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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0-02 21: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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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桂元

出版社:江西高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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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音里的乡愁

口音里的乡愁试读:

钟声响在“路上”

我曾乘飞机几度跨越太平洋的上空。所有的一切都化作了无边无际的海蓝蓝,天蓝蓝,似乎连置身其间的空气都是那种飘浮而透明的瓦蓝。经灿烂阳光的洗涤,它们蓝得浩瀚,耀眼,神秘,蓝得令人惊心动魄,如临仙境。那一刻我感觉飞机没有动,像是融化在了那茫无边际的瓦蓝里。日后想起,总觉得那被阳光洗涤过的瓦蓝亦真亦幻。如果不是借助于二十世纪的现代飞行载体,跨越太平洋对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个梦想,而对于我,这样的梦想都不可能有。进入新世纪的倒计时的日子里,我的案头摆了一套《百年写真》经典摄影作品集,里面纵横交错着二十世纪人类所走过的风雨历程。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翻开它,像触到了一粒电钮,一个个神奇而缤纷的镜头随之出现:超导、激光、微波、避孕药、抽水马桶、电视、信用卡、多媒体、试管婴儿、“阿波罗”飞船、“克隆”羊、环球网、人机对弈……那是一些足以改变人类思维和生活方式的划时代奇迹,与此同时,人类社会的百年沧桑也具象成了无数的鲜花与墓地、辉煌与耻辱、歌声与眼泪,它们以绝对真实的画面姿态列队而来,去接受新世纪的庆典和检阅。尽管人类在二十世纪所经历的各种磨难与它创造的奇迹一样多,我们与二十世纪依依惜别的时候,眼里还是噙满了泪水。记得一个冬日,我读到法国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在《诸世纪》结尾处对人类世界的恐怖预言:“一九九九之年,七月之上,恐怖的大王从天而降……一切全在瞬间化为灰烬。”掩卷闭目,一种彻骨的寒冷顿时穿透了全身。而且我得知,随着这个被诺氏预言的日子的渐渐逼近,为之深深忧虑和苦苦研究的学者和科学家已经遍及了世界的许多国家。牵系地球的共同命运正是整个二十世纪人类的一种现代精神。而悲天悯人的情怀,往往源于现代人类对这个世纪、这个星球的深深热爱。今天,当我们激情满怀地走出了那个预言的巨大阴影而迈向新世纪的时候,又怎能不百感交集?!有朋友郑重其事地建议:把所有的东西仔细收藏好吧,因为新年钟声一响,一切就都成了二十世纪的宝贝古董。这自然是个幽默。我却为之慨叹不已。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包括我们自身在内,不觉之间于那一刻,无一例外地都成了“二十世纪”的人。每当人们纷纷惊叹世界正在变小,我最突出的感觉却是时间正在变短,特别是进入了不惑之年,时间恶作剧般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隐秘地拨快了节奏,缩短了本该匀速进行的流程。当我还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时,二十世纪就匆匆离去了。我很喜欢古希腊大智者赫拉克利特的这样一句话:“人不能两次走入同一条河。”人最终只能经历一个人生时段,而永远无法重复自己所走过的时光。不是谁选择了这条河流,而是时间和空间的历史性交叉,构成了我们每个人的具体置身其间的河流。世界变小,时间变短,我相信现代人类“在路上”的行路感觉将更加强烈。我常常在不眠之夜倾听时钟的嘀嗒声音,那是时间的匆匆脚步,如同清晰的鼓点儿,简捷,短促,决绝,无情。不是周而复始,而是永劫不复。于是那些前天还活泼泼的日子,就成为昨天的发黄一页而被永远地翻了过去,今天又将覆盖昨天,而明天的太阳正在升起。更令人惊魂的是,此刻的分分秒秒,当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时,它就已经成了历史。而它根本无视我们这些生命个体对它的“诚惶诚恐”。一度我甚至羡慕过男耕女织的古代社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于时间并没有现代人的那种敏感,脆弱。时态的区分在现代英语中是最严密的,“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一有误差,整个语法系统都将混乱,而那个午夜钟声则在一刹那,为时间举行了一个最激动人心的新旧“交接仪式”,那一刻,所有历史的、现实的、未来的时间概念都模糊了。时间尖锐而醒目地提示世人,时间君临一切,笼罩一切,销毁一切又赢得一切。当我们与时间纠缠得越深,交往得越久,就越能感受其存在与虚无的无穷奥秘。时间本是一条永远流动着的河,滔滔滚滚不舍昼夜,出于一种需要,我们便人为地划出了时间的单位刻度。首先,它使我们警醒,清醒,从而可以控制人类的惰性;第二,它使我们科学地驾驭日程,规划现在,设计未来;第三,只有人类才能摆脱原始、洪荒的无序状态,清晰而有效地使用时间,而时间对于动物来说是混沌的,这是文明人类与蒙昧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人类发明、界定了时间的刻度,是为了真正做时间的主人。而时间又绝非那么顺服,它一次次地使我们感到了步履艰难任重道远。一位哲学家说得好:现代人的一切时间感觉来源于个体生命的暂时性。我想,如果生命真的是无始无终无生无死,思考时间岁月也就失去了严肃的意义。只有当时间变成了总结报告中的一堆统计数据,或者是一个永久的被凭吊的记忆,我们的心才会被刺痛:这一年光阴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走向未来,对于我们生命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时间的逝水依然不舍昼夜,飞溅而去,我却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具备进入新世纪所应有的理念、技能和知识结构,我所能做的就是尽力而为,切莫愧对时间和生命。世纪的钟声为谁而敲?为世界上所有“在路上”的跋涉者。

物种与人性

1987年6月6日,当最后一只黑海雀悄然死去,这种南美洲特有的珍稀雀科鸣鸟,就此在地球上永远消失。而最终难以开脱杀手罪责的居然是人类。这绝非毫无根据的耸人听闻。现代科技社会,随着人类欲望的不断膨胀,居住于同一地球的其他物种,其生存境遇已经日益恶化和艰难,这是奢靡无度的人类始料不及,也是难以抵赖的。谁都知道,地球是太阳系中唯一有生命物种的星球。地球与太阳保持了生命所需的有效距离,其光照充足的水与适宜的温度,创造了生命物种的诞生和延续的必要条件,但应该明白的是,这些条件惠及的应是生存于地球上的所有物种,而绝不仅仅是人类。况且,动物和植物的新陈代谢,还为人类更舒适的生存环境提供了足够保证,正如美国生物学家戴维·埃伦费尔德所指出的,“我们只是这个星球上数以百万计的物种之一。我们吃的每一块食物,喝的每一滴水,呼吸的每一口气都仰仗生物多样性的恩泽”,人类本应心存感激和感恩才对,而遗憾的是,情况却并非如此。据《中国人一定要知道的科学常识》一书记载,科学家普遍认为,地球诞生于四十五亿年前,此后相继诞生了大约十亿个物种,现今留存下来的尚不足1%,那99%的物种,都没有逃过在漫长生物进化过程中因自然灾难而惨遭灭绝的种种劫难。而随着人类的出现,这种灭绝速度更是日趋加快。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几乎每过一小时就有一种生物灭绝。造成这种恐怖后果原因,相当多的是“人”为因素,诸如生态的破坏、环境的污染、人类的盲目开发、肆意虐杀,以及不断升级的核军备竞赛等等。达尔文“进化论”的问世,标志着人类自我认知水平的一大飞跃,其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这就是为自以为无所不能的人类找到了“弱肉强食”的堂皇根据。于是人人坚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人人奉行“成王败寇”的立身逻辑,于是在登峰造极、无往不胜的人类面前,地球上的任何其他物种必将甘拜下风,成为不堪一击的弱势一方。“地球者人类的地球,天下者人类的天下”,以至于,已经不可能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制衡人类的肆无忌惮了。而事实上,我们既然承认世界上的所有生命物种都同属地球村和地球家族,都是通过各自漫长的遗传、变异而进化来的,那么彼此之间就应该是一种邻居关系,彼此休戚与共,平等善待。那种把“人权”功利化地仅仅用于人类自身,而对其他物种视若草芥,残酷虐杀,无异于自掘坟墓。由此我们理解了,瑞典儿童文学家同时也是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格伦女士何以认为:即使猪,人类要杀它吃肉,也不能违背人性,强加其死亡痛苦,而有辱猪的尊严。这样的呼吁,既是遵从最起码的人道精神,也基于一种唇亡齿寒的危机意识。因为,我们这个地球的所有角落,所有物种,所有生灵,一切的一切,都像需要阳光一样,需要人性光芒的温暖照耀。

牵手春花秋叶

奔突于悬浮城市的滚滚红尘,我常对自然景状怀有“叶公好龙”般的向往,遂搬来“一品红”摆在露台。不多日,那盆花竟在我的手里几至半死不活。有位朋友看了说,这种花属于木本常绿花卉,怕干也怕湿,干了焦枯脱叶,过湿又会烂根,尤其到了北方的春末夏初,早该换盆了,千万不能图省事。看我愣愣的样子,朋友莞尔一笑,意味深长道,养花就像对待女人,只有用心呵护,它才会鲜亮。此言竟有如醍醐灌顶。原来,我们生存视野中的任何一株植物,大至参天古树,小到洼地小草,都有“生命”附体。它们也像人类一样,需要日光的沐浴和雨水的滋润,展示四季轮替中的春华秋实。气象万千的大自然,山之所以青,水之所以绿,大地之所以斑斓多彩,妩媚诱人,就因为无数春花秋叶印证了大自然的四季风光。有了那天造地设的花草树木,才有了鸟儿啁啾,蝴蝶起舞,蜜蜂穿梭,萤火虫闪烁,才有了猛虎出没,松鼠蹦跃,野兔奔跳,猴群嬉戏,才有了大自然千姿百状的狂欢奇景。我相信,即使如屠格涅夫、普里什文、东山魁夷那样公认的自然景物描写大家,展示的也仅仅是其冰山一角,而远远未能穷尽地球上缤纷植物的生命万态。无论是盐碱沼泽群、灌木群,还是草原群、森林群,那些植物生态群落无论生长在寒、温、亚热带、热带,也无论身处于高山、幽谷、戈壁、湖泊,都深藏着不为人知的神秘灵性和奇特感应。比如在我国亚热带区域,就长着麒麟血藤、龙血树等一类会“流血”的植物,一旦遭砍断,那血一般的树脂就会把受伤部位染红。植物不仅有“性别”,还会随体温、水分的变化而雌雄易位。植物还能“转基因”,甚至可以“试管”。植物体内有“血管”“神经”“心脏”,可以睡眠,生病了会“发烧”,还可表现出“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就像北国的白桦树,它的生与死过程,竟如此高贵而尊严,令人敬畏和震颤——即使生命结束了,也坚持着那固有的挺立姿态。植物回报大自然的主要方式,便是从无表白的默默奉献,人类因此成了这种奉献的最大受益者。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就是,人类的所有食物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植物。比如我们食物中有60%直接来自小麦、水稻和玉米。美国密苏里植物园园长、植物保护中心主任彼得·雷文先生忧心忡忡地指出,几十年后,我们将失去现有二十五万种植物中的五万种,到了下一个世纪将失去全部植物的三分之一。我们不难理解这样一个常识,一种植物彻底灭绝了,并不像杂货店架子上少了一类商品,而是失去了一个生物中经过几十亿年进化过程的全部基因。而基因是最具独特性的,根本无法制造,人类再聪明再有本事,也只能通过一些移植手法改变生物体,但我们绝不可据此盲目乐观,因为移植基因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容忽视。这种种事实意味着,植物生态群与人类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于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哲人多喜欢借助植物表述自己的深邃思想。比如帕斯卡尔就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同时联想到,诸如“根深蒂固”“松柏常青”“铁树开花”“昙花一现”“十年树木”“独木擎天”“斩草除根”“藕断丝连”“红豆相思”“勿忘我”“绿色食品”等等耳熟能详的拟人化语词,所蕴涵着的意味,不正是人类牵手春花秋叶,生死与共一路伴行的命运结晶吗?

都市叶公

女儿从“美国”回来探亲,闲聊中我提起乡愁,女儿一脸的茫然不解。事后思量,问题应该是出在我这里。且不说女儿去洛杉矶那年不过十岁,至今十六载,已拿了美国护照,即使国内“80后”“90后”们,甚至他们的父辈如我者,又有多少人懂得乡愁?在这个不断制造城市神话的全球化时代,乡愁的黯然远去,无家可归,寿终正寝,已是难以逆转的现实。乡愁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中国不仅是农耕古国,更是农业大国,这个事实决定了中国人的乡愁几乎是长在骨子里的。约翰·韦恩说,“童年记忆是诗意的谎言”,这里说的谎言并非欺骗、蒙蔽之意,而是指童年记忆往往带有跨越时空的主观色彩。乡愁是人与土地的诗意情结,绿野溪流,田垅嬉戏,儿时伙伴,土屋炊烟,婚丧嫁娶,民间传说,以及天籁般的鸡啼、鸟鸣、羊叫、牛哞、马嘶、猪哼、狗吠,一一沉淀、结晶为乡村人遥远的童年记忆,岁月越久,越是刻骨铭心,诗意悠然。我曾在“美国”小居数月,接触过几位飘零海外的老华人,对乡愁也多少有了些不一样的感受。他们因种种原因移居异国,年已耄耋,历尽沧桑,却乡音不改,习性依旧,其内心深处因物理距离和时间跨度而孕育出的那种漂浮感、落寞感、无根感,常常挥之不去,如影随形。他们称自己患了“乡愁病”,且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然而当他们老泪纵横、步履蹒跚地回来,愕然发现那些魂牵梦萦的故土原乡已不复存在,如潮退般踪影全无,取而代之的是陌生而雷同的城镇,楼群林立,街头喧哗,商店毗邻,车辆拥挤,其变化之大,堪比沧海桑田,他们这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没有故乡的人。这些年,我们身边也有许多从乡村走出来的大学生,仅仅过了十几年,他们回家探亲,记忆中的乡村生态却已是面目皆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乡村失去载体,连根拔起,乡愁伤痕累累,无处存放,成了近乎破碎的记忆空壳,且永无复原的可能。如今的乡村日益萎缩,苍凉,青壮年夫妇纷纷相伴外出,宁肯漂泊打工而无意种田,老家只剩下带孩子维持生计的老者寂寥留守。疏于治理的土地变得萧条,荒芜,破败,人们唯恐躲之不及,以前备受尊敬和拥戴的长者在农事文化秩序中亦被边缘化,乡村成为众人纷纷逃离的对象。尚在读书的孩子的最大梦想,就是早日改变自己的农家身份远走高飞。这时候如果谁再说什么乡情难舍,故土难离,叶落归根,就不仅仅是不识时务,而是迂腐,荒唐,让世人耻笑。现代人类已经失控到自认为无所不能,认定工业、科学、技术的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唯一途径,不惜以竭泽而渔的方式蚕食大片农村用地,日新月异地加速着“城市化”发展进程。大批乡村像是战后重建的巨大工地,田亩满目疮痍,土地体无完肤。伴着尘土飞扬,塔吊高耸,混凝土搅拌机日夜转动,座座新城神话般破土而出,绽开千篇一律的面容。懵懂之间,土地的主人离开了祖辈栖居千年的故乡,告别熟悉的炊烟,庄稼,水井,集市,祠堂,方言,庙会,转而为城镇户籍。村民搬进封闭的小区,独门独户,自成一统,呼吸着浑浊的空气,头顶是灰暗天空,脚下是人工草皮。与此同时,城市的边界扩张变本加厉,过去的老街,老巷,老院,老楼被逐一规划,经数次拆迁改造而神奇“变脸”,最终被同化为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水泥丛林”,星罗棋布般矗立在中国的天南地北。这时候我们发现,人类在赞美达尔文进化论的同时,把直线历史观视为天经地义、亘古不变的铁律,由此带来一种认识误区。比如,当我们今天不再为吃饱饭发愁,就会想当然地认为农耕文明过于落后,低劣,下等,乡村生活一定会与未来世界格格不入,只能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过程中的过渡,农业文明必然要被工业文明所取代,而工业社会必然会让位于高科技文明。七十年前,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多·李奥帕德在《沙郡年记》中写道:“倘若你没有一座农场,那么你将面临两个精神的危险:其一是,以为早餐来自杂货店;其二是,以为暖气来自暖气炉。”而今,越来越多的“都市控”甚至不知农场的用途,对于他们,公鸡晨啼不过是久远传说,春耕秋收类似于田园寓言,识别五谷杂粮则需借助教科书。他们只知道香蕉和面包来自“家乐福”,吃汉堡炸鸡要去“肯德基”,喝极味咖啡要到“星巴克”。他们宅在城市小巢悠然自得,对季节的更替麻木不仁,习惯于待在恒温状态的空调房间,借助天气预报感知和调节自己的身体冷暖。他们对于手机、互联网、电子阅读、轻轨、高铁、代步汽车、大型超市的种种依赖,与鱼和水的关系几乎无异。与此同时,他们热衷于各类走马观花的旅游项目,涂抹防晒霜,举阳伞,端相机,兴致勃勃,风尘仆仆,出没于天南地北的名胜景点,制作博客相册,以此表达对大自然原生态和乡村风光的惊奇和神往,却不知乡愁为何物,称之为“都市叶公”,可谓实至名归。十九世纪初叶,世界只有3%的人生活在城市,两百年后的今天,地球的城市人已超过60%,而这个数字还在迅速刷新。城市化发展如脱缰野马,钢筋混凝土隔开了人与自然的交流,也阻断了游子的回家之路和归乡之梦。人没有了故乡,被放逐的乡愁背影正在渐行渐远,隐没于无。面对汹涌而至的“未来”,我们所能做的,或许仅仅是对着故乡方向送出最后的凭吊,然后把诗意的家园记忆嵌入苍黄的人类历史卷宗,供后人破译。

口音里的乡愁

一个人的口音,不是三月五月,也不是三年五年就可以形成。口音有着顽固的记忆功能,如同胎记,极难根除。口音往往与人的地域生存背景有直接渊源,口音越浓重,表明此渊源越紧密。从未有过远离故乡的经历的人,不觉得家乡的口音有什么好,很容易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一旦背井离乡,漂泊异地,人对自己熟悉的口音才变得格外敏感和渴念,什么时候想起来,内心都会隐隐作痛。小时候,我在一所部队子弟小学寄宿读书,习惯于讲普通话,听到校外的人嚷着“干吗”、“吗事”,觉得真是“土”到家了。我母亲的祖籍在四川巴中,很早出来闹革命当红军,口音却一直未改,退休后,她成了街道居委会的大忙人,像是肩负了什么重要使命,其实也只是传达居委会的某个开会通知,她常常走家串户,不知疲倦地扯起悠长的嗓门,用浓浓的川音千呼万唤,直至一条长街上的所有家庭“无一漏网”。记忆中,邻里的小字辈喜欢跟在她后面鹦鹉学舌,搞恶作剧,母亲却毫不在意,激情饱满,照喊不误。母亲的川音使我想到了这样几个词:泼辣,固执,勇敢,真诚,那样的好感逐渐扩展至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等几位川籍元帅的形象,并延续至今。我十五岁那年当了一名小兵,军营在石家庄郊区,大家五湖四海,南腔北调,练就了我一双善于辨别各地口音的耳朵。比如,在北方人听来,云、贵、川、湘、鄂的口音没什么太大区别,我却可以一一分辨。说来奇怪,那几年,所有的方言中,最入耳的竟是过去我并不喜欢的天津话。我的天津口音带有“速成”味道,不是很标准,心里却感觉踏实,因为口音意味着一种认同,更重要的是,意味着本土地域的归属和接纳。没事时,几个同乡操着天津口音聊聊往事,那简直就是享受。一次,我去部队医院看望一位住院的战友,刚进病房坐下,就听隔壁有个女孩在讲天津话,便有些发愣,那声音像是百灵鸟啁啾。战友见状叹道,你好耳音啊。说完出去,领进来一位小护士。小护士相貌平平,一见面就用天津话问候,露出一脸惊喜状,我也用夸张的天津话激动回应。那一刻我理解了,为什么大兵们总爱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当复员回津,置身于熟悉的口音却充耳不闻,“泪汪汪”的感觉更是荡然无存。两年后进南开大学读书,同学来自山南海北,讲文雅的普通话,难免夹杂不同口音,交流起来却很舒服,那时候,纯正的津腔似乎就显得有些“民俗”了。许多时候,口音最容易软化人的情绪。韩国有一个叫金贤姬的年轻女子,她18岁那年还在读中学时,就不幸被某恐怖组织秘密带走,并进行了八年的强化训练,在完成一次恐怖炸机活动后被抓获,长时间里,她以沉默做抵抗,审讯人员便唱出韩国民歌《故乡之歌》,熟悉的音符和唱词,渐使金贤姬泪眼模糊,良心发现,她已经整整八年没有听到乡音,她以为它们彻底消失了,却原来,那样一种情结蛰伏在内心深处,随时可以醒来,并呼唤自己。两国交兵,乡音甚至还能化作一剑封喉的“利器”,比如楚汉之争,刘邦、韩信把项羽军队围困在垓下,断绝其粮草,阻绝其出路,然后施以“四面楚歌”的攻心战术,致使楚军瓦解,项羽命绝。十六年前,我曾两次远赴“美国”探亲,加起来大约半年时间。那段日子,身居异国他乡,时常夜半惊醒,天津口音的“泪汪汪”感觉在我心里悄然复苏,也由此对当时的“移民潮”有了切肤的认识。一个人选择了移居异邦,即使那里美如仙境,富比金山,依然会生出被连根拔起的忧惧,当乡音变得遥不可及,那种悬空失“根”的感觉便如阴影一般,你看不到,抓不住,它却真真切切地罩着你,就连那些气宇轩昂之流、仪态潇洒之士,也会渐渐变得多愁善感。这时候,最能触动内心柔软部位的东西,就是家乡的口音。记得邻宅住着一个女房客,大陆湖北籍,单身白领,收入不薄,英语也佳,看似活得独来独往,沉稳笃定,内心的寂寞却似乎深不见底。某晚,她的房间突然飘来一曲《龙船调》,“正月里是新年哪咿哟喂,妹娃儿去拜年哪喂……哎,妹娃要过河,哪个来推我嘛,——我就来推你嘛”,间或,可听出隐约的呜咽声,很显然,那首湖北民歌的旋律和腔调勾起了她的乡愁。一个机会,我还结识了旅居美国的台湾作家纪刚先生。据说,三毛生前有意继《滚滚红尘》之后,准备将纪刚那部在海外畅销至今的著名长篇小说《滚滚辽河》搬上银幕,可惜没有如愿。年逾古稀的纪刚老先生操着一口浓浓的辽宁口音与我快意“唠嗑”,自谓少小离家,曾经沧海,早已心波无痕,说起1949年,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府带着六十万军队仓促撤到“台湾”,也带走了六十万个外省人的乡愁,那乡愁沉甸甸压在心口,有的时候真感觉喘不过气。然后,这位国民党老兵谈到自己的辽阳乡村老家,“乡愁病”骤然发作,以至于老泪纵横,那一幕情景使我终生难忘。客居他乡的人越是身处天涯海角,口音的记忆越是容易频频造访,即使改了国籍换了身份,却改不掉换不了原先的腔调。它总会与遥远的乡愁丝丝缠绕,点点滴滴,朦朦胧胧,恍恍惚惚,挂着泪,揪着肺,扯着心,独享在梦醒时分。而古今中外,人同此心,概莫能外。

一种“独立”的善意

特里萨嬷嬷(另译为德兰修女)何许人也?谈论这个无比圣洁、崇高的名字,我会感到一种痛彻肺腑的悲伤。“贫困者之母”特里萨的诞生,是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最令人顾恋和唏嘘的事件之一,也是一篇最美丽又最朴素的人间童话。这个名字所蕴涵着的伟大、忠诚和不朽,几乎全世界的穷人都能懂得。1997年9月初,八十七岁的特里萨嬷嬷辞世之时,也正是世界媒体因戴安娜王妃意外身亡而忙得一塌糊涂的日子。比起颀长、美艳、年轻的戴安娜的香消玉殒,矮小、丑陋、苍老得多的特里萨之溘然长逝,其新闻价值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然而那些日子,世界上无数的贫穷百姓却在哭泣中缩成了一团。他们是哪些人?饥饿者,受虐者,遭弃者,濒死者,酗酒者,吸毒者,麻风病,艾滋病患者,战乱中的难民及雏妓……皆属于凄凉无助的弱势群体。富有嘲讽意味的是,那些日子,被朋友戏称为“女性问题专家”的我正在写作视野里忙着检索、筛选和捕捉。我感兴趣的,是叱咤于政治舞台上的铁腕女人,是因某些卓越贡献而载入史册的天才女人,自然也有那种被光环笼罩却红颜薄命的坎坷女人……总之,那里没有特里萨。这或许才是一种真实。如果特里萨一生受到媒体的追踪,就不是特里萨了。这是一位个子仅一百五十多公分高、有些驼背、走路蹒跚的老迈女人。她身着印有蓝边的白色修女袍、头戴蓝边白头巾,脚蹬浅色旧凉鞋,永远会出现在穷人最需要救助的时候。哪里有饥饿、疾病和灾难,哪里就有特里萨的身影。事实上特里萨除了她那永不枯竭、深不可测的爱心与信仰,和崇敬她的精神与行为的数千名追随者,穷得可以说一无所有。人来到世间,没有谁愿意与贫穷为伍。而对于一些族群和个人,贫穷几乎就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厄运。不可否认,人之贫穷,有些确实是源于历史、地域、世袭的因素,属于命运的先天不公,常常超出了个人的微弱能力。对于这些挣扎在社会底层最灰暗角落的生灵,贫穷这个最恐怖、最无奈、最难以对付的怪物,像一道无所不在的魔影,固执地纠缠着他们的命运。人们怕穷,以至于富有者嫌弃甚至躲避穷人。没有人愿意与穷人交朋友。“笑贫不笑娼”永远是一种得到基本认同的商业社会心理。然而,在最贫困的穷人那里,却落下了特里萨那被眼角皱纹包围着的浑浊的目光,那目光始终饱含着深深的悲悯和慈爱。当现代人早已对“苦行”失去尊重,对“秀”失去兴趣的时候,人们便有些迷惑了:什么力量,使得这位年迈女人,把包括诺贝尔和平奖金在内的所有财产全部用于救困事业,而自己仅留用三套旧袍子,一双凉鞋,一个饭盘和一副被褥,以蹒跚的步子走遍了五大洲的一百二十六个国家?仅仅是一种善意。特里萨的身后并没有宗教背景。早在三十六岁那年,她毅然离开了与世隔绝的修道院生活,用衣袋里仅有的钱,为失学儿童开办了第一所露天学校,由此开启了她的漫长救助事业。而她并不认同“赞助”方式,“爱不赞助,而是要伸出你的手来”。美国一位议员问她:“在印度这个困难重重的地方,你的努力会不会成功呢?”特里萨回答:“议员先生,我并非追求成功,我所求的是忠诚而已。”这“忠诚”,取决于一种来自独立品格的善意。这善意毫无杂质,单纯朴素,不需加任何修饰。这善意不是通常意义的慈善、善良,更非中国儒家所倡言的“穷则独善其身”的那个“善”。固然,人与人的区分总是复杂的,宗教,制度,种族,文化,智愚,美丑,尊卑,贫富等林林总总,若删繁就简,或九九归一,最本质的便是善与恶。特里萨的善意境界,不归顺于任何势力,不依任何对立物而确立,不视自身境遇而变化,不因邪恶、恐怖的事件而激发,不靠海啸、SARS、冰灾、地震、甲型H1N1流感等灾情而唤醒,总之,不设任何条件。特里萨就是这样一位被善意所笼罩的独行者。临终那天,她本来准备参加为戴安娜安排的悼念弥撒,却突然发作了心脏病。她最后一句话是:“我无法呼吸了。”从此,她只有在沉沉寂冥中为穷人祷告了。人们常常歌颂母爱,这可以理解。不过,心疼骨肉、舐犊情深也仅仅出于人类本能,一般动物都可以有。而善意,源于母爱,又必然大于母爱,并超越血缘、亲缘、友缘。心理学家认为,爱是需要学习的,而很难无师自通。但特里萨的善意是个伟大特例,不具有可重复性。许多崇拜者也在追随她,效仿她,最终,却只能默默目送着那个非凡的背影渐行渐远。谁给时间做了手脚?谁给时间做了手脚?年少习文,常常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比如“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光如白驹过隙”之类的句子,随意引用,不知深浅,像在说顺口溜儿。实际情形却相反,过去年代,人们基本上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遵循着有规律的农耕作息,生活节奏仿佛过去西方人用来测量时间的沙漏,按部就班,匀速运行。那时候,无饭局,无夜店,无电视,更无互联网,日子平淡,时间缓慢。一年中最大的兴奋点就是过大年,可以贴春联,包饺子,放鞭炮,穿新衣。说起二十一世纪,那简直就是远在天边,虚无缥缈,遥不可及,只属于人们的一种遐想。近日某晚,翻着闲书,我的目光不经意间落到2012年挂历上,心头暗暗一惊:神不知鬼不觉,我们竟然已在二十一世纪生活了整整十二载!这个过程,我们从“二十世纪”一路走来,谁都想不起时光是如何溜走的。过去听老辈人讲当年的抗战往事,觉得八年岁月实在漫长,而今来看,八年时间也仅仅像是眨眼间的工夫,不算什么。看1990年代春晚小品,有几位故去的笑星令人印象深刻,你能想象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待了多少年吗?牛振华八年,赵丽蓉十二年,洛桑则十七年,而重温他们的表演,竟有如观看昨天的影像。唏嘘之余,这才对“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的理解多了几许锥心切肤之痛。一些智者早就注意到了时间变快的问题。作家韩少功在十年前曾谈道:“安定和舒适加速了时光,缩短了我们的生命,是一种偷偷地掠夺……雷同的日子无论千万也只是同一种日子,人们几乎已经不能从记忆中找出任何图景或声响,作为岁月存在过的物证。”他认为,人只有永远处于“被激活”的状态,深切而饱满地看到、听到、嗅到、品尝到、触摸到生活中的实景实物,让感官充分开放,日子才会慢慢下来。此想法确有创意,却似乎未能“与时俱进”。主要体现在,他对于使时间变快的那些人为因素,缺乏一些预见。这也没办法,正如一句摇滚歌词所唱的,“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是谁给时间做了手脚,使它像是被拨快了一般?其实,并不存在鬼使神差,而是我们自己。人人都认同时间就是生命,速成几乎成了这个年代的标志性名词,“降速”因不合时宜已被时间字典淘汰。各种速成培训班四处开花,方便面和快餐成了家常便饭,电视相亲速配、知识抢答节目深入千家万户,闪恋、闪婚、闪离不需要理由。过去,人终老在一个单位稀松平常,而今若无辗转数次的“职场历练”便遭人白眼。现代人如陀螺般被时间的鞭子抽得团团转,停不下,收不住,慢不得,凡事皆要求快捷、便利,恨无分身术,谁都渴望用最短时间谋求最大利益,放手一搏,立竿见影。于是我们无可救药地成了“时间控”。为了榨取时间,“提速”应运而生,汹涌而至,全面开花,无孔不入:诸如招商引资,土地开发,项目规划,乡村城市化,股市扩容,房贷审批,生产流水线,转基因食品,手机研发,升学考级,早期幼教,火车,电脑,高铁,宽带……五花八门,铺天盖地。更刺激的说法叫“极速运动”,玩的就是心跳。方方面面争先恐后,疲于奔命,不计血本,不顾后果,必然造成欲速不达,滥竽充数,粗制滥造,浮夸成风,种种天灾人祸也在同步提速:田野破坏,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资源透支,伪劣盛行,高碳加剧,以至于恶性循环,后患无穷。试想,本该平缓、匀速流淌的时间之河,却骤然间满是湍流漩涡,惊涛骇浪,该有多么可怕。十六世纪的意大利诗人亚里奥斯图曾感叹:“一个无知的人,在空闲时是多么悲惨啊。”时间变快,正在造就出越来越多“无知的人”,他们不仅退化了亲近大自然的能力,更无可救药地被绑在失去刹车的时间战车上,身不由己,只能轰然前行,不知所终。我们对时间的过度纠缠和透支,把生活被简化为不断提速的状态,日子就会像一匹脱缰野马,险象环生,危机四伏。本雅明曾在《单行道》一书中为人类生活勾画了一条单方向行驶的车道,并以此警示世人,我忧虑的是,一旦把疯狂提速与单行道融为一体,必然是一条人类自我毁灭的不归路。其实,我们所竭力追求的东西,往往远超出自身的生存必要,更多的则属于奢求所需,地球和大自然是有定速和定数的,幸福的归宿并不需要以时间变快为代价,明白这样一个简单事实,意味着“低耗能现代化”是可行的,意味着尊重时间规律,或许为时不晚。

“等待”的况味

曾为哈金带来世界性声誉的《等待》,讲述的是一个“等待”的故事:每年夏天,军医孔林都要回农村老家办理离婚,却每次都因妻子淑玉的反悔而一无所获。当时部队医院有个雷打不动的规定,夫妻只有分居十八年以上才可以单方面离婚。是的,十八年。此后,等待几乎成了几位主人公的全部生活内容:孔林在等待时间的流逝,淑玉在等待丈夫的回心转意,同医院护士长吴曼娜在等待恋人早日“自由”。十八年后,孔林和吴曼娜终于如愿以偿,却青春不再,身心俱疲,摩擦不断,这也使得淑玉燃起破镜重圆的希望,重新开始了对孔林的等待。人之所以等待,是因为有形形色色的梦想。等待的尽头是什么,谁也难以预料。《等待戈多》以荒诞剧的形式放大了等待的宿命意味,有人问过贝克特,戈多究竟是谁,代表了什么?贝克特摇头耸肩,回答:“我要是知道,早在剧中说出来了。”哈金却看出了等待的背后还是等待,进而把等待演化成人生的一种隐喻。事实上,等待常常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等来的往往并非自己所期待的,而期待的东西又似乎永远被等待着。如果我们硬要赋予等待一种“形而上”意味,那其实就是,等待只存在于等待之中。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美国西点军校一名青年军官因一次失恋而变得无精打采,这情形被一个九岁小女孩发现了。小女孩走过去安慰他:小伙子,别难过,我会长大的!小伙子一怔,随即苦笑了:哦,是吗?小女孩点点头:等着我!十多年后,小女孩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她没有食言,给那位青年军官打电话,昔日小伙子这时已成为一位将军,却仍然单身,他回忆起了这件事,问:哦小女孩,你长大了吗?姑娘说:你来看看好了!结局当然是皆大欢喜,俩人携手步入了婚礼教堂。人世间的更多等待却没有那么浪漫传奇,而是属于生活常态。记得三十年前当兵的日子,我在连部当文书,负责分拣全连的邮件包裹。每天接近黄昏,可以名正言顺地站在路边等待团部送信员骑着自行车准时出现,这时候我会被盼信的战友们团团围住,成了连里最受欢迎的人。我理解等信的滋味,刚当兵时我曾有过急切等待一位女同学来信的经历,那是一天一天掐算时间的翘首等待,可以用望眼欲穿来形容。后来也渐渐懂得,等待的过程或许更有诗意,这意味着,不一定所有的等待都必须有结果,有些时候,的的确确,相见不如思念。等待也是一面镜子,它让等待者看到了自己的特定状态。充满了主观预期的等待是期待:期待惊喜和奇迹,期待平安和健康。另一类等待则无助且无奈,就像孔林、淑玉和吴曼娜他们那样。还有的等待使人忐忑焦虑,备受精神折磨,比如,重症患者等待医生的确诊,涉案人员等待法官的裁定,肇事司机等待车祸赔偿的清单,旅途受难者等待远方的救助,农民工等待老板发放拖欠的工资……莫测和变数,未知和悬念,你却别无选择,只有等待下去。无论人们是否愿意,形形色色的等待必将伴随每个人的一生。等待甚至构成了日常细节,点点滴滴,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如水流花开,日升月隐。等待是生命中的宿命,谁能说得清楚,人的一生中,要亲历多少次等待,需要怎样的岁月长度用于等待,你当然也可以中途抽身,放弃这一次等待,但同时你又无法不面临另一次等待。肖洛霍夫二十三岁时开始写作八卷本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1940年出版齐全,用了十二载春秋,并获得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十几个重要奖项。但作品一直被种种质疑纠缠,质疑者包括后来的诺奖获得者、同胞作家左琴科、索尔仁尼琴等同样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认为作者当时如此年轻,而且并未受到过良好教育,怎么可能横空出世创作出如此厚重的史诗巨著?甚至有人指责肖洛霍夫是不光彩的偷窃者,把别人的手稿窃为己有。由于战乱原因,肖洛霍夫拿不出手稿自证清白,只能保持沉默。直到作者死后十二年,即1999年,悬置七十年的疑案终于有了结果:俄罗斯文献鉴定专家委员会对新发现的《静静的顿河》手稿做了笔迹鉴定,确认《静静的顿河》当属肖洛霍夫所作。近日不经意读到女作家陈染《谁掠夺了我们的脸》一书,里面有一段话像是专门为这件事写的:“如果你被人误解了,能解释就解释,不能解释就不解释,日子还长,即使去日无多也不必惊慌,死不是结局,生命消失了理解依然继续,有些理解就是来得姗姗,来得遥远……”这是把等待提升到了一个人格境界的层面。等待是对耐心的考验,经受住了就可能柳暗花明。面对生命在一次次细碎的等待中悄然空耗,我也曾想过转身而去,自以为能落个“去留随意”的潇洒,其实未必。以前驾车上路,遇到交通堵塞、车行无序,貌似书生的我有时如同换了一副嘴脸,国骂脱口而出,真正是斯文扫地,事后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理喻。据说这是一种“驾车综合症”,属于“现代病”范畴。前些年有个休息日驾车外出,居然被堵在高速公路上整整三个小时,那种前后动弹不得的烦恼使我状如困兽,情绪失控。事后检讨,大可不必。既然等待是行车途中的一种常态,既然是否堵车、何时堵车无从知晓,既然本人一无经商二不公干,种种焦虑乃至暴躁,便只能是与自己过不去。等待是无法躲避的,选择却可以因势利导。于是我想出了对策,平时把该读的书刊报纸放在车内,以备对付各类堵车状况,滤掉焦躁,还能浏览学习,何乐不为?有道是“境由心生”,如今再严重的堵车困境也会被我轻松化解。每次我去汽修厂做车辆保养,还可以不慌不忙,悠悠坐在休息室,从包里取出预先准备的《微历史》《文学风流》等书,静心阅读,口中念念,如入无人之境,直到交费取车,意犹未尽。一路返回,竟哼起快意小曲,庆幸若非“见缝插针”,这类书不知会被我束之高阁多少年。一次次等待是人生的一个个驿站。等待使我们变得从容和成熟。红尘滚滚之中,我们等待着命运的调度和安置。我们为每一次等待赋予意义,甚至可以把被动的等待变成享受,收获意外的果实,让等待成为一片斑斓的岁月风景。

爱情生态

人类爱情也有生态吗?回答是肯定的。三十几年前,我还是一名情窦未开的“娃娃”兵。我曾纳闷,有些战友何以一到周末便显得亢奋异常,只有千方百计跑一趟团部小卖部,才能恢复常态。我知道他们是去偷看那位白白胖胖的女售货员,她大约二十出头,小眼睛,厚嘴唇,扎两条小辫子,小小的圆鼻头两侧布满了咖啡色的雀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值得百看不厌的道理。但也就是一年过后,我也开始跟在那伙家伙的屁股后面,兴冲冲地一次次往小卖部跑。我当时少不更事,忽略了部队服役生活的封闭状态,会给清一色男性同胞带来怎样难堪的青春期性困窘这个事实,以至于这里的“男性部落”前走过去任何一位成年异性,都可能引起小小的骚动。那完全属于一种性比例失调而造成的生理饥渴现象,与爱情生态无关。那是遥远年代中一道特殊的欲望风景,受制于军人的天职和使命,且全球皆如此,令人尊敬,也使人怀念。爱情生态,作为人类社会独有的精神现象,本取决于两性之间复杂的引力作用,不仅具有神秘的“形而上质”,还是一种反映某一社会“人性指数”的测试仪。且不说历朝历代封建帝制下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和难以计数的“白头宫女”,就在并不久远的过去年代,中国既有抱拥三妻六妾的老爷,也有“拉帮套”(兄弟共娶一妻)的穷汉,可以想象,当那些妻妾之间为求欢争宠而钩心斗角时,当那兄弟俩轮流在夜晚与同一个女人喘息行房时,爱情生态便已被瓦解成了一堆空空荡荡的废墟。人类社会的性比例一旦持续失衡,后果不堪设想。这不是一个荒唐推断,而已被多灾多难的人类历史所证实。苏联爱情心理学家尤里·留里科夫曾做过一项调查,在的1924年前苏联,女性比男性多出四百万,到1939年则多出八百万,而1960年代初,更是多出两千万之巨!它意味着,那个国家在当时竟有两千万血肉丰满、生理正常的女人孑然一身,不能拥有自己的丈夫和男人!在这些惊心触目的数字背后是人性世界的昏暗、坍塌与破碎,里面隐藏着怎样的数以千百万计的非人道的悲惨事件。在非常年代,由于战时的极度残酷性,战后重建的迫切性,两性爱情往往被视如草芥,微不足道,甚至羞于挂齿。马克思很早就指出:“男女关系是人与人的最自然的关系。它反映出人的自然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这样的常识却往往为我们所忽略。一个社会对待爱情和女人的态度,不仅能看出每个生命个体的素质和情商,如美国女作家麦卡勒斯所说,“任何一次恋爱的价值与质量纯粹取决于恋爱者本身”,爱情还可以反映出整体社会的人道水平和文明质量。我甚至认为,曾受到理性排斥的所谓爱情“乌托邦”,作为一种深刻的宿命,张扬的正是人类精英才会有的精神高蹈。爱情生态需要和谐、健康的性比例为优化前提,更要看一个社会具有怎样水平的人性化程度,比如,男人如何对待自己的另一半,不仅可以反映出社会个体生命的素质和情商,还是其人道水平和文明质量的整体缩影。难道不是只有爱情,才把人与一般动物区别开来吗?当爱情生态变得面目皆非,便很难相信,它的社会成员,活得还像不像一个真正的人。

墓地“风景”

有关墓地的话题,曾经是许多中国人不愿触碰的一个“禁忌”。古往今来,经过民间传说的神秘渲染,墓地常常被人们想象为鬼魅活动的场所;而在一些文人的描述中,墓地则属于虚无的彼岸世界,往往被死亡与残骸的沉重阴影所遮蔽。中国现代女作家石评梅就曾在散文《墓畔哀歌》里以“垒垒荒冢,纸灰缭绕”“衰草斜阳,暮鸦声声”这些凄凉句子形容自己对墓地的种种感受。如是这般,我们的文化传承常常把墓地当成鬼祟之所,不祥之地,由此衍生出诸多怪异可怖的鬼故事,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其实是对墓地,乃至对生命的一种误读。佛家强调“生死事大”,大概是说“死”的重要性是并不亚于“生”的。而在一些大智者看来,每一座墓地无异于一道深邃而鲜活的人文“风景”。对于人的一生,摇篮与墓地的意义是等值的,摇篮与墓地之间,呈现的应该是一条生命的完整弧线。也正是“生”与“死”的前因后果,方构成了千姿百态、千奇百怪的人类生命现象。比如,我就知道,美国“反堕胎”的抗议者们曾建造了一座“流产婴儿公墓”,整个墓园由数百上千个乳白色的小小十字架组成,在这里,摇篮与墓地是浑然一体的,它向世人强调的是,人的生存权应该是平等的,自由的,生命的获得是天赋人权,生命的任何一种形态,都应该被充分尊重而不是被随意践踏。事实上,未曾经过人生智慧的逐步积累,不要说我们很难读懂墓地的意义,还会本能地把墓地幽冥化,甚至妖魔化。在我过去的记忆中,墓地是与寒冷的旷野、鬼魅的夜路紧密相连的。三十多年前,我还在军营服役,一次部队冬季拉练,我给副团长当文书兼通信员,猝不及防地第一回见识了墓地。那是一个寒冷的深夜,我被临时派出去取一份机密文件,由于部队宿营地比较分散,我去的地点在二十里外的一个村子。我疾走在黑压压的没有边际的旷野,星月无光,四周死寂,冷风飕飕,我斜背着军挎包走得磕磕绊绊,忽然间被踉跄着绊了一跤,爬起来,模糊发现脚下竟踩着一个被冻硬的坟头,而绊倒我的是一块砖头大的石碑。我四处一瞧,周围也都是一处处高低不平的坟堆!我从小生长在城市,活了十八九岁还是第一次见到坟地,不禁脑袋发蒙,甚至还出现了短暂的幻视幻听,觉得四处仿佛影影绰绰,并隐隐伴有古怪的啼哭声,但我还是定了定神,以一名军人的意识为自己壮胆,拉紧军挎包跌跌撞撞地继续往前走。终于拿到了那份机密文件,我顺原路返回的时候已是后半夜,再次走过那大片坟堆,深一脚浅一脚之间,意识里完全是一片空白,竟至不明白自己是怎样走回来的。对于我那样的年龄,死亡尽管是一个遥远的神话,但那个场面却使我后怕了许多年,也从此忌讳甚至逃避着一切与墓地有关的话题。那时在我的观念里,墓地是与城市文明格格不入的,属于荒蛮、愚昧的乡村陋习,如今看来,也恰恰反映了我当时的少见无知。而所谓的“无知者无畏”,面对墓地往往是行不通的。近些年,我有机会游走了国内和国外的一些地方,也领略过不同的墓地风景,随着视界的开阔和阅历的增多,对墓地的认识也有了全新改变。我的突出感受是,相比于北京周边地区的明清皇陵和位于南京的中山陵,更能震撼我的却是一些别出心裁的民间墓地。几年前我到重庆出差,当地朋友谈起“红卫兵公墓”,便抱着好奇心去看了。“红卫兵公墓”建在沙坪坝公园内,占地规模不算很大,微风中远远望去,只见荒草丛生,小径环绕,坟茔棋布,墓碑错落,最初感觉它与一般的墓地似乎没什么区别,走进去,心头却猛然一抽,触摸到这冰凉刺骨的墓碑,仿佛嗅到了浓浓的血腥,脚步也不由得灌了铅一般沉重。此处埋葬的是在1967年重庆几次两派组织大武斗中“英勇献身”的部分“八一五”造反组织的中学生,年龄多为十八九岁,最小的只有十四五岁,倘若这些“红卫兵小将”活到今日,也该年近花甲,儿孙绕膝了。这些少男少女为了各自“信仰”曾殊死血战,尸横“沙场”,死者亲友含泪把他(她)们葬在这里,修坟立碑以示追念,算起来距今已有四十载光阴了。后来读到顾城留在这里的诗句,歌乐山的云很凉/像一只只失血的手/伸向墓地/在火和熔铅中/沉默的父母/就这样/抚摸着心爱的孩子,颇多共鸣。据朋友说,近几年,一些房地产开发商看中了这个区域位置,曾几次提出平坟起高层公寓楼,在有关部门的干预下未能“得逞”,但将来的命运还是不好说。我的心缩紧了。“红卫兵公墓”保持了浓郁的历史原生态,堪称举世独一无二,既然一座座墓碑见证了那些特殊岁月(尽管建墓者的初衷未必意识到其存在价值无异于一部直观的“文革”启示录),我们后来者的职责就应该是珍存它而不是拆毁之,道理很简单,比起它所拥有的难以评估的历史遗产价值,那些看得见的商业利润就连蝇头小利都算不上。我还瞻仰过四川巴中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纪念碑林”,它建在巍峨的半山腰,顺山势逶迤起伏,连天接地,令人浮想联翩。碑林中间是一道“人物”塑像长廊,在这里可以看到造型逼真、姿态传神的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还有上百位来自红四方面军的著名将军,他们仿造真人的身高体态,恍若当年,一身戎装,气度非凡地瞩望岁月沧桑,凝视人间巨变,引无数观者肃然起敬。碑林边是一座独具匠心的纪念馆,陈列了大批红四方面军将士在特殊年代遗留的各种珍贵文物,使整个纪念碑林如同一座战地博物馆,红四方面军在特殊年代所经历的千难万险尽在其中,使人如临其境,唏嘘不已。由于传统文化心理的积淀使然,我们往往习惯于“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喟叹,而不大接受像庄子妻死后“鼓盆而歌”的那种异端,那样的生死哲学虽不失睿智和达观,却似乎多少带有那么一些疏离于伦常的“游戏”味道。其实世界之大,有许多事情并不尽然。比如在异域他邦,一些民间智者所创造出的另一种墓地“风景”,就是力图要告诉世人,死亡并不比活着更可怕。十年前,我和几位朋友曾在布加勒斯特逗留,据说在罗马尼亚北部有一个闻名遐迩的“快乐墓地”,它的设计者和建造者是一位普通农民,做法很有些特别。当时大家就想,再快乐也是墓地,还能怎么个特别呢?加上归期已至,我们没有去。后来听了当地友人介绍一番,为没能去看超凡脱俗的“快乐墓地”而深感遗憾。原来墓地的确可以是快乐的。“快乐墓地”由几百个墓穴组成,颜色不一的座座墓碑高低错落,顶端立着造型随意的十字架,乍一看与普通的墓碑似乎没什么太大区别,走近了才发现碑身不仅颜色各异,绘出的浮雕图案也是各式各样,可以用各具匠心、朴拙有趣来形容。墓碑的下半部都刻有乐观开朗的诗句或格言,多是用第一人称的表述方式,道出了死者的职业、兴趣、志向,我们认为惯常应该有的那些悲伤、哀痛和沉重在这里统统没有,其字里行间充满了幽默、诙谐甚至调侃,那种快乐似乎已经超然于阴阳两界,而升华为一种感染无数生者的情绪魅力。比如一位活到了九十六岁的老人,石碑图案活现出老人生前身穿民族服装的跳舞姿势,碑文内容则如闲聊般随便,最后以“祝你活得的年龄超过我”结束,居然令人忍俊不禁。这真是一个妙趣横生的快乐墓地,仿佛那些聚在这里谈笑风生的亡灵,刻意要给这个世界制造更多发自内心的快乐。生命是瞬间的,快乐却可以是永恒的,于是,快乐墓地也同时是生命的浪漫墓地。去年初春,我和老姐经过不断地奔波劳碌终于了却了一桩遥远的心愿。已经很久了,老姐一直有个未能释怀的情结:让少小离家,转战南北,戎马一生、逝在津门的父母大人得以同穴共眠。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我的父亲母亲就分别从河北邢台和四川巴中的老家投身革命队伍,是我军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全过程的一对红军夫妻,如今,两位老人的骨灰就安葬在了天津蓟县的“元宝山庄生命纪念公园”,他们的仪容已经在一座黑色大理石墓碑上定格。我常常来此探访,这时候,一切思绪便会在冥想中飞扬起来,穿越时空和生死,遨游在无边无际的蓝天白云之间。原来,墓地“风景”可以折射出人类世界的万千气象。这是因为,墓地并不是死亡的一个代名词和同义语,而是承载生命的不同转化形式。如果我们换一种视角和心境来认识生与死,来重新打量这个地球上形形色色的墓地“风景”,我们就会像坐看云卷云舒、日升日落那般自然,安详,和谐,进而对生命本身的无穷蕴涵由衷地发出惊叹和赞美,我们还可以由此进入形而上的层面,去破译那些“风景”所映照出的诸多人生奥秘和文化镜像。

穿越生存的暗光

1早些年,我有过困惑,一个初生儿呱呱坠地,是属于生物学现象,还是人文事件?后来有所领悟,是读了鲁迅的一句话,“即使是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一样,绝不会是一首好诗”。造物主一视同仁,并无好恶,人类最初也不存在高低、贵贱、优劣的区别,至于各自如何演变为科学家、诗人、政客、魔术师、银行总裁、战争狂人之流,甚至成了被朱熹叹为“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人类明灯,被林彪认定为“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位”的那种旷世天才,大约就是后天的造化了。人非神的事实,决定了人的生命有着难以逾越的局限性,皇帝或草民,富豪或乞丐,天使或恶魔,一律皆之,概莫能外。有趣的是,即使世界公认的大智者,也有可能一时理性短路,把简单的事搞得复杂不堪,满口吐出不着边际的低级昏语。歌德就在其自传《诗与真》中大失水准,把自己的诞生渲染成日月星辰刻意安排的一个天文现象,充满神秘的仪式感:1749年8月28日上午,时钟刚刚敲了十二下,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在美茵河与莱茵河交汇处的法兰克福降临,此时,位于处女座的太阳正悬于天顶,星辰各司其职,“只有那时刚团圆的月,因为正交它的星时,犯冲力显得格外厉害。月亮因此耽误了我的分娩……”人固然存在着个体差异,也完全有理由为自己骄傲,但底线还是需要的。对这种歌德式的自恋,我们仅仅理解为一种诗人的浪漫,就可以了。列夫·托尔斯泰却没有这么良好的自我感觉。在《我的忏悔》一文中,他对生命的自我认知和表达,几近谦卑:“你就是你的生命;你是瞬间即逝的、偶然的粒子团块。这些粒子的相互联系和变化就产生了那种你称为生命的东西。这种团块将会生存一段时间;然后,粒子的相互作用将停止,你的生命和一切疑惑就将结束。你是某种偶然凝聚的雪球……”托翁懂得,生命根源于宇宙大自然的一种机缘巧合,明乎此,就不会因妄自尊大而失态,离谱。据科学家研究推断,宇宙始于一次“大爆炸”,无数恒星因之得以在银河系生生灭灭,也正是由宇宙这次“大爆炸”推动产生的四种引力,为地球孕育出形形色色的生命物种创造了前提条件,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便是人类。大约500万年前,人类进化开始了最后冲刺。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真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前南非总统姆贝基曾说:“我是一个非洲人。我之所以为我,全赖界定我们乡土面貌的丘陵、河谷、山脉,森林中的旷野、沙漠、树木、花卉,海洋以及更迭的季节。”这意味着,即使稍微改变其中的任何一点因素,有关姆贝基的一切都会面目皆非。史前的大量远古化石也证明,人类生命在宇宙中的演化过程中永远是被动的,充满变数,如履薄冰,惊险万状,其状就如同一个人在万丈悬崖上走钢丝,一次都不能掉下来,才有了今天。地球上不存在无所不能的“超人”,当我们忘乎所以、自我神化的时候,只需翘首仰望头顶的星空,便会心生敬畏之感。22008年5月12日,我正在西安参加一个期刊会议。按照日程安排,一大早驱车赴乾陵参观。一路蓝天碧日,心旷神怡。下午两点多,一行人从地下十五米深处的“太子墓”拾级而上,走出昏暗的洞穴,眯眼迎着白花花的日光,沿宽阔的石砖路朝相隔数百米远的“公主墓”走去。我们边走边聊,忽觉地面像是在痉挛,便听有人喊:“地震了!”果然,大地有如晃动的摇篮,我们的身子随之摇摆,脚下也跟着踉跄,同行的两位年轻女士甚至相互紧紧搂抱,惊悸的神情像是面对世界末日。大约持续了五十秒左右,大地结束了摇晃。一切回归沉静。世界末日没有来临。户外空旷,远离建筑,大家像是虚惊一场,三三两两地继续前行。依然是天空湛蓝,大地青翠,阳光灿烂,没有谁意识到问题有多严重。说着话,我们到了“公主墓”入口处站住。年轻的女讲解员左右环顾一下,说:刚才像是地震,上天保佑,各位老师平安!看到大家笑了,接着又说,面前的这个“公主墓”,比刚才去过的“太子墓”还要深将近十米,继续参观的客人,请跟我走。多数人迟疑不语,默默止步。只有五位“胆大”者受到女讲解员敬业精神的鼓舞,毫不迟疑地随其鱼贯而行,钻进了黑黝黝的墓穴深处。这其中就有我。但我明白,自己并不是一个勇敢者。我们围着幽暗的“公主墓”转了一圈,回到原路拾级而上,与大家在地面汇合。已有人接到手机短信,说震中是在一个叫做“汶川”的地方,那一带好像属于四川。大家七嘴八舌地推测震中的受损程度,都在为那个遥远、陌生的“汶川”担忧。一位来自东北的蹒跚老者忽然自言自语,应该给家里打个电话,报报平安。那一刻,我的心下意识抽搐了几下。隐约间,谣篮曲在耳边出现了。我仿佛听到了乔乔的啼哭声。乔乔,我的女儿。此刻,整个世界在她的意识里混沌如初,她还没有语言表达能力,更不可能懂得,此时尚在西安的老爸的一路平安,对她意味着什么。想起自己刚刚满不在乎状地深入“公主墓”穴,完全是虚荣和逞强,这么做,对于襁褓中的乔乔,难道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吗?记得在会议期间,来自天南地北的与会者闲聊,谈到家庭,有人问起我的孩子,我说:“可不比你们轻松啊,我的孩子还小。”对方打量一下我,问:“儿子吗?在读小学?”我摇摇头:“女儿,四个多月,不好意思。”众讶然,随即客气道,“嗬,嗬,老来有福,老来有福啊!”曾看到一则消息,德国有位青年一纸诉状把父母告上法庭,理由是父母未经他的同意,就强行把他带到这个世界,历尽困厄,处处遭罪,生不如死。我宁愿相信这不是天方夜谭。自从女儿降生,我对生命的不可知忽然多了一些感慨。人之所以出生,有着太多阴差阳错、千奇百怪的因素,而孩子一旦被生出来,做父母的却莫名其妙的伟大、高尚起来,并以父母的身份要求儿女为孝道服终身苦役,且堂而皇之,毋庸置辩,不仅荒唐、自私,甚至几近无耻。幸亏还有并不糊涂的智者。当年的胡适在自己有了一个儿子后,对“儿子一定要孝顺父亲吗”这个问题,就发表有过“逆众”看法:“我想这个孩子自己并不曾自由主张要生在我家,我们做父母的不曾得到他的同意,就糊里糊涂的给了他一条命。况且我们也不曾有意送给他这条生命。我们既无意,如何能居功?如何能自以为有恩于他?他既无意求生,我们生了他,我们对他只有抱歉,更不能‘市恩’了……至于我的儿子将来怎样待我,那是他自己的事。我决不期望他报答我的恩,因为我已宣言无恩于他。”他向社会疾呼,做父母的不要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更“不要把自己看作一种‘放高利贷’的债主”。胡适毕竟是胡适。令人悲哀的是,上述这段话是胡适在1920年前后说的,我却没有发现,九十几年后的今人,在伦理道德意识方面表现出了多少超越性。与许多偶然或疏忽的情形不同,我家乔乔的呱呱坠地是一群亲戚刻意为之的结果。出于诸多原因,我和她母亲却只能成为傀儡,被动地接受并一起策划了这个生育事件。我们以年近半百的生理劣势,强行把这个很可能先天体弱的孩子带到人满为患、变幻莫测的世界,不管出于何种冠冕堂皇的考虑,其行为本身,难道不是对于人的伦理权益的一种嘲弄和践踏吗?生命是至高无上的。乔乔就这样别无选择地有了我这个“老爸”。她将咿呀学语,蹒跚学步,将和同龄孩子一起玩耍,一起读书,一起长大。而且她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当小伙伴们的父母亲还处在意气风发的盛年,她的父母双亲即使健康也已进入黄昏老境,风烛残年。她的笑容将不再单纯,她的心智会提前成熟,她的稚嫩肩膀也将比同龄的小伙伴们过早担负起有形无形的沉重责任。有时候我在想,只要乔乔能一天天健康成长,幸与不幸,都不重要了。“5·12”之后,我回到天津,常常抱着乔乔站在窗边,望着街头的滚滚红尘,轻轻哼着自编的谣篮曲。乔乔在我怀里转动小脸蛋,睁大一对羔羊般的清澈眸子,惊奇地瞧我。我同乔乔对视,对她说,“乔乔,你是不是疑惑,这个老男人真的是你的老爸?”乔乔的眼睛睁得更圆了,好像什么事都懂。3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表达过对人的由衷赞美:“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莎翁对人的赞美通常被视为“人”的觉醒。而其实,人类的自我欣赏完全出于一种审美本能,与生俱来。就拿千百年来的中国古诗文来说,我们所知的对美人的种种夸饰可谓车载斗量,不遗余力,却也只限于年轻女性,诸如“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国色天香”、“出水芙蓉”、“梨花带雨”、“皓齿明眸”、“倾国倾城”等等,皆出自男人眼光,主观性太强。都云“情人眼里出西施”,具体到什么模样才算是美人,又很难统一。据说,某画家曾对台湾影星林青霞的天生丽质叹为观止,称其为世所罕见的绝代佳人,五十年才有可能出现这么一位,依据是:林青霞的五官结构和形貌比例体现了最标准、最美妙的“黄金分割律”。不过,无论美女如何貌若天仙,一旦现形为肉身凡胎,其所有的美感、诗意和“黄金分割律”,都将荡然无存。柏拉图就把人比喻成“没有羽毛的两条腿动物”,斯芬克斯关于“人是什么”有个很著名的谜语,“在早晨用四只脚走路,当午用两只脚走路,晚间用三只脚走路,在一切生物中这是唯一的用不同数目的脚走路的生物”。在赫胥黎眼里,人是一种“受他的器官所奴役的智慧生物”,生物学家还把人归于脊椎动物门,人科,陆生,恒温体,哺乳纲,灵长类。讲究实证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则把人定义为“熵”的减少者,碳原子的产物,细胞的聚集体,人若成为医学解剖对象,也只是由细胞、血液、脏腑、器官、骨骼、肌肉、脂肪、毛发所构成的一堆人体组织。那么文学家呢?他们看人的眼光也未必都那么美好,也有可能持一种审丑观点,比如在贾平凹眼里,任何美女帅男,不过是一具骷髅而已。贾平凹早年喜欢站在街头看来来往往的红男绿女,看来看去,就看出了种种怪异,他在《看人》一文中如是写道:“人怎么细细的一个脖子,顶一个圆的骨质的脑袋,脑袋上七个孔,且那么长的四肢,四肢长到梢末竟又分开岔来,形象多么可怕!”把人还原为纯粹动物是残忍的,却也能为我们带来必要的震慑和清醒。4有史以来,运转不息的地球已送走人类的亡灵超过九百五十亿之多,尚有方生未死者接近七十亿。这个事实说明,人成为地球的生命过客极其侥幸,并无任何必然性可言。周国平对此有过一段描述,读之令人如大梦惊觉:“你是一个纯粹偶然的产物,大自然产生你的概率几乎等于零。如果你的父母没有结合(这是偶然的),或者结合了,未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做爱(这也是偶然的),或者做爱了,你父亲释放的成亿个精子中不是那个特定的精子使你的母亲受孕(这更是偶然的),就不会有你。如果你父母各自的父母不是如此这般,就不会有你的父母,也就不会有你。这样一直可以推到你最早的老祖宗,在不计其数的偶然中,只要其中之一改变,你就压根不会诞生……”想象一下那个时刻吧:八千万到一亿多的精子群一起出发,浩浩荡荡,有如暴动,他们争先恐后地奔向输卵管,沿途要受到子宫颈黏液的阻挡和子宫腔内白细胞的吞噬,前仆后继,九死一生,只有千分之一的精子能通过“关卡”,也仅仅是跨过门槛,之后它们继续以每分钟2~3mm的速度前行,有些体力不支半途而废,有些在原地打转徘徊不前,有些则走错了方向,坚持跑完全程的精子不足两百,最终也只有一个精子有幸进入卵子,或者说,卵子只接纳那个最最幸运的精子,此概率远远小于如今的中彩票大奖,其情形远比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艰难百倍。更不可思议的是,长度约六十微米的精子仅有区区三天的存活寿命,却储存了全部生命能量和所有遗传信息,一旦被卵子接纳,受精卵在受精后二十四小时即进行细胞分裂,三十个小时后分裂为双细胞,它们随着时间递进不断分裂成若干细胞,直至第十四周形成胚胎,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这个“造人”的过程命悬一线,最终胜出凭的是无师自通的本能,与运气有关,又非运气可以完全解释的。有趣的是,人间底层的一些小人物却能说出一些大实话,不经意间的寥寥数语,即可击中要害。我有个已经退休的同事,过去在单位管后勤杂务,记得一次,他下班后忙着要去医院,说是弟弟做手术,这天轮到自己值班,可是谁都知道他在家里排行最小,于是有人好奇质疑,该同事于是振振有词:“我这个弟弟是自愿选择的,不像爹妈硬塞给的那种,投不投缘,你都得扛着……”让人忍俊不禁,暗呼其妙。我还看过一部香港电视连续剧,名字记不清了,好像几个小伙子为了什么事在争执,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句话:“拜托,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好不好?想一想啦,那天晚上,要是刚好轮到你老爸去公司值夜班,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你啦……”近似于无厘头的直白搞笑,却韵味悠长。5生命一经诞生,无论低级的肉身磨难,还是高级的精神痛苦,都是需要具体生存形态承担的。肉身的“我”融入大千世界,滚滚红尘,灵与肉之间常常缺乏默契,这就是史铁生谓之的“局限”。史铁生把此局限解释成为某种必然,“其实,人生就是跟这局限周旋和较量的。这局限,首先是肉身,不管它是多么聪明和健壮。想想吧,肉身都给了你什么?疾病、伤痛、疲劳、孱弱、丑陋、孤单、消化不好、呼吸不畅、浑身酸痛、某处瘙痒、冷、热、饥、渴、馋、人心隔肚皮、猜疑、嫉妒、防范……当然,它还能给你一些快乐,但这快乐既是肉身给你的就势必守着肉身的限制”。“职业生病,业余写作”,便体现了限制下的一种生存境界。肉身的限制便是人的限制,这也常常形成了人生的死结。打开死结需要智慧,用蒙田的说法,“坏日子,要飞快去‘度’,好日子,要停下来细细品尝……我们的生命来自自然的恩赐,它是优越无比的,如果我们觉得不堪生之重压或是白白虚度此生,那也只能怪我们自己”。帕斯卡尔很早就意识到了,“人只不过是一棵芦苇,是自然界中最脆弱的……要摧毁他,不必全宇宙都武装起来。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于死地”,他同时还认为,“人是能够思想的芦苇”,这是由于,“即使宇宙毁灭人,人仍然比毁灭他的力量更尊贵。因为他知道自己面临毁灭,以及宇宙优越于自己的事实。而宇宙对此一无所知”。当年招致宫刑的司马迁,在凡俗之辈看来已经活得一败涂地了,却创造了一个极度隐忍而成就伟业的罕世奇迹。“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极刑而无愠色……仆尝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为完成《史记》,司马迁饱受极辱之痛,直面生存的暗光,此举惊神泣鬼,“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这是造物者对于人的厚爱,也是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高明之处。6一个重残女人活在世间,是不是一场生存误会?大自然赋予人以生命,是为了让他活在这个世界享受到更多的快乐幸福。而对于海伦·凯勒,她降生于世,仿佛是为了演示一下人类超越自己的命运深渊和身体极限的能力。上苍给予海伦一条生命,却恶作剧般地收回了为她提供延续这生命的正常条件和应有保护,并置她于一种生存的绝境之中。但绝境并不必然等于悲剧,有时候它还能创造奇迹。这个奇迹选择了海伦。马克·吐温说:“十九世纪中,两个最有趣的人物就是拿破仑和海伦·凯勒。”这句话不是调侃,拿破仑和海伦·凯勒之间并不属于同一个世纪同一种结局,但“有趣的”共同点还是有的:海伦可以说是残疾人中的拿破仑,只不过她征服的不是欧洲大陆,而是残缺的个体生命极限。海伦·凯勒生下来本是健全的。十九个月时,她突患了一场猩红热,高烧持续不退,医生断言这个昏迷不醒的可怜女孩儿活不成了。然而死神像是有意要成全一个人类奇迹,最终将她挡出了地狱之门。一天早晨,海伦的高烧退了,醒来时却一切皆非:翠绿的草坪,瓦蓝的天空,刺目的日光,还有鸟语、圣歌和爸爸妈妈的呼唤,如一场梦消失得干干净净。她惊慌失措,因看不见、听不着、说不出而急得在地上打滚,试图抗拒那只企图扼住自己命运的黑手,却很徒劳……这时,救助海伦的贵人出现了。她叫安妮·曼斯菲尔德·沙利文,举着明亮火把一步步走来,渐渐照亮了海伦的幽暗生活。这时候安妮是个只有二十一岁的姑娘。小时候,安妮也曾有过一段不见天日的盲童经历,少年时一次成功的手术使她重见了光明。她决心要把这光明取来,播撒给那些注定将与黑暗相伴一生的残疾人。这位被后人视为对于海伦负有特殊使命的女神,仿佛终其一生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海伦从深渊里摆渡出来。也可以说,海伦的日后形象,是由两位伟大女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塑造的。如果没有安妮,很难想象会有人们所看到的海伦。安妮初次见到的海伦,是一个刚满七岁的完全未开化的顽童。海伦如何从精神上学会自立和爱别人,在文化上掌握盲文和发音说话,最终成为一位驰名世界的作家、教育家,其途程非语言可以形容。这是海伦和安妮的双重艰难。海伦成功后的数十年岁月,安妮领着海伦走了许多国家,帮她出版了《乐观》《我的天地》《石墙之歌》《冲出黑暗》等一系列盲文书籍。终于有一天,安妮倒在了与海伦同行的路途中。指导、相伴自己整整50年的安妮的离去,使海伦内心深处发出了锥心刺骨般的悲音:“她再也不能照耀我了!”只有海伦才能感受到,安妮的存在和离去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安妮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把一个愚昧无知的盲聋女孩,精心培养成了一个有着八十七岁高寿和具备渊博知识的女作家、教育家,然后瞩望着巨大光环中的海伦含笑而去。海伦曾经设想,“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会是怎样一种奢侈的享受,“如果每一个人在他的青少年时期都经历一段瞎子和聋子的生活,将是非常有意义的事。黑暗将使他更加珍惜光明;寂静将使他更加喜爱声音……如果幸运的话,我把手轻轻地放在一棵小树上,就能感到小鸟放声歌唱的欢蹦乱跳。我喜欢让清凉的泉水从张开的指间流过。对于我来说,芬芳的松叶地毯或轻软的草地要比最豪华的波斯地毯更受欢迎;四季的变换,就像一幕幕令人激动的、无休无止的戏剧……”她的具体安排是:第一天,她先把所有亲爱的朋友都叫来,好好端详他们的面孔,然后在森林里做一次长时间的漫步,直到看见落日辉煌;第二天先迎接旭日,然后去参观纽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晚上将在戏院或电影院度过;第三天,她从乡间小屋出发,驾车跨过钢带式桥梁,眺望纽约塔群,登上帝国大厦,然后漫游第五大街,再到贫民区、工厂和儿童公园。“想到你明天有可能变成瞎子,你就会好好使用你的眼睛,想到你明天有可能变成聋子,你就会更好地去聆听声响,鸟儿的歌唱,管弦乐队铿锵的旋律,去抚摸你触及的那一切吧……”她的结论是,“当我今天活着的时候就想到明天可能死去,这或许是一个好习惯。这样的态度将使生活显得特别有价值”。7人,没有生命,也就无所谓生存苦难和人间悲欢。《列子·杨朱》篇说:“凡生之难遇,而死之易及,以难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人,生之偶然,死之必然,无论贵贱美丑,终不免成为一堆腐骨,那么,生命是否还值得活出意义来?史铁生的看法或许可以自我安慰:“生命本无意义,是‘我’,使生命获得意义——此言如果不错,那就是说:‘我’和生命,并不完全是一码事。”却又谈何容易。人拥有五官四肢,七尺肉身,以群居的形式遍布地球的各个角落,他们不满足于日食三餐,夜眠一榻,常常想入非非,欲壑难填,并为之寻找依据。罗素讲过,推动世界运转的动力有这样几种:占有欲,权力欲,创造欲,当占有欲被公认为人的一种天性的时候,如何超越生存的暗光,既匍匐大地,又仰望星空,并使生命过程充满意义的悬念,也就成了人类的一个永恒课题。我读过一本题为《相约星期二》的书,里面主要写了美国一位社会学家莫里·施瓦茨先生的生命熄灭过程,颇耐人回味。在行将就木之际,他对年轻助手道出了自己的生存哲学:“当我应该是个孩子时,我乐于做个孩子;当我应该是个聪明的老头时,我也乐于做个聪明的老头。我乐于接受自然赋予我的一切权利。我属于任何一个年龄,直到现在的我。你能理解吗?我不会羡慕你的人生阶段——因为我也有过这个人生阶段。”他留给生者的遗嘱是,勇敢地“走过那座连接生与死的桥梁,并诠释出这段桥梁”,并认为这是我们唯一理智的选择。这实在是一门人生的超级大课。面对生存暗光的投射,有人泣之而返,有人则走向虚无,生性幽默的契诃夫曾对那些企图自杀的人如此进言:“生活是极不愉快的玩笑,不过要使它美好却也不难。为了做到这点,光是中头彩赢了二十万卢布,得了‘白鹰’勋章,娶个漂亮女人、以好人出名,还是不够的——这些福分都是无常的,而且也很容易习惯。”这需要满足现状,善于苦中作乐,契诃夫举出的例子也很诙谐:要是火柴在你的衣袋里燃起来了,你应当高兴,多亏你的衣袋不是火药库;要是有穷亲戚上别墅找你,你应当高兴,幸亏来的不是警察;要是你的手指头扎了一根刺,你应当高兴,多亏这根刺不是扎在眼睛里;如果你的妻子或小姨子练钢琴,你应当高兴,因为你听的不是狼嚎或猫叫……日本民俗文化中有“人生如竹”的说法,是指人的完整一生,必然要经历孕育、出生、成长、生子、衰老、死亡诸阶段,如同竹子生长,每一个节口都必须适期规律,不可逾越。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原始部落,曾制定了许多人成长过程中的仪式,其实就是这种“竹节”意识的具体表征。中国古代的哲人智者也有类似意识,比如孔子就有“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名言,如同节口,两千多年来一直成为中国人的人生行为规范。这些说法,意在为人的生存困境指点迷津。“嘀嗒,嘀嗒,嘀嗒”,生命时钟的移动声,匆忙,快速,精确,决绝,且冰冷无情,永劫不复。它意味着,人生在世,岁月如梭,其实并无“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那样的好事。对那些浑浑噩噩、过于懒散的人,富兰克林的诙谐告诫充满了对人类的爱意与悲悯:“懒鬼们起来吧!别再浪费生命,将来在坟墓内有足够的时间让你睡的。”

“天使”,或“魔鬼”

我常想,世间恐怕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比它更难以归类了。它属于文化、启智,属于竞技、娱乐?抑或集数种功能于一身?普天下,人世间,没有任何一样东西遭遇过如此的毁誉参半。它究竟是妙不可言的“天使”,还是令人生畏的“魔鬼”?这个斯芬克斯之谜便是围棋。围棋曾被西人惊叹为通鬼神之变的“天外之物”。它诞生于人类的古老东方和遥远年月,神秘、玄奥、精微、深邃,如同一柄寒光闪闪的“双刃剑”。“纵横十九无奇,却无千古同局”,那一颗颗玛瑙般的黑白子,那一幅幅魔幻般的经典棋谱,使多少痴迷者为之沉醉,沉迷,竟至于沉沦,沉没,其是非功过,实难尽数。而围棋与我的关系,则更接近于“魔鬼”而不是“天使”,它那难以抗拒的魅力曾使我倍感绝望,受尽折磨。甚至有一度,我就像一条魂不附体的野狼,挣扎在星月无光的围棋荒原,四顾茫然,不辨归途。古人和今人,都有把围棋比喻为“木野狐”、“妖狐”的说法,其爱恨交织之情,非亲历者而无法知晓。至于我,怎么会视围棋为“魔鬼”呢?“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难道围棋不是一剂可以启智养心的东方灵丹?难道围棋不是集哲学、数学、兵法、艺术于一身的人间瑰宝吗?难道围棋不曾为我带来过乐而忘忧的销魂时光吗?那种不可名状和理喻的快乐难道不是也曾胀满我每一根神经和每一个细胞吗?正所谓何以解忧,唯有弈秋。我甚至想过,如果世间没有围棋,我的人生乐趣将会多么可怜!既如此,又何来“魔鬼”的说法?我其实并不打算把围棋妖魔化,我只是想说,围棋本应是醉人的“天使”,只适于欣赏而不能贸然近身,更不可全无设防,深陷其中。如果,我们对围棋从无接触,也就罢了,每天照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会觉出有任何不适,而你一旦进入它的磁场,就等于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而且欲罢不能。道理很简单,围棋如果仅仅是“天使”,而不同时具有无法抗拒的鬼魅之力,怎么会如此难缠?这是一种可以定性为“瘾”的精神依恋,很类似于“麻瘾”、“网瘾”,甚至“毒瘾”。事情一旦到了嗜“瘾”成性的地步,就有些麻烦了。梁实秋在《雅舍》中披露过梁任公极嗜好打麻将,且有“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的名言,我不免大感诧异,对那位文史巨子的崇敬也多少打了一些折扣。据说徐志摩、潘光旦、胡适之流,牌桌技艺也都不错,尽管如此,却不能增加我对“搓麻将”的一丝好感。无独有偶,卓有才华的“70后”青年女作家魏微曾公开表示自己一生最在意的事情有两个:一是写作,二是打扑克,也令我小有惊讶。我这样想,如果他(她)们倾心的对象是围棋而不是麻将或扑克,就是另一回事了。很明显,搓麻将、打扑克与下围棋虽然都具一定的娱乐性质,但其品位与境界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硬要比较,也仅仅在“瘾”和“魔”的方面有得一拼。而人一旦粘上这种“瘾”和“魔”,要想从容脱身,非我等凡俗之辈所能控制。于是我很佩服某些智者,即使喜欢围棋,也从不会失去理性,比如南帆就在《星空与植物》中写道:“我常常看着棋盘上的纵横19道,心中一阵悚然。我知道,这个棋盘可以不动声色地掠走一个人的毕生心血。这使我警觉地与围棋保持一定距离,以免为纵横19道编织出来的魔网密密麻麻地罩住。我还想做其他事情。”更多的弈者却没有这样的定力和道性,往往不知深浅地一头栽进去,从此神魂颠倒,玩物丧志,悄然被围棋魔鬼所“吞噬”,而难以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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