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新一代人、平台和项目建立中美互信(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中美构建互信与增进关系双边委员会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通过新一代人、平台和项目建立中美互信试读：

中美构建互信与增进关系双边委员会

联合主席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前院长

Ernest J.Wilson III 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院长

委员会成员

白重恩 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David I. Fisher 国际资本集团董事长

贾庆国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Robert W. Liu Tireco Inc.创始人/董事长

Orville Schell 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Arthur Ross主任

Susan Shirk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21世纪中国”项目主任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王敏 北京大学特聘研究员

委员会顾问

丁健 金沙江创业投资董事总经理/亚信联创联合创始人

谢明 科进系统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吴建民 百人会会长、华美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唐晓丹 深银信投资集团董事长

工作人员

Clayton Dube 南加州大学 刘春梅 北京大学

Catherine Gao 南加州大学 Sarah Myer 南加州大学

Venus Saensradi 南加州大学 Craig Stubing 南加州大学

王栋 北京大学 Jian（Jay）Wang 南加州大学

Carola Weil 美利坚大学

中美构建互信与增进关系双边委员会（U.S.-China Bi-National Commission on Trust-Building and Enhancing Relations，BNC，简称“双边委员会”或“委员会”）致力于研究两国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互信问题，拓展中美之间增进信任的渠道。互信对两国合作应对共同挑战来说至为关键。构建互信需要全面和持续的努力来促进双方全面合作，并更有效地化解分歧。

双边委员会由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院长Ernest Wilson和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前院长）王缉思先生领导，涵盖两国相关领域的诸多资深专家。

双边委员会分别于2012年6月和9月在华盛顿和北京主办了一系列由两国政经界高官参与的对话，以及学者、社团和媒体参与的会议。这些对话和会议探讨了中美两国互疑的原因，建立信任的现有措施以及增进双边关系的可能渠道。在过去的两年中，双边委员会还完成了中美两国之间的民意、现有挑战等其他研究。南加州大学于2013年11月举办了一场讨论中美相互认知的会议，其中的部分成果在本报告中有所体现，更多内容即将通过中美交流网站上线。双边委员会将于2015年举办第二次安纳伯格庄园会议，邀请更多商界、学界、媒体及民间机构参与，并更多地鼓励在中美关系对话中常被忽视的青年人等群体加入，建立新的平台以促进合作常规化、更高效，并创立更有影响、覆盖更广的项目。

双边委员会是独立实体机构。创始基金和动议来自沈伟伦先生，也得到了美国社团百人会以及个人的资助。同时，双边委员会受到了中美两国政府官员的关注，他们期待委员会找到弥合妨碍两国关系的信任鸿沟之新路。

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新闻与传播学院

由Walter H. Annenberg大使慷慨解囊创立，学院在新闻与传播学多个领域卓有建树，长期与娱乐、媒体与技术行业的研究者与从业人员保持合作。现有教员逾200名，本科与研究生超过2200人。学院内设有18个研究中心和项目，中美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即为其中之一。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学院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建立最早的院系之一，在国际问题的教学与科研方面始终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学院内设“三系三所”，并有超过20个研究中心，包括国际战略研究院和美国研究中心。现有教员逾50人，各年级学生超过1200人，海外生源比例逐年提高。

概要

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与民间来往之密切史无前例。两国领导人定期会晤，明确表达了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的态度。但是，两国之间的重大分歧充斥着报章头条和各类民调，显示了两国人民互相尊重和信任之不足。总之，两国接触愈繁而信任愈少。我们当下并没有力推建立互信。

为应对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加强两国互信十分关键。在诸如网络安全、市场准入和地区争端等分歧议题上我们如欲取得进展，应尽可能构筑稳固的互信基础。

中美互疑的原因主要如下：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带来的巨变需要时间适应；两国在历史、价值及政治体制方面不尽相同；交往开放度和诚意不够；为在国内政治上捞分而给对方造成负面影响等。

双边委员会发现两国关系在实践和理论中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两国对北京—华盛顿之间的官方对话机制投入的资源和关注很大，却忽视了对人文交流的支持。如果在这方面给予更多的财力和媒体支持，会使两国彼此认识更深入并更加相互信任。在中美之间缺少更多创新性和包容性项目的情况下，在消除大的战略以及经济分歧方面是很难有进展的。

双边委员会由双方在政治、外交、经贸和通信领域阅历丰富的资深专家组成，他们对中美关系有深刻认识，此前已在加强双边官方与民间交往方面做了大量贡献。两年来，双边委员会深入研究中美关系、两国民意、互疑原因及交往在建构信任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等。通过举办与在任和卸任官员、资深学者和民间领袖、媒体等的会议，对于获得更大互信将面临的困难，我们增进了认识，对于如何克服之也有了深入看法。双边委员会由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院长Ernest Wilson和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及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先生领导。

本报告将阐释中美关系为何重要，以及为何亟须采取措施逆转正在上升的公众疑惧。报告亦将提出建立互信、增进两国关系的步骤，包括两国领导人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之后，在当地跟进举办的一个经济、教育、慈善和地方团体高层领袖会议，以夯实构建信任方面的合作进程。

当前，各界集中关注的仅仅是中美之间的分歧（媒体关心的是领导人如何解决棘手问题），这妨碍了对于双边关系及其进展、现有合作积极意义的理解。这些合作旨在应对共同挑战（领域多样，包括对抗疾病、减少污染、改善城市生活治理及灾害应急响应等），并更进一步培养相互了解和信任。最新的《中美未来十年经济关系》报告即为一个中美学者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团队顾问包括诸多卓越的前政要及商界与民间领袖。该报告并没有忽视中美经济关系中的问题，而是强调两国经济关系的交叠值得赞赏。类似的中美之间的日常交往理应得到政界和媒体的更多关注。

我们相信，更均衡地发展两国关系势在必行。我们呼吁：

● 在“二轨”上增加投入，两国有影响的学者，包括官员在卸任后举行非公开会晤，以研究那些困扰双边关系的甚至非常棘手的问题。双方的这些团体可以开拓思路，不仅围绕通常意义上的官方“一轨”做文章，集中探讨长期发展而不关注短期“成果”。

● 更广泛地支持以及宣传次国家、非政府层面来往与合作的广阔空间，尤其是以青年为对象、采用新技术与组织平台开展的类似活动。

报告无意贬低传统“一轨”外交——中美两国官方的高层访问与对话——的意义，毫无疑问，“一轨”对话必须继续。关键是，应对“二轨”与次国家、民间项目中阐发的理念与立场给予理解，并应酌情将其中部分内容纳入“一轨”中的北京—华盛顿对话。高层领导人角色同样关键，但同时应需凸显成功的次国家/民间合作，以吸引媒体的注意。加强中美合作现状和优势的共识，将培育更大的信任，在应对双边关系中的困难议题时增强两国的承受力。

现有交流一览

两国政府、市场和民间团体等机制交往的量级与深度史无前例。本报告分析了外交、媒体、教育、文化、商务及民间交流六大领域中的双边行为。

外交 两国政府已经建立了密切交流的渠道，包括国家首脑、部长与其他官员的频繁常规会晤。但是，这些交往通常更多是礼仪性的，多为重复既有立场。

媒体 这一领域的投资拓展速度非常惊人，但是对于两国社会影响有限。尽管美国的生活、消费类杂志在中国确实大受欢迎，但是很多公司在新闻采编、媒体准入方面受限。中国机构并未面临类似挑战，但其在美国的受众相对较少。

教育 无论是从范围还是从交往影响来看，教育领域也许是进步最大的。大量的学生、教员和研究人员从短期或长期项目中收获颇丰。他们分享知识、完成合作项目，传递成果。尽管在中国学习的美国人数增长较快，但（数量）仍远不及中国留美人数。

文化 从第一次乒乓外交到文艺界精英的访问，文化交流收获了媒体关注并广受赞誉。美国电影、电视、音乐和电子游戏在中国市场已站稳脚跟，大受青睐。中国文化元素在美国行销也颇为顺利，但多数商业性的文化营销在美国不太成功。两国丰富的多样性文化资源窗口尚待进一步拓展。

商务 公司与企业法人在其他领域也有代表。贸易投资2013年增长迅速，中美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相互依赖性很强。双方克服了许多障碍，经济联系是两国关系稳定的基石之一。同时，双方在市场准入、规则透明、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摩擦也在逐渐升温。双方的企业在这一领域交往大有潜力，但是就现状和资源来看，双方并未尽全力促成更多交流。

民间 民间团体和行会的交往有序而频繁，在目标、范围、持续性和影响方面各有千秋。这些交流非常需要资源投入，即使其中最活跃者也需要更多关注。中国政府已赞助并持续投入资金给某些领域的非营利组织，促成其与美国同类组织加强联络。中美在对方国家中的利益非常大，旅游业也在蓬勃发展，尤其美国在华利益增长十分明显。虽然短期访问明显较多且双方接触受制于机会和语言等，但是两国日均来往人次已过万。

尚待研究：新生代、平台与项目

委员会呼吁更全面地拓展两国现有交往。我们相信，中美各级政府、机构与组织之间的“二轨”讨论和“下一代公共外交”应受到鼓励并获得支持。

上文已提及新近关于基金会赞助“二轨”讨论中美经济关系并发表报告的相关事例。除经济领域外，网络安全、领土争端、气候变化和食品安全等领域皆有类似需求。各类基金会可以组织临时或固定的小组，促进非正式的坦率意见交换，讨论建议、关切及任何进展的可能途径。这种讨论的积累可以深化了解，建立信任，若其理念和精神能充分传达给政策制定者则尤佳。评估这类公开渠道的交流探索是很有必要的，可以促进跨太平洋的机制性联系，以及为传统“一轨”对话“拓展可能性”。

我们呼吁的“下一代公共外交”紧扣中美两国年轻人对于彼此的积极看法，包含中美两国之间交往合作的新型技术与组织平台。虽然两国主流对彼方的态度略显悲观，30岁以下人群却半数抱有正面印象。虽然双方政府在增加对年轻人留学海外的资金支持，但这一积极信号还需要时间被公众广泛认知。这仅仅是开始。虽然大多数年轻人没有在海外求学的机会，但是他们可以加入学习他国风土人情的行列；借助科技的迅速发展，他们也可以与外国人一起讨论和解决问题。

以下是我们提出的引导这一新生代力量的基本原则。

各领域的领袖与团体应支持任务导向的交流与合作，制定现实目标并努力使其达成。

这类合作已经在学界广泛开展，致力于解决双边日常关系中存在的困难，但中美之间在携手应对问题、共同发展和应对挑战上还有广阔空间。经验是否异地适用并非主要问题，实际上，在多数情况下经验是可以变通的。各方合作成果可能才是重点。动员能力和跨界专业意见可以带来创新和突破。

这些活动大多是“自下而上”的，但是两国领导人应对此类地方性动议予以支持，鼓励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参与和对方的跨洋合作。对这类尝试及其成果予以关注，有助于转变人们对中美关系所持的消极立场，使更多公众支持消弭两国分歧。

重点吸纳年轻人参与这类活动，利用好新交流合作平台。

研究表明，若中国和美国公众接触彼方机会更多，对彼方的印象会更正面。频繁深入的交流产生互谅互让，这也是更大程度互信的前提。亦有调查指出，中美两国30岁以下的民众明显对彼此印象更好，对两国关系未来的看法更积极。这也许部分归因于年轻人有机会成为交换生或者更易掌握外语，有更多渠道了解彼此的相关信息等。

因此，对青年一代交流合作的资金支持可以同时收获长期和短期效益。年轻人是社交媒体最忠实的用户群，所以双边关系的信息可以在这里进行展示。这一目标受众惯于使用新的传播平台，而这类平台又可以免受费用、时间和距离的限制，因此新的项目应该利用之并与其结合，这将不仅为双方合作提供便利，同时也为项目本身扩大了关注度和效益。

若想使两国关系更海纳百川，仅仅将目标局限于年轻人是不够的。两国关系事关双方人民福祉，创立并支持涵盖两国各阶层、地域和民族的人民交流项目非常必要。

搜集并公开两国交往合作的信息，甄选最具影响的项目并突出其成功要素。

中美两国大部分民众除了知道两国之间贸易额巨大、双方政府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之外，彼此所知着实相对有限，对两国合作化解分歧的方式更缺乏了解。如能在互联网上建立一个关于双方迄今交流与合作的信息数据库，对于希望了解这些行动及其影响的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新闻界等都将有很大裨益。此外，若希望参与或者支持相关动议，或者希望进一步扩展相关项目，这样的数据库也是有益的。

双边委员会并不局限于研究和发布报告，它已经参与公开数据库的建设。该数据库将为中美交流与合作相关信息提供溯源，并存留深化了解促进合作的各种活动。

第二次安纳伯格庄园峰会

两国元首在安纳伯格庄园的非正式深入讨论大部分热烈坦率且富有成果。基于这一成功范例，BNC将邀请有影响的商界、基金会、文教、媒体和社区领袖于2015年齐聚安纳伯格庄园，基于本报告筹划项目，围绕下一代公共外交使更多中美两国人民参与到构筑信任的合作中来。***

本报告建立在许多研究人员与机构关于促进两国关系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感谢他们以及其他诸多机构、个人对我们的支持和慷慨共享。虽然他们可能并未赞同我们的所有研究结论和建议，但我们欢迎各界的后续反馈。

时间至关重要。双方现有的交流渠道并不理想。在关键议题上欲取得进展，互信作为其前提条件却正遭削弱。双边摩擦会腐蚀这种互信，并引发更多有害的冲突。

这类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中美之间当下交往之深哪怕在不久前亦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有信心让更多人参与持续性的双边交流，并宣传好这类合作的进步与成果，大大增强双方的了解和互信。也许这方面工作的效果并不会立竿见影，但其长期收益大有可期。我们需要使当下已经开始的工作更为人所熟知，更应使青年人等多被吸引进来。我们必须现在就开始努力。

本报告及更多委员会相关信息请参见：uschinaexchange.usc.edu。网站同时提供各类中美两国的交往资讯，您也可以获悉如何参与增进两国相互了解的相关行动。非常期待您的反馈。

介绍

中美两国间的互动和相互依赖日益增强，但有调查显示，两国人民对彼此国家的好感和信任反而日益减退。

信任，在促进中美两国间合作和避免冲突方面至关重要。此份报告旨在探究中美如何建立互信，尤其通过加强相互沟通，增强决策者在致力于建立具有建设性和广泛基础的双边关系过程中所具备的灵活性和自信心。报告提出了通过拓宽社会参与减少相互间不信任的建议。通过改变解决困难问题和应对事件的整体环境，我们可以提高领导者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转而增进互信。***

改善中美关系不仅仅对两国至关重要，对其他国家同样意义重大，如图1所示，不管是经济产能（占世界总量的34%）、国防开支（48%），还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二氧化碳排放量（44%），两国都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两国均认识到这一点，认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且普遍肯定增进两国关系的必要性。两国均面临来自安全、经济和环境方面的巨大挑战。这包括减少核武器扩散威胁，加强太平洋区域安全，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产能的同时减少气候变化污染，供养老龄人口，增进国际合作，从而共同解决全球关切的问题。

迎接这些挑战为中美两国间的合作提供了诸多机会，而有效解决一些问题也同样需要合作。在共同的需求和愿望将两国拉在一起的同时，不同的利益和价值也在两国间制造距离。有美国人担心中国崛起必然会以美国的利益为代价，而有些中国人则认为美国在竭力遏制中国的崛起。随着双方的经济相互交织，发生在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争端向更加激烈和多层面的方向发展。通常涉及第三方的安全问题，以及如今涵盖在安全问题内的网络安全，已经日显突出和紧迫。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也在与日俱增。

中美之间缺乏信任阻碍了诸多问题的进展。其中有些不信任源自我们不同的历史、政治制度和文化规范；有些可归因于缺乏透明度和足够的交流互动；有些来自于国内那些认定中美合作不可能实现和不受欢迎的势力；有些则形成于未能成功达成协议或协议未得到充分执行所遗留的问题。

同时，中美间广泛而日益增多的交流正在以各种形式存在着。每天人们都在跨越国界和文化的界限去解决大量涉及食品安全、城市规划、太空医学甚至公海海盗等共同面对的问题。两国政府、公共机构和民众的当务之急是扩大这些交流的有效性，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从而启动和改进涉及广泛争议议题的相互交流。通过以上努力并投入更多的精力，中美之间能够建立起更加牢固的信任基础。当然这不会轻易快速地实现，信任必须受到经常性的滋养才会持久存在。增进互信会使得两国民众具备更加充分的协作以及更加有效地管理我们的差异的能力。图1 美国和中国在全球的地位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美国能源情报署、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机构。

鉴于此，本报告不对中美关系中存在的诸多难题提供详细和全面的解决方案，而是通过明确为在中长期内增进互信而采取的具体行动，从而改变探讨这些难题的环境。本报告主要围绕以下两个主题进行阐述：

1.我们应该动员更大范围内的机构和个体参与中美两国间的交流，包括参与针对关键问题实施的项目；

2.我们应该采用新的技术和平台来促进交流，尤其是青年人之间的交流。

我们关注如何利用新工具并调动新一代决策者的参与性，帮助其加深对中美间存在的问题和利益的了解，以及增强其对更好地管理两国间复杂关系的必然性的认识。

我们承认即使有牢固的信任基础也不能阻止中美之间分歧的出现，但是一个更加牢固的信任基础将会减少分歧对双方关系其他层面的消极影响，并且会使我们更容易地找到消除分歧的方法。

本报告是由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院长Ernest Wilson III和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带头组成的中美构建互信与增进关系双边委员会完成。委员会拥有来自两国的资深专家，他们是杰出的学者或商界人士，在政治、外交、经济、贸易或传播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其中某些委员曾任政府高层决策者，大部分委员曾担任过政府部门顾问，他们都对中美关系有深入了解，并且一直致力于增进两国政府和民间的联系。他们分享对两国间存在战略互疑的担忧，但同时也相信我们可以通过行动在现在以及将来的长时间内极大地增进互信，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控制分歧。

通过本报告，我们旨在：

1.解释为什么建立互信对密切中美关系至关重要；

2.明确交流是建立互信的关键；

3.回顾和评估为促进相互理解和信任做过的努力；

4.为现阶段应该采取的行动提供建议。

本报告内容经过委员会成员和工作人员的广泛讨论，同时也包含来自委员会组织的会议和采访中参与者分享的观点，以及众多顾问，感谢他们的慷慨建言，这对我们来说是无价的。当然，他们或者您不可能对报告中所有的分析和建议都完全赞同，我们欢迎大家的分享和探讨，并将想法通过以下网站反馈给我们：china.usc.edu/trust。第一章背景——更加紧密，但信任减少

中美关系处于怎样的状态？我们注意到不断发展的联系，审视两国民众对彼此国家和两国关系的看法，并辨别不信任的来源及其表现形式。1.互动、相互依赖不断增强

中美伙伴关系对两国来说既是最重要的对外关系，又或许是最大的挑战。自41年前恢复高层往来、34年前正式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最初是安全问题使得美国和中国走到一起，双方间文化和学术的交流是有限的，而且几乎没有贸易往来。然而，近二十年来我们的经济联系已变得密不可分，同时在科学、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也在广泛进行着。我们可以看到各个级别的政府官员互访，以及两国人民之间长期和短期的频繁交流。图2 中美两国人员交流资料来源：中国国家旅游局、美国旅游产业办公室。

经济和学术领域的合作尤为突出。

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学者到对方国家学习、工作，并与当地人保持紧密联系；企业家成功地在两国间建立了贸易往来；除此之外，来自中国的投资者正在积极在美国寻找投资机会，就如同他们的美国同行长久以来在中国所做的那样。图3 中美商品贸易额图4 中美留学生人数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国际教育研究所。

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总量加起来占世界的1/3，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4。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在维护全球经济的健康与稳定方面并没有起到与之相匹配的影响和作用。虽然从广义上来说，两国领导人已经就如何应对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达成共识，但在结构问题和具体政策方面，仍然存在大量不同意见，双方在世界贸易组织、20国集团多边谈判、双边战略与经济对话等组织和机制中仍存在分歧。

两国民众到对方国家旅游、工作和学习的人数逐年增长，平均每天就有大约6000名美国人抵达中国，同时有大约4000名中国人抵达美国。收入的增加和美国签证政策的放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旅游业的[1]发展。就在2006年，每天去往美国的中国人还不到1000人。

两国间的商务来往有效地促进了两国在2012年超过5000亿美元的贸易额。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其向美国的出口额增长了4倍，而较不为人知的是，同时期美国向中国的出口额增长[2]了5倍。

大大小小的公司参与到这种贸易关系中，并且雇用了数以百万计的员工。此外，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了510亿美元以赢得中国消费者。[3]数以万计的美国人在中国居住和工作，已经成为仅次于韩国人的第[4]二大外国人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努力发展在美国的[5]投资，2012年对美投资额达近70亿美元。如今中国在美国的房地产和商业投资还相对较少，但中国多年来都是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最多的[6]国家，拥有1.2万亿美元国债。

自2005年起，中国已成为在美学习外国留学生的最大来源国，现如今美国拥有超过24万名中国留学生。相较而言，美国学生却不那么热衷于赴中国学习。由于极少数美国人选择出国读书，而在这极少数中又只有一小部分选择去中国，2010年只有5%的美国留学生去[7]往中国，中国在最受美国留学生欢迎目的地的排名中位列第五。然而，奥巴马政府推出的“十万留学生”计划将会大幅增加在华美国留[8]学生人数。民间资助和政府奖学金也会对此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两国的民间交往日益频繁。民意调查显示，频繁的接触会产生彼此间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增进民间交流应该成为两国政府和致力于促进两国互信及紧密关系的机构关注的重点。2.是否存在不信任？民众对中美关系的看法调查

美国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均承认中美关系的重要地位。大多数被调查者都用“重要”、“总体上积极”来形容中美关系，多数人对双方关系得以进一步增进寄予希望。同时，也有不少决策者和普通民众，对对方国家的长期意图表示了不信任。

以下三个调查项目——“皮尤全球态度调查项目”（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BBC国际台国家评价调查”（BBC World Service Country Rating Poll）及“百人会中美公众看法和舆论调查”（Committee of 100’s US-China Public Perceptions and Opinion Survey）——为评估两国间的不信任是否存在，以及是否会进一步恶化提供了有益的支持。另外，我们还利用了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和盖洛普调查机构的调查结果来阐述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

皮尤研究中心利用超过10年的时间在很多国家进行了调查，反映出了观点的纵向变化。BBC调查从2005年开始在二十几个国家里就对国家影响力的看法进行了调查。百人会分别于2007年和2012年在美国和中国对两国间关系进行了调查。

其中，百人会和最近的皮尤调查在提问时直接提到了中美互信，其他调查则帮助我们了解民众对两国关系的看法是如何变化的。首先，大量的关于好感程度的调查为我们提供了公众对于中美关系的普遍看法。其次，其他数据强调了公众觉察到的冲突，以及显示了公众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对方国家带来的威胁。最后，人们如何评价当前中美关系的性质以及两国相对全球影响力变化的可能性的数据，增强了我们对未来预期如何影响当前观念的理解。

为了更好地把握中美互信的程度，有三个关键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两国间是否存在互疑？互疑的程度有多深？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

互疑是否存在？

调查显示，公众对彼此国家的看法最多的是不冷不热，而且在过去三年里有逐渐消极的趋势。2013年春，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非常或者有点不喜欢中国，比2011年持消极看法的增长了16%，同时，有微弱多数的中国人对美国持消极看法，比2011年增长了[9]7%。

在过去几年里，BBC调查的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比皮尤的调查结果更加消极。2013年春，BBC调查结果显示，67%的美国受访者不喜欢中国，同时57%的中国受访者不喜欢美国，而其中大部分人认为“对方国家对世界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2/3的中国受访者这样认为，较2011年有了大幅增加。同时，认为对方国家为世界带来积极影响的受访者不到1/4，较2009～2011年有大幅下降。图5 中美两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的看法资料来源：皮尤研究中心、BBC世界新闻。

据BBC和皮尤的调查，两国民众对彼此国家的态度比起其他国家的受访者来说要消极得多。例如，2013年BBC调查发现，45%的受访者（不包括美国人）对美国的影响持积极看法，42%的受访者（不包[10]括中国人）认为中国为世界带来积极的影响。从皮尤2013年的调查来看，来自38个国家的受访者中有63%喜欢美国，50%喜欢中国。[11]

不过，对彼此的看法消极并不代表视对方不友善。

盖洛普2003年的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民众视中国为友善国家，就在2013年7月奥巴马和习近平在加利福尼亚进行会面前不久，[12]5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友善的，只有14%的人视中国为敌人。而《环球时报》在会见之后进行的调查显示，来自7个城市的53%的中国[13]受访者视美国为伙伴或者至少是友善的。

两国以及其他国家都承认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盖洛普2008年的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经济大国。而到2011年多数变成了大多数，直到2013年53%的[14]美国人承认中国的领先地位。皮尤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将要或者已经取代美国成为领先的超级大国，2008～2009年只有约1/3的人这样认为，而到2013年春47%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正在或将要成为领先大国，同样比例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永远不可能取代美国。而2009年2/3的中国人认为中国已经或将要取代美国，只有少[15]数13%的中国对此持怀疑态度。图6 中美两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的看法资料来源：盖洛普、皮尤研究中心。

皮尤2013年的调查显示，几乎一半的中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充分地或者一定程度地考虑到中国的利益，同时，不到1/4的中国人赞同奥巴马的对外政策，这比2009年他刚上任时下降了34%，而只有19%的人认为奥巴马的连任对于他们对美国的看法有积极的影响。56%的中国人认为中国没有得到它应得到的来自全世界的尊重。同时，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认为中国在制定对外政策时给予美国利益足够的考虑。[16]

尽管双方的联系日益加强，但在两国公众和决策者当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相互不信任。百人会2012年的调查显示，56%的中国人和50%的美国人认为两国间只存在很少的信任或者根本不存在信任，不[17]信任是两国人民中的常态。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缺少信任是个严重的问题。盖洛普调查显示，3/4的受访者认为缺乏信任成为进一步增[18]进双边关系的最大障碍。而在皮尤2012年的调查中，只有1/4（26%）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完全地或者相当大程度地信任中国，其中较大比例（26%～34%）的退伍军人、学者、商人、政府专家和记者表示美国应该信任中国。图7 中美两国应该存在多大程度的互信？资料来源：百人会。图8 在应对中国崛起方面，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怎样做资料来源：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

互疑问题有多严重？

美国人普遍认为和中国建立紧密联系是件好事，但同时对中国在国际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表示担忧。近期皮尤调查发现，大部分美国人（2012年为52%）将正在崛起的中国视为一大威胁。尽管只有1/4的受访者提到这一点，但中国已经超过伊朗和朝鲜，成为美国最大的[19]威胁。

百人会的调查显示，更大比例的美国人（67%）认为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力量对美国造成严重的或潜在的威胁（尽管这一比例比[20]2007年的75%下降了一些）。2007～2012年，接受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调查的美国人中有大概一半表示，中国对于美国来说代表一种军事威胁。2011～2012年，59%～63%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带来了经济威[21]胁。不足1/3的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为美国带来了经济机遇。而在近期的美国大选期间，有些政客就试图利用民众对中国崛起的明显[22]不安。

同时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调查显示，2006～2012年，64%～69%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并且深化合作。只[23]有28%～33%的受访者主张限制中国的发展。根据百人会的调查，认为美国接受中国崛起并期待双边合作的美国人从2007年的64%增长[24]到2012年的72%。

尽管如此，不少中国领导人和学者表示担心美国会像之前的大国一样竭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为了避免历史上既有大国和新兴大国[25]之间发生战争的情况，中国领导人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奥巴马政府推出“重返亚洲”战略，目的是促进地区稳定和发展，但中国领导人和公众认为美国此举意在遏制中国。在百人会2012年的调查中，52%的中国人认为美国正在努力防止中国成为超级大国，而在[26]2007年只有32%的中国人这样认为。

百人会在2012年的调查中问到哪些问题最有可能造成中美间的矛盾，美国受访者认为是贸易（36%）、人权（28%）、工业间谍和网络安全（28%），中国的受访者则认为台湾问题（49%）、地区安全（33%）、人权（21%）最容易成为爆发点。这与2007年的调查结果类似，不过认为地区安全会成为隐患的中国人几乎翻了一番（从[27]17%到33%）。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结果只是出自针对政策和威胁的调查，而并不能作为两国民众关注的焦点。百人会曾经做过一项调查：提到中国，你最先想到什么？1/4的美国人提到中国的文化、历史、食物或者长城；15%的人提到辽阔的国土面积或者人口众多；13%的人提到便宜的商品、中国对美国大量的出口或者沃尔玛。而一提到美国，31%的中国人表示不确定，11%的人提到战争或者军队，10%的人提到“9·[28]11”恐怖袭击或者反恐。

美国和中国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百人会在2012年的调查给出了以下结果（见表1）。表1 美国和中国民众最关心的问题

同一年皮尤的两次调查进一步验证了以上结果。但略有不同的是，70%的美国受访者将恐怖主义排在首位，经济和就业紧随其后。而中国民众最关心的第三个问题则是食品安全（41%的受访者提到这是个[29]很严重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以及民众对政治人物的信任在两国社会都是突出问题，而以上调查让我们特别注意到对官员腐败的[30]疑虑和对掺假食品的担心在中国尤为严重。

尽管民众都关注国际事务和中美关系，但是大多数人没有把对方看成绝对的伙伴或者敌人。越来越多的民众将对方国家看作会造成潜在威胁的竞争者。这往往为那些企图利用对对方国家的不安情绪来实现国内政治目的的人提供了机会，但给有效解决棘手的双边或多边问题制造了强大的障碍。

希望的信号是否存在？

种种调查显示了最有希望的信号，那就是大多数民众期待更加紧[31]密的两国关系。除此之外，调查结果还显示，两国的年轻人对彼此国家抱有显著的和一贯的正面看法，这令我们大受鼓舞。2011年，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调查发现有59%的18～24岁的美国民众表示喜[32]欢中国，而在其他年龄段只有33%～37%。2013年春，盖洛普调查显示只有43%的美国人喜欢中国，年龄在18～29岁的受访者中72%的[33]人视中国为伙伴（20%）或者是友善的国家（52%）。

以上结果和皮尤2005～2013年的调查结果一致。2013年春的皮尤调查显示，57%的年龄在18～29岁的美国民众对中国看法积极，同[34]样年龄段的中国民众中50%对美国看法积极。图9 中美两国年轻人对对方国家的看法资料来源：皮尤研究中心。

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看法普遍比中国年轻人对美国的看法更加积极。当大多数人对对方国家缺少好感时，我们惊讶地发现，50%的中国年轻人和57%的美国年轻人却对对方国家看法积极。

不久前，学者和记者们惊讶于中国所谓“愤青”的增多，尤其在追踪网络评论时，但至少在过去的9年时间里，年青一代的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多过老一代。

出现这种“代沟”的原因尚不明确。但很有可能是年轻人更加开放，对传统新闻来源的依赖性更少，与对方国家的民众以及文化产品有更多接触的机会。无论如何，他们表现出更多正面的看法，更加不容易对彼此国家产生消极态度。对于渴望增进中美间相互了解和建立互信的人们来说，年轻人应该是最有希望的目标受众。

影响

以上调查告诉我们，中美关系中确实存在互疑，而且互疑在不断增长，但年青一代有悖于这种趋势。互疑成为解决两国间问题和增进两国关系的一大障碍。利用新的交流平台建立起来的项目关注年青一代将极其有望实现长期地增进互信。我们的建议也将关注于此。3.互疑带来的挑战

双边关系中存在的战略互信和共同关注的国际问题说明双方认识到共同利益远远多于分歧。每一方都希望对方理解他们的核心关切，尽管对方可能不接受他们的看法。战略互信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利益或者价值方面的冲突。但只要战略互信存在，双方就可以努力将分歧对整体关系造成的影响降到最小。一个最近的案例——陈光诚向美国驻华使馆寻求避难——就发生在2012年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进行之前，而此事件并没有成为发展中美总体关系的阻碍。为了消除分歧和强化双边关系，北京允许陈光诚前往美国留学。

总的来说，中美之间确实存在互疑，以至于双方对分歧的关注多过对共同利益的关注。双方并没有为多种多样富有成效的合作感到高兴，反而过于关注未能实现的合作或者未能履行的承诺。

委员会联席主席王缉思和布鲁金斯研究所李侃如（Kenneth [35]Lieberthal）研究员共同分析了美中战略互疑的主要原因，内容如下。1）国际体系的结构性改变：对中美相对权力变化的认知。

中国经济显著增长，尤其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差距急剧缩小。中国已经建立起令人印象深刻的交通运输网以及随处可见的令人吃惊的摩天大楼，主办大型活动，大量增加军事和国内安全开支，并且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中国放缓经济增长的速度，政府承诺调整经济结构以使未来的经济增长以国内消费需求为驱动力，减少对建立在宽松信贷基础上的出口和投资的依赖。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还是预料中国的经济会超过美国。但是如果以人均计算，中国经济就要比美国略逊一筹。中国军费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促进了海军和空军备受瞩目的发展，但仍然只相当于美国国防开支的一小部分，而且中国军队的可及范围不及美军。

中美两国相对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变化的确存在，但两国都有很多人夸大了变化的范围和速度。这种变化和看法坚定了某些美国人与中国“划清界限”的态度，并且为中国国内那些主张“维护自己利益”的人壮胆。经济方面，双方都有对不平等的投资或市场准入限制的指控；安全方面，美国坚持不在东海和南中国海地区的领土争端中采取立场，但反对改变现状的单边行动。有中国人指责美国，称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中国和某些邻国间的争端早就得以解决了。另外还有一个属于经济和安全双重范畴的问题，那就是网络间谍和网络盗窃，在此问题上，双方间的指控和反指控交替进行着。两国高层领导人经常提到渴望进行和平和富有成果的双边交流，但其实来自两个国家的很多人对彼此的最终目的心存疑虑。

中国力图推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以消除人们的疑虑。起初美国对这个名词不太情愿正式接受，不确定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除了中美间已经明确的对持久和平的需求，以及在解决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的合作之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关系。但自奥巴马与习近平在加州会面以来，双方开始频繁使用这个名词。2）政治和价值体系的差异。

中美两国间政治和价值体系的差异一直以来是造成两国间互不信任的主要因素。从1953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开始，美国一直支持对共产党政府推行和平演变政策。毛泽东以及之后的几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在提醒中国人民应对此保持警惕。他们认为美国人强调对人权的关注或者赞扬中国台湾的民主，并非真的要为这些主张承担义务，其最终目的是对抗中国政府，以及长久维护美国的统治地位。他们指出，美国支持欧亚国家发起的“颜色革命”，以及美国对“阿拉伯之春”的同情和支持，足以证明美国一直致力于改变自己不喜欢的国家，其中包括中国。

有中国分析者认为，美国政策是其精心制定的战略发展进程的体现。他们对卷入这一进程的众多而又争论不休的行为者缺乏足够的了解。例如，2010年谷歌宣布遭到很可能是由中国支持的网络攻击，并将停止对搜索结果的审查，许多人就认为是美国政府在鼓动谷歌在中国网民中煽动反政府情绪。

美国的民众和领导人认为中国带有外交政策含义的声明、决定和行动完全是经过最高领导人审查和批准的。但王缉思在2011年曾表示，很遗憾的是中国从来没有公开地明确表达过外交政策大战略。[36]中国政策缺少透明度增加了美国人对中国针对其邻国和美国的战略意图的担心。而且，美国领导人相信民主政体本身更加稳定，更有可能找到和平解决争议的方式。有美国民众和政治人物坚持认为中国政府压制人民，不值得信任，并且对中国领导人强调的寻求和平发展、共建和谐世界表示怀疑，他们认为中国正在不顾其邻国和美国的利益推行地区霸权。有人寄希望于新近宣布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可以增进各部门间的协调从而使中国的意图更加清晰，尽管它的权责还不甚明晰。

以上基本的体系差异不容易消除，是中美信任缺口产生的关键。3）真诚沟通和行动承诺的欠缺。

两国之间已经建立起各层次各领域的交流，尤其是高级别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但有些交流只是停留在仪式层面，双方只是重复一些既定话题，并没有更加坦白和更深入的讨论。商人和慈善家莫里斯-格林伯格曾经说，“我参加过若干对话，每次对话的结果都一样，每一方陈述自己的问题和担忧，尽管气氛是友善的，但不幸的是，问[37]题没有得到解决，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摩擦依然存在”。

格林伯格的抱怨得到了广泛响应。不是因为会议举办得太少，不是参会者不够认真、不够有影响力，也不是对话的范围不够广泛，而是很多对话太过于结构化，过于追求要取得重大突破，但很多来之不易的协议并没有得到充分落实。

此外，媒体从业者和分析人士针对对方国家和民众给予严厉抨击的情况并非罕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开放度的提高以及对观众和读者的激烈竞争。强调“最新的威胁”和“又一个侮辱”，而不是双方间最新的和最成功的交流以及在解决共同问题方面取得的进步，将对人们思考和讨论中美关系时的氛围有着深远和负面的影响。4）经济和贸易摩擦的“国内政治”削弱信任基础。

双方间大量的经济互补联系长时间以来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是，现如今渴望增加生意往来以及中美公司间的竞争加剧导致了摩擦的产生。两国国内的强大势力给领导人施加压力，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动员民众来推动国家制定政策和采取行动。通常这些势力寻求为其成员享有的市场或权利进行保护，或者为他们的产品或投资开放市场，或将保护延伸至他们还未涉及的领域。通常这些势力会极力推动单边行动，例如要求美国政府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以实施制裁。中国国有企业也鼓励政府限制外资企业涉足某些国内市场。同时，中国官员抱怨美国对出口和投资的控制限制了中国公司需要的技术进口和投资。美国官员则争辩说中国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措施意味着创新者应得的收入被非法剥夺了。

双方都怀疑对方从国际金融体系中不当得利。中国批评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国则对中国继续自命为“发展中国家”而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获利表示不满。前者批评美国操纵货币，并威胁称这会损害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投资；后者则抱怨此种身份允许中国限制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美国被说成利用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压榨他国，而中国则被看做要回避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该承担的责任。

两国领导人都意识到双方从牢固和扩展的经济联系中获利，但同[38]时承认经济问题如两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导致了政治紧张。而缺乏足够的交流以及对对方国家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广泛理解也加剧了紧张局势。最近以获得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网络间谍问题再次证明缺乏互信限制了两国在紧迫问题上的合作潜力。4.交流在建立互信中的重要作用

在2010年和2012年，德国马歇尔基金调查询问美国民众，美国和中国是否享有足够的共同价值和利益以合作解决国际问题。与对中国的日益增多的负面看法相一致，没有几个美国人认为中美间具有合作的价值观念和利益基础。尽管如此，2012年，仍然有46%的被调查者认为双方存在共同的基础。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调查显示，日[39]益增多的（40%）美国人认为美国需要和中国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我们认为，缺乏足够的交流以及对于交流范围和所解决问题认识的欠缺，成为限制两国间合作潜力发挥的关键原因。更多和更有效的交流对于构建互信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信任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即知道对方怀有良好的意图，是可以履行承诺的，行为是可以预期的。这是中美关系得以稳定发展的根本保障，因为它限制了双方对合作风险的看法，并抑制任何一方有损害信任的行为，例如缺乏交流、怀疑对方有隐含的目的，以及误解。[40]

交流是培养中美互信的关键要素。行为者拥有的有关彼此的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有助于克服忧虑，不用担心在信任对方时犯下错误。[41]而正是相互交流才会深化合作。交流是取得信任的核心，因为交流可以解决信任的三个层面的问题：真实的交流显示了一方良好的意图，展示了能力，使得一方可以预期另一方的行为。有效的交流增进彼此的熟悉程度，加深相互理解，反过来促进双方为进一步的共同利益采取积极的行动。

许多分析人士在看待交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时，聚焦传统外交接触，主要关注政府领导人和高层代表如何进行战略对话、高层互访及其他形式的私人交流。这当然是双边关系的重要部分，但值得记住的是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均受到来自政府内部和外部的影响和约束，他们致力于影响公众态度，但也要留意来自外界的影响。因此，政府和政府、政府和公众及公众和公众间的交流都对减少战略互疑至关重要。

在本报告中，我们审视两国政府和民众间存在的多重形式的交[42]流：独白、对话与合作。我们建议的方案一部分可能在短期内取得成效，但大多数需要长期的努力。我们建议利用新闻管理、战略沟通和建立关系的方式来发展有效交流的多重渠道。两国政府和民间力量已经开始了在有些方面的努力。我们提倡继续扩大和深化这些努力，提高成效，并且采纳本报告提供的建议以及成功的交流经验展开新的努力。

在我们提出建议之前，让我们先来回顾在六个领域（外交、教育、文化、媒体、商务和民间）里为建立互信正在进行的交流，明确有待发掘的机会，以培养双方更加深入的理解和互信。[1] U.S. Office of Travel and Tourism Industries，“Forecast of International Travelers to the United States by Top Origin Countries.” China National Tourism Administration，“2012 Foreign Entries” （2012年1～12月入境旅游外国人人数）。[2]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Trade in Goods with China.”[3]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U.S. Direct Investment Abroad，Country Detail.”[4] China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6th National Census Results，2010；Hong Kong，Macau，and Foreign Population，”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接受普查登记的中国港澳台地区居民和外籍人员主要数据），April 29，2011。[5] Thilo Hanemann，“Chinese FDI in the United States，Q2 2013 Update，” Rhodium Group，July 19，2013.[6] For example，U.K. investment in the U.S. manufacturing sector was $140 billion in 2011. James K. Jackson，“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An Economic Analysis，” Washington，DC：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October 26，2012：3.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Major Foreign Holders of Treasury Securities （as of May 2013）.”[7]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Open Doors Fact Sheet：China.”[8] U.S. Department of State.“100，000 Strong Initiative.”[9] Pew Research Center，“America’s Global Image Remains More Positive than China’s，” July 18，2013，p. 76.[10] BBC World Service，“Views of China and India Slide While UK’s Ratings Climb：Global Poll，” May 22，2013，p. 3.[11] Pew，“America’s Global Image.”[12] Gallup Organization，“In U.S.，More See China as Friend Than Foe，” June 6，2013.[13] Hu Qingyun，“Poll shows majority see US as friendly after summit，” Global Times，June 13，2013.[14] Jeffrey M. Jones，“In U.S.，Majority Still Names China as Top Economic Power，” Gallup Organization，February 26，2013.[15] Pew，“America’s Global Image.”[16] Pew，“America’s Global Image.”[17] Committee of 100，“US-China Public Perceptions，” April 2012，p. 37.[18] Cynthia English，“Americans See the Benefit of Close U.S.-China Relations，” April 17，2012.[19] Pew，“U.S. Public，Experts Differ on China Policies，” September 18，2012.[20] Committee of 100，“US-China Public Perceptions，” April 2012，p. 31.[21]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Transatlantic Trends：Key Findings 2011，” “Transatlantic Trends：Key Findings 2012，” and “Topline Report 2012.”[22] USC U.S.-China Institute，“Talking Points November December，2012.”[23]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Global Views 2012，U.S. Public Topline Report.” July 27，2012，p. 69.[24] Committee of 100，“US-China Public Perceptions，” April 2012，p. 48.[25] See，for example，Chinese state media coverage of the June 2013 meeting between Xi Jinping and Barack Obama. E.g.，“The get-together，unparalleled in China-U.S. interaction，has produced a rich harvest of fruits，with the most striking one being the joint commitment to building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nto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and win-win cooperation.” Xinhua News Agency commentary published in People’s Daily and elsewhere，“Commentary：Xi-Obama summit opens new chapter in China-U.S. relations，” June 10，2013.[26] Committee of 100，“US-China Public Perceptions，” April 2012，p. 48.[27] Committee of 100，“US-China Public Perceptions，April 2012，p. 42.[28] Committee of 100，“US-China Public Perceptions，” April 2012，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