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柯象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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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象峰文集试读：
柯象峰与20世纪中国社会学
——《柯象峰文集》编者序陆远在20世纪中国社会学发展进程中，柯象峰（1900～1983）是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和地位的学者。尽管柯象峰留下的学术论著篇幅不多，[1]学术界对他的关注和研究亦少（杨雅彬，2001：581～596；庞绍堂，2005；吴敏，2005；张越，2014；钟荣帆，2015），但他的治学经历、学术成果与心路历程具有丰富的学术史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他一系列的学术论著中，特别是两部代表性著作《中国人口问题》（1934）和《中国贫穷问题》（1935）上——前者是20世纪上半叶介绍人口理论与资料最全面翔实的著作之一，后者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贫穷问题的专著”（杨雅彬，2001：582）。这种价值也体现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柯象峰在中国社会学学术共同体的组织、建设和学术交流中发挥的作用上。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把柯象峰的学术生涯置于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背景下观照和解读，不难发现其留学经历与学术背景、学术方向的转向、社会角色与学术旨趣的内在关联等诸多问题，都颇具学术史反思价值。而他的一生正可以看作20世纪中国社会学坎坷命运的真实写照。一
1900年11月11日，柯象峰出生于安徽贵池县城西门一户中下层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祖父是当地县衙文书，父亲有过秀才的功名，民国以后担任当地小学教员。在家乡接受了旧式传统教育后，1913年，柯象峰前往距离家乡最近的近代都市南京继续求学。因为家庭清贫，他选择进入设有高额助学金的教会学校金陵大学（以下简称“金[2]大”）附中就读。富有历史意味的是，柯象峰的早年经历，与中国[3]社会学史上另一位著名学者吴景超（1901～1967）极其相似。两位早期中国社会学家“生命史标本”的学术价值在于，一方面，从教育史的角度揭示出20世纪初中国社会在西潮冲击下的“现代化”路
[4]径，另一方面，体现了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教育体系转型过程中的影响（Zen Sun，1986；卢茨，1988）——从下文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柯象峰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也是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因素。
进入中学后不久，柯象峰与吴景超的求学轨迹开始发生变化——吴景超在入学的第二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北京继续完成中学教育，随即于1923年赴美，先后在明尼苏达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而柯象峰因为身为长子家累甚重，在金大附中毕业后，考入金大经济系——主要原因正是经济系课程安排相对轻松，有余暇打工赚取学费（柯宁美，2005：60）。大学二年级开始，柯象峰把年仅10岁的二弟柯象寅（1911～1998）接到身边，以半工半读的薪[5]水支付两人的开支。1924年，柯象峰毕业后留校，成为金陵大学社[6]会学系第一位助教（金陵大学，1948：20）。这年暑假，柯象峰回乡，在乡绅崔国因家担任西席，因此与崔氏孙女崔靖华结婚，并获得[7]崔家财力支持，于1927年赴法国里昂大学攻读“社会经济学”博士学位（柯宁美，2005：8）。
20世纪20年代的里昂大学，是巴黎之外的学术重镇，也是除巴黎大学之外第一个设立中文讲座的法国高等学府（刘厚，1981：392）。在柯象峰之前，中国早期社会学者张竞生（1888～1970）、许德珩（1890～1990）等都曾在此求学。就在柯象峰抵达法国前，里昂中法大学（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开办，成为留法中国学生的主要聚集地。柯象峰携妻挈女，生活安定，他在里昂的公寓一度成为当地中国留学生聚会的中心（柯宁美，2005：15）。当时，在里昂有好几位攻读社会学的同道，如萧子昇（1894～1979）、崔载[8]阳（1902～1991）等，柯象峰与杨堃（1901～1997）交往甚多，1929年他们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会”（中国社会科学会，1930：64～66）。此后不久，这个研究组织活动重心转移到上海，蔡元培曾专门表彰其“注重于书报译述，谋增进民众社会常识”的成绩（蔡元培，1988：86）。1929年，柯象峰完成了题为《中国的生产、信贷与交易组织（1894-1914）》（L’Organisation de la production，du crédit et de l’échange en Chine de 1894 à 1914）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转赴伦敦大学进修。半年后，柯象峰带着妻女，自巴黎启程，取道欧亚铁路，经德国、苏联等地回国。此前，他已接到母校金陵大学的聘书，担任社会学系教授——此时的系主任，正是柯象峰的安徽同乡、金中校友，先期自美回国的芝加哥大学博士吴景超。不久，吴景超北上赴清华大学任职，临行前推荐柯象峰接任系主任一职。此后的五六年，是柯象峰学术生涯中最安逸的一段时光——他住进了新建的小桃园联排别墅（金陵大学，1948：20；柯宁美，2005：68），并在这里完成了两部代表著作——《中国人口问题》和《中国贫穷问题》（柯象峰，1934、1935），两部书的版税足以使他在南京城内购置宅基地造屋（柯宁美，2005：90～93）；他组织师生完成多[9]项社会学调查和社会服务工作；在他的设计和安排下，抗战前金大社会学系的课程安排与教学体系已相当完备（金陵大学秘书处，1933：196～199），在中国社会学社第六届年会上，柯象峰被选为副理事（即副会长）（孙本文，2012：327）。
好景不长，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沪宁震动。11月18日，金大宣布停课，西迁成都。慌乱之中，教育部无法妥善安排搬迁事宜，主要靠师生自谋办法，此时柯象峰兼任学校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常委，是搬迁工作负责人之一，数月流离的艰险辛苦，可以从柯象峰长女柯宁美多年后的回忆中略窥一二（柯宁美，2005：102～112）。
1938年3月，金大在成都华西坝正式复课。鉴于战时实际需要，社会学系划分为五组：普通社会学组、都市社会学组、乡村社会学组、边疆社会学组、社会福利行政组。抗战期间，在柯象峰的擘划之下，金大社会学系在日常教学科研以外，把更多精力投注于满足战时大后[10]方实际社会需求之中。对柯象峰本人，在日常教学和社会实地调[11]查之外，他的社会角色与学术旨趣也因战争而开始发生变化。
一方面，此时的柯象峰开始更积极地参与社会学界的活动，从单纯的学者逐渐成为战时后方重要的学术组织者、评论人与活动家。鉴于战争形势，根据1939年全国基督教教会大学校长联席会议的安排，金大与另外三所教会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协和大[12]学联合办学，“虽分四校，实则合作为一”。柯象峰与四校聚集的社会学者如徐益棠（189～1953）、蒋旨昂（1911～1970）、龙冠海（1906～1983）、姜蕴刚（1900～1982）、胡鉴民（1896～1966）等[13]彼此切磋学术，可以视作一个小型的学术共同体。从1940年开始，柯象峰陆续担任国立编译馆社会学科专门名词编订委员会审订委员、社会部“社会学设计委员”、中国社会学社第七届理事会正理事（即会长）等职，还一度应邀筹备组建战后社会建设委员会（金陵大学文学院，1943：21；孙本文，2012：326～327；黄炎培，2008（8）：164）。
另一方面，正如下文将详细阐述的，除原有的人口与贫苦问题研究专长之外，柯象峰此时又根据战时“边疆学”的新兴研究趋势，开拓了边疆民族研究的新领域，留下了一批学术遗产。
抗战胜利后，金大回迁南京，柯象峰的学术涯迎来了又一个短暂的“春天”。1947年9月底，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和国民政府社会部的委托，柯象峰赴英国考察社会行政与福利事业，为期三个月，这[14]是他自1930年毕业回国后首度出国访学。当年年底，柯象峰又应邀赴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讲学（Editors，1948：159），还代表中国社会学家出席了国际社会学会（ISA）成立之初的几次会议（Platt，1998），同时以“国民政府内政部人口局特别顾问”的身份联络美国人口研究机构安排第一次全国户口普查事宜（柯象峰，1948：53，包惠僧，1948：54）。
在美国讲学的半年期间，柯象峰获聘普林斯顿大学的固定教职，后帮助两个女儿申请到了攻读学位的奖学金（柯宁美，2005：167），不料国内局势骤变，他辞去教职，于1948年底回到金大，五个月后，南京解放。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高校的主要工作是强化政治教育，金大自不例外。尽管当时社会学系因为属于“方针及观点有待转变与明确而必需整编教材之系科”，已经暂停招生，但柯象峰作为旧金大的知名教授，开始时仍受到礼遇，还被选为政治教学委员会委员。[15]然而政治形势变化之快令人始料不及，1951年元旦刚过，柯象峰被通知参加金大土改学习工作，在此后近一年时间里，柯象峰参加了高强度的土改运动（柯象峰，1952）。随后的1952年，社会学学科在全国范围内被取消，他本人也被作为金大三个“反动教授”典型受到[16]批判。
此后的20余年，像绝大多数他的同道一样，柯象峰被迫远离了社会学研究，在南京大学外语系任教。直到1979年，社会学恢复重建，柯象峰与原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言心哲（1898～1984）一道，作为20世纪上半叶南方社会学界硕果仅存的代表，参加了重建[17]过程中一系列工作。在耄耋之年，他幸运地看到了中国社会学在沉寂1/4个世纪之后的复苏。
1983年10月23日，柯象峰在南京大学二号新村家中逝世。二
人口问题是20世纪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因而也成为中国社会学主要关注的领域之一。20世纪上半叶，学术界就此发表了大量论著译述，中国社会学社唯一一本正式出版的年会论文集，关注的核心就是人口问题。50年代中期，一批社会学者试图恢复已被迫取消的社会学学科时，也是通过强调社会学在人口问题研究方面的价值而寻求学科恢复的合法性（费孝通等，1980）。到70年代末，重建社会学的历程，依然以对人口问题研究的复兴作为先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1989）。
作为一个学者的个案，柯象峰的学术生涯，几乎与上述脉络同步。1934年，他完成的第一部专著就是《中国人口问题》，也是20世纪上半叶，对人口问题论述最全面、数据和资料最丰富的著作之一。到1956年，费孝通还一度设想调柯氏北上，进入中央民族学院，专门进行人口问题的研究（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9）。而柯象峰晚年公开发表的最后几篇文章，也都涉及人口问题研究（柯象峰，1979，1981，1982a），可以说，对人口问题的关注贯穿柯象峰学术生涯的始终，而他此后关于贫穷问题和社会救济问题的研究，也是从人口问题衍生出去的，因此，“人口-贫穷-救济”构成了柯象峰学术思想的一条主线。
尽管中国自古对人口增减的关注就不乏其人（柯象峰，1934：44～45），但学术界开始认真思考和热烈讨论人口问题，主要是从20世纪初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传入开始的（柯象峰，1934：41）。核心议题有两个，首先，对中国人口状况的基本评价，即中国人口是否过剩；其次，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途径有哪些。
与同时期其他许多关注人口问题的学者不同，柯象峰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观照，首先是自觉地在世界人口变迁的大格局下进行的（柯象峰，1934a，1934b，1934c）。他认为，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一是人口分布不均，二是生活资料分布不均，三是人口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问题突出，四是出生率分布不均，五是优生问题，六是极端都市化问题，七是进入20世纪依旧严重的殖民主义对人口问题的影响。
针对以上问题，柯象峰提出了“适中人口”的概念，作为解决人口问题的目标。所谓“适中人口”，指的是“在某种自然资源及存在某种生产制度或社会及经济的组织下，能使每一个人口均能获得充量的经济收入或经济物的人口数量”（柯象峰，1934c：417）。为实现这一目标，他提出了解决人口问题的四条路径：世界人口分布合理化、各国产业分布合理化、各国人口增加合理化以及优生的法制化与合理化。
在柯象峰看来，最令人担忧的是人口已经过庶，但因为文化落后，对此浑然不觉，因此，他特别强调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在于改进文化。上述四条路径，实际上都以文化进步为基础。正因为如此，孙本文对柯象峰人口问题研究给予高度评价，“自来人口论者大抵不出马尔萨斯之窠臼，注重纯粹生物的与经济的因果之探讨……而人口问题之重心，在文化而不再人口与食品……故研究吾国人口问题者，其注重之点应在如何改进文化环境。……柯象峰教授此书，其所持论，大率近是”（柯象峰，1934c：1）。
从本国人口问题出发，将其置于宽广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讨论，将其视作社会大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加以考察，并以世界性的眼光来寻求解决之道，即使以今日的眼光来看，也不失为一种先进的研究理路（庞绍堂，2005：165）。
人口问题之严重性，集中于贫困问题的产生。柯象峰随即将其对民生的关注转向贫困问题。贫困问题虽乃人口问题的直接后果，但其成因则具有多重性。所以贫困问题并非某一单纯因子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社会问题。
柯象峰认为中国贫穷问题成因有三方面：其一，地理因子即地理环境因素，包括人均耕地面积不足，矿藏资源不丰，森林资源荒废，气温在地域、时间上分布不均匀，旱灾水灾频仍等。其二，生物因子，指生物环境的弱点，包括蝗灾频仍、各种病虫害多发，恶化了农业生产环境；各种疾病频发、流行，恶化了人的生存环境；公共医疗卫生制度及设施又极度落后，两者交相作用，导致恶性循环。其三，人口过庶。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百年来人均寿命不足35岁。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传统社会心理还追求多子多生，又是一种交相作用，导致恶性循环（庞绍堂，2005：166）。
柯象峰为防治贫穷指明的途径，其一为预防，包括改善自然环境与改善社会环境。其二为发展社会救济事业。预防乃治本，但须假以时日；救济为治标，可立竿见影。诸多贫穷问题也迫切需要解决，因此救济不仅必要，而且必须。以预防做基础，行救济之实践，二者齐头并进，标本兼治，贫穷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柯象峰先生立足于社会实际，对中国社会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明确了中国社会的救济范围、对象，并对之做了科学分类，研习了发达国家的各种社会救济模式，还结合中国国情，提出必须由政府和社会共同进行、共同发展，才能趋于完善，才能充分发挥社会救济的功能，才能推动中国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之道。他还提出了诸多具体的措施与对策建议，包括树立正确观念、筹措资金制度、培养专业人才等，完整地架构了当时条件下中国救济事业的理论与实践及制度框架。三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客观上为中国民族学发展提供了契机，对柯象峰及其所在的金陵大学而言，这种契机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战争的危机使西部边疆对新兴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各级政府主导或资助的各种实地考察为边疆民族研究的兴盛提供了动力。第二，战时各大学和研究机构西迁，为学者实地考察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提供了便利。特别是如上文所说，战时五大学在成都联合办学，当时居住在此处的民族学家最集中，学术活动最活跃，客观上使成都成为当时中国民族学的中心之一（王建民，1997：218）。第三个方面来自金陵大学的教会背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华基督教会的发展经历了重心从沿海通商口岸转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过程，在抗战中体现为基督教会倡导的边疆服务，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也对金陵大学边疆民族研究的持续深入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杨天宏，201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金陵大学西迁成都后，柯象峰的学术重心发生变化，从社会学转向民族学，特别关注对西康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18]
从1938年开始，柯象峰连续三年深入藏、彝两族聚居区进行实地考察（金陵大学文学院，1943：13～14）。1938年8月至10月，柯氏偕徐益棠等前往甘孜、炉霍、道孚、泰宁、康定、泸定、汉源、雅安等地，对当地藏民生活进行了历时两个多月的实地考察，沿途搜集文物标本52件，拍摄照片283张。事后柯、徐二人分别发表了长篇旅行日记（柯象峰，1941b；徐益棠，1940），柯象峰还撰写专著对西康社会进行了全景扫描（柯象峰，1940a）。1939年11月，柯氏带领学生赴峨边县对彝族社会生活概况进行初步调查，所采用的方法包括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1940年7月至11月，柯氏再赴雷波、马边、峨眉、屏山各县彝族聚居区进行考查，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有关边区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报告（柯象峰，1940b）。1941年，柯象峰陆续参加了边疆学会、边政学会等机构的活动（顾颉刚，2007：638）。1942年，由金大社会学系主办的《边疆研究通讯》创刊，柯象峰专门撰写了“发刊辞”（柯象峰，1942）。
抗战结束，金大回迁南京，柯象峰依然与一批民族学家保持密切往来，1947年启程赴英国前夕，他专门邀李安宅（1900～1985）、徐益棠、凌纯声、卫惠林、马长寿（1907～1971）、韩儒林（1903～1083）等民族学家聚谈（顾颉刚，2007：90）。1948年在美讲学期间，柯象峰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JS）上发表了有关彝族婚俗的论文（ko，1949），还发表了书评，对长期在西南彝族聚居区进行传教和研究的传教士海恒博（A.J. Broomhall，1911～1994）有关黑彝研究的专著进行点评（Ko，1948）。
综合而言，柯象峰边疆少数民族研究的学术贡献在于：第一，藏族研究方面，概述了西康地区的历史、地理、人口、种族、社会、文化等变迁状况，同时以游记形式生动白描了20世纪30年代西康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情形（柯象峰，1940a，1941b）。特别是从人口、家庭领域入手，柯象峰详细分析了西康居民人口分布、结构、迁徙和变迁过程，认为虽然西康地区人口密度低，且有出生率低、死亡率高、结构不合理、受教育程度低等弱点，但“决非如吾人想象为一弱小民族”，而是自有其优秀品质，所谓“人生如演戏，地境如舞台布景，人口如演剧人才”，戏剧表演的成功与否，要看舞台与演剧者的协同配合。这种生动譬喻，似乎与十多年后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E.Goffman，1922-1982）提出的“拟剧理论”遥相呼应（柯象峰，1940a：55～57）。对西康地区在性与婚姻方面迥异于内地的风俗（如普遍存在的未婚先孕、一妻多夫现象），柯象峰也认为根源在于经济背景，“若谓此为自然现象，或批评其淫乱，则系皮相之谈也”（柯象峰，1940a：62）。
第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波诡云谲的变化，无论沿海都市地区，抑或偏远民族地区，都不同程度上卷入时代变动的洪流之中。通过研究柯象峰对西康地区的考察，可以从中洞悉时代变局与边疆民族地区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在西方探险家的刺激和抗战建国的大背景下，西南边疆才逐步进入民族国家建构的视野，建设边疆的愿景才逐步得以实现。同时，柯象峰结合早年留学法国的学术经历，将西方社会学理论应用于西康实地考察，通过交谈、摄影、调查问卷、收集民俗文物及查阅档案资料等方式丰富了考察内容，推动了社会学中国化的风气与进程（钟荣帆，2015）。
第三，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和改善藏、彝少数民族边疆治理的策略建议。对于西康藏区，柯象峰拟定了一份详尽的“西康经济政策刍议”，提出“因俗为治”、“因时因地制宜”和“执简驭繁”的社会治理原则，制定了西康地方的“土地政策大纲”、“贸易政策大纲”以及生产、教育、殖民等政策大纲（柯象峰，1940a）。对于凉山彝区，柯象峰则通过对西康省立马边小学的个案考察，总结边疆少数民族教育在教材、师资、经费、生源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认为边区教育不能采取寻常办理教育的方式（柯象峰，1940b）。
第四，在实地考察与经验研究基础上，对边疆研究进行了整体擘划。在柯象峰看来，系统的边疆研究应当结合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各类型学者共同参加，其中“人文重于自然”，而担任主角的则应该是民族学家与社会学家。因为所谓边疆研究，重点还是从了解边疆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入手，进而对其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变迁形态做出深切了解，最终寻求边疆问题的解决之道。他参考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出版的《人类学札记及询问要览》、耶鲁大学的《文化资料大纲》以及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文化论》，拟定了详尽的少数民族文化模式研究内容体系（柯象峰，1941a）。这篇文章此后经常被征引，成为对边疆研究进行宏观述论的代表作，被视作介绍20世纪上半叶边疆少数民族研究方法的经典[19]文献之一。四
由于种种原因，除了1989年上海书店“民国丛书”和2009年大象出版社“民国史料丛刊”分别收录柯象峰先生的《现代人口问题》和《西康社会之鸟瞰》（均为影印本）之外，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尚未出版过柯象峰先生著作的排印本。
作为原中央大学社会学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余绪的继承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自2012年就在院长周晓虹教授的倡议下，启动了中央大学、金陵大学老社会学家著作整理工作，先后出版十卷本《孙本文文集》和一卷本《乔启明文选》，这本《柯象峰文集》也属其中之一，收录了目前能找到的柯象峰先生大部分单篇论文，并选择收录了柯先生三本主要著作《现代人口问题》、《中国贫穷问题》和《社会救济》中的核心章节。其他未收录的文章，统一在书后的“柯象峰著作年表”中存目。
在文稿整理过程中，编者始终得到柯象峰先生的女儿柯宁美老师、女婿潘君拯教授和外孙女潘永欣女士的关心和帮助。最令我抱憾终身的，由于本人的拖沓，柯宁美老师生前未能亲眼见到本书的正式出版。谨以本书作为心香一瓣，献给柯象峰先生父女，向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两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傲人风骨和家国情怀，致以深深的敬意。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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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柯象峰生前出版的学术著作，目前可以搜集到的有五种，仅存其目的有两种，此外目前搜集到的学术论文、时评、调查报告等，约35万字。
[2] 金陵大学附中（即今金陵中学前身）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创办的汇文书院中学部“成美馆”（今天金陵中学本部即坐落于汇文书院旧址）。汇文书院是美国基督教会在南京创办的第一所高级学校，也是基督教会最早在华创办的学校之一。此后南京城内几所教会学校陆续合并，并于1909年成立金陵大学，并设附属中学（刘靖夫，1929：2；陈裕光，1989：6～7）。
[3] 吴景超生于1901年3月3日，只比柯象峰小四个月；他的故乡是安徽歙县，与柯象峰家乡贵池相距仅200公里左右。吴景超“小工商业者”的家庭背景也与柯象峰类似。在柯象峰前往南京求学的第二年，吴景超也从皖南山区出发，前往南京，同样进入金陵大学附中求学（参见谢泳，2009：170；吕浩文，2010：166～167）。
[4] 这种路径既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在西部乡村接受传统教育，再前往东部都市接受现代教育，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即传统知识分子的衰落和接受新式教育的新知识分子的崛起（Feuerwerker，1983：128-153；罗志田，1999：1～81）。
[5] 柯象寅此后考入中央大学农学院，毕业后赴美，获得威斯康辛大学农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复旦大学教授，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等职，是我国水稻栽培科研领域的先驱之一（柳传寅，1989：256～260）。
[6] 金陵大学社会学系名义上成立于1912年（金陵大学，1948：20），但早期其课程设置与专业化、体制化之后的“社会学”大相径庭，而是囊括宗教、哲学、心理、历史等科的“杂烩”，在此后的十几年里，金大社会学系一直没有具有社会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参见《教育部视察金陵大学报告》，《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22页）。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学完备的学科体系建立之前，这种现象在各大学并不鲜见。
[7] 崔国因（1831～1909），同治进士，早年鼓吹洋务运动，受李鸿章赏识，成为晚清安徽首位驻外使臣，有《出使美日秘国日记》传世（崔国因，1988）。晚年辞官归乡经商，家资巨富。
[8] 萧子升曾发表多篇社会学论文（萧子升，1928a，1928b），崔载阳则是最早从教育思想角度研究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学者（崔载阳，1981）。
[9] 抗战前柯象峰在金大社会学系组织的社会调查包括乌江人口调查研究、南京绸缎业职业工人调查、南京大王府巷贫民调查研究、南京市贫民调查研究、家庭组合调查研究、婚姻研究等（金陵大学，1948：20）。此外，柯象峰还曾与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联合组织了农村调查（郑林庄、柯象峰，1935），与金大农艺系联合组织南京羊毛业调查（金陵大学，1948：20）。
[10] 包括与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各项合作事业，举办现代问题座谈会，特别是鉴于战时社会服务人才的需要，添设社会福利课程，开办社会福利行政特别研究部，在成都开设社会服务部实习所，“理论实际同时并进，以期达到科学化而谋养成社会福利之人才”（金陵大学文学院，1943：20～22）。
[11] 这一时期，柯象峰主持的社会调查包括成都卫生事业调查、成都皇城坝劳工家庭生活调查、成都青羊宫社区调查、四川农佃分布情况调查、四川农村阶级变化情况调查等（参见国民政府社会部统计处编，1935；金陵大学，1948：21；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8：253）。
[12] 参见《四川大学校史稿》，卷4《华西协和大学（1910-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第105页。此后，1942年，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与前四所学校合称“华西坝教会五大学”（参见岱峻，2013）。
[13] 在学术之外，这群学者还积极进行战时社会服务，如1940年，金陵大学联合成都广播电台举办时事广播，柯象峰多次应邀宣讲诸如“社会建设与科学教育”“中国人口问题”等主题（参见《金大校刊》第260号，1940年印行）。
[14] 参见《申报》10月7日二张六版、11月25日二张六版报道。
[15] 以上史料参见《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80、224～229页。
[16] 柯象峰因“贩卖马尔萨斯人口论”，被视为“买办资产阶级代表”；王绳祖因讲授西洋史，被视为“法西斯主义代表”；陈恭禄因讲授中国通史，被视为“封建主义代表”（柯宁美，2005：204）。
[17] 据亲属回忆，1957年，陈达、费孝通、潘光旦等北方社会学家筹划恢复被取消的社会学科时，曾专门来南京与柯象峰沟通意见，后因“反右运动”而未果。1979年3月，柯象峰受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社会学科研人员座谈会”，并被选为随后成立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这次座谈会被视为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开端。1981年12月，柯象峰再赴北京参加中国社会学会理事会议，连任中国社会学会顾问。此间，他还被选为江苏省人口学会、江苏省经济学会和江苏省社会学会顾问（参见柯宁美，2002：141；人民日报，1979；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1989：9；柯象峰1982b：12；江苏省社联，1982；秘书组1982：1～3；兆瑞、炳济，1982：16）。
[18] 当时对彝族的称谓，有夷族、夷民、猡猡、倮倮等，本文中均以民族识别后统一称谓“彝族”称之。
[19] 2004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一书，搜集了该领域19篇重要的文献，柯象峰这篇文章即为其中之一。[1]
达尔德传
（1931年）引言
任何科学的建立，固然非短促的时间所能成就，也非一二人所能为力；大都是多数的学者，在不同的时间及空间上，在不同的立足点上，不断的努力一点一滴的建造起来的。社会学之有规模初具的今日，虽则孔德氏于百年前已作开始创立的企图；若不是一世纪以来，各国的学者，从生物学、人种学、地理学、历史学、心理学以及其他种种研究上，不断的供给社会学的材料，恐怕像目前的成绩，还不见得有罢。在建设社会学的主要人物中，除掉孔德、斯宾塞、涂尔干等已有人介绍外，我现在来介绍达尔德。
达尔德不只是一个社会学家，同时也是一个犯罪学家、群众心理学家。他是一个法官，但同时也是一个教授，一个具有科学的精神兼有艺术的天才。除掉他对于社会学的有名的著作外，对于犯罪学、法学、刑罚、群众心理，也有相当的研究及著述，而且旁及诗画，故他的著作，皆饶有文学风味。在大家根据生物学，物质环境来解释社会现象的时候，他从模仿等人类交感行为，或心理方面，来阐明社会现象本身的性质，可谓思想卓越，独辟蹊径。所以又有社会心理学派巨子和先进之称。
我们研究社会学的人，瞻仰先达，实在有作深一层认识他的必要。所以我在搜罗批阅关于他的事迹及著作后，将他的生平、思想的背景及学说，来叙述一番。
一 他的生平
达尔德于1843年3月10日生在法国南部多尔端省（Dordogne）之沙拿乡（Sarlat）。他的家庭在这一乡是一个望族。他的先人，有名约翰者，是一个天文学家，同加利利俄（Galileo）交往甚密。他的父亲（1797～1850）本来是一个军官。后来退伍，学法政；终被任命为沙拿乡的审判官。人甚强健有德，虽亦长于文事，终以驰骋生活为可喜。初娶锐氏，早卒无子女。年44岁，续娶露克斯氏。露氏亦系出于当地名门。结婚时只有19岁。结婚后三年生达尔德——他们俩唯一的孩子。所以达尔德在秉赋方面是甚优秀的。现在为叙述简明计，达尔德的一生可分为三个时期：（一）少年时期（1843～1869）（二）沙拿乡为法官时期（1869～1894）（三）晚年留居巴黎时期（1894～1904）（一）少年时期（1843～1869）
少年时候的达尔德，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因为他7岁丧父，相依为命的，只有年轻的寡母而已。达尔德的母亲，是一个见解卓越、勇于负责、持身严谨、待人以善的仁厚女子。所以达尔德受了这慈霭母亲的薰陶，心性的优美化，自是一种当然的结果。
年稍长，母亲将他送入一个教会中学读书。法国中学教育，素主严格，高级生的管理尤严。虽然他在学校中，成绩第一、得奖最多，为师长所喜爱；但他以秉着一种坚强的个性，且酷爱自由，对于学校的专制压迫，总是深恶痛恨，不易忍受，甚至有一次闹到越墙逃学。
17岁毕业于中学后，雅好作诗。青春之火，尽量抒发。且喜研究科学，尤爱数学。考得大学初级学位后，本有对于各项学术广为涉猎的计划；不幸眼疾严重，研究学术工作，不得不告停顿。
从19岁到25岁，六年间，眼疾时愈时发的作祟，因此达尔德宏壮的求学志愿，意而灰颓。不得已乃从母命，专攻法学，以便他年作法官度安静生活的准备。但是他总是时时怕他那智灵之火，停止燃烧，常沉醉于遐想及推理。继而又想到独立的思维，终属偏颇难全；所以仍立志借助于几家学说。与以影响较深的，当推黑格尔（Hegel）及古禄（Cournot）二人。达尔德尤尊崇古禄，因为他在他所著的《模仿的公例》（Les Lois de L’Imitation）的绪言中，曾说过：“在我少年时代，我之所以没有因着感智识的恐慌，而濒于死的危险，都是因为得了他（古禄）。”不过因着眼疾的原因，他老是留居在这僻静的乡间，孤陋寡闻是免不了的。因此影响到他后来的著述。纯理的色彩特多，就是这个缘故。
他继续在徒鲁斯大学法科，读了两年书。第三年（1865）入巴黎大学，毕业得法学硕士学位。（二）沙拿乡为法官时期（1869～1894）
他的健康，日渐恢复，在25岁时，眼疾痊愈。因为他对于哲学兴味甚浓，很想找一种清闲事业，好让他有时间去尽兴做研究哲学的功夫。恰好1869年，他得被任为沙拿初级法官。一任四年，在这四年的乡居和安静生活中，时时徜徉于山巅水崖之间，怡性陶情，静观万物；对于宇宙间之重演，冲突，和谐各种现象，领悟不少，并且时时缘笔记其大略，实为他日后社会学名著的章本。1873年，被政府调任卢非克城（Ruffec）法官。1875年，被调回沙拿故乡，任审判长，直到1894年移居巴黎为止，约二十年。所以在他的诗文中，有“生于斯，死于斯”的感慨。在这二十年中，可记的事，就是他已经渐渐抛开哲学的研究，来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继续的搜集材料同著述。
1877年，他结婚。且曾偕同新夫人到意国罗马（Rome）及佛兰润斯（Florence）去旅行。也许在这时期中，他已知道了一些关于意大利犯罪学家伦勃罗梭（Lombroso）辈的工作。
他因为做了多年的法官，对于犯罪现象，得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对于当时负盛名的新派，即意大利犯罪学派的理论，发出一些有价值的批评。且因此得名。1882年，渐渐同伦勃罗梭、加罗法罗（Garofalo）、飞利（Ferri）等犯罪学家熟识。一切讨论这问题的文字，均载在巴黎出版的《哲学杂志》中。1886年，他综合这些材料，再重新编著，成了一部《比较犯罪学》（La Crimilalité Comparée），这是他第一部著述。在这本书中，他反对旧派犯罪学家及伦勃罗梭派的理论，另成一法兰西学派。他以为犯罪的原因，不应只着重生理的、人种的、遗传的方面。他以为犯罪主因还是社会原因：那就是说教育及模仿行为，也是很重要的因子。1890年，著《刑罚哲学》（La Philosphie Pénale）。此后声誉日隆，意、俄诸国学者，很有些人推重他。至此，他犯罪学的研究暂时告一段落。再来以全副精神，从事于社会学。
他一鸣惊人的著作，乃是他1890年出版的《模仿的公例》（Les Lois de L’Imitation）。他因这本书的出版，得了不少的荣誉；因为这本书不久就成为一个有权威的著作。这本书虽然是在当时出版，但是他的内容和思想，已经蕴蓄多年，并且已经陆续在《哲学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所以名著之所以为名著，并不是开快车作得好的。
1891年，达尔德丧母，悲悼甚深；但同时却起了离沙拿赴巴黎之意。
1893年，司法总长朱波（Dubost）因为闻得他的才名，召他赴巴黎司法部，主持罪犯统计的组织与报告。1894年春，任他为司法部统计局局长，达尔德遂全家移居巴黎。（三）留居巴黎时期（1894～1904）
达尔德最后的十年生命，是在巴黎度过去的。他既接受了司法部的委任，遂将每年全国罪犯统计编纂起来。根据是项统计，可以看出犯罪行为，年年有增加的趋势。颇有些人归罪于小学教育，达氏据理辩护。
但是单调的官吏生活，并非他性之所近。他总想找一个机会来教书，好借此传布他的思想。1896年，巴黎政治大学开始请他讲政治学，巴黎社会科学专门学校亦请他讲授。不到数年，利波（Ribot）等名流，设法为他在法兰西大学谋一讲座。当时该院“近代哲学讲座”适因鲁利生（Rourrisson）教授死去，乏人；达氏想将“近代哲学讲座”改为“社会学讲座”，未得会议通过。可见当时法国对于社会学的独立科学的地位，还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数月后，（1900年1月）会议通过，聘请达氏主持那保留的“近代哲学讲座”，并得教育部长批准，正式任命。达氏得此消息非常高兴。他将司法部职务辞去，来专心讲演他的学说。他有一生蕴蓄未发的思想，他有寻求理智生涯的抱负，得此机遇，难怪他十分得意。他教书很有精神，大受学生欢迎。同年法国有名的法兰西学士会，选举他为会员。
在这十年中，著作亦甚丰富。1894年，著《社会逻辑》（La Logique Sociale），内容坚实。1896年，著《普遍的反对论》（L’Opposition Universelle）。在1898年，将以上两部连同《模仿的公例》综合著成《社会的公例》（Les Lois Sociales）一书，可算是达尔德的社会学大纲。他复继续的拿这种原理，推论到各方面去。对于政治，在1899年著有《权力变迁论》（Les Transformation du Pouvoir）；对于经济，在1902年著《经济心理》（La Psychologie d’Economie）；对于群众心理方面，在1901年著《意见与群众》（L’Opinion et la Fonle）。皆系有精彩的著作。后来还将他在1895年所著的《社会学文存》（Essais et Mélanges Sociologiques）及1898年《社会心理研究》（Etudes de Psychologie Sociale）拿来出版。
他在法兰西大学院所讲授的学程，也很有许多材料，对于学术上有贡献。1900年，讲“交感心理学”（La Psychologie Inter-mentale），这是他在他社会学说上再加上一种新颖简明的见解。1900至1901年，讲“伦理的变迁”（Les Transfomations de la Morale）。1901至1902年，讲“经济心理”（Psychologie d’Economie），同时编著成书。1902至1903年，讲“古禄的哲学”。1903至1904年，再讲“交感心理”。另用一个更短的法文学（L’Interpsychologie）为题，这是他最后社会学的著作，也是最有价值的。最后的一年，他还要将他关于“群众心理”的讲稿整理起来继续讲授。可惜死神忽临，不能如愿，只好作一个最后的纪念罢了。
他因晚年的过分努力于学术，在1903年春得病，三十五年前的眼疾，又复发了。整个的健康，一天天的消失下去；延到1904年5月12日晨，猝然死于稳睡中，最后归葬沙拿——他的“生于斯，死于斯”的故乡。
二 他的思想背景
我们都知道任何人的思想，都有他的背景；任何人的学说，也都有他的来源。达尔德的个性、家庭生活、当时政治的变迁、法官的职业以及所读的名著，对于他的思想及学说上，都有很大的影响。
在叙述他的生平一节中，我们已经约略的知道些影响他的思想的背景。我们知道他秉受了一种坚强的个性。幼年沉醉计画，稍稍涉猎科学。少年时，酷爱研究哲学，大半生是住在孤僻寡闻的乡间，与外面智识界隔绝，过着他的安静生活；这是他的思想含蓄一些精辟卓越的创见的原故，也是他思想有很浓厚的哲学色彩和主观的见解及其他错误的原故。所以布格雷（Bcugló）称他为个人主义的社会学家（见1905年《巴黎评论》第三卷）。还有人称他是“社会哲学”家呢（如若士Ross等）。
在达尔德一生中，法国曾遇着不少的严重的变故：例如1848年的大革命，两次复辟，三建共和；对外还有战争：例如1853～1856年克立米昂之战（Crimean War）、1859年意大利之战、1870～1871年普法战争。因此社会上发生不少的一胜一败，以及群众心理一推一荡、一起一伏、循环不已的现象。在聪明静穆的达氏目中，显出无限的重限，和普遍的模仿；对于日后《模仿公例》的著成，这种环境的刺激多少是有影响的。
其次，在他做法官的时候，他深深的感觉着每项犯罪行为的一起一伏的重演，和普遍的模仿。这绝非意大利犯罪学派学说所能完全解释，因为除了生理、人种、诸物质的原因外，尚有罪犯们予他人以深切的潜移默化的暗示。凡是受着这种暗示的人，常常不知不觉的做出同样的行为。再根据此理去观察时尚，以及文化的各方面——语言、艺术、法律、各种制度——都可以寻出同样的暗示和模仿的现象。这些切近的观察，当然对于他的著述有更深一层的影响。
达尔德当然也读过不少的名著。不过据他自己说，得益于古禄的地方不少，所以他在《模仿的公例》初版叙言的末段，赞许古禄说：“我不是他的学生，也非他的信徒，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不过我离开中学时，能有机会读着他的著作，实在是一件荣幸的事。”所以他又感慨的说：“少年时，微古禄，实有因缺乏智识之粮，而有几濒于饿死的危惧。”
他说古禄不只是一个学问深邃的哲学家。他也是一个几何学家、经济学家，比孔德还胜一筹。我们不管他怎样赞美古禄，但从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受古禄影响处很多。据台维斯（Davis）在他的《社会的心理观》（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Society）111～112页上所引证古禄的学说，也有重演模仿之叙述，并指出行为之模仿，与生物之遗传，有类似处。所以根据以上数点，我们敢说达氏学说并不是凭空创造的。
与达氏同时的柏志浩（Bagehot）著《物理与政治》（Physics and Politics），1877年在巴黎译印成法文。这本书中，柏氏在说到“民族之由成”的时候，也曾说到模仿为造成民族的主要途径。究竟达氏看过这书没有，我们是不知道的。不过数人在同时发现同样的原理，在事实上是常见的。发现进化原理的达尔文（Darwin）和瓦列斯（Wallace）就是一个例。
三 他的学说
达尔德对于社会学的企图，也可以说是贡献，乃是他想为社会学找寻些基本公例。我们知道在他以前有名的社会学者，为孔德同斯宾塞。不过孔德对于社会学的工作，只是在科学的分类中，给社会学一个位置；虽有将社会学变为科学的企图，但并未成功。斯宾塞一派也只能找出社会的生物因子和证明有机体和社会颇有相类似的地方而已。华乐德（Ward）在当时尚未显著，即使华氏也有寻找公例的企图，也只有些偏重推理而得的结果。一种科学之所以能成为科学，他必定有几个基本公例来解释他范围内一切现象的。找寻的途径，大都是从观察、比较和归纳等方法中得来。纯粹的推理，不一定靠得住的。天文学中万有引力的公例，物理学中波动的公例，生物学中自然淘汰的公例，都是用这些方法得来的。因此社会学要想他加入科学范围，我们也得用精密的观察和归纳等方法，去找出和天文、物理、生物等科学相同的基本公例。模仿究竟能不能用作为解释社会现象的唯一公例，这是另一问题。然而达尔德能在此时有胆识，作这种企图的开路先锋，这却不能不推许他有精辟卓越的见解，创立社会学的一个先驱和功臣。
他的著述很多，我们现在先来介绍他社会学方面的理论。关于社会学方面的理论，他有三部伟大的著作：（1）《模仿的公例》（Les Lois de L’Imitation）；（2）《普遍的反对论》（L’Opposition Universelle）；（3）《社会逻辑》（La Logique Sociale）。他后来在1898年将这三部书融汇综合起来，著成一本《社会的公例》（Les Lois Sociales）。将他的理论做了一个一贯的叙述。所以我们若是想要了解他的理论，这是一本不可不读的书。
不过我们得预先声明的，就是达尔德的社会学，是纯理的。因为他在他《模仿的公例》的初版绪言中，开章明义的说：“我在这本书中要陈述的，乃是撇开生物和物质的因子，仅从纯粹的社会方面，来研究社会现象。……（2页）所以我在此要著一部‘纯理的社会学’，那就是说，普通的社会学，因为那里面所举的公例，应该是可以应用到，或解释任何社会现象。”现在我也可以照着他的《社会的公例》，大纲内分的三段来叙述：（一）重演与模仿，（二）反对与歧异，（三）适应与发明。（一）重演与模仿（Repetition and Imitation）
要使科学成为科学，在一些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如何找出基本公例呢？达氏以为第一步，是在那些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出一些类似点（Similitudes）。在那不断的变异中，找出重演（Repetition）。什么是科学的企图，科学是想从重演方面去研究由观察而得的现象。科学的进步，就是找着类似点的增多；找着实在的类似点，来代替肤浅的类似点。换一句话说，科学的进展，乃是在整个的复杂的类似和重演中，再找出一些局部的、更多的、更原始的和更微细的类似和重演。让我们来指出一些科学的产生为例。
天文学的初步，只是好奇的牧人们所观察得的一些周而复始的天象：众星的升沉、日月的运行、寒来暑往、月缺月圆。但是对于流星、行星，仍系不甚了了。直等到我们发现了天空中的星全是一些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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