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彦章
出版社：三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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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性本源探析仇犹历史文化人物试读：
引子
从人性本原探析仇犹历史文化人物
根据儒家人之初，性本善思想推绎，仁爱之心，恻隐之心，怜悯之心，羞恶之心，向善之心，进取之心，荣辱之心，人皆有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皆受之于自然，是人性之本源。有位哲人说过，“生活的残酷扭曲不了人性的自然本性”。
仇犹历史文化人物与其他历史文化人物一样，皆具有上述人性之本源。此文就仇犹历史文化中的几个典型历史人物从人性本源进行探索研究。
一、仁爱向善是程婴救孤忠义精神的人性本原
程婴是本真善人性良知而影射出忠义精神的人物，是仇犹忠义文化的核心人物。
程婴生活的年代，是春秋战国时期，也正是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封建伦理道德尚未产生，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封建道德观念与意识还在萌动酝酿之中。所以程婴的德行与善心，既带有封建伦理道德雏形的色彩，又有人性原始本真——“人之初，性本善”的善的良知。他尽管没有直接受封建伦理道德的熏陶，但有与孔子道德伦理相近本真而朴素的恻隐之心与良知，具有简单淳朴的平等互助的道德表现。比如他与妻子宋香关系朴实、和谐、融洽，表现出相互平等的关系，似乎没有太明显的封建男尊女卑等级观念色彩。
程婴虽没有受封建“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的熏陶，但在他骨子里却不乏也有这些意识表现，而他这些表现并非封建传统约束下的“三纲五常”表现，他的“仁”有他独特的内涵表现。比如，他与赵朔、公孙杵臼、韩厥等的关系，并没有明显的等级色彩，显得十分融洽、平和，像似友谊般的朋友，是以真诚良知相待，就这点看，好像已超越封建社会等级观念局限的内涵。看来，封建伦理道德在程婴身上并没有形成定型的意识模式，而人性本真的善与良知在他行为起着统帅作用。
孔子认为，一个人只有使自己的言行举止按“礼”的规定去做，才可以达到“仁”的境界，也才算是一个具有“仁德”的人。可见“礼”是“克己”的准则、尺度，“克己”是实现“仁”的途径，“仁”是以“礼”去“克己”而达到的目的。用“礼”来规定“仁”，实际上就是依“礼”去“爱人”，即按亲疏贵贱的差别爱人。这是孔子“仁”的涵义，表现出消极保守的特点，我们从程婴表现的意识与行为来看，与孔子的这种“仁”，显然是相悖的。从程婴与赵朔、公孙杵臼、韩厥以及赵武、屠子等的关系看，并没有过分亲疏等级差别，而是相对融洽平和的。可见程婴“仁”是以人性本真良知善良为底线，而不是以“礼”为“仁”的前提条件，不是以“礼”充实“仁”的内容，而他的“仁”是一种诚挚纯真的融洽情感。从程婴的外在有时也有些礼仪式的表现，但其内在中却蕴含着他自身以良知为内涵的“仁”。他在与公孙杵臼、赵朔等关系中都能表现出这点。从某种意义看，程婴的“仁”是超越封建等级“礼”的道德意识。孔子勾画出的封建社会人伦关系模式：在以君臣、臣民、父子、兄弟为基本等级关系的宗法等级秩序中，人人都努力克制约束自己。这种“爱而有等”、“和而不同”的理念，在程婴意识中这种“礼”的意念也有一定程度的萌生。比如程婴在处理人际关系中有时秉承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甚至有时在对待屠岸贾等，也表现出“爱而有等”与“和而不同”。
程婴不仅与人交往中具有“仁”、“义”的道德准则，而且也具有恭、宽、信、惠的个人道德境界。最突出的表现是他的聪明才智与智慧。他以自己高超的计谋竟在屠岸贾眼皮底下带着赵武安然无恙地生存多年。程婴在道德追求方面，不仅追求一种完善的社会道德制度与国与国之间和谐相处的理念，而且向往一种个体完美人格。他在个人生存观念上表现乐观豁达。君子只有达到了“仁”，表现在生活态度上，就能做到“乐以忘忧”。程婴可谓是一个“忧道不忧贫”的典型清贫之人。他和妻子的生活可谓简朴，甚至艰难，他却总是幽默风趣乐呵呵的。追求道义忠义成为鞭策他生活的动力。“义”在他身上有两层含义：一是他立身之本，即自身行为规范；二是制定是非标准。他认定赵朔、公孙杵臼等代表正义势力，屠岸贾是邪恶势力。程婴认为，正人君子的选择，应当把“义”放在首位，符合“义”的行为则为之，不符合“义”的行为则去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点，在他处理与屠岸贾的关系中表现的很明显。程婴为了追求忠义道德之完美，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这就是他人性“道德本能”的作用。这就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就是舍生取义。程婴的理想人格，对中国千百年来的民族文化心理和人生道德价值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那种舍生取义的道德风范成为历代仁人志士追求的目标，对我们民族以道德满足为安身立命的传统人生价值观念的形成，也不能不说具有历史渊源的关系。
程婴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常常自省自思。当有人甚至是他的好友劝他利用医药害人时（哪怕是坏人）。他回绝说：“我是医者，医者是救人的，不是杀人的。”他教育大业和无姜时常说：“做人要记住，忠义是本，仁善是源。”“不怕别人谬论，只求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程婴在治学方面很严谨刻苦，好学精神令人感佩。他可以说是博览群书，除专业医书外，其他书也读得精深。他认为，只有好学，才能真正达到仁、智、信、直、勇、刚六种美德的境界。他的人生经历也正好证明了这一点，充分体现了学思行人生修养的内在规律。
从程婴的人性来看，符合善性的特点，他有恻隐之心、善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种“善端”，这四种善端正是仁义礼智四种“善德”的萌芽。从程婴整个救孤过程中完全可体现出这四种“善端”。
说来也怪，程婴先于孟子而生。但舍生取义的孟子思想在他身上早有萌芽，而表现炽烈。断然舍去自己儿子而救赵武，就是这种思想的最生动表现。当时，在孟子看来，坚持道义原则甚至比保存生命都重要：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看来，程婴早先于孟子，就有这种大义凛然的崇高精神，这种先于贤人的精神发祥，实属难能可贵。程婴这种精神，无疑成为永远激励我们追求正义而奋斗的仇犹精神，成为我们规范人生品格的强大动力。思想与精神不仅对社会的安定与发展有一定影响，而且对我们今天人们的人格完善与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都有一定的积极现实意义。
总之，程婴是一个悲天悯人的义士。不仅有颗善良忠义之心，而且具有绝顶的聪明智慧；不仅是一个至仁至善的信徒，更是一个洞察人性的智者。从他藏孤救孤的曲折艰难过程中，生动形象彰显出他的大智慧大境界，真正显示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正义能量。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程婴是仇犹古国历史文化中的经典人物，他的智慧品格、思想精神，堪称仇犹历史文化的精髓，特别是他那种舍生取义的崇高精神与对道德良知的追求，在人们物欲膨胀的今天，更有特殊而现实的借鉴意义。
程婴不仅是典型的忠义之士，而且是最早具有维护和平以邻为伴中华文明思想的人。他面临纷争的晋楚秦等国局势，常常调和各国间的矛盾冲突，（当然不完全排除有时出于利用别国的意图）表现有一定的和谐理念与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几千年前能有这样思想观点，自然定会成为后来人们钦敬与传承的先进文化之精髓。程婴能把医学方面阴阳调和论，运用到了调和解决国与国、人与人之间关系方面，而且达到游刃有余的程度，这不能不说是仇犹历史文化的最早发祥点。这种先进人文理念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凝聚升华为深刻的民族精神，并显示其生生不已的活力。仇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样，有一种不断地从“原生文化”转化为“衍生文化”顽强的再生能力，所以，程婴的忠义精神与人文关系理念，能以极强的生命力绵延传承至今。
综上所述，程婴所表现的藏孤救孤的忠义精神，说到底只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客观现象表现。其本源的东西是程婴本真善良人性之精髓。“人之初，性本善”用之程婴是再恰当不过的。他身上似乎有种超越阶级性和社会性的人性本知的良知，超越了人的身份和关系的局限，他之所以藏孤救孤，不完全是因为受对赵武忠诚的局限，而是他那种发乎天然随性而至本真人性良知而使然，他不仅藏赵氏孤儿，他谁也会救。他的本源是他人性善的本真，他对任何人都是以善为待，良知在他行为中起统帅作用。就连对奸滑的屠岸贾，他也表现出出于人性的宽容与忍让。所以，从本真人性观点看，程婴的忠义精神是后人给他加冕的。如此看来，程婴，似乎又具有“文艺复兴”时代先进思想家提出的“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也体现了我们当今时代所倡导的尊重人关怀人“以人为本”的人文理念。
所以，我们在探析程婴忠义精神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对他本真人性的研究。
程婴之所以有舍生取义的表现，也是和他骨子里的本真善良人性底线分不开的，只有本真善良的人性做原动力，才会有舍生取义的精神表现。
程婴所表现的中华和谐文明消除纷争的思想，以及他在医学方面阴阳调和的理念，也是以他本真善良人性为基本底线的。
看来，研究仇犹文化历史离不开历史人物，研究历史人物，应当把研究历史人物的本真人性作为前提。
著名作家张中行先生在他的名著《顺生论》中曾说过，人性是什么？“从表现方面看，那是与生俱来的某些‘能力（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某些‘趋向’（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所谓与生俱来，就是从有意识之前，并且不以人的为恶而有所改变。乐生恶死，生来如此，受之自然。在道德哲学中，“善”的概念蕴含“应”的理念，就是说凡是善的都是应该做的。诚是善，是应该做的；诈是恶，是不应该做的。其实，应的概念又蕴含能的概念，凡是应该做的，都是能够做的”。程婴藏孤救孤的行为，就是人性“善”的“趋向”我们不得不承认，人性既然是与生俱来的某些能力与趋向，他就不能与行为发生关系。因为，他是行为的动力，流水之源，水到渠成，行为的动力自然也可以决定行为的情况。所以，程婴的藏孤救孤的行为，确有人性本真的率性而行，这种率性而行是一种率善性而行。
程婴藏孤救孤的义举行为，对他来说是一种外在客观表现，而他人性中的仁爱、恻隐向善之心，才是他义举行为表现的主观动机。至于人们对他忠义精神与忠义文化的典型代表的评价，只是后人加冕给他的客观性评价。
裴拉鸠斯说：“在我们的灵魂里，可以说有一种天生的神圣，他统治着我们的精神城堡，支配着我们对善恶的判断。”在程婴的灵魂里，正是有这样的天生的神圣，也统治着他的精神城堡，支配着他对善恶的判断。奥古斯丁宣称：“在判断的天赋能力中，有着确定的规则和德性的本源。”程婴也无疑具有这种具有德性判断的天赋能力。
二、大唐功臣张士贵及其后裔的进取心与荣辱心
张士贵及其后裔在文化转型中表现出的进取精神，也和潜藏在他们本真人性中的进取向上的自然因素分不开的。没有进取向上的动力源泉人性因素的驱使，就不会出现张士贵，绵亘数百年的代代进士奇特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的表现，也正是张士贵那些历史人物人性深层次中隐形文化因素作用的显现。
唐代名将张士贵是一个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具有一定创新精神的人，连他的后裔家族都在坚守优秀传统的同时，能够不断改革不断进取，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正是他们人性骨子里进取之心与荣辱之心的使然，也正是张氏家族能历经唐宋金元，绵亘数百年，几乎朝朝有显官，代代中进士，而彰显出奇特文化现象的人文思想与精神缘由，也是他们顽强文化传承力和坚强政治生命力的表现。张士贵与其家族那种革新图变的精神可表现为以下几点：
顺应潮流，由武到文的转变
其实顺应时代潮流不是张士贵客观行为的表现，驱使他行动的动力却是人性中的向善进取之心。《国语·周语》中有言：“武不可黩，文不可匿。”中国古代政治家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抑武扬文的原则，并载入史册与经典，使之成为我国人文传统的沉沉一脉。北宋王朝实行偃武修文的战略政策，给张士贵家族提供了转型选择的机会。这一历史性的变革，以及科举制度的健全完善，建立起了封建社会比较完整的文官制度，形成了宋代社会文治为主、重文轻武、以文治武的风气。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改变家族的尚武传统，弃武修文，就成为张氏家族重新崛起的明智选择。张氏家族从唐代的武职高官到宋朝的文职宰执，真可谓“文武”双璧辉映，完成了从一个高峰到另一个高峰的跨越，这不仅是时代的跨越，更是思想的跨越。张士贵家族的成功转型，完全适应了北宋王朝修文偃武、文吏治国国策的要求，使他们的仕途生涯多彩辉煌，北宋年间，成就了张氏家族文职官员在家族为官人数中的最高记录。
能适应北宋修文偃武基本国策，正表明了张氏家族具有与时俱进顺应时代潮流的改革意识与进取精神。从当时社会背景看，积极考取功名，追求仕途是无可非议的，关键是要看进入仕途后个人的思想趋向与行为表现。当时，只有有理想有志向有进取之心与荣辱之心的人，才经得起科考的严峻考验与激烈竞争。当然，不可否认，这里有一定封建功名利禄与权力意识的诱惑为动力。但说到底，是和他们人性中积极向上的自然因素的使然是分不开的。
张氏家族由武向文转型，是从他的后裔逐渐过渡转型的。其转型始于张崇嗣（即张士贵第九世孙）。就张士贵本人看，是一名叱咤风云的地地道道的武将。在唐朝，他之所以成为一名英勇武将，主要是他有强烈的“以法治军”的理念，这种观念，在当时看，确是难能可贵的瞻前意识与进取理念，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先进理念，在今天也是很值得借鉴的。张士贵强调法的理念，并不是简单一味的违杖责罚。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亲自驾临部队营地视察练兵情况，因部队陈列不够整齐，他便命令大将军张士贵杖打中郎将等人。李世民因嫌张士贵打得太轻而发怒，便把张士贵投进了监狱。魏征进谏说：“将军的职责，是充当国家的爪牙，让他拿着木棒去打人，本来就已经不是后人所效法的了，更何况因为打人打得轻而被投进监狱呢？”皇上听了之后，才把张士贵释放了。这说明张士贵不仅具有高风亮节的大将风度，而且他的“以法治军”也是有一定标准和底线的。
张士贵家族及后裔，顺应时代潮流而逐步实现由武到文的文化转型，体现了“适者生存，美者优存”的生命本质，这是张士贵家族文化转型的主要内涵与灵魂，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人类文明转型的战略意义，彰显出人类文明的同根性，实现人类在文化属性上广泛性与本土性的完美结合，进而体现了人类文明传承性、变革性、创新性辩证统一思想精神的趋向。
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池田大作都非常重视强调人的精神变革的重要。张士贵家族的文化转型正体现了人在精神变革方面的意义和价值。这种精神变革的动力源泉也是来自于本真人性中积极向上的因素。“偃武修文”的文化战略转型，含有深刻的文明和谐理念的内涵，充满着博爱情怀和理论智慧，有着深长的文化意蕴。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最高境界。古代社会从一定意义上讲，“武”带有一定程度的蒙蛮意念，而“文”，很大程度上是“文明”、“祥和”的象征，“浚哲文明，温恭允塞”。（《尚书·舜典》）以文明指称美好事物和社会发展的繁荣祥和，也将文明和治国方略与执政道德联系在一起。“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可见，文明，亦指文化的进步方向，是一种价值判断。张士贵家族“偃武修文”的转型正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价值与意义，体现出精神文化的先进属性。当代“和谐”理念的提出，创造性地继承发扬了中华文化的理论精华，彰显当代人的新世界发展观，这种祥和范式与古代“抑武扬文”的人文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从仇犹历史文化分析研究，文化具有历史传统和地域分异两重性，文化的基本内涵应是经过历史检验和淘洗而形成的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观。从人类文明史和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看，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既是一个无可争议的文化源地，又在人类历史进步的过程中构成了充满活力的文化体系，辐射出充满魅力的文明之光，成为文明创新的标志。从张士贵禾抑武修文的转型过程中也充分体现子仇犹历史文化的这一特点。从战略眼光分析张士贵家族的文化转型，是仇犹历史文化的进步，是仇犹历史文化的提升。张士贵家族文化转型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进取意识，无疑推动着仇犹历史本地区、本民族、本家族、本社群的自我发展与文明发展，昭示出仇犹历史文化从归范式走向新范式的历史必然性，体现了人类文明转型的主要内涵与灵魂。
今天，人类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将知识上升为智慧，将片面发展的人上升为全面发展的人。张士贵家族的文化转型，正充分体现了这点，正是体现了人的智慧的飞跃，使知识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源泉。“抑武扬文”的转型，正是将文化知识提升为智慧的生动表现，也是推动人的生命活动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不断演进与飞跃的历程，也是人与社会进步与发展新的文明范式的趋向。
张士贵家族后裔不失时机积极进取考取功名，说明他们对带有一定程度公平公正公开竞争意义的科考制度是认同的。这种认同，与他们人性中的进取之心荣辱之心分不开的，这种认同，促使他们在激烈竞争格局中坚守严于治学的精神。因为科考之路并非一条坦途，面临着严峻挑战和激烈竞争，所以没有严谨刻苦的治学精神是不行的。精神不管在什么时代都是应当倡导与肯定的。那种较为公平公正的科考制度从某种程度上一直延续至今（当然现在的高考中考不能与封建社会的科举同日而语），但就公平竞争意义这点看是相同的，（当然科考的目的意义是有本质区别的）就这点看，当今的考试不能不说是历史文化选拔人才制度的一种传承与延续。这种人才选拔制度，不可否认，它有其他方式难以替代的积极进步意义与作用。
从张士贵后裔入仕做官后，坚守道德人格底线与操守且廉洁自律，实在不容易。在张氏家族满门高官，在顶峰的仕途中，宁可弃官却不与贪官党争同流合污而洁身自好。他们在朝中超然自立，“凡有私谒，必严词斥之”。那种光明磊落、刚毅自持的做法和傲然独立的政见态度，着实令人敬佩。这些纯洁高尚的精神与思想表现都与他们的仁爱之心是非之心荣辱之心息息相关，都是值得当今为政者借鉴的。这种现实借鉴意义，正是张氏家族先进战略思想的传承与延续。
张氏家族素以“家世清白”著称，经常告诫子孙：“吾祖家世仁厚业，未敢以依法自累，汝曹效之”；“吾见世之贪者，不旋中等为他人所有，贪究何益？”以此为子孙家训。这充分表明张氏家族把尊崇儒家道德规范，不沾不贪廉洁自律，作为为官之底线与标准。正是由于他们这种耿直清廉的道德优势，才成为他们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因素。他们这种完美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今天，我们的为政者，到底为什么要做官？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千万不可像柏杨先生说的那样，做了官就没有人性了，就失去了羞恶之心，荣辱之心，仁爱之心。可见现代人也有好多东西是需要从古人那里去汲取和借鉴的。这正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根本要义。
从社会效应看，中国传统文化，可分为“劣性”、“中性”、“良性”三种类型。所谓“劣性文化”是指在我国社会历史发展中起了消极或基本消极作用的文化，如三纲五常、特权等级、重男轻女、愚民牧民等。所谓“良性文化”，是指在我国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积极或基本积极作用的文化，如爱国主义、君轻民贵、人本理念、崇仁尚义、道德修养、有教无类、轻徭薄赋等。在劳动人民中，则有反抗统治者的剥削无度和残酷统治，要求“均贫富，等贵贱”的思想等。张士贵家族所表现的历史人文特点，正是典型的“良性文化”，因为“良性文化”包含有积极进步的推进社会发展的先进战略因素内涵，是代表创新价值意义的文化。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就蕴含在这种文化当中。
谈到张士贵家庭素以“家世清白”称著，这是由于他们心灵深层固有向善仁爱道德本能等人性基因本源。他们之所以成为仇犹文化历史上的闪光人物，除了后天慧贤教育，都与他们人性本源基因分不开。作为“良心与向善”的生理本能能力，有的专家名人称之为“道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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