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之满,萧枫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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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远流长的远古文明（上）试读：
《话说中国》丛书编委会
主 编：林之满 萧 枫
副 主 编：魏茂峰 李亚辉 竭宝峰
编 委 会：（排名不分先后）
何 莎 刘连旺 常志强 刘 俊 王 蓓
刘海生 王艳芳 周艳云 李丽丽 刘 洋
陈时雨 吴良克 刘一石 刘 永 宋春正
崔文君 邵 军 石 怡 贺小刚 樊景良
赵明明 于 洋 姚 志 严 鹏 王 军
陈 凤 李 忠 陈 莹 付中天 杨坦然
单而辉 孙德民 于 武 赵 明 童恩中
杨迪穆 郝 纯 胡 凯 邓俊华 夏正言
鲁正华 罗致平 王洪源 于 斌 曹成章
黄 铸 白红艳 钟 涛 韩 磊 罗晓宇
编写说明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又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早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前仆后继，绵延百代。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曾说：“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曾创造了无数的文明奇迹。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生动的、博大精深的启迪心智的教科书。中国历史是独树一帜的东方文明史。承载中华文明的中国历史，在她形成发展的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中，从未中断过。她虽然历经坎坷，备尝艰辛，却始终以昂首挺立的不屈姿态，耸立在亚洲的东方。即使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对中华文明一个多世纪的强烈冲击和重重劫难，也没有使曾创造过辉煌的中华文明沉沦，反而更勃发了新的生机。《话说中国》丛书将中华民族的辉煌与挫折、统一与分裂、前进与倒退、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邪恶，放在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中，逐一展现。《话说中国》丛书是一幅历史长卷，共分50卷100分册，具体内容如下：
第1卷 文明开放的天朝大国（上、下册）；
第2卷 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上、下册）；
第3卷 分分合合的朝代更替（上、下册）；
第4卷 改变时局的历史事件（上、下册）；
第5卷 独掌乾坤的历代帝王（上、下册）；
第6卷 宠辱一身的历代皇后（上、下册）；
第7卷 治国安邦的历代名臣（上、下册）；
第8卷 一尘不染的历代廉吏（上、下册）；
第9卷 尔虞我诈的宫廷政治（上、下册）；
第10卷 源远流长的远古文明（上、下册）；
第11卷 稳步发展的社会经济（上、下册）；
第12卷 日趋活跃的商业贸易（上、下册）；
第13卷 刀耕火种的古代农业（上、下册）；
第14卷 穿越时空的天文历法（上、下册）；
第15卷 独领风骚的古代医学（上、下册）；
第16卷 独具一格的古代数学（上、下册）；
第17卷 日新月异的古代物理（上、下册）；
第18卷 领先世界的古代化学（上、下册）；
第19卷 独树一帜的中国地理（上、下册）；
第20卷 震惊世界的科技发明（上、下册）；
第21卷 光耀世界的科技名家（上、下册）；
第22卷 惊心动魄的经典战役（上、下册）；
第23卷 智虑谋深的军事名家（上、下册）；
第24卷 影响深远的军事思想（上、下册）；
第25卷 精华荟萃的中国兵书（上、下册）；
第26卷 严密精深的军事制度（上、下册）；
第27卷 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学（上、下册）；
第28卷 享誉世界的文学名著（上、下册）；
第29卷 天马行空的神话传说（上、下册）；
第30卷 绝唱天宇的中国诗歌（上、下册）；
第31卷 脍炙人口的中国词赋（上、下册）；
第32卷 千古流传的民间文学（上、下册）；
第33卷 龙飞凤舞的中国书法（上、下册）；
第34卷 绚丽多彩的中国绘画（上、下册）；
第35卷 凝固不朽的中国雕塑（上、下册）；
第36卷 蜚声中外的中国建筑（上、下册）；
第37卷 低徊狂放的中国音乐（上、下册）；
第38卷 摇曳多姿的中国舞蹈（上、下册）；
第39卷 异彩纷呈的民间艺术（上、下册）；
第40卷 美轮美奂的中国戏剧（上、下册）；
第41卷 妙趣横生的艺坛典故（上、下册）；
第42卷 彪炳史册的古代典籍（上、下册）；
第43卷 震聋发聩的思想文化（上、下册）；
第44卷 浑厚深沉的中国哲学（上、下册）；
第45卷 定格历史的史学名著（上、下册）；
第46卷 百花齐放的古代教育（上、下册）；
第47卷 风格迥异的古代民族（上、下册）；
第48卷 遐迩闻名的巨商名贾（上、下册）；
第49卷 传诵千古的历史掌故（上、下册）；
第50卷 扑朔迷离的千古奇案（上、下册）。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历史使人明智。”历史的经验是前人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包蕴着发人深思的哲理。要深刻地了解现实，理智地面对将来，就应当自觉地回顾历史。现代人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感受历史启迪现实的无穷魅力。惟有从历史经验这里感知杂乱纷纭的现实，才能体会历史智慧的美感与简洁感。
这种由历史引发的智慧、魅力与美感，对丰富一个人的生命内涵，提升一个人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人的素质的基本内涵应该是人文素质。一个人的人文素质是由他所属的民族几千年文化创造的基因，积淀在他的血液和灵魂中形成的。人文教育以文史哲为主体，对人的素质提高具有特别的价值，而中国历史恰恰正是文史哲三位一体的糅合和载体。只有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才能树立民族自信心，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才能以他们的不断传承和新的创造，继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在共同的血脉上发展起来的13亿中国人和5000万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应有这样的共识，都应当承担这样的责任。《话说中国》丛书把传统的教育和未来的展望有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引导当代中国人顺应悠久古老的中华文明融注世界发展的现代潮流。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话说中国》丛书编委会2008年2月
一、人类起源之谜
盘古开天辟地之谜
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在我们国家是家喻户晓的，也屡见于史册。盘古故事虽兴于汉，盛于三国，而其思想源流却来自远古，可以说是远古的人们对自身的来源、生存、发展，乃至价值的一种索解。《艺文类聚》卷一引《三五历纪》中有一段话：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
著名学者袁珂在《中国神话传记词典》中称上面一段文字“颇具哲理化意味”。不错的，其中的确含有诸多哲理化的意味。略加分析，至少可以得到三点启示：其一，这里讲到了天、地、人。作为开天辟地的人（盘古），它的存在是不能离开天与地的。“盘古生其中”、“盘古在其中”，显然，这里不只是一个方位的概念，而且还是一个包容的概念，就是说，这里承认了一个事实，人只能生存和生活于天地之间，离开了天地这一生存环境，人就失去了生存和生活的依据。其二，所谓“神于天，圣于地”，讲白了，就是得天之神韵，得地之灵气。“人”怎么从混沌走向清明，从根本上说就要从天地（大自然）中吸取养料，这话也是很富于哲理的。其三，与天地俱进的观念。在这段话中，表现得十分清楚的思想是，天是变的，地也是变的，人是随天地之变而变的。“一日九变”，这里说的变，就是发展，就是成长。“我从哪里来？”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是在告诉人们，“人”从天地中来，就是说，人是大地之子，人是上天之子，“经万八千岁”——实际上是更久长，“人”渐渐地变而为真正的“人”。
比上面这段话更积极更有价值的是民间的传说。明代周游著的《开辟衍绎通俗志传》第一回这样写来：（盘古氏）将身一伸，天即渐高，地便坠下。而天地更有相连者，左手执凿，右手持斧，或用斧劈，或以凿开。自是神力，久而天地乃开。二气升降，清者上为天，浊者下为地，自是而混茫开矣！这里真正说到开天辟地了。自然给予盘古的那个天地原先并不是十分完满的，需要盘古去加以改造。盘古的“将身一伸”、“或用斧劈，或以凿开”，正是这种改造活动的具体表现。再说，这里说的改造活动也不是凭一时之勇，它要求盘古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即所谓的“久而天地乃开”。正是这种改天换地、战天斗地的精神，使盘古在人们的心中的形象高大起来。一些专家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讲，“盘古代表着上古人群体的形象”，那是一点不错的，中国人津津乐道于盘古，自以为是盘古氏的后代，道理也正在于此。
更为有趣的是，盘古的形象是天人合一的。盘古生于天地间，一旦死去，又回归于大自然，化成为大自然中的一部分。《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纪》：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
这段描述应当说也是“颇具哲理化意味”的。盘古之生，乃“神于天，圣于地”，从天地中汲取精华，壮大和发展了自己，而一旦至死，又会全数回归于天与地，化成大自然间的风云，雷霆，日月，江河，地理，田土，草木，金石，珠玉，雨泽。这是最完整、最彻底的回报。这可能是远古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朴素也最真切的理解了。
这些年来，对盘古形象的研究渐趋旺势，认识上也各不相同。
归结起来，一为“外来说”，二为“本土说”。“外来说”认为，盘古形象来自境外。有些专家认为，印度古经典《黎俱吠陀》载，宇宙间万物都是“大人”创造，盘古氏实际上是从“印度大人”演变而来。还有专家说，盘古是巴比伦巴克族（Bak）之名的音译。而大多数专家则认为盘古是中华这块古土上土生土长的，是我们民族远祖的某种形象的活的描摹。
有专家指出，盘古大神从远古土地神“亳社”转化而来。“亳社”是山川万物的造物主，是无所不能的，盘古亦如此。“亳”转音为薄、蒲、蕃、潘，双音则为薄姑、蒲姑、蕃吾，又可转音为盘瓠、盘古。盘古既为土地神，那么，他能通于天人之间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另有专家指出，盘古即传说中的盘瓠。《搜神记》卷三：“昔高辛氏时，有房王作乱，忧国危亡，帝乃召募天下有得房氏首者，赐金千斤，分赏美女。群臣见房氏兵强马壮，难以获之。辛帝有犬字曰盘瓠，其毛五色，常随帝出入。其日忽失此犬，经三日以上，不知所在，帝甚怪之。其犬走投房王，房王见之大悦，谓左右曰：辛氏其丧乎！犬犹弃主投吾，吾必兴也。房氏乃大张宴会，为犬作乐，其夜房氏饮酒而卧，盘瓠咬王首而还。……帝乃封盘瓠为会稽侯，食会稽郡一千户，其后子孙昌盛，号为犬戎之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也略同。当然，许多专家早已指出，文中所言“犬”并非真是一只狗，而是以“犬”为图腾的某一部落或部落联盟，他带领自己的部属，帮助高辛帝（即中原地带的部落联盟首领）平定了房王（另一部落联盟首领）的叛乱，于是受到高辛帝的褒奖，创建了后来的所谓“犬戎之国”。如果那样，盘古则是“南蛮”的祖先了，这也是合情合理的。
还有些专家以为，盘古实际上是龙文化的象征，是中远古文明的象征。《广博物志》卷九引《五运历年纪》云：“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死后骨节为山林，体为江海，血为淮渎，毛发为草木。”如果这一记述无误，那么“龙首蛇身”的盘古无疑是中原远古祖先的化身了，从其呼风唤雨的本领来看，他是远古时代一个首领级的人物无疑了。
远古神话传说是对混沌时代的一种朦胧的追忆，它虽然有着太多夸大和扭曲的成份，但如果我们能用心吹去覆盖在远古史实上的厚厚沙土，那么，由此而追寻远古祖先的某些踪迹还是可能的。我们从盘古形象中，还是看到了我们远古祖先勤奋、勇敢、大度、洒脱的品性嘛，而这些正是盘古的子孙们所应该承继和发扬的。
巫山人元谋人之谜
巫山，横亘于四川、湖北两省的边境，北与大巴山相连，远远望去，活脱脱是一个大写的“巫”字，于是，人们就自然而然地称之为巫山了。长江在巫山间穿行，这就形成了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
绚丽的长江三峡，不仅以其迷人的自然风光闻名于世界，而且以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古代文化而震撼中外。
世界著名的东非大裂谷，谷底为河湖沉积发育，有着丰富的人类化石、文化遗存和哺乳动物的化石，是科学家们探寻人类起源奥秘的理想处所。无独有偶，长江三峡与东非大裂谷一样同属世界范围内造山运动活跃时期的产物。两地虽然地隔万里，但有着惊人相似的地形、地质、地貌结构。长江三峡地区海拔高度适中，气候温和宜人，雨量充沛，森林茂密，溶洞星罗棋布。这里，应该是古人类繁衍的理想处所。
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都先后云集于三峡，希望在这里有所发现，发现从猿走向人的踪迹。其中有英国的欧文，美国的古生物学家格兰，他们到三峡地区作了考察，并发表了作品，但没有发现中国最古人类的化石。幸运没有降临到这些国外的考古学家的头上。
幸运终于降临到了一支年轻的中国考古队的头上。经过苦心的开掘，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考古队员终于在三峡地区巫山县庙宇镇龙骨坡发现了距今204万年更新世早期的古人类化石，包括含有两颗臼齿的下颌骨一块，新生出的恒门齿一枚。
考古队员们欣喜异常，将这里发掘出来的古人类化石命名为巫山人。
现在，幸运的巫山人的后代可以对自己的远祖“巫山人”展开尽情的、天马行空式的想象了。
也许是在200多万年前气候发生突变的缘故吧，茂密的森林变得稀疏了，垂手可得的树头的果子不见了。一群原先在树头鲜蹦活跳的猴子面临着从未有过的生存的危机和死亡的恐惧。
怎么办？
也许，绝大多数的猴子为了保守“祖宗章法”而坚持在树头。结果，等待着它们的只能是一场悲剧。
也许，有少数的猴子试探性地跳下了树头，走向了空间更加广阔的草原。
正是由于这关键性的一步的迈出，现在被人们称为“巫山人”的那一群猴子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过去在树头生活，活动的方式当然是爬行和攀缘，到了草地上，为了观察和探视，必须直起身子行走；当年在树头植物的鲜果垂手可得，而现在必须利用工具去追杀比自己弱小的生灵，或者想方设法去采撷果实；过去常年寄居于树头，过着“有窠氏”式的生活，现在必须利用三峡地区星罗棋布的溶洞，过洞天福地的新生活。……
事实证明，这一切真的发生了。
在“巫山人”当年居住过的溶洞中，我们发现了他们尸骨的化石，同时，也发现了足以证明他们已经由猿变成人的粗糙的打制石器，发现了他们食用过的、后来基本消亡了的116种哺乳动物尸骨的化石。
或许是同时，或许是稍后，迈出这样关键一步的还有远在云南省北部云南盆地的“元谋人”。这是滇中高原上一个最低的盆地，海拔在1100米上下。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几位地质工作者，在元谋县城东的上那蚌村附近的一个山麓小丘上发现了两颗化石积度很深的人的门齿化石。这是同一个成年男性个体的牙齿，一为左上内侧门齿，一为右上内侧门齿。经鉴定，这是生活在170万年前的“元谋人”的牙齿。这就告诉我们，170万年前，这里的猿群中的一部分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走上了“人化”之路。巫山猿人化石发现地点
科学证明，“元谋人”是从纤细型的南方古猿演变而来的。由于自然界的剧烈的变故，他们艰难地从树居生活转向了地面生活。他们既要顺应自然，还得利用自然界的物体，如树枝或石块作“工具”，以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工具渐渐成了他们不可缺少的生存手段。在出土元谋人牙齿的同一地层中，考古工作者找到了打制的粗糙而简单的石器工具。《中国百年考古大发现》一书的编者胡尔克说得好：“认识了某些工具的性能，进而有意识地选择有利于达到自己目的的自然工具，这就已由猿的范畴进入了人的时代了。制造工具是区别人和猿的根本标志。只要能利用一块石头把另一块石头打制成工具，不管这工具多么原始、简单，它就标志着由猿进入了人类的时代。”元谋猿人化石地点发掘现场
同样的进程在其他一些地方也在进行着。2002年5月，在南京召开的有中外百位著名人类学家参加的双沟国际科学考察年会上，中科院向新闻界通报说，李传夔教授在双沟松林村村东南处化石地点发现一件至今在亚洲时代最早的长臂猿化石，上面仅保留三颗臼齿，其性状完全不同于非洲、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发现的长臂猿。这种长臂猿是后来的“双沟人”的远古祖先，生活在距今1000多万年前。在双沟，后来又发现了江苏境内最早的双沟下草湾古人类化石，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十分相近。专家们结合新近在双沟发现的古动物群化石作出惊人的新推测：双沟发现的长臂猿与北京猿人之间有着某种亲缘关系，而双沟下草湾人又是北京猿人的后裔。也许是历史的某种机缘，双沟长臂猿的后代子孙到北方兜了一圈以后，重又回到了地处江苏双沟的老家来了。考古证明，双沟地区在历史上也发生了从森林环境向草原环境的转化，双沟人顺应了这种转化。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江苏双沟是人类起源中心之一，一部分猿类（可能是双沟醉猿、江淮宽齿猿和人猿超科未定种中的一种）在这里完成了“从猿到人”的伟大转化。
一切的一切都在证明着，人类起源的中心是多元的，中华古土本身就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
原始的狩猎者之谜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依存于石头的。如果说人类有着300万年的发展史的话，那么，用石头来防身，用石头来猎物，至少占据了290万年的时间。而石器之外的骨器、陶器、铜器的出现，最多只有一万年。事实上，骨器、陶器、铜器、铁器出现以后，石器仍然存在着。看来，石头要与人类相始终了。
人类从动物群中走来。当猿从树头走向草原，走向平地以后，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肉食在食物中地位的大幅度提高。自然的生存欲和发展欲使原始人懂得，要在平地上在强者如林的草原上要争得一席之地，就必须有强壮的体魄。而要有强壮的体魄，又必须肉食。这从根本上说不是个什么理论问题，而是个实际得不能再实际的问题。
原始的人类一代一代地生存着，又一代一代地发展着，发展成了勇敢的狩猎者，尤其是男人。而获取狩猎者资格的手中的武器，就是石头。不是简单的、自然状态下的石头，而是经过打击、改造过的石头，我们称之为石器。
在山西芮城西侯度原始人遗址中，我们发现了不少石器。石器有刮削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
在陕西蓝田县出土的原始人遗址中，我们发现了更多的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三棱尖状器、石球，还有一些无以名状的石制工具。
在北京周口店原始人遗址中，我们发现的石器有了更大的进步。北京人的石器原料有脉石英、绿砂石、石英岩、燧石和水晶，制法有锤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砍斫器、端刮器、雕刻器和石球，以刮削器为最多，这也是与狩猎有关的吧！
在贵州观音洞原始人遗址中，我们发现的石头制器有3000多件，原料为燧石、硅质灰岩、细砂岩和火成岩，石器分为刮削器、端刮器、砍斫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同样以刮削器为多。石器不只加工一次，还加工二次，以至于三次，多次。
石器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狩猎攻击能力的提高，意味着猎获物的逐步丰富。
山西芮城西侯度旧石器时代的石器简单，所获猎物并不怎么丰厚。在遗址中有切割痕迹的鹿角和烧烤过的动物骨骼。有趣的是，由于猎物太少，不能满足西侯度人的生活需要，于是，他们常将骨头敲碎，吸食其中的骨髓。这种情况到了蓝田猿人时代就改变了不少，他们食用的动物食品有三门马、大熊猫、野猪、斑鹿、剑齿象、中国貘、爪兽、硕猕猴和兔等，而且数量大为增加。中期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生活环境有了不小的改善。一些重要的哺乳动物如剑齿虎、肿骨鹿、硕豪猪等绝灭了，人类的食谱中不见了这些动物，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过去少见或不见的动物，如野马、野驴、赤鹿等。在大同盆地边缘生活的许家窑人，以野马为主要捕猎对象，他们因此被称为旧石器时代的“猎马人”。在他们生活的地点发现的动物化石以吨计，可见其肉类食物之丰富。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人发明了弓箭，以石头为箭头的箭可以在百步之内击中猎物，这样，捕猎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了。使用了箭的峙峪人和河套人，在捕猎野马、野驴、野羚羊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可以以遗址大宗的动物化石为证。
由于捕猎物的增加，使远古人类的生活条件大为改善，进而促进了人体本身的发展。就拿脑容量来说，其发展速度也是十分显见的。蓝田人的脑量平均为780CC，比南方古猿的脑量（430～700CC）增加了。到了北京人时代，脑量最高的已达1225CC，最低的也有859CC，以所获的六个头盖骨平均计，也有1059CC，与现代人的平均脑量1400CC也相去不远了。其他如身高、体重，体重的减少等方面，也都随着狩猎业的发展、肉食量的提高而有所进步。
不错，古人类是沿着一条石头和骨头的踪迹前进的。在这条道路上，人类一直走了几百万年。
山顶洞人人种之谜
大约距今一万八千年以前，在“北京人”曾经长期活动和生活的北京周口店地区，自然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原来从龙骨山下流过的坝儿河虽然仍然存在，但水势小了，饿变成为一条孱弱的小溪，到了冬天，常会出现干涸现象。以前曾是湖泊或沼泽的地方，变成一处处小水塘，水塘里生长着青鱼等淡水鱼类。平原上出现了一些干旱多沙的地区，时常可以看到鸵鸟在那里昂首阔步。龙骨山上的树木稀疏了，但不远处还生长着森林，斑鹿、狍子、野猪出没在森林里面。山下的辽阔的草地上，奔驰着野马、羚羊、野兔。山顶洞人复原像
这个时期，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里，生活着一群被称为“山顶洞人”的原始人。近世发掘出来的这批原始人头骨的化石，以其奇特的相貌引起世人普遍的关注。
一些著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对这些人类化石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研究，得出了各自的结论。
著名的人类学家魏敦瑞对头骨化石考察后认为：其中一个男性头骨经测量很像是某些西欧智人的化石，一名年纪大一点的女性头骨的化石很像美拉尼西亚类型，一名年纪轻一点的女性头骨的化石像是爱斯基摩人类型。这位魏敦瑞教授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得出结论：这些山顶洞人不是土著的，与土生的“北京人”没有什么传承关系。他们是外地迁来的居民，因受到原住当地的蒙古人种的攻击而最后绝了种。
因为魏敦瑞在国际人类学界是极具权威的，因此后来不少人都因袭其说。
依据山顶洞人洞穴中没有什么像样的石制工具这一事实，有些科学家顺着魏敦瑞的设想作了推断，认为在与当地蒙古人种的械斗中，外来的山顶洞人是失败者，而与之斗争的蒙古人种是胜利者，“胜利的敌人是不会空手而回去的，因此所有山顶洞人精制的成形的生产工具和武器，以及一切可使用的杂物，都被当作胜利品扫数掳去。”
当然，这样分析是并不怎么具有说服力的。
山顶洞是山顶洞人的“家”，那是谁都不会怀疑的。这个“家”是自上而下的“三层楼”。除洞口外，分为上室、下室、地下室。上室深约8米，宽约12米，是山顶洞人们日常生活、栖息的地方。下室在洞穴西半部稍低处，深约8米，是山顶洞人死后的墓葬之地。地下室在下室的深处，是一条南北长约3米、东西宽约1米的裂隙地带，是山顶洞人的贮藏室，包括植物及动物。山顶洞人的头骨发现在下室中，也就是在他们自己的墓室中，刚出土的时候，头顶向上，稍向左方倾斜，看得出是完全按照他们自己的惯例和顺序安葬的。如果山顶洞人是在与本地的蒙古人种斗争中被杀死的，那么，在当时十分野蛮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暴尸荒野，而相反要加以很好地礼葬呢？
至于对山顶洞人的相貌，人们也认为有重新审视的必要。中国的人类学家吴新智对权威的魏敦瑞先生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魏氏对山顶洞人的三个头骨过分强调了其差异而对其共性估计不足。实际上，三个头骨都比较粗硕，头很长，额部倾斜，上面部低矮，眼眶较低，梨状孔宽阔，这些有的是晚期智人所同具的原始特征，有的则与今日蒙古人种相近。他们都应代表原始蒙古人种，与中国人、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特别相近。吴新智认为：“山顶洞人可以看作是上述几种人的共同祖先，并不是几种人聚集到了一个山洞。”
而不少学者则对山顶洞人之谜回答得更干脆。他们认为：山顶洞人头骨从形态观察上讲有着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如鼻骨较窄，有鼻前窝以及有下颌圆枕等。可以肯定，山顶洞人是蒙古人或黄种人的祖先。他们头顶圆横，前额比较饱满，眉脊已不明显突出，脸型和鼻型已与现代黄种人接近，吻部也不再向前伸出，下巴已经明显长了出来，比起他们的老祖宗“北京人”来，山顶洞人可以称得上是“五官端正”了。
中华文明源流之谜
的确，所谓自古以来的“大一统”，只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美丽的梦，而编织这一梦境的始作俑者则是被尊为中华史学之父的司马迁。
子承父志，司马迁要编一部中华民族的进化史，可是，首先使他苦恼的是“太古”时代史料的缺乏、紊乱。杨朱认为：“太古之事灭矣，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五之争或隐或显，亿不识一。”他一连用了“若存若亡”、“若觉若梦”、“或隐或显”三个不肯定形容词，目的无非是要把“太古”历史时期从历史序列中抹去。这是一种对民族的始祖抱虚无、迷惘、玩忽的消极态度。这时，司马迁站出来了，他是有责任心的，他要从无头绪中理出头绪来。
司马迁跑了许多地方，“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江，南浮江淮”，但还是不行。三皇五帝的传说纷纭得很，也讲不清。经过几度反复，他决定一笔把“三皇”抹掉，独独突出“五帝”，而“五帝”中的第一帝就是黄帝。黄帝打败了炎帝，擒杀了蚩尤，“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为五帝中第一帝，后四帝是“黄帝二十五子”中的某子某孙某玄孙。五帝之后的虞、夏、商、周，也都是黄帝子孙，这样一来，大一统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人们一直相信司马迁为当时人和世代子孙编织的这样一个美丽的梦。
可是，这样一个美丽的梦，在20世纪以来的百年考古面前显得不怎么站得住脚了。
就拿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来说，它像满天星斗，撒落在祖国的大地上。元谋猿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郧县人、郧西人，这些直立人分别在不同的方位、不同的地域、按照不同的轨迹发展着，说是某种文化之源，可能他们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源。西侯度人生活在山西省南部芮城县西北隅的中条山阳坡，他们生活在距今180万年前。他们来自何处？可能就来自当地的一种类人猿。元谋人生活在云南北部元谋盆地东缘，生存年代距今约为170万年。他们的生命之源何在？可能就是当地一种纤细型南方古猿演变而来的。山西的西侯度人，与云南的元谋人相差约10万年，他们之间很难说有什么传承关系。还有更古一点的巫山人，也不见得与元谋人、西侯度人有什么源流上的纠葛。这样看来，在几百万年前，中华古土上的人就表现出多源态势。
后来进入智人阶段，有马坦人、大荔人、长阳人、许家窑人、丁村人，有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河套人。他们之间有的有些许的传承关系，但更多的是各为源头，独立发展的。
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人类进入了地质上的全新世时期，地球上的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了。人类拿起了新石器，过起了定居生活，向社会更高的文明度迅进。
从河南许昌的灵井文化遗址，到陕西大荔的沙苑遗址，到山西北部怀仁县的鹅毛口文化遗址，到山东滕县的北辛文化遗址，到河北武安县的磁山文化遗址，到黄河南岸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到渭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遗址，到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到位于杭嘉湖平原的桐乡罗家角文化遗址，到西安半坡文化遗址，到东北兴隆洼文化遗址，到甘肃临洮的马家窑遗址文化，到广东曲江县石峡文化遗址，到福建闽侯县昙石山文化遗址，到西藏东部昌都县的卡若文化遗址，它们之间有的有着某种文化传承关系，有的则自有源头。自古并非大一统这一事实，现在已经是昭然若揭了。
辽西的红山文化是令人震惊的。在辽宁喀左县东嘴红山文化遗址连续发现的距今五六千年的祭坛遗址，牛河梁女神庙和积石冢的发现，“金字塔”式大型文化建筑遗址的发现，都令人不得不承认它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起源地。另外，良渚文化的发现，尤其是瑶山良渚文化祭坛、反山大墓、汇观山大墓的面世，彻底打破了文明起源认识上的传统格局。三星堆古遗址的发掘更令世人震惊，其中有着无数的国宝。其中有被称为世界铜像之王的青铜大立人像。青铜大立人像通高2.62米，头戴回纹筒冠，身着右衽龙袍，两手虚握，夸张为环状，站立于神坛之上，历数千年而栩栩如生。让世人除对当时青铜铸造工艺水平惊讶万分外，还对其独特的美学表达能力叹为观止。其他如青铜神树、钝金权杖、玉边璋、玉牙璋等，都堪称世界一绝。环视祖国大地，东、南、西、北的文化，在跨入文明门槛之时，就丝毫不逊色于中原文化。中华文明的多源，可以说是已经成为定论。
当然也有专家认为，“多源”与“一元”是不矛盾的。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初这段时间，黄河流域拥有了比其他地区更优越的自然环境。气候温和，降水量相当于现今的长江流域，黄土高原土壤疏松，水土无流失，这样，生产力就跑到了其他地区前面，文明程度也高些。其他地区的文化为华夏地区的文化所影响、改铸、吸纳，渐渐地形成了起于多源而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一元”文化。
河姆渡人下海远行之谜
德国大思想家黑格尔，从历史哲学的角度阐述了地理条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名著《历史哲学》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这样一个概念。他讲到了大海和陆地，讲到了人：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们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面，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为的有限的圈子。……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洲各国所没有的，就算他们有更多壮丽的政治建筑，就他们自己也是以海为界——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
人们历来相信这话。但是，河姆渡人的活动给了黑格尔论断以重重的一击。亚细亚人，特别是中国人，不能“超越土地限制”吗？不！亚细亚人，特别是中国人，“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吗？不！
生活在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人，他们是中国水作农业的代表。那里出土的稻谷的外形、颗粒大小都已经接近于现代栽培稻。对河姆渡人来说，土地应该是他们的命根子，但是，他们却“超越土地限制”，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走向了世界。
河姆渡人生活的地方，地处江南的宁绍平原。这里河湖交叉，是著名的“水乡泽国”。解决水上交通成为他们生活上最重要的事务。船，是这里人最主要的水上交通工具，在当时条件下，木制船只的制造大约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和规模。
从河姆渡出土的房屋建筑形式及结构看，它的建筑技术上水平已相当的高。在木结构的交叉连结上，河姆渡人开始突破捆扎式，那采用榫卯工艺，其中有柱头榫、柱脚榫、梁头榫、带梢钉孔榫，以及平身柱的透卯、转角柱互成直角的卯和企口板。这些榫卯制作精巧，结构科学，而且能根据构件的不同受力情况进行处理。这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奇迹。而这种奇迹般的建筑技术，除了用之于房屋建筑外，必然为造船业的兴起和发展创造条件。从种种迹象看，当时的造船业是有一定规模的。
虽然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河姆渡人制作的大型船只，但我们却发现了河姆渡人制作的木桨，有桨必有船，那是十分肯定的。
1973年，在河姆渡晚期文化层中，发现了一件用整块木料加工而成的木器。上部截面略呈方形的柄部已残断，下部如柳叶形，中间厚而外侧稍薄，两侧并不对称。残长为16厘米，宽5.3厘米，厚1.5厘米。从制作方法、形状及使用后磨损状况看，这显然是一支船桨。
1977年，又在河姆渡出土了6支船桨。都是用整段木头加工而成的，十分的坚固。柄部粗细适中，断面有圆形、方形两种。桨叶多呈扁平的柳叶状，且自上而下减薄，制作精细。其中一支残长有92厘米，另一支残长有62厘米，其他大、小不等。
但是，我们敢断言，这些还不是河姆渡人的代表作。他们走出大陆，走向大洋大海，需要的将是更精巧、更有分量的鸿大制作。
在遗址中，发现了河姆渡人制作的两件模仿的陶舟玩具。一件为方形体木舟玩具，另一件舟体看起来好像半个月亮，俯视略呈菱形，两头稍尖而微上翘，头部下还附有穿孔小耳，形态逼真。这两件精美的陶舟艺术品，反映了河姆渡人与舟的密切关系。
在河姆渡人遗址中，有大量水生动物遗骸。这些水生动物，不仅有生长在内河的，还有生长在大海中的鲸鱼、鲨鱼。他们能出海捕鲸、抓鲨，不只说明他们造船和捕鱼能力的高超，还说明他们有着一种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别样的文明。正如张自成、钱治在《复活的文明》一书中指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为我们展示出一个与中原风格迥异的早期海洋文明。”
原始人短命之谜
在原始时代，人的寿命是很短的。据对周口店北京猿人化石的分析，69.2%的猿人化石生前年龄在14岁以下，达到或超过40岁的只占8.5%。在欧洲情况也差不多，据对尼安得特人化石的分析，死于11岁左右的占了40%，死于40岁以上的仅占5%不到。
这是可悲的。
科学家对人的自然寿命作了研究，认为至今为止，再长寿的老人也没有达到生命的极限。一位著名学者指出，各种动物的寿命期限为生长期的五到七倍。人的生长期为22～28年，这样推算人的自然寿命该为120岁到190岁之间，甚至可以活得更长。就是说，原始社会时期一般人只活到了自然寿命的六分之一。
这是多大的人间悲剧啊！
造成这一悲剧的有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的问题，但人们长期忽视了由动物体传染给人体病菌病毒的问题。正是来自动物体的病菌和病毒，吞噬了数以万千计的原始人的生命。这一点已经为考古学所证明，就是原始人也会从动物身上传染到疾病的。
人类为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依靠一部分动物，靠它们来提供食物的来源。除了“六畜”之外，原始人还要与更多的动物打交道。居住在汉水流域的下王岗人，猎获物中就有象、苏门犀、苏门羚、麝、斑鹿、梅花鹿、狍、水鹿、豪猪、野猪、猕猴、黑熊、豹、虎、孔雀、鱼、龟、鳖、水獠、大熊猫、豹猫、水牛、貉，等等。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原始人，他们接触的动物都要比他们的后代子孙为多。
为了生存，原始人必须广泛接触动物，以至于驯养动物。但是，动物——作为众多疾病的传播媒体，也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人的生命之旅，也是一次危险之旅呀！牛是人类最早也是最主要的驯化动物之一。牛从自身的肉、乳、皮，几乎全身都为人类所利用。牛在默默地为人类奉献这一切的同时，也把自身的一切疾病转移给了人类。在人类历史上有好几样最猖獗的传染病，如麻疹、肺结核、天花等，都源于牛。这或许正是牛对人类的一种报复。
由牛传播的天花，在人类历史上不知灭绝了多少人。有记载表明，16世纪的发生在墨西哥的一次天花大流行，一下子“杀死”了近2千万印弟安人，帮助侵略者轻而易举地夺取了这块土地。有文字记载的传染病疫情记录告诉我们，近5个世纪来已有2亿多人口丧身于传染病。应该承认，500年前人类抗击传染病的能力还要差，所受的灾难还要深重得多。人类历史相对于500年来说，是6000倍（如果人类的发展史为300万年的话），在这期间内要被传染病夺去多少人的生命呀，而这一点，恰恰为世人所忽视了。来自动物的致命“礼物”
可以说，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受到动物所携带的病菌的侵犯的。要知道，细菌实际上比人类更聪明，它们能用各种稀奇古怪的方式使人生病。由动物到人的传染，大致经历几个阶段：先是动物将病菌传给其密切接触者，然后在相关人群中传开，之后是在病人身上“安家落户”，形成慢性的、待时而起的、久久伤害人类的疾病。
人类驯化动物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中国很早就有“六畜”之说，也就是指最常见的6种家畜。其实，就人类而言，在大约5000年之前就驯化了的有14种，经常接触到的那可能在上百种。人类在驯养接触动物中发展，也在这过程中经受着考验。善待家养的和野生的动物，学会取利除弊，这是人类进一步前进的必要条件。
楼兰古城突然消失之谜
通西域的张骞真是见多识广，他在回国后给皇帝的上书中谈到了楼兰，他说：“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讲得有点模糊，但大致意思还是清楚的，楼兰在离长安五千里之外，那里有较高的文明，而且筑起了城墙，与盐泽这个湖泊相邻。张骞说的这段话，记述在司马迁著的《史记·大宛列传》中。
古楼兰在哪里？司马迁当然讲不清楚。现今，我们知道，古楼兰在新疆境内罗布泊西岸，在现代当属最荒凉的地区了。可是，在四五千年以前，这里有湖泊，有绿洲，曾经是绿色的文明之地。聪明的楼兰人，曾经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远古的绿色文明。
遗址内的居民区现在还依稀可见排排房柱丛立。这些民居一般由三至五间组成一套单元房屋，有的甚至多达八间一单元。住房10号房址，大厅南北长7米，东西宽5.5米，面积达38.5平方米。大厅规模如此之大，为中原所不见。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大厅一侧设坑，有的两侧设坑，有的三面设坑。有的大厅还发现了火塘遗迹。
在这里，也已经有了自己的陶文化，陶甑、陶釜等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必需用品。
在这里，有着大量的木制餐具，可见，当时这里是水萆茂盛、树木森森的。木制餐具有木桶、木盆、木碗、木勺、筷子、木瓢、木叉、木酒杯等。其中，筷、叉共同被专家视为很有意思的现象。
在通向楼兰的孔雀河下游，考古队发现了大批古墓。其中几座墓葬外表奇特而壮观；围绕墓穴是一层套一层共七层由细变粗的圆木，圈外又有呈放射状四面展开的列木。整个形象似一个大太阳，不由得让人产生种种神秘联想。棺木中还保留着几具较为完好的楼兰女尸。她们鼻梁高，眼睛大，头发浓密微卷，散披于肩后。头上戴有素色小毡帽，帽绿缀红色毛线，帽边插几支色彩斑斓的雉翎。墓中出土有木器、骨器、角器、石器、草编器等器物，经科学测定，女尸及墓中器物至少有四千年历史。可见，在远古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这里的人们已经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相当发达的文明。
后来，在楼兰地区，建起了城市，城市的形制有方城和圆城，以方城为多见。因为地处东西方交通要道，在城市建筑上也荟萃了东西方文明的精华。
较为后起的一座楼兰古城建于罗布泊西北，距罗布泊不到三公里。遗址在两条古河道中间，古河道由东向西注入罗布泊，古城中间有一条水渠与这两条古河道相连。
楼兰古城呈长方形，东城墙长333.5米，南城墙长329米，西墙和北墙均长327米，面积达10万平方米。城墙用粘土与红柳枝及芦苇间杂修筑，厚度从30厘米到1米不等。
古城内有一斜穿城址的水渠，把整座城市分为东、西两部分，这可能是兼灌溉和民用两利的水力系统。在城内渠道之西，遗迹较为集中，可能是当时的居民区。在略偏西南处，有一座很大的院落，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坐北朝南，东西长57米，南北宽约30米，院内沿北墙和东墙各有一排建筑。北面的一排是主体建筑，残存六间房间。墙壁用红柳编织涂泥，房址前还保存有三级阶梯，可见房屋的地面高于外界地面不少。
在西城墙下，亦有一组较大建筑，南北长20多米，东西宽约15米，是由许多房间组成的一组建筑。此外，在城西侧的北部和南部，也有大量建筑遗址，可见，楼兰城在被废弃之前，城内建筑是十分密集的，同时，人口也相对相当密集。
问题在于，楼兰人来自何处呢？从他们使用现在中亚已经灭绝的文字看，似乎“楼兰民族”来自中亚。如果这样，那么，他们经历怎样的迁徒路线，长途跋涉来到这里的呢？在交通工具十分不便的条件下，他们徒步来到这里的吗？
这里有过与世界先进文明并驾齐驱的几千年的辉煌期。可是，为什么到公元三四世纪就销声匿迹了呢？有人说，这与大自然的沧海桑田有关。这里曾是一片绿洲，可是，公元3世纪以后，流入罗布泊的塔里木河下游河床被风沙淤塞，并改道南流，这样，楼兰地区被大自然遗弃，这里的文明也随之消失。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楼兰文明的消失与人为因素有很大关系。汉、匈奴和其他游牧国家常在楼兰这块土地上挑起战争。战争破坏了这里的文明，直至使这里的文明消失殆尽。当然，这都只是在一定事实基础上的推理，究竟怎样，还有待于考古发掘的进一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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