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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0-06 03: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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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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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历史(中)

穿越历史(中)试读:

简介

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漫谈古今中外史,一览上下五千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青楼名妓秦淮风月。

第一章 揭秘历史

蒙族入侵中国时的种族大灭绝

宋朝时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而且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其它文明地区。中国发展停滞以至於最终落后于西方文明,正是蒙古帝国的大屠杀、野蛮破坏、和残酷的奴役造成的大量人员、尤其是掌握先进技术的汉民族精英的死亡造成的。蒙元入侵初期,实行的是种族灭绝和彻底破坏的策略。中国北方被毁得千里无人烟。这在后资治通鉴里有明确记载的事实,而在中国现代史家的通俗读物里是见不到的。

蒙元政权攻打南宋时,遇到了在世界其它地区难以见到的顽强抵抗,事实上,蒙元军事力量虽强大,但没有取胜南宋的的把握,这迫使他们改变了野蛮的灭绝屠杀行为,改用相对文明的方式征战。征服的城市不再屠杀干净,也不再焚烧一光。而是启用当地投降的官员用原来的方式管理。这样,中国南方(长江流域和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免遭破坏。马可波罗在中国见到了仍然是世界首富的繁荣,这种繁荣是几白年来宋代人们创造积累的。蒙元只不过没有破坏干净,但他们除了疯狂搜刮财富,没有对繁荣有任何贡献。实际上,中国正在蒙元统治下走向衰退。

而在掌握蒙元史编造原则的中国历史学家笔下,宋代是一个充满腐朽落后的时代,而蒙元是一个欣欣向荣、生气勃勃的新时代。马可波罗见到的繁荣,被他们当所蒙元英明统治的证据。蒙元专家的研究论文,只集中在为两个观点找例子,一是宋代皇室的腐败、软弱。二是蒙元时代的科学、文化、经济成就。他们所有举出蒙元时代的成就,都是汉族人们创造的。但他们都牵强附会归功于蒙元政权。而蒙元在在四川、中国北方屠刀下千里无人烟的惨剧,对他们的结论没有什么影响。最多轻描谈写,一笔带过说蒙元有部分破坏生产力行为,还不忘了交代一下这是个别现象。为了民族团结,不要在追究这种事。

而宋代在这些中国专家笔下,则是充满统治阶级腐朽落后,阶级矛盾减弱的朝代。在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文章列举一系列宋代腐败现象只后,他得出如下结论:“这样腐败的政权,任何民族都有权力推翻它而取而代之。所以蒙元当中国的主人是推倒历史前进的”。他的话让我范描写想起两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的腐败,同理,是不是因为清政府腐败,那英国、俄国、日本等民族就有权力当中国的主人?否则阻碍历史发展?按照同意逻辑,是不是汉民族的管理者被别人找到腐败现象,任何其他民族都有权力象蒙元政权那样屠杀、奴役汉民族。这些历史学家所作所为,等於是在为另一次大规模屠杀汉族人民提供借口。

事实是,蒙元所侵入世界上文明地区(不仅中国),不仅造成了文明发展的大倒退,伊斯兰和欧洲学者(尤其是俄国学者)详尽描述了蒙古人在中国以外地区造成至今是有史历来最大的人道灾难。几千万甚至上亿贫民被屠杀。这种屠杀,不但没有促进当地文明发展,反而造成所有被蒙古掠夺过的地区发展的全面停滞。我所读过的一本苏联历史书上清楚地论证道,俄国在蒙古人屠杀和占领后,人民痛苦地倒退到野蛮时代。万幸俄国受没有被破坏西方文明影响,逐渐恢复了国力,赶走了蒙古人。如果不是因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世界上失去了这唯一的文明源头。那我们今天也未比在中世纪的人们生活水平高。造成中国落后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北方游牧民族两千年以来不断的屠杀、破坏、征服奴役。这其中,蒙元政权是最恶劣例子。

客观地说,中国明代以后的主流历史学家对宋的贬斥情有可原。尽管宋代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但是由于宋的军事软弱,人民遭受被蒙古人屠杀、抢劫、奴役的巨大痛苦。而宋的繁荣并没有留给后人。所以明代以后中国史家倾向于研究宋的缺陷,忽略了宋的繁荣。更谈不上思考宋的繁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幸运的是,不受中国史学界控制的西方史家则没有这个偏见,西方国家后来的发展很多受益与宋代的发明创造。对宋的成就多有赞扬。(实际上西方学者受语言文化限制,只了解宋成就的很小部分)。但是,现代中国主流蒙元史家把宋代描写的一团漆黑,已经很难说是偏见引起。说元代因为蒙古人统治而比繁荣,是弥天大谎。根本不具备任何职业道德。

中国在宋代已经有成熟的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系统和福利制度。许多宝贵的经验到今天还被中国遗忘,却在西方国家却后来居上,从新发明和改善了这些文化传统。然而中国的主流历史学家却刻意隐瞒真相,使得很多这些关键的历史真相,尤其是宋代的辉煌成就,需要经过西方学者、或者有历史造诣的极少数非职业史家用业余时间通过互联网才能慢慢揭示。

很多不同来源的历史原始资料都表明游牧民族,包括蒙古民族在没有接触到文明地区之前,生存手段低下,常常没有温饱,经常发生为了争夺食物,父子、兄弟自相残杀。老老幼病残遭到遗弃。由於不畜牧,而是游牧,草场快被破坏。游牧民为了生存,争夺草场,经常大规模自相残杀。游牧民族有种族灭绝的习惯,每战胜一个部落,就把对方男子全部杀光,把女子和幼儿掠夺为自己的奴隶。由於这种生存方式成活力很低,所以游牧民族经常到人口稠密地区掠夺人口,补充自己的来源。所以尽管蒙古和土儿其同祖同宗,但土耳其在欧洲、西亚、中亚地区掠夺白中国人口,成为白种人,而蒙古地区游牧民族掠夺中国和朝鲜等文明地区的人口,成为黄种人。阿尔泰民族群体原来的人种,已是难以解开的谜。

远离农业地区的游牧民族从来没有什么成就。而靠近文明地区的游牧民族可以抢劫财富。抢劫到的财富比自己靠原始游牧手段得到的财富多得多。使得靠近文明地区的游牧民族把它当作主要的生存手段。他们或者直接抢劫,或者利用抢劫做威胁,用少量物品(主要是马)强迫文明地区向他们输送衣物、铁器、食物、金银等来维持生活。而文明地区地区打内战时或者企图抵抗其它游牧民族抢劫时,经常找游牧民族部落做雇佣军。事实上这种雇佣和贸易造成了畸形强大的游牧民族。中国除了華夏文化还有其它出色的文化对中国发展有贡献,比如藏文明、高丽文明和维吾尔族的文明。但游牧民族偶然保护文明地区不受其它游牧民族抢劫,对文明发展没有任何贡献。恰恰相反,在没有长城保护的维吾尔地区由於长期被游牧民族破坏,使其落后于華夏文明,使中国发展失去了一个借鉴来源。实在是憾事。

游牧民族是古代社会的寄生虫。为了对付游牧民族野蛮抢劫屠杀,文明地区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成为沉重负担。成为文明地区衰落的原因之一(明代多少是被持续不断的蒙古人抢劫拖垮了)。文明地区一旦衰落,游牧民族就趁虚而入,大肆烧杀掠抢。历史上也的确有很多游牧民族,受華夏文明熏陶,接受了華夏文明。只有在他们成为为華夏文明一员后,(成为汉族以后),才对中国发展做出贡献。这些民族融合的动力,是華夏文明创造财富的功劳,不是野蛮民族抢劫的功劳。中国史书却本末倒置。

尽管游牧民族的野蛮生活方式在国外史书中常见,但在现代中国史书中却是基本绝迹的。

中国蒙元史家不厌恶其烦地描写蒙元政权如何兴修水利,救济难民,恢复农业,复兴科举,证明蒙元的英明统治。这真的是游牧民族带来的吗?蒙元在入住中国为食物或女人连父子、兄弟都可以残杀,连成吉思汗父亲死后,其孤儿寡母寡妇立刻被抛弃,任其自生子灭。这样残酷的习俗,怎么会一下成为英明的统治阶层?

事实上,蒙元政权启用了汉族官员始于宋代遗留下来的方式管理,才有部分好的表现。蒙古人在中国以外地区没有这样做,是因为華夏文明创造的大量财富诱使他们放弃野蛮屠杀破坏。启用投降的汉族官员治理。这样他们自己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華夏文明没有被破坏的功劳,不用归功于蒙元。而应归功于创造财富的汉族人民。蒙元兴修水利、救济难民等行为是華夏文明的残余,而没有野蛮民族的任何贡献。中国宋代官府救济难民的次数规模远远高于蒙元,这在中国史家的材料中是无法见到的。没有蒙元,中国只有更繁荣,被蒙元破坏摧残后,中国文明倒退到一个低下的起点,而且从此迷失了文明的方向。

更重要的是,是因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才迫使蒙元接受文明的角色,今天中国史家在大肆吹捧铁木真、忽必烈的同时,取消文天祥等人的英雄称号,这无疑会迫使中国人民蔑视抵抗异族入侵时的民族英雄,强迫中国人民在异族残酷屠杀和种族灭绝时逆来顺受,甚至加入异族屠杀自己的同胞,其后果必然危害无穷。

文明发展必须要通过积累才能完善。華夏文明通过无数次经验教训,已经懂得兴修水利和免除过分徭役都是必要的。只有文明发展到已经深度才能考虑全面。对於蒙元这种从野蛮落后背景出来的政权,就没有这样的智慧。他们在搜刮财富时没有节制。造成创造财富的民族生存困难。即使兴修水利,也根本不考虑民工的生命价值,结果引发了红巾起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红巾军没有什么先进武器,组织也似一群乌合之众,却能够在蒙古军队统治的确横扫千里如入无人之境,蒙古军队却无力镇压。他们所在文明地区的屠杀奴役,使得没有人能够再为他们制造先进武器了。这是给那蒙元统治促进武器发展的说法一记耳光。蒙古人在接触文明地区前连炼铁都不会。借助文明地区武器才强大,一旦毁坏了文明地区,自己也就没有武器了。蒙元统治哪里象中国蒙元学派说的那么高明?

中国蒙元史家经常说没有蒙元的统一,东西方就不能交流,世界就不能迅速发展。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国早在蒙元前就与世界文明地区大量交流。从农业品种到胡琴、椅子都是从世界文明地区传来。阿拉伯商人早在唐代就利用海运,把大量中国物品运送到西亚、欧洲。东西方交流根本不是从蒙元开始。唐宋代早已繁荣了。蒙元学家绞尽脑汁找例子,证实元代某些阿拉伯技术传入中国,难道没有蒙元,这些技术就不能传到中国了?

蒙元真的促进东西方交流了吗?恰恰相反。蒙古等游牧部落在侵犯文明地区以前,就在丝绸之路上抢劫,结果割断了陆地丝绸之路。割裂东西方的联系。蒙元入主中国后,由於不断的屠杀抢劫,使得陆地丝绸之路各文明地区千里无人烟,连生产也没有,更谈不上什么交流。有人说蒙元把中国火药技术传到西方,这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象突厥这样的野蛮部落强大。对阿拉伯、拜占庭等地巨大的破坏,从此落后在西方文明的后面。而火器发明鼻祖中国,也从此丧失了大部分发明创造的活力。

中国主流蒙元史专家为了把东西方交流的功劳归在蒙元身上,就有意隐瞒和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中外海市贸易早两汉初步建立起来,在唐代得到就有了巨大的规模很大的发展。最迟在公元714年,朝廷在广州首次设立了市舶司,还建立了专供外商居住的番坊。鼎盛时每年有几十万外商来广州做生意。南宋偏安南方以后,在半壁河山的窘境下,被称为“天子南库”的海市贸易为维持南宋的经济繁荣起了更大的作用。在南宋时期,泉州、广州都是最著名的对外通商口岸,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著贸易往来。这些事实说明,没有蒙元政权,中国人民一直可以和外部世界有大量的接触和交往,难道非要象那些蒙元专家所说的,需要靠蒙古帝国疯狂的屠杀和掠夺之后,才能促进吗?

蒙元学家还另外制造了一个谎言:蒙古帝国征服中国后,疯狂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由于财富不是自己生产的,他们毫不珍惜,用极为低廉的价格换取中东、欧洲的奢侈品。这样自然吸引了大量中东商人前来帮助蒙古帝国敲诈勒索中国人民。贸易量比起宋代有所提高。蒙元学家说这是促进了东西方交流,这类似于说小偷把偷窃、抢劫东西送到到市场销赃的促进了商品流通和生长发展一样。蒙元帝国的掠夺行为恶劣程度远远超过普通的强盗。在他们大量掠夺中国汉族人民财富出卖给外部国家,严重破坏了的生产基础,也破坏了生产者赖以生存的基础。中国的潮州以前就是历史上著名瓷器生产中心,在蒙元政权疯狂掠夺下从此衰落。

国外的书籍中记载,蒙古帝国军队残暴、邪恶的行为包括把妇女强奸以后杀死,把孕妇的肚子刨开、屠杀尚未出生的婴儿、把死人的头摆成金字塔炫耀、取乐,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处死,他们是一群十恶不赦的强盗。蒙古人灭花剌子模,屠寻思干(撒马尔罕)城约百万人口;灭西夏,屠八十余万。蒙古人数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数百城,包括屠杀了巴格达的数十万人口。整个中亚一片废墟。在中国范围内,蒙古人曾一度要杀绝中国人,让良田尽为牧场。若非耶律楚材劝说,恐怕今天早就没有中国人了。蒙古人仅在中国北方金境内(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屠杀汉、女真人口占人口比例约占90,其中忽必烈屠杀了一千八百万人,中国北方90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公元1279年,元蒙两度陷成都,先后大屠杀。“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引元代贺清泉《成都录》)。“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杀前,最保守的估计有1300多万人,屠杀后竟然不满80万人。元丞相伯颜提出并屠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财产可以任意夺取,妻女可以任意糟蹋,生命可以任意杀戮。汉人村落里每家新媳妇的头一夜是一定要给蒙古保长过的,中国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剑桥中国史引用了最近人口研究结果,即宋代中国人口有至少一亿两千万、甚至更多,而元代只有5000万。在蒙古人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是空前绝后的;受害者的人数,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1985年版。蒙元政权的超级野蛮使北方游牧民族从羡慕華夏文明变成蔑视華夏文明,他们再没有把中国人当成自己的同胞,而是当成自己的猎物。外蒙独立时,对几十万非蒙族的汉满居民进行种族清洗;内蒙的王公勾结日寇进贡中国军队。所有被蒙古入侵的民族都痛恨蒙古蛮族的入侵[在俄罗斯,前苏联还有专门的纪念蒙古大屠杀的博物馆],只有汉人例外。岂不是奇耻大辱!象蒙古人那样残忍还算是人吗?中国人在歌颂成吉思汗挽弓射大雕的雄壮时是否也曾想到那无数支射雕的利箭正是射向中国人的祖先的?

第一:中国人的地位问题

蒙古在中国建立蒙元廷,并没有把当地原住民当人。元把境內的子民分為四等,第一當然是蒙古人。而第二等是色目人(即土儿其、波斯、巴格达、俄罗斯、波兰人等斯拉夫人甚至盎格鲁撒克逊的欧、亞金发碧眼白种人),在中国大地嗜虐的蒙古铁骑里有很多金发碧眼的唐基科德的战友。第三等是漢人(北方的契丹、女真人和汉人的后裔),第四等才是南人(包括汉人在内的真正中国人)。在中國的土地上中國人的地位最低。中国人都在水深火热中,接受亡国奴的待遇,蒙古人的政治才能及为落后,这是由于他们的文化更为落后之故。蒙古人向外扩张,并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如中国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吊民伐罪,也没有任何高级情操的动力,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传播福音到天涯地角。蒙古人向外扩张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掠夺财富;一是满足征眼欲望。了解蒙古帝国的野蛮本质和立国精神,就容易了解汉人所受迫害的沉重。

蒙古人根本轻视汉人,所以列为第三等和第四等国民。在蒙古人眼中,汉人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没有别的用处。而色目人(蓝眼睛白种人)则不然,他们在商业上的贡献,要超过汉人很多倍。蒙古人上自亲王公主,下至小民,都愿意把银币借给色目人,以收取利息。一两纹银的利息,十年后能高达一千零二十四两,这是一种恐怖的剥削,当时称为“羊羔儿息”,只有色目商人付得起。——方法很简单,必要时,色目商人只要向地方政府报案,说他在途中被盗匪抢劫,地方政府就得如数赔偿。所以汉人自然要比色目人低一等或低二等。

第一任大汗铁木真即曾规定,杀蒙古人的偿命,杀色目人的罚黄金四十巴里失(一巴里失大概折合二两银币),而杀死一个汉人,只要缴一头毛驴的价钱就可以了。遇到征伐战争,差别待遇较平时更甚。像一二八六年,为了明年进攻安南王国,征用全国马匹,色目人三匹马中只征两匹;而汉人的马,无论多少,全部征收。以后不断征马,每次如此,汉人的马就成为珍品。蒙古统治中国,从基层起就有严密而彻底的控制。每二十家编为一“甲”,首长称“甲主”,由政府委派蒙古人充当。这蒙古人就是这二十家的总管,这二十家就是这蒙古总管的奴隶,衣服饮食,他可以随心索取,女子和财产,他更可以随心所欲。元政府有严厉规定:禁止汉人打猎,禁止汉人学习拳击武术,禁止汉人持有兵器,禁止汉人集会拜神,禁止汉人赶集赶场作买卖,禁止汉人夜间走路。“甲主”以上的地方政府首长,全由蒙古人担任。当蒙古人不够分配,或中亚人贿赂够多时,则由中亚人担任。蒙古官员大多数是世袭的,每一个蒙古首长,如州长、县长,他所管辖的一州或一县,就是他的封建采邑,汉人则是他的农奴,他们对汉人没有政治责任,更没有法律责任。蒙古婴儿和幼童,往往很早地就继承了州长县长的位置,他的家人和侍奉他的奴仆,构成一个小型的宫廷。

可以说这段历史是中国历史最悲惨的部分,在这个时期,由几千万的中国人民被屠杀,无数中国妇女被强奸,无数中国儿童被绑架成为奴隶,最后在屈辱中死去,无数中国人民丧失了祖祖辈辈建设的家园,被驱赶成为奴隶,无数的人被冻死饿死,无数中国人民的财产被蒙古帝国统治者掠夺去,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阿拉伯和欧洲,给他们换来奢侈品,无数的能工巧匠被绑架到异国他乡,而中国人民却从此失去了发明创造的能力,从世界最领先的国家,逐渐落后成为半殖民地。是地地道道的亡国史。

第二: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摧残

蒙古把職業的等級分十級: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儒者的地位比娼妓還低。

蒙古人都不会汉话,不识汉字,地方官员如此,中央官员也如此,蒙古大汗更很少会汉话和汉字。一百年间的政权,也只有两个汉人出任过宰相,一是帝国初创时的史天泽,一是帝国瓦解前夕的贺惟一,而贺惟一早已蒙古化,改名拓拔太平,忠于蒙古超过忠于中国。正因为这种缘故,蒙古大汗是以奴隶总管的身分,控制中国,所以对汉人毫无感情,对中国文化,自尊心也不允许接受。

蒙古官员的贪污腐败,跟他们的初期武功一样,在历史上也属空前。一三〇三年,第八任大汗铁木儿曾大力整顿官吏,一次就有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个贪官撤职。然而他不能坚持下去,他的后任大汗复行放任,以致每一个蒙古官员都是一个百万富翁。而蒙古帝国特征之一是官员特别多,一块玉石的发掘或一张弓的制造,都会有若干官员管理,所有官员都靠贪污勒索维持高级享受。帝国的繁重赋税,也是促成贪污腐败的要素之一,他们最初是采取包商制,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时,曾打算把元帝国的赋税,以一百四十万两银币包给中国籍巨商刘廷玉,大臣耶律楚材极力反对,才算作罢。可是不久中亚维吾尔籍巨商奥都喇合蛮出价二百二十万两时,窝阔台怦然心动,终于包给了他。以后每一位大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财税上,他们不知道鼓励生产,只知道盲目而凶恶地剥削。十四世纪三十年代全国各项赋税,平均额较上世纪七十年代,几乎增加一百倍,这都出在中国人身上。

然而,仅只上述的这些压榨,痛苦还是轻微的。更大的迫害是赐田制度,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汉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赏赐给皇亲国戚——亲王公主或功臣之类。宋帝国破灭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数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每户以五口计,一次就得到五十万个农奴。汉人忽然间失去他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而自己也忽然间从自由农民沦为农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除了大汗的威力无法抗拒外,任何一个蒙古人,都可以随意侵占,他们经常突然间把汉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畜牧。

第三:蒙古的宗教

蒙古的宗主們大多信奉萨满教,但是,在1307年的一場宮廷鬥爭中,中華文明面對一場大危險。忽必烈的孫子阿難答(Ananda)傾向於伊斯*蘭教。他能熟悉《古蘭經》,並擅長於阿拉伯文,是寧夏的長官(達魯花赤),是宁夏境內伊斯*蘭教的熱情宣傳者。他的父親元成宗為了使他回心转意,曾一度囚禁過他。元成宗死時(1307年2月10日),阿難答企圖奪取帝位,但是他的侄兒海山獲得了帝位,並處死他。中華文明避免了一場將會是很徹底的改變的危機。

蒙古帝国暴*政中最特殊的一项是吐蕃宗教国的僧侣,世人称他们“喇嘛”、“西僧”、“番僧”。这些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所谓活佛,却是汉人的灾难之一。大汗既然尊称“法王”为国师,无论这种尊崇是政治性的,或出于真诚的信仰,结果都是一样,即喇嘛在蒙古帝国所属的元帝国中,具有强大力量,虽然还未到干涉政治的程度,但对汉人逞暴,却绰绰有余。像江南佛教总督杨琏真伽,驻扎杭州,把宋帝国皇帝和大臣所有的坟墓,全都发掘,挖取陪葬的金银珠宝;并且至少有五十万户农民(约二百五十万人)被他编为寺院的农奴。喇嘛所过之处,随从如云,强住汉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妇女陪宿。第九任大汗海山对喇嘛教尤其狂热。一三〇八年,海山下诏说:“凡殴打喇嘛的,砍断他的手。凡诡骂喇嘛的,割掉他的舌头。”幸而皇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极力反对,才收回成命,但喇嘛仍受到形势的鼓励。他们在街上很少买东西,只径行夺取。一个柴贩曾向大都(北京)留守长官(留守)李壁伸诉,李壁正在处理时,众喇嘛已手执木棍,呼啸而至,把李壁摔倒痛殴。李壁向大汗控告,大汗立即下令赦免喇嘛。又一次,喇嘛跟一位王妃争路,竟把王妃拖下车辆,拳脚交集,大汗的反应仍是下令赦免喇嘛。对高阶层统治者还是如此,居于最下层的汉人,可以推断出所承受的蹂躏。

第四:看看12世纪的大屠杀究竟死了多少人:

汉人知道,苦难不仅来自暴*政,而更是来自**——鞑靼。**,是汉人对蒙古人轻侮的称谓。除非铲除**,解除颈子上亡国奴的枷锁,暴*政不会停止。

我们在史书中,经常可以看到蒙古帝国在中国土地上残酷地进行种族灭绝的纪录。“乘其骏马,掠其妻子,占其土地”是蒙古士兵作战的目标和动机。比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用子女牛羊马百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矣”。“关中兵火之余,户不满万”。“既破两河,赤地千里人烟断,燕京宫室雄丽,为古今之冠,鞑人见之惊畏不敢仰视。既而亦为兵所焚,火月余不灭。”韃靼过关,取所掠山东两河少壮男女数十万。皆杀之等等。

那么蒙古屠杀到底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亡?目前我看到最早的统计是在尚铖主编《中国历史纲要》。蒙古灭金后得户87万余,口四百七十五万余,比金章宗太和七年(1207)年统计数户七白六八万余,口四千五百八十一万余,少了90%。按照这个统计,北方被屠杀汉族人民人数约四千万。

根据《元史》记载,仅陕南一带双方交战后,宋军阵亡士兵和被屠城的百姓就达数十万。

蒙古攻宋时,屠城二百,包括常州屠城。元灭宋,得户九百三十万,校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代户数1千三百六十万也少了30%。按每户5人计算(金朝境内每户平均5.4人),南方宋境内被屠杀人数约2400万。

也就是说,最保守的估计,中国金境和宋境内至少被屠杀了6300万人,金帝完颜一族尽数被屠,世间从此再无完颜一姓。这还不包括蒙古帝国在西夏的种族灭绝行为中丧失的党项族人。以及灭辽后种族灭绝的契丹人。

四川被屠杀后,人口减少上千万人,占95%以上,是确定无疑的,但具体多少有一定分歧,只有困难是宋代人口按户来统计,一户有多少人估计不一样。绍兴三十二年四川的户数为263万,如果按照均每户为5人计算,则南宋初四川人口大约为1,320万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四川元丰绍兴淳熙户口数》)。但也有人估计是一户7口人,则人口大约2000万。

据《元史。世祖本纪》,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以四川民仅十二万户,所设官府二百五十余,令四川和省议减之。元至元十九年是1282年,距离元军平定四川的1278年仅晚6年,也就是人口数只有战乱发生前夕的4%,这就说明了四川在与蒙古的战争中人口减少得令人震惊。

仅仅成都一城城内被屠杀至少140万人。城外数都数不清,下面是从中国地方志找到的记载。旧〈成都县志〉引明人赵防〈程氏传〉,该传引元人贺清权〈成都录〉曰:“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又引元人〈三卯录〉曰:“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

于是赵防感叹曰:“元人入成都,其惨如此!”。明诗人杨升庵的〈杨升庵遗集〉亦谓:“宋宣和中,成都杨景盛(即杨升庵的祖先)一家,同科登进士第十二人,经元师之惨,民縻孑遗,以百八十年间犹未能复宋世之半也!”

据说,忽必烈自己估计蒙古人,在中国北方直接屠杀了1800万人,而历史学家估计中国北方人口三千死亡万,占人口90%左右。明初,河南、河北、江苏北部、山东西部都是千里无人区。明政府强迫其他省份人民移居那里。据说很多河北山东人是从山西大槐树移民的后代。这在很多人家谱里可以验证。

说南方地区人口下降少还可以,但说基本保存是不对的。传说里,元军统帅伯颜在平江南时不杀一人,但是,《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八十二》却记载了德佑元年(1275AD)十一月伯颜在江苏常州的大屠杀:“甲申,元伯颜至常州,会兵围城。知州姚誉、通判陈昭、都统王安节(王坚之子)、刘师勇,力战固守,伯颜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终不听,伯颜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运土为垒,土至并人以筑之,且杀之煎油伦炮。攻二日,城破,誉死之,昭与安节犹巷战。日中兵至,(昭)死焉。伯颜命尽屠其民。执安节至军前,不屈,亦死。”从这段记录里,我们看见“不杀一人”的伯颜,凶残到逼迫城外居民*运土,运完土后就把他们抓来填进垒里,还把人来油煎,最后尽屠了常州一城居民。“不杀一人”的伯颜尚且如此,可以想到,在北方和四川60年战争中蒙古军队所为了。

我自己不知道蒙古人在全世界总共杀多少人,但是,被蒙古人破坏以前,中国和亚洲文明古国都相当发达,大城市人口都在100万以上。仅仅在伊朗地区,被屠杀上百万人口的城市就有这仅仅是大城市的统计,蒙古人在农村的屠杀人数是无法每次都统计出来的。但所以被入侵国家都记载蒙古人在农村一样采取种族灭绝政策。当时俄国人口不多,所以屠杀人口总数不大,莫斯科只被屠杀了20多万人,但是据俄国历史学家估计,俄国被屠杀人口超过了中国的50%。被直接屠杀地区人口下降超过90%。

如果当时世界其他发达地区人口密度和中国相似,那么被屠杀人口应该不亚于中国的5000多万。也就是说被蒙古屠杀人口应该不少于1亿。至於说被屠杀2亿也不是不可能的,第2次世界大战造成欧洲人口下降了10-15%,(中国被日本入侵也大约是这个数)。蒙古人造成中国全国人口下降50%,北方和四川占90%,造成的损失比德国**和日本鬼子要大多了。

第五:对世界总体来说,蒙古人有利于欧洲的兴起和亚洲的落伍。

蒙古帝国的兴起,有人简单说起到了东西文化交流的作用,而事实全然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看看现在的世界地图,凡蒙古侵略过的土地,必然落后于蒙古人没有到过的地方。800年过去了依然如此,而这些地方在蒙古人到来之前,科技文化的文明程度远胜没遭蒙祸的西欧。

第六:“对中国来说,整体衰落,并从此一蹶不振。”

蒙古的入侵,彻底破坏了中国文化和科技事业的正常发展轨迹。把当时处在世界科技文化前列的中華文明唐宋文明摧毁殆尽。

不想说了,在蒙古人到来之前,中国一直是世界科技、文化、和富裕的中心。被蒙古噬略之后,中国整体衰落,并从此一蹶不振,再无出头之日。

因为暴政,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只维持了89年。1368年朱元璋的一声“驱逐鞑虏,恢复中華”将蒙古人赶回了老家。蒙元并未象中国以前倒台的朝代一样消失,而是退回草原与明帝国并立,并多次对明帝国用兵。

以上数字引自尚铖主编《中国历史纲要》1955年1月版第273页。我注意到,在六十年代文革以后,类似的描述在中国大陆通俗历史读物中消失了。代之以蒙元促进历史进步的谎言。在八十年代后,这些谎言有愈演愈烈之势。不同的声音被打击成为“汉族孤立主义”和“大汉族主义”。

在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辽金夏元》一书中,作者也引用了相似的数据、即中国人口从宋、金时代的1.2亿,下降到不到5800万。而且指出,这个数字在元代一直没有增长,保持到明代初期以后,才人口才开始增长,到明末才恢复到宋代水平。

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受害者的人数,被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至少是)1985年版。

对那些把成吉思汗和蒙古兽兵当祖宗的民族败类,我要对你们说一句:不要数典忘祖。还要对那些真正的中国人说一声:文天祥、张世杰等在抗蒙中壮烈牺牲的民族英雄才是值得我们永远崇拜的英雄。

大明王朝:朱元璋杀功臣的惊天秘密?

古都南京是大明王朝的建国的都城。有关朱洪武在南京开国期间的传闻是很多的,其中,流传在坊间最多的是说朱元璋“火烧独角楼”,卸磨杀驴,把一大批跟随他南征北战打下江山的功臣都杀害了。因为朱元璋所创功业的巨大与辉煌,又因其屠杀开国功臣的恶名,所以朱元璋一直是中国古代最受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

一、历史冤枉了朱元璋?

1、朱元璋委屈吗?

应该说,朱元璋固然是雄才大略、人中之龙,但他一个人本事再大,也绝无法独力创造出这样巨大的功业的;还应该说,大明朝的事业也和许多其他的事业一样,绝非是某一个人单枪匹马所能缔造的,而是朱元璋和他的文臣武将、左膀右臂们齐心合力、共同打造的。

如此,朱元璋如果真是如书中所写的那样在成功之后大肆屠杀功臣的话——自《明史》修成以后至今,人们大多都相信这样的说法,即:朱元璋的开国大臣中只有汤和、沐英、耿炳文等极少数人没有死于朱元璋的屠杀——那朱元璋几百年来所遭受后人的批评、斥责乃至批判就一点儿也不委屈。朱元璋果真杀功臣如草芥吗?我看未必——我总觉得真实的朱元璋恐怕未必是这样一个过河拆桥、心黑手辣的人。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朱元璋其实是个很知道感恩图报的人,尽管他的所谓屠杀,也不排除存在有若干冤枉情形的可能。

2、朱元璋是个知道感恩的人

在我看来,朱元璋显然是个知道感恩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姑且在这里举几个例子。

马皇后这个人,应该说是朱元璋能够发迹的的关键人物。那么,朱元璋在得了天下后又是怎样对待她的呢?是利用完了就随手扔掉?还是一如既往恩爱有加、敬重有加?事实很清楚,当了皇帝的朱元璋虽然和所有的皇帝一样,后宫的美女要多少就可以有多少,但他并没有肆意淫荡,而是专心国务、较为节制。花丛之中,朱元璋始终以贤德的马秀英为皇后,不但不离不弃,而且一辈子都敬重有加,甚至很多时候是言听计从。由此可见,朱元璋还真是个“信仰”“患难之交见真情”的人。

朱元璋的少年玩伴汤和,除与各主要开国功臣一样立有卓著军功外,还拥有他人都无法攀比的一项功劳。当年朱元璋之所以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就是他汤和写信力邀的结果。

如此说来,汤和就可谓是朱元璋加入“革命组织”的介绍人了。那么,在明朝开国后所谓的血雨腥风中,对朱元璋的整个人生来说都可谓起了关键作用的汤和,命运又是怎样呢?汤和戎马一生,南征北战达三十多年,军功叠垒间,也曾先后被封为中山侯与信国公,可谓功高位尊。都说朱元璋杀开国功臣无数,可汤和这样关键性的“革命引路人”毕竟是安然无恙(汤和自己也做得很好,随着地位、权势的上升,他选择及时地解甲归田,而且愈益恭慎),由此也略见朱元璋心性之一斑。

郭子兴就更不用说,毫无疑问是朱元璋的第一贵人。朱元璋参加郭子兴的农民军后,正是因为得到他的赏识才得以被一步步提拨上来,郭还把养女嫁给朱元璋以朱为自己的左膀右臂。郭子兴虽因误信谗言曾对朱元璋起过疑心,但朱元璋却并没有因此就恩将仇报,而是在内讧中想方设法亲涉险境把郭子兴救了出来。郭子兴病逝后,朱元璋也并没有与郭的儿子等抢班夺权,而是携同作战。只是才能更高的朱元璋本来就掌握着骨干部队——该部队基本上是以郭子兴处境困窘时朱元璋回乡招募来的七百多人为基础,通过招降、扩编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军队。而明朝开国后,朱元璋也没忘了追封郭子兴为滁阳王等。

通过以上事例,可见朱元璋内在品格的基本面是经得起推敲的,他绝不是那种内心卑鄙的小人。仅仅在这一层面上,也有足够的理由促使我们来研究朱元璋到底是不是个杀功臣如草芥的暴君。

3、是朱元璋冤还是他的功臣们冤?

出自社会最底层的朱元璋,年轻时为避饥荒曾近于行乞般流浪三年(也就是被苦难彻底磨砺和摔打了整整三轮的寒冬酷暑),之后不久,朱元璋以和尚之身参加红巾军,在经过了17年残酷战阵生涯的狂暴洗礼后,竟乃奇迹般地成就为创造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可谓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极少数皇帝之一。

24岁时赤手空拳参加农民军,40岁时登大宝坐拥天下,整个发迹的过程一共只花了朱元璋17年时间。1398年,朱元璋以71岁高龄驾崩于任上,掰着指头数数,他总共当了31年的皇帝。在历代统一九州的开国皇帝中,朱元璋是在大位时间最长的一位。朱元璋一生征战不息而能长寿(71岁在古代当然算得上是高寿),这应当归功于他有一个好身体(或许是流浪时磨练出来的)。而朱元璋的长寿,又使这位杰出的古代军事家能够把自己漫长的后半生投入到治理国家的伟大事业当中,从而成为一个政绩也很卓著的皇帝。

元朝末年,群魔乱舞兼群雄逐鹿,历代乱世,形势还真是少有这么乱乎这么错综复杂的,而朱元璋竟然能在这巨大的混乱中后来居上,大败所有的魔鬼与英雄,收割所有的庄稼与果实,无论怎样看,他也真要算一个罕见的奇才异杰。而他做出的收拾战乱、光大传统文化、恢复汉民族正朔地位等诸多方面的贡献,使得这位文治武功无不突出于史的皇帝放射出了“伟大”的光芒。

可是很遗憾,有一个声音说:朱元璋太残暴了!竟然屠杀了这么多功臣宿将!这样的人怎么能配得上“伟大”二字!并且,这个声音在明亡清兴以后越来越强,越来越大,朱元璋的名声也越来越坏。

那么,我们不妨了解了解,与朱元璋并肩战斗一起打天下的好汉都有谁呢?徐达、常遇春、刘伯温、李善长、李文忠、邓愈、朱文正、汤和、朱亮祖、胡大海、周德兴、廖永忠、傅有德、冯国用、冯胜、沐英、蓝玉……真可谓人才济济、群英荟萃!

众多文臣武将的名字,无法在这里一一罗列,但于明朝功劳最大的,大体也就是这些人了。这些大明朝的开国功臣,虽然只是辅佐朱元璋这朵大红花的绿叶,却并不妨碍他们的英名在史册上闪闪发光!

可惜这些开国功臣大多结局不好,许多都被朱元璋找借口给杀了。甚至包括徐达、刘伯温这样的大功臣在内,民间也传说是死于朱元璋之手。尽管朱元璋的大开杀戒很值得怀疑,可是被暗中洗了脑的人们都偏向于这样认为,他们懒得动脑子去质疑,所以他们乐于全盘接受清朝的结论。

果真如此吗?我看未必。因为清代修《明史》猫腻多多,包括《大明英烈传》这样的历史小说也被大肆篡改了,还有那所谓的“火烧庆功楼”的故事,大抵也系满清的捏造。

黎民百姓谁不憎恨暴君?文臣武将谁不憎恨屠杀功臣的君主?满清太清楚这一点了,为了让天下所有的汉人都忘怀明朝乃至厌恶明朝,满清的皇帝乃下定决心要把朱元璋这个千古罕见的牛人打造成千古罕见的暴君。显然,要实现这个目的并不难,清朝的统治者们只需把朱元璋屠杀人数的数字改大一些就可以了,只需把一些贪官污吏的死划拉到无过受死的功臣里就行了,只要指使人编造一些所谓的民间传说就行了。

于是乎,被蒙蔽了的清朝的顺民们大多都因为朱元璋很残暴之类的宣传而发自内心地弃明服清了。看起来,满清统治者的目的差不多达到了。当然,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被蒙蔽住的,否则,反清复明的斗争怎么会长久地贯穿于有清一代乃至从未停息呢?

而在朱元璋这一方面,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注重民生、最痛恨贪官污吏的这么一位严厉而伟大的皇帝,则很可能就此成为了这一阴谋的残酷献祭和牺牲,乃至被改写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一个皇帝。我想,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二、大明朝开国功臣之死

朱元璋到底残暴不残暴?明初各主要开国功臣之死到底冤不冤?为了解答这样的质问,我们似乎有必要在事实层面上就此作些探究,乃至作些相应的推理和评判。

4、徐达到底是病死的还是吃蒸鹅死的?

先说徐达之死。民间传说徐达晚年身患背疽,而朱元璋赐了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吃后,没几天就死了。这样的徐达之死,我以为是不可信的。首先,这是野史传说,本就不足为信。其次,长背疽的人吃蒸鹅就一定会死吗?我不懂中医,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请一位中医高手来解答这个问题?我相信,我们的中医会用科学来否定这一说法的。

再次,有关徐达之死的另一说法——徐达因长年征战,奔波劳顿以致积劳成疾,于1384年54岁时病逝于南京。史书记载说:徐达死时,朱元璋伤心欲绝,辍朝祭奠深致哀悼,并列徐达为开国武将中之第一功臣,誉之为“万里长城”。不知怎么的,也许是因为徐达的中正和谦谨,也许是因为朱元璋的基本品格值得信赖,我总以为这后一种说法应该更为可信,而且动徐达如动国家之基础,朱元璋还不至于这么糊涂。

5、刘伯温究竟是不是胡惟庸害死的?

关于刘伯温之死,史书记载说:刘伯温病重后,因为接受了胡惟庸派来的医生的治疗,然后就死了。而人们通常都怀疑刘伯温其实是死于朱元璋之手。但我以为,他其实就是死于胡惟庸的暗算——当时担任宰相的胡惟庸嫉恨刘伯温,因此指使人向朱元璋进谗言陷害刘伯温,朱元璋自然很生气,乃夺了刘伯稳的爵位。在胡惟庸势力的压制下,心情郁闷的刘伯温终于病了。然后就发生了胡惟庸派医生来为之看病然后刘伯温病逝的事,这一年是1375年。

在我看来,即使朱元璋日后真是想大杀功臣以固皇权,当时的他也是绝没有杀死刘伯温的想法的。一来那时刚建国七年,身体很健康的朱元璋就算想杀功臣也不用这么早就动手;二来年纪比朱元璋大17岁的高级军师刘伯温在朝中也远没有淮西集团势力大,对朱元璋远构不成威胁;第三,我以为朱元璋当时也只是想在以李善长、胡惟庸为首的淮西集团和以刘伯温为首的浙东集团之间搞权力平衡而已。

朱元璋在李善长退休之后曾经邀请刘伯温出任丞相,可刘伯温一再地谢绝了——也许他不想介入到朝廷派系斗争的旋涡中去,也许他忌惮于功高震主,早就抱定了功成身退的主意。朱元璋也知道刘伯温的心思,也就不好再勉强,他转而向刘伯温咨询包括胡惟庸在内的丞相人选。刘伯温的回答是,这几个人都不成。

但朱元璋最终还是任用胡惟庸担任了丞相——他似乎另有他的谋划。可让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胡惟庸竟然胆大妄为地害死了刘伯温(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刘伯温确实是死于疾病)。总之,我以为刘伯温这样的在朝廷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开国功臣绝非为朱元璋所杀。

6、廖永忠死得冤不冤枉?

除以上两个相仿的案例外,也还有别的类型的案例值得我们探讨的。比如被朱元璋以逾制理由杀死的廖永忠,人们认为他真正的死因乃在于是他当初执行了谋杀小明王的任务。

在我看来,这个事情要看怎么说了。在皇权至大至威的封建社会,臣子私穿绣有龙凤图案的衣服,论起罪来,恐怕至少或大体都是要判斩立决的,按明朝的法律来论自然也不例外。否则,那就要考虑《大明律》之类还执行不执行了。

而朱元璋执法的严格又是今天和当时的人们都很知道的,这是一位古今中外都少见的六亲不认的严格执法者——朱元璋连至亲戚犯法都绝不宽恕,例如:开国功臣、亲侄子朱文正违法乱纪,乃按律囚禁;驸马爷走私捞钱,被发现后,也被按律处死。

如此说来,则廖永忠的死其实就并不冤了——朱元璋对廖的处置并没有超过法律的规定。

但若把廖永忠之死联系到小明王之死(如果小明王确系死于朱元璋的阴谋)来理解的话,则说朱元璋借故杀功臣也未尝不可。

之外,也还要顺带说说,无论小明王的死因是什么,朱元璋的江山却始终都是靠自己打下来的——虽从郭子兴统军时起朱元璋就是小明王、刘福通名义上的部下,但实质上双方其实只是一种农民起义军之间的同盟关系。乱世间,群雄逐鹿,哪一方不都是旨在为自己打天下吗?当小明王的力量损失殆尽了,朱元璋出于道义把小明王救出并供奉了几年,当天下将定时,任何人处在朱元璋的位置上,难道谁还真的会把自己打下的江山拱手让给不太相干的他人吗?

7、其他开国功臣的结局

明朝开国,文臣武将可谓若群星灿烂。但这些人中,有许多在连年的战争中牺牲了,也有不少是在战争年代或建国后的和平年代中因病而死或正常老殁了,还有一些,则有因犯法而死的,有因涉嫌谋反事而死或因此连坐而死的,等等。考察这些人的死亡原因,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朱元璋在怎样对待功臣这一问题上的态度。

揭秘汉文帝刘恒与窦漪房的真实爱情

古代专制社会,皇帝是最大的嫖客,皇宫是最大的妓院。没有人不说皇帝好色。可是,汉文帝似乎是一个特例,几乎没有人说汉文帝好色,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与汉文帝有染的女人屈指可数。对于这一点,《美人心计》中汉文帝刘恒对窦漪房感情专一且深情。而历史上汉文帝刘恒对窦漪房的感情就像《美人心计》里的那样吗?

历史上代王刘恒原来的代王后生了四个儿子后不久去世。等到代王成为汉文帝后,原王后生的四个儿子也相继病故。

这样,文帝即位不久,于前元元年(前180)长子刘启立为太子后,三月太后封窦姬为皇后,刘嫖封为馆陶公主,幼子刘武先封为代王,后封为梁孝王。

窦皇后双亲早亡,葬在观津,薄太后下令追封窦后之父为安成侯,母亲为安成夫人,并在家乡清河郡安置陵园,其规格和仪式与薄太后父亲的灵文园一样。汉景帝登基以后,窦太后为表孝心,填其父所坠渊而筑起大坟于观津城南,人间号为窦氏青山。(史记索隐引决录注,北堂书钞引作决录)

后来刘恒看上了一个美女慎夫人。不久,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在窦漪房身上,这位母仪天下的皇后双目失明了。女人一旦失去了水汪汪的眼睛,她的美丽就会大打折扣。如果说窦漪房这一辈子有什么遗憾的话,这就是最大的遗憾了。窦漪房现在不过四十多岁,在往后的几十个年头,这个贤良的女人只能与黑暗、孤独为伴。

好在窦漪房经历了太多的事,她看得很开,说句不好听的话,假使现在她不做皇后了,她也不会有什么怨言的。该得的她得到了,不该得的她也得到了。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晴圆缺,人一辈子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

窦漪房看得开,但她的哥哥弟弟看不开了,皇帝喜欢别的女人,姐姐又双目失明,窦氏兄弟跑到姐姐的寝宫,问:姐姐,皇上会不会废掉你这个皇后?

窦漪房平静地告诉哥哥弟弟:不会。我对皇上有信心。我对我们之间的感情有信心。皇上喜欢慎夫人是好事,但相比我与皇上之间的感情,他们之间的感情只不过是一朵浪花而已。

好一个自信的女人。

事实也确实如此。刘恒只是看上慎夫人,不可能爱上慎夫人,更不可能让慎夫人取代窦漪房的位置,如果非要刘恒做一个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窦漪房。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刘恒与窦漪房之间的爱已经升华到了坚不可摧的亲情,而与慎夫人之间的感情只不过是生活中的调味品而已。毕竟作为一个皇帝,面子问题很重要,他不可能整天领着一个瞎老太太到处逛,于是只好选择各方面都符合他口味的慎夫人。

说白了,刘恒宠爱慎夫人只不过是假象,是浅层次的宠爱。

有一件小事可以说明。

由于窦漪房双目失明,行动不便,刘恒与她一起出席的活动少了很多,但是宫里的一些重要活动他必会领着窦漪房一起参加。

一次隆重的皇家游猎活动结束后,刘恒与窦漪房坐下来休息,那个没规没矩的慎夫人跑过去,仗着皇帝的宠幸,想与皇后平起平坐。不料,一个叫袁盎的大臣不准她就座,把她引到旁边,让她与侍者一起坐。

慎夫人受不了了,大发脾气,怎么也不肯就座。

这时候皇帝也生气了,起身就走。

其实皇帝生气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慎夫人没有规矩;二是大臣袁盎也太不给他面子,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指责他宠爱的慎夫人。

哪知,这个强盗出身的袁盎,误解了刘恒的意思,以为他只是在生自己的气,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追上刘恒,为自己辩解:“陛下,臣知道你喜欢慎夫人,但她毕竟不是皇后,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慎夫人怎么可以与窦皇后平起平坐呢?这样的话不就乱了规矩了吗?”

刘恒听了袁盎的话,不但不再生气,反而很高兴,赏赐了他。

可见,刘恒并不是真正地爱慎夫人,否则的话,他怎么听得进去袁盎的劝说?一个人在爱情面前往往是没有理智的。他只不过是借袁盎之口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慎夫人不要太骄狂,想与窦漪房平起平坐,下辈子吧。

刘恒所做的这一切,窦漪房并不是不懂,她铭记于心,对刘恒心怀感激。

慎夫人从此失宠,事实上她是否真的受宠还值得怀疑,大汉朝最著名的皇帝之一刘恒如果真的宠爱一个女人的话,他们之间的故事怎么会如此之少?

除了慎夫人,史书上说刘恒还宠爱过一个叫尹姬的女子,尹姬是啥样的人,刘恒怎样宠她,史书上没有记载,他们之间的故事更是寥若晨星。

很有可能,慎夫人和尹姬是史官无中生有的人物,目的是为了陪衬窦漪房,充实刘恒的后宫生活。

刘恒似乎对女人越来越不感兴趣,可是窦漪房却高兴不起来,不久她悲哀地发现,刘恒爱上了一个叫邓通的男子。

刘恒对邓通的宠爱才叫真正的宠爱,在爱情上窦漪房没有被女人打败,却被一个男人打败,这是她怎么也想不到的。

谁能想到,大汉王朝的天子除了喜欢女人,还喜欢男人呢?

东方朔:汉朝的撒娇派教主

东方朔保持了很多项个人纪录:

他是第一个以东方为姓的人。据说东方朔的父亲姓张,在他出世前就死了,母亲生下他三天后也去世了。因为他出生之时,东方刚亮,所以就被兄嫂命名为东方朔。因此,他是东方姓氏的第一人。

大隐隐于朝,这是后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真正对这话拥有完整知识产权的也是东方朔。当时他和别人辩论,一不留神就说出了这句流传千古的经典名言。后人对这句话推崇备至,尤其是那些腆颜拿着俸禄,却又标榜自己拥有高尚情怀的人。后人甚至还将这句话延伸为:“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谪仙”这个名字最早也属于他,只是李白后来居上,将这个名字独占了。

……

东方朔是以一种特别个性的方式让皇帝记住的。

他本来是齐地人,酷爱读书,为了有更大的发展,就兴冲冲地来到了首都长安。到了长安之后才知道,长安人才济济,想博个出人头地还须恶搞才行。于是,他决定直接给皇帝上书。当时最高领导人是汉武帝,汉武帝提倡读书人通过上书的方式来表现自我,所以给皇帝上书算不上多有创意的举动。东方朔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只给皇帝写了一封信就让皇帝彻底记住了。他采用的方式我们今天才明白过来,那就是恶搞。

东方朔刚到长安时,到公车府那里上书给皇帝,这封信那可是写得汪洋恣肆,轰轰烈烈,他一口气用了三千个木简才把这封信写完。三千个木简是个什么概念?就是公车府的两个年轻人刚刚好抬得起来。

于是,武帝在宫内开始阅读东方朔的上书,一连读了两个月才读完。我们不知道这封需要两个月才能读完的信水平如何,反正读完了信之后,汉武帝就下令任命东方朔为郎官,让他经常在皇上身边侍奉。东方朔这人很机智,经常让汉武帝高兴得傻笑不已。他最著名的段子是对下面两个词语的“考证”。

在去甘泉宫的路上,汉武帝看到了一个红色的虫子,头目牙齿耳鼻都有,随从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武帝就让东方朔来辨认。东方朔回答:“这虫名叫‘怪哉’。从前秦朝时拘系无辜,平民百姓都愁怨不已,仰首叹息道:‘怪哉!怪哉!’百姓的叹息感动了上天,上天愤怒了,就生出了这种虫子,名叫‘怪哉’。此地必定是秦朝的监狱所在地。”武帝就叫人查对地图,果然。武帝又问;“那怎么除去这种虫子呢?”东方朔回答:“凡是忧愁得酒就解,故以酒浸这种虫子,它就会消亡。”武帝叫人把虫放在酒中,一会儿,虫子果然靡散了。

汉武帝曾到上林苑游玩,看到了一棵好树,问东方朔这是什么树。东方朔回答:“这树名善哉。”汉武帝暗地里叫人识别了这棵树。几年后汉武帝又问东方朔这是什么树,可这次东方朔却回答:“这树名瞿所。”汉武帝立即说:“东方朔欺骗我好久了。树名前后不同,这是何故?”东方朔说:“大的叫马,小的叫驹;大的叫鸡,小的叫雏;大的叫牛,小的叫犊;人小时候叫儿,长大后就叫老。这棵树过去叫它善哉,现在叫它瞿所。长少死生,万物败成,岂有定数?”

东方朔习惯于以自己奇怪的行为方式给大家惊喜。由于汉武帝时常下诏赐他御前用饭,饭后,他便把剩下的肉全都揣在怀里带走,把衣服都弄脏了。皇上屡次赐给他绸绢,他都是肩挑手提地拿走。然后,他就用这些赐来的钱财绸绢,娶长安城中年轻漂亮的少女为妻。然而,他又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娶来的美女他最多保持一年的兴趣和“性”趣,之后就再娶,因此,他的钱财和精力都用在了物色小美女、迎娶大美女、抛弃老美女的工作上,弄得同僚们半是嘲弄半是嫉妒地称呼他为“疯子”。他却反唇相讥:“笨蛋,你们没有明白我这样的人是在朝廷里隐居吗?”

他喜欢撒娇,尤其是在汉武帝的背后向汉武帝撒娇。有一天,东方朔又在为自己的满腹才华自吹自擂,公开扬言在大汉王朝,学问的前三名一定是东方、东方、东方!同僚一起发难:“你如果说苏秦、张仪水平高我们承认,因为他们偶然遇到了大国的君主,便能混个卿相。至于您,我们却不敢恭维,因为我们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您在朝廷里奋斗了数十年,官衔不过是个科级侍郎,这难道没有您自己的原因吗?”东方朔的回答堪称经典:“不要乱说什么张仪、苏秦的往事,时代不同了,高低都一样。周朝十分衰败,诸侯王得到士人的帮助就能强大,失掉士人的帮助只能自取灭亡,所以士人可以身居高位,子孙长享荣华。那显然是非正常年代的非正常事件。在如今正常和谐的年代,贤与不贤,凭什么来辨别呢?古书上常说:‘天下无害灾,虽有圣人,无所施其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我做小官本来是极平常的事情,你们有什么不理解的呢?”

这段话说得滴水不漏,既打击了他人,又抬高了自己,同时还拍了朝廷的马屁。这娇撒得绝对空前绝后,依仗自己的智力,东方朔成了隐居在朝廷中的撒娇派教主,弄得汉武帝一天不见东方,就会觉得哪里不舒服。面前无人撒娇岂不是空有江山?于是汉武帝也不时地给东方朔提供表演的舞台。

一天,建章宫后阁的双重栏杆中,有一只动物跑了出来,它的形状像麋鹿。消息传到宫中,汉武帝亲自到那里观看,问身边群臣中熟悉事物而又通晓经学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它是什么动物。汉武帝就兴奋地下诏叫东方朔过来。

东方朔果然不负众望,马上开始撒娇:“博学如我,怎会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名字,但只有让我吃好喝好之后,我才愿意说出来。”吃饱喝足之后,东方朔又开始撒娇:“我知道某处有公田、鱼池和苇塘好几顷,只有陛下将这块公田赏赐给我,我才愿意说出来。”得到汉武帝肯定的答复后,东方朔突然大叫道:“恭喜皇上,恭喜皇上!我认得这种动物叫驺牙。它的出现,预示着不久的将来必然有人过来投降!”过了不长不短的一年多,匈奴混邪王“果然”带人来归降汉朝。东方朔料事真如神!

因为料事如神,东方朔再次得到了赏赐,这些赏赐又够他娶几个美女的了。

到了晚年。东方朔临终时,规劝汉武帝说:“诗经》上说‘飞来飞去的苍蝇,落在篱笆上面。慈祥善良的君子,不要听信谗言’。‘谗言没有止境,四方邻国不得安宁’。希望陛下远离巧言谄媚的人,斥退他们的谗言。”汉武帝说:“如今回过头来看东方朔,仅仅是善于言谈吗?”对此感到惊奇。过了不久,东方朔果然病死了。古书上说:“鸟到临死时,它的叫声特别悲哀;人到临终时,它的言语非常善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东方朔是当之无愧的杰出人才,在伟大而专制的年代里,他学会了如何调节个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学会了如何最大限度地用知识换取物质利益,并学会了用这些东西去换取其他方面的享受。因此,他看透了做官的虚妄,看透了金钱的虚妄,看透了知识的虚妄,看透了人生的虚妄,于是,他利用虚妄的知识,换取虚妄的官职,换取虚妄的金钱,再用金钱换取实实在在的肉体享受,以此度过虚妄的人生。

知识就是力量,这话难道是骗我们的吗?

中国古代的男人只爱三寸金莲不爱丰乳肥臀?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在我主持的国内首家网络情感隐私节目《情感密电码》中,一个为了取悦未婚夫去做丰胸手术的“太平公主”(时下对“平胸女子”的戏称)最终却惨遭对方无情的抛弃,虽然现场在线的多数网友都很同情她,但我看得出大家潜意识中还是对丰乳肥臀式的火爆身材神往不已。要不如今丰胸广告整容机构怎么会如春天的杨花漫天飞舞?各种假胸假乳四处横行,一时间人们戏称:“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很有可能是唐僧;有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很有可能是个鸟人;波涛汹涌的不一定是真枪实弹的,很有可能是人工伪造的”。

其实,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应该知道,“丰乳肥臀”是地道的舶来品,古希腊的雕塑中这类波涛汹涌凹凸有致的美女俯拾皆是,包括那个断臂的维纳斯也拥有这样一副丰满圆润的惹火身材。《十日谈》的作者——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代表作家卜伽丘也曾描绘过他心目中理想的美女形象:其中就有“宽大饱满的前胸”——但这种汹涌澎湃的魔鬼身材严格来说并不符合千百年来中国人对女性的审美标准。日本学者著名汉学家笠原仲二曾在他所著的《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一书中,根据《诗经》中的《君子偕老》、《硕人》、《猗嗟》,《列子-周穆王》,《楚辞》中的《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司马相如《上林赋》,曹植《洛神赋》、《淮南子-修务训》以及《西京杂记》等作品,将中国古代人们心目中的理想美女,做了如下的概括:年轻苗条,肌肤白嫩如凝脂,手指细柔如破土幼芽,两耳稍长显出一副福相,黑发光泽如漆,发髻高梳,簪珥精巧,面颊丰润,鼻梁高高,朱红的小嘴唇,整齐洁白的稚齿,文彩鲜艳的衣装,以及舒徐优雅、柔情宽容的举止等等。分析不可谓不透彻,概括不可谓不详细,但大家注意到没有,对女性第二性征比较重要的胸部和臀部都忽略不计。《红楼梦》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时曹雪芹对她的外貌有个非常仔细的描写,什么“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唯独对林黛玉的胸部特征只字不提,包括丰满的薛宝钗,也只是说她“面若银盘,眼如水杏”,我敢断定,以林黛玉薛宝钗为代表的金陵十二钗都不是什么“波涛汹涌”型的性感美女,搞不好都是属于当代中国女性比较自卑的“太平公主”型。就说那个以“肥胖为美”的杨贵妃,据有关资料记载她的胸部也只不过是“软温新剥鸡头肉”,根本不算是“大波美眉”。而林语堂先生在他那部闻名遐迩的《中国人》一书中更是直言不讳:称明代仇十洲这样以描写妇女生活著称的画家,他画的裸体仕女画,胸部就像一个个土豆。之所以会这样,林语堂认为这跟中国人缺乏欣赏人体美的传统有关。西方女性如果拥有一副“丰乳肥臀”的身材,那会引以为豪。中国女人偏偏暴轸天物,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去搞什么“束胸缠足”,直到1927年,国民党广东政府还专门发布了禁止女子束胸的规定,被新闻界称之为“天乳运动”。当时身在广州的鲁迅先生有感而发,还为此写了一篇题为“忧‘天乳’”的文章。

因此,古代的中国男人不“恋乳”,只好“恋足”了,有人就说,一个恋足癖男人,一定是一个十足的中国男人。对于女人的脚丫子空前绝后的迷恋,可以说是中国男人最变态的一个专利。小脚、纳妾、太监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独步世界民族之林的三大“绝活”。从五代十国那位写过“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李后主开始,中国男人就和女人的脚丫子开始“剪不断理还乱”了。据说李煜给自己一个宠姬做“莲花座”,“以帛缠足”,在莲花座上起舞,“屈上作新月状”,非常漂亮,一时间引得南唐的女孩子纷纷仿效。南唐以下,女人的脚丫子就不再属于自己的了,它成了男人之亵玩物。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曾专门做《菩萨蛮》一词,咏叹缠足。“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立宫样稳,并立双跌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这也可称之为中国诗词史上专咏缠足的第一首词。《西厢记》里那个以跳花墙闻名于世的张君瑞先生,他第一次看见崔莺莺小姐时,便是先迷上了她的脚,连看见她走过去的脚印,心里都突突直跳。后来中国女人的小脚干脆就获得了一个无比美妙的雅号,叫“三寸金莲”,据说这金莲之美,还催生出无数的赏莲专家,俗称“莲迷”。郁达夫在他的大作里就写过,每逢吃藕的时候,他就想到二小姐白花花的玉足,于是乎他阁下就胃口大增,又多吃了两碗。连近代最著名的学贯中西经常出国远游的辜鸿铭老先生。其娇妻就以拥有一双“瘦小尖弯香软”俱全的金莲闻名于世。当时英国绅士嘲笑国人好小脚影响行走之时,辜先生即以英人好细腰妨碍内脏发育回之。英人嘲笑我们好闻小脚,辜先生又微笑以西人喜嗅Cheese驳斥。因此连西人也不由得对辜老肃然起敬,对小脚则刮目相看。

传统的中国女性之美,可以用“柔顺轻怯”这四个字来概括。王夫人之所以相中宝钗作媳妇,估计就是按这个公式套的,黛玉除了“轻”符合标准之外,其余三项都不达标。女人缠了足,就会弱不禁风行动不便,就会大门不出二门不踩,乖乖呆在房间里成为男人的玩物。相反一个女人挺着豪乳四处招摇,到处抛头露面招蜂忍蝶,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最不能容忍的。难怪有人考证说即使是中国古代的十大名妓,也一定是彻头彻尾的“太平公主”,但是她们的“三寸金莲”却一定让当时的文人赏心悦目,因为古代中国男人对女人乳房的审美意识还未觉醒,只好在对方的“三寸金莲”上流连忘返了。

第二章 名人轶事

唐朝那些传奇女子们的轶闻趣事

唐代文人笔下记载了许多聪明睿智女子们的轶闻趣事,这些女子们有的出身于名门望族,有的出身微寒而流落于江湖。有的深明大义且具有远见卓识的睿智眼光,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而消灾弥祸;有的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才情巧妙脱身,避免被豪强污辱而名节受损;还有的刚正不阿不惜以决绝的态度维护自己的尊严。唐朝文人们巨笔如椽,在大量的笔记中为我们再现了大唐时期社会各个层面的女子们绝代风采,立体式描述了那个特定社会环境下女子们的真实生活场景,隐隐从中透视出唐朝社会一幅丰富多彩的世象浮世绘。

一、机智避灾祸

武则天时,太仆卿(九卿之一,管马政)来俊臣位高权重,深得女皇宠信,朝廷官员们唯唯诺诺,既怕他,又不敢过分亲近和疏远他,因为保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得罪了这位以罗织罪名而著称的酷吏,这位酷虐成性的“弼马温”曾经发明了最荒诞最简单的告密法,即在午门外,用石碑刻上百官姓名,然后投石击打,哪块石碑倒下,就依碑索名,让手下人密告哪位,所以朝廷之上人人自危,这种天怨人怒的过分做法无疑玩火自焚。可是当时的林业部部长侯敏却处处讨好,苛意巴结来俊臣,以期借此避祸。他的妻子董氏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这位贤惠而聪明的妇人经常劝告丈夫,老公啊,来俊臣这个人,国贼也,别看他现在得势,毕竟会兔子尾巴长不了,一旦事泄身败,做为他的余党必定会引来杀身之祸,你可千万要敬而远之,不可自陷是非之地。枕边风吹得多了,侯部长一想有道理就逐渐收敛了自己的奉承之心,对来俊臣若即若离,这种不咸不淡的态度惹怒了权倾一时的来大官人,于是侯同学被贬到了涪州(今重庆涪陵)一个叫做武龙的小县任县长,巨大的落差让侯同学立马就草鸡了,垂头丧气的,就想乞求皇帝弃官归家。董氏估摸着这一上诉,必定会惹怒睚眦必报的来俊臣,弄不好连命都保不住,赶紧制止丈夫的鲁莽行为,并好言相劝,快走,千万别再上诉,离开这个险恶之地。两口子晓行夜宿,好不容易赶到涪州,一路上所闻所见让董氏忧心忡忡的,原想避祸,但涪州武龙也非久留之地。董氏心生一计,到了州府,投具名刺时,故意错题了一纸文书。州官看完后勃然大怒,他姥姥的,连自己的名帖都题不好,还能当县官?于是拒不盖印放行。侯同学长叹短吁,郁闷至极。董氏笑着说,既来之,则安之,权且住下,为何要急着上任呢?这一住就是五十多天,这期间,忠州叛军攻破了武龙县城,杀害了原任县长,并掳掠了其家上百口人,而侯同学全家因为没有北上而得以保全。再后来,来俊臣积祸有余,终被朝廷下令除死,而所附余党尽皆发配岭南,侯同学又得以免祸,全家过上了安宁小康的幸福生活。

刁德一参谋长说阿庆嫂,这个女人不寻常。侯同学的这位妻子着实让人刮目相看,有能力,有智慧,让人非常诧异的是董氏的远见卓识和未卜先知,她能够通过自己的冷静观察和缜密分析,逻辑推断出合情合理的发展态势而消灾弥祸,这样的贤内助可遇而不可求,妇有时并不以夫荣,而夫有时则以贤内助而幸,并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独善其身,董氏给现代官场上的太太们上了很好的一课。

二、巧脱性侵扰

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唐朝女子更是冰雪聪明,她用自己的智慧铤而走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既避免了自己身死被污,在为自己赢得尊严的同时也保全了家人的安全。话说唐德宗年间,宗室滕王非常荒淫好色,但凡朝中大臣只要其妻美貌,滕王无不淫遍,这个恶棍每次都用同一招术,假借王妃召唤,只要百官家眷进入滕王府,即行无礼举动。当时,时任小秘书的崔简妻子郑氏刚到京城,滕王听说这位女子貌美如花,于是心痒难禁,故技重施,马上命手下人借王妃之名召唤,这下小白脸崔简慌了手脚,不去吧,以滕王之淫威必定没有好果子吃,去吧,摆明了羊入虎口,必被滕王污辱。看着夫婿举手无措的茫然,郑氏挺身而出,一脸凛然的告诉丈夫,别担心,昔日晋惠帝(史上著名傻瓜皇帝)的妃子,尚不惧怕北方胡人的淫威,如今天下太平,朗朗乾坤,天理昭昭,滕王就敢光天化日之下行此奸邪之事吗?于是郑氏就随着王府下人前往滕王府,等到郑氏抬脚刚刚迈入暖阁之时,滕王就迫不及待的扑了上来,郑氏急得大喊大叫,王府左右仆从匆忙作答,这是滕王殿下。郑氏不屑一顾的说,胡说,怎么会是大王?大王怎么会做如此禽兽不如的事情?一定是家中奴仆狗仗人势。滕王欲火中烧,屡次三番扑向郑氏,郑氏急中生智,顺手脱下一只鞋子痛击滕王头部,然后毫不畏惧的扑上去,在拉拽撕扯中抓破了滕王脸面,顿时滕王脸上血流不止,动静越闹越大,惊动了深闺中的王妃,王妃怒气冲冲的赶来,滕王眼见事情败露,自认理亏,心有不甘的放还了郑氏。郑氏以死抗争保全名节,全身而退,反弄得滕王灰头土脸的,那些听闻此事的百官妻女们,两下相比较,无不羞惭万分。

三、宁死不受辱

唐朝时还有一民间女子叫做玉英,长相姝美,随同犯罪的丈夫被流放至荒僻的海南儋州,好不容易小俩口长途跋涉到了南海边,却被海盗所抢掠,而丈夫不幸被杀身亡,海盗们见玉英长得漂亮,就起了邪念,想一拥而上。玉英擦干眼泪,从容不迫的对盗贼们说,我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女子,一人不足以服侍众人,你们可以推选出一位公认的英雄豪杰,我会好好服侍他的。海盗们被玉英的冷静所震慑,于是就请玉英换衣妆扮。玉英巧施淡妆,穿上自己最喜欢的衣服,趁众贼不注意,一个箭步冲向船头,厉声喝道,我是好人家的女儿,怎肯受你们这帮贼子污辱,不如投身大海,死了干净。说完毫不畏惧,纵身投入了大海,而船上的一帮海盗则面面相觑,同时无不为这样忠烈的女子所折服。

四、母教子清廉

不独官场民间有这样忠贞节烈的女子,还有象监察御史李畬的母亲这样深明大义的妇人,李母早年寡居,含辛茹苦把儿子拉扯大,平常里就一直教育儿子做个清正廉洁的好官。有一次御史衙门送来李畬的禄米,李母打发走下人以后,发现所送官俸中多出了三石粮食,就问李畬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小李子面对母亲的质问,毫不在意的说,这是官场旧制,给御史发放的禄米斗斛都是尖尖的,从来不刮平。李母又问送米需要付出的脚钱是多少?小李子得意洋洋的回答,给御史送米,还用给脚钱吗?李母闻言勃然大怒,狠狠的将小李子修理了一番,然后让儿子将多余的禄米送回去,脚钱也一一照付,小李子找到管粮食的官员,依律论罪,其他的御史们看到这一幕则一个个面有愧色。正是因为李母对儿子的严格要求,所以造救了李畬在唐史上为官清廉的名声。

穿越时空隧道,我们可以看到唐人笔记下的许多女人们聪明睿智的一面,唐朝虽然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朝代,但是做为一个女人的底限和原则依然需要固守,唐朝女子冰清玉洁,冰雪聪明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了唐朝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女人们的另一面。大唐盛世的锻造依靠千千万万的普通家庭,和大唐王朝治下底层民众的配合,亦是中华传统道德的某种潜移默化。女人们也是支撑社会发展的基石,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唐朝这些独具特色的女人们对于今之趋潮女性是否也有着某种榜样和启示作用呢?

明嘉靖朝以后的历史启示

嘉靖皇帝是明代历史上最为聪明的皇帝之一,他的智商要远远高于常人。正德十六年(1521),历史上最为传奇的皇帝,玩了一辈子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在坐船时掉进了河里,虽然被捞了上来,却因此染了病,一命呜呼了。由于他十几年如一日地专心致志于玩,孩子也没能顾得上生。可是皇帝总得有人做,于是当时的朝中第一号人物杨廷和代理了三十七天的皇帝,最终选定了接替皇帝的人选——朱厚熜。朱厚熜是朱厚照的堂弟,当年十五岁,他就是后来的嘉靖皇帝。杨廷和从众多龙子龙孙中选择这个少年,据说是因为这个孩子非常聪明。当然了,老谋深算的杨廷和之所以作出这个抉择,还有一个想法——孩子小,好控制。可惜他失算了。历经三朝不倒,混迹官场几十年,老奸巨滑,刘瑾也搞他不定的杨廷和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年仅十五岁的孩子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一个足以战胜他的天才。杨廷和准备迎接朱厚熜进京当皇帝,在他看来,这个孩子应该对自己感恩戴德,可是出人意料的是,朱厚熜却提出了异议。

问题出在名分上,朱厚熜认为,自己是接受遗诏进京当皇帝的,可是杨廷和要他先当皇子,再以这个名义当皇帝。这是个很没有面子的事情,所以他希望杨廷和能够按照他的意思重新安排皇位继承的手续。杨廷和拒绝了,自己三朝元老,还能听你这个小孩子的使唤?面对着老江湖的蛮横态度,朱厚熜笑了笑,表达了他的意见:如果一定要这样安排也行,不过我就不去继位了。杨廷和傻了,他这才发现,这个十五岁的孩子竟然如此厉害。无奈之下六十三岁的杨廷和与十五岁的朱厚熜达成了妥协,总算把这件大事给办了。杨廷和松了口气,事情总算是解决了,可他不知道的是,更要命的麻烦还在后头。登基之后不久,朱厚熜开始玩起了新花样,他表示既然自己已经是皇帝了,那么自己死去父亲就不应该再当藩王,而应该追认为皇帝。这事情要放在今天几分钟就给他办了,反正人都死了,给你个头衔又能咋地,可在当时文官的眼中,这是个大逆不道的事情,熟读孔孟之道的读书人们最重视的就是君臣礼仪,你朱厚熜算老几,敢挑战祖宗传统?于是杨廷和又一次当仁不当地挺身而出,准备跟朱厚熜玩命。双方你来我往,斗了足足两年,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礼仪”事件。在朱厚熜的步步紧逼之下,杨廷和使出了最后一招——主动提出辞职,这意思也很明白:我是三朝老臣,朝中大都是我的人,你朱厚熜要是坚持自己的主张,我就来个非暴力不合作,看你怎么办!然而斗争结果着实出人意料,朱厚熜接到辞职报告后丝毫不慌,只是平静地表示,既然你要走,那就走吧,我发路费给你。

权谋老到的杨廷和惊呆了,几十多年来,什么大风大浪都过了,竟然在朱厚熜这条小阴沟里翻了船。但杨廷和是不会就此罢休的,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要跟朱厚熜最后摊牌。同年七月的一个早晨,亮底牌的时候到了。这一天,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如往常入宫,站在左顺门前,突然振臂高呼,喊出了一句明代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口号:“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二百二十九名大臣跟随着杨慎,在左顺门前放声大哭起来,一时之间宫门口哭声震天,乱得一塌糊涂,这些文官们如此苦心,只为了告诉这位青年皇帝一件事情——你要听我们的话!朱厚熜十分恼火,但他及时运用了自己那超人的智慧,想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当然,不是妥协。他十分明智地认识到,对付这些读书人,讲道理是没有用的,于是他选择了一个最合适的方法——打。处理结果如下,当日在左顺门前闹事的官员,四品以上官员降一级工资,四品以下者全部打,这些文人平日缺乏体育锻炼,身体不结实,这一打就打死了十七个人。带头闹事的杨慎被派到云南参军,永世不予返京。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左顺门事件”,此事以文官集团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年轻的朱厚熜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法,轻易解决了问题,此后的四十余年中,没有人再敢触动他的权威。而这一年,他才十八岁。

朱厚熜在明代十余位皇帝中,智商可以排在前三位,他熟练地运用着权谋,操纵所有的人,他所在的时代人才辈出,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人都是饱读诗书,久经考验,深通权术的官场老手,然而他们和朱厚熜比起来,水平差了不止一个档次。这是一个权力斗争十分激烈的时代,耿直的夏言被阴毒的严嵩杀死,可严嵩也没有高兴多久,徐阶很快用更为阴狠的方法解决了严嵩。我们往往会为夏言的死而叹息,为严嵩当政感到悲哀,为徐阶的胜利欢呼叫好。在很多人看来,严嵩是坏人,代表着邪恶,夏言和徐阶是好人,代表着正义。错了。真正的幕后人物是朱厚熜,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之中,他用夏言来制衡严嵩,再用徐阶来制衡严嵩,在他的统治之下,没有人可以威仪天下,号令百官,除了他自己。

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他才是老板,夏某人,严某人,徐某人都是他的打工仔,他们的工作只是干活,如果有谁敢冒头,就打击并开除他,找另一个人来代替。无数人都知道嘉靖皇帝朱厚熜白天不上朝,在宫中修道,不管国家大事,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晚上在干什么?答案是批改奏章。他虽然追求长生不老,不见大臣,但在四十多年的皇帝生涯中,没有一天懈怠过国家大事,没有一件事情能够瞒过他的眼睛,没有一个大臣能够忽悠他。他知道小事情不用管,也管不过来,他只需要解决大事,把小事情交给大臣去办,然后在大臣中间制造矛盾,让他们互相攻击,总经理是夏言还是严嵩,对他并不重要,只要董事长永远是他朱厚熜就行了。他的一生都在不断地使用着权谋,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牢牢地控制住所有的一切。他太聪明了,聪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聪明地过了头。在他的统治时期内,政治斗争不断,大臣们忙于拉帮结派,无暇国家大事,蒙古军队打到了家门口,各部门不想着退敌,却在相互推诿责任。而他的精力却大多放在了修道炼丹和权谋上。朱厚熜一直相信,用他的智慧可以牢牢控制所有的人,稳固他的江山,他做到了,没有人可以动摇他的地位,然而大明王朝却在他的智慧中不断地衰弱着。

隆庆帝即位时,年已30岁。他长期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中,而他的父亲似乎也没给过他过多的恩宠。他很迟才被立为太子。即使在被立为太子后,也没有享受到作为太子应该享有的地位和待遇。嘉靖帝对他和他的异母弟景王,似乎总是不偏不倚,以至于不少人由此猜测,这位太子未必能在老皇帝百年之后顺利接位。这种经历,对隆庆帝的心理甚至生理,自然会产生很严重的消极影响。按照传统的说法,隆庆帝是一位节俭和仁厚的君主。这种说法的真实性,现在已受到质疑。隆庆帝的生活或许谈不上节俭,在隆庆帝在位期间,几乎没有爆发什么重大的变故,隆庆帝得以稳坐皇位六年。这与他的性情是分不开的,由于在作皇子期间处处小心谨慎,很少张狂,从小就养成了贞静、仁义的性情,才使得隆庆帝在位期间,总是避免卷入家庭和朝廷的争执之中,也从来不做出任何重要的政治决断。以至于他手下的那些大学士们,经常要隆庆帝参加一些精心安排的盛大典礼,并以此来树立他的威望。隆庆帝的无能或不愿干预朝廷具体事务的态度,使得他手下那些有能力的官员们能放手去行使朝廷权力,管理帝国。隆庆朝近六年的相对稳定和繁荣的局面,也证明朝廷事务在没有皇帝的干预下似乎也能维持,甚至在某些时候或许能做得更好。

开放海禁,和西北贸易,赋税改革都取得了好的效果。隆庆二年,朱翊钧,明神宗,明穆宗第三子立为皇太子,时方六岁。隆庆六年,穆宗36岁驾崩,10岁的朱翊钧即位,次年改元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亡录》讲的就是这段历史。万历初期,张居正辅佐中兴,亲政后,由于在立太子问题上,28年不上朝,错过了认识,净化自己的原动力,路越走越窄,明朝最终走向了深渊。隆庆帝的统治风格,实际上也为他幼小的儿子朱翊钧即后来的万历帝的执政初期种下了善根。由于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阁班子,足以应付朝廷事务,因此,冲龄即位的万历帝,虽不能真正行使权力,但仍能依靠这一文官班子治理帝国,不致发生统治危机。但这种做法,也存在缺陷。因为权力中心的下移,最有可能出现以下的两种局面。一是由数位权臣共同掌权,其后果是极易引起文官之间的倾轧或党争,并必然到影响朝政。二是出现一位大权独揽的权威型人物,并由他以皇帝的名义行使皇帝的大部分行政权力,就像万历初期的张居正那样。但在后一种情形下,又有两个棘手的问题难以解决。一是如何保证这位文官独裁者不用手中的特权为自己的圈子或个人谋取私利,甚至威胁皇帝的地位,动摇王朝的根基;二是如何避免这位文官独裁者的权威一旦失去时所带来的各种灾难性的后果。后来张居正的统治经历,不幸印证了这些推测。隆庆去世后,张居正,冯保,李太后逐走高拱,组成了新的政权结构。张居正,史称明代第一名相,万历6年到9年,张居正清丈全国土地,施行一条鞭法,抵御蒙古,清淤黄河,平定民变等,明朝为之中兴。万历10年6月去世,11年春被抄家清算。万历13年,72岁的海瑞被启用,15年海瑞去世。戚继光平倭之后任蓟门总兵,张居正去世后,万历11年2月戚继光被弹劾改任广东总兵。他被文人称为元敬词宗先生。明朝的历史太祖到英宗80年间,是严峻冷酷的时代,世风唯科举论,英宗到宪宗50年间,弃学经商的人增多,出现了商帮集团,影响了以后500年的历史。

成化到正德50年间,文化成为了社会价值标准,社会成为多元社会,出现了王阳明,王世贞,谢榛三个伟大人物,到万历时,明朝进入三言两拍所描写的酒色财气时代,社会变成了由权势主宰的世界道德观也逐渐宽容和包容了,饮食男女就是天性,存天理,灭人欲的宋儒观念变了,男女之事值得同情,感情上出现偏差,失误,只要不是十恶不赦,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得饶人出且饶人,善良行善的人会有好报观念被不断宣扬,万历朝在立太子问题上,争论近20年,万历29年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郑贵妃子朱常洵封福王。万历对文官产生了敌对情绪,意气用事,做事荒唐,国家陷入更大的麻烦,国本之争是明败亡的原因之一。之后明朝内部日益腐败,矿监税使搜刮无度,东林党评议朝政,至朝野无统一意志。明朝消弱的同时,外患加剧,日本织田信长及其儿子丰臣秀吉逐渐统一了日本,欲吞并朝鲜侵略中国,时朝鲜建国200年,承平日久向明朝求救,西夏哱拜杀死巡抚兵变,联络蒙古各部,西北骚乱,四川播州民变,是为晚明三大证。辽东总兵李成梁,与戚继光同时有名天下,生9子,5位总兵官,4为参将,封宁远伯,其子李如松由山西总兵位到宁夏平叛,万历20年,攻破宁夏城,活捉哱拜,奉旨援朝抗日,明大胜,日本要求谈判,表示退出王京,只留釜山,明朝同意了。

5年后,日本又侵入朝鲜,双方又战,互有胜负,万历26年丰臣秀吉病死,明,朝鲜邓子龙,李舜臣战死,李如松以辽东总兵位抗击蒙古,战争前后6-7年,明朝消耗极大,辽东消弱,李如松阵亡,直至1894年中日决战,清惨败收场。万历朝同时也丧失与南方国际交往的机会。东北女真人逐渐强大起来。万历11年,1583年,努尔哈赤以古勒寨事件为由开始向明寻仇,16年后,统一建州女真,控制了海西女真为强东北。万历44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国立号,46年誓师伐明。攻破旅顺,明朝派杨镐经略辽东,杨镐曾是第二次援朝的统帅。兵部调全国各地兵近10万人至辽东,户部增加赋税,辽銄是内部农民起义的直接诱因。万历47年,萨尔浒战败成了明朝的国丧。而敲响丧钟的正是明朝自己。万历48年,58岁的万历去世,其儿子朱常洛即位,一个月后死亡,是为光宗。子熹宗朱由校在位七年,妇寺窃权,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这种结果归根结底应归罪于天启帝的祖父万历皇帝,万历不喜长子,不关心他的教育,长子自身难保,自然导致长孙的教育更被忽视,乃至熹宗继位时据说大字不识几个,遑论朝政。熹宗终究是“凡事愦愦”而已。明熹宗于公元1627年8月病故后,由于没有子嗣,朱由检受遗命于同月丁巳日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崇祯。1627-1644在位,在位18年,李自成军攻破北京后自缢,终年34岁,明亡。

历史已经过去了,有兴到亡,给了我们许多启示。

努尔哈赤为何杀掉骁勇多谋屡立战功的长子?

褚英是努尔哈赤第一个大福金(后称元妃)佟佳氏所生的长子,骁勇多谋,能征惯战,军功累累。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努尔哈赤命幼弟巴雅喇、褚英与噶盖、费英东,领兵一千,往征东海女真安楚拉库路。此时,褚英只有十七岁,但他不畏险阻,披甲上阵,领兵飞速前进,“星夜驰至”,取屯寨二十处,其余屯寨尽行招服,获人畜万余,胜利回师。努尔哈赤对这个年未成丁的长子,赐以“洪巴图鲁”的美号(巴图鲁,乃满文baturu的音译,意为英勇)。

这次出征,在努尔哈赤创业建国的过程中,是一个重要里程碑。起兵初期,主要是努尔哈赤亲率士卒,奋勇鏖战,以身作则,二弟穆尔哈齐、三弟舒尔哈齐随同征伐,一些族人跟从攻战,额亦都、安费扬古起了重大作用。万历十六年(1588)何和礼、费英东、扈尔汉等三部长率众来投,五大臣成为带军出征的主要将领。从万历二十六年(1598)征安楚拉库路起,开始了由努尔哈赤的子侄——贝勒、台吉统兵辖将转战四方的新阶段,虽然五大臣等开国元勋仍然是战阵厮杀的主要将领,但统军之权,则大多由贝勒、台吉直接掌握,这对提高努尔哈赤的地位、增强他的专制权力、促进宗室贵族的形成,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万历三十五年(1607)三月,舒尔哈齐、褚英、代善、费英东、扈尔汉、扬古利等率兵三千,往接蜚优城归顺女真,途中与乌拉万兵交战,此时,舒尔哈齐、褚英、代善各率兵五百,扈尔汉、费英东两员大将领兵三百,纳齐布虾与常书各领兵一百,扬古利的兵数不详。在这关系到努尔哈赤盛衰的重要战争中,三个贝勒领的兵为全军总数的二分之一,仅此而论,也可想见他们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之大。

努尔哈赤以褚英“奋勇当先”,赐以“阿尔哈图图门”尊号。阿尔哈图图门是满语音译,阿尔哈(arga),意为计、计谋,图门(tumen)意为万,直译为“万计”,即足智多谋之意,清人称褚英为“广略贝勒”。可见褚英的多谋善断,英勇顽强,为女真国的扩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以后,这位连战连捷屡立军功的“皇长子”,竟突然消失了,在《清太祖实录》中再也找不到他的记载,他有无任职,有何功过,何时去世,是病逝善终,还是战死疆场,或是因罪诛戮,皆无记述。

害人是门“技术活”!

俗话说:“天上不会掉馅饼”,但凡经常得到提拔的人,总有一定的原因,或做人通达,或才能出众,或祖上积德朝中有人,或钱送得多马屁拍得好。还有一种人,不靠能力靠技术,不靠做人靠害人,打破常规,剑走偏锋,往往也能出奇制胜,步步登高。宋真宗时期的王钦若,就是这样一个人。

王钦若中进士不久,即被朝廷任命为太常丞、判三司都理欠凭由司(财政部门)。一天,度支判官毋滨古对他说:“自五代至今,天下百姓拖欠的赋税屡清不了,尽管朝廷不断催缴,但百姓太贫困,无力偿还,我准备请求皇上免去这些旧欠。”王钦若一听,觉得这是个邀功的好机会,便背着毋滨古,连夜核算好这笔欠税的总额,第二天,一纸奏章呈给了宋真宗。宋真宗阅后大惊,问道:“这种大事难道先帝都不知道吗?”王钦若回答:“先帝当然知道,但他有意把这个问题留给您解决,让您收取人心啊。”宋真宗大喜,当即大减欠税,大释囚犯,百姓顿时一片颂圣之声。这个建议使宋真宗非常满意,不久即任命王钦若为翰林学士、知制诰,把他纳入了核心决策层。

如果说这次取巧让宋真宗对他刮目相看,那么后来在“东封西祀”中的投机,便让宋真宗对他宠信有加了。大凡皇帝,都喜欢“折腾”,通过举行声势浩大的祭祀活动、节庆典礼来“折腾”,通过铺张浪费的“折腾”来获得唐宗宋祖一样的声誉,以便在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宋真宗也是如此,他举行了一场以“东封西祀”为主题的祭祀活动,大张旗鼓地歌功颂德,大吹大擂地搞个人崇拜。不过,宋真宗的“折腾”是以劳民伤财为基础,以满足自己的虚荣为目的,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当然得寻找名一些正言顺的理由。王钦若对宋真的心思洞若观火,于是,在需要“天书”的时候,他设法伪造“天书”,在遭到质疑的时候,他出面做大臣们的思想工作,总之,他为为宋真宗的“折腾”殚精竭虑,不遗余力,终于使两次祭祀活动在“山呼万岁”的壮观场面中结束。从此,宋真宗对王钦若更是百般信赖,无以复加。

许多读书人的人生理想是中进士、点翰林、当学士,以辅助皇帝“施仁政而王天下”。但对于王钦若来说,有职无权的虚职他根本不放在眼里,皇帝的百般信赖,也不足以让他感到称心,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当上既有人权又有财权、既有虚名又得实惠的宰相。他清楚的知道,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只有主动出击,主动创造机会,才能美梦成真。于是,他开始害人。

王旦任宰相的时候,翰林学士李宗谔风流儒雅,才名远播,王旦有意举荐他出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当时,王钦若是资政殿学士,不过,学士毕竟不能与副宰相的权位相比,实惠少多了,所以,他很揪心。事前,王旦征求他的意见,他当面大表赞许,背地里却对宋真宗说:“李宗谔曾欠王旦三千缗钱(相当于三千两银子),如今王旦拟推荐李宗谔任参政,不过是为了索要欠款而已。”宋代有个规矩,凡参知政事任命之时,皇帝都会给予三千缗钱的赏金,而李宗谔也的确曾经向王旦借了三千缗钱。于是,当王旦向宋真宗举荐李宗谔时,宗真宗果然面露愠色,坚决不同意。

郭皇后病逝,宋真宗想立自己宠幸的刘美人为皇后。参知政事赵安仁认为刘美人出身寒微,不可母仪天下,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希望宋真宗册立沈德妃为皇后,因为沈德妃是已故宰相沈伦的孙女,出身高贵。宋真宗听后老大不高兴,好在赵安仁一贯以正直著称士林,宋真宗忍了,没有追究。王钦若早就有意排挤赵安仁,他暗暗记住了这件事。一次,宋真宗与他闲聊当今大臣间谁最有德望时,王钦若毫不犹豫地说:“没人比得上赵安仁,他当年为沈伦慧眼相识,至今念念不忘,时刻寻找机会报答。”宋真一听,原来如此!第二天,他就让赵安仁告老还乡了,“明日,安仁遂致政”(司马光《涑水纪闻》)。

王钦若就是这样,他要么不惦记你,只要他惦记你,你就位子难保,无处可逃。

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20万大军南侵,与宋朝军队展开大规模战争,在宰相寇准的极力主张下,宋真宗亲征,在澶州与契丹军队交锋,并取得胜利,两国最终签订了停战协定——《澶渊之盟》,此后,边境安宁,百姓安居乐业,国内也日渐繁荣,对此,冠准颇为自得。

某日,朝会结束后,寇准先行离开,宋真宗用非常欣赏的目光,目送他渐渐远去。王钦若不失时机地对宋真宗说:“陛下这么敬重寇准,是因为他有功于江山社稷吗?”宋真宗说:“当然。”王钦若满脸不解地说:“澶渊之战,陛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为什么?”宋真宗不解道:“怎么这样说?”王钦若说:“城下之盟,《春秋》上都认为那是耻辱。《澶渊之盟》是典型的城下之盟啊。以您这泱泱大国君主的尊贵身份,与夷狄小国签定了屈辱盟约,世上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耻辱的事吗?”

宋真宗边听边琢磨,有些不高兴。王钦若接着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吗?赌徒快输光的时候,往往会倾囊而出,称为孤注。您,就是寇准手里的孤注,他把您作为最后的赌注,孤注一掷,无异于置您于最危险的境地。”从此,宋真宗对冠准日渐疏远,第二年,又把他调去陕州(今河南陕县)任知州,降职外放了。不久,王钦若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宰相。

据宋代李昌龄《乐善录》说:“王冀公(钦若)性阴险而权谲,巧于害人”,一个“巧”字,把王钦若作为一个官僚的行状勾勒得活灵活现。王钦若这种品质低劣的人,在对官员道德要求近乎完美的宋朝,不但没有掉队,反而连连提拔,青云直上,这说明王钦若的确有过人之处,他的过人之处就是善于害人、巧于害人、人不知鬼不觉地害人,踩着同志的肩膀向上爬,使皇帝身边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降级的降级,罢官的罢官,最后,宰相的位子自然就是他的了。

可见,害人还是一门“技术活”。

生处富贵死处龌龊的南宋权奸贾似道

宋朝,无论北宋还是南宋,都是一个让人困惑的时代。

宋朝,历史上称为积贫积弱,却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维持了三百余年。蒙古帝国的铁骑彪悍无比,横扫亚欧大陆,却花费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来消灭宋朝,而灭西夏、金和大理却只用了极短的时间。

有历史学家认为宋朝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它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它把中国的文治推向了顶峰,后世之人无不仰慕其“郁郁乎文哉”,但它的文艺复兴却没有产生十四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那样的深远影响。

宋朝在开国之初,就立下最开明的国策,使宋朝成了士大夫的乐园。在这个朝代,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被立为国君应当恪守的最基本的准则。然而,却发生了最让人痛心不已的冤案——冤杀岳飞。

宋朝被认为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宋朝以前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而其后的时期则被认为是最耻辱的时代。而后世人大都认为,宋朝对于宋以后的耻辱,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

宋朝的积弱让后人感到不齿,明朝以后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对它持批评态度,但王夫之认为它“郁郁乎文哉”,并且北宋的前中期都是可以和“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媲美的“治世”。陈寅恪认为“华夏文明历数千载演进,盛极于赵宋之世,其后势衰,终必复振”。邓广铭认为“无论是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宋朝取得的成就都是空前绝后的。”

西方的汉学家对宋代更是羡慕得不得了,给与宋代莫大的赞誉,他们说宋代超越了汉唐,是“东方的文艺复兴”、“最伟大的时代”、“最令人激动的时代”。

凡此种种,使得宋朝的面目变得扑朔迷离。古往今来的历史学家,国内国外的研究者,所得的结论大多都是截然相反的,更让人迷惑。那么宋朝究竟是怎样一个朝代呢?

宋朝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内部以士大夫作为治理国家的中坚力量,外部则遭遇了空前的民族危机。这个特征自宋朝建立到宋朝灭亡一直存在。

宋朝最基本的国策就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阶层在宋朝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和重用。宋太祖曾在宫中立碑:“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否则,将遭天谴。这条誓言奇迹般地被宋朝历代帝王所遵守。这条誓言的意义在于为士大夫参政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和安全的保证,所以宋朝的士大夫自觉意识高涨,参政意识特别强。

宋朝还采取了各种措施尊崇士大夫以及加强他们的自豪感。例如让宰相上朝时站在亲王的前面,在东华门外“唱状元”,在启蒙书中开宗明义地讲:“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种种措施使得士大夫们在其他皇亲国戚面前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

为什么宋朝的统治者选择了士大夫来治理天下呢?

选择什么样的人才来治理天下,是每一个夺取政权以后的君主面临的首要问题。古代的政治体制是皇权至上,如果碰上一个英明的君主,或许能够举用贤才,但如果碰上一个昏君,则各种小人会乘机占据高位。而宦官、外戚、后妃、宗室因为离皇帝近,所以往往更容易窃取高位,专政擅权。而军人则因为有实力,往往也容易割据一方,祸乱国家。

即便强如汉唐,虽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盛世,但更有极为黑暗的时代,宦官、外戚、后妃、宗室、武臣各种势力祸乱一时,给政权和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危及皇权的统治。

宋太祖深刻地反思了前朝的教训之后,做出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决策,并将这个决策上升为国策。

士大夫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治理能力,忠君思想浓厚。在中国历史上,有外戚、女主、武臣、宦官、宗室纂位,但却没有士大夫纂位。他们出身社会的底层,能进入朝廷完全靠王室的提拔,因而王室自然感恩戴德。并且他们没有强有力的政治背景,一旦将他们罢官,影响力就会消失,没有尾大不掉之虞。这些足以让宋朝的统治者倾心。

宋朝确定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后,士大夫进入了历史的黄金时期。可以说,历史发展到宋朝,中国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才真正成为现实,“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社会见惯不怪的现象。

宋朝的士大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关注着天下苍生的福祉和朝廷的安宁。作为王室来说,当然欣赏这种对朝廷的感恩戴德之后的忠勇奋发,所以对这种精神大为宣扬。

所以,宋朝能取得“郁郁乎文哉”的成就,离不开士大夫的尽心尽力。不过,辩证地看待宋代厚遇士大夫的政策,也不能忽视或是逃避它的负面影响。宋朝一贯的重文轻武的政策是导致其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根源就在于宋太祖建国后的一系列削弱武将权利,加强皇权的措施。

宋朝的边境危机十分严重,重文轻武固然可以稳定内部,却也削弱了抵抗异族入侵的力量。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宋朝武备松弛,接连得遭受耻辱,与武将的地位不高有很大关系。宋朝的经济成就,据后人调查考证,曾达到占世界经济总量一半还多的水平,可是经济的强大并不能为民族的强大、国家的强盛带来福音,相反经济上在强大,武备跟不上,最终也会丧权辱国。这一点对如今的现实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再看宋朝的外部。宋朝与其他民族政权的矛盾空前激化。宋朝碰到了多个空前强大的敌人,两汉的对手就只有匈奴一个,唐朝的对手也就是突厥,明朝时候的对手是蒙古和满族,而宋朝时候的对手多达四个:契丹、党项、女真、蒙古。而且,每个对手都是空前强大的。相较之于汉唐,宋朝的处境异常艰难。汉唐时的匈奴、突厥是纯粹的游牧民族,其力量在于彪悍的体魄,强健高大的战马和快速的战斗反应机制,其目标在于抢劫,所以相当于一群强悍的武装强盗。而宋朝的情况就不同了。在韩侂胄一文中,我曾经谈过,宋朝是一个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凸显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在于宋朝与其他民族政权之间有完整而清晰的界线,族群认同感强烈提升,这些和现代国家没什么两样。契丹、党项、女真、蒙古不仅保持了游牧民族的特点,而且有比较稳定的经济基础、坚实的国防设施以及善于运用兵法的军事领袖,其目标在于土地甚至统治全天下,所以他们已经超越了前者而成为一个强大的有极大野心的掠夺型国家。

宋朝自始至终都面对着这样的国与国之间的深刻矛盾,并最终灭亡于这种矛盾的激化。公元1279年,士大夫陆秀夫抱着南宋末代皇帝赵昺,在崖山滔海自杀。另外两个士大夫,张士杰和文天祥继续抗元,直到身丧国灭。

南宋在走向毁灭的过程中,不得不提一位人物。此君号称“蟋蟀宰相”,直接导演了为南宋王朝送终的最后一幕。他就是贾似道。

贾似道在南宋末年的当权,绝非偶然。南宋彼时内外皆腐,全身已经布满毒瘤,贾似道不过是一个典型,但却担当了致使南宋灭亡的所有的道德谴责。其实,假使没有贾似道,南宋也是要亡的。

南宋末年,奸臣一拨接着一拨,他们当权误国,终于使南宋半壁江山在泥潭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这一时期,雄才人杰不是遭害,就是远引避祸,以求全身,只有那些奸佞之徒,如蝇而聚,遮蔽朝廷。贾似道就是其中一位。

贾似道从小娇生惯养,是名副其实的纨绔子弟。不料富贵无常,在贾似道十岁的那年,他父亲贾涉忽然病死,贾家失去了依凭,立刻落入了困顿之中。贾似道也由于家道中落,无人管教,从十几岁开始,便不务正业,终日在社会上游荡,以吃、喝、嫖、赌为乐,史书说贾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不良少年。

不过,贾似道走狗屎运,依靠“恩荫”在嘉兴谋得个管理仓库的职位。在宋代,朝廷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往往对那些做过高官或立过大功的官吏的子孙授以一定的官职,叫做“恩荫”,所谓泽被后世、荫及子孙。贾似道虽然只做了一个管理县级粮仓的小官,但毕竟能供他衣食,使他从流氓阶层中脱离出来。

但要想从仓吏熬到当朝宰辅,恐怕是连想都不要想的事情,然而贾似道却偏偏做到了,倒不是他很有才能,越级擢升,而是他有一个美貌的同父异母的姐姐。贾氏不仅人长得超众脱俗,心思也灵慧乖巧,深受理宗的宠爱,被立为贵妃。贾氏得宠后,便念念不忘她这位兄弟,成天给理宗吹枕边风。理宗被贾氏搞得晕头转向,也不管贾似道人品如何,一味提拔。数年之中,贾似道的职位一升再升。

当时南宋的情势危如累卵。蒙古大汗蒙哥出兵三路进攻南宋,自己亲率一军进攻合州,不幸中途负伤身亡。其弟忽必烈率另一路大军围攻鄂州,一围就是数月,但守将压住警报,不使理宗得知。后来大臣们慌了手脚,准备出逃,理宗才知有蒙古人来攻。理宗这个糊涂皇帝,不仅不思抗击,反而准备迁都逃亡,这一举措立刻引起了正直朝臣的强烈反对,在文天祥等人的强烈要求下,理宗只好贬逐鄂州守将,让贾似道主政,抵抗蒙军。

贾似道便堂而皇之地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份带兵出征,这是他专权误国的开始。这个人玩蟋蟀的确很有一手,但军事上却是个酒囊饭袋。理宗昏聩,不进行考量,只任用亲信,南宋不亡才怪。而贾似道邀得权力的重要法门,就是谎报战功。

贾似道本是个不学无术之徒,同时也是个惜命怕死的家伙,一见到敌人的刀枪就如同老鼠见到猫。贾似道被惊吓得不敢与蒙古军交兵,便迫不及待地暗自遣使向忽必烈求和。忽必烈起先并不同意罢兵,但是不久南宋合州守将派人告知贾似道蒙哥已亡的消息,蒙古军也因蒙哥汗身亡而人心浮动。

这时,若贾似道趁机驱逐蒙军,或可名垂史册,然而他不但不敢伺机反抗,反而再次派人前去求和。忽必烈由于急于返回漠北争夺汗位,就顺水推舟同意了贾似道的求和要求。贾似道许诺的条件是——“北兵若旋师,愿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各二十万”。

贾似道就靠这种妥协投降的伎俩,为南宋又争得几年苟延残喘的时间。荒唐的是,贾似道趁着蒙军撤退之机,派兵追打蒙军殿后的士兵,还大言不惭地谎报:“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

昏庸的理宗皇帝偏偏对这位小舅子谎话信以为真,把贾似道视作“王室有同于再造”的大救星。贾似道也顶着“少傅”、“右丞相”的头衔风光地班师回朝,次月又进为“少师”、“卫国公”,被皇上亲切地视作“股肱之臣”。

贾似道为了进一步沽名钓誉,在国家内部加紧了舆论宣传,标榜所谓的丰功伟绩,例如他指使门客爪牙廖莹中、翁应龙等撰写文章,名曰《福华编》,为自己根本不存在的“援鄂之功”歌功颂德,肉麻至极。

南宋赢得了虚构的“鄂州大捷”之后,以理宗皇帝和贾似道为首整个统治阶层很快又重新过起莺歌燕舞的日子,而全然不顾这种歌舞升平不过是这个病入膏肓、行将就木的腐败王朝的回光返照而已。

到了理宗晚年,南宋已脆弱不堪,史书上评论这一时期的形势是“犹如用坏胶烂纸糊起来的纸坛子,只要用力一戳,便会碎成万片”。但理宗还算幸运,享乐了几十年撒手而去,终于未做亡国之君。理宗之后是度宗,度宗本是理宗的皇侄,因过继为理宗子而即位。后代史学家认为南宋真正的亡国君是度宗,而不是帝昺,而帝昺却一直顶着亡国君的帽子。

度宗上台之后,曾一度亲理政事,限制贾似道的权力,显得干练有为,也确实干了几件好事,朝野上下为之一振,觉得度宗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当贾似道的权力开始受到限制时,一些正直的大臣纷纷上书弹劾贾似道。这使贾似道意识到,如果这样下去,自己将会有灭顶之灾。于是他又开始耍弄手腕,向度宗要权了。

贾似道以退为进,弃官隐居,然后让亲信吕文德从湖北抗蒙前线假传边报,说是忽必烈亲率大兵急攻下沱,看样子势不可挡,有直取临安之势。度宗正欲改革弊政,励精图治,没想到当头一棒。他立刻召集众臣,商量抗蒙之事,可万万没有想到,满朝文武竟没有一人能提御兵之策,更不用说为国家慷既赴任,领兵出征了。

正当度宗心急如焚的时候,贾似道却归隐林下,悠哉游哉地过着他的隐居生活。度宗无可奈何,只好借皇太后的面子,请求贾似道出山。谢太后写了手谕,派人恭恭敬敬地送给贾似道,贾似道先是搪塞不出,继而又要度宗大封其官。度宗万般无奈,只好给他节度使的荣誉,尊他为太师,并封他为平章军国重事,自此大权再握。

贾似道风光无限地奔赴“前线”,到“前线”逛了一圈,无事而回,度宗和朝臣见是一场虚惊,额手相庆尚且不及,哪里还顾得上追查是谎报还是实报。贾似道就是凭借这样的鬼把戏,再一次充当了救国于危难的英雄。

这样,贾似道“出征”回来,度宗便把大权交给了他。满朝文武大臣也争相趋奉,把他比作是辅佐成王的周公。通过这场考验,年轻的度宗对朝臣完全失去了信心,失去了治理朝政的信心和热情,把大权往贾似道那里一推,纵情享乐去了。

这些发生在南宋末季的荒唐事,宛如梦境一般。权臣靠欺瞒的方式获得荣显,有见识的士大夫却受到排挤,有劲使不上。整个统治阶层都在吸食“鸦片”,借以麻醉原本就不清醒的神经。国破家亡,事不关己,统治阶级掩耳盗铃的举止,即让人可悲,又让人可笑。

腐败的官僚体系使得南宋积重难返,究其根源却在封建专制集权的制度本身。贾似道这样的人,无甚可说之处,却偏偏能爬上高位,成为能左右王朝历史命运的权臣,这难道不是对专制集权制度的一种反讽吗?

往事不堪回首。但南宋的统治者不思进取,只一味地自欺,竟忘记了附着在身体上的民族剧痛。蒙古人已经牢牢盘踞了中国的半壁河山,时刻准备发起摧毁南宋统治的战争。此时,权倾朝野的贾似道为了弥补捉襟见肘的政府财政,补充亏空的军粮,开始推行“买公田”政策。

所谓的“买公田”,就是按级别规定占田限额,超限的部分由官府购买作为公田出租,租种公田者需要向政府上交租米,租米充作军粮。

表面上看“买公田”只是官家强行购买大户地主的农田,与小户人家和普通农民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有权势的大户往往隐瞒占田数量,或者干脆拒不卖田,各级官吏便转而强行向占田数量并未超标的中、小地主甚至普通农民以极低的价格“买”田,而且给付的是十分贬值的纸币,有时甚至是连揩便纸都不如——“度牒”和“官诰”;所谓的“度牒”和“官诰”说白了就是今天的白条子。

此外,各级官吏通常还想尽各种手段大幅度提高承租者需要上交的租米数量,而且如果后者不堪负担租米而欠租逃亡,则租米转由土地原来的主人代为赔偿,结果不但使许多人沦落至破产失业,还动辄施以肉刑,并有逼人上吊的事情发生。

如此,贾似道等人把持的“买公田”法,实质上成为转嫁经济负担和社会矛盾,敲诈与鱼肉人民的剥削工具。除此之外,贾似道还开展了清查民间土地的运动,即“经界推排法”,目的是假借田税地租搜刮民脂民膏,而且各级官吏在实际清查的过程中,经常擅自增加无权无势的小农户的税赋,使得“经界推排法”成为又一害民之举。

贾似道不仅通过“买公田”、“经界推排法”之类的手段从民间搜刮财富,而且通过连年滥印纸币,造成货币极度贬值,形成通货膨胀,使城市工商业、农业直至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国力从此日益衰微。

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贾似道“买公田”这段历史的时候曾精辟地说:“我们今日提出贾似道的故事,即是指出这症结由于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着重于掌握大量的农民,缺乏现代组织与技术的能力,尤缺乏适当的意识形态去主持商业化的财政……南宋末年,财政与税收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仅杭州市内的繁荣于国事无补,即长江三角洲里的农业财富也无法动员。贾似道之犯众怒,并不只是由于他合计敌情错误,也不是因为他骄奢淫佚,而大部是由于他在理宗赵昀的最后两年,倡议”买公田“等于没收一部分富人的资产去充军食。并且由他主持发行最后一次的信用货币,引起物价再度上涨……可见得在野人士包括中等以上的门户都已痛恨他入骨……”

由此可见,贾似道的买公田政策,使贫者更贫,使富者受到搜刮和剥削,两面都不讨好。买“公田”法推行的结果,导致许多人家破产失业,使南宋王朝与中小地主以及自耕农之间的矛盾也激化了。

彼时,蒙军严重威胁南宋统治,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贾似道不顾民族的大义,国家的安危,不仅消极抗战,而且竭力加强对人民的剥削,此等汉奸之举,大大激化了国内矛盾。

与人民受到剥削的情况相比,贾似道本人却挥霍无度,骄奢的程度较之于晋代的石崇,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西湖的葛岭,有皇家赏赐给贾似道的一座园林。这座园林府第“前楫孤山,后枕葛岭;两峰映带,一水横陈。楼阁堂观数十处。”当时有人献词:幻出蓬莱新院宇,花外竹,竹外山。轩冕倘来,人间闲最难,算真闲,不到人间!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与公闲。

可谓神仙福地。贾似道在此处辟建了别墅,但他仍嫌不够奢华,不惜大加工本修缮,改名“后乐园”,无耻地标榜自己有“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范。后乐园距离凤凰山下的南宋大内皇城将近二十里,贾似道为了能赴大内办理公务来去快捷方便,特命人制作了一只缆船。缆船的进退不全凭人力的撑竿和船桨,而是用大缆绳绞动装在岸上的盘车,牵动船快速前行。每当催唤臣属上朝的钟声敲响之际,贾似道便坐上缆船穿过西湖水面上朝。据说,宝石山上的天然巨石“大佛头”,便是贾氏的缆船用来系缆绳的石桩。

贾似道有一癖好,酷爱斗蟋蟀,曾专门写了一本《促织经》讲述自己养蟋蟀和斗蟋蟀的经验。一日他又与群妾一起趴在地上斗蟋蟀,身边有个狐朋狗友开玩笑逗他说:“此军国重事耶?”贾似道不仅不羞愧,反而相当欢喜。

贾似道腐败堕落,而且腐败得十分霸道。贾母去世时,贾似道返回老家台州以国葬为母治丧,全国仿佛死了国母一般,太后以下的皇亲国戚和朝中大臣都要家家设祭,有的家把祭台搭到数丈高,为装祭品还跌死了好几个人。度宗皇帝亲往祭奠,百官也陪着奉丧,不巧操办仪式那天恰逢大雨磅礴,山洪猛涨,众人站在水中被大雨淋了一整天,竟没人敢挪动一步。贾似道把丧事安置完毕,便跑到绍兴私宅住下不肯回京料理国事,直至同年七月,才在度宗的再三恳请下返回临安上朝。

而这个时候,抗蒙前线战事早已告急,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之秋。远在北方的忽必烈已然确立了牢固的汗位,并且再次将兵锋转向了南宋。

忽必烈侵宋前,也曾先礼后兵,派密使郝经敦促贾似道履行承诺。没想到贾似道翻脸不认账,把郝经秘密关押起来,只当先前的妥协投降不曾发生过。忽必烈很震怒,率大军围攻襄阳和樊城。

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后,加紧了进攻南宋的步伐。

不久,元军攻破樊城,襄阳危在旦夕。但在广大爱国军民的誓死抵抗下,元军围攻襄阳城长达五年而不下。襄阳城内粮尽援绝,城中拆屋当柴烧,缝纸币做衣穿,守将吕文焕不断向朝廷告急。军情如此危急,贾似道不能不有所表示。但他又很怕死,因此他一面假惺惺地向皇帝要求亲临前线,一面又暗地里指使谏官上奏皇帝,把自己留在朝中。

吕文焕万般无奈,献出襄阳城投降元朝。消息传来,贾似道对度宗说:“如果早让我去前线,决不会造成今天这种局面。”这样,贾似道既巧妙地把襄阳失陷的责任推给了别人,又乘机表现了自己的“爱国热忱”。同时,贾似道又假装十分着急地说,若再不让他去前线,后果将不堪设想。胆小无能的度宗偏偏死死地拖住贾似道。这正中贾似道下怀,于是他便在宰相衙门中建立了一个所谓“机速房”,居中“指挥军事”。

元军占领襄阳后,很快便攻下鄂州。太学生和群臣上疏,一致要贾似道亲自督师抗元。贾似道不得已,只好在临安设立都督府。但他很惧怕元军威势,迟迟不敢出兵。最后实在拖的没办法再拖了,才抽调各路精兵十三万,从水路出发。

贾似道带了大批辎重,船只首尾相接达百余里。途经安吉,他的座船因过于庞大搁浅在拦河坝上,虽千人下水,也无法拖动,只得换船继续前进。队伍开到芜湖,贾似道便又做起卖国的勾当。他与元朝江州知州吕师羹联系议和,又从芜湖放回元朝俘虏,并送荔枝、黄柑给元朝丞相伯颜,同时派宋京去元军,请求称臣输岁币。伯颜以贾似道曾经失信,拒绝议和,并继续进兵至安庆、池州。

贾似道计穷,只得命孙虎臣统领精兵七万屯驻池州下流的丁家洲,又命夏贵领战船二千五百艘横列江上,他自己则率领后军驻扎在鲁港。此时,夏贵毫无斗志,元军统帅伯颜令军士全力冲击孙虎臣的部队,又用威力巨大的“回回炮”猛轰。孙虎臣、夏贵一见敌军攻势猛烈,毫无战心抱头鼠窜。贾似道惊慌失措,宋军一溃千里,被杀和落水溺死者无计其数,军事物资和武器全被元军抢去。

贾似道只好鸣锣退兵,并在夜晚召集夏贵、孙虎臣商议退路。夏贵倒也干脆,表示无力应战,解舟离去。贾似道就与孙虎臣乘小船,狼狈逃往扬州。宋军也全部溃散。

贾似道逃到扬州后,不仅不思重整旗鼓,而且上书朝廷,建议迁都,要求皇帝往海上逃跑,结果,因朝臣们的反对而未成。

当时元朝使者郝经尚被拘留在真州。在贾似道惊魂未定之时,元朝又派人前来责问他扣押郝经之罪。贾似道非常恐惧,就立即派人将郝经礼送回去。

贾似道兵败之后,元军主力顺长江东下,很快逼近临安,赵宋王朝巳处在灭亡的前夕。贾似道鲁港兵败,丧师辱国,朝野震动,群情激愤。原来依附贾似道的枢密使陈宜中,见贾似道失势,便上疏请诛贾似道。太皇太后谢太后竭力庇护贾似道,只罢免了他的平章军国重事和都督诸路军马的官衔。

贾似道罪大恶极,谢太后对他的从轻处分,不足以平息众怒。七月,太学生及台谏、侍从官纷纷上疏请杀贾似道,谢太后不许。这时,贾似道也送来奏表,一面将责任全部推给夏贵、孙虎臣,一面乞求活命。朝廷便削降他三级官职,命他回绍兴私宅去给他母亲守丧。可是贾似道却死死赖在扬州不肯回去。左丞相王粤认为贾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应下诏严厉责罚。

贾似道没有办法,只得回绍兴,但绍兴的地方官关起城门来不让他进去。于是朝廷改命贾似道去婺州居住,婺州百姓听说贾似道要来,就贴出通告,把他赶走。贾似道犯下滔天大罪,人人不容。

又有御史孙嵘叟等请求处斩贾似道以正国法人心。谢太后百般庇佑,只命将贾似道请居建宁府居住。当时,朝臣中有人认为,建宁是朱熹讲道的地方,理学盛行,虽三尺孩童,闻贾似道的臭名都要呕吐,更何况见到其人。为此,朝臣建议将贾似道流放到广南的远恶荒州。

由于众多朝臣的强烈要求,谢太后见包庇不得,只得将贾似道贬为高州团练使,派人监押到循州安置,并抄了他在临安和台州的府邸。

派谁押送贾似道去循州呢?会稽的地方官郑虎臣,因为父亲曾经受到过贾似道的处罚,便主动请求承担押送任务,以便伺机报复。此时,贾似道虽然谪居建宁仍不忘享乐,身边还带有几十个侍妾供自己消遣,不过郑虎臣一到,就把这些女子悉数赶走,只允许他留下两名最漂亮的侍妾。

启程之后,郑虎臣又让人拆去贾似道乘坐的轿子的顶盖,让他“暴行秋日中”,并让轿夫用方言小曲辱骂贾似道,把曾经不可一世的权相贾似道戏谑得苦不堪言。

某日,一行人来到一座古寺,看见墙上题有早年被发配,路经此地的吴潜的手书,这个吴潜当年正是被贾似道迫害致死的。郑虎臣借机挖苦贾似道说:“贾团练,当年吴丞相是因为什么来到这里的啊?”贾似道尴尬得无言以对。

还有一小段插曲也是无巧不成书。当贾似道一行走到泉州的洛阳桥时,正好碰上十一年前被他刺字流放漳州的临安学子叶李,结束流放生活返还路过这里。叶李也挺幽默的,不但没有掌他的嘴巴,还把他领到客舍落座,并赠诗一首,贾似道赶紧接过题赠鞠躬致谢。

不过,贾似道本性难移。由于他的误国行径,导致兵败鲁港,使江山社稷指日可亡,如今沦落到连丧家犬都不如的地步,却仍不思认罪悔改。反而在生日那天,为自己写青词,词中为自己的遭遇鸣冤叫屈,还厚颜无耻地表扬自己为人正派,有功于国家。此等不齿的行为,使贾似道在青史中骂名永垂。

可喜的是,一代巨奸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而且贾似道临终的地方,也如同他卑污肮脏的一生一样,充满了让后人所厌恶的气息。我们姑且称之为“亡命茅厕”。

一日,贾似道一行走水路至南剑州。俯视水质清澈的黯淡滩,郑虎臣想让贾似道来个自己了断,就提醒说:“水清甚,何不死于此?”贾似道哪里舍得自己的身家性命,答道:“太后许我不死。”就这样他们过了黯淡滩。郑虎臣一路上羞辱贾似道,并时常找机会让他吃苦头。

到漳州后,贾似道做了一个恶梦,梦到自己身陷淤泥之中,周身上下污黑不清,浊臭的泥水使他窒息,他挥舞四肢在淤泥中狂乱地挣扎。贾似道醒后,除了一身的冷汗,预感到自己阳寿已然不多。

他们离开漳州城,刚刚南行五里,便到了一个叫做木绵庵的所在。停下来后,贾似道自忖必死,就服了大量冰片企图自杀,不料他吃下冰片后上吐下泻频繁如厕,一时不死。郑虎臣气愤不过,于是说到:“吾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说着索性就到厕所里抓起贾似道的胸襟,连续往地下猛摔,致使肋骨折了数根。贾似道疼得狂叫,怎奈无人理睬,半个时辰过后,贾似道终于疼死于厕所之中,结束了他恶贯满盈的一生。贾似道一生为人行事卑鄙而肮脏,死在这里也算是死得其所。

郑虎臣畏罪,抢夺了贾似道随行而带的金银财宝,逃至潮州,成为那里的郑氏鼻祖。

贾似道死后不久,陆秀夫背着九岁的皇帝赵昺在崖山蹈海自杀,连同腐朽没落的南宋王朝一起葬身大海。南宋王朝在屈辱中,化作海中细沙,淹没在滚滚的浪涛中。

朱钿宝玦,天上飞琼,比人间春别。江南江北曾未见,漫拟梨云梅雪。淮山春晚,问谁识、芳心高洁?消几番、花落花开,老了玉关豪杰!

金壶翦送琼枝,看一骑红尘,香度瑶阙。韶华正好,应自喜、初识长安蜂蝶。杜郎老矣,想旧事、花须能说。记少年,一梦扬州,二十四桥明月。

这是一阕周密的《瑶华慢》,是一首以咏物来讽喻政治的力作,约作于南宋度宗咸淳年间。时值贾似道专权坏政,政治黑暗。宋军在败军之际,贾似道暗中与蒙古屈膝议和,答应割地纳款。蒙古退兵后,贾似道又谎报大捷,骗赏邀功。咸淳初,蒙古大军卷土重来围攻襄阳、樊城,情况非常危急。而度宗皇帝却日日沉湎于酒色之中,对前方战事不闻不问,贾似道将告急边书匿而不报,却去西湖边大造楼阁亭馆,日日升歌纵酒。《瑶花慢》词就是在针砭这样的现实。

沉思……这样的王朝能不亡吗?在封建社会,实行君主专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王高高在上,掌握着全国的一切。在帝王集权的体制下,重视人才,固然是好事,但其结果可能事与愿违。用的人难免良莠不齐,作为皇帝稍有不慎,便会误中奸人奸计,不能洞察是非,造成危害国家的后果。奸人最会钻空子,贾似道的当权误国就是例证。

京剧中有一出戏,叫《红梅阁》。其故事很简单,说的是贾似道的一则往事。

南宋末年,奸相贾似道有个歌姬名叫李慧娘,甚得他的宠爱。有一天,他和李慧娘等一班歌姬游西湖,岸上有个姓裴的少年书生来不及回避,被李慧娘看见,她赞了一句“美哉少年”,贾似道回去就把她杀了。贾似道又查出这个裴生是个“太学生”,曾经上书议论朝政,反对过他的。于是把裴生抓起来,囚于红梅阁。其后得李慧娘的鬼魂回府搭救,始得逃出生天。

这个故事当然是虚构的,但剧中写贾似道的“权奸误国”则是真的,贾似道喜欢斗蟋蟀,在西湖建有“半闲堂”等等,也都是实有其事。

贾似道做的是南宋度宗的宰相,而南宋实亡于度宗朝,临安被元兵攻陷后,陆秀夫和张世杰携宋度宗的两个幼子逃亡,已是连偏安的局面都不能维持。在蒙古兵南下的时候,贾似道宁可和爱妾蹲在地上斗蟋蟀,也懒得理会国事。

有一次宋度宗问他:“襄阳被围三年,奈何?”他仍然硬口欺蒙皇帝,反问宋度宗:“北兵早退,陛下从哪里听来?”度宗道:“刚听宫女说起。”贾似道竟然借其他事就把那宫女杀了。凡朝臣谈及战事的,也都一律被他贬到州县,不许在朝为官。他连宫女都敢杀,杀一歌姬,更是平常事了。《红梅阁》虽是虚构,也是有根据的。

南宋之亡,原因甚多。贾似道的粉饰太平也是原因之一。从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开始,元兵围攻襄阳,守将吕文焕先后苦守六年,告急文书上了无数次,贾都置若罔闻。最后吕文焕投降元朝,襄阳陷敌,南宋藩篱尽撤,国运已是无可挽回了。当时有人仿李义山的“北齐”体写了一首诗讽刺他:

江上楼台湖上船,平章醉后懒朝天。

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娥眉正少年。

可见,贾似道的汉奸行径确实对南宋的灭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人们不禁要问,宋朝因何而亡?难道就因为贾似道专权误国吗?

非也,贾似道的误国只是表面现象而已,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隐藏在表征之下。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曾说过,绝对权力滋生绝对腐化。这个“腐化”,未必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那个贪污腐化的“腐化”。

宋朝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很大程度在于校正前朝的弊政。唐、五代的历史给了宋朝统治者很大的教训,他们取得天下后,便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防范文武重臣的篡夺之祸,如何防止人事、财政、军政等大权旁落,如何禁制百官间凭借种种因缘相互朋比为党,如何消除地方上已存在或潜在的割据势力,以致构成为中央集权制度的离心力量等等关系国家根本的问题。

因此,在整个朝廷人事工作的层面上,处处设置掣肘,利用“掺沙子,丢石头,挖墙角”的策略,防止一人独大。任用官员,贯彻文武相制、内外相危、上下相轧的原则,都分明体现出宋代统治者“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的良苦用心。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当时高端决策层理性行政及其经验哲学的结合与折衷,体现着宋朝皇帝们基于那个时代而产生的“政治智慧”。

但事情都一定的限度,超过了限度,本来是好事的也可能适得其反。越是对臣下严于防范,越是可能出现奸党佞臣。更何况,皇帝一代不如一代,此一代已不再是励精图治的彼一代,故而心愿是美好的,而结果却令人失望。归结到一点,还是君主专制制度的怪圈在起作用。

贾似道作为南宋最后一个重要的宰相,他虽有流氓一派的作风,但不可否认是一个有心计的人物。现实决定他既无力作战,也缺乏实力讲和,只好以一切如常的态度使人民不致恐慌。

在宋朝的最终阶段,军需问题恶化,因为抽税与印钞两种办法都用到极端,贾似道最后采取了一个方法,即由政府强迫购买民间私田,虽说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有了皇帝的竭力支持,所有购田的计划仍如期完成。而这项措施使南宋朝廷又支撑了大约十二年。

说句公允的话,贾似道遭千古唾骂,实有其无可奈何之处。当时以及后世之人,大多不明了彼时技术上的复杂之处。贾似道确实有污点,诸如在忽必烈之兄蒙哥死于四川合州,蒙军后撤,忽必烈北返夺取汗位的时候,贾似道却因虚张声势宣称宋军大胜而居功。传统的历史家借着这个错误和其他小事指斥他为奸臣,虽然事实也是如此,但残酷的现实已不允许他挽狂澜于既倒了,南宋已经腐朽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后来的文天祥抗元失败即可说明此点,贾似道明知如此,还上下敷衍塞责,内外张罗,着实也让人堪悲。

不过,无论怎么说,贾似道其人可鄙的行径到什么时候,都应该受到唾骂。其卖国妥协的汉奸作为,直到今天,还有警示和警醒的意义。

第三章 历史回忆录

蒙元征服史上的几次大规模屠城

在人类社会迈入纪元后的第13世纪后,一个民族开始崛起于蒙古高原的沙塞之间。他们是那样的强悍,以至于像一阵龙卷风般掠过亚欧大陆。所过之处,一切都被无情的摧毁,撕成碎片飘散于历史的烽烟中。从朝鲜半岛到多瑙河;丛极北苦寒之地到西奈半岛,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在蒙古兵的铁蹄下呻吟。屠城、大规模强暴、焚烧屋舍……几乎无时不在发生。留下的是被征服者无边的血泊、眼泪;遍地的废弃城郭;以及女人们被凌辱时无助的呼叫声。

蒙古人的征服过程中,灭国无数,许多民族被斩尽杀绝,从而彻底的湮灭于人类空前的兵凶中,只留下典籍上对他们只言片语的记忆。这场屠杀是如此的酷烈,以至于全世界丢失了2亿人——逾三分之一的人口。而单单中国,就有60%的人口死于蒙古人的屠刀下。整个北方,被灭绝率更达到惊人的90%。据不完全统计,在蒙古人征服过程中,被整座屠光的大城市就至少不下五十多座。下面选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屠城事件,让大家领略一下那场人类浩劫的可怕程度。

一、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攻陷金国都城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对城中居民进行了长达一个月之久的大屠杀,超过100万人为此殒命。

二、公元1220-1221年,蒙古人第一次西征时,对多思汗也就是撒马尔罕(还有说是玉龙劫赤的)进行了疯狂屠杀。当时共计5万蒙古兵,平均每人手刃24个百姓之多。被屠杀者多达120万。

三、公元1227年,屠夫铁木真发泄兽欲时,被西夏妇女咬掉了小弟弟而最终恶贯满盈于六盘山。其后它的继承者实现了对西夏的征服。出于报复,将西夏境内的居民悉数屠戮。仅西夏都城兴庆府(今银川)就有超过80万的居民被屠杀,党项民族也从此灭绝于中华大地。

四、1231年,拖雷引兵攻掠四川,大肆屠杀成都居民。千年古城只落得民无谯类,城中遗骸达到惊人的140万!

五、1258年,旭列兀(拖累的儿子,忽必烈的兄弟)的蒙古铁骑攻陷巴格达,大屠巴格达居民。据说120万人死于屠刀下,以至于底格里斯河河水为之一片血红!

六、直到公元1352年,蒙古统治者还对徐州、杭州居民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并计划消灭张王刘李赵汉族五大姓。只是由于红巾军的奋起一击,这项种族灭绝政策才没有被最后执行。

当然我们绝不是宣扬仇恨,挑起矛盾。因为历史已经过去,现在的蒙古族都是无辜的,他们已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对于蒙元的罪恶没有受责的必然。但我们必须铭记,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衡量,都不应再为世界历史上最残暴的屠夫们歌功颂德。以世界人民的空前劫难、我们祖先的滚滚人头,来彰显它们的“旷世武功”,赞美它们登峰造极的杀人本事!

就怕没争议

但凡主政一方的人,总会被人说这说那。张咏在宋太宗、宋真宗时期做过多年的地方官,任过多地的一把手,亦不例外,坊间对他有传言,朝廷对他有看法,后世对他有微词。他的奇怪行状,可以归结于《宋史》对他的评语:“慷慨好大言,乐为奇节”,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领导干部。

张咏好杀人,丝毫不手软。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记载,张咏任崇阳(今湖北崇阳县)县令,一天,一小吏从府库出来,头巾下面藏了一枚铜钱,恰被张咏发现了,国库的钱都敢偷,真是胆大包天,张咏立刻让人上刑,打小吏的板子,谁知,小吏非但不羞愧,反而高调争辩道:“一钱何足道,即能杖我,宁能斩我耶?”许是当时国库内小偷小摸司空见惯,致使小吏如此嚣张?然而,张咏却不管三七十一,立即执笔写判词:“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扔下笔,拔出剑,将小吏斩于阶矶之下,随即主动向纪检监察部门检讨自己的过失。偷钱的偷得理直气壮,杀人的也杀得不计后果!

一农民宰了耕牛后逃逸,那时杀牛等同杀人,是要偿命的,张咏让人传话给他,说如果自动投案,可免其死罪。然而,许久不见偷牛者踪影,张咏假装把他母亲抓了起来,逼他就范,仍不见踪影,又抓了他妻子,这次灵了,农民第二天就火烧火燎赶来自首,这让张咏异常愤怒,他喝斥道:“拘母十日,留妻一宵,倚门之望何疎,结发之情何厚”(宋代吴处厚《青箱杂记》),拘母十日,不见踪影,留妻一晚,立马现身,夫妻之情何厚,母子之情何薄?立斩!杀牛可免死罪,不孝却要抹膊子,他就是这样,经常意气用事,违规执法。

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他出任杭州知州。杭州虽然历来是风流之地,富庶之都,但这年却遭了天灾,农田歉收,百姓挨饿,一些人饿得没法,便铤而走险,通过倒卖食盐赚钱购粮,以解燃眉之急。当时的食盐就像今天的香烟,由官方专营,私营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于是,主管部门闻风而动,迅速抓捕犯人数百,眼看就要问斩,张咏了解情况后,一反常态,忽然不好杀了,要把罪犯释放。主管领导奇怪了,这不是有法不依吗?张咏语重心长地说:“钱塘十万家,饥者八九,苟不以盐自活,一旦蜂聚为盗,则为患深矣”(《宋史?张咏传》),主管领导在他的劝说下,只得把罪犯悉数释放,让法律变成了一纸空文。

他还有更让人不可理喻的事。益州(今四川成都市)民变,李顺作乱,朝廷派他和宦官王继恩去平定,王继恩掌军,他主政。张咏认为李顺手下的兵丁,多是被威逼利诱或走投无路的普通百姓,应该施以恩信,宽大处理,便对王继恩说:“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吾化贼为民,不亦可乎?”做通了王继恩的思想工作,张贴布告,说只要弃暗投明,可免其罪,给兵丁们一条自新之路。于是,前来自首的络绎不绝,张咏都放了,让他们回乡种田养家。连杀人越货、聚众谋反的人都敢无罪释放,他还有什么不敢做的事呢?

张咏做官,与众不同,不按套路出牌,不按常规办事,按罪当诛的,他无罪释放,罪不当诛的,他立斩不赦,简直是一个不依法办事的反面典型。然而,仔细推敲他的主政作为,仔细琢磨他的为官哲学,会发现这些反常的背后,是一颗疾恶如仇的心,一片仁民爱物的情,而最关键的一点是,体现了他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担当、善于决断的能力。

官场最大的弊病不是贪腐,因为贪腐毕竟还有个法的震慑,只要狐狸露出了尾巴,只要不姑息迁就,总会自取其咎,受到应有的惩罚。官场最大的弊病是庸官多,懒官多,抱残守缺,素餐尸位,在做人上,你好我好大家好,在做事上,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对上头亲热,对下头冷漠,把应付上头当作头等大事,把敷衍下头当作例行公事,吃也吃点,反正不吃白不吃,拿也拿点,反正够不着罪得不到罚,虽然没什么政绩,谈不上“善政”,但也没什么过错,够不着“劣政”,下头评价一般,上头却喝彩连连,评价的时候异口同声,提拔的时候毫无争议,三年一升迁,五年一重任,平步青云,高枕无忧……对于这样的领导干部,真是欲罢不能,欲说还休,欲哭无泪,还不如像张咏一样,一往无前,敢作敢当,虽然颇受争议,终生未被重用,但他毕竟干出了事业,成就了梦想,保护了百姓。

一个没有争议的干部不一定是好干部,一个有争议的干部也不一定是差干部,很多时候,干部还就怕没争议。

滴血确认彭加木遗骸幕后

由于香港凤凰卫视“寻找彭加木”节目组的邀请,我和彭加木挚友夏训诚教授一起担任嘉宾。2006年5月12日,我在北京与夏训诚教授久别重逢,分外高兴。

早在26年前,我在罗布泊参加搜索彭加木时,便在库木库都克炎热的搜索队帐篷里,采访了中国科学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研究员夏训诚。他很详细地回忆了他与彭加木的交往、友谊以及彭加木感人的事迹。

这一次,我在北京再度采访了他。年已七十有一的他,身体很不错,如今仍很忙碌,忙于工作。他告诉我,他家在北京,而在乌鲁木齐也有住房,每年有一半时间在新疆。他不断往返于北京与新疆之间。过几天,他又要去乌鲁木齐,去马兰,在那里个把星期,完成工作之后,返回北京。

夏训诚谈起不久前在罗布泊发现的疑似彭加木遗骸的干尸。他说,自从彭加木在库木库都克失踪之后,这些年来,不断有人报告,在罗布泊一带发现干尸,怀疑是彭加木遗骸。那些干尸,有的距离彭加木失踪处二百多公里,他一听就排除了是彭加木遗骸的可能性,因为根据失踪时彭加木的体力,不可能走到那么远的地方;还有一具干尸,脚穿阿迪达斯球鞋,凭这一点也就可以排除是彭加木遗骸的可能性,因为彭加木从来不穿这样的鞋,失踪时他穿的是翻皮皮鞋。

夏训诚说,这一次发现的干尸,引起他的注意,有几个原因:一是这具干尸距离彭加木失踪处只有二十多公里,这是多年以来从未在如此近的范围内发现干尸;二是这具干尸经过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鉴定,身高172厘米,脚长22.5厘米(相当于41-42码),年龄中年以上,死亡时间二十多年,这些都与彭加木相符;三是这具干尸的第一发现地在彭加木失踪处的东南,这一区域恰恰是多次搜索忽略了的地方。因为搜索的重点是放在东面和东北方向。东南方向的地势稍高,以为彭加木不可能往高处寻找水源。

夏训诚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那是他在干尸第一发现地拍摄的,可以看出,有一条河道的痕迹。

夏训诚说,当然,这具干尸也有许多地方与彭加木不符。目前,只能说可能性百分之五十。最后的结果,要待DNA鉴定。

夏训诚教授告诉我,邓亚军博士对于那具干尸的DNA测定已经全部完成。接下去,关键性的一步是从彭加木的儿子或者女儿身上提取对照样品。这一步,从技术上讲,很简单,只需要从彭加木子女的耳垂里取几滴血,就可以了。如果与干尸的DNA提取物呈阳性反应,就表明干尸确系彭加木遗骸;倘若呈阴性,就排除了这一可能性。

彭加木的儿子在上海,儿女在美国。最方便的,当然是从彭加木的儿子彭海那里取几滴血。邓亚军博士作好了飞往上海的准备。

目前的关键是彭加木之子彭海不愿意配合。作为长辈,作为彭加木的生前好友,夏训诚这几天跟彭海通电话,希望彭海能够配合鉴定。不过,夏训诚说,设身处地替彭海想想,他承受的压力太大。彭海在二十六年前失去了父亲,在三年前母亲夏叔芳又离开了人世。彭海当然期望能够有一天找到父亲的遗骸。正因为这样,在二十六年前,彭海参加了第四次搜索。那时候,夏训诚每天跟他在一起搜索彭加木,晚上彭海就睡在夏训诚旁边。彭海参加搜索前后达一个月,最后失望地离开了库木库都克,离开了罗布泊。此后那么多年,不时传出在罗布泊发现干尸的消息。这一次,又传出类似的消息,而在没有确认这具干尸的身份之前,“发现疑似彭加木遗骸”的新闻已经铺天盖地。何况又传出几家电视台要现场拍摄邓亚军从彭海耳垂取血样的镜头,这更使彭海感到压力。彭海在电话中对夏训诚说,如果那具干尸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性是父亲彭加木遗骸,他愿意抽血验证。夏训诚毕竟是科学家,他说,他只能说,现在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五十。

夏训诚说,希望大家不要太着急,应该给彭海一个考虑的时间,要体谅他,要理解他的心情。媒体不要过分炒作这件事。

对于有人组织“寻找彭加木”探险队,要进入罗布泊,再度寻找彭加木遗骸,夏训诚表示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他不支持,因为在他看来,重要的是继承彭加木精神,大可不必再花人力、物力去罗布泊寻找彭加木遗骸;他不反对,则因为这些探险者毕竟是怀着对彭加木的尊敬之情。

夏训诚说,纪念彭加木,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继承他的事业,二是学习他的精神。

这些年,夏训诚致力于完成彭加木的未竟之业。当年,彭加木考察罗布泊有两个目的,即考察罗布泊的自然条件和查找罗布泊的资源。在彭加木失踪之后,夏训诚多次率队考察罗布泊的自然条件,发表了许多论文。往日,“罗布泊在中国,罗布泊研究在国外”。现在,中国科学家对罗布泊的研究,已经超过了国外。他告诉我,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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