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志清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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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诗选试读：
走出学术象牙塔
刘跃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相比较而言，我们在普及工作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尽管各类选注本层出不穷，但精品甚少。很多学者不屑于做普及工作，认为体现不出研究水平；即便有水平的人去做，也很难得到同行认可。这样一种偏见，必须改变。
从学术发展的历史看，真正在学术史上确立地位的学者，都与其尽心致力于学术普及工作密切相关。汉代对于经典的注释、唐代对于古注的疏证以及清代乾嘉诸老对于历代经典的重新阐释，其出发点多是普及经典知识。现代学术研究又何尝不该如此？即以我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例，六十多年前刚刚筹划建立文学所的时候，最初的工作主要就是选注历代文学经典作品。近来翻阅《王伯祥日记》，里面详细记载了郑振铎、何其芳等人如何精心策划《诗经选》《史记选》《汉魏六朝诗选》《三曹诗选》《唐诗选》《宋诗选注》的工作，印象深刻。每一部书的编纂，从篇目的确定，到注释的推敲，都经过反复打磨。然后内部油印，送到国内相关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广泛征求学术界同行的意见。经过这样几个回合，才最后定稿，公开出版。这样的书，阐释经典，其本身也成为一种经典，多数印行在数十万册以上，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而这些作者的名字和声誉，也逐渐走出学术圈，为广大读者所熟知。前辈学者的工作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我们必须对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有一种正确的认识。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说易行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学术研究真正服务于人民大众，首先就是要做好普及工作。没有普及，何来提高？但提高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更好地普及。现在，不少学者宁愿躲进象牙塔中做专精研究，也不愿意做点文化普及工作。这种观念值得商榷。毫无疑问，专精研究当然应当鼓励，给予尊重，这个社会也确实需要一批很专精的研究者，去做专业性很强的研究，尽管这种研究可能对社会现实没有直接作用，但是对我们整个文化发展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这道理不言自明。但同时，我们更需要一批人出来宣讲传统文化，让专家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地为大众所认知。学术工作者来自人民群众，学术研究的本质也要求必须关注社会、依靠群众。如果我们的学术脱离人民群众，那就成了无根之木，难免凋零枯索的命运。这道理不言而喻。
启示之二，做好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首先要求作者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康德《逻辑学讲义·导论》说过：“学术的讲述是通俗讲述的基础。因为只有能够彻底讲述某物的人，才能以通俗的方式讲述它。”这段话把提高与普及的关系讲得非常明白。提高在前，普及在后。普及不是随意发挥，一定是在提高基础上的普及才有价值。真正的普及工作者或者说一个好的普及工作者，必须是在他这个领域掌握了丰富知识的研究者。没有深入的研究，哪来生动的普及？王伯祥、余冠英、钱锺书等人的学术普及工作就是成功的典范。对学者而言，深入易，浅出难。浅出所以难，是对作者要求高，他必须真正读懂经典作品，才不至于把经念歪。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验，专注于某一学术领域，遇到不懂的地方，偷懒的办法就是绕过去，而要讲给大众听，就无法藏拙。因此，做好普及工作，仅有良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积学储宝、研阅穷照。只有这样，我们的普及工作才会更有实效，也才会更有意义。
启示之三，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其意义还不仅仅是传播文化知识，更是传递一种理念，一种理想，甚至还可以说，是在从事一项民族文化集体认同的凝聚工作。大家都认同这样的观点，即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命脉和灵魂。一个不知本来的民族，是绝对没有未来的希望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强调文化的多元性显得尤为重要。人类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物质文化可以全球化，而精神文化却有其强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文学研究工作者，有必要深入总结我们民族的传统特性和现实追求，并把这种特殊的文化基因固化为人民大众的行为准则和共同梦想。这样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将会永久地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由上述几点启示来看，商务印书馆策划出版的这套“古代诗词典藏本”，恰逢其时，其意义自不必多说。编者的态度是认真的，他们以“阐释经典本身也要成为经典”为追求，其选家皆术有专攻，在其所选评方面具有相当的专精研究与学术影响，从而保证了选本的专业性与权威性。
正是由于每位选注者的研究领域、研究特点不同，因此“古代诗词典藏本”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强求整套丛书风格整齐划一，而允许一选本有一选本之个性特色。这里仅举数例：李山教授的《诗经选》，仿佛带领读者做了一次重回“诗经世界”的新旅——重新审读其字句、篇章，重新考订其创作年代，勾勒其礼乐背景，体味其文化意蕴，欣赏其风雅艺术，考察其歌唱方式……《王维诗选》的作者王志清教授认为，王维诗乃诗之哲学，亦可谓哲学之诗。故其选评，敏于感悟，精于赏玩；其评赏文字，巧于切入，工于辞采。《李清照诗词选》的作者陈祖美先生，在历代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贴近窥见了李清照的种种内心隐秘，从而绎出易安的十余种“心事”——幼年失恃、党争株连、婕妤之叹，以及终生无嗣的庄姜之悲等等，提出了许多新人耳目的独到见解。
无须赘言，只这几本书的简略介绍，即已充分显示出选注者的学术个性。在大的统一的原则下，保留各个选本自己独特的面孔，这一点，近于文学所编写经典读本的传统。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就特别强调自己“注”的特色，而与其他选本略有不同。希望这种不拘一格、力避匠气的文风与学风，贯彻丛书始终，从而涌现出更多的既拥有学术品位又文采斐然，既不乏前沿理论、自出己见又深入浅出的精品选本。
丛书付梓在即，编者希望我就上述特色发表感想，以便让更多的读者理解，这种信任让我感动。确实，好书好序，相得益彰。如果翻开一部新书，上来就是一篇乏味的序言，就好像刚出门，便遇上障碍物，诚可谓“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叫人眉蹙。顾炎武《日知录》早就告诫：“凡书有所发明，序可也；无所发明，但纪成书之岁可也。人之患在好为人序。”贸然作序，对读者可能会是一种冒犯。但我想，好书确实需要介绍，好意也要有所表达。我真诚地呼吁我们的同行，在努力攀登学术高峰的同时，不要忘记为社会尽些心力，为国家文化建设奉献我们的绵薄之力。
六十年前，文学研究所推出的经典读本，以著者自己研究为基础，广泛借鉴吸收前人成果，取得空前成就，影响至今。我们相信，商务印书馆推出的这套“古代诗词典藏本”，也一定能在学术普及工作方面推陈出新，为广大读者所认可。2014年5月30日草于京城爱吾庐
导言
白居易（772—846），是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唐诗人，曾几何时，他与李白、杜甫并称而为唐诗三大家。白居易嗜诗如命，自号“诗魔”，存诗约三千首，为唐人之冠。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以其四十四岁流贬江州为界而分为前后期。其前期大量创作的新乐府诗，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为旨意，批判色彩极其强烈，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广度可谓前无古人。而其后期乐天顺命，知足保和，耽于纵情自娱，多感伤诗与闲适诗。白居易诗风平易浅切，擅出旷达语，而以白俗为美，深刻影响了后世文学的发展。
一、“以俗为美”是一种勇气与智慧
元和尚怪，白居易乃元和诸怪中的一怪。
元轻白俗，白居易之怪，怪就怪在俗，将诗俗化。
白居易之诗，既白又俗，以白而显俗。其本有好尽之癖，语言本来就再浅近不过了，还唯恐读者读不懂，不仅喜在诗下加注，还常在行文中夹注，而其诗的题目，又常把某年某月遇某人游某地等信息写得明明白白1。如果是赠人怀人，则要写明对方的名字，包括写给自家声伎的诗，或赠给官伎与朋友家伎的诗，或代妓女所作诗，甚至赠给小女尼与小女冠的诗，都不避不讳。所有的这些，成为白诗形式上的特征，也成为白诗的特别印记。白氏以俗为美之怪，乃是刻意为怪也。
我们敢于肯定，白居易之俗，乃是一种美学追求，是一种刻意为之的艺术表达。据说宋人张文潜看到过白居易诗的手稿，其上“真迹点窜，多与初作不侔”（胡震亨《唐音癸签》）。可见，白居易作诗也并非随便落笔、轻率为之的。早期的白氏，对诗就有着一种特别的期待。“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未得天子知，甘受时人嗤。”他以“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的勇气，坚持做到“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寄唐生》）。白居易之为俗，是相当自觉的，也是相当艰难的，需要承受不小的外在压力，饱受世人嗤笑。其中年写成的《自吟拙什因有所怀》诗云：“诗成淡无味，多被众人嗤。上怪落声韵，下嫌拙言词。”但他依然很自信，也很坚持：“时时自吟咏，吟罢有所思。苏州及彭泽，与我不同时。此外复谁爱，唯有元微之。”白氏也为其俗不被人理解而感到苦闷，感到烦恼。因此，像白氏这样以俗为美而将诗歌俚俗化，也真是要有点思想、有点勇气的。
应该说，以俗为美，还是一种创作的智慧。“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醉吟二首》其二）白氏爱诗，不是一般的爱，而是超过“癖”的层次，达到了“魔”的境界。于白居易而言，诗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诗。概观其一生，我们不能说诗是其生活的全部，但说诗是其生活中极其重要的部分则是无疑的。他将诗歌俗化，或者是被他俗化了的诗，最能够贴近生活，最适合表现生活，最能够成为他的一种“生活”。他用诗来交游，用诗来记事，用诗来泄怒解愁，用诗来感悟人生，用诗来为自己赚取名声，等等，概言之，他将诗实用性地工具化了，甚至也游戏化了。他特别热衷于酬唱，酬唱也成为他的高品格的游戏。与之唱和的人很多，尤以元白唱和为多。白居易在《祭微之》文中说：“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他曾以《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赠，既而元稹则有《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酬。他们将次韵排律扩展到极致。白居易与元稹的唱和，“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旧唐书·元稹传》），也形成了中唐酬唱的高潮，引导了诗歌俗化的走向。晚年则与刘禹锡酬唱较多，合编为《刘白唱和集》。
白居易以俗为美的审美价值取向，适应了中唐社会的俗化走向。中唐商业经济发达，城市繁荣，市民阶层迅速勃兴，促进了中唐都市文学的迅速发达。“贞元尚侈”之风弥漫了整个社会，诗歌也成为满足人们追求感官声色刺激的娱乐方式。而以白诗流传的无与伦比的深广度来验证，白氏俗化的策略是高明的，也是极其成功的。这种新的诗体和新的风格，尤其是其激切的内容，而获得了广泛流传的特别成功。元稹说白诗“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白氏长庆集序》）。白氏自己也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与元九书》）其《白氏长庆集后序》中还提到，他的作品当时就传到了日本、新罗。诗人生前其诗就这样流行的，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罕有其匹，古人叹曰：“是古来诗人，及身得名，未有如是之速且广者！”（赵翼《瓯北诗话》）白氏“以俗为美”之策略大获全胜矣。
二、从讽谕到感伤再到闲适
白居易一生经历了九个皇帝，分别是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与宣宗皇帝。他前后历官二十任，从政四十年，自校书郎始，以刑部尚书致仕。纵观其一生，粗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思想激进期。简单地说即是其四十岁以前。白氏自其三十六岁任左拾遗、充翰林学士后，“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初授拾遗献书》），甚至与宪宗当面论执强鲠而“上颇不悦”。一是知足保和期。此时期当从811年白氏丁忧退居渭上算起，随后的飘蓬行踪是：江州—忠州—杭州—苏州。白氏五十岁（长庆元年）起，直至其七十岁（会昌二年）请罢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二十年时间，官运亨通，养尊处优，其生活内容不外嗜酒、耽琴、吟诗与悠游，率性便去，兴尽而返。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与其仕途顺舛、命运起落相关，但不绝对同步。我们以为分三个时期为好：
一是讽谕诗时期（787—810）。白氏有讽谕诗170余首，基本上都写于此时期。早期的白居易属于政治理想主义者，大量创作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以期裨补时阙，其讽谕诗让“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执政柄者扼腕矣”，“握军要者切齿矣”（《与元九书》）。这些讽谕诗冷峻犀利，怒鞭狠笞。
二是感伤诗时期（811—819）。丁母忧退居渭上，诗人除了丧亲之痛外，还有仕途失意的烦恼。他似乎为此前的仗义直谏、面折廷争而感到不安和后悔，诗人非常伤感：“我生来几时，万有四千日。自省于期间，非忧即有疾。”（《首夏病间》）丁忧超期一年有余，才被朝廷召回，且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之闲职。元和十年，因“武元衡事件”而被贬江州司马。白氏在江州写成著名的《与元九书》，他在其中自述道：“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得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流贬江州后，白氏感伤之极，自觉理想彻底破灭，此期间多感伤诗，诗风凄婉深曲。
三是闲适诗时期（820—846）。白氏彻底放弃了理想追求，借助佛老思想来排遣苦闷与寂寥，彻底转向闲适诗写作。白氏是个玩家，生活品味高，也非常懂得享受生活，喜欢骑马，种树植竹，诗酒琴玩。阮阅《诗话总龟》云：“白乐天洛中高退十余年，度日娱情，惟诗与酒，追游唱和一辈名流，著在文集。”白氏大和八年（834）作《序洛诗》，自评近期诗作说：“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其晚年的诗，“知足保和，吟玩性情”，多朴拙平和风，多旷达安逸语。
这样的划分，也只是大致如此耳。线条再粗些，可以流贬江州为界而分期。流贬江州，让他好不伤心而哭湿了青衫。“元、白的背弃是以贬官为引爆点的，以元稹被贬江陵、白居易被贬江州为明显的分水线。他们早先以诗干时，表现了诗人一定的正直感和良心感，但很大程度上是‘以酬恩奖’。当诗人的个人利益遭到损害时，早年的信仰彻底崩溃。在文学史上，像这样前后迥异的变化，是少有的2。”白居易甚至发誓“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其四）。讽谕诗也从此夭折，“‘新乐府运动’在当时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之后不久，元、白等人就背离了自己的诗歌理论和创作思想，由一个企图补弊时政、干预教化的倡导者，成为滥制‘淫言媟语’的‘轻薄之徒’。……使人吃惊的并不是元、白等人后来背离了他们原来的创作道路，而是他们实在是走得太远了，完全走到自己早先的对立面上去了。后期的元、白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打倒以前的自身，非理性主义击溃了理性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背弃在那里表现得是那样鲜明、彻底”3。大和九年，唐王朝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遇害的宰相中有两个是白居易的好友。时白居易64岁，其早年的上书请捕国贼的血性之勇完全没有了，甚至并未对此事件的是非曲直作出任何评价。其诗《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云：“祸福茫茫不可知，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只是庆幸自己全身远祸而逃过一劫。其“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情性为事”（《旧唐书》本传）。因其“吏隐”智慧，晚年升迁不断，由八品至从二品，由月俸一万六至月俸十万。李从军指出：“在元、白身上，我们看到了典型的背弃过程。在他们那里，表现了儒家正统观念的崩溃，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又是功利主义的崩溃。崩溃的原因，并不单单是个人宦海浮沉所造成的结果，它还有更深的原因。这种背弃，是时代的必然，是理性在这个时代的地位所决定的4。”
白居易一生两大转折点：四十四岁贬谪江州而由“兼济”急转为“独善”；五十五岁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职位，成为“月俸百千官二品”（《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的闲人，自称“闲居泰适之叟”之“醉吟先生”。白氏因为政治受挫，其人生态度迅速转向，其儒家正统观念也彻底崩溃，佛老思想占了绝对主导，生成虚无主义的人生观，知足保和，吟玩情性，其诗也完全走到其早年立论的相反方向去了，情调淡泊，情态悠闲，从内容上看，其“俗”则带有一种世俗甚至低俗的成分了。
三、优劣参半看白俗
平心而论，白诗“以俗为美”之怪，倒也无可厚非，人各喜爱。而其艺术上的粗糙，思想上的平庸甚至卑颓，却是难免要让人诟病的。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借李戡之口痛斥元、白诗说：“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他为白诗广为流传而深感痛心与愤怒，当然也无奈。而司空图则于《与王驾评诗书》中说：“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按：勍（qíng）：强而有力，如勍寇、勍盗、勍敌；孱：浅陋低劣，卑微无能；估：同“贾”，商人。这是个比喻说法，很有揶揄味。意思是说，元白的声音很大，所写境界也很大，然缺少壮逸激荡之气，仿佛市场上大声吆喝的商人。司空图盛赞过韩愈“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的诗风。而白居易《与元九书》中也说自己的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白氏也意识到其诗中夹杂有轻率之作，而且道明欲在此后重新“铨次”时删去。然而，他时重新“铨次”，诗人又不能割爱，以至于存诗三千而优劣参半矣。
白居易工于长篇叙事，工于排律敷陈，工于以事起意，工于以浅语而言人事，应该说，这些都可视为白氏的长项与开拓。明人江进之认为：“香山自有香山之工。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诗之境界，到白公不知开扩多少。”（《雪涛小书》）清人赵翼更是力挺白诗，他认为：“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试平心论之，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奇警者，犹第在词句间争难斗险，使人荡心骇目，不敢逼视，而意味或少焉。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此元、白较胜于韩、孟。世徒以轻俗訾之，此不知诗者也。元、白二人才力本相敌；然香山自归洛以后，益觉老干无枝，称心而出，随笔抒写，并无求工见好之意，而风趣横生，一喷一醒，视少年时与微之各以才情工力竞胜者，更进一筹矣。故白自成大家，而元稍次。”（《瓯北诗话》卷四）古人之论不虚，白氏自有其开创性的方面与意义。白诗之俗，平易自然，意到笔随，情致曲尽，于平易而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旷达的思想情趣，是为世人所共识也。白氏密友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诗赞曰：“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内欲相从，行尽四维无处觅。”赵翼也有刀剪的比喻：“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同上）概言之，白氏之俗，是一种很高的也难得的美学境界，“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刘熙载《艺概·诗概》），“白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叶燮《原诗》）。
因此，清人黄周星认为：“乐天诗如《长恨歌》《琵琶行》，皆所谓老妪解颐者也。然无一字不深入人情，而且刺心透髓，即少陵、长吉歌行皆不能及。所以然者，少陵、长吉虽能为情语，然犹兼才与学为之；凡情语一夹才学，终隔一层，便不能刺透心髓。乐天之妙，妙在全不用才学，一味以本色真切出之，所以感人最深。由是观之，则老妪解颐，谈何容易！”（《唐诗快》）然而，著名学者钱锺书则揶揄说：“香山才情，昭映古今。然词沓意尽，调俗气靡，于诗家远微深厚之境，有间未达。其写怀学渊明之闲适，则一高玄，一琐直，形而见绌矣。其写实比少陵之真质，则一沈挚，一铺张，况而自下矣。故余尝谓：香山作诗，欲使老妪都解，而每似老妪作诗，欲使香山都解；盖使老妪解，必语意浅易，而老妪使解，必词气烦絮。浅易可也，烦絮不可也5。”钱论尖刻入木，语语中的。而白诗之短，也许是其刻意追求俗美所造成的。其刻意为俗，走向了反面，付出了代价，特别是他似有好尽之癖，也为好尽所累，言繁语冗，浅露直激。张戒早就在《岁寒堂诗话》里批评说：“梅圣俞云：‘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元微之云：‘道得人心中事。’此固白乐天长处，然情意失于太详，景物失于太露，遂成浅近，略无余蕴，此其所短处。”又，“其词伤于太烦，其意伤于太尽，遂成冗长卑陋”。许学夷在《诗源辨体》里总结说：“盖以其语太率易，不苍劲故耳。”白氏自己也有意识，自评云：“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和答诗十首并序》）。白居易诗之长显，短亦显也。
白居易早年的讽谕诗，自觉继承儒家诗教传统，多采用直赋其事的方法，广泛反映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描写现实黑暗和人民疾苦，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框框，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耀眼。白居易对自己的这部分诗也自视甚高，他不仅不把同时期的人放在眼里，连李白、杜甫都成为他揶揄的对象，也敢于与李杜颉颃。他批评李白的诗“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认为杜甫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的新乐府诗，“亦不过三、四十首”。以其现实主义标准看，“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与元九书》）。因为其对诗歌现实主义的理解过于狭隘，过分强调诗歌服从现实政治的需要，过分追求语言的直白和措辞激烈，背离了诗歌发生的原理，也束缚了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多样化，而使其诗发生了异化，其诗论也失去了普遍性的意义。然白话文运动的主帅胡适却特别看好此类白话诗，极度夸张了白居易大量自创新题乐府诗的意义，他在《白话文学史》中指出：“九世纪的初期——元和长庆的时代——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很光荣灿烂的时代。”他甚至认为“只有这一个时代可算是有意的自觉的文学革新时代。这个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是白居易与元稹”6。胡适不无偏激地写道：“以政治上的长期太平而论，人称为‘盛唐’；以文学论，最盛之世其实不在这个时期。天宝末年大乱以后，方才是成人的时期。从杜甫中年以后，到白居易之死（846），其间的诗与散文都走上了写实的大路，由浪漫而回到平实，由天上而回到人间，由华丽而回到平淡，都是成人的表现7。”胡适充分肯定了白居易继承《诗经》“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而大量写作新乐府的贡献。也许是深受胡适此论的影响吧，近百年来的文学史写作，白居易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评价，一度与李、杜并列而称唐诗三大家。
白诗喜欢说理议论，晚年尤甚，其诗常常拖出个议论的尾巴。而其所说之理又多为出世逃禅、知足保和之类的旷达语。我们以为这些“小道理”倒反而比其“大庇天下”的高调让人觉得真实可信。譬如“心安是归处”“心泰身宁是归处”“大抵心安即是家”“随分自安心自断”等，让人在遇到挫折时看开点、看远点、看淡点，不是唱高调，非常实在，也很贴近人心，纯属其人生经验之谈，确实也能够让人形成心灵深处的精神呼应。“白氏集中，颇有遣怀之作，故达道之人，率多爱之。”（魏庆之《诗人玉屑》）士大夫特有的身世经历，最容易为其“闲适”思想所打动。“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8。”然而，其诗陈陈相因，“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许学夷《诗源辩体》引王世贞语）。白诗中这些旷达议论，甚至连语言都似曾相识地重复，读过数篇后，便了无新鲜感。白氏晚年诗歌，不是叹老嗟病，就是伤昔悼亡，“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诗》）。叶梦得就曾言：“然吾犹有微恨，（白氏）似未能全忘声色杯酒之累，赏物太深，犹有待而后遗者，故小蛮、樊素，每见于歌咏。”（《避暑录话》）朱熹批评得更尖锐：“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底涎出。”（《朱子全书·论诗》）其诗中像矜耀富贵之类确实不雅，更有些吟弄风情的庸俗描写，以及宿命论思想的大肆宣扬，这些“俗”就谈不上美了，自然不属于“俗美”的范畴。
诚然，纵使白诗毁誉参半，甚至颇有訾议，也不能否定他在诗歌上的贡献，也不妨碍他卓为大家的文学史意义。但是，我们对白居易还是应该有一个全面、客观、正确的认识。白居易以俗为美，固然无可厚非，俗美也是一种美。但是，白诗中也有俗而不美的，甚至还有低俗庸俗的成分，这也是读其诗时我们需要提醒读者的。
四、随我入“俗”
选本成型后，而“画眉深浅”之忐忑感生焉。
一怕选诗不能顾及全篇9。白居易存诗三千，而选本注评仅百余篇，加上评赏中所涉及其诗，充其量亦不足十分之一也。因此，遗珠之憾在所难免。而白诗选本已出无数，我之作为选者，眼光如何呢？
二怕注诗难易失准。注本最怕的是该注的没注，而不该注的则尽在注。白诗语言非常浅近，在很多情况下是明白如话的，几乎不需要注释，即读者在文字上的障碍不多。考虑到能够争取中学生读者，选本中的生字注音、常识讲解，甚至将有些关键的句子以直译意译等，是否属于蛇足或饶舌呢？
三怕评赏了无新意。白氏的好诗，被各种选本反复选过，亦被或雅或俗地注解过，虽有不欲人云亦云之愿想，然亦多有力所不足之憾也。尤其是羞于面对比较高层次的读者，而或有“力勍而气孱”之哂焉。
好选本，也确实很难。非常感谢本套丛书策划人的鼓励，让我欲罢不能，而怯生生地走近白居易，走进了对于我来说比较陌生的诗歌星空。那么，我们是怎么考虑的呢？
一从分期上说。选本对白氏各时期诗的选入，数量上相对平衡。江州之前（包括江州时期）的诗，相对占比大点。这部分诗的思想性强，思想内容复杂，情感冲突激烈，灵魂于“兼济”与“独善”之间苦苦挣扎，似乎也最适合诗来表现，确实也是其诗表现的最佳时期，其不少代表作就出现在这一时期。我们将所选得的百余首诗，按时间顺序编排，固然是为了更好地展现诗人各阶段的心理真实，跟踪其情感与思想演变的过程与轨迹，更是便于我们设身处地揣摩诗人此在语境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心理，悟解其创作触发的灵感与机缘，深入肌理而努力读出同情。
二从类别上说。白居易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前三类以内容分，而后一类则以形式分。白氏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感伤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以此三类诗而言，选入比例大致相等。苏辙《书白乐天集后二首》曰：“乐天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既涉世，履忧患，胸中了然，照诸患之空也。故其还朝为从官，小不合，即舍去，分司东洛，优游终老，盖唐世士大夫达者如乐天寡矣。”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也说：“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古士人爱其诗，似乎主要为其诗中的“闲适”思想所动。虽然时过境迁，而其诗中的理性思考，似乎仍有些调整心灵的疗效，对于当下我们排除现实困厄，保持自心的澄清平静，仍能产生些积极的意义。而白氏的杂律诗数量最多，选本中所选多抒情写景小诗，亲切可人，耐人寻味。
三从篇幅上说。选本古近兼选，各占其半。长短俱撷，以短为主。白居易长袖善舞，最擅长诗，也喜作长诗，长诗反映了白居易诗歌的重要特色与突出成就。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中言：“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其脍炙人口的长篇如《长恨歌》《琵琶行》固然要选，而一般选本很少选入的长篇也选入几篇，如《游悟真寺诗》长到一百三十韵，乃其五言诗中最长者；然此诗乃中唐诗趋于散文游记化的典型写法，也充分表现出白氏在谋篇布局与铸词造句上的非凡才力。又如长诗《霓裳羽衣歌和微之》，将白氏擅长乐舞叙事的优长表现得淋漓尽致，也为后世留下了唐代乐舞的珍贵资料。还有《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反映了白氏思想骤变的契机与过程，确为难得而真实的思想史料。而其《秦中吟》《新乐府》组诗，属于半长不短的诗，其讽谕内容虽然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然写法程式化，数篇读后，了无新意，故适可而止，仅各选五首，然足窥全貌矣。
四从生熟上说。所谓“熟”者，即“传统篇目”，各种选本均反复选入；所谓“生”者，即那些尚未脍炙人口的诗，各种选本不容易见到的。此选本以传统名篇为主，因为这些篇目经过了“经典化”的过程。而选者细玩其诗，发现有些“生作”也非常可读，故选入与读者共享。譬如《别桥上竹》诗味颇浓，且因为选此诗，而带出了白氏嗜竹之好，带出了白氏的其他竹诗，也带出了后人如苏轼爱竹的崇尚。《寄湘灵》诗虽选本少见选入，然无论情感还是技巧均臻于完美，不仅是白氏的杰作，也是唐诗中的精品，岂有不选之理？
五从评赏上说。评赏白诗，是件很不容易做好的累活儿。做此选本，参阅了顾学颉的《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朱金城的《白居易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谢思炜的《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也参阅了其他一些选本。特别是朱本、谢本，为选诗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参考。然而，注意了汲取前人和同行之研究成果的参阅，似乎也加大了选本“陌生化”的难度。譬如《长恨歌》《琵琶行》，论者如麻，论文汗牛充栋，我们何为？我们在深潜文本、坚持回归诗之本体的细读中，还是常有怦然心动的感悟，甚至进入柳暗花明的境地。虽不敢说此选本之评注有多少超越前人与同行的创意，但是，还是有些“我读”之会心，抑或可为读者提供些许新人耳目的一得之见矣。
做此白诗选本，真可谓硬着头皮的应战。2014年夏日，我的《王维诗选》交稿，又摊上了做《白居易诗选》的事儿，因为承担此任的刘扬忠先生贵体染恙。虽说我原本对白氏其人其诗并不欣赏，可莫大的信任终于让我还是“顶替”上岗了。
笔者先初选白诗百余首，请研究生吴莉莉试注；然后请研究生秦峰依据谢思炜本而逐一校改异文。让研究生在实际锻炼中提高，也为他们的论文选题铺垫。书稿初校，潘鸣博士就主动参与其中；再校时尤聚精会神，与吴、秦二生协力，同纠鲁鱼亥豕之失。最让我感动的是涵芬国学工作室的团队精神，厚艳芬老师细斟深酌，贡方舟博士谨考慎纠，白彬彬博士在审稿时且贡献以不同意见。编校往来，获益甚夥，亦感动甚深矣。
拙著终校时，我则愈加惴惴。若不是我之“顶替”，而由扬忠先生之“亲炙”，那对于读者来说将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啊。然扬忠先生却已成古人，惟燃心香而奉上此稿以纪念矣。
明人屠隆说：“人但知李青莲仙才，而不知王右丞、李长吉、白香山皆仙才也。青莲仙才而俊秀，右丞仙才而元冲，长吉仙才而奇丽，香山仙才而闲澹。独俊秀者人易赏识耳。”（屠隆《鸿苞集》卷十七）看来白诗其中的妙处难为人识，真正读懂白诗并非易事。笔者原先沉浸于盛唐，主要是与王维结下不解之缘而经年厮磨。虽然生性不甘平庸，在做白诗选本时格外投入，异常小心，殚精竭力而考辨赏鉴，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就把白诗选本做好了。
不过，我的自我感觉是：《白居易诗选》在质量上超过了自己此前做的《王维诗选》10；至少在认真程度上。然真不知拿出的这份答卷能否及格？期待读者严苛批评。
我也恳请读者与我同行，走进白居易的俗美里。王志清2015年6月1日 于三养斋2016年11月16日再改
1 其诗之长题如《十年三月三十日，别微之于沣上。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遇微之于峡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别；言不尽者，以诗终之。因赋七言十七韵以赠，且欲记所遇之地，与相见之时，为他年会话张本也》；又如七律酬元稹《微之到通州日，授馆未安，见尘壁间有数行字，读之即仆旧诗。其落句云：绿水红莲一朵开，千花百草无颜色。然不知题者何人也。微之吟叹不足，因缀一章，兼录仆诗本同寄，省其诗，乃是十五年前初及第时，赠长安妓人阿软绝句。缅思往事，杳若梦中。怀旧感今，因酬长句》等，分明是诗前小序也。
2 李从军《唐代文学演变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二次印刷，第398页。
3 李从军《唐代文学演变史》，第398页。
4 李从军《唐代文学演变史》，第400页。
5 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5页。
6 胡适《白话文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04页。
7 胡适《白话文学史》，第223页。
8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6页。
9 鲁迅说：选本“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题未定”草[之七]》）。
10 王志清《王维诗选》，商务印书馆2015年4月版。
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
1故园望断欲何如2，楚水吴山万里余3。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
1 徐州：此指符离（今属安徽宿州）。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其曾祖父始自同州迁居至今陕西渭南县北的下邽（guī）镇。白氏出生于河南郑州新郑。其父白季庚曾任徐州别驾，其兄幼文与其弟行简及幼美，皆随父迁居徐州，诗人则因避中原战乱而寄居苏杭一带。因此他送客北上徐州时，托客捎回一封家书。
2 望断：义同“望极”或“望尽”，久望却望而不见。
3 “楚水”句：楚水，当指徐州一带；吴山，则泛指江南地区。《汉书·地理志》将吴越之地统归为吴地。唐时的吴地，泛指长江中下游。另，唐设有楚州，辖地包括了今之淮安、盱眙、宝应、盐城等苏北地区。唐宋诗词中的“楚山”“楚天”“楚地”“楚云”等，一般是指此地区。储光羲《寒夜泊舟江口》诗：“吴山迟海月，楚火照江流。”白居易《长相思》诗：“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说楚水吴山相隔不啻万里，是夸张，也是心态实写，北望徐州而遥不可及。
作者原注：“时年十五。”这是白氏现存最早的作品。诗当写于唐德宗贞元二年（786）。
诗以问句开篇，这也比较少见。七绝一般情况是第三句用问句，第四句作答而圆收。诗人自己问自己“欲何如”。欲何如？无奈也，唯有“望断”耳。诗的第三句则非常平淡，属于交代性质：今日刚好有友北归而来探访我。前三句应题，把题目上的话，换一种表达而重新说了一遍。意谓：因为非常想念你们，我泪流如注，以至于泪比信里的字还多。此诗作为头一篇而被收入白氏集中，可见诗人对此诗还是比较看重的。应该说，十五岁就有这样的诗作，确实很不错了。诗很见真情，也稳合诗律。
可是，与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比，那就不在一个档次上了。巧的是，王维那诗写于十七岁，也是写一人在外而思念兄弟的，同时也用的是七绝。王维孤身游二京，非常想念家人，想念平日朝夕相处的兄弟们。但是，王维却不这么直接说。明明是他忆念兄弟人，而却推己及人，反说兄弟忆念于他，写思念从对方落笔与设想。这种写法，忆念之情尤加深切。古人把这种曲折有致的写法，叫作“倩女离魂法”，意谓身在两地而魂共一处。更妙者，王维不直言兄弟如何想我，而用“登高”与“插茱萸”二意象，将思念与“佳节”相关起来，画面的现场感特强，非常具有引发思乡之情的“诱惑力”。从此以后，“插茱萸”就成为思念亲人至友的特定意象了。俞陛云说其“诗到真切动人处，一字不可移易也”（《诗境浅说续编》）。王诗首句直接破题，不经任何迂回，直切主题，迅即形成高潮，出现警句。一上来就把“忆念”之情写足了，迅捷推向情感高潮。这种写法往往容易使后两句难以为继，然妙在三四两句的自然承接，顾盼生姿，曲婉而形象，使诗情再度飞升，忆念愈演愈烈。
白居易的五七言绝句，共765首，约占全部诗作的27%。他以长篇叙事诗著称，其七绝“也是值得称道的”，“特别流畅宛转”（沈祖棻《唐人七绝诗笺释》）。我们也不是说白氏此诗不行，只是比起王维诗来而有些逊色。然王维毕竟是盛唐一流大家，而此作又是王维诗中的力作，属于一流经典精品。似乎也没有多少的可比性。但是，白氏此诗由于过于直白，如实写照，甚至重于交代，是文的写法，不是诗的表现，故诗意顿减，而不能让人回味再三也。
赋得古原草送别
1离离原上草2，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3。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4。
1 此诗又名《草》，作于唐德宗贞元三年（787），作者时为十六岁。赋得：古代限制题目作诗，摘取前人之成句为题，题目上多冠以“赋得”二字。科举的“试帖诗”，多采用此种做法，故题冠以“赋得”。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八《进士故实》云：“唐进士初止试策。调露中，始试帖经，经通，试杂文，谓有韵律之文，即诗赋也。”这是白氏应考练习的拟作。
2 离离：青草茂盛的样子。《诗经·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3 “远芳”二句：远处的芳草散发着春天的气息而掩没了古老的驿道，阳光下泛出青翠之色的春草与荒城接续成一片。
4 “又送”二句：意谓春绿草长又送游子远去，萋萋乱草堪比满腹离情。《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孙：远行的友人。萋萋：春草茂盛的样子。
命题作诗，以“草”为题，通篇写草，亦通篇写情，全诗章法谨严，意境浑成，诗意饱满。按“赋得体”的标准考察，此诗自然得体，乃为“赋得体”中之绝唱也。
诗之首联破题，既是叙议，又是摹写，总括性地揭示出草之生生不息的规律，冬枯春荣，岁岁循环，历代轮回。颔联承生生不已之意，侧重于写草火烧不灭的壮烈，表现草之特异的生命力，展现其百摧不残的顽强精神。颈联则宕拓开去，写古原草迅猛的长势，表现其无所不往而无所不能的蓬勃生机。诗人着眼于古原，草已经不是草，而是“远芳”与“晴翠”。此二意象，写出了古原草的特殊声色与情态，也写出了诗人对草的深爱之情。尾联则扣送别之题意，扣古原萋萋草满的特定环境，就地取譬，以草之萋萋的茂盛，比喻自己送别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诗至此时而结清题意，关合全篇，点明送别的本意，揭示题旨。“古原”与“草”与“送别”浑成一片，写草与抒情融为一体，字字关情，语语带意，韵味特别隽永。
以春草萋萋写别情的，前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招隐士》）之叹，后有“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之悲，复有冯延巳的“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南乡子》）之怨。而白居易取用春草萋萋而绵绵无尽这一点，比喻别情之充塞之弥漫的无休无止。白氏此诗之新意在于，写一种韧劲，一种活力，一种生命精神，一种不屈不挠的品性，一种蓬勃向上的意志。《赋得古原草送别》写成了一曲野草颂，而其送别之题意则淡化了，甚至不为人所关注。
此诗乃白居易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据唐张固《幽闲鼓吹》载：白氏初入京城，携诗拜访名士顾况。顾借“居易”之名打趣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待读其诗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不禁大为赞赏道：“道得个语，居即易矣！”白居易遂被广为延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二句确实最显精神，且具有丰富的言外象外的含义。因为通篇写草，抑或正因为此二句，此诗被人视为咏物诗，甚至作为寓言诗。《唐诗三百首》选本注云：“诗以喻小人也。销除不尽，得时即生，干犯正路。文饰鄙陋，却最易感人。”此解失诸穿凿。《诗境浅说》评曰：“诵此诗者，皆以为喻小人去之不尽，如草之滋蔓。作者正有此意，亦未可知。然取喻本无确定，以为喻世道，则治乱循环；以为喻天心，则贞元起伏。虽严寒盛雪，而春意已萌。见仁见智，无所不可。”此解读亦比附意太过。
古来写草的名句不少，如“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王维《辋川别业》）；“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杜甫《蜀相》）；“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刘禹锡《陋室铭》）；“草色侵官道，花枝出苑墙”（张继《洛阳作》）；“芳草有情皆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罗隐《绵谷回寄蔡氏昆仲》）；“江春不肯留归客，草色青青送马蹄”（刘长卿《送李判官之润州行营》）等。然而，写草的名篇难见，且如白居易通篇写草的杰作，诚不多见也。
游襄阳怀孟浩然
1楚山碧岩岩2，汉水碧汤汤3。秀气结成象，孟氏之文章4。今我讽遗文，思人至其乡。清风无人继5，日暮空襄阳6。南望鹿门山7，蔼若有余芳8。旧隐不知处，云深树苍苍。
1 襄阳：唐代属襄州，在今湖北襄阳。孟浩然（689—740），襄阳人，早年隐居襄阳城南鹿门山，四十岁长安求仕，失败后漫游数年，回乡归隐。孟长于五言诗，风格与王维相近，“王孟”并称。
2 楚山：或指荆山。取泛指意，襄阳附近有凤山（凤林山）、太山、岘山、万山、马丁山、鹿门山等。岩岩：层峦叠嶂的样子。《诗·小雅·节南山》：“维石岩岩。”
3 汉水：即汉江。汤汤：波澜壮阔的样子。
4 “秀气”二句：形容山川之灵秀气岚，郁结成孟氏的诗篇。《易·系辞》：“在天成象。”
5 清风：清新高远的风韵。
6 “日暮”句：意含惋惜，空无为继。暗引王维《哭孟浩然》诗：“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洲。”
7 鹿门山：原名苏岭山，濒临汉江，与同是文化名山的岘山隔江相望，位于鄂西北襄阳城东南约十五公里处，汉末名士庞德公、唐代诗人孟浩然、皮日休相继在此隐居。
8 霭若：同霭然，香气馥郁的意思。
此诗或作于贞元十四年（794）。
贞元七年（791），白居易父亲白季庚出任襄州别驾，白居易随父亲来到襄阳。贞元十年（794），其父在襄阳别驾任所病逝，葬于襄阳东津之南原。白居易时年二十三岁。五年后，他赴长安应举，得中进士。直到元和六年（811），始将其父亲遗骨移葬于下邽。
全诗十二句，前四句重在写视觉，写一个“秀”字。秀，是襄阳山水的特点，也是孟浩然诗风的特征。白氏突出襄阳山水之秀，具有比拟的意义，不仅为了与孟浩然诗风相关，而且也揭示孟诗风形成的地域成因。诗人仿佛恍然大悟，原来“孟氏之文章”，乃此秀山秀水之所“结”也。
中间四句重在写感觉，写一个“清”字。诗至此点题切意，明写自己因赏其诗、怀其人而游其乡，复感其事也。诗人凭吊遗踪，却生出清风难继的遗憾来，深情而委婉地倾诉了自己对这位前辈诗人的怀念与钦佩，也反映了白氏对其诗风的激赏与评价。
最后四句重在写嗅觉，写一个“蔼”。“蔼若有余芳”句，转出一层意思，以鹿门山寄意，似乎也感受到孟氏宛然的亲切气息，然毕竟孟氏已成古人。最后的“归隐”二句，写自己茫然无从，其中大有不可同游之恨也。此当为诗之绝妙补笔。
诗写游览凭吊，而层次井然，逐层推进，层层濡染，叙议抒写，且入且深矣。
白居易喜欢在诗中评价前辈诗人，此可作为诗论来读。本选本很珍视他的这类诗，后仍将有所选。
寄湘灵
泪眼凌寒冻不流，每经高处即回头。遥知别后西楼上1，应凭栏杆独自愁。
1 遥知：意谓在远处知晓情况。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安石《梅花》诗：“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此绝句婉转悱恻，词清情真，应该说是唐人七绝中的上品。而此诗诸多选本少见选入，其实，真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好诗。
沈祖棻先生说：“元稹、白居易的七言绝句也是值得称道的。他们的诗以浅显通俗见长，在七言绝句方面，也保持了这一特点。对于当时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他们写得很多，但却几乎全是用五、七言古诗来写的。尽管如此，这两位诗人以七绝诗描写的对于家庭朋友生离死别的悲感和其它日常生活，仍然非常真挚恳请，一往情深。……白居易的七言绝句，特别流畅宛转，比元稹的成就更高一些。”（《唐人七言绝句浅释·引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沈先生精辟概括，中肯深切，其中的“真挚恳请”“一往情深”“流畅宛转”，也是此诗的突出特点。或者说，此诗可当其评价。
诗约写于贞元十四年（798），白居易时年二十七岁，为了家庭生活和自己的前程，他不得不离开符离去江南叔父处，也离开了恋人湘灵。一路上他心中惦念着湘灵，一颦一笑如在眼前而挥之不去。他在诗中深情地写道：我们分别在一个酷冷的冬天，我一人上路孤独无伴，想起你不由得泪流满面，热泪遇到严寒凝结成冰而不能流淌。凡路经高处，我都禁不住要攀高而向你所在方向回望。而我在远处也能料到你肯定正独倚西楼，凭栏思念着我吧。
首句之“冻不流”的形象，次句之频“回头”的细节，已经非常感人了。第三句转出个“遥知”来，然后“遥知”又与第四句的“应”呼应，凭借想象，使思念愈发强烈，且不是我思念人，而是人也思念我，一倍愁矣。诗中对凄苦相思的描写，哀婉动人而个性化十足。
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
1时难年饥世业空2，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3，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4，辞根散作九秋蓬5。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6。
1 白居易题与序不分，不少题目即是序，长达四五十字。考虑到选本题眉不好处理，故以此诗题的前九言为题，即成“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矣。此诗原题为：《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河南经乱：贞元十五年（799）二月，宣武节度使董晋死后，部下举兵叛乱，杀继任节度使陆长源；三月，彰义军节度使吴少诚又反，寇唐州。二处藩镇叛乱，皆发生在河南道境内。白氏家在河南新郑县，深受其害。关内阻饥：贞元十四五年，关中一带（包括甘泉东部地区）连年干旱饥荒，民不聊生。白氏华州下邽的家，正属关内道。
2 时难（nàn）：“难”读仄声，指“河南经乱”言。年饥：指“关内阻饥”言。世业：世代传下的产业。
3 寥落：冷落。干戈：本是两种武器，这里指战争。
4 吊影：即“形影相吊”，自己的身子慰问自己的影子，形容非常孤单寂寞，没有伴侣。吊：慰问。典出自《三国志》卷十九《魏书·陈思王植传》：“形影相吊，五情愧赧。”千里雁：古人把兄弟相从，比之雁行有序。诗谓己如失群之独雁。
5 辞根：古人以家庭为己之根，辞根即离家背井。曹植《杂诗》曰：“转蓬离本根，飘摇随长风。”九秋：深秋。晋张协《七命》：“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鸣飙。”谢灵运《善哉行》：“三春燠敷，九秋萧索。”杜甫《月》：“斟酌姮娥寡，天寒奈九秋。”蓬：草名，秋时其枝蔓脱离本根而随风飘转。
6 乡心：思乡的心。五处：指序文中五个地名而言。
此诗的题目很长，简直就是诗前之小序，抑或是因为这段时期的离乱漂泊之苦对诗人来说太刻骨铭心了，故刻意以详记。
诗写作于贞元十五年（799），是年秋白居易始举进士，时二十八岁。诗与《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属于同一题材，都是写漂泊之苦而怀念亲人的，而形式不同，此乃七律，彼为七绝。
诗为七律，形式上需要合律对仗，然出语平易而如家常话语，不见雕饰，自然情深。前四句属于概述，以亲身经历概括出家园荒残、手足离散的苦难。白居易身处之中唐，兵荒马乱，洪涝饥馑。白居易所居之河南地域，因为藩镇割据，而一再沦为战乱的中心。其自小就因战乱而远走他乡，吃尽了骨肉分离而漂泊无定的苦楚。回首兵燹后的故乡田园破敝寥落，祖传家业荡然一空，而同胞骨肉流离失所，羁旅行役，分散于异乡。“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二句，转入一层，以“雁”“蓬”来作比喻性概括，吊影分飞与辞根离散，暗用语典，贴切而传神，形象地反映了兄弟分离的现实状态。在所有铺垫做好后，便才“望月”擒题，勾勒出一幅五地望月而共生乡愁的图景。按照常规，开篇见月。而诗到最后才“共看明月”，出现所观之月。此诗也以“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二句最出彩。诗之意谓：（在这月色朗朗的夜晚）我们兄妹五处肯定都在举目望月而有无限相思之泪，虽然我们地分五处而此夜思念家园的心却都是相同的。此亦从对面落笔的“遥想”写法也。杜甫的《月夜》诗云：“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其时杜甫在长安，而家属在鄜（fū）州的羌村。杜诗首联二句，设想妻子在鄜州独自望月思夫的情景，明明是自己望月想家思妻念子，却说妻子此刻一定在闺房中望月思念自己。诗人从对面落笔，表意曲折而含蓄，抑或白居易亦受此影响。然白氏有所创新的是，人隔五地，共对一月，遥想五地之人而同一情怀，即不是我单方面想念兄弟，而是兄弟们彼此想念，不仅写出了我对兄弟们的至真深情，也表现出五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白居易七律诗中唯一被选入《唐诗三百首》的，就是此诗，也许主要是因其结尾二句之妙也。
乱后过流沟寺
1九月徐州新战后2，悲风杀气满山河。唯有流沟山下寺，门前依旧白云多。
1 流沟寺：当在符离县流沟山，今属安徽宿州埇桥区夹沟镇。
2 徐州新战：贞元十六年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卒，引发徐州军乱，朝廷派兵镇压。
此诗作于贞元十六年（800），是年白居易进士及第。
诗以对比的写法，透露出诗人对战乱的感伤与诅咒。前二句写徐州新战后的惨状。悲风凛冽，杀气不消，满目疮痍，山河破碎。一个“新”字，非常耐味，一场战乱刚刚平息，另一战乱又新起，寓意战乱无休无止。“新战”是对战乱的诅咒，也暗含作者对时局的不满，而又为自己不能有所作为而焦躁。诗人出生不久，家乡便发生了战乱，因此而四处流浪。“新战”过后，生灵涂炭，不知道又有多少流离失所的难民将饱受战乱之苦。诗人对于战争痛恨之极矣。后二句突转笔锋，写流沟寺，写一个幸免于难的寺庙。“唯有”句转出生意。“唯有”，即唯一、只有。只有流沟山寺这个地方还是原先的那个样子，换言之，很少有地方没有遭受战火的毁残，山河遍体鳞伤，国家满目疮痍。诗用“白云”意象来象征宁静依旧，喻指没有遭到战火破坏的幸运。唐人喜欢以白云入诗，或取其自由不羁、高洁渺远之情状，或取其高举脱俗、闲澹孤高之意境，或取其清高无瑕、超尘脱俗之情操。南朝陶弘景隐于句曲山，齐高帝萧道成问他：“山中何所有？”其诗答曰：“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白云与隐者结下了不解之缘。李白《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诗云：“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白云与隐者相随，多写隐者的高洁。而白居易此处用白云，当喻指没被玷污的意思，突出了流沟寺的宁静与清净。亦有人将此解为诗人有隐逸的意思，认为白氏找到了一处可隐之世外桃源。我们以为，诗人用白云取其自由平静，是对前二句“新战”惨烈之反衬，与之形成强烈的反差。作者以为流沟寺逃得一劫而纯属侥幸，这是对战乱的谴责，对平乱的歌颂，对太平的渴望，也包含了对避乱的无奈。岑参有一首写战乱的绝句《山房春事》诗云：“梁园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三两家。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这正可与白诗比照着读。西汉梁孝王刘武的梁园，萧条一片，但见乱鸦，聒噪声杂。然庭园中树木，繁花依旧满枝，春色不减当年。诗人不说自己深知物是人非，却偏从对面翻出，说是“庭树不知”；不说今日梁园颓败，深为伤悼，而无心领略春光，却说无知花树遵循自然规律，偏在这一片萧条之中依然开出当年的繁花。沈德潜《唐诗别裁》中赞曰：“后人袭用者多，然嘉州实为绝调。”白居易此诗的写法不知是否受其启发？然构思仿佛，二诗感情都极沉痛，出语却极含蓄，都取某一物象而寄予兴亡之象与治乱之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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