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三十年.2：新变局下的风险与机遇(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郑永年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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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三十年.2：新变局下的风险与机遇试读：

2016年是“二战”以来西方少有的一个政治年，先后发生了被很多人视为“黑天鹅”的重大政治变化，英国脱欧、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等。人们把这些视为“黑天鹅”，因为这些是不好的预兆。很明显，对西方来说，这个政治年其实还没有结束，2017年会继续发生类似甚至更坏的政治变化。

特朗普和美国现存体制的对立已经公开化，从前是美国两党之间互相否决，现在已经演变成特朗普和整个旧体制之间的互相否决。这种情况不知道何时能够结束，美国政治不知道何时能够稳定下来。欧洲的情况同样令人担忧。英国已经正式进入脱欧程序，相信这不会是一个顺利和平稳的过程。法国极右力量国民阵线继续上升，而德国右翼民粹政党德国的选择也不甘示弱。

实际上，欧洲的右派趋于结成区域联合阵线，甚至国际联盟。如果法国国民阵线赢得选举，欧盟就岌岌可危了。不管怎样，西方各国内部政治力量的对立已经公开化，政治斗争（而不是政治合作）成为西方的“新常态”。2017是中国的政治年

西方的变化已经也必然继续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构成巨大的冲击。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到今天还没有恢复过来。如今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开始盛行，已经很糟糕的世界经济形势势必进一步恶化。

在地缘政治方面，特朗普想通过改善美国和俄罗斯关系来缓解局势，包括双边关系及美俄在中东和欧洲问题上的分歧，但看来事情并不简单。无论是特朗普本人还是其所任命的官员，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几乎都在动摇着特朗普的合法性基础。这个趋势也不会在很短时间里明朗起来，美俄关系、欧俄关系、中东问题会继续处于高度不确定状态。地缘政治的这种局面又会对世界经济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把眼光转向中国，并且唯独是中国。这并不难理解。当特朗普正式宣布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时，澳大利亚立刻希望中国能够加入TPP谈判。其实，各国都明白，一个没有中国的TPP本来就没有多少意义；但现在一个美国退出、中国又没有加入的TPP，就完全失去了其意义。欧盟面临英国脱离和美国保护主义的压力，也希望能够提前和中国讨论经贸关系，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寻找稳定经济的要素。

如果从要发生的重要政治事件来衡量，2017年必然也是中国的政治年。3月“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9月在厦门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有这些都是世界所关切的。

实际上，今天中国内政外交的任何动向，都会牵动全球的关切，关切中国已经成为各国关切自身利益的必需。当然，在关切中国和关切美国及欧洲问题上，世界有不一般的心情，中国的政治年不是西方的政治年；当人们对西方失望的时候，对中国抱有更多的希望。

在国际层面，今天的全球化需要领头羊和领导者。当美国和西方不再能够扮演领头羊角色时，世界自然想到了中国。尽管还有崛起中的其他新兴经济体，但除了中国，其他新兴经济体不仅经济体量仍然很小，对世界经济很难有足够的影响力，而且很多新兴经济体内部发展动力不足，制度的脆弱性随时体现出来。

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作为世界公共品，需要由大国来提供。尽管各国都可以从全球化中获得不同程度的利益，但并不是任何国家都有动力或能力来维持全球化。中小国家更多的是选择“搭便车”。美国没有能力了，中国呢？谁来提供全球公共品？

近来西方越来越关注世界会不会陷入所谓的“金德尔柏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这并非没有道理。“二战”后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思想构建者，后来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金德尔柏格认为，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原因，是全球公共品的缺失。尽管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国家，但美国未能接替英国扮演为全球提供公共品的角色，导致全球经济体系陷入衰退、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很显然，今天再次出现这个忧虑，表明今天世界所面临的严峻局势。

世界对中国的关注源于对中国的过去、现状和未来的分析与认知。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今天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直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提供着最大的贡献份额。尽管近年来经济下行，但因为中国经济基数庞大，其贡献仍然最大。人们也相信，只要中国维持在官方所规划的经济增长水平，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只会增长，而不会减少。

再者，世界也发现中国在国际经济话语体系方面的进步和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了和世界经济接轨，但现在中国开始具备动力和能力，来维持和改善世界经济秩序。从2016年中国主办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到2017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讲，中国越来越接近西方进步力量所秉持的传统自由贸易话语。中国似乎向世界传达出了一个积极的信息：当自由贸易这面旗帜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扛不下去的时候，中国会接着扛。

中国所提出的世界和区域经济的“中国方案”令人们更感兴趣。近年来，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主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尽管少数国家对中国抱有怀疑，但更多国家积极参与中国的倡议，因为它们看到中国的举动并非“另起炉灶”，建立自己的体系，而是积极配合现存的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必需的和相应的补充。或者说，中国所做的是在强化现行国际经济体系。这些正是世界所期待的。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对待地缘政治的态度和方法。尽管2016年因为中国南海风波，中国被西方和亚洲一些国家塑造成一个扩张性帝国，但世界逐渐发现中国实际上对西方地缘政治并不感兴趣。尽管中国在保护其国家核心利益方面会不惜一切，但中国并没有任何企图向外扩张。今天中国周边国家可能要比美国周边国家、俄罗斯周边国家更感觉到安全。

在中国南海问题上，中国应对很沉着。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变化，可能是西方所没有想到的。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国对冲突并不惧怕，但冲突更可能导致两败俱伤，而合作则是共赢的。

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有了全面的改善。今天，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家，已经把西方地缘政治搁置一边，回归亚洲式经济合作。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开始在这些国家产生积极的结果，至少在经济领域。中国关注内部治理

世界也注意到中国掌控由外来力量促成的地缘政治危机的能力。例如，无论在其竞选期间还是正式就任总统以来，特朗普对中国简直可以说是“大放厥词”，表现在贸易、中国南海、中国台湾问题等方面。不过，中国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而是静观其变，避免人们一直担心的“修昔底德陷阱”。

不过，世界最为关切的还是中国的内部发展。民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无论人们怎么称呼，这些主义在西方的崛起，是因为西方内部的发展出了很大的问题。外交是内政的延续。那么，中国的内政又是如何呢？中国的内政支撑得了其外部的角色吗？这是世界的关切。

来自中国的信息是正面的。人们发现中国的领导层可能是今天世界上少数几个最强有效的。西方的问题在于内部治理问题，而内部治理问题的核心在于一个有效政府。西方的困难在于形成不了一个有效政府，精英之间没有共识，党派之间互相否决，造成今天体制内外对峙的局面。

中国具有一个稳定有效的领导核心层，有利于政治稳定。同样，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也需要这样一个核心领导层来推动。人们很[1]快体会到习近平近来要“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言论背后的意义。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中国领导层要把国家的社会经济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的前兆。

尽管西方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一些人，一直在唱衰中国经济，但中国仍然以自己的步伐和速度在发展。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也不可避免，但问题在于中国的经济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不难发现，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方法，包括政府和市场的作用，避免了经济的激烈波动，以缓慢平稳的方式下行，这有效保证了内部的稳定。

应当指出的是，尽管经济下行，中国在所有大国经济中，增长仍然很高，而且因为其庞大的基数，中国继续为国际经济增长贡献着很大的份额。中国决心消化全球化负面后果

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更为积极的信息，是其消化全球化负面后果的决心和能力。全球化为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财富在各个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极端不公平，造成社会的巨大分化。西方政府无能为力，任由民粹主义崛起和扩大。中国在全球化造成的弊端方面不能置身事外。

这些年来，因为全球化，中国内部的收入差异也在扩大，社会也变得非常分化。不过，中国领导层并不认为所有问题都是全球化所致，也反对因为这些问题而去阻止全球化；相反，中国直面问题，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发动前所未有的扶贫运动，要在今后数年内，每年帮助高达1000万农村贫困人口脱离贫困。世界感觉到，这样的事情可能只能在中国发生。

中国要建设的“全面小康社会”，被人们解读为中国的“中产阶层社会”。为此，中国要在“十三五”规划期间，每年实现6.5%的增长率，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从目前的8000多美元提升到12000美元，达至低端发达国家水平。精明的国际商界当然知道这对于他们的真实意义，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计算如何从中国的发展获中得更大的利益。原因很简单，即使到“十三五”末期，中国的总体水平仍然较西方发达国家低，但中国的中产阶层的绝对数字，会超过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当中国成为一个内需导向型社会时，意味着中国不会像过去那样依赖西方；相反，届时的西方需要依靠中国来发展和增长。

这些正是世界关切中国的巨大动力。世界预见了一个不一样的大国的崛起，并对这个大国抱有高度的期待。对中国来说，世界给了自己巨大的责任和压力，但也给了自己一个历史的机遇和机会。道理也很简单。当西方世界出现治理危机，而失去围堵中国的能力时，当全球化出现问题而需要有大国提供全球公共品时，中国就有了机会去加快自己的和平崛起。

[1]《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一七年新年贺词》，人民网，2017年1月1日。第1章中国经济的出路新常态下如何发掘改革动力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非常大。根据我自己到中国各地考察的结果，我是觉得下行压力甚至比我们预期中的还大。我们把这称为“新常态”，当然是比较正常的。从高达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现在下行到中高速增长，这是一个常态。那么为什么说中速呢？就是针对中国自己以前高达两位数的增长来说，是中速增长。但是如果把中国跟世界其他国家来比较，无论是欧美的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很高速的。新常态要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对这个新常态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所谓的常态就是稳定的增长，如果说中国以后10~15年，人均GDP能达到6%到7%的增长速度的话，我们有望进入一个高收入社会。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现在面临的困难，即躲开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二战”以后，全球一百多个国家里，大概只有十几个成功逃离了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十几个国家大部分还是中东地区石油等资源丰富的国家。除了这些能源类型的国家之外，在东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即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新加坡，也避免了这个陷阱。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高收入社会，而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等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当然，低收入国家也有，亚洲很多，像柬埔寨、老挝、缅甸等。这些国家一对比就非常清楚，这些经济体所面临的困难大家也看得很清楚，不用多说。高收入社会往往政治比较开明、开放、稳定，政府比较清廉。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则是腐败非常流行，社会不稳定，经常出现暴力。所以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必须逃避这个中等收入陷阱。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他最担心的就是两个陷阱。一个是国内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必须避免。另一个是国际关系方面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不要和世界大国，尤其是美国，发生霸权之争，不要发生战争，这是非常明确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已经说得非常清楚[1]了：我们要在五年之后，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的概念很清楚，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今天我们的人均GDP已经是7800美元，五年之后则要实现人均GDP12000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从今天开始，我们每年必须达到6.5%的增长，人均GDP才会达到12000美元。

一个需要做的工作是扶贫，据中国现在的统计，农村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城市还有1000多万贫困人口。这是按中国自己的标准，即人均1.5美元/天的收入。如果按照2美元/天的国际标准，中国贫困人口规模更大。如果这样算，中国还有两亿多贫困人口。所以从这个社会结构来看，中国现在的中产阶层还是很少的，社会底端群体还是太大。为什么要担心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小康社会，按我自己的理解，是执政党提出的概念，或者中等收入社会，其意义是一样的。如果不能改变底端群体太大的状况，从长远来看，中国可能会像其他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样，面临社会的不稳定。不要对中国经济过分悲观

不过，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小康，我觉得还是可能性很大的。现在我们一直在讨论“两个一百年”，第一个“一百年”的目标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一百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觉得那个阶段比较困难一点，比接下来五年还要困难一点。虽然现在经济下行，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过度悲观，也有好的方面。

举个例子。第一，中国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个非常重要。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家如果去其他国家，甚至欧美发达国家去旅行的话，会发现中国现在的基础设施可能是世界上一流的。

第二，中国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工业化阶段，有大规模的制造业基础，这些是世界上少有的。现在大家一般把中国看成是世界制造业基地，珠江三角洲就是这样的一个基地。这么大规模的工业化，在其他新兴经济体没有先例，包括印度。如果今天我们去印度看看的话，大家就会发现他们的基础设施不行，更没有大规模制造业的基础。

第三，中国的基础教育实在是做得非常好了，人力资源这方面还是没有问题的。从文化上来说，中国有几千年的商业文化。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因为这些都是东亚文化圈的经济体，这还是非常重要的。西方也有这个讨论：为什么早期发展的发达国家，都在新教伦理圈，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论述的经济体，而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五个经济体，也成为高收入社会。中国当然是儒家文化圈的中心。尽管“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发生了很多反文化的运动，但是随着中国文明的自觉和复兴，中国越来越像传统的儒家文化圈经济体。文化的要素，当然经济学家是不太重视的，因为比较软，但我觉得还是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长远的影响。

从微观方面的一些经济形势来看，也有好的地方。中国已经很快开始从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转型为内部消费型的经济体。一个明确的事实是，自十八大后反腐败到现在，政府部门的消费，即“三公”消费，已经大大缩小了。不仅政府部门自己消费减少了，政府跟企业家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但总体来说，中国的消费水平还是在很快提高，这表明民间的消费增加得很快。

第二方面，就业市场还是不错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因为以前人口基数很大，发展出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而言，就业市场是他们最担心的。温家宝总理那时候提出“保八”的口号，担心的就是就业问题，就业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就会产生社会稳定的问题。现在尽管经济下行，但就业市场还是有改善的。

第三方面，新兴产业也在兴起，尤其是服务业最近几年兴起得非常快。我们现在感到比较悲观的就是有些产业，尤其是传统产业疲软，如房地产。因为以前房地产对中国的经济做了很大贡献，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自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

另外，中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时代已经过去，所以造成以前的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大量过剩。大家到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看看，会发现低端制造业发生了很大问题。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很多产业开始从中国往周边其他国家转移，这也是很正常的。当然还有农村这一块。农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还是要好好考虑的。

但是，中国经济增长潜能是非常大的，什么潜能呢？习近平主席说中国要从传统的数量经济向质量经济转型。我们如果能正确理解质量经济一说，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潜力非常大。现在中国实际上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农产品的最大的外销市场，中国的消费者要跑到日本去买马桶盖、电饭煲，以及大米等农业产品。无论是电饭煲、马桶盖还是农业的技术，中国是有的，是很容易做出来的，只是我们没有重视。当然如果要做欧美的那些名牌服装、皮包，可能需要较长时间，但是技术类型的这些产品，我觉得中国是可以做得出来的，只是我们不够重视，是产业需要升级的问题。制度创新比技术创新更重要

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政府提出来创新。怎么通过创新来触动下一步的改革？一般理解，好像创新只是技术创新。我自己觉得，我们不能把创新狭义理解为技术的创新，更重要的还是体制的创新、制度的创新。最近李克强总理也讲到这一点，他把制度创新也包含到创新里面，是创新的一个方面。

最近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的理解是要提供新的制度供给，提供新的制度体系。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理解的还主要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供给。当然经济学意义上的供给也很重要，中国有庞大的消费市场，但是提供不了技术，通过技术的供给可以发展经济。不过我觉得，供给更需要的是制度的供给。

通过培养新利益来克服旧有既得利益的阻碍，这样的思路一直存在。中国改革从邓小平开始，都是通过培养新的利益来对老的利益构成压力，老的利益就是既得利益。假如没有新利益，要改革既得利益，突破既得利益的阻碍，也是很难的。要改革既得利益，是需要成本的，这个成本谁来承担？所以，如果在体制外培养新的体制，培养新的利益，对既得利益和旧的体制构成压力了，这些既得利益、旧的体制就可以去改变自己。同时新的利益也可以消化因为改变既得利益而带来的成本。供给侧改革的提法非常好，就是要有新的制度供给。潜力要转化成实际增长

我们回到经济改革的领域，具体来说，过去30多年，基本上中国改革的动力在于五个角色，我简单称之为一个中央政府加上“四条腿”。这“四条腿”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这非常重要，构成了中国30多年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我是学政治学的，大家在讨论经济发展、经济改革的时候，不要太抽象，一定要看谁在做，这非常重要。很多人都不讲这一点，经济学家光是强调经济潜力，这是不够的，怎么样把经济潜力转化成实际的经济增长？要有人来干活，没人干活，潜力只能是潜力。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经济发展的潜力，哪怕是印尼、菲律宾，还有一些非常落后的国家，经济发展潜力也是很大的，但是因为不同的制度，或者缺乏有效的制度，缺乏有效的经济角色、经济主体，他们很难把这些潜力转化成实际的经济增长。

中国今天出现的情况，也是这样。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的？从中央的角度来说，重新进行了顶层设计，现在已经完成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推出来的两个决议，加起来也有500多条改革方案。五中全会制定的“十三五”规划，我把它理解成行动纲领。

但是问题是，其他“四条腿”现在不太作为了。我们今天客观地看一看，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这两条腿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动作。民营企业除了互联网这一块还可以，其他方面也不是那么有作为。外资方面我们发展还是比较平稳，但是外资要有很大的增长，也很困难。我们批评李嘉诚，实际上李嘉诚的心态也是很多外商普遍的心态。这“四条腿”现在不作为，就产生了很多问题。导致不作为的大概有五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们现在还没有权力收紧转型到权力下放的状态，因为经济发展需要权力下放。十八大以后的权力收紧，完全有必要，我自己也是做了很多论述。要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就要有点权力。顶层设计需要权力，进行大规模的反腐败也需要权力。但是在这样一个权力收紧的目标已经基本达成的情况下，要下放权力，要把权力重新分配到那些经济角色、那些改革者手里面，地方政府也好，官僚机构也好，让他们去作为。如果他们没有权力的话，就很难作为。

第二个原因，反腐败很重要，但是反腐败过程中，地方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反腐败到了地方，很多演变成互相举报，很容易造成人人自危，不能专心于做自己的事情。

第三个原因，今天中国民粹主义的情绪有点高。民粹主义表现在民间社会仇富、仇官的心态上。我发现现在政商关系产生了很大的问题：一个企业家要找一个政府官员吃顿饭，谈点事情，非常困难。这需要我们正确的理解，因为政商关系做不好，就很难发展经济。国家经济还是靠企业家这个群体来发展的，如果政府不能处理好和企业家这个群体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就缺乏动力。随着形势的发展，政府越来越不是经济主体，而是治理的主体。

另外政府方面本身也有问题。比如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前国有企业走了西方市场经济路线，国有企业老总工资很高。但是现在一下子把他们工资减得那么低，从以前的上千万，减到不足一百万，这就会影响他们的积极性。

第四个原因，现在强调任何改革都需要法律基础，但是从实践中看，我们许多改革都要突破现行的法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法律基础，就很难干。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地方政府很多官员和我交流的时候说，我们现在强调主要的领导对重大事项要负终身责任，但是规定又不太清楚，终身负责制是什么意思？我不能保证我做的事情百分之百是能成功的，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很担心终身责任制：“是不是我退休了以后，出了问题，还要重新把我抓回来？”大家很担心，这就导致了大家不作为。经济层面需要纠正的几个错误

经济政策层面，也是有一些问题、一些错误的认知需要纠正。这是我自己的观察。首先，金融自由化很重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改革方向就是全面深入金融业改革开放，但是我们现在有些过度金融化。很多省的实体经济下行，但是金融经济在上升。我觉得中国现在要发展的是实体经济，而不是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如果是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反而使得我们的实体经济发展不起来。因为本来金融自由化的目标就是帮助实体经济，但是因为金融这个部门太能赚钱了，大量的钱反而从实体经济转向了金融经济，这个趋势我觉得是不健康的，是不好的。

其次，对中国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困境有一些判断不准。一般认为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就是缺少资本。当然很多中小企业确实是缺少资本，但也有很多中小企业不是，主要是缺少投资空间，而不是资金。实际上，中国现在是资本过剩的国家，即使在国有银行拿不到钱，如果这些民营企业能找到很好的投资空间，他们投资起来并不是很困难，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引入外资来做。从这个角度来说，国有企业改革还要深化，因为国有企业现在自己不作为，但占据着大量的投资空间。现在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出来了，把国企分为商业类国企和公益类国企。公益类国企，还可以继续大作为，做大做强。但竞争性领域，国企应当退出来，把大量投资空间让给民营企业，这是一个需要改革的方向。

但是现在很遗憾的是，大家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有些想法不正确。企业就是企业，国有企业就要赚钱，不赚钱就要倒闭。现在有一些思想不解放的人，往往把国企跟国家命运、执政党命运绑在一起，一家、两家、三家国有企业倒了，国家不会倒，执政党也不会倒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要被过分意识形态化。

另一个问题是，大家一直在谈“互联网+”，但我觉得“互联网+”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些领域确实是“互联网+”，像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是互联网企业，给互联网加一些东西。更多的企业则是自己的东西加互联网，这样是比较好的，因为互联网只是一个工具。这几年我们强调互联网没有问题，但好像也创造出了一个互联网乌托邦经济的概念。我个人不认为互联网能成为中国经济主体，它只是一个工具。互联网很重要，但不能取代实体经济，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下一步要从中等收入走到全面小康，走到高收入的经济体，更重要的还是继续发展实体经济，这一点大家不要被误导。下一步应制定“改革促进法”

下一步怎么走呢？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其实也是很清楚的。我想提几条。

第一条，我们要权力下放，要把权力分到改革者手里，要大规模分权。

第二条，要节制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要少一点，大家要走向法治，反腐败也好，各方面也好，都走向法治。工资水平要走向市场化。

第三条，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非常重要。深圳是全国创新能力最强的城市，比上海和北京都强。大家都是一样的体制，为什么深圳能创新？地方的创新机制非常重要。

另外，企业与社会的创新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企业与社会不能创新，光有政府创新，也不行。到深圳去考察一下，地方政府与企业、社会，三者是共赢的关系，大家都充满了创新的动力，大家有机会应该好好去考察一下深圳的做法。

我最近也在提倡，中国能不能制定一部改革促进法，或者改革推动法。一些改革缺乏法律基础，又要实行终身负责制，那会造成什么结果？就是好多人不敢作为了。我们应该制定一部改革促进法，把腐败与改革过程中的试错区分开来。因为改革一定要有试错，不让人试错，怎么改革？人不是上帝，没有人可以保证做的事情百分之百能成功，不失败。但是改革中的试错不是腐败。行政过程要公开透明，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一些差错、错误，也不是腐败。如果能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提出的500多项改革，确定我们要改什么，这些改革需要哪些法律、法治条件，在此基础上，制定一项改革促进法或者推动法，未来就可以把中央政府与下面的“四条腿”——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重新调动起来。

五个角色如果能合力，我们就有充分的信心，把中国大陆的人均GDP从现在的8000多美元在“十三五”末期提高到12000美元，再经过十来年时间，达到今天中国台湾、香港的水平。我相信，从这个角度看，邓小平以前说的要在21世纪中叶实现民主富强的中国，是完全可能的。

[1]《十三五规划纲要（全文）》，新华网，2016年3月18日。中国的新经济政策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和增长进入了新常态。尽管经济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不可避免地进入中速增长阶段，但要实现和维持中速增长并不容易。自去年始，经济增长失去了往日的动力，下行压力超出人们的预期。传统上，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四个主体即国企、民企、外资和地方政府，都呈现出“不作为”的态势。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失去了过去强劲的发展动力。这里原因很多，包括在反腐败的高压下，官员们明哲保身，不敢有所作为；结构转型困难；政府和企业关系的重新定位，市场化方向不明确等等。外资勉强维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但扩张有限。这里也有很多因素，包括西方各国和中国本身的经济民族主义抬头、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世界总体经济表现差等。民营资本除了互联网这一领域之外，也没有扩张投资的趋向。

同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实现和维持中速经济增长对中国至为重要。这不仅关乎中国是否能够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把自身从中等收入提升为高收入社会，而且目前面临的大部分社会经济乃至政治问题，都需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如果有发展，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但如果发展停滞，就会成为现实的麻烦。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需要新的经济政策来提供足够的增长和发展新动力。在这个内容里，人们可以把目前的内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外部“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中国经济政策的两个新主体。不过，从目前情况看，这两个主体要成为有效的政策工具，助力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可以把政府支持和推动的众创运动，视为新的经济分权运动，并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双创政策的理性。首先，就是要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主题，即市场化，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化并非经济自由主义者所理解的，只要政府退出市场，市场化就会自动到来那样简单。在中国的制度环境里，市场化必须由政府来推动。现在的问题是必须找到市场化的突破口。很显然，这次选择了金融市场化。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目标。

其次，在改革旧体制方面，尽管有顶层设计，但仍然困难重重。改革国家控制的金融部门，一直是改革的一个重点，但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仍然难以从国家金融系统中得到足够的资金。因此，通过金融分权，在社会筹资成为必然。

再次，金融改革也是让社会来分担风险的必要之举。国有银行不敢向中小型企业提供足够的资金，从其自身的角度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小企业是创业的主体，但其中很大部分会在竞争中失败而退出市场。国有银行当然不想承担这种失败的经济成本。从这个角度来说，融资的社会化既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也是经济风险社会化的工具。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要通过“众创”运动来推动新的创业潮，培养新一代企业家。中国社会目前的企业家主体，是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90年代经济分权（“下海潮”）之后成长起来的。这两个企业家群体现在已经上了年纪，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不再有创业的冲动，而逐渐演变为消费群体。也有些则因为知识结构等原因，在产业升级和转型方面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而所谓的“富二代”的问题更大，很难找到几个有能力、人们看得到前途的接班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非常有必要通过一些政策工具，来发现和培养新一代企业家。今天，中国政府鼓励包括大学、研究院（所）和政府部门的人再次“下海”，加入大众创业潮流，希望未来一代的很多企业家，会从这个创业运动中崛起。政策准备不足

不过，近来的股市震荡给这个刚刚开始的众创运动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人们开始担心，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不能助力众创运动，反而会造成一场金融危机。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尽管如上所说，金融市场化有其理性，但从金融市场的表现来看，有关方面在没有充分的政策准备的情况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分权运动，同时也没有准备好足够的政策工具，来回应可能的市场反应。这里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其一，中国的股市一直被视为政策市，即政府政策对股市影响过大，甚至主宰着股市。长期以来的政府市已经让股民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思维传统，即一旦股市遇到麻烦，政府必然出手相救。而政府则往往是从社会稳定等因素来考量股市，一旦出现问题（或者被认为出现“问题”的情况下）也必然干预。这次也不例外。这很容易造成股民绑架政府的局面。

其二，政策设计没有充分考量股民的本能思维。股市不仅是个经济组织，更重要的还是个文化组织。股市的表现往往取决于股民的文化水平。而有关方面对这两点的考量是不充分的。就经济来说，诚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本性就是盈利，如果能够足够盈利，资本就会冒任何风险，包括生命。就文化来说，中国的股民历来就有类似于赌徒的投机性。在西方成熟市场，赌徒也是会冒险的，但不至于把自己的生命赌上。在中国，情况往往是，不能把自己的性命赌上的人就不能叫赌徒。这次，无论是散户还是机构，都充分表现出这两个特点来。

其三，对金融市场化的理解过于新自由主义化。金融市场化并不意味着政府要退出；相反，与金融市场化必须同步进行的是政府要加强监管。没有监管或者监管不能到位的金融市场化，必然导致这个领域的无政府状态。而一旦出现无政府状态，政府的“事后监管”甚至控制就很难有效，甚至弄巧成拙。本来，金融市场化是为了让实体经济得到足够的金融支持，但“众创”已经演变成“众炒”，走向了反面。实际上，这些年来，各种金融市场化工具包括影子银行、各种形式的“众筹”等，不仅无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反而在加快实体经济的金融化。这就是没有能够科学理解金融市场化、监管不能到位的思想原因。

更为麻烦的是，中国的政策分析者也和股民一样，停留在本能的分析水平。他们对近来变化的解读过于意识形态化，“左”、“右”派都呈现出民粹主义倾向。“左”派谴责政府的市场化改革目标，而“右”派质疑政府对股市的干预。种种过于政治化的解读，不仅无助于政策的纠正和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导致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能够有效动员社会情绪，但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解决问题。今天在希腊发生的民粹主义就是这样。“一带一路”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如同“众创”，“一带一路”也有其很大的理性。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是向西方开放，结果导致了过度依赖西方市场。今天，在西方经济不好的情况下，西方盛行保护主义，中国不得不减少对西方的依赖。这就要求中国开拓西方之外的市场，即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其次，自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一直处于失衡状态，西方诸国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进行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再平衡。同样，中国也很难再通过依赖西方市场，来实现本身经济的再平衡，这也是中国走向发展中国家的原因。最后，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从资本短缺转型成为资本过剩，同时在很多领域产能过剩。这表明，无论是中国的资本还是产能，都需要寻求新的市场。在国内市场空间不足以消化过剩资本和产能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就必然会成为中国所需要开发的市场。

为了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已经成立了中央领导小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机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也得到了沿边沿岸国家的积极回应，因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是硬道理。不过，要实施这个巨大的项目并不容易。迄今为止，尽管政府层面做了巨大的努力，但很多其他方面的反应不如预期。因此，如何深化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仍然是个艰巨的任务。这里需要考量很多问题，而其中下面几个问题至为关键。让企业成为主体

首先是“一带一路”的主角问题。“一带一路”的主体是资本和资本的主人即企业，而非政府。政府必须积极参与搭台，但政府不能占据舞台。不过，到现在为止，给人的印象（尤其是海外）是，好像政府要走出去。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无论是中资还是外资，尽管有兴趣或者动力，但不知道如何参与进去、做什么、怎么做。这就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政府过于积极，而企业从一开始就缺少参与。如果不能把企业的力量动员起来，让企业成为主体，由政府来推动的“一带一路”就很难充满动力，更难实现可持续性。

其次，“一带一路”内容过于单一。现在主要强调的是基础设施，尤其是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及其所需要的金融手段。的确，中国具有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技术经验，而中国过剩的产能也往往和基础设施建设有关，例如钢材和水泥等，同时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从理论上说，过剩资本、产能和技术的结合，可以构成巨大的“走出去”动力。但在现实国际政治中，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往往在所在国被纳入国家安全的考量。很多国家往往因为国家安全的考量，而很难接受中国帮助（更不用说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因此，必须大力拓展“一带一路”的内容。有关方面也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例如早些时候在重庆召开的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对话上，除了基础设施、交通、能源、货物贸易等之外，还提出了是否在沿岸沿边建设产业园区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在这方面也具有丰富的经验，并且产业园区也是一种可以使得当地政府和人民受惠的方式，即可以为当地政府提供税收和就业。中国也在一些国家例如白俄罗斯进行了试验，但并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计划推广到更多的国家。

最后，如何保障资本的安全。“一带一路”的很多国家，往往法治建设和社会政治秩序不健全，资本必须冒巨大的风险。正是这个关切，中国的企业还是倾向于在欧美寻找投资机会。要减少企业的风险担忧，政府必须有所作为。西方政府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中国可以学习。亚投行已经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即通过开放和多边主义的方式来保障资本的安全。类似的方式也可以推广到其他机构和企业层面。

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要提升为高收入国家，接下来的10至15年时间至为关键。就是说，要实现7%左右的年增长。这既需要像内部众创那样的市场化的改革，也需要像“一带一路”那样的“走出去”项目。在实施这些项目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问题，甚至是巨大的问题，但解决问题需要依靠的是理性主义和专业主义，而非民粹主义和运动方式。总之，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如果过去的数量经济依靠的是经济本能，今后的质量经济依靠的则是专业精神。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和互联网化

在一定程度上说，近年来中国经济政策的一些领域，表现出很大的混乱和各种政策之间的冲突。从顶层设计来看，政策目标的确定相当理性和科学。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的改革方案的主题，就是要解决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即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四中全会确立了以法治建设为核心的改革方案。对所有这些改革方案，无论从政府到社会都是有高度认同感的。不过，一旦落实到政策执行层面，要么执行的结果走向了反面，要么执行不下去。产生这种情况的因素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所确定的目标和追求目标所使用的手段之间的不一致性。在一些场合，甚至出现手段本身取代了目标的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很快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强调要通过产业升级等举措进一步发展制造业，把国家提升为制造业（而不仅仅是加工业）强国。政府也制订了相关的工业发展规划，同时鼓励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不仅解决就业问题，也扩展社会创新的基地。为此，政府鼓励金融业包括互联网业的发展，意在为实体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不过，政策的执行结果表现为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和过度互联网化，至少在一些地区如此。改革目标是发展实体经济，但结果走向了人们所说的“脱实向虚”。金融经济（包括互联网金融）本来是发展实体经济的工具，但因为种种原因，大量的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了金融业和互联网业，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发展。当然，中国需要大力发展金融和互联网业，前者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很发达，没有发达的金融业，很难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后者则是新经济形式，中国没有，也不能缺席。问题在于如何处理金融和互联网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政策层面缺乏有效的协调，导致了对金融和互联网业缺乏监管或者监管不足，促使大量资本从实体经济流向这两个行业。

房地产业也是如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中国房地产的过度市场化。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希望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应对危机，即通过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危机应对方案。结果立即导致了财政政策的过度使用。4万亿元资金通过国有银行系统投入国有企业，或者直接进入国有企业，同时又容许国有企业进入房地产业。大量的资本进入房地产企业之后，很快带动了其他各个产业的发展，但也导致了房价飞涨。尽管4万亿元方案对稳定当时的经济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也是今天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政策执行考量不足

与2008年的情况不同，今天的房地产业表现为货币政策的过度使用。政府发行过量的货币，通过各种形式的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大量的货币进入银行系统，而银行系统主要有两个出路，一是把资金投向国有企业，二是放松和扩大民间贷款。结果两者都进入了房地产。国有企业进入房地产，马上就在各地造出了很多“地王”，“地王”带动了房地产；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大大提高了民间对这个行业的预期，不仅投入自己的资本，更通过从银行借贷进入房地产。这不仅把房地产泡沫推向了新的高度，而且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大大提高了其成本，促使它们不得不撤离主要城市。当然，这也导致了目前很多城市对房地产的急刹车。

这里政策执行考量不足也是显见的。其一，对发行的货币应当流向哪些产业和企业考量不足，这和2008年的4万亿元的情况相同。其二，如果资本不得不流向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应当做什么理应有预先考量，而非任其决定，因为用量化宽松来刺激经济应当是有目的性的。

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很典型的案例。鉴于国有企业在中国政治经济学中所扮演的角色，政府确立了国有企业做强做大的思想。实际上，这也是很古老的思想。中国至少在汉代《盐铁论》之后，一直有国有企业要起到“平准”经济的作用的观点。如果没有国有企业所发挥的作用，例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应对潜在的和实际的经济危机（例如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走出去”获取国内发展所需的资源等等，人们很难理解当代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

但国有企业必须改革以提高效率，这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共识。同时，人们也早已经去除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模式（“左”）和国有企业私有化模式（“右”）的思想，意识到国有企业市场化的重要性，因为唯有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把市场引入国有企业，才有可能提高其效率。今天，无论是国有企业的去产能政策还是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策，都是为了降低垄断，提高效率。不过，到了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的“做强做大”，阻止了地方官员对国有企业的有效改革；相反，一些政府官员不仅不想改革国有企业，反而采取各种行政举措来保护过剩“产能”，更不想让民营企业进入国有企业领域，使得地方层面国有企业的改革举步维艰。

政策目标和手段的不一致性有其思想根源。从其源头说，今天的改革是两种经济思想的产物。第一种是原先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放弃了计划经济时代的贫穷社会主义，但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理念。放弃计划经济，引入市场经济，是为了更有效地促成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的目标仍然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核心目标，即社会公平。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回答一些关键问题，例如经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即资本、劳动、政府等角色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问经济效率，而且要问谁是主体、谁获益、谁受害等社会问题。而这些正是今天中国经济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

第二种思想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强调的是市场的作用，主要是要提高劳动生产力。在其极端一面，即新自由主义，市场就被视为万能，而政府作用被完全忽视。在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时，国际社会盛行的就是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这种国际背景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批留学生走向西方，主要是美国。他们接受的是西方的教科书教育，受的是美国经济学训练。西方经济学成为今天中国经济学的显学，是有其知识背景的。经济思维互相矛盾

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还有其他几个因素。其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大批留学人才转向了金融经济和金融创业。活跃在中国金融业的很多企业家，都是具有留学背景的。互联网也是另外一个重要领域。这种情况和东亚早期的日本和“四小龙”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日本和“四小龙”经济起飞的时代，实体经济，例如工程、电子、机械制造等领域是美国的主流，这些经济体的留学生回去之后大都从事实体经济。其二，领导层的代际变化。80年代之后，中国领导层所受的教育和工作背景主要集中在工程领域。国外学术界称之为中国的“技术官僚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强调经济政策的实用性，即使一些经济政策具有意识形态背景，但技术官僚总能看到其工具性。但现在的后技术官僚时代，人们比较容易用意识形态来看问题，更容易以意识形态作为“信仰”。

尽管社会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这两种经济思想共存，但并没有有效整合，它们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发挥各自的影响。这就导致了目标和手段的不一致性，也经常导致经济政策的错位。例如根据理论设计，在经济领域，应当引入更多的自由化和市场化（尽管这并不是说一定要私有化）。但在很多经济领域尤其是国有企业，市场化遭到抵制，政府仍然保护过度；同时，社会领域不应当自由化和市场化，“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提法），但在社会领域，没有任何力量的抵制，导致过度市场化。类似的错误也发生在发展阶段的错位，即中国的实体经济和西方的金融经济；经济结构的错位，即中国的制造业和西方的服务业；实体经济和新经济的错位，即实体经济被新经济（互联网等）制约得不到发展，而新经济占据过多的经济空间，导致实体经济的空洞化。

如何来解决经济政策的错位问题？第一是要发展出一种统合的、更趋平衡的经济政策思想。社会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如果整合得好，可以促成更有效的经济政策，既实现效率，也实现公平。第二是要强化政府的规制功能，政府通过规制而非直接的干预来促成平衡的产业政策。第三，鉴于中国是一个类似欧洲那样的庞大而差异性极大的经济体，可以容许不同省份施行不同的发展模式。例如，要和西方竞争，中国必须发展出强大的金融和互联网，但切不能“一刀切”，在整个国家实行一个政策。差异性发展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市场经济原则，提高国家的竞争能力，同时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避免过大的波折。投机资本的崛起及其后果“资本运作”无疑是近年来中国经济领域越来越显眼的概念，也是越来越盛的主体经济活动。无论是“金融改革”“互联网经济”“双创”，还是其他种种经济活动，大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从事着资本运作。

应当指出的是，中国需要大力发展金融产业。经济生活的巨大转型，要求中国发展出强大的金融领域，而这是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建设所欠缺的。没有人会质疑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性，但问题在于如何发展。健康的金融发展无疑有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提升，但病态的发展则会拖累经济，使经济发展走上错误的方向。金融产业的发展既是一个经济发展总体方向性的问题，也是一个政策判断问题，即对金融产业和其他经济领域关系的判断问题。这就需要清醒认识到今天中国金融产业的状况，看看现在的发展方式已经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而如果不加以纠正，以后又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首先，各种经济资源快速有效地从实体经济流向金融业。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间资本，都热衷于搞“资本运作”，正在促成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这与原来的目标背道而驰。从本意来看，发展金融业是为了有效地为实体经济融资，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但结果刚好相反。道理很简单。中国的金融业仍然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金融业尽管风险巨大，却是今天中国可以牟取暴利的领域。为了谋取“暴利”，各行各业的资本蜂拥而至。

其次，金融业快速有效地吞并实体经济。在市场经济领域，“大鱼吃小鱼”是常见现象。通俗地说，就是钱说了算，钱越多，权力和能量就越大。西方资本主义早期发展也有这样的历史，但后来逐渐规制化。强大的实体经济、法治和规制等因素，使得实体经济有能力抵御资本运作。今天的西方也有通过“资本运作”来重组企业的情况，把那些管理不善、效率低下、濒临倒闭的企业合并重组，重新有效运作起来。但在中国，情况并非这样，甚至刚好相反。“资本运作”的首要目标，就是资本拼命收购优质企业。这些年来，一些巨大的金融保险机构，通过各种正当或者不正当的手段，来强行入股或者收购优质企业的新闻，一直充斥着中国的媒体界。中国的实体经济很难抵御“资本运作”，而被资本所吞并。

最后，也更为严峻的是，整个经济领域呈现“投机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数代企业家从事的都是实业。但今天实业精神往往被视为“不合时宜”。因此，整个经济“投机化”，资本个体更是“投机化”。今天的中国，尤其是年轻人，没有多少人会想踏踏实实地去创业，而是拼命施展他们所具有的、前面几代企业家所没有的“投机精神”来发财致富。因此，“骗局”横行在各个经济领域。有人形象地说，所谓的“分享经济”已经演变成“欺骗经济”。尽管说得过头，但也反映了部分事实。

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能够造成这样的大趋势？

第一，这个领域的政策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近年来，在金融领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横行，犹如“华尔街”突然闯入了中国的经济领域。这里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刚好是西方主要是英美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流行之时，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这代人，现在很多已经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在80年代，中国的金融领域是不开放的。到90年代，中国经济体全面开放，但金融领域管制非常严厉，这可以从当时朱镕基总理大力整顿浙江的非法金融活动中看出。胡锦涛、温家宝主政时期也延续这一政策，尽管有了松动。但这些年来，政策形势发生了激进的变化。尽管从理论上说是要有序推进金融市场建设，但在实践层面，金融领域呈现出无政府状态，出现“有开放而无规制”的现象，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政策层面也可能涉及对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误判。如果政府为了发展金融业而对其抱“先行先试”的态度，还不算那么糟糕，因为政府对这些后果是有意识的。但如果政府已经把经济发展的重心置于金融业而轻视实体经济，从长远看，结果会是灾难性的。

第二，政府的政策也得到了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的高度认同和论证，具有了理论上的合法性。在学术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至少在金融领域已经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在资本的有力支持下，大力鼓吹金融自由化。从海外回来的很多人才不仅鼓吹金融自由化，本身也设立了不少“资本运作”的企业和公司。在实践层面，他们不断和各级领导层接触和鼓吹，导致了资本和权力结合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没有其他力量可以抵挡这一趋势。

第三，国家缺乏经济增长的来源和动力。这些年尽管出台了诸多推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但因为政策本身或既得利益的阻碍，很多政策很难推行下去，经济增长乏力，下行速度超过预期。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运作”成了有效的手段，因为“资本运作”往往在体制外产生，不受或者少受既得利益的阻碍。而且，通过“资本运作”的经济活动来得快，能有效促成经济增长。无论在政策层面还是民间层面，通过“资本运作”似乎成了“发财”的最重要手段。

第四，资本缺少有效的投资空间而转向金融。旧的投资领域趋于饱满，产业升级缓慢，整个社会又缺失投资未来技术的精神和动力，因此，金融投机成为新的投资领域。

第五，企业家的代际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家大都从事实体经济。但现在出现代际变化，新一代企业家所接受的教育、企业家精神和投资偏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容易看到，一般所说的“富二代”大都在玩金融经济或者互联网经济。各种形式的互联网金融、网络经济（如“网红”）等都是他们“创意”的产物。

第六，大部分中国老百姓还没有经受商业社会的洗礼，缺少一般的金融常识，同时又怀着尽快发财的梦想，很难抵挡得住资本的鼓动和诱惑，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加入“金融投机”的浪潮。这些年下来，无论是股票市场还是今天的各种“资本运作”活动，牺牲的都是老百姓的利益，而非从事“资本运作”那些人的利益。尽管金融丑闻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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