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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0-07 04: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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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锦清

出版社:中国妇女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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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成功密码

曾国藩的成功密码试读:

前言

曾国藩是晚清重臣、湘军创立者和统帅,是中国近代化的发轫者、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他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人物,但是他的人生历程依然影响着后世。

在近代中国,最杰出的几个人物无一例外都受到了曾国藩的影响。从改良派领袖梁启超,到一代伟人毛泽东,再到蒋介石,他们都对曾国藩的评价很高,毛泽东则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而把近代中国搅得天翻地覆的风云人物蒋介石,更是一生奉曾国藩为理想人物,并以他的言行教育后代。

在德性修养方面,曾国藩的克己慎独工夫对梁启超起到过精神支柱的作用。康梁分道扬镳后,曾国藩的著作长伴梁启超左右,使他在几次重大挫折与激愤中能很快恢复平静沉着。他曾说:“(曾文正)岂唯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唯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无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晚年,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书信中说:“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你们都能。”

作为湖湘文化的典型代表,曾国藩将湖湘文化的精髓——“经世致用,敢为人先”阐发得淋漓尽致。而志向远大、豪气冲天的毛泽东之所以“独服曾文正”,就是因为他认同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毛泽东曾经仔细研读了曾国藩的著作,有一段时间,在毛泽东的读书笔记中和给朋友的书信里,几乎都充满了曾国藩。

毛泽东谈自己的学习和做学问的方法时,曾以崇敬的口吻提道:“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无一成。此言岂非金玉!”他还将宋代的程颢、程颐、曾国藩、周初的周公、孔子并列,显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曾国藩也是与这些人一样的圣贤。由此可见,曾国藩对毛泽东的影响。

长沙求学期间,毛泽东的听课笔记和读书札记《讲堂录》中记有:“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毛泽东认为,曾国藩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不仅成就事功,其思想也影响社会。

至于国民党之巨擘蒋介石,更是一生效法曾国藩为人处世,他曾要求国民党军将领必须“认清历史,效法曾胡(曾国藩、胡林翼)”。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之子蒋经国离开苏联,回到离别12年的父亲身边。蒋介石便以《曾文正公家书》教育他,要求他潜心阅读。离开大陆到台湾后,蒋家父子一直在研读曾氏著作。

曾国藩之所以为世所重,为人所推崇,魅力就在于其做人的学问。一个出身山村的穷秀才,在一个内忧外患交相煎迫、新旧事物急速嬗变的大变动时期,能够成就一番事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成就,就是因为他深悉为人处世之道。曾国藩的严谨修身、谨慎做人之法,值得每一个渴望成功者去学习。

在为人处世方面,曾国藩是相当杰出的,他的突出优点主要在于修身做人方面。当然,他的缺点也很明显,在这一方面,则要求我们有辩证的眼光,取其长处,去其糟粕。在为人处世时,既要有曾国藩的厚道,小心谨慎,对人生荣辱的“放得下”,练就考察人才的火眼金睛,又要学习别具一格的用人手段,要有坚忍、刚毅之劲。

尽管曾国藩的时代已过百年,但是他的处世哲学与方法依然能给今天追求成功的人带来启发,值得我们去借鉴与学习。

不过,一直以来,曾国藩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有人称赞他是“清代中兴名臣”“堪比圣贤”“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也有人骂他是“清廷鹰犬”“屠夫”和“刽子手”,他获得的赞誉和毁誉一样多。可以这么说,在中国,曾国藩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也许正因为如此,“曾国藩”这几个字仿佛充满了无穷的魔力,引起无数后来人的关注和研究。

那么,曾国藩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他又是如何从一个文弱书生成为横扫疆场的统帅,以贫家子弟的身份,最终成为万人瞩目的王侯将相呢?在他的身上,到底还有哪些秘密呢?如果你想知道,那就打开这本书,本书将为你全方位地解开曾国藩的成功之谜。

第一篇 志存高远,慎独修身

曾国藩是一个不愿意做庸碌之辈的人。从年轻时候起,他就追慕先贤,立志要成为杰出之人。曾国藩之志可谓远大,他不仅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希望成贤成圣。令人叹讶的不是曾国藩远大的抱负,而是在他立下宏志之后的修行。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他慎独修身,秉持儒家传统,更以严肃的理学观念作为修炼的法则。在修身的过程中,曾国藩体现出了无比坚定的意志力和强大的自律能力。正因为有此慎独修身,曾国藩最终达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境界,取得了千万读书人都没有取得的成就。

志向远大,不做短视之辈

曾国藩金言只要人肯立志,都可做得到。

古往今来,凡成就大事者都是从立志开始的。像闻鸡起舞的祖逖、精忠报国的岳飞都是古代立志的代表人物。而曾国藩同样也是一个志向远大之人,他以一介布衣寒士跻身于翰林院,再从文官一跃成为武将,带领众兵将平定叛乱,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中兴之臣,这与其志向远大是分不开的。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曾国藩都未曾忘记自己的志向,在他的一生中,志向所起的作用无疑是非常大的。

在曾国藩的家书中,“励志”之语非常多。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何于与我哉?”他明白无误地告诉弟弟,只有立下坚定的志向,才有可能勤奋自勉,不断增加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将来成就大事业。

他又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恭于父母之身,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立下的志向,是想让自己有为民请命的器量,有圣人一般的德行,有称霸天下的大功,然后才不辜负自己的父母生育了自己,不愧为天地间一个完全的人。

瞧瞧这志向,不仅远大,而且十分透彻。正因为对自己的人生有了这种长远的打算和精准的规划,曾国藩才能把握住自己的人生方向,而不随波逐流。

曾国藩立志,不像很多人停留于口头上,他是为之付出了实际的行动,改号就是其行动之一。在秀才考试中取得第七名的好成绩后,曾国藩颇为高兴,希望自己能够借助这一好成绩蒸蒸日上,于是便把自己的号改为“涤生”,取义为“涤者,取涤者旧染之污也;生者,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意思就是说,我今后所做的事情,就仿佛我要重生一样。

一次小考试就让他如此高兴,也许有人会说他那时只是孩子心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次改号明志让他更加明确了自己未来应走之路,从而更上一层楼。

秀才考试获得第七名后,曾国藩觉得自己的诗文写得不错,但是在道光十二年,他参加湘乡县学考试时却遭遇了挫折。在这次考试中,他的文章被学台认为文理不通,曾国藩很受打击。后来再次应试,他也仅得了一个备榜,也就是最后一名。这让改号“涤生”的曾国藩以为奇耻大辱。

虽然年轻的曾国藩天资并不聪颖,但是他有一股志气,一旦遇到挫折、打击,不仅不愿服输,反而更加努力。他决定到当时极负盛名的岳麓书院就读,提高自己的学识水平,让自己获得真正的重生。

在岳麓书院,曾国藩潜心修研,勤学苦读,每次考试他都要力争第一。后来在参加省城的乡试时,他终于不负众望,名列第三十六,考中了举人,后来又考中了进士。

像曾国藩这样一个农家出身的孩子,能做到这样确实很不容易,遭受了那么多挫折,也没有失去前进的动力,可以说,当年的立志和改号明志是曾国藩克服这些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曾国藩的一生经历来看,我们就会发现每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都会立下志言,付出更大的努力去克服困难。

在进士及第、进入京师之后,曾国藩就写下了《立志箴》以鞭策自己,同时也立下了较之以前更加宏大的志向,他再次改号以明志。当时的曾国藩说:“君子当以不如尧、舜、周公为忧,当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得人劝导之后,他改名国藩,以示做国之藩篱,为朝廷栋梁。

自从改名之后,曾国藩便投身于京师求学交友的广阔天地。当时,他所谓“有民胞物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恭于父母之身,不愧为天地之完人”的远大志向,正式得到确立。

在致诸弟的书信中,曾国藩表露了开辟新生活之意,全然否定过去偏居湖南的生活。他认为,自己“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到京师后才发现“乡间无朋友,实为第一恨事”。这番表述说明了他投身新人生的准备和长远的目光。也许很多人难以想象,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竟然对世事和人生看得如此透彻,并以达到千百年来文人追寻的理想境界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然而,年轻的曾国藩确实做到了。

人们常说,一个人的志向高低决定他成就的大小,这是有道理的。拥有什么样的人生,与志向是脱不了关系的。立志流于俗,则会使自己整天患得患失,所成就的事业也自然就小了;立志不流于俗,则会使人奋发有为,所成就的事业也自然就会大。

曾国藩说:“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规,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也。”意思是说,人才的高下,是根据志趣高下来确定的。志向卑下的人,安于现状,摆脱不了世俗陋规的束缚,因而越来越卑污;志向远大的人仰慕古圣先贤,因此日渐高明。人才的优劣和智愚,就因此而区别。

曾国藩的志向不俗,而且远大,远大到有些不现实,然而,偏偏这一理想化的志向帮助他成就了非凡的事业,这是什么原因呢?总结起来说,是因为曾国藩立志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他能看得清楚自己该走什么路,志向大却不短视,目光长远。

第二,他能根据自己的志向规划人生,并随着个人的成长和实际情况明晰自己的志向,完满人生规划。

第三,他能为自己的志向行动,而不空谈理想。

第四,他能把志向与修身结合起来,为实现志向而不断地提升个人的品德和素质,让自己的才干与智慧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正因为曾国藩有着不流于俗的雄心壮志,所以他能卓立于群;正因为他目光的长远,所以才能避免患得患失、随波逐流的心态,虽历经困惑挫折,但决不轻言放弃,最终成就了非凡的功业。

修炼自我,注重个人德操

曾国藩金言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

曾国藩以千古文人的楷模——圣人做榜样,立志要做“完人”,又把志向与修身相结合,自然对个人德操修养十分看重。他是一个集传统文化之大成的读书人,对儒、道、墨等各家学说都极有研究,且采众家之长,更是一位理学大家。这样一个人对道德标准的看重是自然而然的,事实上,曾国藩一生都以道德修养为功课。

在曾国藩的家书和日记中,有大篇幅的内容都和修炼自我、德操修养有关。曾国藩认为道德是立身的根本,是人生的真正财富。他在家书中说:“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做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馀了一文钱。德业并进,则家私时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

可以这么说,曾国藩是从骨子里重视道德,而且在对一个人的评定上,如果道德水平不够,他就会一票否决。没有道德的人,即使有才能,他也会为之不齿。因此,他对自己的德操更是注重。

曾国藩对儒家道德信仰的执著非同一般。他勤俭清廉,以至于清苦一生;他追求名节,而不惜以死相赴。这与宗教里的禁欲主义和殉道精神是极为相似的。其高尚人格的道德践履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述之,主要是“忠、恕、廉”。

忠是理学最高的道德准则,作为理学家的曾国藩,忠无疑是他践履的最高道德准则。同治三年,湘军攻破天京,红旗报捷,曾国藩让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当时,他手下的众多将领却想重演一幕“陈桥兵变”。在南京城,深夜,众将领冲入曾国藩的卧室,准备拥其“黄袍加身”。曾国藩一看,一语未发,大笔一挥: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很显然,在尽忠朝廷这一方面,曾国藩做到了,终其一生他都在为清王朝效力而未曾心怀二念,老老实实、小心地做他的忠臣。

儒家伦理讲求“忠恕之道”,正所谓“尽己之心以待人谓之忠,推己及人之心谓之恕”,既然要做道德君子,除了尽忠之外,还要宽恕。

曾国藩虽然精通权术,但他对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忠恕之道是极为推崇的。可以说,孔子的“忠恕之道”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影响。他在日记中曾写道:“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诸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皆恕也,仁也。如此则识大量大,不知此则识小量小。”

在给弟弟的信中,他写道如何处理与宗族姻亲的关系,他说:“无论他与我家有隙无隙,在弟辈只一概爱之敬之。孔子曰:泛爱众而亲仁……”

曾国藩教导弟弟曾国荃的时候,则告诉他不能靠胜过别人来求得强大,而应该依靠自己立志修养来求得强大。

教导儿子曾纪泽的时候,曾国藩说:“至于做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

曾国藩不但以道德自制、教育他人,还以他的道德践履和高尚人格去感动他人。在湘军将士中,不乏才智卓绝的非凡之人,也不乏学养深厚的饱学之士,无论心腹与否,无不奉曾国藩为道德圭臬。李鸿章、容闳、薛福成、黎昌庶这些心腹知己自不必说,即使与他有隙甚至交恶的李元度、左宗棠也莫不如此。曾国藩逝世,与之交恶的左宗棠挽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勿负平生。”李元度数次为曾国藩所参,曾国藩逝世,他长歌当哭,撰文祭曰:“生我者父,知我者公。公之如我,地拓海容。”

在曾国藩的一生之中,都受到儒家道德的影响,除了忠恕之道,他做人做官也十分清正廉洁。

他居高位多年,却清廉如昨。在老家湘乡,不置一亩地,也不谋一栋屋。有道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对腐败的专制社会而言,做官捞点油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然而,曾国藩却是个例外。他平素穿土布衣服,不着绸帛。曾国藩升任总督后,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每晚总督府内,曾国藩夜阅公事,全家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这在当时的督抚大员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他还告诫家人“平日衣服不准用丝绸”,并且强调:“衣服不宜多置,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曾国藩最好的衣服是一件天青缎马褂,只在新年和重大庆典时才穿着,因此,三十年过去,那件衣服依然如新。提及此事,他说:“古语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

他吃的饭也没有山珍海味,三素一荤就能打发。通常他每顿饭只有一个菜,“决不多设,虽身为将相,而自奉之啬,无殊寒素”。据说他在吃饭遇到饭里有谷时,从来不把它一口吐在地上,而是用牙齿把谷剥开,把谷里的米吃了,再把谷壳吐掉。早餐时仅吃开水泡饭一碗,传至民间,纷纷仿效。时人以曾国藩吃饭简单,每食仅菜一品,谐称之为“一品宰相”。

曾国藩随身带着一个竹箱,是他爷爷遗留下来的,数十载下来,早已破败不堪,却始终不曾遗弃。

对曾国藩的道德操守,其幕僚薛福成的评价可谓中肯:“曾国藩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听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正是由于曾国藩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信守社会伦理法则,因此他才能静思己身,心怀天下,立下匡扶社稷的大志,成为一代中兴名臣。也正是因为恪守伦理道德,曾国藩才能做到不为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而胸怀世人,成就非凡的功业。

严于律己,提高自身修养

曾国藩金言凡事须逐日检点,一日姑待后来补救,则难矣。

曾国藩注重传统道德和社会伦理修养,因此,其特别重视修身。他一再强调,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一定要身体力行。他认为,只有将道德付诸行动的人,才是真正的读书人,才能让志向成为现实。他说:“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

曾国藩的立志、修身,并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真正身体力行地践行自己的理论,他确实将自己投入到了艰难异常的实践中。正是在立定大志的前提下,他才能够“截断根缘,誓与血战”,战胜人心的欲望,走出内心的困境以及▲曾国藩藏经楼阁一角世俗的陈规,成就后来的一番伟业。为了达到宏远的目标和理想,实现个人的志向和抱负,曾国藩还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修身计划,曰“日课十二条”:

第一,主静:无事时整齐严肃,心如止水;应事时专一不杂,心无旁物。

第二,静坐:每日须静坐,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第三,早起:黎明即起,决不恋床。

第四,读书不二:书未看完,决不翻看其他,每日须读十页。

第五,读史:每日至少读二十三史十页,即使有事亦不间断。

第六,谨言:出言谨慎,时时以“祸从口出”为念。

第七,养气:气藏丹田,修身养性。

第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随时将自己当做养病之人。

第九,日知其所亡:每日记下茶余偶谈一篇,分为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第十,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数首,不可一味耽搁,否则最易溺心丧志。

第十一,作字:早饭后习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皆作为功课看待,决不留待次日。

第十二,夜不出门:临功疲神,切戒切戒!

对上述十二条,曾国藩严格恪守,为了坚定自己的修身意志,他还特别戒烟。他说:“人之气质本难改变,欲求变之法,须先立坚卓之志。即以余平生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吸烟,片刻不离,直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吸;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曾国藩原来有抽水烟的嗜好,不过,他意识到“吃烟太多,故致困乏”的危害,为“保身”计,决心戒烟。然而,曾国藩平素吸烟成瘾,甫一戒烟,承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戒烟初期,曾国藩时感六神无主、精神恍惚,犹如婴儿断乳般难受。他一方面告诫自己断不能复吸,另一方面拼命找朋友下棋、聊天,防止戒烟失败。

关于这一段痛苦经历,他在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即宜守规敬事,乃闲谈荒功,又溺情于弈。归后数时,不一振刷,读书悠忽,自弃至矣。乃以初戒吃烟,如失乳彷徨,存一番自恕底意思。此一恕,天下无可为之事矣。急宜猛省。”

戒烟中期,曾国藩的烟瘾时有反复,“自戒烟以来,心神彷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每到这种时候,曾国藩便“不能静坐,只好出门”。就这样生生地熬着,一个月后,曾国藩终于成功戒烟。

那时的“大烟”可不是现在的香烟,而是真正的毒品,我们知道戒毒是非常困难、痛苦的,然而,曾国藩却能够自觉地坚持戒掉,可见其意志力之坚强。

为了提高自身的修养,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近乎苛刻。我们都知道,懒惰让很多人实现不了自己的志向,人生中最大的敌人就是懒惰。尽管很多人很努力、很上进,但是难免会有惰性,曾国藩也是一样。不过,与众不同的是,一旦发现自己偷懒了,有了惰性,曾国藩就会严格反省自己的怠惰行为。

有一次,曾国藩发现自己在一个月中有十三天未能早起,心里很不安。为此,他不断地谴责自己,谴责自己是禽兽,是懒鬼,并把自己睡懒觉、不愿意起床那一刻的想法写在日记上。他说:“我以为别人不知道,我睡懒觉就睡懒觉。可清醒之后便想:难道仆人不是人吗?难道仆人就见不到我睡懒觉吗?既然天知、地知、别人也知,那我为何还这么虚伪呢?”

睡懒觉只是一件小事,而曾国藩却要“小题大做”,更为“荒唐”的是,连做一个梦他都要考量一下自己。

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到别人得到一笔额外的好处,自己很羡慕。第二天早晨醒来之后,曾国藩觉得自己梦中对人得到好处而心怀羡慕是不对的,因而对自己痛加指责,说自己好利之心太严重,这是不能容忍的。后来,他中午到朋友家吃饭,席间得知某人获得一项分外收入,心里又很羡慕。回到家他反思一下自己,便在日记里再次批判自己,他这样写道:刚刚上午批判了自己,中午又犯了,“真可谓下流”。

如果你不了解曾国藩,还以为他患有神经过敏症呢,可事实上这是曾国藩不断地鞭策自己的方法。他会把自己的过错写下来,然后随时提醒自己、反省自己,以便提高自己的修养。即便是一点小事,曾国藩也不会忽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曾国藩算得上是一个极度完美主义者。

曾国藩这样做,在我们现在看来,可以简单地解释为,不要轻易原谅自己,给自己的行为找借口。事实上,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少有借口的人,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

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曾国藩的行为,就会发现他的成功之处。他每日六点必起,未尝稍歇。起后,开始早课:写家书,练毛笔字,沉思。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就凭着这种坚持,也让人们折服。

在翰林院工作期间,曾国藩把修身当做他日常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归纳起来,在修身方面,他主要把握了五个字:

第一个字是“诚”,即诚实、诚恳,为人的表里一致,自己的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世。

第二个字是“敬”,即敬畏,人要有畏惧,人不能无法无天,要有敬畏,表现在内心就是不存邪念,表现在外就是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

第三个字是“静”,是指人的心、气、神、体都要处于安宁放松的状态。

第四个字是“谨”,所谓言语上的谨慎,不说大话、假话、空话,要实实在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

第五个字是“恒”,是指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曾国藩通过对这五个字的把握和修炼,从而达到修身的最高境界——“慎独”。何谓慎独?就是人应该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独处,也就是指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都要按照圣人的标准,按照最高的准则来对待。简而言之,就是从自律到自觉,这是修身的最高境界。

为了达到修身的最高境界,曾国藩每天记日记,对自己一天的言行进行检查、进行反思,对自己在修身方面作检讨。可见他对个人修身注重如斯。

最可贵的是,从三十岁开始的修身课程,贯穿了曾国藩的后半生,在此后的三十年中,即便身为军事统帅,每天在杀戮声中度过,曾国藩仍然是“每日三省”。可以说,修身是曾国藩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清心静气,控制自己的情绪

曾国藩金言养得胸中一种恬静。

谈曾国藩立志,就不能不提到他修身养性的学问。事实上,曾国藩的成就与他的修身养性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在情绪控制方面的修养,更可以看出他的高明。

早年的曾国藩是一个有着火爆脾气的人,那个时候,曾国藩常常得罪人。有一次,他在家中为父亲祝寿,他的一个朋友前来助兴。吃饭时,两人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很大冲突,结果曾国藩对这位朋友破口大骂,几乎忘了场合和身份。

本来就胸怀大志,再加上性格上多言健谈,以及年轻人独有的爱表现的特点,早期的曾国藩说话和行事总是直来直去,由于常常意气用事,以至于做事每多不顺。无论是在朝堂上还是平时生活中,他的表现都十分激动,常常与人发生争执,这还不算,他还有揭人短处的毛病,他简直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曾国藩与至交好友晓岑之间的矛盾即由此而起。晓岑是何许人也?准确地说,他是曾国藩的救命恩人。

晓岑是欧阳兆熊的表字。欧阳兆熊,湘潭人,比曾国藩大四岁,家资富饶,为人仗义疏财。道光二十年,也就是曾国藩进京的第一年,家眷还没有到,他就暂居果子巷万顺客店。有一天,曾国藩突然大口咯血,两颊烧得通红,不久便昏迷不省人事。恰好欧阳兆熊那年进京会试,与他同住一店。兆熊精于医道,为之尽心医治。有十天之久,曾国藩水米不沾牙,兆熊整整在他身边坐了十天十夜。那个时候,曾国藩手上没钱,治病的所有费用全部是兆熊为之承担。病好后,曾国藩问他花了多少钱,他始终不说。从那以后,曾国藩视之如同亲兄长。

奈何欧阳兆熊官运不济,参加了四次会试都没有成功,于是放弃了为官的念头。好在欧阳兆熊家资富足,营生手段倒也不缺,既然不能做官,他就常年云游四海,广结天下朋友。

开始,欧阳兆熊和曾国藩书信密切,曾国藩一度以欧阳兆熊为知己。但是,由于彼此观念不同,一个专心仕途,一个身在草野,平日里偶有不合,曾国藩就大发脾气。后来,曾国藩官位日隆,听说欧阳兆熊所交太滥,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怕受牵连,信也写得少了。

回想起这些,中年的曾国藩说:“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养不够啊。”

曾国藩前期的坏脾气不仅体现在交朋友上,还表现在官场上,他常与同僚针锋相对,而且,由于那个时候,他一味迷信“乱世用重典”,结果引得同僚们对他十分不满,还得了个“曾剃头”的恶名。曾国藩脾气最不好的时候,是被咸丰皇帝免去兵权,回家守制期间。在这段日子里,曾国藩因为心情不顺,性情格外粗暴,经常因为小事而大骂自己的弟弟和弟媳妇。在一年之中,他与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闹过别扭,而且每次闹别扭都是曾国藩挑起来的。

对于这段经历,后来的曾国藩感到十分后悔,尤其是第二年曾国华战死于三河镇,他更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此后,曾国藩下了一番力气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且逐渐改掉了易怒的毛病。虽然有不顺心的事情,但都能理智地去处理。

同治三年,发生了沈葆桢与曾国藩争饷的事情。沈葆桢是曾国藩一手提拔起来的,在最关键的时刻却拆起了他的后台,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愤懑。

然而,曾国藩并没有把自己的愤怒发泄出来,最后还是从大局出发,没有将事情弄大,而是以忍让一步而息事宁人。

在成熟的曾国藩看来,古往今来的失败者包括那些英雄们,大都败在气度不够开阔、不能耐烦、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上,这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我一天天老了,也还经常有控制不了自己肝火的时候。但我总是提醒自己要抑制住怒气,这也就是佛家所讲的降龙伏虎。龙就是火,虎就是肝气。自古以来,有多少英雄豪杰没有过去这两关啊,也不仅是你我兄弟这样。关键要抑制自己的情绪,不能让它随便发作。儒家、佛家理论不同,然而在节制血气方面没有什么不同。总而言之,不能情绪化,这样对身体是非常有害的。”

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劝告脾气不太好的曾国荃,说:“老弟,你近年来在我愤怒和激动的时候总是好言相劝;即使老弟自己愤怒和激动的时候,也常常马上收敛。由此看来,老弟你以后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后福也是不可限量的。担任国家大事的人必须有气度,忧虑之气积于心中就变成了负担,所以说倔强到了极点就不能不流露为情绪。以后我们兄弟动气的时候,彼此之间应该互相劝诫,保留住倔强的品质,除去愤怒激动的情绪,也就可以了。”

在曾国藩看来,过于情绪化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做大事的人不能情绪化,而应该有平心静气的态度以及冷静的头脑。中后期的曾国藩反省了前期的人生经历,并且受到黄老之学的启发,对于情绪的控制更加圆柔,使他处世多了几分成熟理智,少了几分意气用事。这使他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更加游刃有余。

梁启超在总结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原因时,认为其核心原则是“自制之力”,纵观曾国藩的处世心得,其根本点就在“自制”两个字上。其实,无论是行为习惯,还是个人情绪,都需要自制力的约束,而自制力的锻炼,就是立志过程中一个重要方面,因为立志的根本在于对原则的坚守。人有了原则,才会拥有真正的“自我”,拥有了“自我”,也就拥有了坚定的精神核心。坚守原则,看似失去了一些暂时的、表面的自由和快乐,实则成就了人格的伟大与高贵。

“须臾不离读书”

曾国藩金言凡读无益之书,皆是玩物丧志。

如果说志向是对人生的一种指导,那么为学就是开拓人生之路的一种方法和获得成就的一种手段。自古有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句话对现代人来说也许不太符合现实,但是对像曾国藩这样一个传统知识分子而言,读书就是一条最好的出路。曾国藩一生的成功与读书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他的成功就是读书的成功。

曾国藩是通过读书走上仕宦之途的。不仅如此,他还读书有道,从书本中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他曾经说:“废志无以成学,废学无以成才。”由此可见,他对于读书学习的看重。▲曾国藩藏经楼阁近景

曾国藩以书生身份领兵打仗,获得成功,决不是侥幸。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地攻读,尤其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的研究更是极为刻苦。他通过大量的古代史籍阅读,对一些现实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考究。有了这些坚实的学问积淀,曾国藩一当权便能学以致用。这也是受到“经世致用”思想影响的结果。

真才实学,是获得成功的必备条件。很多人以为读了四书五经或者可以写文章就是有真本事,其实这跟真才实学是两回事,就好比今天考到北大、清华,或者读到博士后,书是读到顶了,但并不是说就一定有真才实学,就像很多人觉得官位高就是有本事一样,这不是一回事。于是利用自己在翰林院比较空闲的期间,曾国藩如饥似渴地读了很多实学的书,所以他一生能够遍兼五个部的“副部长”。

在朝廷的六部之中,除了户部之外,曾国藩都曾经担任过其他五部的侍郎。在这段为官期间,他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而洞悉了政情利弊、官场风习、民生疾苦。从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曾国藩遍阅清代历朝的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他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奏疏。

可见,曾国藩治学读书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治国理政。

事实上,湖湘一带的书生大多数都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曾国藩所领导的湘军中,有许多重要人物都接受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他们积极认真地研读王夫之的著作。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

当时,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造成这一现象与曾国藩弘扬“经世致用”思想大有关系。可以说,“经世致用”的思想是湖湘文化的精华所在。

通过研读王夫之的著述,曾国藩的“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臻于完善,这使他的军功业绩如日中天。不仅在当时,使得“经世致用”之学大行其道,而且曾国藩对“经世致用”之学的推崇也影响了后世。活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人物,比如梁启超、毛泽东、蒋介石等,无不在不同程度上受过曾国藩的影响,认真地阅读和研究王夫之的学术。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没有一刻离开读书治学,无论是做官,还是打仗,他始终不离“经世致用”之学。

曾国藩读书之勤奋,古往今来都是少见的,他甚至到死都不愿离开书本,缠绵病榻,也依然孜孜不倦地阅读。

同治十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这个时候,他还不忘读书学习。他认为,读书贵在坚持,只有在读书中才能体味出真乐趣。到了二月中旬,曾国藩自感病体不支,夜间偶尔探手腰部,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样的情况很显然是极危险的信号。然而,他却置至一旁,晚上照旧读书不废。他甚至表示,药疗不如读书,觉得离开了书,自己就会成为废人。

这年秋冬季,曾国藩病情更加严重。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描述:“脚肿愈甚,常服之袜已不能入,肥而复硬,且似已肿过膝上者。大约作文及看生书,俱嫌用心太过,有损于血,而气不能运化,故至于此,以后当不做文,不看生书。”从这些描述中,我们既能了解到他的身体状况,同时也可以看到病重的曾国藩还在投入地写作与读书。

尽管曾国藩规定自己以后“当不做文,不看生书”,但无法按规定办事。因为不久,扬州阮家送《许周生集》,这是一部他从未看过的新书,拿到手后便难以放下,读就必须从头到尾读完,读的过程又全神贯注。

后来,湖南王闿运送来《周易燕说》《尚书大传补注》《禹贡笺》《谷梁申义》《庄子七篇注》《湘绮楼文集》等书籍。虽然那时曾国藩不能一一细看,但每书都翻看了几遍。

此后,他一再违背原来规定的不阅读生书的初衷,继续坚持阅读了一大批书。

同治十一年三月,病况沉重的曾国藩已如风中残烛。他的身体已经差到“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声”的地步,可是,他还坚持每日阅读《二程全书》,并且写下日记。

他在日记中发出感叹:“近年或做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他自知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住生命即将息歇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须臾不离读书”,这又是曾国藩一条修身以及成就人生的秘诀。时刻不忘读书,时时以读书为乐趣,从读书中体会人生至理,从读书中了解生存发展的规律,这是成就人生的一条重要之路。

曾国藩立志修身、治国、平天下,而读书学习则是实现这一大志的重要途径。他读书学习,为的是有用于天下、有利于国家、有为于生活,正是抱着这样的学习原则,读书就成了曾国藩一生之事。也正是因为曾国藩能够时刻不忘学习,终身学习,所以才能实现大志,成就伟业。

君子慎其独也

曾国藩金言尽人事以听天,吾唯日日谨慎而已。

古代儒家君子做人讲求“慎独”,“慎独”出自《礼记·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过去的读书人,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所以对“慎独”可谓无人不知。但是,光知道慎独理论,没有实践也是枉然。而曾国藩的高明就在于对这一古老真理进行了一辈子的实践,这不仅使他自己大受其益,还使家庭大受其益,更使社会大受其益。

曾国藩在逝世前的一年零一个月,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处世经验,写了著名的“日课四条”,即: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在这四条之中,慎独是根本,是“体”;其他三条是枝叶,是“用”。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于“慎独”的重视。

那么,“慎独”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南宋理学家朱熹解释:“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慎独并非追求空间上的独居、独处,而是追求心理、人格上的卓尔不群。正所谓“驰逐于外,修治于内”。一个杰出的人,即使功勋在外,也不能没有内心的修为。相反,一个真正有为的人,更加注重内心的修为。

曾国藩在年轻的时候,就在人格上对自己有一种很高的期望。这种期望不同于外在的功利目的,它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为此,他的价值取向使他很自然地走上了自省、自责、自胜、自强的圣贤之路。

咸丰六年九月,曾国藩给儿子曾纪鸿的信中说:“吾有志学为圣贤。”何谓圣贤?曾国藩认为,圣贤不仅能名传海内,更要能降服自心。

纵观历史,环顾现实,发现有许多人有能力征服别人,甚至征服天下,却没办法征服自己。有一句古语:“威震四海,勇冠三军;只没本事,降服自心。”在人生路上,有美人关、金钱关、名誉关、权势关……大多数人都过不了这些关,他们可以降服别人,却不能降服自己,因此,始终成不了圣贤。

在曾国藩看来,圣贤就是有本事“降伏自心”的人。曾国藩以他们为榜样,可见其志趣的超凡脱俗。“降服自心”也就是征服自己,也就是《四书》《五经》中的“正心”“诚意”,而用功的方法就是“慎独”。

在曾国藩四条日课中,第一条“慎独则心安”是这样写的:“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从曾国藩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一个人要自修,就要养心,而要养心要寡欲,更要内省。在曾国藩看来,慎独是做到内省、寡欲,并达到养心、修身的办法。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慎独是可以“切实行之”的事情。

关于慎独,曾国藩不仅有理论阐述,更能自觉地实践慎独工夫,严格地对待自己,并反省自己的行为。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曾国藩与一位叫小珊的朋友闹了一场别扭。事后,他下定决心重新做人。初九日,曾国藩即撕下“面子”,主动找小珊认错。十三日,他又与另一位朋友请小珊吃饭,释怨于杯酒之间。

关于这件事情,曾国藩在日记中有相关的记述,同时,他还写下了一段非常深刻的自责:“晡时,赴小珊处。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礼人以敬,何至人有谩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漫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彼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由此可见,曾国藩的自我反省之严,行为之慎。在曾国藩的著述中,反复出现诸如“戒”“慎”等语,其对自己的要求之严苛,可见一斑。在逝世前的第四天,曾国藩已经62岁,但那种惭愧自责的心情与他31岁初修慎独时的心情几乎一模一样,他真正做到了几十年如一日。正因为他没有一天不是如此严格要求自己,所以,他的人格为人所敬,成为后世学习的榜样。

曾国藩齐家、练军、治国,功绩赫然,天下瞩目。他成功的核心原因在于他刻刻慎独,心地干净,从而感动了他人。全军上下都自觉地服从他的约束,地方官民都自觉地谨守他的教化。他的后继者李鸿章“接待他人时,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揄播弄之,惟事曾国藩,有如严父,执礼之恭,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这种不怒而威的感化效果,充分证明了他慎独之功的深厚。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曾国藩金言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有道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曾国藩也有相似的表述:“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但从他留下的文辞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思想更加倾向于“人力之所能为”。与“天之成事”相比,很显然曾国藩更加在意于“人之谋事”,更注意个人的自立与自强。

曾国藩说:“人当自强。”自幼,曾国藩就受到祖父的教诲:“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人以懦弱无刚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在这些思想的熏陶下,曾国藩从小就发愤图强,6岁入塾读书,8岁▲曾国藩故居随父学五经,14岁应童子试,22岁考取秀才,28岁中进士。初授翰林院检讨,后充文渊阁直学士,次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10年之中连升十级,官至二品。他能获得这么快的擢升,关键在于他自强不息之念与刻苦修身之道。

在谈到自己的作为时,曾国藩以“挺身承担困难,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君子自诩,他认为,人应该担负责任,而不能躲避责任,应该像君子一样。君子不避灾难,能主动承担各种困难,并能够鼓舞世人,就在于其有自强的精神。

曾国藩提出的“自强”并没有把自己当成旁观者,而是从自己做起,虚心实做。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实写照。他立志求学,要求极严,抱负很高。他曾对四位弟弟说:“不能不趁三十以前立志猛进也。”因此,他发愤读书。同时,他还立志向圣贤看齐。他在诗中写道:“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在这种远大志向的激励下,曾国藩终生勤俭谨慎,学修不断。由此可见,他对“自强”二字之贯彻,可谓艰深又恒久。

曾国藩之所以坚持“自强”,并有建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宏毅的个性以及强烈的责任感。

道光、咸丰年间,国内一直和平稳定,许多臣子、幕僚都认为平安无事,因而,都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混日子。

突然,金田起义爆发,大清国土上纷乱四起。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临头只会趴倒在地,互相对望而毫无办法。当时,曾国藩奉旨治丧在家,接到命令马上组织乡兵出去,平乱定国。

他打破旧规章的束缚,自己创立军队编制,与“叛军”孤身奋战。“叛军”像决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势头凶猛,人们都束手无策,只有曾国藩奋起抵抗,四处战斗,结果孤立无援,进退两难。但即使如此,曾国藩仍然坚守节操,丝毫不受困难的影响,信心没有一点受挫。

他能够忍受着艰苦,从容指挥,不论文武将相名贤,凡是有才能的都举荐任命,委以重任。最终,曾国藩带领自己组建的湘军收复失地、平定“叛乱”,让社会得以安定,国家由此中兴。

由此可见,曾国藩的“自强”是源自于强烈的责任感,对国家大事、天下事,他从不做看客。因为他虚心实做,所以能够真正履行君子责任;因为他有坚强的毅力,所以才不断勉励自己去追赶前人的脚步。

坚强的毅力与强大的自信是曾国藩追求自强的最突出表现。即使碰到比较艰苦的境地,他也丝毫不动摇自己的信念;即使遇到千难百折,他也不改变自己的志向。正因为他的坚持,正因为他心怀必胜的信念,因此不为外界的疑惑而迷惘。毅力与自信不仅是曾国藩人格魅力中的闪光点,更是实践自强的必要要求。

很多人认为,自强就在于力量之强大,这是片面的理解。真正的强大不仅是力量大,自强的目的不是为了逞强或逞能,虽然有因逞强而大兴的,但多数人都因逞能而大败,如古代的李斯、董卓、杨修,这些人的智、力都横绝一时,自封的英雄,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得以保其终身的。

因此,在自我修养上求强是可以的,但不能在逞能斗狠上求强。自强者,不仅在于增智强力,更在于强健自己的人格与志向。

曾国藩之所以光辉千古,就在于其在品德、事业、学问上的成就,而创造这些成就与他品性的强毅和谦谨是分不开的。曾国藩禀性倔强,不愿自甘于颓废消沉,因此,他勤奋学习。他经常思考并且广泛地征求他人的意见,他的学问之所以突飞猛进,道德情操之所以高尚,功绩文章之所以光耀寰宇,都是坚持自强修身之道的结果。《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个人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他战胜自己的过程,一个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没有这种自强的精神,人就有可能受到外界的诱惑而迷失自己的方向,就有可能经不住严峻的考验而丢掉自己的前途,现实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一个人要成大事,就必须时刻坚持自强不息,不断完善自我。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曾国藩金言须先立坚卓之志。

研究过曾国藩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不愿意做庸碌之辈的人。从年轻时候起,他就立志要成为杰出之人。他曾有一联自修自惕的箴言,联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务耕耘。”很多人不太了解这幅联句的意思,以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就是“做不成好人,那就做恶人”,其实,曾国藩的“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与桓温所谓的“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不可相提并论。

同样是胸怀大志之人,桓温与曾国藩的结局是不一样的。桓温是一个彻底的乱世枭雄,他没有曾国藩那样的克制,所以他挺起胸膛,声音洪亮地说:“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虽然桓温是一代权臣,长期执掌东晋朝政,三次北伐,威名赫赫,但他又是一个具有赌徒心性的人,热衷于冒险,最终三次北伐都以失败而告终。

曾国藩不会说“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他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这两句话所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从这两句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曾国藩与桓温的不同。“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表达的是曾国藩那种希圣希贤之心和“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怀抱。尽管世人对曾国藩的所作所为褒贬不一,但这句话中很显然还透露出其慈和与忍让的处世做人经以及一份“烈士多悲心”。这就是曾国藩与桓温的区别。很显然,曾国藩所表达的志趣要比桓温的志趣更加高尚,他自始至终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圣贤。他经常自比汉兴之初的张良、陈平,汉末的诸葛亮等“布衣之相”,梦想“夜半霹雳从天降”,将他这个生长在僻静山乡的巨才伟人震拔出来,用为国家栋梁。对此,他并不以为是幻想,而是十▲曾国藩全身像分自信地在诗中表示:“荡荡青天不可上,天门双螭势吞象。豺狼虎豹守九关,利齿磨牙谁敢仰?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乡。”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那么自信: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

衡阳欧阳凝祉先生与曾国藩的父亲关系不错,常往曾家私塾探讨教学方法。他看到曾国藩所写的文章,常常赞赏不已。有一次,曾父请他出一个题目考考儿子,欧阳先生便以“共登青云梯”为题命曾国藩写一首律诗。一会儿,诗写成了,欧阳先生看了连连称好。说:“这完全是金华殿朝廷大臣的口气啊!”于是当即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曾国藩。

年轻时的曾国藩大致可以用“自命不凡”四个字来概括,但也正是这种对自己非同凡俗的期许与定力,使曾国藩表现出了强烈的进取精神。他说:“少年不要怕丢丑,必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进取,以后年龄大了就更不肯了。”

对于进取精神,曾国藩十分重视。他6岁时就开始随父亲读书,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功名之心强烈的人,受家庭的熏陶,曾国藩自幼也对自己的前程充满了自信,“锐意功名,意气自豪”。

在总结自己的经验时,曾国藩说过这样一句话:“古人说‘服了金丹,就可以换骨成仙’,我认为一个人的志向就是他的金丹。”的确,曾国藩一生的事业与他的志向、抱负和进取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他看来,一个以做庸人而自乐的人,注定永远只能是一个凡夫俗子;只有那些有着远大志向而又脚踏实地的人,才会有更大的成功几率。有鉴于此,他便写下了“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座右铭聊以自勉。

自古以来,人们用来自勉的事情各有不同,读书人的目的不外乎就是跻身仕途、发家致富、陶冶性情、消遣自娱等,因此,古人教训曰:“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然而,曾国藩并不是以此来自勉,更没有以做官、发财为目的,而是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尚志趣来勉励自己。一方面,他认为读书是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长知识才干,使自己成为“贤人”“君子”以至“圣人”;另一方面,则继承“经世致用”之说,认为读书大可报国为民,小可修业谋生。

正是有着这样一种追慕圣贤、报国为民的人生追求,在高尚追求之下,充满信心与豪气的自勉,让曾国藩时刻不忘进取。曾国藩和同乡好友刘蓉、郭嵩焘结为“湘乡三剑客”,互相勉励,传为佳话。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曾国藩被点中翰林后,锐意进取的精神更强了,他在诗中写道:“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而统领湘军兵勇,在初期与太平军的靖港之战中,险些丢了性命,在劣势中,他以超人的毅力反思得失,苦读兵书,寻找差距,严于律己,勤于治兵,运筹帷幄,最终战胜了太平军,为维护和稳定清政府的统治立下了赫赫功勋,从而实现了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君子建功立业,闻达天下的夙愿。

正是抱着这种“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志趣和不断进取的精神,努力提升自己的修养和素质,曾国藩才从一个“朝为田舍郎”变成一个“暮登天子堂”的名臣,并最终成为“中兴以来,斯人而已”的封疆大吏,成就他的非凡人生。

第二篇 贵而不显,遇宠不骄

曾国藩为人处世很有章法,他能够低调做人,虽然一生富贵,但未尝有一点炫耀之举,虽然得到统治者的特别荣宠,也没有一丝骄傲的态度形于颜色。尽管位极人臣,权势熏天,但在待人接物之时,他始终能够保持谦虚有礼的态度,而不以贵凌人。为保身家计,曾国藩始终抱着忧患意识做官,在功名富贵面前,他能够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事实上,这样一个贵而不显、遇宠不骄的人,自然能够长保荣华。

低调处世,不越雷池一步

曾国藩金言和可消人怨,忍足退灾星。

自古以来,人们都有功成名就的理想追求,但是很少有人会去想,当功成名就之后又该当如何?在历史上,有不少人虽然功成名就,但最终还是因为耐不住寂寞,有所僭越,而落得个惨淡下场,像西汉霍光一族,又如清朝年羹尧。还有些人则因为平素过分高调,为上所忌,像明时张居正,虽为一代功臣,但是由于掌握权柄过大,死后竟被挖掘出来鞭尸,其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相比于这些人,曾国藩就聪明得多。他识时务,懂得收手,尤其是功成名就之后,恪守低调处世的戒条。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做官之人,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故不能不自省、察人。”又说:“凡人有所畏惮,则过必不大,鬼神必从而原之。”

别人做官,官越大就越高兴,而曾国藩正好相反,升官了反而更加忧虑。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古高位重权,盖无日不在忧患之中。”因为他深知位越高,权越重,所受祸患则越大。纵观历代遭受奇祸的官员,多为权臣。

咸丰十一年九月,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不久,清廷署内发生了政变。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相互勾结,将八位顾命大臣囚禁。随后,又将顾命大臣中的四人革职,将另外四人处死,包括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还有大学士肃顺。

大学士肃顺洁身自好,洞察时事,是当时少有的开明之臣,因此曾国藩比较敬重他。而肃顺的幕僚,如王闿运、郭嵩焘等人又与曾国藩的湘军交往密切。政变发生之后,慈禧要肃清肃顺一党,曾国藩多少受到一些牵连,当他看到这些位高权重的顾命大臣被处死时,心中充满了恐惧。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曾国藩给两位弟弟写信,叹道:“昔太无权,今太有权,天下事难得恰如其分也。”二十四日,又写信说:“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妄太隆,可悚可畏。”曾国藩这些表述大有“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的意思。惊惧之余,曾国藩开始反省自己有无过错,力图避免一切缺点,使别人无暇指责,从不授人以柄。

同治帝继位后,曾国藩受到了隆重的封赏,被加协办大学士衔。几个月间,朝廷又数次封赏他,任命他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巡抚、提督以下均归节制,并加太子少保衔。而其弟曾国荃赏头品顶戴,升为浙江按察使,赏穿黄马褂。

这样的封赏,可谓恩宠有加。然而,曾国藩则受宠若惊,在他的家书、日记、书信中,找不到一个欣喜的字眼,反而有一种紧张的气氛。他给弟弟曾国荃写信说:“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其中没有任何喜悦之意,读之如同遗书一般。

正是这种战战兢兢、低调做人的心态,造就了曾国藩的成就。有道是:高处不胜寒。越走向高位,失败的可能性越大,而惨败的结局就越多。每升迁一次,就要以十倍于以前的谨慎态度来处理各种事务。做官就好像驾车,职位的高低就如同车驾的高低,越高的车子越容易翻车。

随着与太平军作战的节节胜利,曾国藩的官位越来越高,而权势也越来越大。有人向他道贺,他却不以为荣,反为其忧,他表示:“官位越高,权势越重,就越容易招致大祸。”为了安全起见,他将事情尽量做得更周全,不留下缺点或漏洞,以免受到别人的指责,或使一些异己分子抓住把柄不放,导致自己因小失大。

同样是中兴名臣,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为人处世理念大不一样,左宗棠生性傲岸,极为自负,为人处世比较傲慢、随性。永州镇总兵樊燮到巡抚衙门办事,左宗棠给他冷板凳坐,还用言语嘲讽他。结果樊燮一状告到京城,说左宗棠是“劣幕”。咸丰帝也很气愤,下令要湖广总督官文处理此事,若属实则将左宗棠就地正法。官文窃笑,樊燮告状是他的一手策划,虽然左宗棠并没有被杀,但也可以看出其为人高调、无礼。

左宗棠曾经写了一副对联,是用鹤顶格题神鼎山的,联曰:“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言下之意,透露出对天下的觊觎之心。由此可见其根本不知低调为何物。他把对联写好后,还派专差送给胡林翼,并请代转曾国藩。

胡林翼看完对联,心中明白,于是一字不改,加封后转给了曾国藩。

曾国藩看过对联之后,不假思索,便拿笔将下联的“似”字改成“未”字,又原封退还给了胡林翼。胡林翼见到曾国藩的修改,便在联语旁大批了八个字:“一似一未,我何词费!”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曾国藩为人之慎重。与曾国藩相比,左宗棠就冲动得多,后来,左宗棠终因胡雪岩事遭到朝廷的打击。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如果做了,即便不遭横祸,只怕也将身败名裂,遗臭万年。中国有句古话“君子有所为而有所不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首先,低调处世,不越雷池一步,是一种智慧。有道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是一个智者最高明的归宿。现在有许多人走向失败,就在于他们无所顾忌,任作妄为,跨越雷池,总想事事成为人先。殊不知,任何一个名利的诱惑之下都深埋着一个陷阱,稍有松弛,就有可能落入圈套,再也没有机会爬起。

曾国藩的一生能有非凡的成就,与其为人谨慎、低调是分不开的,他恪守自己的本分,更将越名越位的事情视为做人的大忌,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常言道:“枪打出头鸟。”对成大事的人而言,越名位的事应该慎而又慎,应该远离雷池,不越雷池一步。

其次,不越雷池一步,这是一种操守。曾国藩决不越雷池一步,始终低调处世,不仅是为了保全自己、保护家族,更是为了成就一个忠臣的理想。

作为一个谨守儒家传统的封建知识分子,曾国藩能在功成名就之时安于平淡,不再贪功冒进,低调处世,不越雷池一步,这并非苟且偷生,而是一种高风亮节。

遇宠而不骄,谦恭处世

曾国藩金言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

谦虚不傲是曾国藩成就大业,修成大儒的秘诀。后人龙梦孙在《曾文正公学案》中评价道:“惟其谦虚也,故常以事理无尽,不致以才智自矜。其接物也,则小心翼翼,无一人之敢慢;其赴公也,兢兢业业,恐一事之或忽;以事务莫测,所推之或误也,则时思以博于人;以国事万端,才力未逮也,则举贤共图如不及。”

对自己的大富大贵,曾国藩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曾有言:“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在他看来,造成军事失败的原因不是傲,就是惰;而造成大官大贵人家的失败,也是“傲”或“惰”。因而,曾国藩认为,做人修身应该力戒傲、惰。

事实上,年轻时的曾国藩并不谦虚。道光年间,曾国藩就已经在北京做官了。当时的他血气方刚,加之一路顺风,平步青云,因此傲气不少。当时的曾国藩很喜欢与人争斗,尤其“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

咸丰初年,曾国藩奉旨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因此,后来弄得与湖南官场不合。虽然其中有些争斗,曾国藩挽回了颜面,但由于刚烈太甚,伤害了这些官僚的上下左右,无形之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使得团练工作开展之初十分艰难。

咸丰七年在家守制时,经过一年深刻的反省,曾国藩才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此次反省之后,曾国藩进一步悟出了官场中的做人之道:“历观名公巨卿,多以长傲、多言二端而败家丧生。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

自此,曾国藩变得谦虚起来。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咸丰十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

同治元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三千里长江水面,迎风招展的全是“曾”字帅旗。然而,到了此时,作为三四十万人马的最高统帅,曾国藩已经没有丝毫飞扬跋扈、洋洋自得之态,反而处处小心、慎之又慎。

到了晚年,曾国藩总结为人之道时,把“傲慢”看做是致祸之由,认为为官傲慢轻则会导致自己的职位不保,重则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因为傲慢会使人自以为是,处理不好周围的关系,使自己陷入孤家寡人的危险境地。因此,他一再要求为官必须戒傲,只有这样才是保全自己之道。

曾国藩认为,人应该“常存冰渊惴惴之心”。他说:“吾家方丰盈之际,应时时自惕、自概。”意思就是说,越是鼎盛、富贵之时,越要谨慎、警惕。

同治年初是曾氏家族鼎盛之际,曾国藩及其兄弟曾国荃、曾贞干均为湘军高级将领,战况也朝着有利于湘军方向转化,对此曾国藩喜中有忧。他喜的是“余忝窃将相,沅所统近二万人,季所统四五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沅弟半年以来,七拜君恩。近世似此者曾有几人?”

但是,欢喜之余,他又忧心忡忡:“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

曾氏家书中所说的“概”字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概字,而是具有限制、制约,甚至包含清除、铲除之意。曾国藩认为,骄奢就如同溃堤之蚁穴,蚁穴看起来并不入眼,却能毁掉千里之堤。为了消除骄奢,曾国藩提出了“以谦治骄”的对策,他说:“家中万事,余俱放心,惟子侄须教一谦字。谦者骄之反也。”

有一次,曾纪泽出门,曾国藩给了他二百两的路费,曾国荃又给了曾纪泽很多银两。曾国藩觉得这样很不好,便写信给曾国荃说:“季弟赐纪泽途费太多。余给以二百金,实不为少。余在京十四年,从未得人二百金之赠,余亦未尝以此数赠人,虽由余交游太寡,而物力艰难亦可概见。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前函以傲字箴规两弟,两弟不深信,犹能自省自赐;若以傲字诰诫子侄,则全然不解。盖自出世以来,只做过大,并未做过小,故一切茫然,不似两弟做过小,吃过苦也。”

从曾国藩的一生可以看出,他的修身与戒傲是分不开的,而且,他也确实做到了“谦”。他不仅要求自己“谦”,还时时提醒家人要“谦”,在家书中,他这样说道:“余以名位太隆,常恐祖宗留诒之福自我一人享尽,故将劳、谦、廉三字时时自惕,亦愿两贤弟之用以自惕,且即以自概耳。”

在曾国藩的自惕、自概之中,突出了为人谨慎、谦虚,以保家族长治久安的思想。他常对家人强调勤敬谦慎。曾国藩所说的慎具有以下两种含义:其一是敬,其二是谦。《淮南子·人间训》中就有:“圣人敬小慎微,动不失时。”而在《易·谦》中有“谦尊而光”。曾国藩所说的“勤敬”的“敬”,为尊敬之意。一个自谦的人就必然会从面色、言语、书函、待人四方面做到不骄不傲,与人为善,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圣贤豪杰。

曾国藩说“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当慎字改为谦,就是“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去骄去惰,则家中子弟日趋于恭谨而不自觉矣”。

在曾国藩看来,“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弟最易流于骄,流于佚,皆败家之道也。”为不让家人产生优越感,骄佚之心,曾国藩反复强调不许搞特殊化,不得涉及地方公事,更不可与人发生争执,他曾写信嘱托父母:“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

他对儿子曾纪泽说“世家子弟最犯一奢字、傲字”,“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他还特别叮嘱“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属”,“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

关于日常的谦虚之道,曾国藩也有议论:“谦之存诸中者不可知,其着于外者,约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人属员。沅弟一次添招六千人,季弟并未禀明,径招三千人,此在他统领所断做不到者,在弟尚能集事,亦算顺手。而弟等每次来信,索取帐棚子药等件,常多讥讽之词,不平不语,在兄处书函如此,则与别处书函更可知矣。沅弟之仆从随员颇有气焰,面色言语,与人酬接时,吾未及见,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对渠之词气,至今饮憾。以后宜于此四端痛加克治,此谦字工夫也。”

概而言之,曾国藩所说的谦即为待人谦虚谨慎,办事三思而行,莫招惹是非,低调行事,不要随意同他人争高下。谦虚可以赢得别人的尊重,戒骄戒躁则可以使头脑清醒,这对为人处世都是大有裨益的。

我们现在常讲:“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个道理,曾国藩早就知道了,正因为他能够谦恭处世,面对荣宠而不骄傲,所以他能够稳坐官场,殷泽后代。

为人拙诚,贵而不显

曾国藩金言富贵气太重,亦非佳象耳。

有的人自以为有点小聪明就卖弄起来,自作聪明地玩弄权术,常被人讥笑。事实上,真正的权术高手往往从表面上看并不聪明,甚至有些笨拙和傻气。曾国藩是一个貌似笨拙的人,他常对他人推心置腹。对曾国藩的这种行为,大多数人都认为其没有脑筋,缺乏安全意识。尽管如此,曾国藩不以为然,诚实的话常挂嘴边。

谁承想到,曾国藩这种貌似傻里傻气的做法,实际上就是权术的一种,曾国藩将之称为“拙诚”,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实诚”。与很多人想自己变聪明不一样,曾国藩却想让自己变得笨拙起来。因为人只有深刻意识到自己的笨拙,他才会真正心甘情愿地“努力”,也只有让别人知道自己笨拙,自己才不会遭人嫉妒。所以,曾国藩有过这样一句话:“唯天下至诚能胜至伪,至拙能胜至巧。”

在别人面前,曾国藩总是说自己很笨拙,其实不尽然,试想一下,如果他真是笨拙之人,又怎能中了进士,并被点为翰林呢?事实上,在他的生活及军事生涯中,每每都以拙达巧,克勤小物,一点一滴做起,如终身下围棋、每日圈点史书十页,临终前一天还坚持写日记,成就了一生文名;而在军事上,他坚持稳扎稳打,而少有奇兵的战略计划,最终战胜了敌军。这些都是“以拙胜巧”的好例子。

因为“拙”,曾国藩不仅说话时透出一股真诚,还把“诚”字常挂嘴边,他总结道:“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

李鸿章初入曾国藩的幕府时,曾国藩十分赏识李鸿章的才能,对他说:“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这话让李鸿章备受鼓舞,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动。自视甚高的李鸿章便在曾国藩的幕府里待了下来。

后来,李鸿章继承了曾国藩的真传,也成了一带巨擘,也常把“诚”字挂在嘴边,他说:“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洋人相对付,果然没有差错,而且有很大的收获。”

曾国藩以“拙诚”鼓动气势,聚合了乱世中有报国之心的知识分子,如李鸿章、郭嵩焘等,可谓取天下之才而用之。他又以自己“拙诚”聚集如塔齐布、毕金科、鲍超等猛将,同时,以自己的“拙诚”鼓舞湘军士气,使朴实的农民成了敢于死战的士兵,此可谓取天下之力而用之。

在人们都被他的“拙诚”感动之时,却没有人看到“拙诚”不仅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境界,同时也是一种收拾人心的权术。

事实上,曾国藩并不是一个拙诚而迂腐的人。他“久历世变”,知“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其中“有所贪有所利”和“有所激有所逼”的认识,指出了靠真正的“诚”无法影响到的一方面。

对这一方面,曾国藩善于运用权变之道,以功利动之。这反映了曾国藩的两副面孔,一副是“拙诚”君子,一副是“权变”智士。其实曾国藩只有一个,但是他却好像有好几个不同的化身。

无论是拙诚,还是权变,都是曾国藩的办事手段,只不过不同情况下有所侧重。

对重义气之人,如彭玉麟,曾国藩▲李鸿章像待之以真诚,以诚感之,使他永远是自己的心腹。对塔齐布这样的满人,因为勇敢率直,曾国藩便以诚相待,极力推举,从而使之成为湘军中唯一的满人将领。而对李世忠、苗沛霖等首鼠两端之徒,无法用真诚感化,在有用之时自是百般抚慰,当不用之时,则一再打压,利用机会将之消灭。对老练世故者如李鸿章,则有张有弛,既不一心笼络置于自己掌握之中,也不能反目。

这种“两面派”做法,曾国藩甚至会运用到对家人的关系上。他在给弟弟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澄弟办贼,甚快人心。然必使其亲房人第知我家是图地方安静,不是为一家逞势张威,庶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太恶。贼既办后,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声色,既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意思。”这段话显露了一个“拙诚”君子不诚的一面。

晚年,曾国藩对于“拙诚”的权术也有反思。同治元年十二月,曾国藩给心腹将领李续宜的书信中说:“吾辈位高望重,他人不敢指摘,惟当奉方寸如严师,畏天理如刑罚,庶几刻刻敬惮。鄙人今岁忧灼过甚,虽亦近于怔忡,然较之八年情形则异。八年所以内疚者,以忠孝之地而用意气,以朴拙之人而讲权术,是以且愧且憾,无地自容。”“以朴拙之人而讲权术”,这是曾国藩的自白。在另一封信中,他说:“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此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这话说得够真诚,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此话也是“拙诚”之权术。总的来说,曾国藩的行事风格可以归结为:讲拙诚,亦讲权变。

为人处世,应该懂得拙诚之术。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错综复杂,把精明挂在脸上并不一定是好事。做人还是朴拙一点,“傻”一点好,那会使人感到踏实,受人欢迎。当然,这种“傻”不是真傻,而是一种低姿态,一种掩饰。

不以贵凌物,而以宽容待人

曾国藩金言厚福者必宽厚,宽厚则福亦厚矣。

宽恕之道是曾国藩处世哲学中的重点之一。曾国藩能够不以贵凌物,而以宽容待人。他知道“物极必反”的道理,做人也一样,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应该留有余地。即使是针锋相对的双方,为了避免两败俱伤,也应该有所忍让。即便是自己身居高位,对待他人也不能过分,而应以忍让为怀。正因为此,曾国藩才能够赢得人们的支持。

平时待人接物时,曾国藩十分注重自己的言谈举止和待人方式,站立时总是稳稳当当,站姿规规矩矩;看书时,总是全神贯注,目不斜视;听人说话,总是毕恭毕敬很有礼貌;说话时他总是语气缓和、忠厚仁爱。

曾国藩的容人还体现在虚心纳谏上,他很希望接受别人的批评。早在京城为官时,他就广交益友、诤友,就是希望他们对自己随时批评指正。

当时,曾国藩对乾隆时期的大臣孙嘉淦十分佩服。这个孙嘉淦以直言敢谏著称。在雍正年间,皇帝大肆迫害诸兄弟,绝大多数臣子心有所感,但却不敢进谏,而孙嘉淦敢于上疏,要雍正“亲骨肉”,那时,连雍正也说:“朕也不得不服其胆。”

曾国藩十分推崇孙嘉淦的一道著名奏疏——《三习一弊疏》,这道奏疏是清代谏皇帝道德修养方面最著名的奏疏。曾国藩在京师学习书法时,常以《三习一弊疏》为临摹的范文,甚至将这几千字的文章背下来。这虽然是写给皇上的,但他却将之当成戒己的箴言。他努力克服了三习一弊,开阔自己的心胸,虚怀纳谏。

如果不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不肯接受正确的建议,曾国藩是决不可能获得成功的。咸丰三年八月,曾国藩移兵驻守衡阳,听说有个叫陈士杰的人熟知用兵之道,便亲笔写了一封书函,将陈士杰请来。这个陈士杰只是个贡生,做了个七品小京官,不过,他确实有才能,而且敢于谏言。

咸丰四年三月初,湘军王錱部不遵从曾国藩的号令,引致战守失措,结果王錱与其所部约有一千人马被困于岳阳。

曾国藩得到这个消息后,既愤怒又郁闷。属下们看到曾国藩阴沉的脸色,都不敢进言,就在这个时候,只有陈士杰一人进言:“现在岳阳城内粮草都断绝了,挨到明天兵士就会溃败,应该立刻出兵援救他们。”

曾国藩正在气头上,听了陈士杰的话,脸色变得更加阴沉,却并没有作声。陈士杰见曾国藩半晌不说话,便只好退了出去。在门外徘徊一会儿,陈士杰自言自语道:“我为千人请命,何必计较小小的礼数呢?”想到这里,陈士杰再次进帐,对曾国藩说:“应该速派兵援救王錱所部。”只见陈士杰神色坚定,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

本来曾国藩不满于王錱不听号令、独树一帜的行为,一怒之下,还真不太想去援救王錱。但是,他也深恨绿营兵“败不相救”的恶习。听了陈士杰的话,曾国藩决定还是采取救援为上,便说:“怎么救?刚刚派人去侦察,岳阳城中已经没有人,城外却有燎火。”

陈士杰立刻便召来那两名侦查人员对质,愤怒地说:“你们两人害怕贼寇,不敢前往援救,如果城里有人出来,就要你们的命。”两人一听,大惊失色,不得不承认说了谎。

得到了确切的军情消息,曾国藩便向陈士杰问援救的计策。陈士杰见曾国藩接受自己的援救建议,便说:“我们不能直接攻击敌人。敌人没有战船,我军可以派水师沿岸开炮作声援。”

曾国藩想了想,点点头,采纳了陈士杰的进言。由于有了外部的声援,王錱的部队得以逃出岳阳,生还九百余人。后来,被救的王錱在浙江、新疆战役中曾多次立大功。

陈士杰的进言对曾国藩大有助益,尤其是后来的湘潭大捷,陈士杰也有不少功劳在其中。

很显然,曾国藩的成功和他的广纳人言、博采众长是分不开的,而他之所以能够接受别人的意见,就在于他有一颗宽容之心。在安徽祁门时,曾国藩在官署衙门里设置了一个信箱,上书告示:“本部堂示:凡言本部堂之过失、文武官之贤否、军士之骚扰者,投此桶内。不收词讼,投者焚之。”

到了晚上,曾国藩便将信箱中的意见条陈取出来审视,可行的便采纳施行,不可行的就搁置一边。

曾国藩胸怀广大,心平气和,看上去就像一位老教师。凡是有人向他进言,对的就采纳;不对的也没有一句话予以辩驳,唯恐驳斥别人之后使人害怕,以至于不敢再提意见。门生李鸿章曾经直言自己的老师,说他做事胆小、谨慎太过、迟缓、效率低下。曾国藩并不责怪李鸿章无礼,相反,他欣然表示同意。

除了虚心纳谏之外,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曾国藩同样抱着宽容的态度,尤其是他显贵之时,特别注意处理好与家乡的邻里乡亲的关系。在这方面,曾国藩奉行的原则就是:让他三尺又何妨。

咸丰初年,曾国藩与几个兄弟还未分居的时候,家中为建新宅黄金堂,与邻居为一墙之隔的地界发生争执,甚至要打官司到湘乡县府。弟弟曾国满将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在京师做官的曾国藩。

曾国藩收到此信后,联想起前朝康熙年间礼部尚书张英“六尺巷”的典故,便将张英的一首诗写了下来:“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他把这首诗与信寄回了家。

曾家父子兄弟读过曾国藩的信和此诗后,胸襟豁然开朗,于是便主动退让,避免了争端。

据说,曾家的这一举动深深地感动了邻居,邻居不仅未与曾家争执,也退让了。

以宽忍为怀,这就是曾国藩与邻里、乡亲相处之道,面对家乡小民,曾国藩从来不以自己身居高位而自傲,而是常怀忍让宽容之心,凡事让人三尺。正因为与人为善,忍让为怀的品德,曾国藩的家风才传于乡里,流行于后世,为人们所称道。显然,曾国藩的成功与他“不以贵凌物,而以宽容待人”的处世方法是分不开的。

虚心谦和才能脚踏实地

曾国藩金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

曾国藩家书云:“君子大过人处,只在虚心而已。”无论是治学,还是处世,曾国藩都认为应该虚心。曾国藩表示,官吏不应该不学无术,而应该潜心学习,虚心求治。由于有这种虚心的态度,曾国藩的功业文章才得以大成。

中国古代的文人中,很少有如曾国藩一般谦虚的,他们恃才傲物,藐视他人,“人人自为握灵蛇之珠,家家自为抱荆山之玉”,实际上只重理论不重实践的古代文人所创造的价值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大。曾国藩也感慨“文士之自命过高,立论过亢,几成通病”,没有虚怀若谷的思想,读书只能算“无识”。因此,曾国藩十分注重经世致用,致力于学问的实用,这其中自然就少了文人的清高,多了一份谦虚。

其实,不只是做学问要谦虚,待人处世更要谦虚。虚怀若谷,能使人与人的关系更加和谐;心地狭窄,则容易使人际关系紧张。在待人接物中,不斤斤计较,在处理事情时,不耿耿于怀,这样谦和处世的人,最能受到他人的欢迎,得到别人的支持。

古之成大业者,除去自身的能力外,无不是谦逊处世、虚心待人的。谦逊的人懂得积蓄力量,因此,在他们的周围总是聚集着许多朋友,而他们往往能赢得人们的尊重和爱戴。这是因为谦逊能够避免给别人造成太张扬的印象,可以超脱浅薄的虚荣,使人们乐意接受。时时标榜自己的才干,掩饰自己过失的人是遭人厌恶的;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人更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一个有功绩而又十分谦逊的人,他的身价定会倍增。而一个领导者若能虚怀若谷,谦虚待人,对人对事不骄狂,必然会赢得人们的尊重。

曾国藩就把这种虚怀若谷、谦和的态度用在求才用人上。自从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后,越来越感到人才的匮乏,为了能招揽人才,他体悟到“欲夺其心,理当卑身虚心,诚信待人”,同时,他无时无刻不在自我警惕,“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正因为这种待人之道,让曾国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当时最杰出的人才,从而成就了自己的盖世功绩。

谦恭处下,大度包容,不仅是结交招揽之道,也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获得别人尊重和得人心的要诀之一就是练好“谦”功,养成谦虚的品德。周公身居高位,却从来不会自矜地位高而高调为人。他唯恐失去天下贤人,洗一次头时,曾多回握着尚未梳理的头发;吃一顿饭时,亦数次吐出口中食物,迫不及待地去接待贤士。周朝由此变得更加兴盛。对于周公的事迹,曹操以诗为赞:“周公吐脯,天下归心。”以此来表明自己的谦恭诚挚之心。对这些典故,曾国藩不仅熟知,而且恭而学之。

若要成就远大的生活理想和目标,就应有虚心谦和的器量。有道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世上根本没有天下第一,总想做天下第一、不知道谦虚的人会遭人嫉恨,甚至遭到毁灭。曾国藩认为,傲气太盛,是历代士大夫和近世官场导致灾祸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无论身份高低,功劳大小,都不能过分骄傲,而应该学会谦虚,这样才能安然处世。

一般来说,官宦之家,有权有势就少有顾忌,多有优越感。有了优越感,往往不大注意他人的感受,不把别人当回事,言谈举止中,总有不可一世的感觉,时时处处都显出高人一等的气派,久而久之,有意无意便有一股傲气。

然而,曾国藩为官多年,功绩彪炳,权位更是如日中天,但是始终谦虚为人,无论是对上级还是对幕僚,都谦虚待人,没有半点傲慢的样子。因此,曾国藩在官场上左右逢源,应对自如,始终处于不败之地。

有一次,曾国藩与幕僚们煮酒论英雄,他问道:“我与李鸿章、彭玉麟相比,孰高孰低?”众多幕僚都说,曾国藩才德更高。曾国藩听了,叹了口气,谦虚地说:“李鸿章和彭玉麟都是当今的英才,我自知不及两位。我生平稍值得赞许的,就是不爱听奉承话,还有那么点自知之明。”

一个身居高位者竟如此谦虚,实在令人敬佩。

当曾国藩身居高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曾国荃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了很多奉劝的话,曾国藩看了之后十分赞赏。他觉得,自己的官位太高,听到的规劝声音越来越少,如果弟弟能对自己多加规劝,再加上一二好友,这样也许能帮自己避祸免灾。

同时,曾国藩也劝诫兄弟保持谦虚,不可骄傲。曾国藩在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中规劝曾国荃道:“大凡总督巡抚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君子过人之处,只在虚心而已。我的话你要细心寻思,外边的逆耳之言,你也要仔细回味思考。”

自古以来,对虚心都是抱持肯定态度的。古语有云:“满招损,谦受益。”《老子》亦言:“江海所以能成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但是,做人谦虚,须知以事实为依据,不能过于贬低自己,相反,过分的谦虚等于骄傲。为人处世并不能一味的谦逊,比如有些人为了表现自己的谦逊,自毁功绩,这就不必要了。真正谦逊之人能正视自己的功绩,只不过他们不会常把功绩挂在嘴边,放在心上。

知足常乐,乃是最大的智慧

曾国藩金言知足则乐,务贪必忧。

对于冯道著《荣枯鉴》,曾国藩称:“一部《荣枯鉴》,道尽小人之秘技,人生之荣枯。它使小人汗颜,君子惊悚,实乃二千年不二之异书也。”对人生的荣枯,曾国藩的把握可谓得当,他从不恣意放纵自己的欲望。虽然他一生功名卓著,但他没有因此而自傲,而是秉持“知足常乐”的理念,他说:“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

知足不仅是修身之道,还是自保之术。曾国藩一生功名卓著,而不堕其功,就在于他善于在“知足”两个字上下工夫。

凡是人都会有欲望,欲望是与生俱来的。虽然有欲望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欲望是个无底洞,如果纵欲过度很可能自取灭亡。一个人幸福与否,在很大程度上跟自己是否知足有很大关联。心不知足,天底下所有的名利都填不满自己欲望的口袋;心若知足,则幸福就会充满于自己的起居生活中。

在给儿子的《忮求诗二首》中,曾国藩写道:“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未得求速偿,既得求勿坏。”意思是说,富贵时要求有千乘车,尊贵时追求万钉带,没有得到又要求迅速赏给,得到后又求永久占有。这两句诗描写出世人的不足之心。曾氏兄弟平定“叛乱”,为清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咸丰皇帝曾有过金口玉言:“攻下金陵者王之。”同治三年六月,曾国荃攻下南京城,太平天国覆灭,但清政府爽约,不独湘军上下愤愤难平,发出“弓藏兔烹”之叹,就连满清权贵也认为两宫吝啬,不合罪罚功赏之义。▲曾国藩书法对朝廷的爽约行为,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更是牢骚频发,郁结成疾。然而,曾国藩并没有不愤,反而约束下属,规劝兄弟,极力地避免他们与朝廷发生冲突。

在九弟曾国荃生日时,曾国藩给他赠诗数首,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他这是在警告弟弟,当你人生的左边书写上了功绩的时候,对你的诽谤、攻击乃至威胁也就从右边伴随而来;当你获得了大成功,这时成功背后所蕴含的危机也就到了。荣辱、进退、得失、穷富都是没有定数的,都是祸福相依的。人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应该怎么做呢?这时你就该去好好效仿一下楚国人屠羊说。

何谓屠羊说?这有一段典故:吴国灭楚时,屠羊说是当时楚国的一个杀羊屠夫。楚昭王失国后,屠羊说一直伴随着楚昭王,为他献计献策,直到楚昭王复国。当楚王想封他大官时,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重新去杀羊。人们非常不解,说:“你杀羊只不过是糊口,若是做官的话,可以获得很多的好处。”他却说:“我当时之所以陪着楚昭王是因为楚国灭亡了,亡国了我就没有杀羊的地方,也就难以糊口。但今天楚国复国了,我已经重新有了维持生计的手段,我又何必去做大员呢?”可见,他把功名利禄看得十分淡泊。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常常把屠羊说奉为急流勇退的一位英模。

曾国藩诗中提到屠羊说,所表达的就是一种知足、淡定的心境,可见,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不知足者的危险。他认为:“功名之际,终之始难,消长之机,盈之必缺。”他在日记中还写道:“人生才力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一粒耳!知天地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天地之大而吾所历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

知足淡定,不争不伐,曾国藩知行合一,说到做到。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才能保住自己的功名与地位,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名利心太重,会让自己急功近利,而忘记了藏在底下的危险;做人太盛气凌人,就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这些行为,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不屑一做的。

名利心切的,必然俗见重,使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有这样一种心理期待:事事周全,样样完满,件件顺遂,这就是俗见。自然,没有得到,就希望得到;得到了,又害怕失去。自己得到了,害怕子孙失去,子孙没有得到,又希望他们得到。人一天到晚就处于这样的患得患失之中,何处是个尽头呢?

一个不能彻底消除名利思想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诱惑;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泽能广被四海甚至遗留给千秋万世,其影响往往只能是多余的伎俩。

追求荣华富贵,没有知足,将会越来越委顿,各种祸害往往纷至沓来;而知足者则能涵养精神,并且远祸避害。“知足”并不否定“取”与“得”,“知足”是说“取”“得”有道,“取”“得”有度。

古语云:天道忌盈。曾国藩很欣赏这句话,他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多使,做人更不能事事求全。他说:“我曾经考察《易》道,研究其中的盈虚消长之理,从中知道人不可能没有缺陷!太阳到了中天就会西斜,月亮满了就会亏缺,天有孤虚,地有东南陷落的时候,从来没有十全十美、没有缺陷的东西。小人常常求全,而一旦得了全,吝与凶就会随之而来。如果别人常缺而一个人常全,天道屈伸的规律,会如此不公平吗?”

与其求圆满,不如留点缺。曾国藩的成功之道中还有一点就是求缺心态。他的书房就叫做“求缺斋”,他的日记就叫做“求缺斋日记”。人人都是追求美好的,但如果一个人背上了求圆满的心态,就会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求,这将成为人生的大失败。

曾国藩很喜欢古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认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因为花未全开表明的是一种不饱满的状态,它仍有上升的趋势;而月未圆的时候,人们会渴望它全圆的那一刻到来。可是,一旦花全开了,月全圆了,随之而来的就是生命的快速衰竭。因为花一全开之后就会迅速枯萎,月一旦全圆后马上就会发生亏损,这也是人生的一种常态。因此,曾国藩主张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到了晚年时渐渐可以收场。

曾国藩做人知足,为后世所敬佩。梁启超曾有一句话,评价曾国藩“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这一评语是极为得当的。做人最难的不是进取,而是收敛自己的欲望,懂得知足的道理。

现在很多人都在追求人生的圆满,大多在为奢侈的生活而疲于奔波,结果失去了幸福的生活。其实,幸福的生活往往很简单,比如最好的房间就是必需的物品一个也不少,没用的物品一个也不多。曾国藩的成功与幸福就在于他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懂得知足。人的欲望永无止境,不知足会给自己带来烦恼、祸患,知足则能使人心态平和,让人感受到幸福。

功成名就,看淡人生

曾国藩金言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

世人研究曾国藩,多观其做人修身、齐家治国之道,也有钻研其治学之道的,但多以为曾国藩独治经世致用之学,其实不然,曾国藩对文学也有很深的研究。他曾编辑《十八家诗抄》,然而,其对诗歌的鉴赏又不全然在文学创作上,常会与自己的做人修身、齐家治国的经世之道相联系。在曾国藩治文学时,常被诗歌中“豁达冲淡”的胸襟情怀所感动。

同治二年三月廿四日,曾国藩给九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有志事则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怀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韩退之、杜牧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香山则冲淡处多。杜、苏二公,无美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

他又说:“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由此可见,曾国藩赏鉴诗歌,也不忘修身做人。诗人们所表达的豁达光明之识,以及所散发的恬淡冲融之趣,成为曾国藩追求效尤的目标,并以此看待世间的人生百态,建立人生哲学最高的准则。▲曾国藩书法晚年,曾国藩对道家文化情有所钟。他喜读《老子》,对受道家文化影响很深的苏轼钦佩不已,对苏轼之淡泊平和大为仰慕。尤其在养生方面,他是极为推崇苏轼的平淡心态的。

曾国藩对苏轼的诗词十分喜爱,认为字字句句皆如其人,他还把苏东坡所做的能与自己心境相沟通的篇章单独辑成,经常吟诵。苏轼豪迈旷达,无往而不乐,在顺境中,没有得意忘形;在逆境中,也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总是在平凡,甚至是困苦的生活中去体味生活的乐趣、生命的欢欣。这让曾国藩感慨良深地说:“心中不苦,才能活泼地养得一段生机。”

身处功利场,曾国藩遍尝其中的酸甜苦辣,主张“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他深知“名利”二字的诱惑,因此,在日记中记载:“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当时,正是曾国藩战场得胜之后,但他不以获取功名为乐,反而思考人生苦短,其胸怀已完全体现了平和冲淡的思想境界。无论是功名利禄,还是成败祸福,曾国藩都主张以平和之心面对。

在曾国藩的理论中,平和冲淡的心态既有利于养性,又有利于养生。

咸丰八年三月三十日,曾国藩给曾国荃写信:“温弟丰神较峻,与兄之伉直简澹,虽微有不同,而其难于谐世,则殊途而同归,余常用为虑。大抵胸中抑郁,怨天尤人,不待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养德,不待无以养德,亦非所以保身。科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其由来不外乎此。故于两弟时时以平和二字相勖,幸勿视为老生常谈,至嘱至嘱!”

平淡的心态,不仅是为人处世之所需,还是修身养性之所需。为人处世需以平淡之心看待功名利禄、是非成败,才不至于失去信心,遭受打击。而修身养性更不能没有平淡之心,只有平淡之心,才能让人平心静气、气机条达、八脉通畅。

曾国藩不仅是修身大家,还是养生大师。他指出:必须将生前的名誉,死后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种杂念,都全部忘掉。这样,自然心中生出一种恬淡的意味来,寂静之极,真阳自生。这样做可使人精神旺盛,身体健康。

保持平淡之心,需要顺其自然。曾国藩在给儿子的书信中写道:“庄生云‘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东坡取此二语,以为养生之法。尔熟于小学,试取在宥二字之训诂体会一番,则知庄苏皆有顺其自然之意。”

曾国藩以“顺其自然”教育子弟,就是为了让后人养成平和冲淡的心胸。如今,曾国藩留下的文字中,有许多东西已经成为人们修身齐家的经典,给人们带来很多启示。

了解曾国藩的人都知道,他的功名之心是颇重的,然而,他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看淡人生,这是很多人都难以做到的。春秋时期越国大夫文种同样是一个很有追求,且有功于国的人,但是由于过于贪恋权位,最终难免身死家灭,殊为可叹。

在追名逐利唯不及的现代社会里,不要小瞧平淡心态,它能拒绝物欲的诱惑,帮你事业有成;它会教你彻悟人生的真谛,进入宁静致远的人生境界。有了它,你就不至于心猿意马、心神不安。

总而言之,人应该顺其自然,有平和冲淡的心态。面对外界的各种变化不惊不惧、不愠不怒、不暴不躁;面对物质引诱,心不动,手不痒;没有小肚鸡肠带来的烦恼,没有功名利禄的拖累;白天知足常乐,夜里睡觉安宁,这才是心灵的最大舒展。

虽然曾国藩没有完全做到把所有的功名利禄视若无睹,但最起码他懂得顺其自然,控制自己的贪欲,这就已经是一种不凡的成就了。这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尤其是对那些成功在即、志得意满的人来说很有启发意义。曾国藩对人、对事以及对人生的一种态度,是他的人生大智慧,值得今人深思。

第三篇 常虑忧患,以严治家

曾国藩是一个深具忧患意识的人,在治家方面,这一点体现得尤为突出。在曾国藩的持家理念中,有一条至关重要,即所谓“

福不可尽享,势不可使尽

”。在曾国藩看来,如果一个家族,缺乏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就很容易败亡。因此,曾国藩提倡以勤持家、以严治家,谨诫家人不可骄傲,不可奢华,更不可懒惰。福不可尽享,势不可使尽曾国藩金言戒傲戒惰,保家之道也。

若要讲曾国藩的持家之道,就要从他的一个观念讲起,即所谓“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用尽”。这表明了曾国藩的忧患意识。他觉得一个家族要繁荣昌盛,做人做事要留有余地,平日里的表现就不能太过分,要求也不能太多。因此,在治家方面,他一向都居安思危,在家族全盛之时也不忘忧患。

在曾国藩看来,家族若要兴旺发达,需经常保持一天比一天谨慎而担心不能长久兴旺的心态,那么或许可以自保,否则就会很快地败落。有许多事不是人的刻意计划所能达到的。他曾经写信给曾国荃,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

在升官的时候,他还特别写信告诫家中子弟,说:“余蒙先人余荫,忝居高位,与诸弟及子侄谆谆慎守者,但有二语,曰‘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而已。福不多享,故总以俭字为主,少用仆婢,少花银钱,自然惜福矣。”意思就是说,我蒙祖辈遗留的福荫而愧居高位,希望大家都谨慎遵守两句话:“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有福不可多享用,要以“俭”字为主,少用仆人奴婢,少花钱,自然就是珍惜福分。

他特别担心家中子弟沾染富贵习气,因此又告诫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

当他的官越做越大的时候,并不想成为家中的依靠,让子孙后代失去自立之能,他很担心家人生出懒惰、骄奢之心,便告诫道:“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食;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可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

在曾国藩看来,儿子如果贤明,那么不靠父母的官囊,也照样能够自己去找衣食;儿子如果不肖,那么做父母的多积一分钱,他将多造一份孽,将来淫逸作恶,必定大坏家庭名声。所以,他下定了决心——决不肯靠做官来发财,决不肯留银钱给后人。

因此,虽然他后期的俸禄收入较为丰厚,但除了供养自己的父母亲吃好喝好外,其余的钱财基本上都用来周济亲戚族人中的贫穷者。曾国藩之所以这么做,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不希望家族出好吃懒做的“富二代”。

他不希望子孙后代坐享其成,因此,他一直都敦促家人勤俭持家。他自己所穿的衣服鞋袜,除了官服以外,其他都是家中的自织品。他说:“天道五十年一变,国运也随之改变,家庭也是如此。当家庭兴盛时,不怎么劳碌却能坐享收获;等到衰败时,忧虑拮据,而没有办法缓解,似乎不是人力可以改变的。”

曾国藩教子弟,有所谓不离“八本”“三致祥”之语。何谓“八本”?即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那何谓“三致祥”呢?即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简而言之,曾国藩的“八本”和“三致祥”就是要戒除骄奢、懒惰,不忘家业根本。曾国藩的这些治家思想,应该说基于其祖父。因为曾家是中国传统社会耕读家庭的典型,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要求家人必须遵守耕读家庭的根本:“男子耕读,女必纺织。”耕,是生存根本;读,是进身阶梯。耕读之家须以“读”求取功名,以“男耕女织”维持生计。从耕读之本延展开来,曾玉屏就提出家人须谨行的八件事:读书、种菜、饲鱼、养猪、早起、洒扫、祭祖、敦亲睦邻。

曾国藩很重视治家问题,他曾说:“子弟之贤与不贤,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我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特别是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他将祖父曾玉屏的家规编成几句话:“书蔬鱼猪,考早扫实;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并告诫家人:“此八好,我家世世守之,永为家训。子孙虽愚,亦必略有范围也。”

后来,曾国藩又将“八好”归结为八个字: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后人戏称为“八宝饭”。除“八宝”外,曾家还有“三不信”,即不信医药、僧巫、地仙。这里的“医药”主要指没有医术的“游医”,“僧巫”“地仙”即指巫婆、道士、和尚、风水先生之类。曾国藩认为这些人不劳而获,不应受到礼遇与尊重,这体现了曾氏一门崇尚勤劳的朴实家风。

曾氏数代,克勤克俭,又将克勤克俭的治家经验汇为箴言家训,对后代影响很大。不但曾国藩一生受此熏染,而且还常以此教育后辈。

曾国藩之父曾麟书曾命曾国藩写过一副对联,可看出曾氏传承之家风: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在多种场合,曾国藩反复发挥和解说了上述治家思想,无论是其家书,还是日志上都有所体现。

他常说:“丰于此者,必缺于彼。”而且,常用这个道理来教家人,说家计不宜太过宽裕,与常人的见解恰恰相反。所谓“盛极必衰,乐极生悲”,古人告诫的这些话人们听起来并不悦耳,但却是被生活一再证明了的真理。

曾国藩也看重家庭的“圆满”,不过,他所看重的“圆满”不在于荣华富贵,而在于家庭的和美,比如父母健在、家庭和睦、子孙贤达,享有天伦之乐、道义之乐等。

从曾国藩的治家思想可以看出,他秉持的是一种常虑忧患、不忘家业根本、崇尚勤劳的严格朴实家风。正因为有这样的家风,曾氏一门绵延百年,名人辈出,实属名门望族之典范。

以勤持家,让富贵永存

曾国藩金言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个勤字。

以勤持家,是曾国藩治家的第一要义。他认为,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家族,都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在曾国藩看来,怠惰是家败的一大原因。从古到今,任何世家大族,若是出现懒惰之人,就难免会有衰败颓丧之气象。成大事者最忌有奢惰之心,无论是居和平之世,还是居离乱之世,都不能有奢惰之心。

治家如治军,一支军队会因为懒惰而失去战斗力,一个家族同样也会因为懒惰而失去进取心。同治三年,收复了江宁城后,曾国藩看到湘军上下一派骄矜自得、纵情逸乐,便将之全部遣散回原籍务农去了。曾国藩觉得,这些兵员已经产生了惰性,少了忧患危机意识,如果继续让他们参战,很可能导致战争的失败。

曾国藩认为,人生百种弊病,都是由于懒惰。懒惰则松懈,松懈就不会严格要求自己,从而不能努力做事。一个环节松懈就会导致整体的松懈。曾国藩把“勤”作为兴家立业的根本办法,他说:“我以有事而懒,六弟无事而懒,是我不甚满意处。若二人俱勤,则气象更兴旺矣。”

做人应该有忧患意识,万不可懒惰,抛弃勤勉之心。事实上,曾国藩的成就与其勤奋是分不开的,而他之所以看重勤奋,这和他的一段经历是分不开的。

年轻时,曾国藩的天赋不高。有一天晚上,他在家背诵一篇文章,重复了不知道多少遍,依旧没有背下来。这时候,他家来了一个贼,潜伏在屋檐之下,希望等读书人睡觉之后捞点好处。

可是,那个贼人等啊等,曾国藩始终没能把文章完整地背诵下来,因此,到了很晚的时候,曾国藩还没有睡觉的意思。贼人最终忍不住,便跳了出来说:“这种水平读什么书?”说罢,他将那篇文章从头到尾流畅地背诵一遍,然后扬长而去。曾国藩见此情景,不由地叹道:“这么聪明的人却只能当贼,而我天资不好,如果不努力,那只能做乞丐了。”于是,曾国藩学习起来就更加勤奋了。

有道是:“一分辛苦一分人才。”一个人即便有好天赋,若是没有勤奋,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伟大的成功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的,勤奋可以创造奇迹。

因此,曾国藩一直都主张持勤戒惰,不独自己遵守“勤”字工夫,他还特别将“勤”字作为家训,教育家人持勤戒惰,以勤兴家。在子女教育中,曾国藩认为应“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他提倡“勤理家事”、勤奋学习、勤劳工作,反对奢侈懒惰,“不可厌倦家常琐事”。针对子弟生长于富贵家庭、惯于养尊处优的特点,曾国藩特别强调戒骄奢、倡勤俭、主敬恕、不忘本。他认为“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从不准许子女睡懒觉。在家里男要扫地、种菜,女要做饭、织布。妻子和女儿跟他同住江宁两江总督府时,他规定她们白天下厨做饭菜,夜晚纺纱织麻到深夜,而且天天如此。

在教育弟弟们的家书中,曾国藩说:“诸弟在家教子侄,总须有勤敬二字。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至切至切。余深悔往日未能实行此二字也,千万叮嘱。”在教育儿子曾纪鸿时,他说:“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

在曾国藩的思想中,一个人要能够习惯于劳苦,则神仙也会钦敬。他说:“凡人之常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安逸而惮于劳苦,自古至今无不相同。勤劳则长寿、安逸则夭亡。若为自己着想,则一定要操习技艺,磨炼筋骨,遇到困惑便努力学习和实践,认真思考,居安思危,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着想,则一定要吃苦受累,忍饥挨饿,一人没有收获,就应看做是自己的罪过。”

在与太平军长达十四年的军事斗争中,湘军将士们时刻面临饥饿、疲劳、死亡的折磨和威胁,不知多少人丧失生命。据此,曾国藩更加充分理解了“耐劳、习劳”的重要性。

同治九年十一月,曾国藩在给儿子纪泽、纪鸿的信中,这样说道:“军兴以来,每见人有一材一枝、能耐艰苦者,无不见用于人,见称于时……故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对于懒惰的习性,曾国藩主张“以勤医惰”,因此,他教育子侄勤练“勤字工夫”。同治二年十二月,曾国藩在给他的侄儿征瑞的信中说:“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侄等处最顺之境,当最富之年,明年又从最贤之师,但须立定志向,何事不可成?何人不可做?愿吾侄早勉之也。”

在曾国藩的意识里,勤字工夫是一个人、一个家族兴旺与发达的关键。他常告诫家人说,勤为兴家之本,持家之道,“勤则寿,逸则夭”。按曾氏之意,只有勤,才能发家;只有勤,一个家族才可持续发展。

曾国藩说:“居家需勤,在外为官更需勤。”他要求其兄弟们“无论如何劳苦,如何有功,约定终始不提一字,不夸一句”,做到劳而无怨。他又说:“积劳者即为成名之人,天意已称十分合道,然而不可持也。吾兄弟但在积劳二字上着力,成名二字则不必问及,享福之字则更不必问矣。”

从这些表述中可以看出,曾国藩所倡导的“勤”字,不仅是自立谋生、强身健体之根本,同时也是处理人谋与天意之间的关系准则。古人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人谋与天意之间,需要“勤”来搭桥。“勤”字不仅是曾国藩的兴家、发家、个人谋生、强身健体的根本,而且还是修身、齐家、治军、用人、为官的准则。当然,也是曾氏创建理想和谐家族社会思想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勤奋,曾国藩绝对不可能有如此煊赫的成就,曾氏一门也不可能名人辈出。因为一个“勤”字,竟有了曾氏一门上百年的风光,这番情景实令人可钦可叹。

淡泊名利,时时作上岸之计

曾国藩金言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怀浩大是真正受用。

在曾氏一门全盛之时,曾国藩说了这样一段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如以此为贤肖,则李林甫、卢怀慎辈,何尝不位极人臣,舄奕一时,讵得谓之贤肖哉?予自问学浅识薄,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服劳,可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

这些话可谓字字珠玑,其中一句“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其中谨慎为官、为家族计的心思,应让众多权贵为之汗颜无地。

很早的时候,曾国藩就有一言曰:“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其中淡然之心,可见一斑。自古以来,人们对功名利禄的向往就十分强烈,尤其是居高位者,每每容易在权力欲望中迷失,变得疯狂。而曾国藩倚靠心理暗示,最终得以保身,他反复念叨“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他不断告诫曾家子弟,“八本”“三致祥”。与其说他是为个人名利考虑,还不如说他是为身家性命、子孙后代着想,其中所虑,可谓深远。

尤其是功成名就之后,他没有像多数人那样张牙舞爪,反而更加谨慎持家。同治六年五月,曾国藩在家书中劝告欧阳夫人说:“居官不过是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长。”

其中语意深长之处,唯有心明眼亮者可知。在家书中,曾国藩十分透彻地看到了为官者所处的位置。他认为一个家族的生存、发展,根本在于勤俭耕读,而在外为官、为将、为相、为圣贤肯定不是长久之计。

很显然,自古以来,像曾国藩这样做官做到一等人物的始终都只是极少数。他们的地位也只是一时的,只有劳、谦、廉的居家之本才是永恒的。正因为曾国藩看清了这些,所以他能够做到居官时不谋私利,治家时常虑忧患。曾国藩属于少年早达的人物,可他却能早早就为一生作打算。

在教育后代时,曾国藩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让儿子投身仕途,事实上,他两个儿子都走了另外的道路。那个时代,千军万马都在进行科举考试,都在科举考试的路途上花费了极大的精力。而当曾国藩回望自己人生的时候,他发现科举考试是扼杀人的个性的。

于是,在儿子曾纪泽二十岁的时候,曾国藩就写信告诉他,要多看西方的数学、物理,更要看西方的天文,所以他的儿子曾纪泽西学知识非常广博。

他的二儿子曾纪鸿更是特立独行。曾纪鸿十岁的时候,曾国藩就写信告诉他,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做事。曾纪鸿特别喜欢数学,后来在数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那个时候,圆周率后面推断的数字大约是四十余位,曾纪鸿反复推算,竟推算到了一百多位。

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曾国藩的教子方法可谓超凡脱俗。经过曾国藩的一番劝诫,儿子们都心悦诚服地用功读书,最终都学有所成。

从曾国藩教育后代来看,他无疑跳出了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其做法多少可见他有让家族“上岸的打算”,这和他晚年那种淡泊的心境是有关的。

虽然曾国藩一生都追逐于官场、战场,但他的言行不乏高雅脱俗的表现:一是追求淡泊的生活状况;二是出仕后平静的内心境界。淡泊者不求名利,曾国藩就此做出解释:“淡泊二字最好,淡,恬淡也;泊,安泊也。恬淡安泊,无他妄念也。此心多名快乐啊!而趋炎附势,蝇头微利,则心智日益蹉跎也。”

曾国藩是一个清醒的人,他认为:“乱世之名,以少取为贵。”人生在乱世,世态发展皆在混乱之中,何谓富,何谓福,都是很难说清楚的,所以人生少取为好。不仅自己谨守勤俭之道,他还严格约束家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其中高雅之情操,淡泊之心境,可谓极矣。

兄友弟恭,恪尽兄长之责

曾国藩金言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个谦字。

曾国藩上有一姐,下有三妹四弟,因最小的妹妹早夭,实际兄弟姐妹八人。在兄弟五人中,曾国藩居长。对几个弟弟,曾国藩自有一份责任。曾国藩认为,担起兄长之责,就是在尽孝道,因此,他恪尽兄长之责,常常对弟弟们进行教育。

曾国藩将进修德业视为教弟的根本,他表示,能够教导诸弟的德业进一分,自己的“孝”就有了一分;能够教导诸弟的德业进十分,自己的“孝”就有了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自己则为大不孝了。

有一次,曾国藩接到家书,知四弟、六弟未得入学,怅然之余,教导弟弟们:“科名有无迟早,总由前定,丝毫不能勉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辞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进德之事,难以尽言;至于修业以卫身,吾请言之。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做主。予夺由人做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做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

这些道理,曾国藩讲得明白,几个弟弟也听得明白,但是实际行动起来总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如曾国潢懒散,曾国荃浮躁,曾国华受不得挫折,曾国葆缺乏自制。

对此,曾国藩则谆谆教导诸弟:

第一,要“立志有恒”。他说:“苟能奋发自立,则家塾可以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奋发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静之场、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第二,要“专心致志”。他说:“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日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诸弟总须力图专业。如九弟志在习字,亦不必尽庹他业。但每日习字工夫,断不可不提起精神,随时随事,皆可触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专嗜否?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切嘱切嘱!千万千万!”

曾国藩关心弟弟们的学业,择学择师均一一参与意见,支持弟弟们到省城读书,并负担他们的学费。几个弟弟都到京城曾国藩的身边读书,曾国藩除了身体力行,教弟读书外,还为他们捐监,创造科考的条件。

不过,曾国藩还是希望诸弟通过读书,明晓事理,修身齐家,先打好基础,立定根本。他要求诸位弟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看不透这层道理,即便金榜题名,成了高官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

曾国藩对诸弟既严如父又慈如母,他曾说:“我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

在兄弟关系的处理上,曾国藩认为:“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男深知此理,故禀堂上各位大人俯从男等兄弟之请,男之意实以和睦兄弟为第一。”

曾国藩兄弟们之间的关系很融洽,他鼓励并重视诸弟对自己的批评,多次说:“诸弟远隔数千里外,必须匡我之不逮,时时寄书规我之过,务使累世积德,不自我一人而堕,庶几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颠危。诸弟能常进箴规,则弟即吾之良师益友也。”他还说:“诸弟见我之立心制行与我所言有不符处,望时时切实箴规,至要至要。”

他接到曾国潢批评自己“月月书信,徒以空言责弟辈。却又不能实为好消息,令堂上阅兄之书,疑弟辈粗俗庸碌,使弟辈无地可容”的信,便回信说“甚为切当”,“兄读之不觉汗下”。由此可见,他们兄弟间的关系融洽。

在曾国藩的教育和影响下,几个弟弟都成长为符合儒家标准的人。曾国荃成为统帅湘军的封疆大吏;未出仕的曾国潢在家乡操持家务、族务、地方事务,成为有影响力的地方精英;曾国华也一度成为赫赫有名的湘军将领。

曾国藩不独对兄弟情谊深挚,他同样将手足之情给予了自己的姐姐和妹妹。曾国藩除了开导姐妹,帮助调解家庭纠纷外,总不忘接济她们的生活。那个时代的女人,即使生在富贵之家,也只能做个贵女、贵妇而已。所以,曾国藩希望自己的姊妹能嫁个耕读之家,做个勤劳主妇、贤妻良母,平平安安地生活。

曾国藩有一个姐姐国兰,三个妹妹国蕙、国芝、满妹。其中满妹十岁时夭折,曾国藩在《满妹碑志》中写道:“她生而善谑,旁出捷警,诸昆弟姊妹并坐,虽黠者不能相胜,然归于端静,笑罕至矧。”这段追忆,表达了长兄对妹妹的深切怀念。

而其他长大成人的三个姊妹出嫁后,在婆家的生活无一美满。在京为官的曾国藩时常因她们那些琐碎的事情而牵挂她们。虽居高官,仍不失人之常情,这是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因此才有了著名的《曾国藩家书》。

总的来说,曾国藩是一个优秀的兄长,他不仅担负起了兄长之责,而且其责任也履行得非常好。

内和外善,治家之道

曾国藩金言家和则福自生。

曾国藩治家智慧,与他的修身、平天下之道同样出色。在修身方面,曾国藩有“内圣外王”之功,而在治家方面,他又有“内和外善”之法。事实上,这都来源于其儒家思想。家庭之“内和”源于仁爱心,家庭之“外善”源于平等心,其实就是“仁”与“礼”。只不过,曾国藩的表述更加明确、具体,对治家更具指导意义。

正所谓“家和万事兴”。曾国藩说:“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

因而,曾国藩治家第一条就以和睦为本,而和睦又应该以仁爱为本。曾国藩很推崇“爱”,因为他是在父亲和祖父的厚爱之下成长起来的。他赴京赶考那年,回来时向同乡易作梅借了一百两银子,买回一部《二十三史》,而把随身的皮袍冬衣也送进了当铺凑盘缠。父亲知道后,不仅没有责怪他,还帮他还清了欠债。一个庄户人家,一百两银子需要积攒好几年。这种浓浓爱意,使曾国藩自小就懂得“全家扶一人,一人扶全家”的道理。

曾国藩十岁时就已经读完五经,开始学写文章。于是其父便笑着让曾国藩以“兄弟怡怡”为题写篇文章。曾国藩领首答应,展纸研墨,很快成文。其父看罢,十分高兴地说:“文中有至性语句,以后必能以孝友承家!”曾国藩常年在外地做官,不在父母身边,但他始终心系父母。他说:“父母上要奉养老人,下要荫护儿孙,在外要为亲族邻里做模范。父母是千金之躯,一定要珍重。我作为儿子,做了侍郎,侍候我的人已有好几个,可是父母还要▲曾国藩故居为家务如此辛劳,做儿子的实在于心不安。今后万望二老总持大纲,而细微琐事都交给四弟去办。”

当年在京师,曾国藩就频频寄书,告知自己学业、任职与身体健康等情况,并问候父母家人,勿使其悼念自己为戒。这叫做“出必告”。咸丰二年,曾国藩奉命为江西考官,行次安徽太湖,忽“闻母丧,急急回乡”,时有“古今第一孝子之誉”。

另外,曾国藩与其妻子对父母、祖父母至孝,凡父母、祖父母之一言一行,无不谨守不违,而且还用文字记了下来,然后拿给兄弟姐妹们看,也给孩子们看,作为教训的话语。

当然,在曾国藩的“内和”法中,所提倡的爱并非完全平等,而是有差别的。对家庭的爱,首先表现在爱长辈以得欢心为本。曾国藩说:“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晚辈对长辈,应该尽孝尽敬,让长辈开心。而后才是兄弟妻子,应该相亲相爱,相互扶持。这样家庭之内,才能够和睦相处。总的来说,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

除了与家人相处之外,处理家庭内一切问题,曾国藩主张应以爱为出发点,以和为主线,而不可搞智斗、闹官司。在家庭纠纷中,论理论法,常会把家庭矛盾扩大到难以收场。曾国藩指出,兄弟之间相互争斗,婆媳之间相互扯皮,夫妻之间两相计较,像这样的家庭没有不衰败的。他有一副对联曰:“巧招杀,忮招杀,吝招杀;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其意是说:虚伪、嫉恨、吝啬,招致败亡;孝悌、勤俭、敬恕带来祥和。通过鲜明的对比,表明没有爱意的家庭和有爱意的家庭的两种结果:没有爱意,走向败亡;爱意融融,兴旺发达。

爱,不能姑息,而应“爱之以德”。曾国藩说:“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曾国藩认为,如果“爱之以姑息”,就是不孝,会导致家庭不和。“内和”就是“我爱我家”;而“外善”,就是“我也爱人家”。曾国藩在“八本”之中提到“处邻以友善为本”,就是“外善”之法。在八字家风中,曾国藩强调一个“宝”字,即善待亲族邻里。

曾国藩秉承祖父“人待人,无价之宝”的遗训治家,谆谆告诫子弟:一个人不能独善其身,一个家也不能独善其家。人与人、家与家息息相关,假如与亲族邻里不能和睦相处,这一家庭便成怨府,迟早是要毁败的。

故而,对于亲族邻里,“无论他与我家有隙无隙,在弟辈只宜一概爱之敬之”。对待同乡,也应尽力照料帮助。他在家书中写道:“同乡有危急事,多有就男商量者。男效祖大人之法:银钱则量力资助,办事则竭力经营。”推而广之,就是与人为善了。《孟子》有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曾国藩继承这个思想并将之做了详尽的解释:“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之,是以善教人也;以德熏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

孔子在为《易经》作系辞时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曾国藩对此奉若至宝,这也是“外善”法的直接来源。

总而言之,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修身正德于内,以爱为本,以和为法;同时,还必须友善于外,以礼为本,以善为法。这就是曾国藩“内和外善”的治家之道。在曾国藩的《家书》中,讲到了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这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英才,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虽不能说这是奇迹,但起码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成功。

从严治家,好家风传扬天下

曾国藩金言大约世家子弟,钱不可多,衣不可多,事虽至小,关系颇大。

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有很多人能够做到“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却很难做到严厉地对待自己的家人。事实上,一旦家人出了事情,人们第一想到的就是对家人百般维护、千般照顾,总是想方设法为他们开脱,绝少有人严厉对待或管教自己的家人。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我受多大委屈都无所谓,但别让我的家人受委屈。”不过,在曾国藩这里,则不是这样的。

曾国藩严于律己,对待自己近乎苛刻,治家也同样严厉。曾氏家族能够繁荣昌盛,全赖曾国藩一生谨小慎微、治家有方。曾国藩治家极严,不仅劝告诸弟勿要买田置房,还要求妯娌和女儿们学习种地、煮茶、做鞋等农家活。曾国藩一生勤俭之至,严于律己,所以他的品德也为同僚和后人敬佩。也正是基于这种人生哲学的原则,曾国藩才能免于拥兵自重、功高盖主之祸。曾国藩是第一个敢于向自己开刀的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儒家追求的经典理想,像许多能臣贤相一样,曾国藩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人生来实践这一理想。他努力遵守儒家道统,他准确地把握了“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的关系,特别是在有了一定的声望后,他把“齐家”摆在更重要的地位。

曾国藩的可贵就在于他位高权重之后,仍然能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声名”与“贪婪”中,他看重的是“声名”,并将“声名”与“家风”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他屡屡告诫、提醒家人,特别是做官的弟辈,要他们不忘家风、珍重声名。

曾国藩个人的修养是十分深厚的,但是其家人中难免有人品性修为不够,对此,若是实在过分的,曾国藩便施以极严厉的家教。

曾国藩有个四弟,名叫曾国潢,为人嚣张跋扈,横行乡里,颇为人们所怨恨。

同治年间,湖南哥老会兴起。哥老会是一个秘密结社而成的帮会组织,其中成员主要是下层群众。当时有很多群众参加这个哥老会,特别是湘乡地方,原来不少湘军遣散返乡后,参与哥老会的甚多。

曾国潢在乡间,剿杀哥老会十分卖力,而且地方有什么“憎恶”的人,也会被他当成哥老会成员捆送县府,残酷杀害。凡是他有所请,县府不敢不服从。有时捆送五六十人,也很难有几个生还的。

当时的湘乡县令熊某是个佛教徒,秉性慈善,接到曾国潢的请求,答应不是,不答应也不是。答应了,良心过不去;不答应,又顶不住他的权势。所以,每接到要他杀人的手令,他总要躺着哭几天。有友人问他哭什么,他回答说:“曾四爷又要借我的手杀人了!”

有一年,湘乡县城新建一个码头,按惯例是杀猪宰羊,用“三牲”来祭祀,而曾国潢竟然杀了十六个人,作为祭祀之用。

对曾国潢在乡间的所作所为,曾国藩是略有所知的。咸丰七年,曾国藩回家办理父亲的丧事,听说曾国潢在乡间杀人太多,为人所怨,便要惩罚以教育他。

一天,趁弟弟曾国潢在床上睡午觉,曾国藩向夫人要了一个锥子,猛刺曾国潢的大腿,顿时鲜血直流,染红了被褥。

曾国潢从梦中痛醒,看到凶神恶煞一般的哥哥,抱住受伤的大腿,高声直呼:“残暴啊!残暴啊!痛死我了!”

曾国藩冷冷一笑,道:“我只用锥子刺了你一下,你就痛死了,你杀了别人,难道别人就不痛吗?”

经过曾国藩这一训诫,其弟不仅居乡杀人有所收敛,待百姓的态度亦有所好转。

曾国藩的家风是为后世所称道的,其中不乏严苛的教条,但若是没有这些严厉的地方,恐怕就不可能保证曾氏家族以后的荣光了。偌大的曾府,如果没有一位有权威的人来严厉约束,门风声誉不败才怪呢。

曾国藩看重家风,与其说是对曾氏祖风的继承,不如说立足现实,出于保全曾家声名以及自己晚节的需要。

曾国藩出身贫寒,尽管他的高祖做过官,但是曾祖时家道已衰微,他的父亲只中了个秀才,终生以教蒙童糊口。家境贫寒,用度必然俭朴,曾国藩不以为耻,反而珍惜这种家风。他考取功名,得了官职之后,依然不改由贫寒养成的生活作风。

曾国藩不仅本人恪守古圣贤的节俭之道,还不厌其烦地教育家人、子女谨遵“习劳习苦”的家风。有一年冬天,朝廷中一个叫金眉生的官员被好几个人弹劾,结果家产被抄,妻儿站在露天下,饱受饥寒之苦。

曾国藩便以此为反面教材,训导家人说:“名望所在,是非由此而生,赏罚由此而定。难道这个金眉生果真十恶不赦吗?其实不过是名声不好,惩罚随之而来罢了。”

严于律己,这是时下人们所忽略的成功之道。严于律己并不仅仅是在道德行为上约束自己,更重要的一点在于约束家人。曾国藩就是这个方面的楷模。

第四篇 宦海浮沉,坚忍不堕

正所谓:“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识量过人者,能之。”曾国藩就是一个能忍的人,凭着一个“忍”字,虽然他在宦海中几度沉浮,却始终没有翻船,尽管他遭遇了无数次的失败与挫折,却始终没有放弃努力。曾国藩这个“忍”字看似简单,其中却包含了太多的东西,有坚强的意志、坚定的毅力、无畏的勇气,还有理智的隐忍和无奈的酸楚。就因这一个“忍”,曾国藩坚持到了最后,最终获得了成功。

忍辱负重,打落牙齿和血吞

曾国藩金言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中来,而可大可久者也。

曾国藩有这样一句话,“打脱了牙和血吞”,表现了曾国藩能忍的品质。自古以来,人们都把忍辱负重称为担当大任的美德。孔子在《论语》中说:“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就是说,从谋略成大事的观点来看,“忍”还是很有必要的,今天的忍就是为了明天的成,为了明天的谋。古有“卧薪尝胆”的传说,讲的是春秋时期,越国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在忍耐中不贪安逸,在忍耐中不近甘味,最终复国。

在千变万化的人世间,难免要发生碰撞,尤其是在深似海的官场中,争斗更是难免。置身在矛盾的环境中,只有忍辱负重,方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纵观古今成功人士之道,无不是以忍而成就事业的。对几度沉浮的曾国藩来说,“忍”是开创成功之路的一条硬道理。事实上,曾国藩的一生都没有离开一个“忍”。

在曾国藩的成功路上,每前进一步都少不了忍。他回想起自己的人生岁月,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有屈辱。正是靠着这种忍让,曾国藩终于修成了官道上的正果。

二十四岁那年,曾国藩到长沙读书,当时他把自己的座位安排在窗前。有个叫展大宽的同学来了,因为来得晚,书桌只好安排在墙角。

有一天,展大宽突然冲着曾国藩吼道:“亮光都是从窗子照进来的,你凭什么遮挡别人?”曾国藩听了,没有说什么,一声不响就把桌子挪开了。

然而,展大宽仍不满意。第二天,他趁曾国藩不在,竟把自己的书桌挪到窗前,而把曾国藩的书桌移到墙角去了。

曾国藩依然没有争辩,那以后他就一直在墙角的位置读书。后来,曾国藩考中了举人。展大宽很不服气,便跑来寻衅,说:“你读书的位置风水好,那本来是我的,让你给夺去了。”

这时,旁边的同学看不过去了,为曾国藩抱不平,便对展大宽说:“书桌的位置不是你自己要换过来的吗?”

展大宽无理取闹地说:“所以,他才夺了我的好风水!”

那位同学说:“那你赶快搬回墙角吧,明年准能中举。”

同学们听了都哄堂大笑,展大宽一脸狼狈。曾国藩在一旁和颜悦色地听着,始终不发一言。

成大事者应该有广阔的胸襟,能忍受屈辱。人与人和平相处的秘诀在于一个“忍”字,俗话说:“百忍成金”。

在官场上,也免不了遭受屈辱,对此,曾国藩这样说:“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句话是曾国藩生平咬牙立志的秘诀。在庚戌、辛亥年间,他被京城的权贵们所唾骂;在癸丑、甲寅年间,他被长沙的权贵所唾骂;在乙卯、丙辰年间,他又被江西人所唾骂。之后,他又有岳州、靖江、湖口三次打败仗,这都是打脱牙的时候,但曾国藩没有冲动,而是和着鲜血把牙齿往肚里咽。

对这些屈辱,曾国藩就两个字——“忍了”。宋朝王安石说:“莫大之祸,起于斯须之不忍。”祸总是从口出的,就是因为忍不住了。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有一天,绿营兵与湘勇哄闹,至黑夜闯入曾国藩行台。曾国藩亲自告知巡抚,可是巡抚视若无睹,根本不理会曾国藩。

曾国藩只好第二日将兵营迁至城外,以避绿营乱兵。有人问曾国藩,为什么堂堂朝廷大臣还要退让,并忍受侮辱?曾国藩叹道:“大敌当前,我怎能为个人利益而泄私愤呢?”

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人生中总有不顺心意的事情,想要生存在这个反复无常的世界里,就需要学会“忍辱负重”之术。有道是:“该忍而不忍则易折。”“忍”还是避祸做官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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