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振铎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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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试读：
自序
我写作这部《中国文学史》，并没有多大的野心，也不是什么“一家之言”。老实说，那些式样的著作，如今还谈不上。因为如今还不曾有过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文学史，足以指示读者们以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和整个的真实的面目呢。中国文学自来无史，有之当自最近二三十年始。然这二三十年间所刊布的不下数十部的中国文学史，几乎没有几部不是肢体残废，或患着贫血症的。易言之，即除了一二部外，所叙述的几乎都有些缺憾。本来，文学史只是叙述些代表的作家与作品，不能必责其“求全求备”。但假如一部英国文学史而遗落了莎士比亚与狄更斯，一部意大利文学史而遗落了但丁与鲍卡契奥，那是可以原谅的小事吗？许多中国文学史却正都是患着这个不可原谅的绝大缺憾。唐、五代的许多“变文”，金、元的几部“诸宫调”，宋、明的无数短篇平话，明、清的许多重要的宝卷、弹词，有哪一部“中国文学史”曾经涉笔记载过？不必说是那些新发见的与未被人注意着的文体了，即为元、明文学的主干的戏曲与小说，以及散曲的令套，他们又何尝曾注意及之呢？即偶然叙及之的，也只是以一二章节的篇页，草草了之。每每都是大张旗鼓地去讲河汾诸老，前后七子，以及什么桐城、阳湖。难道中国文学史的园地，便永远被一班喊着“主上圣明，臣罪当诛”的奴性的士大夫们占领着了吗？难道几篇无灵魂的随意写作的诗与散文，不妨涂抹了文学史上的好几十页的白纸，而那许多曾经打动了无量数平民的内心，使之歌，使之泣，使之称心的笑乐的真实的名著，反不得与之争数十百行的篇页吗？这是使我发愿要写一部比较的足以表现出中国文学整个真实的面目与进展的历史的重要原因。这愿发了十余年，积稿也已不少。今年方得整理就绪，刊行于世，总算是可以自慰的事。但这部中国文学史也并不会是最完备的一部。真实的伟大的名著，还时时在被发见，将来尽有需要改写与增添的可能与必要。唯对于要进一步而写什么“一家言”的名著的诸君，这或将是一部在不被摒弃之列的“爝火”吧。公元1932年6月4日郑振铎于北平
例言
一、中国文学史的编著，今日殆已盛极一时；三两年来，所见无虑十余种，唯类多因袭旧文。即有一二独具新意者，亦每苦于材料的不充实。本书作者久有要编述一部比较能够显示出中国文学的真实面目的历史之心，惜人事倥偬，仅出一册而中止(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第一册)。且即此一册，其版今亦被毁于日兵的炮火之下，不复再得与读者相见。因此发愤，先成此简编，供一般读者的应用。他日或仍能把那部较详细的中国文学史完成问世。
二、许多中国文学史，取材的范围往往未能包罗中国文学的全部。其仅以评述诗古文辞为事者无论了，即有从诗古文辞扩充到词与曲的，扩充到近代的小说的，却也未能使我们满意。近十几年来，已失的文体与已失的伟大的作品的发见，使我们的文学史几乎要全易旧观。决不是抱残守缺所能了事的。若论述元剧而仅着力于《元曲选》，研究明曲而仅以《六十种曲》为研究的对象，探讨宋、元话本，而仅以《京本通俗小说》为探讨的极则者，今殆已非其时。本书作者对于这种新的发见，曾加以特殊的注意。故本书所论述者，在今日而论，可算是比较完备的。
三、因此，本书所包罗的材料，大约总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他书所未述及的：像唐、五代的变文，宋、元的戏文与诸宫调，元、明的讲史与散曲，明、清的短剧与民歌，以及宝卷、弹词、鼓词等皆是。我们该感谢这几年来殷勤搜辑那些伟大的未为世人所注意的著作的收藏家们。没有他们的努力与帮助，有许多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的作品是不会为我们所发见的。
四、他书大抵抄袭日人的旧著，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及近代的四期，又每期皆以易代换姓的表面上的政变为划界。例如，中古期皆开始于隋，近古期皆终止于明。却不知隋与唐初的文学是很难分别得开的；明末的文坛上的风尚到了清初的几十年间也尚相承未变。如何可以硬生生地将一个相同的时代劈开为二呢？本书就文学史上的自然的进展的趋势，分为古代、中世及近代的三期，中世文学开始于东晋，即佛教文学开始大量输入的时期；近代文学开始于明代嘉靖时期，即开始于昆剧的产生及长篇小说的发展之时。每期之中，又各分为若干章，每章也都是就一个文学运动，一种文体，或一个文学流派的兴衰起落而论述着的。
五、本书不欲多袭前人的论断。但前人或当代的学者们的批评与论断，可采者自甚多。本书凡采用他们的论断的时候，自必一一举出姓氏，以示不敢掠美，并注明所从出的书名、篇名。
六、中国文学史的附入插图，为本书作者第一次的尝试。作者为了搜求本书所需要的插图，颇费了若干年的苦辛。作者以为插图的作用，一方面固在于把许多著名作家的面目，或把许多我们所爱读的书本的最原来的式样，或把各书里所写的动人心魄的人物或其行事显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当然是大足以增高读者的兴趣的。但另一方面却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使我们需要那些插图的，那便是，在那些可靠的来源的插图里，意外地可以使我们得见各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生活的情态。故本书所附插图，于作家造像，书版式样，书中人物图像等之外，并尽量搜罗各文学书里足以表现时代生活的插图，复制加入。
七、本书所附插图，类多从最可靠的来源复制。作家的造像，尤为慎重，不欲以多为贵。在搜集所及的书本里，珍秘的东西很不少，大抵以宋以来的书籍里所附的木版画为采撷的主体，其次亦及于写本。在本书的若干幅的图像里，所用的书籍不下一百余种，其中大部分胥为世人所未见的孤本。一旦将那许多不常见的珍籍披露出来，本书作者也颇自引为快。为了搜求的艰难，如有当代作家，要想从本书插图里复制什么的话，希望他们能够先行通知作者一声。
八、得书之难，于今为甚。恶劣的书版，遍于坊间，其误人不仅鲁鱼亥豕而已。较精的版本，则其为价之昂，每百十倍之。更有孤本珍籍，往往可遇而不可求。在现在而言读书，已不是从前那样的抱残守缺，或仅仅利用私家收藏所可满意的了。一到了要研究一个比较专门的问题，便非博访各个公私图书馆不可。本书于此，颇为注意。每于所论述的某书之下注明有若干种的不同的版本，以便读者的访求，间或加以简略的说明。其于难得的不经见的珍籍，并就所知，注出收藏者的姓名(或图书馆名)。其有收藏者不欲宣布的，则只好从缺。但那究竟是少数。
九、近来“目录学”云云的一门学问，似甚流行；名人们开示“书目”的倾向，也已成为风尚。但个人的嗜好不同，研究的学问各有专门，要他熟读《四库书目》，是无所用的，要他知道经史子集诸书的不同的版本，也是颇无谓的举动。故所谓“目录学”云云，是颇可置疑的一个中国式样的东西。但读书的指导，却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关于每个专门问题，每件专门学问的参考书目的列示，乃是今日很需要的东西。本书于每章之后，列举若干必要的参考书目，以供读者作更进一步的探讨之需。
十、本书的论述着重于每一个文学运动，或每一种文体的兴衰，故于史实发生的详确的年月，或未为读者所甚留意，特于全书之末，另列“年表”一部，以综其要。
十一、“索引”为用至大，可以帮助读者省了不少无谓的时力。古书的难读，大都因没有“索引”一类的东西之故。新近出版的著作，有索引者还是不多，本书特费一部分时力，编制“索引”，附于全书之后，以便读者的检阅(以上两种，尚未成稿)。
十二、本书的编著，为功非易。十余年来，所耗的时力，直接间接，殆皆在于本书。随时编作的文稿，不特盈尺而已。为了更详尽地论述，不是一时所能完功，便特先致力于本书的写作。故本书虽只是比较简单的一部文学史的纲要，却并不是一部草率的成就。
十三、本书的告成得诸好友们的帮助为多。珍籍的借读，材料的搜辑，插图的复制，疑难的质问，在在皆有赖于他们。该在此向他们致谢！在其中，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顾颉刚先生、郭绍虞先生和几位藏书家尤为本书作者所难忘记。涵芬楼给予作者之便利最多；不幸在本书出版的前数月，涵芬楼竟已成为绛云之续，珍籍秘册，一时并烬。作者对此不可偿赎的损失，敬伸哀悼之意！
十四、在这个多难的年代，出版一部书是谈何容易的事。苟没有许多友好的好意的鼓励，本书或未必在今日与读者相见。再者，本书的抄录、校对，以刘师仪女士及我妻君箴之力为最多，应该一并致谢！公元1932年5月22日作者于北平
绪论
百科全书式的“正史”——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文学巨人”的影响——中国文学史的使命——其叙述的范围——新材料的发见——辨伪的工作——官书与个人的著作——中国文学进展的两个动力：民间创作与外来影响一
所谓“历史”，昔人曾称之为“相斫书”，换一句话，便只是记载着战争大事，与乎政治变迁的。在从前，于上云的战争大事及政治变迁之外，确乎是没有别的东西够得上作为历史的材料的。所以古时的历史只不过是“相斫书”而已。然中国的史家，从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记载过去的“百科全书”，所以他们所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孔子有“世家”，老、庄诸人有“列传”，屈原、枚乘诸人亦有“列传”，天官有“书”，艺文有“志”，乃至滑稽、货殖亦复各有其“传”。其所网罗的范围是极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便也常常地被网罗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所谓《史记》、《汉书》诸“正史”者之中。
但文学史之成为“历史”的一个专支，究竟还是近代的事。中国“文学史”的编作，尤为最近之事。翟理斯(A. Giles)的英文本《中国文学史》，自称为第一部的中国文学史，其第一版的出版期在公元1901年。中国人自著之中国文学史，最早的一部，似为出版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林传甲所著的一部。
最早的“文学史”都是注重于“文学作家”个人的活动的，换一句话，便是专门记载诗人、小说家、戏剧家等的生平与其作品的。这显然的可知所谓“文学史”者，不过乃是对于作家的与作品的鉴赏的或批判的“文学批评”之联合，而以“时代”的天然次序“整齐划一”之而已。像写作《英国文学史》(公元1864年出版)的法人泰纳(Taine，1828—1893)，用时代、环境、民族的三个要素，以研究英国文学史的进展的，已很少见。北欧的大批评家，勃兰兑斯(G.Brandes)也更注意于一支“文学主潮”的生与灭，一个文学运动的长与消。他们都不仅仅赞叹或批判每个作家的作品了；他们不仅仅为每个作家作传记，下评语。他们乃是开始记载整个文学史的进展的。
原来，自十九世纪以来，学者们对于“历史”的概念，早已改变了一个方向。学者们都承认一部历史绝对不是一部“相斫书”，更不是往古的许多英雄豪杰的传记的集合体；而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历史。乃是活的，不是死的；乃是记载整个人类的过去或整个民族的过去的生活方式的。所以现在的历史，对于政治上的大人物，已不取崇拜的态度，只是当他作为一个社会活动中间的一员。正如托尔斯泰在他的《战争与和平》中之写拿破仑一样，他在那里，已不是一个好像神话中的显显赫赫的人物，却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军官。
随了这个历史的观念的变更，文学史当然也便来了一个变更。也如历史之不再以英雄豪杰为中心一样，文学史早已不是“文学巨人”的传记的集合体了。
但所谓“文学巨人”其成就究竟不同。他们的作品，其本身便是一种永在人间的崇高的创作物。我们乃是直接受其创作品的感兴，乃是直接感受到他们的伟大的成就的。我们可以抹杀一般的政治上的大人物的成就，但我们决不能抹杀文坛上的一个作家，一个诗人的工作。亚历山大过去了，查理曼过去了。但一个诗人，或一个散文作家，或一个戏剧家，却是永在的；他们将永远地生活在我们的面前。只要我们读着他们的永久不朽的创作物，我们便若面聆其谈笑似的亲切地与之同在。古代的希腊与罗马是过去了，但我们如果读着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及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悲剧，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Virgil’s Aeneid)，荷马的《伊里亚特》与《奥德赛》(Homer’s Iliad and Odyssey)，我们对于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情形，便也亲切有如目睹。
所以文学史却要仔细地论列到文学作家的生活。伟大的文学作品，本是大作家的最崇高的创造，当然是离不了作家的自身。所以文学史虽不全是作家传记的集合体，却也不能不着重于作家的自身生活的记述。
然而“人”究竟是社会的动物；我们不相信有一个人曾是完全的“遗世而独立”的。所谓“隐逸诗人”云云，他究竟还是人世间的活动的一员。他尽管不参加当时任何的政治等的活动，然而他究竟是受了社会一切大事变的影响的。他的情感往往是最为丰富的，其感受性，当然也更为敏锐。所以无论什么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受有他所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的影响。那个时代的广大人民的生活都会不期然而然地印染于他们的作品之上。
为了更深切地了解一个作家，我们便不能不去了解他所处的“时代”，正如我们之欲更深切地了解一部作品，便不能不去研究其作家的生平一样。
文学史的任务，因此，便不仅仅成为一般大作家的传记的集合体，也不仅仅是对于许多“文艺作品”的评判的集合体了。
但他还有一个更伟大的目的在！“时代”的与“种族的特性”的色彩，虽然深深地印染在文学的作品上，然而超出于这一切的因素之外，人类的情思却是很可惊奇的相同；易言之，即不管时代与民族的歧异，人类的最崇高的情思，却竟是能够互相了解的。在文学作品上，是没有“人种”与“时代”的隔膜的。我们能够了解美洲的红印第安人，澳洲的土人，欧洲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尽管他们和我们间隔得很远，只要我们读到了他们的神话与传说，他们的文学的作品；我们也能够了解远古的巴比伦人、希腊人，乃至中世纪的匈族与诺曼人，尽管他们的时代离我们是很远，只要我们读到他们那个时代的创作物。
由此可知文学虽受时代与人种的深切的影响，其内在的精神却是不朽的，一贯的，无古今之分，无中外之别。最原始的民族与最高贵的作家，其情绪的成就是未必相差得太远的。我们要了解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不能不先了解其文学。
所以，文学乃是人类最崇高的最不朽的情思的产品，也便是人类的最可征信，最能被了解的“活的历史”。这个人类最崇高的精神，虽在不同的民族、时代与环境中变异着，在文学技术的进展里演化着，然而却原是一个，而且是永久继续着的。
文学史的主要目的，便在于将这个人类最崇高的创造物文学在某一个环境、时代、人种之下的一切变异与进展表示出来；并表示出：人类的最崇高的精神与情绪的表现，原是无古今中外的隔膜的。其外形虽时时不同，其内在的情思却是永久的不朽的在感动着一切时代与一切地域与一切民族的人类的。
一部世界的文学史，是记载人类各族的文学的成就之总簿；而一部某国的文学史，便是表达这一国的民族的精神上最崇高的成就的总簿。读了某一国的文学史，较之读了某一国的百十部的一般历史书，当更容易于明了他们。“中国文学史”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便是一部使一般人能够了解我们往哲的伟大的精神与崇高的创作成就的重要书册了。一方面，给我们自己以策励与对于先民的生活的充分的明了，一方面也给我们的许多友邦以对于我们的往昔与今日的充分的了解。二
文学史的目的既明，则其所叙述的范围，当然很明白的便可以知道，盖文学史所叙述的并不是每一部文学的作品，而是每一部最崇高的不朽的名著。但也不能没有例外。有许多文学作品，其本身虽无甚内容，也无甚价值，却是后来许多伟大作品的祖源，我们由流以溯源，便不能不讲到他们；且这类材料，不仅仅论述一个文体的生长与发展所必须叙及，即说到要由文学上明了那个“时代”，也是绝好的资料。又有许多已成为文学史上争论之焦点的东西或史料，或曾在文学史上发生过重大的影响，成为一支很有影响的派别与宗门的，例如“西昆体”诗，“江西派”诗等，却也不能不讲述——即使其内容是较空虚的。那些作品之所以产生与发展而成为一个宗门，一个大支，当然也自有其社会的背景与根据。
但于上述者外，文学史所讲叙的范围，在实际上也许更要广大。原来文学这个名词所包含的意义，本来不是截然的明白晓畅，像科学中之物理学、植物学等一样的。有许多低级趣味的读物，像通俗的小说、剧本之类，表面上虽亦为文学的一体的一部分，实际上却不能列入“作者之林”。但像许多科学上、史学上的名著，有时却又因其具有文学趣味的关系，而也被公认为文学上的名著：例如庄子、荀况的哲学著作，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郦道元的《水经注》等都是。
但一般人对于这种取舍却常觉得很难判断。《史记》、《汉书》可以算是文学，为什么《通鉴纲目》之类又不能算是文学呢？我们有何取舍的标准呢？我们知道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其间虽无深崭的渊阱隔离着，却自有其天然的疆界；在此疆界内者则取之，在此疆界外者，则舍之。
这个疆界的土质是情绪，这个疆界的土色是美。文学是艺术的一种，不美，当然不是文学；文学是产生于人类情绪之中的，无情绪当然更不是文学。
因了历来对于文学观念的混淆不清，中国文学史的范围，似乎更难确定。至今日还有许多文学史的作者，将许多与文学漠不相干的东西写入文学史之中去，同时还将许多文学史上应该讲述的东西反而撇开去不谈。
最早的几部中国文学史简直不能说是“文学史”，只是经、史、子、集的概论而已；而同时，他们又根据传统的观念——这个观念最显著地表现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将纯文学的范围缩小到只剩下“诗”与“散文”两大类，而于“诗”之中，还撇开了“曲”——他们称之为“词余”，甚至撇开了“词”不谈，以为这是小道；有时，甚至于散文中还撇开了非“正统”的骈文等东西不谈；于是文学史中所讲述的纯文学，便往往只剩下五七言诗、古乐府以及“古文”。
我们第一件事，便要先廓清了许多非文学的著作，而使之离开文学史的范围之内，回到“经学史”、“哲学史”或学术思想史的他们自己的领土中去。同时更重要的却是要把文学史中所应述的纯文学的范围放大，于诗歌中不仅包罗五七言古律诗，更要包罗着中世纪文学的精华——词与散曲；于散文中，不仅包罗着古文与骈文等，也还要包罗着被骂为野狐禅等的政论文学，策士文学，与新闻文学之类；更重要的是，于诗歌、散文二大文体之外更要包罗着文学中最崇高的三大成就——戏剧、小说与“变文”(后来之弹词、宝卷)。这几种文体，在中国文坛的遭际，最为不幸。它们被压伏在正统派的作品之下，久不为人所重视；甚至为人所忘记，所蔑视。直到了最近数十年来方才有人在谈着。我们现在是要给它们以历来所未有的重视与详细的讲述了！
但这种新的资料，自小说、戏剧以至宝卷、弹词、民歌等，因为实在被遗忘得太久了的缘故，对于他们有系统地研究与讲述便成了异常困难的工作。我们常常感觉到，如今在编述着中国文学史，不仅仅是在编述，却常常是在发见。我们时时地发见了不少的已被亡失的重要的史料，例如敦煌的变文，《元刊平话五种》，《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之类。这种发见，其重要实在不下于古代史上的特洛伊(Troy)以及克里底(Crete)诸古址的发掘。有时且需要变更了许多已成的结论。这种发见还正在继续进行着，正如一个伟大的故国遗址，还正在发掘进行中一样。这使我们编述中国文学史感觉到异常困难，因为新材料的不绝发见，便时时要影响到旧结论的变更与修改；但同时却又使我们感觉到异常的兴奋，因为时时可以得到很重要的新的资料，一个新的刺激。有时，我们自己也许还是一个执铲去土的从事发掘工作的人。三
还有一件事我们不能不注意，那便是史料的辨伪。中国文学史的历程，实在是太长了，即就那最可靠的最早的史料而论，也有了三千年以上的来历。对于远古的在《诗经》与《楚辞》以前的诗歌，其靠不住的性质，是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的。所传黄帝时代的《弹歌》，以及皇娥、白帝子之歌一类，当然是不可信的；即《尧典》中所载的君臣赓和之作也都是后人的记载。大约在冯惟讷《古诗纪》的古逸一部，诗歌中可信的实在不多。但不仅远古的著作如此，即较为近代的东西也还是有许多的争论。《西游记》小说向来视为元人丘长春之作，直至最近方才论定为明人吴承恩的创作。而相传的李陵、苏武的五言诗其真伪也是纷纭不已。有许多的谬误的观念，便往往因此而构成。且举一个有趣的例。有一部明人的选本，载了一篇向未被发见过的建安七子时代的王粲《月赋》；居然有许多人相信其为一篇真实的逸文的发见，将其补入汉、魏辞赋之林。但经了细心的批评家的研究，原来这一篇赋便是谢庄的著名的《月赋》！《月赋》的开头假托着“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绿苔生阁，芳尘凝榭。悄焉疚怀，不怡中夜……于时斜汉左界，北陆南躔，白露暧空，素月流天。沉吟齐章，殷勤陈篇。抽毫进牍，以命仲宣。仲宣跪而称曰……”选者目未睹《文选》，便径定为仲宣之作。类似的可笑的作伪，尚未为我们所觉察者，当更为不少。史料的谨慎的搜辑，在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中，因此便成了重要的一个问题。四“历史”的论著为宏伟的巨业，每是集体的创作，但也常是个人的工作。以《史记》般的包罗万有的巨著，却也只是出于司马迁一人之手。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史书，也是他个人的作品。文学史也是如此，历来都是个人的著作。但个人著作的文学史，却也有个区别：有的只是总述他人已得的成绩与见解而整理排比之的，这可以说是“述”，不是“作”；有一种却是表现着作者特创的批评见解与特殊的史料的，那便是“作”，而不是“述”了。
本书虽是个人的著作，却只是“述而不作”的一部平庸的书，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见解与主张。然而在一盘散沙似的史料的堆积中，在时时不断的发见新史料的环境里却有求仅止于“述而不作”而不可能者。新材料实在太多了，有一部分是需要著者第一次来整理，来讲述的。这当然使著者感觉到自己工作的艰巨难任，但同时却也未尝没有些新鲜的感觉与趣味。“官书”成于众人之手，往往不为人所重视。萧衍的《通史》的不传，此当为其一因；宋、金、元、明诸史之所以不及个人著作的《史》、《汉》、《三国》乃至《新唐》、《五代》诸史，此当亦为其一因。但因了近代的急骤的进步与专门化的倾向，个人专业的历史著作，却又回到“众力合作”的一条路上去。这个倾向是愈趋愈鲜明的。其初是各种百科全书的分工合作化；其次便是大字典的分工合作化(例如《牛津字典》)；最后，这个“通力合作”的趋向，便侵入历史界中来。例如一部十余巨册的《英国文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这种专家合作的史书，其成就实远过于中国往昔的“官书”，但有一点却与“官书”同病。个人的著作，论断有时不免偏激，叙述却是一贯的。合作之书，出于众手，虽不至前后自相背谬，而文体的驳杂，却不可掩。所以一般“专家合作”的史书，往往也如百科全书一样，只成了书架上的参考之物。而成为学者诵读之资的史书，当然还是个人的著述。五
有一个重要的原动力，催促我们的文学向前发展不止的，那便是民间文学的发展。原来民间文学这个东西，是切合于民间的生活的。随了时代的进展，他们便也时时刻刻地在进展着。他们的形式，便也是时时刻刻在变动着，永远不能有一个一成不变或永久固定的定型。又民众的生活又是随了地域的不同而不同的，所以这种文学便也随了地域的不同而各有不同的式样与风格。这使我们的“草野文学”成为很繁赜、很丰盛的产品。但这种产品却并不是永久安分的“株守”一隅的。也不是永久自安于“草野”的粗鄙的本色的。他们自身常在发展，常在前进。一方面，他们在空间方面渐渐地扩大了，常由地方性的而变为普遍性的；一方面他们在质的方面，又在精深地向前进步，由“草野”的而渐渐地成为文人学士的。这便是我们的文学不至永远被拘系于“古典”的旧堡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我们的文学也深受外来文学——特别是印度文学——的影响。这毋庸其讳言之。没有了她们的影响，则我们的文学中，恐怕难得产生那么伟大的诸文体，像“变文”等的了。她们使我们有了一次二次……的新的生命；发生了一次二次……的新的活动力。中国文学所接受于她们的恩赐是很深巨的，正如我们所受到的宗教上，艺术上，音乐上的影响一样，也正如俄国文学之深受英、法、德罗曼文学的影响一样。而在现在，我们所受到的外来文学的影响恐怕更要深，更要巨。这是天然的一个重要的诱因，外国文学的输入，往往会成了本国文学的改革与进展。这在每一国的文学史的篇页上都可以见到。虽然从前每一位中国文学史家不曾觉察到这事实，我们却非于此深加注意不可。外来的影响，其重要性盖实过于我们所自知。
原来，我们的诗人们与散文家们大部分都是在“拟古”的风气中讨生活的。然另一方面，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先驱者在筚路蓝缕地开辟荆荒，或勇敢地接受了外来文学的影响，或毫不迟疑地采用了民间创作的新式样。虽时时受到迫害，他们却是不馁不悔的。这使我们的文学乃时时地在进展，时时有光荣的新巨作，新文体的产生。先驱者在前走着；于是“古典主义者”便也往往携其所学而跟随着，而形成了一个大时代。作者们的结习虽深，却阻碍不了时代的自然的前进。一部分的文人学士，虽时时高唤着复古，刻意求工地模仿着古人，然时代与民众却即在他们的呼声所不到之处，暗地里产生了不少伟大的作品。到了后来，则时代与民众又压迫着文人学士采取这个新的文学形式。当民众文艺初次与文人学士相接触时，其结果便产生了一个大时代。过了一个时代，这个新的形式，又渐渐成为古董而为时代及民众所舍弃，他们又自去别创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出来。五代、宋之词，金、元、明之曲，明、清之弹词，近数十年来的皮黄戏，其进展都是沿了这个方式走的。
对于这些重要的进展的消息，乃是著者所深切地感到兴趣的。上卷古代文学第一章古代文学鸟瞰
古代文学的两个特点——二千年的长久的历程——四个进展的阶段——游猎时代和农业时代的文学——汉民族势力的发展——秦的统一与封建制度的打破——汉帝国的建立——汉赋的创作——自建安到太康的光荣时代——对于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所生的恶果——古代文学告终于一个大纷乱的时代里一
所谓古代文学，指的便是中国西晋以前的文学而言。这个时代的文学有两个特点：第一，纯然为未受有外来的影响的本土的文学。我们的中世纪和近代的文学，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都受有若干外来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印度的；但在古代文学史上，则这个痕迹尚看不出——虽然在这个时代的最后，印度的思想和宗教已在很猛烈地灌输进来。第二，纯然为诗和散文的时代。像小说和戏曲的重要的文体，在这时代里，尚未一见其萌芽。在希腊，在罗马或在印度的文学史上，已是很绚烂地照耀着这两种伟大文体的不可迫视的光彩的了。
这个时代，从最早有“记载”的文字留下的时候起，到西晋的末年止，至少是有了二千年左右的历史(前1700—316年)。在这样长久的时代里，我们先民的文学活动，至少也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殷商到春秋时代。这是一个原始的时代。伟大的著作，只有一部《诗经》。
第二阶段：战国时代。这是散文最发展的时代。散文的应用，在这时最为扩大。作者们都勇敢地向未之前见的文学的荒土上垦殖着。韵文也有了很高的成就，产生出像屈原的《离骚》、《九章》，宋玉的《九辩》以及《招魂》、《大招》之类的杰作。
第三阶段：从秦的统一到东汉的末叶。这是一个辞赋的时代。我们还看见五言诗在这时候开始发生萌芽；我们还看见古代的载籍，在这时候开始被整理，被“章句”，被归纳排比在好几部伟大的历史的名著里去。
第四阶段：从汉建安到西晋之末。这是一个五言诗的伟大时代。抒情诗的创作复活了；同时还复活了哲学的讨论的精神。诗人们，学者们，都不甘低首于类书似的辞赋和古代典籍之前了。虽然在最后，我们见到了一个悲惨的少数民族混乱的时代，却并无碍于这个时代伟大的成就。印度的佛教也在这时输入中国，开始在哲学上发生着影响，但文学上似还也不曾感受到什么。二
在这四个阶段的文学的进展里，中国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经济的情况也逐渐在变动着，且在背后支配着文学的进展。
最早的一个时期里我们看见汉民族的殷商一代，已定居于河南的黄河流域。汉族到底是西来的呢，还是定居于本土的原始人种，这有种种专门的辩论，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它。但我们知道当我们的文学史开幕的时候，汉民族已在黄河流域的中部活跃着。他们的文明程度已经是很高的了。他们已知使用铜器。他们已有很繁赜的文字。他们知道怎样卜占吉凶以至行止；他们在兽骨、龟板和铜器上所刻的文辞，是很整饬的。后来周武王伐纣，推翻中枢的政府而自代之。周朝初期的文化未必有胜于殷商。但不久便急骤进步了。就甲骨文辞的记载看来，殷商已入一个农业时代，他们对于卜年卜雨是很注意的一件事。但也颇着重于田渔，这可见他们是未尽脱游猎时代的生活的。周代则完全入到很成熟的农业社会之中。《诗经》里，关于农事的歌咏是极多的；我们读《云汉》一诗，便知当时的人们对于大旱灾是如何的着急。像《七月》，像《硕鼠》等便又活画出当时农民们婉转呻吟于地主贵族压迫之下的呼号。“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连情诗也都是以农村的背景写出的了。三
第二个阶段，来了一个极大的变动。在第一时期的后期，汉民族的势力还未出黄河流域以外。见于《诗经》的十五国风；二南、王、桧、郑、陈，皆在河南；邶、鄘、卫、曹、齐、魏、唐，皆在河北；豳、秦则在泾、渭之间。其疆域盖不出于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四省之外。但在其最后，我们却见到长江流域左右的楚与吴、越皆已登上中国政治与战争的舞台，而为其重要的角色。在这个时代里，政治的局面，更大为不同。中枢政府完全失去了权威，以至于消灭。所谓韩、魏、赵、齐、楚、燕、秦的七国，竞欲争霸于当代，合纵连横，外交的变幻无穷，战争的威胁也无时或已。而对内则暴政酷税，使得民不聊生。平和的农民们连逃亡都不可能。忧民之士，纷出而献匡时之策；舌辩之雄，竞起而效驰驱之任。于是便来了一个散文的黄金时代。在这时，商业是很发达的；尽管争战不已，但商贾的往来，则似颇富于“国际性”。大商人们在政治上似也颇有操纵的能力；阳翟大贾吕不韦的设谋释放秦太子，便是一例。秦居关中，民风最为强悍，又最不受兵祸，首先实行了土地改革，增加生产，且似能充分地得到西方的接济，故于七国中为最强。齐、楚诸国终于逐渐地为秦所吞并。楚地的文学，在这时诗坛上最为活跃；但大诗人屈原等在其他国家里并无重要的影响。
第三个时期的开始，便见秦已并吞了六国，始皇帝厉行新政，“书同文字，车同轨”，废封建为郡县，打破了贵族的地主制度(秦的废封建，似颇受巴比伦诸大帝国的影响，又其自称“始皇帝”，而后以“二世”、“三世”为次，似更是模拟着西方的诸帝的榜样的)。这是极大的一个政治上的革命。自此，真正的封建组织便消灭了。但始皇帝虽为农民去了一层大压力，而秦人的兵马的铁蹄，却代之而更甚地蹂躏着新征服的诸国。因此，不久便招致了“封建余孽”的反叛。大纷乱的结果，得天下者却是从平民阶级出身的刘邦。战国诸世家是永远沦落下去了。刘邦即皇帝位后，大封同姓诸侯。但文、景之后，封建制度又跟随了七国之乱而第二次被淘汰。在这时候，北方的一个大敌匈奴，逐渐地更强大了(他们为周、赵、秦的边患者本来已久)。唯于大政治家刘彻的领导之下，汉族却给匈奴以一个致命伤。同时，西方诸国也和汉帝国更为接近。西方的文化和特产开始输入不少。王莽出现于西汉之末。他要实现比始皇帝更伟大的一次大革命，经济的革命。可惜时期未成熟，他失败了。东汉没有什么重要的变动。汉帝国的威力，渐渐地堕落了。西方诸小国已不复为汉所羁縻。
这三个世纪，并没有产生什么伟大的名著。但屈原的影响却开始笼罩了一切。两司马(迁和相如)代表了文坛的两个方面。迁建立了历史的基础；相如则以辞赋领导着许多作家。但两汉的辞赋，不是“无病而呻”的“骚”，便是浮辞满纸，少有真情的“赋”和“七”。他们只知追踪于屈、宋的“形式”之后，而遗弃其内在的真实的诗情。散文坛也没有战国时代的热闹，但较之诗坛的情况，却已远胜。古籍整理的结果，往古的史实渐渐成为常识。便有像王充一类的学者，以直觉的理解，去判断议论过去的一切。五言诗渐代了四言的定式而露出头角来。四
第四个时期可以说是五言诗的独霸时代。尚有诗人们在写四言，但远没有五言的重要。在这时代，我们看见汉末的天下纷乱；我们看见魏的统一，晋的禅代；我们还看见少数民族的纷纷徙居于内地。魏、晋的这个羁縻政策的结果，造成了后来的五胡十六国之乱。在这时的初期，魏、蜀、吴的三国虽是鼎峙着，而人才则几有完全集中于魏都的概况。蜀、吴究竟是偏安一隅。因形势的便利，又加之以曹氏父子兄弟的好延揽文人学士们，于是从建安到黄初，便成了一个最光荣的五言诗人的时代，一洗两汉诗坛的枯陋。辞赋在这时代也转变了一个新的机运。隽美沉郁的诗思复在《洛神》、《登楼》诸赋里发见了。司马氏继魏而有天下。东南的陆机、陆云也随了孙吴的被灭而入洛。诗人们更为集中。因了两汉儒学的反动，又佛教的开始输入，在士大夫间发生了影响，玄谈之风于以大炽。竹林七贤的风趣是往古所未有的。阮、嵇的诗也较建安诸子为更深厚超逸，引导了后来无数的诗人向同一路线走去。
在西晋的末叶，我们看见了大变乱将临的阴影。诸王互相残杀，文人们也往往受到最残酷的噩运，徒然成了政争的无谓的牺牲。从永兴元年(304年)刘渊举起了反抗的旗帜，自称大单于的时候起，中原便陷于水深火热的争夺战中。中世纪的文学就在那个大纷乱的时代，代替了古代文学。第二章文字的起源
中国语言的系统——南方语言种类的繁赜——文字的统一——文字与语言的联合——文字的类别——中国文字的起源——典雅的古文之产生——口语文学的消沉——甲骨文字的发见——金石刻文——字体的变迁——文字孳乳的日繁——外来词语的输入一
中国的语言，在世界的语言系统里，是属于“印度支那语系”一支中之中国暹罗语的一部。说中国语的人民，区域极为广大，人数也多到四万万以上。在其间，又可分为南北两部的方言。北部的方言，以流行于北京的所谓“官话”为标准，虽因地域的区别而略有歧异，像天津话、辽宁话、山西话和北京话的差别，但其差别究竟是极为微细的。现在所谓“国语”，也便是以这种语言为基础而谋统一的实现的。南部的方言，则极为复杂；粗分之，可成为浙江、福建、广东的三系。浙江系包括浙江省及其附近地方；福建系包括福建全省及浙江、广东使用福建系方言的一部分；广东系则包括广东、广西二省。而在这三系里又各自有着很不相同的歧系。像浙江方言又可分为上海、宁波、温州三种；福建方言又可分为福州、厦门、汕头三种；广东方言又可分为广州、客家二种。
如果把全国的方言仔细分别起来的话，诚为一种困难的复杂的工作。各地方所刊行的用各种不同的中国语系的方言所写的唱本等，可惊奇地使我们发见其数量的巨大可观。在实际的使用上说来，如果一位不懂得广东方言的人到南部去旅行，不懂得厦门话的人到闽南等地去考察，一定要感觉到万分的困难，正如一句德国或法国话不懂的人，到欧洲去旅行一样，也许更要甚之。而不少的南部的人，到北方来，有的时候，竟也听不懂话，办不了事。这是屡见不鲜的事。二
但中国的语言虽是这样的复杂，文字却是统一的。譬如，我们在广东或香港旅行时，言语不通，遇到困难，以纸笔来作“笔谈”，却是最简单的一种解决的方法。原来，不管语言的如何分歧，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在很早的时候便已寻找到一种统一的工具了，那便是“文字”的统一。在远东大陆上的这个大帝国，所以会有那么长久的统一的历史者，“文字”的统一，当为其重要的原因之一。
文字和语言同为传达思想和情绪的东西。正同每个野蛮民族之必有其语言一样，最野蛮的民族也必各有其最幼稚的文字的萌芽。语言只是诉之于听觉的，其保存，只是靠着人的记忆，其传达，只是靠着人的口说，未必能传得远，传得久，传得广，或未必能够正确无讹。但文字则不同，她是有语言所未必有之传达的正确性和久远性的。自有文字的发见，于是人类的文化才会一天天的进步；往古的文化得以传述下去，异地的文化，得以输传过来，所取用者益广，益博，于是所成就者也就愈伟大，愈光荣了。
在最早的时候，文字与语言是没有什么联络的关系的。他们虽同为传达思想、情绪的工具，却一则诉之视官，一则诉之听官，其发展并不是同循一辙的。在那时，文字还不过是绘画的或象征的符号，其作用至为简单，只是帮助记忆而已。今日非洲及澳洲的土人们，每遣使人他适传达意志时，则用一种树枝造成的木棒，以种种样式的符号刻画于上，以备遗忘；或对方见了这棒也可以明了其意。秘鲁的土人昔尝用结绳的制度；这正与《易系传》所谓“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话相应。但较进步的民族，则应用到更复杂的绘画或和绘画相类似的方法，以传达或记载某意或某事。最初的文字，大都和实物是相差不远的。中国古代的象形字，如日、月、山、川、鸟、马等，皆不过是绘画而已。埃及的象形字，像说两匹马，便是实在的绘着两匹马的。但后来，这些绘画的字形，渐渐地简单了，离开图画便一天天地远了。同时，许多抽象的观念，也能以会意的字表之，如上下等字，都是由象征文字而出来的。
但文字如果不能和语言联合的话，便永远只会是一种绘画或象征的符号而已。人类文化愈进步，于是文字不仅是实物的绘画或象征的记录，而也是语言的代表或符号了。文字和语言的合一，一面语言渐渐地得以统一了，一面文字也更趋于复杂，滋生得更多，而同时，离象形字的状态也益远，更有许多象音、会意的字创造出来。在这种人类所特有的符号之下，千万年来，是那样精致地记录下，或传达出人类的伟大的思想与情绪！所谓文学便是用这种特创的符号记录下或传达出的人类的情思的最伟大的、最崇高的和最美丽的成就。三
文字学者尝将文字分为二种，一为意字(ideograph)，一为音字(phonograph)。中国文字有一部分是“意字”，即所谓象形文字者是。“音字”又分单语文字、音节文字、单音文字三种。单语文字，即一字可以代表一语者，中国文字也多有之。但同时并有将意字和音字联合起来了的，像“江”、“河”等“形声字”皆是。在许慎《说文》里，我们不知可以见到多少的“从某何声”(如“雅”字便是从隹、牙声的)的文字。音节文字，即代表单语中所分之各音节，像日本之平假名，片假名者是。单音文字即代表言语上之单音；语言上所用各种之音，本来不能一一以符号记之，只将单音构成之元素记之，像欧洲各国的字母便是。
文字的目的，既在于代表语言，故当某种文字输入于他处的时候，其组织法便跟了所输入之处的语言的变异，而完全变更了过来。例如，腓尼基的文字传到希腊时，希腊人便将其组织的方法变更了一下而采用之。日本的文字，便也是采用了中国字的偏旁而用来代表其语言的。
中国古代的文字和语言是合一的；至少，在中原的民族是合一的。其他各地，还使用着不同的语言(像在春秋的时候，楚地呼“虎”为“於菟”，便是一例)；至于是否有不同的文字，则不可知。我们观于秦始皇帝的屡次提到“同书文字”(《琅琊台立石》)，或“书同文字”(《始皇本纪》)，臣下们至以此和“车同轨”、“器械一量”同为歌功颂德之语。或当时各国所用的文字说不定竟未必是相同的(或至少是有着各种不同的书写方法)。唯就殷墟所发见的甲骨文字及殷、周诸代的铜器款识观之，又确知很早的便有一种共同的文字的存在。这种共同的文字，或其初只是占据于中原的民族之所用；后来才因了他们的势力的渐渐扩大，而流传到各地去。总之，在很早的时候，中国的文字大约便已是统一了的。唯语言，则如上文所述，在南方各地就未能统一。又，即在古代，因了语言的时代的变异，而文字则成了一成不变的固体，故中原民族所用的文字，便也渐渐地和语言不能合一。文字很早地便成了典雅的古文；而语言的流变和歧异则仍然继续存在。总有两千年以上的时间了，中央政府都在维持着“文字”的统一；至于语言的统一的要求则似是最近的事。
中国的文学，大多数是用典雅的“古文”写成了的；但也有是地方的方言和最大多数人民说着的北方的口语写成的。那些口语的文学，其历史的长久不下于“古文”。唯往往为古文的著作所压倒，而不为学者们所注意。直到最近，他们的真价才为我们所发现，所明白。四
中国文字，相传是由仓颉创作的。但这说起来甚晚。《易系传》只说“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到了战国时代，才有仓颉作书之说。《说文·序》以仓颉为黄帝之史。如果他们的话可信，则中国文字是始创于黄帝时代(约前2690年)的了。但我们以为，中国文字的起源或当更早于这个时代。唯真实的有实物可征的最早的文字，则始于殷商的时代。殷商时代的文字，于今可见者有两个来源：一是安阳出土的龟甲文字，一是历代发掘所得的钟鼎彝器。后者像“乙酉父丁彝”、“己酉戌命彝”、“兄癸彝”、“戊辰彝”等都还可信。前者则自光绪二十四五年间河南彰德小屯村出现了有刻文的龟甲兽骨之后，专门学者们致力于斯者不止数十人；近更作大规模的发掘，所得益多。把这些有刻辞的甲骨和鼎彝研究一下，便可知中国今知的最古的文字，是什么一个样子的。虽然有许多文字到现在还未被我们所认识，但就其可知的一部分看来，其字体是和后来的篆文很相同的。但有两点是很应该注意的：
第一，文字的形式尚未完全固定，一字而作数形者，颇为不少。试举羊、马、鹿、豕、犬、龙六字的重文为例：
(羊)
(马)
(鹿)
(豕)
(犬)
(龙)
第二，文字已甚为进步，不独是象形字，即会意字、形声字也已很自由地用到。这可见那时的文化程度已是很高的了。在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待问篇》里说，可识者有五百余字。而在商承祚的《殷墟文字类编》里，可识者已增到七百九十字，又《待问篇》更有四百字左右，共在一千字以上。而实际上，龟甲文辞尚在陆续发见，其所用的字，当决不止这些数目而已。
周代所用的文字，就金石刻文中所见者，与“殷墟书契”不甚相远，也有不能完全辨识之处。晋时在古冢中所发见的古文，解者已少。汉时的经师，也以能读古文为专门之业。《汉书·艺文志》有“《史籀篇》，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是乃今文《千字文》之流的东西。《说文·序》道：“尉律：学童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表明这种字体在汉时尚流行于世。此字体即为大篆。秦时李斯等为小篆，程邈等又为隶书；到汉时，史游又作章草，渐与今体相合。至于今日流行者，字体种类至多，篆书亦间见用。好奇者甚或用到龟甲钟鼎的古文奇字。唯大都以楷书为正体。
汉时诵九千字者即可为吏。时代愈进化，则文字的滋生益多。自和西域、印度交通后，印度、西域的词语也输入不少。到了清代编纂《康熙字典》时已收入四万余单字。但实际上有许多单字是很少独用的，每须联合若干字成为一词，例如“菩萨”、“菩提树”、“涅槃”、“剪拂”等，都只是一个词语。若连这种种“词语”而并计之，则总要在六七万词字以上。清末，西方的文化又大量输入，新字新词的铸造，更见增多。用来抒写任何种的情思，这么多的中国词语是不怕不够应用的。参考书目
一、《中国文字学》容庚编，有燕京大学石印本。
二、《殷墟书契考释》罗振玉编，有上虞罗氏刊本。
三、《殷墟文字类编》商承祚编，有上虞罗氏刊本。
四、《金文编》容庚编，有上虞罗氏刊本。
五、《说文解字诂林》丁福保编，上海医学书局出版，研究《说文》之书以此为最完备。
六、《康熙字典》有原刊本，有道光间刊本，后附校勘记，勘正原版错误处达数千余条。惜日常所用者仍是康熙版，道光版未见流行。第三章最古的记载
最古的文书可靠者少——甲骨与钟鼎刻辞的重要——甲骨文字是否全为卜辞的问题——钟鼎刻辞的简短——毛公鼎——石鼓文——诅楚文——最古的誓诰的总集：《尚书》——今文与古文之争——最古文书的三类：誓辞、文诰书札与记事的断片——《尚书》的时代——《山海经》：古代神话与传说的渊薮一
最古的记载，可靠者很少。所谓邃古的书：“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当然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即《尚书》里的文章，像《尧典》、《禹贡》之类，也不会是尧、禹时代的真实的著作。又像《甘誓》之类，就其性质及文体上说来，比较的有成为最早的记载的可能性，唯也颇为后人所怀疑；至少是曾经过后人的若干次的改写与润饰的。今日所能承认为中国文学史的邃古的一章的开始的“文书”，恐怕最可靠的，只有被发掘出的埋藏在地下的甲骨刻辞和钟鼎彝器的记载了。有刻辞的甲与骨，最早的发见在光绪二十六年。福山王懿荣首先得到。丹徒刘鹗又从王氏购得之；这使他异常地注意，更继续地去收集，共得到五千余片，选千片付诸石印，名曰《铁云藏龟》(1903年出版)。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大骚动。有斥之为伪者，但也有知道其真价的。上虞罗振玉于宣统间继刘氏之业，所获益多。民国十七年，中央研究院派人到殷墟进行正式发掘的工作，所得重要的东西不少。商代的文化，自此为我们所知。但这些甲骨刻辞记载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在同一个地点发见了那么许多的甲骨刻辞呢？其消息和拉耶(Layard)在尼尼微古城发见了整个楔形泥板书的图书馆是可列在同类的吧。龟板都是两面磨斲得很平正的，兽骨也都很整齐。所刻文字，有首尾完全者，但都很简短。究竟一片龟板或一块骨上刻了多少字，是很不规则的。长篇的记载，是否不止以一二片的龟板(或一二块骨)了之，也是很有注意的价值的。中央研究院《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董作宾的《新获卜辞写本后记》里，曾说起发见刻有“册六”二字的龟板，且有穿孔。是则把许多龟板穿串为册子，是很有可能的。罗振玉《殷墟书契菁华》里所载的骨上刻辞有长到百字左右的，且还是残文。这可见殷商文辞不仅仅是简短若《竹书纪年》、《春秋》般的。从罗振玉诸人以来，皆以甲骨刻文为卜辞。罗氏分此种卜辞为九类：卜祭、卜告、卜、卜出入、卜田猎、卜征伐、卜年、卜风雨及杂卜(《殷墟书契考释》)。董作宾氏则更加上了卜霁、卜瘳、卜旬三类(《商代龟卜的推测》)。但这些甲骨刻辞是否仅为占卜的记载呢？这是很可注意的。那些磨制得很光滑的龟板兽骨，是否仅为占卜及记载卜辞之用呢？最近发见的两个兽头上的刻辞，都记载着某月王田于某地，其中之一，且是记载着获得某物的。这当然不会是卜辞。在龟甲刻辞上，有“获五鹿”、“由于陟，往(缺)获一”、“毕御获一鹿七”等，又多有帝王大臣之名，及地名等，似不是单纯的卜辞。或当是殷商的文库吧，故会有那么多的零片发见。为了殷人好卜，所以卜而后行的事特别多，或便利用了占卜用过的甲骨以记载一切。这似都需要更仔细的讨论，这里且不提。
钟鼎彝器的发见，为时较早；宋代的记载古器物刻辞的书里已有不少三代古器存在着。唯最古者仍当推属于殷商时代之物。周代的东西也不少。钟鼎彝器的刻辞，往往只是记载着某人作此，或子孙永宝用之的一类的铭辞。但也有很长篇的文辞，其典雅古奥的程度是不下于《尚书》中的誓诰的，像毛公鼎上的刻文便是一个好例。毛公鼎的刻辞有四百四十九字之多，当是今见的古代器物上刻辞的最长的一篇。又有石鼓文的，系刻于十个石鼓之上，记载一件田猎之事的；以“车既工，马既同；车既，马既”写起，接着写射鹿，获鱼，得雉，以至于猎归。虽然残缺不少，但还可以见到其宏伟的体制来。这篇文字的时代，论者不一；或以为是周宣王时代的东西。但今日已证实其为秦代之物。又有诅楚文三篇，也是那个时代的秦国的文章。无论如何，把他们归到《尚书》时代的文籍里，当是不会很错的。二
但甲骨、钟鼎刻辞等，以不成篇章者为最多。其较为完美的文籍的最古的记载，几全在《尚书》里。编集《尚书》者相传为孔子。据说全书原有一百篇，今存五十八篇。然此五十八篇却非原本，其中多有伪作。可信为原作者仅由伏生传下的二十八篇而已。其余三十篇，有五篇系由旧本分出，有二十五篇则为伪作。伏生的二十八篇亦称为“今文本”，五十八篇则亦称为“古文本”。今文本由伏生传下，传其学者，在汉有大小夏侯及欧阳。古文本相传系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以广其居时，由壁中得到。《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又同书《艺文志》：“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又同书《楚元王传》亦言：“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由此可见在西汉之时，逸书或《古文尚书》，较之今文仅多出十六篇。此《古文尚书》十六篇，大约在东晋大乱时已失不见。到了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忽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这个增多本，初无人疑其为伪者。到了宋时，方才有人觉得可疑。到了清初，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从种种方面证实，增多的二十五篇，实为梅赜所伪造，不仅“文辞格制，迥然不类”而已。这成了一个定谳。
就伏生本的二十八篇而研究之，《尚书》的内容是很复杂的，但大约可分为下之三类：
第一类 誓辞 这个体裁《尚书》里面很多，自《甘誓》起，至《汤誓》、《牧誓》、《费誓》都是。这是用兵时的鼓励臣民的话。我们在这些古远的誓辞中，很可以看出许多初民时代的信仰与思想。譬如《甘誓》，是夏启与有扈氏战于甘之野时的誓语，他对于六卿所宣布的有扈氏罪状乃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八个字(有人据此八字疑其为后人所伪作。但至少当经后人的改写)；于是他便接下去说：“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称天以伐人国，乃是古代民族最常见的事。凡当双方以兵戎相见的时候，无论哪一方，总是说，他是“恭行天之罚”的，他的敌人是如何如何的为天所弃。不仅启如此而已。汤之伐桀，亦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又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纣亦曰：“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总之，无论哪一方，总是告诉他的部下说：“我们是上天所保佑的，必须顺了天意，前去征伐。”他们又是奉了庙主或神像前去征伐的，所以“用命”便“赏于祖”，不用命便“戮于社”。这很可看出古代如何的崇奉神道，或利用神道，无论什么事，都是与神道有关系的；与一个民族有生死存亡的休戚的战争，当然更与神道有密切的关联了。如果我们读着《甘誓》(约前2196年)、《汤誓》(约前1777年)及《牧誓》(前1122年)三篇便很可以看出其中不同的气氛来，神的气氛是渐渐地少了，人的气氛却渐渐地多了。其为不同时代的东西无疑。不过，像《甘誓》、《牧誓》的写出，可能要比较晚些。
第二类 文诰书札 这一类《尚书》中很不少，自《盘庚》、《大诰》、《洛诰》以至《康诰》、《酒诰》、《梓材》、《秦誓》皆是。它又可分为二类：一类是公告，即对于民众的公布，如《盘庚》；一类是对于个人的往来书札，或劝告，如《大诰》、《康诰》、《讲范》。这一类的古代文书，在历史上都是极有用的材料，更有许多珍言训语，在文学上也是很可宝贵的遗物。譬如《康诰》，便是一篇恳挚的告诫文书，《大诰》、《盘庚》中的文告，便是两篇反复劝谕的又严正，又周至的公告。
第三类 记事的断片 这一类《尚书》中较少，如《尧典》、《禹贡》以至《盘庚》中的一部分，及《金滕》等皆是。《尚书》中的诸文，每有一小段记事(虽然不见每篇中皆有)列于其首，例如《洪范》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