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引领世界——文明优势、历史演进与未来方略(上中下三册)(能透视中国与世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大历史、大智识之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9-29 02: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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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熙宁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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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引领世界——文明优势、历史演进与未来方略(上中下三册)(能透视中国与世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大历史、大智识之书)

中国引领世界——文明优势、历史演进与未来方略(上中下三册)(能透视中国与世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大历史、大智识之书)试读:

导论

一、问题指向

(一)中国崛起改变世界形势1

近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中国的发展模式,对于世界,无疑是一场石破天惊的历史巨变。

有学者认为,在过去300年的世界历史中,只有三个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可与中国崛起相提并论。

一是“法国大革命”。这场革命摧毁了欧洲旧世界的政治秩序,开启了现代政治形态。无论是现代的独裁、现代的民主共和,以及民族国家的原型,都滥觞于法国大革命。

二是俄国“十月革命”。虽然苏维埃开始仅建立了“一国社会主义”,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向后起工业化国家展示了迈向现代化的另一条道路,而且导致了西欧资产阶级的生存危机,并激化了其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这个激化过程冲撞出两个非常不同的响应模式:一方面,在德国、日本与意大利导致极右的法西斯政权兴起;另一方面,在西欧、北欧许多国家导致民主社会主义改良运动的兴起,催生出接纳工人参政与兴办福利国家的阶级妥协模式;另外,俄国“十月革命”也催生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

三是美国崛起。美国崛起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扩张模式,也加深了欧洲殖民主义的危机。美国后来替代了英国的金融霸权,延续了英国的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与个人至上的经济自由主义,为后殖民时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打造了一个新的政治基础。美国完成了西班牙、荷兰及英国都不曾完成的霸业,他同时贯穿生产与贸易、军事与安全、货币与金融,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建立了深度整合全球资源的资本主义秩序。

中国崛起的历史意义,与上述世界历史分水岭事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经济崛起与中国发展模式已经成为撼动全球秩序的重要转型力量。在这个转型时期,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正面临着四大趋势性的历史反转。

趋势一,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式微。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公认的唯一超级大国,主导了苏联解体后的新国际秩序,造就了被视为理所当然、势所必然的单极世界体系。但不到20年,单极体系的根基在美国次贷危机后已然松动。

趋势二,“第三波民主”的退潮。“第三波民主”的起点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高峰,曾被日裔美籍学者弗兰西斯·福山断言为人类文明演变的终点,没有其他体制可以超越,然维持不到40年,随着新兴民主国家普遍陷入严重的治理危机,“第三波民主”已经退潮。

趋势三,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重建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打下基础。苏东剧变后,经济自由化空前发展,几乎所有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秩序都被资本主义的逻辑所支配。但金融危机后,随着“华盛顿共识”的破灭,反全球化运动兴起,加之全球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引起激进的变革呼声,近60年的国际经济自由化趋势面临逆转。

趋势四,西方中心世界的日益没落。这是四大历史趋势逆转中最本质的变化,也是300年来历史发展趋势的大逆转。直至18世纪初,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仍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分享世界舞台。随着西方的殖民主义扩张,以基督新教为核心的现代西方文明主导人类历史长达300年。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权力重心明显东移,亚洲正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新亚洲半球”的崛起,预示西方文明主导的时代已近尾声。

上述四大历史趋势性的反转,都与中国经济的崛起与中国的发展模式密切关联,以下略作分梳。

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式微,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科技优势与产业优势减弱,越来越依赖金融扩张与虚拟财富来支撑国内消费与经济增长;同时,美国基于本国利益而肆意对外用武,使得其软力量大幅消退。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崛起在不断削弱美国独霸的战略格局,让急欲摆脱美国战略围堵或政治支配的国家找到了依托,无论是俄罗斯普京的独立自主外交路线,还是委内瑞拉的21世纪社会主义路线,甚至是欧洲所倡导的多极世界,背后都有中国力量的支撑。“第三波民主化”出现退潮,一方面是因为美国自身的“民主政治”遭遇市场原教旨主义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双重侵蚀,与此同时,新兴民主国家普遍陷入严重的治理危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的崛起带动了能源与原材料出口国经济地位的上升。而中国模式的出现,又让抗拒来自西方压力或是试图突破民主治理危机而尝试建立其他政治模式的国家,在物质条件或意识形态空间上得到腾挪空间。

战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与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逆转也与中国崛起有关。中国的崛起,导致全球经济体系内工业产能急遽扩张和贸易格局快速变化,致使原来积极推行全球化自由化政策的西方国家都重新设置贸易壁垒,国际经济自由化进程因此面临难以为继的困境。

中国经济崛起与中国发展模式几乎打破了所有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定律,震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也撼动了西方国家对于世界经济发展与国际社会治理的话语垄断权。过去在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框架下,衡量“进步”与“落后”的坐标是明确的,现在这个历史坐标开始受到质疑。它还意味着,非西方社会在面对社会制度与价值体系的选择时,享有更大的空间,同化于西方文明再也未必是“进步”,弘扬自身的传统文化未必是“落伍”,非西方世界更有条件展开“文化自觉”。

总之,中国经济崛起与中国发展模式正影响着全球秩序的转型重组,正改变着现代世界的历史进程。(二)中国模式面临多重困境

在中国经济崛起与中国发展模式影响了全球秩序重组、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同时,中国经济与中国模式也面临复杂的发展困境。

中国近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以资源大量消耗和环境严重污染为代价的,中国的环境资源条件日趋恶化,“高代价的高增长”已不可持续。

同时,高增长导致了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严重的社会冲突,政府为维持社会稳定投入巨大,高增长所付出的社会管理成本太高,“高成本的高增长”也不可持续。

事实上,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具有长期化的趋势,过去30多年平均接近10%的高增长已难重现。

然而,就业形势持续严峻、居民收入明显偏低、社会建设严重滞后和精英人才大量流失等问题使中国社会患上了“高增长依赖症”。“蛋糕已经不能再继续做大”,而中国存在的种种问题又要求“把蛋糕继续做大”。高代价、高成本的高增长不可持续与“高增长依赖症”之间的强烈冲突,造成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增长困境。2

中国经济面临增长困境的同时,政治秩序也遭到侵蚀。

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增长主义模式下,地方官员考核机制3和事权财权倒挂的财税体制4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热情。地方政府将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并动用其强大的权力资源推动投资扩张、刺激经济增长。这导致有些地方官员为了升迁不择手段追求GDP增长。尽管中央政府发出各种文件和指令禁止地方官员采取不当措施(如强行拆迁,非法征地,污染环境等)发展经济,但有些地方官员对中央政策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因为他们认定国家必须依靠高经济增长来稳固政治秩序。5权钱高度结合还导致贪污腐败事件高发,成为影响政治健康的毒瘤。

经济增长困境、政治秩序困境的背后,还隐藏着社会道德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苏联瓦解以后,共产主义在全球陷入低潮,多数国人丧失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信仰的缺失必然伴随着道德的下滑,因为人类的社会道德都是在特定信仰中存在并体现的。由于信仰缺失,国人甚至不知道按什么样的道德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出现了孔子所说的“无所措手足”的状况。加之三十多年来市场经济的金钱腐蚀,中国人的社会道德状况出现了严重问题。“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唯利是图”成为流行一时的社会准则。在欧美国家,作为救赎信仰的基督宗教与作为市场法则的“唯利是图”相互制衡,从而维持了西方社会的道德不至于崩解。中国没有这种救赎宗教的传统,没有相应的文化力量制衡,这种唯利是图的泛滥足以摧毁社会道德。于是乎,人们听到看到的失德现象随处可见:假冒伪劣层出不穷,毒奶粉、黑心棉、假药、假酒、假文凭、假论文、假博士、假医疗器械、豆腐渣工程,医生收红包,教育乱收费,学校卖文凭,学者剽窃论文,官商权钱勾结,买官卖官风行,恶性刑事案件高发……

经济增长困境、政治秩序困境和社会道德困境的交织,意味着曾经的“中国模式”需要全面调整和优化。(三)现代文明亟须全面转型

理解当代中国的成功及困境,把握未来中国的转型及超越,必须将中国的发展置于“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来认识。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背景下,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逼迫下开启的,是被“裹挟”着进入“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的。

中国“现代化”历程之艰辛,代价之惨重,在当今世界大国中首屈一指。全球其他大国的“现代化”历程,皆伴随着大规模地对外扩张,对外扩张的成功与“现代化”的推进是两面一体的。中国却是遭受长达百年的掠夺、侵略和内乱后,才建立统一的现代国家,才赢得完整的国家主权,才能自主展开工业体系的建设。与同样是以被动型、外生型、后发型的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比较,如德国、俄国、日本等,中国无疑是社会损耗最大、变乱时间最长、民族灾难最重的国家。

与西方列强始于殖民扩张的现代化进程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是“通过政府对本民族进行剥夺的内向型积累方式,追求工业化及现代化的经验过程”。6从世界主要大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来看,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往往需要通过转嫁社会风险来进行内部动员和原始积累。资本主义先发达的国家,如英、法、美,以殖民扩张为主要转嫁方式(同时也有如圈地运动的“内部转嫁”方式);资本主义后发达的国家,如德、日,以战争侵夺邻国为主要转嫁方式(日本曾侵夺中国台湾、东北、朝鲜,德国曾侵夺波兰、法国)。后发展的国家,由于既无法殖民扩张,也不能侵夺他国,就只能通过“内向剥夺”的方式转嫁风险,如俄国、中国等通过“革命”,剥夺“阶级敌人”(包括旧贵族、地富反坏右、叛徒工贼资本家等)与环境资源来提取剩余、转嫁风险以进行内部动员和原始积累(俄国因之前几个世纪持续的领土扩张,其“原始积累”相对容易)。“中国不可能再有西方早期工业化国家通过殖民扩张对外占有资源和转移国内矛盾冲突,以改善制度环境的条件。因此,这客观上决定了中国作为一个资源禀赋极差的、农民人口占绝对比重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不得不通过内向自我剥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以便跟得上西方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7然而,内向剥夺型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导致资源大量消耗和环境严重污染,还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和社会冲突日趋严重。在经历一段高速的“现代化”发展后,中国陷入了经济增长困境、政治秩序困境和意识形态困境错综交织的局面。

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重重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现代文明发展面临的困境。

现代文明的主流是资本主义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的形成可溯源自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变革。先有意大利城邦国家如佛罗伦萨、威尼斯等的海外成功殖民,引发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后有葡萄牙、西班牙谋求海外扩张的所谓“地理大发现”,为西欧的海外殖民开辟了广阔空间。西欧在海外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在“发动战争、资源汲取和资本积累三者交互作用”8下,逐渐完成了由城邦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

资本主义社会以追求物质财富为社会主导价值观念,以追求资本收益为社会运行核心机制。资本主义社会对所有内部成员,提供了以“市场”为主要竞争平台、以“赚钱”(确切地说,是“借钱生钱”,是“资本生利润”)为核心能力的公开公正的社会升层通道,是迄今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级形态之一。资本主义文明在较大地域(主要在西欧、北美)、较长时间(近三百年)内,以相对公平公正的方式,维护了群体的生存延续。(上述“群体”是以西欧、北美为主的群体,“公平公正”也仅面向西欧、北美的社会成员,对外则讲强权主义,用丛林规则。)

然而,资本主义文明的存续与发展是以持续的经济增长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一个自我扩张的价值体系,经济剩余价值的积累由于根植于掠夺性的开发和竞争法则赋予的力量,必然要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进行”。9如果资本不再扩张,利润不再增长,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就必然爆发。因为一旦经济不能持续增长,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升层通道便会淤塞,资本主义制度便失去了整合社会、维持秩序的力量。(资本主义社会的历次大规模经济危机都造成了大规模社会动荡,一战如此,二战也是如此。)

资本主义毫无节制的经济扩张需求必然对生态系统造成巨大损害:“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10然而,地球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却决定了人类向自然的索取终将是有限的,“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是一个矛盾,因而在全球资本主义和全球环境之间形成了潜在的灾难性冲突”11“‘资本主义无法用一种合乎环境要求的可持续方式来协调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代谢关系。其行为违反了自然和代谢修复的法则。不断进行的资本积累过程加剧了对社会代谢的破坏,把资本的追求强加给自然,而不顾对自然循环造成的后果。’面对生态危机,资本主义体制没有进行任何尝试去探询社会关系问题的根源,而这个问题正在摧毁马克思所称的‘人类生存的重要条件’。相反,资本主义‘一次又一次地继续执行着同样的失败战略’,把这个问题转移至别处,结果导致多种生态灾难的发生”。12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实际表明了生态阀不可逾越的事实。因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源配置失衡,而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性则是源于生态系统资源供给能力的有限性。13或许,在一定时期,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变革等方法优化资源配置,摆脱经济危机,重获经济增长。但是,放纵人类无止境的物质欲望,追求无止境的经济增长,而人类又只能生存于一个地球,那必将最终导致全球生态系统的崩溃,人类文明也必将毁于一旦。

全球生态危机愈演愈烈应该成为现代文明转型的警示。西元20世纪30至6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所谓“八大公害事件”(马斯河谷事件、多诺拉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水俣病事件、四日市哮喘事件、米糠油事件、痛痛病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成千上万的人被环境污染夺去生命。环境问题由此引起西方国家的高度重视,各国一方面大力进行国内环境的治理改善,一方面大力组织污染产业的全球转移。一段时间后,西方国家的环境污染得到控制,环境质量得以改善。然而,西方国家以“全球经济一体化”之名进行的产业转移与污染转移,却使得环境问题在全球范围不断恶化——局部性的地区问题打破了国家的疆界后演变成全球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全球性环境危机出现,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更大范围的生态破坏事件频繁发生,包括酸雨,臭氧层破坏,全球性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有毒化学品的污染及越境转移,土壤退化加速,淡水资源的枯竭与污染,污染导致的海洋生态危机,森林面积急剧减少,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及大规模生态破坏等。与此同时,全球范围的资源危机、能源危机频现。

文明,应该是有利于较大地域、较多人口延续的文化。今天看来,资本主义已经趋向于越来越不“文明”,因为它已经越来越不利于较大地域、较多人口的延续。要超越因资本主义扩张导致的全球生态困境,要超越因经济增长依赖导致的中国发展困境,必须变革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主导的价值观念体系,必须变革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主导的社会运行机制,必须变革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一言以蔽之,必须推动“现代文明”全面转型。(四)未来中国引领世界变革

认识和理解“现代文明”的转型,需要将“现代文明”置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观照之。

前文述及,现代文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而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能持续发展的文明也寥寥无几——迄今,除中华文明以外,所有的古代文明都已死亡,被尘封在历史中。“最近6000年以来的历史记载表明,除少数例外,文明人从未能在一个地区内持续文明进步长达30-60代人以上(800-2000年)……文明人主宰环境的优势仅仅持续几代人,他们的文明在一个相当优越的环境中经过几个世纪的成长与进步后就迅速衰落、覆灭,不得不转向新的土地。其平均生存周期为40-60代人(1000-1500年)。大多数的情况下,文明越是灿烂,它持续存在的时间就越短。文明之所以会在孕育了这些文明的故乡衰落,主要是人类糟蹋或毁坏了帮助人类发展文明的环境。”14“有史以来,已有10-30种不同的文明(具体数目依据文明分类方式而定)沿着这条道路走向衰亡”。15

许多历史学家将古代文明消亡的原因归咎于统治阶层的荒淫腐败或是外族侵略,而生态学家认为:古代战争往往以争夺土地、人力等资源为目的,战争短期内不可能将一个文明完全毁灭。只要支撑文明的环境资源存在,统治阶层的荒淫腐败或外族侵略战争只能是导致朝代变迁或民族更替。真正导致古代文明彻底消亡的原因,是支撑文明社会的生态基础彻底被破坏,使文明社会的环境资源彻底枯竭。所以,不同类型的古代文明的崩溃历程惊人地相似:都曾面临不同形式的环境恶化与资源枯竭,最终导致所在地区不再适宜人类生存。16

复活节岛的历史对于理解古代文明的消亡、警示世人敬畏“天命”具有典型意义。复活节岛的面积约150平方英里,位于南太平洋中,距离南美西海岸约2000英里,距离最近的有人居住的皮特凯恩岛也有1250英里。据考古学家研究,最早有人到达岛上定居大约在西元5世纪,是来自东南亚的波利尼西亚人。人们聚族而居,部落周围是耕种的土地,最重要的集体活动是祭祀。祭祀活动中心是巨大的石像平台,被称为“阿胡”。“阿胡”通常朝向冬夏二至点中的一个或者是昼夜平分点。每一处这样的平台,都建造了巨大的石像,从1个到15个不等。这些石像留存至今,成为复活节岛文明的标志。建造石像需要投入大量劳力:需要在采石场开采石料,需要长年累月的雕刻,最富挑战性的则是运输。一尊石像高达20米,重达数十吨,由于岛上没有任何拉曳用的牲畜,只能靠人力,主要方法是用树干作为滚木“传输”。到西元16世纪,岛上建造了数以百计的“阿胡”,约有600尊以上的巨大石像。然而,复活节岛文明却在此时突然崩溃,采石场还留下许多尚未完成的石像。崩溃的原因,正是因为大肆采伐森林而导致全岛环境恶化。当欧洲人于西元18世纪首次登岛时,岛上已没有任何树木,只剩下若干棵树的标本留存在死火山的坑底。最初的定居者上岛时,岛上森林茂密。但随着人口数量增长,人们不断砍伐树木,腾出空地用于耕种,同时也用木材作为取暖做饭的燃料,还作为建造房屋、制作用具和造船的材料,最大量的消耗则是用于铺设从釆石场到岛上各处祭坛的运输石像的“轨道”。结果,到西元16世纪时,岛上的森林砍伐殆尽,建造石像的工作也被迫终止。由于岛上森林生长周期很长,上百年都无法恢复。于是,人们再也无法建造木构房屋,只得设法挖掘石洞作为居所、利用芦苇搭建草棚;船只也无从建造,打鱼也就更为困难。森林砍伐还导致土地被雨水侵蚀,农业产量急剧下降,经济体系渐趋崩溃。同时,整个社会的分层分工体系与信仰体系也渐趋崩溃。结果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直至无休无止的族群战争。社会退回野蛮状态,吃人甚至变得司空见惯。17

复活节岛文明的生存延续依赖于岛上的有限资源,在一个只需一两天就可以走遍的岛屿,人们应该能觉知环境发生的恶化。然而,复活节岛的定居者们在维持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上千年之后,却终因未能维持生态平衡而导致文明瞬间崩溃。复活节岛文明的命运当令世人警醒:地球正如同复活节岛,只有有限的资源来支撑人类文明的生存延续;人类也正如同岛上的居民,无法逃离地球。因此,人类应该时时刻刻敬畏“天命”,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现在的生产生活方式可以“天长地久”,否则难免重蹈复活节岛文明的覆辙!

文明发展是人类与环境良性互动保持生态平衡、同时适应性不断提高的过程。这种“平衡”与“适应”的智慧是人类的最高智慧,因为它决定了人类文明的命运,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在人与环境的互动中,唯遵循“天命”(演化着的天球生物圈的赋予人的使命)者方能生存。

谨遵“天命”,维持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追求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即“天人合一”之道。以“天人合一”之道为基本遵循,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等方面积累了丰富深厚的经验。正因于此,中国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存续至今且生生不息的文明体。尽管近现代中国经历了一百多年逐渐“西化”的过程,但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却依然在土壤底层支撑和滋养着中华民族的成长。当代中国经济的崛起与中国的发展模式,也无不与中华文明历史的积淀息息相关。18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对人类历史上主要文明的起源、兴起、衰落和解体过程作过完整深入地研究。他发现,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中华民族“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19因为,西方的政治传统是民族主义的,而不是世界主义的,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却“把世界统一成为一个整体”。20人类生存发展亟须全球意识,民族国家意志却导致世界纷争。“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21“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人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22

汤因比基于人类文明史研究得出的上述结论发表在半个世纪以前,在当今世界形势下,则更凸显其睿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居住于地球上的人类越来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越来越需要以整体人类福祉为目标建立起全球治理体系。然而,以民族国家制度为基础的资本扩张,不但导致全球生态危机加剧,随同资本扩张而持续扩张的“军事——工业复合体”还进一步造成了人类的生存危机。军工为少数大国创造了巨量经济效益,其所具有的垄断性高额经济回报使得高端武器(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难以控制供给,而军事冲突则产生了对高端武器源源不断的需求。因此高端武器必然会扩散,并推动创新更高端武器,把原来的高端武器变成中端甚至低端武器。高端武器扩散使得美国的军事垄断地位不但受到其他军事强国的挑战,而且使得更次级国家以及恐怖组织乃至于海盗的军事能力也“水涨船高”。最高端的军备多是威慑性的,而次级甚至更次级的军备才较多被应用。“水涨船高”到一定程度,“军工争强”形成的级差秩序(美国→核大国→更次级国家→恐怖组织→海盗→黑社会)就难以维系:一方面,高端武器缺少用武之地;另一方面,中低端武器(即原来的高中端武器)遍地开花,最后导致“集体闯红灯”,或“人类集体自杀”。23

人类亟须建立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模式,新模式的根本则必须建基于整体人类福祉之上。整体人类福祉的核心是人类的永续发展,因为无“永续”,则其他“福祉”也就荡然无存。追求整体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以“整体人类福祉”为决策导向,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主义”。这就是汤因比所说的中华民族的“独特思维方法”。以此为遵循而治国平天下,中华民族“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然而,具有成功的历史经验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担当推进现代文明转型、引领世界变革的使命和责任。推进现代文明转型、引领世界变革的国家,还应该具备以下条件。

其一,具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因为在当今仍是丛林规则主导的国际社会,没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国家自身安全就没有足够的保障,遑论推进现代文明转型、引领世界变革。

其二,具有创新驱动的科技和工业体系。因为持续创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体系是“现代化”的精华,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在当今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没有创新驱动的科技和工业体系,国家发展就缺乏后继支撑,更遑论推进现代文明转型、引领世界变革。

其三,具有普适(或普世)意义的思想和价值体系因为西方文明(或现代文明)倡导的个人本位的“自由”“人权”“平等”“民主”等思想和价值体系,造成了天人割裂,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人类不可持续。而且,西方发达国家常以上述“普适价值”为由,行“自私自利”之实,广泛采用“二重标准”,已使得上述“普适价值”的普适性饱受质疑。

其四,具有值得效仿、可以推广的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的以“一人一票普选”为基础的民主法治体系,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也无法建立真正和谐有序、长治久安的国际秩序,无法保障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

综合上述条件,纵观当代世界,中国确乎是最有可能成为推进现代文明转型、引领世界变革的国家。一方面,中国已经具有了足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创新驱动的科技和工业体系也正在成型;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在复兴,完全有可能在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开掘出现代性的具有普适(或普世)意义的思想和价值体系,以及与之相应的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特别是,中国的环境资源相较于欧美更为严酷,对于推进现代文明转型的需求因而更为迫切。迫切的现实需求与丰富的历史资源相互催化,将成为未来中国引领世界变革的持续动力!

另外,需要强调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上唯一的自文明诞生而传承至今且生生不息持续发展的文明,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史上“永续发展”的唯一样板。

中国真能推进现代文明转型、引领世界变革吗?如果能,转型的路径将是怎样?变革后的发展模式又将怎样?对于关注中国命运以及人类命运的人而言,上述问题无疑是当代最令人瞩目、最激动人心的问题。这也是本书的问题指向。

二、研究理路

(一)研究宗旨

探究现代文明转型和世界发展变革的问题,其核心是要追求人类与环境的良性互动,追求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即中国传统文化所谓“天人合一”。追求“天人合一”之道,则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人类与环境良性互动的普适规律,力求通晓人类社会从古到今、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发展——这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根本遵循,也是本书的研究宗旨。(二)基本方法

探究人类与环境良性互动的普适规律,认识和理解人类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变化,需要遵循的基本方法是孔子提出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即:准确地确认事实、表述事实而不作任意主观增减改动(述而不作),并相信历史事实系列所昭示的内在规律,汲取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信而好古)。24因为只有真正认识过去,才能真正理解现在,也才能真正面向未来!

认识历史规律,需要运用整体的方法,即:对人类社会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历史事实求同存异,进行整合(从简单到复杂,与长程历史相关),从整体(人类永续发展)到局部(局地历史兴衰)逐层细化,适度留余。进一步说,是要在“默识”人类历史整体(演化历程及演化结果)的基础上,从整体到局部对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历史事实进行定位(既包括从简单到复杂的层次,又包括从整体到局部的位置),然后探究其事件关联,揭示其发展规律,从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科学预测”的依据,为国家社会的治理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或相关参照。

上述方法的详细阐释涉及中西科学思维的比较分析,详见第二章,兹不具论。

需要强调的是,本书不仅在研究理路上遵循“述而不作”,在论述方法上也尽量遵循“述而不作”:本书引述的内容逾千处,源自数百论著论文,尽管多有删削,但对于原著的行文风格,则多有保留,以备读者体察原著之“性情”与“风貌”。(三)论述框架

探究未来中国引领现代文明转型和世界秩序变革,需要将中华文明置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观照,需要对构成中西文明的核心要素进行深入辨析、比较:从语言到文字,从思维到科学,从价值观念到社会制度,等等。由此,在人类文明比较的整体视域中理解中华文明的内在优势,在世界历史演进的整体进程中认识中国的发展道路,在全球秩序转型的背景中探究中国的未来方略。

第一章“语言与文字”,探究语言文字对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思维模式的影响,内容包括:人类语言的起源、中西语音的比较、中西语法的比较、中西文字的比较等。指出:在人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原始人类语音与识别对象的对应发声模式因为“耗能最小原则”,被环境所“决定”。生活在亚欧大陆东部的人们因为环境相对严酷,“选择”了元辅音整合的语音模式;而生活在亚欧大陆西部的人们因为环境相对温和,“选择”了辅音组合的语音模式。这造成了汉语与西语的根本性差异。语音模式深刻地影响了句法模式:汉语发展出“整体关联”的句法模式,语义主要通过语句内语词之间的关系来表达,没有语词形态的变化;而西语发展出“词形(语音)变化”的句法模式,主要通过语词形态的变化表达语词的关联意义。人类思维的内在过程就是语词的组合过程,因此,语言模式一定程度上就是思维模式。由于语言模式的影响,习汉语者发展出在不变中应变、在不同中求同、在整体中解决局部问题的整合型思维;习西语者则发展出以变应变、以异对异的从局部解决问题的分异型思维。中国构型文字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整合型思维模式,西方拼音文字的发展则进一步强化了分异型思维模式。

第二章“思维与科学”,探究思维和科学对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影响。首先,通过对中西文明的思维演化历程进行比较研究,揭示了中西思维演化的相似环节。然后,对中西文明的最有序也最重要的思维形式——科学思维——展开比较研究。内容包括:中西科学思维的发源、中西科学思维的演化、中西科学思维的适用对象和中西科学思维的推理方法。指出:中国传统的科学思维方法是构造整合法(即对事实求同存异,进行整合,从整体到局部,适度留余),主要应用于复杂现象的研究,也可应用于研究相对简单的现象;西方的主流科学方法是分析还原法(即对事实分隔解剖,进行还原,用基本因子或孤立事实返构布局,不留余地),主要适用于简单现象的研究。二者的科学标准(或言“科学精神”)是相同的,即:都要准确地鉴定事实,准确地表述事实,慎重地筛选事实,慎重地推理,并付诸实践或实验检验(这是普适的科学标准,是科学精神的基本内涵)。二者的推理起点也相同,即识别事实和关联事实。但二者的推理路径不同,即对于事实的归纳和演绎推理不同。构造整合法对事实的筛选归纳主要运用“求同存异”的方式进行整合,然后从整体到局部一层一层展开推理,适度留余;而分析还原法对于事实的筛选归纳主要运用“分割解剖”的方式进行分析,然后用被筛选的孤立事实进行布局,或是对被筛选的事实进行还原,找到基本因子之后再作布局。构造整合法是整体公理化的方法,把最复杂的状态作为研究的起点,从最复杂的状态到次复杂的状态,再到三级复杂的状态,依次类推,越来越简单,在一定级次上与分析还原法描述的状态相重合;分析还原法则是因子公理化的方法,把最简单的状态(初态)作为研究起点,从最简单的状态到次简单的状态,再到三级简单的状态,依次类推,越来越复杂,在一定级次上与构造整合法描述的状态相重合。之后,进一步对中西数学思维进行比较研究:首先追溯了中西数学思维的演化,接着简要论述了中国传统数学的体系,再后是综合比较中西数学思维的异同。在阐明了中国科学思维与数学思维的基础上,最后对中国传统科学的主体——儒学,用现代科学术语和表述方式进行了重新诠释,包括概要、经典、主要定律、基本义理等。本章旨在阐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科学基础”。

以上两章内容关乎人类文明的根基,构成本书“上篇”。

本书“中篇”则聚焦于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演进。

首先,在“中篇”的“前言”部分,概述了复杂科学(儒学)的史学方法论、历史发展观和社会形态说,指出: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史实求同存异,进行整合(从简单到复杂,与长程历史相关),从整体(人类永续发展)到局部(局地历史兴衰),可以发现,人类社会形态从简单到复杂的演进,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无分层的氏族部落社会,即通常所说的原始社会;第二类是简单分层的同域整合社会,即通常所说的城邦社会、封建社会;第三类是复杂分层的异域整合社会,有相对公开公平公正的升层通道,包括四种形态:军国主义社会、神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中国自汉代尊儒后建立的大一统社会,本书称之为“德本主义社会”。25

然后,对上述从简单到复杂的三类社会形态依次展开探究。探究以复杂科学的思维方法、科学模型和基本规律为基础,先论述该类社会的生成模型,继而探讨该类社会的演化规律,最后研究该类社会的组织结构。

第三章专述“氏族部落社会”。先论氏族部落社会的一般情形,内容包括生成演化、组织结构和经济分析;然后,简述氏族部落社会的中国谱系,包括分期描述、分区描述和文明起源探讨,指出: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念、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的发展模式都在中国氏族部落社会的转型时期——尧舜时期得以奠基。

第四章专述“城邦封建社会”。先论城邦封建社会的生成,包括生成过程、生成机制、组织结构和经济分析;次论城邦封建社会的演化,主要是中西封建社会演化历程的比较。指出:中西文明发展模式在城邦封建社会已基本成型;然后,基于城邦封建社会生成与演化的研究,还原“封建”之本义,溯源“封建”之滥用,为近现代以来被“污秽化”“妖魔化”的“封建社会”正名。

第五章专述“军国主义社会”。先论军国主义社会的生成机制和组织结构;然后探讨军国主义社会的演化,主要对中西两大军事帝国(秦帝国和罗马帝国)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军国主义的历史记忆对中西文明的影响截然不同,秦帝国模式是后来中国要竭力避免重蹈覆辙的“前车之鉴”,而罗马帝国的辉煌却一直是西方追求的“理想”。

第六章和第七章专述“德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是全书的重心之所在。

第六章论述“德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成演化”。先论德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成,包括生成环节、史实序列和结构变化;次述演化环节:通过对德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演进历史求同存异,进行整合,从整体到局部,可以发现二者的演化历程,有着数目相对稳定的演化环节(极数),而且在序数相同的环节达到相似的序化程度和变异幅度(通变),依此制成《德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化路径表》。根据此表,分“形成期→发展期→成熟期→繁荣期”四期进行论述,每期则再分“国家秩序稳定→政经制度建设→科学技术进步→社会组织演化→国际关系发展→问题积累爆发”六个环节,依序展开。德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演化的史实序列凸显出东西方两大文明的内在特质与演化规律,是本书进行预测与相关推论的基础。

第七章论述“德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机理”。先论政治制度,包括德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形态的概述、思想基础、政权组织、选举制度和治理体系五方面;次论社会文化,内容包括德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基本规范、社会分层、基层组织和社会治理五方面;再论经济模式,内容包括德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伦理、发展路径、技术体系、产业结构、城乡格局、产权制度和消费形态七个方面;最后,论述德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国际关系,包括二者国际关系的历史渊源、义理模型、国际体系、国际冲突和国防军事五方面。

第六章是从纵向的历史演进的维度对德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比类研究,第七章则是从横向的组织机理的维度再对二者进行比类研究。这样,就在纵向演化的“经线”上,再织以横向机理的“纬线”,通过“经纬交织”而勾勒出德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立体图像”。此“立体图像”清晰地昭示:资本主义社会与德本主义社会是复杂层次相同的社会形态,经历了相似的演化环节,具有相似的复杂结构,其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经济模式、社会组织等在特定历史时期与环境条件下都具有高度的合理性。然而,随着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资本主义发展难以维持,其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经济模式、社会组织形态的合理性已经受到约束(局限于局部环境资源条件相对优裕的地区,如北美、澳洲等,然而由于难以扩张,其维持时间也将必然有限)。要保障人类社会永续发展,需要重新认识德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本书“中篇”的内容主要是“史实”,本书“下篇”的内容则主要是基于“中篇”所述史实的预测及相关策论,聚焦于中国的未来方略。

第八章“预测”先是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梳理。指出:中国近现代社会之变革源于西方文明的扩张,中国的变革历程由“中体西用”而“西体西用”,导致了中华文明的歧出,却并未修成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正果”,而且绝无修成资本主义现代化“正果”之可能!之后,回溯了中国历史上经历的两次文化危机,并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求同存异进行整合,应用复杂第一律,发现三者有着极为相似的演化环节,断定中国未来的发展必然要回归中国历史文化的正统之路,即德本主义的“老路”,这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特色”的内涵,而“德本主义”则是本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真正以“社会”为本位)。然后,分析了中华文明复位(回归中国历史文化的正统)的现实基础。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最高层的政治话语中,从经济、政治到社会、文化,全面回归中华文明正统的指向已愈趋明显;在社会基层,一场复兴中华文化的“社会运动”已蓬勃展开。最后,简述了中华文明复位的三阶段,并应用复杂第二规律进一步勾勒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

第九章“国策”。

先论意识形态的更化,指出:中国正在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必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即:一方面,是回归中国自古以来的文明正统,以尧舜孔孟之道作为治理国家的纲领,论“道”经邦;另一方面,革除国家意识形态中西方文化的不良影响,特别是民主政治文化中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的不良影响,用“主权在天”的“王道政治”理想更化“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理想,法“天”而治。论“道”经邦赋予治国理念超越性与神圣性,法“天”而治则赋予治国理念科学性与永续性。论“道”经邦,法“天”而治,是以王道政治理想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时,要用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仁”“义”的价值体系容融且超越西方源于基督新教的“自由”“人权”“平等”“民主”的价值体系(“道德仁义”具有真正的“普适”性质,因而具有真正的“普世”能力),以此为基础,重建社会道德。

次论政治制度的变革。指出:中国未来必将在政道(政体)层面,以“主权在天”的王道政治容融并超越“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在治道(政制)层面,必将以选贤举能的德政礼制容融并超越平民普选的宪政法制。并勾勒了德政礼制的重建路径,即:国学重建→科举选士→变通改制→礼乐复兴。

再论文化教育的发展。指出:中国学术界亟须重建中国学术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需要在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上回归中国文化的自性,这将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巨大的文化整合与文化创新,是在吸取西方文明精华成分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融汇中西创造的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新文化、新国学,将为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复兴提供真正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为当今世界因西学造成的可持续问题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为当今人类社会解决各种危机提供一种更优的文明选择。教育体系也亟须因应时代需要,普及经典,培养通才,破解现行教育科研体制因学术分科造成的“学科壁垒”或“学术壁垒”,用复杂科学统领简单科学,用通才管理专才,造就推动制度转型和社会变革的组织管理人才,奠定大一统礼乐文明的政治文化基础。

再论经济模式与社会治理的创新。指出:中国当代的经济发展凭借“内向剥夺”模式和成本转嫁,在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愈趋耗尽的情形下,已面临持续发展的困境,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必然将向“内源发展”模式转型;推行族有产权制度是建立“内源发展”模式的基础。推行族有产权制后,中国将顺利完成政府职能的调整、三农问题的化解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并将率先确立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由此进一步赢得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优势,成为全球经济变革的引领者。经济模式转型的同时也意味着社会治理体系的变革,在“敬宗收族、集约自治”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将得以重建,社会保障体系将得以优化,纠纷解决机制将得以改善,社会治安体系将得以提升。

最后论述国际政治的转型。指出:中国未来必将以天下主义超越民族国家主义,以天下体系超越民族国家体系,引领世界秩序转型。

综上所述,本书力求在人类文明比较的整体视域中理解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演进的整体进程中认识中国道路,在全球秩序转型的宏观背景中探究中国方略。在论述方法上,力求根据中华文明自身的思维模式、义理架构与解释系统来言说历史,认识现在,思考未来,以彰显中国近代西学东渐后逐渐被摧抑的“文明自信”和被遮蔽的“文明自性”。所谓“文明自性”,是一种文明内在的根本特性,核心是思维模式及相关的科学体系,价值观念及相关的制度形态,此乃文明之“体”。中国近现代由“中体西用”而“西体西用”,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后,“科学”(实为“简单科学”)和“民主”(实为一人一票选举代议)渐成主流价值,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构造整合法)和学术体系(主体为“复杂科学”)被“边缘化”和“隐晦化”,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道德仁义)和制度形态(大一统的礼乐刑政制度)被“污秽化”和“妖魔化”,中华文明自此暗而不彰。然而,理解今天中国的成功及困境,认识未来中国的转型及超越,都亟须理解中华传统的“文明自性”。如果中国不能解释与理解自身的文明,就绝不可能解释与理解今天中国的成功及困境,也绝不可能认识与把握未来中国的转型及超越,遑论推进现代文明转型和引领世界变革!

中国的最高领导层也已深谙中华传统的“文明自性”对于当今中国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指出:“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26

下面,我们将从中华文明的源头开始,循着中华文明生发、成型、发展、繁荣的历史脉络,来认识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理解中国“独特的历史命运”,把握中国“独特的基本国情”,探寻适合中国特点的“发展道路”,以期造就中华文明“新的辉煌”!上篇文明根基第一章 语言与文字

本章主要探究语言和文字对中西文明的思维模式的影响。先追溯人类语言的起源,探究人类语言的早期形态(第一节);然后,进一步探讨人类语言早期发展的共同特征——音义同源性,并对中西语音差异及其对思维模式的影响深入辨析(第二节);再后,在语音模式研究的基础上,对中西语言的词法和句法模式及相关思维进行比较分析(第三节);最后,对中西文字展开比较研究:先探讨人类文字的共同源头及之后的分岔发展,再分述中国汉语构型文字的发展和西方拼音字母文字的发展及其对思维模式的影响(第四节)。第一节 人类语言的起源一、人类语言出现的标志

大多数语言学家认为,只有人类才拥有真正的语言,并将语言作为区分人和动物的主要特征。但有动物学家认为动物也有自己的“语言”,他们发现动物都具备群体间的交流手段,或是声响(机械波),或是气味(微量化学物质),或是触觉感受(机械能),或是视觉感受(光能),如鸟类的鸣叫、蚂蚁的触角接触、蜜蜂的舞蹈、海豚的哨音、黑猩猩的呼叫等。甚至通过特殊训练,人和动物也可以做些简单沟通。然而,上述所有这些动物“语言”,都只表达现场的、当下的信息,只是“即时通讯信号”,事过境迁之后,脱离特定场景的通讯信号就不再有效。而人类语言中的大多数“名词”都不是“即时通讯信号”,而是反映过期场景的“符号”——过期语词。换言之,人的“语言”与动物的“通讯”有一根本差异,即能否超越当下的场景,通过“符号”唤起过去的记忆,与现在甚至未来建立起一种关联。

人的“语言”与动物的“通讯”的上述差异是怎样起源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到自然进化史的一个关键时刻——人与动物的分野之际。

许多学者将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作为人与动物分野的标志,但动物学家的研究发现,黑猩猩也会制造并使用工具——利用树枝取食白蚁、用石块杂碎坚果等。所以,“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这个命题已被证伪。

最新的科学结论是:“只有人类才能把那些原来属于自然的物质(如经过挑选的石块、木棒等)保留在身边,除非以后有了更加合意的工具,不会随意抛弃……只有原始人能够把燃烧的木枝带回宿地并尽量使火不熄灭。这样,那一簇簇火焰就不再属于大自然,而是属于人了。”27这个结论与目前所有已知的事实相符:在原始人遗址上发现了石器,说明他们把石器“保留在身边”,至死也不分离;另一方面,黑猩猩“在用过之后就把那些没有‘食用价值’的自然物弃置了,不能完成原始人保有工具的复杂行为……也不曾出现使用火的行为”。28“占有”是一种相当复杂的行为,它意味着人类演化在精神上跨过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人类思维开始出现。“占有意识”的出现,意味着人的心理活动开始超越当下的场景,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建立起一种关联:保留工具的动因来源于“当下”对“过去”经验的感悟,是为了“将来”之需。这是人类追求普适性的源头,是人类智力的源头。在第一个“人”完成“占有”的复杂行为时,全人类的思维只有一个内容:“占有工具(不能丢弃工具)。”有人质疑:人类思维至少还应加上“制造工具”,没有制造,哪儿来的工具?然而,如前文所述,“制造”不是人类独具的成就。所以,真正区分“人”和动物的行为就只是“占有”。“占有行为”的出现,是人与动物的分野之际,也是人类思维出现之际,当然也就是人类语言出现之际。

要理解“占有”行为给人类心理的惊喜与愉悦,可以从“有”这一语词的语音来体会。各种语言中的“有”字的发音都很简单,而且与欢呼声或惊叹声同源,如汉语的“有(哟)”,英语的“have(嗨)”——人类用最自然的声音来表达最初的思维,充分说明了“有”的重要地位,这一地位似乎至今未变。

要理解“占有”行为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还可以从“有”的汉字字源来分析。汉字“有”创生的时候,中华文明早已进入农耕时期。“早期甲骨文大量地见到这个字,它究竟像什么形?谁也不知道。然而大家都知道‘’即相当于现在的‘又’‘有’‘侑’等字”。29一旦认识到人与动物的最初区别是占有工具,就很容易识别出“”的构型像倒置的农具木耒——向上伸出的两个长齿,在早期带尖,表示经过削修;柄在二齿之间的突出部表示木材经加工后的残留部分,早期文字用一短线示出树木或树枝被折断后加装的横档,最下的横线表示土地(“土”的甲骨文构型是“一”之上接一个菱形小圈——“”,下横线表示土地,小圈表示种子)。为什么要倒置?因为表示“占有”——即不是表示这一工具被使用,而是表示被保留——在农具被人们占有而非使用时,可以倒置,也可以以其他方式闲置。造字时选择倒置,一方面是区别于正在翻土的情况,另一方面是使字的左右对称——这既是早期文字的特征,又是“指事(不同于象形)”文字的特征(在较后的“耤(jí)”字中,耒取侧面且齿尖向下,旁有一人,也是侧面,是典型的象形字——“像人持耒耕地之形”)。为什么是木耒而不是石器?一是因为人类最初的工具是木器而不是石器,现存的最早期工具是石器,仅仅是因为石器较难腐化;二是因为在古人拥有的工具之中,木器大大多于石器,木器易于制造,尤其在冲积平原地区,比石器易于获取,所以更有代表性,更易于指示出“占有”这个含意;三是因为文字产生于农耕民族,除汉文明外,巴比伦和埃及也是这样,所以最古老的翻土的用具——木耒就是我们的祖先用来表示“占有”的象征了。“有”即是“具”,“具”即是“有”,后来合称“具有”。二十二个天干地支用字,除第一个“甲”表示上弦月和最后一个“亥”字是作牺牲用的猪之外,其余二十个字都表示各种器具。30由此可见,人类“占有”的对象在早期主要是“工具”(食物在原始社会是共享的,不能被个人“占有”),并一直延续到文明社会初期。总之,“有”体现着人类原始思维的最重要内容——占有工具,化物为奴,它使人类超出芸芸众“生”。

要理解“占有”这一意识与行为对人类精神发展的重要意义,我们可以从后来哲人们对人类“占有”心理的反思来体会。“占有”意识是人类精神与文化发育的原点,后来人类社会的精神领袖们——宗教家、哲学家等,在反思人类本质、追求人类超越时,总会回到这个原点。释迦牟尼强调的“去二执”(我执、法执),孔子强调的“四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老子强调的“四不”(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庄子强调的“三无”(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耶稣强调的“爱神”“爱人”等,都是在对人类深层心理进行观照、反省后,渴望完成对“占有”的超越的“解决方案”。当然,上述不同的“解决方案”,因其背后的思维模式不同和价值观念不同,其内涵、目标与操作方式皆有区别,然此非本节主题,不再展开申述。

总之,人与动物的分野之际,即是人类“占有意识”与“占有行为”出现之际。“占有”这一行为与意识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思维的出现,也标志着人类语言的出现。“占有”的行为与意识,大大地促进了人类语言的发展——对于“物”的占有大大刺激了对于“物”的识别,相应过程则刺激了用语词去与“物”或状态或事件相对应。进一步,是用语句去与事件或状态相对应。人类语言正是从“占有”这个起点开始,伴随人类一起成长,走向文明!二、人类语言出现的生理基础

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在“人”成为“人”以前,人类的直系祖先——古猿已为人类语言的发展奠定了生理基础。具体包括。

直立行走:使古猿的动作分工更精细、协调,行为更敏捷、灵活,特别是使古猿的目光看得更远,声音听得更清,接受的信息量更多,因而对外界的识别能力增强,于是发展出各种语音去和被识别物(包括各种现象、行为等)相对应。直立行走早于“占有”的行为,因为只有在直立之后,古猿或猿人才有可能用空闲下来的双手去保有工具,以及保有火。

发音器官的演变:许多动物都具备短时效的喉口发声的能力。短时效的喉口发声是表达现场主观感受(如食欲、性欲、疼痛、惧怕、惊恐、喜悦等)的声音,或对当前环境变化发生反应(如“有食物”“有天敌”“有灾变”等)所发出的声音。古猿直立行走后,需要用更多的语音去和被识别物相对应,因而发展出通过活动舌后部来改变声带形状的能力,其他哺乳动物(包括黑猩猩)却不能这样。所以,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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