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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0-03 18: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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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雪舞

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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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艺术

生存艺术试读:

生存艺术

  序  人的生存是就保存人的生命而言的,人的生命的保存有赖于两个基本需要的满足:一是基本的物资需要,二是基本的精神需要。物资的巅峰永远都在云雾里,而精神的海洋,却可以让我们沐浴其中。所谓“最丰裕的灵魂,在本身中能向前奔跑和遨游,”关键是要有一个对大写的人的渴望,对崇高精神的渴望。  人之所以称为“万物之灵”,不是因为他有超常的力量,而是因为他有伟大的精神。人首先是精神的,然后才是物质的,这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点。随着人的不断自我完善,朝精神的方向走去得离其他动物越来越远,将更加地淡泊物质欲望而增强了对精神满足的需求。这结果,更是凸显了人对自我“智”、“勇”、 “爱”、“名”、“利”的升华。  五千多年来,众多智者孜孜不倦地追求与研究生存问题,其目的就是:使自己和他人过得更快乐,将生存的欢乐尽可能多一点留给自己与他人;把人类的理性智慧尽可能地传达给世人,激发世人的思想与情操;让智慧给人以内在的力量,使人宁静与快乐。笔者不敢自命为智者,不过是见贤思齐,希望能在传统的智慧中发现生命的真谛,让智慧的感言来滋养生命的灵魂,在唤起人们遵循理性的信仰而生活的事业中起到一些作用。  这本小书,不是解读关于生存的大道理,也不是传授获取“智”、“勇”、 “爱”、“名”、“利”的手段,只是就自己几十年来人生与生活的实践,结合读书得来的一些感悟,如果能有利于人们更容易懂得生命的意义与美德,更容易摆脱精神的馈乏与困顿,去发现生命的真正价值,能过上充满善良、平静、满足与快乐的生活,这将是作者最大的幸福。  

第01章 求半观1

  我们谁也无法否认:智随时都在影响我们的行动,有时甚至还是决定性的影响。这是因为,我们每一方面的智慧,都有使自己化解成为行动的倾向。某方面智的萌芽,实际上是某方面行动走向成功的开始,或者说,是某方面幸福获得的开始。智是促使我们成功事业和获得幸福的一种力量,因此我们要开启我们的“智”,要懂得开智的艺术。  古语曰:“授人以鱼,供一饭之需;教人以渔,则终生受用无穷。”这于“争名”、“逐利”手段的教育是相宜的,至于“开智”的艺术,更重要的则是对“智者观”的理解、透悟。我们这里讲的“开智”,为的就是让我们来欣赏古之“智者”的人生观,在欣赏之余形成自己的观点,进而融入自己的生活,使自己能够生活得更幸福些,快乐一些,有意义一些。  智与愚是相对的,含有智慧、才智、聪明等意义。如“智者不惑”(《论语·宪问》),“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为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论语·为政》)。  智又是与人的认识能力相等的,只有当人的认识与客观事物吻合,才可称为“智”。如:“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荀子·正名》),“智,明也。”(《墨子·经上》),即当人的认识正确而详明,才可以谓之“智”。  开智之说,早在先秦诸子时期,即有这类思想的萌芽。战国时的教育专着《学记》里,已有“建国启民,教学为先”的提法,认为教学育才、开启民智,是为君者首要的大事。近人严复、康有为、梁启超、鲁迅等,面对列强的“虎视鹰瞵”,而统治当局又顽固地推行愚民政策,也都曾大声疾呼:必须“开发民智”,国家民族才得以“自强”。  由此可见,把“开智”与强国联系起来的说法,古已有之,本文不再赘述。本文将“开智”与生存联系起来,即是将“开智”作为生存幸福追求的根本,来展开种种相关看法。  作为生存幸福的智,前提是不损伤他人。因为从生存智的角度来讲,损伤他人便是损伤自己,这与生存的智谋,先求保存自己,再求更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原则是相背悖的。有利于自己而又不损伤别人,这是生存智的最低层次;在利己中利人,是生存智的中等层次;在利人中利己,属生存智的高等层次。  我们中国的读书人,向来有“贫则独善其身,富则兼善天下”的观点,世上各人,总是根据自身条件进行取舍。但对生存价值高等层次的追求,总是读书人向往和努力的方向。从古至今,每一个追求上进,追求理想的读书人,都在朝“在利人中利己”努力。  1、  求半观——一种典型的以利己不伤人为主的生存观。作为一种典型的以利己不伤人为主的生存观,求半观认为:人的渴望是不朽的,而满足则是可怜的有限。  就生命而言,每一个存在都在努力保存自己,渴望永久保存在这无限的时间里,纵然是一个在别人看来是十分渺小的人,你也没有办法使他相信他是不存在的,即: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迫使单个人的意识承认意识自体的绝灭。  我不愿意死,我渴望我能一直活着,并且不断地发展自我,超越他人,直到我成为世界之最。这是每个人童年时期的想法,是非常普通也非常普遍的想法,其正确性是不容置疑的。这种想法,有的人保持了一生,他永远处在童年期,结果他往往会做出很大的成就来;有的人的这种想法很快在无情的现实中破灭了,只希望存在、发展,不求超越,结果他的事业就在这一天停止不前了;还有的人,仅希望存在,甚至不敢去奢求发展,结果他就一步步退缩,很快就退进了坟墓里。  只有渴望自我发展的人,才称得上是生活中的活人;只有渴望超越他人的人,才称得上是干事业的活人。渴望自我发展之于人,是永恒的,人在渴望就在。这永恒的渴望就是人对自我发展的起码欲求。  一个人,爱另外的人,他便希望自己能够在他身上得到永恒。一个人爱所有的人,便是伟人或圣人。只爱自己的人,是为人所不耻的人,爱人与被人爱,总是成正比的。人们常推断别的的末日,却没有人来推断自己的末日,这便是单个人自我发展的渴望所至。这是人的最伟大之处,也是人的最渺小之处。  人总是要去想自己的未来,而且总是将自己朝好的方向去想;人人都相信自己的明天会比今天好,未来会比现在好。这些想法说出口来,便产生了对人最美好的祝词,如:  万事如意、事事称心、长命百岁、万岁万万岁、青春长驻、永垂不朽、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等等。  这些,都是人——这个世上万物之灵的一个个圆圆的梦。正是为了寻找这些梦,人作为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帝王,所有物资的占有者,其身心还是在遭受着极度摧折的痛苦。也正是为了寻找这些梦,人作为最具智慧和最富有情感的动物,作为最仁慈而又最残酷的灵兽,其身心却能得到莫大的幸福与慰藉。  在求半观看来,幸福本身就是一个圆圆的梦。“福音,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札记·祭统篇》)。在现实人生中,要达到“无所不顺”,在短暂的时间里或者可能;在人的一生中,由于复杂的境遇、多变的人心等因素的影响,是绝对不可能的。有俗话说:人的一生是三起三伏不到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人,如果不是有历史的联想力和一定的悟性,三十岁之前,很难体会到这一点,但当他到了“知命”之年,或者更后一些,在他的生命快到尽头时,对这个问题会理解就会比较透彻。这时,他会惊讶地发现:许多原来根本不起眼的人,如今竟然成了名人;而早先的一些风流人物,却变得连狗屎都不如。于是,人们就会生出非常扇情的感叹:命运啊,真会捉弄人!  实际上,一个人只要有心,热爱生活,多看看周围的人,特别是上点年纪的人,问问他们走过来的路;读点人物传记,了解一些人的他人的人生经历,就能早一点明白:并不是命运捉弄了人,而是人遭踏了自己的好运。无论是何种“命运”的人,当他走完一生时,所有的“祸”与“福”,都是他自己“挣”来的,或者说他自己“找”来的。  我们生活在一条长长的因果链条中,有的“因为”完全由不得你自己,我们便称之为“命”;有的“因为”是你自己的原因,我们便称之为“运”。一个人的“命运”便这么产生出来……所以,你只要把握好“运”,做好你自己能做的事,怎么差的“命”都击不倒你,站起来对于你来说,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许多风光绝顶的人,都曾平凡、普通过,他们不断地努力,经历了那么多坎坷,这才爬上“绝顶”。而不少风光绝顶的人,一旦掉下来,又是这么平凡、普通。这是个很有趣,也很有意义的现象。智者不是看看他们热热闹闹上上下下的故事就完事,而是从他们上上下下的故事中去寻找那绝对存在的原因。  人之不同,各如其面,张三之所以会上去,李四之所以会下来,上上下下,都有不同的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能上去,是做对了;他又下来了,是犯了错。在若大的人世上,是找不出一个完人来的。  也正因为人无完人,“圆圆的梦”,“无所不顺”的人生籍遇,在人世中是不存在的。也正因为人无完人,我们才需要多读些书,多学些前人、别人、智人的经验,使自己在人世中多一些对,少一些错。  2、  读书可以让人向完美靠近,但终是不能成为完美;对真、善、美不懈地追求,可以让人走在通往完美的大道上,但总是走不到终点。这是无奈的事,也是残酷的事。因为人间无“圆”梦,人世间的智者在苦苦地思考人生之后,才在残酷的现实中形成了自己的求半观,并在这个观念的深探中育出了求半智,在求半智中为自己的欲望寻觅到一个圆满的归宿,为自己的生活寻觅到一个幸福的家园。  陶渊明是个求半观很好的例子。他曾经做过官,但没有做过大官;他曾有过权力,但从不曾有很大的权力;他爱写诗文,却没有写得很多,在文学遗产上,就留下了本薄薄的诗集和三四篇零星的散文;他反抗尘世,但并不沦于彻底逃避人世,反将人世与他的七情六欲生活协调起来。他结庐于田园,寄情于山水,“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他日子过得艰辛冷淡,生活却积极乐观。  陶渊明41岁以前,还是渴望进取,渴望干一番事业。他做过江州祭酒,做过刘裕幕下镇军参军,当他在做彭泽令的时候,因不想“束带”去见督邮,说了句“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然后又一次辞官归隐。这一次是真正地归隐田园,再也没有出来做官,有人就此说陶渊明不大喜欢做官,其实他只是不喜欢做那种低眉顺眼,每天逢场作戏的酬酢之官罢了。  陶渊明生活在封建宦官家庭,从小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有理想有追求。“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溢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没有快乐的事,心情也是欢快的。有超越四海的壮志,期望展翅高飞。可见他是一个极富热情和豪气的人。他本也期望能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只可惜“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门阀统治窒碍了他的思想,官场的周旋逢迎让他反感。  然而,当时的官场就是如此,要做官就只能逢场作戏,于是作为智者的陶渊明选择了放弃。他放弃了所谓的“功名利禄”,走进另一个无限舒展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物质生活相对馈乏,但精神生活却非常之丰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得到了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自由与舒展,他的精神世界迈向了另一个层次,实现了“人的觉醒”,这便是求半观的智。  这求半观的智,在陶渊明的把玩下,第一次使人类的智慧在宽容和嘲弄的精神中,在利己又不伤害他人的结局中,达到绝妙的成熟。这成熟,诚如一位大师所言:“能够欣赏女人的妩媚而不流于粗鄙,能够喜好人生的快乐而不去过度,能够察觉到人世间的成功与失败的空虚而不嘘唏,能够生活于超越人生和脱离人生的境地而不孤寂,能够看透人的丑恶而不去仇视他人。”正是这种智,使陶渊明的心灵得以升华,怀着“载欣载奔”的心情归隐田园,在美丽朴实的自然中,生活得自由自在。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官场是樊笼,而“自然”才是他的理想天国。在这里,虽然过得清贫,但无所束缚,不用丝毫的矫揉造作,正是他想要的生活。一生能够“酣饮赋诗,一乐其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成了他生活的渴望,以至他临死的时候,还是那么悠然自得,不慌不忙地留下几篇自祭、自挽的妙文: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恒不足” 《陶渊明·挽歌诗》。  在陶渊明看来,人有生必有死,即使死得早也不算短命。自己平生俯仰无愧怍,毕生遗憾只在于家里太穷,嗜酒不能常得。一种对人生与生死透彻的理解,净化了对于死的恐惧,以通达和洒脱的态度,真实而从容地面对死亡。陶渊明处之泰然于死,以微笑来面对。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世上再没有什么可以让他恐惧的了!  这不是矫饰的故作放达,也不是难以自拔的过度悲伤,而是一位智者对于生命与生活怀有深深的热爱和眷恋。面对死亡,回首平生,无憾、无疚、也无恨,感情真实、诚挚、平和,没有半点虚矫之心、游戏之态。这说明陶渊明已经进入到一种最大温馨与和谐的境地,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再也难产生出一丝一毫的冲突,这便是求半智带来的生存幸福感。  在这种温馨与和谐的境地中:他抚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他辞官,只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他心地谦逊,却又非常自负;他喜好朋友,却又交友极慎。他就是这么一个无忧无虑的、心地坦白的、凡事求半的智而幸福的乡间老人,乡间的诗人,人世上的智者。  就这样,陶渊明离开了争执、离开了冲突、离开了不适于自己的地方,来到能保存自己、关照自己的处所,由种种积极的、合理的人生态度,去获得他所特有的能产生和谐与幸福的种种感觉,来照耀自己的整个人生。他的这种温馨与和谐,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再没有一个人,能超越过去。  从自身的保留与保护完整来看,陶渊明是人类最幸福的人当中的一个。他的幸福是在他的心里的,是在他脱了世事的微笑中,远远超过了那些大名大利的帝王和商贾。由此可见,求半观对自身生存幸福的重要作用。  

第02章 求半观2

  3、  把求半观用诗歌透彻地表达出来的人要算李密庵,他在“半半歌”里写道:  看破浮生过半,  半之受用无边。  半中岁月尽幽闲,  半里乾坤宽展。  半郭半乡村舍,  半山半水田园;  半耕半读半经廛;  半士半姻民眷;  半雅半粗器具,  半华半实庭轩;  衾裳半素半轻鲜,  肴馔半丰半俭;  童仆半能半拙;  妻儿半朴半贤;  ……  字里行间,悠闲从容,如此的生活观,自然不会有迷惘,只会是快乐而充实。如今的人都在说:“我忙得连坐下来给母亲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了”,日子过得象张拉满了弓,绷得人无法承受。于是,我们身边有人患上了焦虑症,有人出现了“亚健康”。  其实,这弓是你自己要这么拉紧的,你生活中的焦虑是你自己寻来的。如果你领悟了生命的真谛,你拥有了求半的智慧,你就会把这张弓松弛一半,就不但会有时间给母亲打电话,还有许多闲时来陪母亲聊聊天,陪妻子散散步,陪儿子逛逛公园。因为求半的智者明白:  人生的目的,是要让自己生活得愉快、舒心,其他名、利,只能是一种点缀。可是,非常不幸,许多人把人生的目的颠倒了,把追名逐利作为目的,一生又那来愉快、舒心可言?智者有言:比田园大的有山川,比山川大的有海洋,比海洋大的有蓝天,而在人的心里面,蓝天就占去了那么一点点。世上再没有比人心更大的东西,而人心有多大,名、利就有多大,都是没有边际的。一个人若不是将名利用来作为生活的点缀,作为饭桌上的一碟儿配菜来品尝,只为拥有名利而去争占名利,把名利当着主食来饱餐,必然是会红了眼睛在名利场上终日鏖战,不但没时间给老母一个电话,连自己的生活也没有了。其实这人一切只在虚幻中,看似光辉耀眼,却不过是站在镁光灯下的一瞬间,一但灯光离去,留下的只是空无与暗淡。  求半观作为一种利己不伤他人的智,既不是软弱,也不是逃避,而是一种实际的人生,人生实际的梦,是一种对人生透悟之后大胆的直视。“看破浮生”,抱着“半佛半神仙”的心情:  姓字半藏半显。  一半还之天地,  让将一半人间。  半思后代与沧田,  半想阎罗怎见。  饮酒半酣正好,  花开半时偏妍。  半帆张扇名翻颠,  马放半缰稳便。  半少却饶滋味,  半多反厌纠缠。  百年苦乐半相参,  会占便宜只半。”  圆圆的梦是不可能存在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只会是徒劳,只会是痛苦。与其在虚幻中洋洋得意一时,不如在实在中甜甜蜜蜜一生。陶渊明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终是过着普通农夫的生活。这“不能为”,即不愿为、不屑为、为了不好、为了会给自己添麻烦等意。陶渊明与李密庵,就是在这“为”与“不为”之间找到一种利己的完美的统一。这统一便是凡事总有另一半,为此也就用不着要知其不可为而为,苦苦地争那一半,而损伤了自身的完整。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2500多年前的孔夫子,为了再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盛世,进而实现他一心向往的“大同”理想,从35岁开始,去做了齐国贵族高昭子的家臣,直到51岁时,任鲁国中都宰(今汶上西地方官),52岁时由中都宰提升为鲁国司空、大司寇,54岁时,受季桓子委托,摄行相事。孔子做了三年官,到55岁时,终因鲁国君臣接受了齐国所赠的俊马美女,整日迷恋声色而大失所望,于是弃官离鲁。若是陶渊明,肯定会一去乡里间,种菊在南山,而孔夫子却不甘心,带领众弟子,列国去周游,渴望另寻施展才能的机会。然而,一连走访了“七十余君”,终无所遇,最后只好回到鲁国,一面教学,一面整理《诗》、《书》,订《礼》、《乐》,修《春秋》,寝疾7日,赍志而殁。可以说,就个人的生活境遇而言,孔夫子的一生是很少欢乐的。究其原因,也就是孔夫子的希望脱离现实,渴求并且执着于不可为之事而要去为之。  所以,求半智的理想的人物:应属追求生前生后名,却不去强求;在用功中不忘生活的享受,在享受生活中不忘了去用功;追求财富可以竭尽全力,却不可以为了财富而败坏了自己的声誉;对音乐非常喜爱甚至痴迷,却怎么也达不到登台演唱的水平,更不可能搞一场个人的演唱会;喜欢冒险和刺激,终不会弄得真有危险和被刺激了身心;学识算得广博,却不能称家尊师;书也常读读,但却不去入迷伤神;文章也写一写,但并不去为发表苦恼;也常常帮助人,却不能对自己有很大的损伤;也渴望有一个最漂亮的老婆,但实在找不到时也能将就……求半观者认为,只有这样——名声半隐半显,经济半紧半松,工作半劳半逸,生活半喜半忧,运气半好半坏——能适应这“半”的人,才是幸福的人;能追求这“半”的人,才可称是智者。适应这“半”的人,精神是快乐的,凡事能逢凶化吉,事事都能如愿以偿;追求这“半”的人,将一生无忧无虑,充满欢乐,想办的事总是成功(原因是想办的都是能办到的)。  从对生存矛盾的透视来看,求半智是功劳显赫的。求半智神奇的自我保护功能,就在于它是正视自然、正视社会、正视自我,它没有回避什么,得到的幸福也是本本真真、安安稳稳的。人生诡奇无常,因此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之说。对这种“无常”的现象,求半智者有深透的体会。当自己春风得意、百事顺遂时,会提醒自己:“福无双至”,“祸福相生”,“福兮祸之所倚”。当自己陷入忧苦的生活中,丧失了奋斗勇气时,又地劝慰自己:“祸兮福之所伏”(老子《道德经》),“山重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当人历经沧桑,对现实社会种种不平的现象极表不满,愤慨异常时,又会继续勉励自己:“祸福由己”(《孟子·公孙丑上》)。这些欲进却退、盈不可久、祸福无门的提示,在于强调凡事既不太过,又不太及的求半的智。  求半智者在对人的态度上,既不阿谀又不轻视,强调友爱;在社交方面,既不傲慢又不卑屈,强调诚实;在处事方面,既不粗鲁也不怯懦,强调勇敢;在用钱方面,既不浪费也不吝啬,强调慷慨。  很明显,求半观告诉我们,遇事需抱一颗平常心,不贪婪,有节制,能适度,这才能安享人生,幸福度日万年长。  事实上,只有自身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人,除了我们自身以外,什么是可以永伴左右的?金钱?权力?亦或是身份地位?昨天,我们还在为手中紧握的权力不可一世,今天,我们就已经在权力的骤失中痛不欲生了;现在,他还只是一个被别人唾弃为穷酸鬼的丧魂落魄之人,将来,就可能有人奴颜婢膝、俯首帖耳地跪拜在他的面前……“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人类最大的缺点就在于对真实和虚假的混淆。宇宙仿佛是一列行进中的快车,在地球这节车厢里,我们不停地上上下下。为了让我们的旅程更盎然,我们用彩笔绘制了无数虚拟的符号,并把它们分类排列。  于是,在这飞驰的车厢中,人类自古至今从未改变过的游戏就这样开始了,每个人都在为挤进那最华丽的画面跃跃欲试……渐渐地,我们有些迷惑了,究竟是我们绘制了画面,还是画面产生了我们?管它呢,既然人人都在摩拳擦掌,我们姑且就当它是真实的吧。于是,我们全身心地投入了,在那一次次地悲悲喜喜、沉沉浮浮之中,我们彻底成了那些符号的奴仆。  一朵鲜花悄然凋谢,一只野兔落入虎口,我们说这是自然规律,不必叹息。然而一位病人承受疾病,一位政客在争名夺利中或脱颖而出或败下阵来,我们却能生发出连篇累牍的生死兴衰之感。为什么?因为我们自认为比花鸟虫鱼高贵。  高贵的人类并不快乐,低贱的花鸟虫鱼却悠然自得。对世界来说,多一个高贵的人或少一个高贵的人,与多一条小虫或少一条小虫没有任何区别。你功高盖世也好,富甲天下也好,寂寂寥寥也好,一贫如洗也好,都只是一个你。明明有些暴露欲,却偏说自己是为艺术献身;明明所作所为,只为争名夺利,却偏说是为他人造福!  既然青松可以承受大雪,公鸡可以互相争斗,人为什么就不可以承受疾病、争名夺利?生活本身就是为了生活,任何生存状态都有它的苦,也都有它的乐。无论是谁,一旦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重要多少或低贱多少,乐也成了苦。只有怀一颗平常坦荡心去做人做事,苦也就是乐。象陶渊明那样,纵然酒也喝不够,还是能随时享用快乐。  在茫茫宇宙中,地球不过只微小的如一粒尘砂,更何况地球上渺小如蝼蚁般的你我?在遥远的时间长河里,人类充其量只幼小如学步的孩童,更何况飞逝如彗星一般的你我。如果我们真的该有所珍惜的话,就珍惜生命吧,至于富贵名利,恐怕要算宇宙间最无价值的东西了。  

第03章 求半观3

  4、  造化弄人,也不知上帝作何思考,偏偏从潘多拉的盒子中抛出一种叫富贵名利的东西来,这些东西就如同世间所有的龌龊之物都会引来苍蝇、蛆虫一样,立刻引来了贪婪、嫉妒、战争、灾难、悔恨、得意、失意等等一切人类的不幸。  从此,人类高飞的翅膀上便多了两枚沉重的砝码,以至于我们每一次扇动生命的翅膀,都成为一次艰难的搏击。我们的心要高飞,我们的躯体却背负着沉重的枷锁。我们真的愿意自己如牛马一般,被富贵名利的绳索所束缚吗?我们真的可以忍受高贵的生命向无聊的欲求低头吗?  古人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大彻大悟之人的境界,也许我们这些生活于碌碌尘世,眼中所见皆为“趋利者如砂,趋名者如砾”的凡人确难企及。  然而,我们无法体会神曲、天声,却可以倾听自然的和声;我们不能做圣人、神人,却可以做真纯的人。如果我们把自己定位为宇宙间一个普通的生命,就会在脚踏实地耕耘中走向成熟;如果我们把人生作为一次对爱与自然的体验,就会在由衷的欣喜与感伤中得到升华;如果我们把富贵名利作为随风来去的云雨,就会在平和从容与坚韧中如壁立千仞。  总之,我们只要珍重已有的,就可以幸福了。有这么则寓言说了这么个故事:  一天,上帝酒足饭饱后,突出奇想,“假如让现今世上的众生再活一次,他们会怎样选择呢?”于是,上帝下旨给世界众生各填一份答卷。答卷不久收回,上帝看了大吃一惊,原来——猫:“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要做一只鼠,可以在厨房里翻箱倒柜,大吃大喝,潇洒自由。”  鼠:“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要做一只猫,可以吃皇粮,拿官响,从生到死由主人供养,幸福快乐。”  猪:“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愿当头牛。生活虽苦,但美名远扬。”  牛:“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愿做一头猪,吃了睡,醒了吃,生活赛过神仙。”  鹰:“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愿做一只鸡,有吃有住,无需去经风受雨。”  鸡:“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愿做一只鹰,可以翱翔天空,不在笼子里受罪。”  蛇:“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愿做一只青蛙,处处受人类保护,还美名远扬为‘益虫’。”  青蛙:“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愿做一条蛇,人见人怕,见一次怕十年。”  最有意思的是人的答卷。  男人: “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要做一个女人,上电视、登报刊、做广告、印挂历,多风光!”  女人:“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要做一个男人,肌肉发达、武功了得、路见不平、拔刀相救,多威风!”  由此可见,争别的都不好,还是安心做自己,一切皆在幸福中。因为自己身上原本没有贫富贵贱、得失荣辱。自己与人无干,我只是我自己。所以贫富贵贱、得失荣辱就像春风秋月一样,自己来自己去,与我没什么相关,我归根结底只是我自己。因此,一个人或许贫穷,或许富贵;或许高贵,或许低贱;或许得到,或许失去;或许荣辱,也或许羞辱……心里要明白的是,这一切的一切,并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自己一生在踏踏实实工作,心安理得地享受,坦坦荡荡地做人,宽厚平和地待人。  “滚滚长江东流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洋洋一部《三国演义》,写尽天下英雄豪杰,到头来却空荡荡了无痕迹,一切的兴衰荣辱、爱恨情愁,都化作了后人笑谈的话题。当年曹操破荆州、下江陵,战船千里,旌旗蔽日,堪称一世之雄,而转眼间兵败赤壁,就已是“强虏灰飞烟灭”了。兴又如何?衰又如何?荣又如何?辱又如何?都只是他人眼中的假相罢了。  就仿佛天上的明月,苏东坡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月又何曾缺过?不过是世人在光影的捉弄下看到的假相,我们却信以为真,徒增烦恼。其实,月就是月,我就是我。我们自己戴上了富贵荣辱的眼镜,却偏说是富贵荣辱加诸我身。在电脑技术制造的虚拟现实中,电脑可以模拟出人的真实感觉及做出相关反应,人只要一戴上传感器,就可以体会各种感知:或身外悬崖峭壁,或醉卧花前月下,或争斗名利场中,或昂然于万人之上……而在旁观者看来却是一个人面对眼前空空如野,或惊恐万状,或怡然自得,或左冲右撞、手抓脚刨,或趾高气扬、目空一切。多么可笑的一幅画面啊!虽然这一切不过是虚拟的电脑,但戴上传感器的人却甘愿受它驱策,所谓的兴衰荣辱、富贵名利也就一起跟着来了。  放下这一切,你会发现:“惟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耳闻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只有它们才是天地间真正无尽的宝藏,也只有它们才与人类共存。否则,到头还是两手空空。就如那个套鸟人。  他用玉米设了一个诱捕火鸡的圈套,他远远地牵着一根绳,好用绳子关上笼子,捕到火鸡。火鸡果然来啦,而且一下子就十二只进了笼子。可他偏要再等一会,贪婪使他希望能抓到更多一些火鸡。可惜,事不遂愿,一会儿,有一只火鸡溜了出去。套鸟人想:“也许再等一下,它还会走进去。”可等这第十二只火鸡进笼子时,又有两只火鸡走出了笼子。套鸟人又想:“我刚才应该满足,有十一只也好,现在只要有一只火鸡跑回笼子,我就拉绳子。”当他在等待的时候,又有三只火鸡跑了出去……他就这么等啊等啊,等得最后剩下的一只也跑掉了,结果落得个双手空空。  从古至今,那么多把人生的目的颠倒了的人,把追名逐利作为目的的人,也曾经登上名利巅峰的人,有几个不是终如捕鸟人一般,以空空两手而怅然“入土为安”呢?  5、  《龙湖集》上说:没有比常知足更富有的了,没有比不求人更高贵的了,没有比无见识更贫穷的了,没有比无骨气更下贱的了。没有一点可取之处才叫穷,广交朋友才算达,享尽荣华不过百年,流芳千古才称得上是长寿。  越是贪得无厌的人越觉得自己的钱不够花。老百姓一生的花费也许比不上贪官一年的零用,但日子却过得平安快乐;贪官一生的花费也许可以建一所颇具规模的大学,但他创造的财富却几乎买不起一块黑板。  有这么一则故事,唐太宗李世民去找阎王爷借些钱游览一下地府,阎王爷却告诉他,他在地府里一分钱也没有。李世民大惊,自己身为皇帝,天下的财富都是自己的,怎么在地府一分钱也没有?于是他问阎王,在地府谁是最富有的人?阎王爷翻了翻名册,告诉了他一个名字。李世民回到人间后立即四处寻找这个地府里最富有的人,让他更为吃惊的是:现世的这个人意是一位乐善好施的穷困的老鞋匠。  “朱雀桥边野草花,鸟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再多的财富,再大的权柄,都抵挡不住岁月的流转,这是生命的无常之恸,谁也逃避不了,只可惜醉心名利的人仿佛被权利和黄金迷住了眼,匆匆忙忙被拉到了鬼国,而在这途中已毫无认识自身的能力。  知足者常乐,这是必须一再提出的。现如今世上之所以难找到快乐的人,只是因为大多数的人都不满足,不是适可而止,途中便乐。其实凡事都有个适度,不要去硬争。  在从前,有个将要出嫁的女孩,问母亲:“妈妈,婚后我该怎样把握爱情呢?”  母亲听了女儿的问话,温情地笑了笑,然后从地上捧起一捧沙。女孩发现那捧沙子在母亲的手里,圆圆满满的,没有一点流失,没有一点撒落。接着母亲用力将双手握紧,沙子立刻从母亲的指缝间泻落下来。待母亲再把手张开时,原来那捧沙已所剩无几,其圆圆满满的形状也早已被压得扁扁的,毫无美感可言。女孩望着母亲手中的沙子,有所悟地点点头。  这故事告诉我们,凡事不可刻意去追求。知足人卧在地上亦是快乐幸福,不知足者飘然在天空,仍然没有快乐。曾经有位富人在电视上播出一则广告:  任何人只要能证明自己对生命真正满足了,就可以得到一百万元的奖金。广告播出的第二天,前来就答的人络绎不绝。有的人理由是有了个美满的家庭,有的人的理由是有了份如意的工作,也有的人说自己获得了理想学府的学位,林林总总,各自有各自的说法,都想证明自己已经满足。尽管如此,却始终没有人能拿到那笔奖金,因为这些已经满足的人中,没有一个能回答出富翁的反问:“既然你已经满足了,为什么还想要那一百万呢?”  求半的智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现实的人力可能的幸福梦,在圆圆的欲望中求半,在极端中求半。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失为人们获得愉快和和谐生活的最好手段。许多求半观的大智者正是依赖这手段,极为美妙地度过自己的一生。但是,就生存的意义来说,求半观的视野未免狭窄了些。因为它是以保存健全自我为前提,对整个人类、社会却失去其应有的价值。从单个的人来考察求半智者是光彩夺目的,但如果把他放在与同时代那些为国为民做出贡献的人一起来说,却不免暗然逊色。因为他的存在就是为了保全他的存在,他保全他的存在是为了健全他自己的存在,对整个社会如果说有价值,如陶渊明的五言诗意境高旷,富于田园气息,很有审美价值,但是这种价值往往非常有限。因此,求半智作为一种不伤害他人、不危害社会的生存观,只有保守的留存价值。  从另方面说,求半智强调的是成功事业所需要的条件,注重的是满足条件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耐力,他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因为凡事要做成总是需要条件的,知其不能为而为之只会是徒劳无益,白白耗费了自己的生命。这个错误,人们是常犯的,特别是三十岁以下的人,短篇写不出来偏写长篇,五音不全的人偏要去当歌星,偏激地认为凡事只要努力去做,总是可以成功的。殊不知,不少你想做成而又敢于去做的事情,你就是做上三辈子也是做不成功的。这样的事例实在太多,不说一般人,就是三国时那个绝顶聪明的诸葛孔明,也是这样。他七伐中原,明知不可为却偏要去为之,结果劳民伤财,过早地衰老了自己。我们不妨都来做做事后诸葛孔明。如果,当初诸葛孔明不是知其不可为而硬要去为,抱着有了这壁江山、尽力保住这壁江山的目的,把伐中原的精力、民力和财力全用在发展蜀的经济、加强巩固蜀的统治地位上,到一定时候,蜀的经济发展了,统治地位巩固了,说不定还真能统治中原呢。就算终是统一不了中原,也不可能在他死后不久,由于国力的薄弱而很快被魏并吞。这些,都充分说明求半智是有其积极的一面的。  更主要的是,求半智是一种幸福人生的手段。因为你知道凡事要条件,需有个过程问题,于是,你在无条件时只会去创造条件,在时机不成熟时只会耐心等待……总之,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做的都是自己能胜任的事,这样你就能较少受到失败打击的痛苦而较多地享受成事的乐趣,在满足中进取,在进取中满足,使幸福伴随你终身。  显然,求半智的这种“条件论”以及在“条件”下求幸福的观点对个体生存的幸福是有相当现实的积极意义的,但从人类社会整体进步的发展,特别是对社会的改造与推进来看,却是有着一定的消极意义和局限性。因为历来的“先躯”者,无论是哪一个领域的,都是因为有一种舍身成仁的英雄气慨,才能将某个领域的“事业”推向前进,而对条件的强调会丧失自身的斗志,削减自身的奋斗力量,同时,在条件中享受幸福易于使自己滑向庸俗的享乐主义的泥坑。  正因为如此,如果是处在动荡的激烈争斗的社会环境中,求半智的倦缩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社会改造者的力量,甚至有可能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这是不可取的。  但是,作为一种和平环境中修身养性的手段,求半智还是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第04章 求顺观1

  1、  求顺观是一种在利己中利人的观点,在境界上,比求半观高出一个层次。作为一种有人情味的在利己中利人的生存观,求顺观认为:当一个人能顺其自然、顺其社会、顺其自身时,触处皆可自悟,随遇皆有幸福。  孙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再加一句:顺乎自然之规律,适乎个人之人格。这些,便是求顺观全部的内容。能适乎个人之人格而又合乎人群之需要的人,于是便单纯、善良、豁达,便无虚伪、无固执、无恶念,人到此境,则通体是求顺的智慧,生活充实而充满愉悦。  离我家只有几步之遥的一位老前辈,便是求顺智的最好范例。他从二十年代开始写小说,到解放时,早已是名扬四海、着作等身,甚至入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解放后,他感到自己有些“跟不上趟”,竟能顺其自然,毅然放下写作热情,去研究什么服装史?他“文革”时下放农村劳动,一个以近古稀之年、饮誉中外的学者被赶到荒郊野岭中去劳作,给人自然是苦凄凄的感受,而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却很认真地写道:  “乡下极美,极有情致……猪很蠢,老远喝一声,拔腿就跑,牛却狡猾,你不到跟前它就不停地吃,你上前赶它,跑几步它又停下来吃,一面眼鼓鼓地望着你。”我读着前辈的信,想到陶渊明的诗:“种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  呜呼!原来世间的智叟,都是这般能顺其自然,享受内心的快乐。我惊叹老人解放初的毅然“改行”,更惊叹老人日月般的情致。1982年,我有幸在大学与他相见,作为学生的我当时问起这事,他淡然一笑,只说了四个字:“跟不上趟”。我当时并不是很明白。后来“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沈从文文集》,我有幸读了老人的《烛虚》,这才明了一些。老人在这篇文章中写到:  “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因新陈代谢,有华屋山丘。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烛如金。”  当一个人能顺其自然、顺其社会、顺其自身时,触处皆可自悟,随遇皆有幸福。无独有偶,比我这位最值得尊敬的家乡老人早一千多年的另一位诗人苏东坡,做得更是让人举目会意,心里久笑。他深夜归家,已是倦意非常,敲门却无回应,他非但不急不恼,反而心灵忽闪,顺手拎出首《临江仙》来: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  能不强调自己的心境而顺乎自然如此,真让世人动心!既然无人来开门,依然空灵自在;身后的江水滔滔之声,适时涌之。屏声静气,终是听出了这深夜的江水声有异于白日,这是一种难得的感受,这种新的感受反而能增加内心一份新的喜悦,没有人来开门,竟然能成全这意外的享受,喜哉、快哉,于是欣欣然脱口而出一首千古吟唱的诗来。只有能顺乎自然的人,才会有这般机遇,有这般雅兴,有这样的杰作。  顺其自然,随时保持光风霁月的胸怀;随遇而安,随处触机而悟。正因为如此,苏轼第一次被贬黄州,不但能“发明”着名的“东坡肉”,还能写出对江山风物热爱和旷达心胸的《赤壁赋》来。当然,最让人拍案叫绝的是:苏轼被贬到海南后的“三个发明”。  由于新法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苏轼的一生在政治上命运多舛,连被贬了五次,最后竟贬到海南这个“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交无友,冬无碳,夏无寒泉”的地方。年逾花甲的苏轼并不因此没了生活乐趣,反而找到了风景这边独异的种种快乐。“旦起理发,抚窗做睡,夜卧浊足”,这就是他的三个发明。晚上睡前洗脚,听到水缸里面的水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苏轼也能感觉到很是享受;泡好脚后,坐在床上剪脚趾甲,也能感觉到内心非常地愉快。一个人心悦如此,再苦又奈其何?  2、  正视现实,顺其自然,在舛运中寻找人生的快乐,在难堪的现实生活中,高场自我的人生理想,这是五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承传。  庄子的夫人死了以后,他没有悲伤,却拿了个破竹筒不停地敲着,恭喜他夫人回归自然。在庄子看来,世间本无所谓生,亦无所谓死,生和死都是生命的不同形态。更何况,夫人都已经去了,悲伤又有什么作用呢?生与死都是自然而然的事,一切还是要顺其自然,为自然而然快乐吧!这是一种明世的顺智,苏轼在他的《水调歌头》里,将这种顺智的观念表现得淋漓尽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从天上回到地上,从理想回到现实,接下来: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月光一点一点转移,自己也从天上回到了人间,情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  人世间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有什么可埋怨的,凡事要想得开,不然只会徒生烦恼。  我欲乘风归去,  终是去不了,所以要正视现实: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悲欢离合,人之常情,没什么可悲伤的,就象月亮,一会儿圆,一会儿又缺,纯属自然而然的事,你伤心,有什么必要呢?既然如此,还是顺其自然: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我们虽然相隔千里,但是仍然可以共享这温柔的、温情的月光,享受这人世间的快乐。这是中国知识份子在实践中,在深思熟虑中渐渐形成的一种人格模式,一种精神上的升华。  不再是那种不谙世事的我行我素,天马行空;也不再是那种一层不变地坚持自己理想的天空,而是自觉地注重现实,尊重客观,在可能的条件下去努力争取到最好。虽然立足于大地,胸中自有一片蓝天;纵然在乌浊中艰难的跋涉,心灵却能在晴空里翱翔。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的这句名言,更是求顺智者境界的最好说明。在想到自己的时候,总会去想一想别人,即使自己情况很遭,也不忘了去想别人。在苏轼的五次被贬中,在惨遭打击、艰难困苦的时刻,苏轼之所以能有快乐,其全部的原因就在这里。他无论身在何方,背后都有很深的传统支持他:  不在其位还要谋其政,随遇而安,与民同乐,这是中国的封建土壤中成长的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  孔子《论语·雍也》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朱熹在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为之解释说:智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山,故乐山。  智与仁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内涵,因此见了名山大川,总会有一番感慨: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范仲淹临洞庭而忧苍生,欧阳修游滁州而醉山水,苏轼游赤壁而抒情怀。大家心为山动,情为水发,锦文华章,喷薄而出,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便是其中的千古绝唱之一。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词中对周瑜的追述,正是自我理想的表现:但现实中的苏轼,却正处于落泊失意之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如何解决?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该笑我太多愁善感了,以致过早地生出白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人生是短暂的,虚幻的,又何必执着?洒酒入江,以酒祭月,只望万古愁怀随江而去,一种超脱与旷达的情怀,跃然纸上。  正是这种求顺的智,使得命运多舛的苏轼无论在怎样的困境当中,都能够运用历史、运用文化,运用自己自身所具备的人格魅力,来解脱自己的苦难,让精神在天空中高扬。这其实是苏轼,也是历代觉悟的知识分子,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面对所谓的“顺” 与“不顺”,需有一种“顺”的智慧,到 “不顺”时,就会看到“顺”的希望,不让自己灰心丧气;到“顺”时,就会警惕“不顺”的危机,不使自己狂妄自大;随时都保持一颗平和的心,不断地在“不顺”中求“顺”,在“顺”中求“仁”,一步步走向自我完善的高峰。  

第05章 求顺观2

  3、  张九成居士有一次正在想一公案,苦参良久,不得要领,突然听到蛙声大作。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能感到的可能就是个“烦”字,而张居士却由此顿然大悟,写出流芳百世的两句偶对:  春风月夜一声蛙,撞破乾坤共一家。  并不是蛙声比什么声音都好听,而是当一个人具有求顺之智时,能无物无我,顺乎环境,纵是噪音,也能倾心领悟。于是再不是苦思时让人打扰,而是随即从一片天清地宁的心境步入蛙声一片的境地,蛙声便成了能悟的媒介,使人顿时心光流瀑,直达万物与我一体的境界。  这便是求顺的智,既承认存在的合理性,也了解存在的时间性和条件性,深解有限的生命对许多存在的无奈,而能够理性地面对。做不了英雄,就做个好官;做不了好官,那你就做个好百姓。既然权位、财富和盛名不能强求,还是知命的好。  世上有不少事情,人们都无法靠他们的聪明或努力来改变,在这些事实面前,完完全全就只有束手待命。  自然是无情的:地球内部的变动有它自己的规律,当火山、海啸要发生时,它不会顾及到会伤了多少人;地球表面的变动也有它的规律,当暖转寒时,它不会考虑有多少人没有寒衣。人类社会同样如是:社会总是在发展,在变革,当每一次大的变革来临时,总是要有一个利益的重新分配,总是要伤及许多的无辜。面对诸如此类的不幸,智者会镇定自然,一笑了之,否则更会百思不解,耿耿于怀,痛苦终生。  譬如中国上世纪中叶的政治大进步,造福了千百万受苦人,对当时的富人,却是一种打击,没收他们的家产,置他们于“改造”的地位。这种情况,在解放后的三十年中也出现过。遇到这种境况的人,自然是毫无办法,只能“顺乎社会潮流”,一切重新开始。这些,便可以称之为“命”。  命若是指生死、贫富和一些遭遇是生来注定的,这显然于实际不符。我们生活在一条长长的因果链条中,有的“因为”完全由不得你自己,我们便称之为“命”;有的“因为”是你自己的原因,我们便称之为“运”。一个人的“命运”便这么产生出来。所以,凡事只要把握好“运”,怎么差的“命”都击不倒你,站起来对于你只是迟早的事情。  但是,现实的人生中一些关于一个人的生死、贫富、荣辱等境遇,常常是仅凭他自己单个的力量无法改变的。这样的事实,我称之为“命”。譬如改朝换代时的无辜受害者,譬如“文革”中许多被整得家破人亡精明勤勉的人,他们是无法凭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的境遇的。  认识到“命”的力量的强大,就会认识到求顺观的做事原则合理的一面。顺命行事,事半功倍,可以享受到人生的温馨;逆命而行,苦恼徒增,丧失人生的乐趣。命就是“世界之潮流,人群之需要”,就是“自然之规律,个人之人格”。这样的“命”,单个的力量是没法改变的,只有 “适合”、“顺从”才是最佳的选择。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需要;每一个人群,有每一个人群的喜欢。某人做事作风是忍耐与谨慎的,而时代和人群正需要这样的作风,如此则他的事业便兴盛了;但若是时代和人群改变了,他也就毁了。因为他变得不适合,不顺从了。  人们爱说性格决定命运,事实并不是这样。上世纪上半叶造就的那么多将军,有几个是性格温和的?而如今的官场中,能做得一官半职,又有几个不是性格“温和”的?从本质上说,并不是性格决定命运,而是社会决定命运。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应该是能包容所有不同性格人的,因为就性格本身而言,是无好坏之分的。只不过是时代的需要,只选择与之相符合的而给予特别的照顾罢了。  二十世纪初期从战火中打出来的许多将军,若是在和平年代,他们更很难有用武之地。反之,从二十世纪末期升起来的一颗颗名星,特别是那些艺人,倘若是在战争年代,他们很可能连饭也混不上吃的。  时代的需要如此强大有力,时代需要适合她的人,只给那些与之深合适宜的人,才可能披上成功的外衣,这是每个智者都必需意识到的,这样才有利于调整自己,以适应于时代。  4、  顺从、适合时代与人群之需要,有理性和感性两个不同的层次,因此也就有偶然和必然的两个不同结果。  由于世事多变,人生险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能具有这么大的智慧,使他能永远知道如何去适应、顺从时代和人群的变化。但是,比较而言,理性的顺从适应者是更能长久地顺从与适应,更能必然地顺从与适应。这属于求顺智者的专利,只要命运不十分险恶,一般都能使自己一生立于不败之地。尽管如此,一些偶然的适应与顺从还是令人羡慕。譬如意大利学者马基雅维里在他的《君王论》中提到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一生行事都是极其冲动的,而时代和环境却恰好符合他的做事方式,所以他始终能得到愉快结果。他对波隆的那第一次进攻,当时卓凡尼·本底伏里大人还不曾逝世,威尼斯人不赞成这次行动,西班牙国王也不赞成。至于法兰西国王,他还正和他讨论这件事情。可是他却以他习性的勇敢和精力,亲自发动起这次征伐来。他这一冲动的行为,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使西班牙国王和威尼斯人都变得动摇与被动。所以会如此,西班牙国王是由于畏惧,而威尼斯人则为的是想恢复那不勒斯王国的土地。尤利乌斯以其急躁行动,做了其他任何一个最审慎的教皇所不能做的事。因为,如果尤利乌斯延迟从罗马出兵;如果他象任何其他教皇会做的那样,等到他的全部计划与所有谈判统统完成了再出兵,那他是永远不会成功的。法兰西国王将会找出一百零一个拒绝的借口,而别人也会给他提出一百零一个畏惧的理由。急躁的行动使尤利乌斯取得了空前的巨大成功,在众人的反对声里夺得胜利。这种偶然的顺令人惊喜,却不是人人都可求得,这是它局限的一个方面。另方面,遇到厄运,它只会令人束手无策,而真正的求顺智者却能够等待。  命可以比之为那些泛滥的河川,当洪水到来之时,所向无敌。它汹涌向前,淹没了原野,冲走了树木和房舍,将土壤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去。这时候,没有任何东西能抵挡它。问题是,它如此强大、威猛,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在天气恢复正常后,人们还是不能有些须动作。作为求顺智者,这时便会站出来开浚沟渠、修筑堤岸,以防下次洪水再来时不至于泛滥成灾,使它的威力不再那么不受控制,不再那么危险。命其实也是这样的情况,在没有作好准备来抵抗她力量的地方,她就显示出无以抗衡的力量,哪里没有筑起足以阻止她泛滥的堤防,她的暴力就会施向那里。  因此,至高的求顺智者,他的顺从与适应是积极的,是隐含引导的顺从与适应。做人达到这样的境地,便能步入逢凶化吉、指点江山的殿堂,在子孙们的语言中,便也常常会肃然起敬地提到他们的名字,自己的一生也如“庖丁”的那把宰牛刀一般,虽是宰杀过千万的牲畜,却能在最不伤害自己的地方游刃有余,最完好地保存自己,完成事业。  5、  持久不变的并不是财富,而是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又是人能否享受快乐的基本条件。一个没有求顺智慧的人,有可能把别人做来是非常快乐的事体验成不快乐,这就好比美酒到充满胆汁的口中也会变苦一样。  因此,我们生存的幸福与困厄,不在于降临的事情本身是苦是乐,而要看我们如何面对这些事情, 我们感受到的是什么。  求顺智者认为:人所具备的一切特质是人的幸福与快乐最根本和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其他的诸多因素则是媒介性的,或是一般的,是属于影响力可以消除破灭的一类。  对“反省”这个词,每个正常人心里都曾有过的体验,特别是那些“有识之士”。他们对完全来自外界的厄运还可以容忍,但对那些由自己的原因导致的失败和苦难却无法承受。  明明知道嫉妒是可耻的,却偏偏要去嫉妒;明明知道和气可以生财,却偏偏要态度粗暴;明明知道常常夸赞自己的同事、上级会得到不少好处,却偏偏开口就说他们的坏话……于是便去体验“反省”,结果从头做时还是照旧,还得再体验“反省”。  

第06章 求顺观3

  求顺智者告诫人们:在所有我们所做和所经过的事情当中,我们的意识素质总是占着一个经久不变的地位;一切其他的影响都是依赖环境和机遇,而环境绝对是会变的,机遇也常常是过眼云烟,稍纵即逝,变动不居;唯独不变,并在我们生命的每一时刻都不停地影响着我们的是观念。人自身的福祉,如高贵的天性、精明的头脑、乐观的气质、豁达的胸襟、爽朗的精神、健康完善的体魄等可以说是幸福的第一要素,但仅具有这第一要素,并不等于就有了幸福。  “如果你常常笑,你就是幸福的;如果你常常哭,你就是不幸福的。”这近于老生常谈的字眼里却在告诉我们:当愉快的心情敲你的心门时,你就该大大开放你的心门,让愉快与你同在。幸福是你渴望的,你就该顺这渴望,对幸福大敞心扉,而不要去踌躇着不愿自己太快乐,惟恐什么乐极生悲。  求顺智认为:幸福属于人的精神,源于人的精神,这精神的快乐与否固然于物资利害得失有关;从感悟这个角度来说,却又有自己的独立性。同样是残废了双腿的人,一个可能乐观开朗,另一个可能悲观失望。柏拉图把人分成两类,一类是性格随和的人,一类是脾气别扭的人。他认为对于快乐和痛苦的印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程度的容忍性。对于同样的一件事情,可以令某人痛苦绝望,另一个人则是一笑了之。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只要认真观察一下周围就不难发现:同样是性格随和的人,在一件同样的事情发生后也会有绝然不同的反应。这便是人的希望值的问题。就好比两个人,一个人在十次事业中成功了九次,还是不快乐,只懊恼那败的一次;另一个人十次中只成功了一次,却在这次的成功里得到安慰和快乐。我有一次败了!我终于赢了一次。希望值的不同,痛苦与欢乐也就不同。  求顺智相信大凡世上的事情总是在其弊中也有其利的,痛苦的人所遭遇和必须克服的困厄苦难多半是想象的,而欢乐的人所遭受的困苦则是实在的。  因此,凡事往坏处想的人不容易受失望的打击;反之,凡事只见光明的人却常常不能如愿。具有高度顺智的人就是对人生事相有着深透的悟性。一方面,相信人生就是幸福,因此随时对欢乐敞开大门,热情地迎接幸福;一方面明白幸福就在自己的心里,与事业的成败并不是必要条件的关系;再方面是清楚人所能有作为和成就的最高极限,绝不会超过自己。顺智者这样认为,便能发现自己原是一切快乐的源泉,于是就愈能使自己幸福。  幸福就是顺,一切顺其自然,这便是求顺智者所总结出的一个道理。因为幸福从本质上来讲都是不确定和不稳定的,是随机缘而定、随境遇而来的。譬如爱情、才智、健康及喝酒乃至社交,当你年老衰迈,许多东西就会失去。这时候,你有顺其自然的理念,幸福仍会伴你到终。因为青春、美貌、财富、宴会、舞厅等都可能离你而去,唯独你自己是不会离开你的,你的顺其自然便能在你人生的各个阶段、各种境遇中,成为你唯一纯正和持久的幸福的源泉。  有一位智者,早先曾经富有过,富有得可以任意挥攉钱财,后来他不慎失去了财富,终是穷得一无所有。当他穷到再拿不出一文钱来购买一个馒头时,他在饥饿中感受到死亡的威胁,体会到生命的重要,于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为活下去而作了一番努力。他的努力自然是成功的,他终于能购买足够维持生命的馒头,当他在咀嚼吞咽馒头时,他感到生命在体内复苏,他感动万分地享受着,并为之流下幸福的眼泪。从此,他开始珍惜生命,珍惜生命的每一点滴享受。后来他终于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当人们为他欢呼,请他到镁光灯下去出风头时,他毅然地拒绝了,说:我要享受生命。  求顺智者认为不少人将自己一生的幸福,寄托于身外之物上,或是名誉财产,或是妻室儿女,或是三朋四友。这些人一旦失去了他们,或是这些身外之物令他失望,他的幸福也就跟着毁灭了。因为,他们的重心是随着每个欲念和幻想改变其位置的。如果他是资本家,幸福的目标便是多赚钱,有栋漂亮的房子,有个年青美貌的女人,有辆豪华的小车;如果他是从政的,他的目标便是爬上某一级别,享有更多的权利,主持更多的会议,使更多的人听命于自己,在更多的人中出头露面。  总之,他们的快乐根源是在这些身外之物中,而很少顾及到自己的身心。就好比一个失去健康的人,不知重新培养自身已失去的生命力,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药水、药片上冀求重获健康。唯有顺智者,才能够明了随时不忘从自己的身心出发,坚信幸福源出自己的身心。  6、  俄罗斯天才作家契诃夫创造了奥莲卡宝贝儿的形像,便是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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