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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0-03 14: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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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良松、刘学春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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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化与中医学

甲骨文化与中医学试读:

作者简介

李良松,53岁,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院副院长,北京中医药大学海峡两岸中医药交流与合作研究所所长,世界中医学会联合会中医药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海峡两岸巾医药交流合作分会会长。为中医文化、医史文献与佛教医药专家.现代佛医理论体系的开拓者和创立者。历获第三届中国青年科技奖、首届中国百名杰出青年中医。多年来,先后编写出版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中医文化探津》《佛医观止》等专著36部,主编《中国佛教医药全书》《中国佛藏医药全集》等文献集成类著作共100多册。

刘学春,满族,45岁,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副研究员。先后荣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中国中医研究院荣誉奖章、中国中医科学院科学技术三等奖。与吴大真老师合作编写出版了《现代名中医治疗绝技》系列图书,主编《远离早衰》,发表《刍议医药卫生文物的概念与分类标准》《论中医类辨方法》等学术论文。主持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继续教育项目“医药卫生文物培训班”,中国中医科学院自主选题“《内景图》图文考释研究”“新中国成立前的药瓶收集、整理和研究”等科研项目。

总主编简介

陈可冀(1930—),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医大师,教授,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曾受聘任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1978—2009)。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及终身研究员,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技创新战略顾问,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顾问委员会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高级专家顾问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荣誉委员,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专家委员会资深委员,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衰老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名誉会长。为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在心血管病医疗研究、老年医学及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研究等方面做出了系列贡献,先后获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立夫中医药学术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奖项。

《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总序

中医学与天文学、算学和农学,是中国先人独自创造的科学技术体系中的四大核心学科(卢嘉锡,路甬祥《中国古代科学史纲·序》),但作为一门与生命、健康相关的自然学科,又有极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字原指笔画或色彩交杂(《说文解字注·文部》),后指事物之间的错综关系,所谓“物相杂,故曰文”(《周易·系辞上》)。《周易·贲(bì)卦》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论,此处的人文与天文相对,指诗书礼乐等技艺及修养。圣人通过观察天象能了解四季时序的变化,通过礼仪规范教育以感化民众的手段治理天下。可见“文化”在古汉语中曾是“人文化成”一语的缩写。作为名词,“文化”二字连用最早见于西汉经学家刘向(约前77—前6)的《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此时的“文化”,有“文治加教化”之意。现代所谓的“文化”,内容较宽泛,指人类从原始进化到文明所取得的科学、艺术、宗教、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的成就,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本丛书所指的中华文化既包括传统概念,也涵盖现代意蕴。

中医学是一门临床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它既源于历代的医疗实践,也和数千年中华文化血脉相连。古人有“上医医国”(《国语·晋语》)和“不为宰相,则为良医”(《宋史·崔与之传》)之说。在浩如烟海的文史典籍中,包含了大量的中医药文明成果;在卷帙浩繁的中医药文献中,蕴藏了丰厚的中华文化精髓。如《周易·乾卦》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周易·既济·象》中的“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等,在中医药学中则体现了生命观——积极主动、防范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中医药学中体现为自然观——天人相应、顺势而为。《孟子·公孙丑上》中的“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善养吾浩然之气”,在中医药学中体现为正气观——立命修身、调养正气。《礼记·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在中医药学中体现为治学观——博学审问、慎思笃行。“胸次岂无医国策,囊中幸有活人方”(陆游《小疾偶书》)及“万金不换囊中术,上医元自能医国”(辛弃疾《菩萨蛮·赠张医道服为别,且令馈河豚》)的著名诗句,表达了儒医相通的人生观——精忠报国、利济众生。另如贾谊《新书·胎教》之论孕期卫生,《礼记·月令》及《汉书·王莽传》关于尸解之阐述,《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男女同姓(指同族婚配),其生不蕃”之谈优生,《逸周书·王会解》及《汉书·平帝纪》关于医疗设施之草创,《诗经》及《山海经》关于本草药石之认识,均可印证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医学问之种种关联。当然,中医学吸取了传统文化中的基因但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有所扬弃和发挥,前者如对割股疗亲的批析,后者如医家五行生克理论中的补(肾)火生(脾)土的应用。类似的生动实例还可列举出很多。

1992年,陈可冀教授主编了国内外首套《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对从儒学、道学、佛学、甲骨文、周易、文物考古、兵学、古典文学、民俗学、饮食医养和象数等文化视角来诠释和探讨中医药的理论与实践之奥秘,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得到汤一介先生等的赞赏,成为在这一方面研究的系列著作。时隔20余年,回首再看这套丛书,感觉仍有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我们萌生了将本套丛书修订后再版的愿望。几经周折,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此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此次修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已出版的11个分册在内容上加以增订或改写,由于部分原作者已过世、老迈和生病等诸种原因无法承担修订工作,因此增邀了部分作者;二是将原丛书扩充至15个分册,增加了敦煌文化、古典艺术、典籍文化、武术等4个方面的论述,基本囊括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我们希望通过从不同角度探隐溯源中华文化与中医药学之间的联系,力争在整理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让大家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文化与中医药学的内在关系,较全面地认识中华文化对中医药学发展的重大影响。

新修订的《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共分为《儒家文化与中医学》《道家文化与中医学》《佛学与中医学》《甲骨文化与中医学》《周易文化与中医学》《文物考古与中医学》《民俗文化与中医学》《饮食文化与中医学》《古典文学与中医学》《象数与中医学》《兵学与中医学》《敦煌文化与中医学》《古典艺术与中医学》《典籍文化与中医学》《武术与中医学》等15个分册。本套丛书既独立成册,又相互包容,在各自表达中医药与中华文化的一个方向或主题的基础上,通过中华文化这条主线,将各分册中的主题思想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如《易经》虽独具体系,但与儒学、道学和象数的关系也很密切。又如甲骨文、敦煌文化虽独立成书,但也与文物、典籍等有较大的关联性。

当年,为使本丛书臻于完善,特请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著名宗教学家赵朴初教授、著名中国文化学家汤一介教授及著名中医学家董建华、裘沛然、耿鉴庭、邓铁涛和俞长荣教授俯任顾问,赵朴初先生还特为本丛书题写了书名。此次修订和增补过程中,也较广泛征求了多位名家意见,以期不断提升书稿的编写质量。

大国之兴,文化先行,国家强则中医药学盛。我们衷心希望,通过本套丛书的续编和再版,能够起到推陈致新和继往开来的作用,对开创中华文化与中医学研究的新局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是以为序。陈可冀 李良松 林 殷2017年3月6日于北京

第一章 甲骨文化概述

甲骨指中国古代占卜时用的龟甲和兽骨。其中龟甲又称为卜甲,多用龟的腹甲;兽骨又称为卜骨,多用牛的肩胛骨,也有羊骨、猪骨、虎骨及人骨。它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盛于商代。甲骨表面契刻有占卜的文字,称作“甲骨文”。有字甲骨表面的刻辞为了解商周历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反映了殷商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状况,显示出殷商时期文化的高度发展。甲骨承载着厚重的中国文字与文化历史。

甲骨文化是指一切与甲骨文有关的文明成果的总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大方面。物质财富有遗迹、出土文物和记载甲骨文字的龟甲兽骨等,精神财富有学术成果、思想方法和与甲骨文有关的社会文化现象及由甲骨文而产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与自豪感。

中国最早的甲骨发现于距今8600~78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二、三期文化层,即舞阳甲骨,早于安阳殷墟的甲骨文卜辞4000多年,领先于素称世界最早的古埃及纸草文字,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起源——契刻符号。

在中国河南省北部,有一座以出土殷墟甲骨文而闻名于世的城市──安阳。在安阳市西北五里的小屯村,是埋藏殷墟甲骨最主要的地方,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甲骨绝大多数都从这里出土。安阳殷墟是世界公认的现今中国所能确定的最早都城遗址,有“洹水帝都”“殷商故都”“文字之都”之美誉。

甲骨文是殷商时期王室用于测定吉凶、预决大事和祈求神灵恩宠的占卜记录,殷代王室主管占卜的巫师将贞占的卜辞用刀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形成了拥有数十万片甲骨文的占卜档案。由于该期甲骨文内容丰富,涉及殷商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对全面复原殷商社会史具有重要意义。对天、地、神、鬼和祖先的祭祀成为殷商人的重要仪式,将占卜和祭祀的内容记录在龟甲、兽骨之上,形成了中国古代乃至人类最早的“档案库”。甲骨文与金文(青铜器铭文)、古陶文、碑刻文等相比,具有时代更早、数量更多、内容更丰富等诸多特点,因此一百年来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是研究中华民族文明史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献资料。

商代从盘庚中兴迁都,至纣王自焚亡国,经历了八代十二王,共273年,国都一直在殷地朝歌(所以盘庚迁都以后的商朝又称殷朝或殷商),就在现在的安阳一带。殷亡之后,甲骨文也随着殷都被夷为废墟而深埋于黄土。

随着殷商的灭亡和西周的建立,殷商的都城也逐渐废弃。随着朝代的更迭与变迁,殷墟逐渐被后人淡忘了。多少个岁月,从魏晋南北朝至唐宋元明清,许多历史学家都在寻找殷墟的遗址,但一直未能如愿。

第一节甲骨文化的源流

从流传方式来看,甲骨文化有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民间传承,二是文字传承。民间传承是指通过言传身教、风俗习惯等形成相因相袭的文化传统。因此甲骨文字被掩埋,不等于说甲骨文化就不存在了。事实上,甲骨文中所记载的文化现象,在殷商之后还是存在的,如科技文化(天文学、农学等)、卜筮文化、汉字文化等一直流传至今。在这里,我们以文字传承作为论述的重点。

首先,我们探讨一下甲骨文为什么会记载在龟甲上。这是一个长期被人们所忽略的重要问题。或许有人会说,甲骨文当然是记载在甲骨上,龟卜文字当然是记载在龟壳上,这还有什么值得考证的。如果真的是这样认为,那未免太简单化了。我们认为,龟卜文化与甲骨文字的形成是有文化背景和社会物质基础的。究其最初之缘由,甲骨作为记载文字的材料与饮食文化、养生文化和医学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当时可用于记载文字的材料不独是龟甲,竹片、木片、陶片等都是较好的书写材料,并沿用了几千年,殷人为何却独钟于龟甲呢?我们认为其因有三:

一是先有食用之龟而后才有占卜之甲。殷人敛聚成千上万片龟甲,其本意并非是为龟卜,而是饮食养生所遗之物。龟乃长寿之物,其肉鲜美,且具养阴补血、强筋健骨之功,是当时盘中之美味、餐中之佳肴、养生之佳品。《名医别录》载:“肉作羹臛,大补。”同时,龟与鱼虾之类不同,不易腐败变质,便于远距离运输和长期保存,这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殷商时期尤为重要。因此,当时各地进献的物品之中,龟当是必不可少之物。从出土的甲骨数量推定,商代王室所用之龟可达百万之多。以殷商400多年的历史来计算,平均每年用龟有数千只之多,有的年份可在万只以上。大量龟甲的出现,为记载占卜文字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是殷人认为龟为长寿之物,禀天地之灵气,故取其甲以预测吉凶祸福。但占卜之物并非只有龟卜一种,商之前夏有骨卜,商之后周有蓍筮。因此,殷人以龟卜为主并不是首先考虑记载占卜文字的需要,而是从取材、特性和符合占卜之需求来决定。由于甲骨便于刻写文字,且能显现出某种“征兆”,故甲骨文字作为卜辞便流传了下来。

三是受到“河图”“洛书”的影响。《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汉代孔安国为《尚书·洪范》之“九畴”作传曰:“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宋代朱熹等宋明理学大儒认为,大禹依龟书图(洛书)而作《洪范》(《洪范》为《尚书》中的一篇,相传为大禹所作)。受神龟背甲记载“天书”的传说的影响,夏商周三代均有用龟甲记载文字的传统,殷商甲骨文只是其中的代表而已。

综上所述,甲骨文字的诞生虽有其社会文化背景,但敛聚甲骨的物质文化基础是甲骨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量”的存在就不会有质的产生,没有文化的沉淀就不会有文明的发展。如果当时没有大量的甲骨存世,就不可能在今天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倘若甲骨极为有限,那早已在历史的时空中灰飞烟灭了,根本无法流传至今。

一、甲骨文字的发现

在晚清的数十年里,殷墟甲骨的埋藏地——河南省安阳市的小屯村,由于人口不断增多,植被破坏越来越严重,再加上人们不断垦荒种植和受到干燥气候的影响,土质十分疏松,农民在耕作中往往会无意刨出几块兽骨龟甲之类。有一户农民在打井时,还挖掘出较大数量的甲骨。

这时,人们还不知道这种东西有什么用处。后来拾到甲骨的人越来越多,人们认作是“龙骨”。剃头匠李成首先将这种“龙骨”出售给药铺,自此,小屯村民出售“龙骨”成风。在当时,龙骨的价格很贱,几文铜板就能买到一斤。189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殷墟甲骨文逐渐被人们所认识。

清代光绪年间(1875~1908),有一位国子监祭酒(国子监,当时的国家最高学府,相当于唯一的国立大学;祭酒,相当于大学校长),名王懿荣,擅长于古典文献的注释考证,后来又专心研究金石铭文。光绪二十五年(1899),据传王懿荣因患疟疾而吃中药,处方中开有龙骨。药从药店买回来后,王氏亲自打开审视,发现龙骨上刻有古篆文。王氏是一位功底十分深厚的金石学家,认定这种骨板埋藏的年代一定十分久远,就派人到那家药铺问明来历,选了一些文字比较鲜明的骨板,全部买下进行研究。自此,甲骨才开始被世人所重视。

对王懿荣发现甲骨文,还有另一种传闻。据王氏次子王汉章回忆(见《古董录》),大致在1899年前后,潍县一位姓陈的商人,听说河南安阳县境内小屯村出土大宗商代铜器,专程赶去收购,但到了那里才知道已被其他商人尽收而去。他又赶到发掘地点查看,发现古代的牛骨、龟甲堆积很多,当地人往往将此作为龙骨出售给药店。于是,他捡了几片刻有文字的大片龟甲带回北京,请王懿荣辨认。王氏从金石学的角度加以全面考证,认为这是一种比篆书更为古老的文字,并着手大量收购。与王懿荣同时收购甲骨文的还有孟定生和王襄,他们得到的甲骨文约4500片。商人为了牟取暴利,故意将安阳西北的小屯村讹传为安阳南部的汤阴县小商屯,致使人们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不知道殷墟的准确地点。

无论哪一种传闻,都肯定了甲骨文是王懿荣发现的。就在甲骨文发现的第二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王懿荣投笔从戎,率兵抵抗。《清史稿·王懿荣传》载:“七月联军攻东便门,犹率勇拒之,俄众溃不复成军。”北京失陷后,王懿荣拒绝逃离,服毒投井而死。

二、甲骨文的搜集

王懿荣死后,他的儿子王翰甫为了还清办理丧事所欠下的债务,将家藏的古董拿出变卖,所藏的甲骨文除了一部分赠给天津新学书院外,大部分都卖给刘鹗。

刘鹗(1857—1909),江苏丹徒人,他不仅以小说《老残游记》闻名于世,而且还编著了《人寿安和集》《温病条辨歌括》《要药分剂补正》等医书,是一位精通医理的文人。刘鹗从王懿荣后人手中购得甲骨文千余片之后,又四处奔走,广泛收集,还派他儿子到河南收购,前后总计得到甲骨文5000余片。他在朋友罗振玉的帮助下,于1902年拓印编成《铁云藏龟》,这是有关甲骨文资料著录的第一部著作,在甲骨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继刘鹗之后,大规模收集甲骨者当以罗振玉为最。罗氏虽反对辛亥革命,以大清遗老自居,但擅长考古,对其在甲骨文的搜集、传播上所做出的功绩应予充分肯定。

罗振玉于1894年在刘鹗家里当过家庭教师,尔后在刘氏家中得以了解甲骨乃殷代之遗物。1906年,他任学部参事官,开始着手收集殷墟甲骨。罗氏以一人之力,多方罗致,竟获甲骨达3万多片,先后编成《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续编》《殷虚古器物图录》等重要著作,为甲骨文的搜集、拓印和流传做出了重大贡献。

甲骨文被发现之后,美、英、日、德等国的传教士也开始大量收集。美国传教士方法敛、英国传教士库寿龄、德国人威尔茨等人都收有百片以上之甲骨。据估计,早期欧美人收购甲骨5000余片。

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人明义士,是收集甲骨最多的外国人。他于1914年在安阳做长老会牧师时,得知殷墟出土甲骨的消息,常骑一老白马徘徊于洹水南岸考察,并着手大力收购。据明氏1917年编《殷墟卜辞》,自称所得甲骨有5万片,虽此数不完全可信,但加上明氏以后所得,估计可达3万余片。这些甲骨除部分运出国外,大都存于国内。但这些甲骨因保存不善,至新中国成立之时已有1万多片腐烂成碎片。

甲骨文的出土引起了日本人的强烈兴趣,许多日本的商人和学者也开始大肆收集甲骨。如日本高等师范教授、文学博士林泰辅从1905年起,近10年间先后购得甲骨600多片加以研究,据郭沫若《卜辞通纂》所载,郭老于1932年在东京、京都两地见9家所藏,已在3000片以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在华的特殊地位,大量盗运殷墟文物。特别是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更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华文化宝藏。据估计,被日本所掠之甲骨总数当以万计,可惜多数下落不明,查无所终。

三、甲骨文的发掘

1898~1928年,为甲骨的私掘和盗掘阶段,这期间出土甲骨8万余片。在这30年的时间里,因盲目挖掘,甲骨的毁坏情况十分严重。特别是在早期,大批的甲骨被当作龙骨大量贱售,毁坏不计其数。

1928年7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该所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计划科学地发掘殷墟遗址。1928年8月和10月,该所两度派董作宾到安阳小屯村进行实地考察,并主持试掘工作。从1928年12月至1937年3月16日,先后进行了15次挖掘,共获有字甲骨24918片,其中前9次挖得的6513片有字甲骨被选编为《殷墟文字甲编》(著录3938号),第13~15次挖得的18405片有字甲骨被选编为《殷墟文字乙编》(著录9105号)。此外,何日辛等于1929年两次发掘于安阳,得有字甲骨3656片。“七七”事变后,挖掘工作被迫中断。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殷墟的发掘工作。1950年在安阳小屯村设立保管所,1961年国务院将殷墟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50年一成立,即开始对安阳殷墟进行挖掘。殷墟10余次的大规模挖掘,共出土有字甲骨5000多片。其中小屯南地出土的有字甲骨就达5033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掘规模最大的一次。这部分甲骨被编入《小屯南地甲骨》(上、下册)一书。

此外,殷墟之外也出土了少量的有字甲骨。1977年,在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一座西周建筑遗址的窖穴内出土大量甲骨。其中龟腹甲13600余片,牛肩胛骨300余片,内有289片龟腹甲刻有文字。1979年,在邻近的扶风县齐家村也发现和采集到22片甲骨,内有6片刻有文字。2003年,宝鸡市岐山县发现西周宫室建筑基址并出土甲骨21050片。2012年的周原周公庙遗址(宝鸡岐山县)考古中,考古人员新发现了一片甲骨,上面刻有6个文字。据了解,这是一片牛的肩胛骨,长约15厘米,宽约10厘米,表面较为光滑,并被磨成骨铲的样子,上面6个字分成了两行,一行为“夆(páng)贞”,另一行为“终贞既吉”。岐山南麓的岐山县与扶风县一带古称周原,是周人灭商前的都城遗址。此地出土刻辞龟甲与《诗·大雅·文王之什》“周原,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所记相合,故称周原甲骨。

20世纪50年代,胡厚宣先生在《五十年甲骨发现的总结》一书中对已知的甲骨收藏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记录。80年代初,胡先生主编《甲骨文合集》时,进一步对甲骨收藏及流传情况进行了更为详尽的统计,据他统计的结果是:

国内收藏:25个省(市、自治区),40个城市,98个机关单位和47位收藏家,计127904片。

国外收藏:日本12443片,加拿大7802片,英国3355片,美国1882片,西德715片,苏联199片,瑞典100片,瑞士99片,法国64片,新加坡28片,比利时7片,韩国6片。12个国家合计26700片。

国内外合计154604片,这还不包括20世纪80年代以后考古发掘出土的甲骨。这15万多片甲骨大部分已被著录,还有一小部分未见著录,流散在国外。

1983~2001年,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西南1.5公里的贾湖村,新石器时代前期遗存贾湖遗址先后进行了7次科学发掘,发现贾湖二、三期文化的距今8600~7800年的10余个契刻而成的符号,龟甲上刻符9例,骨器上刻符5例,陶器上刻符3例。这些契刻符号具有原始文字性质,为原始文字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贾湖原始文字便应运而生了,从而奠定了汉字8000多年的基础。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周刻字甲骨在北京昌平白浮(4片,13字)、房山琉璃河、镇江营,陕西长安张家坡(3片,共30字),山西洪赵坊堆村(1片,8字),河北邢台南小汪等6处西周遗址都有发现。这些刻辞为研究周初历史提供了新史料。随着这批甲骨的陆续公布,学术界形成了一股“西周甲骨研究热”。

四、甲骨文的研究

甲骨文自1899年被发现之后,许多学者在收集、整理的同时便着手研究。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研究著作是孙诒让的《契文举例》。该书是根据《铁云藏龟》中的材料写成的,成书于1904年。该书分为十章,即月旦、贞人、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国、典礼、文字和杂例。这部书考释文字虽然不多,而且有不少是错误的,但“在甲骨学史上筚路蓝缕,它的草创之功是不能抹杀的”(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契文举例》首次将甲骨文与金文、《说文》互证研究,为甲骨文的研究开辟了道路,成为此学的开山之祖。这种方法至今仍十分适用。

继孙诒让之后,罗振玉、王襄、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胡厚宣等人为甲骨文的研究拓展了更广阔的前景。

罗振玉(1866—1940)在广泛搜集甲骨的同时,在考释研究方面也有较大的成就。其主要成就反映在《殷商贞卜文字考》和《殷墟书契考释》两部著作之中,前书成于1909年,有考史、正名、卜法、余说四篇,其中殷墟之考定是本书的主要贡献。后书成于1914年,1927年又作增订本。此书在前书的基础上结合金文、许书(即《说文》)、古籀、大、小篆加以研究,所释文字由初印本的485字增至571字。

王襄(1876—1965)收藏甲骨精品5000余件,被誉为中国甲骨文研究先驱,和王懿荣基本同时,是我国殷墟甲骨文的最早鉴定和购买者之一。王懿荣虽然最早鉴定并购买甲骨,但他在1900自杀殉国,没来得及对所藏甲骨进行全面研究,因而没有留下此学的论述。王襄不仅有鉴定、购买甲骨之功,还有著述传世,对甲骨学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王襄于1953年担任天津文史研究馆馆长,主要著作有《簠室殷契序》《簠室殷契类纂》《簠室殷契征文》,还著有《簠室殷契征文附考释》《殷代贞史待征录》《殷墟书契待问篇录本》《簠室所抚殷契》和《纶阁所录殷契》等甲骨文研究专著。

王国维(1877—1927)于1917年写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王氏在文字考释的基础上,把甲骨文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两篇著作考证了殷代先公先王之名,并纠正了《史记·殷本纪》个别世次的错误。同年,王氏又著成《殷周制度论》,他根据甲骨文中的史料提出,周人制度大异于商。

继孙、罗、王之后,甲骨学研究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这期间,出现了董作宾、郭沫若、唐兰、于省吾、胡厚宣等一批著名的学者,他们在甲骨学研究领域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董作宾(1895—1963),河南南阳人,我国甲骨学和考古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他博学多才、涉猎广泛,先后著有专著10多种、论文200多篇。王宇信将董作宾对甲骨学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归纳为7个方面:一是1928年8月亲赴安阳考查,得出“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的结论,从而结束了甲骨文的“盗掘时期”,促成了殷墟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同时,奠定了我国田野考古的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批考古学专家。二是主持殷墟历次的科学发掘,亲自发掘和整理大批甲骨文。三是将历次发掘所得之甲骨辑为《殷墟文字甲编》和《殷墟文字乙编》,在刊布甲骨文材料方面做出了贡献。四是1933年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五期”“十项标准”,将甲骨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五是对甲骨的整治、文例、缀合、辨伪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六是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殷代历法,为古史年代学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七是为甲骨学深入研究时期指出了方向(王宇信《甲骨学通论》)。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他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和诗人,而且在甲骨文、金文和古文字学等领域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28~1937年,他先后编写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西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一系列在学术上有重大影响的著作。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又主编了传世甲骨的集大成著录《甲骨文合集》,为甲骨学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董作宾(彦堂)及郭沫若(鼎堂)合称“甲骨四堂”。

胡厚宣(1911—1995),河北望都县人。1934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后,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曾赴安阳参加考古发掘,著《殷墟文字甲编》的释文,并协助董作宾先生整理《殷墟文字乙编》的甲骨文字。他先后编著了《甲骨学商史论丛》(四集)、《甲骨六录》《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获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五十年甲骨发现的总结》《五十年甲骨论著目》《甲骨文与殷商史》等著作,特别是作为《甲骨文合集》的总编辑,为甲骨文的整理、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继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之后的一代宗师。胡厚宣先生才学渊博、桃李满门,是国内外公认的甲骨学研究带头人。

继以上大师之后,陈梦家著《殷墟卜辞综述》等,唐兰著《殷墟文字记》等,于省吾著《甲骨文字释林》等,李学勤著《殷墟文字缀合》《古文字学初阶》等,姚孝遂著《小屯甫地甲骨考释》《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等,王宇信著《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西周甲骨探论》《甲骨学通论》等,吴浩坤、潘悠著《中国甲骨学史》,范毓周著《甲骨文》,陈炜湛著《甲骨文简论》,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徐锡台编《周原甲骨文综述》,李圃选注《甲骨文选注》,张秉权著《甲骨文与甲骨学》等,一批著名的学者在甲骨学研究领域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目前,甲骨学研究已从资料汇编、单字考释、殷史研究、辨伪、缀合、考证等逐步走向交叉综合研究,各种工具用书和资料用书相继问世,多学科研究逐步得到重视,现代科技成果(如计算机等)相继被引入甲骨学研究领域。可以想见,甲骨学研究将进入一个更加辉煌的时代。

第二节甲骨学基本知识

甲骨学是以出土的有字龟甲、兽骨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这些有字甲骨绝大多数为商朝后期的遗物,近年来在西周遗址中也曾出土过有字甲骨。甲骨学的研究范围包括文字释读、卜法文例、分期断代、考证研究等诸多方面,是建立在文字、考古、历史等学科基础上的一门新兴学科。了解掌握甲骨文能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是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悠久的,中华民族是有高度智慧的”,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加强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感。

一、卜法与文例

所谓的甲骨,就是指龟甲和兽骨。龟甲以腹甲为主,兽骨主要是牛肩胛骨,但也有少量的牛头骨、鹿头骨、人头骨或虎骨。甲骨是殷商时期占卜记事所使用的主要材料。

殷人凡用于占卜的甲骨,必先做好整治,整治包括取材、削锯与刮磨、凿钻制作等工序。取材指甲骨的收集。削锯与刮磨指龟壳和肩胛骨要经过削锯(龟甲从背甲与腹甲的连接处锯开,牛胛骨则削去骨臼周围无用的部分)、刮磨(龟甲刮去表面的鳞片,磨错正反面高低不平的地方;牛胛骨则刮磨粗涩的地方使之平滑)等工序后,才能施钻凿以备卜用。凿钻是指对甲骨先凿后钻、以刀挖刻或以轮开槽,使之能在占卜灼龟时出现卜兆。经过整治之甲骨,还需在背面用炭火施灼(此即背面施灼、正面呈兆,吉凶祸福才能由此反映出来),方可供占卜之用。

殷王在决定国家大事和需做出抉择的其他要事(如战争、生育、疾病、狩猎等)时,往往要通过占卜来决定其行动方式和解决办法。占卜时,取来已整治好的甲骨,施灼呈兆,判断吉凶,然后把所问之事契刻(或书写)在甲骨上,这就完成了占卜的过程。契刻所用之工具为铜锥、铜刀或玉锥等。

甲骨文例就是指甲骨上的刻写部位(即分布情况)及行款(即左行、右行,或向左、右转行)具有一定规律性。甲骨文例有两种类型,即卜辞文例和非卜辞记事文例。依甲骨所在部位推断其文例的方法,即所谓“定位”法,对读懂卜辞很有意义。否则,就容易误读,就会把甲骨文读成一堆不可理解的奇文怪字。董作宾先生经过大量的卜辞验证后,总结出甲骨文例的规律是:“沿中缝而刻辞者,向外,在右右行,在左左行。沿首尾之两边而刻辞者,向内,在右左行,在左右行。如是而已。”(董作宾《商代龟卜之推测》)对于兽骨刻辞之文例,董作宾在《骨文例》中做了如下论述:“凡完全之胛骨,无论左右,缘近边两行之刻辞,在左方,皆为下行而左,间有下行及左行者。在右方,皆为下行而右,亦间有下行及右行者。左胛骨中部如有刻辞,则下行而右;右胛骨中部反是,但亦有下行而右者。”

二、甲骨文的分期断代

甲骨文的分期断代大致经历了3个过程:一是确认为上古之物,如王懿荣于1899年收购甲骨时认为其是比古籀更早的文字。刘鹗1903年在《铁云藏龟》自序中认为是“殷人刀笔文字”,罗振玉在《铁云藏龟》序中称之为“夏殷之龟”。二是认定为殷代273年间之遗物。如罗振玉1910年在《殷虚书契》自序中指出:“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溢十余,乃恍然悟此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王国维《说殷》:“殷之为洹水南之殷墟,盖不待言……今龟甲兽骨出土,皆在此地,盖即盘庚以来殷之旧都。”(《观堂集林》)此后,董作宾的《殷虚谈》、胡厚宣的《甲骨学提纲》等均一致断定甲骨乃盘庚迁殷至纣王亡国这273年间之实物。三是将每一片甲骨文确定为哪一位帝王时代的史料。为甲骨文分期断代做出巨大贡献的当推甲骨学之泰斗董作宾先生。董作宾于1931年6月写成的《大龟四版考释》,首次提出以“贞人”和其他几条标准断代的设想。1933年,董氏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著成《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了著名的“五期”分法和“十项标准”。“五期”即:

第一期,武丁及其以前(盘庚、小辛、小乙。四世四王)。

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世二王)。

第三期,廪辛、康丁(一世二王)。

第四期,武乙、文丁(二世二王)。

第五期,帝乙、帝辛(二世二王)。

确定这五个不同时期的十项标准是: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

继董作宾之后,胡厚宣、陈梦家等著名的甲骨学专家对甲骨文的分期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仍是以董作宾的“五期”说和“十项标准”为依据,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因此,董作宾“五期”分法至今仍为学术界所公认,如《甲骨文合集》和《甲骨文字典》所采用的仍是董氏的“五期”观点。正是由于甲骨文分朔断代研究的深入,我们才可以根据甲骨文资料来考证每一建筑遗迹或遗物相当于某一王的时代。

三、甲骨文的辨伪与缀合

甲骨文自1899年被发现和购藏以后,其身价猛增,很快就从每斤数个铜板的“龙骨”一跃而成每字数两白银。因此,一些不法商人为了牟取暴利,制造和兜售伪甲骨,给收藏和研究造成了混乱。因此,甲骨文的辨伪工作极为重要。

伪刻甲骨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全伪,即用现今的龟甲、牛胛骨仿刻甲骨文字。二是字伪甲骨不伪,即用殷墟遗址出土的无字甲骨仿刻甲骨文字。三是部分伪字,即在字数较少的真甲骨上增刻甲骨文字。

第一种情况较容易辨识,而第二、三种情况则十分容易蒙骗过关。因此,在甲骨文发现的初期阶段,许多人受骗上当,甚至连一些甲骨学专家也收藏了伪刻之甲骨。伪刻之手段多种多样,有的是模仿甲骨文字胡乱刻画,有的是模仿有字之甲骨“照葫芦画瓢”,有的是根据甲骨文的辞例另造“新卜辞”。大量的伪刻甲骨出现,搅乱了甲骨学的研究。因此,甲骨研究和其他一些学科一样,也出现了史料真伪的鉴别问题。甲骨学专家经过反复的摸索和探讨,逐步总结出一套辨伪的方法。

一是辨文字之伪,即辨别字形、书体、刻迹是否符合甲骨文的规范。

二是辨辞例之伪,即辨别卜辞的辞例是否符合相应的程式。

三是辨文例之伪,即辨别卜辞在甲骨上的分布、走向,卜辞与卜兆、兆序的关系等是否符合甲骨文所沿用的规律。

四是其他辨伪方法,如看甲骨有否削锯、刮磨、凿钻、施灼等,或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甲骨的埋藏年代等。

缀合就是把碎裂的甲骨拼缀复原。甲骨文在埋藏的数千年间,由于受地层压力、水湿浸润和发掘翻动等原因,不少甲骨一片断裂为数片,给学术研究带来了许多困难和不便。随着甲骨文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开始探讨如何将甲骨文缀合复原。

早在1917年,王国维就缀合了《戬》1·10与《后》上8·14,并发现上甲至示癸的世次与《史记·殷本记》不合,从而纠正了《史记》的错误。此后,董作宾、郭沫若、曾毅公、严一萍、胡厚宣等著名学者均进行了甲骨文的缀合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胡厚宣先生发现《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所收二片与沈德建旧藏的一片甲骨可以缀合,因而将此三片缀合为一。此片缀合以后,“卜辞完整,字迹明朗”,过去辨识不清的文字可以辨认了,从而弄清了一件大事:武丁时子由生了双胞胎,几乎要死。这在“殷代疾病史和医学史上也是一件重大史实”(王宇信《甲骨学通论》)。

四、开展甲骨文研究的工具用书

要开展甲骨文研究,首先必须了解最主要的工具用书。现在通行、实用的工具用书和材料用书主要有《簠室殷契类纂》《甲骨文编》《古文字类编》《甲骨文字集释》《殷墟卜辞综类》《甲骨文字典》《甲骨文合集》《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校订》《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甲骨文字诂林》《甲骨文合集释文》及其释文等。(一)《簠室殷契类纂》《簠室殷契类纂》,王襄撰,民国九年(1920)初版,天津博物院石印本。明确记载了王襄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首先发现、鉴定、收购甲骨的经过,以及此后研究甲骨文等情况。全书按《说文》的序次将甲骨文分别辑入正编、存疑、结考三编,收入可识字873个,疑字1852个,结考142个,共收入甲骨文字2867个。到1929年再版之时,释字已增至957个。在每字之下,不仅有释义,而且还引用整条卜辞作为例辞。(二)《甲骨文编》《甲骨文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中华书局1965年9月初版。本书自初版以来,重印了3次,总印数达10750册。《甲骨文编》是孙海波1934年出版的同名著作的改定本,但与原作有很大的不同,不仅在材料上比较完备,而且在考订上采纳了许多新的成果,此书正编和附录共收4672字,其中能辨认虽只有900多字,但比过去仅能辨认五六百字已增益了许多。本书正编依《说文》部首顺序编为14卷,收字1723个,其中见于《说文》的941字。附录收字2949个。同时,正编之后还附有一定数量的合文。书后附有笔画检索。这是研究甲骨文最常用的工具书之一。(三)《甲骨文字集释》《甲骨文字集释》,李孝定编述,台湾中央研究院1975年出版。全书共14卷,分订为8册。本书依《说文》顺序编次,将每一甲骨文字的有关各家解说详列于后,加上编者按语,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本书将散在各种书刊中的有关文字考释的论文集于一体,且许多内容为一般读者所难寻觅,为研究人员减少了检索之苦。本书收录可识之字1000余个,可以说是一部集70多年甲骨文字考释之大成的巨著。(四)《甲骨文字典》《甲骨文字典》,徐中舒主编,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全书分为14卷,分卷方法与上述两书基本相同。全书收录单字3078个,其中可识之字1200多个。每字之下有字形、解字、释义和引辞,每个字形之下又注明期数(按董作宾的五期分法),使用十分方便。对于未识之字,也根据文义、结构加以阐述,并引述卜辞以证之。全书约80万字,是一部总结90年来甲骨文研究成果的巨著,也是目前收录甲骨文字最全面的工具用书。(五)《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共13册,中华书局1978~1982年出版。该书将80多年来著录甲骨的各类著作进行全面整理、系统汇编,凡有价值之甲骨几乎都收罗于内,为学术界提供了当代规模最大、最权威的甲骨工具用书和资料用书。该书由15位学者历经20年之努力编辑而成,共著录甲骨41956号,按五期进行分类。每期之内,再按卜辞内容分为四大类二十二小类。四大类为:一,阶级和国家;二,社会生产;三,科学文化;四,其他。二十二小类分别是:①奴隶和平民;②奴隶主贵族;③官吏;④军队、刑罚;⑤战争;⑥方域;⑦贡纳;⑧农业;⑨渔猎、畜牧;j手工业;k商业、交通;l天文、历法;m气象;n建筑;o疾病;p生育;q鬼神崇拜;r祭祀;s吉凶梦幻;t卜法;u文字;v其他。《甲骨文合集》只是拓片、照片或临摹的汇编,非专业研究人员是很难读懂的。因此,一般的读者只能借助于摹本和释文。目前已出版的摹释专著有《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2册,计约200万字。该书由姚孝遂主编,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主持摹释,1988年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六)《殷墟甲骨刻辞类纂》《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上中下3册,姚孝遂主编,套装上下册,1989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编纂者以文字形体为主要线索,对现已发表的全部殷墟甲骨刻辞资料进行分析,剔除伪刻、习刻及重出和常见字的残辞,然后分149个部首,3600多个字头,以类相从,所采用的甲骨有5万片左右,排列各类辞条近20万条。(七)《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姚孝遂主编,套装上下册,1998年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将《甲骨文合集摹释》(合集,共13册)、《小屯南地甲骨摹释》《英国所藏甲骨集摹释》《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摹释》《慷特氏等所藏甲骨文集摹释》5种书的甲骨文资料汇集一齐,为甲骨刻辞的整理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八)《甲骨文字诂林》《甲骨文字诂林》,共4册,于省吾主编,1996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本书是继《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和《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之后,研究甲骨刻辞的系列著述之三。书中广泛搜集了自20世纪直至1989年底,甲骨文字发现以来90年间有关甲骨文字考释的研究成果,凡是有价值的观点和意见全部集录其中。是研究古文字、使用古文字的学者们理想的参考和工具。(九)《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校订》《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校订》,白于蓝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白于蓝以《〈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校订》为题,开始做他的博士论文。《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校订》充分核对甲骨文旧的著录、利用辞例比较和吸收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进行逐条研究、勘误。依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的钟柏生先生惠赠原拓本重印的《小屯乙编》,白于蓝主要靠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综类》和姚孝遂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对勘来找线索。(十)《甲骨文合集释文》《甲骨文合集释文》,共4册,胡厚宣主编,2009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41956版商王朝遗留下来的第一手文字资料。由于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和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需要,不少学科的学者虽然不专门研究甲骨文,但有关研究仍须从最早的文字记载开始。因而面对《甲骨文合集》(以下简称《合集》)所收拓本上暴睛鼓眼的商朝人契刻文字,学者可据《甲骨文合集释文》爬梳有关的资料,从而极大地方便多学科利用甲骨文资料进行溯本求源的研究工作;而对考古、历史、语言学者来说,他们既可读《合集》所收原片,又可将拓本漫漶不清之处或自己的释读与《甲骨文合集释文》互相勘校并相互启示,从而使所需利用的材料更加准确和可信。正是由于《甲骨文合集释文》的准确性和实用性,所以出版以后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并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一等奖。

此外,重要的甲骨文工具用书还有北京大学高明教授编的《古文字类编》、胡厚宣编的《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日本岛邦男编纂的《殷墟卜辞综类》等,这里就不再细论。

五、甲骨文的字形字意

甲骨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其字数多达5000余个。而今天我们常用的汉字也不过6000个左右。甲骨文以卜辞的语言记载史实,再现了当时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字形原始,图画色彩浓,笔画纤细,有的字很复杂,接近绘画,依类象形,笔势自然,随体诘屈,字形因使用的表义物体不同或同一物体的不同视角,记录和表达了不同环境、不同地点、不同情况下发生的类似或相关事件,记录着较为复杂的内容。正所谓“书以载道,画以达意”。随着汉字字体的演变,甲骨文→金文→籀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汉字的图画特征逐渐减少,文字符号性渐渐增强。对甲骨文字形、字义的深入研究,将为中华文化探源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节甲骨文与自然科学

有人或许会问:甲骨文乃殷商之卜辞,与自然科学会有联系吗?我们要肯定地回答:有。甲骨文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甲骨文时代的科技文化基础

殷商时期,开始初步掌握了冶铁技术,制陶业、商业也很兴盛。在农业、畜牧渔猎业、手工业、建筑业、交通、医药、天文历法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发展。(一)农业

甲骨文中大量记载了农作物、农田治理、作物种植、田间管理、收与藏等农事活动,几乎包括了与农业有关的各个方面。卜辞中“受黍年”中的“黍”是谷类的专有名词。农田作物种类有:

黍:(《铁》72·2),(《前》4·39·7),(《乙》6725)。

粟:、(二期,《掇》1·438),(三期,《佚》563),(《后》上18·11)。

稻:(一期,《库》1537),(一期,《库》1564),(一期,《遗》456),(一期,《后》上31·11),(一期,《粹》870),(一期,《合》464),(一期,《乙》538),(一期,《京》751)。

麦:(一期,《前》4·40·5),、(一期,《前》4·40·6),(一期,《合》255,(二期,《京》3457)。

……

商朝的农业比较发达,可以使用多种谷类酿造酒,农田有比较整齐的规划,发明了中耕;有蚕桑经营,纺织业有所发展。当时在耕种、园艺、蚕桑、酿造等方面有了较大的进步,并且已经可以铸造精美的青铜器和烧制白陶。青铜农具开始使用,庭院周边种植果树花草。彭邦炯著《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一书对甲骨文中的农业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对前人的甲骨文中农业资料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考辨。(二)畜牧渔猎业

商代除有六畜马、牛、羊、猪、狗、鸡等畜禽的记载,还驯养了象,畜牧业相当发达。龟甲、牛、猪、羊、狗等动物骨骼的出土,以及墓葬中陶鸡、陶马、陶狗等等动物模型,则反映出当时殷商时期的先民们在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下,还存在着发达的畜牧业。郭沫若曾感慨,商代当时畜牧业发展程度达到令人惊愕的地步,六畜均做牺牲。“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说明商代先民已驯养牛马,作为运输工具,用于日常生活、军事。在殷商遗址中,经常可以发现鱼猎工具,时人已能熟练捕获飞禽、走兽和鱼类等。甲骨卜辞记载“王阱允擒三百又四十八”,记录了规模最大的一次殷商牧猎活动。(三)手工业

在商代,依靠手工劳动进行生产和生活用品制作加工的活动相当发达。在殷墟发掘的文物中,发现大量的青铜器、兵器,种类很多,制作很精巧。如:河南安阳出土,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后母戊大方鼎重量有832.84千克,是世界迄今出土最重的青铜器,被誉为“镇国之宝”。鼎高133厘米,雕刻着繁复精美的花纹,反映了商朝中期青铜铸造业的宏大规模。1977年在湖南宁乡出土,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陈的商代双面弧形大铜铙,通高69厘米,重67千克,壁厚2.5厘米,口宽50厘米,形体大而厚重,铸造工艺精良。《周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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