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约尔克·阿泰尔特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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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城市与军事要塞建设研究：1897—1914试读：
前言
在过去数世纪的战争中，为争夺要塞和设防城市而进行的拼搏占有重要地位。军事行动的结局经常是由征服或成功地守卫住某个要塞所决定的。作为例证，这里只列举土耳其人在1683年对维也纳的围攻就足够了。
许多要塞至今仍保存完好，并且会使人产生依然可以利用它们进行防御的印象。但是，在研究保存下来的要塞或者要塞建筑计划时，还有一些问题悬而未解。例如：
——准备在某个地方设防时，人们都有些什么样的考虑？
——防御者出于何种目的和动机要为守卫个别堡垒和整个要塞而进行战斗？
——对于进攻者来说，攻占某个设防地点的可能性有哪些？
——导致军事行动的基本战略思想是什么？
——为了保障要塞建造计划的完全实现，必须采取哪些后勤供应措施？
对于这些问题，本人试图根据德国在中国青岛建造的海防要塞的具体情况作出回答；这个要塞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围攻的唯一一处要塞。
凡是源自中文的地理名称均采用德国官方当时的书写方式，尽管在此也有一些变种和双重命名。
例如：“Kiautschou”也被写作“Kiau Tschou”或者“KiaoTschéou”；“Tsingtau”也被写作“Tsintau”或者“Tsintao”；“Schui Ling Schan”也被写作“To lo san”。
附加的大量地图可以使人们对文中所提到的地域、山岭等的方位有准确的了解。
本书的完成要归功于我的导师W.胡巴池（W.Hubatsch）教授。它也被波恩莱茵兰弗里德里希—威廉姆斯大学（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t zu Bonn）哲学系接受为博士论文。
感谢弗赖堡联邦档案馆/军事档案馆（Bundesarichv/Militrarchiv Freiburg）、科布伦茨联邦档案馆（Bundesarchiv Koblenz）、外交部政治档案馆（Politische Archiv des Auswrtigen Amtes）和埃森弗里德里希·克虏伯有限责任公司历史档案馆（Historische Archiv der Friedrich Krupp GmbH, Essen）在搜集史料方面为我提供的友好帮助。对于所有以其建议和指教帮助我写作此书的人一并致以谢忱。约尔克·阿泰尔特1983年10月赫奈伏/希格（Hennef/Sieg）第一章 占领青岛
自19世纪90年代初起，德国就试图在中国沿海获取一个军事据[1]点；按照设想，这个据点适合于充当德国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的起点。该目标起初没有达到，一方面因为人们不清楚哪个地点最合适，另一方面因为“在中日冲突中采取干涉行动的三大国行动纲领，禁止[2]它们当中的任何一方谋求特殊利益”。尽管如此，德国政府还是在1895年10月对其驻北京的公使绅珂（Schenck）作出这样的指示，即要求他照会中国政府“倘若达不到割让合适领土的目标，满足于以租借方式得到的出让也是可能的”。然而，这一期望同样遭到中国外交部门总理衙门的拒绝，因为中国不能不担心，一旦为德国开了先例，[3]其他国家也会提出类似的要求。
1896年6月，中国外交事务的负责人李鸿章访问德国。国务秘书马沙尔（Marschall）再次表达了德国的愿望。他陈述道：如果德国不能为其“东亚利益的当然保护者”的海军舰队获取一个固定据点，就无法持久地履行其维护东亚均势和中国大陆领土完整的职责。他解释说：“目前的境况迫使我们不得不从别国那里获得煤炭，不得不依靠外国船坞进行必要的维修，这既有损于体面，又不符合德国的旨[4]趣。”尽管听到了这些陈述，但中国还是感到无法遵从德国的意[5]愿，不想“放弃任何领土”。
当德国的愿望看起来无法通过外交途径得到实现时，政府中人感到只有两种解决方案：或者立即夺取一个合适的港口据为己有；或者占领一个港口作为以强制方式租借的煤站，并为此支付一笔租金。这[6]个建议得到皇帝的批准。1896年11月30日，德国皇帝向海军上将冯·克诺尔（von Knorr）下达指令，要求他制定一个抢占胶州湾的行动[7]计划并做好准备，以便“一旦时机成熟，马上就可以实施”。
期待的良机终于在1897年11月1日因两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而出现。德国东亚巡洋舰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迪德里希（Diederichs）[8]接到下列行动命令：“立即率领全体舰队开往胶州湾，占领合适的据点和当地村庄，并由此出发用您认为合适的方式实施彻底报复。望竭尽全力。航行目的地保密。”
1897年11月14日，德国成功地占领胶州湾。在海军上将的指挥下，一支由30名军官、77名军士和610名士兵组成的部队在小渔村青[9]岛登陆，而深感意外的中国军队指挥官章将军却在那里下令列队欢迎德国人的造访。有人把德国海军上将的一份公函转交给他。在此公函里，上将通告了占领海湾的理由，并命令章带领他的部队在3个小[10]时内撤退到大约15公里以外的沧口。
面对驶近青岛前海的德国军舰“恺撒”（Kaiser）号和“威廉公主”（PrinzeWilhelm）号，以及停靠在马蹄礁的“柯莫兰”（Comoran）号，这位中国将领屈服了。11点30分，他的军旗被降下；他的军队，大约2000名士兵，也撤离了。
14点30分，军事占领行动以在青岛升起德国军旗而宣告结束。
现在，为了能够缔结一份租借条约，德国开始与中国进行谈判。[11]1898年1月4日，德国驻北京公使照会总理衙门说：“……考虑到与中国的传统友谊，我们选择了谈判方式并向你们提供一份条约，据此，中国的声誉和威望可得以保全，而德国的权利要求则被降至最低限度。我们绝不奢望领土割让，而是承认该地区依然属于中国皇帝所有，我们仅仅要求你们把一小块土地以租借的方式出让给我们……”
同一天，海军上校罗森达尔（Rosendahl）被任命为德国登陆并驻扎于胶澳地区的海军战斗部队的指挥官。1898年1月27日，该地区的行政管理权被委托给帝国首相（帝国海军部）。
与中国进行缔结条约的谈判于1898年3月6日结束。德国不仅获得胶澳租借地（Pachtgebiet Kiautschou），而且还获得铺设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特许权，以及所谓的在山东的优先权。图1 胶澳地区
选自《德意志殖民报》1900年第57页。
[1]
德文“Einfluphre”一词直译应为“影响范围”，译为“势力范围”系根据中国史书的惯用概念。——译者注。
[2]《1871—1914年欧洲内阁的重大政策》，第14卷，第3651号文件，第16页，柏林，1922年及以后数年。
[3]《1871—1914年欧洲内阁的重大政策》，第14卷，第3653号文件第17页和第3655号文件第20页，柏林，1922年及以后数年。
[4]《1871—1914年欧洲内阁的重大政策》，第14卷，第3663号文件，第27—34页，马沙尔的笔记，柏林，1922年及以后数年。
[5]《1871—1914年欧洲内阁的重大政策》，第14卷，第3663号文件，第27—34页，马沙尔的笔记，柏林，1922年及以后数年。
[6]《1871—1914年欧洲内阁的重大政策》，第14卷，第3666号文件，第39—42页，柏林，1922年及以后数年。
[7]《1871—1914年欧洲内阁的重大政策》，第14卷，第3670号文件和脚注，柏林，1922年及以后数年。
[8]《1871—1914年欧洲内阁的重大政策》，第14卷，第3670号文件，第67页，柏林，1922年及以后数年。译文参阅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9]
即章高元。——译者注。
[10]
关于军事占领行动及其前史，可参阅H.施丢克尔著《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柏林，1958年；福兰阁著《列强在东亚，1894—1914年》，汉堡，1923年；伊尔莫尔著《胶州湾的占领》，博士论文，波恩，1930年。
[11]
E.v.海靖：《游历世界四方的日记》，第248页及下一页，莱比锡，1927年。第二章 营造德式风格的“模范城市”青岛第一节 地理位置和人口增长
德国在中国获得的租借地包括胶州湾及其沿海地区和位于前海的诸岛屿。该地坐落在格林尼治经纬线的北纬35°45′—36°20′和东经120°—121°之间。
这一区域在环抱东南部海湾的半岛上得到最大的空间扩展。在这里，它的边界线北至白沙河河道，东北和正东至崂山山脉。
此外，属于德国租借地的还有位于海湾入口处西南方的海西半岛[1]和坐落在这个海湾之内的岛屿。
在1898年3月6日德意志帝国与中国针对胶州湾畔这一区域缔结的条约中，德国还获得一个由保护领地向外扩展、半径为50公里的影响区（Einfluzone）；该影响区虽然继续由中国政府管辖，但若无德国政府的同意，中国政府不可在其中采取任何措施和发布任何法令，而德国军队却享有无限制穿越该地区的行军权。
为方便测量，保护领地被划分为7个区域。最大的、相互关联的[2]地区是所谓的北区，它被按照分水岭分割为1—5区域，外加阴岛作为第6区域。在南部地区，海西半岛被划归第7区域。
关于在胶澳地区进行统计调查时所遵循的程序，有一位负责军官[4]报告说：“先派一位军官与当地族长或教书先生进行洽谈，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线索，再派另一位军官到村子里逐户清点，通过亲自察看获悉户口数目、牲畜多少等等情况。中国人几乎总是往少里报并对我们的询问怀有莫大的猜疑。通常是先说无地方族长，也没有学校等，然后又说地方族长病了，死了，到邻村了，甚至说是在北京。简言之，为了找到这些人，总要花费许多口舌。在军队尚未驻扎过的地方，情形尤其如此，而那些已经产生了些许信任的村民则乐意提供正确的信息。”
有些人习惯于随季节变更改换住所，这一部分居民的流动性大得令人吃惊。于是，一些著名的集镇，仅仅在收获和收获后的一段时间才有人居住。这种情况在例如女姑口（位于第1区域）和沙子口（位[5]于第3区域）等地就十分明显。
只有第1区域里的居民可算作是富裕的，在第3、4和5区域中的个别村民也较为殷实。最穷的人则住在第2区域里。如果根据学校数量来判断居民的受教育水平，那么得出的结论肯定会是积极的。至少在较大的地方都设有1所或多所学校，每所学校平均有6～12名学生。到1914年，除了纯粹由中国人办的小学外，还形成一个由50所[6]总督府学校和教会学校连同大约2000名学生构成的网络。
按照在1913年春进行的人口普查，大约有187000名中国人生活在胶澳租借地，其中单是居住在青岛市区内的就有53000名。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总数大约为2000人。此外，还有为数 2400人的守备军。也有大约300名日本人生活在租借地内。德国平民共计1855人，位居其后的是俄国人61名、英国人51名、美国人40名、奥地利人22名和法国人15名。在1913年，居民的平均年龄处于25—35岁之间。图2 胶州湾
选自1899年帝国海军部《胶澳发展备忘录》：勘测报告和把胶澳租借地划分为Ⅰ—Ⅶ办法。注：+）这些数字大概只涉及居住在青岛市区的欧洲平民。
[1]
今薛家岛。——译者注。
[2]
今红岛。——译者注。
[3]《帝国海军部1899年备忘录》，《勘测报告和把保护领划分为Ⅰ—Ⅶ办法》，柏林。
[4]《帝国海军部1899年备忘录》：勘测报告。
[5]
参见正文图2。
[6]
参见《德意志帝国统计年鉴》（1914）第449页。
[7]
数据取自下列文献：
——《殖民地贸易公司地址簿》（1901—1911）；
——《布洛克豪斯》，1904年；
——《德国殖民手册》（1901）；
——《帝国海军部备忘录》（1899—1906）；
——《德意志帝国统计年鉴》（1901—1914）。第二节 基础设施建设
1898年3月6日，在签订了出让胶澳的德中条约后，一直持续到此时的占领状态便宣告结束。
只是从这个时候起，并且借助于由立法机构批准的资金投入，有计划的组织和行政管理活动才在新的租借地中开展起来。
在总督府行政管理当局准备采取的措施中，军事—海军决策与经济决策携手并进。没有军事保护，商业殖民地就无法发展；而若无经济—后勤的支持，驻青海军也无法扩大其行动范围。
为了使德国的租借地具备生存能力，必须确定和履行多种多样并且耗费大量时间的任务，而这些任务又与建设一个现代城市、现代港口和现代军事要塞事业密切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工作当中，有许多直到1914年仍未完成，或者只是部分地得以完成，以至于德国人不再能够收获其劳动果实。
总督府的建筑管理局负责这个巨大任务的计划和实施，下辖4个[1]处：
一处：港口建设；
二处：街道和水道建设；
三处：青岛市内地上建筑；
四处：青岛市外地上建筑。
每个方面的工作都要尽全力做好。但是，在开始的时候，殖民者、官员和军队只能利用先前中国驻军的简陋营房作为住所。此外，可以加以利用的还有青岛旧渔村的个别中国人房屋。没有像样的街道，也缺少卫生设施；饮水由于普遍的混浊而十分危险。
但是，很快取代青岛村和中国人的营房，一座现代的、按照统一计划建造并且布局宏伟壮阔的城市就出现了。[2]
这座城市由青岛欧洲人城区（连带奥古斯特·维多利亚湾畔的别墅区）、大鲍岛中国人城区、紧靠大小港的台东镇和台西镇劳工居住[3]区以及位于大港之间、面积广阔的商业和工业区组成。
整座城市由纵横交错、疏密有致的街道相连接，开凿了雨水和污水排泄渠道，还附设输水管和电灯照明、教堂、为欧洲人和中国人开办的医院和学校、邮政局、交易厅，以及一个能够满足所有卫生学要求的屠宰厂。
只要有可能，总督府各行政管理部门都集中在总督府大楼内；军队则拥有现代化的军营。
海军管理当局还特别关注在青岛周边地区有计划地进行植树造林事宜。这一工作不仅有助于美化自然景色，而且也特别有助于提高城市居民的健康水准。
港口区位于胶州湾岸边、与女儿礁紧密相连的港口附近，它的平面形态自然依赖于港口规划。无论如何，必须在这里修建一些绝对必要的设施。对于欧洲人来说，只有这样，舒适的居住才是可能的，因为此地缺少保护屏障抵御来自西北和东北方向的寒风，也缺少夏季来[4]自南方和东南方的清爽海风。
因此，只有山南边朝向青岛湾一带地方才被选作真正的居住和商业区，与之相应，新城区的建筑计划也被制定出来。该区的建筑物大都分布在原先的青岛村周围；西部是商店和官员住宅区；在高地东部，在东兵营或炮兵驻地附近，则兴起一个别墅和海浴区，它很快就吸引许多度假游客前来青岛，并且其数量愈来愈多。图3 青岛——市中心和大鲍岛
选自帝国海军部《胶澳发展备忘录（1901—1902）》附件。
因为首先必须进行必要的测绘和土地勘查工作，也必须把急需的建筑材料和机械设备以及专业工人从德国运来，所以头一年建筑活动只取得微不足道的进展。1898年，仅限于对现有的房屋和道路加以必要的维修和改造，扩建和新建水井及排水系统，完成和加固由中国人建造的跨河桥梁。直到该年年底，军营、野战医院和总督府大楼等建筑物才开始施工。
随着越来越多的建筑公司的到来，第一轮私人建筑活动也终于开展起来，其目的首先是为殖民者提供急需的住房。在胶澳总督的号召下，也开始在中国人城区为中国劳工建造宿舍。到1898年底，已经有500多名外来劳工可以在这里寻找到栖身之地。
在第二个报告年度，即从1898年10月到1899年10月，良性的进步明显可见。基于前一年的考察和经验，繁忙的建筑活动在这一时期普遍开展起来，无论在地上建筑还是在地下建筑方面。不言而喻，在这个发展阶段，大部分财力和物力还不可能被直接运用于真正有待完成的任务上，而是被更多地运用于各种各样的预备工作，例如编制内容广泛的货物清单、安装机械设备、调试运输工具等等。
鉴于移居申请的众多，总督府扩大了原定建筑规模。远东第一个排水系统几乎完全建成。但是，在铺设街道方面，多岩石的地表大大增加了施工难度。从青岛到沧口的一条9米宽、可行驶汽车的公路只被向前推进了大约两公里。
开始的时候，物资储备的短绌和中国劳工技术水平的低下对地上建筑的施工进度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中国劳工必须在德国工程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才知道如何干活。建筑材料堆场的设立缓解了熟练手工艺人和合格企业主匮乏的难题。该堆场坐落在大鲍岛村前，内设细木工场、铁匠铺和白铁铺等作坊。
行政管理当局致力于为青岛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提供干净卫生的饮用水，这一工程很快就取得辉煌成果。首先，利用现有的各种可能性，借助于水井，可望在就近的海泊河河床抽取大量地下水。在那里，在干燥沙土层下的不深处就发现了清纯、无菌的水资源，并用50眼汲水井把水抽上来，输送到一个大储水池中。从这里开始，再通过一条长达4.2公里的压力管，把水泵入建在野战医院背后的高水位水塔。到1901年底，这个中央输水管道就可以投入使用。而位于取水点附近的中国人村庄海泊则被政府花钱买下来并加以拆除，目的在于用这[5]种方法彻底消除污染水源的隐患。
移居青岛的人们最初只能满足于用车运走粪便，以露天水沟排泄污水；通过这些水沟，家庭污水和雨水都汇集一起，同时排入海中。然而，一度十分剧烈的降雨迫使城市管理当局不得不为雨水和污水分别建造排泄渠道。首先建造的是排泄雨水的下水道，该工程在1900年完成。
开始的时候，人们使用粪桶装运粪便，因为大家普遍认为，中国人乐意成为这些对于农业生产非常有用的肥料的买主。但是，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中国人只是隔三差五地前来清运粪便，后来甚至干脆停止这一经营。于是，当局只好设法为粪便和家庭污水建造专门的清理和排泄系统。由于必须开凿通道的地段岩石坚硬，工程进展得相当缓慢。到1904年，除野战医院和俾斯麦兵营，只有32座房屋与下水道接通，而其排泄物则在两个地方汇流于胶州湾。在这里，借助于由恒常的涨落潮变化所产生的强大水流，被排泄出的污物很快就被冲走。排污管道的建造使得抽水马桶在青岛迅速普及。到1909年，最终有多达222个家庭与下水道相连接。
在中国人城区大鲍岛，用桶装运粪便的做法却延续了更长时间。作为一个过渡性解决办法，人们在那里建造3座安装抽水马桶的公共厕所，每座厕所都有12个厕位。
至于垃圾的清运，市政管理当局交由一家私营企业负责，倒卸垃圾的地点距离城市很远。此外，还利用以土覆盖的方法来预防蚊蝇的滋生。从中国人城区运出的粪便被用舢板输送到胶州湾内的一个岛子上；在那里，粪便先是被堆积起来进行发酵，然后又被当作肥料加以使用。
建造野战医院是当时最迫切的要求之一，因为把病人安置在临时[6]棚屋是很不妥当的。总督府山和信号山之间的南山坡被选为院址。
早在1899年就有1幢二层楼式病房、两幢附设厨房、药房的杂用建筑物和两幢医务人员宿舍楼可以投入使用。1904年，野战医院完全建成，包括5幢较大的和1幢较小的病房，其中有1个妇幼科、1幢隔离病房、1幢杂用建筑物、1个药房、附设狂犬病患者收留站的细菌学化验室、带解剖室的太平间、1个冷藏库、1座小型门卫亭和几个附属建筑物。在通过与城市下水道相连接而建成排水系统后，污水就可以得到妥善处理了。为了满足本医院的用水，还挖掘了3个水井；借助于压力泵，从水井抽出来的水可以被储存到一个高水位蓄水池里。但是，原先制定的集中供热计划却因为财政紧张而被放弃。野战医院设有245个床位，但是直到1913年平均只有108张床得以使用。在5个住院部中，外科以及妇幼科各有1间手术室，还有1间独立的X射线检查室。在守备军的洗衣坊建成之后，原先的洗衣间便被空置出来；后来，在这里安装一套只供医院使用的消毒设备。
在野战医院工作的有1位主任医师、4位门诊医师和3位助理医师。药剂师同时承担着数量众多的食品检查任务；有1位助理药剂师在他的手下工作。此外，在野战医院的员工当中，还有两位督察员、6位女护士、4位助产士、两位社区女护士。[7]
1906年，“福柏医院”（Faberkrankenhaus）协会建造了一座拥有12个床位、陈设讲究的疗养院以接纳地位较高的欧洲人和中国人，所有在青岛行医的医生都可以将其病人介绍到疗养院。
1902—1904年，又有一个康复休养所在崂山建立，是为“麦克伦堡”（Mecklenburghaus）。它坐落在高达450米的山上，有一条长达37公里的车行大道与青岛相通。在同一地点，早在1900年就有一所专门为正在康复的军队伤病员建造的士兵疗养院建成。此外，在崂山的一些有利于健康的地方，许多青岛市民也建有避暑山庄。图4 青岛野战医院
选自联邦档案馆/弗赖堡军事档案馆：Zg.177/68第13卷第55对折页。
也为青岛和大鲍岛数量急剧增多的中国居民建造了门诊所和固定医院。最早的门诊所是在1899年由海军医生开设的。看病免费，药物和绷带仅收取少许费用。后来，在胶澳租借地共有3个类似的门诊所相继开张。而在青岛市内，在这些年间出现多家规模较大的中国人医院。最早的一家是在1901年由福音教传教会设立的。
1904年野战医院增设一个巴氏灭菌法研究所（Pasteurinstitut），1906年又建起一个传染性病原体检查站。
卫生状况的改善大大提高了居民的身体健康水平，有关这一发展的具体情况可从头10年的统计数据中略见一斑。下列表格列举了驻军士兵患一般疾病，特别包括某些传染病，以及肠道疾病和疟疾的统计数字。虽然没有提供平民的相关统计数字，但此表仍可被看作是具有代表性的。
公墓是按照公共卫生保健的基本原则建造的。它坐落在俾斯麦山[9]的南边，也拥有一座公墓小教堂。
最初几年，礼拜是在一座临时教堂里举行的；该教堂设有500个座位。在一些临时性建筑物中，为中国人和欧洲人开办的学校教育也逐步开展起来。表4 健康状况的改善
法院大楼早在1899年就竣工了。图书馆最初也被安置在里面。该图书馆从一开始就收藏图书达5500多本。与法院大楼相邻的是为那些在这里上班的官员建造的公寓。
开始时，从德国运来一座可拆卸的木制板房作为总督住所，而最终的、建造总督官邸以及军官和一般官员住宅的工程则以招标的方式交给驻青岛的私营公司承办，试图借此减轻负责建筑事务的国家建筑管理局的负担，但后者仍保留着对青岛住宅建筑样式施加强有力影响的权力。无论在社会政治方面，还是在卫生保健方面，这种住宅建筑[11]样式都是值得追求的。图5 青岛旧总督府
选自联邦档案馆/弗赖堡军事档案馆：Zg.177/68第13卷第50对折页。
因为中国的建筑公司也从其他地区迁到青岛，所以负责建筑事务的行政管理部门逐渐摆脱对日工的依赖，并且早在1899年就可以签订多方面的合同。不过，在这一年里，私人的建筑活动仍主要限于建造供建筑公司业主自己使用的房屋。
逐渐地，德华银行（DeutschAsiatische Bank）的新营业楼、铁路管理部门的办公楼、中国海关行政楼以及一系列仓库、办事处和民用住宅等都在市内和市外近郊地区相继建成。对于总督府行政管理当局来说，建造一座高大宽敞的办公大楼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在大鲍岛和杨家村，有许多规模较大的中国人移居点得以建立，其建筑风格与上海普遍流行的风格完全相同，建造者既有德国公司又有中国公司。福音教传教会也在孟家沟村营造了一些新建筑。图6 总督官邸的会客室（1901年）
选自联邦档案馆/弗赖堡军事档案馆：第224—279号海军上将特鲁泊的遗物。图7 青岛总督府办公楼
选自联邦档案馆/弗赖堡军事档案馆：Zg.177/68第13卷第49对折页。
到1900年，青岛的城市建设已经取得重大进步，以至于必须为已经大规模扩张的中国人街区建筑工程开放位于大鲍岛和青岛之间的农村地区。
城市下水道的总长度至1900年末已达到3875米。与不断发展的建筑工程相对应，街道网也被明显扩大，其总长度已接近5.8公里。无论在挖掘下水道方面还是在开辟街道方面，多为岩石的地质都为施[12]工增加了难度。
这一情况同样出现在修建与沧口相通的公路的过程中。在修建这一公路的过程中，至少要架设12座桥梁和通道。
在这一年，除了扩建野战医院外，也开始建造学校校舍工程，监狱塔楼则已经盖好。图8 1901年9月2日青岛新学校校舍落成典礼
选自联邦档案馆/弗赖堡军事档案馆：第224—279号，海军上将特鲁泊的遗物。
为储存东亚军舰所需的弹药，有必要在炮兵管理部门的地盘上建造多个仓库。为此，必须将一些地势陡峭、壕沟纵横的地段加以整平。总共计划建造4座大小一样、占地3000平方米的军火库。第一座军火库现已完成，其余几座也开始施工。
一座新建给养储备库的落成大大方便了军事要塞和军舰士兵的食品供应。自1900年5月以来，城市实现了电灯照明。此项营业许可被授给一家德国电气公司，该公司在工业区建造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发电厂。
在众多技术性任务当中，确保水供应仍然占据首要地位。城市的急剧扩大使得建造中央输水系统，即从海泊河河谷向青岛集中输水，已愈加迫切。在验证水质合格之后，便开始打造50眼汲水井工程，这些水井可先通过一个通用虹吸管把水输入蓄水池，然后再通过3个水泵把水输送到建在野战医院背后的高水位水塔。为了安装这个由水泥混凝土浇铸而成的水塔，在岩石上炸开一个大坑。还在兵营后面的高地上建造一个调节蓄水池。压力管道的总长度预计达4.2公里。
守备军士兵的衣物原先是在周边中国人村庄清洗。为了更好地清[13]洗这些衣物，1902年在伊尔梯斯湾畔建起一座蒸汽洗衣坊。一个在卫生方面颇为重要的设施得以创建，由此长期存在的传染病的隐患也被根除。为同样目的而设的还有在1903年建成的屠宰厂。该厂坐落于所谓的高地营（Hoehenlager）附近，之所以选择这里，主要是为了使城市免遭蚊蝇横飞和牲畜运输之扰。无论这个屠宰厂还是新的总督府办公大楼都是着眼于未来发展而建的，它们至少应当满足10年的需求。
坐落在信号山上的总督官邸堪称标志性新建筑，连同在崂山建造的多家旅馆和康复疗养院以及热火朝天的私人建筑活动——仅在1901年10月至1902年10月1年内就有124个新建和改建项目提出申请——，为在东亚建造一个现代的、适合欧洲人要求的海滨城市奠定了基础。
1905年，除了扩建街道网外，特别是雨水排泄工程得到大力推进，其目的在于消除雨季经常发生的洪水泛滥。有多条街道已经铺筑完毕，例如通往小鲍岛谷地新建炮兵管理部门的交通大道、通往总督[14][15]官邸的街道、直至威廉皇帝海岸的亨利亲王街、通往炮兵兵营的[16]街道和沿着小港从山西街到发电厂的街道等。这些街道，有的是经过平整的土路，有的是在平整后立刻铺上柏油的柏油路。为了铺筑这些街道，总共搬运土石150000立方米。此外，大约有50000平方米的路面铺上柏油。
要扩建雨水排泄系统，必须敷设长达3500米的陶土管，装配300个街道集水沟，并使50个房基与管道相连接。图9 青岛总督官邸
选自联邦档案馆/弗赖堡军事档案馆：Zg.177/68第13卷第48对折页。
为满足日益增多的用水量（每天多达800立方米），1905年又扩建了海泊河水厂。输水管的长度增加3.5公里。还计划在以后几年里通过在海泊河水源地植树造林来提高水供应量。
有关污水排泄系统的建筑工程也在1905年迅速进行。已敷设完毕的管道长达5800多米，其中设有多个维修和清洗窨井。可以完工的还有两个水泵站、蓄水池和压力管道。
1905年，屠宰厂建成并安装了机器设备。1905年10月，警察局大楼和区行政公署也已交付使用。同样交付使用的还有位于俾斯麦山的第三海军营营房和军需品储藏室。
由于学生增多，学校的旧校舍已不敷使用。因此，1905年又开始建造新校舍的工程，包括教室12个、模型室1个、教师办公室和房屋管理员宿舍。
气象站拥有一台带时间球自动下落装置的标准钟。1905年5月1[17]日，坐落在水道山上的新建气象观测站开始工作。该观测站装配众多仪器设备，如台站气压表、温度表（干、湿温度计）、根据阿斯曼（Amann）博士理论设计制造的抽气温度表、最大值和最小值温度表、风速表、根据科帕（Koppe）理论制造的毛发湿度表、云镜、一般雨量计、气压记录器、温度记录器、毛发湿度记录器和一台阳光自动记录器，还安装有一些供天文观测使用的仪器。
1905年，在青岛已建成27座欧洲人住宅和商店，包括一个药店。在中国人城区大鲍岛还建起一座大型的中国戏院。
到1906年，街道总长度已达到50公里，但只有部分路段是经过加固的。基于不断增多的住宅用地需求，大鲍岛北部至大港一带的土地又被开发并被预留为建筑用地。
雨水排泄管道增加到大约18500米，有105个房基与该管道连接上。
1906年，饮用水供应也得到进一步改善。输水管的总长度增至35公里，平均每天送水878立方米，总共达到320277立方米。与前一年相比，用水量上升22.2%。这一点要归因于私人房屋的更多接通水管和工业设施（如发电厂、驻军洗衣坊和屠宰厂等）的不断增加。在以后的时间里，用水量还会因为与啤酒厂和其他企业的接通水管而大幅度提高，这就使得建造新水厂成为燃眉之急。计划在李村河边建造水厂。到1906年末，总共有130个家庭接通水管。
出于卫生方面的考虑，人们更愿意以地下水厂形式而不是以水库形式来建造李村河边的水厂，这样做也更经济实惠。与海泊河的老水厂相比，李村河拥有近10倍大的降水区，这足以为青岛用水提供保障。
除了32块建筑用地，俾斯麦兵营和野战医院也在1906年连接上污水管道。
1906年，胶澳租借地图书馆迁入新建成的总督府办公大楼。6月5日，屠宰厂正式开张营业。
新水厂是在1907—1908年间建成的。在建造这个水厂时，对将来用水量增加的情况有充分考虑。抽水泵每天的工作效率达到6000[18]立方米，这相当于1907年平均日供水量（1080立方米）的5倍。多年来一直令人忧心忡忡的水供用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特别是新建的5个砾石过滤水井可以在需求增加时加大供水量，而老水厂仍得以保留，以便有备无患。
先借助虹吸管系统把水输入到蓄水池，然后再用抽水机从这里取出水并通过一个直径40厘米、长达11公里的熟铁管把水压送到高水位水塔之中。这个水塔可容纳2000立方米的水，是用钢筋混凝土浇[19]铸而成的，坐落在青岛北部的毛奇山上。
在平息了土地所有者反对强迫连接管道的起诉之后，最终把污水[20]排泄管道延展到市内各区。
1907年，发电厂的功效得到进一步提高，其发电量首次超过100[21]万千瓦/小时（1906年：867735万千瓦/小时）。是年的用户数达到400家，其中包括中国用户93家。中国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越来越把青岛视为创业园地，正如中国人营造的大量新建筑物（1907年，中国人的私营建筑物有80座，而欧洲人私营建筑物只有30座）所展示的[22]那样。“三江会馆”的设立也充分表明青岛在中国商人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该会馆是在1907年5月开张的，德国胶澳总督和中国山东[23]省巡抚杨士骧出席了落成典礼。
到1908年，纵横交错的街道总长度已达58161米。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交通干道被大大加固。
多亏前一年建成的新水厂，数量急剧增加的城市用水得到保障。1907年的输水量为394197立方米，现在则达到508099立方米。这就意味着大约增加28%。它们主要是通过与新建工业企业、私人住宅和港口相连接的水管输送的。
市政管理当局也开始在港口区建造冲洗站工程。计划将该冲洗站[24]与污水排泄管道连接起来，这样汇集到游内山灯塔附近的污水便可以被抽排到海里。
由于认识到对东亚水域的航行的非凡重要性，现有的气象和天文观测站被扩建成为天文观象台。所需经费高达175000马克，均由德[25]国国外海军协会（Deutsche Flottenvereine im Ausland）提供。天文观象台特别注重风暴报警、天气预报和地磁观察等工作。作为东亚第四座天文台，青岛由此便可与徐家汇、香港和马尼拉并驾齐驱。一个标准钟设备也使准确无误的报时成为可能。
在1908年的复活节星期天，隆重地安放了青岛福音教“基督教堂”的奠基石。
把所有建筑用地都与输水管道和污水排泄管道连接起来的工作到1909年全部完成，仅有极少数地基属于例外。就是在大鲍岛，这一工程也正式上马。
针对坐落在水山上的观象台所进行的建筑工程包括主体业务楼的建造，其中除办公用房外，还有1个宽敞的实验室、1个专业图书馆、1个对外开放的阅览室、1个可以防止温度急剧波动的时钟室、1个供确定温度指数用房间、1个机械工作间及其附属用房等。此外，还在设计中为地磁观察预留了空间。
紧接着野战炮兵营在1909年7月腾空，改建各建筑物并使之适宜于德华高等学堂使用的工程立即开展起来。原先的军官宿舍被改造为教学楼，士兵营房则被改造为能安置150～170名学生的宿舍。整个教学楼包括9间教室。宿舍则配备与中国人习俗相适应的陈设。通过改造兵营的其他房屋，大学校长和中国总稽查的办公室、礼堂、绘画[26]室、图书馆和实验室也一一得到落实。
[1]《帝国海军部1901年备忘录》，第33页及以下数页，柏林。
[2]
今汇泉湾。——译者注。
[3]
参见正文图3。
[4]《帝国海军部1898年备忘录》，第15页及以下数页。
[5]
此处参见医学博士弗兰茨·克罗内克著《胶澳殖民地15年——一项殖民医学研究》第14页，柏林，1913年。
[6]《帝国海军部1899年备忘录》，第22页及以下数页。
[7]
该医院是为纪念德国同善会（德文称作“Allgemeiner ProtestantischEvangelischer Missionsverein”）传教士福柏（又称“花之安”，德文名为“Ernst Faber”）而建的。花之安是被派遣到青岛工作的第一位同善会传教士，1899年因病去世，遗产捐献给同善会。同善会则以这笔遗产为基础建造一座医院，并以“花之安”的名字命名。——译者注。
[8]
数据取自《帝国海军部1906—1907年备忘录》第14页。
[9]
今青岛山。——译者注。
[10]《帝国海军部1906—1907年备忘录》，第20页。
[11]《帝国海军部1899年备忘录》，第27页。
[12]《帝国海军部1900年备忘录》，第36页及以下数页。
[13]
今太平湾。——译者注。
[14]
今太平路。——译者注。
[15]
今广西路。——译者注。
[16]
今山西路。——译者注。
[17]
水道山，即今观象山，德占时期建有贮水池以供应自来水。——译者注。
[18]《帝国海军部1907年备忘录》，第65—66页。
[19]
今贮水山。——译者注。
[20]《帝国海军部1907年备忘录》，第67、32、69、68、46页。
[21]《帝国海军部1907年备忘录》，第67、32、69、68、46页。
[22]《帝国海军部1907年备忘录》，第67、32、69、68、46页。
[23]《帝国海军部1907年备忘录》，第67、32、69、68、46页。
[24]
今团岛。——译者注。
[25]《帝国海军部1907年备忘录》，第67、32、69、68、46页。
[26]《帝国海军部1909年备忘录》，第54—55页。第三节 港口和船厂的建造
拥有适用的港口设施不仅是胶澳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而且也是德国桥头堡生存的基础。
出于这个原因，总督府从一开始就必须保留对港口建设施加决定性影响的权力。必须占据进入胶澳租借地以及由此进入其腹地的入口，也就是说必须占据港口，建造随之所需的水上设施，如防波堤和码头泊位等。但是，为减轻总督府的负担，也有必要把某些建筑工程，例[1]如货物装卸设施的建造，委托给私营公司。
胶州湾内部被选中为港口设施建造区。一条足够深的海底水沟为船只平安驶入港口提供了保障，而该港口又应当通过与女儿礁相连的一道防波堤与陆地分隔开来。
然而，制定建港方案需要做好大量的准备工作。除了水文和气象观测以及远距离的大地测量学测绘外，特别需要做的是钻孔，因为在[2]冲积层表面之下存在着厚度不等的岩石，而为了避免较大范围的爆破，在设计时就很有必要准确了解岩石的高低变化。钻孔极其耗费时间。此外，同所有建筑工程一样，还必须忍耐由持续两个月之久的雨季所造成的工作的中断。
1899年春天，在所需建筑器械从德国运抵后，建港工程就正式开始。图10 青岛及其周边地区
选自《帝国海军部1901—1902年备忘录》附件。
对于商船和军舰来说，港口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便是一座能够进行各种类型船舶维修工作的船厂。由于船厂的各车间对于修理和改装建工机械、对于计划进行的铁路铺设以及对于各种各样工业设施的建造也具有重大意义，所以必须尽快地建好。考虑到私营企业比国家企业能够更快、甚至能够更经济地满足作为第三方的私人委托者提出的多方面商务和技术要求，所以早在1898年就在行政管理当局和各私营公司之间开展了相应的洽谈。必须首先确保停泊于东亚海军基地的军舰的维修，此外还要把建造能满足大船维修要求的企业设施和存放军舰维修所用的船舶配件必要的仓库等事宜列入计划。
1898年底，堆砌石坝工程在女儿礁开工。该石坝构成防波堤主体部分的基座，而防波堤则是为抵御强烈的西北风而建造的保护性设施之一。石料取自位于沧口（礁石岛，Cliff point）以北的一个采石场。此外，还于1899年在俾斯麦山北部开辟另一个采石场。借助于铁轨，石料可被直接运抵海岸。
在结束钻孔勘查之后，得到一些对于港口建设十分有利的认识。从那些与海湾分隔开来、后来又转化为海岸平地的岩石部分开始，脉石先是平缓地下降，然后又陡立于海平面以下10米和10多米深的海底；在被预定为港口盆地的中部，个别地方甚至深达18米。通过疏浚也可以为吃水较深的船舶开辟出足够大的水域；个别深入盆地的狭长岩脊则被规划为码头地基。[3]
下列所需设备清单可以使人清楚地看到这些准备工作的规模：
该清单主要包括：
承载力达25吨的浮动起重机1台；
蒸汽起重机3台；
军用起重机1台；
21公里长铁轨；
机车7台；
可用于90或60厘米宽铁轨的铁质运输车厢172个；
浮动挖泥机1台；
挖泥驳船4艘；
拖轮、港内用小汽艇和蒸汽打桩机各1艘（台）；
25马力的电子照明设备1架；
拥有供12台金属加工机器用的蒸汽设备1套、供锻造用的汽锤和鼓风机以及各种各样供粉碎石头用器材和工具的车间；
至少120马力潜水钟罩1部以及一些用于浇铸混凝土的机器等等。
在大鲍岛湾内建造的小港主要是为了满足下列要求的，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为吃水浅的驳船和海船提供几个可安全装卸货物的站点，以便也可以（从船到车）转运建筑材料。在那里，建造一座架设在坚实桥墩上的160米长铁桥与用石料堆砌成的海岸平台相连接，而铁桥本身则必须由一个与之平行的、大约同样长的防波堤加以保护。这一设施将在1900年内交付使用。
无论是与陆地连接的小港桥梁还是建在桥头货栈西部的堆货场，都通过铁轨与铁路相连接。
计划建造两座灯塔：潮连岛近陆灯塔和游内山港口灯塔。后者得以首先建造。而在此期间，在潮连岛上，自1898年12月起就有一座视距可达10海里的临时灯塔可供使用。
1900年，港口建设得到加速进行，并且在把工程暂时交由一家汉堡公司承担后，按计划开始进行建造环围港口的堤坝工程。此外，机器设备也得到扩充，新增：
带船尾推进器1艘和水泵的大型浮动挖泥船2个；
小型浮动挖泥船1艘；
挖泥驳船2艘；
提升冲洗机1台；
带浮筒的蒸汽打桩机3台；[4]
轨距为90厘米的机车2辆。
为了堆砌连接港岛（Hafeninsel，先前是女儿礁）和港岛西南的礁滩，即港礁（Hafenriff）的堤坝，1899年和1900年总共使用大约62600立方米的石料。这些石料是由多家企业从内湾岩岸上开采并用舢板和驳船运来的，其中有一半由一家中国公司提供。堤坝本身高出潮汐基准面2米，平均顶宽为5米。其斜坡的外侧横截面斜度比为1:2.5至1:3.5不等，内侧则为1:1.5。
与这个用石头堆砌而成的堤坝相连接，在平坦的、岩石型港岛北部海滩上又建造了一条长达148米的钢筋混凝土墙，其顶部高出潮汐基准面5米，宽达2.20米，侧壁外侧倾斜度为8:1，内侧为3:1。就是位于陆地部分的港盆环围坝也在1900年基本建成。为了建造这条长达2465米的堤坝，用掉了大约128300立方米石料。
1900年，先是为建造供存放煤炭和建筑材料用的货场开始垫高未来港区的工程。为了方便把各类物资运到位于陆地的主要作业区附近，还在港岛南边架设一座有18个拱的铁桥，而在需要垫高的港区西南角也准备架设一座较小的桥梁。
早在1899年的设备清单中就被提及的潜水钟罩现已安装完毕并被置于水中，其初始发电厂也完成发电机的安装。
小港配备有一道防波堤，面积达2.5公顷的海岸台地可被利用于建造货场和仓库等设施。为了建造这个台地，大约有54000立方米土石，其中大部分为岩石，被铲除移走。先前已经提及的铁质栈桥包括在桥上铺设的3条标准轨距的铁轨以及道岔，也交付使用。
为了拓深港口入口和栈桥两侧各宽80米的两条水道，大约挖出92300立方米的黏土和淤泥，并倾倒于坐落在港岛和港礁之间的防波堤后面。
一个与总督府工场相连接的船舶下水轨道也在1900年基本建成，这条倾斜轨道长达116米。建造游内山灯塔项目已达到安装信号灯和照明设备阶段，全部工程可望在1900年11月竣工。灯塔将于1900年12月1日启用。
到1901年底，随着环绕大港的石坝的筑成，一片受到保护的水域便出现了。此后，1902年，大港的建设工程就只剩下内部完善了，首先是为大船建造锚地以及为一家船厂开辟建设工地。此外，还开始建造钢质浮船坞工程。
1902年1月，全长4550米的大防波堤得以建成。到1902年10月1日，为建造港口堤坝所耗费的土石材料总计623800立方米；用这些材料建成的堤坝总长度为6719米。
1901年11月16日，又有一艘新的、附带冲洗设备的蒸汽动力挖泥船担负起疏浚港池的工作。在1901—1902报告年度内，3艘挖泥船共挖掘泥土1233800立方米，其中大约有1000300立方米被用于填充船厂、煤炭码头和海港前沿地基，其余的泥土则被用于港口以外地方。
填充港区工程进展顺利。到1902年底，用这种方法填出如下地[5]块：
1.港岛上面积达5500平方米的平地；
2.位于煤炭码头和商业码头之间的铁桥附近面积达2600平方米的平地；
3.位于小鲍岛跨线地道和俾斯麦山铁路之间面积达2000平方米的三角平地；
4.3120 平方米供仓库建设用的平地；
5.作为西北围坝回填形成的6830平方米平地；
6.作为斜坝回填形成的460平方米平地。
这些平地大都高出潮汐基准面5米。
1902年5月31日，在煤炭码头北部开始码头岸壁建造工程，而在此之前，4—5月间，已经在距离煤炭码头底部的168米处，直接在岩石上砌成一个位于潜水钟罩之下的坚固墩座，打桩工程遂从这里开始推进。
码头岸壁的外墙是用钢筋混凝土浇铸而成，在它的后面，用木桩扎成一个桩基网，并在其内部填满沙子。1902年11月，码头泊位水上部分的建筑工程也开始启动。在学会这一建筑方法后，中国劳工每月的建筑进度可以达到100米左右。1903年夏天，第一艘大型远洋轮船就可以停靠在煤炭码头上。图11 1902年11月15日码头泊位工程奠基仪式
选自联邦档案馆/弗赖堡军事档案馆：第224—278号，海军上将特鲁泊的遗物。
1902年，为了标示海湾内部的航道和小港的港岛航线，在巴尔卡斯礁石岛（BarkassFelsen）和大鲍岛岩石上设立固定标志；在小港两个码头泊位的顶端和在其后方相应距离内的坚实基座上，为两对航标灯建造铸铁支架。
1903年夏天，潮连岛灯塔也得以投入使用。
1904年3月6日，即在《胶澳租借条约》签订纪念日那一天，大港1号码头已经建成的部分开始投入使用，连接港口与山东省省会济南府的铁路也铺设到码头。
1905年，通过对两座码头继续进行加固堤岸、填充地基和疏浚淤泥等工作，大港的船舶泊位大为增加。16000吨的浮船坞也已下水，并在当年投入使用。此外，船厂又新添一台150吨的大型起重机。船厂和浮动船坞运营状况良好。后者在1905—1906报告年度已供24艘船舶使用了216天。图12 奠基证书
选自联邦档案馆/弗赖堡军事档案馆：第224—278号，海军上将特鲁泊的遗物。
在1号码头，山东矿务公司设立一个面积达2400平方米的堆煤货场，它使所有停泊于码头的船舶随时都可以获得煤炭供应。随着8个新的私营企业库房的建成，整个货场到1905年底已扩大到14500平方米。
在码头泊位建成后，2号码头当年也与公路和铁路交通设施相连接。按照计划，回填码头泊位北部的工作要在1906年进行。
1905年9月29日，第一艘船舶停靠到位于船厂区的码头。同年12月，船厂开始启用承载力为150吨的起重机，该起重机于1905年10月[6]安装就绪。
1905年4月，船坞下沉处的疏浚已达到预期的低于潮汐基准面16米的深度。6月间，浮动船坞的12个浮筒沉坠已被安装完毕。1905年8月23日，这座重达16000吨的浮动船坞滑落下水，并被成功地锚固于预定位置。入秋以后，第一批船坞作业开始实施。
同年，在2号码头和船厂区之间，用沙土回填成长达4公里、顶宽15米的围坝。电缆也被埋在回填的砂土中，该电缆用于向船厂、浮动船坞和起重机供电，交通设施建设也相继建成了。
1905年的材料消耗足以使人对建筑工程的规模产生深刻印象。码头泊位的桩基铁格填沙土83350立方米。为扩大1号码头和船厂区的地面，部分地利用机车，部分地利用舢板，共运输土石694000立方米，并被推压整平。为了打造连接铁路的路基，山东铁路公司动用了29650立方米的沙土。总共填充沙土807000立方米。
在1904—1905报告年度内，用17000立方米的钢筋混凝土筑成900米长的码头岸壁。为打好地基，还埋设长达12～14米的混凝土板桩239块、长达16～18.5米的木桩375根。到1905年底，码头岸壁总长度达2900米，而为建造该码头岸壁共用钢筋混凝土56000立方米，[7]为打地基则用混凝土板桩6110块、木桩14232根。
在2号码头北部和船厂区挖掘土方578000立方米，而在船坞下沉处挖掘土方94000立方米。总计挖出和运走的土方大约有700000立方米。
为了确定围坝以外的岩石情况，还在1905年打了24个钻孔。
1904年底，完成胶济铁路和小港之间的地面加高工程。为开辟33000平方米的仓库用地，总共运送土石125000立方米；到1905年10月，已有12000平方米仓库用地出租给中国商人。
1906年，港口盆地的深度已达到海平面以下9.5米，这就使得远洋货轮得以进港。按计划进行的1号码头和2号码头填充工程基本结束，码头铁路业已延长到超出山东矿务公司的堆煤场范围以外的地方，而这个堆煤场也从2400平方米扩大到3500平方米。在2号码头上，北部和南部的铁路都已铺设到码头的正南面。
煤油贸易的兴旺发达，使得为煤油运输船建造专门停泊位置的计划出台，其目的一是要使大港避免由煤油贸易本身带来的危险，二是[8]要为煤油贸易创造合适的扩张机会。扫帚滩半岛被看作是建造煤油[9]储放设施的理想之地。
在船厂区，围坝的顶部宽度部分地被扩大为14米，浮动船坞和浮桥已被最终锚定，码头和船坞也被连接起来。1905年10月—1906年10月间，在船厂区建造木工、铁器和铜器锻打、翻砂铸造、锅炉铸造等工场以及3个变电房。还有华人宿舍和杂用建筑物作为这些设施的补充。
繁忙的舢板交通使小港水域的淤泥疏浚成为必要之事；通过疏浚，中国人较大的船舶也能够驶入该港口。为了给中国人的商业贸易提供必需的扩张条件，还在从电厂海水泵站顶端至小港南部码头这一长达350米的地段建造一道沿海围堰，并用填充土石的方式提高路面。
1906年，随着美孚石油公司和太平洋煤油公司落户青岛，意义重大的煤油贸易也使建造专门供煤油运输船停泊码头一事势在必行，该码头的建造将为其他贸易货物提供免遭火灾的保护。
1907年，青岛的港口设施扩大为包括一条大约两公里长的码头铁路的规模，该铁路与两个附带码头和仓库货栈的大防波堤相连接。因为有港口与铁路相互连接的便利条件，青岛的海上航运持续不断地上升，以至于不得不计划增建3个新的码头。但也应当看到，与欧洲有直接交通往来的帝国邮船尚未开到青岛，这对于青岛的海上航运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
就港口建设来说，继续疏浚淤泥和垫高陆地工程在1907年占据首要地位。继续进行的还有在1号码头和港口陆地入口铺设柏油公路和加固街道工程。
在结束了主要港区的淤泥疏浚工作之后，建材港和煤油港建设项目相继启动。在1906—1907报告年度内，共从港湾和入港水道中挖掘淤泥614600立方米，原有的入港水道过浅问题由此得到解决。
从1905年开始的大港船厂设施增建工程到1907年2月宣告结束。此项工程是以工场方式进行的，不仅现有的机器设备，而且原为一些[10]临时设施所使用的建筑材料，都在增建新设施中得到利用。1907年4月1日，新船厂区的所有工场和储藏室都开始运营。属于船厂第一批较大委托项目的有为设在扫帚滩半岛上的亚细亚火油公司制作两[11]个油罐的业务。良好的业务发展形势使船厂有可能雇佣1000余名[12]中国工人（1906年12月统计：1117名）。1907年，有317名中国人被招收为船厂学徒工，而1903年就进厂的工人经过考核满师出徒，就使船厂的中国徒工达到144名。1908年4月1日，一个专供中国工人及其家属居住的宿舍区得以建成。
船厂设施还包括供正在进行维修的船舶的船员居住用旅馆和为巡洋舰队建造的大仓库。自1907年9月起，在自由港区有234500平方米的建筑和仓库用地可供其使用。
在大港，扩建码头的工作继续进行，而为煤油船建造停泊位的工作刚刚完成，港湾内疏浚淤泥的工作也已经结束。船厂码头与胶济铁路连接起来，而煤油码头则通过管道与设在扫帚滩半岛上的储油罐接通，煤油就可以从油船直接泵入储油罐。
新建成的建材港主要被用作国有机械设备，如挖泥船、拖船、驳船和快艇等的停放处。
在完成港口及其附属技术设施后，新的港口经营和行政管理办法也在1908年实施，并且接受总督府的直接领导，采取统一的货物装卸和储存规章。在此，起决定性作用的除了促进商业贸易顺利发展的需求外，还有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期望，这就是要从规模庞大的港口设施中为租借地开辟财源，而这一点虽然在开始时遇到过一些困难，但很快就成功实现。
在1909—1910年间，为租借地建设所需要的首批建筑工程基本完成。港口城市青岛被以港口和船厂以及欧洲的城市舒适装备起来；社区服务和道路交通以持续增长的方式不断发展，城市景观也以恢宏壮丽的风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1]
参见《帝国海军部1898—1910年备忘录》等。
[2]
出自第四纪的最新统。
[3]《帝国海军部1899年备忘录》，第24页。
[4]《帝国海军部1900年备忘录》，第33页。
[5]《帝国海军部1902年备忘录》，第32页。
[6]《帝国海军部1904—1905年备忘录》，第44页。
[7]《帝国海军部1904—1905年备忘录》，第44页。
[8]
今青岛大港八号码头一带，亚细亚火油公司的油库设于此。——译者注。
[9]《帝国海军部1906年备忘录》，第44页。
[10]《帝国海军部1907年备忘录》，第64、31、31页。
[11]《帝国海军部1907年备忘录》，第64、31、31页。
[12]《帝国海军部1907年备忘录》，第64、31、31页。第四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胶澳租借地 的行政管理机构及其职能划分
一、行政管理机构
关于租借地的行政管理，在内阁指令中有如下规定：
胶澳租借地的军事和民事最高行政长官由一位海军军官担任，称作总督。该总督是胶澳租借地驻军的最高指挥官和所有在该地军事和民事管理机构中任职的官员的上司。总督拥有海军站首领的司法审判、纪律惩罚和批准休假权限；他在其管辖范围内持一面像德国东非总督的旗帜一样的旗帜。总督的旗帜及其本人享受13响礼炮的礼遇。总督与当地海军总指挥地位平等，无上下级之分。
帝国海军部的国务秘书对受其领导的胶澳驻军和在这个地区任职的其他军事人员拥有下达军令的海军上将权限。凡属胶澳地区驻军事务，海军陆战队和海军炮兵部队的总监均要服从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1]的指挥。此外，驻军隶属于他们各自的总监。
在组织管理租借地时，国家机关与普通民众、特别是商人群体——无论是在租借地中的还是国内的——进行持久的、充满理解的合作的重要性，从一开始就被强调。
平民的利益由市民代表代理。1907年3月14日的法令将其人数确[2]定为4位。其中有3位是选举产生的，并且第一位产生于登记注册的公司所有者或代理人，第二位产生于登记注册的地产所有者（至少交纳50元土地税），第三位产生于商会理事会。第四位市民代表由总督任命。他们都必须是德意志帝国国民，并且在租借地内有住所。市民代表与以总督为首的各行政管理部门领导人共同组成总督府参议会。
为处理工商业方面的特殊问题，也在工商界人士当中建立了一个商会，它在经济事务上为总督府提供咨询性协助。
中国民众的利益由一个“华人委员会”代理。
为欧洲人设立的法院完全独立于行政管理当局，并且也在租借地中实行二级审判制度。对于中国民众的法律事务则规定一套特别的、与其旧传统观念相符合的制度。但是，在中国法典中列举的残酷刑罚被取消。通过1899年4月15日由总督颁布的关于中国人法律事务的法令，对中国人的司法审判也被建立在一个牢固的基础之上。表5 胶澳地区的司法审判
鉴于居住的分散，在涉及纯中国人事务的司法审判和行政管理时采取非集权化措施。1899年，在李村设立一个特别的区公所，其负责人是一位德国见习翻译，他同时也是中国人的区法官。不服其判决的中国人可以上诉到青岛总督府法院。[4]
行政管理的职权划分：
二、帝国海军部
胶澳租借地的中央管理部门
国务秘书和中央政府部长：海军上将冯·蒂尔皮茨（von Tirpitz）阁下；
局领导：海军少将舍尔（Scheer）；
部门领导：海军上校福尔滕（Vollerthun）；
各科室负责人：海军少校福斯特曼（Forstmann），海军领导机构实职顾问和陈述顾问克伯讷（Kbner）博士教授，海军领导机构顾问罗伊特（Reuter），司法助理、陪审推事v.d.海顿（v.d.Heyden）；
审计顾问：盖姆斯基（Gemsky），尼彻克（Nitschke），施密特（Schmidt）；
密件发送员：科斯特（Kster）；
密档管理员：审计顾问海因（Hein）、施托克曼（Stockmann）；
三、胶澳地区（青岛）
胶澳地区——青岛总督府
1 a）民事管理
总督：海军上校麦尔—瓦德克（MeyerWaldeck）阁下，民事和军事管理行政长官，同时也是驻防部队最高指挥官。
b）地方行政管理
民政专员：政府枢密顾问（三级顾问衔）京特（Günter）；
民政专员助手：政府顾问魏因霍尔茨（Weinholtz）；
区公所所长：米歇尔森（Michelsen）博士；
翻译官：特里泰尔（Trittel）；
见习翻译：谋乐（Mohr），蒂洛（Thilo）；
地方行政管理秘书：菲舍尔（Fischer）。
c）青岛区公所
区公所所长：慕兴立（Mootz）。
d）李村区公所
区公所所长：翻译官格罗瑟（Grosse）；
区公所医生：高级助理医生泰伦（Thelen）博士。
e）土地局
局长：高级土地测量员格德克（Goedecke）；
土地登记绘图员：雅克比（Jakoby）。
f）林业局
局长：总督府高级林务官、政府顾问哈斯（Ha）；
林区林务官：克里曼特（Klimant）；
林业员：普雷迪格（Prediger），克拉姆珀（Krampe）。
g）警察局
局长：韦尔策尔（Welzel）（警察上尉衔）。
h）司法管理机构
——胶澳地区高级法院
高级法官：克鲁森（Crusen）博士；
高级书记：伯格曼（Bergemann）。
——胶澳地区法院
高级法官：克鲁森（Crusen）博士；
法官：勒曼（Lehmann），韦格讷（Wegener），退役地方法官罗姆贝格（Romberg）博士；
高级书记：伯格曼（Bergemann）；
书记：格拉赫（Gerlach），塔波特（Tabbert）；
公证员：克林柯（Klinke），戚美尔曼（Zimmermann）；
法庭翻译：费林（Ferring）。
i）建筑管理局
港口和地下建筑
港口建设主任：里克特（Riekert）；
海军建筑工程师：格雷克（Gerecke）博士工程师；
硕士工程师：施泰因麦茨（Steinmetz）；
企业经营师：克劳比茨（Glaubitz），瓦斯曼（Wamann）；
技术女秘书：普吕斯（Prü），赖肖（Reichau）；
船厂行政管理秘书：盖蒂克（Gaedicke）；
船厂簿记员：孟纳德（Menard）。
地上建筑
主管和建筑顾问：施特拉瑟（Strasser）；
技术秘书：拉扎洛维奇（Lazarowicz）；
守备军建筑监督：艾斯讷（Einer）；
海军军需部秘书：希尔珀特（Hilpert）。
j）天文气象台
台长：迈耶尔曼（Meyermann）博士。
k）港口和海员事务局
港口监督和海员事务局局长：海军预备役上校蒂默（Timme）；
港务长：齐赫（Ziehe）。
l）教学
——接受欧洲学生的学校
校长：图泽克（Tuczek）教授；
高级教师：德尼茨（Doenitz）博士教授，昆策尔（Küntzel），库舍（Kusche）博士，罗瑟（Roser）；
小学教师：格拉赫（Gerlach），陶贝（Taube），维尔纳（Werner）；
科学女教师：希波特（Siebert）、伯恩特（Berndt）。
——德华高等学堂
校长：受委托负责业务，大学讲师凯珀尔教授（Keiper）；
受过专业培训的讲师和教师：威尔茨（Wirtz）博士教授讲师，退役地方法官罗睦贝博士，贝茨（Baetz）教授；
高级教师：德雷勒尔（Dreler）博士，德·格拉尔（de Grahl），奥特莫尔（Othmer）博士，莱辛（Lessing）；
农业经济教师：瓦格纳（Wagner）博士；
教师：伯格（Berger），延琛（Jnchen），舒曼（Schuhmann），桑德尔（Sander），海尔维希（Hellwig）；
m）市民代表
商人：R.贝恩（R.Behn）；
建筑顾问：希尔德布兰特（Hildebrand）；
商人：G.迪斯泰尔（G.Diestel）；
银行经理：施密特—德卡利（SchmidtDecarli）。
n）翻译事务所
讲师：威尔茨（Wirtz）博士；
科学教师：莱辛（Lessing）。
2 a）军事管理当局
最高指挥（总督）参谋部
参谋长：海军上校霍珀夫讷（Hpfner）；
副官：上尉冯·科珀恩（von Kppen）；
翻译官，同时也是管理员：上尉冯·凯泽尔（von Kayser）；
总督府医生：海军将军级主任医师冯·弗尔斯特（von Foerster）博士。
b）总督府（军事）法庭
海军军事法庭顾问：高级法官克鲁森博士，法官勒曼，韦格讷。
c）第3海军营
营长：海军少校冯·里林克伦男爵（Freiherr von Liliencron）。
军官
上尉：舒尔茨（Schulze），曼斯菲尔德（Mansfeld），维尔纳（Werner），比尔曼（Billmann），冯·帕珀（von Pape），冯·巴瑟维茨（von Bassewitz），阿勒曼（Ahlemann），珀诗曼（Perschmann），韦特（Witt），赖茨拉夫（Retzlaff）；
中尉：绍姆堡（Schaumburg），柯尼希（Knig），施达姆珀（Stampe），克林格（Klinger），劳卜（Laub），胡圭宁（Huguenin），克吕格尔（Krüger），海尔（Hell），沃尔夫（Wolff），叶世克（Jaeschke），冯·克拉默男爵（Frhr.von Cramer），赫尔曼（Hermann），莱姆普（Lemp），普鲁格拉特（Pflugradtt），舒尔茨（Schulz），赫伯尔德（Hebold），梅纳杜斯（Meinardus），布特萨克（Buttersack），布鲁纳（Brunner），毛勒尔（Maurer），费伯尔（Ferber）；
少尉：魏瑟（Weise），特伦德尔堡（Trendelburg），沙利尔（Charriere），冯·法僧（von Fassong），格拉姆策尔（Gramzer）；
上尉兽医：普法伊菲尔（Pfeiffer），姆洛夫卡（Mrowka）。
第3海军营审计处
领导成员：海军高级会计师但茨（Danz），海军高级会计师迪特莫斯（Dittmers），服装军需官。
d）胶澳地区海军炮兵分队
指挥官：海军少校里希特（Richter）。
连队指挥官
海军上尉：罗曼（Lohmann），克莱因（Kleine），库克斯（Kux），丢穆勒（Dümmler）；
海军中尉：比勒（Bieler），吕恩斯（Lyons），雅克比（Jakobi），布克霍尔特（Bockholt），帕里斯（Palis），哈克（Hack），冯·诺戴克（von Nordeck）；
海军少尉：萨克瑟（Sachse）。
胶澳地区海军炮兵分队审计科
科长：海军高级会计阿泰尔特（Artelt）。
e）军事要塞
现任工程师军官
少校：克莱默特（Klehmet）；
上尉：伯恩特（Berndt）；
中尉：许特（Schütte）；
要塞建筑中尉：莫斯莱讷（Moslener）；
要塞建筑少尉：道伊彻曼（Deutschmann）。
f）炮兵仓库
现任炮兵军官
海军中校：奥尔特（Orth）；
海军弹药上尉：法尔肯海恩（Falkenhayn）；
海军弹药中尉：恺撒（Kaiser）、克洛伊茨（Kreuz）；
海军弹药少尉：阿斯慕斯（Asmus）。
g）水雷仓库
负责人员
海军中校：奥尔特（Orth）；
海军鱼雷上尉：德莱耶尔（Dreyer）；
海军鱼雷少尉：施律特尔（Schrter）。
3）一般预算管理，以及地方财会审计和监控
总督府军需部
海军领导机构顾问温彻巴赫（Winchenbach）；
海军领导机构顾问德比讷（Dbner）博士；
海军高级军需秘书：措普克（Zoepke），格布尔（Gebühr）；
海军军需秘书：克鲁格（Kluge），埃尔德尼斯（Erdni）。
4）守备军管理
海军守备军管理主任：审计顾问贝姆（Rechnungsrat Behm）；
海军守备军管理高级督察员和检察官：克莱因（Klein）；
海军守备军管理高级督察员：瓦尔特（Walter），赫尔曼（Hermann），巴尔（Bahr）。
5）（基督教）灵魂上的帮助
总督府福音教牧师：温特尔（Winter）；
天主教灵魂上的帮助代理人：绍佩尔利（Schoppelrey）。
6）野战医院行政管理和病人护理
主任医师：海军少校军医罗德—（汉斯）[Rohde（Hans）]博士；
海军少校军医：菲舍尔（Fisher）博士；
海军上尉军医：文特（Wendt）博士，魏舍弗（Weischev）博士，费尔特（Fürth）博士；
海军少尉军医：格罗斯福斯（Grofu）博士，舒尔茨（Schulz）博士，施特拉斯讷（Straner）博士，克劳斯（Krau）博士；
海军上尉药剂师：弗吕讷（Frhner）博士；
海军少尉药剂师：布克霍尔茨（Buchholz）；
海军野战医院高级视察员：普雷瑟（Preise）；
野战医院视察员：迪恩茨（Dients）。
7）总督府财务处
会计师：海军上尉会计师、临时检察官：海军高级军需官施托尔（Sthr）；
助理人员：海军中尉会计师舍费尔（Schfer）。
8）皇家邮政局（Kaiserliches Postamt）
邮政局长：菲利普（Philipp）；
邮政督察员：韦格勒（Weigele）；
电报员：沃尔克（Wlk）；
高级邮政助理：迈尔肯特鲁普（Merkentrup）；
邮政助理：辛茨彼得（Hinzpeter），迪特曼（Tittmann），普利斯（Prie）；
电报员助理：阿尔布雷西特（Albrecht），施密特（Schmidt），西蒙（Simon）。
9）所辖企业
a）青岛船厂
厂长：海军建筑顾问布利曼（Breymann）；
海军造船工程师：温登堡（Wendenburg），克莱曼（Klemann）；
硕士工程师：暂缺；
技术秘书：霍普伯格（Hoppenberg），绍博尔（Schober）；
工程师：波普（Poppe）；
船厂簿记员：佩瑟尔（Pesel）。
b）电厂
企业工程师：技术秘书绍博尔（Schober）；
船厂簿记员：泽曼（Seemann）。
c）码头管理
主管：审计顾问佐尔弗（Solf）。
d）屠宰厂
主管：总督府兽医艾格布莱希特（Eggebrecht）。
1914年的岗位编制总共为198人，其中包括平民94人、军事人员104人。
[1]
内阁指令的规定转引自比洛，H.冯著《德国的殖民地和殖民战争》第2版第295页，德累斯顿/莱比锡，1902年。
[2]
见《帝国海军部1906—1907年备忘录》第8页和《帝国海军部1905—1906年备忘录》第5页。
[3]
数字统计系根据：
——《德意志帝国统计年鉴》（1898—1914）；
——《德意志殖民报》（1898—1914）。
[4]
根据《殖民地贸易公司地址簿》第17年度，柏林，1914年。第五节 财政和经济发展
与使德国东亚殖民地具备与其他城市和港口进行竞争能力的巨大努力相配合，必须做的还有巨额资金的投入。当然，在最初的时候，这些资金需要由帝国来筹措。虽然期望租借地自身的收入会迅速增加，但是直到1914年初，每年均需要帝国补贴。自1909年起，租借地的财政预算与东亚海军分遣队的财政预算合而为一。东亚海军分遣队属于原东亚远征军的剩余部分，而东亚远征军是针对义和团运动而组建的，后来，其人数虽然有所减少，但一直得以保留。这支部队的维持费必须由中国每年支付的赔款来弥补，而其主要任务却是保护驻北京的德国公使馆。1912年，因为中国爆发革命，所以东亚海军分遣队的人数又有增加。这一举措势必对帝国为胶澳租借地提供补贴一事产生相当大影响。
德意志帝国议会最初批准了帝国海军部为隶属于它的租借地提出的要求，但自1903年起又大幅度削减补贴，这就迫使帝国海军部不得不严格限制用于城市建设和防御工事筑造的开支。帝国的经费开支一般被称作“帝国为租借地提供的补贴”，自胶澳租借地创设以来，其历年的数额分别是：
1898—1905年，帝国的补贴呈连续增加趋势，直至为租借地的繁荣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此后，帝国的补贴开始减少，如果不把供东亚海军分遣队使用的经费加进来的话，或许还是急剧下降的。对于帝国行政管理当局来说，用租借地的经费来结算这支也承担着保护德国驻北京公使馆任务的军队的费用，自然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措施，然而该处理方法遮蔽了胶澳地区总体上令人欣喜的财政发展状况。
除了帝国补贴，租借地很快也有了自己的收入，如下表所示：
这些收入来源于社区行政管理部门（征收学费、狗税等等）、土地所有权（收取公务手续费、罚款、办理狩猎证和武器证费用等等）；殖民类型的收入则来源于土地拍卖和港口交通。最后，从企业经营中[3]获得的收入则多具市政收入特征。
最初的收入来源被总括在1898年9月2日颁布的总督税收条例之中，即：征收鸦片消费税，其税率相当于清政府征收的进口税税率；征收私人占有土地的土地税，其税率相当于占领前的税率；征收从政府拍卖中所获得土地的土地税，其税率相当于该土地价值的6%；从驶入港口的船舶中征收灯标费和港口费；征收公务手续费，其额度与领事馆的收费标准相同；征收养狗税；征收狩猎证和一系列特别营业执照的办理费。后来又增加若干税目，即住宅税和被用于建筑的地基税，以及向中国人征收的市场税，其目的在于弥补中国人社区行政管理开支。还有针对租借地内制造的盐征收的盐税。而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是通过新关税法而开辟的，据此，总督府每年可以从进口关税中[4]获得20%的份额。
为租借地的财政提供宝贵支持的还有一系列经营性企业，如电厂、水厂、船厂、屠宰厂和码头管理等。最后几年还有胶济铁路交纳的税款，以及德华银行为其从发行钞票特权和所获抵押业务中得到的收益而缴纳的税款。[5]
下列表格展示了最重要的收入税目及其发展情况：
经营性企业的收入在1912年预算年度达3721813马克，在1913年度达4347461马克。单单船厂就在1913年预算年度获得毛收入3663631马克。企业经营也稳步上升。1911年2月，在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预算辩论中，人们确认，在为1911年编制预算时，补贴额度首次少于为租借地军事设施支付的费用，租借地已经开始承担某些军事设施的费用。
然而，民政开支和军事性质的开支是不容易加以区分的，因为租借地隶属于海军，许多用于军事目的和民用目的的开支是共同结算的。按照预算，各年度的开支分配如下：
在一次性开支中也包括军事装备费用，例如1905年就高达200万马克。
用于地上建筑、管道和街道铺设——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完全是出于军事考虑而动工建造的——等的开支，同样被列在一次性开支项目下。连续性的开支包括例如为维持德华高等学堂花费的款项，但在此款项中有一部分是由中国政府提供的。在1913预算年度内，德华高等学堂从学费和中国政府的资助款中获得收益40000马克，开支则被确定为161425马克。
关于最后3年的预算细目可以从下列表格中看得一清二楚：
属于租借地开支经费的还有中央政府用于租借地行政管理的经费，此项经费在1900—1912年的预算中从38782马克提高到155659马克，但为海军预算所掩盖。
对于胶澳租借地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与中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据此，原先被排斥在中国关税范围的全部租借地从1906年1月1日起被合并到该关税范围之中；只有紧靠大港的区域和与之相连的仓库货场同以前一样仍为自由港区。现在关税征收被安排在自由港区的边界上，并且由中国皇家海关进行征收，它应将所得收益的20%上缴给胶澳地区的总督府。从内地运来的原材料可以在青岛进行加工，然后再返销到内地而无须交纳关税。
就是在币制方面，胶澳租借地也与中国紧密联系起来，采用中国沿海港口通行的以银元为单位的货币。德华银行则发行德国银元银行券。
通过国内外工业企业的投资，德国租借地的重要性获得进一步提升。除大型的国营青岛船厂和铁路及矿务公司，还应当提到德华缫丝公司（DeutschChinesische SeidenIndustriegesellschdft），其缫丝厂设在沧口。此外，还有私营的船舶和机器维修厂1家、肥皂厂1家和啤酒厂1家。美孚石油和太平洋煤油这两大煤油公司从青岛出发，向全华北供应其产品。图13 钱币
图中文字说明为：“不久，新的铸币也在胶澳租借地上市；它们是用8月27日起航的帝国邮轮运送来的，到达青岛后被隆重推出。上面所示两枚铸币是由海军部慷慨提供给我们展示的两种试用款式。”引文出自《德意志殖民报》1909年第611页。
铁路和港口设施的迅速建造及其扩大导致前景十分看好的经济繁荣。图14 山东省特产和交通示意图
鉴于这一快速发展，建造一个更大的发电厂也势在必行。在此之前，仅在一幢简陋的工棚里安装一些发电设备，其中包括两台带可抽出式管道锅炉的可移动高压膨胀式蒸汽机，其正常功率为30马力，最大功率为40马力；每台蒸汽机带动一台与其功率相应的单向交流发电机。1901—1902年，人们在一间宽敞的机器和锅炉房里建成一座新发电厂。它装配有下列主要部件：两台连在一起的双火道管道锅炉、两台垂直式正常功率为200—250马力的复合蒸汽机、两台直接与蒸汽机相连接的发电机和1套用于表面降温的冷却设备。该机房还预先为容纳更多的机器而进行扩建。一个被大范围延展的输电网把整个城市都与供电所连接起来。
1903年，仅在青岛和大鲍岛就建起6家工厂，在沧口则有已经提到的缫丝厂。啤酒厂的筹建工作也已经就绪。除了已有的采用蒸汽机的砖瓦厂外，又增加第4家大型制砖厂。总共颁发建筑许可证96件。
1904年6月1日，恰在颁发特许状的5年后，从青岛至济南府、全长395公里的铁路线，连同在博山谷地铺设长达40公里的支线建成通车，正式运营。这条标准轨距的铁路是在未靠国家任何资助的情况下，由一家私营公司独自铺设的。
虽然胶济铁路主要是用于运输煤炭的铁路，以掠取其途经矿区的煤炭，但它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交通工具，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租借地的经济发展，也促进了山东省的繁荣。煤炭运输更具有重大军事意义，因为它为东亚巡洋舰队便利地使用煤炭提供保障。[6]
人员和货物运输呈持续增加的趋势。
图15 山东铁路公司的收入（1墨西哥元=1.79马克，1909年汇率）
商业贸易的繁荣，可用山东铁路公司的收入加以说明。
通过以青岛为起始点的铁路，山东大部分地区获得工业产品供应，例如棉纱和棉布、针织面料、机器、农具、铁器、纸张、火柴、[7]颜料以及煤油、食糖、建筑木材和坑木等等。
同样，铁路也被用来运输农业产品。山东省的水果和蔬菜，以及核桃、大豆和豆油、亚麻、烟草、毛皮和牲畜都可经铁路运抵青岛，并在这里装船运输。但是，在货物运输中占份额最大的还是石煤，仅在1908/1909报告年度内就有334050吨石煤得到装运。
本地产品日益增多的大量销售大大提高了当地民众的购买力，同时也提高他们接受外国商品，在本案中特别是德国商品的能力和需求。就此而言，铁路也为巩固德国在东亚的地位作出了贡献。因此，毫不奇怪，到1904年的时候，又有若干新建的工业设施出现在胶澳地区，例如1家铸造厂、1家肥皂厂，还有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工商业企业。
下列图表展示了胶澳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
通过定期的轮船航行和电报往来，胶澳地区与德国本土和东亚主要港口城市保持着密切联系。每周有二班德国轮船往返于上海——青岛之间，并在上海与北德轮船公司行驶于汉堡——美洲——上海航线的邮轮接驳；行驶于上海——青岛——天津段的轮船则每周一次驶抵青岛。
早在德国占领之前，中国人就在青岛——济南府之间架设了电报线，但该线路并不总是畅通。现在它为一条沿胶济铁路铺设的德国电报线所取代，另有两条德国电缆贯穿于青岛——芝罘和青岛——上海之间，这些电报线把租借地直接与庞大的海外电报线连接起来。
日益增多的从青岛发出和从各地发往青岛的书信和电信充分反映租借地所具有的越来越显著的重要性。前往青岛定居的欧洲商人数量则可以使人清楚地看到青岛商业贸易的兴旺发达。
[1]
其中有63000马克是供海军分遣队使用的。
[2]
因为分遣队而获得增加。
[3]
参见恩斯特·格林菲尔德著《中国的港口殖民地》，哈勒，1913年。
[4]
参见单维廉著《胶澳租借地的行政管理——胶澳地区的土地、税收和海关政策》，耶纳，1914年。
[5]
统计数字根据谋乐著《胶澳保护领手册》第441页及以下数页（青岛，1911年）和《北德汇报》1913年3月4日。
[6]
数字统计根据：——《德意志殖民报》（1897—1914）；——《德意志帝国统计年鉴》（1910—1914）；——《帝国海军部备忘录》（1902—1909）。
[7]
参见H.迈伊尔著《德意志殖民帝国》第536页，莱比锡，1910年。
[8]
数字统计根据：
——《殖民地贸易公司地址簿》（1911）；
——《德国殖民手册》，费茨讷，1902年扩充版；
——P.罗尔巴赫：《德国的殖民地》，莱比锡，1911年；
——《德意志殖民报》（1897—1914）。（1墨西哥元=1.79马克；1909年的汇率。）
[9]
数字统计根据：
——《殖民地贸易公司地址簿》（1911）；
——《德国殖民手册》，费茨讷，1902年扩充版；
——P.罗尔巴赫：《德国的殖民地》，莱比锡，1911年；
——《德意志殖民报》（1897—1914）。
[10]
数字统计根据：
——P.罗尔巴赫：《德国的殖民地》，莱比锡，1911年；
——《德意志殖民报》（1897—1914）；
——《德意志帝国统计年鉴》（1910—1914）。
[11]
数字统计根据：
——《德意志殖民报》（1897—1914）；
——《殖民地贸易公司地址簿》（1911）；
——《德意志帝国统计年鉴》（1910—1914）。第三章 作为守备军驻扎城市的青岛第一节 兵营建设
对于守备军的驻扎来说，临时占用的中国兵营，长远地看，即使经过大规模整修也不能在空间和卫生方面满足要求。因此，立即建造新兵营是绝对必要的。为野战炮兵连建造的兵营早在1899年5月就启用了，而驻扎在沙子口、李村和沧口的边界卫戍分队则通过扩大现有营房的空间得到安置。图16 青岛东大营
选自联邦档案馆/弗赖堡军事档案馆：Zg.177/68第13卷第51对折页。
为了安顿第3海军营，靠近打靶场和海水浴场的一片空地特别因[1]为其地理位置的优越而被选为营址。该地位于伊尔梯斯山的南坡，在通向伊尔梯斯山口的道路东面。士兵宿舍按每10人占地60平方米的布局设计建造。第一期工程在1900年完成。图17 青岛俾斯麦兵营
选自联邦档案馆/弗赖堡军事档案馆：Zg.177/68第13卷第46对折页。图18 俾斯麦兵营平面图（1907年3月16日）
选自联邦档案馆/弗赖堡军事档案馆：《帝国海军》3/6914号案卷。
是年，在城市以外进行的建筑活动扩展到为第3海军营建造营房。按照计划，首先要在此兵营安置两个连，还规定每个营房要容纳1名军官、数名军士和战时编制的1个连的士兵。所有房间都在面向大海的南边设有宽大的露天阳台，而在北边设有走廊，其目的是抵御冬季的沙尘暴。建筑物的上下两个楼层都可供人居住，此外还附带地下室。除了士兵宿舍，整个兵营还包括两幢杂用建筑物，其中设有餐厅、士兵和军士厨房以及其他必要的杂用房间。
没有被安置在兵营内的部分第3海军营士兵和海军炮兵则在1900年春天获得了7幢新的、拥有附属建筑物的士兵用临时板房。
在胶州城，同样为驻扎在那里的分遣队建造了一座兵营，其中包括士兵宿舍两幢，杂用建筑物1幢，病房1幢，带有起坐厅、马厩和其他附属建筑物的军官住所1幢。
与这里所描述的开始阶段相对应，青岛城市自身也在不断地发展，例如1903年在俾斯麦山脚下建成了另一座兵营，附设专门供士兵使用的洗衣坊和装配了抽水马桶的厕所。青岛是东亚第一个较大规模地安装使用抽水马桶的城市。
从1906年到1909年，兵营设施又以枪械维修厂、锻铁厂、储藏室和招待所以及1个跑马场的建造而得以完善。第3海军营的第5（骑兵）连和野战炮兵连也搬入了各自的营房。
城市之外，在四方建造了一座炸药库。
随着1909年1月21日军官餐厅的落成和位于麦克伦堡附近的士兵休养所的设立，兵营建筑工程宣告结束。此后，直到1914年战争爆发，未再进行任何扩大兵营设施的工程。
[1]
今太平山。——译者注。第二节 第3海军营和胶澳地区海军炮兵分队
1900年初，有几家德国报刊报道说：“今年秋天，有大量服3年兵役的志愿者将要被招募到海军营。这些志愿者必须体格健壮，身高至少1.65米，并且要有良好的视力。也要求他们能够适应热带服役的[1]条件，因为他们将在1901年春天被派往胶澳地区。”
在镇压义和团运动后，青岛海军基地首次拥有了一支小型的常设守备军，其编制与驻扎在本国守备军城市戈斯拉尔（Goslar）和马尔堡（Marburg）等地的军队相同。第3海军营及其核心部队成立于库克斯港（Cuxhaven）。于是“青岛人”就在这个海军驻防城市出现[2]了。为了他们，“胶澳兵营”也在那里建造起来。但是，该兵营直到1908年夏天才完全建成，在此之前，士兵们不得不以架设在炮兵营弹药库附近的临时用木板营房栖身。
新兵营连同其操练大厅和军士住所构成一个雄伟庞大的建筑群。从10月初结束征兵工作到1月中旬换防运输船起程前往胶澳地区，总共有600名士兵寄住在这里，而在其后的1个月内，尚住有大约200名固定人员。
在库克斯港，第3海军营和海军炮兵分队的士兵们每年冬天都要接受到中国服役的基本训练。然后，他们还要经过长达6个月的海上航行才能到达目的地；旅行期间，体操、瞄准训练和业务课学习交互[3]进行。
驻扎在守备军城市青岛的军队由胶澳地区海军炮兵分队和第3海军营组成：前者的编制为5个连，其指挥员和军官均来自海军；后者则由陆战队加以补充，其军官来自陆军。海军第3营堪称是独一无二的，它的构成具有多重性，而这一点同时也表明它所承担的任务的多样性。除了4个按照陆军模式组建的连队外，属于该海军营的还有第5骑兵连，其战马均为中国的矮种马。最终这个营还配备了1个工兵连、1个机枪连和野战炮兵连，从而完成营的建制。炮兵连的火炮由骡马驮运，其炮手班人员也以骡马为行军工具。
为了抵御中国叛乱者可能的袭击，自1901年起，各大国都在北京和天津设立了警卫。德国也在北京布置了1个连，在天津布置了两个连的兵力，它们共同构成东亚海军分遣队。
在服务时间结束后，这些连队中的一些人并没有返回德国，而是自愿地“在东亚”就地退役。海军行政管理当局未雨绸缪，为接受这些在东亚退役的军人的单位提出了一些要求。于是，未来的、大部分为德国籍的雇主，在合同到期后解雇职员时，或者在职员并非由于自己的过失而患病且迫切需要回国时，必须承担无偿地把职员运送回故[4]乡的义务，也必须实行免费医疗。
[1]
此处参见《新库克斯港报》1974年5月5日。
[2]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胶澳兵营都是海军的寄居地。战后初年，它先是成为英国占领军建立的汽车服务站所在地。在库克斯港市政当局将兵营购买下来之后，格彻—福克—学校（GorchFockSchule）又在这里找到了栖身之地。
[3]
克罗夫：《驻扎在胶澳租借地的德国士兵》，莱比锡，1914年。
[4]
此处参见克罗夫著《驻扎在胶澳租借地的德国士兵》第31页及以下数页，莱比锡，1914年。
[5]
统计数字根据《德意志帝国统计年鉴》（1898—1914）。
[6]《皇家海军在德国殖民地的战斗》，第1部分，第31页，柏林，1935年。
[7]
水兵分队、船厂护卫分队、医疗救护人员、堡垒建筑工程技术人员、火炮和水雷仓库管理人员。
[8]
奥地利—匈牙利巡洋舰。第三节 驻扎在青岛的战舰[1]
1914年时，有下列军舰驻扎在青岛：“沙恩豪斯特”（Scharnhorst）号和“格纳森瑙”（Geneisenau）号大型装甲巡洋舰
下水时间：1906年。
排水量为11600吨，航行速度大约为23.50海里/小时，舰身长143.8米。
武器装备：210毫米口径舰炮8门、150毫米口径舰炮6门、88毫米口径舰炮18门、450毫米口径鱼雷发射管4支。
装甲厚度为150～200毫米，甲板装甲厚度为35～55毫米。
舰上军事人员共有38名军官、726名军士和士兵。图19“沙恩豪斯特”号和“格纳森瑙”号大型装甲巡洋舰
选自《威伊尔战舰袖珍书》第146页，1914年。“纽伦贝格”（Nürnberg）号、“莱比锡”（Leipzig）号和“埃姆登”（Emden）号小型轻巡洋舰
下水时间：1903—1907年间。“纽伦贝格”号属于“柯尼斯贝格”级别（KnigsbergKlasse）巡洋舰，排水量为3100～3550吨，航行速度为大约为24.5海里/小时，舰身长111.6～114.8米。
武器装备：105毫米口径舰炮10门、机关枪4挺、450毫米口径鱼雷发射管2支；舱面钢板厚度为50毫米，指挥塔和吃水线装甲厚度为100毫米。
舰上军事人员：322名。“埃姆登”号巡洋舰的排水量为3650吨，航行速度大约为24.5海里/小时，舰身长117.9米。
舰上军事人员：361名。
武器装备和装甲配置与上述级别军舰相同。图20“埃姆登”号巡洋舰
选自《威伊尔战舰袖珍书》第363页，1914年。
鱼雷艇2艘：
排水量为300～500吨，航行速度为23～28海里/小时，舰身长66.0米，宽大约7米，吃水深度为3.5米。
武器装备有50毫米口径复射炮2～3门，后来又增加了机关枪2挺、450毫米口径鱼雷发射管1支；
艇上军事人员在49～68名之间。图21 鱼雷艇
选自E.格勒讷著《德国的战舰，1815—1936年》第110页，慕尼黑，1937年。
炮艇4艘：
排水量为900～1000吨，航行速度为14海里/小时，舰身长约64米，宽大约9米，吃水深3.3米。
武器装备：“鸡貂”（Iltis）级别，88毫米口径艇炮4门和“猛虎”（Tiger）级别，105毫米口径艇炮2门，37毫米口径机关炮6门。
舰上军事人员：9名军官、121名军士和士兵。
除了指挥塔有8毫米厚的装甲（钢板）外，其余部分均无装甲。图22“鸡貂”级别炮艇
选自《威伊尔战舰袖珍书》第61页，1900年。图23“鸡貂”级别和“猛虎”级别炮艇
选自E.格勒讷著《德国的战舰，1815—1936年》第103页，慕尼黑，1937年。
内河炮艇3艘：
排水量为220～260吨，航行速度为13～15海里/小时，舰身长约50米，宽约8米，吃水深不足1米。
武器装备有1门88毫米口径艇炮、1～2门50毫米口径艇炮和2～3挺机关枪。
舰上军事人员：3名军官、44名军士和士兵，此外还有中国厨师、引水员和装煤工等人。
根据预定方案，一旦与英国或与有英国参加的联盟发生战争，德国驻青岛战舰的任务是：
1.敌人大概的行动意图
敌人的目标可能是通过武力或者通过在中立国的政治和商业影响，毁灭和限制德国战斗力量，切断所有煤炭供应渠道。若不伤害巡洋舰队，敌人只能如此分配其战斗力量，即每个各自为战的战斗队都拥有比集结起来的德国巡洋舰舰队更强大的实力。在目前（1914年初）的军事部署中，至多可以形成3个战斗队。图24“青岛”号、“祖国”号和“水獭”号内河炮艇
选自E.格勒讷著《德国的战舰，1815—1936年》第103页，慕尼黑，1937年。
而对于中立港口——它们作为德国海军的给养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监控只能由相对而言比较弱小的战斗队来进行。由于缺乏足够的军队，战争伊始便向青岛发起武力进攻几乎是不可能的。公开进行破坏德国商业贸易的巡洋舰战争纯属多余，因为这一商业贸易必须自动停止。而对处在海上并可充分利用其游动性的巡洋舰发起迅速而持久的进攻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若不采取这样的行动，位于德国巡洋舰活动范围内的英国海上贸易必将受到长时间的干扰和破坏。
2.计划采取的行动
因为所有来自中立港口的供给都是不确定的，所以希望采取行动的迫切要求肯定首先产生于青岛。而这一行动只有借助于巡洋舰才能实现，但巡洋舰舰队绝不能因为滞留于青岛而遭到包围，更不能因此而丧失作战能力。巡洋舰必须在战争危险临近时全副武装地驶到外海，然后通过攻击敌人的商业贸易和位于中立港口附近的监控部队，尽可能多地牵制包围青岛的敌军，动用所有可支配的力量发起猛烈进攻，确保青岛的出入口畅通。进一步的返航行动则要根据在海上拥有的煤炭储备量来决定，这就是说，要保持足够的供返回青岛使用的煤炭储[2]备。有希望的进攻地点是日本附近的商业航线、北直隶海湾、扬子江入海口、香港、马六甲海峡和英国殖民地未设防的商业港口，位于[3]第二位的是澳大利亚和印度。”
按照战争动员计划，巡洋舰舰队在青岛拥有一个储煤达15000吨的仓库。
在发生战争时，驻扎在东亚的鱼雷艇和炮艇应发挥保护青岛港的作用。一旦炮艇停泊下来，艇上的军事人员就应设法通过陆路抵达青岛。
[1]
参见《军事史手册》第4部分第274页及以下数页。
[2]
今渤海湾。——译者注。
[3]
见《在外国水域进行的巡洋舰战争》第1卷第68页及以下数页。[1]第四节 青岛炮兵部队的发展
青岛后来的炮兵仓库是从最初极其简陋的状态中发展起来的。在1897年11月14日占领青岛半岛和1898年3月6日租借了这一地区之后，海军炮兵分队的指挥官便被任命为炮兵总管。其下设有负责弹药储存和保管的专职官员。但是，直到1906年，炮兵管理部门的办公室都设在一幢由石棉混凝土制作的船坞临时工棚内。
炮兵管理部门直接接受本国海军仓储督察的领导，属于设在威廉港（Wilhelmshaven）的炮兵仓库的一个海外分支机构。它所掌握的建设用地处在一个山坳里，位于卡普勒（Kappler）砖瓦厂和传教
[2]会山之间。在这一地段上，福音教传教机构柏林会的建筑物与办公室工棚以及后来为两名弹药管理员和1位水手长建造的住所并排而立。
没有供存放火炮、弹药和其他军事物资用的现成库房，只是通过运送部队的轮船，一些可供建造波纹白铁皮棚屋使用的建筑材料才被先后运抵青岛。
而在港口尚未完全建好之前，船载货物的拆卸必须在停泊场进行。有一位目击者对此作了如下描述：“先是通过驳船把货物运到位于大鲍岛的小港，然后再装到当地惯用的中国手推车上，由另一个苦力拖着，越过地面上的种种障碍——因为路还没有铺好——始达堆货场。苦力们只有随身穿的一套衣服，一旦下起了大雨，他们就一走了之，把装载弹药箱的手推车丢在半途，经常是过了数日，等天气好[3]转了，才重新回来。”不言而喻，这种行为自然会使德国管理员的物资监控工作难上加难。
通过军事物资的运输，当地的武器装备慢慢地得到加强。此外，还为那些必须被带到青岛进行维修的东亚巡洋舰舰队和澳大利亚海军站的军舰补充了弹药。再者，由于船厂的工作效率较低，一些原本应当由它来做的工作，如在巡洋舰舰队的军舰和东亚海军站的其他船只上安装管道、矫正望远镜瞄准器等，也必须由炮兵管理部门的员工予以协助。
在平定中国的动乱之后，这些员工又承担起新的任务。当时，青岛的防御工事正在进一步扩建。在此，从大沽炮台掠夺来的大炮——大都是克虏伯产品——也被派上用场。于是，安装有4门240毫米口径加农炮的汇泉角炮台、安装有3门210毫米口径加农炮的小泥洼炮台和安装有8门150毫米口径舰炮的青岛炮台便相继诞生。
从1903年起，租借地炮兵管理部门的人员配置也得到改善。现在，3位负责弹药储存的军官帕尔姆（Palm）、霍夫（Hoff）和雷策劳（Retzerau）可与高级军火保管员鲍姆加特（Baumgart）、德瑞斯（Drewes）、勒曼、拉布恩（Labuhn）以及火炮检查员卡努斯（Karnuth）和舍讷伯克（Schnebeck）一起，或者做内勤，或者做外勤。同一年，还在大鲍岛的小船港和炮兵管理部门之间铺设一条施工窄轨铁路；手推车运输也为依靠小型机车拉动的敞篷货车运输所取代。“每当来自国内、装载着军备物资的换防部队运输船到达时，繁忙的工作马上就开展起来。除了拆卸货物，还必须把先前从船上卸下来但存在质量问题的弹药以及空箱子装上船，以便运回到威廉港。”[4]
正如目击者们所报道的那样，青岛炮兵仓库建设工程最初也因下列情况而举步维艰，这就是中国工人执意要求做一天工领一次工钱，而在当时苦力们都习惯于此。只是到了后来，他们才接受周末领工资的做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们挣的工钱（每天25分）高于当地一般的工资水平。
1904年春，弹药库少尉霍夫和雷策劳两军官在工作了4年之后被调离，取而代之的是弹药库少尉克林格（Klinger）和缪勒（Müller）。此时，还有一部分远征军士兵，即东亚守备旅（Ostasiatische Besatzungsbrigade）驻扎在青岛北部的四方。除了为青岛守备军运送接换防人员的轮船——它在1904年4月到达——和为巡洋舰舰队运送接换防人员的轮船——它在1904年6月到达外，在7月中旬，又有为守备军旅运送接换防人员的轮船抵达了。装卸这些轮船的货物主要是炮兵管理部门的任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每次运载的货物大部分为弹药和炮兵器械。
日俄战争也在这一年蔓延到青岛。当时，俄国“泽沙列维奇”（Zessarewitsch）号旗舰在驶离旅顺港时被一发直径为305毫米的炮弹击中水线，受到严重伤害，不得不停靠青岛。其后，又有5艘远洋鱼雷艇接踵而来。当它们在通常允许的停留24小时之后还没有离开时，胶澳总督就下令解除其武装，执行这一命令的是弹药库少尉克林格。
大量俄国军火及其附属品被存放在为数不多且已装得满满的波纹白铁皮仓库里。1905年和约签订后，又被交还给俄国。
1906年胶澳地区炮兵管理部门转变为“青岛炮兵仓库”，并由海军少校恩格尔斯（Engels）担任仓库主任，而在专职管理人员当中有4名弹药库军官、6名高级保管员和普通保管员以及4名炮兵检查员。同一年，炮兵仓库被迁至更接近于大港的小鲍岛山坳（Hsiau Pau Tau Tal），这是一个从海上根本无法看到的地方。还铺设了一条与港口相连接的标准轨距铁路线。为弹药库和其他建筑物所需要的地基必须通过爆破才能整平，而供车马运输使用的主道和铁道路基则部分地建为盘山路。通过爆破所获取的石料还被运用于街道和小型山谷水坝建设；在高低不等的山坡上修筑蓄水池是很有必要的，借此，夏季所降的雨水就可以被蓄积起来，使漫长的干燥季节也无缺水之虞。还利用库存的工具，在仓库周围地区有计划地种植了大量树木。树苗是从林业局领来的，到1910年春天已种植了26400株一年生刺槐、78000株两年生松树以及数万株阔叶树和各种各样开着不同花朵的日本观赏花木。
1907年，船厂设施全部建造完毕。青岛船厂凭借其重达16000吨的浮动船坞、配备有各种机械设备的庞大工场车间、载重量高达150吨的起重机以及长达1000米的码头铁路线，成为东亚最大的同类设施，可以维修各种类型的船舶，也可以新造中小型船舶。
在弹药库和长达80米、拥有上下两层楼并通过标准铁道铁轨与港口相连接的军械库建成之后，炮兵仓库就可以与国内同类机构完全相同的方式发挥作用。
但是，根据同一史料，试验工作仅限于定期检查从本国转寄来的、供陆海军实战和射击练习用弹药。只有礼炮用弹药是在这里制造的。根据实际需要，建造了一座规模不大但十分坚固的试验室和一幢供船坞工人寄居用的石棉混凝土临时板房。此外，还有人报道说，所有火炮的清洁工作以及与检验相关的各种类型弹药的拆卸和重新组装工作[5]都由中国苦力来做。
1914年，当战争爆发时，人们立即在青岛开展陆海防前线临战备战工作。作为第一个战利品，“埃姆登”号巡洋舰截获俄国的“梁赞”（Rjsan）号辅助巡洋舰；还在船厂把不适于作战的“柯莫兰”（Cormoran）号巡洋舰上的火炮（口径为80～105毫米）拆卸下来，并用它们把这艘俄国巡洋舰装备起来。奥匈帝国的“伊丽莎白皇后”号巡洋舰因航行速度比较慢，同样不适合充当战争巡洋舰，该舰的[6]80～150毫米口径舰炮也被用于装备港口防御工事。
正如一位目击者所报道的那样，人们也不知疲倦地连续工作数周，用从“鸡貂”号和“鸬鹚”（Luchs）号炮艇上拆卸下的88毫米口径艇炮，在炮兵弹药库周围一些战术上十分重要的地点进行防护。而这两艘炮艇本身则在9月底被毁沉于游内山附近的一个深水处；紧随其后，“猛虎”号炮艇也在10月底自沉海中。
除了口径为37和47毫米的轻型火炮外，至少有94门火炮——几乎包括所有可想到的口径——被架设起来并配备弹药。就弹药储备情况来说，可供150毫米口径以上火炮用的炮弹并不充裕，相比之下，较小口径火炮的弹药储备要好一些。
全体弹药储存和保管人员，只要没有出外勤，都被集中起来，全力以赴地进行紧急试验工作。然而，必须对尚存放在炮兵弹药库中、原定供巡洋舰舰队第二次装备用的弹药和一些直径为210、150和88毫米的炮弹进行加工改造，以便使它们适用于口径相同但构造并不完全一致的火炮，因为被安置到各处的火炮在结构上有明显差异。例如“沙恩豪斯特级别”（Scharnhorstklasse）直径210毫米的炮弹就必须加以改造，因为它的弹带不适合较旧的要塞炮。再者，某些弹壳也需改制，对此，高级弹药管理员弗洛姆荷尔德（Fromhold）报道说：“这一工作是以最简捷的方式进行的。先把药袋去掉，再把整个弹壳固定在锯木架上，由苦力们裁割到规定的长度。用这种方法被截短了的弹壳又被填以一定重量的弹药，并被包装成为炮弹。这种锯解工作是不符合规章制度的，但在紧急情况下又不能不这样做，而且既费力[7]又危险。在此，共有4台锯木架和两个称重器可供利用。”
关于炮兵弹药库的其他工作，值得提及的还有增加中小型口径火炮炮弹杀伤力、装载练习用炮、改造步兵用榴霰弹内的轴稳定信号火箭、为120毫米和77毫米口径火炮配置霰弹等。用硝化棉炸药和甘油炸药装填240毫米、210毫米和150毫米口径火炮炮弹的试验最终没有完成。
总的说来，陆海防线大约拥有供200毫米口径榴弹炮用炮弹240多发（大多数是空炸榴弹），但也有射束榴弹和射束实心弹；有供240毫米口径火炮用炮弹230多发（大多为榴弹）；有供210毫米口径火炮用炮弹320多发（榴弹和穿甲弹）；有供150毫米口径火炮用空炸榴弹450多发；有供150毫米榴弹炮用空炸榴弹300多发；有供120毫米口径火炮用炮弹900多发（其中一半是榴霰弹，一半是榴弹）；有供105毫米口径火炮用炮弹2000多发（榴弹和榴霰弹）；有供90毫米口径火炮用炮弹700多发，大都是榴霰弹；有供80毫米口径火炮用榴弹460多发。相比之下，轻型武器的弹药储备比较丰实，可供使用的子弹大约有400万发。由于受到封锁，弗里德里希·克虏伯（Friedrich Krupp）公司已经运抵中国但尚未得到中国应支付的钱款的36门野战[8]炮没有被运送到青岛。
轻型武器的弹药通过乘坐火车赶来的预备役人而得到增加；这些预备役人把成千上万发子弹装进包裹并随身携带，因为以托运行李的方式寄送弹药已经不可能。
即使巡洋舰舰队的弹药极大地提高了弹药装备量，但从总体上说，弹药储备的不足仍是最令人不安的事情。无论怎样，要在遭受长期围困的情况下进行一场有效的炮击战是缺乏实力的。特别是重型榴霰弹的库存太少，而对于抵抗来自陆地方向的进攻来说，榴霰弹又是最为重要的。安置在俾斯麦山炮台中的280毫米口径榴弹炮，每门炮[9]只有20发榴霰弹，而在小泥洼要塞，每门炮甚至只有5发榴霰弹。
随着围攻时间的不断延长，缺乏弹药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在青岛要塞陷落前的最后几天里，日本人甚至能够在榴霰弹射程内进行整体性的部队运动，因为缺乏弹药，德国人不得不停止轰击。
[1]
这里和下面均参阅E.舍恩著《德国海陆军的弹药制造和储备历史》第1470页及以下数页，柏林，1936年。
[2]
今上海路附近。——译者注。
[3]
E.舍恩：《德国海陆军的弹药制造和储备历史》，第1471、1471页及以下数页，柏林，1936年。
[4]
E.舍恩：《德国海陆军的弹药制造和储备历史》，第1471、1471页及以下数页，柏林，1936年。
[5]
舍恩：《德国海陆军的弹药制造和储备历史》，第1472页，柏林，1936年。
[6]
舍恩：《德国海陆军的弹药制造和储备历史》，第1472页，柏林，1936年。
[7]
E.舍恩：《德国海陆军的弹药制造和储备历史》，第1473页，柏林，1936年。
[8]
除了其他著作，也参阅《皇家海军在德国殖民地的战斗》第1部分第36/37页，柏林，1935年。
[9]
关于各个炮台的弹药分配，参阅第322页及下一页（中译本页码需另算——译者注）。第五节 1914年战争爆发时的青岛后方
一、船厂
对于船厂来说，敌对行动在欧洲的爆发和与之相连的对胶澳租借地的反作用也产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动的后果。良好的经济发展戛然而止。1914年以前，船厂的经营一直是相当不错的；在一份内容广泛的上呈帝国海军部的备忘录中，还计划在1915年建造一个新[1]的、第二号的浮动船坞，或者也新建一个旱船坞。船厂的客户很多，业务繁忙，甚至是应接不暇。除了为巡洋舰舰队维修船舶外，还承接了在东亚设立的德国公司、中国海关行政管理部门以及中国海军衙门的众多委托。有关在青岛船厂为中国海军培训工程师事宜的谈判也正在进行中。
在实施战争动员所规定的各项措施的过程中，船厂的任务首先是补充库存，以便能够满足巡洋舰舰队的需求。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日本是否参战尚无法确定，所以巡洋舰舰队曾想以青岛作为行动基地。战争开始之前，每年一次从德国运输物资充实仓库库存的工作还在继续进行。煤库储存的海军用块煤已经达到23000吨，还从上海搞到了20钢瓶可供刚刚置办的气焊设备使用的压缩氧。饶有趣味的是，这些压缩氧是由法国立兴洋行（Racine＆Co.）提供的。
按照战争动员令的规定，在青岛的后方公务中，最主要的是为巡洋舰舰队包租和改装运输煤炭和给养的船只，这一公务由德国皇家海军（S.M.S.）“鸡貂”号炮艇指挥官、海军少校萨克斯（Sache）负[2]责实施。
船厂首先把亨宝轮船公司的“国务秘书克莱特克”（Staatssekretr Kraetke）号、“叶世克总督”（Gouverneur Jaeschke）号和“隆蒙”（Longmoon）号沿海轮船改装成给养船。与此同时，还把北德轮船公司的“艾特尔·弗里德里希亲王”（Prinz Eitel Friedrich）号轮船改造成为辅助巡洋舰，该船配备有4门105毫米口径舰炮、6门88毫米口径舰炮和10挺37毫米口径机关炮。此外，还在位于船桥和船尾的舱室上各装了一台探照灯。全部工作仅在4天半时间里就完成了。尽管存在着劳力严重不足——部分中国苦力早已离开城市——的困难，但还是在短短的10天时间里，为11艘可供支配的给养船装载了大约19000吨煤炭。在发布战争动员令之前，船厂的中国工人多达1750人，后来先是降至大约800人，但通过提高工资又增加到1200人。
1914年8月6日，“埃姆登”号巡洋舰把捕获的战利品——俄罗斯“梁赞”号船带到青岛。船上的货物被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其船员则被赶到天津。因为“梁赞”号船的作用范围比“柯莫兰”号军舰大，[3]所以决定把这个战利品用作德国的辅助巡洋舰。人们把从德国皇家海军“柯莫兰”号巡洋舰上拆卸下来的8门105毫米口径艇炮安装到该船上。由海军少校楚克施威特（Zuckschwerdt）担任舰长，由“柯莫兰”号巡洋舰的全体船员和“鸡貂”号炮艇的部分船员驾驶。尚可幸运地驶离上海的劳埃德“艾特尔·弗里德里希亲王”号轮船也被改造成为辅助巡洋舰，由在海军少校蒂里希森（Thierichsen）指挥[4]下的“鸬鹚”号和“猛虎”号军舰船员加以利用。
劳埃德的“帕柯拉特”（Paklat）号轮船则被改造为可容纳600名乘客的客运船，以便将妇女和儿童从要塞里撤出。
停泊在船厂的“大沽”号旧鱼雷艇被加以重新启用，担任该船指挥官的是海军中尉绍伊佛特（Seuffert），船员则由炮艇水手组成的团队充任。然而，它在最初几次试航中就发生锅炉和冷凝器损坏故障，不得不再次退役。
在完成上述船舶改装工作之后，船厂的业务就所剩无几了，多余的员工被派到前线。为了封锁入港口，8月2—3日设置了一道浮动航障，其通行口由一个可移动的封闭锁加以控制。直到最后毁灭，船厂主要为陆地防御工事承担大量维修工作和一些临时性工作。[5]
在日本发布最后通牒之后，胶澳总督下令停止船厂的正常经营。剩余的200多人又承担起守护船坞的任务，因为担心会受到突然袭击。为了照料总督府的公务汽车，船厂还在市内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维修站。
以下是船厂在结束正常经营活动后所做的一些主要工作：
——制造火炮底座和刹车楔块；
——制作钢板掩体；
——设计和制造水雷抛射器；
——在带防碎片护罩的铁路车辆上安装了两门88毫米口径火炮和两挺37毫米口径的机关炮；图25 船厂在大港的位置
选自《帝国海军部1907—1908年备忘录》附件7：《大港船厂的状况》。
——为机关枪和探照灯制造钢板护罩；
——制造了大约8000枚手榴弹和30000颗榴霰弹弹球；
——通过嵌入新的弹带把奥地利的训练弹改造为实用弹；
——为地下掩体建造储备室；
——为奥匈帝国“伊丽莎白皇后”号巡洋舰设计并制造了两个防空用登陆炮活动炮架，并为防空用机关枪设计并制作了8个回轮轴；
——制作担架；
——修理和养护飞机；
——设计并制造了一架双翼水上飞机（但没有投入使用）；
——制作了11副替补螺旋桨和两个备用机翼；
——经营汽车维修站；
——修理和加固90毫米和120毫米口径火炮的活动炮架；
——为屠宰场制造冷藏设备；
——为守备军洗衣坊维修机器设备；
——为步兵防御工事制造通风设备和把1台30马力的汽车马达改[6]造为要塞无线电台的备用发电机。
为了做好这些工作，船厂经常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船厂还尽可能地把其仓库贮备物资提供给前线使用。只是由于工作过于繁忙，剩余的专业人员未能承接用铸铁或铜制造手榴弹任务。
在前面提到的船厂业绩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设计和建造双翼水上飞机活动。制造这样的飞机是令人向往的，因为现有飞机的唯一一处起降场经常受到敌人飞机和大炮的轰炸。水上飞机的引擎是由一台早已废弃的伦普勒—“塔贝”（Rumpler-“Taube”）飞机发动机改装的。奥匈帝国“伊丽莎白皇后”号巡洋舰上的一位奥地利班轮少尉以其先前作飞行员的职业经验来支持这一计划。从1914年9月5日开始设计，到10月26日就完成了制作。然而，自10月31日起开始的对要塞和城市的全面轰炸射击，使它根本无法起飞。为了不使这架飞机落到敌人手中，在出让青岛之前便把它毁掉了。
船厂为要塞保卫战作出了巨大贡献。敌人尽管可以从已经占领的孤山和大山山顶清楚地看到船厂，但没有对它进行直接炮击。个中隐情只能依据下列推测加以说明，这就是：日本人很想接管一个未受破坏的船厂。这个推测也可由日本人发出的一份呼吁投降的传单来加以证实：
致要塞中的军官和士兵先生们：
如果没有任何战略战术上的必要，而仅仅出于嫉妒，不愿使还没有得到利用的武器、战舰和其他建筑物落入敌人手中，就将它们摧毁，这种做法是违背上帝的意志和人性的。
虽然可以相信，诸位崇尚骑士荣誉的军官和士兵先生们决不会做欠考虑的蠢事，但我们还是要把上面所提到的观点作为我们的意见表达出来，敬请谅解。[7]围攻部队司令部
然而，从一开始就作出决定：必须在不可避免的要塞陷落——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之前，悉数摧毁所有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设施。停泊在青岛的船舶和船厂都属于此类设施。随着“艾伦·里科摩斯”（Ellen Rickmers）号、“杜兰达特”（Durandart）号和“米夏埃尔·耶布森”（Michael Jebsen）号轮船的相继沉没，进出港口的水道也就被封死了。炸毁船舶行动是由船厂员工实施的。1914年9月28日，也就是在不得不放弃要塞前沿阵地的同一天，再次付诸行动，把德国皇家海军“柯莫兰”号巡洋舰、“鸡貂”和“鸬鹚”号炮艇炸沉。
对日本人的呼吁的蔑视最终导致从1914年10月31日起实施的全面轰炸和炮击。6点25分，第一批榴弹落到船厂，并且非常不幸地击中了油库；油库立即陷入火海。熊熊大火也蔓延到与油库相邻的软硬木仓库，烧毁了连接船厂和城市的电话线。
同一天，德国方面也发布命令，坚决摧毁所有尚未受到损坏的设施。首先是炸掉浮动船坞和承载量高达150吨的起重机。铸造车间的火炉、堪称船厂中枢系统的总变电站和蓄电池也被破坏得无法使用了，机器制造车间连同它的一些贵重机床更是被销毁殆尽。图26 1914年10月被摧毁后的船厂机器制造车间
选自联邦档案馆/弗赖堡军事档案馆：81/74/90号案卷。
二、后勤供应机构
在战争危险日益逼近的情况下，保证要塞食品供应问题也受到极大关注。清点当地各个公司仓库的检查结果表明：现有的库存能够满足全体驻军和民众大约6个月的需求。鉴于这种情况，人们认为没有必要下令疏散转移欧洲和中国民众。为确保更多的储备，军需部门还从租借地内尽可能多地收购秸秆、干草、公牛和猪等物资和牲畜。然而，在最初阶段，随之而来的畜疫也招致重大损失。总督府不得不把牲畜交给自己开办的屠宰厂圈养。通过进一步增加肉类食品和可长期利用的物资的储备，对本地的供给期限提高到至少8～9个月了。
虽然没有实行生活品定量供应的必要，但从10月份起还是采取了控制向私人出售食用肉的措施，也下达了每周只提供两天储备食用肉的规定。[8]
因为“对中国工人不能抱以充分的信任”，所以也实行委派军人维持必不可少的企业——例如发电厂、屠宰厂和面包坊等——经营的办法。到最后，除了在屠宰厂和发电厂有几位中国人得以继续留用外，洗衣坊和面包坊都完全由欧洲人来经营。
在和平时期，要塞的日用水主要由李村和海泊河水厂供应，因为必须考虑到战争可能对水厂造成的破坏，所以市区内的全部水井（大约85眼）都被加上封盖并安装水泵。
为了不使李村水厂落入敌人手中，德国工兵在9月27日就把它摧毁了。海泊河水厂则一直工作到围困结束之际（也就是说一直工作到11月4日），这样，野战医院和兵营都可以通过输水管得到水供应。但是，私人住宅的水管却必须关闭，因为海泊河水厂每天只能输水500立方米，而在7月间的耗水量总计达5000立方米。
煤炭供应是通过下列方式来保障的，即暂时不征召铁路和矿山中有服兵役义务的人入伍，这样，在最初的数周内，每天都可以向城市运送300吨煤炭。
三、病人救护和对基督教徒的灵魂帮助
总督府野战医院被改为要塞主野战医院。亨利亲王饭店则按照合同规定，把为应对战争而出租的客房改作辅助野战医院。稍后，海员俱乐部也被用作辅助野战医院了。正如有人早在和平年代就已经表达过的担心那样，总督府野战医院现在真的成了军舰重炮远程射击的[9]“靶场围墙”，因此它很快就被腾空，而德华高等学堂的校舍则以其500多个床位成为要塞主野战医院。此外，禅臣洋行的商铺也被无偿地转让给总督府，并被改建为号称“霍夫特”（Hoeft）的辅助野战医院。天主教传教会也最大限度地把其房舍、员工和物资转用于病人护理，野战医院的妇幼科就被搬迁到这里。要塞最终可支配800多的病床床位，而在围攻结束时大约有600个床位被占用。
按照国际惯例，在野战医院和伤员救护处的屋顶上方树立起旗帜和红十字标志，但是只有高等学堂“野战医院”未遭炮火袭击，其他野战医院都不得不部分地转移到地下室。
组织方面的安排是：所有伤员都由步兵工事和紧靠前线的救护处救护员运送到亨利亲王野战医院，然后再根据伤势轻重把伤员从那里分送到不同的野战医院。
承担救护任务的除了医疗队队员（其人数通过年龄较大的预备役人员和战时应征入伍者的加入而得到增加）外，还有若干中青年妇女，她们在战争动员期间就为此报了名。这些中青年妇女也承担了为伤员做饭送饭的任务，因为中国人几乎都跑光了，作战部队则不允许因为抽调炊事员而削弱自己的战斗力。最后，还在要塞内设立了一个幼儿园，在野战医院中工作的妇女的孩子们就被安置在这里。
至于伤病员的灵魂慰藉，这主要是福音教的守备军牧师温特尔（Winter）和天主教神甫绍佩尔利（Schoppelrey）的工作。在野战医院里，他们也得到福音教和天主教传教士的支持。[10]
四、要塞的通讯系统
在和平时期，胶济铁路和铁路电报以及青岛——上海和青岛——芝罘间的海底电缆构成要塞的主要通讯工具。但是，在1914年8月23日，海底电缆被英国的“帕特洛尔”（Patrol）号电缆船掐断。铁路设施也在9月中旬被日本军队占领。
人们从一开始就考虑到：最终只有无线电通讯可为安全快捷的传达消息手段。有鉴于此，这一业务的组建受到特别关注。经过驻北京公使馆武官拉贝·冯·帕彭海姆（Rabe von Pappenheim）上尉，与设在北京的中国政府无线电报站达成相互进行秘密信息通报的协议。然而，由于中国人的接听率十分低下，也由于通过特殊情况提供的程序相当缓慢，这一联络很不畅通。于是，有人建议：如果北京不再发送信息，可由在天津一所大学工作的美国教授福勒尔（Fuller）接收青岛的信号。然而，这一解救办法最终未被采纳，因为福勒尔很快就被判定为不可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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