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刘易斯·托马斯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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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物种——一个生物学观察者的手记试读：
前言
1970年代初，《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生一件值得纪念的事。它断断续续刊载了一系列文章，总题目颇谦逊，叫做“一个生物学观察者的手记”。这些写给医生看的文章提醒人们，人类是微妙而美丽的自然界的一部分。后来，这些文章结集成两本书，面向大众，一本叫做《细胞生命的礼赞》，一本叫做《水母与蜗牛》。两书面世后，有数百万读者观念为之一变，人生因之增色。
刘易斯。托马斯和我表面上颇有些共同之处：我两个都是本乡本土的纽约客，读的是同一家医学院，也都在波士顿市立医院那个生死场实习过。从那儿之后，我俩就天各一方。刘成了一名杰出的生物学家；儿科学，病理学，内科学和生物学教授；作过两家医学院的院长；还作了一间伟大的癌症医院的院长，功盖全国，名满天下。我则浪迹天涯三十年，始归纽约。再见到刘的时候，最震撼我的，乃是他的言谈：他的吐属神隽，一如他的文采风流。
最近我改行，涉足出版界。我联系的第一个作者，便是刘易斯。托马斯。我建议他写本书，谈谈1930年代末期我们作实习医生以来，生物医学发生了哪些变化，他在《最年轻的科学》里，曾说过那时候“医学起不了多少作用”的。他认为这个命意很好，慨然答应为我检讨本世纪后五十年里生物医学的进展。然而，如此巨大的任务，莫说在他的年纪，换了谁，单人独手也弄不来的。像以往一样，他慷慨地问我，如果他把近十年未刊的文章和讲谈的底稿，大约有六十篇之数，全拿给我，我会不会感兴趣。没过多久，四大包文件到了我手上。展读之下，我再次被他的写作捉住了心魂。随之，我发觉有几个主题贯穿于这些篇什之中：一个人在回顾自己对本行的热爱；他对于当今一些医学课题的兴趣，这些课题包括艾滋病，吸毒和衰老；他对于“高悬天际，生机四溢”的地球的关注；以及对于“如此可爱的一个生物”所面临的可能破坏，他所提供的基于生物学的对策。
我两个要感谢罗伯特。斯图亚特，他是Scribners出版社的总编辑。别的不说，本书的题目，《脆弱的物种》，就是他的主意。这名目来自书里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云：“我属于一个脆弱的物种，这一物种是地球上的后来者，和其他任何大小生灵相比都是最年轻的，以进化的尺度看，才刚刚几个瞬间过了，正值青春年少，是一个孩子物种。我们只是给尝试着安置在这儿的，极容易犯错误，有着暗中摸索的风险，目前的真正危险，在于身后留下的化石过于薄弱。……”
刘的几本书大都没有序，它们也不需要什么序。当他要我给这本《脆弱的物种》写个前言的时候，我很高兴也很惶恐。谁敢来谈论这么一个文采风流、落笔惊人的人？我能说的顶多就是，建议你读读这些篇什，在这些篇什里面，刘所说的那些奇妙的物事，是那么奇妙而美丽地跟他的文辞相交缠。
肯尼思·沃伦Ⅰ离校五十年
几乎整整五十年前，我们所有人都在自己的心智发展中经过一个里程碑。在我个人的记忆中，那岂止是个里程碑；那是一座标志成就的纪念碑。大家都会记得它，尽管持续很短，也就是毕业考试到实习的开头数周。然而，那可是我们一生中所可能有的最好的时间了。一下子，我们确凿地知道了一切的一切。而且，对我们大多数人，当然对我本人，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是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时刻了。
从那时起，我们的职业生涯便是一阵接一阵令人困惑的无知，五十年中，对于越来越多的事情知道的越来越少。整整半个世纪中，大家越来越困惑于医学，困惑于疾病机理，困惑于人类社会，困惑于医学的经济学，还有一种困惑与恼怒的混杂交织，为的是所有那些为遮蔽我们的职业缺陷而发明的术语行话，举例来说，提起保健制度，总要说什么供应者啦，消费者啦，福利啦（总是用大写字母），用来取代老式的医生，患者，医疗和疾病。而且，似乎为了让事情更显其赝伪，又造出一个缩略语，叫做HMO（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保健组织），就好像维护健康乃是医生最拿手的好戏，且不管现实中有戏没戏。而且是成本效益分析，而且是技术评估。还有整体论医学对还原论医学。还有伦理与道德，还有医学教育中增加人文教育，更不必说增加人情味儿。我记得，我父亲五十年前教过我一个真理，那就是，不管谁，不管什么时候，一提起医疗伦理，那就意味着金钱，道德则意味着性。就是那么回事。
这五十年里到底遇到过多少样无知，我数不过来。那名单实在太长了。我倒是开列了另一份名单，这个名单短小些，也更叫我难为其情。那是一些事情，假如不是在这些漫长的年月里一直为医学本身所困惑，对之原可以了解更多的。我猜想，这些事情，我的同龄人大多觉得很容易理解的，而我却从没有机会坐下来好好研究过。
联邦保护制度高居我名单的首位。我从来不知道它是什么，它做了什么，它怎样做的，而更有甚者，我干脆不想被告知这些。跟这些东西同样的还有股票市场，证券市场，文字处理器（这个我有，而且莫名其妙），还有内燃机，还有这个宇宙，黑洞，银河系，其他宇宙，以及时空。首先是时空。那是我把握不了的。
我甚至跟进化生物学也有着自己的麻烦。请注意，这并不是指跟它的基本原则，并不是跟那宏观的画面，而主要是跟一些细节。我也懂得一些随机性和机遇，还有选择，还有适应，等等一切，现在，我对这门学问的了解，不限于能够夸夸其谈进化论的进展，更不用说目的论什么的。我的麻烦是，每当我思索已知的最早生命形式的时候，问题就开始出现了。想想吧。岩石中那些无可争议属于三十七亿年前的细菌细胞，毫无疑问是我们的老祖爷爷老祖奶奶。此后的二十五亿年间，世界上无非细菌；可现在，却有了我后院里那棵核桃树，我那只阿比西尼亚猫杰弗里，几乎但不完全自由地生活在我们细胞里、披着线粒体外衣的微生物，还有，顺便说一下，我们令人惊叹的、尚未成熟的、充满危险的自我，精明到足以威胁整个自然界，除非有音乐让他游移分心。我们需要一个比“机遇”、甚至“纯粹机遇”更好的词儿，来描述这一系列的事件，同时又不涉嫌“进步”的概念。但是，仅仅三十七亿年间，就从无性繁殖的古细菌，一路走到B小调弥撒曲和后期四重奏，这整个记录，仅仅用一个技术名词“随机性”来概而言之，怕是不够吧。
我更喜欢stochastic这个名目，因为在我们的语言里，它是有来历的。最早的词根是stegh，那是三万年前印欧语里的一个词，意思是有尖的桩；到了希腊语里，stegh成了stokhos，意思是射箭的靶子；后来，到了英语，靶子还是靶子，不过又加上了瞄准的意思。既然是瞄准，射不中即是题中应有之义，于是，stokhos便意指“或中或不中”，纯粹运气，随机性，于是有了stochastic（随机性）。既然它有此来历，那么，我高兴把进化论一下子接受下来，但我还是困惑不解。
我单子上的最后一项，是衰老现象，这个题目，我渐觉亲近，并且想用点功夫去关注一番。有人问布鲁斯·布利文，老来是何况味。布利文是《新共和国》的主编，当时七十多岁。他回嘴说：“我没觉得自己像个老人。我觉得自己像个年轻人，只是内里出了点毛病。”
关于衰老过程，我读到过一种可爱的技术解释，说那就是熵和热力学作的怪，那就是周身的钟表不准，分子错误累积，等等一切的结果。最近我顶喜欢的说法，是《生物学季刊》里的一篇文章，题目叫“热噪音与生物信息”，作者是H.A.约翰逊。他的意思是，生命所需的热力，产生与生俱来的噪音，这噪音导致活细胞及其部件赖以生活的信息的质量持续下降。照这个意思，人体最适宜的温度是三十七摄氏度，这个温度最有利于各种酶类发挥作用，然对于信息系统的长期保存却嫌太高了些。长期看来，比如从七十五年之期（还不到一生时间）看来，热力的这种损毁信息的效应，就会慢慢地超过其维持生命的功能。假如我们的体温近于室温，或者像乌龟那样冷血，我们就会更加福寿绵绵；最好是生活在开氏的绝对零度，那样我们就会长生不死。
不过，要是那样，我们当然会长生不死，然而根据自然法则，我们就仍旧还会像三十七亿年前的古细菌一个样子，不能犯分子错误，被剥夺了尝试运气的机会，而永远也不会跌跌撞撞发展出大脑来。离开哈佛医学院后的五十年间，我学到的关于世界的事情中，顶可爱的就是这个。成就一名医生
医生者，衣冠不一，业务长忙。人类历史上，无时无地没有医生。难以想见，还有什么职业，比起医生这一行当更加让人信赖，或更加历久不衰，更难想见，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件，能导致它的灭绝。其他的行业——做金银首饰的，给尸体涂油膏的，造教堂的，施魔法的，甚至弄哲学的——都曾经几起几落，甚至于一时销声匿迹，然而，行医治病的，自有语言和社会以来，就一直伴随着我们，看来很可能还会永远伴随下去。换句话说，只要我们还会生病和死亡，这一行当就会存在下去，那也就意味着永远存在。
我们期待于它的，自从数千年前的萨满巫师，直到现代的医学大师，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怎样做点什么。就是这样。
病发之初，还没等辨认出是何症状，便有一种早期的感觉，那就是恐惧。是哪里出差错了。而在意识的深处，便掠过一丝人命危浅之虑。那是我们最古老的恐惧。必须做点什么，而且要快。来吧，求你了，救救我；或者是，去，求你了，去找人救我。于是出现了医疗这个行当。
你或许要希望，这样的呼唤，既然起源既深且古，时到于今，必已积存起巨量的传统教条，卷帙浩繁汗牛充栋，每一本都充满了一条又一条古老的智慧，每一条都经历了世代的检验。但事实不是这样。卷帙是有的，但所有卷帙都簇然崭新；几乎所有有用的知识都是几个月前来到的。医学知识并不像表面上那样是自我积累的。它只是取代了原先设置在那里的结构，就像纽约的天际线。医学知识和技术发明，都会随生物学的进步而贬值。五十年前在波士顿或纽约或亚特兰大所行的医道，在今天的医学院学生或实习医生看来，都是莫名其妙的，就像让今天在哈肯塞克听摇滚乐的人去观看孔三部落（南部非洲喀拉哈里沙漠地区土著）跳祭神舞一样奇怪。
我且把这个意思再推远点。现代医学的困境，现代医学教育深层的中心弊端，最要紧的，实习医生培训中的深层弊端，就是这个不管怎样做点什么的驱动。这是病家所期待的，而医生则十有八九也自信能做点什么，不管自己多么无知。而且，说句实话，就是在近年来精确科学知识大块大块到来的时候，无知也是如影随形，大量存在的。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在1876年，当这个国家百年庆典之际，一本名为《美国医学一百年，1776～1876》的书问世了。五位作者无可争议属于各自领域里的权威，位列哈佛、哥伦比亚和杰佛逊医学院的教席的。那本书是对于过去的一个世纪美国医学重要成就的总结。是书最后的一句话颇为乐观，或许它的作者也没有意识到它会如此有力。那句话说：“拥有未来，总胜似拥有过去。”过去一百年的医学，很大一部分是可怕的。
早前年，并不存在疗法科学这东西的。也就是少数几个内科医生在那儿努力区分人类疾病，记录下临床现象的自然过程。可靠的实证经验是没有的，有的只是些传闻轶事罢了。所谓疗法，不过是错了再改，也就是所谓的“尝试错误”，而尝试所依赖的，无非是以意为之的瞎猜。瞎猜的依据，大部分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教条，是盖仑以来千百年间传下来的。盖仑（约130～约200）本人就是瞎猜的老祖宗，心游八极，也错得离谱。他写了不下五百篇论文，又是论医，又是论道，说什么凡百疾病，皆由人体中“体液”分布失衡所致。盖仑认为，各脏器的充血是要加以对付的麻烦；到了18世纪，这一观念升级为一个常规疗法，据认为包治百病，至少是百病皆给人家治，治好治歹莫论，那就是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排除过剩的体液。那些方法是直截而了当的：切开静脉，一次放掉一品脱或更多的血，足以让病家头晕目眩，脸色白中发青；用拔罐吸取淋巴液；给予大量汞剂或植物浸出液以引起排泄；一切无效后，还可以催吐。乔治·华盛顿可能就是这样给治死的。其时他66岁，强壮矍铄。那天出去骑马踏雪，遛了一圈回来。下午开始发烧，咽喉疼得厉害。他赶紧卧床在家，并召来几位医官。人家给他在咽喉部敷了泥罨剂，让他口服姜汤加蜜，随后两天里，给他放了五品脱血。老人家对医官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求你们，别为我劳神了。让我安静地去吧。”
大约到了19世纪30年代，医学开始自我反省，要改弦易辙了。在波士顿，在巴黎，在爱丁堡，一伙伙医生针对当时一些标准疗法的真正效验提出新的质疑，被他们的大多数同行目为离经叛道。慢慢地，人们开始把科学方法应用于临床治疗，尽管不是很正式地。人们把伤寒热和震颤性谵妄的病人——当时那两种病被认为是必死无疑的——分作两组，一组用放血、拔罐、泻下，和其他一些跟人叫劲儿的疗法；一组什么疗法也不用，只是给予卧床休息、营养和观察。结果明白无误，令人震惊。到了19世纪中叶，种种疗法都被弃如敝屣，一个号称“无为而治”的时代开始了。
由此带来的巨大启发，称得上是几百年来实践医学的第一次革命。其中的讯息就是，许多疾病实质上是自我限制的。假如没有人为的掺和，它们就会自己走完可预测的进程，而一旦走起来，就会走到头，某些病人就会自动康复。拿伤寒热来说，尽管极其凶险，能够致人死命，可是，在五到六个星期的发烧和衰弱之后，病程便会结束，约有百分之七十的病人会恢复健康。大叶肺炎持续十天到两个星期，然后，在一些走运的、原先较为健壮的病人那儿，有名的“关键转折”就会发生，病人一夜之间转危为安。表现出骇人听闻的震颤性谵妄症状的病人，只需要在暗室关几天，然后就可以出来，重回到光天化日下，能吃能喝。当然，有些人一开始就命中注定，但不是全部。新的教训就是，这些疾病，治疗使结果变坏而不是变好。
这一消息给大多数内科医生造成多大的冲击，时过境迁，已经难以想象。传统的信条一向是，每一种疾病最终都是要命的，若没有医生和他的积极救护，或没有更高层力量的神奇干预，所有病人都将死于所得的疾病。要承认实际并不是这么回事，要承认，除了几个罕见的例外（最显眼的是狂犬病），大多数疾病都会自动好转，那是有违当时众所接受的信条的。甩掉旧观念，需要勇气、决心，还有时间。
反观整个那一宗让人难堪的记录，研究那段历史的人想必伤透脑筋，无从索解，为什么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下来，对医生、对诊所、对医院、对保健行业的需求竟然有增无已。你本会以为，人们对医生这个行业会敬而远之，甚至要弃之如遗了。特别是当人们想到，贯穿19世纪整整后半叶和本世纪前三分之一，医学既没有提供多少有效药物，也实在没有提供任何种类的技术，贡献之小，令人侧目。鸦片，毛地黄，奎宁和各种溴剂（所谓有益于“神经”的），还算是硕果仅存。除了这些，内科医生们做了什么，在所有这些年月里，让他们的病人依然求诊、就诊？
喔，他们做了许多非技术，而那是非常有用的。主要的是，他们开药方，向病人和家属解释各种问题，然后站在一旁，担起责任。怀疑者和批评者当然是有的，可医生从没有退场。蒙田关于医生有这样的直言：“我结交过许多那一行的好人，他们大多数都让人喜欢。我攻击的不是医生，而是医术。是对于病痛和死亡的恐惧，还有寻求灵药的妄念，糊住了我们的双眼。我们上当，纯粹是因为怯懦。”莫里哀在他的世纪里温婉地嘲弄过医生；狄更斯对医生尚有好感，但不甚尊重。他笔下的医生大多数脾气乖张，容易出错，在他的小说里总是些小角色，却也少他们不得。萧伯纳尖刻地批评过医学中的装腔作势，他的话拿到今天也是切中时弊的。
然而，不管怎样，大众对医生的敬意甚至忠心却始终不渝。一个好例，是皮卡迪里的圣詹姆斯教堂北墙上的一方刻石，那是纪念理查德·布赖特爵士（1789～1858）的，是他发现了一种肾病，那种病至今还冠戴着他的名字。正当那个从“什么都试试”派向“只是观察”派转变的时期，他在哈雷大街行医，行事不算很出格的。刻石铭文中有这么一段：
神圣地纪念着
理查德。布赖特爵士
医学博士，民法学博士
女王陛下的杰出医师
他为医学贡献了许多种科学发现
做了很有价值的工作
度过了温情的，纯洁无瑕的
有大益于人的一生
正当职业生涯华枝春满时
他告别人世
这就是19世纪人们对医生的期望，并相信现实生活中他们大多数也都是这样的。这一期望至今犹在，然而现实却已经两样，至少在大众的心里已经悄然改变了。
今天仍有许许多多优秀的内科医生，哪儿都有，他们就像布赖特一样有才华，也像布赖特那样被器重，无可争议有着远胜于前人的装备来对付威胁生命的疾病，受到良好训练，对于疾病机理的理解是任何19世纪医生所梦想不到的，可是，“温情”和“纯洁无瑕”，今日听来，却像是某种时代错误，甚至“有大益于人”云云，也会遭到公众的质疑。现代的医生为高技术所包围，这些技术能够预防或治愈过去曾经杀死青少年和中年人的大多数疾病，最令人瞩目的是细菌和病毒感染，正是这些疾病造成布赖特时代不到四十五岁的生命预期。但是，医学的议程表上，仍然包含着一个长长的致死和致残疾病名单，大多数是让老年人致残的慢性病，对于这些，仍然没有治疗的技术，甚至对它们的潜在机理也没有清楚的理解。
无可争议的成功，在于一些大病的控制，包括粟粒型肺结核，神经梅毒和心血管梅毒，小儿麻痹症，儿童传染病，败血症，伤寒，风湿热和心脏瓣膜疾病，以及大多数其他的主要传染病，这些疾病，现已基本得到控制，或者完全征服了。这归功于医学上的第二次转向，开始于大约五十年前，那时候引进了磺胺药和青霉素，还有其他抗生素，那是科学的直接馈赠。那一次革命乘“生物学革命”的长风，继续挟雷霆以进，至今还只是初试锋芒，方兴未艾。假以如有神力的新的技术，比如DNA重组和单克隆抗体，那些神秘莫测、几年以前还完全无门可入的疾病机理，现在至少已经明摆在眼前，可以直接地观察其细节了。对于癌症的机理，以及长长单子上其他疾病的机理的理解，这样的前景，已经让大学里和企业研究所里的年轻研究者信心百倍，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了。
然而，未来依然杳不可见，医学仍胶着于许多既不能治、又不能防的可怕问题，而胶着期间的长短未可预知。用于精确诊断的技术发展迅速，令人瞩目，然与此同时，它也日愈复杂而昂贵。新的诊断活动耗费着学生和实习医生越来越多的时间，也耗费着他们所服务的医院越来越多的资源，以至于越来越没有时间跟病人打交道了。从前那长时间的、优哉游哉的采取病史的仪式没有了；同样长时间的全面体检的礼仪没有了；还有随后那长长的解释，是哪里出了错儿，然后直言相告结果可能如此这般：所有这些都没有了。现在的病人，感觉医院是一家嗡嗡响的巨大机器，而所有的专家——医生，护士，实习生，打下手的，还有搬运工——全都准确如仪地跑来跑去。问题单要喂进计算机里，同时喂进去的，还有一些项目，用于分析病人的经济状况，也就是负担医药费的能力：这些东西取代了病史的采取。血样去了化验室；CT扫描和核磁共振机用于体检，认为比人更可靠。
每个人，就连参观者，似乎也匆匆忙忙，时不我予。时间总是不够，整个地方超载运转，似乎就要累垮，上气不接下气，强撑着以待下一场不可救药的灾难——急救室来的刀伤；脑电图没有了波动；心跳停止；还有每个病区每个病房无处不在的死亡。希波克拉底的格言“技艺永长，人生苦短”在这里加了速，变得一片模糊了。
每个人都太忙，忙些别的；再没有时间作那些老式的凝神沉思、又推测又揣摩的巡诊，也没有时间在床边作那些可人的谈话。所有的住院人员——实习医生，住院医师，年轻的、前来作为期一年的全国健康研究院基金项目培训的初级研究员——侧着身子急急穿过走廊，赶去照料那些“专号”（委婉语，指那些濒死者和新死者，事后证明，两者实际是一回事），要么就是赶去解读来自诊断部门的计算机信息，要么就是赶去抽取血样和注射液，要么就是赶去接收新病号。教授们在别处忙，试图分配时间，什么时候撰写研究申请（有人估算，教师们得花费30％的醒着的时间去撰写项目款申请报告），什么时候到实验室去做或至少监督他们的研究工作，什么时候看望私人的病号（维持一个现代的门诊部已愈来愈倚重于教师们的私人业务带来的收入），什么时候为终身职位没完没了地发愁（外加愁着找地儿泊车）。能整天靠上的专家，大约就剩护士了。是她们，整天守在病房，提防着意外情况，跟病人和家属谈话，听他们诉说。不管怎样，是她们掌管着这地方，神奇地维系着这地方，使它免于顺着自己的倾向归于崩溃。
我只有两个建议，与其说是对于时弊的救正，不如说是对于未来的执迷的愿望。首先，我希望，医学院的课程表上，前两年的大部分课程能够砍掉，留出足够空间，加进几门关于医学之无知的课程，让学生一开始就清楚地看到一些医学所不知道的事情。然后，我希望有更多对于仍未攻克的人类疾病的机理的研究。当今医学的麻烦，在于我们干脆知道的不够多，我们仍然基本是一个无知的行当，对于一长串疾病，缺乏真正的理解，没有能力做很多，能做的仅仅是尽力做出正确的诊断，尽可能通过这样那样的半拉子技术支撑住（在我们还没有理解那些器官发病之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件导致了破坏时，能够提供的措施也就是心脏、肾脏、肝脏和肺脏的移植了）。在现代医院里，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收拾残局上。
我们不得不这样继续下去，代价持续走高地继续下去，除非我们摆脱疾病，至少摆脱现在占据花名册主要位置、填满诊所和医院的那些疾病。这听起来像是要求太多，其实不然。我们当然永远摆脱不了那些自我限制的小病，我们也不应该打算把死亡推迟到超过正常生命预期。活到七老八十，少数幸运（或不幸）者能活到九十，已经不错了。可是，一旦我们知道了怎样做，还是有大量事情好做，无论治疗还是预防。这些事情，永远不能靠瞎猜，像千百年来这个行当的人们学着去做的那样。也不是通过现在时行的什么改变“生活方式”就能改变很多的。那些杂志文章的说法儿我不敢苟同。限食，慢跑，改变思维方式，在我们健康无病的时候当然能让我们感觉好些，可是，这些东西，既不能改变真正灾难的概率，也不能改变它们的结果。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我们就是得依赖科学；只有科学，才让我们有希望解开那些生物学哑谜，如阿尔茨海默氏病，精神分裂症，癌症，慢性血栓形成，中风，多发性硬化病，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肝硬化，慢性肾炎，现在，还有盖过一切的艾滋病。当我们对于上述每一样疾病的潜在机理达到了清楚的、细节上的理解，那时候，医学就会证明自己不是吃白饭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写回忆录的技和艺
比起写自传来，写回忆录应该容易些，当然也应该简短些；坐下来听人读一篇回忆录，那定然比听人读一部自传容易些。我以为，一部自传，那该是一件事情接一件事情的线性的描述，而且人们希望，这些事情应该一步一步导致一个人的现存事态，直到写作时的此刻当下的。以我而论，这将要跨越七十年之期，一年一年挨着来；大约要扣除睡眠所花费掉的百分之二十五，余下的要对付的时间还有四十五年呢。饶是这样，若把所有的事情逐一回忆、逐一记录的话，要覆盖的时间还是太多了些。但折扣还是要接着打。一万六千天里，醒着的二十万四千小时并没有做很多事，不过是看看报纸，两只眼睛盯着一张白纸发呆，从一个房间踱到另一个房间，拉拉家常，更多时候听人拉，要么什么也不做，只是等着下一件事情发生。抹掉这些无关紧要的部分，然后看看剩下多少，按妥当次序排排好，不要捏造。这就有了一部自传，现在已从活过的无所事事的四分之三里解脱出来，只剩下十一年，或四千天，或六万四千个钟点。要你回忆的也就所剩寥寥了，但把它写下来则仍嫌太多。
可是，这还要拿掉那些模糊不清的记忆，还有一些可疑的回想，你疑心它们是你的头脑妆点起来的、对你有利的事情，这也得去掉。只留下那些你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事件，那些执著地跃出于脑海之上的想法，那些跟你纠缠不清的观念，还有那些你宁可抛掉、却挥之不去的画面。然后大刀阔斧，痛加剪辑，把六万四千个钟点化简到大约三十分钟，那便是你的回忆录。
以我而论，把这个缩短的单子从头到尾捋一遍，我发现余下的记忆中，大部分并非真的是个人的经历，却主要是别人的思想，我所读到或听说的东西，是一种总的记忆。有一部分与其说是回想，倒不如说是愿望，这部分东西之多，令人惊讶；那是一些希望，希望它们所处的地位像所有人认为的一样起作用；那是一些渴望，巴不得一桩事情导致另一桩事情那就是意味着某种方向；还有就是希望纷乱中乃有某种条理，熵里面乃有某种真义。
触及个人的历史，那是要带点自我招供的情调的。曾经一度，我原是一单个细胞。关于我生命的这一阶段，我是一点也记不得了，可我知道这是真的，因为大家都这么说呢。当然在此之前还有一段是某种半生命状态，当真是一半；那时候，两个被赋予了一半生命的单倍体配子，每一个都带着我半数的染色体，摆脱了束缚，自主地行动，渴望彼此相撞，也真的这样做了，由于随机的偶然，纯粹的运气，不管是好是坏，是穷是富，等等等等，于是我的生涯开始了。
我不记得这些，可我知道我开始分裂了。我大约从来没有这么卖力过，也从来没有这么娴熟和自信。在某一阶段，很小的时候，也就是几个钟点大吧，我把自己整理归类，变成了一个由各种细胞组成的系统，每一类细胞都贴上了标签，这是脑子，那是胳膊腿儿，那是肝儿，如此这般；所有部分都彼此打着信号，算计着自己的地盘，落实着我的蓝图。到某一时候，我拥有了一个可观的肾脏，对于任何高级鱼类都足够好了，可我旋又有了更好的主意，一下子把它给毁了，原地装配起一对儿更适于陆上生存的。这些事情进行时，我并没有作什么规划，可我的细胞比我记性好，它们作了规划。
现在回头想想，我庆幸自己当时没有负起责任干这干那。假如当初要我来规划我的细胞，我会把事情弄错，落下什么东西，忘记了该把神经嵴装在哪儿，把它弄乱。要么，我就会停在自己的轨道上，让大批大批的死亡给吓坏，眼见自己成百十亿的胚胎细胞被有系统地杀死，以便为更高级的继任者腾出地方，死亡的规模如此巨大，想起来就不得不强忍眼泪。到了我出生的时候，死去的我比活下来的我还要多些。难怪我记不得什么：在那九个月时间里，我换了一个大脑又一个大脑，最后才建造起这个有可能成人的模型，装备了以待语言。
正是亏了语言，我现在才能较远地追思自己的世系。让我自己做，我仅能记起父母双亲，祖母或外祖母，还有一些威尔士家族的故事，直到那晦暗不明的过去，那时候所有威尔士人都是国王，但也就是这些了。再要继续上溯，那就得依靠阅读。
我读过的文本教导我说，我的直系始祖，可以上溯到智人那里，从此一直是人类，但也许还够不上人类，如果你像我一样，以语言这一品性作为属人的尺度，进而还有语言的品性，这就是对于无可争议、独一无二的自我的意识。我拿不准我从什么时候开始能算得上一个人，这一点谁也没有让人信服地告诉过我。究竟什么时候，我的亲属开始说话的？
写作的历史还比较容易追溯，那也就是数年以前的事吧，或许是一万年前，反正没有很久。而追溯说话就需要瞎猜。假如我们是较慢的学习者，就像我们解决现今的难题一样慢，那么我猜测，说话的起源，也就是最近十万年的事吧，上下总差不了五万年。这叫做不太科学的猜测，然而无关紧要，总之是为时非常之短，而想到我有这么多祖宗，从大约一百万年以前的头一辈老祖宗算起，一代又一代都不能说话，我不由得难为情。我来自一个制造工具、刮削骨头、挖掘坟墓、涂抹洞穴的家族，自有几分骄傲，因为他们总归是人。可是，一想到他们是地道的哑巴，一生一世没有隐喻，不能交谈，连家长里短都不会说，我就心疼。我宁愿他们生来就被赋予全副本事，一从进化让他们的脑壳大到装得下话语就会谈话，谈得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可惜我猜测，事情不是这样子，语言是后来才有的。这件事情容我回头再说。
牢固地占据我脑海上层的，还有关于我家系的另一面，也是不可回避的一面。这远远超出我的记忆，但我疑心是我的细胞让我依然记得。事情微妙，难以启齿。鼓起勇气来说吧，我的家系，继续上溯（这一回有点确切了），还会上溯到类人的祖先之前的无数年前。不管喜不喜欢，我，你也一样，都来自同一个最初的祖先，他的遗体展现在岩石里，距今大约三十七亿年。他生在地球本身成形、变冷约十亿年之后。家系的第一位，我们的始祖，毫无疑问是一只细菌。
这件事在我心头萦绕不去。一时间，它成了我所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任何回忆录都非写不可的开端，是长期埋没的语言的起源。我们乃来自一个细菌的家系（如此说来倒也算得上历史悠久）。上个世纪，当我们第一次听说自己来自一个古猿家族，跟黑猩猩是本家兄弟的时候，我们曾经多么为难而义愤填膺呵。可现在，这些都不必介怀了。那到底还不难接受，因那些亲属跟我们毕竟还有几分相像。可是，由当今科学确认无误、我们毫无希望否认的新的亲子关系，又是另一回事了。乍听之下，这消息想必是一场羞辱。可真是出身微贱呵。
然而，从词源学追寻上去，我们的语言一起初就有着关于这种起源的猜想的。承认这一点，我们多少也可以心安理得些。我们的human（英语：人类）一词，乃来自古印欧语词根dhghem，意思就是土地。最说明问题的同源词是humus（腐殖酸），它是微生物产业的最初产品。值得一提的还有humble（谦卑的），还有humane（人性的）。绕来绕去，那句道歉的老话：“惭愧，我只是个人”，也就奇异地有了新意。
那么，我们大家的祖先，那第一只微生物又来自何处呢？没人知道。既然没人知道，那就人人得而猜之，而且猜来花样百出，人人不同。弗朗西斯·克里克提出，要它自己在地球上形成，那几率太微茫了，我们只能想象，它是来自外层空间，这就把问题一下子抛给了银河系另一部分乃至更远处的科学家。其他人断言，那件事当然是在此地发生的，是一个分子一个分子聚合成的；亿万年中，在太阳光和闪电的作用下，由于某种纯粹运气，终于生成了恰好正确的核苷酸序列，包在恰好正确的一种膜里，于是我们起步了。
毫无疑问，最初的成功发生在水里；也很少疑问，最初的事件，不管它怎么发生的，乃是唯一的这样的事件，唯一的成功。正如宇宙物理学中的大爆炸一样，生物学里也仅有这一次，完全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是一件空前绝后的好运气。这件事的概率如此之小，不管它怎么发生的，是自发的还是偶然的，发生一次以上的可能都断不会有。假如这还不够让你信服，那么，且想一想下面这个明摆着的事实吧：此后到来的所有细胞，一直到我们当今的脑细胞，都携带着同样的DNA串儿，也都根据基本相同的遗传密码运作着。这就是最明白不过的证据：我们都是同一个父母的直系后裔。我们都是一家人——草，海鸥，鱼，跳蚤，以及这个共和国所有的选民。
我本该记得这一家族关系，因我身上所有的细胞都活生生充满着提醒物。一天一天，它们带我做这做那；它们在做每一件事情时，都在使用着它们的微生物前驱所用的生化装置。杰斯·罗斯和他在全国健康研究院的同事们显示，细菌王国早在我们这样的有核细胞上场之前，就已经学会了如何通过化学信息彼此打信号，并为此目的发明了胰岛素和其他一系列辉煌的肽类分子，我今天也正是利用这些来指示我的脑细胞做各种正当行为的。
不仅如此。没有大群专业化细菌帮忙，我是不能够来在这里，在阳光下眨巴眼的；它们大约十亿年前涌进了我这样的细胞里，然后一直呆在那儿，作为不可缺少的寓客，一代一代自主地复制繁衍着。这就是我的线粒体，是学会利用氧气产生能量的最早细菌的直系后裔。它们占据我所有的细胞，哪里有活儿做就涌向哪里。没有它们，我抬不起一个手指头，想不出一个思想，而它们离了我也活不成。我和我的线粒体是共生关系，为了生物圈的演进捆绑在一起，和谐地共生共存，甚至于相亲相爱。肯定地说，我喜欢我的微生物引擎，我猜想它们也乐于为我工作。
难道一定得这样子，而不能颠倒过来看待我们的关系吗？或许，我整个儿是细菌的一块殖民地，是它们早年作出决定，要尝试一种进化上的全新花样，占领了我，把我当成他们装饰性的甲壳呢？不管怎样，反正我们两下里相得就是。
植物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们也是浑身所有细胞里涌满了线粒体，同时也有别样的外来群落。它们的叶绿体，就是那些汲取太阳能、制造所有糖分的小东西，乃是染有色素的古老微生物的后裔，那些微生物叫蓝菌，曾有个名字叫蓝绿藻。它们生活在至少二十五亿年前，是最早学会利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和阳光，为市场提供食品的生物。
我简直为细菌迷住了，不光迷上了我自己的和后院那棵马栗树的，而是细菌一般。想想看吧，若没有固氮菌，就是大多生活在豆科植物根瘤里、像是它的特化组织的那些，我们就不会有氮元素来合成生物圈里的蛋白质。我们永远不会有腐败；死了的树就会永远躺那儿，我们也是，那么，大地上什么也不会给回收利用。我们也没法儿养牛，因为牛类不能够消化它们所吃的食物，除非肠子里的细菌先为它们处理一遍；同样道理，也不会有白蚁来复用木头，因为实际上它们离了细菌就没法儿活。我们的水族箱里也不会有发光的鱼，因为它们眼睛周围那夺目的光辉，乃是它们私有的发光细菌的殖民地。还有，我们永远也呼吸不到氧气，因为空气中所有供我们使用的氧气，都是海洋上层水域和湖泊里的光合微生物和森林里的叶子所呼出的。
并不是我们发明了有着现代胞核的新型高级细胞，然后再邀来原始的、较为简单的生命形式作我们的季节性工人。更有可能，这整个组合乃是由不同种类的细菌一起凑成的；较大的细胞，那最初的“寄主”，可能是失去了坚硬细胞壁，并因此缺陷而膨胀起来的。林·马古利斯提出，螺旋体可能是最初那个委员会的成员，后来成为现代细胞纤毛的前驱，也是成熟分裂和有丝分裂的组织者，还是它，排起了染色体，并把DNA分配给后代——总之，它是所有遗嘱的宣读者。假如她说的这些是真的，那么，螺旋体还是有性繁殖的发明者和等等一切，包括结局性的死亡。
现代细胞并不是我们几年以前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建筑砌块。它是一头自足自立的生物，是一块共管地，由托管者管理着。
假如真是这样（我相信是的），那么，地球上的生命就要比从前我所认为的更加亲密。这是我心里萦回不去的另一件事。这些天我心里满是这个，竟然把其他想法都挤了出去。此刻，它让我正襟危坐，让我站起身来，然后又一记重拳把我打一边去了。这个世界在运转。整个地球是活的，是一个整体，一个活的东西，一个生物。
它为我们也为自己呼吸着；不仅如此，它还精确入微地调节着呼吸。空气中的氧气并不是以任何旧有方式随机地放在那里的；它确切地维持一个最佳浓度，使得这地方最适于生存。若是比目前水平高出几个百分点，全部森林就会起火烧光；若是低几个，大部分生物就会窒息而死。是这个星球的整体生命组成的信息环给它以反馈，把它维持在如今的常量。植物呼出的二氧化碳给维持在确切的低水平，这在那些没有生命的星球是绝对不可思议的。这个浓度恰好使地球保持着现在的温度，就连海洋的温度，也是恰好。甲烷，全部来自细菌的代谢，也为温室效应出一份力，而它的水平恒定不变。如今，政治家们是要把一只眼睛紧盯着有关数字了，因我们通过燃烧太多燃料和砍伐太多森林，已经提高了二氧化碳的水平，以至于下个世纪内，地球可能会遭到气候灾难了。
可是，话说回来，尽管我们一味瞎鼓捣，地球还是我们能够想到的最稳定的生物，一个复杂的系统，一个巨大的智能，在太阳的温暖里转动着，管理着自己的内部事务，其精确无误，胜过任何一台大型计算机。当然不是完全不出错，这有古生物学的记录为证。发生灾难乃归天然，那是系统内部的磕碰和故障：冰河时代，流星碰撞，火山喷发，全球阴暗，活组织的大块死亡。用我们谈论计算机的话说，它会暂时黑屏，但从未死机，总是不一会儿又重新启动，又有新的画面可以展示。
最新的东西，它的工作部件里面最新的花样，好像是我们——说着话、唱着歌、制作着工具、烤着火、闲得发慌、忙着打仗的人类，而我就是那一伙的。
关于儿时怎样学的语言，我什么也记不得了。我诚然记得一些片片断断，比如四五岁时怎样学着读和写，可是更早些时怎样学的说话，却一点也记不得了。这可是让我吃惊不小。你会以为，第一个单词，成功说完的第一个句子，会是怎样令人瞠目的里程碑呵，那会是一生最了不起的时刻，会让人刻骨铭心永不忘记的，然而我忘记了。也许本来就没有在我心里怎么扎根呢。生而为人，也许我本来就懂人的语言，从我睁开眼睛看见人的面孔的时候，语言便油然而至，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之所以我不记得那学习的过程、早期的错误，也许是因为，那时候，那些错误根本就不是错误，那就是儿童的正常语言，像第一口呼吸一样不值当记忆。
长大以后，我一直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像一个法国人那样说法语，但时到今日，因困难重重，我几乎已经放弃努力了。那些法国小孩子，只有我膝盖一般高，我千辛万苦做不到的事，为什么他们很快就做到了？而且，无论是英国的小孩，还是土耳其的小孩，把他们放在巴黎，几个月工夫也都做到了？我知道答案，可并不很喜欢听人说出来，因为这意味着，还有别的妙招诀窍，我给丢失了。学语言就是童年的事，这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小孩子长于此，越小的孩子越长于此；那真的就是儿戏。它是这个物种一生只有一次的馈赠，长到十几岁就给收回，关掉，再也不能够重获。我想必也有过一次，而我把它花在了寻常的英语上。我拥有过一套辉煌的神经元，栖在我左半脑的某个中枢里，大约跟歌鸟的一样，他的歌唱中枢也在左半脑，是在雏鸟期用来学习自己物种的歌曲的。像我的一样，鸟的歌唱中枢也是童年期为学习唱歌而存在；如果他在那一时期听到适当的歌，他就会终生记住，待日后装饰上简短的琶音，便成了自己的，那就是特别的、自己所特有的曲目，跟众家亲属稍稍不同、却也是清晰可辨的。但是，假如在童年时候他没有听到合适的歌，中枢不能够自己创作出来，当他长大成鸟、准备歌唱、准备婚配的时候，他所唱出的，那就是有声无调的叽叽喳喳了。这是实验生物学里最伤心不过的故事之一。
人类大脑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这一语言天赋成为可能，至今仍是个谜。可能是出于突变，是一套新型的DNA构建起一种新的中枢，为早期的灵长类所没有的。不然的话，它也可能牵涉一系列更为普遍的新型号，那就是，不要停止，继续制造成排成列的神经元组件，把大脑建造得更大些。也许，不管什么脑子，只要皮层够丰富，都可以成为会说话的脑子，外带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心灵。
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想法，值得写进回忆录。我乃来自一些更高级的祖先，他们的大脑业已进化得远远超过所有亲属，结果就是语言；赖有这个，他们成了大地的主人，上帝的影像，有自我意识，能记得前生，能预想来世，能写出类似“太初有言”这样的意思。再没有什么是人类够不到的，本地的太阳系固然不在话下，再远一点，进入星河，假以时日，到整个宇宙间去殖民，也是办得到的。真的是万物皆备于我呢。
但是，这样说话让人不好意思；很像是小孩子不晓事说的大话。我得检点自己的思维器官。可那是个大地方，而我不知道它是怎样运作的，也不知道我在里边占什么地位。我属于一个脆弱的物种，是地球上的后来者，是大小生物中最年轻的生物，用进化的时间度量，来到这儿不过才短短几个瞬间，是一个年轻的物种，是物种里的年轻人。我们只是尝试性地给安放在位，易犯错误，有个到处乱摸索的毛病，很有可能没等积存下多厚的一层放射性化石就整个儿灭绝了。
放眼四顾，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学，那就更应该不好意思。当然我们是与众不同的，可是，我们的不同，不因为我们的大脑，而是因为我们的失败，特别是彼此相处的失败。地球生命的所有其他部分似乎全都相安无事，互相匹配，互相适应，在赌注太高时甚至会彼此让步。它们的确以彼此为生，彼此吞食，抢夺生境，但总不超过一定限度，似乎有着某种约束。用我们的某些尺度来衡量，这自是一个粗野的世界，但玩的不是赢者通吃的游戏，像我们不久前所玩的那样。回首远望，把目光掠过成千万亿的物种，一直看到由协力合作的巨大微生物共同体所建造的那些化石叠层，我们没有看到自然界有过什么下贱品质或肆意摧残的迹象。总的来说，那是一个平衡的、可爱的地方，像我们所说的，本质是好的。
此时此刻，我们是反常的，是人群周边的一帮忸怩的孩子，不确切自己的位置，不愿入群，倾向于贪婪。我们要学的不只是语言呢。
可是，我们也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坏。一个世纪以来，时兴贬低人类，说我们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是一场必输的游戏。我不同意。往顶坏里说，我们也许正在度过一个物种的青少年前期，这个时期什么感觉，想必人人还清楚记得。成长的烦恼，对个人来说固然艰难，对整个物种就更是长期的磨难，对于一个像我们似的又聪明又敏感的物种就更是如此。假如我们能平安度过这个阶段，甩掉这个世纪的记忆，静待一段时间，或许就会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再度起步上路了。
这是一个乐观的、彭罗斯式的观点，而我随时准备承认我完全错了。也许，我们实在已经走完进化的全程，永远胶着于现存的行为方式，不管生存多久我们也就是成熟到这个水平了。我不信这个。我们并不是没有了改弦易辙的余地。
我相信社会生物学家的某些说法，认为我们不只在制造语法方面受到基因的影响，我们对待彼此的态度，也是受基因影响的。但也仅此而已。假如说只有这些才是理解行为的内在向导，那我们在彼此发布要紧信息时，岂不就会局限于隐喻和模糊性吗。我以为，从本性上讲，我们还会做些别的。
从初为婴儿的时候，没用学习，我们就能浅笑大笑，能辨认面孔和面部表情，并渴望朋友和伙伴。说我们有着彼此喜欢的基因，未免有些牵强，但我们有那个倾向，因为我们是生物学规定的社会性物种。我确知如下一点：我们比任何有名的社会性动物还更加具有强制性的社会性，更加相互依赖，更加无法摆脱地彼此依附。我恐怕，我们一点也不像蜜蜂和蚂蚁那样，一心一意以利他行为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但至少我们能本能地感觉到彼此应尽某些义务。
人类有一种品性，天然地推动我们向前的，这就是对人有用的驱动。这大约是我们生物强制性中最为基本的驱动了。我们会在这上面出错，误会它，把它错当成自尊，甚至于会伪造它，但它依然存在，就在我们的基因里面，只不过需要一系列更好的定义。对于什么叫有用，迄今公认的定义是有问题的。
这么说，我们并非完全胶固不变、就这副德性了。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有更多的与人相处的主导基因。环顾此生的周围，我疑心，我们也赋有另外的、更加抑制性的等位基因，广为散布，以便加强反常状态。我们大多数是两者的混合。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端然不动，相信大自然会带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世界。不然，我们还可以希望，随着进化一路走去，自己就会有更好的教养，更好的品性。
我们的微生物祖先倒有些跨越长长进化时段的快捷方式，很令我自愧弗如。它们总有大量的病毒，穿越物种间的界线，从一个细胞冲到另一个细胞，大部分时候并不造成伤害（所以得名为“温和”病毒），但总是从宿主那儿掇拾起零头碎脑的DNA，把它们四散传开，好像在服务一个大型的聚会。这些零零碎碎被接受者用以改善自己，算是武装了新招数，以应付新的事变。
我希望我们这一物种也有这样的机制。想想吧，或许我们竟然有呢。毕竟我们也生活在海一样的病毒里，大多数病毒来这儿似乎并无目的，甚至也没想让我们生病。我们可以希望，它们中有一些会时不时掌握些有用的遗传信息，然后为了种族的前途而加以传播。
反正这可以做成一条令人愉快的注脚：下一回你觉得要感冒了，就可以想想，没准儿你正在为进化贡献一点小小的助力呢。头脑里的生命
传统上看人的大脑，是把它看作一个复杂的、由电线连起来的计算机器，通过装备良好的接受器从外界接受信息输入，然后，要么把信息储存起来供日后搜寻，要么就把它从一个中枢发送到另一个中枢，即时处理并据以行动，视具体情况而定。近年来，大脑是变得远为复杂了。现在，它不仅仅是一个有硬体线路的装置，而渐渐显得乃是通过化学信号的交流掌管着自己的内部事务，有几百种这样的信号，在几十亿神经元之间穿梭往来。近年来，人们对这一令人敬畏的装置刮目相看，已习惯于尊它为宇宙间最为复杂精致的结构，甚至复杂到包容宇宙本身；实在的，有些人还认为，宇宙离了它就不存在；认为，惟有的现实，就是人的头脑所感知的现实，正如那片没有耳朵的树林里那棵倒下的树。黑洞只因我们察知它们存在而存在。
这一观点符合一个主流的想法，就是认为，整个自然界是一架巨大的机器，约三十七亿年前作为一个不可思议的原核细胞启动了自己。它的前身也许是一缕缕RNA，具有新近归属于某些RNA构型的酶一样的性质，终于在学着制造合适的蛋白质和合适的细胞膜；过了很久之后，跟随而来的是原核生物间的共生安排，结果产生了我们这样的真核生物，再然后，像昼夜相随一样，是后生动物的生命大爆炸，直到最后，终于有了我们大家和我们的大脑。
这么说来，整件事情就是一部机器。大自然是一个巨大的机械结构，依照物理学的规律自动运转着。我们和我们的大脑，乃是这部机器的工作部件，在这里登场，在这里存在，也因了那些规律的摆布，给安放在机器的顶尖上（我们喜欢这样想），乃是因为机遇和量子力学慈悲的作用。纯属运气，没有决定，没有目的，一路走来，都是如此。
这一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自己在自然界的位置，算是前进了一大步，然而还前进得不够。我们依然困惑于意识的问题，而由于这一问题悬而未决，我们又困惑于没完没了的其他问题；我们的意识拿这些问题继续祸害我们，让我们不得安眠（顺便说一句，不得安眠的问题，我们也没有一个满意的解释）。这些问题有：我们是这个星球上唯一有真正意识的生物吗？为什么存在要存在，为什么不是不存在？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摒除了目的、因果、道德、进步等等，仅仅根据那些规律，你将怎样组织一个生命，一个社会，特别是当你因有了大脑、里面活跃着这些想法而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那样好玩吗？
这个世纪的前五六十年里，职业心理学家一直能做到躲避不快，办法是及早地取一种严格的科学态度，谨守现有的事实，以应对这样的问题：人类大脑是怎样工作的？根据现有的事实，对这个问题，即时的回答是，没这回事。当然，大脑是有的。机器是有的。但是，它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由它碰巧已有的经验，由一种反射的方式所决定，而超出这一范围的任何事情——思想，比如说——都属于某个声名狼藉的范畴，叫做“唯灵论”，那是职业人员指称白日梦的一个术语，对于心智努力来说无非是浪费时间；如果干脆并没有心智努力这回事，那就只是更多的对于偶发事件的自动反射。
话说当年，在1950年代，所谓快感，在人的大脑里干脆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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