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仕政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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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试读：
总序
现在，文库不少，社会学文库也有几个。在这样的情况下，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委托，主持一套社会学文库，就不得不追问自己：这套文库只是单纯在数量上增加一个文库而已，还是应该在质量上力求有自己的某些特点？这就是本套文库不可避免要面对的定位问题。经过考虑，本套文库的定位至少涉及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它是一套研究性的文库。就是说进入本套文库的著作，必须是研究性、探索性的。研究性、探索性的必备要素是与某种新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即有某种创新性，因此，它们不同于一般资料性的、介绍性的、编译性的作品。这并不是说后者不重要，而是说，因为类别不同，后者应该有自己的出版渠道。
社会学研究无疑涉及诸多方面，有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有对现实社会现象的研究，又有对社会学本身的研究，等等。本文库欢迎一切真正有研究的著作；同时，根据社会学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要求，根据本国的国情，把重点放在如下几个方面：
——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的研究著作。
——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的研究著作。
——对世界社会学的新发展和走向有所把握的研究著作。
第二，它是一套精品性的文库。就是说，在研究性的著作中，我们更看重精品之作。所谓精品，在内容上至少要符合下述几条中的一条或同时具有：一是能够从社会学的视角对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公认有真知灼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二是能够对实现“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社会学深层理念有所贡献。三是对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有所推动。四是对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有所促进。而在形式上，要有与内容相匹配的叙述形式，要有较好的可读性，力求深入浅出，尽可能雅俗共赏，为大家所喜闻乐见。
第三，它是一套使社会学界新生力量脱颖而出的文库。就是说，通过研究性的精品之作，使那些在社会学界没有什么知名度，或知名度不高的“无名小卒”、新生力量、后起之秀程度不同地提高知名度，把他们实实在在地介绍给学界和社会，使他们尽快成为学界名人，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库也许能够成为培养社会学人才的有效渠道之一。众所周知，没有或缺少新生力量的学科和学界，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这当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可以忽视现在的学界名人，他们是我们最重要的依靠力量，他们负有提携后进的重任。我们真诚希望现有的学界名人和即将脱颖而出的学界名人，共同使本文库成为名副其实的名人文库，在学界和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四，它是一套供不同学派观点争鸣的文库。一个没有不同学派争鸣的学界，不能说是成熟的。我在社会学界多次强调“要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因为学派之争是学术问题、学术观点的争论，用的是学术标准，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过后仍然是朋友；宗派之争则用非学术标准，党同伐异，大有“谁不和我们歌唱，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的“气概”。因此，学派之争，与人为善，相互切磋，推进学术；宗派之争，与人为恶，相互攻击，阻碍学术。如果本文库在促成不同观点的社会学学派形成方面、在促成不同学派展开富有成果的争鸣方面，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我们将会感到非常高兴和欣慰。本文库将对各种不同观点的学派一视同仁。
总之，我们真诚希望本文库能够出研究成果、出精品、出名人、出学派。简言之，我们把“四出”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会学文库的定位。
古人曾说过这样的意思，定位于“上”，可能得乎“中”，定位于“中”，可能得乎“下”。本文库这种“四出”的定位，从目标上说应该属于“上”，但结果仍有两种可能：或“上”或“中”。我们希望能够争取前一种可能，避免后一种。最后究竟如何，当由读者和时间来鉴定。
应当指出，本文库是在一个不平常的时候出版的。
首先，无论是就政策环境和体制条件来说，还是就国内氛围和国际环境而论，中国社会学正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大有可为的发展时期。现在，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即作为要加强的哲学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之一，得到了确认。人们越来越体会到社会因素即非经济因素对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性，从而也认识到以非经济因素为切入点的社会学，也和以经济因素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一样，是一门与每个人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的学问，是一门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科学，感受到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和解读，并领悟到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是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社会政策的基础环节。人们对社会学从不了解、不甚了解甚至误解到逐步了解；一些社会学的用语（如社区、社会化、弱势群体、社会转型、良性运行等）日益普及化、大众化，其中一些还被政府部门所采纳和使用。这使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不仅有了自上而下的体制条件，而且有了自下而上的社会氛围。经过激烈竞争，中国社会学界获得了第三十六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的主办权，该届会议的主题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将于2004年7月在北京召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承办。现在欧美社会学界都十分关注中国社会的变化、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无疑，在世界社会学的格局中，与欧美强势社会学相比，无论从规模、投入，还是从成果、影响等方面说，中国社会学仍然是弱势社会学。强势社会学界如此关注中国社会的研究，对植根于本土社会的中国社会学界来说，既是一种沉重的压力，同时又是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版本文库，应当说是正当其时。我们希望不要辜负这样好的条件。
其次，这种不平常性还表现在世界社会学正处在自我反思和重建的过程之中。这种自我反思和重建的趋势并不是凭空而生，而是有现实根据的。这就是旧式现代性的衰落、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我认为，这种旧式现代性的衰落、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既影响着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又影响着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关于这一点我想多说几句。
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社会与个人不和谐，社会和自然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20世纪向21世纪的过渡时期，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人们看到：人类对自然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导致了天人关系的紧张，甚至“人类对自然的战争，变成了人类自我毁灭的战争”；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所引发的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又不能不导致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恶化。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这样，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
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赢、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涵。
就两种类型的现代性与社会学的关系而言，过往的旧式现代性锻造了以往的社会学——它的感受力和想象力、设问和眼界，甚至它的理论抱负和期望所能达到的限度。当现代性面临重大转折之时，必定也是社会重构、个人重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重建之日。社会学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经历预设的根本变化、视野的重大调整、理论的重铸和再生过程。
对旧式现代性作出反应的，不仅有新型现代性，而且还有后现代性。如果说，新型现代性是对旧式现代性的一种积极、正面意义的反思，那么，主张后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则一般是对旧式现代性的一种消极、否定意义的反应。后现代主义批评旧式现代性的弊病是对的，但它的解决方法不是革除弊病，而是连现代性也加以抛弃，从而走向了极端。它对社会和知识基础的所谓“解构”，无助于增进社会的和谐。
因此，处在这样一个旧式现代性步入没落、新型现代性勃然兴起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学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跟上世界社会学重建的步伐，结合中国的实际，在理论研究上开拓出新的学理空间。而经过我国快速转型期独特经验的熏陶，中国社会学界的主体性、自觉性和敏锐性已经大为提高，将有助于达到这一目标。
我们也真诚希望，本套文库能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促进作用。
以上权且作为本文库的序言，与大家共勉。郑杭生2003年8月于气和文轩第一章导论：当代中国的发展与秩序问题
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转型意味着深刻而又大规模的社会关系调整，必然引发大量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尽管形态各异，但从宏观的、社会整体的角度来说，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秩序，一个是发展。在现代社会中，秩序和发展是人类的两大基本追求，但是，这两个方面却常常相互矛盾，即人类所进行的很多事业，常常是有利于发展，却不利于秩序，或者有利于秩序，却不利于发展。这里把这样一个问题称为“发展与秩序问题”。易言之，所谓“发展与秩序问题”，既不是单纯的发展问题，也不是单纯的秩序问题，而一个怎样协调发展与秩序这两种社会需求，避免顾此失彼甚至两败俱伤的问题。就中国当前而言，绝大多数社会问题既不单纯是由发展不足或片面发展造成的，也不单纯是由社会失序或过度维稳造成的，而是由发展与秩序这两种需求相互牴牾、扞格，甚至尖锐对立造成的。因此，对当今中国的社会治理来说，最根本同时也最困难的，就是处理好“发展与秩序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社会转型就会非常平顺，反之则前途乖蹇莫测。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多年来，笔者一直致力于从多个角度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问题，本书即是这些年研究成果的结晶。一、发展与秩序作为一个社会问题
1949年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发展与秩序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阶层、行业、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不断扩大，导致社会不满情绪激烈，社会矛盾和冲突加剧，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社会秩序因此而受到严重威胁。而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维持社会秩序的关键是维持政治秩序，即建立和维护一个既有效率又有合法性的政府（Huntington，1968）。从这方面来看，尽管目前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但它并未给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特征的政治体制带来足够高的支持度和美誉度，反而给其造成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现在甚至流行一种观点，即中国目前很多社会问题都是由不合时宜的政治体制造成的。换句话说，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尽管在推动发展方面非常有效率，但在争取社会认同和支持方面却不无堪忧之处。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和政治秩序中一个非常大的隐患。社会和政治秩序中的近忧和隐患反过来又威胁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途。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曾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发展与秩序之间可能发生的矛盾，以为只要发展问题解决了，秩序自然不是问题。实践的发展，特别是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使党和政府对发展与秩序之间关系的认识越来越深刻。1993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反思道（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4：1364）：“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十二亿人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难。”1995年9月，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指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处理好十二个重大关系，位列第一的便是“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三者关系处理得当，就能总揽全局，保证经济社会顺利发展；处理不当，就会吃苦头，付出代价”（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8：820）。现在，党和政府总是一方面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另一方面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将“发展”、“稳定”并列为党和政府的头号工作。所谓“稳定”，其实就是本书所说的“秩序”。上述事实表明，发展和秩序的矛盾问题已经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尽管如此，任何问题的解决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这就决定了发展依然是第一要务，改革仍须不断深入。然而，改革和发展在不断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会不断形成新的问题。因此，任何在短期内解决发展与秩序问题的期望都是不现实的。
现在有一种论调，即一说到中国的社会问题，就将其与政治体制联系起来，似乎中国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由政治体制不良造成的。为了证明这一点，许多人又将中国与西方相对照，大谈西方的制度如何优良，似乎西方就不曾有过发展与秩序问题，或其良好的发展和秩序完全是由优越的政治制度造就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未免太简单了。
首先，发展与秩序问题是包括西方在内的任何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都必然经历的问题，并非中国独有。正如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1996：1-7）所说，传统社会是一个所谓“神学时代”，人们普遍相信整个世界的秩序和个人的命运都是神的安排，从而倾向于接受现状，而不是改变现状。也就是说，传统社会是一个不以发展为念的社会。由于对发展没有追求，自然谈不上发展与秩序之间的矛盾，也就没有所谓发展与秩序问题。但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人的自我意识觉醒。人们不再安于神的安排，而相信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即人的理性）改变既有的秩序，实现自我的解放——这，就是发展。随着理性主义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发展越来越成为人们不懈的追求。于是，发展与秩序的矛盾就产生了。原因在于，所谓“发展”，就意味着不断的改变，亦即不断设立某种未来的、理想的状态，然后以之为蓝图去突破甚至颠覆当前的状态。在反复不断的改变过程中要维持良好的秩序，无疑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因为尽管人类确实具有远超于其他物种的理性能力，但并不像理性主义思潮所设想的那样无所不能，于是常常在未来与当前、理想与现实之间取舍失当：一些面向未来的作为虽然有利于发展，却严重地破坏了当前的秩序，所造成的社会失序最终使发展沦为泡影；或者反之，一些旨在维护当前秩序的作为却严重地限制着社会的发展，最终使当前的秩序变得不可持续。人类的现代化就是在这样一个发展与秩序的矛盾中踉跄前行的。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孔德把社会学的研究内容规定为“进步”和“秩序”——实际上就是“发展”和“秩序”——这样两个主题。
其次，西方社会也曾经历非常严重的发展与秩序问题。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是激发孔德创立社会学的根本动力。孔德把社会学的主题确定为进步和秩序，恰恰说明当时西方社会也曾面临非常严重的发展与秩序问题。事实上，这样的日子离我们并不远。即以当今世界的头号强国、常常被当作参照物来教育中国的美国为例。1906年，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在仔细研究美国的基础上，出版了《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该书在不经意中呈现的社会事实为我们观察当时美国社会的景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
当前中国交通事故频发，社会反应十分强烈，但美国当时的交通事故更为骇人听闻（桑巴特，2003：5）：“根据《纽约晚报》的统计，1898年到1900年间，美国铁路上死亡的人数是21847人，相当于同期布尔战争中英国人的死亡总数，包括在战地医院死于疾病的人员。1903年，死于美国铁路事故的人数是11006人，澳大利亚同一年的数字是172人。如果以每百公里和每百万乘客为单位计算，我们将发现，美国的事故发生率是每百公里3.4人，澳大利亚则是每百公里0.86人；美国是每百万乘客19人，澳大利亚则是每百万乘客0.99人。”
中国当前悬殊的贫富差距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美国又如何呢？桑巴特（2003：13-14）说：“1890年的私人财富估计有600亿美元，其中330亿美元，即55%在12.5万个家庭的手里，他们只占家庭总数的1%，同时，62.5万（疑中文译文有误，经查英文原著，为“625万”。——引者注）个家庭（50%）没有任何财富。……可以无可争议地说，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贫富差距都没有美国那么大。”
中国的官商勾结饱受诟病，当时美国的景象也差不多（桑巴特，2003：10）：“当西部最大的道路集团之一的某个主人乘着他的豪华轿车驶向太平洋时，他的旅行就像皇家游行。州长们和地区的统治者向他弯腰致敬，立法机构以庄严的集会欢迎他，市镇争相讨好他，因为他能使整个城市发财，或者与这个城市的财富联姻。”
很多人批评当前中国人价值观扭曲，只问输赢，不问是非。而桑巴特（2003：20-22）也发现，当时美国人凡事以大为美，把“巨大”当“伟大”，对“巨大”有着根深蒂固的迷恋；完全用数量和成败来衡量人和事物的价值。比如对体育比赛，美国人“唯一真正感兴趣的是谁会赢的问题”，人们并不关心体育中那些“不能数量化的个人成功，以及个体的美丽和强健”——而恰恰是这些因素使体育中的失败者与成功者具有同样的价值。
如此等等。不难发现，被许多人视为太平盛世的美国所经历的社会问题，相对于今日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并不说是美国经历过的问题，中国一定要经历，后发展国家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先发展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走弯路。但是，历史的演变自有其逻辑，很多问题并不是人们已经认识到就一定能够避免。更重要的是，这些事实说明，美国也是逐渐成长起来的，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从来都是那么美好；将美国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它“完美”的政治制度，并以这种制度为准绳来衡量中国，是没有道理的。
第三，与中国的历史境遇相似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发展与秩序问题更为严重和广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和之后，广大亚、非、拉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国家摆脱作为西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依附地位，取得了民族独立。独立之后，这些国家面临两大基本任务：一是尽快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以避免落后挨打的困境；二是创制既有效能又有合法性的政治权威，以建立良好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这两大任务是相辅相成的，即只有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政治权威才能从根本上赢得合法性，从而从根本上保持社会和政治秩序；反过来，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治权威，经济和社会发展才有保障。这要求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实现发展与秩序的良性循环，然而，从实践来看，发展中国家能够同时实现这两个任务的国家实在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国家要么是发展出问题，要么是秩序出问题，或者是两个方面同时出问题。正是有感于这种状况，美国政治社会学家亨廷顿写下了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Huntington，1968）一书。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的发展与秩序问题，西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曾经历过或正在经历中，而这些国家与中国的政治体制差异甚大，因此，把中国的发展与秩序问题完全归咎于政治体制，从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二、理解中国的发展与秩序问题
那么，应当怎样看待中国当前的发展与秩序问题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看一看以往的观点。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以往主要有三种理论解释：现代化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这些理论解释虽然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问题而阐发的，但对于理解同属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现代化论（Apter，1965；罗兹曼，1988）的基本取向是从发展中国家内部去寻找其现代化进程陷入困境的原因。当然，不同的学者找到的原因不尽相同，其中有：人口过剩，专业技术人才匮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权力高度集中所导致的政治腐败，族群、地区、行业或阶层冲突所导致的社会整合失败，等等。
与现代化论正好相反，依附论（如多斯桑托斯，1992）倾向于从从外部去寻找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陷入困境的原因。其核心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虽然在政治上独立了，但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对发展中国家极不公平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并未根本改变，发展中国家相对于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并未根本改变，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本质并未根本改变。利用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西方国家仍然可以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的剥削和掠夺正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依附论把这种不带政治强制和军事侵略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称为“新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
世界体系论（沃勒斯坦，1998）则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解读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现代化困境。该理论认为，在进入现代之前，人类世界的各个部分是相对分割和独立的，而现代化则是一个将原本相对独立的各种地区、国家、族群和文明逐渐整合成一个相互联系十分紧密的“世界体系”的过程。不过，“世界体系”的形成并不是一个莺歌燕舞的大团结过程，而是一个不平等的分化过程。在此过程中，一些国家上升为中心国家，另一些国家则沦落为边缘国家。那些处于世界体系中心的国家可以通过跨国公司等多种手段对边缘国家进行剥削。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遭遇的困境正是这一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于上述三种理论，可从两个维度来厘清其区别和联系：一是从事实角度，看它们是否承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剥削发展中国家，二是从价值方面，看它们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做何评价，是肯定还是否定。根据在这两个维度上的立场，三种理论可归类如下（见图1—1）：第一，现代化论将发展中国家的困境归咎于这些国家的内部因素，实际上否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与此同时，在价值立场上，它对西方资本主义也是肯定的。在那些坚持现代化论的研究者看来，西方国家非但不是欺负发展中国家的剥削者，反而是现代理念和技术的输入者；如果没有西方国家的“刺激”，那些发展中国家将永远停留在落后状态。第二，依附论则完全站在现代化论的对立面：不但指认西方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事实，而且对资本主义持否定和谴责态度。第三，与上述两种理论不同，世界体系论虽然承认西方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但并不因此而谴责西方资本主义。因为在它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虽然不公平，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使然。亦即，西方资本主义本身并不罪恶，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不过是在执行历史的意志而已。
表面上看，上述三种理论视角在事实认定和价值立场上多有分歧，但换个角度来看，又可以说它们是各有短长，从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发明的。因此，在考察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与秩序问题时，很有必要将它们结合起来，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分析更为深入和完整。
在这三种理论视角中，现代化论的要旨是指出发展中国家本身在价值、制度、组织和技术等方面的滞后对现代化进程的消极影响，进而肯定西方资本主义的进步意义。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政治社会学家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所阐发的观点很有启发性。他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化是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必须追求的社会和政治任务。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最困难的是保持现代化与制度化的平衡，即政治体制要具有足够好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以便及时把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以及不同需求之间可能发生的纷争和冲突纳入体制之内。如果制度化的速度落后于现代化的速度，轻则引起骚乱，重则爆发革命。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大的困难之一就在于创制这样一种政治秩序。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一个从传统的帝国、王朝、酋邦、部族等政治体系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问题，再加上长期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经历的负面影响，能够创制和维持一个中央权威，从而实现国家的初步统一和稳定，就已经是一个大难题；更何况，现代化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本身会进一步造成民众的利益分化和冲突、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和政治参与技能的提高，从而不断给政治秩序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这个难题是西方国家没有经历过，也难以想象的。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美国人没有经历过民主革命的艰难困苦而坐享着民主革命的果实。这一历史经历的差异使美国人认识不到那些正在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创制一个有效能的政治权威的重要性：“美国人从来不必为创造一个政府而担忧。……一谈到政府建设问题，美国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创制权威和集中权力，而是限制权威和分散权力”（Huntington，1968：7）。
应该说，亨廷顿所揭示的现代化与制度化之间的困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正在经历的问题，即，一方面，当前的政治体制及其建立的政治秩序为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另一方面，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分化却反过来对这个体制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从而使得政治秩序的维持和巩固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
要承认，内部因素确实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困境的重要原因，西方资本主义客观上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符合现代化需要的价值、制度、组织和技术。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曾是世界文明的领头羊，但在现代化过程中确实落后了，时至今日，仍存在大量不符合现代化需要的体制或机制因素。因此，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发展与秩序问题，确实需要从内部找原因，而不能像改革开放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所做的那样，把一切问题都推到西方的剥夺和压迫上。
但另一方面，依附论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批判也不无道理。不可否认，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仍然是由西方主导并对发展中国家高度不公平的，中国同样深受其害。可以说，当今中国很多社会问题，虽然表现在国内，其实根子在西方，是由西方对中国的剥削和压迫造成的。举例言之，2010年，以给美国苹果公司代工iPhone、iPad为主要业务的富士康集团连续发生13起员工跳楼自杀的事件之后，一时舆论汹涌，纷纷指责富士康对员工压榨之甚或指责政府对劳工保护不力，却殊少人涉及苹果公司。事实上，苹果公司是塑造富士康体制的一个重要因素。据研究（Kraemer, Lin-den, and Dedrick，2011），在一部iPhone手机所产生的市场价值中，58.5%作为利润被苹果公司拿走，而被众人指为罪魁祸首的富士康等台湾代工厂所获得的代工费只占其中0.5%，付给中国劳工的工资等只占1.8%。一台iPad平板电脑的价值分配与此差不多：苹果公司的利润占30%，富士康等台湾代工厂的代工费占2%，中国劳工的工资和其他费用占2%。由此可见，富士康压迫工人确实不假，有种种社会调查和新闻调查为证，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苹果公司的掠夺才是问题的根本原因。在强大的苹果公司及其倚仗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面前，看似强大的富士康其实是没有太多议价能力的“弱势群体”；它和中国劳工一样，在苹果公司全球性的生产链和价值链中都处于被支配的弱势地位。因此，关于富士康员工的生存困境，单纯追究富士康是不得要领的，在富士康之外，还应该从苹果公司找原因，甚至应该主要从苹果公司找原因。
也有人把富士康问题归因于中国政府。表面上看，中国政府似乎没有尽到保护劳工的责任，放任甚至支持富士康对工人的压迫。但设身处地想一想，中国政府手中其实也没有太多牌可打。政府确实应该保护工人的权益，但另一方面，政府也要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而这两个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突的：对工人权益的全面保护会导致生产成本上升，这会导致富士康和苹果公司将业务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而导致中国工人失业。要知道，资本是可以随着利润率的变化而全球流动的，工人却基本上只能在一个国家内部流动。这样一种两难，使政府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维护与苹果等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劳工的权利。换言之，在强大的西方跨国公司面前，其实政府周旋的余地也是很小的。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上，世界体系论的智慧正好可以派上用场。那就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处于世界体系中心的西方国家对处于边缘位置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夺，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中国政府不管主观意愿如何，都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被剥夺的地位；简单地拒斥或抗击不但收效甚微，甚至会适得其反。改革开放前极度排斥西方的极左政策就是教训。因此，我们在批评政府的政策不当甚至“居心不良”时，还要深入思考政府在政策选择时所面临的条件约束。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学界流行一种说法，即西方的现代化是“早发内生型现代化”，而中国的现代化是“迟发外生型现代化”（孙立平，1990、1991、1992）。这一概括确实抓住了中、西方现代化进程的若干历史特征，但还不够全面。现代化作为一个现实的历史过程，至少是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是理念，另一个是资源，即手段。一个国家推行现代化，首先需要转变理念，即从传统价值观转向现代价值观。但另一方面，现代化也意味着生产方式即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这决定了，现代化的推进还需要资源。譬如，现代化最重要的步骤之一是工业化，而工业化需要巨量的能源和矿产。如果这样来思考，那么，如表1—1，从理念的角度来看，西方的现代化确实是内生型现代化，即它关于现代化的一系列理念是内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长期演化的结果；但从资源的角度来看，其现代化却是外生型的，即它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需要的大量资源是依靠殖民、侵略等手段从其他国家和地区剥夺而来，而不是靠内部积累。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则相反：它关于现代化的理念多是从外部即西方输入的，而其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却只能靠内部积累，非但不能依靠殖民和侵略，反而要继续遭受“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剥夺。
由于对中、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差异缺乏足够全面的理解，当前不管是学界、政界，还是普通民众，对中、西方历史和现状的解读存在严重偏差。这突出地表现在，总是简单地从政治制度角度去看问题，一谈到中国的问题，就都归结为政治体制缺陷；一谈到西方所取得的成就，都归结为政治体制优越。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和科学的。要承认，目前西方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比中国发达得多。但是，第一，这种发展上的差距是历史地形成的，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有一个历史过程，都需要时间。中国的现代化单在起步的时间上就落后于西方许多年，不分历史阶段地将当前的中国与当前的西方进行比较，对中国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科学的。如前所述，从历史上看，当前发生于中国的很多社会问题，在西方也曾出现过。第二，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其现代化都不完全是一个内生性过程。那些把中国的一切问题和西方的一切成就都归因于政治体制的观点，显然忘记了通过殖民和侵略所夺取的资源对西方现代化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显然也忘记了西方的殖民和侵略对中国现代化所造成的阻碍和困扰。第三，正如世界体系论所指出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整合性的世界体系不断形成的过程。在这样一个整合性的世界体系中，中国和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显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同样显然的是，这种相互影响总体而言不会是对等的互惠互利关系，而是存在着高度不平等，并且更多的时候是中国处在不利地位。因此，我们在赞叹西方的发达和成就时，不要忘记中国为这种发达和成就所做的“贡献”，包括历史上的和当前的；在叹息中国存在的问题时，也不要忘记西方为这些问题的形成所做的“贡献”，同样包括历史上的和当前的。即如当前遭到颇多人诟病的政治体制，不也是在西方压迫日甚，整个民族的生存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整个社会不断激进化和革命化的结果吗？换言之，当代西方的发达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落后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西方的发达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以第三世界国家的落后为基础和代价的。
总而言之，中国目前的发展与秩序问题是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和世界背景下形成的，因此，只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与外国（主要是与西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进行科学的研究，方能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三、本书的基本关切与内容组织
本书始终围绕着当代中国的发展与秩序问题这个主题。围绕这个主题，本书有四个方面的基本关切（如图1—2所示），分别是关于发展和秩序的事实性研究和价值性研究。所谓“事实性研究”，就是关于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规律的研究；而“价值性研究”，则是关于各种价值目标的效用和可能性，以及实现这些价值目标的手段和路径的研究。在这两个方面中，本书更侧重于事实性研究。这样做，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是社会学的学科性格。社会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特别是作为一门主张实证研究的社会科学，最大的兴趣还是揭示社会形成及其演变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倡举某种价值目标。二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因素。自鸦片战争开启中国近代史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不断的革命之中。革命极其深刻地塑造了并仍在继续塑造着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和政治秩序。不言而喻，在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两个任务中，革命更注意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由此造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很多重大问题始终缺乏深入而科学的研究。从当前来说，很多人也是醉心于某些被认为具有神圣价值的目标，倾向于以这些价值为出发点和标尺去品评社会问题，而对科学地研究这些问题的前因、后果和解决之道缺乏兴趣和耐心。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受着某种价值观的支配，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应该以造福社会为目标，但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尊重事实，尊重科学，不能把价值理想当现实，更不能以价值理想去扭曲事实；违背科学规律的价值主张不管多么高尚，都只会是空中楼阁，甚至会走向自己的反面。鉴于这样一种历史和现实，本书更多地致力于事实性研究，而不是价值性研究。
在除“导论”之外的九章内容中，第二章和第三章讨论的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和政治秩序中的两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即法治与政治的纠结，以及运动式治理模式。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关的，因为运动式治理正是法治与政治的纠结在治理行为上的表现。第二章实质上讨论的是当代中国国家（state）的合法性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和政治秩序中最核心同时也是最严峻的问题之一。因为尽管从绩效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毋庸讳言，国家得到的社会认同和支持却在不断下降。可以说，如果国家的合法性认同和合法化机制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单靠经济绩效是无法有效地维持政治秩序，也无法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任何一个政府不仅应该是一个有效率的政府，而且应该让老百姓认为这个政府是一个很好的政府。目前中国社会治理和政治秩序的一个重大难题就在于，得人心的政策不一定有效率，有效率的政策却不一定得人心。第二章集中探讨了当代中国国家的合法性冲突，以及这种冲突的本质、成因和解决之道。“运动式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模式中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对这个话题，长期以来尽管议论不断，但始终缺乏系统的学理性研究，社会学家涉足更少。第三章既不是一个宏大的一般理论，也不是典型意义上的经验研究，而是重在提出问题、启发思路、建立分析框架，以期为将来更深入、更细致的经验研究做理论准备。
第四章和第五章关注的是制度变迁。其中，第四章以一个“非典型”村庄——河南省南街村为案例分析了改革开放过程中市场体制的产生和运作的逻辑及其与计划体制之间的关系。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总体上是一场以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制度变革，但长期以来，学术研究都集中在市场机制应该怎样建立上，却很少关注市场机制实际上是怎样发生的。在很多人的想象中，市场化似乎是一个不断摆脱和清除计划经济的过程。但从南街村这个案例来看，事实远不是这么简单。市场经济固然在价值理念、组织机制等方面与计划经济相去甚远，甚至多有对立，但在中国，它毕竟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中生发出来的，不仔细剖析市场机制从计划经济体制中产生、发展、壮大的过程，是无法深入理解中国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及其未来走向的。南街村尽管是一个“非典型”村庄，但其制度变迁所展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逻辑却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
第五章研究了对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和政治秩序影响甚大的一种政治设置——信访制度，旨在揭示信访矛盾的基本类型、信访制度演进的基本规律及其与新中国政权建设之间的关系，当前信访主要矛盾的成因及治理建议，希望能将信访研究从规范性研究推进到实证性研究，从对策性研究推进到基础理论研究。
第六章和第七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对当前中国集体抗争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定量研究，是国内关于集体抗争最早的定量研究之一。集体抗争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和政治秩序最大的威胁之一，国家和民众都非常关心。这两章可以算是从反面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和政治秩序问题。
社会意识也是影响社会治理和政治秩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八章和第九章分别从宗教体验和阶级认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了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力量在中国发展很快。但关于宗教力量的成长，以前利用抽样调查数据做定量研究的很少，从国家政治规训的角度研究宗教心理的作品也不多。第八章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开端。在宗教力量之外，阶级认同也是影响当今中国社会治理和政治秩序的重要力量。当前中国阶级认同的现状、趋势及影响如何，建构什么样的阶级认同才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是第九章的研究内容。关于阶级认同，特别是关于中产阶级认同的研究，是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一个前沿问题。
最后，第十章以关于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研究范式为焦点，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析范式的转变做了一个历史的梳理和学理的剖析，并对今后社会分析范式的调整做了讨论和展望，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全书做了一个总结。第二章法治、政治与中国现代化
当代中国的政权建设和社会变革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这决定了在讨论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和政治秩序问题时，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一个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而联系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以及目前的政治和社会形势，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问题又是如何理解法治与政治的关系。在这里，所谓“政治”，就是强调在整个政治建设和社会治理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所谓“法治”，则是强调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在内的一切权力必须依法行使，并且法律本身必须符合整个社会的共同需要和价值期望。毋庸讳言，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曾以“坚持党的领导”为由忽视甚至否定法治，主观上或客观上将法治与政治对立起来。改革开放以后，法治逐渐成为广泛认可的社会价值，同时被党确认为基本治国方略，但在对法治的普遍推崇中，在意识形态、组织制度和治理实践中如何处理政治与法治的关系，仍然存在许多的争议和冲突。对这些争议和冲突，以往的研究多以民主、自由、宪政等政治价值为出发点去考量。与这些视角不同，本书将从“现代化政治”的角度去审视当代中国法治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始终盘桓于当代中国政治秩序和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如何处理魅力型权威与法理型权威这两种合法性观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问题。掌握这一点，对于深入理解本书以后各章中所讨论的诸种社会现象和问题，大有裨益。一、法治与政治的历史纠结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进程中，始终缠绕着法治与政治的纠结。所谓“法治与政治的纠结”，中心内容是要不要通过法律对党（同时也是国家）的权力进行制约，或者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党领导下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党和国家的利益与广大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此，用法律对党及其领导下的国家的权力进行制约不但没有必要，而且会妨碍党的领导，甚至认为讲法治就是怀疑和抵制党的领导；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要是权力，就有被滥用的可能，社会主义的国家权力也不例外，因此必须用法律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在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两种观点长期共存并不时交锋，从根本上影响着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秩序和社会治理的走向和进程。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主导地位的是第一种，即重政治的观点。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是比较重视法制的，很快就领导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五四宪法）。但1957年国内外形势的剧变和接踵而来的“反右”斗争，彻底改变了中国政治和社会进程的走向。在此之前，鉴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1956年，党的八大认为（参见邓小平，1994a：261-269；刘少奇，1985：202-276），革命阶段已经结束或基本结束，接下来要开始的是建设阶段。在建设阶段，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将从发动群众进行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转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自然界作斗争”；而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核心问题是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沿着这一思路，同时也是为了避免重蹈苏联“肃反”扩大化的覆辙，毛泽东（1999：202-244）特别强调，不能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敌我矛盾要采用专政手段，但对人民内部矛盾则主要依靠教育和说理。而法律，无疑是一个最尊重说理的矛盾调处机制。
显然，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如果能够贯彻到底，法律就应该得到广泛的运用和尊重。遗憾的是，这一进程被“反右”打断。在八大上，中国共产党认为，阶级斗争虽然会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再是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取而代之将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4：341）。然而，在“反右”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逐渐改变了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认为阶级斗争仍然是主要矛盾，理由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所有制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政治思想上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胜负问题还没有解决。既然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必须用“专政”方式解决，无须也不能依靠法律方式解决。由于“政治思想上的问题”也被认为是阶级斗争，并且已经上升为所有制改造完成后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这就为“专政”的泛滥提供了理论基础。因为对于政治思想，很容易“抓辫子”，进而“打棍子”。在这一思想主导下，法律显然没有用武之地，法治自然也无从谈起。（注：关于1957年前后的国内外形势及其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可参见薄一波（2008：399446）的有关回忆和分析。）
基于上述观念，党在政权建设和社会治理过程中自然倾向于用意识形态、政治路线和政策指示而不是用法律去调整社会关系，以政代法、以政废法的情况非常严重。在当时，通常的情况是，党根据政治需要随时制定政策，社会治理以政策为准；这些政策及其所依据的政治路线常常是抽象的、原则性的，并且往往是多变的；它们既可以体现为法律，也可以不体现为法律；即使体现为法律，也可以随时修改和废除，且无论制定、修改还是废除都不必经过严格的、公开的程序。法治，撇开别的要件不说，至少在形式上追求社会治理的清晰、公开和确定，而“以政治国”却具有高度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两者之间的对立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前几乎没有什么法治可言；在“文革”期间，甚至出现了依法选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却以“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政治罪名被剥夺职务、开除出党，最后被迫害致死的惨剧。
改革开放以后，天平开始向法治倾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法治观念的重新萌芽最早出现在1982年宪法中。1982年宪法在“序言”中强调：“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句话最重要的潜台词是指出即使是作为国家核心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也必须服从法律，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要知道，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领导事实上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党不是通过法律法规，而是通过政治路线、政策和指示对国家实施领导，党的路线、政策和指示事实上就是法。党不仅事实上是这么做的，在思想上也认为这是应该的。1982年宪法要求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任何政党、团体和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虽然并不能完全制止将党的领导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发生，至少在思想上是一个拨乱反正。
不过，由于法治与政治的纠结是如此严重，中国的法治之路并不平坦。之后又经过15年，在1982年宪法中闪烁其词的法治理念，才在1997年的十五大报告中以明确的语言肯定下来：“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这里，不仅沿用了“依法治国”这个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使用已有一段历史的概念，而且使用了“法治”这个长期被认为是代表西方政治观念而非常敏感的概念。
尽管十五大肯定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治目标，但时至今日，在现实生活中，法治与政治的纠结仍然比较严重，以坚持党的领导为由干涉法治的行为时有发生。不过，由于社会形势已经变化，法治作为社会基本价值的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因而在法治还是政治的争执中，法治话语一改长期以来的弱势，全面占据上风，政治话语则常常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然而，正是这种强势地位，使人们在对法治的一边倒的推崇中，对法治与政治的纠结，包括其成因、机理和可能的解决之道，缺乏深入的思考。在以前政治压倒法治的时候，这些问题被简单地抛在一边；现在，法治话语翻了身，很多人同样把这些问题简单地抛在一边，只不过立场正好相反而已。这两种做法都是片面的。二、中国的“现代化政治”与“强国家”
中国法治与政治的纠结需从更有高度的“现代化政治”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所谓“现代化政治”（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是美国政治家戴维·艾普特（Apter，1965）提出的一个概念，指一个国家为了适应推进现代化的需要而采取的政治路线，包括可见的制度安排以及这些制度安排背后隐含的政治理念和思维方式。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已经成为沛然莫之能御的世界历史浪潮，世界各国莫不把尽快地推进和实现本国的现代化作为最高政治目标。中国也不例外。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全速推进现代化进程便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和全民族最高的共识。（注：邓小平的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党的十八大则更明确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总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启于何时，学术界有争论，但将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中国现代化起点的看法最受认可。尽管在不同历史阶段，现代化的任务有所不同，但现代化作为一种目标对中国人来说是始终如一的。）这一点决定了，“现代化政治”可以超越其他角度，作为思考中国法治问题的制高点。对于法治与政治的纠结，在以往，推崇法治的学者从法理学角度思考的多，强调政治的学者从党史党建或意识形态的角度思考的多，双方各执一端，互不相让。与其这样各是其是，不如站到更高的、更能凝聚共识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现代化政治”无疑就是这样一个角度，因为现代化建设“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从而“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8：852）。
那么，中国现代化政治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它对法治与政治的关系又有什么影响？这得从世界历史说起。为了适应现代化需要，各个国家从意识形态到制度安排都必须做出调整。但由于卷入现代化浪潮的时机和方式不同，各国需要采取的政治路线也不相同。在世界历史上，现代化总共有三次浪潮（参见罗荣渠，1993：131141）：第一次是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叶，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然后向西欧国家扩散。在这次浪潮中崛起的国家主要是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第二次浪潮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这次浪潮中崛起的国家主要有德国、俄国、日本和美国等。第三次浪潮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取得民族独立，然后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现代化洪流，使现代化成为真正的全球性浪潮。在这三次浪潮中，中国的崛起属于第三次浪潮。也就是说，在世界现代化史上，中国是一个落后的“迟发展国家”。这是中国现代化无法摆脱的初始条件。这个初始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现代化所遵循的政治逻辑及所奉行的政治路线——如果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以比西方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即推行“赶超型现代化”（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王雅林，1994）。既然是“赶超”，就不可能依靠市场或社会的自然演进，而是高度依赖于一个领导者的组织和动员。谁来组织和动员？谁来担当领导者的角色？非国家莫属。原因很简单，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内部的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不但弱小，甚至根本不具备现代意识，因此，即使存在全球范围内的平等竞争，它们也无法与发达国家的市场和社会力量相抗衡；更何况，中国是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下推行现代化，这个世界秩序对中国是不公平的，平等竞争的机会不是没有，但是不多。这两方面的条件决定了，中国无法依靠“市民社会”或民间力量以公平竞争的方式实现现代化，而必须依靠一个“强国家”（strong state）进行组织和动员。所谓“强国家”，是指一个国家不但相对于社会而言具有强大的独断权力，而且有很强的能力贯彻自己的意志。
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需要一个“强国家”，首先是只有强国家才能捍卫民族的政治和经济独立。自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列强的侵凌下，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独立一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1949年以前，各种势力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持久而激烈的政治交锋，最后中国共产党因为最为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而赢得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疑是一个强国家，它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曾一度达到“总体性支配”（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孙立平等，1994）的程度。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虽然有所减弱，但相对世界其他政权而言，无疑仍属于强国家之列。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强国家，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化政治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来自西方的军事干涉是消失了，但比军事干涉更隐蔽的政治和经济干涉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即使是现在，为了捍卫政治和经济独立，中国的现代化仍然需要一个强国家。没有政治和经济独立，一切现代化都是空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可能像一些小国那样，通过依附于某个西方大国，走依附型现代化的道路。
需要强国家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还需要由国家出面擘划并组织实施现代化蓝图。如前所述，作为一个落后的迟发展国家，中国内部的市场和社会力量弱小而保守，难以负起领导中国现代化的大任。一方面，国家作为中国社会中与西方接触最早且生存危机最为严重的部分，现代化意识最为敏感；另一方面，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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