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兆红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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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学理论前沿：中国与世界试读：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国际理论前沿丛书概述（代序）
当前，社会科学领域正面临大量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理论界的证明和创新。上海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研究机构、党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近年来，围绕“国家战略和上海先行先试”高端智库建设目标，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两个一百年”战略构想、“十三五”规划、国家安全战略、全球治理等领域的若干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完成了一批中央决策需要的、具有战略和全局意义、现实针对性强的高质量成果。
在“创新工程”机制下，上海社会科学院结合研究生教学和高端智库建设方向，于2015年初正式启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学术前沿”编撰和出版项目，力图反映相关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和理论探索前沿，为硕士研究生理论积累和博士研究生阶段学习提供引导，也为授课教师提供基础性材料。此次组织出版的丛书，是201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和研究生院共同资助的第二批集中成果，重在梳理国际领域相关哲学社会科学近年的重要观点和成果。丛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四个全面”为根本指导思想，以习近平“5·17”讲话为原则，以我院60个创新团队为骨干力量编撰。
整个申报评审过程秉承了院“创新工程”公开竞争，择优选取、差额资助原则，所有立项申请均委托第三方组织评审，根据申报质量进行差额资助，确定通过名单向全院公示。为确保编撰质量，成立了院领导牵头、各研究所所长组织、创新团队首席专家领衔、院部相关处室协同“四位一体”的组织框架和工作机制，为丛书的顺利出版提供了保障。丛书编委会2017年4月15日
导论：“谭中之问”，谁能扛起中国研究的大旗
所谓“谭中之问”是指海外中国问题专家谭中指出的：“海外研究中国问题不看中国书”，意即中国自己还没有发出对中国研究的权威声音。“谭中之问”的内涵在于，谁能真正读懂中国，谁能扛起“中国研究”的大旗？中国独特的历史道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所决定。中国历史发生的实际过程对构建中国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基于对这些基本史实的确切了解，才可能形成对中国发展进程的“中国式思维”，才能读懂中国，进而为深化中国问题研究打开思考的大门。这就要求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们既要立足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入了解，又要聚焦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刻分析。目前，中国的综合实力已有较大提升，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并未同步增强。在国际社会现有逻辑和语境下，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无法回避国际权力问题。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是中国应对当前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一种诉求。当今世界充斥着新的变化，比“误解”更严重、更危险的是，西方人习惯用自己的视角去解读中国。当今世界，中国的“存在感”已无处不在，西方无可避免地需要努力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中国更应主动讲述自己的历史，用历史事实讲述中国故事。一
学界普遍认为，如今，中国在世界学术界的“失语”现象仍然十分明显。西潮冲击之下的近代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自身文化立足点的失落造成中国士人心态的剧变，从自认居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认中国文化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结果，从思想界到整个社会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到“一战”“西方”形象在中国“分裂”而不再是一个整体的“美好新世界”之后，新的崇拜仍未衰减，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争论各方之主要思想武器仍基本是西来的，清季以还的中西“学战”逐渐变为中西名义下实际的西与西战。
如同中国在世界学术界的“失语”一样，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失语”现象也十分明显。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作为责任大国走上了国际舞台，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是中国应对当前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一种诉求。21世纪，国际权力的转移给既是大国又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谋求国际权力提供了历史机遇，然而，仅仅关注于或满足于“文化软实力”诸项指标的提升是不够的，必须拥有充分的占领时代“文化制高点”的勇气，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目前，中国的综合实力已有较大提升，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并未同步增强。在国际社会现有逻辑和语境下，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无法回避国际权力问题。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也是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及其在国际事务中所承担的责任相适应。被视为“民族魂”的鲁迅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强调，中国人如果只是梦想强大或者自以为强大，会蕴含着极大的危险，但也不能苟同那种过分自卑的态度，宣称“20世纪的舞台上没有我们的份，是不合理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海外高度关注，也带动了海外中国研究的进一步兴盛。以研究“中国文化，中国事物，中国现象，中国问题”为对象的海外中国学迅速发展，成为国际学术界中增长最快的“显学”。而中国国内对海外汉学和中国学的研究也方兴未艾。在201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和《教育部学习宣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重点工作》中，都明确把“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列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和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重要抓手和重点工作之一。
随着世界对中国关注度的不断提高，不同学科领域内的中国研究呈现爆炸式增长，在现行的西式学术分科框架内，已无法对其动因、内涵和走向进行总体把握。“世界中国学”具有明显的综合性优势，有助于打破文化、国界和学科的多重壁垒，沟通古今中外，抓住海外理解和阐释中国的核心议题、概念工具和话语逻辑。从海外中国研究发展轨迹来看，在以现当代中国为社会科学分析对象、以地区战略需求为导向的美国中国研究崛起后，中国学（China Studies）和根植于欧洲东方学的传统汉学没有有效衔接，造成了当今西方世界中存在“两个中国”的现象，即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历史中国”与一个不合乎西方现代规律的、迅速崛起的“当代中国”，在割裂而互不联系的方向上展开。中国本土的中国学研究恰恰可以“他者”立场介入西方学术场域，打通“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的研究区隔，从一个连续文明体的存续和更新的角度，重塑一个完整的“中国形象”。
长期以来，海外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属于专题研究，较多涉及事件、阶段和区域研究，缺乏总体性研究，而且，以往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历史过程的描述和对局部问题的阐释上，缺乏对历史运动本质的总体把握和理解，以致各种局部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互相矛盾、彼此冲突。现在我们倡导的“中国学”研究注重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立体分析，从而建立起拥有国际话语权的中国问题研究。未来的世界将是不同文明进一步交流、碰撞、相互学习、相互提升、共同发展的过程。同时，这个过程又将是一个竞争过程：道路的竞争、理论的竞争、制度的竞争，而这些竞争的根本是文化的竞争。以“中国学”学术研究牵引的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总结和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探究，是增强我国文化竞争力的必要工作。
当今世界，国际话语权的分配极不平衡，以欧美为主体的西方占据明显的主流和强势地位，美国甚至拥有话语霸权，而非西方世界处于弱势地位。当前，中国的崛起之路面临较为严峻的舆论挑战，“崩溃论”“威胁论”塑造的负面中国国家形象，反映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外交层面上的战略猜疑和国际公共舆论场中的话语权斗争。
近年来，中国关于国际话语权的意识不断高涨，但同时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的现实处境和权力运用上存在着多重困局。一是“西方中心论”导致中国的国际身份常常“被定义”，且中国长期以西方话语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尺，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二是中国话语没有形成理论规范，话语权由此受到限制；三是西方社会发生的与西方现实境遇相关联的对中国的“他性”塑造，制约了中国话语权的创造；四是“与世界接轨”带来的话语权困局以及“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严重削弱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所谓话语和话语权是由历史人文和社会科学积淀而产生的。与西方相比，中国话语的质量不高，中国的历史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在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等各学科的主流话语，都源自西方，几乎没有一个核心概念是“中国”的。中国的学术界输入了大量的西方概念和话语，而极少输出自己原创而富有影响力的概念和话语。随着改革开放，西方话语大量涌入。西方设置的话题，成为中国讨论的重心，西方话语成为各学科的主流话语。由于缺乏建立在自身文化和经济根基之上的强势话语与之抗衡，“中国话语”逐渐成为弱势话语。结果是，我们即使批判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也往往陷入西方的话语和逻辑圈套之中。“冷战”后的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与国际接轨”，也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话语，如和平崛起论、和谐世界论以及世界新秩序理论等，但其影响力弱于明显具有理论缺陷的“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等西方话语。不仅如此，中国更是不断地受到西方话语的挑衅和诋毁。
长时间以来，国内学界没有通过对话和讨论使西方一些有益方法转化为我们自身创新的内在资源。对西方社会理论的移植，国内学界在借鉴其基本思路时也多持审慎的态度，并尝试在学科交叉基础上把社会理论“中国化”。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均有可喜进展，特别是在各个具体领域中，课题设计和史料梳理都呈现出了多元繁荣的局面，但在中层理论的建构方面仍未形成具有规范意义的认识框架，采取的基本方法仍局囿在政治史、事件史的影响范围之内。
破解这一困局的根本方法，仍在于消除文化和常识领域上的理解误区。而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则有助于我们了解海外中国观和中国形象形成的机制及其价值体系，减少对外宣传政策上的战略误判，为推动中国的话语权建设和对外传播提供扎实基础。
因此，用中国历史讲述中国故事，从科学的世界历史观角度来认识和把握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构建，逐步形成中国特有的能够反映当代世界走向的话语系统，打破话语的传统形式，形成以时代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域，最终价值取向是立足世界的当代中国及其发展。这些是提升当代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几个最为重要的环节。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国家地位的上升和世界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世界各地的中国学研究呈现出突飞猛进的态势，中国学业已成为一门方兴未艾的世界性显学。海外也随之涌现出一批“中国通”，他们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分析，为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但是，近年来海外关于中国的研究，问题不断显现。
关于美国的中国研究现状。目前，美国学界已营造出一个很不完善的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术氛围，即年轻一代的学者实际上在不断进行“重复论证”的工作，这与“后辈研究者在通过系统地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去验证、阐释或者推翻前人的结论”这样的理想研究状况相距甚远。美国学者裴宜理指出，现今美国新一批研究中国的学者将其考察时段仅仅局限在1978年尤其是1989年后，导致他们对于前人研究成果相当陌生。对于政治学家而言，没有对早期政治发展脉络的深刻理解，要来回答关于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些最为紧要的问题，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譬如1972年尼克松的访华，使中美一下子从宿敌变成盟友，这种迅速的政治调整，不在国际政治演变的长程脉络中，是不能明其究竟的。同时，如果不在中国、美国两国国家形象长期的相互塑造中去寻求答案，更会如堕五里雾中。
关于俄罗斯的中国研究现状。俄罗斯中国学的发展经历了帝俄、苏联和当代俄罗斯三个时期。在前两个时期，俄罗斯中国学家以其丰硕的学术成果和鲜明的研究特色不仅为本国的中国研究及东方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也赢得了国际中国学界的认可。南开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阎国栋指出，随着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以及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活跃，俄罗斯青年的汉语学习热情空前高涨。与此同时，俄罗斯中国学研究却遭遇了人才严重流失、老化和断代的危机，研究成果产出放缓，质量出现滑坡。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不足、学术人才管理制度不健全以及中国学知识的供需矛盾是导致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许多俄罗斯中国学家疾呼采取积极措施，保持俄罗斯的中国学大国地位。
关于韩国的中国研究现状。韩国的中国研究从传统汉学衍生而来，以区域研究的形态正式开始研究中国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因于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及之后的南北韩关系缓和。20世纪80年代末期正式形成的中国研究，是在西方对中国研究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政策研究，因为无法实地考察，而出现意识形态的限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中韩关系正常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韩国的中国研究萌发新的转机。韩国韩信大学教授金都姬指出：“中国大陆惊人的经济成长和两国多方面的交流扩大与深化，引起韩国社会对中国的关注日增，中国研究在量的方面随之展现出高度成长。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全球化潮流，区域研究与相关学术团体涌现，同时，在教育方面新兴的与中国相关的科系和专门区域研究所设立了，所以这时期韩国的中国研究，已经形成学术养成与传承的制度基础了。”
随着20世纪90年代韩国中国研究的制度化，其中国研究在研究环境、研究人力、研究成果及质量方面，均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研究人数不断增加，而且韩国学者均认为“研究者的数量增加是中国研究增强的反映”。研究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比如研究经费等不断改善，研究成果不断增长，且经济类研究成果最多。在质量方面，一是发生了从以前教科书或概括说明式的研究著作转向对具体的主题展开周密论理的研究著作；二是在重要核心期刊的杂志上发表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数量明显增加，比如在两个主要学术刊物上原本中国研究者的参与率很低，审查体系比较严格，由于刊登论文的篇数增加，间接表示其研究质量的进步；三是高质量的共同研究计划促进了中国研究的质的发展。但中国学研究者在韩国也面临身份认同的问题，除了为什么研究中国，中国研究对韩国有何现实意义，对全世界有什么意义等问题之外，还有调研经费、学术独立与政策取向的问题等。韩国学者表示，尽管有许多问题，但并不悲观，因为韩国的中国研究人力相对丰富，研究主题、领域与地区都很宽广，只要把握机会，研究者相互鼓励并抱持实践性的态度，韩国中国研究的前途大有希望。
关于日本的中国研究现状。历史上，日本人始终关注中国。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这27年是中日断交时期，但是在日本的论坛里，并没有停止对中国的关心。日本著名中国研究专家马场公彦，通过搜集1945年到1972年这27年间日本发行的24种综合性杂志，共计登载有关中国的论文2554篇；从1973年到1992年日本天皇访华的20年间在日本发行的综合性杂志11种，总计登载有关中国的论文1604篇。系统梳理可以一窥“二战”前后日本人对于中国认识的变化。
在“二战”前的1943年到1945年间，日本论坛通过《外交时报》《东洋经济新报》《文艺春秋》《新潮》《中央公论》《改造》《日本及日本人》《现代》《日本评论》等9部杂志就刊登了与中国相关的报道144篇。中日之间的交流分正式和非正式两种渠道，20世纪50年代为“人民外交”，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为“人民外交”和“民间外交”并存，20世纪60年代以后“半官半民外交”成为主流外交方式。1972年恢复邦交以后转换为“官官外交”，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为“官民并茂外交”，现在发展成为“多渠道外交”和“市民外交”。
马场公彦指出：中日战争的终结使中日间相互认识框架及认识途径发生了巨大改变。人文科学系学理（“中国学Sinology”和广义的“东洋学Oriental studies”）受到当时出版界、报道界和学术界的严厉批评，作为理解同时代中国的理论框架的东洋学者的同时代中国论被判断为不合适，因而他们逐渐离开了论坛或学术界，发表同时代中国言论的中国学者也逐步减少。军人、政治家、官僚及“支那事情调查”“支那通”“支那学者”在知识界中不见了踪影。战后，几乎没有马上就开始进行现代中国研究和教育的机构，大学也没有开设相关讲座，导致中国研究出现了空白。
这位日本的中国研究专家因为深有感触而一语中的：被27年间断绝引起的双边认识悬隔出乎意外相当深广。在互相认识上带来了想象贫困以及人文知识的日益枯竭。我们应该直视现实中国可渐渐超过迄今为止的处理水平的存在。中国逐渐化为只靠从来的方法论或先行学术业绩而无法解密的又巨大又复杂的客体，只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60多年间积累下来的经验上的知识或以专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适用的目的而讲究来的结构公式，已经成为怎么也找不到解答的情形。“现在日中双方需要专心从事的有用的知识课题就是努力探索日本摆脱了长期锁国，中国放宽了长期海禁，开始互相直接交流的19世纪后半期以后，前辈人士所保留下来的古典作品，将这些作品看作向两国人民为了思考双边关系加深互相理解值得吸取的文化公共资产加以重新评价。”通过此种书目，发现日本与中国怎样遇见，怎样互相理解，有时候在哪里看错，在哪里错开理解等疑问，必须通过对基层的生活感觉或民族感情充分挖掘，才能全面检查相互的认识。
1941年，日本进入战时体制之后，亚洲研究在日本可谓实质性消灭了，但亚洲学却随着战争的进行而膨大。日本民族自此完全将自身的发展投射到“亚洲”之上，“日本帝国”的范围与命运甚至等同于亚洲（东亚）。结果是，战前亚洲研究或者说中国研究的理解结束了对古代与古典的研究，汉学不被重视；同时，亚洲研究或中国研究被地理概念化而且空间化，并不与其对话。作为学科，战前的亚洲学本来对内是因应汉学意即日本原初意义的中国学的缺少部分而生，对外则是为了与欧洲对话而找到自身位置，但自此亚洲学作为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过于膨大，“亚洲”的范围与实质全然与“日本帝国”等同，反而排除了日本人客观思考“中国”的可能性。
随着中国崛起，日本与亚洲的关系更为微妙，双方一方面强调“亚洲内部对话”，但在地缘政治上又隐然有海洋亚洲与陆地亚洲之分别。以当前“亚投行”与“一带一路”为例，日本亚洲学的研究者认为，这是中国在逐渐争夺亚洲发言权的展现。
如今，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韩国，甚至东南亚，渐渐对于“亚洲学”加以关注，由于缺乏对于对方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入了解，在更多的知识体系碰撞的时候，呈现出来的身份和论述策略都将不同。例如，中韩学术界一直强调在学术研究领域里进行合作，但合作成果却不尽如人意。当出现“高句丽历史之争”以及“端午节归属之争”时，两国学术界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沟通与疏导作用，要么“失语”，要么误导，有的专家甚至放不下对对方的偏见，在双方民众互相指责的过程中煽风点火。韩国学者吴秀景指出，既缺乏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又缺乏对中国现实情况的分析，毫无计划但反复地开展中韩文化交流，令人非常遗憾。虽然两国学者每年都会召开无数的研讨会，但当中韩两国在政治、经贸和文化领域里出现摩擦时，学术界却往往提不出合理的问题解决方案，没能担当起中间人的角色。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韩两国关于对方国家的相关研究在数量上飞速增长，但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仍然不够全面，研究深度也有待加大。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加深相互理解，除了科学系统的学理以外，还需要尊重文化资产，研究人文科学系统的学理，依靠人文精神进行认识活动。
综上所述，无论是俄罗斯汉学的危机，韩国中国研究的乐观，还是美国、日本中国研究的不尽如人意，无不体现了转型期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研究的急切、向往、热心、焦虑、困境而又困惑。世界各地的传统汉学面临转型，对于中国的研究只有立足传统，聚焦当代，才能有所突破。
在这一背景之下，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于2015年8月在中国成功举办。115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第一次走进亚洲在中国举办，对于中国的历史科学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首位历史学奖获奖学者塞尔日·格鲁津斯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其对世界历史进入“中国时间”的理解。他认为，今天的历史是全球化的历史，关键并不在于如何定义全球化，而是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理解对方，如果从不同的视角了解历史、了解过去就能更好地理解现在。这对欧洲、对中国都一样重要，因为所有人都是全球化的参与者，身处同样的历史语境当中，要用多元的视角去理解历史。
在近些年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提出质疑。然而，多数学者的看法，在倡言“中国中心”的同时，并非要抛弃西方的经验，而是要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双向比较与对视，既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但又不拒绝西方的经验；既重视从西方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一般规律的指导作用，但又不将之神秘化或神圣化，更加重视中国自身经验的独特价值和特殊性，即据之于中国的“实情”。
当今世界充斥着新的变化，比“误解”更严重、更危险的是，西方人习惯用自己的视角去解读中国。当今世界，中国的“存在感”已无处不在，西方无可避免地需要努力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中国更应主动讲述自己的历史，用历史事实讲述中国故事。三
中国独特的历史道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中国历史发生的实际过程对构建中国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基于对这些基本史实的确切了解，才可能形成对中国发展进程的“中国式思维”，才能读懂中国，进而为深化中国问题研究打开思考的大门。这就要求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们既要立足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入了解，又要聚焦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刻分析。
历史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其研究也应丰富多彩。改换视角，突出不同线索的研究，固然会对某些偏颇的绝对的结论有所商榷和匡正，但在更多问题上或者说根本结论上，这些研究仍然是殊途同归。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一直强调关于中国历史社会环境研究的必要性。他指出，“我们的认识尚未赶上本世纪（20世纪）初的进步青年学生。到目前为止，在他们刊载于《江苏》《浙江潮》等杂志上的详细的社会调查大纲中，仍有很多我们至今作不出答案的项目”。社会环境即是国情。毛泽东十分强调国情研究的重要性，但他说：“国情就是社会的性质”，反而导致许多学者对社会环境（国情）理解的简单化，好像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概念就能够解释全部的社会、历史现象。实际上，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已经初步看出了中国社会环境的复杂性，认为应该挖掉三层“陈土”（军阀、官僚、政客）。这样的认识虽然仍觉肤浅，可是却具有明显的先见性。1982年以来，章开沅先生一直强调社会历史土壤的研究，就是由于从孙中山那里受到启发。除研究社会经济结构及阶级结构外，还特别重视更加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
纵观以往海内外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其重心均偏向于人物和事件，而且又都若隐若现地仅以政治斗争和道德评价为准绳，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研究比较薄弱，因而不仅很难全面认识具体人物或事件在历史上的所有作用，而且也难以提高读者对中国社会环境的了解和对社会发展的把握，因为人物和事件都是社会运动的产物，而运动又总是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的。
而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不能满足于只是调换一下视角再现历史进程，而需力图发现若干意义深远的现象并加以分析，寻求某些层次和范围内的规律性。对已有研究中的一些观点，也可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通过讨论来深化各自的认识。既有研究虽然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传统史学中历来具有中心地位的“政事”，包括国内革命战争和对外反侵略战争，作为关注重点，但经济发展和实业建设问题、教育和文化事业的转变问题、社会结构的变化问题、历届政府的改革乃至改良问题，一直被纳入其研究体系加以考察。而人的素质的提高，则在研究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诚如章开沅先生所描绘的：历史一再地证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历史，是中国革命史的一个鲜明缩影。它所承载的信息，既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民族的苦难，更有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既有革命先驱前仆后继的奋斗业绩，更有他们不屈不挠求索真理的心路历程；既有革命运动取得胜利的辉煌成就，更有历史进程蜿蜒曲折的悲痛教训；既有政治领域的复杂斗争，更有经济、文化方面的丰富内容。所有的历史信息，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
所以，首次在中国举办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深度聚焦这一内涵，将“全球视野”和“书写情感的历史”等纳入大会主议题，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启示。
著名史家陈寅恪曾断言：“真能于思想史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因此，中国学者要发出关于中国研究的权威声音，海外学者要真正读懂中国，唯有通过跨民族、跨国的历史研究，用更宏观的思维，找到共同的道路来解决现实和未来的一些重要问题，才能避开冲突。
据此，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需要有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来承担。因为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涉及复杂的外部联系，既要深刻把握国情，又要透彻了解世情。此外还有语言障碍、资料不足、研究手段需要更新、民族和地域观念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等。所以，要真正严肃科学地进行中国问题的研究，必须具备广博的古今中外多方面的知识功底，也需要科学的态度和探索的勇气。
当今人类文明的最大缺失，就是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造成道德沦落与社会失序。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工作者应该呼吁，一切有良知的人们应该迅速奋起，加强沟通，增进理解，寻求合作，发掘历史文化遗产中有益的精神资源，营造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文化，共同挽救整个人类的沉沦。
法国文化学者马克·克黑朋阐述，历史上人类合作、交流与融合所带来的文明成就，远远大于仇恨与对立所制造出的灾难。克黑朋否认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所宣称的“新世界的冲突将主要不再源于意识形态”，他直言“文明冲突论”实是一种“制造敌人的文化”。克黑朋认为，正是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亨廷顿对于不同文明间的交融与沟通视而不见，而且过分地强调异质文化间的民族冲突与对抗。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情结用最粗糙的“非我族类”原则去宰割复杂的文化问题，低估了人类文明间相互交融互补的作用，而事实上，在正常的世界秩序状态下，人类的合作、交流与融合，远远大于彼此间仇恨对立的关系，因为战争与对立并非人类无法躲避的宿命。克黑朋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可以使得人类世界更为丰富美好，甚至是大家相互学习与帮助的重要基础。
就此而言，具有共同历史文化背景的亚洲各国更应从理解历史出发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与交流。中国迫切需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既需要借鉴历史经验，也需要吸纳他人之长。因此，研究者要充分依据原有研究之长，各自从思想观念发展、政治制度演变、工农业和商贸变迁、城市化及社会结构和民情风俗的嬗变、文化传承和传播方式的变革、中外关系格局和外交得失等方面，分途探讨中国发展乃至世界各国发展的历程和成败，在不同的时段和历史侧面上丰富人们对中国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也初步总结若干经验教训。
我们期待着既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又能对中国现实情况进行系统分析的学者的大量涌现。只有他们，才能读懂中国，才能真正扛起中国研究的大旗。执笔人：乔兆红第一章汉学新动向第一节域外中国学研究方法论检讨
本章对当代中国学术界所进行的域外中国学（汉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从三个方面作了论述。近年来，一些学者将国内从事域外中国学（汉学）的研究称作是“自我殖民化”，认为域外中国学（汉学）是帝国主义的产物，针对这样的观点，本章给予了批评。同时，本章对西方中国学中的问题也不回避，建议建立一种批评的中国学，使国内学术界与国外汉学界展开学术上的互动。只有站在中国学术重建的自我学术立场上，我们才能走出西方汉学界的学术壁垒，建设中国学术界的新的国际话语体系。
当下对域外中国学（汉学）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诸多学科的研究者都开始关注这一研究领域。但他们关于域外中国学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反思不够，由于在研究的方法论上没有太多的自觉，从而使这个领域的研究存在着诸多的混乱与分歧，如果不从研究的方法论上加以辨明，将不利于对域外中国学（汉学）研究的深入展开，为此，本章就域外中国学（汉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作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各位方家。一、对所谓“汉学主义”的批评必须给予回应
近年来，学术界有个别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学术界所展开的对海外中国学（汉学）的研究，对西方中国学（汉学）的翻译工作，是一种自我殖民化的“汉学主义”。他们认为，“广义的汉学与其说是一门学问或知识体系，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汉学包容在汉学主义中。耶稣会会士曾经构筑了一个基督教神话的中国，现代哲学家又开始构筑一个启蒙神话的中国。文艺复兴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启蒙运动则是‘文化大发现’的时代。地理大发现启动西方的世界性扩张大潮，启蒙主义者跟在冒险家后面，在观念中进行‘知识扩张’，在东西二元空间与过去、现代、未来三段时间框架中构筑知识中的世界秩序：西方是自由民主、理性进步的，属于文明的现代；东方是奴役专职、愚昧停滞的，属于野蛮或半文明的古代。在启蒙大叙事中，汉学界定的中国形象成为现代性的‘他者’；中国是进步秩序的他者——停滞的帝国；中国是自由秩序的他者——专制的帝国。在此汉学已经不仅表述知识，而且表述权力。因为一旦确立了民主与专制、文明与野蛮的对立观念，并肯定民主消灭专制，文明征服野蛮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规律，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张就获得某种似是而非的‘正义性’”。
在这些学者眼中，域外的中国学（汉学）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在学术上没有合法性。由于域外中国学（汉学）没有学术的合法性，中国学术界对西方中国学（汉学）的研究也就没有了合法性，所以他们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西方汉学著作的翻译和研究都是一种自我殖民化。看起来这是一个理直气壮的分析，但实际上，这是借助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在中国学上的一个蹩脚运用。这些作者的煌煌大作，其实在理论上没有任何创造性可言，在历史事实的研究上大而化之，将历史归于自己的理论框架，完全套用西方的后殖民主义，在一些鲜丽的文字背后却反映出作者理论的贫瘠和知识的匮乏。
以下我们从知识论的角度来回答所谓对“汉学主义”自我殖民化的批评。（一）对汉学的理解问题
在这段表述中有着概念性的混淆和常识性的知识错误。“广义汉学”和“狭义汉学”是作者的一个发明，实际上在西方作为专业的汉学和作为一般思想和文化观念中的中国认识或中国形象是有很大区别的，前者是将中国作为19世纪后的东方学中的一个学科领域研究，后者则是在不同时期思想文化界和一般民众对中国的想象。显然，前者作为知识体系是有着自身要求的客观性，当然这种客观性是在西方知识体系关照下的，后者只是西方的思想家和民众根据西方不同时期的文化需求所作的想象。从后现代理论来看，任何知识都是具有意识形态特性的，但即便如此，作为知识的中国和作为想象的中国是有着重要区别的。作者将两者之间的区别模糊化，甚至将两者混淆起来，使我们对西方汉学在讨论的对象上发生了混乱。（二）“汉学主义”观点缺乏对西方汉学历史基本知识的掌握
这些学者从后现代主义对知识的合法性质疑出发，来质疑西方汉学的合法性。他们的思路是汉学在西方的学科体系中属于东方学，而在西方的学科体系中历史学、经济学等的研究对象是西方文明的世界，而人类学、东方学是研究野蛮的非西方的学问。作为东方学一个分支的汉学研究的是一个死去的文明，一个博物馆的知识，即便当代的“中国学”研究也并未有多少改进，无非是传统汉学在研究一个“死去的中国文明”，当代中国学在研究一个“西方现代化的中国”。表面上当代中国研究似乎比传统汉学研究更接近中国，但在作者看来并非如此，“从1848年卫三畏的《中国总论》到1948年《美国与中国》，百年美国的中国研究，总体上是误解多于了解、虚构多于真实。以后的50多年也并没有多少改观”。因为，无论西方汉学在哪个阶段上，它总是意识形态性的，或者是“早期显性的意识形态时代”，或者是“隐形的意识形态阶段”，或者是“若隐若现的意识形态阶段”，这样，作者就问西方汉学究竟是科学的学科，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将汉学说成一种“客观的认识”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他主张“汉学更像是一种‘叙事’，一种能主动地选择、表现、结构、生成意义的话语，其随意性并不指涉某种客观知识，而是特定文化意识形态下创造表现意义”。
究竟如何看待已经存在400多年的西方汉学？究竟如何看待已经进入西方知识体系近200年的西方专业汉学？是否像以上作者所说，西方汉学是没有任何客观性的一种西方自我的叙述和西方特定的意识形态。笔者认为，这样的看法是十分片面的，这些作者对西方汉学的历史知识有着严重的缺陷和不足。
汉学作为西方学科的一支，其知识的客观性是不容怀疑的。在这方面法国汉学的研究最为显著，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对中亚和中国关系的研究，对唐代文明的研究；伯希和（Paul Pelliot）对敦煌的研究，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研究，以及对郑和的研究都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法国汉学还可以举出一连串的名字，马伯乐（Henri Maspero）、葛兰言（Marcel Granet）、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谢和耐（Jacques Gernet）等，正如法国学者在评论沙畹时所说的：“沙畹在有生之年，以其耀眼的光芒而显赫一世，致使我们现在感到他是独自一人称霸于当时的汉学舞台。从本世纪初叶开始，簇拥在他身边的是众多既才华横溢又学识渊博的门生。他们继承了沙畹的遗产，并将巴黎所拥有的‘西方汉学之都’的桂冠一直维持到‘二战’的结束。”同时，法国汉学家对中国典籍的翻译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沙畹所翻译的《史记》、葛兰言所翻译的《诗经》、白乐日（Etienne Balazs）所翻译的《隋书·食货志》都是西方汉学对中国典籍的经典译著。
19世纪—20世纪初的西方汉学是在客观主义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尼布尔·兰克（Leopold von Ranke）是客观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他将这种史学思想系统化并广为传播，兰克对传统史学的主要贡献是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史料考订和辨析史料的方法，为历史学成为科学奠定了基础。实证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是由法国哲学家孔德（Comte）所创立的，这种思潮对西方史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法国汉学的史学考证主要是一种语文学传统，他们通过对古文献文本的细读与考证，来寻求历史的真理，这种语文学的传统与客观主义的史学和实证主义的史学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一对文本神圣天性的敬畏和对文本的顶礼膜拜的态度，颇有几分十九世纪晚期法国历史学家的旧实证主义史学的风格，对于他们来说，所有的真理都蕴藏在文本中，只是可惜它几乎总是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历史需经过缜密的文献处理——就如同实验室中化学家所进行的有条不紊的工作——发现真理，从而有益智慧的活跃、人文的引导及社会的进步。”这种客观主义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在史料的发现与考证、文本的整理与注释等方面有着历史性的贡献，而法国汉学的这种方法也同样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认可。傅斯年在谈到伯希和时说：“伯先生之治中国学，有几点绝不与西洋治中国学者相同：第一，伯先生之目录学知识真可惊人，旧的新的无所不知；第二，伯先生最敏于利用新见材料，如有此样材料，他绝不漠视；第三，他最能了解中国学人之成绩，而接受人，不若其他不少西洋汉学家，每但以西洋的汉学为全个范域。”
这里是以法国汉学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事实上，域外汉学，无论东洋的汉学还是西洋的汉学，在几百年乃至更长的历史过程中，他们在对中国文化历史的研究、对中国历史文献的翻译和注释等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同样值得中国学术界尊重。用后现代史学的观点对200年来的西方汉学作出简单化的评价，用一句“这些成果都是意识形态的叙事”来加以否定是极为轻率的态度，是极为不严肃的结论。（三）“汉学主义”提出者对美国中国学的评价缺乏常识
这位作者说：“费正清在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中指出，美国对华的观念‘或是一厢情愿、主观主义、感情用事，或者干脆就是一无所知’。他将美国的中国观分为四种类型，‘离奇的、理想化的、幻灭的或社会学的’统称为‘我们的中国传统’实在令人失望。从1848年卫三畏的《中国总论》到1948年的《美国与中国》，百年美国的中国研究，总体上是误解多于了解、虚构多于真实。在以后的50多年中也并没有多少改观，莫舍尔在1990年的《被误解的中国》中绝望地指出，无知、误解、一厢情愿、异想天开，依旧是美国文化构筑中国形象的基础。即使是一些研究著作，也难以摆脱各种幻象，因为中国研究基本上是意识形态的。”
这段话是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整体性评价，无论是在知识的判断上，还是在对美国中国学研究历史的了解上都是需要讨论的。对于作者至今尚无一本研究美国中国学历史的著作，也无系统地研究美国中国学的论文的情况下，作者敢于作出这样整体性的评判，实在令笔者吃惊。
1．费正清自己对美国中国学的评价是一种学术的反省，不能作为对美国中国研究的整体评价《美国与中国》是费正清的成名之作，这本书在1948年出版后“造成轰动效应，引起美国学术界、新闻界和政界人士的广泛兴趣。以后30多年时间里，这本书几经修改，5次再版，成为西方汉学的经典著作”。当时中国正处在内战时期，美国所支持的蒋介石政权摇摇欲坠，美国此时究竟应该采取何种中国政策，美国应该把中国放在自己势力的什么地位，美国应该如何看待日益崛起的中国共产党？他在书中批评“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的对华政策的墓碑上，首先应指出美国对于中国形势的严重无知”。费正清这本书之所以引起朝野轰动就在于他满足了当时美国对中国的急切了解。在1983年此书再版时，费正清在开卷就说：“此书之所以拥有读者，我想是由于它总结了我们对中国的认识。”从学术上讲，这本书在整体框架上属于认识冲击反应式，在对中国儒家的评价，在对中国文化的整体评价，乃至对当时时局的分析都有许多可以讨论之处。但在400页的篇幅中，该书对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宏观分析，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简略介绍，显示出了费正清高度的概括能力和文化政治视野。作为一种宏观论述的书籍，他不可能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细节上展开，但总体上材料是可靠的，分析也较为客观，尤其对中国当时时局的分析证明了他的一些洞见。所以，这位作者用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中的这段话作为自己的理论证明是完全不对题的，费正清这本书所要解决的就是要纠正当时美国对中国认识的幻象和误解。
2．美国中国学的研究是为其国家利益，但不能否认在其知识上的进步
这位作者认为，“百年美国的中国研究，总体上是误解多于了解、虚构多于真实”。作为一个学者作出这样的判断实在令人吃惊，因为，这说明作者对美国中国学的基本著作和人物恐怕都没有做过个案的研究，不然不会作出这样如此低级的结论。孙越生先生在其主编的《美国中国学手册》中指出：“据1972年和1978年出版的舒尔曼等编的《关于中国的博士论文——西文目录》（1945—1970）和续编（1970—1975）的统计，外国人研究中国的西文博士论文篇数，1945—1950年为211篇，1951—1960年为736篇，1961—1970年为1435篇，1971—1975年为1573篇。从1949—1970年的21年中共完成2217篇，而其中美国即占1401篇，另外，苏联占209篇。这不仅说明国外对中国研究的发展规模有成倍增长的趋势，而且更说明美国在数量上独占鳌头的地位”。根据美国的统计，“1963年，全美国仅有33人获得中国研究博士学位；到1993年，服务于美国大学、政府、新闻界、企业界的各类中国研究专家已愈万人，其中，仅效力于跨国公司、基金会、法律事务所等机构的专家就达5300人之多。”美国中国学专家林白克对于在1950—1979年期间福特基金会在中国学领域的投资规模提供了相当权威性的统计：“福特基金会单独投资约3000万美元，而美国政府和大学一道通过国防教育法也开支了大体相同的数额。”
这些都是学术界公认的统计数字，这是无法用一两句轻佻的文学话语来解释的。美国政府和各类基金会为研究中国所投入的费用成千上万，难道这些真金白银都打了水漂？美国那些著名大学培养出来的上千名研究中国的博士和学者，难道他们都在做着无用功？几十年来美国出版的上千部博士论文难道都是一堆废纸？现在每天有上万人在美国各类智库和基金会服务的美国中国研究专家和学者都是笨蛋？
显然，这位学者完全不了解中国学术界对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进展，近30年来中国学界所翻译的海外中国学著作中美国中国学的书最多，中国年轻一代学者对美国中国学熟悉和研究的程度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朱政惠先生所带领的团队成绩显著，侯且岸先生所带领的团队成绩令人瞩目，刘东先生在翻译出版上的贡献之大无人可比，在文化史上葛兆光的研究，在清史领域杨念群等人的研究都是学界非常重要的成果。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将国内对域外中国学（汉学）的研究归为“汉学主义”，否认对域外中国学研究的合法性，这样的结论在理论上和知识上都有着严重的不足。
后殖民主义是后现代主义在东方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中的变体，赛义德也不否认自己的理论和福柯的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
因此，将西方中国学（汉学）作为“汉学主义”列入批判之列，在理论上基本是套用了赛义德的理论，其理论本身并无多少创造性可言。二、建立一种批评的中国学
当我们批评那种认为国内学者做域外汉学研究就是“自我殖民化”的观点的时候，是否就完全认同了域外对于中国的研究呢？或者说我们是否就全盘接受了域外汉学研究的观点，不加批判地吸收到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之中呢？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批评的中国学研究，这种批评的中国学是站在中国学术的立场上，在一种开放的态度下与域外汉学界展开对话；是秉承着一种学术的态度和精神，从跨文化的角度对域外汉学的历史展开研究，将其对中国文化的误读给予一种历史性的解释，对西方汉学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基督教本位主义给予学术性的批判。对当代的域外中国研究也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吸取其研究之长，批评其研究之短，在平等的对话中推进中国学术的建设和研究。
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是我们展开域外中国学研究、展开西方汉学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开放与包容的文化精神是我们对待域外汉学家的基本文化态度，求真与务实的批判精神是我们审视西方汉学的基本学术立场。从这三个方面出发，我们在历时性的西方汉学历史发展脉络中展开我们的学术性批判和跨文化视角下的包容性解释，这是对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翻译主体的西方汉学家进行深入研究的另一个重要侧面。（一）对传教士汉学著作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应给予批判
美国来华的传教士卫三畏给中国的定位是“现存异教国家中最文明的国家”，这要在当时大概是对中国比较好的评价了，但其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是很明显的。正如后来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汉学家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所指出的：“卫三畏希望纠正19世纪以来西方对于中国的轻蔑与无知，但他没有从当时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中解放出来，他确信，虽然中国绝不是未开化的国家，但中国在文明程度上要落后于基督教国家……在他生活的年代，中国的清王朝正在走向衰落，庞大的中华帝国已经被数量很小的英国军队打败，并且正处在内战中，当他将中国和工业化革命后日益富强的西方世界进行比较时，他几乎不可能再有18世纪欧洲人看待康乾盛世时的那种敬畏和羡慕心情。”
当代学者王立新将基督教汉学家的中国研究，特别是他们将中国近代化的设计归纳为“泛基督教论”和“基督教救中国论”的研究，都认为是传教士汉学中西方中心主义的表现。这些基督教汉学家认为，西方科技发达就是因为有基督教，如果中国走现代化之路，那么将自身基督教化就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作者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无论是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还是维新派的制度变革模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都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传教士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设计却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它并非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和利益出发，而是从西方和传教的利益出发，他们的设计不仅无助于中国的独立和富强，相反会把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引入歧途，因而是有害的。泛基督教论与基督教救中国说都反映出传教士具有强烈的宗教和文化优越性以及殖民主义妄想，因而必须彻底地予以抛弃和批判。”（二）对西方中国学（汉学）研究著作中的常识性和知识性错误应该予以指正
学术研究追求的是真理，历史研究的基础是事实。西方汉学家在对中国的研究中常有一些常识性和知识性错误，对于这些错误，我们都应该本着学术的精神给指出来。
这点在传教士汉学中表现比较突出，许多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并未受过专业的汉学研究训练，即便经过若干年了解了一些中国的情况后，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也还是一知半解，郭实腊搞不清贾宝玉是男是女，吉德把《三国演义》看成统计学的书，这种常识性的错误非常常见。即便是像理雅各这样传教士汉学的佼佼者，在知识上的错误也是很明显的。
不仅仅是传教士汉学家，即便是当代的专业汉学家，在其研究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常识性错误。例如，1997年，美国亚洲学会的最佳著作奖给了芝加哥大学的著名汉学家何伟亚（James L．Hevia），用以表彰他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一书的学术成就，但旅美华裔汉学家周锡瑞认为书中有相当多的常识性的翻译错误，他说：“何著所附词汇表中的错误令我吃惊。这里‘huangdi’（皇帝）被写成“黄帝”，‘gongcha’（实为‘gongchai’即贡差之误拼）被写成“页差”，‘gongdan’（贡单）也随之被写成‘页单’；‘恳求无厌’成了‘恳求无压’；‘冒渎无厌’成了‘冒卖无厌’；或许最令人吃惊的是‘一视同仁’竟被写成‘一视同人’。此类词汇错误，很难使人相信作者能够训练有素地使我们更加接近清代文献的原意。”
又如，美国著名的中国音韵学家柯维南（Weldon，South Coblin）近年出版了《东汉音注手册》（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osses），这是一本专门汇集东汉语音资料，讨论东汉古音及其方言特色的专著，在当代西方汉学的音韵学研究上，柯维南教授是一位重要的学者，他对汉藏语言的研究受到学界重视。1986年，柯维南教授在德国华裔学志研究所出版了《一个汉学家的汉藏语词汇对照手册》（A Sinologists Handlist of Sino-Tibetan Lexical Comparisons）；1987年，他“与李方桂先生合作出版了《古藏语碑文研究》（台北历史语言研究出版）。这些专著都极有价值，后者更是古藏语研究之重要著述。”尽管柯维南在西方汉学界的中国语言研究中是一位重量级的学者，他的著作也都是西方著名的汉学机构所出版，但在内容上仍有缺漏、错误，对此，中国学者虞万里在《国际汉学》上发表长篇论文，对柯维南的《东汉音注手册》一书中的问题，逐一作了订补。在文章的最后，虞万里作了一个总结，他说：
以上分别对《东汉音注手册》中三礼资料进行了订正和补遗。订正部分，分五大类，十三项。一般多为一条资料中有一处差误，也偶有二处者。以异文作汉读者1条，以经文作汉读者1条，非汉读入汉读者3条，汉读入非汉读者2条，作者不明或误标作者4条，例字颠倒者4条，例字讹误者16条，篇名错误者25条，篇名不全者8条，篇名拼音误者2条，汉读代码误者21条，代码例式与原文不符者33条，无代码例者29条，总计149条。补遗部分，依《周礼》《礼仪》之序。《周礼》杜子春85条，其中同字重复4条；郑兴2条；郑众73条，其中同字重复者10条；郑玄77条，其中，重复者15条。《礼仪》郑玄26条，其中同字重复者5条。《礼记》郑玄93条，其中同字重复者13条，总计356条。由于三礼的汉读资料较为复杂，许多问题涉及经义和版本校勘。柯先生虽说以《汉魏音》为主要参考书，但具体每条资料未明确交代版本所出。所以尽管笔者比堪版本，并利用清人校勘成果加以订补，仍然未必正确，也未必符合柯先生原意，恭请柯先生和方家批评指正。
我们这里大段引出虞万里的文章目的就在于，这是一篇非常专业的文章，在知识上实证性很强，不易转述。同时，从这段长引文中读者可以看到即便是西方一流的汉学家，在其研究中也会有知识上的差误，任何一位西方的汉学家都不可自以为是西方知名大学的教授，在汉学研究上就可以保证没有差误。学问无东西，知识无国界。即便是中国学者在从事自己的研究中也常常有知识性的差误，中国学者在母语的环境中尚且如此，西方汉学家出现这些错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些知识性的差误可以视而不见，相反，中国学者理应从学术角度加以批评指正。
目前，在中国学术界所逐步展开的国别汉学史研究成绩可喜，“有胜于无”，学术总是一步步地发展、丰富和积累起来的。国别汉学史作为一个学术史研究的领域，它探究的是中国历史文化在域外各国的传播和发展，这样学派的梳理、人物介绍、历史的沿革、名著的分析就成为其基本内容。从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的《欧洲之汉学研究》，到中国学者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中国学者在汉学史的研究上已经取得重大的历史性进步。李庆先生的《日本汉学史》更是洋洋洒洒，有5卷之巨。中国学术界的从事域外汉学研究的学者应该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写出更为系统的国别汉学史。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的是，汉学史的书写一方面是我们从事西方东方学研究的一个部分，自然要熟悉各国的历史文化对其东方学研究和汉学研究的影响。但是，各国的汉学史毕竟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尽管汉学家们在知识的解释和理解上有着自己的文化特点，但就知识本身，它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转述和记载。对于这一部分，中国学者有责任对其展开批评，指出其贡献和不足。汉学史的研究不仅仅是我们对汉学学术发展的梳理、对一些著名汉学家的颂词，也是中国学者与汉学家们的对话。显然，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尚不到位。在对国别汉学史的研究中，在对汉学家的研究中，需要我们努力与汉学家们展开学术性的对话。
在这方面，学术界也有了进展，严绍的几名高足对日本汉学家的研究已经不是仅仅停留在对汉学家历史的介绍，而是对学术和知识展开了对话性研究。这说明，批评的中国学展开有赖于中国学术界对汉学研究的深入展开，有赖于中国学术界各个专业学者进入汉学研究这个领域，与国外汉学家展开对话。只有如此，中国学术才会在世界上真正展开，对汉学的研究才会从单纯介绍发展到真正的研究阶段，西方一些汉学家再也不能轻蔑中国学者的研究。让东方学回到东方，汉学研究回到其故乡，这是很自然的。中国学者在绝大多数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这是不可否认的，每一个西方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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