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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29 13: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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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爱珠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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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作家对明清性灵文学的接受

20世纪中国作家对明清性灵文学的接受试读:

总序

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作为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社会科学承载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特殊使命。在中国实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时期,以创新的社会科学成果引领全民共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全面协调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这是时代发展对社会科学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科学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

江西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美称。千百年来,勤劳、勇敢、智慧的江西人民,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大地上,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书写了辉煌的篇章。在这片自古就有“文章节义之邦”盛誉的赣鄱大地上,文化昌盛,人文荟萃,名人辈出,群星璀璨,他们创造的灿若星辰的文化经典,承载着中华文明成果,汇入了中华民族的不朽史册。作为当代江西人,作为当代江西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有责任继往开来,不断推出新的成果。今天,我们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给出科学的答案。汲取历史文明的精华,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新任务的要求,创造出今日江西的辉煌,是每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愿望和孜孜以求的目标。

社会科学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价值在于推动社会进步、提升文明水平、提高人的素质。然而,社会科学自身的特性又决定了它只有得到民众的认同并为其所掌握,才会变成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因此,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及其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其成果的运用、交流与广泛传播。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我们设立了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出版资助项目,全力打造《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由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设立,资助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优秀著作出版。该文库每年评审一次,通过作者申报和同行专家严格评审的程序,每年资助出版30部左右代表江西现阶段社会科学研究前沿水平、体现江西社会科学界学术创造力的优秀著作。《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涵盖整个社会科学领域,要求进入文库的是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具有思想性、科学性、艺术性的社会科学普及和成果转化推广著作,并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希望通过持之以恒地组织出版,持续推出江西社会科学研究的最新优秀成果,不断提升江西社会科学的影响力,逐步形成学术品牌,展示江西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群体气势,为增强江西的综合实力发挥社会科学的积极作用。

近期,中共江西省委出台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要求继续做好社科文库出版资助工作。我们将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全力将《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打造成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下的精品力作。祝黄河2015年8月

序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学研究以五四文学革命为分割点,被划分为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两个区域,隶属两个二级学科和研究专业。几十年沿此格局,从事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者很长一段时间各自为阵营,自说自话,学术壁垒一直没有完全打通。不过,在20世纪的上半叶,文学界讨论和研究新文学与古代文学之间关系的作家及学者,还是将二者放到一起来研究的,并没有截然分开。比如,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最早谈到白话文学对古代文学的传承;周作人等人提出晚明公安派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继承性;鲁迅的《上海文艺之一瞥》,则从晚清的才子文人一直谈到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文学家,试图理清文艺思潮的流变;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也是将近现代文学放在一起研究。事实上,中国文学一脉相传,古典文学与20世纪文学之间原本就有联系,可以纵向比较研究。前后跨越400年不应成为研究的壁垒。

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明清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其中,最热点的学术论题无疑是现当代作家对明清性灵文学的接受之研究。明清以来,但凡灵动抒情、贴近社会的艺术作品,艺术成就都较高,并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将前述宏大的论题细化为诸多个体作家对古代文学的接受的研究,就自然具体得多,也更有针对性。研究五四新文学与明清性灵文学之间的关系,首开风气的是周作人,他于1932年2月开始在辅仁大学开设文学系列讲座“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引起了巨大反响。当年9月,该讲演稿即由北京人文书店印行。这本薄薄的小书虽不过200页,却开启了20世纪30年代乃至后来半个多世纪对晚明文化和文学的研究热潮,他开创性地将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划分为言志与载道两派,认为这两种文学类型在历史上是以交替的方式延续发展,至晚明文学为言志文学,清代又为载道文学,而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并指出:“民国的新文学差不多即是公安派复兴……”这样,关于新文学与晚明公安派文学的传承关系开始进入文学史及其研究的视野。虽然胡适比周作人还更早提到了公安派的白话文学的价值问题,但30年代的文坛领袖周作人具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更何况,此时的周作人是在经过了极其成熟的思考和部署之后,才精心推出的一套全新的文学理论体系。五四文学经过十余年狂飙突进式的发展,在文坛基本形成的共识,就是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启蒙了中国大众,西方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引领了新文学创作。因而周作人冷不丁提出新文学的源流是直承晚明公安派的个性解放思潮,无异于逆行了。

当时乃至一直以来,我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五四文学是现代西方文学横向植入的观点,一直都认同那场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文化巨匠们高擎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打倒孔家店”,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打倒旧思想旧道德,由此催生了文学革命,并形成了具有革命颠覆意义的白话新文学。我们多半记住了这些新文化先驱们以矫枉过正方式推动的这场革命,但似乎都忽略或忽视了这些巨匠们共同的特点或说智慧,那就是他们一方面清醒地看到了近代启蒙运动的问题在于启蒙手段不够平民化,不能唤醒大众,所以他们共同祭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倡导一切价值重估,用通俗的文艺来启蒙大众,用白话文学彻底替代了文言文学,并且大力倡导个人本位主义,以个性解放来促进社会解放,因而他们终于解决了近代文学的历史遗留问题,终于使得中国社会的现代性问题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而另一方面,这些巨匠们其实都是从传统中走来,他们并没有忘记传统,并没有要彻底抛弃传统。胡适号召过全盘西化,但在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提出来“整理国故”,他后半生的时间也都放在对中国的传统国学研究上。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但他最终所执之业却是古代文字音韵之学。陈独秀后来最倾心的则是中国文字学的研究。而鲁迅和周作人早年都追随国学大师章太炎,之后也都有这方面的国学著作问世。由此可见,他们都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抛弃者,而应将他们看作是新时代的传统继承者。用鲁迅的话就是:“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王元化在新时期也说:“五四没有全盘性的反传统问题,而主要的是反儒家的‘吃人礼教’。我不否认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但我不同意文化传统只能定儒家为一尊”。而严家炎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但没有‘全盘反传统’或割断中国文化传统,反而开启了用新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新阶段”,等等。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在五四时期是潜流状态或者说是暗河状态应更为准确。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周作人公开倡导晚明小品的现代复活,传统文学才正式回到国人的视野。

新时期以来,晚明与五四文学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新亮点,学者的构成来自多个领域,学术观点和价值立场则比较分化。这些学者中,有从古代文学领域进入现代作家研究的,比如周作人、嵇文甫的共同弟子任访秋,是新时期从事这一关系研究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在新时期所著的《中国新文学渊源》(1986)基本修正了早年追随嵇文甫的唯物论观点,重新认同并更详尽论证新文学的源流在于晚明的公安派、竟陵派。章培恒、骆玉明在《中国文学史》(1996)一书中,最早将近代文学与五四文学之间的联系写进了文学史,在当时的古典文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新时期最早提及具有近代人文主义气息的公安派对五四文学影响的研究著作,是李泽厚《美的历程》一书,其实这部著作只是提出了观点,远未展开论述或研究,但在当时已经引起了巨大反响;吴中杰在《现代文学史研究要破关而出》(1985)一文中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五四文学的研究需要从晚明文学入手,打通晚明以来的文学与五四文学之间的渊源,公安派反对传统,独抒性灵,就是要求将人性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是人的觉醒的开始。这篇论文应该是新时期最有分量的相关研究成果之一。朱德发在《中国文学:由古典走向现代》(1991)一文中,也认为应该从明代的文化形态和文学形态来探讨中国新文学的胚胎,将明代文学视为以“五四”为界碑的现代文学的国内源头。吴、朱两位学者都以明末中国出现了个性解放的资本主义萌芽来立论,都以人为思考中心,认为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的发现”一脉相承。

有支持者自然就有不赞同者。比如冯至在《新文学初期的继承与借鉴》(1984)一文中认为五四散文应该是受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兰姆等人的影响,现代散文首先是西方现代散文的学习与借鉴。更何况如果没有西方现代文学的比较和观照,就没有谁能发现晚明小品的价值,个性解放的概念本身就是从西方引进的产物,是外国文化推动了我们认识自己的传统。我们说,在新时期初期就能提出这样清醒的论断,也只有冯至这样的历史亲历者才能有这样颇有见地的观点。而贾植芳、张福贵、刘中树等学者先后对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相通论提出质疑和反驳。他们的观点都倾向于晚明文学与新文学只是精神联系,二者之间存在本质差异。

另外,也有学者持折中意见。最有代表性的是王瑶,他在《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的历史联系》(1986)中提出“现代文学中的外来影响是自觉追求的,而民族传统则是自然形成的,它的发展方向就是使外来的因素取得民族化的特点,并使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并认为鲁迅杂文在表现方式和艺术风格上同“魏晋文章”具有一脉相承之处;而周作人散文所追求的“雅致的俗语文”,则在内容和形式上同传统散文(特别是明末小品)有着深刻的联系。这一类的观点应该说最为客观正确。

另外,海外不少学者也对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之间的关系做深入的研究或者质疑,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比如台湾的周质平、陈万益、龚鹏程等,都有独到的见解。

20世纪90年代以来,晚明与五四之间有一定的承传关系,经多年的讨论已经在学术界逐渐成为大致的共识,但又有新的突破。陈平原(1992)认同周作人、胡适等人为新文学寻源,但又指出周作人等忽略了清末民初的发展阶段。李欧梵、陈万雄、王德威、关爱和等中外学者都对这一段历史加以续接性研究。

在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吴承学的研究。他对于20世纪晚明小品研究的研究成果影响较大,不仅出版了《晚明小品研究》,还主编了《晚明文学思潮研究》一书,几乎将20世纪以来最主要的现当代学者关于晚明小品研究一网打尽。更富有启发意义的是,他作为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通过新时期以来国际汉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敏锐地判断中国大陆受到海外汉学的影响而开始致力于挖掘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逻辑关系。他首先指出当时的学术倾向,在新时期以来与国际汉学界的背景有关。以往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多采用邓嗣禹、费正清等提出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模式,它暗含着中国被动、西方主动,中国落后、西方先进等价值判断在内。后来,海外华裔学者余英时、黄仁宇、刘广京以及外国汉学家柯文、沟口雄三、滨下武志等逐渐走出这种“西方中心论”,提出寻求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路,主张“亚洲视角”,从亚洲出发进行思考,于是“在中国发现了历史”。

在上述背景下,笔者认为,既然理清了现代文学与晚明文学之间的关系,那么进一步梳理明清性灵文学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就可称作顺势而为之举了。对于明清性灵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间究竟是如何曲径通幽,我们可以通过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加以解读。吴中杰指出,李卓吾、袁中郎辈的文学思想并非孤立现象,在那段时期,各个文艺领域都起了相应的变化。戏曲界,在格律主义的桎梏中,冲出了汤显祖,他的“玉茗堂四梦”都是创新之作,特别是《牡丹亭》一剧,影响至亘。汤显祖剧作中对封建礼教的冲击,对婚姻自由的追求,以及在形式上的反格律主义,与公安派的性灵说和反拟古主义是相通的。在小说创作上,《金瓶梅》的出现,也是一个标志性转折点。笔者认为,公安派开启的性灵文学,在晚明蔚然成风,造就了晚明小品的繁荣,并对明末清初的张岱和清中期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而构成明清的性灵文学的最典型类型。但是,另一方面,晚明以来的文学类型中,同时具有性灵文学气质的,还有明代的世情小说。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世情小说,是中国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这部小说也是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直接产物,在有关人性解放和世俗社会的描写上,可谓惊世骇俗,石破天惊,与公安派的诗文的精神遥相呼应。这种空前解放的创作思想,直接影响了清代的《红楼梦》这部中国最伟大的长篇小说的创作。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中,我们也能找到这一类小说的明显影响,在创作题材上,似曾相近的作家很多,早期的创作社成员都有这个倾向,比如张资平、叶灵凤、郁达夫、张爱玲、林语堂、贾平凹等,其中郁达夫、张爱玲、贾平凹的作品最具有探讨空间。《金瓶梅》对于现代作家的影响,主要在于文化心理,在于创作题材的关注。一部《沉沦》,我们分明能从中找到明清士大夫的文化心理踪迹。而在当代,以贾平凹的小说《废都》为代表也能找到最直接的呼应。因此,笔者认为,明清的性灵文学类型中,明清性灵小品和明清世情小说,都是现当代作家的最重要的接受与继承。

除此之外,还有一类一直被人忽视的小说,在明清性灵文学当中需要特别予以提出。这就是明清文言笔记体传奇小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就是杰出的代表。五四文学时期,文坛高擎“赛先生”大旗,以祛魅作为价值追求,狐鬼之事被视为旧的迷信封建,遭到弹压也是题中之义。站在启蒙潮头的新文化同人,易白沙的《诸子无鬼论》、陈独秀的《有鬼论质疑》、陈大齐的《辟“灵学”》、胡适的《整理国故与“打鬼”》等,都致力于批判灵鬼之说的虚妄。但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风向已经大变。一个标志性动作就是,1936年《论语》杂志专门推出上、下两册《鬼故事专号》,周作人、施蛰存、老舍、林庚、梁实秋、丰子恺等各流派的作家居然共同“鬼”话连篇,堪称当时文坛的一道风景。对于《论语》为何策划这个特别的专号,编辑邵洵美在“编后记”里做了这样的交代:“我们编这‘鬼故事专号’,虽如施蜇存先生所说,是为‘正在对于西洋文学中的鬼故事发生很大的兴趣’,但事实上,那动机还要早。因为我们每次谈到文学总会讲起‘通俗小说’。我们常想,那所谓礼拜六派的小说,的确曾继承了红楼、水浒等在通俗文坛上的位置,……通俗文学是决不会绝迹的。”又说,“况且鬼故事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个极重要的地位的,中国的鬼故事和外国的鬼故事不同的地方是,前者或则是神话,或则是讽刺;而后者则能彻底表现鬼的恐怖”。鲁迅早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指出过,“称道灵异”为中国古典小说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土壤,从六朝志怪到唐人传奇,再到宋代话本和明清神魔小说,“发明神道之不诬”的“灵异”叙述一直蔚为大观,它们借由对幻魅、奇诡的渲染,构成中国文学重要的叙事向度,乃至成为一种诗学传统。

历史走进当代,我们发现当代文学其实对传统志异叙事的接受,呈现一种罕见的自觉。比如孙犁,从1981年创作笔记小说,用十年时间完成了《芸斋小说》三十一篇。这些作品或记叙“文革”经历、或书写新时期见闻,既保持了人事的真实,又具有笔记的自由,篇幅精短、文笔凝练、富有情趣,被称为“新笔记小说”。林斤澜一辈子苦心经营短篇小说文体,同样涉足笔记体写法,在《十年十癔》《短篇三树》《短篇三痴》等系列小说中,精心运用了笔记体的多种手法,营构出独特的林氏“怪味”。而最具魔幻创作色彩的莫言在1987年也表示了要避开马尔克斯、福克纳,回到中国民间和古典。他有一句打油诗“一部聊斋传千古,十万进士化尘埃”,可以看作是他对蒲松龄和志怪小说的致敬。贾平凹在1987年创作了二十则笔记体小说集《太白山记》,被文坛誉为当代聊斋。年轻作家冯唐在小说《不二》的跋语中,提到自己有“子不语”三部曲的写作规划:“在成长之外,我决定写我最着迷的事物。通过历史的怪力乱神折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谬误和真理”。《不二》《天下卵》和《安阳》三部小说都取材于历史,以后现代方式叙事,小说呈现一种“丰腴、温暖、诡异和精细”的氛围,与传统的对接非常明显。刚荣获茅盾文学奖的“江南三部曲”,是著名小说家格非所著,格非直言自己一直在关注中国明清的章回体小说,就是《红楼梦》《水浒传》这个类型的作品,尝试回到传统叙事。而最有意味的文学现象,当是汪曾祺于1987年至1991年间写过一组改写蒲松龄《聊斋志异》有关篇什的《聊斋新义》,凡《瑞云》《黄英》《蛐蛐》《石清虚》《双灯》《画壁》《陆判》《捕快张三》《同梦》和《虎二题》等共十三篇。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的确是中国传统小说艺术的一朵奇葩,是中国最好的笔记体传奇小说。表面上看,它用了文言写作,似乎与五四白话文学背道而驰。但究其创作精神本质,反映了广阔的现实生活,提出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它们或者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或者抨击科举制度的腐朽,或者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这一切都恰恰与五四文学张扬个性解放、反对封建制度的黑暗相吻合。一直以来,读者都被书中人鬼恋、人妖恋的传奇故事所吸引,被书中青年男女自由相爱的故事所打动。蒲松龄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一个异于常人的文学世界,痛快淋漓地完成他对当时社会黑暗和封建礼教的批判。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赞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承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胡适云:“《聊斋》的小说,平心而论,实在高出唐人的小说。蒲松龄虽喜说鬼狐,但他写鬼狐却都是人情世故,于理想主义之中,却带有几分写实的性质。这实在是他的长处。”郭沫若为蒲氏故居题联,赞蒲氏著作“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老舍也曾评价过蒲氏“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所以说,《聊斋志异》本质上仍然属于敢于表达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情感的性灵文学。只是在创作题材上,更倾向于性灵文学中妖灵鬼狐的内容,充满了故事趣味,但实乃作者真性情的寄托。

当代古典文学学者王运熙认为,“性灵文学”应该从更宽广的内涵上来理解。表现作者的灵性,自由地抒发作者的真实性情和生活兴趣的文学,当都可成为性灵文学。吴兆路认为,把性灵的“性”释为人之本性、天性,始终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主流。从告子的“生之谓性”、庄周的“性者生之质”、荀子的“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王安石的“性者情之本”,到张载的“饮食男女皆性也”,无不体现了这一精神。中国文学思想史中的性灵主张,接受的正是这种自然人性论的思想。这些前人的研究及观点,对于本论著的撰写都有直接的启发或影响。

一直以来,对于明清“性灵文学”的理解,在以往的中国文学史的描述中,往往指称为明代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和清代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进入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先从中国文学的变迁规律入手,将明末的公安派、性灵派的言志派遗风比附五四新文学的散文创作,之后,大力提倡性灵幽默小品的林语堂将“性灵”二字的内涵注入新的含义。他在《写作的艺术》一文中指出:“三袁兄弟在十六世纪末叶,建立了所谓性灵派或公安派,这学派就是一个自我表现的学派。性,指一个人之个性,灵,指一人之灵魂或精神。”正因为20世纪30年代对于性灵小品概念理解的拓宽,才出现了同时代和后来者编辑出版的各类明清性灵小品,不再局限于晚明的公安派、清代的性灵派,但凡以真性情写作的小品,一律收入。比如,沈启无的《近代散文抄》共分上、下两册,分别出版于1932年的9月和12月。此书大致以晚期公安、竟陵两派为主,收录十七人的一百七十二篇作品,上起公安三袁,视为晚明小品的始发者,下迄张岱、金圣叹、李渔。施蛰存的《晚明二十家小品》收入了徐渭、汤显祖、屠隆等的作品。阿英的《晚明小品二十家》也收入了李贽、徐渭、屠隆、汤显祖等的小品文。

行文至此,本论著关于“性灵文学”的概念及其渊源,有必要做一番更详细的爬梳和阐释。

从训诂角度看,“性灵”一词是由“性”和“灵”构成的复合词,《说文解字》曰:“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从心,生声。”“性”的本意是指人的本性。《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为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灵”字在我国古代写作“靈”,“靈”字具有多种含义,首先它与“巫”有密切关系。许慎《说文解字》解释:“靈,巫以玉事神,从玉,灵声。”段玉裁认为:“灵巫”应为“巫也”。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上古至五代之戏剧》指出:“古之所谓巫,楚人谓之曰灵……《楚辞》之灵,殆以巫而兼尸之用也。其词谓巫曰灵,谓神亦曰灵。”其次,“灵”还有神灵的意思。还可以指灵魂,指人的精神状态。性灵的“灵”字,其本义即指人的灵魂或个性精神。《大戴礼·曾子天圆》曰:“阴之精气曰灵”。《楚辞·九章·抽思》云:“愁叹苦神,灵遥思兮。”王夫之通释:“灵,魂也。”二者意思是相通的。繁体“靈”的三个“口”字形状,表示三块玉。原始人在生活中发现,玉石晶莹有光,因此用光亮表示灵魂。“性灵文学”的美学渊源,上可直溯到庄子。庄子的“法天贵真”“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由精神,“以物观物”“物我两忘”的审美感应方式开启了我国性灵文学思想的先河。魏晋时期崇庄之风大盛,这进一步发展了性灵、缘情文学的理论,开始将“性灵”一词使用在文学著作中并加以阐释。最早将“性灵”二字联用并视之为主体精神之义者,大概要属南朝的颜延之了。《宋书·颜延之传》所载《庭诰》云:“含生之氓洞祖一气,等级相倾,遂成差品。遂使业习移其天识,世服没其性灵。”影响较大的是刘勰,他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认为,人之所以是“有心之器”,而不同于自然界的“无识之物”,即在于人是“性灵所钟”。《文心雕龙·原道》篇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指出文章乃人的心灵的外在物质表现。其后钟嵘在《诗品》中突出诗歌“吟咏情性”的特点,强调“直寻”,抒写诗人“即目”“所见”,使之具有“自然英旨”之“真美”,以及赞扬阮籍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等,和后来性灵说的主张是接近的。所以袁枚说:“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仿元遗山论诗》)而后的宋代杨万里反对江西诗派模拟剽袭、“掉书袋”的恶习,主张“风趣专写性灵”,也对性灵诗说产生了很大影响。

性灵文学真正以思潮形式出现,是伴随着明代资本主义思想萌芽的出现而出现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明代后期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个性解放思想在中下层民众——特别是在市民层有了适时的土壤,得到较大的发展,对宋代以来的压抑个性的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散文、诗歌、小说、戏剧互为呼应,成就一代性灵文学之势。明清时期作为性灵文学最为繁荣发达的历史阶段,产生了李贽、汤显祖、袁宏道、金圣叹、蒲松龄、曹雪芹、袁枚、龚自珍等这样一批尊重个性、重视真情的文学家。

综上所述,在文学类型上,对于明清“性灵文学”的理解,笔者认为应该包括小品和小说、戏剧、诗歌等各种文学体裁。性灵文学不惟求白话,不惟求一种类型,但求张扬个性,抒发真性情。

这样,本论著所要讨论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对明清性灵文学的接受问题,自然就可以面对所有的性灵派作家作品。但是,囿于笔者的研究兴趣和一直以来的研究领域,本论著最终是选择一部分作家作品为研究内容、研究对象,而不是将明清至当下所有的作家作品一网打尽。

本论著的研究内容,主要围绕着“作家与流派论、作家与作家比较论、作家创作论”三方面进行,考察了晚明性灵小品对于现当代散文的影响,明清世情小说、文言短篇小说对于现当代小说创作的影响。“作家与流派论”方面,从现当代成就较高的、性灵文学创作倾向较为典型的作家作品出发,围绕着这些作家的创作特点、审美需求、艺术精神、文化心理等,考察其受到明清性灵文学的影响所在。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我们锁定了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鲜明的性灵文学创作观点和倾向的代表性作家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张爱玲、孙犁、汪曾祺、贾平凹,分别考察这些作家与晚明小品、明清世情小说,或文言传奇笔记小说之间的关系,尝试做一些独立的思考。比如,关于周作人与晚明小品的关系研究,文章首先论述了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抗日战争爆发前这十多年间周作人一直致力于提倡晚明小品的文学活动。在这一文学活动中,他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文学见解,并在此期间,他有意识地吸取晚明小品文之精华融入自己的创作实践,他的散文创作取得了突破性成就。深入探讨周作人提倡晚明小品这一文学现象,不但有利于把握周作人一生的文艺活动,还可以帮助人们准确地把握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历程与趋势。论文从周作人对晚明小品的提倡与晚明小品对周作人的影响两大方面,双向探讨周作人与晚明小品之间的互动关系。关于周作人为何推崇晚明小品这一重要历史现象,笔者认为周作人走向复活晚明小品之路是时代与其个性相互作用,也是“势”之所致的必然结果。再比如,关于当代作家与中国古代性灵文学的继承关系问题,笔者认为,由于文化思维方式的先天性差异(西方重理性、中国文化以悟性为主),导致中国近代以来思想领域的剧烈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滞碍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脚步,那么,对于单纯的艺术创作方法而言,情况似乎恰恰相反,二者的差异性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小说的艺术技巧,或者说,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激烈冲突中,西方现代叙事艺术形式作为一种物质语言,对作家来说反而是一剂良药。如果要说有问题的话,那问题也是出在写作者借鉴西方写作技巧的能力上。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西方现代小说的表现手法在鲁迅和郁达夫那里率先得到了借鉴,真正开启了中国作家融西方现代表现技巧与中国古典小说技巧为一体的传统。历史总是不断发展的,发展到现在,当代中国作家面对的是现代国人更为纷繁复杂的外在生活和心灵生活,而西方文学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中,这二者决定了当代中国作家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入描摹时,既需要有开放大度的艺术胸襟,去学习、借鉴已经很发达的西方现代艺术,同时又不能完全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丧失自己的民族艺术个性。

长期以来,中国启蒙现代化的社会精神诉求,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传统,使得学界对于中国明清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潮及其审美趣味,与中国现当代作家之间的渊源关系研究还远远不够。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废名、俞平伯、沈从文、张爱玲、孙犁、汪曾祺、贾平凹等重要作家都是在传统性灵文学与现代启蒙精神的共同作用下,才取得了文学佳绩。认真梳理、挖掘中国现当代作家与明清性灵派文学及其思想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是一件极有意义的研究工作,有助于进一步廓清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历史的真实面目,有助于进一步打通我国明清以来至现当代文学的历史继承关系。

这里面如果要说有突破的话,首先表现在研究对象的具体化,我们不仅关注晚明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更注重从现当代的具体作家作品中,去挖掘、探求明清性灵文学在20世纪文学发展中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其次,本论著第一次尝试提出将明清世情小说和清代以蒲松龄和袁枚为代表的文言短篇小说纳入性灵文学概念范畴当中,全面考察现当代性灵派小说家对于近现代性灵倾向的小说创作继承与发展问题。再次,我们也第一次尝试将当代作家作为性灵派的研究对象,我们以孙犁、汪曾祺、贾平凹为标本,从散文和小说创作,到作家的文学思想及观念的表述,都尽量做到个性化研究。这三位作家都具有穿越现当代文学史的重要地位,通过对他们的研究,对于现当代文学整体研究可以起到窥斑见豹的效果。

本论著所指涉的明清性灵文学,其概念的使用,涵盖面既很宽,但又相对集中。说它涵盖面很宽,首先是时间跨度上,从晚明到清代中叶;其次是文学体裁上,从散文小品到白话、文言小说,一应纳入我们研究的视野。说它相对集中,首先是我们关注明清时期代表性的性灵派作家作品,包括明代的公安派、竟陵派的文学观念和小品创作,明清的世情小说,清代袁枚的文学观念和小说创作,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创作,等等。当然,明清性灵派作家还有很多,比如汤显祖、徐渭、金圣叹等,出于笔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同时,这些作家与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渊源相对不是那么深厚,所以,本论著没有将他们纳入具体的研究对象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论著所说“中国现当代作家”,特指现当代文学史上创作思想比较自由解放,性情天真,个性鲜明,极具才情的那些作家,文中所列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施蛰存、废名、俞平伯、张爱玲、孙犁、汪曾祺、贾平凹等即是优秀代表。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考虑到鲁迅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他在文坛崇高的地位,他与性灵文学的现代首倡者周作人的特殊关系,他对明清性灵文学的深厚研究,他本人的具体表现,本论著也专门将其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列入。而对于废名、俞平伯、沈从文等现代性灵派作家,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暂不列入。

立足于明清性灵文学,从现当代文学运动及作家作品的表征出发,探源现当代作家作品与明清性灵文学之间有哪些内在的共通性,或者在明清性灵文学基础上又是怎样发展和超越的,最终论证出中国现代作家对明清性灵文学的接受是中国文学在走向民族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选择,这可以视为本论著研究的基本意义所在。第一章周作人与晚明小品第一节 周作人与晚明小品的“复活”

中国现当代文学之所以与明清性灵文学发生如此密切的关系,毫无疑问,首功要归于周作人。1932年,如果没有他借助自己的一次演讲,向世人郑重提出五四新文学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1]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以明确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乃是中国文学历朝历代“言志”与“载道”交替变迁起伏的结果,我们暂不能想象与中国传统文学两立之势的新文学,将在何时与传统文学顺利接轨。

历史地看,周作人作为五四新文学的领袖之一,作为东渡日本留洋归来的现代学者,我们讨论他的文学贡献,首先是看到他也参与了对中国传统封建礼教和专制思想的最直接的批判运动,他和其他五四新文化先驱们共同致力于推动个性解放的思潮,尤其是通过文学来完成国民主体意识的塑造,使文学摆到了“黄金黑铁”“国会立宪”之上,放在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之前,被抬到最高位置。五四文学革命作为沿袭几千年的中国旧文学的终结点和一个崭新的时代和世纪文学的开始,文学革命将近代以来的现代思想启蒙运动推向一个更高的高度,进一步推动了思想启蒙,也彻底弥补了近代思想启蒙运动之不重视以人文本、个性解放的历史性漏洞。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这场文学意义上的革命其实是与中国社会、人的思想意识变革紧密结合,彻底批判了封建制度及其整个思想文化体系,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并真正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从此,文坛的文学和文化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最重要的是“举起了‘废文言而崇白话’的大旗,白话文学创作蔚然成风,在文化战线上掀起了一场文体改革浪潮,真正意义上完成了白话文的革命,使现代国语很快成为了新社会的统一语言。五四之后,社会形成的基本共识就是: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产物,建立在“文以载道”的基础之上,在“儒释道”的背景上生长;现代文学则建立在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科学民主观念基础之上。

这正如黄子平等人所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未尝出现过像本世纪这样激烈的‘形式大换班’,以前那种‘递增并存’式的兴衰变化被不妥协的‘形式革命’所代替。古典诗、词、曲、文一下子失去了文学的正宗地位,文言小说基本消亡了,话剧、报告文学、散文[2]诗、现代短篇小说这样一些全新的文体则是前所未见的。”白话文运动中实现两个最基本的功能:一是“传播”新思想,“开启民智,伸张民权”,必须使新思想“平民化”、通俗化;二是传播“新思想”,必须引进新术语、新句法,采用中国老百姓还很不习惯的新语言、新形象和新的表达方式。

而这场摧枯拉朽的文学现代革命过程中,周作人有几个特别之处值得注意。第一,他第一个在纯文学意义上指出新文学之价值在于倡导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以人道主义的观念,从文学与人的精神联系出发谈论文学变革,认为新文学应该重新发现“人”,在于助成人性的健全发展,并强调这个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这些都对五四新文学创作起到具体的指导作用。第二,周作人不仅是散文写得最好的作家之一,他还最早在理论上确定了散文的地位,提出了“美文”的概念,把散文作为文体概念进行了规范。他意识到了新文学的创作,使用白话自然重要,文章技法、文体结构、创作旨趣也是同等重要。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学在解决内容问题、创作观念问题的同时,一开始更重视形式,才有白话文学,这其中胡适、陈独秀在理论上负责大肆鼓吹,鲁迅负责写作实验,一上手写的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成为白话新文学的第一佳作。他本人被誉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周作人小试白话新诗《小河》,引来文坛阵阵惊叹,并被胡适誉为“新诗的第一首杰作”。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是,胡适、陈独秀、鲁迅和周作人等都是因为使用白话创作文学及其文学理论,他们的个性主义思想才得以全面传播。但是,白话文学的发展毕竟只有短短几年的工夫,环顾整个五四时代,真正成为文学大家的人屈指可数,除了鲁迅真正意义上成为超越时代的伟大作家之外,整体水平还是偏弱的。比如冰心的《斯人独憔悴》、许地山的《命命鸟》、郁达夫的《沉沦》、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汪静之的《惠的风》、田汉的《获虎之夜》等,在当时都是风靡一时的作品,但现在看来,思想性和艺术性往往呈不平衡之势。文坛的总体气象是理论偏重,创作滞后;功利心为主,审美为次;反封建以启蒙为重,文学本体追求尚不够;语言形式变革成功,而文学的意蕴内涵往往缺位。因此说,五四文学革命既有其伟大的历史意义,但同时也是未完成式。五四更多的是提出了文学革命的目标,期望下一个时代去继续实现其目标。

当然,有一种文学类型稍有例外,这就是现代白话散文。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的过程中,过渡最自然、最成功的是散文。从一开始,现代白话散文作家的创作,就是从传统文学中过渡,与传统其实保持了更多的联系。有学者认为,在晚明同时推行的散文变革中,小品文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功,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诗歌具有特殊的语言表现形式,它要从古典传统中脱离出来必须以形式的变革为前提,而散文在形式上所受束缚较小,旧有的文体也很容易用来做自由的抒写;其二,在以前的文学中,诗歌作为一种抒情艺术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再要有重大突破是不容易的。散文由于更具有实用价值,以往受“载道”文学观的影响也更大,所以当它向“性灵”一面偏转[3]时,容易显现出新鲜的面目。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五四时期的很多散文本质上与晚明小品有继承关系,很多的白话散文自觉做到了对传统散文文章义理构、遣词造句的化用与借鉴。联系到我们要讨论的周作人与晚明小品的关系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小小的结论,那就是,如果没有五四散文的整体发达和与传统文学的自然过渡这一良好的文学创作基础,周作人要想复活晚明,凭他再强调晚明小品多么“不拘性灵”,追求个性解放,与五四文学多么相近,如果离开整体五四散文发展的大环境,30年代的文坛没有既定的接受氛围,一切都是徒劳。

周作人的第三个特别之处,准确地说,应该是他对五四文学革命认识的局限性。我们知道,五四文学实际上有两个总主题,一是个性解放,二是社会解放。两重主题一开始是纠结在一起,但又各有侧重地体现在每一位作家身上。五四时期个性主义思潮空前高涨的同时,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社会革命和社会解放的思潮也在迅速发展,民主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潮日益高涨,各有旗手和拥趸。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落潮,五四新文化统一战线开始分化,一部分作家仍然在坚持个性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一部分作家选择了观望、彷徨,还有一部分作家开始由“文学革命”走向“革命文学”,开始了个体意识向群体意识的转化,正如茅盾所说的,作家的视线从狭小的学校生活以及私生活的小小波浪转移到广大的社会的动态。五四的文化思想启蒙进入30年代,逐渐演进为作家们为各自的文化政治站队,文学的革命逐渐开始为革命文学口号所替代,最终形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声势浩大的左翼文学,社会性与政治性主题在这一类型的文学中得到彻底释放。与此相对应的,却是五四新文学的白话运动个性解放思潮在30年代,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京派、论语派、海派、现代派等文学流派、作家群中承袭下来。有学者认为,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潮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究其原因,正如陈独秀在当时即已指出的:“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故现代伦理[4]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西洋个人独立主义,乃兼伦理、经济二者而言,尤以经济上个人独[5]立主义为之根本也”。在陈独秀看来,伦理上的个性自由必须以经济上的个人自由原则的确立为基础与前提。总之,不够发达的五四个性主义思潮亟待在下一段历史中夯实加固。而以周作人为首的个性主义、自由主义作家群的努力下,这一历史目标在30年代得以实现。

个性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作为中国现代性最重要的内容,这原本殊途同归的两重五四主题,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是日益分裂,而且越来越背道而驰。对于周作人而言,他骨子里的个人本位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以及他的性格遭遇,决定了他最终在这两重主题中,以偏执的方式选择了继续五四时代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方向,自然,革命的左翼文学就成为他的文学对立面了。周作人最大的局限在于,他不能接受30年代左翼文学的盛行自有其社会基础的事实。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中,信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文人自然最终会选择更为激进的阶级文学,这是历史使然,同时,当时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也常常为之所吸引,这也是事实。30年代左翼文学刊物越禁越风行就是明证。而周作人倡导的晚明小品,分明有与左翼文学对抗之势。表面上看,周作人是在推动小品创作,倡导个性趣味,实际上,他意在坚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个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并企图证明性灵小品才具有中国文学的纯正性。回到文学,回到传统,最终在周作人这里,由时代之选择,转换为其个人的灵魂需求。

以上,便是周作人从20世纪20年代的五四文学进入30年代的历史背景。如果离开这些来讨论周作人五四之后的思想蜕变、文学转向,来探讨周作人何以要复活“晚明”,思路就不会那么清晰。以笔者陋见,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他的每一次转身,都具有深刻的象征和寓意。虽然说写作是露才扬己的依托,以文字对自我人格精神进行重建,文学作为特殊的精神空间价值得以呈现。但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重要标本,意义显然不能仅局限在这一层面。

这里,我们讨论的是周作人为什么要复活晚明、倡导性灵小品的问题,上述只能算一部分理由。还有另一部分理由,则要通过梳理周作人自身是如何一步步形成他自己的性灵美文观,如何由一个激进的五四新文化主将,逐渐蜕变为半是隐士半是流氓,最终彻底躲进苦雨斋而加以呈现。

如前文所述,谈到周作人对晚明小品的倡导初始,一般都坐实到1932年周作人在辅仁大学演讲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然后再追溯到1926年《陶庵梦忆·序》的发表为开端,因为周作人在这篇文章中说过:“我常这样想,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虽然在文学发达的程途上复兴与革命是同一样的进展。”“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6]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但事实上,这个所谓的初始时间,还需要再往前推进才对,而且,周作人在这一过程中的思想起伏变化也很大。这需要我们摊开来慢慢分析。

著名学者止庵对周作人思想嬗变的梳理最为细致入微。他指出,1920年12月周作人患了一场大病——肋膜炎,这对周作人的情绪、[7]思想影响很大。其中以周作人《梦想者的悲哀》举例:“我的梦太多了。/外面敲门的声音,/恰将我从梦中叫醒了,/你这冷酷的声音,/叫我去黑夜里游行么?/阿,曙光在那里呢?/我的力量真太小了,/我怕要在黑夜里发了狂啊/穿入室内的寒风,/不要吹动我的火罢。/灯火吹熄了,/心里的微焰却终是不灭,/只怕在风里发火,/要将我的心烧尽了。/阿,我心里的微焰,/我怎能长保你的安静呢?”再后来,1921年6月,周作人在西山养病之时,著文《山中杂信》,自叹:“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实行的大路。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杂货一品店了。”“我的思想实在混乱极了,对于许多问题都要思索,却又一样的没有归结。”这些思想上的矛盾与困惑,止庵认为,对于周作人来说是新的气象,以后一直延续下去;要而言之,其一趋向“兼济天下”,其一趋向“独善其身”,分别与他身上的“流氓鬼”和“绅土鬼”相呼应。也就是说,从1921年6月之后,国内环境正赶上五四新文化的全面落潮,而周作人本人罹患大病,元气大伤,内外夹攻之余,周作人内心潜伏的避世逃脱的想法被激活,开始对纷乱的现实产生烦恼而下意识地寻求解脱。但另一方面,周作人作为在文坛地位显赫、影响巨大的五四文化主将,作为民主、科学、自由等现代精神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世事格局的变化也在他的密切关注与感受之中。所以周作人说:“每天的报里,总是充满着不愉快的事情,见了不免要起烦恼。或者说,既然如此,不看岂不好么?但我又舍不得不看,好像身上有伤的人,明知触着是很痛的,但有时仍是不自禁的要用手去摸,感到新的剧痛,保留他受伤的意识。但苦痛究竟是苦痛,所以也就赶紧丢开,去寻求别的慰解。”然后他又忍不住撰写了《碰伤》,针对新华门前军警殴伤索薪教员事件而作:“事情出在六月下旬,事后政府发表命令,说教员自己碰伤,这事颇有滑稽的意味,事情是不愉快,可大有可以做出愉快的文章的机会,我便不免又发动了流氓的性格,写了篇短文。”

除了1921年的大局势之变以及周作人的个人身体状况,其实还应该注意的是周作人的性格禀赋,须知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后者促成了周作人面对纷乱的时代,必将且战且退,最终退守到“自己的园地”。周作人说:“一九二二年春天起,我开始我的所谓文学店,在《晨报副刊》上开辟‘自己的园地’一栏。从作为开场白的《自己的园地》起,到最后的《情诗》共十九篇。开宗明义就讲‘我们自己的园地是文艺’”,又说:“艺术是独立的,却又是人性的”。同一年,他在《文艺的评论》一文中又强调:“我想现在讲文艺,第一重要的是‘个人的解放’,其余的主义可以随便;人家分类的说来,可以说这是个人主义的文艺,然而我相信文艺的本质是如此的,而且这个人的文艺也即真正的人类的——所谓的人道主义的文艺。”从这些清晰的文字表述中,足以判断周作人个人主义至上的文学观包括文学批评观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了。

而这个且战且退的过程中,周作人与晚明文学的进一步结缘也有一个契机。1921年3月4日,胡适安排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周作人见面,议定燕京大学聘任周作人担任国文系主任一事。2月6日签合同,自7月起发生效力。之前,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讲的是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尤其是有关五四新文学的寻流溯源,正是从这里开始。周作人曾回忆说:

我不知道这应当怎样教法。要单讲现时白话文,随后拉过去与《儒林外史》、《红楼梦》、《水浒传》相连接,虽是容易,却没有多大意思,或者不如再追上去,到古文里去看也好。我最初的教案便是如此,从现代起手,先讲胡适之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其次是俞平伯的《西湖六月十八夜》,底下就没有什么了。其时冰心女上还在这班里上课,废名则刚进北大预科,徐志摩更是尚未出现。这些人的文章后来也都曾选过,不过那是在民国十七八年的时候。这之后加进一点白话译的《旧约圣书》,是《传道书》与《路得记》吧,接着便是《儒林外史》的楔子,讲王冕的那一回,别的白话小说就此略过,接下去是金冬心的《画竹题记》等,郑板桥的题记和家书数通,李笠翁的《闲情偶寄》抄,金圣叹的《〈水浒传〉序》,明朝的有张宗子,王季重,刘同人,以至李卓吾,不久随即加入了三袁,及倪元璐,谭友夏,李开先,屠隆,沈承,祁彪佳,陈继儒诸人,这些改变的前后年月现今也不大记得清楚了。大概在这三数年内,资料逐渐收集,意见亦由假定而渐确实(着重号系笔者加),后来因沈兼士先生招赴辅仁大学讲演,便约略说一过,也别无什么新鲜意思,只是看出所谓新文学在中国的土里原有他的根,只要着力培养,自然会长出新芽来。[8]大家的努力决不白费。

由此可见,周作人与晚明小品的密切接触并形成“确定”的文学观念甚至思想,比他1932年在辅仁大学公开演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早了八至十年之久。从这里我们似可推论,周作人实乃在五四落潮之后,便已形成了相对成熟的中国新文学之新源流观。1923年,他进一步著文《地方与文艺》,提出晚明文人的创作“多无意的向着现代语这方向进行,只是不幸被清代的古学潮流压倒了”,王季重、张宗子的短文“承了语录的流,由学术转到文艺里去,要是不被[9]间断,可以造成近体散文的开始了”。文章表面上是谈浙江在明清时期文学的特征、风格与文学的变迁,但其实是他对中国明清文学、近代文学与新文学的关系与中国文学之变迁做的更为深入的思考。

正因为如此,周作人也开始全面反思、清算自己之前的观点和思想。1922年,他在《贵族的与平民的》一文中写道:“即使如我先前在《平民的文学》一篇文里,用普遍和真挚两个条件,去做区分平民的与贵族的文学的标准,也觉得不很妥当。我觉得古代的贵族文学里并不缺乏真挚的作品,而真挚的作品便自有普遍的可能性。不论思想与形式如何。“平民的精神可以说是淑本好耳(即叔本华——笔者注)所说的求生意志,贵族的精神便是尼采所说的求胜意志了。”“我想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倘若把社会上一时的阶级争斗硬移到艺术上来,要实行劳农专政,他的结果一定与经济政治上的相反,是一种退化的现象,旧剧就是他的一个影子。”周作人作为一名年近不惑、历经时代变迁洗礼的现代知识分子,他的确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时代敏感度和思想穿透力。这一点,他其实并不输于他的兄长鲁迅。五四落潮之后的许多文化人,都沉浸在彷徨、挣扎、苦闷当中,包括鲁迅也还在“荷戟独彷徨”,郭沫若还是“带了箭的雁鹅”和“受了伤的勇士”,“偃卧在这莽莽的沙场上”,对现实不满却又无可奈何,只能仰望幽光闪烁的“星空”,羡慕“天上的街市”。但是,周作人却清楚地看到了社会革命和阶级争斗对于艺术独立性的伤害。《贵族的和平民的》这篇文章已经为他日后拒绝认同“无产阶级文学”亮明了态度,更意味着他从此不会再站在社会和思想革命的立场上去解释新文学了。以后,更有《不讨好的思想革命》《祖先崇拜》《教训之无用》等论文,在其中他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新立场。止庵认为,周作人的思想自由以个人为出发点,亦以个人为归结处——其为陈独秀所不能理解者,即在于此。因为周作人视思想自由为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人类社会之为文明的标志。但吊诡的是,周作人与中国第一提倡无产阶级大众解放使命的李大钊却是莫逆之交,当白色恐怖时期,李大钊身陷囹圄,最终被国民党杀害,是周作人出面力保了李大钊的家人,并想方设法送其子到日本留学。对此,可以解释的理由,除了所谓人性的复杂之外,周作人“一半是隐士,一半是叛徒”的自我剖析,也许更有说服力。

而最体现周作人“一半是隐士,一半是叛徒”的心态及行为的,应该是他与鲁迅、钱玄同、孙伏园、李小峰、章矛尘、江绍原、顾颉刚等人共同创办散文周刊《语丝》及其所撰之文。1924年11月17日,《语丝》发刊,实际主编是周作人。本来,1923年的夏天,众所周知,新文学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周氏兄弟失和,彻底分道扬镳。个中原因,至今仍是文坛之谜。时人只能为之惋惜,却都爱莫能助。但是,周氏兄弟在共同主办《语丝》这件事上,却依然保持了失和之前的高度默契。对于这样的吊诡,笔者的理解是,周作人作为文坛主将,作为鲁迅的弟弟,他很清楚这个周刊的重要作用。他在《〈语丝〉发刊辞》表态:

我们几个人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我们并不期望这于中国的生活或思想会有什么影响,不过姑且发表自己所要说的话,聊以消遣罢了。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制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我们的力量弱小,或者不能有什么着实的表现,但我们总是向着这一方面努力。

这一份发刊词,不仅是办刊的宣言,更明显像周作人自己这一时期文学思想的背书。一方面,他强调自由思想,独立判断,继承的仍然是五四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精神,偶尔还露点峥嵘,宣称自己是民主主义者。比如1924年与1925年交替之际,他宣布:“我的思想到今年又回到民族主义上来了。”“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讲过许多迂远的话,去年春间收小范围,修改为亚洲主义,及清室废号迁宫以后,遗老遗少以及日英帝国的浪人兴风作浪,诡计阴谋至今未已,我于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觉得民国根基还未稳固、现在须得实事求是,从民族主义做起才好。我不相信因为是国家所以当爱,如那些宗教的爱国家所提倡,但为个人的生存起见主张民族主义却是正当,而[10]且与‘更高尚’的别的主义也不相冲突。”而对于北师大女子风潮,周作人的表现虽然是顺势而为,但并没有敷衍,相反异常激愤:“老实说,我的这些言论并不是全由我对学生的同情,乃是出于对章杨的反感;并不是代表籍系的公意,乃只发表我个人的私见,我知道自己也是一个书生(要感谢或诅咒历代士流的传统!),正如章君在蔡先生书中所自述:‘惯为人言,好预事故’,这正是我的坏脾气,所以在一年里总要白花好些时间作无谓的文章,讲那些不值一讲的事情和人物。我希望能够改过,但是此刻似乎还难做到。……我现在对于学问艺术没有什么野心,目下的工作是想对于思想的专制与性道德的残酷加以反抗,明知这未必有效,更不足以救中国之亡,亦不过行其[11]心之所安而已。”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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