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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晓昱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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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精华试读：

编写说明

本书分绪论和各论两大部分。绪论部分首先介绍了新安医学内科的概况和特点，包括新安医学内科医家及其著作情况，以及新安内科源远流长的家族链、师承链。其次，在新安内科的特色学术思想中，主要列举了新安医家对“营气”、“脾阴”、“命门”等学术思想的重视及其在临床中的应用。最后，介绍了新安内科的临床特色，如新安医家对病因病机的独到认识，对治则、治法的深刻见解，以及在临床辨证论治中的特色。

各论部分则分七章按系统进行论述，包括肺系病证、心系病证、脾胃病证、肝胆病证、肾系病证、气血津液病证、肢体经络病证等共40个内科杂病。每个病均按概述、病因病机认识、病证诊断鉴别、临床应用与辨治特色、治疗原则发挥及典型病案进行阐述。本书的特点是：内容精选，文字精练，评析精辟，取材广、真、精、实，融科学性与实用性为一炉。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安徽中医学院陈雪功教授的指导及同仁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殷切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编者2009年7月余　序

作为以我国古代地区命名的“新安医学”，在医史、文献领域，涌现了数不胜数的名医名著，促进了医药学的传承、发展，受到中医药界的高度重视。由于学术渊源久远，从古到今，诸多医家各呈学验专长，堪称学派林立，各具特色。回忆20世纪80年代，在安徽省卫生厅和安徽中医学院领导的关怀指导下，“新安医学研究会”成立了。当时王乐匋会长约请我和李济仁教授等共同主编了一套《新安医籍丛刊》（精装本，共15册，先后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共1000余万字），受到社会和医药界的深切关注。但是这套丛书毕竟受到当时种种客观因素的影响，使某些本应入选的名医名著未能完全按计划予以点校整理与刊行。嗣后，我每每为此感到美中不足。今乐匋会长的哲嗣、现代新安名家的擎天一柱、安徽中医学院院长王键教授领衔编撰的《新安医学精华丛书》等宏编，使我精神、意念为之振奋。可以肯定地说，当前新安医学的发展正值太平盛世所面临的一个新的历史机遇。

新安医学之所以彪炳于世，反映了它在我国古代医药文化中难以与之相比的“软实力”。新安地区名医之众，名著之多，它在医学传承、创新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和重大影响众所周知。新安医学历史久远，迄于明、清发展到鼎盛时期。名医名著在全国各地区医学中，不断呈现亮点、异彩，使之益趋璀璨、辉煌，令人过目难忘。特别是关于新安名医名著中的若干学验精华，将为宇内各国各族人民在防治（包括“治未病”和提高国际医学诊疗水平等）、保健等方面作出重大而难以估量的贡献。

王键教授寝馈、研究新安医学名医名著及其史实文献多年，受其先父乐匋公的影响，立志为弘扬新安医学多做建树。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是：博览新安先辈们的著述，从中予以精选、分类和编撰立论，使之更符合现代学者阅习新安医学在学术、临证方面的借鉴参考。王键教授在他《新安医学精华丛书·前言》中阐述了新安医学的突出成就、形成因素、主要特点、代表性医家、当代价值，以及《新安医学精华丛书》的学术内涵、学验特色等，使读者从中“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特别是王键教授又编撰了《新安医学名医医案精华》，将新安医学的地域特色、名医名著中的精蕴阐论（包括其中的创意性学说和独特、宏效、启示性治法和方剂等）让读者在费时不多的阅习过程中获得丰硕的学验传承，提高临证诊疗水平。

新安医学在历史进程中有诸多昌盛因素，其中，王键教授在“前言”中提到的新安医家“以儒通医”的比例高达70%左右，堪称是昌盛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也十分赞赏“前言”在数以百计的明、清新安名医中精选的“十大名医”，因为他们不仅在学术、临床方面有突出贡献，而且在中医药学的普及与提高等方面也颇多建树，如汪昂的《汤头歌诀》、《本草备要》、《医方集解》，程国彭的《医学心悟》等。尤当提出的是：程国彭在书中归纳、总结的“八纲”、“八法”为后世医家所普遍遵循，并予传道济世。

如果要对本套书的重要性归纳为几句话，我认为书中既能提要钩玄地阐介新安医学名医名著的学术精粹和各科临床成就，又能从总的方面对新安医家群体的学术思想加以提炼，使读者易于领悟。为了充实医学的整体内涵，今后的新安医学一定能向读者提供值得中外医学家重视的诊疗信息。

综上所述，新安医学的系统整理、深入研究，使之在原有基础上的进一步弘扬、光大，是时代的需求和医门同道的迫切愿望。今由王键教授等在收集、整理、研究新安历代名医学术经验的矢志努力下，编撰《新安医学精华丛书》等大作，理应成为新安医学论著中的传世精品，是为序。中国中医科学院　余瀛鳌2009年6月前言——新安医学的成就与特色及其当代价值

安徽皖南新安（徽州）地区，北倚风光秀丽的黄山山脉，新安江水系自西向东横贯其中，境内峰峦叠嶂，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古往今来，文风昌盛，名贤辈出。自明初以来，鼎盛于新安江流域的新安医学，对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被认为是明清时期中医药学的一个典型代表和缩影，长盛至今而不衰。

上世纪改革开放后，在时任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王任之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以1978年歙县卫生局开展新安地区医学成就回顾为开端，以1985年安徽省新安医学研究会成立为标志，正式拉开了“新安医学研究”的序幕。从1978年洪芳度初步搜集整理《新安医学史略》，到1995年余瀛鳌、王乐匋等主持编纂《新安医籍丛刊》（共15册），从1990年李济仁主编《新安名医考》到1999年王乐匋编著《新安医籍考》，到目前为止新安医学已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700多篇。这些文献研究的成果，为今后的新安医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也为新安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徽学研究的持续升温，新安医学还引起了社会科学界的高度关注。2005年5月《徽州文化全书·新安医学》正式出版；2006年12月，“新安医学”作为唯一的传统医药项目，入选安徽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短暂的二三十年时间里，“新安医学研究”迅速形成了持续繁荣的局面，这表明，新安医学已经成为中国传统医学中文化底蕴深厚、流派色彩明显、学术成就突出、历史影响深远的重要研究领域。

中医药的研究，概括起来无非文献整理、实验研究、临床研究三个方面，三位一体，缺一不可，但基础还是文献整理。只有通过大量的基础文献研究，才能够托举起中医药的尖端科研。正如钱超尘教授所说：“中医文献研究永远给医学研究提供不朽的平台。”新安医学当然也不例外。作为一个重新崛起的学科研究领域，其文献整理的成果是令人瞩目的。但也应清醒地看到，以往新安医学研究还存在一些盲区和薄弱环节，如对新安医学学术思想的探讨多停留在单个医家或医著的局部分析上，对新安医学流派的学术成就与特色优势缺乏总体的把握和分析，对新安医学的概念和精华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识，涉及临床应用研究也不够充分。为了全面、系统地剖析新安医学的结构体系，阐明其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总结归纳新安医学的学术成就，分析其临床应用价值；最关键是为了归纳和提炼出新安医学的学术特色和优势，从2007年开始，安徽中医学院着手组织编撰《新安医学精华丛书》（以下简称《丛书》），该项工作得到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安徽省卫生厅科研项目立项支持。

本项科研改变了以往“单打独斗”式的整理研究方式，而是以项目小组为主，分工合作，同时还引进史学研究、理论探讨、临床调研等多种方法，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在编写思路上，以新安医学原始文献为依据，有评论、有凝练、有提高，并以临床实用为首要。《丛书》分为10册，由近80位专家、学者分别撰写。各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各自的特色和创新，允许不同的观点并存。参加撰写的各位同仁都是学有所长、术有专攻的新安医学专家，各册都凝聚了每位作者的智慧和研究成果，《丛书》则是全体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现在《丛书》10册已全部完稿，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发行。借此机会，从宏观整体上就“新安医学的成就与特色及其当代价值”略陈管见，以便于广大读者对新安医学的精华所在有一个概括性的把握和了解。

一、新安医学的突出成就

任何一个具有区域特色的传统医学流派，无不由其多方面的突出成就奠定其历史地位，产生深远影响。明清之际，尤其是明中叶之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缓慢，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中国科技保持千年之久的望尘莫及的地位不复存在，反而渐渐落伍。可此时新安（徽州）一带的科技发展却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其中，新安医学的区域优势显得尤为突出，有明清医学“硅谷”之美誉，其成就格外受人关注，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医家辈出，医著宏富

新安医学以历史悠久、医家众多、医著宏富著称于世。（1）医家方面：据考证，自宋迄清，见于资料记载的新安医家达800余人。其中，在医学史上有影响的医家就达600多人。明清两代更是医学鼎盛时期。其中，明代医家153人，清代医家452人，故新安医学有中医人才“硅谷”之称。如《石山医案》的作者汪机是我国明代嘉靖年间四大名医之一。《医宗金鉴》的编撰者吴谦是我国清初三大名医和清代四大医家之一。《临证指南医案》的作者叶天士是清代温病四大家之一。（2）医著方面：据《新安医籍考》，产生或成名于新安一带的医家共编撰中医药学术著作800余部。其中，医经类107种，伤寒类70种，诊法类40种，本草类54种，针灸类22种，内科类210种，外科类15种，妇科类24种，儿科类84种，五官科类30种，医案医话类77种，养生类15种，丛书类37种。

南宋张杲于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著成《医说》10卷，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记载大量医学史料的医史传记类著作。明代吴崑所著的《医方考》是我国第一部注释方剂的专著。江所著的《名医类案》是我国第一部总结和研究历代医案的专著。方有执所著的《伤寒论条辨》开错简流派之先河。清代郑梅涧所著的《重楼玉钥》是我国第一部喉科专著。近代中医所推崇的“全国十大医学全书”之中，出自新安医家之手的就有明代徐春甫所著的《古今医统大全》、清代吴谦所著的《医宗金鉴》和程杏轩所著的《医述》3部。《古今医统大全》100卷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大型医学全书，概括了明代以前我国重要的医学典籍和医学成就。《医宗金鉴》共90卷15门，是一部很切合临床实用的大型医书。清代歙县程杏轩辑成的《医述》16卷，不仅开阔了临床思路，而且便于对照和查找，开节录诸家医论之先河。

此外，明代孙一奎所著的《赤水玄珠》，陈嘉谟所著的《本草蒙筌》，清代汪昂所著的《汤头歌诀》、《本草备要》，程国彭所著的《医学心悟》，吴澄所著的《不居集》，迁徙苏州的叶天士所著的《临证指南医案》都是临证习医者的必备参考书，被编入中医药高等院校教材。在新安（徽州）一府六邑的弹丸之地，历史上竟产生出如此众多的医家，编撰出如此众多的医著，影响之大，实属罕见，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全国著名医史专家余瀛鳌先生曾说过：“新安医学的各类医籍，在以地区命名的中医学派中堪称首富。”

2.学术创新，影响深远

新安医家在医学理论、临床医学和药物学等方面皆多有建树，在全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明清时期，新安医家的理论创见及用药轻灵、圆机活法的临床风格，对整个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些学说已成为当代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汪机所开创的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派”，对浙江的赵献可和张景岳、江苏的缪希雍和李中梓等医家的学术思想形成均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后来歙县的吴正伦、吴天士、吴澄、程杏轩，休宁的汪付护、孙一奎、汪文绮，黟县的黄古潭，祁门的徐春甫等新安医家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均有直接影响。汪机首倡的“新感温病”学说，使温病成因有了“伏气”和“新感”两说，为明清时期开展温病学术争鸣、提高温病的治疗水平奠定了理论基础。

明代方有执通过对伤寒热病的诊治和研究，大胆将《伤寒论》整移编次，辑成《伤寒论条辨》，增强了原书的系统性、条理性，创“错简重订”说，开《伤寒论》错简派之先河，揭开了伤寒学派内部派系争鸣的序幕。清代喻嘉言评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云：“始先削王叔和序例，大得尊经之旨”，“于太阳之篇改叔和之旧，以风寒之伤营伤卫者分属，卓识越古人。”随后程应旄、郑重光分别著有《伤寒论后条辨》及《伤寒论条辨续注》，与《伤寒论条辨》合称为“新安伤寒三条辨”，学术影响至今不衰。在临床方面，新安医家贡献诸多，且不乏以独门专科见长者。尤其是从南宋到清末，数百年间，新安一地造就了众多的医学世家。他们世代相传，且名声益噪，部分医学世家一直延续到当今，学术影响经久不衰。

清代喉科医家郑梅涧著《重楼玉钥》，其子郑枢扶著《重楼玉钥续篇》，立“养阴清润”治疗方法，创“养阴清肺汤”治疗白喉病，在喉科学上形成了郑氏父子倡导的养阴清润派。后世喉科著作每多宗郑之说，并将其视为圭臬。至今，歙县郑村的“南园、西园”喉科，“一源双流”，闻名全国。清代吴澄所著的《不居集》为论治虚损专著。他首创“外损”一说，是李东垣内伤外感辨的补充；首倡“理脾阴”学说，可与叶桂养胃阴说相媲美；其创设的“解托”、“衬托”诸法对治疗“外损”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临床开辟了一条新的治疗途径。

清代程国彭著《医学心悟》，倡导“八纲辨证”，首创“医门八法”，对中医学辨证论治体系的补充完善作出了积极贡献。他所创的“止嗽散”、“消瘰丸”诸方备受世人推崇。

3.名医世家，经久不衰

新安医学之所以源远流长，繁荣昌盛，与名医世家纷呈有极大关系。据研究统计，从北宋以来，世医家传三代以上至十五代乃至三十代的共有63家。如北宋歙县名医张扩首传于弟张挥，再传侄孙张杲，历经三代，约130年，成为新安第一名医世家。歙县黄孝通于南宋孝宗时，御赐“医博”，传于十四孙黄鼎铉，十七世孙黄予石，历经二十五世，代不乏人，成为新安医学史上世传最久的妇科世家。他如西园南园郑氏喉科、新安王氏内科、吴山铺程氏伤科、休宁舟山唐氏内科、梅林江氏妇科、蜀山曹氏外科等都以医学世代相传，名声益噪，经久不衰，成为新安医学学术兴旺且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4.学术交流，引领时尚

明清两代讲学盛行，士人结社成为人们平常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方式。医家也受此风尚影响，而有医学团体问世。明代新安医家余傅山、汪宦、吴篁池、汪烈采、黄刚诸人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在徽州府城给门人余渥及汪、吴三子进行了一次讲学，其讲学记录《论医汇粹》被称为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讲学实录。仅仅时隔25年，寓居京师的徐春甫即于隆庆二年（1568年），在北京发起组织了“一体堂宅仁医会”（简称“宅仁医会”、“仁医会”），开展讲学活动，交流学术，钻研医理，切磋技艺，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学术团体。参加该会的有苏、浙、皖、闽、湖、广等地在京的太医和名医共46人，其中新安医家最多，达21人。徐氏的老师汪宦与学生徐良佐、李应节、汪腾蛟等均是会友。一在本土，一在京师，这样的医学学术交流可谓引领一时之风尚。

5.海外传播，广受关注

新安医学在中国医学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在对中国医学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对国外医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日本医家丹波元胤所著的《中国医籍考》中，共收载新安医家63人，医籍139部。据考证，新安医籍的外传以明清两代为主。尤其是朝鲜、日本两国，不仅通过各种途径吸收了大量的新安医学知识，而且整本翻印刊刻新安医家的许多重要著述，有些版本流传至今，成为研究新安医学对外交流史的宝贵资料。这一时期东传的新安医籍主要有南宋医家张杲的《医说》，明代医家吴崑的《医方考》、江的《名医类案》、汪机的《石山医案》与《生生子医案》、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孙一奎的《赤水玄珠》和清代医家汪昂的《本草备要》。

明清以来，新安医学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一直受到海内外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影响十分深远。

二、新安医学的形成因素

新安医学是伴随着徽学的兴盛而兴盛的，它的兴起得益于天时、地利与人和，是历史、文化、经济、地理诸多因素催化的结果。中原文化的南迁为新安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新安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繁荣发达的徽商经济为新安医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而深厚博大的徽学底蕴更为新安医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准备。

1.历史因素

新安医学的产生和发展如同整个徽学文化形成和发展一样，与国家的命运、历史的变迁息息相关。

据史料记载，我国历史上因为战争有过3次人口大迁徙，如晋代的两晋之乱、唐末的五代之扰和宋代的靖康之变，使得众多的中原氏族大量南迁。古新安因为地理偏僻，少有战乱，而成为其避乱南迁的重要选择。这些南迁的氏族多为仕宦之家、名门望族，更有文化精英或隐士。他们的南迁使得徽州一带逐步成为中国少有的儒士高度密集地区。尤其是1127年，宋王朝迁都临安（今杭州市），致使中原文化再度南移。随着徽商的兴起，近畿之地的新安自此步入鼎盛时期。人民生活的安居乐业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为新安医学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徽州自然环境相对封闭，聚族而居，作为程朱理学之邦，宗法制度、宗族观念尤其坚固。然而森严的徽州宗族制度、宗法观念是医学家族链稳固和发达的土壤，促成了新安医学以家族为纽带的世医传承。浓厚的理学风气对新安人的人格、生活方式等都影响重大。宗法制首要的原则就是尊祖，因而子承父业，把祖先积累的临证经验笔记传承下来并告示于后世，是子孙的义务与孝道。宗法制度文化保持了新安医学家族传承医术的长期稳定，牢固的家族世医成为新安医学传承的纽带，有效地防止了中医学术的失传。用今天的话来说，家族传承是封建社会保护知识产权的一种有效方式。

2.文化因素

中原地区仕宦之家、名门望族的相继迁入，对新安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程朱阙里”、“理学故乡”、“儒教圣地”，“程朱理学”在徽州这一相对封闭的地区逐渐兴盛起来。唐宋以后，徽州历代皆以从儒攻举子业为重，府学、县学、社学发达，书院、书塾林立。据康熙《徽州府志》记载，仅书院就达54所。古徽州还是全国四大刻书中心之一。刻书雕版业发达，“徽墨”、“歙砚”驰名于时，著书立说蔚然成风。文人学士“耻于深信，笃于深求，长于考据”，从而素有“东南邹鲁”之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受这种文化因素的影响，新安医家大量涌现。儒士们或仕宦不售，或淡泊功名，因而弃儒从商或弃儒从医，所谓“学而优则仕，学而困则商，学而仁则医”。明代的孙一奎，清代的吴澄、汪绂、汪昂便是这样的代表。事实上，新安医家绝大多数是典型的儒医，“以儒通医”者占有很大的比例。他们或先儒后医、医而好儒，或儒而兼医、亦儒亦医。济世活人、光宗耀祖成为新安医家的“座右铭”和终身的希冀。这也是新安医学得以发展的文化根源所在，是传统文化向心力的体现。

徽州是一片盛产“文明”的土地，新安医学正是这一文化土壤的不朽产物。根植于传统徽学文化的沃土之中，新安医学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文化，是一种特定地域环境下的医学文化，这是新安医学特有的文化注脚，也是新安医学形成和发展的动力。

3.经济因素

首先，徽州人历来有尊儒重教的传统，徽商有贾而好儒的价值取向。他们重视对文化的全面投入，一方面以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助学助教，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学而仁者医”，为新安医学培养了大量的后备人才。另一方面，徽商把大量资本投于医药事业，推动了新安医学的发展和繁荣。许多新安医学著作的出版与商人的资助是分不开的。清代徽商胡雪岩就在杭州创立了“胡庆余堂”药店。“胡庆余堂”是与北京同仁堂相提并论的全国两大药店之一。再如，吴勉学是一位靠刻售医籍起家的大书商。他博学藏书，校刊经史子集及医书数万种。特别是在16世纪后期，他出资10万银两搜集古今典籍刊刻出版，经过多年努力，校刊了《古今医统正解全书》、《丹溪心法》和《河间六书》等医学著作多种。他如歙县大盐商黄晟、博学藏书家鲍廷博都刊刻不少书籍。大量医学书籍的散布与传播，使新安医家的学术得以交流，扩大了新安医学的影响。

其次，徽商散布全国各地，对于促进医学交流、吸取众家之长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徽商的流寓既使得他地的医学传播到新安，又将新安医学传播于他地，促进了新安医学的繁荣，扩大了新安医学的影响。如叶天士在医学上的成就就与新安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叶天士与徽商往来甚密，常与徽州人氏相互考订药性。据民国《歙县志·义行》载：歙县潭渡黄晟（字东曙，号晓峰）兄弟四人以盐商起家，时居扬州，曾请叶天士到家中，与友人共同考订药性。黄氏兄弟有“青芝堂”药铺和木刻园，请叶天士为城中百姓治疗疾病，后为叶天士刊刻《临证指南》等医书。加之新安医学名家多数在经济繁荣的县城附近和鱼米之乡，许多新安名医也经常来往于新安与外地之间行医，这样一方面扩大了新安医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促进了新安医学的发展。可以说，新安医学是伴随着经济的兴盛而繁荣的，外向发展的徽商经济是新安医学形成的经济基础和动力。

第三，人口增加的医疗需求刺激了新安医学的发展。徽州在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有1.6万多户，54.2万多人。元代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有15.7万多户，82.4万多人，人均耕地4.05亩。到明代万历六年（1578年）增至30.4万多户，145.2万多人，人均耕地1.75亩。可以说，新安医学也是为了适应这一时期本地人民医疗保健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并且它不仅仅局限于本土新安，而是以整个江南地区为大舞台。作为京师重地的江南地区，其人口繁衍更是急剧上升，人口稠密，经济发达进一步促进了新安医学的发展。

徽商是“徽州文化的酵母”，是新安历史全面、高度发展的支点，徽商经济的繁荣是新安医学发展的强大动力，为新安医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4.地理因素

新安地区山水幽奇，雨量充沛，气候温和，自然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蕴藏着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大宗药材有400余种，地道药材和珍稀品种有60余种。这些均为新安医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许多新安医家都对药物有所研究，编撰本草专著54部。其研究领域涉及药性、药物临床应用、药物采集、药物加工、药物炮制、本草文献、食物本草、药物配伍、本草简要歌诀等。更为重要的是，徽州“东有大鄣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厄”（康熙《徽州府志》），四面环山的封闭环境成为战乱时期躲灾避难的世外桃源，成为太平年代休养生息的理想场所。崇山峻岭的围阻、人民生活的安居乐业促成了区域内医学思想的相对独立性。同时，徽州区域内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新安江横贯其间。新安江西北以黄山山脉与长江水系为邻，东南以天目山脉和白际山脉与浙江、江西两省接壤，延绵数百里与千岛湖接通。徽州、杭州山水相连，属钱塘江水系上游的新安江，加上一条由徽州先民开通的蜿蜒曲折的徽杭古道，成为徽杭经济、文化联系的纽带。南宋迁都临安（即杭州），近畿之地的徽州通过新安江打开了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通道。尽管四面环山，但“隔山不隔水”，江水的流动又给区域医学带来了活力与发展空间，封而不闭的地理环境为新安医学的外向发展预留了空间。可以说，黄山的凝固强化了新安医学的地方性和独立性；新安江水的流动扩展了新安医学的兼容性和渗透性。“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相对独立的新安医学之所以能够得到“源头活水”源源不断地补给，封而不闭的特殊地理环境是新安医学形成与发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和条件。

三、新安医学的主要特色

有关新安医学的特色，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有的认为，新安医学以理论领先、勇于创新、医家林立、学派纷呈为特色；有的认为，新安医学以儒医群体、世医家族链为特色；有的认为，新安医学的特色是继承性、地方性、辐射性。这些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新安医学的特色作了概括，但都还不够全面，仅仅看到了事物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面。我认为，新安医学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的“统一与结合”上，即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与结合、学派纷呈与和谐融通的有机统一与结合、家族传承与学术传承的有机统一与结合、以儒通医与融合道佛的有机统一与结合、“地理新安”与“学术新安”的有机统一与结合、中医科学与徽学文化的有机统一与结合。

1.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与结合

新安医学对中医理论的创新、对经典医著的订正注释、对中医诊断学的研究、对医籍的整理编纂和刊行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医药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首先，新安医学理论创新十分活跃。新安医家在积累临床经验、探研中医学术的过程中，敢于突破，大胆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有科学价值、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见解。在16世纪新安医学形成时期，新安医家认为，医者应“于书无不读，读必具特异之见”；要有“独创之巧”，“推求阐发”，“驳正发明”，“意有独见”，“改故即新”，“博古以寓于今、立言以激其后”；必须著书立说，“发群贤未有之论，破千古未决之疑”。于是创新发明、著书立说蔚然成风，成就了一批领新安医学风气之先的开拓者。如汪机在大量难治性疾病的临床体验中，发现了提高人体抗病能力的重要性，融汇李朱之学而发明“营卫一气”说，提出了“调补气血、固本培元”的思想，开新安温补培元之先河。同时，在对传染病的诊治体验中，最先提出“新感温病”、“阴暑”说，对吴又可等后世医家认识温病病因和诊疗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外科方面，主张“以消为贵、以托为畏”，从1519年起撰成医书13种。孙一奎临证体验到生命“活力”的重要性，融“医”、“易”、“理学”等多学科为一炉，对命门、相火、气、火的概念提出了新的见解。他用“太极”对命门学说进行阐发，创“动气命门”说，揭开了命门学说指导临床的新篇章。吴澄专门研究虚损病证，创“外损致虚”说，其可与叶天士“养胃阴说”相得益彰。余国佩创万病之源“燥湿为本”说、郑梅涧创论治白喉“养阴清肺”说等，皆为当时“医家病家从来未见未闻”之学术见解，对明清以来中医学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可见，新安医学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在理论上开拓创新，学术上争鸣活跃，立论领先医林。

其次，新安医学在继承中有创新。新安医学的发明创新是建立在继承基础之上的，在以继承为主要目的的典籍整理中也多有创新。新安医学崇尚经典，善于穷探医理，订正诠释经典，但师古不泥古，在以继承为主要目的的经典医著的订正注释过程中也多有发明创新。在《内经》研究方面，新安医家著述很多，尤以明代吴崑的《素问吴注》、清代罗美的《内经博义》和胡澍的《素问校义》影响较大。其中，胡澍的《素问校义》用汉学训诂的校勘方法去发明《内经》旨意，第一次系统地将小学方法引进医学，可谓独树一帜。其他如汪机的《内经补注》和《续素问钞》、徐春甫的《内经要旨》、汪昂的《素灵类纂约注》等等都是当今研究《内经》的良好读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们有的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对运气学说及“天人合一”理论多有阐发；有的受江永、戴震等朴学大师的影响，在文字考据、训诂方面多有建树。

在《伤寒论》研究方面，新安医家结合临床诊治提出了很多独特见解。如明代的方有执通过对伤寒热病的诊治和研究，大胆将《伤寒论》整移编次，辑成《伤寒论条辨》，增强了原书的系统性、条理性，从而创“错简重订”说，开《伤寒论》错简派之先河，揭开了伤寒学派内部派系争鸣的序幕。方有执在前人基础上总结出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的“三纲鼎立”学说。此外，还有陆彦功、汪宗沂、汪春溥和王少峰等伤寒大家。其中，清代汪宗沂辑复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合编》，经多方考证，搜罗了仲景医论46条，医方23首，实为难能可贵。王少峰以毕生精力完成了70万字巨著——《伤寒从新》，对《伤寒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注解，可谓《伤寒论》研究的集大成者。对医学经典研究有影响的还有程云来、戴震、程玠、吴谦等诸多名家，他们皆造诣深邃，各具灼见。

第三，新安医学在医学启蒙中不忘创新。新安医学在医药普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整理、编纂和刊行了许多深入浅出的普及性医籍，且在编撰整理医药启蒙读物中也不忘创新。如陈嘉谟于1561年以对语写成的《本草蒙筌》以韵语记药性，便于记诵，利于初学；并创“徽派”炮制法，首次介绍了某些药物的特殊贮藏法等。江广泛收集古今名医治疗奇验之医案，于1549年草制《名医类案》，由其子庄宿整理增补，1591年创刊问世，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医案的专辑。方广于1536年撰成的《丹溪心法附余》，是一部研究丹溪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徐春甫于1556年著成《古今医统大全》等，在医理上有所阐发，内容丰富，很有参考价值。尤其程国彭和汪昂在中医学启蒙典籍的编撰中不忘创新，且多有真知灼见。如程国彭著有《医学心悟》，总结“八字辨证”说，创立“医门八法”说；汪昂有《本草备要》、《汤头歌诀》，创“暑必夹湿”说，为叶天士以后的暑病治疗建立了基本原则。

2.学派纷呈与和谐融通的有机统一与结合

新安医学名医云集，众多医家各抒己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形成了众多的学派，主要有明代在朱丹溪养阴派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由汪机开创的“固本培元”派，明代方有执为代表的《伤寒论》“错简重订”派，清代郑梅涧为代表的“养阴清润”派，叶天士为代表的“时方轻灵”派，汪昂为代表从事医学科学普及的“医学启蒙”派，以及经典注释家中的“改革创新派”等等。一些学术派别已成为当代中医各家学说的重要一支，是中医学宝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家学派异彩纷呈，绵延不绝，影响深远。正如王任之先生所说的：“新安医学有许多学派，各个学派都有特点和成就。”“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自“金元四大家”分说以来，中医学术争鸣异常活跃，往往各陈己见，甚至针尖对芒刺，互相对立，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新安医学有所不同，徽州讲究和谐，新安各家不仅对经典著作和理论学说进行了大量的疏通润色和整理注释工作，而且新安各学派之间也常常相互沟通，取长补短。新安医学各学派中很少有极端尖锐对立和冲突的观点，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融通，互相学习，兼容并蓄。新安医学学派纷呈与交流融合的有机统一与结合，是新安医学显著不同于整体中医药学体系内学派纷争的一个重要特征。

3.家族传承与学术传承的有机统一与结合

新安医学的教育、传承方式是家族传承、师承相授，且以家族传承为主。父子相袭、兄弟相授、祖孙相承、世代业医的“家族链”现象十分明显。上文已经说过，自北宋以来世医家传三代以上至十五代乃至三十多代的家传名医“家族链”有63家，记载名医300余人，许多名医世家传承至今。在范围不大的新安地区，出现了如此众多的世医家族链，链条有的长达三十多代，这是医史上少见的现象。不少专家、学者不再讳言，家族传承、医学世家、代代因袭就是新安医学一个显著的特征。

如南宋张扩（1058～1106年），传医术于弟张挥及子张师益，张挥又传于子张彦仁，张彦仁再传子张杲，三代5人行医，可以说是徽州最早的医学世家。张氏医学由“满田张”分支传到“定潭张”。从明嘉靖年代张守仁开始，由于医术精湛，常常一贴（剂）而见效，被称为“张一贴”，世代相传，久盛不衰，而成为新安医学家族链的典型代表。

歙县黄氏妇科是徽州持续时间最长的医学世家，始于宋代黄孝通，宋孝宗时（1163～1189年）为御赐“医博”，擅妇科，为黄氏妇科之始祖；其十四代传人黄鼎铉（约生于明万历年间）继承家学，精于妇科，明崇祯时因治愈田贵妃顽疾而名震京都；鼎铉曾孙黄予石（1659～1737年）妇科更精，扬名江、浙；黄予石之子黄予庭、孙黄惠中、曾孙黄应辉、玄孙黄鹤龄等均继承家学，各有所长。至今黄氏妇科传人仍在执医，已历800余年，相继二十五代，人称“医博世家”。

新安余氏余傅山、余午亭、余时雨、余小亭、余仰亭、余幼白、余士冕、余之携、余昭令等，是明清徽州最为著名的医学世家之一，延续八代不衰，代有名医。

闻名全国的歙县郑村“南园、西园喉科”同样是家族世袭医业，有“一源双流”之称。清代康、乾时期，郑于丰（1692～1767年）与其弟郑于藩（1694～1765年）共同受业于江西南丰名医黄明生。黄明生精于喉科，擅用针灸，疗效甚佳，郑氏兄弟得其秘传而专业喉科。康熙六十年（1721年），兄弟分居，郑于丰居南园，世人称之为“南园喉科”；郑于藩居西园，世人称之为“西园喉科”。从此闻名于世，又尤以南园郑于丰之子郑宏纲即郑梅涧（1727～1787年）继承家传衣钵，擅长用汤药和针灸疗法治疗咽喉疾病，著《重楼玉钥》，开创了喉科学上的“养阴清润派”。郑梅涧长子郑承瀚（1746～1813年）又创制“养阴清肺方”，对治疗当时流行的白喉病有奇效，比1901年西方获得首次医学和生理学奖的德国学者冯贝林发明抗毒血清治疗白喉病早100多年。郑梅涧次子郑承洛（1755～1830年）承父业，著有《杏庵医案》、《烂喉风》等。郑于藩之子郑宏绩，承继先辈衣钵，其子郑承湘、郑承海、孙郑麟、郑麈，裔孙郑靖均继其业，相传至今已历十二代。

吴山铺程氏伤科（又称黄源村伤科），始于清康熙年间程时彬、程时亨、程时中三兄弟。程时彬传子程士华，继传孙程鹤生，曾孙程永裕，相传十代，代不乏人。歙县的新安王氏医学始于王学健，他受业于清嘉道年间名医程敏之，子王心如、孙王养涵得其所传，王养涵传子王仲奇，其后有王任之、王乐匋等，至今相传六代，名医辈出，经久不衰。

歙县蜀口曹氏外科，从清咸丰年间曹启梧开始，传于曹承隆，曹承隆传子曹崇竹、曹典成，子又传孙，历经六代140余年而不衰。

此外，较著名的新安医学世家还有歙县殷世春内科世家，许豫和、程公礼儿科世家，澄塘吴氏医学、江氏妇科、正口妇科、野鸡坞外科、江村儿科，休宁的舟山唐氏内科、西门桥儿科、梅林江氏妇科，黟县的三都李氏内科等。

医学世传、师承授受，由于临床早、临床多，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传承完整，深得病家信任。家族传承心心相印，心契相合，有利于临床经验的积累代代相传、代代累积，有利于专科特色的形成，也有利于传统中医学术的继承和不断完善提高。而且新安医学世家各科齐全，形成了一个医疗网络，普及了徽州乡村医疗，有力地保障了徽州人的健康，为中医药事业的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家族传承是古代封建社会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种重要形式，新安医学的世医家族链实际上也就是新安医学学术链，家庭传承仅仅是外在形式，学术传承才是本质内容，学术传承是名医医家生命力之所在，没有学术上的传承与创新，所谓的家族传承就会成为空壳。新安医学家族链与学术链互相融合交织在一起，家族传承与学术传承是有机统一与结合的。

当然，我们在肯定家族传承优势的同时，也要看到家族传承的不足。如继承多而少有创新，往往“各承家技，始终顺旧”；“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伤寒论·序》），多承袭一家之技，难免有门户之见。

4.以儒通医与融合道佛的有机统一与结合

许多学者都谈及医而好儒，儒而兼医，亦儒亦医是新安医家的一大特点。据统计显示，新安医家兼及研医者中，由儒而习医者占70%，而且不仅由儒入医、行医悬壶的医家多，亦仕亦医的太医亦众多。徽州历代共有太医38人，其中宋代3人，明代23人，清代12人。新安儒医不仅有秀才、举人，而且仕而通医的儒医中共有进士11人，其中宋代1人，明代5人，清代5人。明16世纪有汪道昆、许国、毕懋康3人。当时的文人纷纷称赞这些新安儒医。如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贾咏即称方广为“新安儒医也”，这是首次出现“新安儒医”的记载。此外，还有称徐春甫“以儒通医”，孙一奎“医出于儒”，吴崑“曾业儒，后投举子笔，专岐黄业”等。由儒而习医者占70%，另30%继承家传的专科医生，由于受当地人文思想的熏陶，亦有着好儒而发奋读书的习俗，从而构成了高密度、高水平的儒医群体。

新安医家信奉儒学，习医行事“一以儒理为权衡”。不少大儒也对医学进行研究，如朴学家江有浩、俞正燮、胡澍、汪宗沂对《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从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进行深入的考证，胡澍的《素问校义》、汪宗沂的《杂病论辑逸》都是重要的考据著作。新安医学以儒学为主，但并不排斥佛、道。徽州集儒、道、佛人文盛景于一地，不仅有黄山、白岳（白岳即齐云山，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又毗邻九华山（九华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新安山水间佛教寺院众多，佛、道氛围浓厚，对医家的影响也很大。如石山学派在形成中“援道入医”，孙一奎还热衷“外丹”之术等。新安医家与道士、僧侣的关系很密切，许多医家身兼道医、僧医两重身份。如程林为和尚，自称静观居士；程钟龄也皈依佛门；孙文胤师从九华山天台大师习医而成名。新安医学作为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出体现了儒家这一主流文化和融儒、释、道于一体的程朱理学的精髓，具有积极向上而入世致用的精神。其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兼容性和渗透性。儒学为主、融合道佛、以儒通医与融合道佛的有机统一与结合是新安医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5.“地理新安”与“学术新安”的有机统一与结合

新安医学指的是以新安地区即古徽州一府六邑为核心的地域性、综合性中医学术流派。它与其他区域性中医学术流派一样，由于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位置等因素的作用和影响，新安医学在传承中医药学术过程中同样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然而，新安医学根植于本土“小新安”地域，同时作为中医学的典型代表和缩影，其学术理论和思想连续不断地向中华大地影响、辐射和延伸。明清新安医家以整个江南地区（包括新安本地）以及京畿腹地为重要基地，近现代转移到以江淮大地（包括新安本地）和京沪两地为重点舞台，从而在全国一定范围内形成了继承、研究并弘扬新安医学的学术氛围，并由点及面形成了被全国中医药同仁所认可的“大新安”中医药学术研究氛围。

祖籍新安的医家，在汲取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新安学术基因后，即便迁居他地也要积极创造条件，营造突出新安医学精髓的学术氛围。明代太医徐春甫组织的“仁医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明清时期，中国的学术重心在江南，以苏、杭、徽三州为学术中心的苏中、浙中、新安三大中医流派呈三足鼎立之势。三地互相交融，融为一体。其中，各家中医学派如伤寒派、温病派、温补派、经典校诂派等，其发端者或核心代表人物大多有新安人。这些流派的传承与发展又是以新安及整个江南地区为大舞台，进而影响着整个中医学术界的。如明代温补培元派核心人物汪机，新安休宁人，再传弟子孙一奎也是新安名医，以两人为核心的一大批新安医家群体成为温补培元派的中坚力量，发展成新安“固本培元派”，其“营卫论”、“参芪说”等学说思想对浙江的赵献可、张景岳和江苏的缪希雍、李中梓等医家的学术思想均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他首倡的“新感温病”学说，为明清时期开展温病学术争鸣、提高温病的治疗水平奠定了理论基础，至今仍被高等中医药院校温病教材采用。又如明代方有执著的《伤寒论条辨》，影响深远。在其“错简重订”说的影响下，江南地区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学术争鸣，随其后者有喻嘉言、张璐及新安本地的程应旄、郑重光等众多医家，形成了以方有执等的“错简重订”派、张志聪等的“维护旧论”派及柯琴等的“辨证论治”三派鼎立之势。再如乾嘉时期清代皖派朴学核心代表人物江永和戴震，分别为新安歙县、休宁人，在考据对象从儒家经书向医学文献的渗透中，很自然地形成了一条皖派朴学影响下医学考证流派学术链条，代表人物段玉裁、王念孙、胡澍、江有浩、俞樾、许承尧、俞正燮、汪宗沂、于鬯、章太炎等皆为江南名人。无论是“固本培元派”还是“伤寒错简派”，以及其他新安医学学派，其传承、发展都是以新安及整个江南地区为大舞台，进而影响着整个中医学术界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安医学曾是主导全国中医学术主潮流的地域医学，明清的江南地区其实就是新安医学学术交流互动的“大新安”场所。

新安医学中的“地理新安”与“学术新安”在概念上是有差异的。“地理”的概念是静态的、疆域明确的，我们可称之为小新安；而“学术”如同江水一样是流动的，随着“江水”的流动，新安医学积极参与到整个中医药体系的大循环中，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和研究意义，故而我们可称之为“大新安”。大、小“新安”的互动融合，“地理新安”与“学术新安”的有机统一与结合，构成了融通流动性的新安医学流派体系。新安医学的根本意义在于区域特色性医学流派的动态性，在于立足于局部放眼于整体，立足于本土放眼于全国。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地方的就越是全国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博大精深的新安医学实际上就是中医药学的精品招牌。今天，我们不少北京、上海、合肥、杭州等地的新安医学医疗、教学、科研人员，常常定期地与新安本地的中医药专家汇聚一堂，共同分析和探讨新安医学形成与发展的脉络和精髓，回顾和总结新安医学研究的成果，商讨新安医学的未来发展战略，这本身就是大、小“新安”互动融合的典型范例，是“地理新安”与“学术新安”的有机统一与结合的现代证明。多角度、多视野的研究新安医学，将会对中医药科学文化事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6.中医科学与徽学文化的有机统一与结合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在繁衍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医学科学体系，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积累的宝贵文化遗产。从皖南古徽州这片文化土壤中生发出来的新安医学，不仅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徽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药科学遗产与徽州学文化遗产的交汇点。通过新安医学这个交汇点，中医科学与徽学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2001年5月，江泽民同志视察黄山时提出了徽州文化“五要素”的概念，即C（文化）、B（贸易）、M（医学）、E（教育）、A（建筑）。同时指出：“如此灿烂的文化，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一定要世世代代传下去，让它永远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新安医学作为徽州文化五大要素之一，是融于作为中华传统文化袖珍缩影的徽学文化之中的。如何充分利用、开发、应用好新安医学的宝贵资源，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保健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

近百年来，通过一代又一代现代科技工作者的不断努力，中医药学的现代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但中医药理论不但没能得到现代科学的阐释和证明，反而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陷入了某种迷茫之中。其实，作为传统文化遗产的中医药科学体系，其发展并非只有尖端科技这一条单行道，历史悠久、人文内涵丰富的中医药还完全可以借重传统文化而“起死回生”。如果说科技成果、知识产权是一种硬实力的话，那么人文内涵则是渗入中医药科学内部的软实力。当然，新安医学还应继续开展药理实验等现代科学研究工作，通过科技成果发挥硬实力的作用。除此之外，还可以借重传统徽学文化的软实力而“枯木逢春”，从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角度，发挥出软实力的更大效应。

四、新安医学的代表医家

新安医学之所以历史持续长久，医学著作众多，理论创新活跃，学术影响深远，是与一批著名的医家在理论与实践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分不开的，现择其中十大医家作一简介。

1.汪机

汪机（1463～1539年），字省三，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新安祁门人。因世居祁门之石山坞，因号石山。

汪机“早岁习春秋经，补邑庠弟子员”，从小受到新安理学的教育，于学无所不稽。其父汪渭，字公望，为当地名医。汪机20岁时因母病头痛、呕吐经治罔效而始潜心医学，并随父诊。由于他刻苦钻研，医技提高很快，疗效甚佳，信誉极高。《祁门县志》载：“治病多奇中”，“行医数十年，活人数万计”。其父汪渭水平也很高，对丹溪和东垣之学、滋阴和温阳之法均有见地，结合临床随证而用，恰到好处，这对汪机的学术成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后汪机于歙县见到戴元礼笔录其师朱丹溪医案医论的稿本，遂录之以归，加以整理，编成《推求师意》。所谓“师意”，即以丹溪为师，实私淑丹溪是也。由此，汪氏悉心探讨丹溪学术思想，并以滋阴法为主治愈母亲多年宿疾，至此声名更噪，求治者接踵而至，门庭若市。

汪机营卫学说、培元学说形成的大文化背景是新安朱熹理学，小文化背景是金元四大家医学。他30岁私淑朱丹溪，深受丹溪、东垣学说影响。汪机以《内经》气血营卫立论而首倡“营卫论”，沟通朱丹溪、李东垣之说，将朱丹溪的“阳有余阴不足”比作卫气和营气，又据李东垣《脾胃论》提出调理脾胃、培补元气以扶正祛邪。其父汪渭说：“病当升阳，治法则从东垣；病当滋阴，治法则从丹溪。不可南北异宜而不化。”汪机主张滋阴降火，但不拘泥于朱、李，既批评徒泥“养阴”者，又批评东垣的“升阳辛散”观点。他重视脾胃，但又不采纳东垣升阳辛散的治则；重视丹溪养阴的观点，又不主张养阴而泻火的治法。他通过辨证论治的实践，提出了自己“调补气血、固本培元”的学术观点，临床上善用参芪温补，从而开创了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派”。“固本培元”说以调摄人体生机阴阳、培护生命元本的学术思想大大地拓展了“杂病法丹溪”的治疗思路，改善了历来在难治病方面治不如法的局面。“固本培元派”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他的亲传弟子黄古潭、周臣、陈桷、汪天相、陈廷樨及远房辈汪宦等，对赵献可、张景岳、缪希雍、李中梓等医家的学术思想均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歙县的吴正伦、吴天士、吴澄、程杏轩，休宁的汪付护、孙一奎、汪文绮，祁门的徐春甫等新安医家都在一定程度上传承其学术思想。

汪机第一次提出了“新感温病”学说，打破了长期以来认为温病都是由伏邪化热的传统观念。他明确指出：“有不因冬伤于寒而病温者，此特春温之气，可名曰春温。如冬之伤寒，秋之伤湿，夏之伤暑相同，此新感之温病也。”从此，温病的成因有了“伏气”、“新感”两说，为明清时期开展温病学术争鸣、提高温病的治疗水平奠定了理论基础。其后江南吴又可等人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疫病论，并在其所著的《温疫论》中大段地、一字未改地引用了汪机著作的原文，至今汪机“新感温病”说仍被高等中医药院校《温病学》教材所采用。汪机精通内、外、妇、儿各科，而于外科造诣尤深，如对梅毒病的证治颇多创见。汪氏不仅临床“活人数万计”，而且著述了大量医学著作，有《读素问钞》、《外科理例》、《脉诀刊误集解》、《针灸问对》、《痘治理辨》、《石山医案》、《推求师意》、《运气易览》，合为《汪石山医书八种》，其中以《石山医案》为代表作。汪机被《明史·方技传》和《四库全书提要》列为我国明代嘉靖年间四大名医之一。

2.徐春甫

徐春甫（1520～1596年），字汝元，号思敏、思鹤，明代万历年间新安祁门东皋人。晚年被尊称为东皋翁。

徐氏幼攻举子业，资性聪敏，学习刻苦，年少而通儒。因身弱多病，乃从邑里名家汪宦学医，悉心钻研《内经》、《难经》诸典籍，勤于临床，“以儒通医”，曾寓京师，授太医院医官。

徐春甫学验俱精，著作甚丰。他上溯轩岐《灵》、《素》，下至于明传世医书200余家，探究各家之精微，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于1556年编写成医学巨著《古今医统大全》100卷，内容包括《内经》经旨、历代医家传略、各家医论、脉法、运气、经络、针灸、本草、养生、历代医案、验方等。该书采撷了明嘉靖以前历代医籍史料达496种，内容极为丰富，概括了明代以前中医学的主要成就，且医理上多有阐发，是研究医史和临床的重要参考书，也是我国现存十大医学全书之一。该书初刊于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隆庆四年（1570年）重刊，以后刻本繁多，并流传日本，影响十分广泛。

徐氏一生博览医书，济世活人，不求于利。他于隆庆二年（1568年）在北京召集在京的太医和名医，首创我国第一个医学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亦称“宅仁医会”）。46位名医来自苏、浙、皖、闽、湖、广等各地，其中新安医家最多时有21人。医会的命名体现了医者“宅心仁慈”的宗旨，要求医者“深戒徇私谋利之弊”，并立会款、会规22项条款，以穷研医籍、共磋医理、克己行仁、共勉互济为宗旨，“仁”、“德”贯穿全部宗旨中。

3.孙一奎

孙一奎（1522～1619年），字文垣，号东宿，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新安休宁人。平生以注重元气之生生不息为己任，故自号生生子。

孙氏少时习儒，其父以儒术起家，素质孱弱，体弱多病，幼年的孙一奎遂萌生“何得究竟秘奥，俾保吾亲无恙”之心。后在访其兄而往浙江括苍的途中，遇“异人”以禁方相授，试之有效，乃师黄古潭专研医学；并游历湘、赣、江、浙等地，寻师访友，广询博采。经30年博学勤访，学验俱丰，为人治病决死生多验，诊视鲜戾，投剂靡乖，医名由此闻达远近。嘉靖间行医于三吴、徽州、宜兴等多年，以医术游于公卿间。

孙氏不仅擅治外感内伤杂病，活人无数，而且在医学理论上颇有建树，尤其对三焦、命门、相火等理论颇多建树，名噪当时。孙一奎为汪机的再传弟子，他首创“命门动气”之说，强调命门为肾间动气，有名而无形，命门动气为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根。他临床十分重视命门、三焦元气的温补，在他的《生生子医案》中就载有“壮元散”、“壮元汤”等固本培元方剂。他将汪机学说从培固脾胃元气发展到注重命门元气，使培元固本理论更趋全面和成熟。以汪机、孙一奎两人为核心的一大批新安医家群体成为温补培元派的中坚力量，进而发展成为新安“固本培元派”。

孙氏一生著述颇多，撰有《赤水玄珠》30卷，《医旨绪余》2卷和《孙文垣医案》5卷，共洋洋140余万言。其中，《赤水玄珠》引录历代文献273种，在综合性临床医著中以分门细致、科别整齐、明证和论治有条理见长，深为后世医家所推崇。

4.吴崑

吴崑（1552～1620年），字山甫，号鹤皋。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新安歙西澄塘人，又号参黄子，因其医技精湛、见解独到往往出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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