对立。太子需要金钱，三级会议说：要钱，就得追究过去国王和当权人物使法国陷入灾难和不幸的责任，有些宫廷权贵应受处分；有些贵族应受审查和监督。三级会议要求太子改组政府，要求政府应在三级会议控制下进行改革工作。太子查理拒绝了会议的要求，并宣布休会。三级会议代表和巴黎市民，对太子固执陋政，拒绝改革，群情激愤。王室继续使大量劣值货币充斥市场，更令人民不堪忍受。在日趋紧迫的情势下，1357年2月，三级会议重新召集。3月，会议决定答应向王室提供金钱，但条件是：赋税的征收，税款的开支，皆须由三级会议负责执行和监督。王室开销费用，亦须由会议控制。三级会议可不经王室召集，每年举行三次。会议选出36名委员负责国家的改革和整顿工作。艾田·马塞是委员中的首领。太子查理被迫同意三级会议上述决定，并以命令发布实施。这命令，称为“三月大敕令”。“三月大敕令”对封建政权是重大的冲击。被俘的约翰——他还是法国国王——一听到这消息，赶紧派人来巴黎，明确表示反对“三月敕令”，豪门权贵群起支持。太子态度迅速改变，要三级会议为王室筹款问题继续开会讨论，认为筹款增税，是三级会议的首要任务。三级会议中的贵族、教士代表，反对巴黎市民，纷纷退出巴黎。

在以太子查理为首的王室同以艾田·马塞为首的巴黎市民的对立中，又出现了一股封建反动势力。它是以那瓦尔王“恶人”查理为首的一派封建主。“恶人”查理及其党羽利用法国政局混乱，乘机扩张势力以致夺取政权。“恶人”查理的祖父同腓力四世、同瓦卢瓦伯爵(腓力六世之父)是亲兄弟，他的母亲又是腓力四世的侄女。他自以为是有继承王位资格的王室近亲。此人言行反复，善搞阴谋，为了反对约翰二世，曾同英王联络，约翰把他逮捕囚禁。1357年11月，他越狱后召集党徒至巴黎，既向巴黎市民表示他对他们的支持，又对太子查理表示准备妥协。

巴黎市民已在武装自己积极修建城防。对于王室，他们决定采取坚决行动。1358年2月22日，艾田·马塞率领头戴红蓝两色帽的巴黎武装群众冲向王宫。在路上，他们杀死了几个贵族官员。在宫内谈判时，马塞要太子认真对待国家存在的问题，太子争辩说，他没有钱，干不出事。争论中，在马塞的暗号下，群众把站在查理身边的两个大贵族香槟元帅和诺曼底元帅杀死。太子吓得发抖，宫廷侍从逃散。马塞对太子说：“公爵阁下，不要介意。你不必害怕。”接着，把两色帽戴在他的头上。

艾田·马塞已成为巴黎的最高统治者，但要保持这个地位可不容易。他想通过控制巴黎左右全国局势，实在困难重重。贵族和教会上层固然反对市民专政，即使是城市，全国许多城市也不能同巴黎一致。1358年3月，太子逃出巴黎，征集封建武装进攻巴黎。马塞向“恶人”查理乞援，而“恶人”查理却同太子查理协议联合镇压巴黎起义。1358年7月31日夜，马塞拟打开城门同“恶人”查理会面。但是，倾向太子的市民领袖，在城边用斧头砍杀了马塞。三天以后，太子查理进入巴黎，起义群众被镇压。

在巴黎市民起义失败后两个月，法国北部已展开轰轰烈烈的农民[90]起义——扎克雷起义。起义于1358年5月在巴黎以北的博韦一带爆发。广大法国北部地区迅速燃起农民武装反对封建主的烈火，到处喊出“杀死所有封建主”的口号。分散的队伍汇成巨流。领主的城堡、住宅被捣毁，许多贵族被杀，不少领主出逃。起义中产生的领袖是吉约姆·卡尔，他力图建立起义军的军事组织。他曾部署起义军同“恶人”查理的军队对垒，使查理不敢发动进攻。

可是，农民的分散性和起义部队装配不良，是不易克服的弱点。封建主则较快地集中力量对义军反扑，“恶人”查理率武装千人进攻，太子查理调兵镇压义军。“恶人”查理更以欺骗手段邀吉约姆·卡尔谈判。卡尔去查理军营时，就被拘捕(6月10日)，不久被残酷处死。疯狂的烧杀继续进行，迄6月24日，牺牲农民不下两万人。

某些小城市和从城市中逃亡出来的贫民参加农民起义。巴黎起义市民曾和农民队伍有联系，但富裕市民和农民的要求是有距离的，何况，当扎克雷起义爆发时，巴黎起义市民已在危急之中，没有力量支援起义。4.战争的第二阶段(1369—1380年)

被俘的约翰二世在1364年去世。从这一年起，太子查理正式继位，是为查理五世(1364—1380年)。

战败的法国，是一个破烂摊子。英国的“黑太子”爱德华成为英王在法广大领地的统治者。他趾高气扬，时时威胁法国其他领地的安全。那瓦尔亲王“恶人”查理不断挑起战祸，自由结帮成队的武装“伙团”到处游动。他们都是原来战争中流散的士兵，也有逃散的城乡居民。他们的成员，除法国人外，还有各国人。他们分股或结成大伙，劫掠庄园、城市，索诈财物，拦劫饷款，甚至攻占城堡，参与封建内战。

查理五世在他开始代摄国政时，对国事确有穷于应付的情况。艰难的时势教育了他，锻炼了他。他利用从对英和约所取得的喘息机会，接受了他祖父、父亲的教训，沉着地进行了一些重要改革。他整顿税收，改变了国库空虚的情况。过去曾不经常征收的赋税，如炉灶税、[91]盐税等，在他登位期间相对地固定化、制度化。教会、城市对王室的补助费和借款有了较多的来源。货币贬值是“百年战争”开始以来法国经济上的重大问题。查理五世铸造一种新的、金银含量充足的货币，取消此前流通的劣值货币。这一措施，为法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君权信誉的提高、各项改革工作的推行，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他的军事改革是值得重视的。他把全国各级贵族都列入军役名册，并在皇家元帅的指挥下应征作战。他重视步兵，加强训练弓箭手，扩大雇佣兵的队伍。他检查各地堡垒和城市的防御工作，有的增强，有的拆修重建。他组织炮兵，炮兵虽尚未用于野战，但在攻城破坚时已能发挥作用。他建设皇家海军，使英国的制海权受到严重的威胁。他对法国传统的战略、战术作了重大的改变。当英军重挑战端时，法军避免大军决战，使人力、物力集中城堡，却让英军在残破的原野上消耗力量，同时抓住有利时机出击敌军。

查理一面积极备战，一面打击那些反对王室的封建主(如“恶人”查理)，也击破在各地猖狂的武装团伙。当时，称霸法国西南一带的英国的“黑太子”，专制武断，横征暴敛，不仅引起居民反抗，也使许多受压制的法国封建主怨恨并向巴黎申诉。在对英作战的有利条件基本具备后，1369年5月，法国三级会议宣告废弃《布勒丁尼和约》。英军亦不久入侵，英法战争又告爆发。

1370年，查理任命杜·吉斯克林为王家元帅。杜·吉斯克林并不像过去的元帅那样是大封建主出身。他是一个小贵族，英勇善战。他所的率领劲旅，曾为国王转战各地，取得很好的战果。他在作战中抛弃以前封建骑士军队硬拼猛冲的方式，而是采用坚壁清野和游击战术。这种战略战术，终于击垮了英国侵略军。如1374年，英国王子兰开斯特公爵率3万战士入侵法国，行军五个月，却只剩下6000疲惫的士兵退回波尔多。在这一时期的战事中，英法之间几乎没有重大的战役，而英军失败的形势已不能挽回。英国占领的大片法国领地先后被法军收复。1380年，英军被迫停战。英王除保留加莱在内的几个法国沿海城市外，其余土地尽归法王。

就在这一阶段战争结束前后，英法战争中的主要人物皆已先后去世。英国“黑太子”死于1376年；次年，爱德华三世去世，由10岁的查理二世(1377—1399年)继位。杜·吉斯克林于1379年去世；次年，查理五世病亡，由查理六世(1380—1422年)继位。5.封建内讧、战争的第三阶段(1415—1422年)

在战争的第三阶段，法国惨败。惨败的主要原因，是法国封建统治集团的内讧。

查理六世登位为法王时，年龄不足12岁，由几个王亲国戚左右朝政。查理六世成年后几年就精神失常。疯子国王是可以废黜的，可是他的神经病是间歇性的，因此只能让他继续据有王位，他每年春天正常，其余时间都发疯。这样的状态继续了30年。在君主名存实亡的情况下，公爵们争权夺利，盗窃国库，搜刮城乡，祸国殃民。

就在查理六世登位不久，由于战争时期的重税长期未减，公爵们尽量压榨人民。在80年代，巴黎和北部的其他城市以及佛兰德尔、根特等城市，中部的奥尔良，南部的里昂，几乎同时爆发起义。巴黎[92][93]的“锤子党人”起义，震动全国。号称“丛林人”的农民起义，遍及南部和中部农村。直到15世纪初巴黎还发生市民起义，1413年[94]的“卡博什派”起义，延续4个多月。这些起义，先后被封建武装镇压。

大封建主一面镇压起义，一面内讧。两个封建主集团是内乱的主要角色：勃艮第派和阿曼涅克派。前者的首领是勃艮第公爵。在查理六世继位初年，担任公爵的是查理五世的幼弟腓力，他曾陪同约翰作战被英军俘虏。1404年腓力死，“无畏”约翰继立为公爵。他除了拥[95]有勃艮第公爵领地外，还是富庶的佛兰德尔的领主。包括巴黎在内的法国北部和东部，都是勃艮第派的势力范围。后一派的首领是奥尔良公爵和他的亲戚阿曼涅克伯爵。法国的南部和中部，大致是他们的势力范围。1407年，奥尔良公爵被刺死，两派形同水火。1411年，内战爆发。为争取盟友，两派都曾同英王联系。勃艮第公爵和英王亨利五世挂上了钩。1413年，“无畏”约翰和英王秘密缔约，要求英王出兵打垮阿曼涅克派，支持英王对法国的野心。

法国内部的混乱，早已为英国的再度入侵创造了条件。但在14世纪晚期至15世纪初年，国内问题使英国统治者自顾不暇。1381年，英国发生声势浩大的瓦特·泰勒起义。1399年，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中，理查二世被他的堂弟兰开斯特家的亨利四世(1399—1413年)所推翻。兰开斯特王朝(1399—1461年)代替了金雀花王朝。亨利四世体弱多病，对于发动对法战争并不热切。亨利五世(1413—1422年)继位后，就重兴对法国的侵略战争。

1415年8月，亨利五世率英军在塞纳河口登陆。10月，在北部阿金库尔(在克雷西西北)英法两军会战。英军13000人，法国封建主的部队约为50000人。勃艮第公爵按兵不发。结果，缺少统一指挥、仓促应战的法军大败，战死重伤者约7000人，奥尔良公爵被俘，英军损失仅500人。亨利五世作为胜利者，以加莱为据点，来往于英法之间。他继续组织兵力，征服诺曼底和北部地区。除了卢昂抗击英军达几个月外，其余城市纷纷陷落。勃艮第公爵同英王在加莱会谈，重申承认亨利五世为未来法国国王。巴黎一时尚在国王和阿曼涅克伯爵手中。但在1418年，巴黎屠夫行会带头起事，迫走阿曼涅克派。勃艮第公爵进驻巴黎，国王、王后皆受他控制，只有16岁的太子查理逃出巴黎，成为各地抗英力量领袖，接着称为摄政。勃艮第公爵约翰同英王秘密勾结的阴谋尚未公开，企图通过同太子查理谈判以取得他的让步。1419年9月，约翰和查理的谈判破裂时，太子的侍从拔剑刺死约翰。

于是，继任勃艮第公爵的腓力以报父仇为名，公开同英王亨利联盟。接着，他又安排英王同法王在特鲁瓦会谈，并签订《特鲁瓦约定》(1420年5月)。法王查理六世答应把他的女儿加萨林嫁给亨利五世，并承认亨利为他的“儿子”，宣布同所谓“太子”的查理脱离关系。亨利五世成为法国王位的继承人。在查理六世未去世时，英军占领的法国领地仍由亨利统治。不到1个月，英王亨利就同加萨林结婚。亨利进驻巴黎的卢浮宫，巴黎成为“第二伦敦”。

1422年，亨利五世和查理六世在3个月内先后去世。亨利五世的才10个月的婴儿，被立为英法两国的国王。他在英国称亨利六世(1422—1461年)，在法国，称亨利二世，王家使者在圣丹尼斯教堂前大呼：“上帝恩赐亨利万岁，他凭上帝的恩宠，登位为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国王!”亨利五世的弟弟贝特福公爵成为摄政王。6.战争的最后阶段(1422—1453年)，贞德和法国的最后胜利

法国割裂了。卢瓦尔河以北，包括巴黎及附近地区，诺曼底、毕加第、香槟等地，西南基恩一带，都由英国控制；依附、支持英国的勃艮第公爵，除勃艮第外，还拥有佛兰德尔及其周围领地。这大半个法国都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贝特福公爵是它事实上的最高权威。自然，即使在英人势力范围内，仍有阿曼涅克派的据点。卢瓦尔河以南的法国，基本上是太子查理活动的地区，却也并不全受太子的控制。如南法朗格多克几乎完全独立。而且，对于查理讲，他被查理六世和王后否定他的太子身份，他缺钱少兵，特别是他疑虑重重，对于最终能不能成为法国王位的继承人毫无信心。他主要只能依靠忠于法国王室、反对英国侵略者的封建主的拥护，但他们力量分散，也不够强大。

苦难最深重的是法国城乡劳动人民。在法国大部分地区，田园荒芜，住宅焚毁，工商业停顿，城市萧条，饥民遍野，野狼在大路上出没。历史和现状促使法国人民仇视那些蹂躏法国的英国侵略者及其帮凶，痛恨那些因争权夺利而使法国山河破碎、生产破坏的封建内讧。他们要求有一个独立自主、统一安定的法国。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形成，还有待以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人民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已在痛苦的熬煎中萌发。自然，不能以近代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感情来要求15世纪初期的法国人。在当时，人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传统的法国王室。这个王室的太子，王位的继承人，受英国侵略势力以及依附它的法国封建主(当时人们称之为“背叛的法国人”)的逼迫和打击，正在卢瓦尔河以南彷徨。贞德，这位法兰西民族的女英雄，就在上述条件下出现，并以她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世世代代的法国人。

贞德(1412—1431年)，是法国东北边境香槟和洛林交界处的东列米村的农家姑娘。她出身于一个虔信天主教的勤劳的农民家庭。宁静的农村生活已被内乱外患所打破，她自童年以来，从出入来往的四邻和过客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国难民怨的消息。她的日益强烈的爱国感情和对宗教的虔诚，使她感觉到天使长和圣徒在闪耀的光辉中鼓励着她，要她负起从英国人手中解放法国的使命。1429年，她得到家乡附近的一位王家军官的支持，身披甲胄，骑马执剑，在4个战士的护送下，到达太子查理驻地的什农。路上走了11天(2月底到3月初)。在会见太子时，她见面就说：“尊敬的太子，我从上帝那里带来了支持你、支持王国的使命。”她又告诉太子：“我告诉你，凭上帝支持，你是法兰西的真正的继承人，国王的太子。”这些有力的语言，出自一位真诚的农村姑娘贞德之口，使查理相信，她带来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并且他相信她也带来了神圣的“天命”。

法国中部的奥尔良，是由以太子查理为首的抗英力量驻守、阻止英军南侵的重镇。当贞德见太子时，奥尔良正被英军围攻，贞德说服太子由她率领援军支援奥尔良守军。贞德率领的军队约7000至8000

[96]人，这是太子能够征集到的一支大部队。1429年4月27日，贞德先使护送供应的军队成功地进入奥尔良城，不久她本人进城，全城军民热烈欢迎贞德和援军。贞德用她的言行鼓励了法国战士。她领导突围，出击英军；虽然中箭受伤，仍挥动旗帜前进，鼓舞法国守城的和增援的战士奋力冲杀。英军为法军罕有先例的英勇拼杀精神所吓倒，他们作为围城用的堡垒被攻破，很多英军不敢交战就溃散。被英军围攻半年的奥尔良城，于5月8日解放。英国在法的摄政王贝特福公爵写信回英国时，气愤地说：“直到一个叫‘女郎’的恶魔的门徒和骨干施用骗人魔法和妖术以前，一切事情都很顺利。”奥尔良之战是法国战胜英国的一个关键性的战役。贞德威名大振，人们称她为“奥尔良女郎”。她的爱国精神和事迹，被法国人民传诵。

贞德的下一个目标是劝太子查理去兰斯大教堂加冕为国王。按照传统，法国国王的加冕典礼在兰斯大教堂举行。在兰斯大教堂举行涂圣油礼，是向人们宣告，查理是“凭上帝恩宠”而加冕的法国的合法国王；被英国人所立的国王亨利，是不合法的傀儡。兰斯在法国东北，从卢瓦尔河中游去兰斯，要经过许多被英军占领的城市，去兰斯等于是一次远征，太子对此有踌躇。贞德说服了查理，率领军队向兰斯进军，沿途的城市被法军攻克。1429年7月17日在兰斯大教堂举行国王加冕礼。查理成为法国国王，称查理七世。在典礼上，贞德手执旗标，站在国王的旁边。

贞德继续战斗。1430年5月下旬，在康边城附近的一次战斗中，贞德撤退回城，而康边城法军却闭门把贞德拒之城外，贞德被勃艮第派贵族军所俘。7月，勃艮第派贵族以一万金克朗把贞德卖给英军。1431年5月30日，贞德被英国人组织的宗教法庭以“异端、堕落者、叛教者、偶像崇拜者”的罪名在卢昂广场的火刑柱烧死。

英国封建主处死了贞德，但是，再也不能保住他们在法国的统治地位。贞德在两年多时间中为法国取得的胜利和功勋，已成为法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标志和号召。对英国侵略者的斗争，法国人民的行动已不是一时一地的被动的反抗，而是普遍的、继续发展的运动。一支又一支的法国的游击队深入各地，许多地方发生反英的起义。英国控制下的巴黎人民出现骚动，亲英的法国部队起了变化。这样，在居民的帮助下，查理七世的军队陆续收复了一些地方和城市。1435年，贝特福公爵病死，英国王室内部争权夺利。勃艮第公爵由于担心英国占领佛兰德尔，更由于害怕法国人民对他的憎恨，在1435年同查理七世议和，稍后宣告解除他同英国兰开斯特王室的盟约。1436年4月，查理七世的部队开进巴黎。基恩的首府波尔多是最后收复的地方。到1453年，英国所占领的法国领土，除了加莱城，全部由法国收复。二、战后的法国1.查理七世

查理七世(1429—1461年)在危难中度过他的摄政生涯，在胜利的光荣中去世。登位后，他推行了对此后法国很有影响的军事改革和财政改革。他依靠法国人民的顽强斗争赢得了对英斗争的胜利，也由于他利用了人民振兴法国的期望，使他的改革取得成果。

军事改革是在对英战争尚在进行时开始的，战事结束后继续进行。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一支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常备军。在对英战争中，军人良莠不齐，军令出于多门。查理下令，军队的征集和指挥，官兵的升降、去留和赏罚，皆由国家掌握。1445年，他组织枪骑兵，任命15个总队长，每总队统率100个小队，共有1500个骑兵小队，[97]每小队6人，全部骑兵共9000人。稍后，在南法增设500个小队，骑兵数达12000。步兵称为“自由弓箭手”，约为16个总队，每队500[98]人，共8000人，军官有津贴，士兵皆支薪。炮兵开始在战场上发挥作用，但发炮率低，每小时只能发射两次炮弹。国王已拥有自己的舰只。此外尚有外国雇佣兵，作为常备军的补充。

王家的财政收入，按照传统，分为两个部分：经常财务收入和非常财务收入。前者指王室领地的收入。战争耗尽了经常的领地收入，因此需要非常性的税收，如盐税、商品税等，这些捐税须经三级会议通过。在查理五世去世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内乱外患，原来的赋税制[99]度破坏。查理七世登位后，整顿税收。抗战兴国的需要使他取得可以不经三级会议而长期征收各项税收的权力。从而使非常税收成为正常国税的组成部分。除盐税、商品税等间接税外，他的直接税主要是[100]达依税。在查理七世晚年，达依税年收入110万利弗，全部王家税收每年约180万利弗。

国王的常备军和征税权，是君权强化的两大标志。“百年战争”的胜利为法国君权的强大创造了条件，进而为法国的统一打下基础。但“百年战争”法国胜利的果实主要是收复英王在法国的领地，而且，“百年战争”结束后查理七世在位的时间只有8年，国内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并没有结束。这些诸侯，是一些古老的大封建主家族，大多数是王亲国戚。2.路易十一

路易十一(1461—1483年)即位初，法国王室领地只有全国领土的一半。当他为太子时，曾站在反对派诸侯一边同他的父亲对抗。即位后他把增强君权、统一法国作为他的志愿和目标。在他所走的加强君权的道路上，勃艮第公爵是最大的障碍。

勃艮第公爵的领地尼德兰(包括佛兰德尔和荷兰)、勃艮第，都是欧洲最富庶的地区。公爵府部所在地第戎，富丽不亚于巴黎。公爵在名义上是法国国王的附庸，而实际上，他已是一个独立王国的国王。查理七世在登位后要勃艮第公爵“好人”腓力来宫行臣服礼，腓力傲慢地回答：“要我去，我带着四万人去。”路易为太子时，害怕查理七世对他迫害，逃到勃艮第公爵腓力那里寻求庇护。而路易做国王后，也必然以勃艮第公爵作为他的主要对手。腓力是在1467年去世的，而从路易十一登位不久他已老病在床。腓力的儿子、公爵继承人“大胆”查理是野心勃勃的霸主，他同路易十一之间的决裂不可避免。

路易在登位初就把查理七世的大臣赶走，有的撤职，有的入狱。权贵们反对他，他的弟弟贝利公爵也是他的敌人。1465年，勃艮第公爵、贝利公爵等组成所谓“公益同盟”，举兵反对路易。路易答应了他们提出的要求，如把诺曼底让给他的弟弟，把法国一些城市让给勃艮第公爵等，这就瓦解了同盟。但是，路易十一并没有履行他的诺言。公益同盟又重新组成。1468年，在谈判中，路易十一成为大胆查理的俘虏。路易在立誓答应了查理的要求以后被释放，而一旦获得自由，他否认他所承诺的一切，并同查理等展开斗争。1472年，勃艮第公爵等再次向路易发动进攻。1475年，英王率军在加莱登陆。路易十一用金钱和婚姻赢得他同英王爱德华四世的和约，又支持同“大胆”查理作战的瑞士联邦和洛林公爵。1476年，“大胆”查理在瑞士大败。1477年，在南锡城下，查理被洛林公爵的部队杀死。路易十一终于打垮他的最强大的敌人。勃艮第公爵的领地，包括勃艮第[101]和法国北部毕卡迪、阿托瓦等，皆被收复。中部和南部的安茹、曼纳和普罗旺斯等地，也由路易兼并。在路易十一晚年，国王的权力及于不列塔尼半岛以外的整个法国，加莱尚属英国。路易十一的继承人查理八世(1483—1498年)，通过同不列塔尼女公爵安妮的联姻，使不列塔尼成为王室领地，法国统一，基本完成。

路易十一为法国统一和专制君主制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在他在位期间，几乎同所有称王称霸的封建诸侯作过斗争。他通过阴谋诡计、欺诈诱骗、反复无常等各种手段战胜了他们。他从来不信守自己的诺言，也从来不相信别人的誓约。当他还是一个弱者时，他卑躬屈膝；当他强大时，他会采取最冷酷、粗暴的手段进行报复。他是法国封建主的头头，可是没有封建主所共同具有的骑士式的道德、作风和气质，却歧视那些依靠门第、出身而享有权位的贵族。他所录用、信任的，是市民甚至富裕农民出身的小人物。历史学家说他：“是一个坏人，但是一个好国王。”说他是一个坏人，由于他否认任何传统的道德准绳；说他是好国王，由于他所打击的，正是那些以旧传统阻碍法国发展的封建领主们。他象征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期，即自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转变的时期。

他不是一个封建骑士，却是一个商人。他相信金钱至上，这种思想正是商品货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他的价[102]钱”，也尽量使金钱为他服务。他的大臣康敏斯在《回忆录》中说：“他并不把钱存贮在国库，而是拿走一切，花掉一切。”解决疑难问题、赏赐臣属、派遣代表和密探、完成外交任务、常备军军费和战争费用、建造修整城堡、修路建屋，等等，都花费大量钱财。为了拉拢盟友、瓦解敌人，更不惜花大钱。1466年，为了使布列塔尼公爵不参加反对他的封建主联盟，他用12万金克朗收买公爵；为使勃艮第公爵的臣属倾向他，他派人分别送礼，数约15000金克朗。在统治时期，赋税猛增。在他临死前，税收总额为4655000利弗，为查理七世晚年赋税额的两倍半以上。他向非贵族购买贵族领地收费，对城市和商人赐予特权取报酬，出卖爵位、官职，对犹太人的罚款，向教会、城市和个人的借款，各种摊派勒索等，这些都是他的财源。对于路易十一，封建领主痛恨他，负担沉重的城乡人民也反对他。但尽管如此，尽管城市的自治权也常受他的干涉和破坏，农民的地位并没有提高，他对法国社会生产的提高、促进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是起了作用的。3.战后经济的发展

百年战争长期的破坏，使法国大部分地区的农、工、商业很难前进。但是，在某些受战祸较少的地方，社会经济仍有进步；国内和国际的工商业活动仍在进行。查理七世时期的约克·科尔(1395—1456年)，是在布尔日的银器制造业主，商人，南法三级会议的王家专员，宫廷会议成员。他的商业活动活跃于地中海。在地中海东岸，他设有几处办事机构。他自备有七艘大船组成的武装船队，他是亦商亦官的企业家。国王支持他，也从他那里得到经济上的帮助。最后，他因牵涉政治阴谋而被放逐，财产充公。

在15世纪中叶，约克·科尔只能算是一个特出的例子。路易十一为法国统一作出的贡献，为法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他在城市市民中选拔官员，称富商和企业主为自己的朋友，使他的经济政策不能不受他们的影响。尤其是他对封建诸侯的斗争需要城市市民以金钱来支持，这更使他重视工商业的发展。

同武器生产有关的冶炼和开矿、传统的毛纺织业和麻纺织业等继续成长。里昂的丝织业有显著的发展。路易提倡养蚕制丝，又鼓励意大利的纺织工人来里昂，里昂成为全国丝织业的中心，出现了法国最早的丝织业手工工场。从15世纪70年代起，巴黎有了印刷业，在这新的印刷业中，出现了手工工场。这是法国资本主义最初的萌芽。路易曾要求重量长度的标准化，禁止国内通行税，每隔7公里多建立驿站。他提倡集市，在他的许多命令中，多次提到发展集市和市场。旧的集市，如香槟、诺曼底集市，又活跃起来。他扶植新的国际性集市，例如，他使里昂集市代替意大利的热那亚集市。他竭力打破威尼斯垄断地中海商业的地位，加强海军和海上运输，在地中海沿岸的南法开拓国际贸易商港，如马赛，这时成为地中海的主要海港。1470年，他在伦敦组织法国商品展览会，力求使法国商品打入国际市场。他尽量增加商货输出，减少外货输入，从而吸收外国货币资金。这是重商主义的萌芽，它为法国资本原始积累创造了前提。第六章 统一和君主专制制的发展一、封建领主制的解体、君主专制制的建立1.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

战争给法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损害，但是，法国人民悠久的历史遗产，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物产，水陆交通的便利，地中海、大西洋、北海等海上贸易的发展，政治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形成等，都是法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15世纪晚期，法国经济已从战争的破坏中复兴。16世纪，法国已是西欧经济发达的大国，人口约1500万。巴黎人口约30万，已成为全国经济和政治的中心，在生产全面发展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因素在萌芽、增长。

15世纪以来，手工业生产技术有了显著的发展。在动力技术上，风车和上射水轮的推广，对磨粉、纺织、染色、采矿、冶炼、造纸、硝皮等，都产生很大的影响；在纺织业上，脚踏纺车和脚踏织机的发明，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许多旧的生产部门有不同程度的改进，新的生产部门又在新技术的装配下出现，如印刷、丝织业等。这样，一方面加强手工业的专业分工，使不少新兴的手工业出现；另一方面，手工业的规模必须扩大。于是，工场手工业逐步发展起来，工场手工业，由于内部专业分工较细，劳动者容易熟练地进行某种技术操作，也由于它雇佣工人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就突破了行会生产的框框，成为早期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组织的基本形式。法国农业生产的提高，不如手工业显著。而农业上的深耕细作，改进农田水利和施肥，改进葡萄栽培技术，使农村能为日益发展的工商业提供充分的商品粮食和酒、油等农副产品。同时，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促使农民分化，又为手工业提供雇佣劳动力。

集中的手工工场，在采矿、冶炼、铸炮、火药等同军事有关的手工业中较普遍地兴起。造船业在沿海各个大城市都存在，它是工场手工业中一个重要的部门。在新兴的手工业中，集中的手工工场较多，[103]如丝织业，在里昂、都尔和巴黎都有手工工场。印刷业是活字印刷术传入法国后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工业，巴黎、里昂、波尔多都有印刷业工场。巴黎在15世纪后半期已有印刷工场，16世纪中叶，已有工场71个，书店142个，印刷工人和书商约800人。一般印刷工场雇佣工人约15至20个，拥有昂贵的设备。印出的书籍，远销国内外。此外，玻璃、镜子等手工业都有手工工场。

在一些传统的手工业部门中，如在毛纺织业、麻布纺织业中，流行着分散的工场手工业或分散和集中相结合的工场手工业。商人把羊毛、麻等原料分发给农村家庭手工业者，由他们纺织，其成品再由商人收购。商人经过由他们举办的手工工场进行加工、染色后，再由他们出卖。他们有的是包买商，有的是包买商兼工场主。他们既剥削雇佣工人，又剥削家庭手工业者，许多家庭手工业者并没有放弃劳动。这种形式分散的手工工场，在法国各地普遍出现。

规模较大的工场手工业，需要货币财富和雇佣劳动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自由劳动者。这两方面，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两个基本条件。在法国，商品货币经济的长期发展，使法国的商人、企业主和高利贷者手中积累了不少货币资金。15世纪前半纪的约克·科尔，就是一个拥有巨额资产的工商业主。16世纪法国的呢绒、亚麻布、丝绸、锦缎、地毯、花边、葡萄酒等，不仅运销国内，也远销西欧各国、地中海东部和美洲殖民地。里昂是一个手工业发达、各国商人荟萃的大城市，也是国际金融中心。地中海沿岸的马赛，同西亚各地商业来往密切，成为威尼斯的劲敌。大西洋沿岸的波尔多、南特、拉罗舍尔等，16世纪中叶起已成为日趋繁荣的海外贸易市场，航海业和运输业的中心。

国债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方式。1512年，法兰西斯一世从巴黎银行家借款25万利弗，年利百分之十。以后政府向商人借款更多。巴黎、里昂都发行有息公债。有些商人把钱借给国家，以利息收入为生。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方式的包税制，也从16世纪起流行。商人、高利贷者把政府税款事先垫付，从而获得向居民征税的权力。他们称为包税人，通过包税，他们从中取得巨额利润。

手工工场中的雇佣工人，有的是破产的匠师和破落的帮工，但主要是农村中丧失土地而流入城市成为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法国农村没有经历英国圈地运动那样的剧烈变动，但从13世纪晚期至14世纪法国农奴制的衰落起，农村也在变动、分化。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资本主义关系在农村萌发。2.封建领主制的解体

从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法国除了局部地区尚有农奴制外，绝大多数农民都已获得人身自由。他们或成为拥有永佃权、租额长期不变的交纳田赋的佃农，或成为定期租佃、租额按期变动的佃农。以农奴劳动为基础的、以封建庄园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封建领主制是解体了，代替它的是封建地主制。封建关系并没有在农村瓦解，土地仍属于封建贵族地主所有，各种形式的佃农，都得向地主交纳地租并向政府交纳国税。货币地租已是地租的主要形态，但定期租佃中的分成制佃户也用实物交付地租。以小农经济为基本形式的自由佃农劳动，已在法国农村普遍流行。

当农民摆脱人身奴役的时候，也是他们贫富分化的开始。富裕农民扩大地产，其中少数成为使用雇佣劳动的富农，一般富裕农民则把土地出租。如有些纳赋地农民虽然本身仍是佃户，却成为出租土地的“二地主”。有的富裕农民则在农村做买卖、开小店、放款取息。但多数小农保有小块纳赋地或租佃地。他们在地租、国税、高利贷的压榨下，有的典卖土地，成为流动的自由劳动者，有的留在家乡，既干农活又为分散的工场手工业做工。在16世纪的法国，农民丧失土地成为集中工场手工业中的雇佣劳动者的，为数不多。纳赋地佃农和定期租地中的分成制小农，占显著优势。

土地已在买卖转让，除少数富裕农民典买土地外，新兴资产阶级也购买土地而成为地主。而资产者买地开办农场，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剥削雇农，仍属少数。他们把土地出租，收取封建地租。在封建社会，地产所有权标志着社会地位的提高。新兴资产阶级从政府和破落贵族那里买得官职和爵位，同时买进地产。他们称为“穿袍的人”，如得爵位，称为“穿袍贵族”。这些贵族化的资产者，成为封建专制权力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封建地主制下，旧的世袭贵族，称为“佩剑的人”，稍后称为“佩剑贵族”。他们原是世袭的封建领主，仍拥有原来地产的所有权，但实际上已同过去的封建领主很不相同。第一，他们对他们所有的土地上的居民基本上只保有收取地租的权利，农民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仅存残余。原来领主对他领地上的农奴、依附农民的统治权已经丧失。在16世纪，已没有割据称霸的大贵族。第二，他们越来越同商品货币经济发生密切的关系。为了保持他们的享受，他们尽量设法谋得货币。可是，他们的经济状况并不好。新航路的开辟和殖民掠夺，在西欧引起了“价格革命”。金银贬值，物价上涨。法国物价，平均上涨两倍到两倍半。按传统规定收取定额货币地租的封建主，实际收入减少，经济地位下降。入不敷出或面临破产的封建贵族，只能出卖土地，甚至出卖自己家庭的城堡和爵位。许多“佩剑的人”，依靠国王的赏赐、薪俸、军官薪饷和年金作为生活来源。

上述封建地主制代替封建领主制的过程，正是封建专制君主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封建地主制，是封建专制君主制的经济基础。3.法兰西斯一世

15世纪后半叶和16世纪上半叶，是法国封建君主专制制的早期阶段。在这一阶段，法国统一基本完成。

路易十一为法国专制君权打下了基础。在他的继承人查理八世(1483—1498年)即位初年，三级会议被解散；此后，在路易十二(1498—1515年)和法兰西斯一世(1515—1547年)时皆未召开。尽管君主专制制还有待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但在这一时期，君权已不受三级会议的约束而统治全国。自“百年战争”结束以来，常备军建立起来，征税权和国库已由国王直接掌握，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系统和司法机关渐趋完备。

在法兰西斯一世在位时期，法国早期君主专制有了全面的发展。他利用国王所掌握的财政权，扩大常备军。在战时，招募外国雇佣兵。他创办步兵团，加强炮兵。法国的炮队是当时欧洲最强的炮队。法兰西斯率军侵入意大利时，征集了26000名雇佣兵，又把他在里昂铸造的新型大炮300尊，由驴子背负着越过阿尔卑斯山。他和他的亲信大臣裁决国家大事，宫廷会议成为全国最高权力机构。他控制全国地方机构、派遣权力很大的监察官，使地方服从中央。巴黎巴力门是代表国王审理案件、复审地区法院初审案件的高级法院，国王本人则是超法律的绝对权威。法律是国王权力的产物，他可以发布命令来代替法律。他在政府的文件上批写“此乃朕意”，标志这是最高的决定。

法兰西斯一世于1516年和罗马教皇利奥十世签订《波伦亚宗教协议》。协议规定，罗马教皇只享受新任命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第一年的收入，而国王掌握了他们的选任权。国王可以把这些高级神职恩赐给他的宠信，又可以把高级神职空缺时期的收入归之已有。国王有权接受教会的“赠礼”，从教会的什一税中抽成。国王基本上控制法国教会，并把教会的部分收入作为政府的财源。

封建领主分裂割据的局面基本结束。旧贵族中的王室亲族和豪门巨阀虽然期望恢复往日的特权，但已不可能独立称雄。宫廷成为贵族追逐名利、阿谀恭维的中心。法兰西斯一世除了任用宠信的贵族外，又在中央到地方的政府机关里任命了大批“长袍的人”为官吏。在国王周围就有120人左右的秘书。充任政府官员和法院法官的“长袍的人”，很多是曾在大学法律系钻研罗马法或熟悉政法业务的“法律家”。他们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同旧贵族不同。他们抱有君权至上的理论和为专制君权服务的信念。难怪法兰西斯一世的母后把他捧得像一个古罗马皇帝，称他为“我的儿子，我的皇帝”。

但是，法国早期阶段的专制君主制具有它的不稳定性。刚从封建领主制过渡到地主制的贵族，尤其是大贵族，对于传统特权的丧失心怀不甘。他们还是王国统一的不稳定因素。国王既要抑制他们的分裂倾向，又得多少满足他们的贪婪和虚荣。对外侵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达到上述要求。同时，对于拥有一支强大常备军、掌握巨额税收来源的统治一个大国的国王来说，对外扩张，既能满足他好大喜功的野心，又能把不安现状的大贵族的目光移向国外。正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欧动荡的国际局势，特别是意大利的分裂，为侵略者创造条件，制造机会。意大利的富庶繁华，又吸引了外来入侵者。于是，从15世纪末期起，以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率军侵入意大利开始，发生了前后延续65年的意大利战争(1494—1559年)。法兰西斯一世在全部在位期间的精力主要放在对外战争上，国内的和平安定和建设受到破坏。4.意大利战争

意大利有西欧最先进的手工业，最发达的国际贸易，最辉煌的文化成就。西欧最早的资本主义生产在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等城市萌芽，文艺复兴运动在14、15世纪的意大利展开。

而在政治上，意大利长期分裂。北部的米兰公国、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独立争霸，各国内部党派纷争。中部的教皇国，实际上是教皇统治下的世俗国家，同意大利以至西欧各国关系复杂。法国封建领主曾是南意那不勒斯王国的国王，在15世纪中叶以后，又被西班牙阿拉贡的王族所征服，政局多变。许多封建领主和城市各自独立又相互斗争。

1494年，查理八世宣称自己有权继承那不勒斯王位，率领三万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入侵意大利。1495年2月，占领那不勒斯。但是，教皇、威尼斯等组成反法联盟，西班牙国王和德意志皇帝也参加这个联盟。查理八世害怕他的后路被截断，匆匆退回法国。留在意大利的法国部队被歼灭。

路易十二登位不久就举兵入侵意大利，他觊觎米兰公爵的爵位，对那不勒斯也颇有野心。他的一生是环绕意大利问题，在西欧国际政治阴谋和战争中度过的：联盟、联盟破裂，战争、停战、战争。终于，路易十二被西班牙、英国、威尼斯、瑞士和教皇联军打垮。路易临死时，法国在意大利的占领地全部丧失。

法兰西斯一世即位后重新恢复意大利战争。1515年，法军占领米兰。然而，战争却以更大的规模展开。1516年，德国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继位为西班牙国王，称查理一世。1519年，查理又当选为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查理五世。查理统治着西班牙、尼德兰、南部意大利和德国。法国陆上疆界皆受查理领土包围。而且，查理宣[104]称，他对法国的勃艮第有继承权。因此，意大利战争发展成为法兰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两个西欧最有势力的君主之间的战争。

法兰西斯和查理之间的战争，在23年间分4次进行。教皇、英国、威尼斯、瑞士都卷入战争。在第一次战争中(1521—1525年)，法兰西斯大败被俘。在被迫签订屈辱的协定而被释放回国后，法兰西斯又否定协定，战争重兴。为了争取同盟，法兰西斯同英国亨利八世结盟，又同德意志新教诸侯结盟，甚至同异教的土耳其苏丹结盟。1544年，查理五世的军队曾入侵法国，逼近巴黎。但法国人民的反抗，德意志新教反天主教统治斗争的威胁，土耳其军向奥地利边境的进军，迫使查理引军回国，并同法国订立和约，法国侵略意大利的梦想破灭，而它保持了它的领土完整。

法兰西斯一世的继承者亨利二世在位时(1547—1559年)，法国同查理五世的战争继续进行。德意志新教诸侯联盟打败了查理五世，法国乘机取得了图尔、麦茨、凡尔登三个主教区。1556年，查理五世退位(1558年死)，其子腓力二世继位为西班牙国王。法国与西班牙于1559年签订和约。在前一年，法军收复加莱。

在意大利战争后期，由于查理五世的扩张，法国的作战有保卫本国领土完整的因素。但总的讲，这次战争是法国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大量的金钱被耗费，数以万计的人民死于战祸。在意大利战争结束后3年，法国又发生延续32年的内战——胡格诺战争。整个16世纪的法国，在战争动乱中度过。然而，人民的创造力量是伟大的、坚强的。16世纪是法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生长的时期，也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全面发展的时期。经济、文化上的发展，政治上的统一，是法兰西民族形成的基本因素和重要标志。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胡格诺战争1.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是西欧国际性的运动。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在14、15世纪蓬勃开展。法国文艺复兴的起点较迟，它始于15世纪末年，繁荣于16世纪。它是在商品货币经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可是，文化的发展有它的继承性，也受外来因素的影响。在14、15世纪的法国，尤其在“百年战争”结束后，已有一些文学家作为法国文艺复兴的先驱者而出现。近邻意大利的先进文化，对法国有重要影响。

15世纪中叶，诗人奥尔良的查理(生于1394年，卒于1465年)，一位曾被英军俘虏的法国战士，用他的诗歌反对封建战争，歌唱“我的祖国，我的法兰西”。著名诗人维龙(生于1431年，约卒于1463年)，巴黎大学学生，目睹战争的创伤，以深沉的感情，诉说人民的疾苦和他内心的悲哀。他用诗歌说：“死亡同样带走小偷和执政者，带走‘像百合花一样的王后’，也带走‘来自洛林、被英人在卢昂烧死的贞德’。”他的诗歌丰富了法兰西语言，为以后流行的十四行诗起了开创作用。法国史家认为他的作品标志法国中世纪的终结。史家康敏斯(约生于1445年，卒于1509年)，是路易十一的亲信大臣，他晚年所著的《回忆录》八卷，不仅是一部极其珍贵的史料，而且在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上都有独到的见解。康敏斯堪称法国早期人文主义的历史学家。

16世纪，文艺复兴文化在法国全面开花。法国侵略意大利的战争以失败而告终，但法国在政治上、军事上长期同意大利交往，促进并加强了意大利文化对法国的影响。法国国王从意大利回来，带来大批意大利艺术品。意大利的建筑家、雕塑家、画家纷纷应邀来法。国王和贵族的行宫、府邸、别墅和坟墓，按照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模式先后兴建。整齐、匀称、严谨的柱式结构，圆顶和平台式的屋顶，成为流行的风格。重视自然和人体美的雕塑和绘画，代替了中世纪宗教艺术。著名的意大利艺术家达·芬奇晚年随法兰西斯一世到法国，并在法国去世。法兰西斯也提倡古典文学、学术和古文字的研究。他创办王家学院，开设希伯来文、希腊文、数学、医学、拉丁修辞学、希腊拉丁哲学、东方语言等讲座。学院的领导人古雍·布载(1468—1540年)，是著名的语言学家、罗马法专家、历史学家，晚年又归信加尔文派新教。王家学院同天主教会控制的巴黎大学神学院相抗衡，对于法国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王家学院改称法兰西学院。

小市民出身的马罗(1494—1544年)是法国文艺复兴中最优秀的诗人之一。从他的诗篇和书简中可见他对天主教会的讽刺和反对，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对生活和自由的热情。他从《圣经·旧约》希伯来原本中翻译其中的《诗篇》，违反罗马教廷不准任意翻译《圣经》的规定，被教会怀疑为新教信徒。为了逃避迫害，他曾两次到国外避难，最后流亡到都灵，贫病而死。他的诗歌是古典式和法兰西民间诗歌形式的结合，他的自然、清晰、流畅、轻松的风格，为法兰西语言的形成打下基础。马罗的后一辈诗人，是以龙沙(1524—1585年)为代表的“七星派”(七人文艺团体)。他们的宣言《保卫并发扬法兰西语言》，反映了民族觉醒和爱国热情，马罗为法兰西民族语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拉伯雷(约1494—1553年)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他是一个律师的儿子，曾入修道院，担任过神父，也曾学医为医生。他知识渊博，学习过希腊文，钻研过各种学问。他的著名小说《巨人传》借描述祖孙三代巨人国王的故事，讥讽并揭露了天主教会全靠“人类的罪过”过活，罗马教廷对人民的压榨，僧侣的愚昧无知，神学家的伪善，法官颠倒是非、蛮横专制，封建统治者的侵略成性。他主张个性解放，自由发挥个人才智。他所提出的一个理想的修道院的院规是“随心所欲，各行其是”。他提倡理性，重视知识，重视体育，反对盲目主义、神权主义和禁欲主义。在《巨人传》里，他提出了人文主义的社会理想和教育思想。《巨人传》文字生动、诙谐、俚俗，是法国文学上别具风格的杰作。

16世纪下半叶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散文家是蒙田(1533—1592年)。他出身于“长袍的人”，主要生活在胡格诺战争期间，曾任波尔多法院法官、巴黎法院顾问、波尔多市市长。他以二十多年时间写成的《论文集》，对哲学、伦理、历史、政治进行广泛的讨论，并提出他自己的观点。他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但比一般人文主义更深沉。内战、信仰上的斗争，使他考虑更多更深入的问题。他要研究人类天性，便把自己作为研究的对象，“不断地思考……品尝我自己”，却又否定自己。他重视知识，重视理性，承认“所有的知识都是由感觉传给我们”，并认为理性依靠感性，可是他又说感觉会欺骗人们。结果，他成为怀疑主义者。怀疑，对于宗教教条和权威，对于封建秩序，无疑是冲击。他反对迷信和盲从。他并不否定上帝，但又好像不理睬上帝的存在。他歌颂自然界是人类的老师，证明普通人常识的力量，反对思想偏见，从而为经验认识扫清道路。他的著作在17世纪初出版，并被译成英文。培根、笛卡尔、伏尔泰、卢梭、狄德罗，都从不同的角度受他的影响。2.宗教改革的开始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有不同的内容和发展道路，但两者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在法国和德国，它们都是16世纪初期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们都反对天主教会的神学教条，反对天主教教会对思想文化的专制垄断。只是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思想是从教会外部，从世俗的角度对教会和神权冲击；宗教改革则是从教会内部，从《圣经》的神圣启示出发，对正统教会权威进行突破。

马丁·路德于1517年在德意志发动宗教改革运动。在法国，早在1508年，巴黎大学教授，埃塔普尔的札克·勒非弗尔(约1455—1537年)就发表了一篇呼吁书，提出阅读《圣经》原文。原来，天主教信徒只能阅读罗马教廷指定的拉丁文通行本，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教会规定以外的拉丁文本，都不准流行、阅读。勒非弗尔从古文学研究并翻译《圣经》，1512年发表《保罗书信》的拉丁文新译本，1522年，发表《福音书注释》，随后，又用法语翻译《圣经》。他在《保罗书信》的注释中，已提出因信得救的思想，否认圣餐的实体转化说。19世纪法国史家密芝勒说：“在路德以前六年，可敬的埃塔普尔的勒非弗尔在巴黎宣讲路德主义。”他的门徒布利松涅被任命为莫城主教，也是个思想开朗的改革家。他的另一个弟子法雷尔，以后流亡出国，在瑞士活动。加尔文最初就是法雷尔邀请去瑞士的。

在路德和瑞士的茨温利的改革思想影响下，法国人民反对天主教士、拥护新教的越来越多。但是，法国的情况与德意志不同。德意志虽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作首脑，但封建诸侯割据，形成独立。部分诸侯和中小封建主因权益受罗马教皇和教皇控制下的教会的侵蚀，从而反对教皇和教会。法国在君主专制下，统一基本完成。1516年的《波伦亚宗教协议》，使国王控制了教会人员的选任和分享教会的经济收入，法国教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已是王权的主要支柱。在法国，除天主教会外，巴黎大学的神学院(索邦)和巴黎高等法院(巴力门)，是维护天主教传统势力的两大中心。王太后和宫廷大臣，都是天主教会的公开支持者。只是，在意大利战争中，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是法兰西斯一世的主要对手；而新教的德意志和诸侯，又是查理五世的对手。为了借助德国诸侯的力量反对查理五世，法兰西斯对国内新教徒一度采取容忍态度，或是因国内外政治条件的变化而举棋不定。国王的妹妹马格丽特是改革派的同情者，对他曾有一定的影响。可是，法国统治集团以至国王的总的倾向是维护天主教的统治地位。法兰西斯一世同他的后继者对宗教改革运动的镇压，是法国专制王权合乎逻辑的基本政策。

在新教思想的影响下，反天主教会运动在发展。1534年，巴黎街头新旧教两派张贴海报，甚至国王寝宫门上也有斥责“教皇弥撒的糟糕透顶的滥用”的海报。法兰西斯认为这是异端言论，决定镇压。莫城主教区曾因玛格丽特的庇护成为倾向新教的人文主义者的活动中心，而在日益加重的压力下，这个小组织的成员星散。莫城一个梳毛工人约翰·来克勒克，因张贴反对教皇的海报被巴黎巴力门判处死刑。约翰的弟弟彼得继续宣传新教，到40年代，信徒达到三四百人。1546年，彼得的新教徒集会场所被包围，60个男女和孩子被捕，14个被活活烧死，亲族陪刑。在法国南方，原来的韦尔多派仍在乡村中活动。在镇压新教日趋严酷的年代中，在1545年，巴黎巴力门宣判两个村庄的居民为异端，村子被夷为平地，居民或受火刑，或被流放。普罗旺斯的代理总督焚烧14个村庄，约有900所房屋被毁，3000居民被杀死。3.加尔文派在法国的发展

加尔文派新教较路德派后起，但它在法国发展的速度实在惊人。

加尔文(1509—1564年)，法国人，其父曾任主教秘书。青年时，他在巴黎大学攻读拉丁文和神学，在奥尔良学习法律。在路德派思想影响下，他在巴黎参加了宗教改革活动。为了逃避迫害，他在1533年离法去瑞士和斯特拉斯堡避难。在瑞士的巴塞尔，他撰写了一部维护、阐述新教信仰的著作《基督教要义》，于1536年出版，这是宗教改革运动中最重要的理论著作。1536年，加尔文应邀去瑞士日内瓦领导宗教改革运动，1538年，离日内瓦去斯特拉斯堡等地流动宣讲，1541年，又回日内瓦主持改革，此后23年，在加尔文领导下，日内瓦成为加尔文派的神权共和国。

新教的大宗派——路德派、茨温利派和加尔文派——在理论上有共同的特征，如强调上帝的权威和《圣经》的启示，主张“因信称义”，否认罗马教皇的权威，否认天主教会虚华、繁琐的仪礼和有关渎罪的措施等。在这些方面，加尔文发挥得更加彻底。加尔文神学理论的中心思想是上帝的无上权能，特别强调一切事物、任何人的命运都由上帝支配，并由上帝预先决定的预定论。他认为：一些人被上帝选上，成为“选民”，因而能获得信心，获得拯救；另一些人被上帝摈弃，成为“弃民”，不能获得信心和拯救，从而被罚入地狱。这些都是上帝预定的，任何力量不能改变。可是，他的预定论同宿命论不同。因为上帝的预定，人们无法知道。对信徒讲，他应该深信，他是能够成为上帝的选民的。每个信徒都应该以积极的行动、不懈的努力来证明能够成为选民，获得拯救。这种极端的预定论，正是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经济剧烈变动，人们的社会地位迅速变化情况下，人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相信上帝的安排的思想反映。

加尔文重视教会组织，加尔文派教会是由信徒推选的长老和牧师共同管理的。牧师管理教务，包括诵经、布道、主持礼仪等。长老是从事世俗职业的信徒，经选举而为教会的骨干，其主要职责是维持秩序、道德和纪律。让选举产生的世俗人士长老参加教会管理有利于教会领袖同一般信徒保持密切联系，也有利于领袖对信徒的控制。教会没有宗教法庭，它审讯信徒从信仰到家庭生活各方面的事件。加尔文派的教会是独立的、自治的组织，它不像路德派那样依附于世俗统治者，这有助于教会的独立发展。在日内瓦，由于全体居民都是加尔文派的信徒，这个小邦就成为以加尔文派的神权共和国。在法国，教会组织和政府却发生矛盾以至斗争。

加尔文派在法国的流行，约始于16世纪40年代初。然而在40年代法国还不存在新教教会。50年代，加尔文派教会纷纷在各地建立，1559年在巴黎举行第一次信徒代表大会，这期间，信徒猛增。有关资料对法国加尔文派信徒人数估计差距颇大。威尼斯大使估计，在1558年，约有40万人；而据当时一位天主教编年史家估计，在[105]1559年信徒已占法国全人口的四分之一。喀尔文认为信徒约占法国1559年人口的十分之一，史家密芝勒估计他们到1572年人数已增[106]两倍。

城市市民，新兴资产阶级，律师和中下级官吏，受到价格革命冲击的中、小地主，对现状不满的某些大封建主，在这些阶层中，不少人加入加尔文派。法国南部曾是异端教派活动过的地区，反对天主教会的活动并未完全消灭。加上南部和西南部并入王室领地较晚，一些封建主仍怀念原有的特权，这一带的国家官吏和教会高级神职人员，国王多选派北部、中部贵族充任。南部、西南部的贵族对掌权派的大贵族抱有反感，同时希望通过宗教改革夺取天主教会和修道院的财产，于是他们加入了加尔文派。在加尔文派贵族中，领袖人物有波旁族的安东尼和他的弟弟孔代亲王、科里尼将军等。安东尼由于同贞妮[107]·德·阿伯莱结婚而被称为那瓦尔国王，他们的儿子亨利，就是以后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法国的加尔文信徒，称为胡格诺派，意为联盟者。

胡格诺派从开始起就受到镇压。亨利二世设立异端裁判所，号称“火焰法庭”，疯狂迫害新教徒。1559年，亨利二世在比武中受伤去世，三子先后继位，即法兰西斯二世(1554—1560年)，查理九世(1560—1574年)和亨利三世(1574—1589年)，法兰西斯二世在位短促，查理九世十岁登位，亨利二世的寡后凯瑟琳掌管朝政，朝廷中最有势力的大贵族是吉斯家族。法兰西斯·吉斯公爵，担任军队统帅。他的弟弟查理，洛林枢机主教，任法兰西斯二世的首相。他们控制了政府和教会的许多要职，是天主教会的死硬派。为了维护他们的信仰和权力。他们主张以武力镇压新教，凯瑟琳基本上倾向他们。

在亨利二世去世以后，法国在政治、财政上困难重重。意大利战争刚结束，法国濒临破产。当时政府每年收入约1200万利弗，而公债额为4300万利弗，每年必须偿付大笔利息。许多地方官四年来从未领到薪俸。为了增加收入，只能增税和出卖官爵，这两种办法都不得人心。许多地方人民不理政府催促拒绝纳税。胡格诺派乘机攻击政府和教会，并提出教会改革。凯瑟琳曾企图缓和两派冲突以保持中央政权的稳定。1560年，她以国王的名义召集自1484年以来便没有召开过的三级会议。会议意见不一，短期后解散。次年1月，她下令释放宗教罪犯，停止宗教迫害。可是，两派斗争已在各地展开，尤其在南方朗格多克和西南的基恩，胡格诺派一占有优势，即夺取天主教教堂、教产，驱逐神甫。1561年再举行三级会议，旋被解散。政府也召集两派代表谈判，结果破裂。凯瑟琳发布诏令(1561年1月)，承认加尔文派是法国合法宗教。但应有限制地进行活动，并归还所侵占的天主教财产。诏令没有满足两派的要求，两派都准备武装斗争。[108]1562年3月，法兰西斯·吉斯率军通过瓦西镇，参加当地教堂的弥撒礼，教堂附近谷库内的胡格诺派男女老少约500人集会唱赞美诗干扰。吉斯公爵下令袭击，杀死23人，伤一百余人。“瓦西惨案”成为长达三十多年的内战胡格诺战争爆发的信号。4.胡格诺战争(1562—1594年)

胡格诺战争是宗教战争，是在宗教改革发生后半个世纪在法国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战争。它表现为封建大贵族的混战，但是这些大贵族已不是过去那样割据一方、独立称霸的大封建领主，他们的争权夺利是争夺在君主政权下政治上的权势。而且，参加战争，并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的，有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参战两派又各自援引外国势力：胡格诺派得英国和德意志新教诸侯支持，天主教派得西班牙的援助。战争的复杂性使战争不得短期终止。

在战争的头十年中，发生三次战役，每次战役后双方曾会谈并缔约，但战争仍在继续。波旁族的那瓦尔王安东尼参战重伤身亡，孔代亲王被杀死。安东尼之子亨利继位为那瓦尔王，成为胡格诺派名义领袖。法兰西斯·吉斯中伏被刺死，其子亨利·吉斯继位为公爵，他发誓为他父亲报仇。除了战场上的交锋外，各地处于混乱之中。从1561年至1572年，天主教派屠杀胡格诺派18起，胡格诺派屠杀天主教派5起，超过30次以上。外国雇佣兵烧杀劫掠，蹂躏全国。

1570年8月，查理九世同胡格诺派签订和约，允许胡格诺信徒在巴黎和王宫以外地区自由礼拜，可担任公职，并有权利统治四个城市作为实行和约的保障。凯瑟琳答应她的女儿同亨利·波旁缔结婚约。1571年查理九世任命科里尼为海军司令；在宫廷会议中，如国王缺席，由科里尼主持会议。这时，尼德兰革命已开展，查理反对西班牙国王，接受科里尼建议准备同西班牙作战。可是，太后凯瑟琳坚决反对。她害怕查理对科里尼言听计从，不受她的约束，害怕胡格诺派控制朝廷，危及她的地位。一个反胡格诺派的阴谋已在酝酿。

那瓦尔的亨利同国王妹妹马格丽特的婚期近了。1572年8月，亨利赶到巴黎，同行的有科里尼和800名胡格诺派信徒；接着，4000名武装的胡格诺派进入巴黎。婚礼后，亨利位在罗浮宫。8月24日为圣巴托罗缪节。在这天凌晨三时前，吉斯公爵率领300士兵冲入科里尼寓所，杀死科里尼。随着钟声大鸣，在巴黎全城开始了有预谋的屠杀胡格诺教徒的行动。胡格诺信徒多在睡眠中被杀。亨利·波旁和孔代亲王被皇后赦免，但他们的侍从皆被杀死。在疯狂的屠杀行动中，也有非新教徒因私仇被杀。西班牙驻法国大使给本国的报告中说：“当我执笔之时，他们正把新教徒彻底杀光、剥光……即使婴儿也不能幸免。”巴黎被屠杀者在2000人以上，各地不少城市响应屠杀行动，在各省被杀者约在5000人以上，有人对全国被杀者总数估计为30000人。罗马全城灯火通明，教堂钟声大作，教皇率枢机主教参加感恩弥撒，感谢上帝“这次对基督子民的恩赐”。

然而，屠杀未能使法国结束内战。1574年，多病的国王查理九世去世，临死前大喊：“我就是听信谗言!上帝，饶恕我吧!”他的弟弟亨利三世继位。亨利·波旁在1575年的一天晚上逃出巴黎，宣称自己仍是胡格诺派信徒。1576年，胡格诺派联邦在法国南部成立。新王亨利三世和母后凯瑟琳，可能为了避免法国分裂，也可能对吉斯公爵的强大势力不安，于1576年颁布诏书，准许胡格诺派信徒信教自由，能充任各种公职，允许胡格诺派除原已占有的城市外，在另外八座城市设防驻守，并在政治上享有完全的独立自主权。

吉斯党是有野心的。他们看到宫廷并不受他们控制，而且利用新教限制他们擅权的倾向，于是他们以坚决反对同胡格诺派妥协为借口来反对国王。1576年，天主教联盟“神圣同盟”成立。他们宣称一切天主教徒必须服从联盟及其领袖亨利·吉斯公爵。1584年，亨利三世之弟法兰西斯(艾伦松和安茹公爵)去世，那瓦尔的亨利正式成为王位继承人。亨利三世一面加入“神圣同盟”，一面宣布国王应为同盟领袖。在不利的形势下，亨利·吉斯公爵公开反对国王。他在巴黎组织“十六人政权”(由来自十六个地区的天主教代表组成)独揽大权。亨利三世愤然逃出巴黎，设法对付吉斯公爵的威胁。

这样，法国形成三个亨利——亨利·瓦卢瓦(亨利三世)、亨利·波旁(那瓦尔王)和亨利·吉斯——鼎立之势，史称“三亨利之战”(1585—1589年)。1588年，亨利三世派人刺死吉斯公爵亨利，他的弟弟吉斯枢机主教也被他判处死刑。同年，他的母后去世。1589年4月，亨利三世和那瓦尔的亨利会师，打退了吉斯公爵兄弟梅埃纳公爵所统率的军队。8月，一个多明我派僧侣又刺死了亨利三世。那瓦尔的亨利继位为法国国王，称亨利四世。波旁王朝代替了瓦卢瓦王朝。亨利军队不多，但凭着决心和信心，又得威尼斯共和国和英王伊丽莎白的支援，终于打垮了紧缠不舍的吉斯派的梅埃纳公爵的军队(1589年，1590年)。从此，亨利一路无阻，围攻巴黎。西班牙的巴尔马公爵率军救援被围的巴黎，被亨利在卢昂打垮。

亨利看到在百分之八九十居民信仰天主教的国家，一个加尔文派的信徒能赢得并保持国王的地位是困难的，如果战争继续下去，正如他回答他的部属时所说的：“法国很快就会没有国王，也没有王国了。”因此，他决定改信天主教。“巴黎是值得做弥撒的。”1594年3月，他在热烈的欢呼声中进入巴黎，成为全国公认的国王。三、国势的强盛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发展1.亨利四世(1589—1610年)

32年的内战是法国人民的严重的灾祸。很难估计有多少城乡居[109]民丧亡，多少城市被毁，多少农村成为荒地。城市工商业破坏，织机停工，亚眠有6000人靠布施过活，都尔人口大减，帮工绝迹，大批新教徒的匠师和企业家流亡国外。法国商船从海上消失。威尼斯大使记载说：“到处破坏，大部分耕牛消失，耕田困难。”农民牲畜似地负犁耕地。在80年代，亨利三世没有私人开支的零钱。亨利四世在作战时衣服破损，无法请客吃饭。亨利四世即位初年，国库空虚，国债达2亿9600万利弗。他对卢昂的贵族说：“当上帝召我登王位时，我看到，对于法国人，法国不仅毁了一半，而且几乎完全毁了。”

保持国内外和平，是使久经战争创伤的法国复兴的前提。1597年，亨利在亚眠打败西班牙王腓力二世，迫使西班牙议和(1598年)，对外战争乃告结束。1598年4月13日，他颁“布南特敕令”，宣布天主教为法国国教，归还教会被没收的土地财产。同时，保持胡格诺派信仰和礼拜的自由，承认他们有权召集宗教会议，有权担任国家官职，允许胡格诺派保留控制两百多座城堡的权利。这是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第一个宗教宽容的敕令。

国家的统一，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保障。内战打击了法国不稳定的早期的君主专制政权，而内战也使专制君主制得到巩固和加强。通过努力，亨利四世有了一个充实的国库，一支强大的常备军，一个较有效率的官僚体系。在亨利四世时期，三级会议未曾召开；豪门贵族除个别曾有叛变阴谋外，皆对他臣服；罗马教廷和西班牙宫廷虽对他不怀好意，而法国天主教会上层不敢异动；城市市民，积极拥护。

亨利四世的目标是使满目疮痍的法国恢复过来，振兴起来。他的[110]复兴工作的主要助手是苏利公爵。他是财政大臣，却兼管多种工作：农田水利、水陆交通、造桥开河、公共建筑、防御工事、炮队建设、巴士底狱狱长等。他在整顿、改进财政税收工作上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过去法国政府财务混乱，官吏贪污中饱，国库收入仅为人民纳税款的四分之一。他整顿、训练官吏，强迫盗窃公款、公物者退钱、退物，杜绝偷税漏税，废除各种陋规、摊派和勒索。结果，政府偿清了近3亿利弗的国债，平衡了预算，而且，国库积累贮备金达4000万利弗以上；而达伊税则从每年的2000万利弗降为1400万利弗。农民无力偿还的积欠2000万利弗，由政府下令取消，人民实际负担大为减轻。

复兴农业，是亨利及其大臣们的重要事业。国家招抚流散农民，并组织人力排干沼泽，疏通河渠，兴建堤坝，管理森林，开辟荒田；同时推广玉蜀黍、甜菜等农业新品种，鼓励种植桑树，发展蚕丝业，允许粮食自由买卖，活跃农村经济。

亨利大力发展工商业，他力求本国的工业产品具有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如丝织业，在亨利提倡下，不仅改变了过去进口意大利丝织品的情况，而且在竞争中使意大利丝织业濒于破产。政府曾把特权和补助金慷慨地授予亚麻、皮革、丝绸、玻璃、肥皂等行业的企业家，据估计，国王为此至少花费了80至90万利弗。法国的花边、挂毯、地税和精制皮革，活跃于国内外市场。精致陶瓷、玻璃等新的工业兴起。为了保护本国手工业，积累货币资金，路易采取保护关税政策，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但禁止原料出口。他是柯尔柏之前重商主义的实践家。法国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原始积累，亨利四世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亨利积极发展交通：筑路、建桥、计划开凿运河沟通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的航运，并使卢瓦尔河衔接塞纳河，他还宣布河道、公路不得任意设置关卡。在海外，1604年成立法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向加拿大殖民，1608年建魁北克城。

亨利认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和它的旁支西班牙国王的势力包围并威胁法国，是法国的主要对手。他联络英国、荷兰和德国的新教诸侯；同时，他扩军练兵，准备战争。1595年，法国仅有4个正规军团，1610年，已有11个军团。大炮已大有改进，军火充实，雇佣兵扩充。1610年5月14日，他正准备统率部队出发时，被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刺死，终年57岁。

亨利四世初登位时，法国混乱、破残、荒芜。经过短短的十几年，法国已成为经济发达、国力强盛的第一流欧洲大国。在这里，我们看到人民在提高生产、发展经济上的伟大力量。我们也看到，对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物及其政策的作用实不容否认。亨利四世也被称为“亨利大王”，这个称号已为法国以至西方许多历史学家所沿用。2.黎塞留(1624—1648年任首相)

亨利四世去世时，继位的路易十三(生卒年1601—1643)年仅9岁，母后意大利美第奇家的玛丽摄政，凡14年。

人去政亡，是封建专制君主制下经常出现的问题。一个英明的统治者由一个庸弱无能的后继者接替的时候，问题就会严重。摄政太后玛丽是一个目光短浅、缺少政治见识的妇人；她所宠信的意大利人孔契尼，腐败、贪婪、保守。他们逼迫苏利公爵辞职(1611年)，大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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