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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建明

出版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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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软实力战略试读：

出版说明

近年来，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国民收入稳步增长，经济结构转型提速。同时，中国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经济社会大转型、大发展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其中，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等问题表现得尤为明显。此外，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地区争端增多和多边贸易中的利益纠葛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都急需在政策层面给予回应。

事实上，当前中国面临的诸多“疑难杂症”并非中国独有，如行政效率的提高、公共资源的分配与监督，城市化进程中的建设与治理、多元文化的社会融合与社会和谐、新技术新传媒给政治生活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国际组织与国际条约体系对国内的多重影响等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发展中国家被这些问题困扰，发达国家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问题的普遍性或世界性，使得当代执政者在面临和解决这些问题时，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观念，而不能拘泥于既有的执政经验和套路，也不应囿于一地一国的有限资源。

面对这种种挑战，我国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应具有较强的应对问题、开拓局面、保持稳定、推动发展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应不断地主动拓宽理论和知识视野，积极跟踪世界范围内最新而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政治实践模式，谨慎探索和总结中国现实中的成功经验。同时，也更需要知识阶层积极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新形势、新问题，为应对挑战、解决问题提供智力支持。“政治前沿新知识文库”是基于上述设想而产生的。这套文库以“资政”为目的，以世界眼光和创新视角聚焦公共政策与治理、社会建设与发展、政党与政治权威、政府与新技术、经济发展与金融战略、国际问题与国际战略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将多学科研究的前沿知识与“国家治理”实践中的重要政治、政策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打通理论、政策和实践的边界，让理论和政策更好地源于实践、关怀实践。

本文库致力于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参考、世界经验和丰富案例，以中高级党政领导干部、公务员、政策研究与制定者为主要读者对象，致力于更新其理论视野，提升其执政能力，努力打造影响深远的出版工程。

应该说，本文库是国内知识界在政治前沿问题研究上的一次较为全面的展示，是力图将学术科研界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政治实践的有益尝试。这套丛书在编写过程中摒弃了传统的体系性的学科知识介绍，而以针对性研究问题的方式出现，看似没什么章法，实则切中肯綮。它既是实践的探索，也是实践的总结，既是经验的浓缩，也是经验的拓展，既是理论的创新，也是理论的积淀。我们认为，不论最终效果如何，这种尝试对于中国转型期许多问题的深入研究，将提供一种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尝试诚可贵，然纰漏难免。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建议，帮助我们完善这个文库，为读者提供更优质服务，为实现“中国梦”多出一份力。政治前沿新知识文库编委会2013年5月

绪论

一、国内外软实力研究现状

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中国实力的增强和使用日渐成为一个国际性话题。在西方国家中，“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必胜论”、“中国傲慢论”、“中国责任论”等甚嚣尘上。在中国国内，有关中国崛起中的战略、目标、方式、手段与影响等也成为争论的话题，众说纷纭但却莫衷一是。为何西方对中国的评价和预测如此混乱，出现大相径庭乃至天壤之别的结论？为何中国学界对于中国未来战略的发展存在较大的争论？这本质上是对中国力量的界定和判断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西方国家更多关注的是中国力量的强化，而中国学者更关注力量本身的性质；西方学者关注的是中国崛起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与冲击，中国学者更多关注中国向国际体系的融入与参与；西方学者关注的是权力或霸权的转移，中国学者更多是强调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责任。这些分歧的出现本身，强化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需要增强实力但同时需要减少他国对中国的忧虑、增强他国对中国实力的认同。简单地说，中国需要一个全面系统、精心运筹的软实力战略。

在国际体系转型的现时代、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中国软实力战略已成为一个关系到中国未来长远发展、关系到中国未来战略实施、乃至关系到国际地区体系变化的重要问题，中国软实力战略需要从长远战略高度加以认识和研究。这是作者之所以选择“中国软实力战略”作为研究方向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作者认为强调和研究中国软实力战略也是中国国情和当今国际体系变革紧密联系的结果。尽管“软实力”是一个西方的学术概念，对于建立中国软实力战略本身，一些学者可能存在争议，但笔者认为，无论从学理还是从中国战略实践看，这些争议并不会降低和抹杀“中国软实力战略”这一研究课题的重要性。

从学理上看，“中国软实力”或“中国软实力战略”概念本身有着独特的内在特性。

首先，提出的前提不同。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是因“美国衰落”而提出的；“中国软实力”或“中国软实力战略”是因为中国快速发展和迅速崛起而重视和提出的。也就是说，美国是因“衰”而提出，中国是因“兴”而重视，一“衰”一“兴”两个前提是截然不同的。

其次，提出的目的不同。美国的主旨和目的是驳斥“美国衰落论”，通过对软实力理论的阐释，强调美国“注定领导”，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维护和巩固美国霸权。中国强调“中国软实力”或“中国软实力战略”，是中国加速融入国际体系，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不断发挥建设性作用、构建和谐世界的客观需求。

再次，发展阶段不同。美国处于一超独霸的地位，其所谓的“软实力”和“巧实力”，旨在巩固其霸权，提升其战略优势，其实质都是硬实力的伪装，强调美国霸权的独特性，强调美国文化影响力的唯一性。中国处于“兴”的阶段，“中国软实力”或“中国软实力战略”旨在推动国际体系的调整与变革，加速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

最后，从本质上说，因为存在多元主体，不同主体对软实力和软实力战略内涵的理解就不会完全相同；主体的发展状态不同，也会对软实力和软实力战略产生不完全相同的理解。因而，“中国软实力”或“中国软实力战略”，是基于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国情、特定的发展阶段而提出的。在具有软实力一般性内涵的同时，还有其独特的内在规定性。中国软实力战略包含三大战略要素，即国际形象、国际责任和国际制度。从国际形象而言，作为领导国家美国的软实力战略旨在改善美国霸权形象；中国作为新兴国家软实力战略旨在塑造和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从国际责任而言，美国所提出的责任，实质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强加给其他国家的所谓“责任”，“中国责任论”就是个典型的代表；而就中国责任的具体而言，则应是根据中国国情，从世界新秩序的构建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出发，而强调的发展中“大国”责任。从国际制度而言，美国对于国际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是旨在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同时维护美国的制度性霸权，巩固对世界的掌控和规制；而中国对于国际制度的参与，旨在建立公平、公正、民主、合理的制度体系，为世界新秩序奠基。

从中国的战略实践来看，软实力的缺失已经对中国硬实力的增长形成制约，因此，制定中国软实力战略，也是中国持久发展的必然需求，且是愈发迫切的需求。具体地说：

第一，制定软实力战略，是顺应冷战后的国际大势，维护和拓展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无论在内容和实质上均发生了不同于冷战时期的重大变化。简言之，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后冷战时代，民族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急剧提高，军事行动的成本在无限提高、而收益却在急速下降。国际关系本质属性的变化和丰富，必然要求崛起的中国做出积极的回应——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不断巩固、充实的基础上，渐次强化软实力的战略设计与展开，软硬兼顾，方能在国际舞台上趋利避害，进一步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

第二，制定软实力战略，是顺应中国国家身份转变的需要。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的“身份”（identity）也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的发展经历着深刻的转变与再定义。20世纪后半程，“从总的趋势看，在70年代之前，中国自我身份定位是一个具有比较明显革命性的体制外国家；80年代之前则具有一定的游离性；80年代之后则表现出明显的体系内负责任大国的特征。”基于对中国在国际身份演变的历史进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与挑战的分析，以及对未来国际战略空间的开拓的考量，亟须把软实力的战略理念纳入大战略的整体性框架中来。

第三，制定软实力战略，是中国外交实践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在激荡与碰撞中的沉淀与反思的必然结果。近年来，一方面，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泛滥，对中国形象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日益获得国际社会承认：中俄“国家年”、“孔子学院”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的逐步展开；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功开启、中欧峰会的发展与内涵转深等大国战略关系的深入与调整；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的完善与发展、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在合作中拓展、中国在朝鲜半岛“六方会谈”和达尔富尔问题上发挥的积极建设性作用等对区域性问题的关注；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上的积极行动、在全球气候变化等日益引人注目的全球问题上的积极反应。可见，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软实力的战略意义——从“和平崛起”战略理念的提出到“和平发展道路”的深度阐释，从“外交为民”理念的提出到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强化国家文化软权力”，再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的奋斗目标，等等，都是中国战略思维转变的具体体现。

二、软实力战略研究的主要流派和观点

软实力的概念是与约瑟夫·奈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软实力理论的关注和钻研，引导着笔者尝试对中国软实力及其战略框架进行思考和构建。

按照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对软实力基本理论的准确把握，是使之与中国对接，进而对中国软实力战略做出系统研究的基本前提。为此，笔者研究的第一步，就是系统地研究约瑟夫·奈对软实力的理论阐释，以求在源头上有所感悟，对软实力理论本身的产生和发展有清晰的脉络感。在此基础上，笔者密切关注中外其他学者关于软实力及中国软实力的理论著述，以求在梳理学者们广泛的探讨中，深化对软实力内涵的认识，把握各国学者对中国软实力讨论的前沿理论。以下，笔者将遵循上述思路，对软实力以及中国软实力的研究进行综述性分析。1.约瑟夫·奈与软实力理论的提出及发展

约瑟夫·奈作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自由主义观念的重要代表人物和软实力理论的缔造者，其关注点从未偏离过软实力及其附带效应这一问题。因此，软实力理论的发展及其具体成果，很大程度上与奈个人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是重合的。纵观从1990年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至今，奈在软实力理论上的思索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90年至2000年）：回应“美国衰落论”与“软实力”概念的提出与初步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期，随着苏东剧变的演进、冷战的结束，国际格局处于重大的转变时期。与此相伴，关于冷战后美国的力量和对外政策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此期间，美国主导下军事联盟去向的模糊、同盟伙伴关系的重新定位和信息革命到来之前经济的低迷，使“美国衰落论”盛极一时。以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987年）、乔治·莫德尔斯基《世界政治中的长周期》（1987年）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学术著作，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并风靡一时。而就此问题所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约有一半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而约瑟夫·奈对此有不同的见解。为回应“美国衰落论”，约瑟夫·奈推出了他的软实力理论。

这一时期，约瑟夫·奈的一系列著作中，最主要的是一本书和三篇文章。1990年，约瑟夫·奈推出了他的专著《注定领导：变化中的美国力量的本质》（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明确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同年，他在美国《政治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发表了《世界权力性质的变迁》（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一文，在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发表了《软实力》（Soft Power）一文。这一组论述在回答了冷战后世界权力性质变化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并深刻阐述其对于美国和世界的意义，在回应“美国衰落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注定领导”的结论。

就冷战后世界权力性质与权力结构的变迁而言，软实力理论敏锐认识到随着冷战后国际军事安全形势转暖和全球化浪潮的飞速发展，权力构成的基础和权力有效性的来源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间正常交往的日趋频繁降低了武力与武力威慑使用的频率。而相应增加的是因交往密切而产生的相互依赖关系，国家在新的和不平衡的相互依赖中改变了对权力的认识和使用方式。信任型和说服型影响力对于在密切相互依赖中寻求共同命运的国家而言开始具有重大的意义。奈的软实力理论认为冷战后美国国家力量的核心就在于美国将自己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并成为全球合作体系的最根本保障。美国的军事政治优势可以提供全球经济合作所需的基本公共物品，美国也可以作为国际社会未来发展的榜样并在政治和法律方面保证全球化发展的制度环境。因此，奈基于新的软实力视角指出美国在软实力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并进而提出了“美国注定领导”的判断。虽然奈的理论最终落脚于美国霸权的新形态，但软实力的提出确实为各国理解冷战后国际体系发展趋势和国家实力提升找到了新思路。

第二阶段（2001年至2003年）：“9·11”事件之后，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批评与软实力理论的运用。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和美国作出的回应，无疑对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奈的主要著述均是在深入阐述软实力理论本身的基础上，运用该理论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思考。

在美国政府高举“全球反恐”大旗，一意孤行地奉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喧嚣声中，奈在2001年出版了《美国力量的悖论——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一书，对美国“单边主义、傲慢自大和鼠目寸光的外交政策”提出警告。这段时间，奈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阐述“9·11”事件后美国的力量与外交政策。2002年，他在《亚太研究》（Asia Pacific Review）春季号上发表了《信息革命与美国的软实力》（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American Soft Power）一文；2002年，他在《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发表《当新罗马帝国遇到新野蛮人》（The New Rome Meets the New Barbarians）一文；2002年在《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上发表了《美国国家利益和全球公共物品》（The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 and Global Public Goods）一文；2003年在《外交》（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伊拉克战争之后的美国实力与战略》（U.S.Power and Strategy after Iraq）；等等。

在面对单边主义的诱惑时，奈的软实力理论试图修正新帝国主义与新干涉主义的基本判断，在霸权手段方面强化了自己的观点。其实，软实力理论和新帝国主义、新干涉主义在价值判断方面的差别不大，甚至可以说趋同性大于差异性。双方都建立在美国全面优越论的基础上，强调美国在全球化社会中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但新帝国主义与新干涉主义将自身价值的优越视为强硬干涉和改造世界的依据，软实力却在手段上强调基于渗透型影响和说服基础上的多元合作。奈的软实力理论更清醒地认识到世界的多元性不是可以由美国一己之力强制改变的，美国只有适应多元化的世界并充分运用软实力的优势才能说服各国加入到美国领导的世界体系当中。

第三阶段（2004年至今）：软实力理论的系统化和反思。奈在阐述自己的软实力理论时遇到了一系列批评和质疑。最主要的质疑包括：“软实力概念过于笼统”、“仿效和吸引算不上力量”、“因政府并没有能够完全掌控吸引力而反对在国际政治中使用‘软实力’一词”、“软实力是不能测量的”等等，不一而足。因此，这一阶段，奈在对质疑者的回应中，进一步系统地阐释关于软实力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2004年，约瑟夫·奈出版了《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一书。奈在此书的中文版序言中这样说：“2001年我在撰写《美国力量的悖论》一书时，再次运用了‘软力量’理论。书中我提醒应当警惕发生‘胜利主义’这种与1990年我所告诫的‘衰落主义’相对立的错误。我用了十几页的篇幅论述了软力量，但较之书中有关多边主义和外交政策的大论断而言，软力量仅是杯水车薪。我的朋友及一些评论家曾谏言，如果我寄希望于软力量的概念能在外交政策中得以正确理解并运用，这就需要我对‘软力量’进行更全面的探讨和发展，而这正是本书的宗旨。”

2006年3月1日出版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刊发了奈的《软实力的再思考》（Think Again: Soft Power）一文。奈对软实力提出后，来自各界的评论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回应。他选取了十个问题，一一做出详细的回答。笔者将其归纳成下表：表1：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的十大典型问题与回应

除了理论层面的回应外，奈还强调了实证方面，开始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国家集团如欧盟、中国、东盟，以及国际关系中有代表性的软实力现象进行分析，比较重要的代表作有《中国软实力的崛起》、《日本的软实力》等等。2006年4月14日，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举行了“肯尼迪学院论坛：中国软实力的崛起”，约瑟夫·奈出席了该论坛，与学者和学生们共同对中国的软实力进行了讨论。论坛在线直播了讨论全过程，并向全球媒体开放。此次讨论中，奈对中国软实力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经济和文化上。纵观这一阶段的软实力理论发展，奈着重强调了经济与文化结合产生的软权力形式，而制度作为独立变量所承担的角色有所弱化。

这一阶段，奈对软实力如何对国际关系产生现实影响表现出极大热情，他试图找出软实力变成一种可操作性的政策工具之路，也试图为美国政府找到评估其软实力发展的相应指标。但是软实力理论在概念界定和规范性分析方面的模糊性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其现实适用效果。大量国际关系已有分析概念如政府合法性、国际制度等都被部分或全部纳入软实力分析框架内，如何寻找软实力理论作为一个独立范式的价值成为未来软实力理论发展的关键。

当前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观已经变成了国际关系分析框架的一个重要变量，奈对各种质疑也进行了积极的回应。但是，享誉世界的国际关系学经典教材——《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一书中没有辑录他的软实力理论，可见，其理论本身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为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认可。许多学者在关于软实力理论的建设性和局限性的讨论中，提出了有价值的批评，“如果用‘硬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国际关系理论的话，那么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不准确的，也是不科学的。”针对奈的理论所引起的争议，笔者做出如下判断：第一，软实力现象在国际关系中是客观存在的；第二，软实力的研究是有价值的；第三，软实力理论需要做进一步的完善，特别是在研究方法上。2.中外学术界对软实力以及中国软实力的研究

从软实力这一概念提出伊始，就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中外学者在约瑟夫·奈提出的理论基础上，开始对软实力理论进行拓展和规范化、实证化的努力。学界的关注起初集中在对软实力内涵和外延的界定、软实力理论的解释力和有效性等基本学理性问题上，批评者与约瑟夫·奈一轮又一轮的理论论争推动着软实力理论逐渐成熟和发展起来。在具体问题上，则主要是集中于对美国和其他世界区域大国软实力的探讨上。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中国崛起的加速、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高，关于中国软实力的讨论成为近年来软实力理论研究的最新和最大的增长点。

中西方学者的研究志趣不同、政治倾向各异，很多时候对同一问题得出的结论也是大相径庭。为了比较客观全面地反映出中西方学者研究的理论进路和其中的热点问题，笔者在总体上以中西方划界，分别对其中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述进行分析。

第一，西方学者关于软实力以及中国软实力的探讨。

就目前情况来看，关于软实力理论、实证以及中国软实力的研究，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在软实力的研究上，有代表性的研究方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深化对软实力内涵和外延的研究。软实力作为一个理论框架，必须具备规范理论所必需涵盖的理论要件。这种范式的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约瑟夫·奈最初提出的含混概念基础上，许多学者致力于将软实力概念和外延明晰化，探讨软实力的价值取向和基础假设，寻找实证案例和基本命题。为了使软实力变成一个独立的分析领域，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细化为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并寻求不同领域间的逻辑关联，将软实力变成一个系统化的战略思维和判读标准。最具代表性的如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约斯华·克蓝特茨克（Joshua Kurlantzick）的一系列研究成果。

二是从软实力的视角重新审视大国关系、区域政治等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软实力理论的理论有效性取决于其实证范围的大小，同时，该理论的发展也需要在实证中加以反思和改造。为此，大量学者长期致力于以软实力为理论工具解读国际关系与热点问题的发展脉络。美国学者里夫·伊瑞克·艾斯力（Leif-Eric Easley）运用软实力理论对东北亚区域政治中朝韩关系的有关分析、英国学者耶罕格尔·S·博查（Jehangir S.Pocha）运用软实力理论对中印关系以及两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的有关分析等都是很有价值的见解。

三是对中国软实力的研究。中国作为一个地区性大国和准世界性大国，其发展对世界格局的改变和未来国际体系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冷战后尤其是全球经济危机期间，中国对世界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凸显无疑。中国发展作为冷战后最引人注意的现象，理所应当地引起西方的关注乃至疑虑。关于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判断就包含了对中国软实力的评估问题，可以说对中国软实力现状的定性直接决定了西方对中国国际角色的判断。西方当前有代表性的研究方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对“中国模式”的研究。这样的研究通常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西方学者的一个最主要观点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快速成长是中国软实力的基础，更是最佳证明。“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比较，一度暗含着“中国威胁论”或者“美国衰落论”的有力证据。其二是对中国文化影响力的研究。随着中国加速文化大国的复兴之路，“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开展，孔子学院等文化传播机构的广泛建立，西方学者掀起了对汉语、中国功夫等具有中国文化符号的事物的极大兴趣。中国文化一度成了研究中国软实力的必谈话题。这样的研究一般从宏大的历史视角追溯，描绘出中华文明在全球中的显著地位，以及对世界持续的巨大影响力。其三是对中国在联合国等多边外交舞台的分析。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日益活跃，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问题。西方学者对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具体外交行为，如议程设置能力、与发达国家的对话能力、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力和感召力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把这些作为中国软实力增长的佐证，继而循着这样的思考线路试图思考相应的对策。在一定程度上看，这样的研究带有明显的自省和提防中国之意。

第二，中国学者关于软实力以及中国软实力的探讨。

中国学术界对软实力的关注和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针对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1993年，复旦大学王沪宁教授撰文指出：“人们已经把政治体系、民族士气、民族文化、经济体制、历史发展、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等因素看做是构成国家权力的属性，实际上这些因素的发散性力量正使软权力具有国家关系中的权力属性。总的软权力态势对谁有利，谁就在国际社会中占据有利地位；目前，影响国际软权力势能的因素是工业主义、科学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软权力的力量来自扩散性，只有当一种文化广泛传播时，软权力才会产生强大的力量。”

随着软实力理论探讨的深化，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加入，其中不乏力作。2008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软实力方略》是关于软实力和中国软实力研究的一部力作。该著作可谓集合了国内多领域专家研究的最新成果。学者们从中国软实力的基本评估、中国软实力的国际比较、中国软实力的增进三个方面，对中国的软实力进行了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以软实力为主题的博士论文还不多。论题主要集中在美国软实力、跨文化交流、中国外交等领域。

关于软实力研究的学术论文层出不穷，可分为以下四大类：一是关于软实力理论发展的介绍和一般性评论。二是关于软实力理论的一般性展开，主要是对软实力的分析层次以及以软实力的某一个方面，如国际形象、国际传播等方面进行探讨。三是美国的软实力研究，主要从美国的流行文化和文化外交的角度进行研究。四是软实力与中国，从中国的软实力研究的意义，以及中国软实力的资源、运用等方面进行探讨。

通过对国内外关于软实力和中国软实力的文献分析可见，中外学者们近20年的争论，推动着软实力理论的发展，对中国软实力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软实力对中国日益重要的今天，目前的学术成果还没有一个对中国软实力战略的总体性构建和分析，这就为笔者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留下了宝贵的空间。

三、“软实力”概念辨析

软实力与硬实力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二者的区分中更易明晰各自的内涵。本文采用约瑟夫·奈关于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界定。他指出：“硬实力指的是通过惩罚的威胁或回报的承诺迫使他者去做本来他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无论是经济胡萝卜还是军事大棒，长期以来，诱致或强迫他者就范的能力一直是权力的核心要素。”“软实力是一种通过让他人做他人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这是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获得预期目标的能力。”表2：力量

参见：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东方出版2005年版，第8页。2.国际形象（international image）

国际形象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外延极为广泛、不易把握的概念。本书采用吉林大学王家福教授在《国际战略学》一书中关于国际形象的定义。

所谓国际形象，“是指国家结构的外在形态，是国家传统、民族传统与文化传承在当代世界空间的特性化脉动的映像化张力，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历史文化传承中所形成的国家素质及其信誉的总尺度。相对来说，国家形象更彰显其精神文明的当前态势。”

王家福教授指出，国际形象由三个层次构成：“第一个层次是特定国家的整体传统；第二个层次是特定国家近半个世纪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的综合形态；第三个层次是近十多年来，特定国家的经济政治状况和社会文化风貌等。”3.国际责任（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国际责任是“责任”一词在国际问题研究中的运用。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责任”一词有两条基本内涵：其一，分内应做的事；其二，没做好分内应做的事，因而应当承担的过失。换言之，责任是社会成员对社会所负担的与自己的社会角色相适应的应为的行为和社会成员对自己实际所为的行为承担一定后果的义务。根据责任的这种涵义来界定国际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责任”就是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体，尤其是主权国家，对国际社会所负担的与自己的国际角色相适应的应为的行为和对于自身实际所为的行为承担一定后果的义务。4.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新自由制度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给出的“国际制度”的定义是，“规定行为的职责、限制行动以及影响行为者期望的持久的互为联系的一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规则”。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的外延将包括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等。鉴于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当代国际法和国际制度建构中的核心地位和典范作用，在本文中，“国际制度”特指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政府间国际组织。5.中国软实力（China's soft power）

中国软实力是指中国运用文化、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软性资源，增强他国对中国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国际治理理念的理解与认同，促进他国树立正确的中国观，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影响他国政策制定与行为，推动中国特定国家利益的实现，增进国际共同利益拓展的能力。6.中国软实力战略（China's soft power strategy）

中国软实力战略是以塑造国际形象为切入、以履行国际责任为巩固、以建设国际制度为保障，通过三者的有机整合与系统运作，提升中国软实力，维护和拓展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家利益的系统工程。该战略旨在为中国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为中国硬实力发展注入新动力、探索构建世界新秩序的新路径。从更深层次说，该战略谋求强化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核心价值体系的合法性，彰显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合理性，提升中国外交战略和未来战略空间打造的有效性。第一章中国软实力战略辨析：背景、目标、要素

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相互结合成为当今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发展的基本特征。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的持久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需要发展硬实力，更需要强化软实力，发挥二者的综合效能为中国的强盛与和谐世界建构注入新动力和寻求新路径。有鉴于此，需要从宏观、整体的视角对中国软实力战略的背景、目标及其特定的构成要素进行阐释与解析。一、中国软实力战略的背景1.硬实力与软实力互动的时代表征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经说过，历史的用处就是要对当前有所帮助。世界是转化过程的集合体。对人类近26个世纪以来的世界战略总流向的解析，显示出明显的三个阶段性流程，从主体战略看来是军事战、经济战和知识战。在当代，特别是比较漫长的未来世界，将是军事战、经济战、知识战三大战略的交融期。在这个阶段中，经济战是主体，但它的前沿——知识战已经初露端倪，同时，军事战在延续中时时拓展。在三大战略交融阶段，国际社会转化过程呈现出尖锐的政治规定性、激烈的经济竞争性和狂暴的军事抗衡性。然而，知识战的出现将使有形的军事战和无形的经济战在更高和更有风险的水平上推进。知识战是资本对世界的战略性挑战。

三大战略的演进与交融，本质上反映了世界历史发展不断加快。世界历史大时代性向前推进的步伐，标志着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依次演进频率的加快。在这样的世界性大潮中，人类承受着历史巨变的冲击，信息化、全球化和民主化三大趋势则深刻地表征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中精神力量对物质力量战略变位的国际战略动向。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互动，正是这种变化的真实写照。

在现时代，硬实力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硬实力的局限性也更为突出地显现出来。“今天大多数大国都发现，相比前几个世纪而言，诉诸武力的代价高昂。这一结果源于核升级的危险，统治其他弱国被民族主义唤醒的民众存在困难，因其他问题破坏互惠关系的危险，西方民主国家公众反对持续过久、成本太高的军事冲突等。”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时代，在经济全球化向纵深方向发展、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度迅速攀升的今天，战争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难以承受之重。“尽管如此，武力成本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武力被淘汰出局。恰恰相反，在无政府体系之中，没有更高一级的政府解决冲突，而最终的手段是自助，终止使用武力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在利害攸关的某些情况下，不惜代价动用武力是必要的、正确的。”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从历史上的大国兴衰看，没有一个国家仅靠物质力量的强大而可以持久。“那些成功地维持了世界强国地位的国家莫不是向世界提供了某种文化和制度。英国是这样，美国是这样，即使是经历解体命运的苏联也曾是这样。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苏联之所以能形成追随它的阵营，并不完全是凭恃军事强权强行推动的结果，还在于它提供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和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全新的文明形态。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选择苏联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国内选择的结果，而并不完全是慑于苏联的军事压力不得已而为之。”从这样的视角来看，冷战的表面是两大阵营的政治军事对峙，深层则是双方以价值观、文化等在内的软实力较量。

综上所述，软实力重要性的提升，是历史发展和国际体系变革的趋势使然。软实力在国家兴衰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世界上不同的国家都顺应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注重和加强自己的软实力，软实力竞争成为国际竞争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领域。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顺势而动是战略选择的基本点。这就必然要求中国对历史大势推涌出的软实力进行战略性考量。2.物质性向社会性成长的阶段演进

社会性和社会化是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范畴。社会性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社会化则生动地展现着人与人之间互动所涉及的范围扩大、层次增多的历史进程。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方向加速发展，国家间复合相互依存度也在快速提高，国际政治社会化进程也在加快。

国际政治社会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包括由于经济全球化与贸易关系而形成了各种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而狭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主要指不同民族国家由于足够的交往，形成了某种国际政治文化，而这种文化反过来由发源地向周边其他国家扩大传播，这个过程就是社会化的过程。

与国际政治社会化紧密相关的两个概念就是民族国家的物质性成长与社会性成长。所谓民族国家的物质性成长，是指一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发展壮大，是硬实力在量的积累与质的飞跃过程中辩证的统一，是一国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换言之，只有具备了保持较高水平的物质性成长能力，一个国家才具备了成长为一个大国的物质基础。对于在国际社会中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而言，“在国际政治社会化程度较低的时期，物质性成长几乎代表了大国成长的全部；在一个封闭的异质性国际体系条件下，物质性成长能够决定一个强国的成长未来。”

物质性成长的重要性无可厚非，但社会性成长的重要性更不容忽视。如果细密地考察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很难找到纯粹物质性成长的国家，哪怕是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也是如此。从一个终极的意义上说，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诞生在国际社会之中，成长都有社会性的一面，而且重要性逐渐增加。所谓民族国家的社会性成长，是指一国在物质性成长的同时，与国际社会的互动逐渐增加，并融入其中的过程。对于大国而言，“必须以主流的国际规范、国际法等国际政治文化为依据，从维持和建立反映时代要求的世界秩序为出发点，将履行国际规范与国际责任界定为国家重要利益，运用合法的国际交往手段谋求综合国力，建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与国际威望。”

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在物质性成长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9年至2008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8%，比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发展水平快6.8个百分点。2008年，中国GDP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位，更是达到了位于第二位的日本的78.6%，比2005年提高29.3个百分点，经济总量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2006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663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也大幅提升。1978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为2.3%，到2007年上升到19.2%，超过世界所有国家。比美国高3.5个百分点，比欧元区高6.3个百分点，比日本高11.7个百分点。

物质性成长是社会性成长的前提和基础。在物质性成长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迅速加快，国际地位稳步提高，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为了自身的战略利益，世界主要大国都不能忽视中国的存在，必须审慎协调与中国的关系。世界各国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涉及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离开中国的参与是无法解决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从建交国数量变化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建交国已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8个增加到现在的170多个。从中国与主要大国关系来看，中国与当今世界主要大国的互动逐步到位，双边关系的内涵更加明确，如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6年）、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3年）、中日战略互惠关系（2007年）、中美全面合作关系（2009年），以及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的各种对话协商机制的建立，如中欧战略对话（2005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2006年）。从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来看，作为当今世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是“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发展五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以及20国集团的重要成员。在双边或者多边（如G8+G5）的框架下，与这些国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沟通和对话，共同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向世界发出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上获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中国，已经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心态冲出社会性成长的起跑线，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加速跑。伴随着崛起速度的加快，中国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对全球和地区性问题的参与会越来越多，这就需要中国政府以更加务实和稳健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公众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心态来看待这些问题。

不可否认，这样的历史性进程中会伴随着种种不适应状况，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挫折和阵痛。但这样的进程，也将是锤炼中国领导人政治智慧，使中国公众的民族心理变得更加成熟、理性、和平、宽容的进程。如果将这二者叠加起来，就是很多学者多年来一直呼吁的“大国心态”的构建。3.国家利益维护与拓展的思维转变

2008年12月18日，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胡锦涛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30年的创造性实践中，中国经过艰辛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概括起来说，就是党的十七大阐明的“十个结合”。其中，第八个结合就是：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际战略思维和对外政策在不断的调整中逐渐走向成熟。加快自身发展和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是中国战略考量中的两个关键点。发展是前提和根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对世界和平发展能够做出贡献的水平。改革开放前的30年，受制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强调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实现发展的根本基点。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国依然强调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但把顺应国际形势，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摆上了更加重要的议事日程。这就要求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加速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认真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坚持趋利避害，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

战略思维的转变，让中国重新认识自己和世界，信心十足地提出着眼于21世纪中前期中国的伟大目标——“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在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快速融入国际社会，是21世纪初对世界影响最为重大的历史进程之一，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会以何种方式融入国际社会？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可能带来何种影响？针对国际社会各种不同的反应，2005年12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清醒地知道，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上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走和平发展道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要求。中国今天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将来强大了也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综上所述，战略思维的转变要求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国际社会，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与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势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战略目标的确定让中国明确差距、更加奋发向前；发展道路的选择，让中国更加深入地思索，走好这条道路的基本要求。毫无疑问，这都对战略谋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归根到底，中国必须把软实力战略纳入到中国的大战略框架中，在提高改革发展的质量，加速硬实力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软实力战略的构建，以软实力谋求硬道理。二、中国软实力战略的目标

战略具有时代性、国别性、全局性的特质。战略效能的发挥基于特定战略资源的运筹。战略的根本目的，在于有效解决影响一国特定发展阶段上面临的主要矛盾。

那么，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当前中国面临哪些主要矛盾？中国的软实力战略主要解决什么问题，达成什么战略目标呢？循着这样的思路，本文提出中国软实力战略的三大战略目标。1.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国际舆论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心理现象，是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为人们普遍接受并具有心理约束力的群体性意见和言论，是一种群体的态度倾向，是一种尚未理论化、系统化的心理气氛。这种心理氛围对不同区域、不同国家的公众有着深刻的影响。

关于一国的国际舆论，无论真实的抑或是歪曲的，都代表了特定时期、特定范围内的公众对一国的基本感性认识，事关一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一国的国际舆论一经形成，就会对公众产生强大的心理暗示作用，这种暗示作用表现为，使人们按一定的方式去行动并接受一定的意见。虽然它仅是一种被主观意愿肯定了的假设，不一定有根据，但由于人们在主观上已经肯定了它的存在，便使人们的心理尽力趋向于这项内容。加之，现今世界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舆论在更大范围内形成、持续时间更长，也使国际舆论对世界各国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

当今世界共有近200个主权国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外部世界也都是基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进行认知和理解的。

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空前地扩大了。然而，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被政治边界、意识形态等客观因素现实地阻隔着。特别是在日常的国际交往中，不同的历史文化，更多地是基于特定政治利益而形成的或制造的偏见、成见等因素，极大地阻挠着人们之间的交流。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曾经深刻地指出：“在所有具有支配力的因素中，最让人难以捉摸、最具普遍性的就是创造并维护成见的那些因素。我们在看到世界之前就被告知它是什么模样。我们在亲身经历之前就可以对绝大多数事物进行想象。而且，除非所受的教育能够使我们具有敏锐的意识，否则这些先入之见就会强烈影响到整个感知过程。”

那么如何才能克服这种成见呢？有人进行了回答。“哲学告诉我们，每个人都不过是这个世界无关紧要的一分子，他的智力程度充其量也只能理解一张粗糙的观念网络的皮相，那么，当我们使用成见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那不过是些成见，就会迅速地控制他们，就会愉快地校正他们。而且我们还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观念始于何时、始于何处、如何被我们继承、我们为什么接受。一切有用的历史都是以这种方式得到澄清的。它能使我们明白什么样的童话故事、学校课本、传统、小说、戏剧、绘画、言论把一种先入之见注入了此人的头脑，把另一种先入之见注入了彼人的头脑。”毫无疑问，我们期待和欣赏这样的反思，这无疑有助于世界的和谐。可是，放眼当今世界，这样的反思实在太少，成见组成的世界舆论正在制造着隔阂、冲突，甚至是战争。

对于加速崛起的中国来说，中国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随便浏览国外著名新闻社和报纸的网站，关于中国的报道如汪洋大海。在报道的层面上，上到外交战略、国内政治，下到风景名胜、百姓生活，真可谓事无巨细。这其中既有和谐友善的声音，也有基于想象和成见的歪曲、甚至放肆攻击。在当今这样一个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中国的国际形象被以极高的速度和频率呈现在世界各个角落。

一般而言，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无疑将为一国外交政策的推行起到强大的助推作用；恶劣的国际舆论环境无疑会使一国外交政策运行的效果大打折扣。这提醒着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在熟练地博弈于世界权力场之时，更要注重国际舆论的引导和塑造。当前，国内政界、学界和民间对于国际舆论的重要性已经形成了共识。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思考要求中国必须把公众外交战略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与外交战略的重要位置，通过政府推动下的思想与信息的交流，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向世界公众说明中国，把客观、真实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传递给世界，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2.注入硬实力发展的新动力

软实力与硬实力是相辅相成但又有所区别的概念。约瑟夫·奈指出：“硬权力和软权力相辅相成，因为他们都是以影响他人行为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其行为的性质和资源的实在程度不同。支配力——改变他人行为的能力——依赖于通过强迫或引诱的方式发挥作用。吸纳力——左右他人愿望的能力——依赖于一国文化和价值的吸引力，或者依赖于通过操纵政治议程的选择，让别人感到自身的目标不切实际而放弃表达个人愿望的能力。”

客观地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中国吸引力提升、影响力增强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经济全球化向纵深方向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在强调自身的发展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根本基点上的同时，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更明确提出要提高在经济建设中统筹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而软实力在促进中国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加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上，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

国际制度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世界各国开展竞争，借助国际资源谋求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在国际制度中，能够有效利用有关规则，通过议程设置等外交斗争手段，为本国获得现实利益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指标。在经历了艰苦的“复关”和“入世”谈判后，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第143个成员。加入WTO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从此，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进入最快的历史时期。195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11.3亿美元，1978年为206.4亿美元。2001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突破5000亿美元，2004年突破1万亿美元，2007年又一举突破2万亿美元。2008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5616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123倍。进出口贸易对经济的贡献不断提高。1978年，进出口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9.7%，2008年达到59.8%。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迅速提升。1978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0.8%，在世界贸易中居第29位。2004年，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跃升到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德国。2008年，中国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提高到7.9%。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贸易大国。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对国际制度熟悉程度的深化，外交斗争的策略更加成熟，中国经济发展将获得更强大的推动力。

吸引力是软实力战略效能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在国际经济与贸易领域，一国吸引直接投资的能力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标志。1978年前的29年，中国基本上没有外商直接投资（FDI）。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国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加。1979年中国FDI总量只有8万美元，1980年为0.57亿美元，1990年上升到34.9亿美元，比10年前增长了60倍；2000年进一步提高到407.2亿美元，又比10年前增长了近11倍；2008年中国的FDI达到了924亿美元，比2000年又翻了一番多。1979—2008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8526.2亿美元，是发展中国家中吸引FDI最多的国家。

综上所述，中国在经济发展上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挑战，中国在把改革发展的基点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同时，必须顺应形势发展，通过软实力战略的构建，为中国硬实力的增长注入更加强大的动力。毕竟，硬实力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只有一个硬实力更加强大的中国，才具备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伟大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的基础。3.探索世界新秩序的新路径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为联合国这一当今最有影响力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诞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71年，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2001年，在全球化浪潮中搏击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该组织第143个成员国，中国以积极稳健的步伐进入世界经济的激流。截至2008年，中国共加入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多边外交成为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新中国成立时起，作为饱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之害的第三世界一员，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就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做出过精辟的论述。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顺应时代潮流，在继承中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理念，为站在新的时代高度理解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了更为清晰的参照系。

2005年4月，胡锦涛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他在讲话中提出，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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